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篇1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篇2
[关键词]南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湖泊生态；商业旅游圈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识别标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077-06
[作者简介]余万霰（1954―），男，江西奉新人，南昌大学研究员，2009年以中国科学家身份前往南极大陆进行科学考察，主要从事预防医学与生态研究。（江西南昌330006）
title:theDevelopmentHistoryofLake’secologicaleconomyinancientnanchangCityanditsRevelationtotheConstructionofpoyangLake’secologicaleconomy
author:Yuwanxian
abstract:abouttwothousandyearsago,ancientnanchangcitywasalmostawatercity.peoplesettledaroundthelake,wherestreetsstoodinfrontoftheroomandharborliedbehindit.ancientnanchangcityhadincreasinglybecomingararelakecommercecenter,whichhadboomedbusinessanddensepopulation.mostimportantly,thefourlakesinancientnanchangcityhadneverbeenpopulatedandevenkeptitsprimitivegeomorphologyandaccumulatedrichhistoricalculture.itinspirespoyangLake’sconstructionofecologicaleconomyforitsharmonybetweeneverlastingecologicalprotectionandeconomicalprosperity.thispapersuggeststhecommercialhistoryofancientnanchangcityshouldberesumedandaworld-specific“LakeCommercialtouristZone”shouldbeconstructed.
Keywords:nanchang,projectofpoyangLake’secologicaleconomy;ecologyofcitylakes;commercialtouristcircle
南昌最繁荣的商业源于湖泊商业，是一部世界鲜见的城市湖泊生态保护与经济繁荣和谐运行史，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经济文化思想，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一、南昌古城湖泊水系概述
中国南昌的古代水系生态独特，城市湖滨生态的历史变迁在世界城市中鲜见。
据历史记载，汉朝大将军灌婴在湖坊乡一带建筑最早的南昌城，到了唐朝就往西北方向的抚河赣江汇流处的四个湖泊区域迁徙了，就是现在南昌老城区中心区域的东、南、西、北湖。水源来自南边的十几条小河，属于抚河的支流，在这四个湖泊“聚积”后又流入赣江，相当于抚河到赣江的一个侧支流道。由于流入水源来自多条水道，四湖水流入流出相对缓慢，比湖坊乡一带相比，更适宜人聚居。因此，南昌人就迁徙到这里重新筑城。据历史考证，南昌最早城墙是：东面在东湖东岸、西面在抚河东岸、北面在叠山路墩子塘一带、南面在孺子亭公园南侧。也就是说，现南昌城最早区域是四湖地区，水面占整个城市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①，世世代代南昌人围绕四湖聚居至今，1949年才开始大规模扩展，古南昌人在这里选址筑城，显示了他们绝顶的智慧，给后人留下无价之宝。
古南昌城世界鲜见的城市水系体现在便利的城市公交功能上。古城南昌水系从抚河多条支流而来，经过四湖流入赣江，四湖并不是孤独，而是互通。在最早一张南昌地图上显示出古南昌城内的“三湖九津”②。古南昌人一般在湖畔及互通水道畔建房，屋前临街，屋后码头，用船载人载货可便利到达城里每一角落。例如，从北湖到西湖是古南昌城的南北水面大交通（从现东湖区到西湖区），非常方便，可以说，古南昌“水中巴士”比现代陆地公交要便利得多。古南昌内水系可以说类似世界著名水城威尼斯水系，整个城市“泡”在水中，主要交通工具是舟楫，开门见水，出门乘船，独特的水城风光充满着迷人的魅力。
二、南昌古城湖泊水系蕴涵的生态经济文化思想及价值
在1949年之前，绝大多数南昌人围绕四湖聚居，连续2000余年，蕴涵了丰富的生态经济文化思想及价值③。
（一）古南昌具有国内外城市中鲜见的城市湖泊商业
古南昌城墙内四湖连通，湖泊水面占据了二分之一以上。古南昌人基本围绕湖周建房聚居，屋前做生意，形成街道，带来步行人流。屋后是宽阔湖面，有自家码头，自家船载人载货在宽阔而四通八达的水面上行驶，便利而快捷地到达城内任一角落，其商贸流通之快，人群流通之便，城市水上交通之发达，在世界上是鲜见的。国内外很多城市的古代都有内河交通，进行商贸流通，而南昌所呈现的是国内外城市鲜见的湖泊交通，形成更为快捷便利的水面商贸流通，因而谓之具有世界性特征的湖泊商业。
随着时间的变迁，由于防洪而将四湖与抚河和赣江截流，导致四湖淤积，湖畔形成宽阔的马路，发展成了现在中山路、胜利路、民德路、象山路、孺子路、子固路，这些街道虽然不在湖畔，湖泊商贸流通由车马代替，但四湖并未消失，一直位于南昌最繁华商业区中心，成为南昌市2000年来的城市结构，该区域商业繁华程度及利润丰厚千余年都是南昌乃至江西的领头羊。
改革开放后，该区域人流量越来越大，商业利润年年攀高，每逢节假日，中山路、胜利路几乎是水泄不通，超负荷运行，占据了南昌商业GDp的相当比例。目前在南昌，乃至整个江西省尚没有哪个商业区的繁华程度及商业利润可与这个区域相比。从商业繁华、利润以及历史文化价值的角度上说，红谷滩等新建商业中心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替代不了中山路和胜利路，通过新建或培育新商业区的做法来分流南昌旧城区商业中心消费人流，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该区域商业繁华是由千年文化共性点滴积淀的结果，其他地方无法替代。
（二）具有城市生态与经济和谐运行的特有规律
对南昌湖泊商业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从中认识到城市生态与经济和谐运行的特有规律。
其一，南昌人群聚居在活水区，南昌四湖位于抚河与赣江交汇处，四湖与赣江和抚河的连通是出入活水，即从抚河流入，从赣江流出，四湖与抚河和赣江截流后，古代人还通过闸门和涵管保持流通，东湖与西湖淤积隔开后也埋藏涵管流通。古南昌人就选择在这个活水的湖泊区域聚居并建城，无论是人口如何稠密，商业如何发展，活水的湖泊都不易污染。由此说明，活水区域是人类聚居的前提生态条件，但一般而言，城市的死水湖泊都难免遭到被掩埋的厄运。
其二，湖泊商业文化思想在世世代代南昌人中延续。最早的南昌商业是湖泊商业，在湖泊中进行商贸流通的状态延续了1000多年，形成了世世代代延续的湖泊商业思想文化，其精髓是，湖泊是古南昌人赖以生存的生态，南昌先人选在湖泊聚居，给南昌后人带来了独有的幸福生活，四湖是南昌人的“母亲湖”。2000多年来的南昌城建，绝对不会出现填湖造房的举动。南昌历代衙门对四湖保护政令从未间断过，南昌人爱护四湖的习性世世代代延续，并无形感染外地来南昌生活的人。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当你手上有准备丢弃物，走在城内四湖畔就不会轻易丢下去，而走在城外湖边就可能随手扔下去。这说明人的天性中有种保护水的自觉，它是原始生态观的自然流露。
其三，没有有机污染源。四湖是世世代代南昌人的聚居与商贸区域，从未有过工业，也就没有过工业污染源。四湖虽然是古南昌人洗涤和人畜粪便排出的地方，但古南昌人没有洗衣粉，故无有机污染源。此外，人畜粪便是无机物，易分解，在水中的富营养化程度慢，尤其在活水里很易分解，不易导致水污染。从科学理论上说，人畜粪便在流动水中分解是一生态过程。
其四，较早成为南昌城建的一固定结构。清末年间，由于马车替代城市交通，为了防洪，内四湖与抚河和赣江截流，导致了四湖淤积。淤积地段包括：现东湖与西湖的连通水道淤积而中断成路，现中山路出现，古三道桥消失。北湖原来与抚河和赣江连通，截流后，北湖西侧开始淤积，现北湖缩小了二分之一。南湖的水观音亭原来是湖中岛，因淤积而与陆地连通。四湖淤积使湖边街道成型，楼房建筑随之出现。在四湖没有红石垒砌成岸的时代，从没有人工填埋四湖的历史记载。遗憾的是到了“”期间，西湖却被人工填埋了二分之一。据历史记载，四湖边是民国初年红石垒砌成岸，东西湖通过埋在地下的涵管接通，四湖淤积再没出现，成了南昌城建一固定结构。
（三）南昌历史文化在四湖区域与商业繁荣同步积淀，内涵深刻
南昌商业在四湖区域繁荣2000多年里，同步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刻。1000多年前，古南昌人在古南昌水系入口区建立了一座宝塔，即著名的绳金塔，而在水系的尽头，即抚河与赣江汇流处，又建立了千年“不倒”的滕王阁。古南昌水系这一前一后的两座塔楼，为古南昌人生活在这个水城里求得平安，带来繁荣与昌盛，不断抒写这座水城的历史，不断积淀独特的湖泊城市历史文化。在四湖中心区域所留下的孺子庭、百花州、苏圃、杏花楼古迹，为这座水城增添了不尽的美丽历史图画，位于湖畔的万寿宫和佑民寺为世世代代南昌人祈祷。徐孺子，谵天灭明（子羽）等不少历史名人安眠在湖畔。最有意义的是南昌书写了一部灿烂的近代史，即八一起义旧址、新四军军部旧址、叶挺指挥部、指挥部、旧居、教导团、南昌行营等近代名胜集中在四湖区域，是南昌一张最耀眼的“名片”。
古城城墙围绕多个不是很大的湖泊建造，市民在城内四个不大的湖泊周围聚居，有天然发达的城市湖泊公交，同步形成了千年不衰的繁荣的商业，人口最为稠密，积淀了该城市独特的湖泊历史文化。四湖未有过大规模填埋的历史记载，湖泊的原始地貌保留至今，是一部典型而罕见的城市湖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演进的历史①，在世界城市历史变迁中鲜见，值得现代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深入研究，其生态经济的涵义应在全世界彰显。可以认为，南昌古城湖泊水系蕴涵着世界鲜见、内涵深远的生态经济文化思想及价值。
三、古南昌生态保护与经济繁荣和谐运行特有规律对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启示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先进的经济发展思路，也是先进的文化。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和谐运行，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少人持有悲观态度，认为经济快速发展难免鄱阳湖污染①。如果深入研究古南昌的湖泊商业，揭示其生态保护与经济繁荣和谐运行的特有规律，就可能增添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信心。
（一）鄱阳湖生态条件有利于生态经济建设
古南昌人聚居湖泊，发展繁荣的湖泊商业延续了2000年，湖水很少污染，保留湖泊原地貌，其先决的生态条件是抚河与赣江连通的活水湖泊。鄱阳湖水系生态条件比南昌古城水系更优越。鄱阳湖汇集江西境内五大水系的水，这些水在不深的湖区停留5～7天就排入长江，具有极科学的水过滤功能，鄱阳湖生态经济在这个生态条件下发展，并不易导致水污染。太湖、洞庭湖等湖畔经济快速发展而导致水污染，是因为湖区水流的出入系统不如鄱阳湖发达，且湖水比鄱阳湖深，水流慢，而成为易污染的生态条件。因此，鄱阳湖水系与南昌古城湖泊水系一样具备不易污染的生态条件，显然有利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
（二）维持鄱阳湖丰枯水系的原地貌应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建设的基点
生态的基本含义是自然与生物和谐而有规律互动，自然界包括地貌和气象，生物必须在一定地貌和气象条件下才可能正常活动，形成有规律的、和谐的生物链。人是地球上最高级、数量最大的生物种类，因此，人与自然界有规律而和谐的关系是地球最基本的生态②。城市是人群最集中的地方，且在不断扩展活动（发展经济），因此，生态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生态经济的代名词。那么维系城市生态（或者说维持生态经济）的基点在哪里呢？
按照自然与生物和谐而有规律互动的基本生态原理，人群在城市聚居并进行经济扩展活动，基点是需要维持城市的原地貌。古人选址建城一般会在水边，因此，城市原生态地貌一般是水（江、河和湖）陆连体，陆地建房和街道，水域就必须保留，这是城市最基本生态结构，也是生态经济的基本条件。古南昌人围绕湖泊聚居并形成湖泊商业，发展了2000多年，尽管形成了繁荣商业和最稠密的人口区域，但一直维持了四个湖泊的原地貌，最终使之成为南昌城建的一稳定结构，这就是南昌生态经济的基点。从中得到启发的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的基点是维持鄱阳湖原地貌。鄱阳湖生态非常独特，即丰水与枯水相差几十陪，因此，鄱阳湖生态保护关键点是维系湿地原地貌，如果鄱阳湖生态经济建设能做到在不改变鄱阳湖丰枯水系的原生态地貌，就会形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稳定结构而难以破坏，鄱阳湖生态经济就可能在历史长河中稳定发展。
（三）有限控制工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水排放
工业污染源和现代人生活污水（含有洗衣粉和洗涤剂）是有机物污染源，一旦进入水中难以分解，而且会改变水的理化性质，促使水质加快富营养化。南昌四湖之所以2000多年没有污染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周围没有工业污染源，到了洗衣粉时代，四湖已有初级的生活污水截流系统，进入四湖的生活污水是有限的。鄱阳湖是浅湖，水源来自江西五大河流，水量大，排入长江速度快，工业污染源和现代人生活污水排放导致水污染的速度相对慢于洞庭湖、太湖等深湖。鄱阳湖是一个大流域，鄱阳湖生态经济建设要做到完全控制工业污染源及生活污水排放是不现实的，而只要做到有限排放，水质一般不易污染。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可成为江西历史的“村规”
有很多古村有千年不腐的池塘，村民围绕池塘居住上千年,池塘不会污染,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村规”保护着这个池塘，这个“村规”并不一定是文字，而是该村世世代代村民的一个传习。在历史悠久的人口聚居区域，水域一般是很难污染的，是因为这个“村规”起到历史传习的作用。南昌古城犹如一个特大村庄,从几千人到2000年以后几十万人，围绕四湖聚居，逐年形成湖泊商业文化，成为南昌人的“母亲湖”，南昌历代衙门对四湖的保护政令成为传统，世世代代南昌人传习，破坏四湖就对不起祖宗是深入人心的观念，对于四湖保留至今起了重要作用。
鄱阳湖是一个流域，世世代代江西人在这个流域生居与繁衍，可以把鄱阳湖流域比作一个特大村庄，需要一个世世代代传习的“村规”来保护好母亲湖――鄱阳湖，国务院批准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将可起到这个作用。其不但是一个深入人心的生态经济理念，还是一部可能延续江西历史的政令，可形象比喻为可世世代代传习的江西“村规”，来起到保护鄱阳湖的传习观念，由此使江西进入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历史轨道。
四、在南昌建设世界独有的“城市湖泊商业旅游区”，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
现代南昌如重新恢复古南昌湖泊商业的历史原貌，进一步建设“城市湖泊商业旅游区”，具有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基本构想
其一，恢复古南昌湖泊商业街历史原貌建设。在中山路段打通西湖与东湖，复建古三道桥；在民德路段打通东湖和南湖，延长古状元桥，将北湖向西扩大，使杏花楼成为湖心岛，延长古灵应桥；从西湖开始挖一条河，通过绳井塔景区到抚河故道，此外，将起始于灵应桥的建德观路打通到滕王阁，建成湖泊商业旅游区的主干街道。
