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分析报告篇1
新准则对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调整较大，金融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和会计科目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变动
对比样本银行的新旧表数据，总资产、总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均出现变动。通过横向分析，可以发现，2009—2011年末，相同会计年度末新表中总资产相比旧表中总资产的变化分别为0．17%、－0．25%和－0．44%，总负债变化分别为0．13%、0．09%、－0．13%，所有者权益变化分别为0．47%、－4．78%、－5．40%。其中，所有者权益变化幅度最大(见图1)。通过纵向分析，相比旧表数据，新表中相同会计年度末的总资产、总负债和所有者权益2009—2011年连续三年的变动情况为先增后减。其中，2009年末新表数据都高于旧表数据，表明新准则的首次执行当年，使得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账面规模有所扩大。而2010年、2011年末新表数据低于旧表数据，2010年末总负债数据除外。新准则的后续执行基本上均调减了样本银行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账面规模。由于新准则对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及会计科目调整较大，单纯依据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难以追溯新旧表相关财务数据变动原因。这里仅对所有者权益进行讨论。样本银行在新表附注中对该银行的所有者权益等调整情况进行了披露。根据披露信息，执行新准则后调减2009年期末分配利润1．76亿元，提取当期法定盈余公积0．02亿元，调增一般风险准备金1．52亿元，合计调减所有者权益0．22亿元。尽管发生了上述调整，但2009年末新表中所有者权益还是比旧表中有所增加。本文的样本银行所有者权益变动与司振强对几大上市银行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二)资产负债率变化
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财务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行业的特殊性，资产负债率对金融业来说不如工商企业重要，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金融子行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相对要高得多。通过横向比较新旧表中样本银行的资产负债率(见表1)，可以发现，2009年末新表下该银行资产负债率略低于旧表水平，2010—2011年末新表的该银行资产负债率均高于旧表水平，即在后续年份中发生了逆转。新旧表中资产负债率变动与资产负债调整状况是一致的。2009年末该银行资产负债率变动的原因是可以归结为在新准则执行当年，相比资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调增幅度较大，导致资产负债率变低。而在2010年和2011年末，新准则对所有者权益调减幅度更大，资产负债率便相应变高。纵向上，新旧表中该银行的资产负债率均很高，在2009—2011年均持续升高。
(三)小结
样本银行执行新准则首个会计年度，总资产和总负债、所有者权益均有所增加，其中所有者权益增加幅度最大，同时资产负债率降低。这种变动与现有研究中上市银行首次执行新准则的情况基本一致。表面上看，似乎新准则与稳健性是相悖的。其实，根据披露信息，在第一个会计年度中，新准则还是对所有者权益进行了调减，这不能不说体现了新准则的稳健性。在执行新准则的后续两年年末，执行新准则后本文的样本银行的所有者权益却是连续被调减5%左右，总资产和总负债也大致相同，因此资产负债率出现上升。所以，总体上讲，新准则的执行体现了较强的稳健性。
二、损益的变动
新准则对金融企业损益类会计科目和利润表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首先，新准则下的营业收入含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已经将利息支出和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扣除，并因此增加了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等，所以进行相关数据比较需要注意。其次，调整了一些会计科目。例如，将“手续费收入”改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将“利息收入”和“金融机构往来利息收入”两个科目在新表中合并为“利息收入”一个科目。另一个较为重要的调整是将原先的“提取坏账准备”改为“资产减值损失”，等等。调整后，新准则的新表更符合金融业业务的特征和发展需要。下面将比较和分析样本银行主要利润指标的变化。
(一)主要利润指标的变动比较
损益类财务指标较多。在主要利润指标选取上，这里首先采用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净利润这三大指标进行比较和分析，并统一按照新表口径对旧表数据进行调整。通过横向分析发现，2009—2011年新表中的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明显低于旧表数据，但是2009年、2011年新表的营业收入却高于旧表数据，仅有2010年新表的营业收入低于旧表数据。在变动幅度上，与旧表相比，新表2009—2011年该银行营业收入分别变动为0．61%、－5．05%和0．70%，利润总额分别变动－19．78%、48．74%和－8．97%，净利润分别变动－28．23%、－61．69%和－14．22%，其中净利润变动幅度最大，营业收入变动最小(见图2)。通过纵向分析发现，2009—2011年，旧表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均逐年递增;而在新表中，营业收入是递增的，但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却出现了波动，在2010年出现下降。在变动幅度上，执行新准则前后主要利润指标的变动均呈现“V”型走向，即调减幅度为由小变大再变小(见图2)。
(二)主要利润指标变动的原因分析
关于新旧表利润指标变动原因，需要对样本银行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支出两方面分别分析。
1．营业收入变动分析
根据新表，样本银行营业收入主要为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此外还有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少量的其他业务收入。2009—2011年，新旧表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与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两个会计科目没有变化;新旧表中该银行投资收入逐年递增，且增幅非常大，其中2009年新旧表数据一致，2010年和2011年则各有消长;新表确认的2009年和2011年利息净收入高于旧表数据，最终导致这两年新表的营业收入高于旧表。其原因在于:关于贷款利息的确认方法，过去是按照贷款合同本金和合同利息计算确认，新准则按贷款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息计算确认，因而会出现差异。新旧表营业收入的一个重大区别是新表单列“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根据新表，2009—2011年样本银行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分别为－0．08亿元、－0．28亿元和－0．23亿元。根据新表的附注，公允价值变动源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出现账面亏损，而样本银行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为债券。利息净收入是样本银行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2009—2011年利息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所占比例均为50%以上，这与我国银行业总体情况是一致的。但在新旧表中，利息净收入的占比均持续下降，主要原因在于该银行在存贷款之外侧重发展票据贴现等表外业务。结构上，新旧表的主要变化是，新表将旧表的“利息收入”和“金融机构往来利息收入”两个科目合并为“利息收入”一个科目，将“利息支出”和“金融机构往来利息支出”两个科目在新表中合并为“利息支出”一个科目。2011年新表还对旧表的“金融企业往来利息收入”和“金融企业往来利息支出”等按照新准则进行了分解和调整，导致新表的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大幅减少，因而新表中利息净收入的占比低于旧表，但总体上变动不大。
2．营业支出变动分析
新旧表营业支出口径不一。根据新表，样本银行营业支出主要为营业税金及附加、业务及管理费和资产减值损失与其他业务成本;旧表的营业支出不仅包括业务及管理费和提取呆坏账准备，而且包括利息支出和手续费支出、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其他营业支出。因此，通过按照新表口径对旧表的营业支出进行调整，并比较和分析对应重要会计科目，发现新旧表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业务及管理费略有变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新表中资产减值损失数据远远高于旧表中提取呆坏账准备，原因在于两者的口径、确认原则、具体方法都发生变化。［5］
3．净利润变动分析
