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的含义篇1
关键词：两大理论成果；历史开端；相互关系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27-02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分别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探讨和争论。不论持何种观点，学者们在分析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过程中始终绕不开三个基本问题。
一、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在讨论二者关系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正确看待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部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思想与他本人晚年所犯的错误已有区分，并且表明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即，思想中不仅仅涵盖了革命时期的理论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提出了思想成果。
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成果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1956年，鉴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积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条道路。正如他所说：“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方法论指导。同时，论述了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其矛盾学说的代表。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转变消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除此之外，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如关于“三位一体”战略布局思想等。尽管晚年走了弯路，但不能因此否认思想中正确的理论观点，且“没有对这些失误和错误的纠正，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2]，同时继承借鉴思想中的正确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思想源泉，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在两大理论成果中有一定差别，尤其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正确思想和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指导意义，体现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由此可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起于思想，但注意区分的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并就此持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开端
历史起点的时间界定，直接影响着学者们对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界定。一般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其历史开端，主要依据党内颁布的相关政治文件、报告等；另一种反对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多数学者是以党的文献为依据得出结论。一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3]。二是党的十三大时就已提及“两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第一次的飞跃时限只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紧接着党的十四大就将它延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与进步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概括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综合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可以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主要存在“1921年说”“1927-1934年说”“1956年说”“1982年说”，这些分歧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讨论较为激烈。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的很大原因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认知上的分歧，学者们难以达成统一认识。即使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后，仍有学者将1956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1956年说”作为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影响最大的一个起点说。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论点是：一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戒”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且契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和准备阶段。”[4]二是就理论开端而言，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三是中国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启动社会主义建设，并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时间来认定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起点的依据。这三个时间分别涉及制度、道路、理论，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故而1956年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在三个方位的同时启动。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问题毋庸置疑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诸多中央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问题的多次概括都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其次，在确定历史起点时，必须要弄清楚“开始探索”与“开创”的区别。最早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在20世纪50年代，始于，但是不能笼统地认为他已经开创了这个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从根本上而言还处于探索阶段，难以论证起点一说。再次，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于两个有较大差别的时期。思想形成时期以鹫与革命为主题，而后者形成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两次历史性飞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前者解决的是革命道路问题，后者要解决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最后，思想产生于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改革开放为实践基础。
三、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前文探讨的关于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及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开端，最终服务于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成果关系中，多数学者偏向“不包含说”。首先，二者不能混为一谈[6]。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产生了具有明显区别的两大理论成果，理所当然是不包含的关系。其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及“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鲜明指出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谈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换句话说就是，“当代中国”指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历史阶段，不涵盖思想。最后，必须正确理解“中国特色”这一概念。两大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有差别，比较而言，前者更加侧重中国传统特色社会主义，后者则具有鲜明中国当代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于思想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一观点主要集中在党的十七大之前，其中影响广泛且存在争议的就是“始于毛，成于邓”，这类观点持有者倾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探索，《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便是佐证。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经验。对于这段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结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7]据此，有学者把它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的根据。即使党的十七大明确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存在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思想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养分和组成部分。再者，有学者从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必然遵循质量互变规律为由，认为新旧事物在量和质方面的部分重合、交叉和包含是必然的，且这种重合、交叉和包含正是事物相互联系的具体表现。
笔者认为在探讨两大理论成果关系时，不能简单认为二者就是包含关系或者不包含关系。它们应当是内在统一的平等并列关系，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分别产生的，是有机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关系，有先后顺序，但无高低之分。常见的“不包含说”容易产生贬低思想的历史地位之感，也贬低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重要作用，使这两个时期俨然割裂开来，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而“包含说”势必会造成一个从属关系，将思想涵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会造成一种从属感，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思想历史地位。再者，将其概括为包含关系，不符合我们长期以来关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提法，与认知不符。曾就此强调：“虽然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二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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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J].科学社会主义，2007（5）：20.
