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发展史篇1
当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起始于拨乱反正，该时期新闻为了摘掉新闻无学的伪帽子，不顾反对和逼迫率先建立了新闻学。在1980年初期，新闻领域的学术焦点汇集在新闻改革与创新方面。不管是新的新闻、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新学科新闻学基础上，其核心和主旨只有一个：为新闻传播而呼吁和呐喊。1989年的春天，政治风波的洗礼扭转了新闻传播的核心主旨，强烈的现实反差从知识分子的身上暴露出来，新闻传播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鲜和洋气的代名词，现实关怀的写照下，新闻传播学转向知识命运共同体，通过该时期的潜心专研，逐渐有了当今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科研成果，现有研究成果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并为传播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奠定了一定的保障。直至1997年，新闻传播学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成为了与教育学、医学、工学、农学等持平的一级学科。1999年，高等院校开始加大招生的规模和数量，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发展迅猛发展，师资队伍和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更加紧密，业务渠道更加宽广，研究领域更加宽泛，新闻传播学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专业。总而言之，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研究主体的特征
21世纪前期，新闻传播学缺乏独立性的审视与批判，只是单一的拥有少部分政治资本。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89年末，相关学者以资本论、务实论、教育论等学说对新闻传播学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批判，对出现的政治风波和爱国运动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阐述，并完成了传播知识的理论重构，随着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创新成为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学飞快的崛起，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且行政化的色彩逐渐变浓。总体而言，教育成为了新闻传播学最为关键的核心资本。
三、研究内容的特征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已经由应用型转为理论型，更加注重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新闻传播学的变化顺应了世界的发展；其次，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现象，被社会广泛关注，且已经与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构成了一体化发展模式；最后，我国对新闻传播的重视力度和程度逐渐高涨，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两会的精神等很好的诠释了新闻传播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新闻传播的自由和学术的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方法的特征
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指导。在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应该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快和完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完善和创新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让新闻传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90年后期，新闻传播的方法论逐渐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其方法单一、方法简单的不足之处逐渐的暴露出来，而在这种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也变得更加成熟，说明新闻传播的方法已不单单是单一的路径，而是多元化与多样化组合的全新路径。特别是在2000年后，一大批新闻传播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为新闻传播的学科发展指引了方向。
新闻学发展史篇2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新闻学发展史篇3
【关键词】中外分治四种模式差异
所谓历史，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而我们研究的历史往往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即在已有的社会中自然与人相互之间发生运动发展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就注定有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传播，这种有效地传播我们可以理解为新闻传播。而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往往在时间的洗礼中构成了新闻史和新闻学。事实上，新闻史完整的说应该是新闻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新闻学诞生以来，新闻史就伴随着新闻学的发展而记录着，所以常常可以单列研究。作为如此重要的新闻历史，研究新闻历史体系科学的组成是当下紧迫的主题。具体而言，当今时代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这既是新闻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四种模式
对于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即存在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可以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台湾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本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傅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
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
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著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著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一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经济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支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还有利于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新闻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个国家所置身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每个国家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道路也大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性何在?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独特性?这些问题，仅仅通过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关的国家放在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比较对象历史与现实的全面把握。这一前提正是通过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的展开，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是，在一定得情况下，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尤其是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虽然有很多长处，但是却存在一些不可或缺的缺陷。而单独另辟外国新闻史研究也存在着各种不利的因素：
首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单独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新闻历史，人为孤立了存在着的必然的社会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体系，很难解释外国新闻历史中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立体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使得研究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人犯错，比如当研究墨西哥新闻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关注该地区报纸行业的诞生以及其有关影响，而往往忽略在同一时间内，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报业出现的情况，以及这些决定他出现的社会因素为什么会使得不同地区产生不同但相同的新闻业务。
其次，研究视野相当狭隘。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社会，比新闻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要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充满了不定因素。而这些条件，在一个新闻著作中，往往呈现出必然性，可预计性，这使得原有的社会面貌和所描写的世界面貌脱节。
再者，作为研究外国新闻历史，往往对单一历史研究，很难把握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世界新闻历史上的地位，在历史舞台上，每个国家、地区因为对世界文明进化的贡献值大小，而占有不同的位置。这种贡献或者地位，不仅是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而且还必须从世界全局出发进行综合的权衡，将中外新闻史分而治之的研究方法很难说可以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
统筹模式的新闻历史
如前所述，世界新闻史体系有它的必然性，并且有它的可能性。以下是建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世界一体化持续加强，世界历史正在形成。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统一的全球市场出现，世界历史即告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济集中化，跨国垄断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技术也在迅速地进步发展，全球的政治经济空间都在日趋缩小，整个世界不断得到一体化。诸多通史著作出现，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三史”，即《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还有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等。
其次，新闻史的研究成果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学术界对新闻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来看，仍然受到中外分治格局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研究阶段。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固然不等于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基础之上。新闻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基础业已奠定。现在的任务，只是从宏观的全局出发，对这些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
世界新闻史体系还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新闻史应该涵盖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整个地球，在空间上必须注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地区与世界整体的横向联系，关注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世界新闻史应该古今贯通，必须把新闻历史研究与先是新闻传播的发展紧密结合，展现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至今的脉络。
第三，世界新闻史应该设计新闻事业、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新闻传播所置身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不可被忽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空间。传播理论也不容忽视，因为正式传播理念决定着传播行为。将此三个层次有机综合，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新闻学发展史篇4
一、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培养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