上述建设使湖畔可达10公里，按照《南昌市2011-2016年城市规划》在湖畔留有50米的绿化带，将湖畔民房改建成30层的艺术品式的高楼，楼上住人，楼下是商业街，加上建德观商业街改建，设计不同功能的商区，由此可增加数千个商业网点，可将超负荷运行的中山路和胜利路的消费人群分流过来，组合南昌最大商区。
其二，景区建设，改扩建湖周的八一公园、孺子亭、佑民寺、杏花楼岛及南昌行营风景区，将临近的滕王阁、绳井塔、八一起义纪念馆、新四军军部等风景和旅游区连为一体。
其三，开通水上游览购物巴士。上述组合成的湖泊商业旅游区将呈现出：中国南昌最繁华商业区围绕在千年不腐的美丽大湖，周围有众多古迹和旅游点，观光、休闲与购物可连为一体，甚至乘坐水中巴士随意到达购物点和旅游点，省时省力自助游。如此城市形态，估计全世界鲜见。
（二）可行性
其一，据笔者实地调研，扩湖工程需拆除的区域，基本是20世纪80年代建造的6～7层居民住宅楼，是南昌人口最稠密区域，要将这些人口外迁非常困难。如果按现住房1∶1就地建造30层住宅楼，可空出三分之二的地面进行扩湖和景区建设。其效果是：该区域人口居住密度虽然不会下降，但居住容积率会显著提高，地面人群密度会显著减低，而大大降低市中心区域的人群拥挤率，旧城中心道路将变通畅。
其二，四湖区域大部分是南昌世世代代的居民，如果外迁，会遇到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如果就地建高楼安置，会最大程度地减少拆迁社会问题。通过一定运作，可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保民生工程，另一意义是维系传统消费人群而维持该区域的传统商业繁荣。
其三，符合湖泊城市美学。南昌是湖泊商业，不是杭州西湖类山水湖泊，湖泊商业需要繁荣，因此需要在湖泊周围设计各种艺术品式高楼，可产生湖泊商业的“城市山水”美学效果。从理论上讲，与《南昌市2011-2016年城市规划》精神相吻合，如果控制四湖周围房屋高度，就衬托不出城市湖泊商业的山水美学。
（三）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
1．一块解析生态经济难题的模板
在南昌繁荣了2000多年的湖泊生态商业史中，显现出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特有科学规律，从利用发达的湖泊进行便利的商贸流通到形成特有的湖泊商业生态经济文化，而使南昌最繁荣的商业围绕四个湖泊安全运行了2000余年，在现代的湖泊生态商业旅游区中，遵循古南昌湖泊商业文化思想，在市最繁华的商业区将购物、旅游、休闲融为一体，同样可强劲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南昌是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的最大城市，最有实力的经济集团，南昌湖泊生态商业旅游区一旦成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一块耀眼的模板，国内外商人和政府官员可能会纷纷前来参观世界鲜见的城市湖泊商业旅游形态，从中启发解决生态经济难题的思路，从而进一步认识到鄱阳湖生态经济思想的精髓，南昌会真正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发展。
2．吸引全世界生态经济投资者的眼光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需要吸引大量国内外投资者，则必须有吸引全世界生态经济投资者眼光的要素，南昌湖泊生态商业旅游区可起到其作用。其一，南昌湖泊商业史提示，鄱阳湖是一个变化极为活跃的水系，具有丰枯水差异极大的生态特征，人群在该区域聚居并发展经济，不易污染的生态条件好于洞庭湖、太湖等湖泊。因此，在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进行生态经济投资具有长久的生态安全，并可制定生态经济长远发展的正确思路。其二，南昌湖泊生态商业旅游区是原生态还原与低碳经济的融合体，无论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都含有生态产业的元素。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投资者可能从中受到启发，在还原生态条件下创新更多的低碳产品，来开拓国际市场。
3．中国南昌城市湖泊生态特征会在全世界凸显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载体，当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撞难题时，才会意识到高楼大厦不是城市主流，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必须兼容。因此，城建还原生态、低碳经济，挖掘与延伸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市民在城市享受田野情趣，购物与休闲并行等组合，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流。南昌城湖泊商业旅游区将能挖掘南昌特有的湖泊商业历史，将购物、旅游、休闲融为一体来显现出城市发展的主流。据文献查阅，这种城市生态特征在世界上鲜见，因此，中国南昌城市生态特征可能会在全世界凸显，而可能成为世界著名旅游城市，蕴藏极大的生态经济价值。
4．自身经济价值难以估算
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篇3
摘要：明代是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蓬勃发展，并在两者的作用下伴随而来的是明代商业到达中国古代以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商人阶级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形态，但明代商人却形成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商业文化。官与商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地融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更为明代吏治腐败与最终灭亡埋下了一定的诱因。关键词：明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商品经济中图分类号：Z12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03-02公元1368年，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定都应天，建立大明帝国，由此开始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大一统时代。在明朝276年的历史发展当中，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蓬勃发展，并且在这两者的综合作用下明代的商业更是达到了之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商人阶级的崛起，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并最终与中国古代的官僚阶层不断融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代传统的社会结构。一、农业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是一切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而农业的核心就是农民。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农民既要辛勤耕作，又要承受徭役地租苛捐杂税的压榨。因此农民起义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始终。中国农民“那种吃苦耐劳的忍耐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会组织、伦理教义，以及一代代生产出来的那种同形态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锻炼成的”[1]。维持农民“驯服”依靠的是伦理宗族，而宗族、伦理纲常之所以维系，依靠的正是古老中国的农本经济基础。再加之中国古代自古就有重视农业的社会传统。因此恢复农业生产也就成了明代统治者重建社会生活，恢复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与措施之一。无论是明代的开国皇帝还是之后的几代君王都已恢复农业，发展农业作为首要大事来抓。既为了恢复元末农民战争带来的创伤，“也为未来确定了一种崭新的方向，即明清帝国的主要基础就是农业”[2]。明代统治者在恢复农业方面实行移民垦荒、屯田、种植经济作物的三大方针。土地是发展农业的前提条件，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明代，移民垦荒成了提供土地的最好手段。明太祖就曾发出慨叹：“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3]。因此，明太祖早在战争时期就注意垦荒拓土，统一后又对于新开垦的土地免去三年租赋，更是颁布法令肯定农民战争后土地变更的既成事实。大量荒地的开垦为明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屯田本起源于魏晋时期，它是一项受战乱而力图恢复农业生产的手段。明代屯田主要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形式。尤以军队屯田更是明初恢复农业生产的一重大举措，也可视为全国移民垦荒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移民垦荒互相促进，互为补充。让明代初期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地矛盾尖锐。政府又开始鼓励大量种植经济作物，不仅有麻棉桑枣这些早期的经济作物种类，后来更是从外国引进如玉米、烟草、甘薯等诸多高产经济作物。这就不仅暂时解决了人口增长的问题，而且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可能，为社会发展注入了商业因素。大量垦荒、大兴屯田、种植经济作物，正是在这三大方针的指导下，明代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农产品数量直线上升。“明代农业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农民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网络之中”[4]。农业的发展，为明中后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后来商人阶级崛起从而改变社会阶级结构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手工业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一直长期是农业的附属产业之一，在重农的传统价值本位之下，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在社会生产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手工业大多以官营为主，生产的产品虽质量处于上乘，也曾大量传播于世界各地，但绝大多数手工业产品存在的目的是用于贵族的享乐与奢侈糜烂的生活。始终不曾让古老的中国产生类似于欧洲所谓的“商业革命”。然而到了明代，由于农业的发展，社会不再需要所有的劳动人口均束缚在土地之上。因此，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比重大大增加，手工业也随之蓬勃发展。而手工业又直接促进了交换，因而商业资本在明朝逐渐壮大。明代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民营手工业蓬勃发展，中期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成为明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4]。这其中又以制瓷业与盐业表现得最为明显。瓷器一直是中国的代表，明代瓷器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江西景德镇更是成了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明代前期官窑占主导地位，政府常派内廷宦官去各地监造，以供统治者享乐。明代后期则由民窑取代官窑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瓷器行业甚至出现了“官搭民烧”的形式。这时民窑出产的产品不但技术水平已很高，所制青花等品类的瓷器更是成为当时瓷器生产的代表而蜚声海外。很多来自外地的商人和游民的加入为民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资本和劳动力。这一社会现象是之前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由官营转向民营这一现象在制盐业也同样存在。盐是人们生产生活当中必备的资料之一，由于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故此古代盐作为重要的资源牢牢的为政府所垄断。政府专卖的时代背景下贩私盐更成了古代的大罪之一。到了明代中期，由于盐课折银的实行和两淮商人凭盐引购盐，并卖与市场这类现象的出现，政府对盐的垄断出现了一定的放松。甚至出现民间富裕的灶户雇佣贫困者经营制盐这种出现在国家垄断资源中雇佣现象，为后来盐业民营的趋势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制瓷业和盐业为代表的手工业蓬勃发展为明代社会创造出了大量的消费产品，这些产品由于质量卓越，且为民营，故此流入市场当中有力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和消费品的大量增加，产生了一大批以此为生的商人群体，并且最终形成了明代不同于以前独特的商业文化。三、商业农业、手工业的蓬勃发展，都为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此时随着市场的逐渐繁荣，农村生产关系的转变，明代的商业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表现为城镇经济的兴起，商人阶层的崛起和形成独特的商业文化。首先，明代城镇经济迅速崛起。不仅以首都南北二京为代表的传统大都市繁荣依旧，一些新的市镇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大量兴起。“江南地区和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是物产最丰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3]。以汉口为代表的城镇崛起依靠的则是便捷的交通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优势。江南的一些工商业市镇更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繁华。城镇经济的崛起为商人阶层提供了宽广的活动舞台。其次，明代商人阶层的崛起。明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仅为市民的生活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为明代的市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供应，把人们的生活与市场的关系拉的更为紧密。商业深入到生活当中，这就使得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抛去了过去的随机性与偶然性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与方向性。这一时期的商人阶层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独活动，转而依靠乡土为纽带，结成了一定程度上组织严密的商帮。如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福建的闽商、广东的粤商等等。这些以亲缘为纽带，以地缘为依托商帮的出现不仅让商人阶层更加壮大，更提高了他们在日常商业生活中的外部竞争力，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体制内商业团体可以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商人阶层的崛起与壮大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社会阶级结构，并且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商业文化。