利润总额减去所得税即为净利润。新旧表的所得税计提方法不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摒弃了过去的应付税款法、递延法和损益表债务法，采用了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债务法。通过数据对比，样本银行2009年、2011年新表所得税数据略高于旧表数据，2010年新表的所得税数据则低于旧表数据。样本银行所得税的变动对净利润的影响较为有限。相比所得税，利润总额变动是影响该银行净利润的主要因素。执行新准则后，样本银行的利润总额出现较大变动，而净利润的变动与利润总额基本一致(见图2)。
(三)小结
大多数情形下，新准则调减样本银行的收入，并调增其支出，导致连续三年净利润均变小，且变动幅度较大。而其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收支各项的调整，又有利润计算方法的变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准则采用按权责发生制，这对营业收入和营业支出的确认带来很大变化。样本银行执行新准则后损益类财务状况的变动，一方面要认识到这属于模拟收益(proformaearnings)的变动，另一方面要看到新准则执行的效果，能够很好地体现新准则的稳健性。
三、现金流量的变动
由于新准则对金融资产认定和分类出现了重大变化，新旧表下现金流量差异明显。
(一)现金流量总体状况
较之于旧表，2009—2011年经营性净现金流分别变动为10．63%、1．21%和2．17%，投资性净现金流分别变动－62．33%、－8．83%和14．14%，筹资性净现金流没有变动。其中，经营性净现金流和投资性净现金流及它们下级会计科目绝大多数都发生了变动，特别是投资性净现金流及其下级会计科目变化更大，但筹资性净现金流没有变化(见图3)。通过纵向分析，可以发现，新旧表中样本银行经营性净现金流、投资性净现金流虽然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不同，但均是递增的。而新旧表中筹资性净现金流虽然没有变动，却出现较大波动。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动影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主要因素是利息收支。新旧表对利息确认的差异在现金流量表中主要体现为相关的现金流量指标发生了变化。比较而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动相对较小。(三)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动在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新旧表的变动范围和变动幅度较大。除2011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在新旧表均发生并数据一致外，其他会计科目都有变动。新表对旧表2010—2011年没有记载的“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和“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按照新准则进行了确认，并且数额巨大，新表还对2010—2011年旧表虽有记载但数额不大的“投资支付的现金”进行扩大确认。这些最终导致样本银行执行新准则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出现巨大变动。
(三)小结
样本银行的现金流量指标变动较大，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准则对投资、利息等与金融业相关业务在会计处理上做出了新的规定;另一方面，样本银行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之外重点发展票据贴现、债券投资等业务。因此，执行新准则后，不同类型的现金流量变动差异便凸显。
四、监管指标的变动
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先后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一系列规范文件，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并逐步与国际接轨的监管体系。其中，资本充足水平、不良贷款率、存贷比和流动性比例等大部分监管指标是根据监管口径计算，因此这些监管指标没有发生变动。但是，部分监管指标的计算涉及财务数据，会受到新准则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主要是拨备覆盖率。新准则对贷款损失准备的核算引入了“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和“实际利率”的概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贷款损失准备必须反映未来可收回贷款的净现值，商业银行应按照现金流折现的方法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新准则的这种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39)基本上一致。但是，以公允价值使用为标志的会计原则中性化与监管审慎原则容易产生冲突。而原有的银行业监管政策要求商业银行按照贷款风险分类的结果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包括贷款专项准备和一般准备)。样本银行执行新准则后对贷款损失准备调减较大，导致监管指标中的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大幅变小。
五、结论和展望
金融分析报告篇2
一、金融业运行情况及特点
1、金融业实现增加值增长较快，税收收入大幅提高。一季度全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44.70亿元，同比增加7.73亿元，增幅达20.9%，比全市增幅高6.3个百分点。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为6.82%，占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89%。
金融业实现税收收入总额14.68亿元，同比增加8.34亿元，增长131.55%。其中，仅齐鲁证券公司缴纳税收就达4亿多元。全市金融业实现市及市以下级税收收入达6.97亿元，同比增加3.42亿元，增长96.34%。
2、银行存款稳步增长，居民储蓄增幅较大。3月末，全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4352.9亿元，比年初增加248.7亿元，同比多增154亿元。其中，企业存款余额1665.5亿元，比年初增加98.4亿元，同比多增78.3亿元。储蓄存款余额为1347.1亿元，比年初增加80.5亿元，同比多增10.7亿元。
3、银行贷款增长较快，贷款结构不断优化。3月末，全市本外币贷款余额3801.7亿元，较年初增加39.3亿元。考虑到6家企业新发行短期融资券78.3亿元，异地票据融资下降50亿元和异地贷款下降5亿元的因素，贷款实际较年初增加171.4亿元，同比多增52.5亿元。从贷款的投向上看，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贷款余额1904亿元，比年初增加94.3亿元；第一产业贷款保持较快增长，贷款余额105.5亿元，比年初增加7.4亿元；第二产业贷款行业结构性变化明显，贷款余额1480.3亿元，比年初增加35.5亿元，同比多增14.7亿元。异地贷款比年初下降5亿元，同比少增49亿元。
4、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上市后备资源队伍不断壮大。山东九阳股份公司已于*年4月3日通过了中国证监会发审委的审核，预计二季度可实现上市融资。法因数控、积成电子两家股份公司发审材料也已上报证监会，有望下半年实现上市。上市后备资源培育工作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各县（市）、区上报上市后备资源53家。
5、保险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保障能力不断增强。3月末，实现保费收入27.01亿元，同比增长62.35%，高于全省平均增长水平22.61个百分点，是全省保费增长最快的地区。一季度，保险业为我市178万人次新增了525亿元的养老、健康保障，支付赔款与给付5.35亿元。
6、银企合作推进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4月9日，举办了**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银企合作推进会，19家银行与300多家企业达成393个项目的授信和贷款意向，其中已签约贷款金额183.5亿元，达成贷款和授信协议意向405.7亿元。
7、引进金融机构工作效果初显。渤海银行和青岛市商业银行*分行的筹建申请已报银监会审批，选址等前期工作正在进行。人保寿险总部迁址的相关工作抓紧进行。成功举办了“外资银行齐鲁行”活动，多家外资银行表达了入驻*的愿望，后续落实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二、应引起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季度，我市金融业运行质量较高，发展速度较快，对经济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强，但从金融层面看，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
1、贷款投放增加难度较大，第三产业信贷投入出现下滑，信贷集中的问题进一步突出。由于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加之各银行普遍实行了严格的季度规模控制，全市贷款增量逐月回落。一季度全市第三产业贷款较年初下降21.1亿元，同比少增154亿元，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下降35.5亿元，同比少增37.1亿元；批发和零售业下降32.3亿元，同比少增60.9亿元。这与我市大力发展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相悖。3月末，全市30户贷款大户贷款余额1726亿元，比年初增加70.6亿元，同比多增14.8亿元。而全市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比年初净下降0.6亿元，同比少增5.4亿元。贷款继续向大客户集中，造成了一定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尤其是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更加困难。