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人文精神的内涵在于：一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价值追求”，提倡人文精神与科学性的相容性，关怀的中心是现实生活中人的身心全面价值的体现；二是人文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物”，其核心是贯穿于人们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价值取向、人文模式、审美情趣,亦即人文精神，认为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活动的内在灵魂与生命；三是人文精神是把人的文化生命和人的文化世界的肯定贯注于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之中，强调人的文化生命的弘扬和人的文化世界的开拓,促进人的进步、发展和完善；四是人文精神是人类不断完善自己、拓展自己、提升自己，自己从“自在的”状态过度到“自为”的状态的一种本事；五是人文精神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的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它包括对人的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望，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著，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探索等。
而任何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历史知识，使受教育者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能力和审美能力等方面得到发展”的教育。因而真正的新闻史教育，应当以新闻事业所关乎的人为中心，把握人对于新闻事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追问新闻事业的发展背景对于人的意义与价值，辨析以人为主体的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并最终学会观照当下现实。
（二）把握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提高理论素养
新闻理论素养的内在要求其实是加强人文素质与人文素养的融合。科学素质的基本内涵可以分为两层来理解：一是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技术、能力，提高媒介素养，即获取信息、解读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也包括社会交往能力、新闻敏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网络操作能力等。二是养成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即求真、创新、怀疑和坚持，包括启蒙精神、怀疑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媒介素养就是以批判性思维为核心的，它是批判性思维与媒介文本解读的结合。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任何理论都是从事实中总结得出。而历史是每一个事实的积淀。尊重新闻历史，才能更好的理解新闻理论，提高个人理论素养。
二、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误区
（一）当前新闻史教育缺乏横向拓展
长期以来，新闻史被视为枯燥乏味，基本上是人物、事件、时间的简单罗列。这实质上是教师将新闻史视为孤立的个体，只重视历史知识的简单传授，自然谈不上教学效果。在教学中，横向比较就是运用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和方法，通过横向联系形成整体，将某一历史时段新闻业发展的“点”提升到人类社会新闻业发展的“面”上去考察，将某时期的新闻史实与其他方面史实相联系，探讨新闻的共性、个性。从构建“大新闻传播史”的观念看，新闻传播史的任何一个片段都可算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
横向比较观照也不应拘泥于一国的时空范围。比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20世纪初大众化报业和黄色新闻时，可以首先分析其社会背景、特征，启发学生是否有类似的报业现象可进行比较，再让学生审视当前我国都市报大战：新闻炒作，恶性竞争，同质化等现象。
中国都市报发轫于1995年《华西都市报》，如今走过十多年的发展史，但回头看美国这段新闻史，虽然国家不同，却是“历史惊人的相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的报纸将走向何处？可以通过组织学生阅读材料、报纸深入讨论，促进学生对当今新闻史———都市报现象进行剖析。
（二）当前新闻史教育缺乏纵向延伸
实际教学中，人们更关注现实的媒介生态环境，注重对现时舆论事件和话题的把握。新闻史教学忽视了新闻的历史传承性及新闻的历史视角，淡化历史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使学生产生为学历史而学历史的错觉。而更多的新闻史教学中并未加强纵向延伸，联系现实情境，将历史的讲述与现实重大变动结合，没有注意历史知识的现实意义。所以，新闻史教学中缺乏课程的贴近性，难以使学生对历史有深刻的感知与理解，也难以培养学生增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很难体现出新闻史的价值在于启示现在、昭示未来。
正如学者李彬所言，所谓新闻传播史不过是当代媒介世界的有机构成，一切新闻传播史的意义同样取决于当代的环境和语境。因此，现在时而非过去时才是新闻传播史的本质属性，学习与研究新闻传播史实际上都是基于现实而非思古幽情。只有从当代性的角度才能把握新闻传播史的真谛，当代性而非历史性才是新闻传播史的根本所在。
三、新闻史教育中“瓶颈效应”呼唤“东风效应”
所谓“瓶颈效应”，反映的是一定社会心理过程中各个因素、环节的相互关系。社会角色扮演者在进行某项创造活动时，在从事某一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角色行为时，要求与之相关的各因素、环节配合与协调并进，其中如果某一因素和环节跟不上，就会成为“瓶颈”卡住整个活动和某一行为的正常进行。而通过观察研究，我国当前新闻史教育滞留于“前茅塞顿开”状态，而难以在形式和内容上创新与提高。由此看来，突破当前新闻史教育中的“瓶颈状态”而使之得以提高和改进欠缺“一剂东风”。
在新闻史教育中，如何使得“东风效应”迅速到来，而冲破“瓶颈效应”，首先要调整新闻史教育自身的行为欠缺，重视教学中思维想象力的养成，着力扩大教学中的联系点，积极寻找新的“要素子系统”，呼唤“东风效应”以消释“瓶颈效应”。
新闻学发展史篇5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民族新闻少数民族
由白润生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一书于2008年出版,汇集了以白润生教授为主的、来自10多个民族的50多位专家的心血。正如书中所言:“摆在读者面前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闻教育和研究、队伍建设等)的兴起、发展和现状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分析,并详尽阐述其新闻传播规律。”①
科学分期、内容翔实、立体摹写,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特点所在,也是其被称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突破之作”的主要原因。该书资料翔实、观点独到,在洋洋洒洒百万字中道尽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兴衰荣辱。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确实是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书中提出的研究成果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独具匠心:科学分期史论平衡建立新的理论架构
一般的新闻史著作,多以政治史的分期作为划分新闻史的标准。但是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具有特殊性,一度呈现出跳跃性发展的状态,这与政治史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如果以政治史分期,则会出现断层、断链的状况,淡化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点,误导读者。《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则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分期方式,在时间轴上以少数民族新闻发展的特殊规律划分阶段,这是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创造性的划分方式,建立了新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理论架构②。
在处理“史”与“论”之间的关系时,作者更是匠心独具。《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既改变了过去新闻史研究中“述多论少”的一贯做法,也不妄加非议。而是在客观叙述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出新闻传播规律,依据规律大胆评论其成败教训,“论”的程度把握得非常适当。纵观全书,基本上每一章节都辟出一节来总结这段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更重要的是,第十一章专门提出了“少数民族新闻研究领域中几个争论的问题”,将目前争议较大的一些问题及相关观点介绍给读者,并进一步论述本书所持的意见,例如“民族新闻的内涵和外延”、“断层说”、“《婴报》的历史地位”等。这些都是同类著作不曾采取过的形式,更加凸显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创新和独特。
二、煞费苦心:资料完整力求再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
为了真实再现历史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作者可谓是煞费苦心,力求资料完备、翔实。书中采用的资料涵盖古今:既有与时俱进的时新材料,也有珍贵的历史图片,有些很难挖掘的材料也被作者找到。资料之多、之全,是同类著作难以企及的。更难得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还具有时间长、地域广、对象多、内容全的特点。
第一,编入了20世纪以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兴起于20世纪初,它与汉族地区的近代报刊相比晚了近100年,与其古代报刊相比晚了近1200年。但是,这并不表示在20世纪之前不存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不仅详细论述了从唐朝至清朝末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还编入了唐报状产生前兄弟民族的新闻传播的相关资料,这在同类著作中是很少见的。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尚未形成规模,但这已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源起阶段,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第一章“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使用了较大的篇幅来探讨少数民族物质生产活动及历史背景,并从中挖掘出新闻传播活动发展的轨迹。
第二,紧扣“少数民族新闻”这一主题,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做了全面的描述。古代、近代、现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反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及发展形态,可谓“个性斐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与少数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因其“个性”而产生多种变数。《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既体现了少数民族整体的新闻传播概貌,又体现了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个性色彩。在“民族”这一大框架下,作者按照“突出民族”和“突出地区”对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这样一来,分布于各地区的同一民族和同一地区的各民族都有了明确的区分和鉴别,从而保证了史实资料的完整和全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也可视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一部“民族志”或“民族文化志”。③
第三,与时俱进,注重实际。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一直在发展,与时代是同步的,与整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一本立足实际、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少数民族新闻史专著必定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在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兴起、发展、繁荣的历史进行全景式的记录的同时,分析和总结了新形势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方向和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悉心研究了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发展情况,对其现有体制、发展趋势、瓶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结合web2.0时代网络舆情的特点提出了发展策略,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第四、由点及面,以实写史。《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以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突出报刊(或其他媒体)为始,按照事件发展的基本脉络排序,将相关事实叠加,同时将新闻事业史、新闻人物史、新闻思想史、新闻事件史融为一体,再配以详细的文字资料和各种图片,补充以各种观点,最终筑成一幅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立体全景图。
以书中第二章“少数民族的办报活动”为例。作者以《大公报》、《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大同报》、《丽江白话报》等报刊为始,进而论述了英敛之、丁宝臣、丁子良、赵式铭、安健等报人的办报经历和新闻思想,总结出这一时期满族、回族、白族等民族报刊的特点,最后归结出古近代少数民族报业的特点。从小到大、由点及面,搭建起“古近代少数民族报业史”这幅立体图的基本构架。在40页的篇幅中,作者分析了各个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以及所受文化思潮的影响,引用了可以反映时代特征的对话资料,配以《正宗爱国报》报头版、丁子良照片、《京华新报》附张等6张图片以及《丽江白话报》第一期发刊词、各期文章等文字资料,使得这一段历史变得鲜活、丰满,真正做到了“以实写史”。
