土地法实施条例全文篇1
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50，而土壤流失总量却占到了全国的1/5！作为全国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之一，陕西省的水土流失现象十分严重。为此，陕西省结合现阶段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制定了《陕西省水土保持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2013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这个7章58条的《条例》，囊括了规划、预防、治理、监测和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与上位法相比，因其进一步补充、细化和完善了相关内容，更符合陕西省的实际，更具有操作性，对进一步推进陕西省依法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水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有分析说，该《条例》具有4个突出亮点――
第一，强化了政府和部门的水土保持责任。《条例》规定了政府和部门的水土保持工作职责，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证水土保持专项资金和工作经费；建立和完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责任制，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对所属部门、下一级人民政府水土保持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奖惩。
第二，强化了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制度。《条例》进一步明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范围和效力，强化了水土保持方案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第三，强化了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手段。《条例》明确了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规定了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初步设计以及相关的备案和报告制度，明确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具体规定；落实了水土保持工作职责，夯实监督管理责任，避免了职责不清、监管缺失的问题。
第四，强化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的规定。《条例》明确了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标准和计征方式。
有评论认为，《条例》的颁布实施，体现了陕西省社会各界对依法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强烈要求，有利于水土保持工作目标任务的落实，标志着陕西省依法防治水土流失有了更为锐利的法律武器，使陕西省依法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强化了规划的重要性
《条例》比上位法增加了“土地开发整理、工业园区、水电梯级开发、旅游景区等方面的规划”，而且由“征求意见”明确为“征得同意”。
《条例》规定：“坚持谁开发利用资源谁负责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和补偿的原则，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严格的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制度。”
扩大了适用范围
《条例》对上位法的适用范围、水土保持方案编报范围进行了扩展，将适用范围规定为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土保持活动或者从事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生产建设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将方案编报范围明确为“涉及土石方挖填、扰动地表的生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规模较大的取土、挖砂、采石等扰动地表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明确了宣传教育任务
从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增强全社会的水土保持意识角度出发，《条例》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做好水土保持的公益性宣传，中、小学校应当将水土保持基本知识纳入教育内容。自此，新闻媒体开展水土保持公益性宣传成为法定义务，中、小学校必须开展水土保持基本知识教育，这将对陕西全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明确了治理规定
《条例》明确了退耕还林（草）、封山禁牧及坡地的开发利用和防治要求；明确了淤地坝、沟道造地等工程项目建设应当符合水土保持专项规划，工程项目设计文件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按照审批权限报投资主管部门审批，并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
《条例》规定：“水土流失治理应当坚持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植物措施、工程措施与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相结合，治理与农民增收致富相结合的原则，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实现了城镇水保的突破
《条例》明确城镇建设、改造项目必须编制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措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使城镇水土保持工作有了法律依据，可有效地控制城镇建设、改造过程中扬沙、排水管道淤积等问题，合理处置建筑垃圾和弃土（渣），防治水土流失，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条例》规定：“城镇水土保持以生态措施为主，并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城镇建设、改造项目，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措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明确了设施管护责任
《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水土保持设施及保护范围，并依其附着的土地权属鉴定所有权；规定了对破坏水土保持设施的处罚办法。同时，根据所有权的不同类型，规定了相应的管护方式，明确了管护责任。
明确了生态补偿制度
《条例》明确了实施水土保持生态效益的补偿制度，充分体现了上位法将水土保持补偿定位为功能补偿的含义。
《条例》规定：“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金征收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省人民政府可以从用水受益地区收取一定比例资金，作为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金，用于江河源头区、水源保护区和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扶持绿色农业和产业发展。对因退耕还林（草）、封山禁牧、减施或者不施化肥农药而减少收入的农户给予适当补偿。”
强化了监测工作
《条例》确立了由省水土保持监测机构负责管理全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建立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系统和监测评价体系，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监测成果质量进行评价认定；汇总和管理监测数据，编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报告。
明确了监管职责
《条例》授权省水土保持工作机构履行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土保持工作职责；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水土保持工作机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履行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土保持工作职责；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对下级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督察和水政监督检查人员的培训、考核和管理。
土地法实施条例全文篇2
论文关键词农育权永佃权一田二主用益物权
2010年2月，在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第四次修正后，第四章“永佃权”整章删除，新订第四章之一“农育权”取而代之。农育权的诞生，同时宣告了永佃权制度寿终正寝，颇具法制史意义。本文以此事件为契机，回溯农育权制度的法制史渊源。
一、永佃惯例和永佃权
（一）永佃惯例：发生、特点与本质
“佃”字本意为耕种，引申义为租种他人土地。永佃，即“永久租种他人的土地”。永佃惯例是民间实践产物，始于宋代，盛于明清。数百年发展中，永佃惯例名目繁多、形态各异。若以现代眼光衡量，各种永佃惯例构成一个介乎土地租佃与土地买卖之间的谱系，在谱系的一端是载明租期“永久”的租佃契约；在谱系的另一端，佃户的“永久租佃耕作权利”成为可以自由处分的独立产权（即“一田二主”中的“田皮权”）。
永佃惯例是如何发生的？一般说来，地主因“夺佃权”在主佃关系中占据优势。但在长期租佃实践中，佃户为降低生活成本、保障自身权利，会主张在土地上永久经营的正当性；地主出于自身考虑，作出相应的让步，双方的权利义务达成新的平衡。这种博弈的过程最终产生永佃惯例。
“一田二主”的田皮田骨惯例最为常见。同时，在“一田二主”惯例中永佃户的权利也得到充分彰显。一块土地在想象中被分为“田皮”、“田骨”上下两层。田皮归于永佃户，对田皮的权利是排他的、完全的。永佃户对田皮的“自由处分”体现在：其一，永佃户可以亲自耕种田皮，安生立命。其二，永佃户可以出卖田皮。清朝田皮市场十分成熟，同一块土地的田皮、田骨可以分离交易，市价互不影响。其三，永佃户可以把田皮转租他人，自己当起“二地主”，是为“一田二主”名称的由来。
过去对永佃存在误解，认为永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做牛做马。事实恰恰相反，较之普通佃户，永佃户更加自立。永佃户的地位此时与自耕农没有本质区别，而当其成为“二地主”收租食利时，往往比地主更有权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则萎缩成了收租权，在土地经营过程中被边缘化。
“一田二主”的本质，是对土地收益权的多层次分割。自耕农独享土地产出；普通租佃关系中，地主和佃户通过不断订立、履行租约，分享土地的产出；“一田二主”则将土地收益权“永久”分为两层，并为叠加更多层次的收益权主体创造了条件。土地的实际耕种者受到双重乃至更多层次的地租盘剥。
（二）永佃权：法典对惯例的迁就和改造
传统社会中，国家对民间永佃实践基本采取放任态度，从未加以法律确认。清代屡有地方政府禁止田皮交易，只是因为地主难以确定，影响到了国家征税。需要指出的是，永佃惯例也不是习惯法，所谓惯例只是随着当事人的需要而被主张，官员在审判时并无遵循惯例的义务。直至1930年颁行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永佃权才正式成为法定成文制度。
法典化是对永佃惯例进行抽象的过程，首要问题是如何定性田皮和田骨的分离。如上所述，“田皮权”在权利的期限和效能上完全可以视为所有权。然而1930年民法物权编贯彻的是物权排他性原则，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互不相容的物权。耕地属于不可分之物，而“一田二主”指向的是一种“双层土地所有制”，这是新体系不能容忍的。法典编纂的结果是，“永佃权”章排在“地上权”章之后，“地役权”章之前，说明其用益物权的定性。
民法物权编第四章“永佃权”，从第842条至第850条，共9个条文，构成永佃权制度的主体。第842条规定永佃权的定义；第843条规定永佃权可以让与他人；第844条规定永佃权人的减免地租请求权；第845条禁止永佃权人出租土地；第846条赋予土地所有人在一定条件下的撤佃权；第847条规定意思表示为撤佃要件；第848条准用地上权回复请求权；第849条规定土地所有人可向永佃权受让人追索地租；第850条准用相邻关系的规定。
法典对传统惯例的迁就和改造兼而有之。“称永佃权者，谓支付佃租永久在他人土地上为耕作或牧畜之权。（第842条第1项）”法典在权利的期限上迁就了惯例，将“永久”写入了定义，是我国近代物权立法中独创之举。
对惯例的改造更能体现出立法者推动社会变革的意愿。永佃权人可以让与权利（第843条），或在其永佃权上设定抵押（第882条），唯独不能将土地出租给他人（第845条第1项）。这一禁止规定的目的在于“贯彻扶植自耕农之土地政策，废除中间剥削佃农之恶习”。立法者希望永佃权人的地位更接近自耕农而非地主，“田皮权”受到了很大限制。
与此同时，立法者担心永佃权人将会和普通佃户一样，处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于是在永佃权制度中，又能看到多处沟通普通租佃的安排。最终，永佃权和普通佃权有实际意义的差别，其实只在于权利存续期限和权利能否转让两个方面。
二、台湾地区“农地改革”与永佃权的衰微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永佃权制度的实施效果仅停留在个案层面。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溃败，其法典随之废止，大陆地区的永佃实践亦随着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而消失。
永佃权制度在台湾地区继续施行，60年间愈见衰微，根据官方统计资料，2005年至2010年，只有159件永佃权新登在册，涉及土地271笔，面积53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却有150件永佃权被涂销，涉及土地411笔，面积80余万平方米。
永佃权衰微的主因是台湾地区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农地改革”。1945年台湾光复时，耕地总面积共约82万公顷，农业人口约380万人，每户平均人口5.9人，可摊得耕地1.26公顷豏。台湾农户中佃户几近半数，耕地面积多在1公顷左右，水田平均地租高达50%以上，佃户生活贫苦。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地区后，迫于来自大陆的革命压力，同时也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推进工业化，开启台湾的“农地改革”。“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实施耕地三七五减租”、“实施公地放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
“实施耕地三七五减租”的核心内容是限制耕地最高租率，不得超过主要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37.5%（《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第2条）。1949年4月起，台湾省政府公布《私有耕地租用办法》等行政法规，推行“三七五”减租，于5月至6月间集中开展租约的换订和登记，299，070家佃户从中受益。1951年台湾当局正式公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对佃农权益进行系统保护。
“实施公地放领”的核心内容是将公有耕地以低廉的价格售与农户，以实现扶植自耕农的目的。1951年，耕地“三七五”减租已经告一段落，台湾地区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公地以土地全年正产物收获量的2.5倍折算定价，领地农户可在10年内摊还地价，不计利息。从1951年至1964年，共放地6期，合计106，181甲（1甲约为0.97公顷）。1966年至1977年，又放地29，414公顷。
“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的核心内容，是征收地主用于出租的土地，低价售与现耕此地的佃农或雇农。1953年，台湾当局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确定了耕地征收范围和放领对象。《条例》的实施在1953年内即完成，征收耕地143，568甲，涉及地主106，049户，领地农民194，923户。《条例》实施后，台湾地区自耕地面积占到耕地总面积的84.8%，佃户则由311，635户锐减为149，282户。
