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方向篇1
新中国新闻学研究60年来在曲折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的过程,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问题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成绩经验和问题教训,对其未来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闻学研究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总结60年来新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它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紧紧相依,步步相随。当祖国和人民处于顺境时,它的发展也顺利,而当祖国和人民处于逆境时,它的发展也就受到干扰和影响。
从新中国成立,新闻学研究随着初兴的共和国蹒跚起步,到在“左”的路线和思潮影响下,长达20年中经历曲折,遭受重创,再到挣脱“左”的束缚,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最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改革创新,走向繁荣发展,真所谓国兴,学亦兴,国难,学亦难。
这告诉我们,新闻学研究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需要有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国家应当尽可能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使得新闻学研究能够在一种民主的、和谐的气氛与条件下自由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改革开放提供的良好氛围和条件下,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予以大力支持,使得我国新闻学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得以不断改善。
例如中共十六大以来,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新闻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为新闻工作实现新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如《关于进一步加强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意见》(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5年)、《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等。这些政策文件和法规涉及的大都是制约新闻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其出台将从政策上为新闻业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实现良性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同时也为新闻学界从学理角度来认识新闻传播和新闻业发展中的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政策及法理依据。
再如,政府在新闻学研究的经费上也加大了投入。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或是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其中对新闻学学术研究的经费资助额都有大幅提高,另外,新闻教育经费和新闻业发展经费也在增加。这些都为新闻学科建设提供了资金和物质保障。
此外,新闻业界的配合也为新闻学科发展提供了支持。近些年来,新闻业界越来越重视和认可新闻学科的学术地位,对新闻学表示出越来越宽容与合作的姿态,不少媒体机构主动与学界进行科研合作,自觉用新闻学理论指导实践。总之,与以前相比,新闻业界对新闻学理论的轻视和指责少了,配合与合作多了,相互间就共同关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合作开展科研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这本身就壮大了新闻学的研究力量,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除此外,新闻学科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与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近些年来,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学科建设得到许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形成了一种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新闻学研究须坚持服务新闻实践、传媒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新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学术研究需要始终体现为新闻实践服务、为传媒改革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离开了这些,新闻学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纵观60年来新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服务新闻实践和传媒改革是其存在的主要价值,也是其发展的基本条件。正是在不断总结新闻工作和传媒改革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指导一定时期具体的新闻实际工作和传媒改革实践的过程中,新闻学才得以不断丰富其学术内涵,提升其研究质量,从而获得深化与发展的。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实践的探索,到改革开放中对新时期新闻宣传实践和传媒改革经验的总结,新闻学研究积极为我国新闻宣传实践和传媒改革及时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咨询,促进了新闻宣传实践的创新,推动了传媒改革的深入,提高了新闻宣传的工作质量与水平。
例如,报纸的改扩版,周末版的出现,都市报的兴起,报业集团的建立,以及广播电视节目和运行机制的不断推陈出新,还有新媒体的快速与强势发展,和传媒产业从经营到管理的一系列改革与创新,等等,都离不开新闻学研究提供的理论支持。
而服务社会发展,则是新时期新闻学研究的一种开拓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研究开始注意将视角从新闻圈内瞄向社会的广大空间,承担起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支持下,新闻研究者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为政府、企业及各种社会团体提供政策咨询和理论创新服务,大批研究政府和企业及社会团体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和舆论危机,提高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能力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使新闻学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实践说明,新闻学研究不能偏离服务新闻实践、传媒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不能无视不断变化的新闻工作实际,将自己困入纯学术的象牙塔中,否则便会走入死胡同,失去其存在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新闻学研究须不断破除“新闻无学论”的影响
在几十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新闻无学论”始终伴随其左右,对其发展造成很大冲击和影响。什么“浅薄论”、“无用论”、“非科学论”、“不独立论”、“不成熟论”、“失范论”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时不时地会出来对新闻学品头论足。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传入我国并获得快速发展后,更是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或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的论调,使得“新闻无学论”的声浪愈加汹涌。
“新闻无学论”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新闻无学论”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它的确反映了新闻学作为一门后起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不容否认,“新闻无学论”的存在和蔓延,对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受到某些质疑和否定,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轻估和贬损,研究队伍也受到某些冲击和影响,不少原先研究新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研究传播学,以至于使得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前途感到担忧。
因此,新闻学研究欲求发展,就须认识“新闻无学论”的危害,并要努力破除其消极影响,从而为新闻学的健康发展扫清前进道路。当前,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总结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成绩和经验,理直气壮地说明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人文科学学科属性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品质及理论内涵,维护其学科地位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当然,在破除“新闻无学论”消极影响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考虑其中某些合理的成分。对其中那些客观反映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内容,对那些对促进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内容,要做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以便从中汲取教训,提高新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使得新闻学在理论体系上更加完善,学科内涵上更加充实,研究方法上更加多样,研究机制上更加规范。
四、新闻学研究须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不断受到“左”、右两种倾向的影响,致使其在60年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左顾右盼,时进时退,难以自由发展,稳步前进。
新闻学研究中的“左”的倾向,在一般情况下主要表现为一些人习惯于仅仅从政治宣传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学,过于强调其意识形态属性,强调其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而无视甚至否定其专业性与学术性。而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像“”中那样,则表现为的对新闻专业理念和新闻传播规律的完全颠覆和根本背弃。
新闻学研究中的右的倾向,在一般情况下主要表现为一些人往往单从专业和学术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学,过于强调其专业性与学术性,而无视甚至排斥其政治性与倾向性。而在极端的情况下,右的倾向则表现为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新闻体制和主流新闻价值观念,主张照搬西方的体制和模式。