最后，明代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明代形成了“重利重义”的商业价值观。商人天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让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商人都把重利变成一种本能的反映。然而中国深处一个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圈之中，儒家的义利观更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即便商人也不例外。儒家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观念让明代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当中，对于传统儒家的义看得格外重要，道德原则成了明代商业不成文的规定。这就使诚信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准则之一。第二，重视乡土，血缘关系一直伴随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宗法制的因素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古老的中国。乡土观念对明代商业也同样产生着影响。明代商帮组织以乡里宗族为依托，宗族、地域无形中成为加入这些组织的第一要素。但是他们仅仅以地域为纽带，无形中造成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内部恶性竞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共同市场的形成。第三，促使官与商两大阶层开始走向融合。这是与以前任何时代不同的一大现象。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做官与经商这两种手段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在所谓四民的划分当中，士居首而商居末。在这种认识的背后有更深的经济内涵。中国古代官意味着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1]。正是这一特点使经商之人在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再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转而用资本谋取入仕为官，后世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妇孺皆知的典型。正因为有了商人为扭转社会地位谋求官职的这一需要，因此明代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同时，官员们见经商有利可图，也纷纷投入经商的行列之中。为了追求物质财富许多官员更是利用职务大肆搜刮百姓，形成明末官场极度腐败的一个重大诱因之一。更为关键的是官商阶层走向融合让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一结构变得更加稳定，并且严重制约了中国后来的近代化。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就此结束，回顾明朝276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明代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水平迅速提高，商业更是达到了之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5]。特别是商人阶级的崛起，更是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一方面明代经济的繁荣让中国仍然处于东北亚经济文化圈的中心，另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念在物质动力的驱使下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官商两大阶层走向联合更是成为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最大阻碍之一。回顾这段中国“近代化前夜”走过的道路与社会变化才是这段历史的最大价值。参考文献：[1]王亚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3]南炳文汤纲.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白寿彝.中国通史09卷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张廷玉.《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篇4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有：
1、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统治者采取的基本农业经济政策。
2、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耕作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比较成熟的农业技术和相对完备的农业管理是中国古代经济突出的特征之一。
3、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基本形式的自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
4、历代统治者都制定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并通过调整使生产关系得到改善，为农业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5、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兴修水利。
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篇5
关键词：内容；取舍；有效
新课程在江苏实施六年来，中学老师反映比较多的是历史课的内容多、时间紧，需要讲的东西根本讲不完，而且学校的课时普遍比过去要少，任务很难完成。因此有效教学被提上了日程，大家开始更多地研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教学目标。教育研究中，对如何实现有效教学，关注教学策略和方法较多，对于教学内容关注的较少。其实从教学目标上看，只有正确选取了教学内容，教学策略和方法才不会偏离正确方向，才能对实现教学目标起到正确的促进作用。
一、历史教学必须有所舍
1.就高中历史教育的目标而言，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所以历史教学不是记住所有的知识，而是帮助学生正确地看待历史现象，所以舍去一些内容不会影响历史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历史Ⅱ》的第一单元第3课“古代中国商业”的课程标准要求是“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通过本课学习，不是记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经济现象，而是通过学习，“概述……概貌”“了解……特点”。因此即使在教学过程中，舍去某些内容，也不会影响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其发展的特点。
2.从历史教材的地位看，教材是引导学生认知发展、生活学习、人格建构的一种范例，它是引起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意义的中介。教材也是师生课堂对话的“话题”，教学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记住“话题”本身，而是为了以话题为中介，进行交往，获得发展。“古代中国的商业”一课的教材呈现的内容是为学习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要求提供的一种学习资源，因此不是进行教学的依据，教学不需要完全以教材内容为教学的全部内容。
3.就高中历史学习内容而言，高中历史课标设置了三个必修模块，两个选修模块，涉及25个专题，7个改革、14个人物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内容很多。例如必修Ⅱ专题一《中国古代商业》一课，从教材内容看，涉及历代商业发展的概况及原因、市的发展变迁、城市的发展，古代对外贸易等数个知识点，要在一节课的教学时间里全部完成，老师讲不完，学生也难以接受，这样的学习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教学就必须有所取舍。
二、历史教学舍什么、取什么
1.取舍的依据。历史课堂教学的取舍不具有随意性，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文件对学科的具体要求。比如，历史课标对《古代中国商业》的要求是“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这是教学的基本依据，同时江苏省《历史教学要求》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概述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古代中国重要的商业都会及著名商帮；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将这两个规范性文件整合，作为基本内容：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概述古代市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古代中国重要的商业都会；了解古代中国商业的特点。围绕这几个重要的教学内容展开教学，抓住了教学的主线，突出了学习的重点，有利于重点解决学习的核心目标。
2.选取的基本原则。有了《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学要求》，就有了教学的基本依据，教学就有了方向，但是这两个文件规定的比较抽象，如何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落实这些要求呢？即在具体问题上如何取舍呢？这就要求处理好课标、教学要求和教材的关系。
（1）选取具有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哪些是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呢？典型性的教学内容能够反映历史发展的一般阶段特征，有助于学生准确理解和把握每个历史阶段的基本内容。如果不能选取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学生就不容易掌握其显著特征。如《古代中国商业》中，“古代中国商业的概貌”这个学习内容，如果要把历朝历代的商业现象都作为教学内容，不但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而且真正具有典型性的现象反而不能够凸显出来，学生也不容易了解古代中国商业的概貌。所以在这个教学内容中，我选择了商人、柜坊和邸店、交子、商帮等这样几个典型的商业现象，帮助学生梳理历代商业的概貌，学生对知识的结构性特征把握就比较容易和到位，教学目标也就相对容易达成。
（2）选取理论性强的内容。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有两个倾向：一是不容易掌握历史学习中理论性较强、抽象性较为明显的内容。二是喜欢具有挑战性的学习内容，对教材中简单描述的内容不感兴趣。所以教学时要选取那些有挑战性的、理论性较强的内容。比如《古代中国商业》一课中，市的发展与变迁，学生感觉这个经济现象比较抽象，难以迅速概括出市发展的线索和特点，但是对这个充满挑战的内容又很感兴趣，所以这个内容要作为教学重点，提供材料，引导学生理解市的变迁。笔者对此提供了小说《水浒传》、笔记《东京梦华录》、图片宋代汴京等许多材料，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宋代市的发展出现了哪些新特点”，重点解决这个教学内容。
（3）选取基础性的教学内容。教材要选取那些能够体现历史发展一般特点的内容，选取对于学生能力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内容。如《古代中国商业》中，历朝历代都涉及商业发展的原因问题，但是如果每朝每代都详细讲述，学生就难以掌握影响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利于培养概括综合的能力。所以我在教学中选取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促进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繁荣的原因有哪些？这样只要掌握了这个基础性问题，其他历朝历代经济发展的原因，只要结合具体朝代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既节约了教学时间，又解决了重点问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
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篇6
一
