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原因篇1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生产力；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47-03
一、目前学术界对农业合作社产生发展原因解析的主流观点
作为现代化农业的重要载体——农业合作社广泛地分布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领域，已成为农业现代化国家重要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因而对农业合作社的研究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研究中，对其产生发展原因的分析是农业合作理论最基本和重要的问题，是合作经济制度分析的理论逻辑起点。在这些“浩如烟海”的研究中，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在农业合作社的研究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为西方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同时这一理论分析范式也被国内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并广泛应用于对国内农业合作社的产生及发展演进的制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如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博弈论等）将农业合作社分别视为单独的厂商（Dobrin，1966）、厂商联盟（Hendrikse，2001）和经济主体的一系列契约关系联结形成的合约集（Zusman，1994），并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概念，说明合作社产生发展的原因：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利用层级制度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n.ilsson，1998）。当人们通过构建一个组织能够在市场外以更低的风险和成本实现同样的交易时，合作社就产生了（Hendrikse，2002），并在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博弈中，驱动合作社的发展完善。
二、对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起源论”的质疑
新制度经济学将农业合作社的产生发展归结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冲动”。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1）合作社为什么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得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阶段？而没有出现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中，这两个制度下的农户同样需要降低交易费用；（2）合作社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产生的，那么为什么合作社偏要节约农产品的交易费用，而不节约其生产费用？（3）新制度学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为什么要组织合作社，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假定合作社和市场可以互相代替。按照新制度学的理论，只有合作社内部交易费用小于市场交易费用时，合作社才产生。这意味着市场曾经是没有合作社存在的市场；（4）合作社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合作社的产生意味着市场的部分交易内化到了合作社，企业与市场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这与事实不符。历史事实是，合作社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兴旺发达，并未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随着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市场的交易从总量上没有减少，反而使市场的疆域扩大了。这说明合作社和市场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澄清农业合作社生产发展的根本原因，实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有必要简要回顾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史前人类以部落或族群为单位，集体进行农业生产，这主要是生产工具非常落后和进行生产时危险程度很高。随后，发明了金属工具，私有制产生，家庭出现。奴隶制度产生后，绝大部分奴隶在奴隶主或其人的组织管理下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这种组织形式是与当时以人力、畜力为主要代表的生产力相适应的。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庄园制产生了——这一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确立的基础是生产工具的进步，畜力牵引农具逐步取代人力，人数众多的集体生产可逐渐让位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佃户制。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推进，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家庭农场出现。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生产中越来越多的使用工业化进程中所提供的先进生产工具及技术，生产效率及产出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进入市场化阶段，这时如何解决农户家庭农场小生产与经营大市场，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矛盾就成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瓶颈，这内在地要求农户以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横向联合、纵向发展，即组成农业合作社，以强大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以弱小的单个家庭进入市场。除合作社外，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演化出农业中最先进的生产组织——农业工厂。农业工厂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实践中只有极少数一线生产获得生物技术突破的农产品实现了工厂式生产，创新的生物品种可以不再依赖其祖先生存的自然环境，适应了钢筋水泥厂房内的工厂制流水线作业，生长周期也缩短并适应了人造供养系统。结果，技术上的突破引发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这些产品的生产组织形式也由家庭农场制演变到工厂制，由家庭农场制下的简单协作演进为工厂制下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农业领域绝大多数生产对象由于生产技术难以突破，其生产无法进行专业化分工（因其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条件，受雨水、温度、土壤等的影响，生产要根据上述因素随时改变，所以一线生产难以进行专业化分工），再加上农业生产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分散性，从而决定家庭依然是农业生产一线高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为了保持这种高效率，农业就必须另辟蹊径来实现现代化，这就是由家庭农场单独生产经营演进到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制生产经营。合作社建立后，部分生产经营工作（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与农产品的销售）分离出去，农户可以集中精力专注农业一线生产，从而使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可见生产力水平决定农业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决定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即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产生、演进最终是由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决定。
综上，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农业合作社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它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的产物。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起源说”忽略了农业生产的技术因素，将合作视为没有生产方式差异的交易或博弈模型，就只能基于成本（风险）——收益视角来分析合作社的产生发展，这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本质上是否定科学技术对经济组织发展演进的决定作用，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三、马克思理论视角下的农业合作社产生发展原因分析
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科学地分析和阐述了人类生产经营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得出了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关系的科学结论：基于生产力视角，马克思从简单协作及专业化分工协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出发，沿着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的历史逻辑，运用历史实证的方法，说明其产生、演进和发展的轨迹，阐述导致它产生和促进其制度变迁的现实因素；基于生产关系视角，马克思认为人类生产经营组织是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变革的结果；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和矛盾运动的角度，马克思把生产经营组织的起源与演进置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指出生产经营组织的制度演进受制于总体生产关系的变化，其制度作为具体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变革都受制于生产力的变化，在人类生产经营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体现出其生产社会化的趋势。
基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两者矛盾运动的三个视角来综合分析农业合作社产生发展的原因。
生产力视角：农业生产经营分工协作的结果。从合作社产生的历史轨迹来看，其起源在组织形式上，首先是与简单协作相联系的。传统农业生产主要面临自然风险，农户家庭作为个体小生产，在生产效率上的局限性，导致了简单协作这种联合生产的最初形式的产生。生产相同或相近农产品的农户联合起来互帮互助共同抵御自然风险，或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进行不同程度地协助劳动提高生产效率。这种简单协作在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之后就存在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过大多数协作仅在具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农户家庭间进行。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市场经济萌发，农户生产逐步趋向于商品化。农户将面临着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为抵御双重风险，同时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与竞争，需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内在地要求以专业化分工协作取代简单协作。而这时（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合作制原则出现并被很快引入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农户按合作制原则构建合作社，使得更广泛的农户能参与分工协作的农业生产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以专业化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合作社以其巨大的经济性取代了简单协作：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供、销等服务工作从农业生产经营中分离了出来，由合作社专业人员来完成，这些工作原来是由农户家庭任一成员担任，而现在由农户拥有的合作社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来完成或者由农户中拥有这方面禀赋（如技术、信息、责任心等）的人脱离田间劳动专一从事这些工作（欧洲农业合作社技术人员大多来自于组建合作社的农户，而北美农业合作社则大多外聘专业人员），大大节约了生产经营成本（其中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交易费用”，可见降低“交易费用”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获得分工、协作的规模效益。
新制度经济学观察到了合作社的出现和所谓市场及组织交易费用之间的变化关系，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其过分夸大了节约交易费用对合作社产生发展的作用，从根本上否定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将合作社建立之后，降低了农户进入市场的风险以及生产经营等费用（所谓交易费用）视为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由于新制度学忽视了合作社所带来的分工协作上的生产效应，没有看到合作社给分散的自给自足小生产农户首先带来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后才产生生产经营费用的节约和风险的降低，导致了他们把节约所谓交易费用——合作社产生的结果视为其产生的原因。
生产关系视角：产权关系演进的结果。分工使生产者彼此独立并不能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经营，在分工的基础上还必须使彼此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关系。怎样才能使由于分工而彼此独立的农户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这就需要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合作社就是应农业生产分工协作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样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由于合作社既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又是劳动的社会组织。合作社中的农户还需结成某种关系（如财产所有制、管理、分配等制度）来不断地促进分工协作效率的提高，这种关系的总和就是合作社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社也是生产关系演化的结果，但这种生产关系的演化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来自生产力进步的内在要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视角：农业生产社会化的结果。农业生产社会化是指分散的个体农业生产经营转变为由社会分工和协作联系起来的大规模社会生产经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农业合作社的产生发展是农业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适应性调整。首先农业生产力发展，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不可能再由个别劳动者及其家庭单独完成，而是按照与生产技术相适应的组织原则——合作制构建合作社，在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共同完成整个农业生产与经营。这就内在要求旧的生产关系发生一系列的调整：众多的农业小生产者出让各自部分财产的使用权到合作社，即部分生产资料从单个家庭使用的生产资料变为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从而使农业生产逐步成为社会化生产。因而，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看，生产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也从单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性的产品。这样，合作社将各个农业生产单元都建立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其再生产过程只有依靠各生产单元间的商品、劳务交换和密切协作才能完成。可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是农业生产社会化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将农业合作社建立后的结果视为其出现的原因，是来自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缺陷。但部分研究者运用马克思理论，来解释合作社产生发展的原因时，其结论也值得商榷。如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合作经济产生发展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和阶级与社会矛盾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从上述两结论来分析：第一，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就应具有成为生产经营主要形式的趋势，但事实不是；第二，公有财产制度下的、集体农庄就应该是最优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但实事也不是。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农业合作社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其次，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来看，才是所有制应对生产力发展所做的变革。即在决定合作社产生发展的问题上，生产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一旦将合作社产生的根源归结于农户家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农业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那么调整生产关系就成为了重心，可能使我们忽视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这也正是前苏联集体农庄、中国产生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将合作社产生的根源归结于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是农业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这将导致一旦我们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特点及其生产方式的判断失误，那么对农业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可能是灾难性的。
综上所述，忽视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和生产方式的特点，而将农业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视为是农业合作社产生的根源，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将这种调整理解为消灭家庭生产经营单位，建立纯粹的公有制，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背景及原意理解上的偏差。
四、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农业合作社“交易费用起源发展论”过分夸大了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从根本上否定了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因为其方法论的错误而将农业合作社建立后的结果视为其出现的原因。而对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发展演进历史轨迹的分析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方法基于历史事实创造性地运用动态和矛盾的观点进行研究，因此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同时我们还要防止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忽视了农业生产力及生产方式发展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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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格剌斯（n.S.B.Gras）.欧美农业史（1925）[m].万国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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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原因篇2
关键词：农村信用合作会计核算原因探析
近几年，山东省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民专业化生产取得了长足发展，为解决其中资金短缺的问题，全省多地供销合作社成立了农村专业化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专业社），并在专业社内部成立以农民资金互助为目的的资金互助部，并以资金互助为主体开展了农户与农户、农户与涉农企业、涉农企业与涉农企业之间的资金互助业务。就目前而言，多数专业社的资金运作及经营内容与法律规范相符，但由于目前国家尚未针对新时期农民专业化信用合作资金互助业务出备的财务会计制度，导致各专业社在会计核算中会计账户设置及具体核算方法和核算程序等方面普遍存在不够规范的现象，甚至有针对个别经济事项在会计核算中随意设立会计账户的混乱情况。
一、资金来源与运用符合法律规范