其实,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左”、右两种倾向都会对新闻学造成伤害,都不利于新闻学的健康发展。“左”的倾向会伤害新闻学作为一门具有严谨的科学专业规范的学科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右的倾向则会排斥新闻学作为一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科学学科的政治性与倾向性。其结果,都会导致新闻学研究出现偏差和失误,这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特别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些“左”的或右的倾向,更会对新闻学研究带来严重伤害。
因此,新闻学欲求顺利发展,就须努力防止“左”、右两种倾向的影响,即既要防止保守、僵化、教条等“左”的东西,又要防止偏激、离谱、颠覆性的右的思想观点,要努力做到既讲求学术规范,注意尊重和维护新闻学科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又考虑倾向立场,注意体现和维护新闻学科的政治性与倾向性。尤其要注意防止出现极端情况下的那些“左”和右的做法,防止它们对新闻学研究造成重大伤害。
另外,新闻学研究还须注意防止失范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近些年来,在新闻学研究中出现了重复发表、抄袭剽窃、忽视学术积累、缺乏学术批评、引文及注释失范、学术评价标准不一,以及低水平重复和“泡沫化”倾向等一系列失范问题,这也使人们对新闻学的专业理论和学术地位产生质疑和动摇。
因此,需要警惕市场、道德等多方面因素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学学术研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维护新闻工作的职业声誉和新闻学科的学术纯洁。特别是要警惕金钱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新闻学研究的侵袭,防止它们将学术研究染上铜臭味和庸俗气,使新闻学堕入世俗的泥潭。
五、新闻学研究须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
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过程需要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
所谓“遵循学科发展科学规律”,主要是指新闻学研究要强调学科的专业性、学术性和规范性,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注意遵守一般的学术规范,尊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保证其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新闻学研究要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实现学科的科学发展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是要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即找到当前阻挠自己发展的障碍,弄清影响自己发展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克服自己的缺欠与不足,寻求适合自己今后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即要立足于对以往传统的继承,要注意分清过去的哪些工作传统和学科理论是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的,使其在新时期能够结合新形势、新情况得以发扬光大,既不能任意无视传统,轻易否定原有正确的学科理论,更不能随意颠覆传统,无端地将原有的科学的学科理论视为“谬误”。
三是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即要积极学习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新闻学中那些揭示新闻传播一般特征和普遍性规律的理论成果,将其吸收消化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东西。
四是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即在继承前人和借鉴他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地吸纳反映最新理论成果的各种新的理论营养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特别是要注意总结和吸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改革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创造的各种新经验、新理论,借以将新闻学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五是要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照下发展,即既要注意在新闻学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按照科学形成的规范化要求,和运用科学的方法,来体现和证实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系统性。同时,又要注意在新闻学研究中努力借助并体现人文精神,注意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
六、新闻学研究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旗帜、灵魂和方向,是指导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指针,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与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对新闻学学术研究的一项根本要求,更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它是科学认识和解释新闻传播现象与新闻运作规律,深入研究新闻学的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因此,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来研究和发展新闻学,并努力将其体现到新闻学研究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去,是新闻学科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从目前情况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在我国新闻战线中,无论是在新闻实务部门,还是在新闻院校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过时论”、“有限论”、“无用论”等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偏见依然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更重要的是会导致新闻工作和新闻学研究出现偏差和失误,给新闻事业带来损失。所以需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工作及对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指导地位。
为此,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方法,提高学习和教育的效率与质量。
新闻学研究方向篇2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传播学教育985高校
新闻传播学因其研究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本文根据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选取了中国不同地域的高校对中国的新闻教育发展进行分析。
具体选取办法是：在东北地区选取了吉林大学，华北地区选取了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地区选取了兰州大学，华东地区选取了复旦大学，华中地区选取了华中科技大学，华南地区选取了中山大学，西南地区选取了四川大学。以国家985建设大学为主要选取对象，旨在研究质量高、具有一定实力的传播专业来做主要分析。
一、专业发展历史
所选取的这七所高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新闻传播类高校的发展现状，从它们的发展历程上看，新闻传播学专业起步较早，许多是在中文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83年，许多院校纷纷调整建系，之后逐渐成立新闻学院。（见表1）
在这些院校中除了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是在人文学部下属，其余六所院校以“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或“文学与新闻学院”作为院系名称，且属于独立的二级教学单位，表明其新闻传播教育已经趋于成熟。
从所选取的院校来看，均为“985”重点高校，除了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山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外，其余院校都有着悠久的新闻教育的历史积淀，均属于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学校。
二、新闻传播学本科教育
199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目录》中将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原“新闻学类”改为“新闻传播学类”，并将其所属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个专业。新世纪之初又增加了传播学和媒体创意两个专业。（见表2）
三、新闻传播学硕士教育
高校恢复招生后，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个院系开设有新闻学硕士点。在新闻传播学硕士的培养阶段中，绝大多数的高校均有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不同院校设置了部分相同的研究方向，说明新闻传播学硕士培养在研究方法、基本理论等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术传统，初步形成了中国语境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模式。
在发展基础好的高校里，现有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中开设的研究方向较为细致。其余高校则对各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细分，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传播学硕士点中就有新媒体研究，传播实务研究中含有公共、出版和广告；兰州大学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开设了民族传播学，较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复旦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均凭借其所处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开设了与传播技术相关的研究方向。
从表3的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硕士专业招生中，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新闻传播学硕士生教育依旧是以学术型人才为主，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来说，应该根据社会需求的发展，向实际应用型人才的方向发展。
四、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
我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是从1984年开始的，至今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首先招收第一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传播学正式设定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2010年经国务院学位办评审的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培养单位有15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政治学院。（见表4）