清代的蒙古牧区市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而形成的。首先，清政府推行怀柔方针，在经济上实行比前朝松弛的政策，比较有利于这一区域市场的形成。我国北部历来是游牧民族出没，繁聚之地。自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对北方游牧民族在政治上、军事上无不严加防范。明朝立国后，尤为如此。而且在经济上也只是实行“浮往薄来”的贡市贸易政策。加之明中叶以来，皇帝多不视朝，宦官擅权，边吏利用马市各饱私囊，限制贡市人数，致使蒙古地区人民“焚无食，釜无市”，怀怨殊深，纷纷入塞骚扰，边境日无宁时。入清后则不同于明朝，清朝统治者始终把同娴于骑射的蒙古各部结盟视为不可动摇的国策。清朝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对蒙古贵族宠以高爵，在宗教上尊崇蒙古人信奉的黄教，在感情上，除通婚联姻外，而且在经济上采取了比较重视和扶持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扩大边市贸易和允许内地商人到蒙古牧区经商的政策，从而十分有利于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清政府规定札萨克蒙古族“图利容留民人开垦地亩典与民人者，照隐匿逃人例”治罪，“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②的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牧地的作用。清政府还将蒙古原有各部分为若干旗，并以旗为单位固定牧场，规定不得随意“越自己所分地界，肆意游牧”③，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原蒙古各部封建主之间为争夺牧地发生无休止战争和减少了蒙古各部移牧迁徙的不安定状况，使蒙古人民获得了一定的和平安定环境和生计养息的时间。清政府还采取赈济形式帮助遭受兵祸或自然灾害的一些蒙古部族克服困难，渡过灾荒。康熙二十七年(1688)，喀尔喀三部举族被迫南迁，清政府曾“发归化城独石、张家二口仓储，并赐茶布牲畜十余万以赡之，暂借科尔沁水草地使游牧”。乾隆十一年(1746)，蒙古郡王东凌拜多六旗被灾，清政府除赈以米茶外，又赏乳牛、羊等，以繁殖牲畜。对于农业，康熙时曾从内地派人到蒙古“教之树艺，命给之牛、种”④。康雍年间还鼓励汉人出边种地。清代内地人民迁往蒙古地区者无确切统计，据《大清会典》卷978载：“喀喇沁三旗，自康熙年间呈请内地民人前往种地，每年由户部给予印票八百张，逐年换给，……此项印票竟成具文”。光绪《承德府志》卷27载：“直隶、山东、山西人民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东自八沟，西至土城子一带皆食田直隶山东无业贫民，出口耕种者不啻亿万，此汉唐宋明所无”。由于蒙古地区汉族人口的迅猛增加，清政府为了加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雍正时相继设立了归化、古北、张家、八沟、多伦诺尔、独石、四旗、塔子沟、绥远、喀喇、喀喀和屯等10厅。乾隆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清朝统治者对可能引起动乱而又越来越多的人户流迁甚为不安，于是竭力企图用严酷手段制止流迁，曾宣布蒙古地区“除现存民人外，嗣后毋许再行容留民人多垦地亩”，但实际上已是禁而难止了。对于贸易，清政府早在入关前就开始了关外与蒙古牧区的贸易。入关后，除允准边口和京师互市贸易活动，康熙时，在平定准噶尔内乱中，又实行了允准商人随军贸易的政策。尽管清政府出于民族隔离政策的需要，对内地前往蒙古牧区的商人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诸如需申请院票，并在库伦、科布多、多伦诺尔、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设官监督督，但比起明朝来说，政策仍然是比较宽松得多，是有利于牧区市场发展的。
其次，清代蒙古地区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为牧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蒙古是我国辽阔的单一畜牧经济区，牲畜为蒙古主要资源。大致骆驼产外蒙古，马产察哈尔，青海蒙古多产牛、阿拉善多产羊。自康熙时建旗划定牧区后，各旗均能较有计划地使用牧场，牧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皆有明显改进，打井搭棚筑围较过去增多，各营亦多能固定下来。特别是漠南半牧区，由于农业的支持，一般都贮备干草，以村落为单位将若干块草地，划为草甸子，(草场)秋收就地盘垛，解决了冬季饲料问题。清代蒙古牲畜无准确统计。康熙帝曾就马政之成功不无矜色地说：“宋明之时，议马政者皆无善策牧马唯口外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则六万，羊则二十余万。”⑤苏联学者兹特拉金在《游牧民族的社会经济史若干问题》一文中，曾就18至20世纪蒙古社会各阶级牲畜占有情况作过比较，认为“蒙古富有的和上层的人物所拥有的经济，典型的平均为3000—4000匹马，60130—8000只羊，600—800头牛，400—600峰骆驼”，亦即王公贵族牧主平均占有大小牲畜数在1万至13000头只之间。一般牧民要养活5口之家，“需要13头牛，90只羊，3峰驼，17匹马”，亦即牲畜数在100头只左右。这个估计与《乌里雅苏台志》所载：“富者驼马以千计，牛羊以万计，即赤贫之家亦数十只，以为糊口之资”，大致吻合。
蒙古漠南地区的农业约在16至17世纪已有一定基础，厄鲁特蒙古也是很早就有了农业。但蒙古农业土地的开发到耕地分布的基本定局，则完成于清代前期和中期。当然清代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清初，满洲贵族在华北圈占土地，广大农民被夺去家宅土地。土地幸免未被圈占的农民，也因国内战争和沉重赋役，纷纷破产，四出逃生。于是，一批批破产农民便流入蒙古地区开荒种地以维持生计。去塞外开荒种地农民以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等省人最多。下面是道光初年科尔沁部和郭尔罗斯部垦地统计：
年代
旗名
招民人
垦熟地(晌)
道光二年科尔沁达尔汉王旗
200户
2000晌
道光三年科尔沁卓哩克图王旗
255户
3184晌
道光三年
宾图王旗
103户
1546晌
道光四年郭尔罗斯札萨克公旗
2700晌
道光六年科尔沁卓哩克图王旗760户
合计
1318户
9430晌
(资料来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78)
由于农业的发展，清政府还在哲里木盟、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等地建立了谷仓储粮达44万石。清代蒙古地区特别是漠南的经济，在农、牧并存，互相调剂的条件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为牧区市场的形成创造了物质条件。
再次，清代蒙古地区驿站的设置，为牧区市场的形成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条件。清代以前，我国驿站的设置多限于中原内地，边疆地区只是局部。入清后，仅在蒙古地区设置有交通干路15路，台站230多个，可达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在辽阔的草原，驿路密布，台站林立，为历代王朝所无。而且台站规模一般较大，对人力、畜力、物力多能综合利用，这也为历代王朝所不及。漠南站每驿牲畜总数达数十头(只)，漠北更多些。驿站组织系统亦比较严密，实行由理藩院为主、兵部为辅的双重领导制，基层台站设司员、章京、领催、骁骑校等职。大体说来，内地商人到蒙古经商有以下几条通路：经多伦诺尔可达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喀尔喀车臣汗部、土谢图汗；经张家口可达漠南乌兰察布、饧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喀尔喀库伦、恰克图、科布多、漠西新疆北部；经归化城可达漠南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喀尔喀蒙古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漠西新疆北部、塔尔巴哈台。
复次，恰克图国际市场的开阔，促进了蒙古牧区市场的发展，雍正五年(1727)，根据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界约》，确定中俄两国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边境贸易。八年(1730)，清政府在中俄边界的蒙古地区建立了买卖城(恰克图中国市圈)。乾隆以后，恰克图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并与南方的广州相互辉映，成为清代南北两大水陆码头。这一国际市场的开阔，对蒙古牧区市场来说，不仅开辟了一个贸易窗口，而且起到了调节、活跃市场的作用。
二
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贸易形式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旅蒙商是牧区市场的主要商人。内地商人到塞外经商。历史较久，大约汉代已经出现。但是经政府允准，大批内地人出外经商则始自清代。清政府规定：凡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取院票；凡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领票。该票书写商人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日期。清代旅蒙商人数无确切统计，估计可达二三万人，下面是蒙古部分集镇旅蒙商户统计：
集镇
商号数
时
间
资料来源
归化
面铺140座
乾隆四十一年(1776)
档案军机处录副
绥远
面铺80座
乾隆四十一年(1776)
档案军机处录副
库伦
晋商12家
康熙年间
《内蒙地志》
恰克图
商店60余家
嘉庆年间(1799)
档案刑部
乌里雅苏台
铺房1000余间
《乌里雅苏台志》
多伦诺尔
坐贾1000余户
《蒙古志》卷3
这些旅蒙商根据牧区市场的特点，采取了许多灵活机动的经营手段，而获得了成功。例如，创办于康熙年间的大盛魁商号，专门组织销售蒙人所需商品和采购蒙古畜牧产品。这个商号销售商品主要不是靠开设铺面在柜台上做生意，而是采用人称“货房子”的骆驼队在草原上进行流动贸易。“货房子”分为批发和零售两种。批发“货房子”包括帐篷1顶、商人和驼工20余人，骆驼和马200多头，狗十几只。每顶货房为一个销货单位，到指定的盟旗将货物成批赊销。专做零售业务者，驼队大小视商品情况，有时只用一二头或三五头骆驼，驮少量货物，走串到蒙古人住的毡房做买卖。为了做好对蒙人的贸易，大盛魁商号对从内地购进商品规定有几条原则：(1)必须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和要求组织货源，如蒙人喜饮砖茶，它就自设茶庄进行加工，保证质量。(2)从手工匠铺进货，必须以质量第一，选定以后，世代包买。小手工业铺户资金发生困难时，给予借垫。小手工业铺户难得取到这样大的包买主，自然保证质量，按时交货。(3)对蒙民和喇嘛需要的专用商品，实行专门订货，不随意采购。如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喝奶茶用的壶、寺庙喇嘛用品，都是选择工匠，特别订制，以保证商品齐全，质量可靠。因此大盛魁商品信誉极高，蒙民只要见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大盛魁销货方式就更为特殊了。他们抓住牧民对某些日用商品的急需心理和牧民手中缺乏现银的特点，采取赊销办法。甚至到期亦不收取现金，而是以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然后再将这些畜产品远销内地，获取双重商品利益。因为是赊销就要计算利息，即以商品赊销金额为本息，加上利息，折合为牲畜或皮张，到期用实物还本付息。这样，大盛魁又获取了一项高利贷的利息收入。尽管这个办法剥削很重，但由于保证了牧民日常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解决了牧民产品的及时销售，所以颇受牧民欢迎。对于蒙古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特殊需要，大盛魁亦全部包下来，满足供应，从而又获得了蒙古贵族的欢心。至于赊销债务是否能全部按照收回，大盛魁并非全凭个人信用，而是使用一种“印票”。凡赊购商品者，须持地方官负责担保并加盖地方政府印章的印票。印票上写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这样，大盛魁就不怕放债收不回来了⑥。兹将大盛魁商品流通程序图示如下：
大盛魁在蒙古牧区市场的经营方式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反映了清代蒙古牧区市场旅蒙商经商的特点。
其二，蒙古牧区市场的商品突破了区域范围。由于蒙古牧区单一经济的特殊性，使这个市场需要的商品多是长途贩运而来，售出的商品多是长途贩运而去。内地运到蒙古牧区市场销售的商品，主要是民生用品。包括茶、布、绸缎、药材、蔗糖、烟叶、麦粉、陶器、铁锅农具等。这些商品的产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如茶叶多产于福建、安徽、湖北；蔗糖多产于江浙、两广；布匹、烟叶、陶器多产于河南、江西、山东；麦粉、金属日用品多产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这些商品的运输，可谓长途跋涉，水陆兼程。以福建武夷茶来说，它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船山县，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襄樊)起岸，贯河南入泽州(山西晋城)，往潞安(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达张家口，再入塞抵达蒙古各旗。其商品数量亦相当可观，如乌兰察布岁入砖茶20余万方、糙米2000余石、油麦800余石。蒙古地方为买而生产的商品以牲畜(马、牛、羊、骆驼)和皮张为大宗。这些商品在牧区市场成交后运往内地。如蒙古羊有数种，每年可成交后运内地数百万头。马的成交额亦挺大，乾隆时察哈尔马岁销江省各营1000余匹⑦。乌兰察布盟销往内地的成交商品有驼马牛10万余头，羊皮40余万张，此外还有皮毛、蘑菇、药材等。随着漠南蒙古农业的发展，粮食、粮食制品在牧区市场成交后也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康熙时，“大都京城之米，从口外来者甚多”，⑧而且价格便宜。乾隆时，热河一带盛产米谷，“内地商贩前赴采买者甚多”⑨。归化城附近盛产粮食，归化城则成为粮食交易和转运地。漠南粮食多以黄河运至潼关、韩城，供秦晋两省需用。山西太原、寿阳，陕西同州都有从归化贩运来之粮食。粮食制品也运往内地，如山西寿阳需用之酱，上者出太原省城，次者出归化城⑩，蒙古牧区市场还转售内地商品来贸易需用物资。雍乾时，乌里雅苏台每年把内地茶1000箱运到古城贸易米面。这种转售一直延续了60年。由上可见，牧区市场又是一个与内地经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贸易市场。
其三，具有一定规模的集镇和集市贸易形式。集镇贸易形式的特点是，经常、集中、成交额大，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蒙古地区的商品市场发展状况。如归化城在乾隆时已成为蒙古牧区第一大商业城镇，该城“居民稠密，行户众多，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⑾。当时，“牲畜交易约有数处，其马市在绥远城，曰马桥；驼市在副都统署前，曰驼桥；牛市在城北门外，曰牛桥；羊市在北茶坊外，曰羊桥；其屠宰牲畜，剥取皮革，就近硝熟，分大小皮货行，在城南门外十字街，俗呼为皮十字”⑿。牲畜市场的严格划分，充分显示出牲畜市场规模之大。另外，从清政府在归化城设置税收机构上，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干隆二十六年(1761)，因归化城地方“商贾云集，诸货流通，而蒙古一带土产日多，渐渐成行市”⒀，遂奏请于该城设置税卡。“其所设四处栅栏，南栅系杀虎口孔道；北栅通山后部落喀尔喀札萨克等处；东栅通察哈尔蒙古八旗；西栅通乌拉特鄂尔多斯地方”⒁。从四处栅栏的税收范围可以看出，归化城是当时联结察哈尔、喀尔喀、鄂尔多斯及内地的重要贸易信道亦是蒙古牧区的商业枢纽，民族贸易中心。昔时不过一小镇的多伦诺尔，自乾隆时已经气人家鳞比，衡宇相望”，成为蒙古牧区第二大商业城镇，其贸易有马、牛、羊、骆驼等，尤以马市最盛，成交额以千万计。包头城商业自乾隆时亦始发达，其商店大多在东西两街，而西街又较东街繁华。兹将该城部分商店名称列出如下：
开办时间
商号名称
乾隆
三义公
乾隆
丰昌
嘉庆
东顺成
嘉庆
源茂升
嘉庆
祥盛号(祥盛瑞)
嘉庆
广昌永
嘉庆
复信魁
嘉庆
义和公
嘉庆
仁义全
嘉庆
广盛魁
嘉庆
祥盛元
嘉庆
义成元
(资料来源：《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第1辑第127页)
乌里雅苏台，台市在城西距三里许，有铺房千余间，商民二三千”⒂。科布多城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有东、西、南三门，“门外有关厢，长里许，俱系商铺”⒃。其商庄分京庄、山西庄，亦有俄商在此行销本国之货。其贸易以砖茶、洋布为大宗，其余为绸缎、铜铁、瓷器及日用杂货，俄商行销之物以糖、铁器、布匹为大宗。库伦城汉蒙分区而住，19世纪初亦成为蒙古牧区一个较大的商业城镇，为外蒙古地区商业批发和零售中心。恰克图中国市圈——买卖城是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重要市场，该城到18世纪末，有商店100余家，其中较大商店37家。
