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贷款新政策篇1
西双版纳州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政策考核，连续两年多数县级法人农村信用联社未达标。人民银行西双版纳州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按照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要求，实施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调控管理政策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政策存在冲突。建议完善相关政策，大力支持和鼓励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有效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金融“输血”不足与“失血”并存问题，支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一、政策执行情况
（一）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政策执行情况
为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当地贷款，加大县域信贷资金投入，进一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大信贷支持“三农”力度，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2010年出台了《关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办法》（银发〔2010〕262号），《办法》对年度新增当地贷款占年度新增可贷资金比例大于70%（含）或可贷资金减少而当地贷款增加的县域地方法人机构实行存款准备金率低于同类金融机构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再贷款优惠利率、优先批准其新设分支机构和开办新业务的申请等激励措施，以促进县域资金反哺当地经济，助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但近两年来此项政策在西双版纳州执行难。西双版纳州目前共有3家县级法人农村信用联社，2011～2012年连续两年有2家农村信用社的年度新增当地贷款占年度新增可贷资金比例均小于70%，2012年景洪市农村信用社比例为56%、勐腊县农村信用社比例为55%，这两家农村信用社因信贷增长受限，贷款增量不足，年度考核未达标，未能享受到相应政策优惠。
表12011-2012年西双版纳州农村信用社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结果（单位：万元）
（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调控管理政策执行情况
2011年以来，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要求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关于用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工具加强货币信贷调控的操作指导意见》（银货政〔2011〕1号），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制定下发了《云南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工作方案》和《云南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调控管理办法》（昆银发〔2012〕54号），按照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规则测算出单个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年度合意贷款增量，并将合意贷款增量作为辖内单个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年度新增贷款控制总数，加以调控管理；按月下达单个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控制数，严格控制单个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月末、季末、年末的新增贷款数量。2012年人民银行下达西双版纳州内3家县级法人农村信用社的新增贷款控制总数为8.59亿元，3家农村信用社当年实际新增贷款8.59亿元，当年新增贷款总数下达的严格控制在新增贷款控制总数之内，宏观调控管理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
二、存在问题
（一）信贷调控管理政策与鼓励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政策存在冲突
从西双版纳州县级法人金融机构运行监测、分析情况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调控管理政策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政策存在冲突。一方面，是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另一方面，是严格控制县域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增量。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比例考核指标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调控管理的增量调控指标不协调、不衔接，导致两项政策执行中存在冲突。信贷调控管理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同时，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政策往往就落实不了。
1.实证分析：用2012年西双版纳州农村信用社新增可贷资金数反向推导出全州农村信用社要达到年度新增当地贷款占年度新增可贷资金比例大于70%（含）比例应达到的贷款增量下限数。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达标所需的信贷增量指标测算公式。
指标解释：年度新增可贷资金=年度新增存款（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5%。x'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本年度新增贷款，y'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本年度新增可贷资金，μ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当地贷款占年度新增可贷资金比例，■a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本年度贷款月度平均余额，■b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上年度贷款月度平均余额，x0为上年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n为考核达标情况下本年度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规模，ni（i=1，2，……12）为第i月人民银行对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下达的新增贷款控制数。
根据《关于印发云南省2012年度县域法人金融机构考核结果的通知》（昆银统计〔2013〕9号），2012年西双版纳州农村信用社上年度贷款月度平均余额■b=441694万元，新增可贷资金y'=124190万元，μ=0.7，上年末各项贷款余额x0=458928万元，可得出：在考核达标情况下2012年度西双版纳州农村信用社新增贷款规模n=112266万元。
根据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规则测算结果，2012年西双版纳州农村信用社全年合意贷款增量为6.8亿元（年末实际下达数为8.59亿元）。在现行的季度按新增贷款控制总数的3.5：3.5：2：1比例和月度按季度新增贷款控制数4：3：3的比例下达月度农村信用社新增贷款控制数的条件下，2012年西双版纳州农村信用社年度新增贷款数至少应达到11.23亿元，才能实现年度新增当地贷款占年度新增可贷资金比例大于70%（含）的考核达标要求。
2.假设分析：在均衡信贷投放的要求下，假设各月均衡等额下达月度新增贷款控制数来测算，则有：
根据《关于印发云南省2012年度县域法人金融机构考核结果的通知》（昆银统计〔2013〕9号），2012年西双版纳州农村信用社上年度贷款月度平均余额■b=441694万元，新增可贷资金y'=124190万元，μ=0.7，上年末各项贷款余额x0=458928万元，可得出：在考核达标情况下2012年度西双版纳州农村信用社新增贷款规模n=139398万元。
在均衡信贷投放的前提下，2012年西双版纳州农村信用社年度新增贷款数至少达到13.94亿元，才能实现年度新增当地贷款占年度新增可贷资金比例大于70%（含）的考核达标要求。
（二）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输血”不足与“失血”严重并存
在现行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调控管理政策下，县域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受到严格控制，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政策的有效性被削弱；县级法人农村信用联社有存款资金、有贷款需求，但因信贷增量控制，未能满足辖区县域经济发展合理的有效信贷资金需求，农村信贷资金供需矛盾突出，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加剧。以西双版纳州为例，截至2012年末，西双版纳州3家县级法人农村信用联社各项存款余额92.67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4.48亿元，存贷比为58.8%；各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均达到12%以上，拨备覆盖率均超过190%，不良贷款率控制在2.3%以内；同时，2012年末全州农村信用社吸收的当地存款通过存放同业等方式拆出资金、流到州外的存款资金达16.43亿元，占全州农村信用社当年新增存款的99.9%。据辖内农村信用社统计数据，截止2012年末全州农村信用社已收到贷款申请，但因信贷调控管理政策受限，借款人还在排队等待贷款的信贷需求量达5.3126亿元；其中农户贷款需求1.5469亿元，小微企业贷款需求1.536亿元，农场职工贷款需求1.1859亿元，其他贷款需求1.0438亿元。金融“输血”不足与“失血”严重并存。
综合分析结论：在现行的信贷调控政策下，西双版纳州2012年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政策落实情况考核达标达到的贷款增量数，高于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要求控制的贷款增量数4.43亿元；2012年西双版纳州内农村信用社要全部实现新增当地贷款占年度新增可贷资金比例大于70%（含）的考核达标要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管理核心指标（年度新增贷款控制总数）至少要达到11.23亿元，高于2012年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规则测算的合意贷款增量数（6.8亿元）4.43亿元，高于2012年人民银行实际下达辖内农村信用社的新增贷款控制总数（8.59亿元）2.64亿元；即使在理想均衡投放信贷资金状态下，2012年西双版纳州内农村信用社要达到年度新增当地贷款占年度新增可贷资金比例大于70%（含）的考核达标要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调控管理核心指标（年度新增贷款控制总数）至少要达到13.94亿元，高于年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规则策测算的合意贷款增量数（6.8亿元）多7.14亿元，高于当年人民银行实际下达农村信用社的新增贷款控制总数（8.59亿元）多5.35亿元。
由于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要求控制的贷款增量数，小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政策考核达标要求的贷款增量数，两项政策的执行出现矛盾，在西双版纳州难以同时得到落实，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调控管理政策得到贯彻执行，辖内农村信用社信贷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政策往往难以落实，辖内多数农村信用社享受不到相应的政策优惠，农村金融供给受到抑制；西双版纳州县域经济发展的资金供需矛盾状况也将难以缓解。
三、政策建议
西双版纳州集边疆、民族、贫困、山区四位一体，全州90多万户籍人口中还有深度贫困人口约2万人。2012年西双版纳州财政收支缺口近60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7961元、低于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137元，低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782元。截至2012年末，西双版纳州金融机构存贷比为53%，低于全国（69%）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低于云南省（77%）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以及辖内农村信用社承担了助学、就业、扶贫等大量政策性业务，占用了相当一部分信贷规模。全州目前还没有上市企业，居民、企业融资基本依赖银行信贷资金。辖内正规金融供给受到抑制，具备有效供给能力但有效信贷需求却得不到满足，民间融资活跃，非法集资增多，金融风险上升，应引起高度关注。在现行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调控管理政策下，从2013年前5个月西双版纳州农村信用社已下达的新增贷款控制总数以及存贷款增长情况看，今年辖内3家农村信用联社都难以达到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达标要求。
（一）实现政策协调配套，构建信贷增量调控管理政策与鼓励信贷增长政策内联机制
现行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调控管理政策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政策存在冲突，其主要原因两项政策缺乏内在联系，关键考核、调控指标不衔接。建议完善两项政策核心指标测算公式和相关参数，使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调控管理政策要求的新增贷款控制总数指标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达标比例指标相关联、相衔接；建议以上年度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达标相对应的贷款增量数作为下年度信贷增量调控的基数，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年国家宏观调政策的新要求和单个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稳健性和流动性状况，合理确定单个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年度新增贷款控制总数。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构建少数民族地区资金回流机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环境里，资金流向决定物流，资源配置的核心是资金配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输血”不足与“失血”严重并存，亟待构建资金回流机制。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市场发育程度普遍较低，融资渠道较单一，在运用市场手段配置金融资源中完全处于弱势，很有必要高度重视和逐渐缩小客观差异，完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调控管理政策，改进信贷调控方式，在执行国家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前提下，再单列一定信贷规模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增加有效信贷投入，按鼓励政策和现有供给能力以切块方式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信贷资源配置，帮助解决金融供给不足问题，使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当地吸收存款按政策以至更多的用于当地，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
农行贷款新政策篇2
论文摘要：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但是由于农村金融改革中面临着新的制度性困境，制约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调整政策金融体制、发展新型金融机构以及配套机制等角度，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框架性建议。
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近年来，为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国家陆续启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等一系列农村金融改革，农村金融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新阶段
农村信用社2003年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将县级联社改制为统一法人社或者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并成立省联社承担行业管理职责，目前在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改善经营管理机制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拓展经营业务范围，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和农业生产资料贷款等业务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经营效率有所提高，贷款规模稳步增长；中国银监会在部分省区进行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工作，调整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推动了试点省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社的组建和发展；邮政储蓄改革初步启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于2008年初正式成立，并在试点省区陆续开展了定期存单小额质押贷款业务。
一是农业贷款规模保持较快增长。金融机构农业贷款规模从2000年的4888.99亿元增长到2006年和2007年的13208.19亿元和15376亿元；农业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稳步上升，2000年的占比为7.4%，2006年和2007年相应增长到13.2%和13.6%。贷款快速增长，表明农金支农功能增强。
二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进展，支农资金实力明显增强。农村信用社启动新一轮改革以来，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先后采用专项票据、减免税收等资金扶持政策，置换了部分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历年挂账损失，有力地提高了农村信用社支农功能。截至2007年末，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1.43万亿元，占其各项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40%提高到46%；占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81%提高到93%。
三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注入新活力。自2006年开始，国家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在6个省区进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的新型金融机构试点，并很快将试点省份扩大到全部31个省市区。到2007年底，三类新型机构共筹集各类资本12726.65万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2446.16万元，存款余额19344.87万元，贷款余额11953.48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2008.43万元。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提高了农村金融的竞争水平，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新阶段农村金融的制度困境
应该看到，农村地区“贷款难”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农村金融服务仍较薄弱，农村金融发展仍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农村金融的进一步改革尚没有形成切实可行的农村金融改革总体规划，目前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缺乏统筹计划和协调行动，有关政策和措施的落实力度和实施效果有所不足。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发展仍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体制性问题。
（一）农村信用社存量历史包袱仍然较重，不良贷款比例较高。目前，农村信用社存量历史包袱仍然较重，加上这几年又产生新的支农政策性损失，不良资产规模还比较大，严重制约着农村信用社的持续经营和改革深化。如某省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仍有91.5亿元，不良贷款率13.9%；若按五级贷款分类，则不良贷款余额达266.94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40.6%。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仅14.6%，拨备缺口15.14亿元；若按五级贷款分类口径，拨备覆盖率仅3.2%，拨备缺口达117.07亿元，远远达不到防范风险的标准。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的相关扶持政策和激励机制仍不到位，新增的政策业务也容易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二）政策性金融运作机制不规范，支农功能不到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07年累计发放粮棉收购贷款2752亿元，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农业科技贷款1051亿元，而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等方面的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相对较少，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功能发挥有所不足。同时，政策性金融的运作机制和操作方式较不规范，缺乏制度性监督约束和政策扶持机制，导致政策性业务的资产不良比率居高不下。此外，一些其他金融机构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如农业银行承担的扶贫贷款等，也面临着管理成本高、经营效益差、资产质量严重恶化的问题。
（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机制尚未理顺，监管工作仍较薄弱。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户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陆续在试点省区建立并运营，但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在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关系仍不顺畅，市场监管存在盲区，试点工作尚没有全面铺开。如四川省广元市全力小额贷款公司，在人民银行的推动下，2006年4月经广元市政府批准并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从事小额贷款业务，但一直未能获得银行监管部门的认可和业务监管；而中国银监会在试点省区批准设立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2007年3月成立的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则一直未能获得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支持。
（四）农村金融的抵押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不发达。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在贷款中，经常面临抵押担保的困难：农户的房屋等财产往往流动性差，难以用作贷款担保；一些农村企业土地虽已转换为工业用地，但由于土地权属仍为农村集体用地，也难以进行抵押。而农村地区贷款担保机制又相对不发达，办理农业贷款担保业务的担保公司数量较少，规模普遍较小，资金实力不足，担保范围及对象相对较窄，缺乏法律规范和有效监管，担保业务规模难以满足贷款需要。与此同时，由于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相对滞后，保险覆盖率低，农业生产和信贷投入缺乏风险补偿机制，进一步制约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提供。