以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从现有博士培养点的区域分布上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点高校分布不平衡，具体是分布在北京5个，武汉2个，上海2个，南京2个，广州、成都、厦门、杭州各1个。并且这些院校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和武汉，全国尚有23个省（市、自治区）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仅仅以上述所列学校为例，吉林大学和兰州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这也表明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地区分布不均衡。
在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研究方向中，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等传统基础研究方向仍是研究主流；媒介经营管理、新媒体和符号学等前沿性学科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其余院校则结合优质资源和地缘优势开设了一批有特色的专业，如四川大学的符号学与传播学为独有，华中科技大学在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置了网络新闻传播。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当前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研究方向要细化，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是学术性为主，但新闻传播学是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专业，博士教育应该培养一些专业素养深厚，专业技能娴熟的博士，即开展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应逐步建立起来。
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对我国未来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完善新闻传播教育的区域分布和改变新闻传播学培养模式都是未来开展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①曾建雄、曾俊、邓文艳，《新闻传播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危机与转机——关于变革国内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层思考》，《现代传播》，2010（3）
②陈力丹，《2010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11（1）
新闻学研究方向篇3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为原杭州大学新闻系，是浙江省最早开展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部门。今天的浙江大学在新闻人才的培养、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媒体人才。就此，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请他来谈谈浙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这几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对当前新闻与传播学界的一些看法。
人才培养――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
记者：我们知道浙江大学新增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点，成为为数不多的具有博士授予权的新闻传播院校之一。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历史与发展？
吴飞：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系1958年创办的杭州大学新闻系，是国内较早建立的新闻与传播专业，1998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在管理体制上采取系所并行，目前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一系三所一中心：新闻与传播学系、传播研究所、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以及视观学与新媒体研究中心。其中系下辖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和广告学三个专业，主要从事本科教育；各研究所负责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培养。
记者：据统计，中国目前有数百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专业，与其他学校相比，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吴飞：一是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新闻学教育重在为新闻单位培养新闻职业人才，但我们近几年已经将这一培养目标转向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方面。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面，追求的是“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的方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对基本问题和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要求学生具有相应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基本技能；自2000年起，我们本科生一二年级就需要学量的其他学科的课程，如物理、高等数学、生物学、化学与人类文明、军事基础、法学概论、现代西方人文思潮等等都是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其二，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提高科研水准，充分体现研究型特征；其三，追踪学科前沿，把专业学习与解决现实问题相联系，适应传媒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根据以上发展思路，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对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正是为了适应传媒业发展趋势的要求。
二是与业界的联系方面，我们起步比较早。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1997年就与浙江日报、新华社浙江分社以及浙江省广播电视厅等单位一起，确立了社会联合办学模式，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从历年就业情况来看，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在就业去向上，除了传统新闻专业仍旧以去各大媒体就业为主之外，其他专业尤其是具有市场化特色的专业则已经完全摆脱了单一媒体去向，而即便是在传统媒介就业的学生，也超越了以往单纯的采编写工作职岗，介入到了媒介经营管理、媒体策划等工作领域。研究生毕业则主要进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少数著名企业和跨国公司。
三是从传播学这一学科讲，我们在传播与社会、传播法、文化产业、动漫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整合营销传播方面都有显著的特色。在这几个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说处于国内前沿水平。近几年，我们学院的老师，每年都有一到两项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的质和量也有显著的提高。
记者：教育部把传播学同新闻学一样列入博士和硕士专业目录，这会对传播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您如何看待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
吴飞：这对于提升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培养相关的研究人才，当然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我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与大多数学者的观念相同，即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个有密切联系但又有各自独立的运行规律的学科。不过相比较而言，传播学的范围似乎更宽更广一些，因此诸如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等都是其研究对象。但新闻学侧重研究的是大众传播活动中的新闻与宣传传播活动。
新闻涉及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
记者：您曾经获中国青年社会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据我了解，您之前并不是新闻系出身，是后来才转向对新闻业务的研究，现在在传播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了很高的成就。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专业方面有这样的转变？
吴飞：从事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对我来说，既偶然又必然。必然是我从小就喜欢新闻职业，希望自己也能从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工作。偶然的是我当年报考杭州大学的研究生时，新闻专业正式从中文系中独立出来，这使我有机会成为杭州大学新闻学方向第一批研究生。
应该说，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虽然有一些成绩，但远非我自己的期望，也远不如许多同行们的成绩。我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传播与社会变迁”以及“传播法”。之所以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自己喜欢，另外也觉得是社会需要。在经营管理方面，我谈不上什么成就，只不过学校刚好需要人上这方面的课而已，现在我已经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了，因为我们学院有比我更合适的老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认为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反之有很多搞经济、学政治的到最后更能在新闻这个领域有所建树。而且我们经常会听到新闻无学、新闻博学，您对此怎么看？
吴飞：在我看来，要做好新闻工作一要有新闻敏感力、二要能吃苦、三要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四要有较好的表达能力。无论你是学新闻的，还是学经济、政治或者理工科方面的什么专业，只要你具有这些能力，你就有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潜力。“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就像学经济的不一定成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学管理的不一定是管理企业的能手、甚至学法学的不一定是能干好律师或者法官工作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新闻敏感、没有悟性，而且甚至可能根本不喜欢他自己的专业，那做不好新闻工作是很正常的。