概言之，台湾地区“农地改革”是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抑制租佃、扶植自耕。永佃的流行离不开租佃经济繁盛的大环境。而且，在1930年民法典中永佃权人的地位已经很接近于自耕农。在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政策下，佃户实无必要再争取永佃了。
三、农育权：立法背景和制度创新
2010年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修正后，永佃权被新设的农育权取代。“永佃权之设定造成土地所有权与用益权之永久分离，影响农地之合理利用，且目前设定永佃权之土地约四百笔，已不合现今之农地政策。”从修正理由可见，永佃权被取代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永佃权在实践中已经衰微，无法顺应社会变迁。其二，取代永佃权，能够完善“民法典”的结构。从设计之初，永佃权制度就影响着物权法律体系的逻辑完整。用益物权本质上应当具备“有期”的性质，如此才不会妨害所有权的完全性，而永佃权造成对耕地“使用”和“所有”永久性分离，使得土地所有权有名无实，成为立法者的心病。
本着促进“用益物权与时俱进并物尽其用”的原则，台湾地区用益物权的种类由“地上权、永佃权、不动产役权、典权”变更为“地上权、农育权、不动产役权、典权”，农育权与地上权二者建构了“土地用益双轨体系”（一者为使用他人土地进行农育而收益，一者为使用他人土地保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而收益）。
“民法”物权编第四章之一“农育权”，包括第850条之1至第850条之9，共9个条文，构成农育权制度的主体。“称农育权者，谓在他人土地为农作、森林、养殖、畜牧、种植竹木或保育。（第850条之1第1项）”与永佃权的定义（“支付佃租永久在他人土地上为耕作或牧畜之权”）相比，其异有三。其一，农育权的设定不再要求以“支付佃租”为必要条件；其二，农育权的期限不再“永久”；其三，农育权的内容得到扩展。“造林”、“养殖”是对传统农作形态的补充；“种植竹木”原来规定在“地上权”定义中，此次修正后写入农育权；“保育”指“基于物种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原则，对于野生物或栖地所为保护、复育、管理的行为”⑤，彰显生态保护的时念。
农育权与永佃权的本质差异在于定义中“永久”二字的存留。立法者认为，权利期限的永久性妨害了所有权的完整，是永佃权制度的最大缺点。新制度明定，设定农育权，期限不得超过20年（第850条之1第2项），这与耕地租期上限相同（第449条）。
从此差异出发，农育权的具体制度作出以下新安排：第一，在没有约定权利期限的情况下，权利人和土地所有人均可随时终止农育权（第850条之2第1项，造林保育情况除外），并准用地上权的相关规定（第850条之2第3项）。第二，权利人应当考虑土地的性质，保持土地生产力得到“永续利用”。否则土地所有人可以终止农育权（第850条之6）。第三，权利人对土地进行改良的投入，在权利消灭后可以得到补偿（第850条之7）。第四，权利的抛弃和终止、地租增减、预付地租对第三人效力等，准用地上权相应制度（第850条之9）。
永佃权的若干具体规定被农育权制度保留，体现两者的承继关系，整理如下：仍允许权利人出让权利或设定抵押（第843条、第882条、第850条之3）；仍禁止权利人出租土地（第845条、第850条之5）；仍规定了权利人的减免地租请求权（第844条、第850条之4第1项）；仍准用地上权回复请求权（第848条、第850条之7）；在权利人欠租达一定条件时，仍允许土地所有人单方面终止权利（第846条、第850条之9准用第836条）等。
通过对新旧法条对比可知，农育权的权能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更多限制，终于成为用益物权体系中严谨的一环。同时，立法者在农育权制度植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内涵，以此赋予新制度以生命力：“保育”成为土地用益的新目的；法律对私人使用土地的目的和方法进行干涉——不得违背“永续利用”原则滥用土地。法律对土地的态度从“物尽其用”发展到“永续利用”，体现人类对自身整体利益的重新审视。
农育权可谓是纸面上创造的全新制度，其实施效果需要时间检验。农育权制度实践的第一年（2011年），台湾地区共设定966件农育权（详见表2），是永佃权6年来设定总数的6倍。但与耕地租赁相比，至2011年台湾地区共有68，896笔耕地上订有租约，设定农育权的土地仅有996笔。农育权较之耕地租赁，利弊究竟为何，需要通过更多的实践反馈和学理探究才能评价。
四、结论
永佃惯例最初源于主佃双方争夺耕作权利的博弈，发展到后来，其本质蜕变为对土地收益权的多层分割。永佃惯例广泛流行，和宋代以后中国农村人口过剩现象是互为因果的。
永佃之所以成为解决“人多地少”问题的有效途径，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和观念因素。首先，国家对待民间惯例基本采取放任态度，而民事成文法又严重缺失，这使永佃惯例的发展具备宽松的制度环境。第二，家族本位的共财制和诸子均分的继承制使得大量过剩人口容纳于家庭生产形式之中。把土地分成田皮、田骨两层，相当于制造出了双份的田产，在土地稀缺的环境中对分家析产大有助益。第三，传统产权观念以收益权为重，并不将产权视为绝对的、排他的、封闭的体系，所有权和收益权的分离极为常见。传统社会的人们深知土地在客观上无法分层使用，但这不妨碍对土地分层收益。
永佃指向的多层次土地收益是有效率的，通过层层地租剥削，一块土地能够供养最大的人口。然而，这种“效率”的巨大代价，是食利地主阶级坐享其成、底层劳动人民生活贫苦、中国社会发展严重停滞。第一，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完全偏离了节省劳力、提高生产效率的轨迹，甚至发生倒退。第二，土地产出的大部分原地消耗在农村，转化为商品粮的数量有限，也就限制了城市人口的规模。城市手工业场无法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难成气候，遑论工业革命。第三，农村经济非常脆弱，普遍还是看天吃饭，一旦遭遇旱涝灾害，便会引起大规模饥荒。
土地法实施条例全文篇3
体现科学发展
1992年7月24日，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了《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数年后，对该条例进行修改。2006年12月7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对市人民政府起草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在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后，根据新法律的规定，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对城乡规划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后，形成了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2009年5月22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条例，该条例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是北京市落实国家《城乡规划法》精神，结合北京市情修订的北京市地方性规划条例，是指导北京城乡统筹发展的长期规划。
从1992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到现在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城市”变成了“城乡”，字之差，却有千壤之别。北京市社科院城市所所长黄序认为，“城市规划”变为“城乡规划”，将中心城，新城、乡镇发展规划全部统一到城乡发展之中，突破了原来的城市规划侧重于规划市区的发展，强调了中心城和郊区共同发展，将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城市体系建设中，是北京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突出城乡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规划先行。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基本完成后，郊区新城，乡镇和村级规划的制订和修编势在必行。据记者了解，到2008年，有关部门已经编制完成了11个新城规划(2005-2020年)，10个远郊区县村庄体系规划和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09-2012年)，完成了《北京市村镇集约化治污规划(2008年-2020年)》、《北京市村镇集约化供水规划(2008年-2020年)》等批专项建设规划。
按照本次城乡规划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各类城乡规划应当在上层次城乡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编制中心城和新城规划，在中心城和新城规划的基础上编制乡和镇的规划，在乡和镇规划的基础上编制村庄规划，在相关城多规划的基础上，根据需要编著特定地区的规划和专项规划，补充深化有关内容，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中心城和新城、乡和镇应当编制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规划实施的需要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黄序认为，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应该统筹中心城区和郊区共同发展，破除城乡壁垒，谋划整体布局，统筹整台城乡各种资源，推进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和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农村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实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对于北京经济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黄序说，城乡规划条例将中心城规划新城规划乡镇规划全部纳入城乡规划之中，按照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总体要求，站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角度，统筹全市城乡发展规划，对于指导全市空间布局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城乡协调发展很重要。
明确指导原则
与原来的《城市规划条例》相比，城乡规划条例明确了指导原则。
城市规划第三条规定，北京市国家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北京城乡规划和建设应当依据城市性质、体现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要求。
城乡规划条例第四条规定，本市城乡规划和建设应当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创造人居和发展的良好条件，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统筹区域发展，推定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合理规划产业与社会事业发展的空间布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规划配套，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园要求，提高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就城乡规划和建设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五个统筹”原则等要求做出规定。
同时第五条规定增加了，“城乡规划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相互衔接、协调一致”。经修改后，上述两条与条例第三条和有关城市性质和“四个服务”要求的规定、第六条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内容的规定构成了对城乡规划和建设直到原则和总体要求的全面规定。
黄序认为，《城乡规划条例》的指导原则体现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创造人居和发展的良好条件，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合理规划产业与社会事业发展的空间布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规划配置，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提高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在古都保护方面，强调了保护功能，突出了尊重北京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
着力点在土地管理和利用
规划落地最终要落实在土地利用和管理上。
关于农地管理，据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引介绍，《城乡规划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第三十一条规定：城镇建设需要取得建设用地的，应当申请适用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划农村地区的建设用地仅限于村民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个人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和村民住宅建设，在审议中，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本条对农村地区建设用地的规定可能限制外来资金对农村发展的支持，不利于新农村建设，建议删除，法制委员会认为，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地区土地的管理已有明确规定，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经农村改革发展，提出要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本条例可不做具体规定，建议删除本条，农村地区的用地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土地法实施条例全文篇4
第一条根据《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土资源部负责全国地质资料的汇交、保管和利用的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制定地质资料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规范；
（二）管理全国地质资料馆，指导全国地质资料馆藏业务组织开展地质资料管理业务培训；
（三）制定地质资料管理综合规划和专项计划并组织实施；
（四）监督检查地质资料管理法律、法规的实施，依法查处重大违法案件；
（五）组织建立地质资料信息系统；
（六）组织开展地质资料综合研究和国际交流，协调全国地质资料的交流和利用；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地质资料的汇交、保管和利用的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地质资料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管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资料馆指导本行政区内地质资料馆藏业务组织开展地质资料业务培训；
（三）制定本行政区内地质资料管理工作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四）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内地质资料管理法律、法规的实施，依法查处违法案件；
（五）组织建立本行政区地质资料信息系统；
（六）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内地质资料综合研究和地质资料的交流；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条全国地质资料馆，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地质资料馆和地质资料保管单位（以下简称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依法保存、管理汇交的地质资料，为全社会提供地质资料服务，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接收、验收汇交的地质资料；
（二）建立健全馆藏地质资料保管、利用制度，按规定整理、保管地质资料；
（三）建立和维护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系统；
（四）开展地质资料综合研究，依法为社会提供地质资料服务；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土资源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地质资料汇交、保管和提供利用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