多数专业社在资金互助业务经营过程中为使资金来源与运用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制定了各项严格、明确的资金互助业务经办流程和手续。例如社员入社入股流程图、社员借款投放流程图、入社申请书、借款申请书、借款合同书、保证担保合同书、借款延期合同书、借款审批表、专业合作社股金单、借款凭证、借款回收凭证等。这一系列具体做法和措施从资金互助业务的初始阶段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和业务操作的规范性，符合国家保护农民利益的根本宗旨，也为会计核算的客观性、真实性、谨慎性等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因此，就专业社资金互助业务会计核算凭证本身而言，所记载的经济事项清楚、客观，会计凭证上经办人、经办时间、审批人签字等完备、清晰，符合会计核算对原始凭证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专业社对农民互助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二、互助资金会计核算过程中各经济事项核算较为完整、真实
在会计核算账户设置方面，就所设账户的内涵而言，基本覆盖了专业社所有的经济业务内容，且核算过程本身连续、完整，没有明显的遗漏或擅自更改经济事项的现象存在。具体地说，在会计账户的设置上各专业社为着重突出资金互助的特点和性质，设置了如“短期互助金”、“长期互助金”等账户；为体现专业社信用合作的特点，在股金核算上着重体现了社员入股这一传统合作方式，设置了如“股金”、“流动股金”、“固定股金”等账户；为体现权责发生制原则，将社员借款时预先扣息收入等已实现的利息收入列入了“长期借款”账户，以体现该经济业务的预收实质；在盈余的分配上设置了“应付分红”账户，核算应分配的盈余。
从严格管理的角度来看，通过对上述账户设置进行列举，体现出了专业社科学、认真做好资金互助业务会计核算的主观态度。此外，在会计账簿的设置上也较为完善，分别建立了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资金往来账、固定资产明细账、收入支出明细账和总账等各种账簿。然而，相对于《会计法》和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而言，目前各专业社具体的会计核算方法和核算程序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例如账户设置随意性较强、自设账户较多、账户使用混乱等。
三、具体会计账户设置及会计核算不够规范、科学
目前，各专业社会计核算主要使用的账户中，“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呆账准备”、“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应付工资”、“应付盈余返还”、“股金”、“盈余公积”、“本年盈余”、“盈余分配”、“未分配盈余”、“其他收入”以及“管理费用”账户设置规范，使用明确。而“短期互助金”、“长期互助金”、“流动股金”、“长期借款”、“固定股金”、“应付分红”、“互助金利息收入”、“股金红利支出”等账户属于自设账户，仅就其自设账户核算的经济事项内涵而言表达较为准确，但却违背了会计法、会计准则关于会计账户设置及使用必须规范、统一的原则要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核算原则相距甚远，这必将影响和降低专业社会计核算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及可比性。笔者就各专业社具有代表性的自设账户的设置及核算方法进行分析。
“短期互助金”账户核算一年内含一年专业社对社员的借出款项。经济业务发生时，应借记“短期互助金”科目，贷记“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等科目。而“长期互助金”账户核算专业社对社员一年以上的借出款项。经济业务发生时，应借记“长期互助金”科目，贷记“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等科目。“流动股金”账户核算社员存入专业社的活期款项。经济业务发生时，应借记“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流动股金”科目。“长期借款”账户核算对社员借款时预先收取的借款利息。经济业务发生时，应借记“长期借款”科目，贷记“互助金利息收入”科目。“固定股金”账户核算社员存入该社三个月以上的款项。经济业务发生时，应借记“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固定股金”科目。“应付分红”账户核算分配给股东的盈余。经济业务发生时，应借记“盈余分配”科目，贷记“应付分红”科目。“互助金利息收入”账户核算该专业社对社员借款收取的到期利息。经济业务发生时，应借记“现金”或“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互助金利息收入”科目。“股金红利支出”账户核算专业社针对社员股应付的股息。经济业务发生时，应借记“股金红利支出”科目，贷记“现金”或“银行存款”科目。
而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上述“短期互助金”与“长期互助金”账户应改为“成员往来”账户，其会计分录应修正为借记“成员往来”科目，贷记“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等科目。“流动股金”与“固定股金”账户也应改为“成员往来”账户，其会计分录修正为借记“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成员往来”科目。“应付分红”应修正为借记“盈余分配（各项分配）”科目，贷记“应付盈余返还”科目。“互助金利息收入”应修正为借记“长期借款”、“成员往来”或“库存现金”等科目，贷记“其他收入”科目。“股金红利支出”应修正为借记“其他支出”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或“成员往来”等科目。
除此之外，个别专业社在核算资金互助中产生的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时，自设并使用了“资金使用费”账户，模糊了利息收入与支出的界限，违背了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
四、风险准备金计提不到位且随意性较大
农村专业化信用合作社资金互助主要是面对农民及其专业化生产的需要，因此，从农民、农村、农业“三农”的特点和本质出发，从根本上维护和保证农民的利益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在专业社互助资金运作和使用过程中，必须将互助资金的安全放在首位。在会计具体核算中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和要求及时计提各种风险准备，例如短期责任准备、担保赔偿准备、一般风险准备。但各专业社会计核算的做法不规范、不统一，有的专业社只计提了一项或者两项准备，有的专业社没有计提任何准备，而仅通过掌握、平衡银行账户中的存款余额代替计提准备金的数额，此方法既不规范，又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潜在风险不可避免。
个别专业社为提高社员借款审批人或责任人的风险意识，在会计核算中设置了具有针对性的“应付款”账户，专门核算某社员借款其审批人所承担的风险。具体做法是：按该社员借款利息的10%计提风险准备，若该社员按时偿还本金及利息，则审批人可从专业社获得该笔贷款利息的10%；如不能按时偿还，则由审批人负责该笔贷款的收回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自然也不能得到社员贷款时计提的已记入“应付款”科目的利息。这种做法从奖惩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风险，为降低风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失为一种责任明确、有效的方法。然而，在社员借款时审批人的个人主观评价标准仍占主导地位，很难从宏观、制度和客观标准等方面避免风险的产生以及有效的抵御风险。因此，按照国家规范的财务制度及时、准确地计提风险准备金才是有效降低资金经营风险的根本方法和渠道。社员借款时对审批人或责任人的奖惩措施只能作为保证资金安全的辅助手段，而不能替代各种风险准备金的规范计提和使用。
五、专业社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探析
综上所述，各专业社在资金来源与运用上操作规范、用途明确，符合国家大力支持“三农”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方针政策，但在具体的会计核算中却存在很多不规范甚至混乱的现象，下面就专业社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进行探析。
首先，由于现阶段我国农村专业化社信用合作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规模和业务量都较小，从业人员整体业务素质有待提高，特别是会计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整体偏低，对目前农村专业化信用合作社会计核算应参考或依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理解和掌握不够到位。同时，由于多数专业社服务地域分布在县、乡两级，专业人员以及大学毕业生往往不愿在此就业。因此，很多专业社在缺少具备较高财务会计专业知识人员的情况下，只得临时聘用会计知识落后的甚至不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的乡镇会计员担任会计岗位的工作，或安排供销社会计人员兼任专业社的会计岗位。由此导致了有些专业社采用一般生产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有些采用供销社财务会计制度，有些还将供销社财务会计制度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混合使用。各专业社会计账户设置、核算程序及方法等不一致，严重违背了相同行业会计信息应具有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等重要原则。这一现状的存在必将严重阻碍各专业社的后续发展和壮大，也带来了潜在的经营风险。
其次，农村专业化信用合作社虽然得到了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但在专业社成立之后，由于目前国家没有统一的适应新时期专业社农民资金互助业务的财务会计制度，同时国家针对农村专业化信用合作的其他相关法规和制度也存在缺失和滞后，由此导致了不少专业社资金互助业务自开展伊始就未能统一、严格按照或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例如有些专业社在确定社员股金数额和比例时，只在管理方式和主观认定上确认社员存入专业社的资金为股金，却并未真正在会计核算中确认入股股金为所有者权益。而实际上社员存入的股金对专业社来说仅是对社员的负债，因此专业社取得的净利润也不存在对存入股金的社员进行分红，而是形成了专业社的内部积累。
上述原因均为造成各专业社会计核算混乱和账户设置不统一的根本所在。因此，在目前国家尚未出台统一的适应新时期农村专业化信用合作财务会计制度的情况下，笔者建议各专业社在今后发展经营过程中应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完善股金制度、盈余分配制度和风险准备制度，同时形成统一的专业社会计核算方法、程序和模式，以利于农村信用合作的健康发展和不断壮大。
参考文献：
1.吴茵富.关于农村融资服务体系建设的探讨[J].商业会计，2012，（07）.
农业合作社原因篇3
关键词：参与意愿；专业合作社；农户；欠发达农区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合作社发展得相当广泛。丹麦98％的农民都是农业合作社社员，法国90％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农业合作社，美国每个农户平均参加2.6个合作社；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民也达90％以上，而我国参加各类农民合作社的农户比例不到6％。我国也出台了许多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但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比例仍较低。河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乡村人口数为全国第一，且全省欠发达农区较多，本文调查了河南省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并试图找出影响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社意愿的相关因素，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一、调查区选取和数据描述
(一)调查区选取
在乡(镇)样本的选择上，要兼顾不同经济水平，兼顾不同的地理环境，兼顾不同农业类型，并用整体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研村庄的选取，抽样调查主要依据抽样技术中的多阶段抽样、不等概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择4个村庄，即濮阳市台前县后方乡大寺郭村、周口市鹿邑县辛集镇董楼村、驻马店新蔡县十里铺乡宋圈村、信阳市潢川县白店乡陈湾村，作为调查区域。
(二)调研村概况
大寺郭村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地形以平原为主，交通便利。耕地面积841亩，以种植小麦、大豆、玉米为主。全村共有专业养殖户5户，人均毛收入3239元。董楼村位于河南省东部，地形以平原为主，交通便利。耕地面积1740亩，以种植小麦、大豆、玉米为主，经济作物棉花占6％。全村没有专业种植和养殖户，人均毛收入4024元。宋圈村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地形以平原为主，交通便利，临近106国道。耕地面积4644亩，种植农作物种类较丰富。其中，春季种植小麦占85％，经济作物棉花占10％，秋季种植大豆和玉米共占70％，其他经济作物芝麻、花生、蔬菜等共占30％，有塑料大棚6个，占地4.2亩。全村共有专业种植养殖户8户，人均毛收入3445元。陈湾村位于河南省南部，地形以丘陵为主，离公路较远，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共有水田2001亩、旱地600亩，水田均种植水稻，旱地春季种植经济作物油菜占20％，秋季种植大豆和红薯占83％、经济作物芝麻占17％。全村共有专业养殖户5户，人均毛收入5017元。这4个被调查村庄附近均没有工商业企业。
(三)数据描述及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年4月份的农村实地调查，对以上4个村庄每村随机调查了大致50个农户，共计获得了212份有效问卷，占4个村庄总农户的11.2％。调查数据直接取自农户及各村村长，调查采用访谈形式，依据事先印制好的问卷进行访谈。调查问卷经编码处理，在spss系统中形成了212个农户的相关数据库，库中数据经过内部协调性检验，个别地方作了核实修改，成为本研究的依据。
二、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
由于调查时4个村的外出打工人员较多，因此想只调查户主非常困难，在总调查的212个样本中，被调查者为户主的占44.4％，户主配偶占50.9％，总计为95.3％，由于农户的行为通常是由夫妇共同决定的，因此本调查对象较能真实的反映出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据统计，愿意参与农业合作社的农户仅占17.5％，说明欠发达农区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不强。根据其回答，估计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被调查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特征、当地环境特征。
调查的212个样本农户基本状况反映了欠发达经济社会特征，标志其富裕程度的户均交通工具拥有量均很低，户均农业毛收入仅为4242元，人均农业毛收入仅为688元，表明4个村的农业经济发达水平均相当低，而4个村庄周围都没有工商企业，说明4个村的工商业经济发达水平也很低，因此所调查的4个村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属于欠发达农区。收入的75.3％来自非农活动，即外地打工和兼业活动。
第一，在被调查人的性别和学历方面，男性更愿意参加合作社；被调查者的学历越高，对专业合作社优越性的认知度越高，加入专业合作社的意愿更强。这两个因素主要体现了被调查人的自身素质，这决定了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能力，从而直接影响到其参与意愿。
第二，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参与意愿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表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户家庭，更希望加入专业合作社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收益。参加专业合作社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务农收入，而农业劳动力比重较低的农户家庭中成员参加非农劳动更多，他们多认为非农劳动比务农在提高收入方面更有比较优势，从而不愿在农业活动中投入太多，对参加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意愿不强。
第三，粮食作物占种植结构比重与农产品出售比重均与参与合作社意愿负相关。虽然合作社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农户解决产品销售中的困难，因而农产品出售比重高的农户则应更愿意参加合作社，但结果却相反。原因可能是本文调查的农户均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由于粮食作物保质期长、购销体系较健全、价格差别小，因此在销售过程中不存在困难，从而使农户更偏好自由出售农产品。另外，调研还发现农户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度不够，对合作社是否能在组织销售农产品过程中维护农户利益存在很大的怀疑，致使农产品出售比重越多的农户，越不愿意参与合作社。
第四，当地环境特征因素中的专业种植养殖程度和地形特征与参加意愿的相关性和理论假设的结果相同。即地方专业种植养殖的发展程度与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正相关关系，专业种植养殖程度越高则该地农户参加合作社的意愿就越强；在地形特征中，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农户合作意愿较弱，而平原农区农户更愿意参加专业合作社。
三、结语
通过对河南省4个欠发达农村的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的调查与分析，得出农户愿意参与专业合作社的仅占17.5％，可见，欠发达农村农户对参与合作社的意愿较低。欠发达农区外出打工和兼业的人较多，从事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仅占50.8％，种植粮食作物的比例达90％以上，农户毛收入平均仅有25％来自从事农业劳动，在这些地方的农户不以农业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而是以外出打工和兼业活动为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不强的结果。而且专业合作社作为新兴事物，需要逐步获得信任，而农民通常文化水平较低，更加剧了对新事物接受的困难，需要培养农户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度和信任度。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因素，验证了以下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被调查人特征因素，被调查农民中的男性和学历越高者对加入专业合作社的意愿更强；农户家庭特征因素，农户家庭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越高参与合作社的意愿越强；在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特征因素中，粮食作物占种植结构比重和农产品出售比重均与参与合作社意愿成负相关性；当地环境特征因素中，地方专业种植养殖的发展程度与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正相关关系，从地形环境特征来看，山地和丘陵地区农户参加合作社意愿较弱，而平原农区农户参与意愿较强。
农业合作社原因篇4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农村金融
一、引言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以后，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法人主体资格，并开始享受各种税收优惠和扶持政策。在顶层制度设计逐渐清晰以及中央政策层面愈加重视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均有明显增长，然而，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面临融资困境，资金缺乏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性因素。
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的形成原因，理论界已有较多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角度来看，很多合作社运作机制不完善，未严格依法规范运作，财务管理混乱以至于无法获得金融机构的认可;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待健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功能上的局限性，各大商业银行的业务日益向城市转移，农信社等传统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出现“非农化”倾向，专门针对合作社的金融创新产品不足等;从政府角度来看，政府扶持政策覆盖面较窄、力度不足，且在操作过程中把关不严，甚至出现一些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合作社的经济组织被作为示范合作社进行扶持的现象等等1。
本文将视线集中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本身，试图在解析现行立法所设计的典型合作社核心特质的基础上来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方案，希望对破解这一困境有所助益。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核心特质与立法解读
合作社的内在规定性究竟是什么，合作社具有哪些基本特征，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合作社惠顾返还等原则所隐含的自我服务和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民主控制是不同时期合作社所坚持的基本原则（黄祖辉，2009），也有学者认为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是合作社最基本的特征（邓衡山、王文烂，2014），从实务角度来看，合作社自身一直在不断演变以适应市场竞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1844年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确立的八大基本原则3，到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对合作社原则的重新修订4，再到欧美等地出现的新一代合作社对传统合作社原则的颠覆，对合作社的理解不断在发生变化。