三、农村金融改革的框架性方案设计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解决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问题，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这就需要通过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化解存量历史包袱，消除政策性负担的制约，使农村信用社能够轻装上阵，重构自身约束机制，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1.增加政府资金投入，采用多种手段化解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在前一阶段通过央行票据、央行借款等方式化解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的基础上，坚持“新老划断”的原则，按照农村信用社五级贷款分类的标准，对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以及支农政策性损失进行全面清查核算。采用中央和地方出资、引进外部投资者等多种方式，分期分批对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损失和亏损挂账进行资产置换和剥离，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
2.深入推进农信社产权改革，完善经营管理体制。积极引入民营资本等境内外资本，合理调整股权结构，避免股权过度分散和一股独大的现象，强化股东的参与意识和管理责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借鉴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经验，加强风险控制制度建设，强化市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增强经营管理的效率。
3.建立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扶持长效机制。在税收政策上，对农村信用社继续施行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的政策，直至农村信用社票据兑付完成；在货币政策上，对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适当调低准备金要求；在再贷款政策上，降低现行的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利率，减轻农村信用社的利息负担。
4.放开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合作与资产重组行为。对一些严重亏损、经营困难的农村信用社，加大农村信用社和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整合力度，允许本地金融机构以及跨地域农村金融机构以参股或者控股的方式并购和重组农村金融机构。
此外，清理各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的相关歧视性政策规定、规章制度，维护农村信用社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
（二）调整政策性金融体制，提高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和效率约束，强化政策性金融功能。
1.改革政策性金融运作机制，提高政策性金融业务经营的效率。建立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市场化选择机制，允许农业发展银行等多个市场主体参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竞争，通过业务招标等方式确定政策性业务的承办机构，提高政策性业务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调整现行的按机构进行支农补贴的办法，实行按资金流向对政策性业务进行贷款贴息等扶持方式，根据具体业务的规模、风险水平来对政策性金融业务进行风险补偿。
2.积极拓展农村发展银行政策性业务范围，稳步发展商业性业务。在现有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农业发展银行开展农村公路、农村通信、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产品进出口等政策性业务，提高政策性业务的经营约束和风险控制水平。同时，稳步推动农业发展银行开展龙头企业贷款等商业性贷款业务。按照分类管理、分账核算的原则，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开，分别建账、分类管理、分账核算，不断优化政策性贷款与商业性贷款结构，将农业发展银行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全方位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3.拓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渠道，引导资金回流农村。允许农业发展银行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定向发行政策性金融债，通过城市资金回流农村、邮储资金回流农村等多种机制，增加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解决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
（三）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培育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
1.加强部门协调工作，加快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与发展。根据新型金融机构试点的情况和经验，进一步理顺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的权责关系，积极推动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具有自生能力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与发展，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和民营资本在农村地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等多种形式、多种所有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营造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环境，满足农村金融多样化的需求。
2.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行优惠的经营政策和监管政策。加快制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相应的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中小企业的贷款。对农村地区设立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规定差别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到农村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强化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能力，加强对存款人权益的保护。
3.制定相关约束性规定，明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义务。根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范围和规模等因素，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信贷投放的比例要求、投放范围等内容进行相应的规定。对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定系统内上存资金的比例和上存资金的利率限制，保障支农功能的发挥。
4.加强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在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的同时，需要制定相应的、切实可行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金融机构设立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纳入母行监管统计，实行并表监管；对农户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强化自律性监管，并建立相应的市场退出机制。
（四）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贷款担保和风险补偿体系。
贷款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和支持性措施。有关部门应积极扶持贷款担保公司、贷款担保基金等的发展，探索多种形式的抵押担保机制，健全农业政策性保险等措施，建立农村金融的支持配套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1.鼓励扶持农村信贷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积极扶持或者出资参股成立农村贷款担保公司，专门为农业信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也可以由地方政府、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共同出资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或风险补偿基金，对农业贷款损失进行一定比例的补偿。对已经设立的中小型企业信用担保公司，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来予以积极扶持。
2.积极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贷款抵押担保形式。积极引导金融机构试点和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农户林地集体抵押、订单质押、动产质押等切合农户实际的抵押担保方式；对农村中小企业贷款，积极探索将存货、厂房设备、收费权等财产作为抵押担保的途径。针对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企业土地已经转换为工业用地的，积极协调办理相关的土地确权程序，推进贷款抵押的落实。
3.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在各地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将国家对农业自然灾害的救济方式转化为农业保费补贴方式，并积极鼓励商业性保险对农业保险的介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韩俊.农村金融现状调查[J].农村金融研究,2007,(9).
农行贷款新政策篇3
一、影响货币政策在农村经济中有效实施的原因
造成货币政策在农村传导机制受阻而不能有效实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很低，自身就远比城市复杂，因此，货币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会遇到比在城市更多和更复杂的问题。
1.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
目前，在农村起主导作用的金融机构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但由于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和业务范围的限制，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如北京市农业发展银行的年贷款余额仅有六、七十亿元，。而农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中基层网点大量撤并，贷款权限上收，农业贷款的比重不断下降，也无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如1999年—2001年北京市农业银行涉农贷款在各项贷款余额中的比重分别为46.63%、38.42%、29.03%。大部分农户和小企业的信贷需求只能依靠农村信用社，但农村信用社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也远远满足不了巨大的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据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而通过民间借贷借入达190元。因此，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金融主体弱化不仅满足不了多样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也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2.传导工具的缺乏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力度减弱
在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基层央行仅有名义上的再贷款、再贴现和窗口指导等调控手段，但是再贷款的调控作用仅限于支农再贷款、紧急性再贷款和经营性再贷款，而且都需要经过上级银行的严格审批，再贴现指标被控制得较紧，也很难发挥作用。因此，窗口指导成为基层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主体。过多依靠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的办法，缺少其它必要的辅助手段加以保证，对商业银行贯彻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都不强，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的匮乏客观上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的发挥。同时，商业银行进一步强化一级法人管理体制，基层商业银行在执行政策时，会以其上级行的政策取向作为执行标准，央行的指导意见显得苍白无力。传导工具的缺乏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在农村经济中的有效性。
3.商业银行经营策略的调整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实施“大城市、大企业”的战略目标，其在农村的经营状况开始收缩，大量的农村资金被吸收上存。例如农业银行在信贷管理权限上大多采取上收一级的管理办法，县级以下机构基本上仅有发放5万元以下本行存单质押贷款权。目前市级国有商业信贷审批自被削弱，组织资金30％左右上存，而县级支行的主要任务则是组织存款，除小额质押贷款外，基本上没有放款权。
同时欠发达地区受到经济结构调整迟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其社会有效信贷需求相对不足，信贷失去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基本上成为总行派出的专门负责吸收存款的大储蓄所。资金的过度集中背离了正常的经济运行规律，农村经济中自然也就失去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与资金基础。4．农村社会信用环境的欠佳导致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传导实效
由于农民信用意识淡薄，再加上农村金融法律法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贷款的收回。近几年，虽然各级政府加大了信用环境治理力度，但金融维权难，农户、村组拖欠银行信用社贷款等问题对金融部门服务新农村建设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了支农贷款难以持续快速增长的后果，而且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对“三农”投入的积极性。
而大量不良贷款的形成使逐步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失去效应，过高的负债成本逼迫各基层行贷款利率的刚性上浮，使央行的最高浮动利率演变为实际执行利率；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必要的中介机构，贷款抵押难、抵押物资处置难、担保难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信贷资金正常运行。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需要一个良好地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欠佳不仅导致货币政策难以有效传导，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新农村建设中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
金融机构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因此必须稳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体制改革，形成多层次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以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首先，创新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转变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模式。将原来按机构划定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为按机构划定业务与业务招投标并存的发展模式，可以考虑将原来按机构划定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为按机构划定业务与业务招投标并存的发展模式，以改善政策性金融的运作方式和效率。其次，农村信用社要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要办成商业上可持续、主要服务于乡(镇)、村和农民的金融机构。第三，农业银行要结合股份制改革工作，通过机制和体制的转换，充分发挥农业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优势，切实提高对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质量和效益。第四，积极推进邮政储蓄改革。目前，国务院已批准成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还应尽快组建县级邮政储蓄银行，以改变县级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资金外流的现状，应充分发挥邮政储蓄机构农村网点多的优势，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最后，要引导和扶持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农村经济已经呈现出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民间金融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因此注定要成为农村金融主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从法律、制度、政策上规范民间金融的行为，既要肯定扶持，又要改造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准备金率和资本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引导和鼓励民营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健康持续地发展，纳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灵活性，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的既定目标。2．适当增加农村货币供应量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尚且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在政策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农村货币供应量增加幅度可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可以按照一定比例留在地方作为支农贷款资金；其他金融机构在农村吸收的存款可以按照合理比例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返还给农村金融机构使用。还可以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比例和备付金比例，增加可用资金规模。
3．人民银行应加强“窗口指导”，用活支农再贷款
应积极引导金融部门加大对“三农”和特色农业的信贷投入，支持农业产业化。适时向农村信用社发放支农再贷款，以缓解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紧张的矛盾，同时，人民银行应修改支农再贷款管理办法，延长贷款上限，以尽量满足农户对资金不同档次的需要。4．合理运用再贴现以及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
大力发展农村票据市场，改进和完善再贴现业务管理，在再贴现利率政策上对农村信用社以一定程度的倾斜，调动农村信用社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积极性，对涉农已贴现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通过票据市场扩大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和总量。利率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将利率杠杆运用好，可以以单倍的投入创造出多倍的产出。我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普遍滞后，制定与利率相关的货币政策时必须有所差别，应当考虑到政策在各地的操作和效果。虽然央行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设定了一定的浮动区间，但农信社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并没有区别对待，导致在经济金融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信用社在利率执行中“就高不就低”，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和企业无法承受贷款利息负担。因此央行应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不同的贷款利率上限；农村金融机构也应按照不同贷款者的实际情况，对其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政策。
5．创新适应农村经济融资要求的金融产品体系
目前在我国，农民享受到的金融服务非常缺乏，绝大多数农民与金融机构的接触仅仅限于存款、汇款而已，金融产品的匮乏直接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受阻。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要求下，各金融机构应根据农村经济的特点，积极开发新产品，形成特色化、差别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时，加大中间业务产品创新与开拓，除了对现有的中间业务品种进行认真整合外，还应加大对高附加值中间业务产品的创新与营销，特别是加强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业务、信用证、贷款承诺业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保险、金融机构委托等业务的创新与营销，通过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在满足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的同时提高货币供给的效率。
6．注重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则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引导和配置经济资源的“原动力”。两大政策的均衡配置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制约经济发展。因而，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套安排和联动。财政政策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发挥能动作用：(1)继续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支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为农业发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2)为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适当剥离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减轻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3)制定税收、利息补贴等优惠政策来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贷款。
7．推进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离开信用，任何新的经济模式都无从谈起，所以加强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当务之急，也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效途径。一是建立农村诚信获益失信受损机制和农民个人信用记录数据库，加大对逃废债的制裁力度；二是加强对农村企业和农民的诚信教育，提升农民诚信意识，不断改善农村社会信用状况；三是加强与农村政府部门、工商行政管理、税务、农民行业协会等部门联合，形成完善的诚信体系；四是各级人民银行应积极取得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引导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将各自的信贷政策、诉讼结案率和执行率与农村信用建设挂钩；五是对农村企业和借款人按信用等级分别给予不同的贷款优先、利率优惠、期限放宽等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于丽红.解决“三农”问题的金融创新思路[J].北方经济，2006，1：59-60.