另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是定期的集市，寺庙和兵营周围往往成为集市的中心。每逢集市之期，商人和牧民不远千里赶来进行贸易，使寺庙或兵营周围顿时成为闹市，其贸易额亦很大。兹将部分庙会列表如下：
庙会
所在地
甘珠尔庙
呼伦贝尔
大板
巴林右旗
经棚喇嘛庙
克什克腾旗
贝子庙
锡林郭勒盟
准噶尔庙
鄂尔多斯
百灵庙
乌兰察布盟
南寺
阿拉善旗
额尔德尼昭
外蒙古
丹噶尔寺
集宁口外
王呼勒
外蒙古
6月后
城镇和集市贸易的发展，表现了蒙古牧区的商品经济正冲破游牧自然经济的禁锢，走向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三
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对清代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亦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首先，旅蒙商通过在牧区的商业活动，获取了巨额利润，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旅蒙商在蒙古牧区进行的销售茶布等日用品和收购牲畜皮张贸易，是一项获利很大的买卖，有的商品利润超过成本的数百倍。如前所述，他们把内地商品赊销给牧民，再将牧民的畜产品运销内地获取双重商品利益，又通过赊销折算利息获取了高利贷收入。下面是旅蒙商在商品交换中获取高额利润示意图：
自然，旅蒙商在蒙古牧区市场进行的是一种不等价交换。蒙古地区的商品贸易，“自昔未尝通货币，……其以物易物，习以为常”⒄。这种以物易物，多以砖茶为一般等价物，但这种交换，不能看作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也不能看作是劳动力的直接交换，而是以货币价值为背景的，是省略了货币转换过程的商品交换。兹将其商品交换值列表如下：
时
间
地
点
交换商品
资料来源
顺治13年(1656)
库库和屯(归化)
茶叶14包=白银1两
《蒙古中国俄国》1153页
康熙14年
津本台吉营地
骆驼1峰=20—25卢布
《蒙古中国俄国》1370页
(1675)
(约指车布登)
马1匹=20—25卢布
康熙
杭爱山西北陀罗海
茶1斤=羊1只
《圣武记》108页
茶10斤=牛1头
康熙27年
(1688)
喀尔喀
羊1只=15索尔秘鲁货币单位
《清史资料》五、115页
科布多
砖茶1块=银5钱
清(佚名)《考察蒙古日记》
北蒙古
绵羊1只=12—15块砖茶
普尔热瓦斯基《蒙古和唐古特地》
时间
地点
交换商品
资料来源
康熙48年(1709)
秫米1石=银2钱
《清圣祖实录》卷240
小米1石=银3钱
清中叶
12只1岁绵羊=母马1头
转引自《民族关系史论丛》第101、94页
15只1岁绵羊=普通马1头
32只1岁绵羊=公牛l头
砖茶1块=1只1岁绵羊或3张羊皮
布1匹=银1两2钱
牛犊1头=银1两2钱
喀尔喀
察哈尔
青海蒙古
驼1峰=银30—35两
马1匹=银12—15两
牛1头=银12—15两
羊1只=银2—3两
驼1峰=银40两
马1匹=银15两
牛1头=银15两
羊1只=银2—3两
驼1峰=银25两
马1匹=银25两
牛1头=银7—10两
羊1只=银1—15两
《蒙古志》卷3
乾隆以后，有些旅蒙商携带元宝到蒙地进行交易活动。于是，蒙古牧区除仍以茶、羊为交换折算标准外，在一些较大的商业城镇，如库伦、恰克图等地，开始用元宝做为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旅蒙商正是通过在牧区市场进行的不等价交换，获取了巨额利润。如大盛魁商号在蒙古牧区市场每年周转额达银1000万两以上，总财产达银3000万两以上，3年分红一次，每股可分红银1万两以上，另外还积累了巨额公积金。大盛魁在极盛时期，蒙古王公和广大牧民几乎全是它的债务人⒅，每年仅利息可收回折合马7万匹，羊50万只⒆。创办于乾隆年间的包头复盛公商号，极盛时在包头有四五百职工，19处门面，时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复盛公三年一结账，按股分红，每股可达银二三千两，财东山西祁县乔家有13股8厘7毫5，每股按银2500两计，每账可得银34688两，数额亦相当可观。有人把旅蒙商大盛魁、元盛德的财富作了番估计。据说：大盛魁可用50两重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元盛德可使骆驼在这条路上排成两行。
其次，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蒙古地区弃牧经商、弃牧运货和弃牧为农之人大量增加，正在改变着社会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蒙古地区原是单一的游牧经济区，“自昔……商业以是而困”，但随着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少蒙人弃牧为商。他们或同汉商合伙分红取利，或自筹资金独立经营，还有极少蒙商从事长途贩运。如《科布多事宜》载，已有科布多商人及各部落蒙古，往巴里坤古城贩卖米面货物。《清稗类钞》载，蒙人之皮张、药材、奶酪等物在北京市场很受欢迎，为此，清政府专门在御河西岸设立里馆，在安定门外设立外馆，接待蒙古来京客商。另外，还有许多蒙人与汉人合作共同经商。牧区市场的扩大，又推动了运货业的发展，有许多蒙人弃牧为运。如库伦城“人烟稠密，口三万余，……土人以运货为生，或打牲猎营”。《清稗类钞》亦载：“赴蒙商贩，皆以牛车载货赴库伦，辄联数百辆为一行，昼则放牛，夜则始踏，一人可御十车，铎声琅琅，远闻数十里，御者皆蒙人，暇则唱歌”。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蒙古牧民抛弃了游牧生活方式而转为农业生产者，尤其漠南蒙古，牧民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由流动牧民成为定居农民。在一些城镇里，出现了不动产所有者和苦力、妓女、季节工、运输工、店员等。
再次，推动了蒙古牧区和内地茶叶、皮毛等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我国制茶技术历史悠久，如蒙人喜喝的砖茶制造技术，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砖茶开始称帽合茶，是由人工脚踩制成椭圆形茶块，因形状与旧时的帽合一样而名。每合重量正料7斤11两至8斤不等，每3合1串。清中叶时，帽合茶发展为砖茶。旅蒙商在湖北羊楼洞一带建有数十家砖茶加工作坊。其制作法，有人记述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人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20]。蒙古牧区的手工业原是游牧业和农业的副业，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的，主要是为游牧经济服务的家庭手工业，把现成的毛皮、奶类等畜产品加工制成皮袄、马靴、毛毡、毛绳、乳酪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供日常需用，尚谈不上有手工作坊或手工业中心。17世纪末，汉族手工匠人不断涌入“塞外谋生”。起初这些工匠，绝大多数是春至秋归，称为“雁行”客户。随着牧区市场的扩大，逐渐在当地定居下来，开设手工作坊，从事熟皮、制毡、制鞋、酿酒、榨油、制作酱油、制作蒙古包、首饰、鞍具、法器等，也有部分蒙古牧民转入手工业。这个时期蒙古地区的手工业，无论生产规模，手工技术都有所扩大和提高。
总之，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该牧区以其丰富的牲畜、畜产品等资源，密切了与内地经济的联系，过去那种牧区经济与内地经济孤立与半孤立状态已经结束。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地理环境的影响，因此单一的牧业经济区，正是内地商品推销的最大市场，同样游牧区又以内地为其商品最大销售市场。可见，清代的蒙古牧区市场不仅是区域市场，而且又是一种区际贸易。这种贸易无疑是清代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的重要步骤，也是这一时期清代国内市场发展的重要特点。纵观清代
蒙古牧区市场的脉络，横观它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其意味是很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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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②③光绪《大清会典》卷979。
④汪鸣銮《隋銮纪恩》，《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一帙。
⑤乾隆《口北三厅志》。
⑥孔祥毅《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山西文史资料》第34辑。
⑦宫中档，乾隆朝20年4月尹继善：“江省各营仍照例出口买马1000余匹”。
⑧《清圣祖实录》卷240康熙48年11月庚寅。
⑨乾隆《口北三厅志》卷5，田赋志。
⑩光绪《续修寿阳县志》卷10，风土。
⑾军机处录副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
⑿《古丰识略》卷20。
⒀军机处录副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
⒁《古丰识略》卷20。
⒂《乌里雅苏台志》。
⒃《科布多事宜》。
⒄《蒙古志》卷3。
⒅见吕洛青《大盛魁印票简介》，《山西文史资料》第29辑。
⒆见刘景平等《内蒙自治区经济发展概论》。
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篇7
罗格・R・贝当古的《零售与分销经济学》，作为“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的一本，是西方商业经济学的代表作。它全面细致地反映了商业和分销领域30年来的研究成果，可说是“这个领域参考书的标本”(mueller教授语)。
网货是阿里巴巴提出的新商业文明中的一个主要的基本概念。网货按目前已有的解释，还算不上一个严格经济学概念。我们希望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它可能的内涵和外延，并通过这种探讨，看看可不可以完善网货这个概念，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零售与分销经济学》应该说就是一把权威的尺子，一个科学的坐标系。我认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并丰富“网货”这一概念。
网货实指网络组合商品
把网货目前的外部特征界定为“货真价实，海量个性”，是一种以直觉洞察、经验形式为特点的定义方法。《零售与分销经济学》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组合商品”值得高度重视。我们这里先大胆假设，把网货视为“网络组合商品”(或网上组合商品、互联网组合商品)的口语指代。
先来看这个概念的可靠性。首先，组合商品是理论经济学中的正式概念。沃尔特・尼科尔森(2005)《微观经济理论：基本原理与扩展》定义为：“组合商品是所有的商品价格同步变动的一组商品。”并且明确提出“组合商品定理”及其严格数学表达式(第154页)。它是经济学“商品”这一概念的扩展，与商品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次，商业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具体应用，赋予组合商品更具体的含义。罗格・R・贝当古定义为“有形的零售产出(商品)与无形的分销服务构成了一个‘结合体’(bundling)，这种结合体可称为组合商品”(《零售与分销经济学》第9页)。
比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在于，商业经济学将不同子类商品组成一组大类商品，修正为一组子类性质构成一类整体(“结合体”)商品。在这里，组合是指性质组合，而非商品本身的组合。一次销售的是一个商品，而非一组商品。只不过这个商品具有一组性质(即有形产出、无形服务)。罗格・R・贝当古指出关键特征在于：“零售分销服务隐含在零售部门所提供的具体商品或服务当中”(第9页)。对照网货概念，非常切合。网货一方面是经销的商品(如有形商品)，一方面是提供的分销服务(西方没有苏式体系中零售、批发概念，统称distribution)。网货相对于组合商品，增加的只是网络，即通过互联网分销的组合商品，也可以通俗解释为网络服务加商品。
网络组合商品与传统组合商品的区别
罗格・R・贝当古虽然没有直接说出网货这个词，但他实际已涉及这个问题。他分析“互联网零售商和传统零售商”的各种区别(第111页、第113页)时，涉及网货之处包括：第一，关于价实。“互联网零售商消除了或者大大降低了一般零售商在销售点提供普通分销服务环境时应有的成本”。这对应了网货“货真价实”中价实的说法。马云认为，网络渠道的优越性让网货把暴利还给消费者，还给制造业，“网货的核心就是反对暴利。”这点不仅是经验，也是有学术根据的说法。第二，关于个性。“互联网降低了零售商加深和拓宽其商品品类的成本”，“互联网零售商的商品品类服务的成本降低会带来商品品类……的扩展，最终使价格自然下降”，并且为“互联网的价格差异提供了解释”。这些都印证了“海量个性”中个性的说法。第三，关于海量。网货“海量”指无限货架，实际有数量和时空两义。关于时空特征，罗格・R・贝当古指出，“互联网零售商的商品品类服务的成本降低会带来……其他普通分销服务(地点可接近性)的扩展，最终使价格自然下降”。至于网货(上架能力)的多少，罗格・R・贝当古完全没有涉及，不过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几乎没有。因此“海量”在学术上也是可以成立的。第四，关于货真。网货是不是内在具有“货真”的特点，罗格・R・贝当古没有明确分析，只是说：“互联网降低了提供某些商品特定信息的成本，例如，商品价格和某些物理属性。”但也可能在另外情况下提高信息成本。如果货真是针对更丰富的信用记录，在经验上无疑是成立的。总的来说，“货真价实、海量个性”在商业经济学上是成立的，要注意的是对信息成本提高(交付成本、选择成本和甄别成本)及相关特征的概括和解释，使之更加全面。
《零售与分销经济学》还涉及了许多“网货”概念中目前没有，但与之非常相关的内在性质。其中有两点：一是成本转移(costshifting)。它被认为是“零售市场的根本特征”，涉及的关键问题是把消费者当生产者看待，产销一体；二是定价模型。主要是发现组合商品会更多导向垄断竞争定价(即产品差别化)模型，而不是趋向同质化完全竞争的全价模型。网货只会加强，不会削弱这两个基本点，即产销一体和多样差异。
商品与服务的分别探讨
既然网货可以被定义为由商品和服务构成的组合商品，我们就可以分别从商品与服务两个角度进一步认识它。
1 网货是否改变了商品的基本属性?
商品是组合商品的构成之一，罗格・R・贝当古没有讨论商品属性问题。我们对网货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其商品与网下商品是一样的，不同仅在于网络服务。这样的理解不需要对经济学现成结论做大的改动，容易为大家所接受。难的是另一种理解：网货中的商品本身，具有新的商品属性。我个人倾向后一种理解，网货这种商品(或商品组合)正生出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并列的第三种价值。在《后现代经济》一书中，我把这种新商品属性，称为意义价值(指多元化异质性价值，对应海量个性中的“个性”)。当然，不承认商品有第三种属性也没有关系，只说网货具有异质性、个性化、体验化现象，也是可以的。
2、网货中服务的属性有什么?
服务作为组合商品中的另一构成要素，罗格・R・贝当古对它进行了“四特征”概括：一是无形，“通常不形成生产中的任何要素的所有权”；二是联合消费和生产；三是“非储性”；四是异质性。这里的异质性，与商品的异质性，是相互决定的。
关于异质性的解释，罗格・R・贝当古采用的是zeithaml和Bitner的说法，一是“相同的服务，不同的人将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它们”，二是“服务的提供者是人，同样可能不会一直传送同样的表现行为”。这种解释带有较强应用色彩，不如张伯仑在理论经济学上说的异质性，在价值论上来得痛快。但毕竟把异质性提到基本特征层面上了。
3、网货的服务价值应如何分析?