我从来不认为新闻无学，因为新闻涉及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这一现象至今还有许多规律未被发现。如果我们读几本新闻学方面的教科书或者文章，但感觉从中没有多少“学”的感觉，那是现有的研究氛围、研究能力和研究积累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早年我们不能因为炼金术没有什么“学”的感觉，而不承认有“化学”和“物理学”一样。
关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
记者：有一种这样的说法或趋势，现今的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这是否是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种误区？对于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学术化倾向，您是怎么看待的？
吴飞：我不认为“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应该说，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在学界还是有不少人在追寻，反倒是业界因为屈从于意识形态与商业利润的双重压力，而表现得多少有点无所适从。虽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因为各种的利益之诱而显得目光短浅、迷失方向甚至忘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但我相信大多数学者是清醒的，也是很努力的。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可能畅快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思想罢了。
记者：国内高校的新闻院系，对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重视似乎有所欠缺，能够系统而全面地开展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高校并不多。而浙江大学的新闻学科在这个方面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对新闻学子职业理想教育向来是非常重视的。
新闻学研究方向篇4
关键词：新闻娱乐化现状问题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媒在传播理念、运营模式、操作方法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突出了商业化取向，并以此催生了“新闻娱乐化”的潮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抓取大众眼球为主要目的的软性新闻骤增，无论从内容到形式皆体现出对娱乐化效果的明确追求，使新闻和娱乐的界限日益模糊。其间，相关从业者和研究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一现象，并撰写了大量论文。今天，面对新闻娱乐化的汹涌之势，重新回顾和审视这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探讨和思考其中的问题、对策和未来趋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新闻娱乐化”的提出与界定
对于新闻娱乐化，当前尚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学界引用最多的是林晖于2001年给出的解释，即从媒介“最初的纯娱乐消闲的娱乐性节目和内容的大幅上升”开始，强行把新闻向娱乐拉近，刻意消除两者之间的界限。“娱乐化最突出的表现是软新闻的流行，即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在表现技巧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从最初强调硬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实现硬新闻软着陆发展到极致，演变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①此后，众多文章虽然对新闻娱乐化做了各种不同的界定，但一直没有离开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表述。当然，这并不表示众口一词。不少研究者还提出了新闻娱乐化趋势、新闻娱乐化倾向等概念，并与之做了比较。例如，曹舒雅认为，新闻娱乐化是媒体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努力迎合大众的负面心理现象，集中表现为媒体夸大、编造事实、煽情、炒作等作为手段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而新闻娱乐倾向是传播者围绕创新传播途径、提高传播效率的一种新闻实践方向，不以媒体盈利为根本目的。②郑西帆则从新闻理念、新闻内容、新闻叙事方式与叙事语言、新闻传播市场等四个方面对新闻的娱乐化与专业化进行了说明和区分。③
“新闻娱乐化”研究的现状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比较发现，对新闻娱乐化现象的研究，从内容上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成因与表现、影响与态度、建议与对策。
成因与表现。新闻娱乐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就现有成果归结起来看，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受众（心理角度）的需求为新闻娱乐化提供了生存空间；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促成了新闻娱乐化；第三，新闻娱乐化是全球化消费主义潮流在传媒领域渗透影响的结果；第四，大众文化的流行为新闻娱乐化的发展提供了温厚的土壤；第五，官方意志的默许是新闻娱乐化现象持续存在的现实条件。
此外，滕腾认为，一味地娱乐新闻、哗众取宠，也反映出一些媒体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意识的缺失，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④申玲玲指出，我国媒介如此热衷于娱乐化的新闻报道，除了有市场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媒介普遍底气不足。⑤黄良奇则从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功能和传播载体等多方面对新闻娱乐化成因做了详细阐释。他认为，娱乐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传媒走向娱乐化，而受众接近权的实现、心绪转换以及人际关系效用的需要等，加速了娱乐化的进程。⑥
一句话，新闻娱乐化的兴起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社会的也有文化的，既有媒体的主观诉求也有受众的客观需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为此，它又有不同的表现：从理论上讲，在题材选择上，淡化硬新闻，抢占社会新闻，唱响民生主题，重视本地题材，实现了新闻题材的多样化；在新闻立场上，放弃纯粹的官方立场和一味的喉舌功能，尤其是在民生新闻和社会新闻上，初步实现了新闻立场的非官方化；在新闻表达上，重视电视叙事功能，展现的播报风格轻松自然，节目形态生动灵活，注重电视新闻的可视性、艺术性。但在现实社会中新闻娱乐化却发生了异化：一是从题材的多样化发展到随意化，二是从新闻立场的平民化、非政府化发展到个人化、无原则化，三是从新闻表达的故事化发展到电影化、传奇化，四是从追求新闻节目的好看到新闻价值观的异化。⑦具体表现在：第一，娱乐新闻大大增加；第二，以娱乐的视角来报道非娱乐新闻事件；第三，以娱乐的态度评论新闻事件。⑧
影响与态度。新闻娱乐化的影响，无非是利弊互现，可分为两类，即负面为主和正面为主。其中，持前一种观点的占多数。大部分研究者对新闻娱乐化的对策也都是以此为前提。
就负面影响看，可概括为：其一，弱化媒体教化功能，消解严肃文化，恶化社会风气；其二，损害媒体公信力，丧失社会责任，麻木社会心理。例如，赵黎刚认为，新闻娱乐化日益导致新闻信息首先应具备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信度等重要价值因素的减弱和次要化，使新闻的严肃性、教化作用等在轻松愉悦的感官享受中不知不觉地被边缘化，并导致社会大众对现实生活的感知日渐平面化、浮浅化乃至“身体化”。⑨刘艳认为，在传媒娱乐化的进程中，娱乐化传媒普遍把暴力、性及放纵等题材作为关注的重点大肆渲染，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助长了暴力化、色情化倾向社会风气的形成，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⑩刘艳凤认为，娱乐化使新闻内容滑向“媚俗”，媒体自身的权威、公信力、专业精神也在娱乐中解构。
就正面影响看，首先，娱乐化推动了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大众化，既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又提升了社会民众参与社会交往、行使公民文化的权利。其次，娱乐化不仅给媒体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媒体的自身发展以及参与市场竞争奠定了基础，为媒体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教育角度来看，新闻娱乐化充分考虑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是时下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机制的产物。随着我国传媒的日益市场化，它也从高高在上转为贴近生活，走到了普通老百姓中，受众逐渐取代了传播者成为传播的中心。
对新闻娱乐化影响的分析，决定了研究者对它的态度。主流观点是要关注娱乐化带来的危害，警惕娱乐化的过度膨胀。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娱乐，如果换一种说法，其首要的价值是作为符号物品的一种来源，符号活动的一种环境。如果从学术观点看，这种活动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对主流意识的颠覆”。例如，政治新闻的娱乐化，一方面反映出现代市民社会下的大众对传统政治的不断疏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政治面目通过娱乐化后接近生活本原的回归。当然，对此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特别是政治新闻，还是应以严肃为前提，须知娱乐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需要冷静对待，既不能一味叫好，也不能盲目封杀。
建议与对策。针对新闻娱乐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者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提出了众多建议和意见。例如，有研究者就电视新闻提出了新闻娱乐关系不错位、新闻底线不放弃、新闻生态不恶化、新闻文化品位不降低的四原则。综合起来，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从三个角度（政府、媒体和受众）处理好两个关系（新闻与娱乐的关系、新闻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
就政府而言，面对娱乐化浪潮的席卷，在大众传媒受利益驱动，行业自律还未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政府应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防范和抑制新闻异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我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管理主要体现在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国家能够发挥它的宏观调控作用，使新闻媒介认清自己的发展方向，确保不向大的方向出轨。政府的监督作用，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优化舆论导向手段；建立、健全大众传媒业的法制法规，加强新闻行业的他律；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管及加大对违规媒体和个人的处罚力度等。
就媒体而言，面对市场竞争，为了争取受众的最大化，首先要尊重受众的消费心理，在新闻题材上选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东西，要符合新闻传播原则，但也要分清楚通俗化和庸俗化的差别。
就受众而言，面对越来越大的各种压力以及各种诱惑，受众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和认识程度，主动抵制和拒绝各种不良影响，切实发挥舆论监督者的作用。
“新闻娱乐化”研究的问题