三、一片丹心:心血绘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立体全景图
方汉奇先生在《序文》中对作者的努力给予了极高评价:“值得关注的是,附录中收录了两篇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办报经验与发展策略的会议纪要……同时还收录了25篇少数民族报刊发刊词(刊词)……附录的参考文献部分,附有书目近百种,辞书工具书9种,期刊与报纸31种,网站13个;……该书还配有70多幅图片,图文并茂,定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参与写作的50多名作者来自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等10多个民族。堪称是多民族作者集体劳动的结晶。”④
书中种种不必再叙,仅从注释和附录上就能看出作者严谨治学的态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注释非常全面,除了交待书中引用的材料来源之外,全面介绍了相关的背景、具有争议的观点、人物经历等。例如第4页,关于少数民族自治情况的注释占了差不多1/3的版面;第214页,注释补充了邓颖超同志诗作的内容。附录中不仅交待了参考文献和书目,连网站也一一列出。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展现的是一幅立体、全面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全景图。它以时间为纵线、民族为横线,以独到、准确、科学的观点和新闻传播规律为骨架,以全方位、多元化的材料叠加、整理,凝结了广大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的热血丹心。
正是这样一本用心铸就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令笔者深为折服。遗憾的是,书中仍有些许不足。第一,排版校正有纰漏,实乃白璧微瑕。例如将“现代”误印为“古代”,目录排版不对称等。第二,对于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新闻发展的现状叙述较少,虽然对网站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但对手机、博客、SnS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并没有涉及。
总的来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著作。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不仅能得到“量”的满足,更能体会到“质”的触感。科学分期、内容翔实、通贯古今、厚积薄发、立体摹写,这些鲜明的特点证明,《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不负盛名,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在少数民族新闻领域的空白,足以成为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历程上一座里程碑。■
参考文献
①白润生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②向阳:《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理论架构的力作》,《中国民族》,2008年第8期
③田建平:《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学术体系的确立――评白润生主编之》
④《中国传媒报告》,2009年第1期
新闻学发展史篇6
根据章程，研究委员会一届4年。在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再次回顾研究委员会设立、发展之历程。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在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二十载，在白先生个人努力和带动下，逐渐凝聚起了一批致力于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学者。2008年9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首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在这次的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呼吁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并由中央民族大学牵头，成立筹备委员会。
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会的设想得到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2009年6月6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讨论和表决，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筹备组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白润生教授为会长候选人。论证申报材料准备齐备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不曾想白润生教授年龄已超，不符合国家民政部规定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负责人不得超过70岁的条件。为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有学术交流平台，更好地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凝聚全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力量，以免白润生教授及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者、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诸多努力付之东流，中国新闻史学会提议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另择他人作为会长人选。经过讨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推荐副院长赵丽芳副教授为会长人选，继续筹备学会申报工作。2010年6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上，组委会将此事通报给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代表，大家以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为重，一致同意推举赵丽芳为会长候选人。
2010年11月26日，在厦门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批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赵丽芳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会长候选人。随后再次经过材料准备，经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于2011年7月获准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负责人为赵丽芳，秘书处设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年12月3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并在第一次理事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中国传媒大学益西拉姆教授、河北大学白贵教授、西北民族大学牛丽红教授、民族学院周德仓教授当选为副会长、常务理事。新疆大学帕哈尔丁教授、中南民族大学高卫华教授、大连民族学院于凤静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当选为常务理事。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担任学会秘书长。白润生教授为学会名誉会长。2013年，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兰州大学张硕勋副教授、贵州民族大学颜春龙教授为常务理事，西北民族大学副会长变更为刘俭云教授。2015年，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主编陈玉文高级编辑为常务理事。会员单位集中在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除以上会长单位和常务理事单位外，还有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湖北民族学院、新疆石河子大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宁夏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红河学院等，此外，还有来自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个人会员。
在少数民族新闻史二级分会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对以白润生先生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新闻史书写者、研究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白先生为学会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批学者的努力改写了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方式，让民族地区的媒介史研究得以有一席之地。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赵玉明教授、前任会长程曼丽教授对二级分会抱以厚望，对设立之事给予多次指点；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刘书峰、邓绍根老师为准备申报材料，忙前忙后，尽心尽力；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对分会设立之事予以周全考虑和支持，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理事还是投了支持票。对研究会发起单位、会员单位多年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会员规模虽然不大，但相对稳定，辨识度较高，认同感较强。对学会成立以来承办会员大会、常务理事会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的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新疆石河子大学、云南红河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以及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中国新闻史学会其他分支机构相比，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规模较小，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学术共同体。但它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更加不可或缺。学会也正在通过学术研究，智库发声，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力，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研究会成立4年以来，较好地发挥了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军作用，团结全国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为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推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向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成立大会之外，分会还举办了4次会员大会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2014年，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举办“民族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分论坛。可以说，研究委员会近4年主要开展的工作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日益繁荣，影响力不断扩大，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的学者构成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中坚力量。4年以来，研究委员会理事单位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集团军，呈现出了多中心、多面向的研究特色和良好发展态势。以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为代表的西北高校社会媒介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以民族大学为代表的陕西高校媒介史研究、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南方高校的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以大连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为代表的东北少数民族媒介史研究；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新疆地区高校的单一民族媒介史，中亚传播研究；内蒙古高校的蒙古文媒介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民族语言媒介史等均产生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是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将民族志传播学作为重点科研方向，张硕勋、张利洁、王芳、刘晓程等团队成员专业背景以民族学、人类学、新闻学为主。张硕勋副教授多年关注黄河上游藏区生活变迁中的媒介角色研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学科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大众传播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多位中青年教师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李克副教授的专著《冲击碰撞下的交流与融合――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朱杰副教授的专著《徘徊与踌躇中的抉择――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是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科近年来这一领域的成果体现。