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篇8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实践的总结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方法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哲学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规律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思想。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时代的西方相媲美。然而历史的发展，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社会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自然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痕迹?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文化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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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篇9
关键词：古希腊罗马；芬利范式；《古代经济》；贡献；不足
中图分类号：f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3-0163—10
自19世纪末以来，经济史一直是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然而，近年来人们关注的中心似乎突然发生了转移。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取代经济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论题。原因之一在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使经济史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更重要的是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未能有根本创新，所有观点与结论似乎都无法走出某些模式的固定框架。对于这种现象，英国学者惠特克曾感叹说：“旷日持久的争论令人不胜其烦，继续研究似乎已无任何重要意义可言。”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也曾围绕古代经济属性展开激烈论争，大致形成了“原始派”与“现代派”两个派别。与国外学界情况类似，国内学者的观点似仍难跳出“原始派”与“现代派”的二分范畴，争论的中心仍未摆脱西方史学界所设定的基本框架。
近40年来，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从韦伯（m.weber）——哈斯布鲁克（j.hasebroek）——波兰尼（k.polany）所传承的，由芬利（m.finley）集其大成的，强调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及个人社会地位的角度分析古代经济的研究模式。因芬利是该研究模式的主要代表及集大成者，所以西方古史学界一般将其称为“芬利范式”。自20世纪70年代该范式初步确立以来，很快成为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新的正统模式，并持续至今。然而，随着对芬利所设定各命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芬利的结论也受到强烈的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芬利范式”大有被颠覆之势。对于芬利的研究模式，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最新进展，国内学者似乎尚未予以充分关注。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准备从三个方面讨论“芬利范式”。
一、芬利范式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为克服史料庞杂的局限性，研究模式成为备受史学研究者尤其是古史研究者推崇的方法。所谓研究模式就是通过对复杂现实的简化，达到揭示各组成部分逻辑关系目的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对于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霍普金斯曾进行过生动的比喻：“如同一盒拼图游戏板，研究模式类似于全图轮廓，而遗存的古代史料为我们提供一张张拼板。”换言之，从某种程度上讲，合理的模式可使古史研究更具概括性，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古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近40年来，对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芬利研究模式为代表的研究模式。该模式的基本观点萌生于19世纪末。韦伯、布彻尔等人在比较古今经济的异同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过程中提出，古希腊罗马经济从根本上异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应属于封闭的家庭经济范畴。随后，哈斯布鲁克接受了韦伯的观点，尝试从制度、社会结构等非经济因素分析古代经济。波兰尼提出前资本主义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与政治制度中。然而，20世纪50年代之前，他们的观点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
自50年代以来，芬利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经济研究的面貌。芬利研究模式的提出一方面源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复杂的学术背景，同时也是他对当时盛行的以罗斯托夫采夫和弗兰克等为代表的古史现代派思想强烈质疑及回应。他认为古代经济绝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自身独特性。为此，他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为基础，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以阐明古代经济的独有特征。自1951年出版《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以来，芬利对古代经济模式及其产生根源、工商业在城邦中的地位、古代人的经济意识及经济分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1973年芬利出版了《古代经济》，全面阐释其古代经济史观。《古代经济》出版后，他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并对古代社会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1985年，在《古代经济》第二版的“余论”及专门讨论古史研究方法的《古代历史：证据与模式》中，芬利完整地阐释了他的古代社会经济史观。经后继者大力提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研究模式已成为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种“范式”。和新的正统。
《古代经济》是“芬利范式”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但全书并未按照现代经济学著作惯常的体例展开。在界定古代经济概念及古代的时空观念后，芬利从社会秩序与社会地位、主奴关系、地主与农民、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经济等古代社会的主要关系入手，分析古代经济。虽然在其作品中并没有专门论及生产、消费和分配，但从字里行间，仍能窥见他对古代经济的总体认识。
就经济属性与经济意识而言，芬利认为古代经济本质上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它不但规模更小、水平低下，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个独立范畴，生产、分配、消费不由供求关系决定，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是一种“嵌入式经济”（embeddedeconomy），所有经济行为皆受控于家庭、宗教和社会观念等复杂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虽然古人也“种植稼穑、贸易赢利、加工产品、挖山掘矿、征收赋税、铸钱造币、亏损破产”，但这些经济行为不过是公民维持生计及维系和提升社会政治地位的手段，人们普遍缺乏赢利和扩大再生产的思想意识；公民的职责不是生产劳动，而是参加城邦的宗教、政治、军事生活，追求社会地位。换言之，古代经济研究对象不应是经济本身，而应是决定经济的社会结构。 就生产而言，农业是古代经济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公民应当从事的正当职业之一；土地是公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收入是公民财富的主要来源；虽然也存在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生产活动，但城市是政治、宗教中心和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手工业、商业及服务业被视为有碍个人心智发展的“低贱职业”（banausicwork），不被公民接受，也不能由公民经营，所以这些职业多由处于城邦边缘化的外邦人或奴隶占据；古代社会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人们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意识，所以整个古代（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后500年）经济没有明显增长。
就分配而言，社会财富的分配以战争掠夺和互惠交换为主；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财富贫乏，加上运输成本高，跨区域贸易不发达；贸易物品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如谷物、木材、金属等及奢侈品等；商品价格不受市场规律支配，主要由当地物资状况及人际关系决定；商人由外邦人、依附者构成，他们大多贫困，且被城邦生活边缘化。
就消费而言，古代城邦没有经济预算，不关注国民财富增加，城邦通过掠夺、征收赋税及开发偶然发现的矿山等方式积聚财富；公民均分城邦财富后，剩余部分主要用于修建神庙、修缮道路等公共工程；对公民个人而言，除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外，置办嫁妆、帮助亲友、承担公益捐献及赋税等追求社会地位的非生产性活动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消费形式。除此而外，整个古代社会，鲜见公民将财富用于生产投资。总之，因为“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所以不应对古代经济进行经济分析，而应研究影响古代经济的社会结构。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芬利范式不应纳入经济史而应纳入广义的经济人类学的范畴。
二、芬利范式的贡献
尽管有学者批判芬利范式为“新原始派”，但它绝不是对19世纪末原始派的简单重复，而是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古代经济的重新诠释，对古代经济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它“标志着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该范式）“之于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当于心理学和人类学之于宗教和文化研究”，“整个古代历史研究都漫布着芬利范式的气息”，“时代越久远，人们越能清晰地感知到它的影响”。总之，“它已经占据学术高地的中心位置”，“成为古史研究新的正统观念”。自芬利的代表作《古代经济》出版后，评论该书的文章大量涌现，该书也迅速被翻译为多国语言，且多次再版，成为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划时代著作。无论谁也不会否认芬利范式对古希腊罗马经济研究的巨大贡献。大体看来，芬利范式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抓住了古希腊罗马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
使人们认识到在诸多方面古代经济有别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芬利范式充分地阐释了古希腊罗马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从整体层面上，认识到古代经济并非一个独立的范畴，注意到经济与社会制度、政治秩序及个人地位的关系，从而抓住了古希腊和罗马社会经济中的“非经济”因素，如众多以维持声望、帮助朋友、筹办嫁妆等为维系社会关系为主旨的非生产性借贷活动；其次，较好地阐明了古风时代的经济活动并非市场行为而只是一种社会行为，不同社会身份的个人往往通过礼物交换形式来确认自己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复次，认识到农业是整个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类型。工商业及制造业未曾占据生产的主导地位。这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等对挣钱赢利活动和货币交换所持否定态度相吻合；最后，基于“政治人”的角度，较好地解释了古代社会为何未能产生现代意义资本主义的问题。芬利承继韦伯的观点，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城市皆为“消费城市”，严重阻碍了经济理性主义的产生。如今，即便最激进的现代派学者也不会否认古代经济的小规模和基本面的原始特征。
其二，拓展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范畴。“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些部分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芬利范式确立后，使更多学者注意到，古代经济并非只是研究古典时代雅典或罗马，也不仅限于生产、分配、消费，还包括社会制度及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为证明或证伪芬利所提出的种种命题，学者们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就时空范围而言，除古风古典时代的雅典与罗马外，希腊化时代近东地区及埃及、共和前期的罗马、甚至是科林斯、提洛岛、马赛利亚、罗马行省等区域性经济史也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就内容而言，除商业、贸易、手工制造业、银行信贷等传统经济领域外，学者们还将视角触及到之前很少关注的农业、乡村、人口、生态环境、妇女婚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芬利范式对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可以从学者们对古代货币信贷问题的探究窥得一斑。芬利在《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古代经济》及《古希腊经济与社会》中提出，古代信贷是非生产性的，主要发生在社会上层人士之间，是他们为追求社会地位及满足奢华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围绕芬利的观点，学者们充分利用考古材料、文献材料、民族考古学及人类学知识，试图支持、修正或者否定上述观点。产生了包括《apotimema：雅典租赁及嫁妆契约中的术语》、《古代希腊城市的银行及银行家》、《古代雅典的借与贷》、《雅典的经济与社会：从银行的视角》、《辅币与货币化经济》、《金钱、法律与交换》、《租赁与借贷：公元前4世纪雅典货币经济》、《罗马世界的银行业与商业》、《罗马帝国货币与政府》等大量的专著及专论。上述作品使我们对古希腊罗马世界铸币产生的原因、铸币的面额、货币借贷的相关术语、借贷发生方式及用途、货币流通与经济各部门的联系等问题的了解深入到每一个具体细节。现在，当再谈及古代货币借贷时，人们的思维已经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层面，而是细化到互助借贷、有息借贷、海事贷款等不同的类别，即便对于有息借贷，人们也会对利率的不同计算方式、借贷中不同类型的抵押进行区分。如果没有芬利提出的命题，取得上述丰富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想像的。
其三，使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首先，芬利摈弃了“恋古癖”的错误趋向，倡导人们构建研究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学者们的思想观念中，古史编纂大致仍隶属于文献学研究。古代经济研究的任务主要是从文献和实物中尽可能发掘有用的材料，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而不需要任何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也无需做出任何评论。芬利借用莫米利亚诺的话，将这种不讲究理论，只知罗列事实的人戏称为“恋古癖”（antiquarianism），并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严厉的批判。在芬利看来，历史研究不应只探寻历史事件的细节与相互联系、过程与结果，而更应探究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方式。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要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构建恰当的研究模式，选择能解释模式的史料，才能探寻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规律。随着芬利对古史研究的深入及其弟子的大力倡导，不讲理论、罗列事实的“恋古癖”已基本失去了市场。构建各种理论模式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中自觉的学术思维。在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古史研究模式中，如霍普金斯的“税收贸易模式”、英格斯的“服务城市模