国内对于新闻娱乐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参与这一现象研究的学者有所增多，对问题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视野也日益开阔，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就中国期刊网的论文来看，数量上，从2000年发表于《传媒观察》的《不容忽视的新闻娱乐化趋势》开始到2010年8月，总共有300余篇相关论文。内容上，一类是总体评述，包括有关新闻娱乐化的界定、表现、成因、影响以及对策等，这类论文占到了全部论文的半数以上，题目如《浅析中国当代新闻娱乐化现象》、《浅谈新闻娱乐化》等，其中也有专门对某一方面进行分析的，如《浅析新闻娱乐化的内涵》、《对当代中国新闻娱乐化现象成因的分析和思考》；另一类是通过媒体或新闻的区分，细化为电视新闻娱乐化、报纸新闻娱乐化或是法治新闻娱乐化、体育新闻娱乐化等；还有少数几篇就新闻娱乐化在国外的发展做了总结。结构上，几无例外地都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来论述。研究方法上，纯理论分析占了绝大多数，个别几篇还进行了实证分析。从作者身份来看，多数是媒体从业者和在读研究生及高校教师。而文章来源则集中于《新闻爱好者》、《青年记者》等新闻刊物及众多层次不等的学报。除论文外，国内尚未见专著对此进行专门研究，吴飞主编的《新闻批判力》、蔡尚伟编著的《影视传播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时代的影视方法论》等对新闻娱乐化现象做过专章论述。
加强“新闻娱乐化”研究的思考和建议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新闻娱乐化不断呈现出新特点，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态势，对此现象的研究也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要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下工夫。
研究要具前瞻性。纵观十年的新闻娱乐化研究，研究内容或探讨的主题多集中于要不要新闻娱乐化、新闻娱乐化的影响等。在娱乐化已是大势所趋的形势下，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新闻如何娱乐化的问题，诸如娱乐化的原则、娱乐化的方向、娱乐化的专业规范等，特别是对受众的研究还很不足。更重要的是，对新闻娱乐化的发展趋势，尚没有做出科学的预估和判断。
思考要有宏观性。现有研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媒体发展、受众精神两方面，而新闻娱乐化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在大力倡导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的今天，这一现象的泛滥影响如何；当全社会都在追名逐利时，掌握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媒体人的社会良心何以体现等，既少涉及，更没有在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宏观背景下论述。
研究要有关联性。新闻娱乐化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现象，而是众多“娱乐化”中的一个方面。如今，娱乐化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甚至是一种态度。因此，新闻娱乐化不仅是新闻传播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需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
对策要细化和可行。如果说最初的研究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今天新闻娱乐化已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空对空的议论显然已不合时宜，需要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建议和措施来解决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具体问题。
加强基础调研。新闻娱乐化现象充斥社会，但其发展现状到底如何，它给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带来的影响究竟怎样，无论是全国范围内还是地区范围内都缺乏有效的社会调研。多数的观点和结论，都建立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上，没有数据支撑。因此，理论界和业界都需要潜下心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实证研究。
加强合作研究。对新闻娱乐化的集体注意，并没有促成相关研究的合作开展。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新闻娱乐化现象需要媒体和理论界的共同关注。在当前条件下，媒体如何强化社会批判功能和舆论导向任务，克服在政策、人才、技术、资金上的难度，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研究者如何打破既有的思维框架，多角度地思考问题等等，都需要开展交流合作。
注释：
①林晖：《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3）。
②曹舒雅：《浅析“新闻娱乐化”和“新闻娱乐倾向”的差异》，《新闻三昧》，2009（10）。
③郑西帆：《试论新闻娱乐化与专业化的分界――从电视新闻泛娱乐化现象谈起》，《新闻实践》，2009（6）。
④滕腾：《浅谈新闻娱乐化现象》，《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
⑤申玲玲：《浅析新闻娱乐化对传媒经济的影响》，《新闻爱好者》，2009（1）。
⑥黄良奇：《新闻娱乐化成因解析》，《新闻界》，2007（2）。
⑦曹多胜:《论电视新闻娱乐化的生成与发展》，《江淮论坛》，2010（2）。
⑧周元：《新闻娱乐化的表现及“度”的把握》，《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1）。
⑨赵黎刚：《被改写的知觉：“新闻娱乐化现象”透析》，《新闻界》，2006（2）。
⑩刘艳：《论新闻娱乐化对传媒教育功能的影响》，《民族论坛》，2007（7）。
刘艳凤：《媒体功能失衡下的娱乐化新闻及其负面影响》，《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张玉坤、李大敏：《浅议新闻娱乐化对媒体发展的影响》，《新闻知识》，2009（9）。
詹姆斯・库兰[英]著，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王璜：《时政新闻：“娱乐”一下又何妨？》，《采写编》，2007（3）。
郭浔生：《关于电视新闻娱乐化的反思》，《改革与开放》，2009（18）。
岳健能、房尚文：《新闻娱乐化的成因与对策研究》，《新闻知识》，2008（12）。
易静、谭欣怀：《从娱乐新闻到新闻的娱乐化浅谈》，《怀化学院学报》，2009（4）。
新闻学研究方向篇5
数据新闻的性质和业务
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新闻的本质是构建所有意义的有机统一体，数据新闻遵循的逻辑和基本途径是人文法则。大数据驱动的新闻报道实现了从关注社会表层到发掘社会深层问题的转变，有助于提升新闻报道的透明性。数据新闻报道的特点是提早策划、及时跟进、多渠道收集海量数据。有学者认为数据新闻的价值通过数据的量体现，数据新闻能对“全体”进行报道，使“整体真实”从理想变为现实。有学者认为数据新闻的制作过程包括新闻主题发现、数据抓取、清洗过滤、分析挖掘、交互性设计、可视化呈现、故事化讲述等几个方面，而数据处理、交互性设计与可视化呈现是数据新闻制作的核心。大数据技术对传统新闻业务的影响是数据新闻研究的重点，彭兰认为新闻报道中趋势预测性新闻和数据驱动型深度报道将增加，数据呈现、分析与解读能力会不断提高，新闻生产过程中跨界合作也会不断增强。她还认为数据关系的揭示，对于挖掘新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喻国明认为大数据既是新闻形态的创新，又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内容创新，通过碎片化的数据及文本挖掘技术，实现了“减少和消除不确定性”新闻内容。周子渊认为大数据对传统新闻在获取新闻线索、新闻呈现方式、新闻舆论导向以及新闻内容等四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丁柏铨认为数据新闻的出现影响了新闻工作者的新闻理念、传媒的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整合、新闻实务以及部分新闻学者的研究旨趣。
大数据与传媒业关系研究
关于大数据与传媒业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大数据对传统传媒业的影响。彭兰认为传媒业是大数据时代受到冲击的主要行业之一。官建文认为大数据在媒体内容、新闻报道数量、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媒体舆论等方面对传媒业带来了挑战，媒体要有强烈的数据意识，要善于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和使用数据。王武彬认为大数据的核心理念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媒体应将大数据看成重要的资产和生产资料，大数据应该被广泛应用于媒体的辅助经营和报道中。大数据背景下传统媒体如何转型？喻国明认为个性化信息定制、众包式内容生产以及传媒业跨界融合是传媒业转型的三个基本路径。张涛甫认为传统媒体可以抓住大数据环境下受众对高品质、确定性信息的需求，寻求战略突围，应在理念、战略、技术三个层面寻求突破。解葳和高宪春认为在大数据背景下要实现传统媒体从“公共媒体”向“公众媒体”，记者从“全能记者”到“数据协作团体”，新闻生产从“制度化新闻生产”到“众包数据挖掘”、从“信息采集”到“数据筛选”，新闻报道从“客观性报道”到“沉浸式新闻”的五大转变。还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媒介组织结构面临变革，媒介要建构数据互动空间，勇于打破自身边界的束缚，同时要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
大数据与传播学研究
徐偲骕认为对于传播研究领域来说，如果“大数据”概念与方法只能增加功能主义经验研究的工具性效益，于反思传播权力不平等、关注个体传播权益、重建媒体公共性无任何裨益的话，只能成为学科发展的又一桎梏。吴维忆分析了大数据的传播学意义，认为大数据不仅提供了技术支持，还是一种构建性塑造力，在根本上重塑着媒介场和整个传播领域的结构和生态。从大数据对传播学效果研究方法论的影响来看，操瑞青认为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两者的平衡，在关注文化向度的前提下将效果研究向前推进，关注传播活动与人的思想之间的具体关联。曹刚认为大数据背景下受众研究受到受众使用行为的海量数据、高维数据和价值缺失三个方面的影响。研究过程中，在处理“大数据”时要利用抽样技术有效压缩受众测量数据量，利用维归约技术降低受众的数据维度和增加受众研究背景知识数据挖掘的预判性。有学者认为大数据使受众分析对象从抽样分析变为全量分析，分析结果实现了预测性、评价性和可视化。在传播学研究中，大数据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喻国明将大数据方法运用于社会舆情分析，用大数据价值挖掘与分析技术，分析当下中国社会舆情的结构性特征。
新闻学研究方向篇6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重构；进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不断进步，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挑战与机遇，也为各个领域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给各个领域注入了新的灵魂，特别是对社科类领域的探究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许多的领域都运用大数据这一新时代的产物对老化的学科进行积极地改进，并且也出现了一个好的发展状况。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也顺应时展的变化，正确的利用大数据的优势，不断地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融合，扩展着自己的宽度与长度。以下，就是对大数据时代下，如何让新闻传播学进行更好的重新构建与拓展道路的探究。
一、大数据对新闻传播学内外部的重构