社会建设的含义篇2
党的十7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个新概念。它们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共同的特点。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的是“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回答的是“什么是和谐社会、怎样建设和谐社会”的问题。显然，科学发展观是统领，而二者要解决的问题和根本要求，都是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在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中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完成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一要牢记“机遇”二字，即要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二要贯彻落实“全面”二字，即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做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而且要实现“社会更加和谐”这一重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这就决定了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
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等范畴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这些范畴都应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含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根本保证。
科学发展观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具有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特点。我国利益关系、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殊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党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强调了三个重要理念：一是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二是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三是统筹兼顾，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为了更好地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观。
社会建设的含义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性思考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各界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概念。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包括哪些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哪些方面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是一种简单的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构建、培育和践行有何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厘定和基本内容
从哲学维度看，价值是揭示客观事物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核心价值观则是指一个社会处于主导地位、能集中反映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共识的价值观，是指引领国家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稳定进步、判定人生是非美丑善恶的价值观。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进一步概括和凝练，即党和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和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对此问题的认识，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其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对三个倡导的关系作了说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了现阶段全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其核心在于分别体现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在价值规范上的目标要求、取向要求、准则要求;同时，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的划分是相对区分的，三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杨叔子先生所言：“这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反映了同志一再强调的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这三者利益的关系。”显然，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保障着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保障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而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又支撑着国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有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作为基础，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的社会才有可能，建设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生态和谐的国家才有可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化发展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代表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方向，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互交融，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着强大精神力量;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为在社会生活中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判断提供了基本准则，发挥着引领风尚的作用。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本质、最重要的部分，四者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2年11月，党的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包含着“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若如此，在今天既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又强调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似乎更加突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事实上，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
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要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单地理解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因为什么？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提出，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进一步深化、凝练和升华，进一步适应大众化的需要。因为“观”和“体系”相比较，“观”是指人们对某种事物的根本的看法和观点，价值观也就是人们对价值的根本看法和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上是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而“体系”侧重的是理论，一般是指关于某个事物的理论体系，是关于某个事物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观点体系。价值体系是关于价值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体系。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更适合于大众化的需要，更加“接地气”、更加“通俗化”，更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收、接受，更易于让广大民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深化和发展，更加适合思想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更具“大众化普及”的现实可操作性和运作性。也就是说，不管是党员干部甚至是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每一个公民，都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建构、培育和践行，体现了一种“寓党员干部于人民群众中”的价值理念，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进行架构，提出了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蕴含着三个层面的价值主体和责任主体。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没有特例和特权，不分干部、党员和群众，各尽各的责、各履各的职。“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充分展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构建、培育和践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了现阶段全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既分三个层面对不同的价值主体提出了不同的核心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又将三个层面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价值观体系，符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和发展趋势，顺乎中华各民族人民的民心和民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它的提出、构建、培育和践行，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以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在学习与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思想和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价值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创新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第二，在现实性上，当代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面对世界范围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建构、培育和践行，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从社会历史维度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构建、培育和践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每个时代的价值观特别是其核心价值观对于这个时代来讲，具有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功效。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后经历代儒家的吸收融合，逐步形成了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即“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超稳定结构的精神支撑，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延续两千多年的精神保障。在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掀起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核心价值观念，形成了一套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对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在当代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应当坚守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我们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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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的含义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现状研究