（二）在地质资料保护和现代化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三）在地质资料综合研究中有突出贡献的。
第二章地质资料的汇交
第六条《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地质资料汇交人，在转让探矿权、采矿权后，其汇交义务同时转移，探矿权、采矿权的受让人是地质资料的汇交人。
第七条《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地质工作，包括地质研究、地质考察、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评价、水文地质或者工程地质勘查（察）、环境地质调查、地质灾害勘查等。
前款规定的地质工作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出资人共同出资开展的，出资各方对地质资料汇交义务负有连带责任。
中外合作开展地质工作的，参与合作项目的中方为地质资料汇交人，外方承担汇交地质资料的连带责任。
第八条依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应当汇交的成果地质资料和原始地质资料的汇交细目以及实物地质资料的汇交范围，分别依照本办法附件一、附件二和附件三的规定执行。
依法应当汇交的原始地质资料复制件，依法不需汇交的原始地质资料的文件名目录和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依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随同成果地质资料一并向国土资源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汇交，由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保管。原始地质资料已作为成果地质资料附图、附表、附件的，该原始地质资料可以免交。
第九条工作区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质项目，汇交人可以向项目所在地的任何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汇交地质资料。由收到地质资料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将成果地质资料转送有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条地质资料汇交人除依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期限汇交地质资料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的期限汇交地质资料：
（一）探矿权人缩小勘查区块范围的，应当在勘查许可证变更前汇交被放弃区块的地质资料；
（二）探矿权人由勘查转入采矿的，应当在办理采矿许可证前汇交该矿区的地质资料；
（三）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在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提前终止勘查或者采矿活动的，应当在办理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注销登记手续前汇交地质资料；
（四）工程建设项目分期、分阶段进行竣工验收的，自竣工验收之日起180日内汇交地质资料；
（五）其他地质工作项目形成的地质资料，自该地质项目评审验收之日起180日内汇交；无需评审验收的，自野外地质工作结束之日起180日内汇交。
第十一条地质资料汇交人依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需要延期汇交地质资料的，应当在汇交期限届满前15日内，向负责接收地质资料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延期汇交申请。负责接收地质资料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汇交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负责接收地质资料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汇交的地质资料之日起10日内，依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以及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汇交人汇交的地质资料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由负责接收地质资料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地质资料汇交凭证；验收不合格的，退回汇交人补充修改，并限期重新汇交。
第十三条国土资源部委托全国地质资料馆或者地质资料保管单位承担地质资料的接收、验收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承担地质资料的接收、验收工作。
第十四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验收合格后90日内，将汇交人汇交的成果地质资料（纸质资料和电子文档各一份）转送国土资源部。但下列地质资料不转送：
（一）普通建筑用砂、石、黏土矿产地质资料
（二）《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附录以外且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的矿产地质资料；
（三）矿山开发勘探及关闭矿井地质资料；
（四）小型建设项目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及小型灾害地质资料；
（五）省级成果登记的各类地质、矿产科研成果资料。
第十五条需要向国土资源部转送的成果地质资料，汇交纸质资料及电子文档各两份；其他地质资料汇交纸质资料和电子文档各一份。
工作区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质项目，汇交纸质资料和电子文档的份数与所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量相同。
中外合作项目如果形成不同文本的地质资料，除了汇交中文文本的地质资料外，还应当汇交其他文本的纸质地质资料、电子文档各一份。
第十六条汇交的成果地质资料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按照国家有关报告编制标准、要求编写；
（二）地质资料完整、齐全；
（三）制印清晰，着墨牢固；规格、格式符合有关标准、要求；
（四）电子文档的资料内容与相应的纸质资料内容相一致。
除符合前款规定的要求外，探矿权人、采矿权人汇交的地质资料，还应当附有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复印件；经过评审、鉴定、验收的地质资料，还应当附有评审、鉴定、验收的正式文件或者复印件。
第三章地质资料的保管和利用
第十七条下列地质资料，国土资源部可以委托有关的地质资料保管单位保管：
（一）放射性矿产地质资料；
（二）石油、天然气原始地质资料和实物地质资料；
（三）极地、海洋原始地质资料和实物地质资料；
（四）其他需要特殊保管和利用条件的原始地质资料和实物地质资料。
第十八条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硬件设施达到甲级档案馆的标准；
（二）配备必要的专业人员；
（三）地质资料的接收、整理、保管、保密和利用等管理制度健全；
（四）具备建立地质资料信息系统和提供地质资料社会化网络服务的能力；
（五）地质资料管理经费有保证。
第十九条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当利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提高地质资料的处理、保管水平，建立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网络系统，公布地质资料目录，开展对地质资料的综合研究工作，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社会提供公益。
第二十条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当在每年12月底前，向国土资源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编报本年度地质资料保管和利用年报。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1月底前，向国土资源部编报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内地质资料管理年报。
年报内容应当包括地质资料汇交、利用和保护情况，馆藏地质资料管理情况以及地质资料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
第二十一条单位和个人可以持单位证明、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查阅、复制、摘录已公开的地质资料。
复制地质资料的，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可以收取工本费。
第二十二条单位和个人需要查阅利用保护期内地质资料的，应当出具汇交人同意的书面证明文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因公共利益，需要查阅保护期内的地质资料的，应当向国土资源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需要查阅的地质资料范围，经国土资源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审查后，无偿查阅利用保护期内的地质资料。
第二十三条国家出资开展地质工作形成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地质资料，自汇交之日起90日内向社会公开，无偿提供全社会利用。
具有公益性质的地质资料的范围，由国土资源部公告。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未依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以及本办法规定的期限汇交地质资料的，由负责接收地质资料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发出限期汇交通知书，责令在60日内汇交。
第二十五条汇交的地质资料经验收不合格，汇交人逾期拒不按要求修改补充的，视为不汇交地质资料，由负责接收地质资料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依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和本办法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有关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给予行政处罚的，国土资源部有权责令有关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直接给予行政处罚。对有关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法予以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给予汇交人行政处罚的，应当在处罚决定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报国土资源部，由国土资源部及时在报刊或者网站上通报。
土地法实施条例全文篇5
20xx年最新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全文
第一条为了规范土地、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合理调节土地增值收益，维护国家权益，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以下简称转让房地产)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值税。
第三条土地增值税按照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和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税率计算征收。
第四条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收入减除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扣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为增值额。
第五条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其他收入。
第六条计算增值额的扣除项目：
(一)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二)开发土地的成本、费用;
(三)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成本、费用，或者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
(四)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五)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第七条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的部分，税率为30%。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的部分，税率为40%。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50%。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60%。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一)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
(二)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
第九条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房地产评估价格计算征收：
(一)隐瞒、虚报房地产成交价格的;
(二)提供扣除项目金额不实的;
(三)转让房地产的成交价格低于房地产评估价格，又无正当理由的。
第十条纳税人应当自转让房地产合同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向房地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在税务机关核定的期限内缴纳土地增值税。
第十一条土地增值税由税务机关征收。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资料，并协助税务机关依法征收土地增值税。
第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值税的，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不得办理有关的权属变更手续。
第十三条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实施细则由财政部制定。
第十五条本条例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各地区的土地增值费征收办法，与本条例相抵触的，同时停止执行。
相关阅读
土地增值税税额计算方式
计算土地增值税税额，可按增值额乘以适用的税率减去扣除项目金额乘以速算扣除系数的简便方法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一)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二)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100%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40%-扣除项目金额5%
(三)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200%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四)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
土地法实施条例全文篇6
殷武
（西北政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3）
【摘要】建国后我国房地产法的立法经历了建国初期层次低、程序混乱、缺乏民主性、科学性的房地产立法，其后因极左思潮的冲击，房地产立法陷于停顿状态，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使我国房地产立法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的过程。
【关键词】房地产立法历史沿革