（一）大数据从外部促进新闻传播学与其他领域的融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但是对于目前来讲，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相较于其他学科是缓慢的。因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比较缓慢，相比于其他已经趋于饱和的行业来说，新闻传播学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在大数据时代下，其他的学科在进行创新发展的时候将新闻传播学当作参考物，吸取新闻传播学中的精华。也正因为各个学科的相互融合，互相吸取对方有营养的物质，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也就更大，这对新闻传播学的重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大数据的时代下，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对于大数据做出了迅速的反应，首先大数据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数据基础，其次，大数据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野。那么，新闻传播学也可以结合社会科学带来的信息，对需要传播的实际内容进行分析。并且，社会科学也可以借鉴传播学的优秀成果，加大两者的联系，传播学也就能更好更快的发展。从对大数据的探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各个学科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交流的次数也非常频繁。各学科都在自己原有的技能上再添色彩，但是，部分学科交融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新闻传播学这方面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其次，新闻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相融合的时候，有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深化。新闻传播学科在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传播的规律，并且要思考在研究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与现象。在各个学科不断交融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合理性、准确性，为大数据下一步的传递做基础。并且，在各个学科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网络技术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想要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必须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来为自己谋福利。比如，在网络中，有许多的实时热事，这些内容就会快速的传播，那么人们的目光就会转向新闻传播方面。
（二）大数据从内部加深新闻传播学的探究变化
新闻传播学，其实是由新闻与传播两个方面构成的，新闻学主要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新闻事业与工作规律的一门学科，而传播学主要是研究人类传播行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一门学科。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相融合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文史类的学科，所以，在很多学校开设这个专业的时候都将新闻传播学放到中文系。但是当时研究本学科的教师较少，导致新闻传播学科在当时的学习上受文史类的影响就比较大，这对以后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人文做出了铺垫。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对于教育事业也比较重视，新闻传播类也逐渐地朝着传播这个方向进行发展，在研究的过程中，大部分的人员也都使用实证的方法进行调查，使用举证的方法进行探究。到目前，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于对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来说，相比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大数据带来的数据更为丰富与准确。大数据带来的优势，使新闻传播学提高了它的上升空间，利用大数据的方式分析数据，工作人员就可以更好的分析掌握规律，还可以将消息更好的散播出去，并得到有效的社会反映。这个时候，新闻传播学就由文史类的专业向社科类的学科方向进行延伸。
二、大数据时代下新闻传播学的进路
（一）包容思想和看不见的界线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各个学科都相互进行有力的交流，以此来更好发展完善自己。新闻传播学科也应该与其他的领域进行有机的结合，与各个领域进行交流互通，积极吸取各个领域的一些内涵与知识成果，以此不断来丰富自己的领域，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为今后更好地进行发展而努力。并且大数据的到来也打破了原有的研究新闻传播的研究的方式，扩大了传播的路径，利用了这个机遇与别的领域进行合作，更好地将新闻传播学科带向大众。在新闻传播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明白，不同的学者对于学科的分界线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学科之间的界限也是有着不同的态度。但是，学科之间的位置需要划分得这么清楚吗？我们可以进行实践论证，在进行各个领域的学术交流会中，大家集思广益，头脑风暴，这些厉害的研究人员很容易想出来令人感慨的创造，获取优异的成绩，这就是通过与别的领域相结合，不断创新自己人的来的好处。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打破自己原先定位的学科之间的界限，才会出来一个更好的成绩。
（二）明确身份和找准中心
在大数据的时代下，各个领域的学科都与大数据存在着关系，所以，新闻学科必须在一些关于自身的重要问题上，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找准自己究竟需要探究的是什么，以此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大数据在不同的领域对于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我们就需要在这些不同中，明确自己身份，找准重心。在政治这门学科中，研究的重点都是非常经典的，像是制定制度，选拔这种，都是一些关于政治体系这方面的内容。对于经济管理，主要的就是关于市场这方面的研究，比如供给，需求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大数据的对于市场的走向，找寻能够利用的，以此来满足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在文史类的学科中，主要是运用大数据来阐述这个理论的演变过程，其中，它必须结合实际，一般是利用故事的形式，将所要阐述的理论进行解释，在新闻传播学与这融合时，在传播的过程中不能胡编乱造，要准确真实地描述事情的真相，在不同的学科里，保持着它们不同的重点，合理进行利用。保持新闻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特殊性，为以后的发展和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大部分的学科和新闻传播学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相互交融的关键点是不一样的。对于如何进行相关的探究，就会在注意点和疑问点上分析市场的建设和走势。在实施经济管理的时候，大数据就需要在市场的基础上，分析史学上的大数据支持和理论演变。在探究的基础上，分析消息的传播性，导致疑问的产生，而这些疑问的产生都是在事实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看问题的侧重点不一样，关注的中心不一样，那么交融的核心点也就不一样，未来的发展也就不一样。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在向着精准化的方向实施延伸，为未来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弥补缺陷和方法锻炼
在大数据的时代下，它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对新闻传播学科提出了新的需要，并且，它对这些互联网技术的工作人员参加社会研究问题转为研究员提供了机会。但是，大数据在给新闻传播带来优势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仅需要积累对应的知识，还需要保持形势上的建设，为下一步的延伸带来较强的规划性。大数据的时代中，也可以使用新闻传播的优势，促进形式上的创新。大数据虽是新闻传播学科的践行者，但也需要在信息化基础上，找到新的困难，强化形式的建设路径。新闻传播想要在社会科学中占据较大的位置，那么就需要积极的锻炼保持良好的状态。大数据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新闻传播和其他社会学科之间的关系与界定，所以说新闻传播的进路探索需要在弥补缺陷时重点关注自身价值的提升，思考如何与其他社会学科之间重新建立关联和展现优势。大数据的诞生带来了信息技术专业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新闻传播应当注意到这一关键性问题，在发展自身新闻传导性的同时提高相关技术应用效率和拓展智能领域，推动新闻传播突破传统人文学科的界定，从而促进其延伸发展，并确保在大数据时代下其发展进路探索的流畅性。与此同时，信息传播技术在大数据时代的进步下产生了新的变革，虚拟化、云技术、“互联网＋”等概念势必引起新闻传播出现转折点，而这就需要新闻传播强化提升方法锻炼自我，以便于促进其在社会发展中提高自己的价值，从而保障自身社会地位稳定的同时强化技术应用。此外，加强自身技术训练弥补缺陷之时，新闻传播行业要注意审时度势，充分挖掘大数据的发展优势并利用到自身发展进程中，一来利用大数据提高自身技术的先进性，二来通过大数据加持提升新闻传播与时代进步之间的共融性，从而实现进步路径拓宽，以及实质性的实现缺陷弥补和优势互补。基于此，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的重构与进路探索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效。
三、结语
总的来说，大数据的应用渗透在了当今社会的很多行业，本文侧重论述了大数据对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大数据时代的引领下，使得新闻传播学与各个领域不断融合，也促进着新闻传播学的升级，也使我国的新闻产业得到了更好更快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它进行升级，使我国的新闻行业更加的繁荣，使得新闻行业具有更高的实效性，获得大众一致好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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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研究方向篇7
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引进与发展的大致脉络
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1978年3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1982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1986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论题由浅而深;范围由小而大;沟通由难而易;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由单一而多元;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7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80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20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1986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1992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新闻学研究方向篇8
一、新闻策划
其实，新闻策划是新闻实务研究的老话题，前几年这方面的研究已呈现“降温”趋势。可是，“茶水发炎”、杨丽娟追星、纸箱馅包子等一连串“策划新闻”再次让研究者关注起了新闻策划这把双刃剑的长处和不足，让老话题“升温”。