引言：
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在研究方面是否能够涉及到很多相关的问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认识问题；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的方法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些需要建立在相关的问题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够成立相关的命题，实现其中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相关的理论发展建设研究方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这个命题
俞吾金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至少应该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指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理论体系；我们要研究为什么要实现马克思之一社会建设的命题研究呢，因为现在的学术研究针对性都是比较强的，所以研究起来也就需要一种理论的支持，实现其中的内涵完善，在创始问题上需要加强相关的看法研究，实现后继的力量结合才能够不断完善相关的特征，加强理论体系的解释和研究。二，马克思思想中提出的解释体系来源于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结合各自的时代、地域特征做出的解释。
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建设问题其实还有着真伪本质的鉴别，对于现在的研究方法来说，需要加强相关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的生产方式发展成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随之暴露。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时代的产物，就是在分析当时的时代性问题过程中得到了确立，是一种带有浓重哲学的色彩的革命理论。以上的描述是第一个层面，即马克思恩格斯有无社会建设的论述或思想的问题。一般对于第二层次，即社会建设的论述有没有在地域化、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体现，通常没有多少疑问。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现状
近几年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研究来说，需要实现相关的研究和建设，以便于能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善，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并把社会建设升格为“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一体，大大拓展了这些学科的研究领域，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需要实现更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才能够进一步加强研究和建设，主要方向是：一是主要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及关于社会建设的论述；二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实践和理论结合的模式，完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方法
现在我们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研究普遍的意义，实现其中的发展改革需要，对于我国的实践来说，能够提出一定的指导意义。
3.1放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研究。
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来说，需要加强历史性的改革，进一步完善整合历史经验，改善其中的思想道德理念，并且放入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对于这一方法，梁树发教授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的相关问题是如何实现的，需要面对现状，面对现实的生活。应当联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面临的时代课题进行深入的探索，了解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它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3.2放入社会主义的建设史中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需要加强实践和指导意义才能够不断促进先进的思想改革和实际的措施落实；需要完善其中的社会建设才能够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的运动，建立一种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发展的土壤包含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相互作用上的。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史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首先会想到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它实践出的“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不能被忽视的。其次是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时期，再次是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四是当代四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中国以外社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意义上说，从正反两方面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的影响；从发展机制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相互作用，三则是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相互作用机制中的重点，以上是总结研究目的所需要阐明的几个问题。
四、小结
我们应该用比较现实的角度来看，社会的概念问题能够通过建设思想来实现，也就是能够不断落实各种理念，以便于改善，吸取相关的经验，社会状况和条件的不同各异，但他们在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事业发展、民间组织发展等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能够进一步给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利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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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吾金；；本体论视野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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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的含义篇5
霍布斯最早进行系统研究
在西方，文明一词究竟何时出现，一直都存有争议。张金华等学者在《文明与社会进步》一书中提到：“在西方，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已于1651年写就《利维坦》一书，提出了文明社会的概念，可以说他是西方思想家最早使用文明一词的人。”
法国文明史研究专家张泽乾认为，“法国是诞生‘文明’词语的故乡。1756年，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先驱者老米拉波在其著名的《人类之友》中，正式使用了‘文明的原动力’一词，此后，该词逐渐为人们普遍接受。”
政治学者虞崇胜则认为“文明”一词可追溯得更为久远，他在《文明的科学涵义探微》一文中，提出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已经使用了“文明”一词。此外，中世纪人文主义大师但丁也曾使用过civilita一词，后来这一词语又演化出另一新词civilisatie，在词义上已与“文明”相近。在路易十四时代，poli（意为“文雅的”、“有教养的”）一词在法国也已流行。至于比这更早的古希腊普遍使用的polil（城邦）和civis（公民的）等词语都带有“文明”的意思。
霍布斯是否是最早提出“文明”一词的人，也许还需要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西方最早对人类文明进行系统研究的人。伴随着近代商品经济和启蒙思想的发展，霍布斯最早提出了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国家状态是人类文明的起点的观点。
1755年，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两面性的观点，成为文明批判论的先驱；1756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发表《论风俗与民族精神》（即《风俗论》），该书虽未使用“文明”这一词语，但被公认为是阐述文明通史的启蒙之作。1770年，英格兰18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吉本在其传世之作《罗马帝国盛衰史》中，也提及了“文明”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于1877年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专门探讨了人类文明起源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氏族的解体和国家制度的建立，国家的建立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的标志，亦是文明的标志。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重视对文明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从第1卷至30卷，使用“文明”一词即达260多次。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具体考察了人类社会由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文明的内涵、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文明的发展规律。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文明以及文明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文明发展的规律就是在不同文明的交锋中，总是较高程度的文明取得胜利，最终“文明能够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