民族学院（2014年更名为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社会发展的重大背景下准确寻找坐标，以新闻传播为研究主题，构建学科特色，在新闻传播史、中国藏语报刊史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领域成果丰厚，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周德仓教授是这一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在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0周年院庆之际，又出版了《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以及《涉藏文献索引》。
云南大学是南方高校进行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基地，在用民族志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科研团队。郭建斌教授在《独乡电视》后，又以云南迪庆、四川甘孜和昌都藏区为考察对象，研究农村电影放映员的社会角色及其变迁，以及国家话语、精英话语、民间话语对藏民认知的影响，出版了《寻找格桑梅朵――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孙信茹、杨星星、陈静静等中青年教师也将研究投向少数民族传统乡村社会，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是中部高校进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区域中心。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学术团队以高卫华、陈峻俊、黄迎新等教授为中坚，相继出版《民族文化传播与地方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现代媒介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报告》《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等。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传播的调研报告也多次得到湖北省领导的批示。西南民族大学李谢莉副教授对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新闻媒体关注较多，林晓华副教授对新媒体与民族地区信息传播关注较多，均有多篇相关。
大连民族大学研究重心在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格局与区域史，于凤静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延边大学朝鲜语媒介史的研究同样具有区域优势与学科特色。
河北大学白贵教授、金强老师的回族身份，使他们将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纳入研究视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以优秀结项。
内蒙古高校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蒙古文新闻媒体研究为主要代表。乌云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但因为研究主要以蒙古语文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界的交流较为困难，研究成果与传播受到一定限制。
新疆大学处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富矿中，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传播研究也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科研团队，较早期有阿斯买・尼亚孜教授、帕哈尔丁教授，近年金玉萍教授成为新生力量，其专著《电视实践：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对一个维吾尔聚居的村庄进行民族志调查，探讨村民的日常生活电视实践及其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是学科重点建设方向，在白润生教授引领下，已经形成了一支中青年教师为主的研究力量，在继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领域的研究之外，还着力研究民族地区媒体的传播效果、功能与受众，研究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并与日本学者、台湾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拓展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视野与资料搜集渠道。史论方面，白润生教授集结多年研究出版了《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既有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也有对新问题的思考；王晓英副教授的专著《民族新闻传播简论》是多年讲授民族新闻理论的结晶；赵丽芳副教授专注于民族语言媒介历史与功能的梳理，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王斌老师多年关注、新疆的电视传播效果与影响力研究，著有《少数民族地区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方面，岳广鹏副教授著有《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范小青副教授多篇论文关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在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专业开办30年之际，最重要的转向与结构调整，体现在新闻学（藏语基地班）的开设。面向藏区招收母语为藏语的学生，培养“懂国情、厚基础、宽视野、强双语、重实践”的藏汉双语新闻传播人才，既是国家战略之急迫，民族地区之需求，也是学校办学、学科建设之特色的体现。
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民族地区新闻媒体的建设与发展多有关注，专设栏目，刊发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在陈玉文主编及编辑部的努力下，内容质量大幅度提升，已经成为继《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之外，刊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的主要平台。
以上例举难免挂一漏万，有待更全面的综述研究产生。作为一届会长，本人尽自己最大力量投身学会的各项工作，尤其学会初创阶段各种规章制度尚未形成，头绪多，问题多，基本疲于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很多设想中的工作尚未开展。虽然在以上梳理中，近4年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初具规模、初有成果，但与早期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成绩相比，尚未产生新时期的具有学会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各会员单位也还是以自己的行政单位为大本营开展工作，学会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学科共同体凝聚作用，对此深表歉意。
新闻学发展史篇7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创新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9-0143-02
新闻史学研究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所以关于新闻史的研究必然会受到同时代史学思潮的影响。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目前研究生的学习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些误区。
一、缺乏问题意识的主要表现
（一）进行史料的堆砌
谈到新闻史研究，老一辈的新闻史学者经常做的是严谨的实证研究。“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于不厌其烦地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新闻史学在细目上精益求精，务使详备,在微观的事态上考证落实，虽一丝不苟，但在总体上却忽视深层的透视、宏观的把握和有机的联系”很多报刊的个案研究和一些断代史研究都是如此，因为实证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以确凿的史料来解释此前我们还不甚清楚的问题。而我们的同学在做研究时仅仅满足于堆砌史料，缺乏思想蕴涵，对新闻事业发展背后的深层原因探究不够。这样的研究基本上是按报刊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络，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表面看起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但却容易形成“一盘散沙”式的研究。
（二）形成错误的体例
1.形成思想史的体例。在分析一份报纸时，很多同学为了分析媒介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媒介的走向，强调个体、即办报人或者编辑对媒介的影响。从他们的生平到他们的经历，他们思想的变化。以时间线索来讲述一个报纸的发展过程。沿着这样的思路做出来的研究很像是思想史，仿佛和新闻生产相脱节了。主要还是思想背景出了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政治思想斗争作为新闻史的主线来研究；二是将“宣传什么”作了研究的重点；三是将办报人报纸的政治观点直接与新闻实践挂钩，忽视对办报思想的研究。新闻史是新闻媒介的历史，应该以媒介为主体，始终从研究对象出发。2.形成“教科书”体例。在实际研究中，很多人的研究更像是“教科书”式的介绍，并不是提出问题、解释问题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没有新意，也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教科书只是引入某些概念，而研究生必须要将这些概念为己所用。研究和教学的区别在于教学主要是以告知为主，把和某个报刊相关的内容或者某个时期的事件告诉给大家，而研究则不同，它需要知道每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三）不会综述，只会翻译和概括
在研究一份报纸的新闻业务时，要从它的新闻采写，新闻评论出发，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但很多人都只是从字面上翻译过来，而不能把它描述出来。这也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要知道编辑记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想通过文字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不会综述还表现在，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往往是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在研究开始之前，就要进行有材料和线索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整体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阅读之后，要进行描述，而不是概括，概括有可能导致所提炼出来的东西放在另外一个场景就是错的。描述不是事物对象所有零件的拼凑，它是具有一定贯穿性的有序的揭示。有了相互关联才能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关联度怎么找？这也需要有问题意识。一个描述很难，是因为一个好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追问。好的描述一定要有问题，换句话说，要有问题做指引做追问。
（四）套用传播学模式、研究僵化
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后，很多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都对传播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开始在国内展开传播学的研究，同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反思，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尽合理的现象，如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从五个方面构建了传者分析、受众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的框架，但很多人在研究中把5w当作万能的公式来看，只是简单的套用这五个方面。可是我们知道，报纸的发展是很复杂的，包括办报人的转变，环境的变化，办报方针的变化等等因素，而5w只适用于一个传播过程，只适用于一个报纸的一个传播过程，是有可能采用的一个方法。但并不是万能的方法。5w其实是“4+1”模式，因为其中的效果不是从传者发出的，而是从受众发出的。传播史的研究内容包括产品（报纸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套用格式导致新闻史的研究僵化不前，缺乏新意和深层次探究。
二、怎样加强问题意识
（一）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大量阅读
研究生要善于提问，同时也要提出有水平的问题。那么怎样提问？问题从何而来？这是很多人困扰的。其实问题总是产生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研究生要大量的阅读文献，不断的思考与对象相关的所有前人的理论，看前人针对这样的对象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发现前人的研究对象中还有所剩余，这个问题就可以锁定成你的问题。如果没有剩下什么，但是可能研究对象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就要考虑理论对于这种新的变化适用不适用？适用说明这个理论弹性很强，适应面很广，如果不适用说明你还有可能继续研究下去。卓南生先生指出“产生选题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看书太少”对年轻学人来说，读书要带着求知欲，求解，求达，训练并保持一种敏感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在学习中发现真问题并解决函待解决的问题，创造出新知识。学术研究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创新，而解决新问题应为学术研究最大的创新之处。