有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策划的主旨是通过“新闻策划”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客观上要求报道者注意资源开发的适度。目前，在新闻资源开发方面的不适度，主要表现为“不足”(有些新闻报道脱离新闻事实孤立存在，使得新闻资源难以充分发掘其内在价值)与“过度”(对资源超越现实的需要，甚至违背新闻传播的规律和原则，造成滥用)。
也有学者从新闻策划中新闻事实的生成机制着眼，事实的总体包括显事实和潜事实两大部分。新闻策划就是通过策划具有结构力和浮现力的新闻事件，以新闻形态来显现那些无形的、潜在的、不具有表现能力的潜事实或者说是弱事实。新闻策划不是策划事实，而是策划新闻形态或者说是策划新闻事件。学者赵振宇认为，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没有发生的事实或该事实完全是凭空造出来而且又是实际生活中没有或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源头造假，为害最烈。
于是，有学者提出，一些人在用假“新闻策划”之名行“策划新闻”之实，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因此，告别“新闻策划”，叫响“报道策划”，正当其时。
二、公民记者
有研究者认为，市民新闻(也称公民新闻或者草根媒体)是一种崭新的新闻理念和操作实践，它不同于传统的以媒介社会责任理论为代表的新闻观，也不同于西方近些年兴起的公共新闻和民主参与理论的新闻观。市民新闻对传统媒体的“守门人”构成了消解。也有研究者分析中国“公民新闻”还处在初级实验阶段，代表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还存在机制问题和“去农民化”倾向。还有的研究者提出，真正到了手机时代，中国的媒体差不多就进入了公民时代。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做记者，每个人都可以报道身边的新闻。可有研究者分析，web2.0时代的网络新闻传播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但新闻传播权和话语权的民主化，受制于现实的社会权力结构和秩序，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人都是记者”应成为新闻传播领域追求的目标。
当然，这一切也给新闻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学者喻国明认为，如果记者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未被原单位采用的稿件，严格地说这是新闻，但以网站日记的方式，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广泛传播的结果。可是，这样的行为既不是商业性的，也不是主动的新闻，相关部门不可能按对新闻的规定来处置。更有研究者指出，从整体上看，草根新闻对个人传播权利的强调遮盖了对传播内容应有的关注。对自我实现的强调大大超过了对公民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张扬，对反叛精神的强调淹没了传统文化的精髓。
三、党报改革与典型报道
2007～2008年对党报改革的理论探索发生了微妙变化，研究者再次把视角“回归”到前些年曾经聚焦的典型报道创新和改变党报话语体系上，而且使用了定量研究方法。
学者丁柏铨等考察了30年来报纸的典型报道，认为直面现实矛盾、取用平民视角、触及情感世界、进行细节描写四个问题特别重要。也有研究者结合典型报道的“人本化”新形态提出，典型报道正从由媒体和政治合力主导的政治话语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广泛社会心理认同的典型报道的公众话语时代，典型报道应遵循新闻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回归到受众本位。还有研究者从受众对当今典型人物报道的对抗式解读分析人手，阐述“人本位”的回归、多元化的思想与阶层、典型报道新闻宣传主题的单一、“媒介中人”与“现实中人”的对比反差等是造成对抗式解读的原因。
另外，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课题组组织的“首都新闻院系学生对网络上先进典型人物宣传的接触程度和认知态度”的情况分析中建议，组织建立先进典型人物宣传数据库，创新宣传的形式和手段，将经典案例引入课堂。学者栾轶玫选取10个中央主流新闻网站研究后发现，新媒体的典型报道在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如何使“规定动作”更加“优美且具观赏性”是下一步国内新闻网站要着重考虑的方向。还有研究者从全球化浪潮的视角入手，剖析中国传统新闻传播模式和理论的解构状态，认为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受众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媒介生态格局的变革以及媒介话语权的转变等成为典型报道变体产生的原因。该变体具体表现为典型选择的多元、报道方式的本质回归以及运作机制的市场化走向。
四、重大事件报道
2008年是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频发的一年，南方雪灾、“3・14”事件、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三聚氰胺风波、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新闻界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通过对近十年来中国新闻奖评选的回顾，有研究者观察到了可喜的变化：作品的信息价值得到重视；作品力图贴近生活、贴近受众，新的“受众观念”得到凸显；报道模式有所改变，角度力求“以小见大”。另有研究者从操作层面出发，认为模块式报道是对单一和分散式新闻报道的有机组合，为报纸创新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还有研究者从实例人手指出，重视突发事件报道，坚持独立自主的报道立场，构建完善的传播体系，报喜也报忧，把握好文化的“再嵌入”和“脱域”的平衡(民族性和国家性平衡)，从而提升中国传媒的形象和国际公信力。
五、改革开放30周年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对于30年来我国新闻事业改革和发展的研究成果甚丰，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关于新闻实务研究的总结和展望。
学者童兵认为，新闻实务的切实改进成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夺目亮点。新闻实务的重大改进，尤其是在全国形成一股改革浪潮是从1981年年底“五字方针”(真、短、快、活、强)提出开始的。改革初期，改革者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传播方式、报道方法的改进上。新闻写作散文化，今日快讯以至后来的周末版，形式和方法的改进成为改革的重点和新闻人的主要追求。党的十六大以来。民生新闻、公民新闻、舆论监督、群众时评等内容开始登上平民百姓喜欢的报章和电视频道。“三贴近”方针的确定和提出，实际上是强调从报道内容上切实推进新闻改革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一论述，进一步拓宽了新闻内容改革的范围。2008年5月1日开始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人们展示了民主政治建设与新闻改革互动互进的前景。
新闻学研究方向篇9
一、接受美学概述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在联邦德国的一种美学思潮，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尧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的，从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众所接受的审美需求。
接受美学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尧斯和伊泽尔，他们主张美学研究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范围、对作品所做出的反应程度、读者进行阅读作品的过程和读者自己所拥有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学的过程中还应该要通过问答的方式以及同时进行解释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创作与接受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这就要求能够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死路中引出来，并要把审美经验方在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学方法论有其独特的理论观点，这是由于接受美学拥有自己的特的理论基础。由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是反对19世纪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其主要是反对文学作品具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含义或意义。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性质的研究是一种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而在不断变化的对经验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同样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条件所制约着，这一历史观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基础。尧斯在研究接受美学的过程中把结构思想与历史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文学创作整个过程中更高级的结构，而接受是在作品的历史系列与公众态度系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过程，在此构成中形成了审美。不仅如此，尧斯还引进了许多不同科学哲学家的概念与观点，并把这些概念及观点融入到接受美学的概念里，扩展了接受美学新的范畴，这便为接受美学划定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研究领域。
尧斯认为接受美学是研究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读者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像对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样，要深入并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有效的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要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尧斯并把这些观点的主要内容分了几个方面：第一，接受美学研究者现在逐渐注意到了一个过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其美学价值是要通过阅读表现出来的。尧斯用接受美学表述这个事实，就是当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备的文学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不是在被动的接受和反应，而读者是主动的能动的推动着文学创造，所以说读者的接受与反应也是推动文学创造，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第三，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热烈还是冷淡，都是由读者的阅读活动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取决于作品的性质。即使同一个读者阅读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到，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被作品性质的制约着，也受读者的制约。最后，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由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受众自身的生活经历具有其特殊性，受众的艺术修养、个人气质、艺术趣味、教养及知识程度、家庭环境等影响着受众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审美层次。