尽管西方对“文明”的系统研究有各种各样的学派和理论，对“文明”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文明”都具有以下的基本含义：文明是和蒙昧、野蛮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人类的一种进化状态；文明和政治同源，文明具有政治的意义，具有价值、制度、组织等多方面的含义。
中国对“文明”概念的阐释
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就多次出现过文明这个概念。《尚书・舜典》中就有“睿哲文明”之语。《易经・乾卦》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说法。《易经・贲卦》中也有“文明以止，人文也”的说法。这里的“文明”意为文采光明，文德辉耀，主要指政治上道德上的明朗、德治等意思。《史记・乐书》中有“是故情深而文明”一句，指的是音乐、歌咏、舞蹈等文艺活动的感人状态。清初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说：“辟草昧而致文明”。这里的文明，就包含有与落后、荒芜相对立的进步、昌盛等含义。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受西方文明观的影响，逐渐将文明解释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民主法治的发展。梁启超在分析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因时说：“大抵一社会之进化，必与他社会相接触，吸受其文明而与己之因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他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为例证，指出：“欧洲各国所以进化无已，而我国所以数千年凝滞不进者，则与他社会接触之多寡难易使然也。”他还认为，社会原因也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他指出，西方近世文明的发生有两大事件为之先导，一是，二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不在于它的武功，而在于使欧洲人从其他民族那里学到了不少科学技术；14、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则使“全欧精神，为之一变”，从而为欧洲启蒙思想开辟了道路，终致酿成以后欧洲新制度的确立。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对文明概念阐述最深刻的人。早期，在文明问题上，他和卢梭一样，认为文明具有两面性，“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文明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带来了人类的不平等。“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造成不平等世界。”他甚至认为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实行民生主义解决社会问题比发达国家要容易，“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就不大”。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没有出现孙中山所预想的前景，这促使孙中山对自己的文明观进行反思，他认为人的文明程度如果没有达到一个高度，会使建设无成。“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残酷的现实促使孙中山去寻找问题的症结。他经过深入的反思后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人的心理建设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他在此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心性文明”的概念。在《建国方略・自序》中他说：“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社会建设的含义篇6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并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政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党执政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更是渗透到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党执政的思想来源，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了55年来的执政经验，首要一条就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也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彰显党的执政能力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国家逐渐走向强盛，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都取决于我们在国家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党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的理论更好地指导并解决了实际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
第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党形成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体现了我党在执政的关键时期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粉碎“四人帮”以后，刚走出“十年浩劫”的全国人民看到了曙光，但这时华国锋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就意味着中国将继续走“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在这一复杂形势下，邓小平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旗帜鲜明地坚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思想理论界逐步提出研究历史、判断路线是非和理论是非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最终诞生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着名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给予根本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在当时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得到真正的贯彻，使我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促进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这直接的体现出了我党的执政能力。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体现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首先在理论界经历了长期的讨论，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上。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关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用“发展”的眼光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些理论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解决了我们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全面推进，体现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是我党在国际、国内形势严峻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且直接回答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建党的问题，体现了党科学判断形势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从国际上来讲，原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和平演变，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执政地位，我党也面临着在社会主义执政时期如何建党、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国内来讲，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阶段，各项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战”的关键时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前提下，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完全解决的在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如何建党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对如何建党的问题作了回答，而且在复杂的形势下我党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总揽国内全局的执政能力，从而保持了国家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总之，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创新都是在我党、我国处于关键时期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和推动的，其重大意义不仅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而且体现了我党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做出判断，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
二、党的执政能力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并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而这些能力都内在地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能力。
首先，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自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以来，我们党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并努力探索其运行规律，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是以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的，因此，要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首先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来分析经济形势和制定经济政策；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来回答和解决经济建设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第二、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的民主政治还不是很健全很完善，因此，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和实行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依法执政的水平。