金融分析报告篇3
一、金融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一货币市场
银行同业拆借与债券市场
上半年，银行间同业拆借与债券市场累计成交万亿元，日均成交亿元，同比分别增长和。
由于市场资金保持持续宽松，市场利率价格区间不断下行。同业拆借、质押式回购和买断式回购的月加权平均利率分别由月的、和，下降到月的、和，分别大幅下降、和。
月日超额准备金利率下调以后，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下降。一季度末，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比上年同期低个百分点，月末则降到。
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显著增强，但是货币回笼量仅相当于外汇占款量。虽然上半年央行票据的发行节奏不断趋于缓和，进入月份后更是取消了年期央票的发行，但是票据发行总量明显增多，上半年，央行共发行票据期，共计回笼资金亿元；进行了次正回购，共计回笼资金亿元；春节前进行了次逆回购，共计投放资金亿元；三项合计，上半年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净回收亿元基础货币，而去年上半年净回笼仅为亿元。相对于上半年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加额而言，公开市场操作较好地对冲了外汇占款的资金投放量。
票据市场
上半年，一方面由于市场资金宽松，原创：票据市场利率始终处于下降通道；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审慎，贷款增长放缓，商业银行买票并持票到期以弥补信贷规模下降的意愿不断增强。上半年，上海票据市场承兑、贴现及买断式转贴现业务余额分别为亿元、亿元，同比分别下降和上升；承兑、贴现及买断式转贴现累计发生金额分别为亿元、亿元，同比分别下降和上升。
二资本市场
股票市场
上半年，沪市共有家首发、家增发，合计募集资金亿元，同比仅增长。月份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后，新股发行和再融资均暂停。
沪市、股合计成交亿元，日均成交亿元，同比大幅下降。沪市上证指数振荡走低，股价整体下调。上证指数年初以开盘，月末以收盘，比年初下降，振幅达。
债券市场
在加息预期减弱和市场充沛的资金推动下，沪市国债指数始终处在连续上升通道中，并屡创近年新高。沪市债券市场累计成交亿元，日均成交亿元，同比下降。银行间债券市场保持了半年的上涨行情，债券综合指数处于持续上升趋势，至六月末已升至点，创历史新高，与年初点相比，上升点，增幅达。
三外汇币场
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顺差总额，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外资流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量大幅增加，市场供大于求差额扩大。上半年，银行间外汇市场累计成交折合亿美元，日均成交量亿美元，同比分别大幅增长和。
四黄金市场
上半年，上海黄金市场成交保持活跃，价格表现为箱体振荡走势。上海黄金市场累计成交亿元，日均成交亿元，同比大幅增长。黄金累计成交吨，日均成交吨，同比大幅增长。商业银行上半年以大量净卖出交易为主。交割比由月份的，大幅下降到月份的，市场投资交易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实物交易需求。
五期货市场
上半年，因主要期货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成交大幅萎缩，上海期货交易所累汁成交合约万手，成交金额万亿元，同比分别大幅下降和，分别占全国期货市场的和。
二、金融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宏观调控较为明显地影响着金融市场运行
金融市场资金尤其是银行间市场资金充裕，交易量持续放大。进入××年以来，宏观调控效果开始逐步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增速明显回落，商业银行出于对贷款风险的考虑和资本充足率考核的约束，出现厂一定的信贷紧缩倾向，大量资金沉淀于商业银行，银行间市场成为商业银行资金运作的主要渠道。同时，超额准备金利率的下调，使得银行间市场资金供求失衡的问题更为显性化。
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讨论和此起彼伏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直接带动了上半年出口的快速增长和顺差规模的持续扩大。一方面，银行间外汇市场成交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外汇占款所带来的货币投放规模持续扩大，导致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成交量同时显著放大，成交十分活跃。
上半年房地产：调控力度加大，房地产价格涨幅逐步回落，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增速明显放缓。原先投资于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开始流人其他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
由于宏观调控带来的不确定性，上牛年作为重要保值渠道的黄金市场成交量也显著放大，商业银行在黄金市场中交投活跃，交割比明显下降。
金融市场价格走势反映了宏观调控下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首先，宏观调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黄金市场的惯性走势，黄金价格已经不仅仅简单地与美元走势逆向而动，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资产保值工具，因而上半年黄金市场表现出较为平稳的运行态势；二是期货市场既表现出了与国际市场联动的走势特征，作为重要工业原料的期铜和燃料油价格持续走强，也反映了投资主体为应对宏观调控而积极储备的强烈需求，此外人民币没有升值，也是期货市场不断维持强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宏观调控可能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带来不确定性影响，这也是在股权分置改革推进中，制约股票市场走强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与此相反，除了较为充裕的资金面之外，的走低以及市场对短期内不会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半年债券市场的持续走强。
二高度重视和警惕“宽货币、紧信贷”现象
受制于目前的投融资体制现状和宏观调控政策，亡半年金融市场表现出明显的“宽货币、紧信贷”特征，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带来了压力，助涨了市场投机行为，也对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是导致银行间市场风险累积。面对金融市场上充裕的资金状况和不断走低的收益率，金融机构采取了一定的变通模式进行应对。一种是金融机构通过质押式回购以较低的利率融到资金后，再以甚至是高于的利率水平转存入银行，进行银行利润回吐式的简单套利操作；另一种是金融机构通过质押式回购以较低的利率融到资金后，再买入债券，不断进行放大套做，套取债券价格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利差收益。两种模式均推动了银行间债券市场价格的不断走高，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大。
不断放大的杠杆效应、不断缩短的资金使用期限和不断延长的套做券种期限，使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风险正在一步步积聚。无风险套利本身是对价格的一种修正，但由于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在市场结构、产品结构等方面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市场本身并不具有平衡修复机制，套利的结果不是套利空间的消失，而是风险的积累和暴发。由于市场资金供给比较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一旦资金成本上升，或者资金供应结构发生变化，市场将立即面临流动性风险。
二是不利于创新产品推出和市场发展。日前，银行间市场基本上形同于一个单边市场，买方力量空前强大，卖方惜售心态严重，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各种创新产品的推出。由于单边市场的存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在资金供给和债券供给上存在极大的不平衡，这对于新近推出的债券远期交易而言，卖券方承受着相当大的实物交割压力；交投十分不活跃；同时，单边市场的存在还导致新发行券种一上市就哄抢一空，持券机构普遍惜售，二级市场交易清淡；此外，市场收益率的下降也导致银行间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减弱，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培育。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一是信贷资源的“挤出效应”，在信贷紧缩的倾向下，谈判能力较弱但成长性较好的企业的信贷规模首先被挤出，影响这类企业的发展；原创：二是“成本递增”效应，由于正常的银行信贷渠道受到阻滞，部分企业或项目转而寻求民间金融和地下金融渠道，融资成本将会增加，进而影响到企业效益和经济发展；三是“顺周期”效应将缩短经济景气周期，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具有顺经济周期的偏好，缺乏对长期风险收益的理性权衡，—旦经济增长回落，即以减少信贷投入规避风险，而正常项目的投资规模缩减甚至取消，将会使宏观经济运行的景气周期缩短。