式”、戴维斯的“多维度多视角动态贸易模式”、永曼的“经济人口双向发展模式”等，都能看到芬利范式的影子。其次，针对古代历史资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芬利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先进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引入古代历史研究之中。经济史研究中，对资料和数据的掌握本是最具有效性的途径，但是因时代久远、兵燹之乱，现存能反映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状况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可用于定量分析的经济资料）相对不足。即便是有限的文字材料，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偏向性强。现存经济史料主要反映的是精英人士的思想和生活，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经济生活，文献材料往往没有任何的记载。这是因为气候、书写习惯及宗教原因，古希腊罗马没有如埃及和近东地区一样，保存下大量纸草和泥板文书。中世纪修道院保存下来的抄本，也主要基于文学、修辞及宗教的需要。此外，从时空上看，现存古典文献主要集中于古典时代的雅典及共和末期及帝国初期的罗马，其他时段和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相当匮乏。另一方面，缺乏可信度。现存对经济史研究价值最大的当数法庭诉讼词。但是正如巴克勒所说的那样，“（法庭诉讼中）半真半假的陈述、虚伪的谎言、恶意的人身攻击都相当有用。演说词中缺乏现代法庭必需的确凿证据；相反，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既定的时间里说服听众，故而贬低敌手观点就十分重要，这和宣扬自己的正确性和诚实的特性一样也是十分重要的”。针对文献史料的局限性和有限性，芬利引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根据某种假定的原则，将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研究。近年来不少古代经济研究史家借鉴该方法，并将通过该方法获取的资料称为“资料”（proxy—data）。芬利倡导人们积极采用该方法的原因之一在于所获数据的可靠性。“资料”大多取自当代落后民族，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实证基础上，数据充足、真实可靠且具有连贯性，符合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原则。原因之二在于方法和视角的创新。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迫使古代经济史研究者不得不关注其他时段、其他区域社会发展状况。在分析共性过程中，能抛开比较对象外在的差异性，更好地把握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规律性。原因之三在于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观念极大地影响着他们分析问题的视角，限制了他们用全球史观观察世界历史事件的敏锐性。考察其他区域、其他时段纷繁复杂的农业社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打破理论束缚，挑战传统权威观点，使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社会学与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开阔了研究视野，重新诠释原有史料，使古代经济史研究具有了更强的说服力。总体看来，芬利以其在人文科学理论方面广博的知识为基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完整且说服力强的研究模式，将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引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形成了芬利范式，主导了近40年来古代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芬利提出的命题、倡导的术语、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人心。翻开任何一本近年来出版的古代经济史著作的索引，都会发现，除劳动力、贸易、利润、生产外，社会地位、政治制度、友情、互惠等词汇也赫然其中，并占据重要地位。正如莫里斯在《古代经济》一书再版序言中强调的：“所有古史研究者都受惠于他”，“任何对这些现象（古代经济）有见地的论述都必须以芬利范式为出发点，任何希冀对古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得将阅读本书作为一种程式化经历”。
三、芬利范式的批评者
然而，构建研究模型必然意味着对材料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或然性，意味着该模型只能运用于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范式并不意味着任何整套规则的存在，不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与韦伯、波兰尼一样，芬利所构建的古代经济模式并非完全局限于经济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的关照和折射。在史料的选择及分析上往往存在先入为主的界定；同时，近年来，随着新史料（尤其是考古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新研究方法的采用，人们认识到，与其他研究范式一样，芬利范式也并非尽善尽美。正如安德罗指出：“芬利范式并未大获全胜。”近年来的研究证明，古代经济图景远比芬利所构建的模式复杂。“构建古代经济的模式需要应对诸多挑战，必须既能涵盖整个地中海盆地巨大的差异性，也得将公元前1000年至
元500年这一长时段内政治、技术变革纳入考虑范围之中。”作为一个涵盖如此复杂图景、如此长时段、如此广阔地域的研究模式，芬利范式不可避免地会显得有些呆板，需要不断补充和修正。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k.霍普金斯就曾对芬利范式否认古代经济历时性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意见。他认为，一方面因统治方式的变化（从自治部落发展为独立城邦，最终经过征服活动，相继建立规模宏大的雅典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迦太基帝国和罗马帝国），另一方面因科技发展及其传播（铁制工具、滑轮、水磨、螺旋压榨机）以及社会的革新（铸币、货币税收、奴隶制、书写、学校教育、书面契约、商业信贷、风险共担投资、建立帐目、帆船），促使社会经济呈现出上升趋势，尽管增长态势是“渐进的、并非迅速但仍显著，或许其中会有波折”。对于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的必要性，芬利有着清醒认识。在封笔之作《古代历史：证据与模式》中，他曾坦言：“古史研究的模式必须是动态的，这样才能揭示发展的趋势、界线和变化速度”，“如有必要，任何假说皆能修正、调整乃至抛弃”。自90年代以来，芬利范式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挑战，学者们力图探索新模式，以更好解读古代经济特征。大致说来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范式与史料存在分歧。持此观点的学者大多采用前芬利时代古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即史料分析法。随着时代的发展，除收集甄别古代文献外，他们还广泛利用最新考古成果支撑其论点。他们力图阐明芬利范式太过宏阔，不能很好解释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古希腊罗马经济的若干细节，在一些问题上，芬利范式甚至犯了事实上的错误。在他们看来，芬利范式与史料不符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范式中的某些概念存在歧义。借贷的“生产性”和“消费性”二分法是芬利范式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除用于手工制造业之外任何借贷都属于“消费借贷”。但是当代社会学家已经对迄韦伯以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二分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为在二分法则之外还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针对借贷的生产性和消费性，谢普顿指出：“如果用于筹办嫁妆的是消费借贷，那么该如何看待因联姻可能带来的收益？如果城邦显贵承担公益捐献的借贷属于消费借贷，那么显赫声名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又算什么？……”。有学者甚至认为，为赎救朋友所借贷款项都不能完全算作“消费借贷”。此外，批判者要求对“范式”、“身分”、“嵌入式经济”、“互惠经济”等芬利范式的典型术语重新定义。虽然上述界定并不能最终盖棺论定，但如果在基本概念上不能达成一致，就不可能对古代经济的特征取得共识。其次，范式将整个地中海地区（西亚与埃及除外）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没有区别不同地区、不同城邦的不同发展状况。尽管我们知道斯巴达有别于雅典，罗马、意大利与其行省的发展状况有较大差异。复次，将古代经济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单元对待，认为该范式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经济部门，不论是农业、商业、贸易、手工业、建筑业、银行业。最后，缺乏历时性的变化。芬利所指的古代经济是指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后5世纪的古希腊罗马经济。尽管历时近1500年，但该范式似乎并未考虑历史的演进，没有强调这1500年中古代经济质和量的变化。正是基于上述观念，从论证的内容看，芬利对古典时期希腊及帝国时期的罗马分析较多，对共和时期的罗马略有涉及，而希腊化世界在芬利的作品中几乎完全消失。现在对将古代经济当作一个整体的质疑之声日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他们的视线从面转向到点，从全局转向到局部。在他们看来，“古代社会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类型，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关注地区性差异尤为重要。解释古代经济现象得首先从地方性经济人手”。
不得不承认文献学者有明显弱点，他们大多不太注重理论研究，不太关注历史发展规律，而过分注重古代世界个人、团体和城邦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独特性。但同时应认识到他们的批判也很有价值。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谈及的那样，“当然，单凭史料确有问题；但是当阅读阿普勒鲍姆教授（利用史料）构建的引人入胜的罗马帝国时期不列颠农业发展状况时，我们仍会情不自禁地受到诱惑，再犯一次错误”。在历史研究中，文献和实物史料仍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太过于关注概念、定义及研究模式本身就会存在诸多问题。“企业家必须时时刻刻都按市场规律办事，资本必须在投资语境中
定义。这样的研究视角只会令我们将前工业时代的所有一切都看作是原始的。”
虽然范式与具体史料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冲突，但成功范式必须能经受史料的检验。因此，应当如德洛伊森主张的那样：“历史学者应明了他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求什么，这样他们才能有所获。”我们主张为不同目的采用不同的研究模式。芬利是站在哲学、美学、政治学的角度提出古代经济的范式，目的是思考古代、中世与近代欧洲经济的流变与差异，在于思考从古希腊罗马经济中为何未能源生出资本主义。他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19世纪中叶格罗特等历史学家。虽然芬利范式并未象有的学者批判的那样“固化着人们的观念，使人们长期误解认为古代经济停滞不前”，但如今大多数的古史学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时时事事都进行宏观思考，他们更乐于构建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甚至某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因此更注重以占据丰富史料为基础，贴近古代社会经济的实际。 其二，缺乏经济分析。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解释古代经济现象时，芬利过于强调社会地位的决定作用，低估了古代经济规模、经济货币化及市场化程度和水平。他们还批评芬利采用了不恰当方法，并对完全用社会学方法代替经济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安德罗对此颇感迷惑：“构建经济发展模式的目的是将经济诸要素综合考察，以达到对经济发展的整体认识。但荒谬的是，在研究古代经济问题时，芬利却认为考察经济现象毫无意义。”
芬利忽视对经济本身的研究是特殊时代背景的产物。首先源于对古史现代化的反动。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中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术语，如资本、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等被长期误用和滥用，独立于社会结构的“经济形式主义”分析方法充斥着古代经济史研究，古史现代化泛滥；其次，古代文献中数据不足，使严肃的经济分析受到限制；最后缘于学术背景的影响。受波兰尼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芬利更关注制度研究。
近年来，随着新研究方法的采用，专题研究的深入，更重要的是考古理论的完善及考古成果的丰富，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古代经济成为可能。学者们不但修正着芬利对古代经济属性及古代经济意识的认识，而且开始尝试从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分析古代经济。
虽然多数学者仍承认古代经济基本层面的落后性，但他们清醒认识到，情况远比芬利分析的复杂。古代社会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活动不容忽视。在经济增长水平、社会分工、货币信贷、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等方面，再用原始二字似乎已经不再恰当。在社会意识上，人们不再排斥或歧视手工业、商业等非农业经济，财富多寡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到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嵌入式经济”正在走向解体，受社会习俗、社会制度等因素制约较小的“脱嵌经济”已处于产生的临界状态。
近年来，更多学者从生产、分配、消费的角度研究古代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让人们对古代经济发展水平有更丰富的认识。从生产上看，虽然农业仍是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且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进步，但因休耕时间缩短、使用粪肥、改良土壤等精耕细作措施及更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农作物产量有所提高。非农经济部门如手工业、商业及银行信贷等服务业，社会分工更细，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各种非农职业可能已达170多种。除芬利谈及的城邦边缘人物，如外邦人、麦特克及奴隶外，公民从事非农行业人数似乎也有较大的增加。经过考证，哈里斯认为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大约有10000名公民与19000名麦特克从事各种非农行业。德·阿姆斯认为罗马权贵在商贸、信贷和手工制造等方面也有巨大投资。此前被学者忽视的妇女、儿童在生产中的作用也受到学者们关注，认为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增长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积极从事非农生产，公民财富来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古希腊罗马城市也并非完全像芬利所说的那样，皆为消费中心，除政治中心外，也有商业中心、服务中心，甚至为数不少的城市可能已成为生产中心。
生产发展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数量的增长。经过对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300年希腊人居所遗迹的分析及人体骨骼的检测，莫里斯认为500年内，希腊人家庭居住面积增长了近5～6倍，人均食物及营养摄入量增长了一倍多；同时，他认为在这500年内，希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0.1%。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100年的罗马社会中。萨勒的研究结果证明，300年内
，罗马年经济增长率大约为0.1%～0.15%。当然，今天看来，这一数值根本微不足道。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1580—1820年是荷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其年增长率也不过0.2%。从人口来看，公元前800年，地中海周边居民数大约为2000万左右，但公元后200年，该地区人口可能已经达到4000万。这一切证明，古代经济可能并非如芬利描述的那样，长期停滞，没有显著增长。
尽管古代经济在增长质与量上都不可能与18世纪之后的经济实体相提并论，与当今世界经济相比更不值一提，但它确实达到此前任何经济实体都未曾达到的水平。至少，作为常识我们知道罗马需要输入数额巨大的粮食，雅典的富裕公民也需要数目不菲的现金承担社会义务。如果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经济运行机制，要完成上述任务是不可能的。
