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生活的心得体会篇1
我望着她那副球体状的滚圆身躯；望着她那条长达约40,076千米的腰带；望着她那身几乎被海蓝色包围的衣裙。霎那，我清楚了她的身份。我伸出幼小的手，放在她宽阔的手中。十指交握的大手小手传来的温情母爱，轻柔地缭绕着我。我带着作为地球儿女对母亲的深深依赖，跟随着她的步伐稳稳前行。
她渐渐停住了脚步，我抬头一看，一本巨大的书册立在我面前。“这是一本相册，它纪录了你们的发展，我的变化。”她边说着，边翻开这本厚重的相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汉代时期的相片：一位地方官员正在宣布对堂下老百姓所犯过错的惩罚，而这惩罚的方法竟然是种树！她看着我满脸不解的神情，仔细解释道：“在汉代，人类对环境的保护相当重视。汉代的皇帝不断勉励百姓多多植树。在一些区域，如果百姓犯了小过错，地方官员会将植树作为惩罚方法。”她指着第二张相片说：“这是唐代时期的，这上头的官员被荆条抽打是由于在他管辖的地区中，田地荒芜亩数高达总地区的十分之一，所以根据唐朝法律要受惩罚。”她指着第三张相片继续说：“这是宋代时期的，这个百姓被惩罚是因为他随意砍伐树木。还有，这第四张是······”
“这些都是记录了过去的照片”，我打断了她的介绍，好奇而迫切地追问：“现在的呢？有现在的照片吗？”她的神情顿时从怀念转变为悲伤，深深叹了口气，慢悠悠地翻开另一页，我定睛一看，内心也不禁沉重下来。那一页上贴满的相片，几乎都记录了人类对环境的恶行。肆意砍伐树木似乎是家常便饭，汽车尾部排放的黑烟已是屡见不鲜，电灯电视等也常常“全天服务”，乱丢垃圾仿佛也是得心应手······我看着现在与过去两种相片的鲜明对比，思索着自我的行为，一种想法油然而生。“我该怎么做？我能为环境做些什么？”我诚恳地看着她，她欣慰一笑，柔和地对我说：“孩子，如果你真有这份心，就把先从‘低碳生活’付诸行动开始做起吧。”她神情渐变凝重起来：“人类现在对环境的伤害都几乎与碳排放严重离不开。如果人类能时刻谨记‘低碳’，真正减少碳排放，我想对保护环境会有很大的效果······”
“低碳生活······”我喃喃自语着。那些相片像电影回放似的回绕在我脑海中，过去人类的环境意识强烈，现在却显得薄弱，过去人类所做的都有利于减少碳排放，现在却是在增加碳排放等等。或许，我真该为保护环境做些什么，例如，踏上“低碳”之路。
书籍，新闻，报纸，网络都是收集信息的可取之法，我通过形形的途径初步了解了碳排放严重的后果，而这些不良后果中全球气候变暖首当其冲。要想减少碳排放，就必须从生活中点点滴滴做起，把“低碳生活”既作为生活态度，又作为生活方式。低碳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低污染，低消耗和低排放”，如果我能从这三方面入手去实践它，那么地碳行列中，我也能算是一份子了。
“低污染”对于我一个中学生来说，最理想的做法就是不乱扔垃圾，少用一次性用具，和重视植物。据统计，垃圾造成的碳排放平均为2.06千克，其中一次性用具造成的就有0.48千克。基于此，我渐渐在养成外出购物时自备环保袋的习惯，坚持“无论是免费或者收费的塑料袋，都减少使用”这个理念。一次性筷子，杯子，饭盒都尽量避免使用，否则，永久性餐具岂不没有用武之地了？森林是二氧化碳的最佳栖息地，可由于纸巾的广泛使用却逐步毁灭了栖息地。每当我拿起一张纸巾时，我就会提醒自己，这是破坏森林得来的，我正在做一名砍树的“侩子手”，我间接导致了有些碳排放没能被树木吸收。于是，我便放下了手中的纸，重拾起手帕。自从我了解了植物对碳排放有吸收作用，种植和打理我家一些小植物就成为我生活的乐趣了。在欣赏同时缓解眼部疲劳，而且更降低了碳污染，何乐而不为呢？“低消耗”是一项生活中最实际，也最不易坚持的习惯性问题。我们几乎每日都在进行水和电的消耗。开一小时的电视约排放碳0.096千克，开一小时的电灯碳排放量约为0.041千克，而当我们少用一度水就减少0.194千克的碳排放，省用一度电则减少0.638千克。我是从生活中的细节来实现“低消耗”的。比如随手关灯，及时拔掉充电器的插头，这些简简单单的动作却能在无形中为“低碳”服务。夏天的炎热确实令人难耐，适当有时地打开空调未尝不可，但若惯于沉醉空调的长期服务，那么不仅对身体无益，更会加剧碳排放量。我确实喜爱享受空调带来的阴凉，但每思及“低碳”的必要性和好处，我便弃空调而择蒲扇。毕竟在空调未出现之前，人类不也安然度过了炎夏吗？“低排放”最易联想到的就是交通工具排放问题。我现在正处于初中的紧张学习中，体育锻炼方面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兼顾，因此，我便想办法将锻炼与“低碳”联系起来。我采用步行的方式上下学，周末外出也不乘车辆，这样做既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身体锻炼，更实践了我的“低碳生活”，可谓一箭双雕！能靠自己的双腿运动又何必“不沾尘土”地杜绝外界大地？何必选择作为外来工具的车辆而放弃自己最原始的运动之法呢？
双碳生活的心得体会篇2
中图分类号：Q1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9-0315-01
低碳生活（low-carbonlife）可以理解为：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节能减排”，不仅是当今社会的流行语，更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战略选择。提升“节能减排”意识，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消费习惯进行简单易行的改变，一起减少全球温室气体（主要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意义十分重大。“低碳生活”节能环保，有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的速度，势在必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选择“低碳生活”，是每位公民应尽的责任。
1.每天的淘米水可以用来洗手擦家具，干净卫生，自然滋润。
2.将废旧报纸铺垫在衣橱的最底层，不仅可以吸潮，还能吸收衣柜中的异味；
3.用过的面膜纸也不要扔掉，用它来擦首饰、擦家具的表面或者擦皮带，不仅擦得亮还能留下面膜纸的香气；
4.喝过的茶叶渣，把它晒干，做一个茶叶枕头，又舒适，还能帮助改善睡眠。
5.出门购物，自己带环保袋，无论是免费或者收费的塑料袋，都减少使用。
6.出门自带喝水杯，减少使用一次性杯子。
7.多用永久性的筷子、饭盒，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的惨剧。
8.养成随手关闭电器电源的习惯，避免浪费用电。
经过手工diy的再创造，你会发现原来废物也是宝，这样的家居环境健康且充满了创意的小欢乐。
“低碳一族”正以自己生活细节的改变证明：气候变化已经不再只是环保主义者、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关心的问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提倡健康生活已成潮流的今天，“低碳生活”不再只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新的生活方式。
低碳：是生活方式，更是生活态度“如果你乘飞机旅行XX公里，那么你就排放了278千克的二氧化碳；如果你用了100度电，那么你就排放了78.5千克二氧化碳；如果你自驾车消耗了100公升汽油，那么你就排放了270千克二氧化碳……”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开始用“碳”来计算。进入阅读：“低碳”之风席卷中国低碳生活=“勤、俭”
对占主流、有共识的“低碳生活”理念主旨可以概括为“适度吃、住、行、用，不浪费，多运动”。如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这一理念的主要内涵，还可再简化为“勤、俭”二字。详细“高碳生活”陋习害人害己生活中的陋习在不自觉地增加着地球的负担。宾馆内，有人夏天盖着被子开着空调，冬天室内温度则高得让人流汗，办公室里的电脑始终不关，打印纸从来没有双面用过，出门不是开车就是打的。
社会的发展，将人类推进到了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折的时期。大力倡导低碳环保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我国还面临着工业化和生态化的双重任务，但未雨绸缪，大力推动低碳环保经济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应，在生活层面，倡导和践行低碳生活，已成为每个世界公民在建设生态文明时代义不容辞的环保责任。窗体顶端
低碳生活-措施简单理解，低碳生活就是返璞归真地去进行人与自然的活动，主要是从节电节气和回收三个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包括以下一些低碳的良好生活习惯：
低碳生活是低碳环保经济的社会基础，低碳环保经济是指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能源利用的发展轨迹，就是一个从高碳时代逐步走向低碳时代的过程。发展低碳环保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
低碳环保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体系，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迈向生态文明的又一重大进步。
低碳环保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包含三方面内涵。首先，低碳环保经济是相对于基于碳密集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消费方式的高碳经济而言的。因此，发展低碳环保经济要降低能源消费量的碳排放量（即碳强度），通过碳捕捉、碳封存、碳蓄积等手段降低能源消费的碳强度，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其次，低碳环保经济是相对于基于化石能源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因此，发展低碳环保经济就要促进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实现经济与碳排放错λ增长（碳排放低增长、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第三，低碳环保经济是相对于人为碳通量而言的，是要解决人为碳通量增加引发的地球生态圈碳失衡。因此，发展低碳环保经济要改变高碳消费倾向，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实现低碳发展。因而，低碳环保经济是一种由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过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旨在修复地球生态圈碳失衡的人类自救行为。
双碳生活的心得体会篇3
一、中欧的气候与能源合作现状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气候变化逐步成为中欧双方的重要议题。中欧双方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深入的过程。
中欧领导人峰会是中欧气候与能源合作最重要的官方领域。目前已经举办了13次。从历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看，明确涉及环境议题始于第5次会晤，而气候变化问题则从第5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开始，并出现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第12次中欧领导人峰会2009年11月30日在中国南京举行。双方会晤后签署了《启动近零排放碳项目第二阶段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性问题之一，需要双方共同合作加以应对，进一步协调双方立场，以务实的态度落实已经签署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强化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加强清洁能源领域中零排放项目，提升双方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方面的伙伴关系，具体合作项目可涉及可再生能源、能效、气候友好技术的联合开发、示范与转让、可持续城市发展、能力建设和区域合作，以促进双方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提升双方在气候和能源方面合作的层次和质量，为双方在新时期和全球经济低迷状态下向低碳经济过渡实现经济可持续和经济尽快复苏提供良好的基础。近几年，双方已经在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积极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对话与交流，并开展了一系列促进清洁、可持续能源的利用和全球能源安全，可再生资源、清洁煤炭、生物燃料和能源效率等领域的具体合作，如通过开展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务实合作，双方已经在中国和欧盟成员国境内，开发和示范了一系列先进的近零排放发电技术，为双方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合作机制。2010年4月29日，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磋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和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委员康妮・赫泽高出席了会议，会议发表了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声明，形成了中欧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部长级定期对话与合作机制，以加深相互理解、加强协调、推进务实合作。联合声明提出了“中欧科技合作”与“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两大双边合作计划。前者为一项综合性的科技计划，旨在促使中欧双方2005年签署的关于交通运输与能源战略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洁煤战略能得到更好的落实。后者则具体关注双方在低碳技术，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源效率以及包括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在内的近零排放/洁煤技术等方面的合作问题。
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于世博会期间访华，商谈中欧双方能源合作事宜。世博会开幕前一天，发起于《中欧清洁能源中心联合声明》（签署于第十一次中欧峰会）的中欧能源中心在北京成立，与欧洲在上海的新能源中心遥相呼应。“中欧能源中心”于2010年4月30日在清华大学中意环境节能楼举行了启动仪式。该项目对中欧双方参与清洁能源合作的机构进行了招标，并投入资金规模达1240万欧元，执行期限为5年。“中欧能源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欧长期性清洁能源合作平台的建立，是欧洲委员会与中国国家能源局长期合作的成果之一，可以为中国的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提供帮助。