房地产法是调整房地产所有权人之间、房地产所有权人与非所有权人（包括房地产使用人、修建人、管理人等）之间在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交易（包括房地产转让、房地产抵押和房地产租赁）、房地产权属、房地产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房地产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房地产法是指对房地产关系进行调整的所有的法律、法规、条例等的总称。它包括宪法、民法、经济法中有关调整房地产的条款以及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普通法的规定以及房地产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狭义的房地产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对城市房地产关系作统一调整的基本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本文拟从广义的角度对建国后我国房地产法的立法状况进行列举。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的房地产法的立法状况
1、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至1956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建国初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家对属于地主、官僚资本家、反革命、战犯、汉奸及政府的房地产分别采取了接管、没收、征收、征用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颁布了《公房公产统一管理的决定》；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城市郊区条例》、《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导》、《内务部土地政策司对目前城市房产问题的意见》；1951年政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1953年政务院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和1955年《农业合作化示范章程》等。
2、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到前
1956年《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通过付给房主租金对私房改造，通过对私营企业所占用的土地由国家赎买收归国有的形式，使城市土地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从而从根本上确立了城市房地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1961年对私房改造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加速城市私人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联合通知》、1963年《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4年《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关于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及1965年《关于私房改造中处理典当房屋问题的意见》等。这些意见、报告、通知等无疑对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政策性的指导作用。
3、1966年——1976年十年时期
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遭到极大破坏，城市房地产管理也处于极度混乱之中，许多城市私房被非法接管、没收、公房被强占、破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理，房地产立法陷于停顿状态，不仅没有建立新的房地产管理制度，原有的管理制度也遭到很大的破坏，严重阻碍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中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及政策的混乱，造成了许多房产纠纷，特别是非法挤占没收私人房产情况严重。
这一阶段的房地产法的立法特点主要有：
1、这时期房地产立法主要是以部门规章、党的政策的形式出现。
2、确立了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原则，彻底消灭了土地
私有制。土地供给由行政划拨；土地的经济价值不被承认。城市住房实行非商品化。
3、立法数量过少；立法程序混乱，缺乏民主性；立法层次较低，缺乏科学性，规范性。
二、第二阶段：1979——1994年的立法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复兴时期（1979年——1988年）与大发展时期（1988年——1994年）。
1、复兴时期（1979年——198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历了几十载沉寂的房地产业开始了复苏，房地产“热”起来了。为使房地产业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个环节有法可
依，国家加强了对房地产领域的法制建设，主要表现在：1982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1983年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办法》；1984年《城市规划条例》、《关于外国人私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1985年《村镇建设管理暂行规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房产税暂行条例》、《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1987年《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资质管理工作的通知》。
为了解决“”期间挤占、没收私人房屋问题，落实房产的政策主要有：1980年中办发（1980）75号文件《中央办公厅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机关部队挤占私房，进一步落实私房政策的通知》；1982年《关于转发〈进一步抓好落实私房政策工作的意见〉的通知》；1984年《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1985年《关于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1986年《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补充意见》；1987年《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1987年《关于进一步处理好城镇私房遗留问题的通知》。正式处理国家代管房产是1983年开始的，1983年《关于对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处理意见的通知》，1984年《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1987年《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1991年《关于处理去台人员房产问题的通知》。
2、大发展时期（1988——1994年）
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以照法律规定转让，土地有偿、有期限使用制度得以建立，同年全国人大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城市毗邻房屋管理规定》；1990年《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出和转让暂行条例》、《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城市房屋拆迁单位管理规定》；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暂让暂行条例》、《城市房屋修缮管理规定》；1992年《商品住宅价格管暂行办法》、《关于处理原去台人员房产问题的实施细则》、《公有住宅售后维修养护管理暂行办法》、《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1993年《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1994年7月《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这一时期的房地产立法在数量和质量上是前一时期无法比拟的。这一阶段房地产法立法的特点
1、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房地产的发展受到主管机关的高度重视，制定了大量的房地产法规、条例、政策，尤其是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等房地产关系做出了重要规定。
2、房地产立法地位提高了。过去我们对于房地产管理习惯于用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手段，现在这一手段已被法律、法规所取代。已颁布的法律、法规在调整人们房地产产权、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等市场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法律关系方面已起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3、房地产法调整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房地产法调整对象从开始时的房地产产权、私房买卖、租赁扩展到现在，不仅包括原有的调整范围，而且还包括了房地产开发、建设、房地产交易、抵押以及房地产使用、消费等新的领域。
4、房地产立法数量剧增，司法解释大量存在，司法部出台了100多个有关房地产方面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健全。
三、第三阶段：自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颁布至今房地产法的立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起草与颁布
1988年，建设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法》（简称《房地产法》）的起草工作，1992年起草领导机构和起草小组成立。199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房地产法》专家论证会；4月在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起草小组还听取了与会代表的意见；5月召开有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局代表参加的第二次专家论证会，并征求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意见；7月建设部分别向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财经委汇报了制定《房地产法》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汇报后提出的要求对《房地产法》又进行了修改；8月经建设部常务会议审议形成《房地产法》送审稿。1994年7月5日经第八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自1995年1月1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结构严谨，体系完备，由七章七十二条组成，包括总则、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法律责任等。该法的颁布实施，填补了我国房地产法制建设的空白，标志着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已迈入了法制管理的新时期。
2、1994年后，我国房地产方面的法律法规日臻完善，建立健全了各种房地产方面的规章制度。
主要法律法规有：1994年《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住宅工程初装饰竣工验收办法》、《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工程建设项目报建管理办法》；1995年通过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暂行办法》、《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工程建设监理规定》、建设部、公安部第49令《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管理规定》、经国家计委、建设部批准颁布《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管理办法》、《房地产广告暂行规定》；1996年《建筑幕墙工程施工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1997年建设部关于印发《提高住宅设计质量和加强住宅设计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家庭居室装饰装修管理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8年《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00年《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房产测绘管理办法》、《住房置业担保管理试行办法》；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2002年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商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实施细则》。其后我国又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鉴于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
这一阶段我国房地产法的立法特点：
1、当前大量的房地产法律关系是通过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以条例、办法、规定、细则等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较多。
2、我国房地产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得以确立，相应法规日臻完善，房地产方面的各种规章制度健全。参考资料：
1、黄河：《房地产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
2、郑振源：《私房土地使用权的历史沿革》.cn2003年06月04日11:46中国经济时报
3、
土地法实施条例全文篇7
《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2011年1月，国务院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确立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新制度，并多处明确授权地方制定具体办法。
《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于2001年制定、2007年修改，无论是在立法理念还是具体内容上都与国务院行政法规不相适应，亟需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并结合我省实际予以重新制定，以进一步理顺我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行政工作体制，严格规范房屋征收程序，明确有关房屋价值评估、补偿方式、优先保障的范围、住宅安置补偿的范围以及停产停业损失的计算等具体规定，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浙江省防震减灾条例》
我省地质构造复杂，近年来多次发生水库地震或构造地震，呈现“小震致灾”现象，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较大影响。防震减灾工作也存在地震监测能力和预测综合水平不高、城市地震安全基础工作薄弱等问题。《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于2002年制定，对依法做好我省的防震减灾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防震减灾工作的需要。
因此，有必要通过重新制定地方性法规保障国家法律在我省的贯彻实施，并为我省规范地震监测台网（站）建设、明确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建立地震应急与救援机制、加强防震减灾宣传教育等提供法制保障。该项目由省政府负责提请，省人大教科文卫委负责初审。
《浙江省审计条例》