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宽货币、紧信贷”对于商业银行的影响最为严重。一方面，银行间市场利率的逐步走低，给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作为债券市场重要参考指标的年期央行票据的发行利率，已经降到了左右，远远低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水平。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信贷的紧缩，将使部分流动性不足的企业出现资金紧张甚至濒临破产，又可能引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债券市场是目前保险公司最重要的资金运作渠道，而目前“宽货币”所导致的债券市场低收益率已经接近保险公司底线，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很难找到适合资产负债匹配的中长期债券，这已经成为保险公司正常经营亟待破解的难题。
债券价格的上涨意味着风险的积聚，这对于其他金融机构而言，参与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交易，就等于继续助长“宽货币”条件下的市场投机行为，需要面对更高的风险。
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三条主要渠道，在“宽货币、紧信贷”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三条传导渠道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是如此低的货币市场利率，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严重脱节，作为货币政策重要中介目标之一的短期利率，已经失去了货币政策传导意义。二是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最直接的渠道，直接与最终产出发生联系，由于银行信贷趋紧，部分真正有需求的企业得不到资金，将会最终影响企业效益和经济发展。三是“宽货币、紧信贷”只能提高债券资产的价格，不能带来公司价值的提高，更无法给公司带来财富效应，资产价格传导渠道也无法形成。
三、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发展的建设
一加大金融市场改革和创新力度
“宽货币、紧信贷”的实质在于储蓄资金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导致资金在商业银行大量沉淀，这同时也反映了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和发展滞后，需要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创新步伐，推动金融市场全面、快速和稳健发展。
统一协调金融市场发展规划
“宽货币、紧信贷”虽然仅仅表现在银行间市场，其实也是与其他金融市场之间联系沟通不顺畅的一种反映，因此必须统一协调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体规划，形成较为明确的金融市场整体发展战略。目前，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管理政出多门，人民银行负责银行间市场债券包括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券、商业银行次级债、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和流通，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发改委负责企业债券的审批与发行，证监会负责交易所市场债券如可转债等的发行和流通。不仅现有的监管体制复杂，而且市场呼声甚高的一些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归属也尚未完全明确，市场的发展受到严重掣肘。
今后，不仅仅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债券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市场间的联动也将不断增强。因此，统一协调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体规划，将有利于避免金融市场发展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价值取向，更有利于各个监管部门形成合力，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建议成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市场协调发展委员会，统一进行金融市场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推进金融市场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
加快银行间市场创新和发展步伐
一是要引入有市场需求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创新最重要的是工具创新，目前银行间市场资金的过度充裕，正是交易工具不足的具体反映。要丰富债券市场品种，形成有效的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要加快已经列入日程的、、金融债券、境内美元债券等金融产品的推出；在继续发展短期融资券的同时，推出短期国债和其他短期债券品种；加快推出债券互换、国债期货等业务，综合辅助市场的发展会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
二是要完善金融市场机制。要促进以政府信用为主导的债券市场向商业信用、非政府信用为主导的市场过渡，并完善信用评级机制，给市场传达正确信息；推动债券市场发行从主体集中、量大、频率低向主体分散、量小、频率高转变，完善市场利率期限结构，尽快形成合理的收益率曲线；原创：逐步形成以做市商为核心，经纪商和金融机构为主体，众多非金融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的银行间市场运行架构；引入债券预发行机制、国债发行余额管理机制，改债券发行审批管理为备案管理。
二完善市场风险监测和管理机制
金融分析报告篇4
关键词：金融机构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质量
当前世界各国的反洗钱制度几乎都以可疑交易或者可疑行为（统称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为中心，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都要求金融机构报送有洗钱迹象和可能的交易行为的有关信息。正是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也建立了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正式施行，并于同年3月1日实施《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4种大额交易和48种可疑交易要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上报。自此，我国反洗钱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商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目前，可疑交易报告是我国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情报来源基础，一份高质量的可疑交易报告，不仅反映了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整体水平、能力和态度，同时也是人民银行评估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情况的重要依据。但从近几年可疑交易报告工作的有效性分析，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工作的成效并不明显，上报监测中心的报告份数居高不下，报告质量普遍较低，有价值的可疑交易报告更是微乎其微，因此花费的人力物力却不少。如何有效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成为困扰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难点。为此，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进行思考和探索。
一、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明确了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的客观标准，这些客观标准在反洗钱开展的初期阶段对指导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筛选识别和报告可疑交易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多数金融机构报送可疑交易报告过程中还存在主动分析识别的动力不足、过度依赖客观标准和反洗钱监测系统提取等问题，使得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可疑交易分析有效性低，不利于发现和挖掘真正的可疑交易和洗钱线索，不仅无法帮助反洗钱情报分析部门提高情报分析效率，反而可能妨碍反洗钱情报分析部门甄别涉嫌犯罪和洗钱活动的能力。根据日常工作实践和与金融机构的沟通交流，笔者对可疑交易报告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发现当前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防卫性报告”的工作思路仍未完全转变，金融机构简单地使用“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