从分配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古代分配制度远较芬利范式复杂。就分配方式而言，芬利所谈的礼物交换、再分配、市场交换等分配形式太过简单。史密斯认为古代经济的分配至少有8种方式，即生产组织内的分配、不计回报的礼物、赋税、贡金、偷盗及掠夺、礼物交换、市场交换、不平等交换（如租金、规费、分成制租佃及其他强制性交换）。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围绕古代商业发展状况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先，地中海地区是否因气候一致、物产类似、运费高昂等障碍导致地区间贸易的缺乏？莫利提出陆上运输是必不可少的，运送相对紧凑、单位价值不高的纺织品及酒类，陆路成本不会太高，尤其是陆海联运往往必不可少。霍顿和普塞尔则根本质疑气候环境一致性影响贸易的观点，认为各地状况虽相近但仍各具独特性。例如沿海与内陆、高山与谷地、可耕地区与荒漠地区等，物产差异巨大，存在潜在的贸易机会。古代世界贸易的四大宗物品，即谷物、木材、葡萄酒、金银，产地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必然导致交换的发生。伯克认为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跨地中海贸易网基本形成。其次，商品是否市场化？芬利认为古代货币面值太大，不利于商品货币化与市场化。但考古材料充分证明，自古风时代后期开始，小面额辅币就大量存在，完全可以满足日常零售的需求。雅典市场面积大，零售业发达，商品种类齐全，不同商品在市场内分区销售。伊萨格与汉森甚至认为公元前4世纪末，阿提卡地区至少有一半人口从事商业贸易。上述情况表明，古典时代雅典商品化程度相当高。有学者甚至重提希腊罗马文明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最大不同在于经济高度商品化的观点。海上贸易是分配的重要内容，甚至芬利都不否认海上贸易对古代经济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学者们就城邦在海上贸易中的作用及海上贸易的数量进行了定量研究。比莎认为，古代城邦已经认识到地中海地区经贸网络的存在，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由此产生的连锁反映。虽然城邦对海上贸易的干预不及现代国家，但这并非是因为没有制定相应的商业法则，也不是因为城邦缺乏干预措施，而是由城邦的政治性质所决定的。海洋考古成果充分证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500年期间海上贸易规模巨大。据霍顿和普塞尔提供的数据，现已打捞出的地中海海底沉船中，公元前500年前的数量很少；但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数量激增至20艘；此后逐渐增加，公元100年左右沉船数量达到最大值，接近200艘；此后渐次递减，公元600年左右，数量降至个位数。大致看来，沉船数量增加反映了海上贸易量的增加。随着商品货币化、贸易数量与水平的提高，有理由相信，古代经济分配社会化程度有所提高。虽然对霍顿“2世纪罗马贸易规模比19世纪之前任何时代都更为巨大”的论断仍有争议，但古代贸易一定比芬利所能想像的更复杂，组织更好。
古希腊罗马的消费主要包括城邦、神庙、私人三个层次。古典时代雅典城邦对财税收支颇为关注，雅典帝国解体后，城邦财政曾大幅度减少。自公元前4世纪中叶优布鲁斯和莱库古等财政专家改革后，城邦收入逐渐恢复，最多时曾达1200至1800塔兰特。罗马帝国建立后，财富迅速增加，直至公元2世纪后期。城邦消费主要用于战争、建筑、献祭及节庆开支等。神庙作为宗教圣所，往往拥有巨额财富。神庙财富是城邦和个人借贷的来源之一。同时还用于宗教圣所的修缮、举办宗教庆典等。个人财富除继续用于承担公共开支外，也用于改善日常生活。古典时代希腊罗马人注重宴饮，对酒、食物、饮料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显著增加。从公元前4世纪起，自由公民的主食已
经以精制的高品质小麦面粉为主，营养已能得到满足；除主食外，人们还注意饮食品味的提升。古典时代葡萄酒的消费远高于中世纪。对肉畜需求有较大的增加，肉类食品占据了人们所摄蛋白质的40%，牛的宰杀周期从10年降为5.5年。住房面积大幅度增加。
定量研究表明，不但富裕者，甚至普通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考古材料证明，古典时代之前，因幼年时期营养不良导致牙齿病变的比例高达37%，而希腊化时代有明显下降，仅为18%。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后2世纪的罗马社会。考古成果印证了消费水平提高的结论。格陵兰冰层中铅及其他金属的含量证明，19世纪前，人类的金属开采量到2世纪时达到最高值。罗马人对肉类消费量的曲线图与前述地中海沉船数量柱形图的变化基本吻合，即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大幅增加，到公元1世纪达到最高值（行省的最高值在2世纪）。因此，永曼自信地描述说，“许多普通公民也相当富裕，罗马社会中，巨富之家与中等收入家庭之间还存在大批家资颇丰的家庭。他们享有通达的道路、便利的港口、高架引水桥送来的清洁饮用水、浴场、市政建筑、政府发放的免费食物等公共福利。”需求的增加必然促进生产的增加，生产的增加导致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生产、利润、财富的关系，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增加，低水平、落后等词已不再适合用来描述古代经济了，以致于有学者认为在当今西方学术界中“芬利观点的支持者越来越少，批判者越来越多”。
其三，忽视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持此观点的主要是以新文化史学思想为指导的学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兴起了研究文化现象的热潮。被传统史学和新史学所忽视的物质文化、身体性别、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形象的历史及政治文化史等，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就古代经济史研究而言，新文化史学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力图解构人们既有观念及对传统文献史料固有的依赖感，主张从文化角度重新研读古代经济。他们主张在使用文献资料时必须弄清古人是如何建构文献中的话语，不同观念是如何得以表现的。到目前为止，该方法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影响还主要集中于希腊方面，在罗马经济史中还不太常见。新文化史论者对古代经济所持观点大致有四：首先，经济是文化现象的一个分支。芬利范式仍运用社会科层、租税剥削、奴隶制、农业技术、战争问题等社会学词汇来描述古代经济，认为古代经济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新文化史论者则完全抛开所有超文化维度，以文化分析代替经济分析。其次，强调不同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交流、相互影响，以此解释古代经济的发展变化。如范·雷登批评芬利在分析奴隶制、土地制度、公民权及信贷制度的意义时完全摈弃不同文化意识问的相互冲突、交流与影响。她认为随着社会文化意识的变化和发展，“互惠”，作为一个“嵌入”社会背景中的词语，其含义和表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和发展；同时社会文化意识也并非静止不变，会随着芬利范式中其他重要词汇语义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她认为需要对古希腊“嵌入式经济”重新定义。复次，强调货币的文化承载价值。在他们看来，货币并非只是一种交换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一种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念，实现着某种社会政治目的。例如，在克尔克看来，黄金是传统文化价值的象征，代表着权力、君权神授、宗教至上和公正；而白银则是新兴政治精英的象征，代表着欺骗、狡诈、品质败坏。最后，要求从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角度，重新审视古代文献的真实含义。在他们看来，古代文献呈现的决非是客观、未经修饰的事实，而是经过了人为过滤，代表着某种文化价值取向。因此作为人为构建的价值符号的表征，文献资料应置放于文化价值体系内重新分析和解读，唯有如此，才能把握文献的真实含义。众所周知，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笔下的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腐化、唯利是图的恶棍。但通过文化视野内重新审视，克尔克认为，这并非泰米斯托克利的真实写照，而是传统势力从货币表征的角度，对其政敌构建的侮辱性形象。
不能否认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冲突，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古代经济，无疑能开启全新视角。同时在使用古代史料前，厘清“古人何以提供该材料，为何选取该材料，并厘清材料代表何人的思想意识”等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但要如新文化史论者所宣称的那样完全消除文献中修饰成分，还古代经
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篇10
关键词：仿古商业建筑；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设计手法
abstract:thereismuchdisputeaboutarchaizedcommercialbuildings，buttheeconomicbenefittheybroughtattractedmanylandagents.inadditionto，itisakindofexplorationoriginatedbyarchitectswhowanttoinheritandcarryforwardthe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However，mostofdomesticarchaizedcommercialbuildingsisnotsoconsummate.throughanalysingandcomparingexistingproject，theauthorsummarizedtheirmeritsanddrawbacks，atthesametimediscussednewdesignmethodinordertoprompttheexpressionoftraditionalcultureinsubsequentworks.
Keywords:archaizedcommercialbuildings；economicvalue；culturevalue；designmethod
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涌现了一大批的仿古商业建筑。不论是在大的文化名城如北京、南京、杭州，还是在小的古镇如锦里、浔阳、凤凰等地方，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盖着琉璃瓦，挂着大红灯笼的仿古商业建筑，而近年来这种趋势仍然有增无减。尽管仿古商业建筑的数量越来越多，然而争议却一直不断。有人认为它们媚俗，有人认为它们是虚伪的“假古董”，有人认为它们在形式上生搬硬套……但我们应该批判地对待它们。“存在即有合理性”①，为什么我们不能抱着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去看待仿古商业建筑呢？现在是一个多元文化时代，前卫时尚的建筑自有它们的吸引力，难道源远流长了五千年的建筑文化就没有魅力吗？说到底，仿古商业建筑是建筑师在新时代追寻和发扬本国建筑文化过程中的一种探索。在已建成的那些仿古商业建筑中，有些尺度还不合时宜，有些形式还停留在对过去的直接模仿，还有一些现代的生活内容与传统的建筑形式发生了冲突，但我们都知道，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存在着反复，所以我们应该理解在探索和求新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1新建仿古商业建筑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1.1经济价值
传统的商业建筑主要以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求为主，而现代的消费者不仅仅满足于购物，同时对体验性与游乐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从单纯的物质需要向广泛的精神需要发展，要求购物活动中能够有更多的享受与体验，因此购物空间应该更多地与游乐、文化、休闲相结合。
我们都知道，由于现代主义“国际式建筑”的大量出现，曾一度造成了城市景观的单调乏味，引起了人们的反感。“物以稀为贵”，现代人开始对日渐消失的传统文化十分怀念，同时对异地文化非常好奇。所以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仿古商业建筑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欢迎，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在里面购物，同时也可以旅游和休闲。而另一方面，仿古商业建筑因其形式的特殊化，增加了识别性，加深了购物者对它的印象，同样很有利于吸引消费者。
1.2文化价值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开放，商业建筑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的增长。它们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对社会经济有重大的作用，强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模式；它们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亮点，记录着城市的繁荣，标志着地方的特色，也传承了历史文化”②，对城市特色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国人皆知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庙，上海城隍庙旁豫园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发掘了城市过去的文化，延续了城市的文脉，融合了历史和现代文化，是整个城市的标志和象征。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仿古商业建筑不仅仅是一个购物和营销的空间，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体验传统文化的场所。拉斯姆森曾在《建筑体验》中写道：“体验对于建筑非常重要。”他认为，建筑的外部特征成为把感情及态度从一人传递给他人的手段。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仿古商业建筑通过对传统建筑具象或抽象地模仿，再现了传统建筑的风貌，那些古朴的砖墙，形式优美的牌坊，精雕细琢的门窗，从视觉上演绎了传统建筑的文化意象。不仅如此，我们到夫子庙观赏灯会，于秦淮河上泛舟，到豫园游湖心亭，尝百年特色小吃，而到锦里拜武侯祠，穿张飞盔甲……这些可以亲身参与的活动从心理上带给了消费者更深层次的体验。老建筑外观的历史感和内部的新内涵将过去与现在联系了起来，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里得以融合，这，就是仿古商业建筑的魅力所在。
2对国内典型实例的分析和比较
“既有需要，又有合理性，我们应该予以满足”③。但不能随意而为之，否则只会泛滥成灾。因此，分析已有的仿古商业建筑，可以借鉴经验，吸取教训。
对上面几个实例进行分析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和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仿古商业建筑大都建在有一定历史的地段，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底蕴，而且这样的文化底蕴非常重要。因为在商业竞争非常激烈的今天，只有真正具有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住消费者。隆福寺商业广场的前后发展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遭受火灾之前隆福寺商业街因庙会的兴起而得名，随后聚集了众多小吃、小百货等店铺，这正是它的特色所在，因此它成为了北京最火的商圈之一，而在火灾重建后由于定位不准，将其改造成数码广场这样的经营场所，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底蕴，导致经营惨淡。
2)将锦里、豫园商城、夫子庙与新东安市场、隆福寺、西大街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前者的尺度更适合于人们步行逛街，聚敛人气。而后者大面积的现代墙面加上传统的大屋顶却难以给人亲切感。
3)国内的新建仿古商业建筑形式基本上仍停留在具象的模仿传统建筑，或将古建筑元素予以简化后附加于现代建筑形式之上，因此设计手法仍有待改进。
3对仿古商业建筑中传统文化特色表达的探讨
因此，征对上述的几点，提出几点改善意见。前面我们总结了，只有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仿古商业建筑才能真正吸引消费者，那么，怎样去表现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底蕴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1）传统文化可以通过视觉的形式来表达，卡伦认为视觉会"唤醒我们的记忆体验，以及那些一旦勾起就难再平息的情感波澜。这就牵涉到建筑的形式问题，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具象地模仿以再现传统建筑风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去研究传统建筑的尺度和比例，切忌粗制滥造，生搬硬套，因为传统建筑皆由人工所造，其精美和准确度都因匠人积累的经验决定。对于缺乏知识和技法积累的现代人来说，其难度和复杂程度不可小觑，如果不认真地学习传统技艺，深入体会古代建筑的意境，设计就会成为无本之源。反之，即使是“假古董”，那也是受众人欢迎的“假古董”。如南京的夫子庙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而另外一种方式是“仿古新做”，既要仿古，又要体现现代精神，该如何让这两者结合呢？只是简单地将传统符号加诸于现代形式之上吗？问题是当传统的形式被嫁接过来时，已经与结构和功能分开了，就像隆福寺广场那样，简化了的屋顶架在简洁的现代墙面上，两者难以融合，所以最后给人的感觉还是“假”。因此我们要努力做的，是让那些能表达出传统意象的元素自然地从建筑本身生长出来，让形式重新和结构、功能结合，与现代的材料，生产方式结合。
2）“从形式到形式是创造不出新路子来的”④，而且，视觉的表达依然停留在表层的意义上，如果想要追求更深层次的表达，传统建筑的空间首当其冲。卢绍明在《建筑体验》一书中描叙人“在空间体验中建立了一种人与场所的关联，在体验中获得了灵感，在心理描绘中建立了自己的一种场所感，一种飞腾的想象与回忆，一种意义的升华，一种美学满意”。因此，传统建筑中的游廊、院坝、照壁、过街楼等等这些空间情节，提供了一系列的情感、秩序、场所感——使消费者身临其境，通过完整的视觉、声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感受，创造了一种真实的体验，在感受中完善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当然，“对本土文化体验的注重，要运用时代的新技术新方法重新体察传统文化，空间设计不再是表象复现，而是意境再现。”⑤图9是艾未未所做的江南会所，现代的菱形图案代替了过去的花窗，建筑外观仅保留黑瓦和山墙的白，丢弃了传统的形式，但是，木材温润的质感和暗红的颜色依旧透着古色古香。当阳光穿过菱形网状的瞬间，漂移的光线落在墙上和地面时，生动的光影带来的扑朔迷离与古代的花窗所营造的空间效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3）如果说空间是骨架，那么其承载的生活情节和其中的景观就是肉体。它们让整个空间更为丰满。店铺老板的吆喝，古玩店挑挑拣拣的顾客，充满趣味的民间艺术展演，这样的生活场景是“一个城市、一个集镇、一个空间、一个景致的场所记忆的一种具体体现。”⑥而景观，同样在向人们阐释着文化的意义。红色的灯笼，店铺的幌子、嫁娶的花轿——这是唤起对过去回忆的地方的象征物。还有地区文化记忆中或传说中的神话故事到日常的习俗，它们在不同的角度和层次上刺激着人们的感官。
仿古商业建筑的存在是合理的，它们对整个城市、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严谨地对待。除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外，要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表达，形式不能丢弃，但不能局限于“形”的泥潭中，要从空间、场所、景观等方面来挖掘更深层次的表达。
参考文献：
[1]王晓，闫春林.现代商业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张庭伟，汪云，宋洁，涂胜杰.现代购物中心-选址.规划.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