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作出修正，为审计机关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提供了法律依据。
由于国家规定比较原则，特别是绩效审计、跟踪审计、建设项目审计以及审计整改等问题，需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规范和解决。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省审计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必要结合我省实际制订审计条例，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审计决定执行难、审计建议落实难、审计整改督查难等问题，提升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浙江省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
管道运输作为现代五大运输方式之一，承担着大部分原油和天然气的运输。
我省是管道大省之一，目前已建石油天然气管道2265公里，在建2058公里，经济建设发展与管廊资源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我省管道密度大、输送介质品种多、业主成分复杂，还存在管道保护监管体制不顺、执法主体上下不对称、社会应急响应机制尚未建立等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0年6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对管道规划建设、运行保护等作了规定，也需要根据我省实际予以细化、补充。
因此，有必要制定符合我省实际、实用性强的地方性法规，以进一步明确职责、理顺监管体制、完善国家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内容和程序、规范建立应急救援机制等，保障我省石油、天然气输送安全和公共安全，维护国家能源供给安全。
《浙江省土地整治条例》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和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开展土地整治提出了明确要求。土地整治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成为保发展、保红线、促转变、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和基础平台。
省委、省政府把土地整治作为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有效举措，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开展了“812”土地整治工程等措施。但是，由于土地整治工作复杂，相关法律法规滞后，我省土地整治工作还存在耕地后备资源匮乏、耕地垦造质量不高、垦造耕地与保护生态的矛盾凸显等问题，亟需通过地方立法予以规范，以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修订）》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于1996年制定，一直未予修改，相关内容已经严重滞后于水土保持工作的实践发展，且与国家法律不衔接，亟需通过全面修订，将全省各地在土石方占补平衡、小流域治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等方面积累的有益经验予以总结、固定，同时建立水土保持政府目标责任制，强化水土保持预防保护和人为活动控制，加强对水土流失治理的强度和资金保障力度，以更好地推动我省水土保持工作，适应生态省建设的新要求。
《浙江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政府工作的难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6年4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农产品产地、生产、包装、标识等作了规范，但有的规定比较原则，需要通过地方配套立法予以补充完善。我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基础比较薄弱，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不少隐患，药物残留超标、因质量安全问题导致出口退货或索赔等现象时有发生。省政府于2003年颁布实施的《浙江省食用农产品安全管理办法》，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因此，有必要制定符合浙江实际、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进一步加强我省食用农产品的监督管理，规范农业投入品的生产、经营和使用，保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发展，养老已经逐步成为全社会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之一。
土地法实施条例全文篇8
关键词：地基处理；房屋建筑；技术
中图分类号：tU74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建筑行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房屋建筑的过程中，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房屋建筑水平和建筑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中，人们对房屋建筑的使用需求也有所提高。为了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房屋建筑需要，在现代房屋建筑的施工过程中，应该重视地基基础工程的施工，保证房屋建筑的稳定性。
一、地基基础工程施工的特点和重要作用
1、地基基础工程施工技术的特点
在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特点。例如，地基基础工程施工的复杂性、多发性、潜在性、严重性和困难性等。地基基础工程施工的复杂性，主要是指我国的工程地质条件比较复杂。例如，我国的工程地质条件，包括淤泥质土、湿陷性黄土、季节性冻土、杂填土和冻土等。而且一些地区属于岩溶地质，还有一些地区处于地震带。这些复杂的地质条件，都会增加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难度，存在大量的具有复杂性的技术难题。现代房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的多发性，主要是指在房屋建筑施工的过程中，因为地基的基础设计或者施工方案存在问题，而导致房屋倒塌的现象。这种造成严重损失的房屋建筑工程实例时有发生，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性巨额浪费。
2、地基基础工程施工的重要作用
房屋建筑的过程中，地基基础是指建筑底部和地基接触的承重构件。地基基础的作用，主要是把房屋建筑上部的荷载传给地基。所以在房屋建筑的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一定要保证房屋建筑的地基具备坚固、稳定和可靠的特点。地基是指房屋建筑基础下面承受建筑物全部荷载的土体或者岩体，不属于房屋建筑的组成部分。但是，房屋建筑的地基是保证房屋建筑物具有坚固耐久特点的一项重要条件。从地基的受力情况来说，持力层是指仍然属于房屋建筑物基础荷载作用影响范围内的部分。房屋建筑持力层以下的地基部分，被称为下卧层。在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一项重要的主导工程就是房屋建筑的地基和基础工程。同时，这项建筑工程也是房屋建筑施工过程中，最为复杂和困难的工作，使用的工期实践比较长，所占的投资也相对较多。地基基础工程质量，对房屋建筑的安全和使用以及施工成本和施工进度等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现代房屋建筑地基施工技术的要求
1、房屋建筑工程勘察的准确性
建筑工程的勘察报告是对建筑场地工程地质和水文情况的一项全面反映，在房屋建筑工程的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过程中，为了避免房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事故，房屋建筑工程设计人员一定要对房屋建筑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作出全面正确的了解。实现这一项要求，地基基础工程施工人员一定要做好工程的勘察工作。例如，某房屋建筑工程在施工的过程中，忽略了房屋建筑的地质条件。因为房屋建筑的地质属于地震带，所以在施工的过程中，应该保证房屋的抗震强度。但是，在实际的房屋建筑地基施工过程中，地基中的填料大部分是土体和一些杂物，承受力和强度都达不到抗震要求，导致房屋倒塌。如果在地基基础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先对建筑工程进行了勘察，全面掌握工程的地质和水质条件，就可以根据这些条件，选择合适的施工方法，保证房屋建筑工程的安全。
2、房屋建筑结构的合理性
地基基础的设计应该按照房屋建筑的使用功能需求、房屋建筑的结构形式和房屋建筑场地的地质条件等，结合房屋建筑工程现场的地基基础具体施工情况，以房屋建筑的适用性和经济性特点为前提，保证房屋建筑的主要承重结构可以进行正常的使用，并且不会发生裂缝或者被损坏。某房屋建筑工程在地基基础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为了节省成本，在地基中填筑的是一些劣质的材料，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发现地基逐渐的出现了沉降，并且具有较大的倾斜现象。这个时候，建筑企业必须立即停止施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这一事例说明，在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过程中，一定要计算地基的承载力，保证房屋建筑结构地基承载力的合理性，才能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提高房屋建筑设计施工的技术和水平，保证房屋建筑的施工安全和使用安全。
三、地基的施工技术处理措施
1、密实法
用密实法处理地基又可分为：碾压夯实法：有些地基中含有少量水分，此时可以使用碾压和夯实的方法进行处理，可以采取这个方式的情形有平整基槽或填土分层夯实，有效深度200毫米的。重锤夯实法：对粘性土、砂土、杂填土、湿陷性黄土地基等情况下可以通过起重机进行的将重物对用在地基上的不断捶打，可以加固1.2米的深度。机械碾压法：直接作用与土层的、最其施加压力的碾压方法，方便快捷。使用例如平碾、羊足碾、压路机、推土机等来对松散的土地表层进行压实。振动压实法：在土层表明不断对其实施振动的压力，进行压实。振实较浅的表明的松散的土层。影响振实的效果主要有三个，振动的力量、被压实的土层成分、对其进行振动的时间。此法对砂土、炉渣、碎石等无粘性土等情况具有非常良好的效果。堆载预压法：为了增加地基的稳定属性，直接使用重物对其堆积，可以产生软土层的水分排出，固定坚硬的目的。还有一种新颖的处理方法，砂井堆载预压法：在在软土层中打出一个管井，灌入砂。砂的透水性必须非常好。以此我们做出了一个砂井。在堆载预压下，可以起到使土层达到快速地排出水分固定坚硬的效果，增强地基可以承受巨大压力的作用。
2、换土法
在某种情况下，地基与基础工程直接接触的土层过于软弱无法满足承载稳固建筑的需要。然后因为密集方法也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直接将软弱的土层换掉，换成较为稳固可以承重的土层，比如砂、碎石、素土或灰土等。逐层压实，保证其坚固稳定。人为地塑造出一个坚固稳定的、可以承载压力的垫层。
3、人工成孔灌注桩
人工成孔灌注桩主要使用于民用和工业建筑中的粘土、含砂量少、粉质粘土和石粘土层，并且地下水位比较低的工程中。把房屋建筑工程的基础设计为人工成孔的灌注桩，桩径一般是800-1000mm，扩大头是800～1600mm，根据施工的图纸和对地质的勘察报告进行施工。施工的流程是放基础轴线、挖桩、钎探、验槽、下钢筋笼，最后对桩混凝土进行浇筑。
4、振动沉管灌注桩
一般在多层房屋桩基础中，振动沉管灌注桩有很大的占有比例，一般是应用在软土基的地区。振动沉管灌注桩在房屋建筑中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地基处理施工技术，主要的施工流程是先利用锤子对设备进行击打或振动，把带有钢筋混凝土的桩尖或者把带有活瓣式桩靴的钢管沉入到土里，造成桩孔，然后再把钢筋骨架放进，浇筑混凝土，接着把套管拨出来，利用在拔管时振动把混凝土捣实，这样就会形成所需的灌注桩。
四、基础工程的施工技术处理措施
1、现场原位测试技术和基础工程质量检测技术
为了改善取样实验质量或者进行现场施工监测而在原有的测试技术以及方法中发展起来的技术，这些技术包含：旁压实验、动静触探、测斜仪、压力传感器和空隙水压力测试仪等测试仪器和手段。其中测试数据采集和资料整理自动化、实验设备和实验方法的标准化以及广泛采用新技术已成为现代施工中发展应用的重要手段。
2、高层建筑深基础施工技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用地的紧张，高层建筑也被普遍应用，各类的高层建筑深基础大量修建，尤其是大直径桩墩基础、筏板带桩、箱基带桩等基础类型更受重视。由于深基坑开挖支护工程的需要，地下连续墙、挡土灌注桩、深层搅拌挡土结构、锚杆支护、钢板桩、铅丝网水泥护坡和沉井等地下支护结构的设计、施工方法都是施工中应该处理的重点。
3、软弱地基处理技术
在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建设中，有许多建筑物不得不建造在比较松软的不良地基上。这类地基如不加特殊处理就很难满足上不建筑物对控制变形、保证稳定和抗震的要求。地基处理的方法很多，孔内深层强夯法、换填垫层法、强夯法、砂石桩法、振冲法、水泥土搅拌法、高压喷射注浆法、预压法、夯实水泥土桩法、水泥粉煤灰碎石桩法、石灰桩法、灰土挤密桩法和土挤密桩法、柱锤冲扩桩法、单液硅化法和碱液法等。
结束语
在现代的房屋建筑施工过程中，地基基础工程作为保证房屋建筑使用安全的一项关键因素和重要条件，需要建筑企业重视。充分认识到地基基础工程施工的重要性，遵照一定的施工技术要求，根据施工的特点，结合实际的施工情况，保证房屋建筑的顺利施工，才能保证房屋建筑发挥正常的使用功能，提高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刘华清．探讨现代房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技术［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28(23):813－813．
土地法实施条例全文篇9
一、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具有特殊性1.公益性建设项目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区分工程建设项目根据工程建设目的的不同，可区分为公益性建设项目和经营性建设项目。二者的区分标准在于：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建设目的是追求社会公益，建设主体对其建设开发不追求利润的获取，而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建设目的是实现特定主体的经营目标，建设主体实施项目开发建设会产生相应的投资利润回报。正如美国判例法所阐明的：只要行为后果涉及权利人之外的不特定多数人，就视为符合公益目的要求。美国就此曾有著名判例：景德路公司为建筑一条通向一个私人工厂的铁路而请求征收私人土地。由于这条铁路又被用来停放车辆，从而减轻了影响货主和车主的运输拥挤压力，法院认为，这条铁路不仅使景德公司受益，一定范围的第三人也受益，从而铁路所占用土地从私人占地变为公用占地，其土地征收合法。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三条均根据建设目的的不同对建设项目的性质作出了区分，并依此区分对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作了不同的规定。笔者认为其中公益性建设项目根据开发主体的不同，还可以再区分为国家机关设施建设项目、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和公益设施建设项目，但三者的区别仅是开发主体的不同，该差异对三者基于公益性建设目的而建造的基本属性并不影响。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成果是可以满足社会大众公共需求的公品，该产品不具有流转性，因而不是民法意义上的“财产”。相比较而言，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成果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完全的交换价值，因而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成果不仅是“产品”，而且是民法意义上的“财产”。上述不同决定了公益性建设项目与经营性建设项目法律调整方式上的差异。财产是民商法的调整对象，因而经营性建设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创设，必须由建设用地申请人与建设用地借给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以合意完成，经营性开发建设中的土地出让行为应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受民商法调整；公品不属于民商法的调整对象，公益性建设项目所需建设用地需要政府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批转，公益性开发建设中的土地划拨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应由行政法规范。