反洗钱工作初期，监管思路主要以“规则为本”，金融机构总部为防止分支机构在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时出现“不报告、漏报告”等违规问题，投入了巨大的开发与维护成本，构建了各自的“可疑交易监测系统”，按照可疑交易报告“客观标准”从核算系统中提取可疑交易的待排查数据。本意是为发现、分析和报告可疑交易提供一个基础框架，为人工分析识别提供数据支撑。金融机构为了避免受到处罚而采取了“怕漏报就多报，多报告总没错”的防卫性报送的做法，虽然央行的反洗钱监管思路已逐渐向“以风险为本”转变，但金融机构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合规即免责”的错误观念，彻底扭转“防卫性”报送思路尚需一段时间。
（二）金融机构成为可疑交易报告的“中转站”，缺乏主动性
目前，金融机构反洗钱基础工作处理多是由基层金融机构承担，大部分基层金融机构的反洗钱领导组织机构还局限在设立这一层面，除按要求在形式上成立了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外，没有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反洗钱岗位人员均为兼职，他们承担着业务量考核指标和客户服务的双重压力，还要利用休息时间去处理反洗钱工作。金融机构和反洗钱组织机构体系的缺陷，这些已经成为制约反洗钱工作深入高效开展的瓶颈，工作人员难以集中精力进行反洗钱监测上报工作，甚至不清楚自己有哪些反洗钱职责，也就很少主动去开展反洗钱工作。虽然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人员尽力开展人工识别，但每日产生的众多“可疑交易”，麻木了他们的敏感神经，将本来应由报告机构承担的可疑交易分析、识别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而报告机构却成了“可疑交易报告”的中转站，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情报中心只能陷入“可疑交易报告”的大海。反洗钱监测中心每天收到海量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报告数据的利用价值究竟如何，投入与效率能否科学，都有待商榷。
（三）分析识别流于形式，难以适应金融创新的变化
洗钱活动是一种高智商的违法犯罪活动，其洗钱的手段也在日益更新和变化，可疑交易的客观标准往往滞后于千变万化的洗钱手法。随着金融创新力度的加大，新型金融产品层出不穷，洗钱犯罪手法已经突破了传统金融业洗钱的范畴，不仅可以通过银行，证券和保险业金融机构，而且可以通过房地产珠宝等特定非金融行业。同时，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等交易方式不断推出，资金交易活动更加具有隐蔽性与快捷性。科技系统难以恰当掌握和有效识别难以量化的可疑交易，金融机构如果再按一成不变的“客观标准”去制定数据模型，让系统以固定模式去搜集数据，势必影响可疑报告质量。可疑交易监测系统按照“客观标准”机械、简单地从交易数据中提取了大量的可疑交易数据，并通过系统落地到交易发生的营业网点，由营业网点的岗位人员进行分析、识别和排查。但由于营业网点可疑交易数据较多（几乎每天发生），银行网点本来业务就忙碌，根本没有精力进行深入分析与识别，只能是简单地排查或上报。各金融机构总部的反洗钱牵头部门每天面对辖内网点上报的大量可疑交易报告，也没有精力去做深入的分析与识别。
（四）报告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影响了报告的价值
由于只要相关数据和行为符合可疑交易标准，反洗钱监测系统就会给出预警并抓取生成可疑数据报告，进行报送，随着报告数量的增多，报告的边际信息价值递减。各网点机构的岗位人员只能依赖监测系统对可疑交易报告机械、简单地进行判断，其中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了大量低价值的可疑交易报告。根据大连中支统计数据，2011年，大连市金融机构报告人民币可疑交易2639万份、外汇可疑交易报告101万份，但同期重点可疑交易报告仅为9份，重点可疑交易报告份数仅占可疑交易报告份数的00033%，重点可疑交易报告普遍存在“零报告”现象。可见，上报监测中心的“可疑交易报告”绝大部分是无价值可言的普通支付交易数据。
二、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质量的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见，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与当前执行的可疑交易报告客观标准密切相关的。制定可疑交易客观标准，当初是基于我国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的时间较短，识别可疑交易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有限而考虑的，是希望通过制定“客观标准”来指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开展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现在，我国全面推行风险为本的工作思路，并且通过多年的反洗钱工作积累，金融机构无论在风险意识上，还是业务技能上大都具备了自主识别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金融机构根据人民银行可疑交易报告原则性规定，实施自主识别报告制度，使金融机构将有限的人员力量投入到主动分析识别中来，提高可疑交易报告的质量。要求金融机构在充分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将可疑交易监测工作贯穿于金融业务的各个环节，充分利用筛选数据、事后监督、一线临柜、客户经理等信息资源，发挥岗位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及时发现可疑交易，报告有质量的可疑交易，通过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自主识别判断，使其真正主动承担起可疑交易的识别和报告职责。
一是要明确什么是真正的高质量的可疑交易。金融机构根据客观的可疑交易标准报告的可疑交易，只是反映了某笔资金交易在客观表现上不同于或有别于一般的正常交易，实际上属于异常交易；而真正的可疑交易应当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这些异常交易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经过充分的主观分析判断后发现的涉嫌洗钱的资金交易活动，实践中称为“重点可疑交易报告”。金融机构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识别发掘出“重点可疑交易”，即真正的高质量的可疑交易。
二是构筑反洗钱管理立体防线，为可疑报告质量提供制度保证。金融机构要按照风险为本原则重新梳理反洗钱内控制度和工作流程，建立以“风险为本、以客户为中心”的反洗钱工作体系。将反洗钱管理的各项工作要求具体化为“看得见、够得着、抓得住”的标准，使每个部门和岗位人员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为达标，并将其渗透到日常业务运行的主要环节和全部过程，延伸到日常管理的每个角落，形成以业务及岗位规范化管理为主线，组织体系、制度体系为补充，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为保障的反洗钱管理长效机制。
三是完善反洗钱监测系统，为识别可疑交易提供数据支撑。目前，人民银行已在工商银行试行金融机构自建异常交易筛选指标。当人民银行取消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后，金融机构应继续有效利用反洗钱监测系统，千万不能因取消客观标准而弃用以往的监测系统，不能“一刀切”。要充分认识到反洗钱监测系统的数据支撑作用，有的放矢地利用系统提取的异常交易数据，做好人工分析识别，高效挖掘有价值的可疑交易线索。参照人民银行可疑交易报告原则性规定，按照自身业务特点和规模，继续完善反洗钱监测系统，将新的洗钱交易特征、黑名单客户、高风险客户、洗钱特殊地区等信息进行补充，将新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以及异常交易特征植入系统，并根据业务发展不断更新与维护，更好地为反洗钱工作服务。
四是加强一线反洗钱从业人员的选配和培训。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尤其是反洗钱报告员等一线反洗钱从业人员是可疑交易识别的主体，但由于临柜人员普遍年轻从业年限短，在反洗钱工作前沿的反洗钱从业人员往往从业经验不丰富，他们虽然学习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却识别分析经验不足。因此，应尽量选派经验丰富的员工从事反洗钱报告工作，并加大对一线反洗钱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配置反洗钱骨干队伍，保持人员的稳定性，做好传帮带。制订由浅入深的系列培训计划，从反洗钱基础知识、反洗钱法律法规再到反洗钱案例剖析，通过讲座、业务指导、小组讨论等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不断增强和充实一线反洗钱操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对可疑交易的甄别能力。
五是注重案例分析。当前我国反洗钱工作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反洗钱工作处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任务重，要求高。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从实践中我们感到，反洗钱从业人员最需要的是贴近实践操作方面的指南，最好能更贴近实际业务。金融机构应结合人民银行举办的培训内容以及通报的风险提示和洗钱案例，整理典型案例，剖析主要洗钱犯罪活动的资金交易特点，总结相应的识别分析技巧，开展案例分析培训，并定期搜集新近破获涉及“洗钱”交易的案例，及时将新的洗钱手法、资金交易模式、掩饰伪装手段进行讲解，提高识别洗钱活动的技能。
金融分析报告篇5
关键词：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研究
一、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现状及存在的不足