农行贷款新政策篇4
关键词:政策性业务;商业性信贷;新农村建设
abstract:expandingcommercialcreditbusinessisaneffectivewayforagriculturaldevelopmentbankstoachieve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supportruraleconomy.inviewofthis,agriculturaldevelopmentbanksarerequiredtoconductcommercialcreditbusinessinawell-orderedwayandlendsupporttonewcountrysideconstructionwhilepromotingpolicy-relatedbusiness.
Keywords:policy-relatedbusiness;commercialcredit;newcountrysideconstruction
随着国家粮棉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也由单纯支持粮棉流通向生产和加工转化领域延伸,贷款对象由单纯的国有粮棉企业向各种所有制粮棉经营企业拓展。农发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做好政策性贷款业务外,还要做好商业性贷款业务。
一、目前农发行开办的主要商业性信贷业务品种
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银行开办商业性信贷业务主要是粮油业务和棉花业务两大类。一类是粮油类商业性贷款,主要包括:粮油流转贷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粮油加工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贷款,粮食合同收购贷款,种用大豆贷款和粮食仓储设施贷款等。再就是棉花商业性贷款,主要包括:商品棉贷款、棉花良种贷款、棉花企业技术设备改造贷款及棉花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等四大类。
流转贷款的贷款对象是在农发行开户,自主从事粮食(含油脂)收购、调销、进口业务的各类粮食购销企业,包括: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制后落实原有贷款债务、继续从事粮食经营的购销企业,以及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粮食经营资格的各类所有制粮食购销企业。其具体用途分别是用于解决借款人直接从粮食市场收购粮食的合理资金需要;用于解决借款人从其他粮食经营企业购入粮食以及粮食副产品的合理资金需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的贷款对象是经地、市级以上(含)人民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认可,以粮、棉、油的生产、流通或加工、转化为主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用途分为收购贷款、调销贷款、其他流动资金贷款、基建技改贷款。收购贷款和调销贷款用于解决借款人直接收购或从粮、棉、油经营企业调入粮棉油商品的流动资金需要。其他流动资金贷款用于解决借款人与粮棉、油的生产、流通或加工、转化过程相关且必需的其他短期流动资金需要。基建技改贷款用于解决借款人从事粮、棉、油的生产、流通或加工、转化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性质的资金需要。
粮食加工企业贷款对象是以粮食为主要原材料的加工企业,包括粮食系统的加工企业和其他所有形式的用粮企业。具体用途分为:解决借款人直接收购粮食和从粮食经营企业购入粮食的流动资金需要;解决借款人与加工转化粮食相关的其他原材料、费用支出等所必需的其他流动资金需要等等。
二、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并存市场定位问题的认识
首先,是农发行外部政策环境变化的需要。纵观农发行成立之后十年的具体工作实践,我们回过头对它的成长和发展进行重新认识,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农发行建行之初,外部政策环境固定,职责任务清晰,原有的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都是明确的。但随着1998年国家粮棉改革政策的出台及不断深化,其业务范围和阶段性职能不断作出应对式调整,原来的职能定位逐渐从模糊不清发展到现在的重新寻找,运行十年之后,好像又回到了原地,不得不对农发行的成长和发展再一次进行审视和探索。应当承认,随着国家农业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粮棉改革市场化步伐的明显加快,农发行建行之初的基本职能和业务范围已经有所改变,政策性业务的范围和比重越来越小,商业性业务的范围和比重不断扩大,外部政策环境的变化,已使农发行这一具有浓重中国特色的政策性银行,不得不面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相对独立又相互兼容的境地,这是改革的必然。
其次,是农发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农发行要实行“三分、两减、一深化”,即把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进行分类管理、分账核算、分别经营,深化改革、精简机构、减少行政色彩。其主旨是要求农发行在两类业务并存的前提下按现代银行的要求加强内部管理,建立严格的内控机制,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同时,国务院对农发行提出的目标任务已非常明确,只有正确面对农发行既存在政策性业务,又存在商业性业务这个客观现实,坚持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办行方向,在发挥好农发行政策性业务这一社会功能的基础上,毫不含糊地追求商业性业务的自身效益最大化。在积极落实国家政策,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探索和实践在坚持政策性银行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建机制,在发展商业性业务,释放现代银行经营管理功能的环境中立规矩,在完成好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和谐发展的统一中营造环境。因此,要确保农发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去适应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共生共存的现状。反过来,两者只有共生共存才能为农发行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农发行延伸信贷支持环节,将粮食收购、存储和加工各环节的资金流转全部置于农发行信贷监管范围内,提高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成效,有利于农发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的整体服务功能。
三、农发行开办商业性信贷业务的意义
在新的改革形式下,农发行在坚定不移地履行好政策性职能,办好政策性贷款业务的同时,适度、审慎地开展商业性信贷业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国家粮棉宏观调控。农发行商业性贷款同政策性贷款一样,都是国家实施粮棉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和手段,只不过二者作用的方式和机制有所不同。随着粮棉油市场的全面放开,粮棉油生产、流通和加工转化已逐步呈现出产业化、集团化经营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粮棉油购销企业通过改革、改制和资产重组,从而实现一体化、产业化经营,有的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粮食加工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已经接受政府委托,承担起地方粮、棉、油储备和平衡市场供求的任务,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
此间,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家调控粮棉油市场的载体,将在继续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现有棉花企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逐步扩展到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型粮食加工骨干企业和其他粮食营销等企业。农发行通过发放商业性贷款对这些企业及时提供金融服务,为粮、棉、油的生产、流通、加工转化、技术改造以及生产基地建设提供信贷支持,将在稳定粮、棉、油种植面积和产量,稳定粮、棉、油市场,确保国家粮、棉、油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有利于国家“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商业性贷款支持的客户,除了依据市场状况自主经营粮棉的购销企业外,还包括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型加工企业和其他企业。这些企业的业务一头牵着粮、棉、油消费市场,一头连着粮、棉、油生产,可以根据粮、棉、油市场需求,引导粮、棉、油作物的种植以及企业的经营规模、经营内容等状况,直接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但由于这些企业的低效、弱质,决定了以利润为主要目标的商业银行不会大量进入,只能由农发行对其提供商业性贷款支持,支持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和增加附加值,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分享生产和加工环节利润,进而提高农民收入,同时,无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服务。
(三)有利于促进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一是通过“扶优限劣”的信贷杠杆优化市场主体。成熟的市场是促进产业良性、健康、长效发展的前提条件,其中,市场主体是关键因素。在打破了对国有流通企业的垄断局面后,通过商业性贷款择优扶持,发挥对市场主体优胜劣汰的筛选作用,促使经营规模较大、竞争能力较强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市场主体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对促进我国市场发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农发行商业性贷款对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信贷支持,促进各种所有制成分企业平等享有市场资金配置,有利于粮棉市场主体所有制结构的改善和优化。
二是通过对贷款的风险控制,促进市场形成价格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农发行对商业性贷款实行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信贷管理方式,尤其注重对市场价格风险的控制,使客户更加尊重与关注市场,注重对市场行情与走势的分析,逐步扭转原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不顾市场价格风险、盲目经营的状况,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价格机制作用。
三是通过商业性的市场设施贷款支持,加快市场硬件建设,促进市场体系完善。
四是有利于促进粮、棉、油的产、购、销相互衔接。目前,越来越多的粮食购销企业与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型加工企业和其他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实行了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其收购资金需求量大、季节性强,农发行给予必要的贷款支持,可及时解决企业购进粮食资金紧缺的问题,有助于粮食加工企业实现规模经营,有效促进产销区结合,减少流通费用,节约交易成本,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四、农发行开办商业性信贷业务存在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从主观认识上来讲。农发行本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金融主体,政策性银行只有承担政策性业务才是它的初衷和本来面目。现在既让它承担政策性业务,又让它承担商业性业务,势必会走向两种可能,要么变得似是而非,要么同化为商业银行。政策性业务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商业性业务追求的是银行自身效益,两者既矛盾又对立,很难达到和谐统一。正是因为主观认识上的左右摇摆,造成了具体工作实践的举步艰难。
(二)从基层行目前的具体工作实践看。以夏粮收购为例,中央和地方储备粮收购、由地方落实利费补贴和价差亏损的地方调控粮收购,贷款政策已非常明确,按计划供应,足额提供贷款;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贷款支持方式,由于是重新拓展业务,贷款政策也比较明确,按风险管理的规定运作,但除此之外的中间一大块商品流转贷款,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说它是政策性,但基层行首先必须考虑市场价格因素带来的贷款风险,对企业也提出明确的防范风险条件,要求办理资金抵押、规定自有资金比例和风险保证金比例及信用等级程度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商业性业务的经营要求。说它是商业性业务,又没有完全按经营性贷款的要求来操作,在具体执行中却有许多政策性痕迹,农发行要防止出现空白点,要防止农民卖粮难,担心粮食企业收不上粮,政府有压力、有怨言,害怕农民因卖粮难告状,新闻媒体曝光,农发行既想争取自主发展的空间,又怕触及政策风险挨板子,处于两难境地。在粮棉市场已经全面放开的情况下,让农发行去承担非市场因素的政策意愿,显然对农发行有失公允。
(三)在处理商业性业务的实际操作方面,农发行与被支持对象在观念上产生错位,难以对接。经调查得知:由于多年来受粮食敞开收购,农发行及时足额提供贷款,即“收多少粮棉、贷多少款”的影响,长期以来给地方政府、粮食主管部门及购销企业产生一种错觉,农发行成了为粮棉企业无条件提供贷款的工具,以至于在粮棉市场、价格、收购全面放开的今天,个别地方政府的市场意识没有完全觉醒,对农民卖粮仍存有大包大揽思想,生怕粮农卖粮难,农民有意见。而对粮食购销企业,则长年处于国家粮食政策保护之中,缺乏自我完善能力及与个体粮食经营者的竞争能力,不能及时树立或难以树立起必要的市场风险意识,以至于农发行在对粮食企业进行商业性贷款支持时,提出的贷款条件和贷款方式,购销企业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总认为贷款门槛抬得太高,再加上外部环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农发行在支持收购时往往在不自觉中接受了被告的角色,成为“代人受过”的对象。
(四)受政策环境影响过大,在完成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和谐发展中,没有自己驰骋的空间。从近十年的运行实践得出的感触是:农发行的成长和发展受外部政策环境影响之大,超出所有任何一个行业,既受“三农”政策大的影响,又受粮改政策的具体影响,还受国家和地方财政政策的牵制。商业银行可以依据《商业银行法》在营运中进行自我保护,农发行只能依据国家粮改文件和政府的意愿。从这一层面上讲,农发行的发展权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五、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信贷管理模式。逐步改变原来的政策性银行信贷管理的老模式,真正参与到企业改制及经营当中去,实行既严格、统一,又灵活、全面的信贷管理手段。进一步加强对信贷资金的风险防范预警,建立和完善全程参与、堵疏结合、标本兼治的信贷管理机制,将风险关口前移,并不断提高风险防范和调控能力。
(二)探索和建立以效益为导向的资金优化配置机制,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对商业性贷款业务,依据各基层行的经营管理、风险防范能力等择优配置,对不良贷款实现“双降”的给予资金倾斜。同时,强化信贷资金与信贷计划的衔接,适度加大资金调控力度,引导资金向高收益、低风险区域和优良信贷业务品种流动,达到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效益的目的。
(三)加强和完善信贷管理,努力防范新增贷款风险。对潜在风险较大的贷款客户,要果断制定和采取收贷退出措施,有效规避贷款风险。要建立贷后评价制度,定期对已发放的贷款进行检查评价,重点对商业性贷款开展贷后评价,及时发现和解决贷款调查、审查、审批各环节存在的问题。