中国-欧盟清洁发展机制促进项目是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滚动工作计划合作项目之一，该项目是迄今为止欧盟在中国资助的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能力建设相关项目，总资助额达230万欧元。项目为期3年，于2007年2月启动，至2010年1月前结束。该项目旨在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能力建设、技术交流和培训活动等为中国CDm健康发展提供直接的帮助。表1为2010年中国CDm批准项目估计年减排量。欧盟作为中国CDm机制中最大的供应者，为中欧在气候与碳减排合作方面提供了许多务实合作，中国通过CDm机制获得了大量的低碳资金和先进技术项目，达到了碳减排目标，为实现“十二五”规划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的约束性指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2010年，中国在联合国注册的CDm合作项目达到2300多项，这些项目预期的年减排量为5.22亿吨碳当量（tCo2e），在中国所批准的项目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估计减排量占54.70%，节能和提高能效估计减排量占总减排量的15.86%，两项合计减排量达3.69亿吨碳当量，占总减排量的70.56%。目前，中国已成为联合国CDm机制项目数支持最多的国家，CDm机制的实施有效促进了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助于中国在节能和能源效率方面获得提升，为中国企业参与CDm项目获得技术和资金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带来巨大的收益和经验，当然，CDm机制的实施也为欧盟企业获得了许多碳减排量，减少了欧盟内部减排需负担的更大代价，这些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
二、中欧气候与能源合作的障碍
（一）中欧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方面的分歧
因中欧双方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双方在能源消费方面和掌握的低碳友好技术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如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且由于中国还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耗还会持续增加。而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对传统能源的消耗量处于下降阶段，为此，双方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领域技术转让的政策、态度和出发点就存在明显的差异。欧盟在低碳经济和新能源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进入新世纪之后，又成为全球低碳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先行者。欧盟已经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友好技术占领了许多新能源市场，并且还希望在未来的世界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市场中，获取低碳经济机会和经济利益，发展欧盟经济，尽快摆脱欧债危机的阴影。
中国在低碳经济方面和欧盟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希望通过中欧合作获得欧盟在气候领域和能源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认为，欧盟作为历史上的碳排放大国，应该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但欧盟认为，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资金充裕，欧盟许多国家则处于债务危机中，资金极度短缺，欧盟只能通过市场途径对中国进行低碳技术转让，也希望中国能帮助欧盟摆脱债务危机。另外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如果欧盟对中国无偿转让先进的低碳友好技术，会影响欧盟企业的利益。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我国总理就指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积极努力，加强合作，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做出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促使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持续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有效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同样在那次会议中，大会主席、丹麦气候和能源大臣赫泽高就公开指出，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应当对目前的全球变暖问题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应建立相应机制，落实发达国家应承担的相应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二）中欧在碳排放量减排方面的分歧
欧盟2006年10月以来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比以往更加强调中方的“责任”。在温室气体减排上对中国的期望和压力也不断增大。在碳排放量方面，中欧都是全球主要的排放力量。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2004年以前，欧州的碳排放量一直高于中国，此后，中国的碳排放量超过欧洲。图1反映了中国和欧洲从1980年到2008年的碳排放量变化情况，欧洲的碳排放量基本上维持在40多亿吨，变化幅度不大。中国的碳排放量则一直上升较快，1980年仅为14.6亿吨，2008年则上升到65.3亿吨。中欧双方在碳排放量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中国碳减排是应在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方面实施。
欧盟一直积极推行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碳排放量上升不大，甚至还有所下降。因此欧盟在许多场合要求中国实行温室气体总量（即绝对量）减排。欧盟认为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且碳排放量的增长较快。如果中国不参加减排，欧盟的减排效果就会受到影响，这样会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国则认为，历史上欧盟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而没有承担国际减排责任，而中国人均碳排放水平尚不足欧盟人均值的1/2，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欧盟应率先减排，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以帮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解决13亿人的温饱问题，应保障中国基本生存权利，区分中国生存排放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
（三）中欧在征收碳关税方面的分歧
碳关税（碳调节税）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实施碳税的边境税收调节措施。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作为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的碳关税。如果只在国内实施碳税政策，会使国内许多生产企业增加生产成本，陷入生产经营困境。一方面由于实施碳税会削弱本国生产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导致国外没有实施碳税的国家的产品大量进口替代，结果是虽然减少了国内的碳排放量，却增加其他地区的碳排放量，使碳税的实施效果减弱；另一方面可能引起国内生产企业不满，并将企业转移到没有实施碳税的国家，影响本国的就业和产业安全。
为此，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碳税政策方面一直很慎重，他们觉得实施碳税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碳排放和保护环境，但碳税的实施要达到不能损害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就业前景的努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不实施碳税国家的能源密集型食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收。即对进口的能源密集型产品按照国内碳税率征收碳关税，对出口产品减免国内碳税以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碳关税概念最早在法国提出，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很快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推广，但由于碳税的技术困难，目前真正实施的国家并不多。
在讨论征收碳关税时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占领国际气候问题的道德制高点，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施加压力，不断强调：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是希望积极减排温室气体，发展中国家不仅搭便车，还可能因此获得比较优势，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力；其次，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实施碳税，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这会抵消西方发达国家作出的减排努力，产生碳泄漏（指一个国家减少碳排放而被其他国家的排放增加所抵消的行为）；再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以取代《京都议定书》的安排，碳关税只是谈判失败的备用方案，是无奈之举。因此，发达国家提出征收碳关税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极具蛊惑性，使本该同情的发展中国家因不征收碳税而受到谴责，本该谴责的发达国家却因碳税问题被同情，增加了中国碳减排的国际压力。碳关税这种举措与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有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的保护措施只是对某一领域产品的打击，而碳关税则是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全面冲击。
碳关税中的竞争力问题也是发达国家为了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借口。当前，发达国家失业率高居不下，很难走出危机后的经济低谷，这时发达国家就想极力维护其国内一些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夕阳产业的竞争力，从而为其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和为经济尽快复苏提供基础。于是将碳关税影响国内竞争力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问题挂钩，实际上是想通过征收碳关税为逐渐衰落的产业和企业的减排买单。有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发达国家依照进口产品的碳含量征收碳关税，将会对其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和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对中低收入国家征收碳关税，其出口额和实际收入会分别下降8%和2.4%。事实上，按照现有的检测手段并不能完全准确衡量每种产品的碳含量，要征收碳关税在技术上很难实施，只能为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中国作为碳排放量最多的和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欧盟国家征收碳关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影响无疑非常严重，中国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三、中欧气候与能源合作的展望
尽管中欧双方在气候与能源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但中欧双方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变暖作为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已经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威胁。通过中欧领导人峰会和部长级会议，双方已经开始开展一系列紧密的对话与务实合作，在低碳经济领域也启动了一些具体项目，如双方合作在中欧开展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技术。这些有助于促进双方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尽快走上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奠定基础，为欧盟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实现经济复苏提供机遇。因此，只有中欧双方建立持久互信的合作关系，从双边关系的大局出发，在气候与能源合作中，求大同存小异，推动气候友好关键技术的转移和应用，这样双方的合作才会更长久、更深入，并能为全球低碳战略转型提供榜样。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涉及各国经济利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是国际气候合作的基石，它凝聚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作为《公约》的缔约方，中欧双方应在《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下进行富有成效的气候与能源合作。虽然中欧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双方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具有共同的责任。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欧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中欧已互为对方的最主要贸易伙伴。双方都需要降低对石油等传统高碳能源的依赖，开发核能、风能、水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从而保证各自的碳减排量和能源安全。