在我国，合作社的组织理念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基本精神，其发展一直受到政策层面的关注。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相关规定来看，该法在吸收借鉴境外合作社实践经验的同时，并未完全照搬传统合作社的基本设计，而是在考虑我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立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殊理解。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的联合。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在我国，农民主要是一种制度概念，指代具有农村户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公民，但从其本源来看农民更应该是一种职业概念。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的联合组织，也就意味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应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非农民身份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等按照规定也必须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弱者的联合。从起源来看，合作社是弱势阶层为了应对日益激励的市场竞争而形成的自助与互助组织，发起人大多是手工业者、小生产者、消费者、劳动者、农民等相对弱势的市场主体，成立合作社的动机多是因为不满资本对劳动的压榨。因此，早期出现的合作社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还承载了弱势群体对民主、公平等诸多价值目标的诉求，甚至被一些社会活动家视为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组织形式。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福利政策及制度的逐渐完善，合作社“福利小屋”的功能正在逐渐萎缩，其经济组织的定位更加清晰，但弱者联合的基本定性并未发生改变，“益贫性”仍是合作社成立的初衷。我国立法所确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保留了这种定位，甚至于其功能预期除提高市场风险抵御能力，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等经济目标外，还包括诸如“进一步提升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推进基层民主管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政治生活当中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目标。（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松散的联合。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立法层面被赋予了法人主体资格，但从其制度设计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像是一个组织松散的“乡村俱乐部”。一方面，立法明确以“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作为合作社组织的基本原则，成员入社时没有最低出资额的要求，退社时可以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公积金份额以及可分配盈余，以至于合作社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法人应该享有的独立财产权;另一方面，立法模仿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了合作社的成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但内部组织机构规范运作的责任约束机制以及合作社成员的权利救济机制基本没有强制性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合作社的异化现象，并导致合作社内部管理松散，缺乏凝聚力。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劳动的联合。本质上，合作社是“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组织形式。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观点，劳动雇佣资本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这在合作社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中有明显体现。首先，从成员身份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定义为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组建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成员中人力资本所有者占合作社成员的绝大多数;其次，从治理结构来看，尽管立法允许出资额较大的成员享有附加表决权，但附加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20%，且行使范围上还要受到章程限制，人力资本所有者实际上以一人一票为基本原则分配剩余控制权;最后，从盈利分配机制来看，合作社限制股金分红，强调资本受益有限原则，以惠顾额度作为主要分配依据，剩余索取权也主要是由人力资本所有者控制。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的制度根源
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本质上是这种特殊形态的市场主体在向更大规模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劳动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难以融合的现象。从这一认识出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质应与其融资困境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关系，如果能够证成，则至少说明目前普遍存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可以部分归因于现行立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设计。
（二）弱者联合的特质与融资困境的关系。从合作社内源融资渠道来看，弱者联合的特质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大多属于中低收入阶层，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较少，因此，必然存在合作社原始出资不足以及再融资困难等情况。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未对合作社注册资本，以及成员最低出资额等做强制性要求，无形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合作社外源融资渠道来看，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弱者联合的身份定位，国家在政策层面给予了诸多优惠扶持措施，为合作社营造尽量宽松的经营环境，如合作社经营基本不纳税，工商行政部门很少进行专项检查等，“然而，对于金融机构传统的企业类业务而言，税务、工商等机关的检查正好可以作为公司经营的信用评价依据，这在我国信用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的现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过于自由宽松的外部环境导致了金融机构无法正确评估合作社的经营情况，导致合作社很难获得授信。”（周娟、卜雨明，2011）
（三）松散联合的特质与融资困境的关系。合作社的自由进出机制能够彰显合作社自愿联合的本质，也可以保护成员的利益，但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组织原则很大程度上是诱发融资困境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松散联合的特质是对“搭便车”行为的正向激励，会导致合作社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下降，“农户参加合作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地获得公平的投票权，也不是为了追求二次返利和股金分红。他们加入合作社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以较高的价格销售农产品和获得合作社提供的各项近似于免费的服务，以节约成本，提高收入，对于二次分红和按惠顾额返还则关心甚少。”（周春芳，2009）这种现象进一步发展将会产生内部治理结构混乱，合作社异化等问题，使合作社的信用评级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松散联合的特质使合作社的资本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可能因为合作社经营状况难以评估以及不公平的风险分配机制而加强合作社外部融资的难度。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合作社成员仅对合作社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理论上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独立人格来源于独立的财产、独立的组织机构和独立的意志，其中独立的财产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成为独立主体的关键，也是合作社成员承担有限责任的正当性基础。然而，自由退社的制度设计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人财产权，合作社的债权人因此需要承担更多风险，这必然会加深金融机构贷款的顾虑。
（四）劳动联合的特质与融资困境的关系。劳动联合的特质说明合作社偏重劳动要素的作用，强调劳动要素对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掌控，这一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合理诉求，必然导致融资困境。一方面，从股权性融资来看，“劳动雇佣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偏向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盈余分配规则，这不仅会使现有的合作社成员缺乏扩大出资的动力，对外部资本所有者而言也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从债权性融资来看，“劳动雇佣资本”的机制也构成某种融资限制，突出表现为债权人对合作社盈利能力和松散管理体制的担忧。尽管存在一定争议，但经济学界有较多观点认为除特别情况外，劳动雇佣资本是低效率的，“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张维迎，1995）。而事实上，合作社的制度设计的确缺乏对企业管理者的有效激励机制，大户、能人等在合作社管理运营中发挥更多作用的主体，其劳动价值在分配机制方面并未得到体现。四、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的对策建议
从研究现状来看，理论界已有较多关于合作社融资困境的对策建议，如针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过于保守等问题，主张加大金融政策扶持力度;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发展不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的情况，主张加大监督和引导力度等等。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并未从制度根源的层面系统探讨融资困境的应对问题。为此，结合前文所述，笔者有以下一些设想：
（一）针对农民联合的特质拓宽经营范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以前，理论界就存在立一部囊括所有合作社类型的“宽法”，还是只针对部分合作社类型的“窄法”的争论，从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观点被立法者采纳，原因在于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异化合作社，除已经脱离合作社范畴的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以外，还有很多名不符实的经济组织也冠以合作社之名。在这一背景下，立法者选择了最符合传统合作社精神的农业类合作社作为试点，以寻求我国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改革及发展的可行路径，但正如前文所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营业务被限制在利润相对薄弱的领域，这既不利于合作社原始资本的积累，也不利于吸引外部资本的加入。因此，为突破融资困境，适当放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营业范围是必要的。
（二）针对弱者联合的特质加强政府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殊运作机理，使其成为一个外部具有营利性，内部具有公益性的特殊经济组织，可以承载更多的政策性目标，比如增加农民收入，培养农民民主管理意识，提高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推动农村综合改革等，因此弱者联合的特质是必须坚持的。然而由弱者组成的经济组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然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融资困境。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的扶持必不可少，综合来看，有助于破解融资困境的措施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引资。前者如继续加强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措施，减少合作社行政管理性的成本支出;后者如继续加强专项资金扶持力度，对于部分合作社进行重点扶持等等。然而，单纯财政资金的注入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长久的，政府扶持的重心应是健全市场机制，恢复合作社在市场中的融资功能。基于这一考虑，可以在两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合作社融资困境的表现之一是外部的金融资本难以流入合作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合作社融资项目回报周期较长、收益不稳定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合作社缺乏可担保物，这是合作社弱者联合的特质必然产生的问题。作为商事主体，债权人趋利避害的信贷条件无可厚非，为降低债权人的贷款风险，吸引金融资本流向合作社，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或其主导的融资担保平台提供担保和风险补偿业务，以解决债权人的后顾之忧。
二是创新金融服务形式。十七届三中全会曾经提出，“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业务，本质上是对金融资本价值的有限肯定。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信用合作形式有两种，一是向合作社成员提供货币信用，以资金互助形式为主;二是向合作社成员提供商品信用，包括合作社内部农资、农产品赊销赊购等。开展信用合作短期来看能够帮助合作社成员缓解融资困难的现状，能够满足一些小额、短期、急需的借款需求，但对于一些较大规模的融资需求来看，建立在“小、弱、散”农户经营基础之上的合作社即便开展信用合作业务也很难满足全部需要，因此合作金融必须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相结合。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发挥更多的引导作用，除在政策性金融方面探索新方法、新策略以外，重点是对商业性金融的政策扶持，鼓励金融机构探索创新金融产品，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三）针对松散联合的特质进行适度约束。稳定的资本基础是合作社作为法人的必备条件之一，也是合作社成员相互信任、共同发展的纽带，自由进出机制使合作社的资产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既不利于合作社业务的开展，也不利于合作社的再融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作社融资困境产生的首要原因。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制度改进的重点在于，成员退社不宜再坚持绝对自由退社的理念，应综合考虑各方利益，采取适度限制的原则，核心思想是适度限制资本要素的随意流出。可供选择的思路有二：
其一是限制退社的成员。有观点认为，合作社成员中的“大户”和“能人”拥有合作社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应限制其自由退出（米新丽，2008）。应该说这种思路是正确的，但因为难以准确界定此类群体的外延，在实务中恐难以操作，且仅仅因为其拥有较多资源就限制其退社缺乏正当性依据。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改为要求合作社成员中担任职务者，如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以及管理人员等都在任职期内不得退社，此类群体通常也具有“大户”和“能人”的身份，限制其退社可以产生基本相同的效果，且此类群体的外延比较容易界定，限制其退社在法理上也具有说服力。
农业合作社原因篇5
当前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所进行的争论，其焦点在于合作制在我国农村到底具备不具备生存条件？如果具备，那么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如何规范和发展？如果不具备，那么农村金融组织的主体形式应该是什么？实际上，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个事实本身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合作制这种金融组织形式在我国农村确实存在着客观需求。然而，围绕合作制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且至今尚未得出明确结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合作制是否存在客观需求，不一定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可能是需要进一步认清现阶段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主要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作出新的选择。
一、合作制问题为什么会争论不休？
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的原则，所以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现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龚方乐，2000）。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些原则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是行不通的，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转向组建和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谢平，2001）。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放弃合作制的观点。
根据合作金融理论，合作制原则包括以下一些要点：（1）实行一人一票制的**管理；（2）对所有人平等开放；（3）不以盈利为目的；（4）不负债经营以保护会员利益等（史纪良，2000）。如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那么，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确是非常不规范的。但是，在不同时期导致不规范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改革开放以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既不存在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具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环境，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过是为打击农村高利贷而设立的、为农民发放口粮和基本生活（医病）贷款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事实上，当时不但缺乏实行合作制原则的主观意愿，也不具备实行合作制原则的客观条件。所以，对这个时期里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其次，从改革开放以来到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然而，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基本上还是作为政府机构而不是市场经济主体来办，仍然相当缺乏经营自和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所以一直由（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管理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也主要是表现为数量型的扩张，其性质和经营仍然主要受到行政体制的影响。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和社会信用环境的初步改善，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在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方向是必须办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银行的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按照合作制原则来办的观点也日益成为主流观点。并且，合作的某些原则，如合作社“由社员人股组成，实行社员**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等，已经写入了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之中。但也不能不看到，一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进程必然会受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的制约，即在国有商业银行尚未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之前，很难想像合作社原则会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另一方面，社会信用环境还相当不尽如人意，按合作制原则经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客观条件还有一定差距。所以，在这个时期里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尽管已经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却还难以有效实施。