(四)应明确农发行兼有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任务,并且两者独立存在。这样可以在坚持政策性银行属性不变的情况下,在有必要追求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毫无顾忌地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应当认识到政、商合一混业经营并不是混淆经营,不能把政策性业务按商业性贷款的运作模式来要求,更不能把商业性业务看成是政策性业务,追求政策保护,降低贷款管理标准和风险防范标准。
农行贷款新政策篇5
伴随着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转型拉开大幕，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形势最为严峻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下称农发行），也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财经》记者获悉，银监会不日将批准农发行从事农业综合开发业务。“这属于商业性业务，是为农发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而赋予的新职能。”银监会监管四部主任邓红国告诉《财经》记者。
农发行新获得的业务范围，涵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改造、生产基地开发和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技术服务体系和流通体系建设等领域，属于农业综合开发范畴的中长期贷款。从1998年至今，农发行长期业务单一，仅从事粮棉油统购统销等国家指令性业务。农发行历史上曾多次申请扩大业务范围，但因种种原因一再搁浅。农发行的这一诉求，甚至成为该行2006年主要工作目标之一。
在“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下，农发行的请求终获批准。“今后我们和国开行在农村领域可以从事的业务不再有显著不同。”农发行信贷管理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央行研究局副局长张涛表示，重新定位后，三家政策性银行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寻求新的“增长空间”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建立新的制度框架，其中，农发行的目标是加强内部管理，进行职能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全面改革创造条件。
然而，农发行的转型之路远非就此柳暗花明。事实上，1998年前，农发行就曾负有农业综合开发的职能，正是由于经营不力等原因才被取消。此番再度放开，其内部机制和监管体制尚未理顺，政策性和商业性的目标冲突亦未解决，如何控制相应的风险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问题银行”
1994年，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农发行成立。1998年4月，为配合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发行承担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专项贷款业务，以及粮棉企业加工和附营业务贷款划转农业银行。农发行仅履行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职能，专门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发放粮食收购、调销、储备贷款。
从此，农发行有了财政部的“粮食收购部”之别称，甚至不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但这并没有妨碍农发行的迅速膨胀，成立12年来，它已悄然发展成为拥有2000多个分支机构、6万员工的“庞然大物”。
2004年5月，粮食流通体制开始向全面市场化过渡，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逐渐丧失垄断地位，各种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粮食经营及用粮企业都可以直接入市收购。同时，商业银行也开始向其提供收购资金，农发行独家供应收购资金的格局逐渐被打破。
这使得农发行政策性业务的经营空间越发狭小，甚至有些基层机构出现没有新增贷款的现象。比如，根据农业部的调查，农发行海南省三亚市分行管辖的八个开户企业，2000年没有发生一笔贷款业务，2001年只发放了4万元贷款。
在此前后，有关“农发行是否应结束历史使命后关闭”的讨论，一度引起人们的热议。事实上，由于信贷监管不力、案件频发、高负债率、业务单一、前景不明，农发行一直被外界看做“问题银行”。
来自农发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按照对外披露口径，截止到2006年末，农发行共实现经营利润87.7亿元，同比增长62％；全系统共有30个省级分行实现盈利，比上年增加8个；农发行不良贷款余额为677亿元，不良贷款率降为7.65％。
这几乎是一组堪称优异的数据，但据了解，农发行不良贷款率有两个标准，即上报银监会的不良贷款口径和对外披露口径；前者包括国家财政认账的政策性挂账，按这一标准，2006年6月末，农发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51.17％；而后者不包括政策性挂账，不良贷款在10.08％左右。两者的坏账总额差距以数千亿元计。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政策性亏损里，外界无从判断哪些是政策性造成的，哪些是人为造成的。比如，农发行各地分行将粮棉油收购资金挪作他用的报道多次出现，最近的一桩就发生在辽宁铁岭市，2.5亿元资金被挪用。
目前，农发行清理认定1998年6月1日后粮食政策性财务挂账工作已进入尾声，全国共有20个分行已完成相关认定。到2006年年末，农发行已批复入账1376亿元，剥离至各级粮食局等待认定的还有2715亿元。
如果开展商业性业务，农发行还面临着资本金严重不足、缺乏明确的资本金补充机制的考验。尽管注册资本金200亿元，到2003年末，实际到位资本金仅165.46亿元。
除国开行，农发行、中国进出口银行都没有根据贷款五级分类标准提足呆坏账准备金；若提足拨备，则农发行和进出口行的资本净额为负数。2005年末，按上报银监会口径，如果提足拨备1400亿元的话，农发行资本充足率为-23.79％，要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需要补充资本金1435.4亿元。
据财政部有关人士透露，财政部正在考虑化解农发行3000亿元左右历史性包袱。不过，具体是以发债的方式承担还是将央行再贷款无限期挂账，有关方案还在研究中。
在资本金的补充问题上，有关部门也将首先考虑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农发行被放在最后。按照财政部的思路，国家先解决农发行政策性包袱，农发行自身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内部管理，为下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难分之账
在新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如何有效地发展农村金融，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农发行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位置尤显特殊，在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及农发行。然而，如何让农业政策性金融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重新定位农发行的职能，推动其内部改革，一直并不顺畅。
据财政部人士介绍，财政部对于农发行拓展业务一直很谨慎，但由于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也不得不承认将农发行的业务长期限制在单一领域，并不是长久之计。
原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郑晖于2004年7月接任农发行行长后，开始酝酿内部机构改革，拓展业务范围。农发行开始同其他政策性银行一样，加大了在商业性业务上的探索。比如，农发行已将传统贷款业务的支持对象，由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扩大到各种所有制的粮棉油购销企业。2004年9月，农发行获银监会批准，开办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贷款业务试点；2006年7月27日，经过近两年试点，银监会批准农发行扩大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业务范围和开办农业科技贷款业务。
据悉，以上试点业务均被强调必须坚持市场原则，按商业性贷款模式运作。
事实上，农发行此次即将新获得的业务领域并不“新”。1994年成立至1998年4月，农发行的业务范围除履行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和管理，就包括了信贷扶贫、粮棉加工、农村小型基础设施、技术改造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等一应任务。
这些1998年前就存在的业务方向，与现在获得的新职能究竟有何不同？农发行信贷管理部有关人士如是解释：“业务领域相似，业务性质完全不同；早期是政策性业务，亏损由财政兜底；现在是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性业务，由农发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在近日结束的农发行全国分行行长工作会议上，总行行长郑晖表示，农发行正在努力构建“一体两翼”的整体业务布局。所谓“一体两翼”，主体是政策性业务；两翼是商业性业务，包括以农业产业化、加工企业、小企业贷款业务和农业综合开发业务。政策性业务，依旧遵循财政贴息的原则，由财政与农发行事先确定损失风险补偿机制；商业性业务则按照市场化原则、商业化运作，由农发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截至2006年年底，农发行各项贷款余额8844亿元，增幅为12.36％。从贷款性质来看，政策性贷款余额为6726.8亿元，占76.06％；商业性贷款余额2117.2亿元，占23.94％。这是农发行首次披露商业性贷款余额占比。
来自农发行的资料显示，农发行2006年新增贷款实际为1262.9亿元。其中，政策性（含准政策性）贷款增加641.8亿元，占全年新增贷款的50.82％；商业性贷款比年初增加621.1亿元，占新增贷款的49.18％。由此可见，商业性贷款已接近全年新增贷款的一半左右。
农发行最大的挑战，就来自如何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划分清楚，从而不再产生同样的道德风险。
央行有关人士称，农发行改革要看其分账是否彻底，能否杜绝“脚踏两只船”（政策性和商业性）。其中，“分账管理”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提出的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方向之一。有专家建议，对于政策性贷款，可由财政进行贴息，并由财政部门进行监管；对于商业性贷款，则实行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商业银行监管模式，由银监会进行考核。
农发行在2004年开办商业性贷款试点的同时，即被要求把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别经营、考核、管理，建立两类会计科目即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不过至今并未明确两类业务的人员及管理成本如何分摊核算。
“农发行已经建立分账管理的雏形，具体监管模式还在探索；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农发行进一步的改革还在后面。”财政部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然而，业内专家对农发行分账管理的改革模式表示了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陈剑波认为，农发行的新业务范围中，商业性和政策性业务仍然无法认定，定位不清，会使监管和信贷管理体制都面临冲突。这样的问题仅靠分账管理是很难解决的。由于缺乏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战略目标，“农发行也许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错误”。
放贷“凶猛”
尽管定位尚未厘清，尽管商业性业务刚刚起步，农发行不无凶猛的放贷势头，已经使其在农村金融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农业银行感到了某种压力。
“农发行前几年武功尽废，七八年没有搞业务了，现在放贷冲动很强。和农行相比，发放贷款的条件就很宽泛。比如一家农业龙头企业，按照我们的标准可能不符合条件，不会给贷款，但是农发行就会给。”农业银行信贷管理部一位经理告诉《财经》记者。
“这完全有可能，信贷标准可能不同。”河南农发行信贷部人士对此现象并不否认。据他解释，农发行过去长期打交道的贷款客户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如体制不灵、机制不活、人员多、包袱沉重、经营意识淡薄等，大多资不抵债，以现在商业银行信贷标准衡量，资信程度非常低。
相比较而言，在农发行眼里，即使现在资质稍微差一些的“龙头企业”，也要优于过去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再加上发展初期占领市场份额的当务之急，所以存在有的企业商业银行看不上但却受到农发行青睐的现象。
近年来，农发行也在完善商业银行最基础的风险控制系统方面有所努力，包括制定和修订了多项信贷管理制度，开展了企业贷款资格认定和信用评级工作，逐步完善贷审会等贷款审查审议审批机制等，其中比较显著的信贷改革制度是贷款审批流程改革。
2004年7月在开展商业性业务试点的同时，农发行全面上收了县级支行的贷款审批权，信贷审批权限大部分集中在总行和省级分行，政策性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到市分行，取消县级分行的信贷审批权限。另外实行“前后台分开”，前台即客户部门完成客户营销和贷款审查，后台由专门的信贷管理部门完成贷款审批、风险控制，前后台相互制衡。
2006年，农发行还引进了工商银行的信贷管理系统，并在四个分行开展了试点，2007年将在全行运行。
但这些“补课”行为还需经过实践检验。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此前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曾表示，农发行的改革，目前仍侧重于内部商业化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淡化行政色彩，加强风险控制。
对于农发行的发展势头，农业银行上述人士还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农发行的筹资成本比商业银行依靠零售网络筹集资金的成本低，同时其借助政策性银行的背景敢于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合作”，因此竞争并不公平。
农发行一位信贷管理部人士也不讳言，他们的竞争优势在于能够获得政府贴息的一些较大项目，农发行把这类贷款项目定义为“财政垫付性低风险贷款”；其核心即利用政府平台组织增信，将政府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信用优势，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
据了解，2005年上半年农发行开始与地方政府合作，签订了大量期限为三年到五年的银政合作协议，同年该行也同时和地方省市级担保公司合作，以其为担保农发行给予当地的农田改造、水利设施等项目贷款，由地方政府承诺给予财政补贴。2006年，农发行开始大规模与地方政府开展此两项业务，至2006年4月“银政合作”被监管当局叫停时，“银政合作”额度已达2000多亿元。
显然，过去几年运作中取得了惊人成效的“国开行模式”正在被农发行复制。但国开行的这一创新的做法也带来隐忧，即风险控制过度依赖政府职权，会不会转化为一定的风险？更何况，国开行本身也面临体制的根本变革。
另外，在外界看来，国开行的内部管理、人员素质、资产质量都优于农发行。在现有内部风险约束机制没有到位情况下，农发行套用国开行模式及信贷审批权限简单下放，究竟风险几何，并不乐观。
农行贷款新政策篇6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新农村;民间借贷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4-0055-03
一、农村信用社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现状