（二）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追本溯源
包括新闻是如何发生的,新闻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新闻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等等。比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的价值在于用传记体的方法说明了一个理论是如何诞生的。当我们从源头上知道了一个是事物怎么来的时候，就会很难忘记。这也可以避免研究生学习中走马观花的现象。
要溯源，史学方法是一个基石。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颇富历史眼光的视点进行论述。他说“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方汉奇也说“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细小分支，它永远都不可能与史料隔绝，同样也离不开实证研究的方法，但为了避免新闻史研究成为“史料汇集”，我们必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围绕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挖掘它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三）从研究对象出发，借助其他理论
新闻史的研究要以新闻自身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的脉络，然后借助其他的理论如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传播学理论。我们必须承认，新闻或传播本身并未诞生过任何研究方法。一是因为新闻和传播现象历时悠久，但成为专门的学科时间较短。二是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强。所以，目前世界范围内较为通用的新闻学或传播学研究方法都是从其它学科引进的。但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要有问题意识，都要学会提问。
新闻学发展史篇8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新闻学发展史篇9
【关键词】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史演进规律；螺旋式进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识码】a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规律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特点。它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深藏于现象背后并决定或支配现象的方面。规律是反复起作用的，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合乎规律的现象就会重复出现。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规律。新闻传播史是人类社会整体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社会共始终。一方面，社会整体的历史决定了新闻传播史演化的空间；另方面，新闻传播一定水平的发展又是社会维系和进化的基本条件。和人类社会整体历史或其他专门史的演进一样，新闻传播史也有其自身的进化规律。我们“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1]。”这一规律，表现为各种新闻历史现象的重复性与常规性。只有深刻地认识新闻传播史进化的规律，尊重这一规律，才能顺势推动新闻传播的发展，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和文明进步。笔者以为，新闻传播史演进过程中的本质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共性与个性统一的规律
一部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纵横数万里，上下千万年，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具体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上演的新闻历史话剧，虽然异彩分呈，个性鲜明，但是透过复杂的新闻传播现象，在媒介演变、人事兴替以及环境互动方面，还是可以看见一些普遍的共同的规定性，这种共性贯穿于人类新闻传播史的始终。换言之，新闻传播的历史，实际是共性与个性辨证统一的运动过程。
新闻传播历史运动的共性，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着眼，至少有如下表现。首先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同一性。不同国家、民族的新闻传播历史，在历史起点上可能完全不同，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也会表现出迥然的差异，但是几乎所有国家、民族的新闻传播，其发展历程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口头传播时代、手书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主流的传播手段也基本相同；传播媒体服务的对象同时也经历了从小众――大众――分众的阶段性演变。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到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到东亚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其新闻传播历史的演进，无不验证了这一普遍的共同规定。
其次是市场、技术对新闻传播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新闻传播的发展水平，都受到市场条件和传播技术的制约。一个市场规模偏小的国家或地区，其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空间就比较有限，即便其经济发展水准高，人均GDp高，其印刷媒体的发行量、广播电视媒体的收视群体，必然会受到先天不足的市场约束。这便是经济大国才能成为传播强国的根本原因。传播技术的发展水平，也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拥有发达的传播科技，其在接受工具的生产成本方面，就有绝对性的优势。性能相同的接受工具，在技术发达的国家与技术落后的国家，其市场销售价格是完全不同的，从而决定了不同技术条件下信息消费的门槛，这必然会反过来决定同一信息传播工具在不同地区、国家普及程度的差异。
其三是新闻传播媒介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媒介的集中垄断。在世界新闻传播史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新闻媒介，其早期的历史都经历了从自由竞争到集中垄断的转化。以报业而言，在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后，报业赢得了自由发展的宽松环境。自由的市场环境必然导致媒介主体的自由竞争，在消息采集、广告和发行环节进行竞争，这种自由竞争又必然会在媒介领域带来优胜劣汰和所有权的转移，于是充满活力、具有竞争力的媒介通过兼并弱小的媒介日益强大起来，最终建立其强大的媒介集团，或者是跨不同媒介领域的超级传媒集团。这是欧美自由主义国家新闻传播发展的普遍现象。其他新闻媒体同样也是如此，广播电视在其初始阶段，也处于宽松的自由竞争阶段，但没有多久，就迎来了广播网电视网时代。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不同媒介之间的竞争，也导致了优胜劣汰的结果，胜者占领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败者要么臣服于胜者，要么退出历史舞台。
其四是新旧媒介的共生关系。新闻传播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主导性媒体是大不一样的。随着历史的进化，新的时代取代旧的时代，新的主导媒介取代旧的主导性媒介。印刷传播时代，报纸代替手抄新闻书成为主导性传播媒介，电子传播时代，广播电视取代印刷媒介成为主导性传播媒介。但是主导性传播媒介的轮替，不等于旧的主导性媒介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新的传播格局下，新的主导媒介和旧的主导媒介是可以共生共存的。在印刷传播时代，手抄新闻书并没有消失，电子传播时代，报纸仍是传播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尽管新旧媒介之间存在者矛盾和竞争，但他们之间不能够彼此完全替代，而是“共同演进与共同生存[2]”。如果每一个新媒介的产生都导致一种旧的媒介的死亡，那么目前丰富多彩的媒介结构就不可能存在了。新旧媒介共存，是新闻传播历史的普遍景观。
新闻传播历史演进的共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同一类型的传播现象、传播媒体、传播事件、传播思想或流派，往往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所以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空间，新闻传播历史的演进还会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个性，新闻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空间，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而论，虽然不同民族、国家的新闻传播历史进化，都经历了口头传播时代、手抄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而且这种顺时进化的态势是不可逆的。但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这些阶段进化的时程却先后有别。在绝大部分地区，手抄传播的历史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就开始了，但是在非洲、大洋州的一些原住民部落，直到被文明社会发现时，一直以口头传播为其基本的交流手段。近代报刊的起源也是如此，欧洲地区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诞生了近代报纸，而在亚洲、美洲、大洋州等地区则要晚一两百年。到20世纪80年代，欧美主要国家、包括亚洲、大洋州地区大部分国家，都已进入了电视时代，可是在非洲的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建立其自己独立的电视体系。
在此之外，新闻传播历史演化的个性还有许多表现。在不同的国家，新闻传播媒介的活动空间、社会功能及其表现风格也大不相同。在当今社会，几乎所有国家的新闻传播媒介都有舆论监督的功能，但是在具体的监督对象上，却有相当的差别，有的国家媒介只能监督层次较低级的官员，即所谓打苍蝇不打老虎；而另外一些国家的新闻传播媒介则“眼中无王侯”，连国王、总统也可以监督、攻击。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自由主义社会，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可是另外一些国家，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介的功能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其政治作用受到重视的程度远大于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一些国家，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空间相当广阔，现实无，历史无空白，什么都可以报道、都可以评论；可其他一些国家的新闻传播领域，雷池遍布，法网恢恢，动辄得咎。在一些国家，不同的新闻媒体充满活力，在表现形式上，各张异帜，色彩斑斓；而另外一些国家，媒介的表现形式相当单一，显得呆版、枯燥，缺乏吸引人的外在魅力。等等。新闻传播历史演化的多样性，充分地反映了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极其复杂的内部矛盾，以及人类思维的张力和创造性，也增强了新闻传播史吸引人们兴趣的魔力。
新闻传播历史演化的个性差异，由来于新闻传播所置身的外在环境和不同主体间的差别。以新闻传播为主体的外部世界，便是传播系统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环境。一部新闻传播的历史，实际是在传播与环境的互动之中实现的。新闻传播发展的动力及其个性既在传播活动与传播媒介自身，又与传播置身的环境有关，它直接来源于传播与环境的互动。新闻传播系统自身的变革因由是传播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而环境状况则是决定传播发展及其个性特质的外部条件。离开环境，传播将无由产生；只有从环境与传播的互动关系之中，才能全面揭示传播发展的全部真相。另方面，主体的特质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一定的传播系统以特殊的品格。在现实社会，所有的传播从业者都生活在一定的国度，其民族性和文化传统不仅会影响到传播从业者自身，也会给该国的传播系统打上深刻的民族烙印。
新闻传播过程中共性与个性的矛盾贯穿于新闻传播历史的全过程。一部新闻传播的历史实际就是共性（统一性）和个性（特殊性）的辨证统一。新闻传播现象的共性与个性是统一的，新闻传播历史的共性存在于复杂的多样性之中，而新闻传播的多样性又自始至终地暗含着历史共性、统一性。它们虽然性质不一，但互不排斥，彼此包含，形成了共性和个性矛盾的统一体。
二、纵向与横向发展统一的规律
新闻传播历史还是纵向演进和横向发展的有机统一。横向发展赋予纵向演进以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空间，而纵向演进则给横向发展以历史的深度。所谓纵向发展，是指在传播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传播方式与传播系统的变革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更迭[3]。这种更迭的进程与单向度的时间流逝咬合在一起。在时间上，历史从过去走到现在，并且趋向未来。人类正是搭乘时间之舟实现了文明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这是就新闻传播历史的一般进程而言的，在社会的各个专门领域，或者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历史发展方面，这种纵向演进的特性更是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4]。”这里所谓的世代交替，和后代对前人成就的利用，是在由过去通向未来的时间隧道中实现的，也就是说，历史正是随时间而变得成熟、丰富起来的。所以，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遵循时间顺序，“根据时间箭头把事件一个接一个连在一起”，“确定事件发生的日期和事件在时间中的前后序列”，是“最重要的[5]，”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以前的历史学家及其作品，几乎一致地将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纵向的线性发展过程。从社会形态上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力方面是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从信息传播的演进来看，是口头传播时代―手书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网络传播时代。应该说，历史的发展是沿着时代的长河纵向推演的，但是历史在向纵深推进的同时，也有一个横向拓展的问题。从家庭到村庄再到部落，从部落到城邦进而到多民族统一国家，从单一国家到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人类在文明进化的征途上不断跋涉的同时，其活动的舞台也随之扩展，视界也随之开阔。