再次，从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都进入了一个以注重规范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这一特征在金融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系列整顿金融机构，规范金融秩序的措施陆续出台；无论在城市金融领域还是在农村金融领域都相继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破产、关闭、兼并、重组等案例。这些案例，一方面暴露出一些原来早以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并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这是早晚都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对市场经济秩序进一步趋向规范和改善社会信用环境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金融机构行为规范化营造了更加良好的外部条件。所以，从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合作制问题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而且也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以至于可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实行的问题，而是变成一个如何实行的问题了。
如此看来，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和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各有短长。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始终看到合作制原则在我国农村存在着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这种客观需要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和体制条件的演变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这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是否具有按合作制原则办农村信用社的主观意愿也是实行条件之一，如果不同时具备这个实行条件，再强烈的客观需要也难以转变为现实。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则正确地指出，几十年来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远离合作制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按照合作制原则去办农村信用社的主观意愿。而只要缺少这个主观意愿，不但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就是在客观条件具备时，合作制原则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但是，正像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一样，主观意愿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当客观条件已经变化之后，主观意愿的变化就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放弃合作制的观点正是忽略甚至否定了这一点。由于这两种观点各有短长，所以虽然争论不休，却很难有实际结果，而事物的实际发展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正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
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现阶段的主要特征
经过2o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都有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在城市经济领域有明显体现，而且在农村经济领域也有明显体现。一是由于各地区经济的普遍发展，国民经济总量水平显著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在从数量型扩张向效益型提高转变。这种转变对经济体制也提出了相应的客观要求，促成其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二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明显趋于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多元化是指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经济组织类型、各种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中都已稳定地占有相当的比例，且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一特点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体现的尤为明显。多层次化是指在全国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一特点在农村经济领域体现的尤为突出，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相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对经济组织结构也提出了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客观要求，并促成了经济组织结构向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方向转变。三是与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经济体制进一步呈现市场化。现阶段经济发展对经济体制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放权让利，而是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加以规范。削除不公平竞争，整顿不规范市场秩序，不仅成为经济较发达地区，而且也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特点集中表现为各经济主体的市场风险意识普遍得到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普遍得到提高。而市场风险意识的增强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进一步发育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现阶段的上述特征在金融领域也得到明显体现。一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金融总量也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业务的发展也呈现出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二是金融机构也明显多元化，这不仅表现为金融组织体系的多元化，即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表现为金融市场体系的多元化，即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业务量在金融市场业务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三是金融体制也进一步市场化。金融作为高风险行业，在过去一些年里吃了更多不公平竞争、不规范市场秩序的苦头，因而也形成了更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规范竞争要求，这为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竞争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经济金融发展现阶段特征对农村金融改革的要求可以概括为：通过多元化和规范竞争促进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受单一化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总是想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思维模式至今仍困扰着我们对农村金融改革思路的设计。如前所述，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尽管在主张按合作制原则来办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点上是无可非议的，但似乎把合作制原则绝对化了，以为仅靠这一种办法便能解决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所有或主要问题。再如前所述，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尽管在分析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规范的历史原因方面是十分深刻的，但却因此否定合作制原则今后仍然可以得到贯彻执行，这就像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过去不规范而得出今后必然不能规范的结论一样显得缺乏内在逻辑的～致性；而且用组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单一化思路来取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流露出受传统思维模式影响的痕迹。说到底，像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农村金融改革思路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主观设计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农村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从而按照或适应这种客观需要去设计。在农村经济金融已经并且还将更加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特征的今天，我们需要对此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三、转换思路，推动农村金融组织向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为什么要提出农村金融改革转换思路，为什么要提出农村金融组织向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这要从目前正在试点的以县为单位的农村信用联社一级法人说起。去年曾经提出过两种农村金融改革方案，一种是把农村信用联社改造为由农业银行控股的农村合作银行；一种是取消各个独立的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资格，以县为单位组建只有一级法人资格的农村信用联社。后来在江苏开展了以组建县农村信用联社一级法人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这项工作计划于今年内结束。届时有可能允许各地农村信用联社依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或者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或者组建一级法人的县农村信用联社。如果从实际情况出发，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条件较差，距离组建股份制农村合作银行的差距较大，因此自愿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数量不会很多。即使在东南沿海经济金融条件较为发达的地区，也会因农村合作银行的组建要求高、经营约束严而缺乏自愿性。我们曾在宁波市9家县级农村信用联社（包括已于3年前完成了一级法人组建的鄞县联社）搞了一次十分深入的调查，结果表明，除了1家条件有一定差距的联社自愿改造为农村合作银行以外，其余8家（既有具备条件的，也有暂不具备条件的）都不愿意改造为农村合作银行，而只愿意改组为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的县农信联社从主客观两方面都难以适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造要求。如果可以另作选择的话，不少县农信联社愿意选择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指望利用这种变通体制，既可以享受到股份制扩充资本金等方面的好处，又可以免受股份制治理结构对经营者的约束。由此看来，在目前情况下实际选择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远远多于农村合作银行。
那么，对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这种改革方案到底应如何看待呢？第一，这种方案不失为从实际出发的一种现实选择。但是，也不能不同时看到，这种方案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而且过渡期越短越好），而不宜作为一种长期性制度安排。因为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不是一种规范的金融企业组织形式，与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要求相比，它既没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也缺乏有效的内控机制，极易受到来自外部的行政干预而演变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第二，从宏观管理角度选择这种方案的一个主要考虑恐怕在于，通过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法人组织扩大，达到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统性风险纳人到可控范围的目的。因为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庞大，且有国家信用作担保，其系统性风险基本上处于可控范围。而农村信用合作社各自为政，不成系统，其系统性风险没有国家担保，也超出地方政府财力的承受能力，所以需要采取某种方式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统性风险纳入可控范围。但是，这可能是一种过高的期望值。以前通过扩**人组织以降低金融风险的尝试（如海南发展银行兼并18家城市信用社）没有成功的先例；已有的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试点经验也表明，除非政府拿钱（如江苏），否则即使扩大了法人组织，县农信联社的风险也不会得到降低或有效控制（如三年前已实行了一级法人的宁波市勤县农信联社）。而如果政府有足够的钱的话，那么与其扶植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如扶植长期性制度安排。第三，这种方案即使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在选择时也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要同时作出长期性制度安排。不但要明确长期性制度安排是过渡性制度安排的必然演变方向，而且要鼓励并创造条件让长期性制度安排能够同时生长。否则，过渡性制度安排将失去过渡的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需要从以单一模式为主转变为以多元化模式为主，从以过渡性制度安排为主转变为以长期性制度安排为主。这里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两个转变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既然在现阶段经济金融发展条件下，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或股份制农村合作银行都不宜作出单一性的制度安排，那么，就应该允许（可以是逐步允许）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形式在农村同时生存和发展，以满足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目前，这些适宜在农村经营和发展的金融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原有的农村信用联社（独立法人的和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的)、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等；还应包括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股份制的农村合作银行（可以由农业银行控股，也可以不由农业银行控股）、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对原有的、以承担政策性业务为主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改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甚至外资和合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等；以及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信托投资公司和财务租赁公司的分支机构或网点等。
然而，允许多种金融组织形式在农村金融领域共同生存、竞争和发展，并非单纯出于农村金融组织结构多元化的考虑，更重要、更长远的考虑在于把农村金融领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和长期性制度安排结合起来，并且更突出地强调长期性制度安排。所以，除了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这种过渡性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之外，其它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包括政策性农村金融组织形式）都要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格外强调规范化。只有农村金融组织（从治理结构到内控制度）按规范化的要求进行组建或改组，其经营行为才能够规范，才能逐步形成规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农村金融风险。不同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其规范化的要求有所不同，但结合目前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种形式的规范化。
合作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合作制原则前面已经列举过。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不规范．主要是没有按照这些原则来办，而是按照国有商业银行的模式在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再继续这样办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应该明确，按合作制原则办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目的是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社区化的、互（非盈利性）的、数额有限的金融服务。那些技术要求高、数额大、盈利性的金融服务应该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去承担。因此，目前多数农村信用合作社都应该按照一人一票、**管理、合作互助、非盈利性、社区化服务等原则逐步进行规范化改造。在欧、美那些经济金融条件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互的信用合作金融组织至今仍大量存在的事实表明，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无论在经济金融条件较不发达地区，还是较发达地区都有着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此，还需解决的另一个认识障碍是，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规模小并不是导致金融风险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不力的原因，而组织制度和经营行为不规范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所以，通过规范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制度和经营行为才是解决当前农村信用社风险真正有效的途径。
农业合作社原因篇6
农业合作化运动论著和史料集的相继出版，推动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数以百计的文章从农业经济、文学艺术、中国近现代史、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体制改革、人物传记等诸多领域展开了唇枪舌战，可谓百家争鸣。研究者之间不断进行商榷，使得这一课题经久不衰，焕发着勃勃生机。综合所见文章，归类整理，学术界大致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党内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和争论，主要围绕农业合作化的条件、时间和规模等问题这些文章基本缕清了农业合作化中三次重大争论的过程和前因后果，介绍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并分析了产生分歧的原因以及争论带来的影响。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些分歧和争论不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总路线，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对农业合作化发起时间、发展条件、发展速度、发展规模等具体实践工作有不同的看法，对公有经济和个体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不够深刻，并指出争论的结果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步伐一再加快，开启了“左”倾错误的先河，给党内政治生活投下了阴影。