1.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和民间借贷基本情况。根据我们的利率监测显示,2010年4月末,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六个月至一年期限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3929%,上浮20.40%,是基准利率的1.20倍;一年至三年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8.3410%,上浮54.46%,是基准利率的1.54倍;六个月至一年期限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为23.5231%。是基准利率的4.43倍;从调查情况看,海口市城区信用社贷款利率执行年利率6.9030%,上浮区间较小;定安县信用社六个月至一年期限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11.4035%,贷款上浮114.75%,是基准利率的2.1475倍,上浮区间较大,其原因是农村地区信用社面对的客户比较单一,主要是农户、种养大户和农村个体工商户。农村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区间与城区相比较要小,三亚及有关县市民间借贷年利率10.8%～15%之间,城区民间借贷年利率12%～25%之间。
2.从农村信用社和民间借贷利率执行来看,整体利率水平较高,而民间借贷利率往往参照农村信用社利率执行情况向上浮动,二者在农村借贷市场存在博弈关系。表现为:一是农村信用社和民间借贷在农村地区基本处于垄断地位;二是农村信用社贷款门槛相对较高,审批期限过长,其贷款客户向民间借贷转移,农户小额贷款选择民间借贷占有一定比例;三是近两年来信用社信贷管理在不断的规范,审批环节增多,贷款手续复杂,而民间借贷手续简单,只需要一张借条就可拿钱。
3.农村信用社针对不同的贷款种类执行的贷款利率不同。如,海口市贷款利率按照行业、市场、资金成本以及借款人的信用度等因素来确定,坚持贷款人和借款人互惠互利的原则,对讲信用、对信用社工作有贡献的贷户实行优惠,以促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辖区金融诚信建设。正常贷款的浮动区间为: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的0.9～2.3倍,即最大可以下浮10%,上浮130%。贷款利率浮动档次区分:(1)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本社职工工资担保用于直系亲属助学、治病的贷款上浮0%;(2)信用户、协助组织定期存款5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贷款以及本社职工个人贷款上浮10%;(3)质押贷款、子女上学、治病、协助组织定期存款2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本社下岗职工、本社职工在担保额度(5万元)内的担保贷款上浮20%;(4)农户种植业、养殖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非本社人员工资担保且用于直系亲属助学、治病的贷款上浮30%;(5)农副产品加工、储运、贸易、消费、农户联保、工资担保贷款以及自有资金发放的抵押贷款等上浮50%;(6)用自有资金发放的贷款,如,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个体联保贷款等上浮80%;(7)根据市场需求个别贷款可上浮100%～130%,但须报经联社批准。(8)对同时具备几种优惠条件的贷款应择其最低的浮动利率水平执行,但应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农村信用社利率政策执行较为固定,所以贷款利率波动的季节性不明显,几乎不受季节的影响,但贷款的投放因季节性变动比较大。而民间借贷利率是紧跟其后,就受季节性影响也不大。
二、农村信用社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波动对三农带来问题和影响
1.高浮动利率政策不符合中国“农情”,加重了农民的利息负担。目前,农村信用社向农民发放贷款,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可上浮到288.14%,而其他商业银行向城市居民、企业单位发放贷款,利率上浮大多在30%～75%之间。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与其他商业银行利率相同,但贷款利率上浮幅度却高于其他商业银行,只考虑了农村信用社的局部利益,却损害了三农利益。
2.贷款利率上浮缺乏合理依据。首先,利息是资金的价格,利率制定的依据是资金使用的利润水平。农民是弱势群体,社会平均利润的占有水平极低,贷款利率浮动却最大,显失公平。其次,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的资金,其信贷资金来源主要依赖吸收本地城镇居民的储蓄存款,相对于来说其筹资成本较低,因此,从成本考虑,贷款利率不应过高浮动。
3.农村信用社贷款面向广大农民及农村个体工商户,农民的信用意识和抵押物普遍高于企业,且贷款期限短、额度小、风险分散,而商业银行贷款面小、额度大、风险集中。农村信用社贷款风险小于商业银行,但利率浮动高于商业银行,显然不合理。
4.农村信用社贷款高浮动利率不利于行业公平竞争。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网点多,资金来源和信贷市场广阔,目前农民及三农贷款只能求助于农信社,而农民面对农村信用社高利率有看法、但没办法。
5.利率一浮到顶与逾期贷款罚息差距缩小,甚至高于逾期罚息,异化了借贷双方的信贷关系。在实际调查中,农村信用社贷款客户的借贷合同中,又明确了逾期加罚100%利率,这样,对逾期贷款者来说,利率则达到了17.5230%的年利率,上浮利率达230%,农户实在无法承受如此高的利率水平(银发[2003]251号)。
6.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确定未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其如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不同的贷款利率水平代表着不同的需求水平。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从贷款供给主体看,原有的农业银行乡镇营业所的撤销,农村信用社占据了农村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金融主力军”,农村信用社享受了农村信贷供给市场,农村的三农贷款只有其单一金融机构,别无选择。
7.分享了过多的贷款客户既得收益。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对象是农户、个体户和小企业主,他们收益小,经营风险大,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很难融到资金,即使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过高,他们会不计成本接受,以致贷款客户提高了经营成本,大大降低了贷款客户的收益所得,处于弱势群体的贷款农户也因此加大了经营负担和风险,消弱了农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抑制农户贷款需求,削弱了支农效果。农业属于弱质产业,利润低、风险大,由于农村信用社的利率一浮到顶,使农户贷款负担加大,甚至出现某些农业项目利润率与贷款利率的倒挂,远远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挫伤了农民申贷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贷款不仅没有达到农民增收的目标,过高的利息反而成为一副套在农民头上沉重的枷锁,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新农村建设。
8.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发挥力度。利率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重要的调控手段,中央银行经常通过调高或调低存贷款利率,来调节经济运行,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业务开展以来,贷款利率一直是基准利率的2.3倍,尽管近年来中央银行几次调低存贷款利率,但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利率并没有及时作相应调整,与金融机构相比,还是处于较高的利率水平。这样,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得不到体现,影响了利率调整政策效果的发挥。而且,过高的贷款利率也不符合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
9.利率波动对资金的流向影响较大。无论是农村信用社还是民间借贷,当利率低时,三农贷款需求量大,投放量大;当利率高时,资金就会流向高利润行业。如,房地产开发、矿产资源开发。2009年9月末,随着三亚房地产行业的不断发展,促使一些担保借贷公司应运而生。这些公司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经营贷款的形式类似银行,其共同点是借贷利率非常高,借贷期限短,手续相对银行简便。如,位于迎宾路的担保公司其借出的贷款年利率为48%,期限三个月。该公司生意比较红火,据营业员透露,2009年第二季度公司借出的款大约在2400万元。
10.民间借贷与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关系比较密切。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对象主要为农民,由于对农村信用社贷款浮息的上浮比例定得过高。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增加也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借贷市场资金的需求,民间借贷也就有了市场,农村信用社的利率浮动较高,民间借贷利率也就相应更高。如2006年农村信用社一至三年加权平均利率为9.534%,一年期民间借贷利率达到19.832%;2009年农村信用社利率向上浮动达到10%,民间借贷利率相应调整到25%。
三、加快利率改革市场化的进程,促进金融支持三农的建议。
1.降低浮动比例,合理定价。一是要降低农村信用社三农贷款利率上浮比例,至少不能高于商业银行的非农贷款的浮息比例,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政策;二是要实行三农贷款差别浮息制度,对用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发放的支农贷款一律实行央行规定的利率,不能随意浮动。对农村信用社用自筹资金发放的贷款也要按照农业产业政策区分贷款对象实行差别浮息,即符合农业产业政策又给予农村信用社根据不同客户区别。依据市场的差异和变化进行贷款的定价,生产周期长、收益低、风险大等传统农业的贷款实行低息浮动,对其他贷款实行高息浮动;三是要通过利率传导机制来量化贷款价格、识别规避风险、整合信贷资产结构、优化资产质量。
2.建立健全科学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一是健全贷款利率定价体系。农村信用社要根据贷款对象、方式、担保物、期限、信用记录、客户承受能力及在农信社存款额度因素,结合国家宏观调控要求、产业政策、行业风险、产品市场等多方信息制订具体的贷款利率体系,为科学合理定价提供依据。二是建立贷款利率定价权限制度。联社要充分发挥基层信用社和客户经理的主观能动性,授予基层信用社及客户经理一定幅度的贷款利率定价权,促使农村信用社更好支持三农经济的发展。三是强化贷款利率定价监督制度。为确保贷款利率定价有理,优惠有因,授权有度,防止人情定价,主观定价等现象产生,要建立相应检查监督制度。四是建立利率风险的预警机制。负责利率管理部门应定期通报利率市场趋势,通报利率变动对业务经营产生的影响,根据基准利率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引导信用社调整利率敏感性资产与负债的结构,规避利率风险。五是建立贷款利率操作流程。贷款利率定价应由下而上,根据各自权限,建立客户经理―信用社主任―联社利率管理部门―联社分管主任―联社利率定价管理委员会的贷款利率定价操作流程。
3.加强政策扶持和引导。农村信用社利率市场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金融市场化建设中的一项基础工程,各地各部门要注重相关配套改革,为农村信用社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是在税收政策上可予以倾斜。对农村信用社发放的“三农贷款”实行免征或少征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尤其是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应该免征营业税。二是可考虑适当提高农村信用社在人行的准备金存款利率。考虑农村信用社资金运用季节性特点和肩负的支农任务,应该采取农信社在人行存款利率略高于商业银行的政策,体现对农信社的扶持和对利率市场化风险的分担。三是地方政府可建立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机制,适当增加对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养殖业等利润较低产业的财政补贴,缩小农业贷款利差。对农业贷款减免公证费、担保费、评估费等中间费用,鼓励农村信用社发放农业贷款,促使农村信用社降低对三农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步伐。四是人行应加强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的指导,帮助农村信用社构建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
4.完善民间借贷的监测管理制度,正确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一是通过定期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关数据,组织深入实地的调查,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规模、借贷方式、利率水平、交易对象、借贷期限的最新发展,逐步建立起有效的调查体系和数据库,为有关部门制定宏观政策提供数据支持。二是为防止民间借贷行为的非法运作,人民银行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测和管理。对涉及众多自然人,借贷范围超出熟人社区的民间借贷,给予密切关注,根据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危害程度,采取不同的措施。对涉嫌非法集资的,人民银行将配合银监会积极处理。
5.积极引导、支持民间借贷组织向正规金融转化。金融监管部门在对民间借贷活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对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民间借贷组织,在审查合格的前提下,采取核发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方式,以利于对民间借贷的规模、用途、利率进行监管。组建以主要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包括民间借贷资金参股、为中小客户服务、市场化运作为特征的社区银行,并给予相应的存贷款利率浮动政策,使之兼具民间资本的优势和正规金融的专业化特点,积极推动民间借贷向规范化、法律化的正式金融转化。
6.人民银行和银监局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要求,通过窗口指导、现场和非现场检查等,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执行浮动利率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引导和监督其正确执行利率政策,促进其制定和执行切实可行、有利于促进社农双赢的利率价格,兼顾农村信用社与农业、农户、农民之间的利益,促进三者良性互动。并支持其利用利率手段改善经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李丹红.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与重点改革政策[J].金融研究,2000,(5).
[2]肖本华.论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成因及对策[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2).
[3]黄孝武.论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治理[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6).
[4]邓大才.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与农村民间金融的制度化[J].人文杂志,2004,(5).
[5]许咏梅.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6]潘朝顺.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制度环境变迁研究[J].西南金融,2005,(5).
[7]万江红,狄金华,张翠娥.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研究述评[J].经济师,2005,(3):234-236.
[8]李伟毅,胡士华.农村民间金融变迁路径与政府的行为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04,(11):28-31.