需要指出的是：公益性建设项目与经营性建设项目不仅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面存在差异，两者在地上物的拆迁、土地的整理和供应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2.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法律规范具有特殊性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行为与经营性建设项目拆迁行为相比，具有以下几项特点：一是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拆迁成本控制应与经营性建设项目有所不同。公益性建设项目是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提供公品，其工程建设的公益性目的决定了其项目建设投入的收益率极低甚至没有投入收益。市场经营的一般规律是：投资风险应该与投资收益相适应。基于公益性建设项目的非盈利特征，国家应控制其经营风险，保障其建设开发进程。与此相应地，立法机关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控制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建设成本，促进开发建设目标的实现。正如有学者所说：市政、公益项目的建设拆迁中，如用统一的拆迁立法，提供和房地产经营项目相同的补偿安置标准，则既为国家财力力所不及，又有悖于公平原则，妨碍市政、公益拆迁项目的正常进行。二是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的进度控制也应该与经营性建设项目有所不同。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工程进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因而利益对此应予以严格控制。在工程建设项目的拆迁工作中，工程拆迁的进度与项目的审批环节与审批程序直接相关。我国现行拆迁法规为工程建设项目拆迁设置了较严密的法律程序，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拆迁人只有向拆迁主管部门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及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后，被拆迁人才能申请取得拆迁许可证。笔者认为：现行立法设置如此严格的拆迁补偿安置程序的原因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与城市居民的根本利益紧密相关，与城区的规划发展密切相联，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控制工程建设单位的工程拆迁，使其不能擅自实施工程拆除行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可以防止工程建设单位实施违反城市发展规划、危及社会公共福利的违法行为。相比较而言，公益性建设项目出于其公益性的建设目的，一般均需要长时期的设计论证，一般不会与城市发展规划和居民的合法权益发生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在对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立项作严格论证和审批的情况下，对公益性建设项目设置过于严密的拆迁安置法律程序，不但毫无必要，反而会无谓减缓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增加建设成本。全面、普遍、彻底地解决这些特殊问题需要立法的支持，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立法应赋予其独特的地位，在一般拆迁法规之外形成相对独立的特别法规范。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2001年出台的《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下称111号文）第十条和第二十六条就重大市政工程建设的拆迁管理和拆迁纠纷处理作出了与其他建设项目不同的规定。显然这迈出了对公益性建设项目和经营性建设项目拆迁行为分别调整的第一步，但迈出这一步并不意味着现行拆迁立法已经解决了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111号文第十条的规定，虽然相比较经营性建设项目，重大市政工程可以就项目建设范围内暂停办理建设施工等事项向拆迁主管部门提前提请审批，但是该提前申请并不能起到提前拆迁实施进度，并进而降低工程拆迁成本的结果。此外，111号文也未对重大市政工程拆迁补偿的标准问题作出另行规定，显然，111号文第十条和第二十六条并不能满足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的需要。二、完善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笔者认为，完善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需要从拆迁主体、拆迁审批程序和拆迁补偿标准等方面着手进行，具体而言：1.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应纳入土地储备制度的调整范围，由政府作为拆迁人依法实施拆迁以上海市的情况为例，二四年六月九日，《上海市土地储备办法》（下称《储备办法》）正式公布施行，这是上海市关于土地储备制度的基础规范。根据《储备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土地储备是指市、区（县）政府委托土地储备机构，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计划，对依法征用、收回、收购或者围垦的土地，先通过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或者必要的基础性建设等予以存储，再按照土地供应计划交付供地的行为。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土地储备，实质上是政府将土地使用权征收或收购，然后经拆迁和前期开发配套把“生地”变为“熟地”，然后予以供应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上海市储备办法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本市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供应，原则上应当从储备土地中选择，并优先列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即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一般均须通过土地储备取得。而公益性建设项目用地是否需要通过土地储备方式取得，该《实施细则》未作规定。笔者认为，从降低公益性建设项目建设成本，推进公益性建设项目建设的角度，应将公益性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取得纳入土地储备的制度的调整范围。其原因有三：一是由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公益性建设项目用地的收购、拆迁和前期开发，可以较为严格地控制公益性建设项目的用地和建设规模。根据《储备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土地储备一般要由土地储备机构在每年的10月份向政府房地资源局和发改委报送下一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建议，该土地储备计划建议报经政府土地管理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形成年度土地储备计划，该年度计划应与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协调，与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及明后年的土地供应计划相衔接。以上较为严格的土地储备年度计划报批实施程序可以确保政府公益性建设项目经过层层论证，逐级把关，防止公益性建设项目用地的滥批滥用。此外，在土地储备中，由于委托土地储备机构是受政府房地资源局委托实施储备地块上的房屋拆迁，拆迁中的拆迁范围和拆迁补偿等焦点、难点问题都可以由政府按照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土地供应计划的要求统一部署，保证落实。政府部门主导实施拆迁有利于保障开发进度，控制供地范围，防止用地申请人擅自扩大用地范围。由于土地的前期市政配套开发也同时由政府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实施，因而政府还可以通过土地前期配套开发控制储备地块的用途。二是由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公益性建设项目用地的收购、拆迁和前期开发，可以降低公益性建设项目土地前期开发的成本。根据《储备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土地供应部门就供应经营性新增建设用地所得收益，除用于支出付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开发成本和管理费用外，应全部划入土地储备专项基金，该基金的设立目的是支付土地开发与整理的费用。显然，该基金也可用以支持重大市政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前期开发成本。在重大市政工程建设的开发建设中，如果政府直接把经配套开发的熟地供应给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建设成本将会大大降低，城市公共福利水平能够得到较快提高。三是由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公益性建设项目用地的收购、拆迁和前期开发，可以大大加快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将公益性建设项目的用地取得和前期开发纳入土地储备的统一制度体系，可以使建设单位从土地前期开发的复杂工作中解脱出来，专注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可以较早地介入工程设计施工阶段。这样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与工程用地的前期开发整理同时并行，就可以大大加快工程开发建设进度。降低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成本。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将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建设用地供应和土地前期开发纳入土地储备的法律规定中来，由有关土地储备的法规直接规定新增公益性建设项目用地的收购、拆迁和前期开发和供应，明确公益性建设项目用地储备和开发在现行土地储备制度体系中的地位。2.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应形成相对独立、统一的拆迁补偿原则和补偿标准拆迁安置补偿标准是城市房屋拆迁的核心问题。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上海市111号文的规定，拆迁人应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给予被拆迁人拆迁安置补偿，此外，拆迁人还应对因拆迁所引起的设备拆迁费、不可移动设备的重置费以及由拆迁造成的被拆迁人的营业损失等相关费用向拆迁人予以补偿。以上是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一般标准。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拆迁法规关于拆迁安置补偿的不足有三：一是未能在区分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补偿和经营性建设项目拆迁补偿的基础上，对拆迁补偿标准分别加以规定。如上文所述，公益性建设项目与经营性建设项目在建设目的和法律适用上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基于不同性质的建设项目所发生的拆迁补偿费用也应有所区分。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在征收取得国有土地后，再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将土地划拨给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建设主体。因而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补偿的法律依据是国家征收行为；相比较而言，经营性建设项目取得建设用地的法律基础则有所不同。国家不能以征收的方式为经营性建设项目取得建设用地，而只能以其他方式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然后再以出让方式为经营性建设项目设立国有土地使用权。显然，两种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不同，其拆迁地上物的拆迁补偿标准也应有所区别。笔者认为，公益性建设项目适用房屋拆迁补偿的标准应同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标准相统一。学界虽然对征收补偿的理论基础和补偿标准存在不同学说，但是这些学说的主要观点还是趋于一致的，即：土地征收人应向被征收人足额补偿因土地征收给被征收人造成的直接损失（主要指由于征收所引进被征收人的房地价值损失）和因土地征收所引起的土地征收时已经造成的间接损失。相比较而言，基于经营性建设项目土地使用权取得行为而发生的补偿问题，则由于其投资具有营利性，其补偿不应只及于被拆迁人的直接损失，而应给予被拆迁人所受一切损失包括全部间接损失的充分补偿。二是征收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过程中所发生房屋拆迁补偿的补偿原则未能统一。如上文所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该补偿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征收上，体现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而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征收方面，则体现为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征收补偿。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条的规定，拆迁人应按照合理补偿的原则，向被拆迁人补偿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值，对被拆迁人造成其他损失的，拆迁人要支付搬迁补偿、停业损失补偿等费用。存在设备搬迁的，被拆迁人还可以请求设备搬迁补偿。在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中，国有公房的承租人同样具有独立的请求拆迁补偿地位，承租人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请求拆迁人支付拆迁补偿费用总额的80%.根据上述论述可总结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两项原则：一是给予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以独立的拆迁补偿请求权，二是拆迁补偿额的计算方式是市场评估。相比较而言，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征收补偿则较为复杂。不仅包括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补偿，而且包括集体耕地的征收补偿。因为后者是集体土地征收的主要类型。故笔者以其为例加以分析。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集体耕地发生的费用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计算该征收补偿费用的方法是按照过去三年被征收耕地年产值的倍数确定。此外，《土地管理法》并未赋予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以独立的补偿费用请求权，而仅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至于土地补偿费如何在集体经济组织与包括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人间分配，分配比例是多少，均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相比较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原则，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补偿费用计算方法和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地位均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中，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人的权益被严重忽略。