（一）我国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现状
总体上说，世界各国的反洗钱制度几乎都以可疑交易或者可疑行为（统称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为中心，要求金融机构报送有洗钱迹象和可能的交易行为的有关信息，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等同时要求提交大额交易报告[1]。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分别颁布了《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别负责人民币、外币可疑交易的监测分析，我国开始建立了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制度。200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反洗钱局，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成立了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作为收集、分析、监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金融情报机构，具体承担反洗钱资金监测职责，并且实行本外币可疑交易资金监测一体化[2]。截至2009年末，可疑交易分析已全面覆盖银行业、保险业、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货币经纪公司。2009年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交易报告1.78亿份，可疑交易报告4293.3万份（见表1）。从2004—2009年银行业可疑交易报告接收量统计表（见表2），也可以发现可疑交易报告量逐年递增。
（二）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存在的不足
近几年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有了大幅提高，仅2009年通过分析筛选就发现1082起具备高度洗钱嫌疑的重点可疑交易线索。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这些重点线索开展了反洗钱调查，最后根据调查情况向侦查机关移送和报案共654起，涉及金额3711.7亿元。各地侦查机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报案线索共立案侦查119起（其中以洗钱罪立案侦查23起），占报案线索数的24.1%①。但目前也存在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可疑交易分析有效性低的问题。
1．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质量难以有效提高
面对当局的罚款威慑，金融机构一定程度存在“护卫性”行为，自我保护意识决定了“拿不准就报”、“报比不报好”、“多报比少报好”，而不论所上报的交易或者行为可疑与否，缺乏对可疑交易信息的主动识别和筛选，这也是近年可疑交易报告量增加的原因之一。许多金融机构只是机械地依赖其反洗钱监测系统预警提示，不加分析判断，简单地录入客户信息就上报，这种报告往往涵盖信息太少，会漏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有的则采取“扩大化”的办法，只要自认为符合可疑交易识别标准的交易，就不加分析和重新识别客户身份就上报，由于报告的交易信息太多，反而降低了信息分析处理的效率。同时在现场检查中还可发现，当金融机构业务系统提示为可疑交易时，有关业务人员未进行认真审查，甚至根本不审查就确认为正常交易，这样做出导致失去大量的有价值信息[3]。
2．可疑交易监测分析信息范围不广，不能全面分析
一是局限于资金交易分析，缺乏身份主体分析的有效配合。对客户身份信息的准确定位是可疑交易监测的重要环节，没有准确定位，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就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国已建立了居民身份证统一数据库，但该数据库并没有涵盖所有自然人身份信息，法人或准法人身份没有统一的数据库，难以准确、完备的实现对交易主体的身份定位。目前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与同城票据交换系统、支付清算系统等还未实行连接，还处于独立运行状态，有碍于对异常账户类型进行有效监测。除了与公安部门户籍管理系统相连接外，还没有与工商、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的营业执照注册登记、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管理系统的接口，银行业金融机构还无法通过账户管理系统实现对存款人提交的各类开户资料证件进行真实性确认，横向信息传输难以落实，也就不能更好地识别客户。同样在法人主体有关信息分属于工商、税务、质监和海关等部门的情况下，不能更好地综合定位。如某企业账户在资金上是正常运作的，但其工商法人资格已经注销，税务登记也已经注销，这就无法识别。另外，没有信息跟踪功能，当金融机构认定为可疑交易上报，在此之后发生的信息没有要求连续上报，无法连续监控。
二是可疑交易分析主要局限于交易行为分析，缺乏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分析的配合。交易是一个过程，财产关系是一种状态，状态和过程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脱离财产关系，仅从交易行为获取涉嫌犯罪的线索是很难的。
三是可疑交易资金监测局限于个体分析，缺乏与区域分析、宏观分析的有机结合。发生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的洗钱数量与系统的某些参数有相对稳定的数量关系，如异常的现金流通量、国际收支统计出现超常的统计误差等[4]。当前金融机构对客户身份的了解仅限于开户资料和平时与客户接触时，从客户交谈中获得部分信息，少部分外勤人员通过走访客户可以获得一些信息，多是一些贷款户，但对于一线临柜人员了解的信息就很少了。经营范围、经营规模、经营特点及资金流量流向规律等客户信息不是必须向银行提供的，这些信息由工商、税务等部门管理，银行柜面无法了解这些信息。上面讲的财产信息全国也没有建立统一信息库，同时这些信息由房产管理部门管理，金融机构和反洗钱监测中心无法掌握。
（三）反洗钱工作主动性不强，报告不全面
一是一些金融机构系统设置的可疑交易报送标准远低于《办法》（[2006]第2号令，下同）要求。如证券行业可疑交易报告标准之一“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多数机构将“长期”设定为2~3个月，远低于《办法》一年的标准，系统筛选出大量可疑交易后全部报送。二是依赖系统筛选，缺少人工识别。对于由客观标准为主观识别构成的上报标准，一些机构按照客观标准设定系统参数，筛选出大量可疑交易后未经人工识别即予上报。三是要素填写不全。银行业、保险业可疑交易报告要素为40项，证券期货可疑交易报告要素34项，有的要素系统不能自动提取，人工填写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有些就不进行补充，这样造成可疑交易报告缺少一些项目。
二、影响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的原因
（一）可疑交易报告主动性不足
在我国主要采取义务报送制和举报制，其中金融业和特定行业实行义务报送制，举报制则作为义务报送制的补充。义务报送制缺乏质量控制机制、举报制缺乏市场化激励机制，导致信息完备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影响了可疑交易资金监测的分析效率。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在有关制度上已经明确，是强制性报告的，但非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则取决于金融机构的意愿。如果激励机制不完善，不能促进报送机构将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内在化，将导致金融机构采取非合作博弈的策略，如防卫性的报送特征型可疑交易，消极甚至拒绝报送非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导致可疑交易报告的准确性和完备性降低[5]。
（二）反洗钱社会成本高，金融机构反洗钱主动性难以调动
金融机构是反洗钱的主阵地，根据反洗钱监管要求及反洗钱工作的实际需要，金融机构在反洗钱方面会增加五种成本：一是制度成本，金融机构根据监管要求需要建立一整套反洗钱内部政策、程序和控制措施；二是雇员成本，包括工资成本和培训成本，三是检查成本。金融机构检查过程中形成的计算机设备、办公用品费和差旅费等支出；四是流失客户，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了解和对可疑交易资金数据的报告制度会使金融机构失去一部分客户，客户的失去意味着利润的损失，尤其是当其他金融机构不认真执行反洗钱规定时，将会使该金融机构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五是档案管理成本，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在一定期限内保存客户的账户资料和交易记录，这使金融机构保管档案成本增加。如果金融机构付出的成本得不到适当补偿，则其参与反洗钱的积极性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三）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存在缺陷