农行贷款新政策篇7
农业发展银行属于政策性金融机构，是由政府支持、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为农村农业农民提供特殊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支持三农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不足，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银行由于经营定位的政策性，存在着大量微利的政策性业务，主要经营对象为短期的粮食收购贷款和长期性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据了解，农发行赵县支行经营的主要业务是粮食收购的短期贷款，2012年贷款余额19961万元，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利民、兴柏以及赵县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2012年农发行对这3家企业的贷款总量达到1.7亿元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条件及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性的投资，农发行涉足的并不多。而关于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其他举措，农发行做得也很不到位，这背离了政策性银行设立的初衷。
二、非正规金融无序发展
在调研的220户社区村民中，有81%的农户近两年有借贷需求。农村社区依然延续着熟人社会的传统，社区村民面临资金需求时通常会寻求亲友的援助，而不是金融机构。如果在亲友处得不到满足才会转到金融机构或其他方式。非正规金融的无序发展，恰恰说明了金融服务的落后和金融供给的不足。银行的放贷客户几乎都是大中型企业，小企业及农户很难获得贷款。因为现阶段我国金融机构基于盈利性原则进行的信贷业务通常会将缺乏有效信用资质和担保的农户拒之门外。一方面是农户、小企业急需贷款，另一方面是银行“门槛”高，没有对应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甚至嫌数额小而不愿放贷，于是便形成了融资困局，为非正规金融的大量出现创造了条件。调查发现，现有的非正规金融信贷大多存在高利率现象，年利率可达到20%。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国家参与推动的一项保险政策，在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增加。根据国家最新政策，《农业保险条例》已于2013年3月1日实施，这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根据对社区村民的满意度调查（见图1），绝大多数的村民对金融保险的服务状况觉得“一般”。村民反映，由于当地金融网点较少，即使是办理最简单的存取款业务，也要到乡镇或县城去，非常不方便。另外，当问及对金融保险的了解程度时，社区村民通常回答“不是特别了解”或者等同于最基本的存取款业务。可见金融保险在村民心中还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反映出当地金融保险的业务拓展有待加强。另外，关于借贷情况，许多村民表示“贷款利率过高”、“需要严格的担保手续”、“基本上贷不到钱”等等，可见，赵县的金融保险发展比较保守和滞后，因而在未来的发展中也面临新的挑战。
三、完善新型农村社区金融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农村信用社、农行改革
调查发现，赵县农村信用社的37个网点，是众多金融机构中最多的。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信社原有体制越来越难以满足农村金融的需要。因此提出了农信社制度改革方案：一方面，农信社要充分利用自身网点高这个优势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农信社是由省政府直接管理，这就为贯彻国家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为政策性银行，配合国家农业政策，为农业生产提供补贴；另一方面，农信社要始终坚持“立足三农、面向县域（社区）、服务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定位。在调研中发现，将近60%的社区居民认为贷款门槛高，手续复杂，建议农信社按照“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向农村提供小额贷款和融资服务。尽管农行已经上市，但是其服务对象和经营重点仍然是农民和农村，所以农行要加强经营业务范围的改革和完善，强化金融支农功能。
（二）加强农业发展银行作用
农发行以支持国家粮棉购销储为主体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村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我们建议农发行为农户及乡镇企业向商业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另外，农发行要利用自身的政策性贷款业务，如发放扶持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村镇整治贷款、经济结构调整贷款等，真正成为服务三农的政策性银行。
（三）规范非正规金融体系
在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农村很容易出现不规范的民间信贷，在调研过程中“私人小额信贷”随处可见。因此，建议政府积极鼓励和引导非正规金融，通过合法的程序使非正规金融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并纳入农村金融监管体系。比如民间信贷利率在合理的范围内调整，充分利用其信息对称和成本风险低两大优势等。当然，对于那些执意非法、利率高出银行利率三倍以上的不合理的民间信贷，应严厉打击，以规范农村金融体系。
（四）鼓励金融创新
目前，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以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满足农民贷款需求，就要引进新的金融机构。2007年，全国有6个省建立村镇银行试点。但赵县并没有设立村镇银行，其实建立村镇银行不失为一个金融创新的途径。再者，大力发展符合农村社区特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也是完善金融服务的重要举措。调研发现，赵县发展较为成熟的小额贷款公司只有两家，分别为军慧小额贷款公司和信融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非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三农”及中小企业。2012年底，军慧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11643万元，信融小额贷款公司余额6981万元。由此可见，赵县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还处在规模较小、水平较低的初级阶段，如果加以引导，拓展其在农村社区业务，必定对开创多元化的支农资金新格局大有裨益。除此之外，建立金融超市和金融服务站，提供各种金融服务，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相关业务，也是解决农村金融网点少、办理金融业务不方便等问题的重要途径。总之，只有加强这些新型金融机构与农发行、农信社等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合作，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才能全方位地为“三农”提供资金支持，更好地服务于村民。
（五）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
农行贷款新政策篇8
（一）选题意义。201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使用定向降准对符合条件的涉农金融机构提供更为充足的流动性，自此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工具箱中又多了一项有力工具。实施近两年，现行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多种支农政策工具实施效果如何，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环境下政策工具效果是否有差异，又是否起到预期的叠加协同效应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构建的金融支农绩效评估体系，对广东省现行政策工具实施效果进行比较、综合分析，为进一步提高金融支农水平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现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金融支农效应及支农再贷款等工具使用效果，较少通过建立绩效评估体系定量分析多种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个体效果及效应叠加。彭志强（2009）认为近年来定位于服务“三农”、支持“三农”发展的支农再贷款业务却不断萎缩，贷款规模大幅下降，结合潮州本地情况，发现农信社经营能力提高、资金自求平衡能力增强，支农再贷款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性等因素是造成经济欠发达地区支农再贷款发放萎缩的主要原因。王彦青（2013）认为河北省各级各类金融机构积极贯彻文件要求，涉农金融服务主体日益增多，信贷产品不断创新，资金分布也更趋合理，但仍需健全壮大基层涉农机构，建立县域涉农贷款的投放激励机制，完善农村保险体系，加强金融与财政政策配合，助推涉农信贷发展，满足“三农”日益增长的资金和金融服务需求。田湘龙（2011）通过对湖北省支农再贷款运用情况的调査，重点分析了导致支农再贷款运用减弱的流动性充裕、缺乏激励机制、管理约束过强、价格相对偏高等六大原因。毕翼（2013）从支农再贷款的中间环节－农村金融机构人手，对影响其使用再贷款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并挖掘原因，进而提出政策建议＾而对于具体的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前人研究较多的主要是支农再贷款，部分成果建立了对支农再贷款的绩效评估体系，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乔海滨（2015）对内蒙古支农再贷款管理和使用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概括了基层人民银行的管理情况和金融机构的使用情况，总结了支农再贷款的社会效应，并有针对性地对支农再贷款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总结了黄南州支农再贷款使用绩效，提出了在支农再贷款使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分析了问题原因，最后提出了改进支农再贷款使用绩效的建议。李晶彦（2015）基于政策要求分析设立衡量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的指标，并根据实践经验和数据的可得性列举了可能影响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的主要因素，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证检验筛选对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有显著影响的指标，分析各项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为优化支农再贷款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简锦恩（2010）认为支农再贷款政策及其效应，由于制度缺位和路径局限令其失去引导“三农”领域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应当以制度化、主导性、统筹城乡为原则，通过制度化管理、合理核定额度、丰富工具、建立风险控制机制等方式，重构支农再贷款管理体系。整体来看，目前文献对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研究以单一工具的定性分析为主，本文针对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效果难以定量分离的问题，建立包含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五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全面、定量的分析各个政策工具的执行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对支农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的多种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区域经济特点影响下政策效果的差异进行实证分析。
二、广东省货币信贷政策支农工具使用情况和特点
2011年以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不断完善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投向和利率要求，并建立再贴现投放效果监测考核，加强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管理，开展法人机构的“一定存款比例考核”、“定向降准考核”与县域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差别化存款准备金考核，探索开办了支小再贷款、扶贫再贷款，增强对涉农企业以及县域地区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发挥了较好的定向宽松和利率引导作用，有力支持了广东三农经济发展。（一）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使用情况和特点。1．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使用情况。2014年2月7日，人民银行将原有的流动性再贷款划分出了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包括支农再贷款和支小再贷款，2014年正式开办支小再贷款，2016年创设了扶贫再贷款。2014－2015年期间，人民银行下调4次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同时为推广信贷资产质押，以信贷资产质押方式发放的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利率可再减10Bp。自2014年始，对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上限及贷款增速作出明确规定并多次对上限进行下调，目前加点幅度按3个百分点掌握，最高可调整至5个百分点。为加强对农村地区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提高再贷款政策效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将支农再贷款限额重点投向粤东、粤西、粤北等欠发达地区，支小再贷款限额重点投向小微企业较为聚集的珠三角地区，扶贫再贷款则全部投向国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地区。整体来看，再贷款规模逐步上升，但2016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广东“三农”及小微领域的有效信贷需求下降，涉农信贷风险明显上升，导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对支农、支小再贷款的资金需求减少，再贷款整体规模有所下降。2．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直接，直接增加了“三农”信贷资金，缓解涉农资金需求。二是杠杆撬动，撬动了更多资金投向涉农领域。人民银行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必须全部用于发放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并在借用再贷款期间，所发放的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借用再贷款资金总额。三是利率引导，引导金融机构降低涉农贷款成本。人民银行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在实际支付的各期限档次再贷款利率上原则上不超过3个百分点，随着再贷款利率的数次下调，金融机构发放的涉农及小微贷款利率也随之下调。（二）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和特点。1．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2014年8月，人民银行调整了再贴现业务的投向和操作要求，2014年9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建立再贴现效果投放效果监测考核机制，对再贴现资金投放效果、再贴现利率传导效果、再贴现资金使用效率、再贴现资金安全性等指标进行考核，其中“涉农票据占比高于30％或者小微企业票据占比高于50％”的考核力度最大，权重为70％，强化了再贴现工具信贷导向功能。从投向结构来看，再贴现投向涉农的比重稳中有升，保持在三成多的比重。与再贷款情况类似，2011－2015年五年间，投向涉农的再贴现的覆盖地区、累计发放额等指标也逐年增加，但自2016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整体规模也有所下降。2．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温和，投向结构比重较为持稳。2011以来，投向涉农的再贴现累计发放额占比最低24．88％，最高37．72％，变化不大，主要地区集中于湛江、清远、河源等农业产群化地区。二是利率引导，引导金融机构降低票据贴现成本。人民银行要求，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贴现利率原则上应低于不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贴现利率，该项指标考核权重为15％。（三）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使用情况和特点。1．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使用情况。2010年建立“一定存款比例考核”，考核对象主要为贫困地区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达标的机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同时，对新成立的农商行可以给予一个季度的过渡期准备金率，缓解资金压力。2014年创设“定向降准考核”，人民银行首次实施定向降准工具，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考核达标的机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同时，对县域地区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进行考核，考核达标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2个百分点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同样，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各法人机构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力度下降，2016年，考核达标机构的小微企业与涉农贷款增速均逐年下降，2016年甚至低于各项贷款增速。2．结构性准备金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较为间接，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放。2014年实施定向降准以来，考核达标的金融机构在信贷结构、信贷投放增速、信贷投放存量等方面的指标明显优于未达标的金融机构。二是短期内改善金融机构流动性效果较好。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以考核形式决定降准与否，在短期内对改善金融机构流动性资金需求作用较为积极，而对改善信贷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获得执行较低档次准备金率的机构并未立即表现出更高的信贷投放增速与增量。三是存在地区差异性，在农业主产区和山区效果更为明显。定向降准通过对涉农信贷指标进行考核，降低符合条件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增强其信贷能力，在执行中发现，该政策在农业主产区和山区效果更为明显。从广东的执行情况看，在粤北地区定向降准对涉农贷款的引导作用较珠三角及粤东西两翼明显。
三、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及基于广东省的测算
运用aHp模型构建包含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五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测算近五年广东省的支农政策绩效水平，并对其趋势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一）构建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i．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构建及指标选取。参考文献关于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的论述，结合广东省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使用情况，本文在建立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时，围绕货币信贷支农工具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支农信贷投人达到支农、惠农的政策目标，设定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四个准则层目标，同时加人考察政策工具实施最终效果的三农发展指标，共5个准则层目标。再根据5个准则层目标，考虑符合经济意义、数据可得性、指标具代表性等条件，选取了涉农贷款增速、农户贷款审批通过率、涉农贷款中非房地产业占比、新型农业主体贷款占比、涉农贷款利率、涉农贷款相对各项贷款利率高低、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回收率、金融机构利润增长率、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农村人均纯收人、人均农业总产值11个指标层，具体绩效评估体系内容及变量见下表。2．指标权重确立。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向广州分行及广东省辖内19地市人民银行货币信贷部门负责人及1名主要业务骨干发放调查问卷采集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然后以Satty的比例九标度体系确定了取值标准。即以1、3、5、7、9分别代表指标i和j两相比较一样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和极端重要，而介于等级之间的程度比较分别赋值为2、4、6和8。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0份，使用expertchoice11．5计算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具体各层权重见下表，其中inconsistencyratio＝0．06，小于0．1，说明数据通过一致性检验。根据算得指标权重，在准则层中权重最大的为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和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权重均为0．248，其次为三农发展。在指标层中，权重最大的五个指标依次为涉农贷款相对各项贷款利率高低、涉农贷款增速、农村人均纯收人、新型农业主体贷款占比和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回收率。（二）基于广东省的近五年数据测算及趋势分析。基于上述绩效评价体系，将广东省19地市汇总数据代人算出2010年－2016年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整体绩效，具体绩效情况见下表。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发现广东省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效果呈现以下趋势和特点：1．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能排除外部影响，较好拟合实际金融政策支农效果。相对于使用客观赋值法，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可以有效避免由于财政支农力度、农业灾害等非货币信贷政策因素对绩效结构的外部影响，较好的拟合实际金融政策支农效果。从2010－2016年的测算结果看，结果与客观情况整体一致，具有推广运用的实践意义。2．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稳步提高，绩效增长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14年－2016年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支农平均绩效为0．989，较2010年－2013年平均绩效提高了0．075，期间表征质量的支农信贷资金结构平均绩效稳步提升，有效弥补了表征规模的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平均绩效下降带来的影响，说明绩效增长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14年以来支农货币信贷政策更加注重对信贷资金的结构优化，总行先后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除了引导支农资金避免过度进人县域房地产市场，还特别提出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3．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绩效保持较髙水平，但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水平有待进一步降低。2010年－2016年上半年，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平均绩效分别为0．151、0．178，均接近满绩效水平。支农信贷资金利率绩效小幅下降，说明政策工具未能显著降低支农资金利率水平，细分的看，表征支农资金绝对利率水平的绩效由0．041降至0．037，而表征相对利率水平的绩效由0．205降至0．170，相对利率水平降幅更大，在当前流动性较为充裕，整体市场利率水平下降的背景下，支农信贷资金的利率降幅不及一般贷款。