（二）从多角度、多方面探析了农业合作速度过快的原因谢毅认为，“推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的直接原因”；温小雁认为，“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建国后深受经验主义的羁绊”；叶扬兵认为，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是“在《农业发展四十条》所描绘的美好愿景吸引下，许多农民不愿再从事原先对其具有吸引力的非农职业，抱着过高预期纷纷加入了高级社”；顾晓静分析了加快合作化步伐的社会基础，指出“共产党领导农民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使他们得到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共产党，实现集体化不仅没有什么损失，还能分享富裕农民的财产，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张昭国认为，导致由支持农业合作社“停”、“缩”，转向强调“发”，是因为一系列特殊信息的误导，尤其是“1955年4月到南方视察，沿途所见麦子长得半人高，不由得对邓子恢先前汇报的农村紧张状况产生怀疑，加上沿途其他干部的不实汇报，导致了决策的转变。”这些多维思考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同时也亟需对这一问题做个整合，以便有个全面的把握和认识。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阶层的划分和农民的心态后伴随我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中农化趋势和一定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现象，党内的分歧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现象，它不仅影响到党的政策制定，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方向。邢乐勤认为，“由于党对后农村社会阶层变化问题的错误分析和判断，给农村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诸多失误”；杨娜认为，“农民阶级的社会分化造成政治的两次分野，将上亿农民纳入到互助组、合作社中，加强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的身份流动体系刚性化，丧失了自由发展的选择权和自由权”；苏少之引用表格和数据分析了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和影响，认为它是“中农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还有文章探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态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如：朱智宾、孟富国从感激和归属、均平和求富、需要和压力几对矛盾的关系，分析了农民对合作化的复杂心理；宋徽瑾、张晓玲根据不同阶层农民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积极、对抗、从众几种复杂心态；李瑞山的硕士论文指出，“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农民把还未来得及捂热的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投入到集体经济组织当中，这种转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社会动员推动的结果。”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理的研究是近几年逐渐被关注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开始趋向关注合作化运动的主体———农民本身，这是以往的研究所忽视的，这和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多是基于期刊和档案资料，这就不免带有时代局限性，因此，深入农村寻访亲历者，加入一些口述材料，更能还原历史的本真。
（四）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调整与整顿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中共中央也做出过相应的调整和整顿，有人称这些调整和整顿是反冒进，也有人称它是“砍社”，也许是由于整顿没有刹住这场运动急转的车，而且很短暂，也许是因为整顿是邓子恢直接领导的，而邓子恢遭到过严厉的批判，所以，以往对于整顿合作社方面的研究较少，近些年才逐渐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文章大多介绍了急躁冒进倾向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整顿的措施和效果。赵增延肯定了整顿之举，并进一步指出“虽然反冒进是中央统一部署的，也得到了的支持，但时隔不久却又遭到批评，这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关。”辛逸、高化民通过介绍1955年“砍社”的前因后果，指出对刘少奇、邓子恢的指责是没有实事根据的。叶扬兵则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说明“在严厉批判‘小脚女人’、主张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同时，也反复提出注意质量和进行整顿。”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其他任何一场社会变革一样，都是螺旋式上升，迂回式前进，冒进、整顿、再冒进、再整顿，既有全国性的统一部署，也有不同的地方小插曲，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和探析还不够清晰和透彻。
二、研究的意义
农业合作社原因篇7
（一）改善农村贫困状况山西省贫困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也是较大的，仅部级贫困县就有35个。尽管自然因素是导致山西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但是自然条件也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要想改变山西农村社会的贫困状况，就要重视人文因素的改进，从各级政府合理合法引导和农民本身的组织管理调整两个方面入手，这样才是务实之举。农业保险合作社是一种非盈利的组织。一方面，它有效地调动了政府和农民的积极性，让政府积极担保，让农民积极参保并共负盈亏，有效地为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这便变相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它还克服了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按照自愿原则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承担风险、分享收益，这更加有利于农村的集体生产和生活。基于此，保险合作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改善农村社会的贫困状况，最终实现农村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实现农村社会良性自治山西以山地、丘陵居多，除少量的平原外，农村大多分布在山区、丘陵间的平地上，比如吕梁山区，这更加凸显出了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自给自足性。除此之外，在中国，村委会属于基层自治组织，在政治地位上较为尴尬：充分的自治权与小农经济下权力的畸变。我们曾对山西某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因为行政管理监督不力、官本位严重以及交通不便导致文化闭塞。山西个别农村社会不仅出现严重的村委贿选现象，而且在征地拆迁方面，村委会贪污补偿款现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何谈良性自治？农民的自治意识和途径都自觉不自觉的被压制了。而农业保险合作社体现的是经济思想和管理思想的辩证统一，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农民有序的组织起来，即按照自愿原则，认缴一定的股本，加入合作社，实现技术、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有组织地实现良性的自我管理，简单而灵活。倘若管理和监督有序，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各类政策真正的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可以克服当前基层腐败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最终实现山西农村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二、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业保险合作社的顺利发展是以良好的人文条件、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托的，换句话说，只有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现实条件，这项制度才会独立的发展起来。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在山西省农村社会具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山西省农村社会在自然地理条件、农业种植的客观结构现状、农民文化观念、农业政策、政府财政状况以及政府重视程度等各方面会凸现出较大的地域性、差异性与复杂性，这些都会使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在山西农村社会的建立面临着考验，甚至抵制。基于对山西农村社会的调研和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发展经验，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地域、人文的分散性与农业风险的同质性农业保险合作社以自然村、乡、镇为基础单位，以农户为主要的参保主体，对地域、人文的同质性有一定的要求，这有利于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同时它对农业风险的异质性也有一定的考量，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担农业风险，实现真正的风险分担。但是，以山西贫困地区而言，“山西省贫困人口基本分布在地域偏远、交通闭塞、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的地方”，［1］这些地方因地域原因较为分散，难以整合；即便聚集在统一地域，而“人文、地域的高度趋同性又会导致合作社成员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农业生产所面临的风险的高度同质性，如此，合作社成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当然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但是，这也会使得农业保险所具有的‘保险’功能变得毫无意义”。［2］所以，如何面对地域、人文的分散性与农业风险的同质性，从而发挥农业保险的实际效用，是山西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文化观念的限制性正如有学者所言：“由于受经济、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户历来被认为具有善分不善合的传统，其深层原因是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以及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3］山西特殊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造就了山西农村社会特殊的传统文化和观念。通过我们对山西农村社会的调研发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一种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农村社会的新的“私欲”观，即伴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普及和市场经济对农村传统社会结构的侵蚀，农民群体的局限性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体现：金钱观念和攀比观念较重，参与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较低，缺乏公共道德和公共文化的认识。一种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社会的旧的“封闭”观，分散性和组织性很低，公共意识缺乏。这种氛围或者社会风气，也有可能会为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存在以及功能的发挥带来阻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优势虽然会降低道德的逆向风险，但是这仅仅是合作社成立后理想的设计而已，至于农民会不会为了‘共同分担农业风险’加入合作社，还是个模棱两可的问题。”
（三）基层腐败的蔓延在山西农村社会，“基层腐败渗透到经济建设、村民自治、社会管理、基本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方法多样，手段高明，神通广大，无所不用其极”。［4］一是农村社会家族势力、权力势力和黑恶势力之间存在着非法利益的绑架关系，导致贿选现象严重，所以村委会成员无法真正代表农民的切身利益；二是高层腐败和基层腐败对农村社会治理的渗透，加剧了农村社会官本位思想，使得攀比之风、为富不仁、金钱观等不良社会风气蔓延，并不断侵蚀着主流农村文化的公共空间。基于此，会给农业保险合作社的管理和组织带来更大的阻力，家族势力、权力势力和黑恶势力的勾结完全会使得“利益共享”的农业保险合作社存在被少数人控制并支配的风险；基层腐败的盛行也会导致个别基层政府在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中的引导误区和腐败潜质以及执行力度不大。政府的积极引导和良性管理是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典型特征，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建立本该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支持，如果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精力投入不够，那么，可以说，农业保险合作社在山西是无法取得实效的。
（四）人力资源与技术问题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建立不仅需要投入一定的物力和财力，其对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的需求更大。对于山西农村社会而言，农业保险本身就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在实际操作中，它必须要涉及到如何确定保险范围、险种、保险责任和补偿标准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必备的知识和技术作指导。而且，农业保险合作社还面临管理技术上的难题：一是由农民参保组成的农业保险合作社如何实现良性的自治管理的问题，村委会这一基层自治组织如何定位；二是政府如何以百姓可以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对这些合作社进行引导的问题；三是如何让政府成为再保险人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专业性较强的人力资源和技术的供给。
三、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政策建议
山西省在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方面面临一些前瞻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自然方面的，又有人文方面的。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尊重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去发掘符合人民利益、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实现形式。
（一）完善农业保险合作社立法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要想真正地实施一项制度，并且使其发挥应有的现实意义，那么，必须要将其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之内，使其有法可依。1．根据《立法法》63条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而且，依据此法80条之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所以，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应该充分发挥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一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的作用，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为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建立、实施奠定立法基础。2．根据《立法法》63条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仅拥有制定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的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而且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必须是要结合本行政区域内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所以，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关于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法规时，一方面，必须要做到科学合理的论证，必须要结合山西省历史的、现实的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制定相关法规。另一方面，必须要具有前瞻性，能够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的规章制定提供立法指导。所以，立法前必须做好调研工作。3．依据《立法法》73条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和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事项，有权制定规章。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不仅需要山西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与之相关的法规，而且还需要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相应的规章，因为如前所述，农业合作社制度的建立与农村社会的地理因素、观念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息息相关，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所以必须依靠地方政府规章将农业保险合作制度细则化、可操作化，这样才会真正地得到实施，才会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进一步讲，为了保证此项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仅要放权，赋予地方政府制定相关的政府规章，还要监督权力，要发挥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规章的监督审核作用，确保法令的统一性和人民性。4．山西省农业保险合作社法规应该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农业保险合作社成立的目的和条件。这一项要坚持四个原则：人民利益原则，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原则，农户参与与政府主导辩证统一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原则。在条件设立上严宽相济，但是有一条必须明确，即各地方政府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必须要进行地域、人文和农业风险的实质性评估，并将评估报告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通过之后方可进行试点。（2）农业保险合作社的组织机构、管理方式、运行过程。这一项目的在于保证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可操作性，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原则。最大限度的体现农民群体的自治性。（3）合作社成员、合作社组织机构、村委会、乡（镇）以上政府在农业保险合作社运行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职责。这一项内容是对上一项内容的延伸与补充。明确权责，不仅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内在的法律逻辑，而且也有力地确保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可操作性。否则，形同虚设。（4）农业保险的险种（法定险种和自愿险种）、保险理赔程序、保险责任、保险争议处理。这一项内容是对上两项内容的细化。立法时应当给与原则性的指导，最好以“禁止性条款”的形式存在。各地方、各个农业保险合作社组织可以根据本地区、本乡镇、本自然村的地理、人文和农业风险情况自行拟定具体方案，但是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性规定。（5）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对于这一项内容，应当积极采纳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总结归纳。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责任。（6）法律责任。参与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各个主体，包括政府、公司、企业、农户、农业保险合作社组织机构等等都要成为法律责任主体。除此之外，还要做好法律宣传和相关政策工作。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在法律政策宣传时，首先，最重要的是让农户明白农业保险合作社到底能否给他们带来合法正当利益，且这个利益是多少；二是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法制教育，让他们明白农村“公共文化”的重要性，为避免道德逆向选择奠定法律文化基础。
（二）以乡（镇）为基础单位进行试点，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在一定地域内，山西的农村社会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具有高度的趋同性，这种高度趋同性必然会导致合作社成员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农业生产所面临的风险的高度同质性，倘若以村为单位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必然会让此制度失去分担农业风险的效用。所以，山西省应该以乡（镇）为基础单位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1．按照地缘优势和经济优势，将同一乡（镇）的村落进行整合，建立一个统一的农业保险合作总社。而后以村为单位，设立分社，便于内部管理。在推行方面，先进行试点，而后再向其他乡（镇）、县推行。2．在合作社准入条件方面，采取自愿原则。即农户认缴一定的股本，自愿加入合作社，成为合作社成员。股本的缴纳根据乡（镇）经济发展情况、农业收入情况以及农业风险情况自主确定。可以设最低入股数额。3．在组织和管理方面。合作社组织机构应以农业保险公司或其他保险机构为参考，但是切忌完全模仿。组织机构的名称设置要兼顾农户的知识储备、文化观念、乡规民约和日常语言，不能为了赶时髦，过分引进一些专业化很强的名词，使合作社成员和农民群体一时无法理解和把握。总体看来，组织机构必须包括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大会、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和理赔机构五个。（1）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大会是合作社最高决策机构，由全体合作社成员组成，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决策，真正反映民情民意，并根据需要，选举产生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委员会。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大会及其委员会的职责是：选举产生其他各个机构及其管理人员；在遵守山西省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在政府的指导和参与下，制定符合本地方农村社会长远发展和合作社成员利益的、保证合作社有效运行的重要细则，即《农业保险合作社实施细则》，比如保险险种的种类、保险理赔程序、保险责任、保险争议处理等；与总合作社和分合作社进行对接，完成政策传达、汇报、交流等工作。（2）执行、监督、理赔机构、争议仲裁机构则由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每年必须按时向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大会做述职报告。执行机构具体执行大会产生的决策；监督机构主要执行监督职能，确保决策有效执行；理赔机构则是在保险行为发生之后，按照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争议仲裁机构主要处理保险合作社运作过程中，合作社成员之间、合作社成员与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和理赔机构之间的争议，原则上以调解为主，调解不成应该纳入司法程序。（3）法律援助机构应该由司法机构指派成立，既要向合作社成员定时宣传法律知识，又要向合作社成员及其机构在保险理赔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4．合作社组织机构管理人员皆由合作社全体成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总社合作社的组织机构和管理者则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体成员直接选举和分社代表成员直接选举产生，确保农业保险合作社实现农户自主管理。5．农业保险合作社是农业保险的实现形式和组织，应当遵循成员自治原则。它与村委会是不同的。不过，伴随着保险合作社的日益成熟，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日益成熟，可以参考法国农业保险合作社建立的经验，拓展中国农业保险合作社的社会功能，比如“互助救济、金融和生活福利”［5］等。