这就是说，历史的纵向发展是绝对的，但是这种纵向发展总是有内涵的发展，每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总有它的横截面。这种横截面是特定时期人类生活的完整画卷。这种画卷是以纵横交织、密不透风的丝网构成的，它是一个整体，而不是“零零粹粹”、“片片断断”的东西。我们要考察人类历史，必须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6]。”这里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就是历史横向发展的主要内容。横向发展的直接结果，一方面表现为人类的生活空间不断拓展，视野日益开阔，其活动舞台也逐渐扩大。维科在《新科学》中，从爱的延伸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人在野兽状态中只爱它自己的幸福；娶妻生子之后，他在爱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也爱其家人的幸福；进入社会生活之后，在爱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也爱社团的幸福；在统治扩展到多个民族之后，他在爱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也爱国民的幸福；当诸国民由于战争、和约、联盟和通商结合在一起之后，他在爱自己的幸福时，也爱整个人类的幸福。”另方面，这种结果还表现为各国家、地区联系的日益紧密、不断加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世界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它的任何部分都受到整体的左右；同样，任何部分出现的动荡和变化也都会影响整体。”经济上的紧密依赖导致了各地居民对域外（境外）信息更迫切的需求。这两方面的结果交汇在一起，最终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横向发展是历史进化的大趋势，联系和互动则是其基本的内容。所以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纵向地叙述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应该通过对人事及不同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揭示，来重建或再现一种文明或文化。
推动新闻传播历史横向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进步，在当代社会则表现为大工业的发展和全球性新闻传播网络的形成。正是“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8]。”战争也是推动历史横向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战争，古代小国林立的格局就不会打破，就不会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出现，就不会有殖民活动和民族间的杂居，虽然战争使人类付出了难以计量的生命代价，但是它在推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宗教、文化和新闻信息的交流。这种交流，借助于全球性的传播网络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民紧紧地联在一起。这是打破民族、国家壁垒，推进民族融合的基本武器。
可见，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实际上包含了纵向演进和横向发展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或者说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两条主要线索或途径，即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所以告诫我们对人类社会既要纵着看，也要横着看。这是因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9]。”这两条线索或途径，并非是并行不悖，互不相关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发展基础，这就是生产力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人类交往的发达程度。但是这两者在其基本指向上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纵向发展是人类社会沿着时间的阶梯向上攀爬，不断地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飞跃；横向发展则使人类的生活空间日益扩大，视野日渐开阔，实现从家庭―村庄―部落―城邦―国家―国际社会的过渡，实现从民族史、地区史、国家史到世界史的发展。横向发展在时间系列中实现了它的终极价值，纵向发展则为横向发展指明了方向。没有横向发展的依托，纵向演63
进的深度和高度是非常有限的；同样，没有纵向发展的积累，横向发展的空间也会受到制约。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打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比喻：“人类历史就像是一条河流。它从一眼小泉发源，逐渐增大，……终于越来越长，越来越宽，越来越深[10]。”不难看出，横向发展正是在纵向发展之中实现的，而纵向发展又赋予了横向发展的历史意义。今天寰球一体化的现实，既是纵向发展的结果，也是横向发展的结果。所以，新闻史学家在建构自己的历史体系时，在关注历史的纵向演进时，切莫忽略了历史的横向发展。
三、螺旋式进化发展的规律
新闻传播史并不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进化发展的辨证运动过程。一个新的时代取代旧的时代，不是前者对后者的完全否定，这种取代应该是一种扬弃，前者在吸纳后者的精华后，再实现对后者的超越，因而新的时代总会包含旧时代的传统。一种新的媒体取代旧的媒体在媒介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前者也不可能消灭后者继续存在的根据，而是在一种的新的格局下，实现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和谐共存，其中新媒体也不得不以旧媒体的某些方式履行其部分的职能。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取代旧的传播方式，一种新的传播理念取代旧的传播理念，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形。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1]。”这就是讲的历史进化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对于新闻传播史也同样适用。新闻传播的螺旋式进化发展规律，在具体的历史发展情景中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首先是历史的相似与重复。在不同国家新闻传播历史发展过程中，或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领域，经常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情形，即某段历史时期出现的历史现象，似乎是此前某一阶段类似现象的再现，或者是现今的新闻传播发展，与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现象十分相似。如发生在19世纪30―5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的报纸大众化潮流，在150年后，以惊人相似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大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的中国媒介集团化浪潮，与19世纪末期欧美主要国家发生的媒介垄断化进程是何其相似！英国著名历史学者汤因比曾专门论述这种相似性或重复性：“当我们浏览现有关于人类（个人和集体）活动和经验的历史记录时，我们确实看到，重复现象不仅次数繁多，而且有时还影响重大。有关的资料俯拾皆是。这是不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而且反而使人相信，在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将来还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以这些观察为依据而断言，必然而永恒的轮回论完全适用于人类历史，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某些事情会重复发生，甚至多次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使人得出结论说，这本来是注定会重复发生[12]。”相似性或重复性是历史学的重要魅力所在，也是历史学经世致用的基本依据。但是这种相似不等于同类历史现象的简单重复或者再生，更不能因为这种相似性的重现得出历史循环的结论。事实上，相似的新闻传播史现象的背后，可能潜藏着根本不同的本质。即便是对以前历史现象的重复，它也是在更高层次上或在条件改变了的情况下重复，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13]。”所以，“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4]。”但是只要秉持历史发展的眼光，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相似的部分别加以研究，并置身于当时特定的环境，然后再把它们加以仔细的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从而获得在其他学科领域无法领悟的历史智慧。
其次，新闻传播历史永恒的进化发展与局部、暂时的曲折、退步并存。和其他社会领域的历史发展一样，新闻传播历史也是沿着上升的轨道进化，从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从幼稚阶段过渡到成熟阶段，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但是，在新闻传播进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排除在某一个特殊的阶段，或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会出现暂时的、局部的曲折，甚至暂时的倒退。从历史发展的大势而言，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逐步获得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但是在西方传播史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关于检查制度、特许出版制度，就有过多次废除、重建的反复；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过多次民主与专制、自由与控制的轮回颠倒，大革命初期由“人权宣言”所昭示的出版自由，多次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这种短暂的曲折，甚至倒退，在新闻传播史上随处可见。鉴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能把一部新闻传播史设想为在田园牧歌伴奏下的一马平川，没有坎坷，没有起伏，没有曲折。列宁曾专门告诫我们，如果“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辨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15]。”
其三是新闻传播史加速度发展的规律。从世界新闻传播史演进的轨迹可以看出，在进化发展的历程中，虽然免不了坎坷、曲折，甚至是暂时的倒退。但是新闻传播发展的大趋势，既是一个线性的永恒向前的进化过程，它不断地实现从不发达到发达，从落后到先进的飞跃；同时它又是一个扩散的从少到多演进过程，它酷似一把折扇，从原点出发，愈向前，其涉及的面愈广。一部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几乎重演了从溪流到长江的历程。其发端处，细流潺潺，流速缓慢，愈向前，流量愈大，流速愈高，再向前，还会吸纳新的支流，携带着自上而下的动能，裹胁着更多的泥沙和漂浮物，呈加速度的态势浩荡东行。当人类社会刚刚形成，原始信息传播活动诞生时，传播活动十分单一，而且进化的速度十分缓慢，历经百万年才走完口头传播时代；其后的手抄传播时代，传播活动开始丰富起来，口头传播之外，又有手抄传播，而且口语传播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人类走完这段行程花了近一万年的时间；印刷传播时代起始于活字印刷术的发展，终结于广播电视的出现，连绵八九百年，其间传播形式、传播内容的丰富与复杂程度更过于手抄传播时代，历史进化的脚步在此匆匆加快了。20世纪初期，广播电视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迅速普及，覆盖了以往百万年传播发展所造就的辉煌。到20世纪末期，计算机网络技术催生了的网络时代，其狂飙突进的态势压住了广播电视的风头，其迅猛增长的潜力已经并将继续颠覆人类现有的传播格局。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专门的社会领域的历史发展，能够象新闻传播这样，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态势，这种加速度携带的势能会推动或牵引着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
总之，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虽然看似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无序的堆积，实则有其内在逻辑与规律可循。从新闻传播与人类社会历史互动的宏观视野来看，一部新闻传播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继续不断的螺旋式进化发展过程。在这一持续进化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既表现出千姿百态的个性，同时又蕴涵着本质性的共同特征；这一过程既是一个线性的纵向演进的时间链，同时又是伴随着时间延续不断拓展的文明之扇，在时间的推动下，新闻传播历史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新闻传播的水平越来越高，新闻传播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其在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这是新闻传播历史演进的本质规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194页。