一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虽然看似简单，却不易操作。如《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一条第五款“与来自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严重地区或者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第十二条第五款“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第十三条第十五款“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的”等规定中的“地区”或“中心”不明确，在实际报告时无法参考。二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未充分考虑证券市场的特征。《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证券业可疑交易报告标准，仍主要停留在对客户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监测的简单层面上，未充分考虑证券业在证券发行、证券上市、证券评估、证券交易、证券交割、让利分红等环节可能存在的洗钱风险点，在当前股市资金实行银证转账，客户保证金流出流入股市实际由银行监控的情况下，明显呈现证券业反洗钱工作与银行业反洗钱工作的同质化，对股市可疑交易资金的监测分析容易流于形式。《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六款将“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开户后短期内大量买卖证券，然后迅速销户”列为可疑交易标准。在股市上涨期，上述两种现象大量存在，将此交易列为可疑交易，既大量增加证券营业机构无价值的可疑交易报告量，也增加反洗钱监测信息中心分析、处理信息的工作量。三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未考虑新型业务的特点。随着金融创新力度的加大，新型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如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银证产品、银保产品等，这些金融产品有别于传统金融产品的新特点，如资金形态的虚拟性、交易行为的隐蔽性、交易速度的快捷性、业务办理的无纸化、产品特征的模糊性等，但《办法》仍缺乏针对这些金融新型产品设计可疑交易识别标准[6]。
三、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效率的若干建议
要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既要从源头掌握客户全部信息，通过激励机制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和举报积极性，通过多层次分析机制和引入先进的分析技术和可疑交易模型技术，发现更多的犯罪线索。
（一）全面落实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一是以银行结算基本存款账户核准号为基础，构建单位银行账户管理体系。一个单位首次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时，经当地人民银行核准后产生一个核准号，以后这一核准号伴随着该单位存款终生，开立其他账户都必须凭此核准号，就算基本账户开户行发生改变，其核准号也不改变，可以考虑以存款人信息智能卡方式管理。所有银行账户纳入基本存款账户下管理，包括单位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和单位银行卡，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单位保险账户、单位证券账户和单位期货账户也纳入管理。账号管理系统和反洗钱分析中心其信息管理都是以基本账户的核准号为基础进行管理，全面掌握存款人资金动态，这样账户管理和信息管理相统一。二是以个人社会保障号为基础，构建个人银行账户管理体系。为方便自然人管理自己所有个人银行账户，也为监管部门对个人银行账户信息和资金信息监管提供支持，建立以个人社会保障号为基础的个人账户管理体系，按照社会保障号码标准，首次在账户管理系统中开立个人账户的自然人，由系统登记社会保障号码。以后个人不管以何种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开立何种账户，都集合在此号码下管理，不但包括个人结算账户、个人协议存款、通知存款、个人活期储蓄存款账户和定期储蓄存款账户，而且还包括个人证券投资账户、期货投资账户和国债投资账户，也包括各种银行卡和信用卡。对于联名账户，需要指定账户主体，主要信息归属于主体人，其他从属人只是标注。
中国人民银行应按账户管理系统的设计要求，加快与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等信息管理部门合作的步伐，将营业执照注册登记、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与账户管理系统进行连接，从各信息系统的比对情况对存款人提供的开户资料、证件的真实性进行确认，真正做到了解客户，促进存款实名制的落实，为反洗钱提供真实、完整、有效的非现场监管信息资料。可疑交易分析监测系统更应与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和现代化支付系统等相关业务系统相连接，对有关业务系统的处理情况进行监测、分析。近几年房地产价格升值预期持续居高的环境下，大量文献资料表明了大量来源不明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已成为洗钱的重要工具之一。建立全国统一的房地产数据库，将这些信息也纳入反洗钱监测分析信息范畴，就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相关可疑交易资金的监测分析效率。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依托账户管理系统，建立客户信息档案库，进行集约化管理，更能综合反映单位和个人的信息，以供各金融机构和反洗钱分析中心以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反洗钱工作人员查询和分析。同时以仓储方式管理可疑交易客户信息，并进行长期跟踪分析。洗钱犯罪分子的识别不可能单凭一次交易就可以确定的，洗钱犯罪活动往往是在合法交易中掩盖其非法交易，这就需要根据长期交易信息进行跟踪分析。
（二）全面推行洗钱风险分类管理制度
鉴于客户身份识别在洗钱预防措施中的基础地位，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逐步呈现以风险为基础的发展趋势。金融机构应按照客户的特点或者账户的属性，考虑行业等因素，在对客户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客户实行正常、关注、可疑三类风险管理。对于高风险客户，应实施更严格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对于低风险客户，可以采取简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甚至免除实施客户身份识别措施，从而提高客户身份识别的有效性，同时也适当平衡了反洗钱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当然，在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后，还应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更新客户资料信息，并在持续关注的基础上，适时调整风险等级，使风险分类管理更准确。
客户风险分类管理，目前银行类金融机构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许多机构还没有推行。针对近期监管对恐怖融资监控要求的提高，各商业银行应加强对黑名单尤其是联合国制裁名单有关交易的监测。如可将经过一定程序筛选出的部分低风险客户甚至是有把握不会涉及可疑交易的客户名单维护到现有反洗钱报送系统，让系统不再生成与之相关的可疑交易报告。这样做即减少了需要人工识别交易的数量，同时减少了报送人民银行的可疑交易总量，也意味着没有通过校验的可疑报告被退回而需要人工补正的工作量的降低。当然，这一操作需要以金融机构客户风险分类制度的有效、各机构对客户的了解、名单的确定和更新流程的可控等条件为前提，随意使用将会产生较大的控制风险。对高风险洗钱客户，不仅局限于标准化可疑交易信息的分析，逐步开展财产关系的分析，通过拓展分析法，提高发现、识别涉嫌洗钱犯罪信息情报的效率。要使反洗钱机制有效地发挥效率，对具有高度洗钱风险的客户不仅要分析交易行为或交易过程，也需要适当扩大对其财产关系的监测分析，从财产状态追溯可疑交易，进而获得洗钱犯罪情报。
（三）建立有效的反洗钱激励机制，激发反洗钱的内部活力
只有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督管理制度，才能真正将外在的义务内化为金融机构履行好义务的动机，在现代化金融企业中已形成了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员工利益最大化的均衡协调机制，建立有效的反洗钱激励机制，就是对反洗钱工作特别是可疑交易报告工作融入利益最大化机制。
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反洗钱效果评估制度。对金融机构反洗钱情况实行评级制，并定期向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通报评价结果。对积极参与反洗钱活动做出重要贡献的金融机构给予较高等级评价，并将评价等级与金融监管部门提供的金融优惠政策挂钩，评价等级越高，金融机构享受的金融优惠政策就越多，如市场准入政策。同时对于评级差的金融机构加大现场检查频率，对评级高的少检查甚至免检，从而降低检查成本。
二是对追缴的洗钱非法收入实行分成制度。为有效调动和保护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积极性，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洗钱非法收入分成制度，为反洗钱提供情报和线索的金融机构、单位和个人，在洗钱资金追缴以后，可根据其贡献的大小给予一定比例的奖金。即使洗钱资金追缴不回来，政府也应该给予奖励。或者对收缴的赃款不立即上缴国库，而是仍然存放于银行一段时间，这样至少可以给金融机构一个调整期，以缓冲大额存款的减少对其经营管理的影响。政府也可从罚没收入中拿出一定资金设立专门的反洗钱基金，对为反洗钱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物质和精神奖励。
三是建立涉嫌洗钱行为和可疑支付交易举报奖励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打击洗钱犯罪的威慑作用，强化对可疑支付交易的监督，积极鼓励单位、个人通过举报方式提供涉嫌洗钱行为和可疑支付交易的情报和线索，形成“打击洗钱、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