欧洲商务部曾推测，中国清洁能源市场规模到2020年将达5550亿美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这对欧盟吸引力巨大。目前，欧盟的碳排放交易规模全球最大，欧洲清洁能源技术和科研开发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早在2003年欧盟就确立了排放交易系统（etS），而中国需要在能效提高等领域引进许多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中欧双方在低碳新能源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很大的合作空间。2007年中欧已经启动了清洁能源项目，并于2010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中欧能源中心，这些都为中欧气候与能源将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欧之间在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强有力的双边合作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稳固和国际气候协议的达成；通过双方合作，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的引导和表率作用，可以促成国际经济的重大转型――发展低碳经济和新能源，也可以为两国的经济在新时期走向繁荣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刚，京都议定书与国际气候合作，[m]，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2]潘家华、陈迎，碳预算方案：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9(5)
双碳生活的心得体会篇4
2013年9月26日至28日，朱小丹省长访问英国，与有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跨国公司等进行深入交流，就重点推进广东省与英国在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全面合作取得广泛共识。
2014年5月15日，时任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会见了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部长雷戈里・巴克一行，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低碳经济领域合作，积极在东莞搭建低碳产业园。
2014年6月5日，时任东莞市长袁宝成会见英国国会下议院能源及气候变化特别委员会主席蒂姆-叶奥，双方就推进东莞与英国在绿色低碳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取得共识，将继续推进东莞与英国爱丁堡大学在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合作。
2014年8月20日，时任东莞市长袁宝成会见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摩根，双方就发展低碳经济、推动节能减排等领域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东莞市政府和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签订《东莞市政府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交流合作备忘录》，明确在东莞建立中英低碳产业园。
2015年6月1日，市水投集团与英国奥雅纳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明确双方将围绕着中英低碳环保产业园建设，就低碳环保类项目开展合作。
2015年7月10日，东莞中英低碳环保产业示范区揭牌成立。
项目概况
广东省政府和东莞市政府分别就中英低碳环保产业园建设事项与英方签订了相关协议和备忘录，具体由东莞市政府负责项目落实，由东莞水投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项目以“一园多区”，即主园区+若干专业园区的模式建设，主旨搭建中英双方合作沟通桥梁，引导引进国际低碳、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教育、科研、服务等研发机构和企业，以加快实现东莞产业的转型升级，形成绿色产业体系。该项目的整体推进肩负着东莞产业发展的历史性任务和责任，项目现阶段进展情况如下：
一、主园区。位于东莞市东城区西北部，属东莞市中心区范围，占地面积约1234亩，规划包括总部办公、教育培训、会议展示、技术研发、中试基地、企业孵化等功能区，并兼顾综合服务、生活配套、生态公园等配套板块。
二、示范区。于2015年7月10日正式挂牌成立，位于松山湖高新科技产业园，占地约15000平方米，区内拥有独立式办公楼12栋，总建筑面积约14000平方米。
项目运营
为加快示范园区运营管理团队建设，并为主园区运营提供高效、优质的管理服务，市水投集团与中信环境、广东中天集团共同出资组建东莞华澈低碳环保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产业园运营管理公司，全面负责园区运营管理、企业服务和投资孵化等工作。
企业引进
目前，示范园区已与多家企业及机构达成入园意向，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行业龙头类，如中心环境、五角场集团、纳川股份、万润新能源等；二是服务及科研类，如中环联合认证、水谷一号基金、启迪之星、国家律师联盟（iLF）、东莞市应对气候变化中心、绿色包装研究院等；三是国际交流合作类，如中英（广东）CCUS中心、美国环保协会（eDF）、加拿大东莞（美洲）总商会、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等。
运营思路
对于中英产业园的近期发展，我们主要着重于服务能力的建设和提升，核心在于打造“基金+基地+产业互联网”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以产业的资本支持、产业的实体承载、产业的协同互动等措施，实现产业园品牌服务的社会输出，最终形成低碳环保产业的生态圈层。
在基金服务方面。产业园将针对社会企业特别是入园企业的发展需求，以及企业各阶段的发展需要，联合具有资源优势和服务能力的基金公司，作为产业园的战略合作伙伴，为低碳环保企业提供投资融资、企业指导、上市服务等配套支持，着力帮助企业突破资金瓶颈和资源局限。目前，中英产业园已成功引进水谷1号并购基金、松创成长基金和中信产业基金，投资方向涵盖天使、VC/pe、并购等阶段，其服务能力也将纳入园区整体服务体系。
双碳生活的心得体会篇5
乡村旅游的引人之处就在于其未经雕琢的原生之美、田间树下的葱茏之美、当地居民的纯朴之美，这些便是低碳旅游的自然资源；在乡村旅游景点中，蕴含着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祖辈传承下来的民间艺术、长久以来的风土民俗等，这些便是低碳旅游的人文资源。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乡村旅游得到了众多城市居民的青睐。农家乐、野外游等，成为时下最为热门的旅游选择。加之政府、旅行社等加大了对乡村低碳旅游的宣传力度，这也成为乡村低碳旅游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低碳经济视阈下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
将乡村旅游与低碳经济相融合，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就目前来看具有广阔的前景，如何使乡村低碳旅游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与农业经济交相辉映，是乡村旅游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具体可从以下五方面着手。
（一）树立低碳经济理念
随着低碳经济与我们的生活日益密切，人们周围的低碳似乎随处可见，低碳出行、低碳饮食、低碳工业、低碳农业等，被冠以低碳的词汇不胜枚举。尤其在当前发展较快的乡村旅游业中，为了使乡村绿色、天然、纯朴、归真的特点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乡村低碳旅游走进人们的生活。很多旅行社以低碳为卖点吸引游客，多数媒体也在极力宣传低碳理念，很多乡村旅游地也推出了低碳的旅游产品。当前，乡村低碳旅游的理念已经根植在人们心中，为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心理层面的基础。
（二）创新低碳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我国乡村旅游由于各地的地理特征、风土人情、自然景观都不相同，所以在开发乡村低碳旅游时，不能千人一面，全部采取一种模式开发，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低碳旅游，同时还能够推动当地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创新是发展的助推剂，在借鉴国内外乡村低碳旅游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更要不断总结、创新，走出一条有别于他人的成功之路。比如我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开发乡村低碳旅游的模式便大相径庭，在具体模式选择时，不能将其他地区成功的模式硬套在本地区，而应立足于自身特点、周边受众的需求、当地政策的导向等，有计划、有目标的开发。
（三）构建低碳乡村旅游产业链
农业是乡村生存之根本，乡村低碳旅游应以低碳农业为突破口，打造可循环发展的农业基地。而后再以循环农业为立足点，开发具有乡村特色的旅游产品，形成以低碳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使乡村低碳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四川省绵阳市双泉村以沼气为循环资源开发了低碳旅游产业链。将鱼塘、果园作为旅游景点供游客垂钓、采摘，以绿色有机食品为旅游特色产品，乡村旅游发展的势头十分良好。双泉村还利用清洁能源解决出行问题，如电瓶车、自行车等，居民和旅游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最后成为生成沼气的原料，将低碳贯彻到旅游中的每个环节。双泉村这种将种植、养殖融入到乡村旅游的做法，使该地的乡村旅游实现了低碳化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链，切实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
（四）开发低碳乡村社区
开发低碳乡村社区是促进乡村低碳旅游发展的另一有效方法，不但能够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脚步，还能拓宽乡村低碳旅游的景区类型。在开发的过程中，应对乡村社区进行统一、合理的规划，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力求保持乡村住宅的原貌，这一举措能够有力推动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开发低碳乡村社区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应加强对低碳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尽可能的使用环保型的建筑材料和新能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二是政府应鼓励乡村实行低碳生活，并向社区居民示范生活中如何践行低碳。力求将低碳乡村社区打造为一个集休闲与低碳为一体的生活体验区。
（五）基于政府主导的低碳保障
乡村低碳旅游离开政府的支持便会孤掌难鸣，所以政府的主导和支持是乡村低碳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有明确、清晰的政策指引，政策是乡村低碳旅游发展的指明灯，能够照亮前行之路，使乡村低碳旅游沿着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二是要有科学的规划，乡村低碳旅游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要在合理的规划下科学有序、有的放矢的向前推进。三是政府应给予乡村低碳旅游以资金支持，资金是项目运行的前提和保障，资金无忧乡村低碳旅游才会发展无忧。四是应加强对乡村低碳旅游的宣传教育，要将低碳理念根植到每位经营者、游客、工作人员的心中，才会最终落实到行动上，在景点设置上，应布置一些低碳宣传的标语，使游客在游玩中能够自觉的行低碳之举。
三、结论
双碳生活的心得体会篇6
摘要：通过农村碳排放社区管理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后发现：社区共管是管理我国农村碳排放问题的最优途径。
关键词：农村碳排放；负外部性；社区管理模型；社区共管
中图分类号：F327；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0-0121-05
ResearchontheCommunitymanagement
ofRuralCarbonemissionsproblem
weiHuilan，ZHaoSongsong
（Schoolofeconomics，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
abstract：thispaper，throughtheruralcarbonemissionscommunitymanagementmodelanditsextensionmodel'sconstructionandanalysis，provesthetheoreticmodelpropositions.Finally，itputsforwardpolicySuggestionsonruralcarbonemissionscommunitymanagement.