（三）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基层政府必须要在农业合作社的建构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农业保险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其目的是实现抗拒农业风险、实现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公共利益，所以，它能像保险公司那样自负盈亏，必须要受到政府的扶持，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合作社是以农民为主要参保主体的自治组织，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合作社成员自主管理，但是这种自治性是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公共政策基础上的自治，所以当然需要政府的指导。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农民阶层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更好地实现农村和农民的文化整合，克服传统文化观念对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阻碍；二是为农业保险合作社组织管理提供可靠的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帮助，确保合作社制度的可操作性，克服合作社技术管理匮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上的宣传。福建西滨乡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之所以能在农村广泛推行，和基层官员的大力宣传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滨乡政府专门抽调大批干部集体下乡向农户宣传农业保险知识和农业保险合作社的优越性，［6］此举为西滨乡农业保险合作社的成功奠定了群众基础。所以，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必须也要具备雄厚的群众基础，而要想获得民心，必须加强与老百姓最为贴近的基层人民政府的宣传力度。在宣传方面，一是要讲求宣传方式，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态度、行为和语言来讲解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优越性；二是要讲求宣传内容，力求务实，能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不仅要让老百姓知道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还要积极的向老百姓宣传和讲解农业保险法律知识；三是要政策公开，一定要让老百姓清楚的明白政府在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方面的具体政策。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重在科学有效的宣传，宣传到位，政府才能获得民心支持；宣传到位，老百姓才会真正认识和把握合作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才会作出选择。2．决策上的指导和监督。包括三点：（1）倘若以乡（镇）为基础单位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那么县级政府必须要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山西省关于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法规规章规定的基础上，按照经济因素和地缘因素科学合理地负责村落的整合，这种整合切忌强制性的行政干预，要多听民意，多了解村落的地理和人文因素。（2）农业保险合作社成立之后，县级、乡（镇）级政府还必须要对合作社的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监督，确保合作社的决策及其执行符合农业发展战略需求、国家法律法规和山西省关于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法规规章的规定，并符合公共利益和老百姓的根本利益。（3）决策上的指导不是强制性的行政干预，要做到上通下达，既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农业发展战略要求，又要符合老百姓的意愿，尊重农业保险合作总社和分社的自治。3．技术和人才上的帮扶。农业保险的险种、保险范围、保险责任以及农业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的评估等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但是，合作社成员主要以农民为主体，后者在知识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都较为欠缺，所以，基层政府必须要为保险合作社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人才配给。一是指导合作社关于技术上的决策；二是宣传、讲解和传授保险知识，加强对合作社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理赔机构组成人员的培训；三是在保险责任发生期间，加强技术指导和监督。4．必要的法律援助。一是对合作社全体成员宣传保险法律知识；二是加强对合作社各个机构管理人员的法律培训；三是当争议仲裁机构对一些争议进行调解时，要派遣法律援助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和争议事件跟踪。
（四）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成立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作为第三方机构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这就类似于政府绩效管理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第三方评估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形式。这种评估形式不同于传统的政府机关的自我考评，在现实中能够有效克服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引发的考评不公，对促进政府部门的作风转变，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7］农业保险合作社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实现抵御农业风险、推动农业和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公共利益，它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农民群体、合作社组织、政府机关、市场主体等，在这些主体中，政府机关在信息、技术、权力方面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建立必须要依靠政府机关进行决策指导和技术帮助，所以，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行为，使其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轨道上正确地履行职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立“第三方机构”，对其行为进行评估，以起到监督的效果。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的地位和职责应该参考以下四个方面：1．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是依照国家法律和法定程序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其目的和任务在于代表社会公众和农业保险合作社参保成员（主要是农民群体）监督政府的行为，以保证政府政策的合理合法实施、合作社成员的合法利益以及公共利益。2．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的成员构成应该多样化，按一定的比例吸收合作社成员代表、不同职业的社会公众以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等群体。合作社联合会成员虽然在学历、社会地位、身份、职业、民族方面等各有不同，但是也要把握住基本的准入资格：一是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热心社会公益，三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责任感。3．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1）定期对政府在建立和实施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方面的行为进行科学和客观评估，出具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开；（2）在科学考察和调研的基础上，代表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农业产业发展、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向政府机关和农业保险合作社自治组织建言献策，最大限度的健全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3）代表农业保险合作社及其成员参与诉讼。4．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应该以市为单位成立总会，以县为单位成立分会。当然，在这里，“县”、“市”仅仅是行政区划的划分方便而已，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是非政府组织，不具备行政管理地位。如前所述，山西省应该以乡（镇）为基础单位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那么每一个乡应该可以成立一个保险合作总社。那么，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市可以成立一个保险合作社联合会总会，而后以县为单位成立保险合作社联合会分会，分别代表不同乡（镇）农业保险合作社总社全体成员的合法利益。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总会应该对市级以及市级以下政府的相关行为都要进行评估和监督。
（五）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合作社再保险制度以乡（镇）为基础单位进行试点，按照地缘因素和经济因素将几个村落整合，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还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即，因为地缘因素和种植结构的趋同性，农业风险可能还会存在“一损俱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各国通例，设立再保险制度。对于山西而言，以乡（镇）为单位的农业保险合作社总社为投保人，以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组织为保险人，保险标的应该根据农业保险合作总社成员共同遭受的农业风险确定具体险种，比如因旱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给全体社员造成的风险，都可以参保。需要强调的是，伴随着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健全与日趋成熟以及合作社成员法律意识的提高，再保险制度中的保险人可以逐步实现多元化，即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以及政府授权的组织，可以拓展到其他市场主体，比如保险公司，以及符合市场准入资格、与保险合作社有利害关系、且能够承担保险责任的其他社会组织等。再者，条件成熟的话，农业保险合作社再保险制度应该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的范畴，统一规划和调整。
（六）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切入点，健全保险合作社制度评估机制在中国，国家的一切权力皆来源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国家各项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此，山西省关于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各项具体的政策、法规、规章，到底符不符合山西省农民群体的根本利益，是否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既不是某个官员或政府部门说了算，也不是某个专家学者说了算，而是应该以与其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民群众及其代表为主，并在政府、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等积极参与下共同进行评估，才能得出相对确切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才具有“人民性”。所以，在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山西省应该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切入点，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健全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制度评估机制。简而言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积极吸纳那些真正能够代表山西省各阶层人民的代表进入权力机关，参与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立法、政策评估工作，确保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性”，而非“特权性”。二是厘清山西省、各市、各县、各乡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层级关系，健全各级代表大会之间的流通机制，保证农业保险合作社各项法规、政策的上通下达。三是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方面的职责和权限。如前所述，各地方政府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必须要进行地域、人文和农业风险的实质性评估，并将评估报告提交同级人民大表大会审议，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通过之后方可进行试点，那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对评估报告进行审议，都需要予以明确，以免相互推诿，导致政令不行。四是人民代表大会对农业保险合作社各项法规、政策进行评估时，必须要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召开听证会，必须要吸纳公众参与，保证政策、法规的公开、公正以及人民性。
四、结语
农业合作社原因篇8
关键词:恩格斯;农业合作社;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中图分类号:F091.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01-03
一、恩格斯晚年的农业合作社思想
(一)提出了关于合作社的两种组织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论土地国有化》等著作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的思想,但没有解决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是恩格斯的贡献。恩格斯晚年提到了合作社的两种形式:国有土地上的农业工人合作社和土地集体所有的农民合作社。
1872年,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一文中批判了蒲鲁东的把大地产分割成细小农户的主张,从土地经营方面提出了合作社生产的条件及其意义:“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组合工作者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辅助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越性。”[1]这里的组织工作者就是工人合作社的最早形态。恩格斯在1884年12月29日致李卜克内西和1885年11月17日致倍倍尔的信中,开始提到合作社,到1886年1月20-23日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就明确地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作者注)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2]。
恩格斯提出的农业工人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这里的合作社是农业工人合作社,而不是农民合作社,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农民个人的土地所有。(2)在国有土地上的农业工人合作社以及工业中的合作社,只是生产资料首先归国家所有之下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而不应成为独立的合作社所有制,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在恩格斯看来,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合作社只是使用这些生产资料。(3)农业工人合作社是与计划性农业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经济的一个部分。因此,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还要向农业工人合作社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
马克思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主要在大土地私有制占优势的国家和地方实行。恩格斯提出其农业经营的组织形式为农业工人合作社,那么,在小土地私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运用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采取哪一种土地经营方式?恩格斯经过长时间研究之后,提出了将农民小土地所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采用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进行经营的主张。
1894年11月,恩格斯为了批判第二国际和法、德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并澄清德国社会人福尔马尔对他的歪曲,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法德农民问题》这一光辉著作。在这本书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如何通过合作社逐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恩格斯认为,农业工人、小农、中农和大农都应该组成合作社,而这几种合作社是有差别的。农业工人合作社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收归国有的大地产上组织起来的,他们使用国有的土地。小农的合作社是无产阶级国家通过示范和社会帮助,逐渐使小农自愿地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至于中农和大农,恩格斯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与全国大生产合作社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恩格斯对中农和大农合作社的表述与小农合作社有差异。中农和大农往往雇工经营,他们组成合作社在开始时还会有雇工,并且也和其他类型合作社的权利、义务不同。
《法德农民问题》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3]恩格斯在这里说的合作社占有与合作社所有不同。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制是社员自愿取消各自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而合作社占有则还保留着农民的私有权,仅把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交给合作社。这样既容易为农民接受,又相当程度地解决了农民土地私有权对发展生产的障碍,为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见。
在恩格斯看来,合作社的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小农的私人生产和占有到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也可能有一些中间的过渡形式,但恩格斯没有说明。恩格斯认为合作社发展会有几个层次,比如,全国性的大生产合作社、大农的合作社、中农的合作社和小农的合作社等,合作社的每个层次之间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也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成分。
(二)兴办合作社的几个原则
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指出引导农民走合作社道路时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1.改造农民的私有制。《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4]。它虽然主要是指“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但对农民的个体私有制也是要消灭的,否则不能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小农面临资本主义激烈的竞争,“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5]小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灭亡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违背历史潮流,用可以保护小土地所有制的许诺去欺骗农民。无产阶级要站在小农的一边,把小农争取过来。