第三、党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所以，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第四、党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尤其是“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探索社会建设和管理的规律，积累经验，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最后，从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来看，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党正确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前提。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同时，世界多极化也在曲折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确运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认识国际局势，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新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不断深入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要作好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结合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当前，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结合当代化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深入研究，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这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任务。
第一、要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就，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我们党80多年的光辉历史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由此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强大的生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冲破教条主义，打破传统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的历史特点。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要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特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当代，和平和发展仍是现时代的主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现时期最大的时代特征。因此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实践，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探索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结合的伟大理论，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同志指出：“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理论和实践双重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是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第一、从理论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实践和中国80共产党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当我们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会保证我们的工作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这也就要求我们要从理论的角度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从实践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前进，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从实践出发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检验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社会建设的含义篇7
我自愿加入九三学社。
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九三学社最初是以发扬的反帝爱国精神，以民主科学为宗旨，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成立、改建的。在我国的革命事业中，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团结合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半个多世纪以来，九三学社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组织成员参加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发展科学技术、教育和医药卫生等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走上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她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九三学社的基本任务是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全体社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奋斗目标，为实现>文秘站:
中外历史尤其是我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只有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保持稳定，才能在国际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距离，加之现在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因此要想维护我们的国家，稳定我们的社会，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还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目前仍然是我国的第一要务。科技可以强国、富民，促进人类和谐发展。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是依靠科技的力量，我们才能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各行各业蓬勃发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都是在遵循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得出的真知灼见。
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的不懈追求目标，当前我国正在朝着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正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继承和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目前我作为一名公务员，报效社会，为经济发展服务是我的人生追求，纵观九三历史，很多各行各业精英不仅在自身行业内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着科技研发方向，在国防、科技、经济、医药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还运用他们的超人智慧、渊博知识，带着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满腔热情，提出了许多富含科技含量的高价值、高水平的建言献策，为各层领导决策层提供了很好的决策依据。他们对科学刻苦钻研，永不言弃的精神，对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高尚的品格感染了我，激励着我。为使自己能够达到学社的要求，我将首先加强思想建设，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理论，认真学习社的纲领、章程；干好本职工作，加强科学知识学习，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并积极投身于各种科技服务活动中；按照学社纪律要求来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为此我恳请加入九三学社，愿与广大社员们一起，大力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努力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民展战略，发挥我们的技术特点和优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不断做出贡献。
个人认为，九三学社是摈弃了官僚和陈腐，倡导民主与和平，致力于学术自由科技兴国的参政党。纵观九三历史，很多行业精英不仅在自身行业内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着科技研发方向，在国防、科技、经济、医药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还运用他们睿智的头脑、渊博的知识，带着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满腔热情，献计献策，为各层领导提供了许多富含科技含量的高价值建议。学社前辈们对科学刻苦钻研，永不言弃的精神，对事业的无私奉献以及高尚的人格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去加入光荣而神圣的组织。
目前，我作为一名高中教师。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优秀的接班人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从教16年，具有扎实的教学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我愿意投身各种科技服务活动，严格遵守学社纪律，宏扬学社精神，不断提高完善自己。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载起万吨巨轮。
我坚信，尽管我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融入九三这个宏大的集体，一定能为推动我国科技兴国作出最大的贡献。
社会建设的含义篇8
【关键词】白族；本主崇拜；当代价值
本主，即本境之主，白语称“武增”、“增尼”、“老公尼”或“老太尼”，即我们的主人。在白族人民看来，本主是村寨的保护神，掌管村寨的日常事务，他可以保国保民，保护本地区老百姓的清吉平安，保护人畜兴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本主崇拜是白族特有的方式，起源于原神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动物崇拜，融合了巫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成分，与佛教、道教并行不悖的存在于白族人民的生活中，起到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人际关系、维护地区和谐稳定的作用。本主崇拜历经时代的变迁没有消亡，相反出现一定程度的复兴与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本主崇拜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以人为本的理念、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和互帮互助的集体观念。本主崇拜中蕴含的这些思想观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可以提供有借鉴意义的参考，我们应高度重视本主崇拜的当代价值，努力寻找本主崇拜中的优秀因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结合点。
一、白族本主崇拜蕴含的文化内涵