Keywords：ruralcarbonemissions；negativeexternalities；communitymanagement；communitycomanagement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碳排放对农村社区的作用力也随之增加。目前农村碳排放态势一是农民碳排放行为负外部性较强；二是农民低碳行为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能力相对较差。这是农村碳排放管理面临的两个基本困境。因此，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农村低碳路径就显得更为合理。从实践来看，解决居民行为负外部性的途径往往是政府治理，但政府治理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以致于国家通过强制手段来管制人们的资源使用行为时，其能力是有限的。另外，由于农村社区碳排放量的产权较为复杂且难以彻底私有化，因而也难以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
社区管理途径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1]。本文通过农村碳排放社区管理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的构建和分析，试图证明，碳排放社区管理不仅能促使私人利益与社区利益的统一，还可以借助于政府、市场等途径构建社区共管模式，实现社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最终提高社区碳排放负外部性内部化的效率。
二、碳排放社区管理理论分析
社区管理是指在政府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对社区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基于本土知识特定治理结构的自我管理[2，3]。将社区管理含义的边界扩展，其基本含义是与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并拥有社区资源的自我管理权；同时又可向另外两个主体延伸：向上可进入政府的保护活动中，向下又可进入实施碳排放产权私有化的范围。
碳排放社区管理是建立在降低社区居民碳排放负外部性之上的双赢管理模式，其本质特征在于降低碳排放负外部性。然而，农村碳排放负外部性的含义告诉我们，由于碳排放负外部性的存在，即农村社区居民不必弥补外部成本而获得碳排放收益，使得农村碳排放快速增加。实际上，农村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理论比上述要复杂得多，表现在社区农民的行为集合使所有相关方的成本-收益函数被动地发生了改变[4]。不同内容的负外部性，其影响程度和范围是不同的，根据碳排放负外部性的程度和社区管理交易费用可将其分为社区内、社区外以及整体性影响三类[5]，如表1所示。社区内负外部性即社区居民对另一居民产生了影响，使其收益降低。非本社区负外部性表面社区居民对非本社区居民也产生了影响，使其收益降低。而其他负外部性产品是指过度的碳排放会导致其他“坏公共物品”的产生，如秸秆燃烧、砍伐树木等消耗碳汇而增加碳排放的行为，会导致气候变暖等“坏公共物品”。
合理管理模式的选择，取决于负外部性程度和交易费用的高低[6]。而兼顾降低碳排放负外部性和交易成本优势的碳排放社区管理，不仅会促使社区居民碳排放的私人利益、社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共赢，还会通过以下几方面降低农村碳排放的负外部性。
表1农村碳排放负外部性的分类
负外部性种类负外部性程度社区管理
交易费用社区内的
负外部性社区居民间的负外部性强度大、范围小小社区居民对农村农业系统的负外部性强度小、一定范围小农村碳汇服务能力的下降强度大、范围小小非本社区的负外部性社区居民对非社区居民的负外部性强度小、一定范围大农村对城市的负外部性强度小、范围小大其他负外部性产品坏公共物品的产生强度大、范围大大（一）农村社区管理中的合作
社区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社区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其所代表的文化机制。这一核心观点可分解为社区文化价值与社区社会机制。社区文化价值方面，碳排放上涨会导致降低碳排放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增加，两种价值共同引导人们的合作倾向。社区社会机制方面，包括社会关系纽带和社会声望体系，也会促进合作。社区管理实际上会使社区居民产生一体化倾向，因而在碳排放社区管理的模式中，搭便车问题会得到缓解[7]。
（二）农村社区管理中的激励机制
除合作条件之外，还需要另一个条件：社区如何使用自身的碳排放选择。社区管理的激励机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碳排放增加会给社区带来长期影响，且碳排放选择收益为农村社区居民拥有[8]。正是特定地理空间的聚集效应，从而塑造了低碳问题上的利益共同体——社区，使低碳选择在社区层次上具有“产权私有且可收益性”的性质，碳排放社区管理的激励机制便产生了，进而使居民产生低碳选择，最终降低了碳排放负外部性。
（三）农村社区管理中的本土经验
与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经营管理相比，社区成员在长期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发展出来的传统知识，颇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为某些人类生态学者认可，称之为生态智能[9]。社区居民对社区资源的使用已成为一种社区生存机制，并以口头知识、传统、宗教等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人与自然较为和谐的互动关系。这些关系会降低社区居民碳排放负外部性的产生以及强度。
（四）农村碳排放社区管理的双向扩展性
至于碳排放社区管理的含义，可将其边界向政府保护活动和市场私有化扩展，成为社区共管模式。政府方向上，社区共管包括政府制度化的参与、协作管理、公共物品管理转移和以环境管理等。私有方向上，则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进一步影响社区居民的碳排放选择。
三、社区管理与农村碳排放量模型假设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社区居民碳排放行为使居民间产生了负外部性特征，而碳排放社区管理的提出，为社区居民碳排放的共赢模式提供了一个可行途径。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社区管理可以通过降低农村碳排放负外部性，进而降低碳排放量。
假设2：社区对于降低碳排放具有长期的管理者地位。
假设3：社区居民可以从低碳选择中获得收入。
假设4：社区居民与非社区居民生产、消费的各种产品和碳排放产品均存在于完全竞争市场。
社区管理在改善农村碳排放问题上具备有效性，但也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来分析一个简单的模型[10，11]。假定在农村碳排放市场中只有3个参与者：产生碳排放的社区居民1、负外部性接受者的社区居民2和非社区的居民3。
（一）社区管理的有效性——社区自我管理
首先分析社区内负外部性，假定在农村碳排放市场中只有2个参与者，产生碳排放的社区居民1和作为负外部性接受者的社区居民2，社区居民1产生QCo2的碳排放。令社区居民1的成本函数为C1（Q1，QCo2），其中Q1是社区居民1生产消费的所有产品，QCo2是社区居民1生产消费Q1产生的碳排放，这里把碳排放量看作一种产品。则社区居民2的成本函数是C2（Q2，QCo2），其中Q2是社区居民2生产消费的所有产品，QCo2是社区居民2接受社区居民1产生的碳排放数量。社区居民2生产消费Q2取决于社区居民1产生的碳排放量。假设碳排放增加了社区居民2生产消费的成本，碳排放降低了社区居民1生产消费的成本。同时假定他们的成本-收益函数是已知且相同的，最后假定，碳排放的产生是一个单向负外部性模型[12]。
社区居民1的最大化问题为：
maxp1Q1-C1（Q1，QCo2）（1）
社区居民2的最大化问题为：
maxp2Q2-C2（Q2，QCo2）（2）
社区居民2只能接受社区居民1产生的碳排放量，社区居民1可以选择任意的碳排放量。
关于3种产品分别求导可得，社区居民1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p1=C1（Q1，QCo2）Q1（3）
0=C1（Q1，QCo2）QCo2（4）
社区居民2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p2=C2（Q2，QCo2）Q2（5）
上述3个条件表明：在个人利润最大化点上，社区居民生产消费每种产品的价格应等于其边际成本。对于碳排放QCo2来说，假设它的价格为0，进而得出：社区居民1产生的碳排放会引起社区居民2生产消费的成本随碳排放的增加而增加，这是社区居民1生产消费导致的部分社区外部性成本。可以预期，社区居民1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QCo2。
通过简单的模型分析社区管理模式下的碳排放成本-收益状况。假设社区居民1和社区居民2的生产消费活动在社区管理的指导下，进行Q1、Q2、QCo2的生产消费活动，这样社区负外部性就内部化了，原因在于如果碳排放交由社区管理，那么它在选择社区利益最大化计划时，会综合考虑社区居民1和社区居民2之间的相互影响。
社区管理后的社区利益最大化问题为：
maxp1Q1+p2Q2-C1（Q1，QCo2）-C2（Q2，QCo2）（6）
社区管理后的社区利益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p1=C1（Q1，QCo2）Q1（7）
p2=C2（Q2，QCo2）Q2（8）
0=p1=C1（Q1，QCo2）QCo2+C2（Q2，QCo2）QCo2（9）
式（9）表明，社区管理后，整个社区会同时考虑碳排放对社区居民1边际成本的影响和对社区居民2边际成本的影响。也就是说，社区居民1考虑到了自身经济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性。
社区管理之前，碳排放的最优数量由式（4）决定，对式（4）进一步推导可得：
mC1（Q*1，QCo2*）=0（10）
社区管理之后，碳排放的最有数量由式（9）决定，对式（9）进一步推导可得：
-mC1（Q*1，QCo2*）=mC1（Q*2，QCo2*）>0（11）
式（11）中，mC1（Q*2，QCo2*）>0，这是因为碳排放增加会使社区居民2的成本增加。社区管理后的社区居民1会在-mC1（Q*1，QCo2*）>0的地方进行生产，也就是说，与社区管理之前相比，社区居民1产生的碳排放降低了。
结论一：社区管理下的碳排放最优条件为两个社区居民关于碳排放的边际成本之和等于0，如图1所示，-mC1=mC2，在这种假设条件下，社区管理之前产生的碳排放水平由Q2降低到Q1。
（二）社区管理的不足和扩展——社区共管
社区管理在降低社区内负外部性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对于农村碳排放产生范围较广的负外部性问题，社区管理的成本-收益优势就丧失了。换个角度来讲，社区管理在降低农村碳排放负外部性的作用还可以扩展，除了社区完整拥有降低碳排放的权利之外，向上可以与政府治理接壤，向下则与产权私有契合。将非社区居民3考虑进来，对第一个模型进行扩展，假设与扩展前的假设相同。
假设社区居民1、社区居民2和非社区居民3共同组成了社会成本-收益，社区居民1和社区居民2组成了社区成本-收益，自变量均为碳排放减少量，令非社区居民3的成本函数C3（Q3，QCo2），可构建社区共管的社会最优效果为：
tB=p1Q1+p2Q2+p3Q3-C1（Q1，QCo2）-C2（Q2，QCo2）-C3（Q3，Q1Co2）（12）
从式（12）可以看出，虽然社区居民1的生产消费活动引起了非社区居民3成本函数的变化，即非社区居民3在做经济决策时需要考虑Q1Co2。对式（12）求导并等于0，并进一步推导可得：
tB′=（mSB-mSC）-（mCB-mCC）=0（13）
其中mpC代表居民为生产、消费碳排放所支付的成本，mSC是农村系统中生产、消费产品的全部成本，mpB为农村系统中个人降低碳排放所带来的收益，mSB为农村系统所获得的总收益，meB是碳排放减少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收益。式（13）可转化为：
maXS=[（mSB-mSC）-（mpB-mpC）]=[（mSB-mpB）-（mSC-mpC）]（14）
则社区管理解决农村碳排放外部性的最优结果为：
maXS=（meB-meC）（15）
由图2可知，式（15）可理解为meB和meC两个线的交点。其中meC为碳排放造成健康和财产损失的成本，包括碳排放所引起经济影响、生态环境问题、健康、人们的幸福水平等。meB为碳排放减少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如图2所示，Q为社区居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碳排放减少量，Q2是碳排放为0的点。对于Q2这一点，meC值很大，则负外部性较强，即碳排放减少量不能降低太多。在Q1点，meB=meC，即降低农村碳排放的边界负外部性成本等于其边界负外部性收益，可使农村社区与社会实现降低碳排放的帕累托改进，Q1为最优农村碳排放点。接下来面对的问题，则是碳排放边际外部成本如何由边际外部收益来支付。对meB进一步分析可得：
meC=mSC-mpC（16）
mnpB=mpB-mpC（17）
根据式（15）、式（16）和式（17）可得：
meB=meC=mnpB（18）
式（17）表示社区居民的个人净收益等于边际个人收益减去边际个人成本。如图3所示，社区外部面对Q2数量的碳排放负外部性。根据帕累托改进的原理，当碳排放减少Q2时，此时碳排放减少最多，但mnpBmpB，表明存在帕累托改进。在Q1>Q>Q2时，mnpB0）从成本减收益来看，这个负外部性是最优的，此时边际外部性成本等于边际个人净收益。
结论二：式（18）表明对于社区外的负外部性影响，需要通过社区管理的扩展，即社区共管模式来降低碳排放[20]。具体策略是降低碳排放获得的个人净收益，由享用降低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收益来支付，即可以达到降低碳排放负外部性的目的。
四、夏官营村：半干旱农村社区案例
（一）研究区概况
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村地处榆中县中部，黄土层深厚，年平均气温657℃，四季分明，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均降雨350毫米，共有农村户口16133人。2004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080元。夏官营村距兰州中心城区大约46公里，与榆中县城距离大约为13公里。距离市中心较远，这是西部大多数农村的特点基于百度百科夏官营镇基本情况的叙述与笔者调查所得。。当地植被覆盖率低，植被和农田防护林数量在逐年减少。