[2][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3]李植楠：《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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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88-89页。
[8]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9]李守常著：《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0]转引自李秋零著：《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11]孔子：《论语为政》。
[12][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等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页。
[13]恩格斯著：《反杜林论》第1编之九《道德与法。永恒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页。
新闻学发展史篇10
关键词：西方史学；新闻传播史；启示与借鉴
新闻传播史既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既要遵循新闻传播学理论，更需要从博大精深的史学理论中吸取营养，尤其是在新闻传播学科是否是一门学科屡屡遭到质疑时，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借鉴史学理论和方法，力争自立于学科之林显得尤其重要。正如复旦大学黄旦教授所说，“报刊史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学科合法性的危机，哪怕一点点疑问。新闻有学无学的争吵，即便沸反盈天火烧连营，受牵连的也只是新闻理论，报刊史悠悠然隔岸观火”，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但不能说与报刊史背靠历史学科这一棵大树无关。”新闻传播学的出现和发展未经过百年，而史学在中西方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尚书》是中国史学滥觞，而从荷马史诗中又看到了西方史学的雏形。史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升华提炼出一系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值得新闻传播史研究借鉴。去年《新闻大学》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范式进行了讨论，本文欲“接着说”，希望借鉴西方史学传统，以期对新闻传播史研究有所启发。
史学之演进，最早应溯及到神话与史诗。早在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以及其他神话在艺术描写中。就含有真实历史的内核，隐含了古希腊人朦胧的历史意识，成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几百年后，被西塞罗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撰写了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史学著作《历史》。纵观西方史学发展史，从《历史》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三种史学传统，即社会文化史传统、政治军事史传统和神话史学传统。
其一，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其特点为宽宏丰隐，广采博收。《历史》是西方史学上第一部社会文化史，其内容极为丰富，作者充分利用了当时他所能看到的各种资料，诸如谱系、神话、史诗、碑铭以及前辈作家的著作，并通过亲身采访，实地调查等方式广泛搜集资料。作者以生动的笔法记载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俨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该书是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的鸿篇巨著，作者以希波战争为主题，将大量的材料组合在一起，纳入一个大体完整的体例之中，构成了一部记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历史业绩。在写作中，作者对史料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把一切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他曾公开声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又说：“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当然，他的这种“有闻必录”的做法，常失之于轻信，使其书不无谬误之处，为后人所诟病。
其二，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奠定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其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行文极富热情，倾向明显。修昔底德被后人称为“政治史之父”，作为这场大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生动豪放的史笔，简洁流畅的文字，不仅全面地记载了战争的主要史实，展示了战争的恢宏场面和党派斗争的严酷惨烈，还恰如其分的描述了当时人们心理心态的微妙变化。修昔底德是雅典人，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亲雅典的立场上来撰写这部著作，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作者对伯里克利时代的盛世不胜怀恋，所以当他从雅典称雄一直写到它临近失败之时，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伤的气氛。因为雅典的衰败，作者不禁为之黯然神伤，终于满腔悲伧而卒。全书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倾向，透过他的冷峻、平静的笔法，不难看出他对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赞美，对激进民主推行冒险政策的谴责等，体现作者的爱憎，蕴含着了他对雅典城邦的长治久安而寄托的希望，同时暗含着今不如昔的历史退化观。作为政治军事史的奠基之作，作者专注于这场战事，很少涉及其他方面，剔除了一些与战争无关的内容，并把荒诞的传闻摒弃在历史之外，一扫过去那种虚构与现实传闻于真实不分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信而有征的整体风貌。作者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和求真的精神，注意搜集真实的史料，尤其是重视第一手原始资料，体现了出了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修昔底德认定历史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而非神力所决定，历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体现了坚定的人本观念。休谟认为真正的历史学从修昔的著作开始，后来更是受客观主义史学的兰克史学顶礼膜拜。
其三，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开创的神学历史传统，主要是记神事，载圣迹，认为上帝主宰着人间一切万物的和平，并将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排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保持世间的秩序。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上帝之城》试图追寻彼岸世界，论述神圣的关照和人类的历史的，提醒世人神的国度是永垂不朽的。在该书中，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由一个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线性运动，历史被理解为上帝的安排，而非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创造。历史具有预定性和启示性的，是一种向着既定目标的前进的运动。《上帝之城》确立了基督教的世界史理论，征服了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而且征服希腊罗马史学中的地域观念，启发了当代的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神话史学传统的重要特征就是执着的精神追求，奥古斯丁就说“我对教会的热情，促使我来保卫上帝之城”正是对上帝、对教会的热情和信仰，促使他孜孜不倦探索历史的行程，极力证明上帝与历史，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逻辑统一关系。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之后，西方史学的三个传统皆已出现。但是，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三者并末成鼎足之势，主要是政治军事史传统一枝独秀，从修昔底德到十九世纪的兰克一直以军事政治史为主。从奥古斯丁至17世纪法国主教博絮埃撰《世界史论》，基督教的神学传统也曾企图霸占史坛。直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撰《路易十四时代》，才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同时也对神学史观进行了激烈的冲击，从而使希罗多德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得到延续。简言之，西方史学著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三种史学传统进行撰述的。
新闻传播史作为史学的分治学科，在研究中也在不断借鉴史学的研究成果。新闻传播史研究虽未能与史学同步前进，但也在尝试紧紧跟随，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短短的百年历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延续西方史学传统的代表性著作。
其一，吴廷俊教授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传统在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该书史料翔实，评价公正，作者在充分利用了所看到的各种文献资料，如书信，报刊，文集、文件等，还采访了当事人的后代、亲友、同事，充分收集了口述史学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秉持文人论证的总体指导思想，论述并客观评价了大公报人在救亡图存中的杰出业绩，生动地展现了一副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同时该书突破了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客观主义，结合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对大公报在几十年历程中的成就颇多赞誉，对大公报在党争内战中的过失遗憾不已。行文中流露出对大公报的精神不能再生的感慨，全书弥漫着一种“此曲只应天上有”的伤感气氛。与中国古代的史传典籍相类比，可以说，吴著承继了《史记》的遗续。司马迁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撰史方法，通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再现了史前到当代(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画面。同时，作者突破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撰史传统，通过“太史公日”的形式，表达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理念，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独到的论断，虽然班固说他“论是非颇谬于圣人”，但其宝贵的史论财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而吴著在论述大公报的发展历程，再现报刊史全景的同时，也对史实和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介，如对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传统以及“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指出了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本质。
其二，蔡铭泽的《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来说承续了政治军事史传统。作者敢为人先，选择对近现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但又因为政党群体失败而被大陆主流学界忽视的报刊群体——国民党党报进行深入研究，再现了国民党党报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在学术无禁区，言论有藩篱的时代语境下，作者突破意识形态的禁区，摆脱了失败者的历史不足惜的“土匪史观”的影响，秉着资料第一，评价第二的写作理念，对资料进行了批判的遴选和解读，总结出政党、政权、党报三者之间的教训，梳理“党”、“报”、“政”的科学关系。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揭露和批评了国民党党报维护国民党专政的本质，又具体地肯定了其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积极宣传和改革。这样就从根本立场上否定了国民党党报，又在具体问题上肯定了国民党党报的写作基调，做到了符合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别于台湾学者对国民党党报的历史书写。作者以文献分析为主，数据分析、比较分析为辅，以政治事件为主、全面展开、重点解剖的方式，重点勾勒了1927—1949年间的国民党党报历史图景。是“一部弥补中国新闻史研究空白的力作”。反观中国古代史籍，依稀可见《汉书》的影子，汉书是汉朝官方所修之断代史，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作为官方修史，其对汉王朝基本上持褒扬的基调，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尤其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更是赞扬不已。正如政治军事史专注于政治军事大事一样，《国民党》主要专注于新闻媒介本身，再现国民党党报的历史流变，同时作者又极具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其研究就是为了为现实的党、政权、媒介的科学关系提供“前车之鉴”，对国民党的党报始终坚持批判的否定的立场，同时对具体时期具体业绩和具体人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体现出了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极富政治军事史的热情。