白族是围绕洱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农耕民族，本主崇拜是白族人民在长期与变化莫测的自然相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宗教现象。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和谐、以人为本等思想存在本质区别，但是也有许多优秀的思想和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追求与主张。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到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形成，其间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和谐思想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白族本主崇拜是白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因不能理解变化莫测的自然而产生的对自然、对祖先和英雄人物的崇拜基础上在白族人民当中形成的敬畏自然、善待自然的生态观。
1.敬畏自然的观念。白族人民认为大自然是万物之源、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把一部分自然现象将以崇拜，如对天、地、日、月、山、水、石、树的崇拜。在白族人民的心目中普遍存在如果不顺应自然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的观念，所以在本主崇拜中就有许多有关神山圣水的有关禁忌，如有禁止乱砍滥伐的禁忌、有封山育林、封海育鱼的季节禁忌，违反禁忌就要受到神的处罚。事实上，这些禁忌的日子正是动物的期、产卵期和繁殖期。这些禁忌有利于动物休养生息，促进人与自然的平衡。这些都体现了白族人民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2.善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理念。白族人民认为自然界的万物皆有灵性，把对白族人民有特殊贡献的动物、植物加以崇拜，白族人民认为龙、壁虎和蛇当成是白族人民的保护神，在白族的习俗中对自己民族的保护神不能随意的杀害。白族的本主庙中普遍供奉着鸡、牛、马的塑像，既是白族人民祈求六出兴旺的美好愿望，也是白族善待动物的体现。在白族的村规民约中有关于保护自然、保护动物的记载，同时各地还专门有护林员和护海员，对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进行惩罚，在日常的生活中向人们宣传保护洱海、保护环境的知识。
（二）平等的人际交往准则
首先，从神与神的关系来看，虽然各本主神因为管辖范围的不同而导致其影响力也有大有小，但本主神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关系，没有存在从属和隶属的关系。不管是帝王将相本主还是普通老百姓的本主，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没有地盘的纷争和权力的争夺，而是平等的共享人间烟火。其次，从人与神的关系看，本主是村社的保护神，但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灵，而是存在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本主有七情六欲，老百姓可以随意调侃本主。同时，在白族的本主崇拜中表现出“神为人服务”的功利性特点，当遇到结婚生子、祈求平安或高考的时候，白族人民都喜欢到本主庙里去祭拜祈求本主的保佑，平时都是正常交往、并无特别的一些规定。最后，本主崇拜中体现了男女关系的平等。白族人民崇拜的本主既有男性本主、也有女性本主，如柏洁夫人、鹤庆小教场村本主“白姐”等，反映出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性别、出生论英雄的朴素情感，只要对白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作出贡献、只要是扬善惩恶英雄人物都可能被当成本主来崇拜。
（三）以人为本的理念
白族本主崇拜体现出娱神、娱人相结合的特点。白族群众对“本主”的崇拜，除急难性的临时献祭活动纯属宗教性以外，大凡集体性的祭祀活动都明显带有娱乐的特征。村寨的本主节是白族村寨重大的节日。本主节这一天，白族人民杀鸡宰羊，宴请四邻和宾客，通宵达旦的唱歌，男女青年借此机会谈情说爱。长时间劳作的农民在这一天也可以得到短暂的休息，并以此庆贺农业的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随着社会的发展，本主节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娱神逐渐向娱人转变，大凡集体性的祭祀活动都带有娱乐的特征，所以在白族人当中有“人喜则神欢”的说法。本主崇拜中反映出来的对白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利的事情，本主就是支持的，反之会影响白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的情况本主就是反对的，本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白族人民利益的化身，本主崇拜中的许多理念体现的是以白族人民最根本利益为本的理念。
（四）互帮互助的集体观念
白族本主崇拜具有功利性，注重神为老百姓服务的功利性。借助本主这个媒介，将白族民族文化、道德品质和民族精神一代一代的传递到白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激励人们团结协作、克服困难和战胜困难，从而增强集体意识，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神话故事中的本主大部分具有乐于助人、救民于水火的优秀品质，反映了白族人民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优秀品质。这样的优秀品格深深地烙印在白族人民的性格中。在白族民众的生产生活中，哪家要盖房、有红白喜事，邻居都要全部去帮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春耕生产的时候，全村的老百姓互帮互助，这些都反映了白族民众当中团结协作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观念推进了白族社会的发展和和谐稳定。
二、白族本主崇拜的当代价值
（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与启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个人身和心的和谐。白族本主崇拜中折射出来的是白族的一种生态智慧：即人、动物、自然界是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生命整体，这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首先，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土壤，要加倍爱护，不得以征服、掠夺的方式对自然进行过度的开发和利用。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坚决制止掠夺自然的行为的发生。
其次，树立适度开发的观念。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经济过程中，我国对保护自然认识不到位，很多地方对资源环境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在经济发展的背后却是大量土地荒漠化；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很多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我们需要经济发展，但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因此，本主崇拜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树立节欲、适度开发和消费的观念。
最后，和谐社会需要人身心的和谐。白族的本主崇拜在缓解白族群众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如白族群众在崇拜本主的过程中，会把内心的一些不想告诉他人的想法、苦恼及困扰自己的问题跟本主倾诉一番，这实际上也是人实现自我排解的一种方法，从而能促进人自身身心的和谐。促进身心的和谐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社会压力不断加大的今天，每个人不仅需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支持个体生命的成长与完善，还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调节、排解困惑和压力的方法，从而减少心理疾病的发生。
（二）对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将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产生影响，坚持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白族本主崇拜中包含大量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族平等、团结和友善的一些思想和观念，体现了一种包容文明的社会意识和心态，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和启示。其次，白族本主崇拜中体现出来的以最广人民利益为本的理念。因此，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借鉴白族本主崇拜中的和谐观和生态观，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白族的本主崇拜有利于推动白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首先，白族本主崇拜倡导人们要辛勤劳动、勤奋为本，而不能好逸恶劳，这能够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白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白族本主崇拜中的伦理道德，通过对人们思想、心理的教化、调节，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有利于农村文明风尚的建立和新型农民的培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本主的信仰和崇拜是白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它不仅调节人的心理，规范人的行为，塑造人的灵魂，同时也能给人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最后，白族的本主崇拜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是白族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动力。白族本主崇拜中包含着和谐思想、人际交往的平等的准则，白族人民热情好客、爱干净的日常交际习俗，我们应该在日常的生活中积极汲取本主文化中这些优秀的成分，唯自己所用，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大理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白族在长期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利用实践中，积累了朴素的生态维护经验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在白族的本主文化中蕴含着保护生态环境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正是在这些生态文明观念的影响下，白族地区普遍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在其他地区的湖泊遭受严重的污染的时候，大理洱海还是以很好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白族本主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生态文明观念给予承认和肯定，以期起到鼓舞白族老百姓，愿意和一直将本主文化中存在的生态文明观念延续到白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美丽大理，魅力云南的建设。
（五）增强民族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稳定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文化。本主崇拜作为白族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标志，在增强白族人民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有重要作用。本主作为村社保护神，在大理地区，有的一村一本主，有的数村一本主，但是不管具体的情况如何，本主崇拜普遍倡导的和谐、乐善好施、与人为善等观念和意识是一致的。白族人民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正式通过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信仰联系在一起，进而促进了白族地区的团结稳定。
综上所述，本主崇拜是白族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典型特征，本主文化中蕴含的和谐思想对白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可以再一定程度上促进白族人民对本民族的认同、推动白族地区旅游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董建中著.白族本主崇拜：银苍玉洱间的神奇信仰[m].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
[2]杨志明.白族本主崇拜的功能初探[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9（5）.