农民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法律的周延保护。因而如何将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统一在共同的征收补偿原则之下，是未来完善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的重要内容。三是政府需要就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标准定期公布市场评估参照价格。如上文所述，公益性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取得的法律基础是政府的土地征收行为。由于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与土地与地上附着物的市场评估价值紧密相关。因而政府实施土地征收补偿，既要坚持其征收行为的行政强制性效力，同时还要使其补偿与被征收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的市场价值相适应，以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保证土地征收行为行政效力性与补偿充分性的协调，政府需要建立起较为合理的土地征收补偿价格指导机制。即政府应定期公布公益性发建设项目土地征收或者房屋拆迁的补偿参照价格。并在该政府指导补偿价格的基础上，确定一定的补偿价格调整幅度，在该补偿价格调整幅度内，综合考虑被征收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的区位、用途、重置价值、收益等因素，确定土地征收补偿（在国有土地征收，即体现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价格）的最终价格。笔者认为：在上述土地征收补偿政府指导价的价格构成中，房屋价值的补偿，可参照同等区域同种类型房屋的重置价确定，而土地征收的地价补偿则可在被征收土地的土地基准地价上浮一定幅度确定。为了保持与土地交易价格的同步性，该土地征收补偿政府指导价应与土地基准价格、标定价格同步制定、同步公布，同步实施。3.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拆迁申请与审批程序应予以简化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拆迁人实施拆迁，必须依法取得拆迁许可证，而取得拆迁许可证，则必须取得前文所述的各审批文件。因此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中，拆迁人只有办理完毕包括项目投资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土地使用权取得审批和拆迁资金到位证明等相关申请前置程序，才具备办理拆迁许可证的法定资格。>如上文所述，简化公益性建设项目的申请与实施程序，即是将公益性建设项目建设用地的征收和前期配套开发纳入土地储备体系，即由政府有关储备机构代表政府完成上述土地储备和整理开发工作。政府储备机构对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工作的介入，为简化拆迁申请与实施程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储备办法》第十条就土地储备中的拆迁补偿作出了如下规定：土地储备涉及房屋拆迁、征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办理房屋拆迁许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审批等相关手续，并按照规定的标准、方式和程序实施补偿安置。另据上海市111号文第十条规定：因重大市政建设项目拆迁房屋的，建设单位可以凭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或者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文件，向规划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停止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通知手续，并向拆迁房屋所在地的区、县房地局申请暂停办理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的审批手续，以及房屋租赁合同的登记备案手续。根据上述规定，重大市政工程项目只需持项目批文，而无须持办理完毕工程建设规划许可证即可申请规划范围内房屋和土地使用的审批，停止规划范围的工程建设和建筑设施的处分行为。但是上述规定只是提前了冻结工程规划范围内工程建设行为和建筑设施处分行为的时间，并未完全实现简化拆迁申请和审批程序的目的。在土地储备制度中，土地储备计划的审核程序十分严格，一旦一宗土地纳入年度的土地储备计划，即表明该宗土地的储备已经与城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城市发展规划相符合，因而在此情况下，再为该宗土地地上物的拆迁许可设置较繁复的前置程序，既不能实现该前置程序设立的基本目的，又有审批制度重复设置之嫌。笔者认为，在土地储备制度中，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拆迁审批程序应作如下简化：一是由投资、规划、土地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在土地储备机构设置审批分支机构，由各部门在公益性建设项目储备用地的拆迁作集中审批，作“一站式管理”，从机构设置上为简化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拆迁审批奠定基础。二是将拆迁的审批标准由实体审查转变为形式审查。这样既可以减轻审批工作的压力，同时又可以加快相关审批工作的进度。同时，立法还可以就审批工作设定审批时限，以加速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的审批进程。三、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的立法模式如上文所述，上海市111号文已经作出了区分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拆迁与经营性建设项目拆迁的若干规定，但是该规定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而且市政工程建设只是公益性建设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111号文的相关规定也并不能反映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的全貌。笔者认为：在与现行拆迁立法衔接的基础上，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渐加以完善。1.应将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拆迁作为特别规范对象，单列于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外。《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根据该规定，包括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和经营性建设项目拆迁在内的所有城区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只能适用该条例。而根据前文所作分析，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拆迁工作相比较经营性建设项目，在建设目的、建设成本、进度要求和补偿标准等方面均在在较大差异，不同种类的拆迁工作适用同一法规予以调整，不利于促进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建设和发展。另需注意的是：国务院办公厅于二四年六月下发的《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就城镇房屋拆迁中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如下规定：政府行政机关不得干预或强行确定拆迁补偿标准，以及直接参与和干预应由拆迁人承担的拆迁活动。如果将公益性建设项目纳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调整范围，那么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拆迁工作就不能由政府来实施，也不能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城市公益性建设项目如何推动就成为一个矛盾。为了避免发生上述矛盾，笔者认为，应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条，将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单列于其调整范围之外，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外，形成较为完整的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行政管理、审批和补偿标准规范体系。当然，在无法及时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情况下，可在上海市第111号文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对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作例外性规定，甚至还可以通过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上海市第111号文所作规定作进一步细化，逐渐形成以政府规章为主体的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规范体系。而就上海市而言，由于已经形成了单行的土地储备规范体系，则应尽快将其纳入土地储备的法律规范体系。2.将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纳入土地储备的调整范围，并进而成为政府征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文所述，《储备办法》第十条就土地储备中的房屋拆迁作出明确规定。该规定为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纳入土地储备制度的调整范围奠定了法律规范的基础。以后的工作则是要在行政管理、审批和补偿标准等方面作出更加详细的规定。值得提出的是：《储备办法》是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政府规章，土地储备作为一项创设性的法律制度，仅由政府规章的形式规范尚显依据不足，应在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机成熟时，由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在对《储备办法》第十条制定实施细则的基础上，上海市可以形成较为完善、系统的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规范体系，而相比较而言，上海市111号文主要规范经营性建设项目拆迁，这样就可以形成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法规与经营性建设项目拆迁法规相互并立、彼此协调的拆迁法律规范体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将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纳入土地储备制度的调整范围，必须解决土地储备制度的上位法律依据问题。土地储备制度属于调整土地权属变更的重要经济制度，而且涉及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因此该事项应属于我国《立法法》第八条所规定的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地方立法机关及地方人民政府只能根据该法律规定制定实施性的规范。但是由于在国家立法层面，我国对土地储备的立法规范尚是一片空白，所以尽管我国除贵州、西藏以外的大部分省市都已经就土地储备制度作出了不同形式的制度规范，但是这些规范背后的合法根据并不充分。寻找土地储备制度的合法性依据，必须界定好土地储备制度的法律性质。目前，我国的《物权法》和相关的国家征收法律规范都在起草之中，根据我国《物权法（草案）》的规定，非为公共利益目的，非经法律规定审批和充分补偿，不得以征收拆迁的形式侵害公民的私有财产。在不远的未来，《物权法》即将公布实施，如果不将土地储备制度定位于公益性目的的征收，其实施将面临与《物权法》直接冲突的尴尬局面。因此，笔者认为，将土地储备定位于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土地征收、整理和供应制度是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制度选择的必然。在我国征收法律法规出台的基础上，将土地储备制度纳入政府征收法律体系，再将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纳入土地储备的调整范围，将是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的选择和出路。公益性建设项目与经营性建设项目在建造目的上的区分，促成了两者在用地、拆迁、供应等各个方面彼此区分，相对独立的制度规范结果。>
土地法实施条例全文篇10
我国1998年开始实行稀土产品出口配额制度，并逐步降低稀土出口退税。2006年起，我国对稀土的贸易政策由促进出口为主转变为严格的出口管理，措施包括对稀土出口产品分类征收关税、禁止部分稀土产品出口、逐步紧缩出口配额等。出口管理措施对控制稀土的出口起到了一定作用,推动了稀土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以美日欧为代表的进口方的资源需求利益。
2012年3月13日，美国、日本、欧盟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交了有关中国稀土的出口管理措施的“磋商请求”。同年7月，wto争端解决机构成立专家组，针对中国稀土出口限制展开调查。2014年3月26日，wto公布专家组报告，裁定中方涉案产品的出口管理措施违规。4月，美方和中方先后就专家组报告的部分内容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上诉。8月7日wto上诉机构维持了初裁结果，裁定中国对稀土相关产品的出口管理措施不符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违反了wto规则，但认可中方所采取的综合性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这意味着我国以出口配额、出口关税的方式管制稀土出口已不可行。本文试图分析美日欧起诉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的理由及深层次原因，研究wto裁决的依据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总结我国应诉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为今后我国稀土的管理提出建议。
一、相关各方阐述的理由及wto裁决的依据
（一）美日欧起诉中方稀土管制的理由
针对我国稀土出口管理措施，美日欧起诉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中国对稀土实施了不公平的出口管理。其中包括征收出口关税、制定出口配额，以及在出口程序上进行限制，措施违反了Gatt1994的第7条、第8条和第11条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一部分7.2条和11.3条中的规定。
二是认为中国对稀土的出口管理违反了《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一部分中的5.1、5.2、8.2条中的国民待遇原则。申诉方认为在贸易权问题上，中国没有将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同等地对待。中国对国外实体的稀土进口进行出口管制时，对国内实体却没有相应的限制。
三是认为中国违反了wto的政策透明度原则。申诉方认为中国对稀土实施的出口限制和程序要求违反了《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的以统一、公正、合理方式实施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中国的出口限制违反了Gatt1994的第10条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一部分的2(a)、2(C)。
（二）中方抗辩美日欧的理由