其三，李彬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则可以看到神话史学传统的影子。该书采用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笔法，既专注媒介发展，亦兼及历史、哲学、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论述了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大历史。该书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里揭示“全球化”命题为指导，同时吸取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理论、“年鉴学派”和海登·怀特的叙事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针对全球新闻传播的历史演化、社会动因、专业背景、内在逻辑及发展趋势等，展开全面系统而不失深入细致的分析，点面结合、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结合，勾画一幅有机的而非机械的、整体的而非割裂的、联系的而非分离的全球新闻传播史，体现出广阔的“全球传播”视野和视角。”正如神话史学传统执着追求彼岸世界，探索历史的终极目标一样，该书也在不断追寻新闻传播的“光荣与梦想”。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像年鉴学派先驱费伏尔呼吁重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时所说的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沉浸在生活之中，沐浴在生活之中”。与神话史学追求上帝存在对历史行程的决定意义一样，作者认为人文学科式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及其要义，归根结底还在于追求某种人生的意义，具体说来就是所谓理想、价值、精神的境界、生命的张力等。与神话史学肯定上帝的终极价值一样，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追求、铸就、张扬一种新闻传播史的人文价值与理想，赋予看似僵死的新闻传播史以鲜活的生命、灵动的韵味和高远的意义。归结起来，神话史学追寻历史形成中的上帝意志，李著则力图展现新闻传播史鲜活流溢的生命活力，尝试将醇厚的历史、深邃的哲学与灵动的文学有机交融，将已逝的过去、变化的现在与生成的未来一脉贯通，从而构建一幅新的活泼泼的洋溢着生意、焕发着魅力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力图使作为人类创造的新闻传播学的著述都折射着一种美丽而神奇的生命意志。
西方史学在19世纪迎来了新的转变。出现了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兰克主张历史学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历史学的理想目的在于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这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即史料学的史学理念，认为历史学根本任务就是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文字的形式还原，为此他要求历史叙述要客观公正，超然于外。
兰克史学在统治了西方几十年之久。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的灾难开始改变了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战后西方史学出现了多方面的转变：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从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普通人和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从政治史和经济制度史转向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领域；在研究方法有重大的创新，从靠个人在文献中整理资料到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同时二战世界大战造成的世界性影响，使史学家认识到世界历史走向的整体化和延续性，在法国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年鉴学派。1960年代，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年鉴学派与范式理论嫁接使这种新的史学结构功能范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全面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史学狭隘的政治史观。与年鉴学派一脉相承，二十世纪晚期，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和肯尼迪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观，阐释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及21世纪左派政治策略。
回顾整个西方史学史，17世纪的启蒙学者继承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考证派却长于叙述，18世纪的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家喜好论断与推理，偏于论证派；19世纪的兰克科学派明显偏于叙述派；到了20世纪则更为复杂了，新史学不断走向极端。20世纪以前，西方的历史哲学大体都可归之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范畴内。最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是从思辨的走向批判的、分析。后者有逐渐成为当代显学的趋势。批判的历史哲学产生于19世纪末。这种哲学又具体分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两大流派。两者的研究倾向相同，但是哲学立场却有明显的区别，前考入都是唯心主义者，后者则基本止是新实证主义者。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早期重要代表是德国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和历史哲学家狄尔泰。其后由于意大利的克罗并与英国的柯林武德等人的努力，推动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进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期，后现代主义通过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进入史学领域，代表人物是海登海特，他们试图揭示历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运用的诗性行为，试图建立起一种比喻理论，消除历史与文学之问的界限，在历史于想象、真实与虚构建立起合理的联系。
纵观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颇多启发。总结来说，新闻史著述需要社会文化史的视野，政治军事史的热情，神话史学的执着信仰和勇气，年鉴学派的时间概念，世界体系的空间概念，后现代史学的批判眼光。
第一，社会文化史的视野。社会文化史传统最大的特征就是广采博收，全面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材料，展现历史全景。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视野，正如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所说：“当代历史研究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从研究个别和具体转向研究普遍规律，是把历史学学和社会科学都作为最终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尝试，那么，第二项最重大的变化无疑是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扩展。”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要紧紧跟随这种趋势，在研究中，要有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广阔视野，充分搜集资料，包括各种文献，以及口述史学材料，全面展现新闻传播史的全貌，正如历史要实现“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的转变一样，新闻传播史要实现媒介的历史向新闻传播大历史转变。
第二，政治军事史的热情。现代阐释学理论证明，我们解释历史永远走不出“阐释循环”，不可能摆脱我们的“先验”去完全客观地研究历史，历史研究和著述中总是带有研究者的情感和倾向。历史研究是站在当代与过去的对话，我们所栖身的当时是在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上。总是带有当代的眼光和知识结构和话语评述历史。正如克罗奇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新闻传播史研究，不仅仅是试图全面客观地呈现媒介发展史全貌，不仅仅为发现历史，还要为解释历史，并且为此提供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不能像对待僵死之物一样毫无感情。面对新闻传播史中的人物和事业要有评价，有爱憎。面对新闻传播史的教训我们要吸取，面对成就我们也要保持冷静，在冷静中也要有研究者的倾向。正如梁启超所说：“笔锋常带感情。”
需要注意的是，在饱含热情进行历史研究时，同时要避免泛感情化的历史研究。正如霍布斯“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出人意料地扮演了政治演员的角色。我们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具体地说，我们要担当批判历史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弊端的责任。”史学家们必须牢记自己的责任，这首先要求他们从身份认同政治的激情中退出，即使我们也感受到这种激情，也必须退出。
第三，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神话史学的信仰和勇气。神话史学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种孜孜不倦通过历史研究证明上帝合法性的精神和勇气。神话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就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改正自己身上的谬误而成为圣徒，为了证明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痛改前非，四处求学，花费十余载，写成《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坚定地认为天地之间存在两个国度，上帝之城是光明善良的象征，地上之城则是黑暗邪恶的象征，上帝是地上之城的代表，他试图在两城之间试图建起一种桥梁。竭力使上帝之城在人间实现，历史在他笔下就是善与恶斗争的历史，也是教会统治取代世俗政治统治的历史。这种上下分治的历史观蕴含是奥古斯丁对罗马危机的理解。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需要有神话史学的信仰和勇气，坚信新闻传播史将朝着不断实现新闻自由，新闻媒介不断和谐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进。正如神学史观坚信历史由上帝主宰一样，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也需要有这种信仰和勇气，坚信“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新闻传播史研究要本着以人为本的信念，探索人在新闻传播历史中的角色。
第四，年鉴学派的时间概念。年鉴学派的核心理论就是整体史观和长时段理论，年鉴学派史学家受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影响，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进行历史研究。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认为全面的历史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有整体史观，运用长时段理论，展现新闻传播史的来龙去脉，新闻传播史研究采用多学科的视角，追根溯源，厘清新闻传播史发展的线索，完整、连续地呈现人类传播的历史，探索传播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鼓励所有的研究者都投入到新闻传播通史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的时间观念仍然可以运用到个案研究中，研究媒介个案和媒介人物，也应该追根溯源，探讨其渊源与流变，展现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第五，世界体系的空间概念。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出版了多卷本专著《现代世界体系》，集中讨论了三个主题，即：世界体系的形成、运作及基本趋向，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观。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新范式。该理论以世界体系为基本分析单位，认为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地发展的，总是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等级，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属，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然于世外。世界体系理论贡献就在于其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以及一系列宏阔而敏锐的充满现实感的独特观点。“世界体系”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标志着全球化理论开始彻底摆脱了经典方法，以体系代替了国家，真正开创了从全球角度对资本主义这一世界性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需要借鉴世界体系理论，主要是吸收起广阔的空间概念，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和“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将新闻传播史融入到世界历史中去，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广阔历史空间中来研究新闻传播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