（二）农村社区碳排放与社区管理
夏官营镇温室气体账户应该考虑三个关键排放源。农村碳排放的碳源种类主要有3个方面：分别是村镇生态子系统、农业生态子系统、自然生态子系统。村镇生态子系统主要包括：①人口：这里主要指常住人口。②能源：本地区的生活消费能源主要为煤，汽油在交通运输中叙述，同时汽油使用量较小，秸秆在农业系统中叙述，在本地区使用量较大。③交通运输：主要能源为汽油。农业生态子系统：首先农业变化很难预测，这主要是因为农业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即便没有全球变暖、虫害要素禀赋差异，气候同样也很敏感，而这些因素无法准确预测，只能尽力试图预测农业的碳排放，包括：①化肥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所导致的碳排放，主要是生产过程、运输过程和使用过程中耗费的化石燃料所导致的碳排放，同时化肥的过量使用改变了土壤结构、形成了环境污染，也会产生碳排放。②农药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所引起的碳排放。③由于农业机械运用而直接或间接耗费的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碳排放。④灌溉过程中耗费的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⑤农作物秸秆资源作为农户生活燃料或露天焚烧造成的秸秆碳排放[10]。自然生态子系统主要包括草地植被等自然系统形成的生态过程。在调查过程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化肥、农村土地结构所引起的n2o的增温潜能是Co2的200倍左右，氮引起的温室效应问题在未来几十年会更加严重。
针对夏官营村的三个关键碳排放子系统及其碳排放负外部性基本状况，本文对其进行了基本的社区管理分析：合作、激励机制较适用于社区内负外部性和非本社区的负外部性，社区共管下的双向扩展功能适用于其他负外部性产品；对于农业生态子系统来讲，合作、激励机制较适用于社区内负外部性和非本社区的负外部性，双向扩展功能适用于其他负外部性产品；而对于自然生态子系统来说，合作、本土经验较适用于社区内负外部性和非本社区的负外部性，双向扩展功能适用于其他负外部性产品（如表2）。表2夏官营村的碳排放负外部性及其社区管理
子系统
负外部性村镇生态子系统人口、
能源、交通运输农业生态子系统化肥、农药、
农业机械、农药灌溉、秸秆自然生态子系统
草地植被社区内负外部性强度大、范围小强度小、一定范围强度小、范围小非本社区的负外部性强度小、一定范围强度小、一定范围强度小、一定范围其他负外部性产品强度小、范围大强度小、范围大强度小、范围大社区管理功能合作、激励机制、双向扩展合作、激励机制、双向扩展激励机制、本土经验、双向扩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对农村碳排放负外部性的社区管理模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社区管理主要通过社区自我管理和社区共管两种降低农村碳排放负外部性机制，进而对降低农村碳排放产生影响。
根据结论一可知，社区自我管理可以实现农村碳排放的降低，实现了帕累托有效的碳排放量。但这种管理模式在实际管理中的运用会遇到一定障碍，比如基于碳汇交易的碳排放市场仍未完全建立起来，以及社区居民生产消费各种产品的市场和碳排放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影响，因此社区管理模式的实行是建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的。
根据结论二可知，社区居民降低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可由降低农村碳排放的边际个人净收益来支付。这一研究为构建降低农村碳排放的社区共管模式提供了有效思路。
此模式目前面临的状况是农村居民降低农村碳排放的收益严重不足、降低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收益不清晰和难以统筹管理，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政府划定个人净收益范围等政策来为社区创造降低碳排放的收益机制，这样降低农村碳排放的社区管理模式才是可持续的。在更大程度上，政府应当通过订立契约、立法、补贴、税收政策等手段将一部分公共物品与服务的生产管理让渡给社区组织承担或者支持社区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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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生活的心得体会篇7
“冰箱素有‘老虎’之称，而节能效果好的冰箱却能从用量上‘大显身手’，省效果立竿见影!”作为一名低碳生活的践行者，家住北京西直门的王先生深有体会，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40w的白炽灯，25小时耗就是1度。而澳柯玛“节能超人”冰箱最低耗量仅为每日0.25度，4天一度。这令王先生非常惊讶，反复验证后才终于相信冰箱可以如此省。既给家里省了钱，也让生活更环保，王先生为自己的选择得意不已。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威胁，这给家行业提出节能减排的新命题。中国家用器协会所的“十二五”规划里更明确指出，提升产品档次、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技术升级是家行业“十二五”时期的首要任务。
冰箱虽是消耗品，但其也能凭借着不断创新的技术，努力降低自身的能耗，减少能源污染。在这方面，澳柯玛“节能超人”冰箱走在了行业的前列。澳柯玛依托部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多年的制冷技术研发经验，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使得澳柯玛“节能超人”节能指标达到了国家一级能效。今年，澳柯玛“节能超人”系列冰箱更是获得了2011冰箱行业节能标杆大奖，获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可。
澳柯玛“节能超人”冰箱采用制冷能力强劲、国际知名的高效节能压缩机，同时采用加密高效丝管蒸发器，保证冷气对流通畅，制冷速度以及开停机的频率明显降低，双管齐下，节能又高效。在整体设计上，“节能超人”采用95mm超厚隔热保温层，发泡层扎实缜密，阻隔能力超强，能够有效隔绝外界及压缩机所产生的热量入侵，保持冷冻室内持久低温，减少变频所带来的能量损耗，真正做到节能极限。
双碳生活的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会计处理
近些年来，由于人们的工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对大气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大气曾内部的温室气体持续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了一种严重的环境现象，并且不断的引起更为广泛的区域模式的变化。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各种恶劣影响也越来越关注，各国都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以此来对温室气体，也就是碳的排放量进行有效的控制。从当前国际上出台的政策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实行的，比如对于建筑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碳排放量的控制；另一类则是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机制来进行，比如征收排放税，碳排放权交易就是一种典型的代表。
一、碳排放权交易概述
碳排放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企业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被允许的排放限量的温室气体的数权利。碳排放权的产生是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也就是通过买卖双方对碳排放权的交易，来实现对碳排放量的控制。当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两种典型的机制：一种是基于精度议定书的情节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另一种是在美国新兴的cap＆trade机制，即限制与交易机制。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
（一）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确认
根据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中关于资产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资产的确认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经济利益可以流入企业，第二是相关的成本或者是价值可以进行可靠计量，根据这两个条件特征可以看出，碳排放权符合资产定义与特征，其应当作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进行会计确认。从碳排放权的取得来看，企业可以接受政府的无偿划拨，也可以通过支付成本的方式进行购买，无论哪种方式，企业都能够对其成本进行而可靠的计量。对于企业已经获得的碳排放权来说，能够在权限的范围内进行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也能够根据企业自身的生产情况对碳排放量进行控制，也可以说，企业获得了碳排放权，就相当于拥有了自。目前，关于碳排放权应当如何进行确认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笔者认为将碳排放权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进行确认还是较为合理的。因为碳排放权与无形资产的定义与特征都较为符合，而且碳排放权持有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与短期的有形资产的出售与持有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的。
（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计量
关于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应当保证其具有一定的公允性，因为企业通过购买取得的碳排放权往往是由于交易的双方对其价值进行确定。从另一方面来说，通过双方交易获得的原始凭证，也可以作为碳排放权交易计量的参考和基础。所以，使用历史成本法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计量是具有可行性的，但是由于碳排放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单纯的使用历史成本法进行计量，难免会产生缺陷，缺乏保证计量结果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从市场价值交易的变动情况以及碳排放权的取得方式上来看，依靠仅仅依靠历史成本对其进行计量显然是不够的，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却能够弥补成本计量方法的不足。采用公允价值属性，将碳排放权纳入到企业的财务报表中，无论是使用还是出售碳排放权，都能够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这部分经济利益也能够在财务报表中反应出来。由于碳排放权自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使用单一的计量无法对项目的全貌进行全面的反应，在实际工作中，应当利用历时成本与公允价值相结合的方式，才能有效的反应碳排放权相关业务的实质。
（三）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记录
在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会计记录时，通常需要在无形资产的科目下，进行碳排放权科目的设计，以此来记录企业所拥有的碳排放权的价值。而针对企业无偿获得的碳排放权应当设置相应的“递延收益-政府环境补助”科目，以此来对企业无偿获得的碳排放权进行记录。政府补助在后续期间摊销时，应设置“碳排放权补贴收入”。企业实际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时，应将对应的碳排放量抵减企业的碳排放权，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同时确认为费用计人“费用-环境费用”科目。碳排放权在后续期间的价值变动，对于增值部分应设置“资本公积-碳排放权重估增值”科目，对于减值部分应设置“营业外支出一碳排放权减值损失”科目。
（四）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报告
碳排放权交易报告有表内披露和表外披露两种形式，表内披露主要是将其对企业财务状况、企业经营成果以及企业先进流量等情况进行有效的披露，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所需的信息报告；表外披露则主要是对表内披露的一种补充和注释，在提高表内财务信息的可理解的同时，对于某些未能计入到表内的信息进行全面的反应，以此保证财务报告的全面性。
三、结束语
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在我国仍然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在国际上也缺乏可以参考的成熟的案例，因此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与探索。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为了获取第一手的资料，有必要在我国相关的高污行业中建立一批试点单位，并且由国家扶植成立第三方碳排放权会计监督与管理机构，对国内企业的活动进行正确的引导，与此同时，不断的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通过法律对碳排放权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进行明确，以此不断的提升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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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付强.试论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J].湖南师范大学：法律·资源与环境保护法，2010.