[3]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社会建设的含义篇9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与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每一大的阶段必然要经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两个飞跃,产生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崭新命题,是一个通俗性的简洁表述。其学理性表述和思想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此作了更精致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才能科学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的“化”就包含着具有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前者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就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否则,离开中国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后者说的是在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前者说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者说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前者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后者体现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种实质性含义,在延安时期都讲到了。在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的确强调的是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在《选集》正式出版时,为避免发生误解而由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改动而来的。可见,当时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到了1941年9月,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这就是他在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同时,提出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1942年3月,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含义讲全了。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在这里,“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新的东西”,表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实质性含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层实质性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双重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这既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应用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体现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在对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飞跃。还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前一年,1937年7月在《实践论》这篇哲学名着中,为了从认识论上清算割裂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剖析长期拒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观点,第一个飞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飞跃是由理性认识能动地到革命实践,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他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意义更加重大,这不仅因为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由实践加以检验,而且因为获得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指导变革世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不例外地遵循着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也要经历这样两个飞跃。不过具体的次序有所变化,由于讲的是认识的来源和理论的运用,因此形成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的是理论的运用和理论的发展,因此呈现出认识——实践——认识的状态,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同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引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二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探索的成果,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这两种形态的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预期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中,每一次飞跃都包含着上述两个飞跃,产生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思想;第二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道路”和“理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从成果的层次看,“道路”是实践层面的具体模式,“理论”是理性层面的思想体系;从形成的过程看,先有“道路”,后有“理论”;从两者的辩证联系看,在对“道路”的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理论”,有了科学理论就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发展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具体内容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用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个层面进行明确概括并加以区分。同时由于理论成果是最高层次的成果,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采用简化的办法用“成果”这一概念来指代“理论成果”。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从理论的严密性与成果的层次性和全面性着眼,我们必须同时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必须深入研究这两种形态的成果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二
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进行概括的历史轨迹中,也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这样两项基本成果。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但在党的初创时期,由于革命经验和理论准备都相对不足,因此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总体上处在自发的状态。真正自觉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延安时期的事情。这不仅体现在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而且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成果,这就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正如1938年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6]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的总纲中不仅写上了“思想”,而且在阐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使用了“革命道路”的概念。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的报告《论党》中谈到的贡献时将“思想”与“道路”并提,指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道路”[7]319。不过,当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这一重大变革的评价上还没有使用诸如“历史性飞跃”这样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表述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思想”这样两个层面。从刘少奇关于思想的具体论述看,当时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主要理解为思想,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7]335。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继找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之后,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在对这一重大成果进行定位时,党的“十三大”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判断,飞跃的成果首先也是从实践探索的成果进行概括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8]在这里,党中央将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概括为找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用思想理论来概括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呢?这是因为第一次飞跃已经产生了系统的科学理论思想,而第二次飞跃在当时体现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尚未形成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14年来的基本经验时,肯定了“十三大”这一提法,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9]7。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使之形成科学体系,因此“十四大”在对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概括上虽然沿用了“十三大”的提法,但同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9]13。这已经很明确地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只是还没有用“第二次飞跃”这样的语言来概括它。党的“十五大”再次肯定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论断,但是与“十三大”不同,这次是从理论成果的角度和层次来概括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我们党把它称为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0]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先后进行过两次概括,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实践探索的成果,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理论探索的成果。归结起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和产生的重大成果,它既包括实践探索的成果,也包括理论探索的成果。前者表现为找到了两条道路即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建设道路,后者表现为形成了两大理论即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
在党的“十七大”的理论创新中,更加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提,这就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实践探索成果和理论探索成果这样两个重大成果。
党的“十七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就是集中了我们党改革开放近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采取“一总两分”的概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伟大旗帜、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是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道路,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新的概括,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凸显出来、明晰起来。
从科学内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统一的旗帜。“十七大”不仅第一次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新概念,而且阐明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科学内涵,“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可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二者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个概念中的两个具体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践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社会主义而言的,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1]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理论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1]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新时期不断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历届党代会阐述的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对旗帜的具体表述也不尽相同,但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也就是说,新时期我们党始终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党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十三大”的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的主题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可见,党的“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着一面统一的旗帜,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所不同的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体含义的理解上各有侧重。“十二大”、“十三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大”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任务;“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六大”强调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在此基础上,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行整合,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这个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实践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样的科学整合,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的完整的内涵,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同时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囊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取得的全部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在旗帜问题上的一脉相承。
总之,党的“十七大”在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完整概括和科学表述的同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这既总括了我们党新时期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同时又说明了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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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1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新晨
社会建设的含义篇10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农”
abstract:withtheenteringofChina’swell-offsocietyofaccesstoChina’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salsofacinganewdevelopmentofthecorrespondingruralareasandfarmersisalsotoaddresstheissueputontheagenda,theCpCCentralCommitteeputforwardthebuildingofnewsocialistruralareasofthehistorictaskthisisnotonlyaresponseto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butalsototheconceptofscientificdevelopmenttoguidetheuseofthepractice.