四、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绩效评估——基于广东省的实证
为了检验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对支农绩效的影响程度，本章对2011年－2016年上半年期间13个半年度的广东省内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四个区域支农绩效进行测度，并以此为被解释变量，以各个支农货币信贷工具为解释变量，分别检验支农货币信贷工具的个体固定效应，以此分析支农货币信贷工具实施效果受地区、时期的影响程度。被解释变量：运用上文建立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体系，分别测度2010年上半年－2016年上半年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四个区域的支农绩效（inD），结果如下图：解释变量：通过采集广东省内自2010年1月以前开业的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使用支农再贷款（ReL）、再贴现余额（Ret）以及涉农指标符合定向降准条件释放资金（taRR）三个变量，为消除量纲的影响，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取值大于0，且方差为1，处理后各变量量纲不同造成的问题得到解决。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中的Summary检验，滞后阶数选择采用Schwarz法则自动选择，以下将LLC检验结果列出。由检验得出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绩效（inD）为平稳数据，而支农再贷款（ReL）、再贴现余额（Ret）、定向降准释放资金（taRR）三个变量为1阶平稳，回归分析对1阶平稳的三个变量差分后数据，防止由于非平稳数据导致的伪回归。为了更准确地检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借助hausman检验，L－L检验以及从核心变量系数具有实际意义的角度选取相应的模型，模型1首先检验各政策工具对支农绩效结果影响的显著性，模型形式为：＝／？＇以v＋／32／？￡7＾＋ft；，，＋C，＋＋，该模型采用变截距不变系数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最佳；模型2、3分别检验支农再贷款（ReL）、涉农指标符合定向降准条件释放资金（taRR）对支农绩效结果的地区差异，模型2形式为：Q＋吖，，模型3形式为：＝am邮．，＋G＋气，，均采用不变截距变系数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最佳，而投向涉农的再贴现主要集中西翼地区，其他地区较少发生，因为无法单独建立模型进行检验。整体来看，3个回归模型结果良好，／？2都在0．6以上，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F值均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Dw值显示不存在明显的残差自相关，由结果可知：1．支农再贷款普适性髙、区域差异性小，适合作为引导资金加大三农支持力度的常规性政策工具。从模型1看，支农再贷款对支农绩效影响通过1％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数说明支农再贷款与支农绩效均为正相关，与其经济意义相符，支农再贷款直接增加涉农金融机构“三农”信贷资金，同时明确规定再贷款资金必须投向涉农领域，通过直接增加资金和防止资金流出硬约束两重措施保障了支农、惠农的政策效果。从模型2看，支农再贷款在山区、珠三角和东翼均能显著提高支农绩效，且区域间系数差异相对较小。其中再贷款在山区对支农绩效的提升最为明显，系数为4．56，小幅高于珠三角的3．84，主要原因是山区五市是再贷款政策支持的重点区域，再贷款作为支农信贷资金来源之一，在该区涉农贷款中占比为2％，高于其他地区，频繁使用支农再贷款产生规模效应；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和贷款审批最为高效，支农再贷款资金平均利用率达94．49％，政支持资金转化为涉农信贷最为迅速，因此政策工具支农效果仅次于山区。2．涉农再贴现产生的政策效果依赖于区域农业产群化水平，适合作为加大特定区域支农水平，促进支农政策与农业产群化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择性政策工具。从模型1看，投向涉农再贴现并不能普遍提升全省四区域的支农绩效水平，主要原因是从总体看再贴现使用次数较其他工具都少，且使用区域主要集中在湛江、清远、河源等农业产群化地区，在非农业产群化地区受制于农业企业规模较小、产业链条较短、结算票据量不大等因素，难以取得广泛效果，而在农业产群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湛江，政策效果则非常明显。3．定向降准在释放流动性的同时能提升区域政策支农绩效，但政策效果区域差异大，在主要作为流动性操作工具的同时兼具调节区域间三农发展的功能。从模型1看，定向降准对支农绩效影响通过10％显著性检验，说明定向降准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支农绩效，但效果仍有提升的空间。定向降准目前为不定期实施，金融机构较难对政策形成明朗预期，同时并未对释放资金投向涉农设置硬约束，弱化了政策工具的引导信贷资金进入“三农”领域的效果。从模型2看，定向降准实施效果有较大的区域差异性，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与资金充裕程度成反向关系，存贷比较高的地区支农绩效增幅较大，该工具在山区对支农绩效的提升最为明显，其后依次为珠三角、西翼和东翼，系数分别为4．93、3．33、1．12和1。山区金融机构支农信贷增长受限于资金瓶颈，定向降准释放资金恰能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普遍存款规模较大，下调同样幅度的存款准备金情况下能释放更多的信贷资金用于支农，同时，珠三角也是完成农商行改制占比最髙的地区，农信社改制农商行不但使自身资本金扩大、充足率提高，也在公司治理水平、风险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方面得到增强，更易于将定向降准释放的支农惠农政策信号嵌人经营管理决策中，从而提高支农水平。而东西两翼尤其是东部地区金融机构资金较为充裕，对加大支农信贷投入从而在达到定向降准后增加可贷资金的动力不强。综合两个模型的结果发现，定向降准在作为释放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还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涉农信贷资金投人、提升区域政策支农绩效的功能，但效果区域差异性大，在资金充裕地区效果有待提升。
五、研究结论及进一步提高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效果建议
农行贷款新政策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服务需求;金融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170-0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农村金融服务业的完善发展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的关键环节。但是,一方面,“三农”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农村中的很多金融机构又像“抽水机”一样将资金吸走,输出了大量资金给非农业。农村金融的供求失衡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所在。
1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现状
(1)农村资金需求总量和单笔额度都在不断增大。由于近几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原始积累不足、经济形式单一,造成了贷款需求总量的不断增加。要想在短期内经济有快速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扩大再生产,而薄弱的原始积累和单一的融资渠道使农民只有通过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导致了贷款需求面逐步扩大,总量持续增长。同时,随着我国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个体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已初具规模,特别是新的《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以来受各项优惠条件的诱导,规模化经营程度也越来越高,单户农民的资金需求额也明显增加。
(2)贷款抑制现象严重,供求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信贷投放主体不断减少。近几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加快了退出农村市场的步伐,撤并了大量营业网点。2004年,农行在农村营业网点的大规模撤并,又大大削弱了农村信贷主体的实力。同时,为控制风险,各国有商业银行纷纷采取上收贷款审批权的办法,进一步增大了贷款难度,使群众对贷款望而却步。二是农村信用社支农惠农能力十分有限。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由于信贷资产质量差,自营资金少,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来满足群众需求显然力不从心。
(3)信贷资金供求主体不对称。主要原因有:一是目前对农村的金融支持主要来自农村信用社,而农村信用社自营资金很少,多数基层信用社出于风险控制需要,只愿意发放短期的小额贷款。二是基层信用社不良信贷资产之所以居高不下,其损失大部分来自于前几年投放的乡镇企业贷款。因此,各信用社对民营企业敬而远之。三是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的实施也使信贷人员产生“惜贷”心理影响了信贷投放的积极性。
(4)金融服务需求逐渐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基层农村信用社力不从心。目前,虽然资金仍然是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瓶颈”因素,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农民商品意识的增强,跨地区交易等现象日益增多,群众把目光也投向了金融服务的时效性和专业性上。他们希望金融部门能够发挥自身优势,提供诸如市场信息、新技术、新品种等服务,而目前基层信用社金融服务质量无法满足农村快速增长的金融需求。
(5)地方政府希望通过金融部门的支持来发展地方经济。一是加大小城镇等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急需大量资金支持。目前,乡镇级政府纷纷以争创星级乡镇活动为载体,不断加大小城镇建设力度。但乡镇财政目前多数为“吃饭”财政,根本无力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需要金融部门给予支持。二是各地政府都把调整农业产业化结构、发展优质高效农业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而资金短缺一直是阻碍农业产业化步伐的主要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希望金融部门能够加大对主导产业的支持力度。
2农村金融服务需求面临的突出问题
相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农村金融服务需求面临着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金融资源的供给明显不足。从现有农村金融资源存量上看,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下降、功能弱化,农村金融总量不足。在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中,中国农业银行曾为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它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一起大规模撤并设在县及县以下的机构网点,而目前基本只在城市开展业务。随着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些乡镇实施撤并,设在这些乡镇的农村信用社也发生相应的撤并。2002年底,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村信用社数量比1990年底减少了四分之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担的农业保险因亏损严重又没有政策补贴,也被迫收缩范围,有限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村多元化、分散化的金融需求。
(2)农村金融产品短缺、资产质量低下。存、贷款是农村金融产品中的主要品种,甚至是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唯一品种。每年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国有商业银行和信用社等渠道大量流向城市,导致信贷资金来源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严重短缺。同时,农村金融资产质量也较低,不良资产规模大。目前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几大主体中,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资产状况大面积恶化,不良资产比率远远高于其他国有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性银行,在资产构成、负债来源和机构设置方面也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其政策性收购资金被挤占挪用,造成信贷资金的严重流失;农村信用社在经营管理方面更是存在很多问题。
(3)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较低,金融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由于金融机构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缺乏实质性合作,不利于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提升经营水平,同时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村金融服务主要以小额信贷为主,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村小企业支持相对偏弱。另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迅猛,人员不断膨胀,但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却没有明显提高。
(4)农村小额贷款期限短、额度小,不能完全适应农村信贷需求。当前农村贷款期限绝大多数为一年期,未能根据农业生产周期确定贷款期限。农村贷款形式也主要以3至5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为主,而单个经济体对贷款数量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小额贷款难以满足。
(5)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能力与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期望值形成反差。近年来,放宽了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准入条件,相继试办了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等一些新型金融机构,由于这些机构自身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弱,难以满足当前农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3改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状况的对策分析
(1)大力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建立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和消除农村信用社的垄断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竞争效率的农村金融组织结构。一是可以考虑通过招标等方式,由外部投资者创建一个不在本地吸收存款、专门放款的微型金融机构。这就要求逐步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建立健全微型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业务运作和市场退出的运行机制,搞活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农户、企业、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和谐互动、良性循环的局面。二是动员民间、社区的资金互助规范,形成民间小额信贷组织,放手发展在农民自愿、自主的基础之上新型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创造金融供给,满足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
(2)整合金融资源,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①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优势,强化政策性支农功能。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优势就在于通过较少的政策性金融投入可以吸引更多的商业性资金,对农村资金流向进行引导、调控,从而改变农村金融市场失灵和低效的局面。这就决定了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要以政策性银行为先,农业政策性金融更应首当其冲。要根据新时期的职能定位,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考虑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统一管理目前由商业银行和相关部门管理的其他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扶贫资金和国家其他支农资金,拓宽农发行业务范围,完善信贷服务功能,适时开办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发挥政策性银行支农功能和政策性优势,将农业政策性贷款业务与保险业务有机衔接起来,在适当的条件下,由农发行承办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让农业保险真正发挥“三农”发展保护伞作用。
②发挥农村信用社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引导信用社正确处理政策性任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改进贷款管理方式、放宽贷款条件、丰富信贷品种、拓展业务新领域,用服务推进政策落实,提高利润水平,增强发展能力。当前,应重点制定适合“三农”经济发展要求的激励与约束相对称的信贷营销激励机制,规范引导信贷部门和人员的信贷行为,完善贷款定价机制,实行有差别的贷款利率,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加大支农信贷投入,切实减轻农民的融资成本,为“三农”经济发展营造公平、合理的信贷支持平台。
③发挥农业银行应有的作用。农业银行要加快信贷策略转型,适当放慢向“城市化”演变的步伐,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特点,围绕优势产业行业,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及规模较大、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3)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提高信贷支农水平。一是给予税收政策优惠,对农村金融机构牺牲的利润和承担的风险进行合理补偿,对向农村发放的信贷资金,减免或降低营业税、所得税税率,或实行所得税返还;二是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以政府出资为主,引导民间资金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三是建立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主要是国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机构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
(4)制定农户贷款贴息政策,切实减轻农户贷款负担。探索由财政直接对农户进行贷款贴息的可行性,针对农户贷款成本高的特点,加大对农户的扶持力度,由地方财政对用于发展生产的农户贷款项目进行贴息。具体办法可以考虑由金融机构按现行贷款利率对农户发展生产项目进行贷款,贷款发放后经金融机构、地方财政等单位和部门对贷款金额、用途等进行核实,确认符合贴息条件的,由财政部门对利率上浮部分实行全额贴息,将贴息资金直接核补给农户,切实解决农户贷款利率高与承受能力低的矛盾,最大限度减轻农户融资成本,满足农户贷款需求。
(5)合理引导民间资金,规范民间借贷发展。加强民间借贷行为的引导,尽可能抵消民间借贷的消极影响。积极宣传信贷政策,使广大群众熟悉借贷的相关政策法规及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主动规避风险。通过开办委托贷款、个人理财等中间业务,促进银行机构与民间借贷“联姻”,为民间资金开辟更为广阔的投资渠道,让民间资金更好地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汇丰―清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项目组.现状:农村金融器求和供给[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7,(5).