2.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剥夺农民。小农是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明白地告诉小农:“当我们掌握国家权利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农民。”[6]“而是通过示范”,使他们亲眼看到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对他们的好处,自愿地参加到合作社里来。“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中农和大农,无产阶级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
3.坚持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任何一个新生的制度都需要无产阶级国家财政的帮助。为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恩格斯指出,小农是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自动地参加我们提倡的合作社,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对于小农我们只能“通过典型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使农民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
4.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农民问题时,首先从地域上指出了法国和德国与英国不同,易北河东面各地的农民也不同。接着又根据不同地区农民的不同情况,把法国、德国的农村居民划分为农业工人、小农、中农、大农和大土地占有者等五个阶层,然后根据他们的不同的经济地位和态度,分别提出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合作社中来的方针和政策。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因地制宜和区别对待的精神。
5.反对雇工剥削,部分按资分配。在世界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因此,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工劳动的。为了把中农和大农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在由他们联合组织的合作社中,短期内还可以保留一些雇工现象。不过这只能是暂时的,其目的是有利于生产和便于“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直到最后彻底消灭剥削。为了照顾农民彼此之间的利益,充分动员他们的土地和资金,恩格斯还肯定了丹麦社会党人提出的收入分配办法,即在从私人生产和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阶段,可以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动力的比例分配收入,这就是说,在合作化初期,可以部分按劳分配,部分按资分配。
二、恩格斯的农业合作社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
中国农民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本质提高、生产工具没有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前提下,制度创新或者说农地制度由原来的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令人头痛的问题――粮食短缺。
中国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否定,而是对农业合作化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的改革,并没有离开合作化的道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合作化前的私有的个体经济有本质区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分户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这一制度继承了农业合作化建立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成果,又消除了高级社化特别是化后公有化程度过高、过宽的弊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当分开,在保持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条件,把使用权交给农户。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土地归农民私有,就没有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就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也就没有家庭与集体之间的承包关系,从而也就没有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同于后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更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承了农业合作化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把家庭经营引入合作领域。家庭经营在许多方面受合作经济的制约,即合作经济还保留着以下职能:由集体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大型农机具、水电等设施;对农户提前、产中、产后的各种社会化服务;由集体统一增加公共积累,举办一家一户办不了或不好办的事情,等等。正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能发挥集体的优越性,又能发挥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这才使农村多年来形成的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总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全面否定,也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积极成果的简单继承,它是对农业合作化的“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合作化的一种形式至今仍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仍具有生命力,仍需长期坚持。
(二)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不可能涵盖、也不可能穷尽全部农地产权所要求的功能。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而言,土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一种经营的手段,而且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农民的“保命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最后保障。但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而言,它本质上仍属于小农式的家庭经营,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农户拥有小面积的土地,通过劳动密集的方式进行耕作,这一制度安排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以及农民增加收入而言并不相适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地产权主体处于模糊、虚置状态,缺乏法律保障;农地产权稳定性差,农地产权流动性弱,等等。因此,在当代中国大力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尤为必要。
建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途径,是构架农民通往市场的桥梁。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其核心是农民增收困难,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仍步履蹒跚,农民进入市场的规模和农业市场化发展速度都还十分缓慢,与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极不相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正是起到了将农民的小生产与社会化的大市场相衔接的“连通器”的作用。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实现农业标准化生产,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根本途径。当前,农产品质量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快速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入世后的严峻形势,迫切要求我们通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聚合规模优势,以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整体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降低交易成本,获得可靠收入的必要途径。经济合作组织的组建使分散的农民在保持产权独立的前提下组织起来,成为团队,形成与中间商和企业主抗衡的力量,在贸易上增强了谈判地位和利益保护能力。经济合作组织通过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联合,还使农民可能分享到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从而增加收入。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民主管理”水平,是建设新农村的可行途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遵循“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农民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它的最大特点是突出了“民管”二字,也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精髓所在。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新形势下创新了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和经济制度,继而必将促进新农村新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总之,恩格斯晚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思想:土地公有、坚持自愿原则、典型示范、国家帮助、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等,对当代中国在巩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农业合作社原因篇9
关键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原则;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课题项目:2009年廊坊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09079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一、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变迁
合作社制度是指包括体现合作社性质、宗旨、目的、价值的合作社原则以及合作社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内的规则体系。研究农业合作组织制度创新应以研究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变迁为切入点。
(一)合作社的历史发展。合作社在各国的发展进程虽不尽相同,但就世界范围内,以合作社原则发展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等因素为主线,可分为五个阶段:
史前期:1844年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诞生前。该阶段的合作社从今天所研究的合作社制度内涵角度讲都不具有典型性,可称为史前期。
初创期:从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产生至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创建。该阶段合作社大量涌现,消费、生产、信用、农业合作社在这一时期均已形成。各国有关合作社的最初立法基本完成。
发展期:从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立加强了各国合作社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各国政府也开始更为积极地扶持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立法大多从综合性合作社法转向了各类专业合作社法。
成熟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七十年代。这一阶段,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大规模地开展了合作社运动,合作社原则经过多次修改有了大的发展和完善。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创建了各类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合作社。
创新期: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动,既对合作社发展提出了挑战,又为其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合作社若干原则的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它是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典型代表。
上述简单回顾表明:我们虽在理论上可以把合作社发展的第五阶段称为创新期,但事实上在合作社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实现着创新。创新是生命体的本质内涵。因此,必须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问题加以研究。
(二)合作社原则的演变。合作社制度的核心是体现合作社本质与特征的合作社原则。合作社原则是合作社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形式的要素,是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在当时确定了如下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按市价销售商品,收取现金,不赊购赊销;合作社的盈利,按社员购买货物的比例分配给社员;表决权一人一票,不因出资多少而有差异;合作社的资金不靠捐献,而由社员自己出钱入股;遵循公平交易,货真价实,足斤准尺;重视社员教育,提取合作社盈余中的2.5%作为社员教育费用;对政治和宗教保持中立。这些内容成为后来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和修改合作社原则的基础。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把罗虚戴尔合作社的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合作社联盟办社原则列为联盟章程,史称罗虚戴尔原则。
1937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将合作社原则归纳为七条,新增“股本利息应受到限制”。1966年又作了修改,去掉了现金交易和政治宗教中立,增加了“促进合作组织间的国内和国际合作”。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周年代表大会将合作社原则修改为七条: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社员民主管理一人一票;社员经济参与;自治和独立;教育、培训和信息;合作社间的合作;关心社区发展。
纵观合作社原则的演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当合作社原则由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提出并实践后,一种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新型经济组织――现代合作社诞生了。合作社原则凸显了合作社的本质,成为指导各类合作社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准则;第二,为了回应外部环境的挑战,合作社原则在不断发展变化。这样的变化是为了使合作社既保持自身的性质,又能够更好地生存发展;第三,无论合作社原则如何变化,最能体现合作社本质特征的主要原则没有根本性改变。比如,自愿入社、民主控制、按惠顾额分配盈余、资本报酬有限等。
(三)传统合作社的主要制度缺陷。伴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传统合作社在制度上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出来。
1、合作社规模不稳。传统合作社社员资格开放原则使得社员进入与退出比较随意,成员的不稳一方面导致合作社规模的不稳,要么生产能力过剩,要么供给能力过剩;另一方面也使社员的责任心不强,对合作社关心不够。这些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
2、合作社融资能力有限。传统合作社所有者与惠顾者(即投资者与利用者)统一的原则将只想投资不想利用合作社的人排除在外,不能很好地吸纳社会资金。社员的经常变动致使合作社的资产也不断变动,这又使合作社获得贷款也变得比较困难。融资能力下降必然导致竞争力下降,发展艰难。
3、合作社产权制度模糊。传统合作社是典型的“人合”,决策一人一票,盈余分配按惠顾额,这两方面都与社员投入资金的多少无关联。且合作社的规模越大,社员个人在合作社财产中的份额就越小又不清晰,这就会产生“搭便车”行为。社员对合作社关心度不够,合作社对社员吸引力不强,合作社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4、合作社专业化管理缺失。传统合作社遵循社员民主管理原则,而合作社成员未必一定是专业素质好的管理人员。
二、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现状
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起步和提速三个阶段。其运行现状主要表现为:
(一)加入条件。合作组织的基础是会员。成为会员的条件与程序直接影响组织的运行。(1)资格条件。缴纳会费是成员的一项重要义务,部分合作组织成员还必须缴纳股金。无需缴纳会费的也占一定比例。对个体会员的加入一般没有限制,但部分合作组织对法人会员进行限制,规定不能超过某一比例;(2)加入程序。已经从事相关产品生产的农民,由组织成员或组织领导推荐,即可加入;(3)退出。大部分合作组织都允许会员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自由退出。会员退出时,对于投入资金的处置情况:撤回、继续持有以及享受分红、必须退还给组织、将股金自由转让给其他成员、不退还股金或组织在此方面没有相关规定。
(二)机构设置。大部分合作组织建立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理事长、监事会和具体经营部门,组织机构比较完整;会员(代表)大会由全体会员(代表)组成。监事会和绝大多数理事会都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提名方式主要有生产经营大户提名、理事长提名和海选;会员(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履行组织章程中规定的职责,如选举或罢免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制定和修改章程等等。理事会是合作组织的常设机构。监事会代表大会执行对理事会、经营管理者的监督;投票方式主要为一人一票,也有一股一票、按人投票与按股投票相结合、交易额与股权相结合等方式。一些组织对出资额较多的会员给予附加表决权,但为避免“一股独大”,保障普通社员的决策权利,一般对单个社员表决权占表决权总数的比例进行限制。
(三)资金来源及构成。(1)没有兴办实体的专业协会(在组织中所占比例较大),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会员缴纳的会费,一些无需缴纳会费的日常支出则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2)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社员股,吸收的非社员股较少。一些合作组织对单个会员持股比例有限制,限制的比例彼此不一。此外,领导成员(理事长、理事会成员等)持股相对较大,普通会员的持股量较小。
(四)利益分配机制。(1)分配方式。收益分配方式主要有:按经过组织销售的产品数量分配、按经由组织销售的产品价值分配、按提供给组织的资金分配、不分配利润(其收入全部用于组织的开支);(2)分配项目。盈余分配项目包括:公积金、公益金、风险基金、二次返利和按股分红。能够提取公共积累的组织占一半稍多(各组织提取的比例不等)。二次返利的标准主要有按成员的交易量、交易额、股金等。二次返利的分配范围主要有:在所有与合作组织发生交易的会员和非会员中分配、在全体成员中分配、在持股成员中分配等。
上述运行状况表明,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国际合作社的发展相比,一方面需要加强规范;另一方面需要在入社条件、资金来源、利益分配等方面结合我国实际,推进制度创新,促进组织发展。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任何组织的制度安排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适时的制度调整和创新不可避免。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原则。原则是对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反映,研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原则,对于指导创新,实现其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现实问题原则。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矛盾就是问题,就是差距。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在哪些方面取得创新突破,首先取决于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