Keywords: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the"fivebalances";newsocialistcountryside;the"threerural"
前言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强调“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原则，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用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
首先，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次，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同时遵循自然规律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人口、环境相协调。为了更好的实践发展观，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这“五个统筹”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具体目标，展示了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和人民需要努力做好的近期目标。科学发观展观一经提出，就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全国各地均掀起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从某种意义上看，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广人民群众的心声，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基本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与时俱进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魅力的真实再现，同时也是时展的需要。
二、农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城市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一跃千里，然而相比之下农村则大大的落后，城乡差距日益突显，“三农”问题已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农业怎么发展，农村怎么建设，农民怎么致富，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众所周知，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农村占据国家的大部分比例，农民是国家的主要人口，因此，农村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动摇这个国家的发展基础，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牵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诚然，农民生活有了大大的提高，但是农村的问题仍是层出不穷，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主要有：
首先，农村的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农村经济只限于初加工阶段，这造成农村许多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麦秸秆，只是有极少部分用作深加工，而且由于当地没有深加工设备只能运输到外地，大部分则是当作柴烧或者烂掉，如出一辙，玉米秸也是这种命运，即将到手的钱就这样被浪费了；农村产业结构也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农林牧副渔明显失衡，另外，近些年来，良田被占、牧场沙化、滥砍滥伐的现象严重泛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不平衡的程度，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农民真正要致富切实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切实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的关注度。
其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农业而言，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显落后，即使和我国的整个经济状况相比也是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贯强调科技兴农，尽管农民种田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但是，在便民种田方面仍有很大的欠缺。在一些落后的山区，公路、灌溉设施等配备设施依然没有解决。据调查，全国目前仍有近4万个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没有达到卫生安全标准；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农村的生活、居住、生产条件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再次，农村科教卫生大大落后于城市。在农村，对于子女教育费等一些高且又必须的消费，依然有不少的农民支付不起，导致许多孩子失学，辍学；对于农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个极大的缺口，因病致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最终必将影响国家的全面发展。
最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政府宏观调控更是不到位。集中表现在农民市场意识薄弱，传统计划意识依然占主流，同时互联网等先进媒介在农村得不到推广，信息交流比较差，加之地方政府宏观调控不及时，农民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现在看来，“三农”的滞后发展，影响了全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影响了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最终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已经迫在眉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进入21世纪，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根据这一要求，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做出的重大决策，同时也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更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做出的英明决策，是党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加快推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的一项历史任务。
1．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是发展重点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更是如此。新农村建设要求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彻底改变农村现状，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转变看待农村的传统观念。国家发展农村的决心是坚定的，农村面貌在不久必将焕然一新。从目标上来看，这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又包含了对农民收入、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这一目标既包含了农村村貌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高，还包含了农村的党政基层民主建设的改善与提高，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3．新农村建设顺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新农村建设也包含在“五个统筹”的战略部署内，即统筹城乡发展。国家把城乡发展放在第一位，可见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从横向上看，即从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上看，三大产业需要平衡发展，眼前农业明显落后，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一大缺口；从纵向上看，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导致大量人才、资金涌向城市，农村因缺乏人才、科技和资金而愈显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顺应时代的要求，也是党在正确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础上提出的战略举措。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大事，决不仅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它是每个中国人的事，与我们紧密相关，因此，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共同努力，需要军民合作、党群一心，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地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不论怎么样，我们期待再次出现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的创举，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从而也壮大国家经济实力。
综上所述,现阶段正是农村发展的大好时机，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原则为农业发展、农村致富、农民增收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今后国家将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但是，“三农”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依靠农民群众自己的努力，农民要力争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很大、任务艰巨，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建设。总之，农村经济的是否发展及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为此，“三农”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我们每个人付出积极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6）．
[2]宋黔晖，郁建兴．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邓小平理论研究．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读本．新华出版社．
[4]理论热点面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