[2]韩俊.我国农村金融需求问题[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1).
农行贷款新政策篇10
(一)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健全
除传统的农村信用社、农发行、农行支农“三驾马车”外，邮政储蓄银行三农业务全面开展，国开行正在涉足农村城镇化建设领域，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县域机构经撤并后趋于稳定，有的开始了机构下摆，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逐步引入。截至2014年末，全省金融机构在县域及以下地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为6054家，比上年增加56家。一是商业银行机构下摆。2014年末，全省县域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网点共1187家，比上年增加50家。二是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稳定发展。全省县域农发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及邮储银行营业网点分别达80家、3139家和1589家。三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引入。2014年末，全省共设立29家村镇银行，范围覆盖全省13个市州;营业网点59家，同比增长25.53%;从业人员1127人，同比增长16.19%。
(二)涉农信贷支持力度加大
截至2014年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为6718.54亿元，同比增长15.1%，快于全部贷款增速1.2个百分点，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达32.3%;全年新增涉农贷款881.5亿元，新增涉农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达35%。其中，农户贷款2751.64亿元，占涉农贷款的比重由2010年末的34.4%提高到41.0%，比上年增长509.54亿元;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3006.57亿元，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960.3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13.51亿元、145.13亿元。人民银行也运用再贷款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三农投入，2014年全省共发放支农再贷款120.8亿元，同比多放29.7亿元。
(三)农村金融创新产品增多
湖南从2010开始，重点围绕林权抵押、农户贷记卡“一卡通”、订单农业、“信贷+保险”、农屋抵押、土地经营权抵押、“小额担保贷款+特色种养殖”等领域进行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一是加快推进林权抵押贷款。截至2014年末，全省林权贷款余额24.39亿元，受益农户6.5万户。二是农户贷记卡“一卡通”模式成效明显。截至2014年末，已在全省506个乡镇推广，贷款余额达46.31亿元，受益农户达55.3万户。三是订单农业贷款规模快速发展。截至2014年末，贷款余额达20.83亿元，惠及农户18.6万户，企业216家。四是“信贷+保险”模式迅速推广。截止2014年末，在168个乡镇开办了该项业务，贷款余额达51.2亿元，同比增长11.4%，惠及企业290家。五是积极推进“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截至2014年末，全省共有15个县(市)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贷款83笔、1.4亿元，贷款余额1亿元，同比增长3.1倍。六是综合性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功效明显。截止2014年末，全省共有165个乡镇开办了此项业务，通过该类平台发放贷款余额达41.7亿元，同比增长2.1%，惠及农户12.1万户，企业1824家。
(四)涉农信贷管理机制逐步完善
大部分银行机构出台了专门的涉农信贷业务管理办法，部分机构涉农制度逐步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半数银行制定了专门的支农信贷考核激励措施，完善了贷款尽职免责机制，较好地调动了信贷人员对涉农贷款的营销积极性;大部分机构通过创新独立审批、信贷经理派驻等风险控制制度，缩短了贷款审批发放时间，农村金融服务效率不断提升。如有的信用社规定:信贷员受理贷款从受理、调查到发放(或答复)或向信用社贷审会提出审批意见，不得超过3个工作日;信用社从调查、审批到发放(或答复)或向联社提出审批意见，不得超过3个工作日;联社从调查、审批到批复或向上级提出咨询意见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
(五)中介服务体系积极跟进
一是健全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服务体系。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末，全省共有68个县市区、1048个乡镇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有100个县市区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有48个县市列入西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央投资计划。二是健全涉农融资担保体系。由财政出资，在省本级和全省14个市州各成立了1家政府背景的农业信用担保公司;省财政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出资7.6亿元，支持湖南农业信用担保公司和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其中注资湖南农业信用担保公司6.3亿元，使其资本金达到10亿元，在全省76个县(市、区)建立办事处、共同组建或参股县级国有担保公司。三是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累计为728.7万农户建立信用档案。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开展“信用户”、“信用村”和“信用乡(镇)”创评活动，健全农户档案信息。
(六)农村金融基础逐步提升
一是深化农村支付环境建设。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兴电子支付业务在农村地区逐步推广，2014年全省银行机构和支付机构累计办理农村地区手机支付业务笔数344万笔、金额21.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9%和87%。二是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推广至各行政村。全省累计发展助农取款服务点7.5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全年累计办理各项业务2011万笔、金额256亿元。三是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工具及载体得到较好推广。农村地区累计安装poS及电话支付终端81316台，有效解决了农村居民农产品收购非现金结算、自助缴费、小额取现等难题。
二、当前“三农”金融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一)主要问题
1.融资渠道单一，涉农主体贷款难。目前涉农主体的主要融资渠道为银行贷款和民间融资，其中民间融资仍是其主要途径。金融机构贷款门槛仍然较高，农业经营主体处于弱势地位，“三农”信贷满足率仍然较低。某金融机构组织对208户农户进行抽样调查显示，有86.5%的农户有贷款需求，超过一半(55%)的农户没有申请到贷款。2.融资成本高，融资负担重。涉农金融机构“三农”贷款利率普遍上浮，甚至一浮到顶。以“三权”抵押贷款为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申请“三权”抵押贷款时，除了需要承担贷款利率外，还需要承担额外的评估费、登记费、过户费、保险等费用，总贷款融资成本率一般达13%，高的甚至超过15%。而民间融资月利率普遍在2分以上，有的甚至超过5分。
(二)原因分析
1.从金融机构来看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少。平均每个乡镇不到3个营业网点，机构数目严重偏少。二是农村金融服务人员少。以某基层信用社为例，信用社共15人，其中信贷员仅4人，要面对全镇38个行政村43189个农村人口的信贷服务。三是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离农化。随着涉农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逐步深入，涉农金融机构迫于盈利压力，将信贷资源向回报高的城区配置，而农业利益低下，农户贷款具有笔数多、数额偏小的特点，与其他种类的贷款相比，发放农户贷款的管理成本更高，使涉农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支农动力。如有基层农行反映，上级明确要求其尽量不与农户打交道。四是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机制制约支农。基层金融机构权限不足，出于风险控制和投资回报的考虑，各金融机构纷纷提高了对县级支行的贷款授权门槛，出现了资金上划、贷款权限上收等问题，县级支行支农贷款显得“有心无力”;同时金融机构涉农信贷定价机制不完善，涉农贷款利率普遍上浮幅度较大，造成借贷成本过高，影响农户借贷意愿。五是风险追责制使金融机构惜贷。金融机构普遍实行贷款风险追责制，将信贷风险控制分解到每个信贷员身上，如出现不良贷款，将进行风险追责并同时扣除奖金，影响信贷员积极性。六是涉农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足。尽管金融机构对涉农金融产品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但与涉农主体的需求多样化相比，仍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创新主动性不够、抵押范围过窄、授信额度不足、授信期限不匹配以及产品同质化严重等方面。2.从涉农主体看一是农业的弱质性未改变。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影响大，自然灾害、谣言等很容易给农业产业带来沉重打击，如冰灾、干旱、水灾、虫灾可使农业大幅减产，而谣言或是一个事件则可给农业产业带来毁灭性打击，如2013年湖南大米镉超标事件，使湖南大米全面退出广东等市场，大米加工业遭遇空前危机。正是农业的弱质性一直未得到改善，抑制着金融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意愿。二是涉农主体对信贷政策及流程缺乏了解。由于农村地域广阔、居住分散，涉农金融机构人员少，对信贷政策的宣传不到位，部分涉农主体因不了解贷款政策和操作流程而放弃贷款申请三是涉农主体符合银行贷款抵押的硬资产少。严格地说，农户的住房、宅基地、土地、林地等都不符合抵押资产条件。四是涉农主体贷款需求发生变化。农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贷款金额、主体、方式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农庄、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对贷款的需求金额早已超出小额贷款范围，贷款需求额大、周期长、品种多，而面对较为单一的金融产品供给，需求难以有效满足。五是农户契约意识有待加强。涉农金融机构反映发放给农户贷款中，不良率高。龙头企业反映订单农业中协议对农户缺乏约束力，当市场价高于协议价时，农户选择违约而以高价出售，当市场价低于协议价时，农户要求企业履行合约等。3.从配套体系看一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由于农村地域辽阔、居住分散、农户人口众多，农村信用信息采集、评级、授信工作量大，农户信用档案建设覆盖面不足，同时对现有的农户信用档案维护更新也不及时，金融机构因为信息不对称、对农户信息不了解而难以以信用方式发放涉农贷款。二是农业风险补偿机制缺失。涉农信贷政策性扶持力度不大，涉农贷款风险大、成本高、盈利低，政府政策扶持和风险规避机制相对滞后，未能在风险补贴、融资中介担保、农业风险投资等方面为农村信贷服务提供全面有效支持，主要涉农金融机构除农发行受自身性质决定外，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普遍感到以商业化模式开展三农金融服务难以持续，不得不通过提高涉农贷款利率的方式来覆盖风险。三是农业保险体系不完善。农业保险保障程度不高，以水稻保险为例，发生灾害后赔付金额为280－320元/亩，远远低于水稻种植成本;保险理赔难，湖南以丘陵地形为主，农地集中度低，现场勘探难，使得保险理赔难度加大。
三、政策建议
(一)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一是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巩固和稳定在县域的分支机构，赋予县域基层行(社)更大的经营自，积极拓展县域网点建设和人员配备;适当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政策，鼓励和引导其他银行机构到农村布设网点、开展业务，加快培育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鼓励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到县域拓展业务。二是加大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深入推进林权抵押贷款、订单农业贷款、“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信贷+保险”模式等发展较为成熟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广泛推广山林经营权抵押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农房抵押贷款等新型农村金融产品;扩大农村动产和不动产抵押范围，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荒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和应收账款、仓单、可转让股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权利质押贷款;合理扩大基层行(社)信贷审批权限，优化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流程，推广运用在线审批、派驻独立审批人等模式，鼓励对县域优质企业或项目采用“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综合授信模式，不断提高信贷审批效率。
(二)完善政策配套体系
一是健全农村担保体系。建立农村信贷担保法律体系，制定出台《农村担保法》，将多种不动产、动产抵押担保物和质押担保物以法律的形式纳入到担保物的范围;建立国家农贷担保体系，通过国家财政拨款和发放农业投资基金等，建立农贷担保基金和农业投资基金;组建农户贷款担保机构，采取县、乡(镇)、行政村三级担保方式，出资建立农户贷款担保基金，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进一步出台便农、利农优惠政策，对农户办理抵押评估登记、贷款公证等费用予以适当减免，降低成本。二是建立农业风险补偿机制。健全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通过建立中央、省级财政金融支农风险基金，对商业性金融的政策性金融业务提供财政贴息和其他补偿;建立农业风险基金，建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制度;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负担，减免相关税费。三是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建立健全洪水、干旱等面积大、影响大、灾害发生频繁的专项巨灾保险机制和再保险机制;加强保险政策知识宣传，不断增强农户主动规避风险的意识和观念。
(三)优化农村金融环境
一是加强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农户、居民、企业”三位一体的信用档案建设，建立统一规范的涉农主体信用信息系统，推进涉农主体统一信用评级授信，加强农村地区信用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农户增强信用意识。二是深化金融安全区创建工作。继续推动“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活动和诚信宣传教育，适时通过贷款、授信、利率等方面的优惠措施来激励信用良好的涉农主体;同时，加快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通过规范行政行为、改善执法环境、建立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的制度机制、帮助金融机构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等方式，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农村支付结算网络体系。大力推广银行卡等支付交易工具，拓展特约商户，增加atm、poS等机具在农村布放。
(四)强化金融支农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