接受美学强调着受众的接受与受众的审美，其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文学艺术，而是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础上开拓了注重读者对作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接受美学使人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其也在处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
二、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对新闻内容的审美表达，由于新闻的真实与美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美感是新闻真实的较高品位，因此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时就把美感也作为新闻是否真实的一个评判标准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受众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接受美学把读者作为了一部新闻作品的主体，因为无论任何的文本只有经过了读者的阅读才能成真正意义上的成品。接受美学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就是读者受众学，在接受美学中受众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闻作品没有读者进行阅读，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作品，所以说读者在新闻作品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并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播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过程而完成传播活动的，并且受众也不是全盘的接受新闻信息的，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进行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用接受美学方法论去剖析受众心理与新闻传播原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功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接受美学非常重视审美接受与交流，因为新闻传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沟通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功能是新闻媒体功能的一种延伸，新闻媒体要满足不同受众群对新闻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闻信息加以区分，因此也就要求新闻传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变通能力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新闻传播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场真实感、时效性、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内容也更为丰富，这样带给受众更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带给受众更多的愉悦感，受众就越能够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闻信息，这样新闻信息也就更加具备审美价值。以新闻受众的接受效果和审美趣味与需求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发挥新闻传播活动的审美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写作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接受美学方法论的理论观点，受众阅读理解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新闻文本中的不同情节或词语都有可能引发出与读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经验，因而引起读者对新闻本身的阅读期待。文学创作与读者及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双向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来看，文学、新闻写作和文学、新闻反馈也是一种双向性的同构关系。无论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前期工作还是其活动过程甚至是其工作结束时，都不程度的受到受众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众审美需求、审美意向的制约和限制。在接受审美的理论原则中，新闻写作必须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艺术形式上讲求审美创造，使受众能够在接受新闻信息时获得审美愉悦。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价值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闻价值指的是一则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效益强烈的新闻，其新闻价值较大。社会效益小，其新闻价值就小。”①从接受美学理论上说，新闻价值实质上就是接受效果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新闻价值受到读者对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应的影响，受众的审美取向也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个因素。
接受美学对新闻传播学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潜在且深刻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对接受美学方法论的借鉴，使其在发展上拥有了更大的空间。
三、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学的启示与意义
接受美学方法论主张新闻传播活动一定要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受众放在主体位置上，要走向读者受众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取向，这就为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满足受众需求，达到受众审美标准，就一定要注意到受众群体的差别，受众群体的不同层次，因为不同的受众拥有不同的“期待视界”，进而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就拥有不同解读方式。受众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接受与理解符合了接受审美的理论观点，受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过程是一种意义上的能动的艺术审美再创造过程。
转贴于
由于受众自身的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同点，比如受众个人心理结构有所不同那么受众对新闻传播信息的要求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受众对待人生的态度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那么受众就会要求新闻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信仰不同就会要求新闻传播信息的方式、结构、内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这些差异与不同表明受众自身会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们对事物会有自己的观点，这样对于不同的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由于传播工具能够让受众产生某种全新的观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现有的观念或思想，这样就改变了受众已存在的态度。由此，传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文化规范，人们在看待某种事物时，就会受到传播工具在某范围内所树立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接受美学认为新闻传播效果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新闻传播信息本身的美学内涵，一个是读者受众能动的接受程度。新闻传播信息的审美内涵就是新闻内容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以及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学还认为受众的能动作用决定着新闻传播信息的地位和价值，还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新闻学研究方向篇10
［关键词］省际新闻流通；省委机关报；整合分析；社会变革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主权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6），“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后毛泽东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中特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文化大革命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表一：省际新闻流通量统计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两年内消息总数290715097269每天平均数51.926.9129.8每省每天平均数2.01.05.0单省消息比例％87.284.995.1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简讯％7.3225.8相片％26.515.311.8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头版消息％49.840.54.8新闻主题 政治军事％14.136.510.6经济发展％63.835.835.7科学技术％8.310.116.4文化娱乐％7.54.515.2罪案％1.90.79.4天灾人祸％1.48.44.2趣味％2.936.3其他％0.212.1
表二：省际新闻的空间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被报道：％ 最多的九个省606761中间的九个省272526最少的九个省13813报道者：％ 最多的九个省424155中间的九个省323232最少的九个省262713被报道：％ 最多的五个省435245最少的五个省635报道者％ 最多的五个省262437最少的九个省13147
归纳表一、表二的数据，省委机关报反映出来的省际新闻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文革前、文革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毛泽东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鸣谢
本研究曾获得香港浸会大学学术研究基金资助，在此表示感谢。另本论文初稿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国际研讨会”（2000年10月20—21日）上报告过，并获数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教，本文的定稿已尽量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西藏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双轨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取得“帕雷图改进”的积效，可参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