2、发展趋势原则。从问题出发是立足当前,创新更要立足长远。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农业经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即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将深入农业和食品工业,农业日益采取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延伸产业链条,把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与服务,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不同环节连成一体,形成一体化经营。农业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和要求。
3、事物本质原则。创新是为了发展而不是毁灭。当事物本质发生改变后,一事物就不再是其自身而变成了他事物。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不能改变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属性: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成员民主控制;按惠顾额分配盈余;资本报酬有限等。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条件。只有具备相应条件,创新才能实现。就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而言,至少需要三方面的条件:
1、客观层面: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时期,农业拥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更加重视,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支持。我国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这些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客观条件。
2、主观层面:人们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创新的认识。改革开放30年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已经具备。但就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而言,人们的认识还不到位,对合作组织本质、作用、前景的认识与判断都还比较模糊,思想上对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还需要做艰苦的创新宣传教育工作。
3、操作层面: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政府已做了许多支持推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创新的工作,如制定扶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优惠政策,颁布相关法律、出台合作社(示范)章程,等等。但在把优惠政策做实;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政府放手让农民去实践,不追求形式而更注重实效,创造更有利于合作组织发展创新的外部环境方面还有许多细致工作要做。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内容
1、社员结构创新。传统农业合作社作为小农的互助组织,其成员由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生产者组成。据此可推断,传统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比较小,社员来源单一,不利于合作社增强活力,参与竞争。因此,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应加以变通,扩大包容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农民可以加入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也可以加入,允许他们以技术作价出资;自然人可以加入,法人也可以加入,利用它们拥有的技术设备资源或信息资源。当然,为保持农民社员在合作组织中的控制地位(合作社性质),对非农民及法人入社要在所占成员比例或股金比例上做出限制性规定。具体比例应从实际出发,允许彼此有一定的差别。
2、融资机制创新。传统合作社存在融资能力弱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合作社融资机制上进行创新。比如,有入股的生产者社员,也可以允许有纯入股的投资者社员;允许一人认购多股,也允许缺乏资金的农民多人认购一股;社员认购股金的方式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实物作价出资;为增加资金的流动性,可以规定经合作社同意,股金在合作社内部社员之间可以转让等等,以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扩大自身的融资能力。
3、民主管理创新。传统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一人一票。由于现代农业合作组织社员认购股金数量增大,且彼此不同,这给民主管理原则带来了挑战。严格遵循一人一票原则,实现了公平,但会置投资额于不顾,损害效率。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要求改变单纯按社员人头设置投票权的原则,而要照顾社员持有股金的差异。可以在实行一人一票的同时,允许一人多票或多人一票,但同时对单个社员占总票数的比例做出限制。这样变通,便于协调利益与风险、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既有利于调动持股大户的积极性,又不会改变多数社员对合作组织的控制,保证民主管理。
4、分配机制创新。传统合作社比较强调公共积累,往往忽略对社员投入资金的分配。从合作社的本质、宗旨及有利于自身发展来看,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其合理性,然而却不利于产生投资激励。鉴于目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利润水平还不高、财务管理薄弱以及过去“归大堆”产生的阴影,对分配机制应做出调整:盈余分配中少提公共积累,兼顾投资额。当合作社发展需要资金而公共积累不足时,可以采取再次进行新筹资的方法加以解决。对于盈余分配要兼顾投资额,可仿效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做法:每个社员必须事先承购与其交货量相应的股金。这样就把“按惠顾额分配盈余”与“股金参与盈余分配”结合了起来。这种对资本报酬有限原则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合作社产权模糊的问题,增强了产权激励,同时又不违背“按惠顾额分配盈余”的本质规定性,是一项非常巧妙的制度创新。
5、经营方式创新。传统合作社强调通过合作社间的横向联合促进合作社发展。但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更应重视纵向发展。它不应仅仅是初级农产品的经营者,而应是通过注重发展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扩大合作组织规模,形成集团化,提升竞争力,促进自身发展。
(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廊坊分校)
主要参考文献:
[1]白立忱.外国农业合作社[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农业合作社原因篇10
关键词：邓子恢；农业思想；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K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1－0025－03
邓子恢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农村工作专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他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不顾顽疾缠身，忍辱负重，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邓子恢的农业思想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规律的结果，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为农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业思想一直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史上居于主导地位，但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子恢对农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尤为突出的。
第一，为作出科学判断提供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许多重要思想、指导原则，主要是由在总结我国农业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吸取其他重要领导人及专家的正确意见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邓子恢的农业思想是作出新判断的一个重要来源。邓子恢对农业的重要地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农业和工业必须协调发展。他说：“人是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副食品和许多日用品才能生活下去，这些东西绝大部分是从农业生产出来。如果农业歉收，人民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服，而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呢?”“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因为，工业化要解决几个问题：要开辟市场，没有销路，工业化不成；要供给原料，没有经济作物，没有原料，不能生产；要粮食供给城市人口，工人要吃饭，没有粮食不行。”“工业发展需要农业发展与之相适应，如果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求，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于粮食、原料、资金积累和市场的需要，结果就只有使工业化的速度被迫降低。”“农业必须配合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加以改变。现代化的工业，必须有现代化的农业，同时并进。”曾多次听取邓子恢的工作汇报，邓子恢的这些论述，使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吸收邓子恢等同志正确意见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1959年庐山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他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第二，深化了有关农业发展问题的论述。纵观农业思想体系中许多内容，首先是由针对农业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原则或方针，但由于日理万机或其它种种原因而未能再作深入的研究和论述。邓子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则在贯彻这些原则和方针的过程中，又作了重要补充。如1958年，在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提出了农业增产的“八字”措施、即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八个字概括了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因而被人们形象地奉之为“八字宪法”。邓子恢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对同志的“八字宪法”，特别是对其中的合理密植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八字宪法中的合理密植又是构成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中心关键。”农作物实行合理密植，在同一耕地面积上之保持较多植株就能够增产呢，“这是因为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通过根部从土壤中吸取肥分和水分，通过叶部从空气中吸收其他养分，并在阳光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制成植性有机物质，才能促进作物的生长。空气和阳光是大地上到处都有的，在土壤里又蕴藏着许多肥分和水分，我们实行合理密植，在同一面积上种上较多的植株，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土壤的肥力、水分和空中无尽的空气、阳光，来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如果种植过稀，植株过少，就等于浪费可能利用的肥分、水分、空气和阳光。”“但是如果过度密植，株行距过小，以致枝叶不通风、不透光，不能起光合作用，根系互相打架，反而使农作物不能正常生长，……结果也是不能增产，甚至反而减产失败，所以密植必须力求合理，必须保持一定的株行距，使农作物能够通风、透光，根系有伸展的余地，做到‘苗不欺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农作物播种前还得选用优良品种，在生长期间，还需要注意田间管理和植物保护工作，使农作物安全生长。”“实行密植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的原则。密植程度必须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土壤水源，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耕作水平，不同的作物品种和作物特性等来分别规定，决不能机械地用一个规格到处乱套，凡是合乎这个原则的就叫合理密植，就能达到高产，反之，就叫做不合理，就不能达到高产，反而要减产甚至失败。”他还特别指出：“密植中较普遍的缺点，则是只注意株多、穗数多，而注意提高单株产量则较少。”“在实行密植时除了保持适当的植株密度以外，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单株产量的提高，做到结穗又多、又大，子粒又多又饱。”经过邓子恢等人对“八字宪法”的深刻理解和理论阐述，就使农业“八字宪法”更加完善、具体，使之广为传播，深入民心。
第三，一些思想直接被吸收，使农业思想更加丰富。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贡献举世公认，但是由于“”以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一段时期内铸成了农业思想的不够严密，不够完整。邓子恢作为农村工作的直接领导者，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一些直接为所采纳。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草案)》，这是对前期“左”的错误一个重大修正，但仍然不完善、不彻底。会上，邓子恢一方面对它予以高度评价，一方面则独立深思，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基础放在大队一级是不可以的。既名为基础，就意味着它是一个经营的实体和居于最底的层次。因此把基础放在生产队最为恰当。它是最基层，生产、生活都直接联系群众，又是生产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同时，生产队规模，一般只有二三十户，以它为基础和变成经营实体，很适应目前基层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后来，邓子恢经过调查，又提出了《草案》没有涉及到的林权问题、停办食堂等问题，这些意见大部分被5、6月间，中央北京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所吸收。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意见，在多次听取邓子恢等人的看法后，于1961年9月表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11月，邓子恢经过调查和试点，写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
报告》，就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看了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转发全国。批示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
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史上，农业思想新的发展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理论是极其光彩夺目的部分。邓子恢作为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先驱，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体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主张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多层次占有的体制。农业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达到什么程度，是确立和完善农业合作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第一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经济形式是高级社，实行土地、耕畜、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零星林木、家禽、家畜等归社员所有。在合作化后期，一些高级社把小农具甚至鸡、鸭、鹅等家禽也收归集体所有，使高级社公有化程度过高的问题更加突出。对此，邓子恢在党的上提出：“在生产资料的处理方面，应该采取‘主要公有，次要私有’的办法。”他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处理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的准则，防止人们不断扩大公有化程度的偏向。1957年，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归集体所有，其余生产资料看情况，不一定是百分之百集体所有。”他主张耕畜可以归社员私有，合作社有偿使用，鱼塘也可以归社员所有，但须缴纳的一定费用作为社的公积金和公益金。邓子恢把上述主张概括为“集体所有中有个体所有，高级中有初级”。化后，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更高，给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邓子恢对此深表忧虑。1961年8月12日，他在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多种多样，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全民所有制领导下，搞些小集体、小私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只会起巩固作用，不会起破坏作用。”19日，邓子恢在牡丹江垦区听汇报谈到所有制问题时又说：“过渡时期不要清一色，要混一色，这样好。全民所有制肚子里还有小私有、小集体。这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集体所有制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中有小私有、小集体，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补充，有了就活了。”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他反复强调：“在农业生产力还处于以人畜力经营为主的当前阶段，这种小自由小私有，是最能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的。个体生产的危险性在于以个体经济作为主要社会制度，从而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而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们能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的主体，加上政权在我们手里，国民经济的骨干，如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企业等都是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显然，邓子恢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坚持公有制为主、生产资料多层次占有的体制，把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降到与我国农业生产力状况比较合适的水平。邓子恢的这一思想，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开拓性意义。
第二，在经营管理方面，关于责任制是合作社经营管理新体制的论断，为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建立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奠定了基础。尽管50-60年代，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不同程度地对责任制予以肯定，但当时从全党的认识来看，只把它看作是经营管理的一个具体方法，没有提高到新的体制的高度去认识。把生产责任制提高到合作社新的体制来认识，在党内，邓子恢是第一个。他认为，责任制使各级在生产过程中责任更加明确，在经营管理上允许合作社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散经营和分散劳动，使生产队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权，社员也有了一定的自。他明确指出：“这是搞好集体经济的重要制度”“是合作社管理上的新体制”，也可以说是“合作社的新体制。”尽管邓子恢的责任制思想在“分”的方面还不够，因为农户还不能进行相对独立的分散经营，但他的这一论断是对高度集中的原有体制的一个巨大的冲击，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鼓舞着人们沿着生产责任制的道路，进一步探索符合生产力水平的新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中央从农村的生产实际出发，对中国农业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象一颗希望的种子，散进了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并且显示出了无限的生命力，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幕。诚然，这种责任制不是对50-60年代生产承包责任制的简单恢复，而是把原有的承包责任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确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体制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逐步完善和突破，是沿着邓子恢开辟的责任制道路不断实践、摸索的结果。邓子恢功不可没!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意义。”
邓子恢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先驱者，毫无疑问，他关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主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