[3]邬展霞，王周伟，陈云.碳关税壁垒下的碳排放权交易会计问题研究[J].会计之友，2011（03）
双碳生活的心得体会篇9
【关键词】碳税碳交易中国碳减排
【中图分类号】F124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及现状
碳税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单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税。在严格控制碳排放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能源以碳的不同含量来分别征税，以期达到延缓全球变暖速度的效果。碳税机制下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则是碳排放的边际成本与碳税相等。从全球看来，美国、日本以及北欧各国等碳制度研究较早的国家都已陆续建立了旨在减少碳排放量的税收制度，并且在一些碳税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其碳减排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
在我国，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于2010年首次就碳税问题作出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应该首先推出生产型而非消费型的碳税模式，即应先向排放碳的企业征收暂不针对个人。该专题报告不仅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实施的基本框架，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碳税征收的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方面的建议。
碳交易是针对全球碳排放总量而采取的市场机制措施。1997年，《京都议定书》上决定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先严格限定全球碳排放总额，企业可以在碳市场中交易许可证，许可证额度内允许排放温室气体。从而形成了排放权的交易，目的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寻减排新路径。《议定书》同时规定了三种灵活履行机制，分别是：发达国家适用的“联合履行”（Ji）、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排放限额交易”（et）。
我国碳交易方面，实际参与的只有碳交易体系中的清洁发展机制。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首次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其中，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全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中国碳交易的实施拉开了序幕。
二、碳税与碳交易的比较分析
（一）减排成本比较
1.碳税：实施成本低，社会成本高
相比于碳交易机制来说，碳税的实施成本较低。碳税以各国现有的税收法律为基础，其实施方式即为增加一个税种。各国现有的税收制度非常完备，并且已经存在燃油税、资源税等各类针对能源的税目，碳税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征，不必重新设计一种新的制度体系以及配备相关的机构设施。这不仅降低了碳税实施的成本，而且可以随时征收，减少为构建新体系花费的时间。同时，碳税计量较碳交易简单，征收环节非常集中，可操作性强。
但是就社会成本而言，征收碳税有着诸多弊端，例如增加产品成本、通货膨胀率提升；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等。同时，很多人认为一旦征收碳税，生产企业会将其税负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起不到以高税率遏制碳排放的作用。因此，碳税的推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部门反对征收碳税，消费产品的个人为避免税负的转移也不支持实行碳税。所以，碳税的征收不仅要考虑其实施有效程度，也要考虑社会成本，研究其会不会对健康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2.碳交易：社会成本低，实施成本高
由于温室效应是均匀分布在全球的负外部性，所以无论碳减排发生在哪里，其收益都完全一致。但是，鉴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地的减排成本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碳交易核定的总排放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用地域成本差异，使碳减排成本最小化，这无疑做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京都议定书》中设计的三种灵活履行机制确保了在各类不同的情况下，其减排都以最低的成本发生。从微观层面来看，碳额度的交易比较灵活，在核定碳排放额度预计不够的情况下，企业既能选择从自身方面提升创新水平，也能选择到法定的碳交易市场购买需要的额度，多途径的实现碳减排的目标。
但是，构架碳交易体系成本却很高。创建一个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对于碳交易体系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首先，使碳排放权变成可交易商品的量化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世界各国碳排放的具体数据，为了保证真实性，也具有监测成本。第二，为了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强制保障措施必不可少，需要设立监管机构，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产生保障成本。第三，碳市场运作后，为了监测不断波动的碳价格也给交易双方带来额外的成本。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实际上实施碳交易的成本要远高于理论成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二）减排效果比较
1.碳税：减排效果不确定性高
理论上，碳税的高低与实际碳减排效果呈现正相关关系，税率越高，减排效果越出色，但就目前而言，两者间没有确定的数量关系，量化困难。也就是说，碳税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无法确切的将碳排放降到警戒线以下。同时，随着碳税的不断增加，其碳减排效果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然而其减排成本却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碳税的征收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效果；另外，企业很可能将额外的碳税税负转移给消费者，这使减排效果不可控性大大增加。
纵观碳税制度的实施国家，只有北欧国家由于经济发达，法律完善而使其得以有效实施，剩余国家效果均不佳。所以学界有观点认为，仅仅依赖单一的碳税来实现我国核定的碳减排目标可操作性低，同时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2.碳交易：减排效果不确定性低
碳交易措施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减排效果有保障，并且可以事先预计与量化。碳交易设置全球总排放目标后，根据一系列因素将其分配至各国，国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减排额，将其分配到地区，行业甚至微观企业。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碳排放份额不断进行流转，最终以市场来实现全球减排的目标。同时，辅以完善的监督机制有效管制各级排放主体的遵约状况，保证减排的实施。
《议定书》参与国家承诺于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这就为这些国家碳排放量设定了一个上限。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数据，在2005～2007年期间，碳交易体系使总的碳排放量降低了2%～5%，平均每年减少4000万吨～1亿吨排放。同时，碳交易制度中的CDm和Ji机制帮助了许多不发达参与国进行低碳工程的建设。碳交易措施的减排量是确定的，这对延缓气候变化有很大帮助。
（三）未来前景比较
1.碳税：灵活多变，但前景不足
对比碳交易制度，碳税制度更加灵活多变。碳税作为税种的一部分，其核心控制权在各国政府税务部门手中，税务部门可根据对宏观经济的把握，随之调整征税范围、税率水平等。这样可以使碳税跟着经济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化提升其减排效果。
然而，额外开征碳税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碳税的较早征收国荷兰，经济一度受到较大的冲击。研究表明，若是在我国征收20元每吨的碳税，会使我国GDp减少0.015%，就业减少0.008%，出口减少0.548%，而碳减排仅仅为2%左右，若是继续提升标准，追求减排量的达标，碳税会使普通能源的价格提高，企业可能会将额外税负以价格形式转移到消费者中，使人民利益受损，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很不利的影响，因此，碳税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长期国策的制度。
2.碳交易：体系僵化，但前景广阔
碳交易的体系设计比较僵化。首先，减排基准量的确定不准确。由于各国经济差异很大，其碳排放量也必然不同。根据减排基年判断的减排基准量会有较大误差，这可能导致某些国家配额过少，而另外一些国家配额溢出，从而出现浪费资源的情况。其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较差。与碳税类似，最佳配额的确定与经济发展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受到视野的限制，未来状况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使得政府僵硬的配额计划赶不上经济形势变化，产生过少的分配导致高昂的成本，过多的分配导致浪费的情况，经济效率的实现非常困难。
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正在持续加速。对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成为当前全球能源规划中的重要部分。据统计，全球碳交易额2007年为630亿美元，2008年1263.5亿美元，2009年1140亿美元，2010年达到12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截止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额将提升到3.5万亿美元，涨幅惊人。随着交易额的迅速攀升，交易额最大的石油能源的市场地位很可能将被碳交易市场所取代，其前景十分广阔。
三、相对减排目标下二者的兼容性分析
碳减排的目标被分为绝对与相对两种。绝对减排目标，就是针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同时严格监督以达到预期的减排效果。而相对减排目标则较为温和，以碳减排与产出值等衡量因素构造相对比例，不以重大经济损失为代价而达到相对减排效果。碳税与碳交易在这两种不同目标之下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相比于绝对减排目标，相对减排目标更加灵活具有弹性。但相对减排目标并不严格遵照减排总量，所以其减排效果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双重压力，必须在其中寻找平衡点，所以中国选择相对减排目标更符合现实需要。
相对减排目标的碳交易中，由于不是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所以其减排目标有着动态性，不会出现超出限定排放的情形。同时，科技水平的上升会产生更多减排技术以促进减排。企业在碳税制度下节约的排放额度，并不一定能有很广阔的市场。另外，除了碳交易制度的影响，碳税制度也能制约控制企业的碳排放。此时，碳税和碳交易具有兼容性，虽然在相对减排目标下其兼容性并不是很强，但在完成低碳减排目标上具有较大的兼容并蓄作用，减排效果较好，这对于保持健康经济下的碳减排有着积极影响。
结合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碳减排的实际经验观察后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碳税和碳交易的具有各自的适用优势。大中型排放主体由于其监督、交易等不同方面的成本均较大，从经济效率考虑，推行碳交易比较合适。而小型微型的排放主体，由于其实施和监督成本较低，更适用于碳税制度。从经验中可以得出，当单个政策无法有效率的解决问题时，使用多层次的政策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所以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碳减排问题上，应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
四、我国减排之路的建议
中国在国际上公开承诺大力推行碳减排，以2020年为目标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将会降至2005基准年的40%-45%。作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减排之路、实现社会经济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短期内采用碳税措施，将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完善作为一个长期规划，是碳减排措施在中国实施的最佳选择。