针对美日欧的起诉理由，我国寻求wto法律框架下的适用条款积极应诉，归纳起来抗辩理由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关于出口关税的抗辩。中方援引Gatt1994第20条（b）款进行抗辩，即“对本条所列措施的实施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在遵守此一要求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b）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一方面，中方认为，Gatt1994第20条可以作为《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条的抗辩理由。另一方面，中方提供了满足（b）款的证据：正如2012年美国环保局一项研究显示，环境问题伴随着稀土产品的生产链出现，包括有毒物质及放射性物质对水资源、大气的污染等。而放射性元素会导致肺癌、胰腺癌和白血病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此，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而出台的限制稀土开采、生产的政策及稀土出口管理措施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其二，关于出口配额的抗辩。中方援引Gatt1994第20条（g）款进行抗辩，即“对本条所列措施的实施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在遵守此一要求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g)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中方提出，出口配额政策对美日欧等并不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理由是中方出口配额的分配是按照足以满足国外需求的方式进行的，且出口配额并不是导致稀土产品国内外价格不同的真正原因。同时，中方提供了满足（g）款的证据：稀土属于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中国有权利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管理并使用资源。中国实施的综合性保护政策包括开采、生产、加工到出口等各方面，政策制定目的在于控制稀土资源的消耗速度，合理利用稀土资源。因此，中国旨在保护稀土这一可用尽的自然资源而实施的包括出口配额等措施是符合wto要求的。
其三，关于违背国民待遇原则的抗辩。中方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对稀土的出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中的规定进行，即“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凭商务部批准的文件及经营者的出口合同(正本复印件)签发出口许可证”，与中国企业享有同样的待遇。因此有关国民待遇原则的申诉是不成立的。
其四，关于政策透明度原则的抗辩。中方承诺只实施已公布的，且其他wto成员、个人和企业能够获得的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中国有关稀土的出口管理措施都已在中国境内公布。
（三）wto裁决中方稀土出口管制案的依据
wto做出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文件有Gatt1994,《中国入世议定书》及《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针对不公平的出口管制方面的申诉，裁决依据具体如下：
第一，《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条第3款明确规定，除可以对列举的84种产品征收出口税外，不再对其他产品征收出口税。而稀土相关产品均不在可征税范围内。Gatt1994第11条，数量限制的一般取消条款规定，任何缔约国除征收税捐或其他费用以外，不得设立或维持配额、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他缔约国领土的产品的输入，或向其他缔约国领土输出或销售出口产品。
第二，Gatt1994第20条的适用范围以及议定书本身的内容共同决定了Gatt1994第20条的适用范围，即只能适用于议定书中明确规定或者通过其他协定间接援引可以适用该条款部分以及对Gatt1994相关内容重申部分，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条未将Gatt1994第20条以明确的用词纳入其中，因而不能作为中方出口关税措施的抗辩理由。即使允许中方援引第20条(b)款为出口关税措施进行抗辩，论证过程中认可中方所采取的综合性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但由于中方无法证明出口关税措施是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抗辩理由仍不予支持。中方以保护资源和环境为由，援引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对出口配额及贸易权相关问题进行抗辩，但是由于中方不能充分证明其采取的限制出口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认定中方违反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二、美日欧起诉中方稀土出口管理的真正原因
（一）稀土拥有广泛的应用领域
稀土是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还具有优异的光、电、磁、超导、催化等物理特性，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农业等多领域。
在冶金工业领域，稀土作为添加剂，起到精炼、脱硫、中和低熔点有害杂质的作用,可以改善合金的物理化学性能,提高合金的机械性能。在石油化工领域，用稀土制成的分子筛催化剂，用于石油催化裂化过程。在玻璃陶瓷领域，稀土可作为抛光粉广泛用于光学玻璃、示波管及金属餐具等的抛光；添加稀土可制得不同用途的光学玻璃和特种玻璃，例如防紫外线玻璃、耐酸及耐热的玻璃等。在农业领域，稀土可提高植物的叶绿素含量，增强光合作用，促进根系发育，还可提高某些作物增强抗病、抗寒、抗旱的能力。在新材料领域，添加稀土可制成稀土永磁材料、稀土贮氢材料、稀土磁制冷材料等，用途涉及家用电器、汽车、电子仪表、核磁共振成像仪等多方面。
在军事领域，稀土能广泛应用在导弹、智能武器、喷气发动机、导航仪及其他相关现代军事高新技术上，是陆海空天部队的武器装备制造中的关键要素。例如，用钐钴磁体和钕铁硼磁体作为电子束聚焦的“爱国者”导弹使得制导系统实现精确定位；稀土系超磁致伸缩材料能够改良精密仪器，增强机械的性能，特别是在将来无人化武器装备上，提升武器的隐蔽性和打击精度。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提供17种稀土金属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和出口国，供给世界市场占90%以上，中国对中国的稀土管制，不可避免地会损害稀土进口大国的战略发展利益。
（二）稀土对美日欧的重要意义
美国是稀土的主要消费国。美国的汽车产业、石油工业、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光纤、激光和氧传感器、超导体等等生产离不开稀土，尤其是在美国居于全球优势地位的高新技术产业中，稀土更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美国虽稀土储量丰富，但是20世纪90年代封存稀土矿产以来，2007年起才开始恢复其国内稀土产品的生产，由于长时间依赖进口的稀土资源，国内稀土产业链已不健全，重构可靠的稀土产业链是需要时间的，会有相当一部分稀土仍需依靠进口。例如，美国2013年从中国进口稀土冶炼分离产品8120.2吨，占中国冶炼分离出口总量的34.89%。日本是第二大稀土消费国，也是利用稀土实现附加值最高的国家。汽车和电子产品制造业在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稀土广泛应用于其中。在汽车制造业，稀土的应用包括用于电池的稀土储氢材料，用于电机的稀土永磁材料，尾气处理中及氧传感器中使用的稀土催化剂，为减轻汽车重量使用的稀土合金等；在电子产品中稀土应用包括：用于液晶显示器、光学镜头的铈抛光粉，生产镜头添加用的氧化钇、氧化钆，及用于高存储密度光盘的钇铽铁等稀土磁光存储材料等。
日本稀土储量为零，所需稀土全部依赖进口。虽然日本在寻求多元化稀土资源供给，但短时间内仍需从中国进口大量稀土。数据表明，2013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稀土冶炼分离产品7781.7吨，占中国冶炼分离出口总量的33.44%；从中国进口稀土永磁4543.4吨，占中国稀土永磁出口总量的18.91%。
在欧盟，其最具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稀土原料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稀土是欧盟发展低碳减排经济的关键因素，主要需求有混合及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所需要的稀土镝，用于混合及电动汽车、风能的镨钕，用于照明的铽等。
（三）wto裁决可能存在的问题
wto作为协调世界贸易的国际组织，其最终裁决成员国是一定要遵守的，但是，wto的裁决是否无懈可击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首先分析案件中条款适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对wto专家组报告的研读可以发现，三位专家判断条款是否适用，是以文义解释与上下文解释为主。这样的做法是欠妥当的。例如，关于中国是否有权利援引Gatt1994第20条作为一般例外的抗辩依据，专家组以《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条未将Gatt1994第20条以明确的用词纳入《中国入世议定书》为由，认定中国无权就出口关税问题引用第20条进行抗辩。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问题上，一名专家组成员认为我国有权利援引第20条为依据，这说明在条款适用问题上缺乏明确的标准。
其次，专家组判断条款要件是否满足的标准有失公允。例如，在是否满足“限制出口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这一要件的分析中，中国证明已经对国内稀土开采、生产、加工、出口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规范和限制措施，为从源头上收紧稀土资源做出巨大努力之后，因为尚无相关数据证明限制发挥了作用，而被认为不满足一同实施的要求。
再次，关于《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条款的合理性。中国是wto后入成员，于2001年11月10日签署《中国入世议定书》，但是议定书并不完善，缺乏预先的设想与前瞻性。例如，第11条第3款规定“除可以对列举的84种产品征收出口税外，不再对其他产品征收出口税”。由于市场是不断发展的，所以适用于市场的规则也应该允许与时俱进的改革，当初没有将稀土相关产品列入可征税范围，不代表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就不应该对其征税，应充分考量征税这一行为的目的及意义。
最后，关于wto规则的合理性。wto并不是一个绝对公平的经济联合国，发达国家在规则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这样的背景下制定的规则本身就有局限性，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平。
三、我国应诉中存在的不足及管理方式的改进
我国虽然积极应诉了，但是仍存在准备不充分、援引不到位的问题，概括来说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在证明出口限制措施是否与保护资源相关这一问题上，中国举证不充分。一方面，中国在其制定的稀土出口管理措施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表述所实施的出口限制措施是以保护资源为目标，这与wto法律条文明确阐述其制定条文的主旨和目的的做法不相符。例如，我国出台的《关于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和《2012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二者都没有明确提到实施限制措施的目标是为了保护稀土等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缺乏数据证明政策的执行达到一定效果。
其二，中国在证明出口管理政策的必要性上缺乏证据。专家组不支持中国出口管理政策必要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无法证明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性措施。中国应拿出证据来证明稀土出口关税和出口配额等措施必须与国内生产等管理政策配合使用，才能达到保护资源的效果。
其三，中国在运用wto法律条款中存在不足。除了援引Gatt1994第20条进行抗辩以外，中国还可援引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即允许缔约方为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釆取“与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贸易有关的行动,及与此类贸易所运输的直接或间接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或物资有关的行动”。
虽然我国稀土出口管理措施案已经有结论，但出于稀土资源的稀缺性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因，我们应对稀土以适宜的方法进行管理。
第一，取消违反wto规则的稀土出口管理措施。例如，Gatt1994明确规定不允许设立出口配额及实施出口许可证政策，我国作为wto成员，应遵守相关规则，取消出口配额及相关措施。最近，中国商务部已经采取措施，从2015年开始对稀土资源取消了出口管理政策。
第二，提高资源税，征收环境税。稀土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加之在开采、加工等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我国实施出口管理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为了促进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保护环境。而提高资源税，征收环境税，可以达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目的。我国现行的稀土资源税税率过低，无法体现稀土资源的稀缺性，更不用说对遭到破坏的环境进行补偿，因此,必须提高稀土资源税率。同时，为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即修正稀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应适时征收环境税。
第三，深入研究wto判例。一方面，积极转变观念，增加立法目的的说明。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有关立法目的的论述可有可无，但是综观wto法律，都无一例外的阐述了其制定的主旨和目的，这说明wto法律逻辑如此；且案件审理过程中也体现了目的性说明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积极转变观念和做法，对新近出台的法律文件增加政策目的方面的内容，明确提出保护稀土等可用尽资源的目标，同时完善已有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管，及时准确地掌握政策效果，做到有据可循。
第四，学习wto规则，加强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只有精通wto规则，才能更好地维护本国权益。加入wto后，我国先后起诉案件12起，虽与被诉案件32起有一定差距，但却是我国积极利用wto规则维护权益的有力证明。
第五，争取修订《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不平等条款，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赢得一个公正的环境。根据《wto协定》第10条，议定书的修改具有改变各成员权利和义务的性质，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接受。因此，修改议定书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我们应为之努力。例如，在关税问题上，我国应积极联合其他矿产资源出口国,向wto申请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争取让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出现在附件六的列表中。
注释：
①《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包含中国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对中国具有约束力。其中，被诉涉及4个段落的内容，83、84段是关于贸易权开放的问题；162、165段关于中国出口限制措施方面承诺遵守wto规则及非自动性出口限制措施每年向wto备案。由于与《中国入世议定书》内容上是重申与强调的关系，以及wto裁决优先适用《中国入世议定书》两个原因，本文就不对《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另行分析.
参考文献：
[1]于兆鑫.“美国诉中国稀土案”所涉法律问题分析[J].知识经济,2012(09):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