（一）短期采用碳税措施
短期可以实行碳税制度。减少碳排放有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种措施，分别对应碳税和碳交易。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具有最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短期内运用行政力量铺设好碳税制度，以便于在2020年之前完成减排承诺。在短期内，碳税的征收并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只需在我国原有税收体系中进行针对性调整即可运行。但在长期内，由于目前中国税负已经很高，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长期征收碳税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不具有可行性。同时，北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十几年征收碳税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国碳税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例如确定碳税的征收范围，具有经济效率的税率设置，以及怎样避免其对健康经济发展的冲击等。
在征收碳税时，为了兼顾经济增长的平稳发展，可采用税收中性原则，即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其它税收的税率，最终保持税额不变。或者将多出的税收全部以政府支出形式补贴或者投资，保持政府储蓄不变，采用这种形式，补贴的对象应该针对高碳行业、主动减排行业、居民。
（二）转型期采用双策并举模式
有学者研究显示，采用单一的碳税制度可以于2020年使我国碳排放较基准年下降30.85%，明显与我国承诺的40%～45%的减排目标有差距，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减排措施。但是，不管是单一的碳税制度还是单一的碳交易制度均无法让我国取得合规满意的效果。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与兼容性分析，无疑结合实际国情，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是一个较优的选择。鉴于短期和长期所采取的政策差异很大，所以在二者交接的过渡时期内，可以采取改进的双策并举模式。这样既可以在前期发挥碳税灵活多变的优点，为碳减排的建设积累经验，又可以为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资金与实践，同时也可以接轨国际碳减排步伐，有助于建立我国碳减排大国的积极形象，此外也不损害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长期实行碳交易制度
中国作为联合国CDm项目的最大实施方，却只有CeRs的一级市场，国际买家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买入CeRs在国际市场进行套利，这只会加大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长期积极参与碳交易体系。
我国可以率先在高碳排放量的垄断行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这有助于缓解经济冲击。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吸收了90%以上的就业人数，所以在大型垄断企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对整体就业的影响相对较低。而大型企业虽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其巨大的体量决定其对损失的容忍度较高，不会对企业的生存造成重大打击。同时，垄断企业资金丰富，人才众多，能为国家碳减排目标提供强大的创新能力。碳交易制度给予企业较大的灵活度，相比于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的碳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碳交易制度无疑将经济损失最小化。最后，我国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要大力推动其国际化，争取利益最大化。目前发达国家碳交易制度相对完善，我们需要紧跟世界能源革命，把握先机。根据《京都协议书》，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碳减排情况上具有相对优势，这有助于我国抓住机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碳交易体系。殊途同归，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其目标都是保证世界碳减排的实施，可以综合采用两种手段，达到维护全球气候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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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生活的心得体会篇10
关键词：两型社会；碳税；法律问题
“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核心内涵是主张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键是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主张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碳税是基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为目的而征收的一种税收，是对化石燃料按照含碳量或者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环境税。在我国开征碳税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碳税是完善我国节能减排制度的需要，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转型的促动机制，是促进“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
1碳税的理论基础
环境税是一种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经济手段，具有鲜明的经济性色彩，其背后有着充分的经济学理论做支撑，具体包括庇古税理论、双重红利理论等。这些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相互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共同形成了环境税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由于碳税本质上具有环境税的属性，因此，这些理论也能运用到论证碳税当中。
第一，庇古税理论。庇古税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首先提出来的，又被称为污染税，是根据污染行为所致的污染程度对污染者征收的一种税。庇古税通过将污染成本加入产品和劳务中去，用税收来消除排污者产生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背离的现象。按照庇古的观点，由于污染者排污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所以排污者不会关注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只会尽力为自身获得更多的利润。庇古税能够增加排污者排污的私人成本，一旦排污者排污的私人成本超过社会成本，减少排污便是排污者的最佳选择。开征碳税的原理和庇古税原理是一样的，即都是靠增加排污者的私人成本。碳税是一种调节税，其目的不在于增加财政收入而在于调节排污者的行为，同时随着排污者行为的改变，碳税收入将会不断减少。
第二，双重红利理论。双重红利理论是皮尔斯于首先提出来的，碳税的双重红利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开征碳税能够节能减排，即所谓的环境红利；另一方面开征碳税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降低其它税种的税率，如流转税、所得税。其它税种税率的降低会引起就业的增加、刺激消费等，从而使市场经济的运行更有效率，即所谓的非环境红利。双重红利理论引发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兴趣，虽然学术界目前对于该理论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对于碳税的环境红利已取得统一观点，碳税能起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对于碳税的非环境红利目前还存在较多争议，但从已开征碳税的国家所取得的效果分析，的确起到了双重红利的作用。
2开征碳税的必要性、可行性
2.1开征碳税的必要性
2.1.1有利于“两型社会”建设。
近年来，国家提倡“两型社会”建设，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都加强了对周围环境的保护。由于环境污染逐年严重，人类越来越意识到污染空气只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灾难。但是，仍然有部分企业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依旧将追求企业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核心目标而放弃了对周边环境的保护。因此，开征碳税可以增强企业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意识，有效地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不但能降低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而且符合了“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
2.1.2有利于完善节能减排机制。
目前我国现有的节能减排机制只要是依靠政府的指令进行的，即首先由中央政府给出限制性的指标，再由各级政府进行分解，并靠当地政府部门负责监督。这种现有的机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被动的减排机制，并没有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这必然会影响实际节能减排的成效。开征碳税有利于激励企业积极主动地进行节能减排，并且能够改变原有的依靠政府指令进行减排的机制。开征碳税能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更有利于节能减排的进行。
2.1.3可以弥补环境税的空缺。
西方国家有较强的环保意识，环境税制较为健全，大部分国家建立了以碳税为中心的环境税制，在二氧化碳的减排、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相反，我国目前还没有独立的环境税种，与保护环境有关的税种仅仅只存在于消费税、资源税等税种中。换言之，我国并没有真正建立符合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的环境税收制度。碳税从本质上看属于环境税，因此可以在消费税和资源税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立法，以此来增强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强企业和个人节能减排的意识，有效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碳税无论是作为独立的税种还是作为消费税、资源税的税目，都可以弥补我国环境税立法的空缺，从而完善我国环境税收法律体系。
2.2开征碳税的可行性
2.2.1政策上的可行性
2007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采取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应对气候变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这是我国立法机关首次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机遇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切实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建设，努力提高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2011年我国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减少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都把节能减排作为主要国策之一，在政策上完全具备了开征碳税的条件。
2.2.2国外立法经验提供了参考依据
开征了碳税的西方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瑞典的环境保护署认为，碳税以及其它经济手段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丹麦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家庭和企业同时征收碳税的国家，根据丹麦能源署的数据，丹麦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90年的5，270万吨下降到2005年的4，940万吨。[2]挪威对碳税实施效果的评价也显示，碳税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以造纸业为例，如果没有碳税，该行业油耗将增加21%。[3]英国和德国也开征了碳税性质的税种，英国称之为气候变化税，德国则为生态税。西方国家这些成功的立法经验可以作为我国开征碳税的参考依据。
3碳税立法模式选择
3.1独立型立法模式
独立型立法模式是指对碳税可以采取单独立法，即在我国税收法律体系中把碳税作为一个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种平行的一个税种；也可以制定一部综合性的环境税收法律，把碳税作为综合性环境税收法律中的一个章节。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独立型的碳税立法模式必须由全国人大通过或者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立法。独立型立法模式可以将筹集到的资金专款专用，专门用于环境保护当中。并且，该立法模式对碳税的纳税人、征税对象、纳税环节、税率、税收优惠等构成要素能更有针对性的做出相关规定。但是，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独立型的立法模式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如何协调独立型的碳税与现有的消费税、资源税等税种之间的关系；如何设定碳税的税率；如何分配碳税的收入等具体碳税制度的设计问题。笔者认为，碳税的立法要与我国现有的税制进行有效融合，不能增加现有税制的复杂性。因此，独立型立法模式更适合在有完善的税制体系，有较高的税收征管水平的条件下采用。
3.2融入型立法模式
融入型立法模式是指不单独把碳税作为一个税种开征，而是通过对现有环境税种进行补充与完善，赋予它们新的生命。融入型立法模式相比独立型立法模式而言，较为简便。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融入型立法模式可以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适合于地方的税收法规。融入型碳税不需要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只需要将碳税的税率融入到已有的环境税种之中，提高原有的环境税种的征税标准或者直接将碳税作为已有的环境税种中的一个税目进行征税即可。
笔者认为，选取何种碳税的立法模式应与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环境保护情况、法制健全程度、执法人员的素质等密切相关，同时还可能受到本国政治环境的影响。[4]我国在碳税立法模式的选择上不但要立足于国情，而且还要有所发展。两种立法模式相比，在已有的环境税基础之上进行碳税立法阻力会相对小一些。因为原有的环境税收体系经过多年实践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虽然采取提高税率或增加税目的融入型立法模式在短时间内会造成纳税人之间的不公平，但是由于这是在已有环境税种的基础上做出的立法，会更能被纳税人所接受，也更加有利于开征碳税目的的实现。因此，我国目前应选择融入型立法模式，待经济和社会取得进一步发展，有完善的税收体系和较高的税收征管水平的时候再采用独立型立法模式。
4碳税立法的原则
4.1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定其他原则的基础。该原则要求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税收要素都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八项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该条文体现了税收法定原则。开征碳税必须遵循税收法定原则，有关碳税的法律构成要素、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征税流程等都必须有法可依，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无权征收碳税，任何企业或个人都不用缴纳碳税。
4.2税收公平原则
碳税从本质上属于一种环境税，应遵循环境公平原则。环境公平原则是指对环境问题所牵涉的利益主体，在使用环境资源或对环境资源造成污染时，应当按照环境正义的精神，公平分配相关利益及其负担，以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保护环境资源和维持生态平衡。税法公平原则要求对纳税人一视同仁，不得有任何歧视，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的分配必须是公平合理的。所以，碳税立法应坚持税收公平原则，在其具体的制度构建中，考虑社会的公平正义。
4.3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原则
开征碳税的目标是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保护环境。从长远规划考虑，开征碳税可以有效的促进企业改变传统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碳税制度的具体设计中，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一方面，不能为发展经济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环境；另一方面，也不能只保护环境而不发展经济。总之，是要兼顾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5碳税的法律构成要素
5.1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是税制最关键的要素之一，是一种税区别另一种税的标志。碳税的征税对象是针对生产经营和生活过程中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征税。然而，从征税成本和技术难度考虑，直接对二氧化碳征税会遇到很多困难。国外开征碳税的国家采取的是对化石燃料征税，因为消耗化石燃料会直接产生二氧化碳。但是，国外各国并不是针对所有的煤炭、天然气、石油化石燃料进行征税的，而是根据本国的能源结构设计具体的征税对象。从我国实际情况分析，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不但可以成为电力的主要能源，而且也是生产、生活的主要燃料。因此，煤炭是产生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理所当然地成为征税对象。另外，天然气、石油等化石燃料也是排放二氧化碳的来源，也应成为征税对象。[5]
5.2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是指纳税对象的计量单位和征收标准，是征税对象量的表现。如前所述，碳税是针对排放的二氧化碳征税，其计税依据也就是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但是，从征税成本和技术测量难度考虑，无法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准确的测量。国外开征碳税的国家大多是通过对石化燃料的使用量来测量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因为石化燃料中含有一定比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实践中，石化燃料的使用量较容易确定，通过石化燃料中含二氧化碳的比例可以估算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了节省征税成本，克服技术测量难度，我国也可采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5.3纳税环节和纳税人
如前所述，我国可以仿照国外碳税立法的经验，采取对化石燃料征税来测量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对化石燃料征税，必须要明确对其征税的纳税环节。化石燃料要经过从开采到生产加工再到销售等多个流通环节，不同的纳税环节会引起不同的纳税人。因此，纳税环节的确定是碳税立法的重要要素之一。对化石燃料征税可以划分为生产环节征税和消费环节征税，不同的征税环节各有利弊。生产环节征税，就是在化石能源的生产、精炼及加工环节对相应的生产企业征税。选择生产环节征税的最大优点是方便，由于生产企业相对于消费者而言数量少且成点状分布，征税方便可以实现税款的源头扣缴，减少期间的偷税、漏税机会，从而保证了税款的及时足额征缴。但是在生产环节征税也有缺陷，生产环节征税一般都远离了能源产品的销售环节，对消费者的刺激效果也不明显，节能减排的效果会受到限制。在消费环节征税，就是对化石能源的最终使用企业征税。在实际操作中，对最终使用者的征税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并且还面临着化石燃料消耗量难以掌握等问题。虽然纳税环节的选择要兼顾节能减排的效果和征收成本，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采取生产环节征税更为合理。我国目前对成品油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对煤炭、天然气、石油也是在生产环节征收资源税。因此，从税收征税管理的角度考虑，在生产环节征收碳税较为合理。碳税的纳税义务人可以确定为凡是在我国境内由于消耗化石燃料而向大气中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均是碳税的纳税义务人，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和居民可以暂时不征收碳税。
5.4碳税税率
碳税的税率设计是碳税立法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税率的高低决定着税负的轻重，也会影响到碳税征收的实际效果。首先，我国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承受能力还是社会承受能力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在碳税开征的初级阶段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采取较低的税率才能适应社会，然后再逐步提高税率。其次，还要区分不同的行业，采取有差别的税率。对于能源密集型的行业要考虑其节能减排的压力较大，可以采用较低的税率或适当给予免税优惠，[6]例如：钢铁行业、电力行业等。最后，就是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建立动态的税率调整机制，随着碳税制度的不断推进，根据实施效果进行渐进式的调整。我国碳税应采取从量计征，实行定额税率，并且要低税率起征，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实施差别税率，同时还要注意与资源税、消费税等环境税的协调。
5.5税收优惠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我国应该在开征碳税时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税收优惠：第一，对能源密集型行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我国是能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经济承受能力有限，为避免对相关行业造成较大冲击，保护其国际竞争力，应对这些行业建立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和税收返还制度，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第二，开征碳税的目的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所以只要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国家就应该给予其税收优惠以示奖励，例如：采用技术手段减排和回收二氧化碳达标，并实现逐年减排的企业。第三，对低收入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低收入企业的能源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较大，开征碳税会给这些企业造成较大负担。出于社会公平和税收征收成本考虑，对低收入企业应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或返还优惠，待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碳税制度的逐渐成熟再作考虑。
6结语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开征碳税是促进我国“两型社会”实现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前“低碳”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碳税已成为各国节能减排的重要选择之一。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开征碳税，但是从长远规划来看，碳税有可能在近五年内开征。由于我国税收立法层级普遍较低，大部分税法是以国务院暂行条例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仅有少量税法是由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制定的，因此，税收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高，对税收的征收管理和纳税人权利的保护都带来不利影响。然而，碳税的开征必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笔者建议应提高碳税的立法层次，并且在碳税的立法原则、立法模式、法律构成要素等方面借鉴国外碳税立法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展开立法，从而使碳税制度真正有效的发挥其价值，为我国“两型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苏明.碳税的国际经验与借鉴[J].经济研究参考.2009（72）：23.
[2]周勇刚.丹麦能源发展战略：节能与环保并举[n].中华工商时报.2007-04-16（2）.
[3]张一粟.我国环境立法模式选择辨析[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8（12）：56.
[4]李传轩.应对气候变化的碳税立法框架研究[J].法学杂志.2010（6）：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