四是建立可疑交易质量考核制度。鼓励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开展可疑交易甄别，将识别和判断依据深入到交易实质的判定上，结合客户身份识别、行业特点分析及相关交易背景判断交易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形成可疑交易报告。对由反洗钱数据采集系统自动生成但有足够理由排除的可疑交易数据应及时删除，对未达到可疑交易报告标准、系统未采集但经办过程中发现明显可疑的报告，应审慎识别、确定可疑后予以报送。监管部门可对报送的有价值的非标准型可疑交易给予奖励，鼓励金融机构提高报告质量，另外还应建立反洗钱信息披露成本补贴制度。
（四）建立多层次分析机制
一是建立分类分析中心，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金融机构提供的可疑交易信息集划分为若干子集，如将可疑交易信息划分为银行类、证券交易类、保险类和其他类等，对可疑交易的分布特征和洗钱犯罪的相关度进行经验分析。二是建立综合性分析中心，就是根据分类中心的分析结果，进一步综合各类信息进一步判断。三是建立区域性分析中心，可以根据不同洗钱犯罪的区域分布特征建立区域监测分析制度，即根据洗钱上游犯罪的区域分布特征，推断相关洗钱犯罪及可疑交易的分布特征，确定不同区域应重点监测的可疑交易类型。有些洗钱犯罪的可疑资金交易分布是全球性的、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则是区域性的，因而有必要建立区域性分析中心。洗钱犯罪活动具有区域性特征，建立区域性分析中心，并且改变现在全国统一可疑交易标准，可以根据区域特点增设区域性可疑交易标准，区域性分析也需要根据区域反洗钱活动的特点不断创新监测分析方式和方法，以不断挖掘可疑交易，从而更好地为打击洗钱犯罪活动服务。建立多层次的分析机制，就是不同的分析团队，采用不同地分析方式方法和分析技术，有效地发挥聚合分析和拓展分析的各自优势，提高监测分析效率。在分析上引入目标锁定技术：一是锁定所分析的机构，二是锁定区域的行业，三是锁定某一行为人，这样可以为反洗钱检查提供可靠依据。
（五）建立灵活的可疑交易报告标准制度
我国由反洗钱主管部门规定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而不是由金融机构自主判别和决定一项交易是否可疑。《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列出了58种可疑交易报告标准，要求金融机构予以报告。实际上，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规定的可疑交易标准实际上大多被看成是需要金融机构在判别可疑交易过程中应该加以关注的异常交易。简单地说，我国所谓的可疑交易报告按照国际标准只是异常交易。在《反洗钱法》审议通过后中国人民银行制订和颁布了新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减少了银行业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数量，首次规定了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的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并强调金融机构应在分析基础上识别和判断可疑交易，但仍没有完全取消客观标准。
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应逐步将目前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调整为主观标准，让金融机构真正承担起识别可疑交易的职责，这将对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努力程度、情报分析的能力、案件调查效率和整个反洗钱制度的效力产生持久影响。一是逐步取消目前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明确规定由报送主体主观判断和报送可疑交易报告。当然，反洗钱主管部门要调整对报送主体的监管理念和方式，加强对报送主体的宣传、教育、培训、指导和合作，必要时进行检查和处罚。二是主管部门会同其它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根据破获案件所总结和归纳出来的洗钱类型和指标，制定各行业可疑交易报告的识别指引，并且根据新的洗钱类型和新业务开展特点定期修订、更新和增加，当前需要尽快建立网上银行和手机支付等业务的可疑交易标准。三是前面也提到了可以根据区域性可疑交易特征设立区域性可疑交易标准，并不断调整。
（六）不断引入国际先进技术，不断总结我国可疑交易特征
所谓的可疑交易模型是指某种可疑交易在客户和交易特征方面的不同组合模式，是各种现实洗钱或犯罪行为模式的抽象。由于洗钱行为的共性，许多交易模型在全球都会被认定为可疑，但由于各国监管要求不同，各银行的业务领域和产品不同，可疑交易模型的数量、高发领域及组合也会具有不同特点；另外，可疑交易模型库应是一个动态更新的过程、某一时期新的犯罪类型、某个地区高发的犯罪形式都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量化和模型化。目前国际比较成熟的可疑交易分析技术，如智能数据分析和朴素贝叶斯分类技术。新的洗钱方式会不断被犯罪分子利用，也会在不同国家传播，引入国际成熟可疑交易分析技术和可疑交易模型，就是总结学习以提高我国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能力，同时不断总结不同上游犯罪诱致或恐怖融资派生的洗钱交易的资金流向、流量和分布模型，在现有的各种特征型可疑交易基础上扩大特征型可疑交易的类型。为义务报送机构提供更多的经验支持。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将某些非特征性的可疑交易提炼为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形成分析模型，在再次出现相同特征交易就能及时发现，有利于提高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参考文献：
[1]高增安.反洗钱：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有效吗？[n].证券市场导报，2007-04-10.
[2]唐旭，师永彦，曹作义.中国反洗钱工作有效性研究[J].金融研究，2009（8）.
[3]师永彦.对我国可疑交易报告数量增长过快的分析[J].中国金融，2007（19）.
[4]潘丽，刘伟.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制度及效率研究[J].金融与保险，2009（9）.
[5]杨瑾.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信息披露激励机制的建立与完善[J].上海金融，2009（6）.
金融分析报告篇6
为了做好20*年度金融企业的财务决算工作，及时掌握全国担保类金融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资产质量等基础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42号）、《金融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43号）等有关财务规章和会计制度的规定，我们制定了《20*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担保类]》及编制说明，现印发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本套报表的构成及填报范围
本套报表由报表封面、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资产质量情况表、固定资产情况表、营业费用及营业外收支明细表、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情况表、基本情况表以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等11部分组成（见附件1、附件2、附件4、附件5），适用于境内各类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的担保公司等金融企业填报。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由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填报。
二、本套报表的填报要求
（一）本套报表是担保类金融企业向主管财政机关报送20*年度财务决算报表的统一格式,各企业要认真按照编制说明做好填报工作，对报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并按照《企业财务报告条例》的规定和要求,准备财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中央直管金融企业和各地财政部门应按我部规定的基本格式、体例和要求（见附件3），认真撰写财务分析报告。包括分析本企业或本地区金融企业的基本财务状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关政策建议。中央直管金融企业不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的，可以财务分析报告代替财务状况说明书；各地财政部门应将担保类报表数据与银行类（含信用社）、证券类和保险类报表数据汇总后撰写一套财务分析报告。
（二）中央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省级财政部门要编报本企业或本地区金融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数据和情况说明，包括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完成情况及与上年度确认结果的对比分析、客观增减因素说明、年初数据调整口径的说明、分析指标大幅波动或者异常变动的说明，以及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三）担保类金融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业务特点，有关交易事项在本套报表的填报项目中没有列示或在编制说明中没有反映的，应按照有关财务规章、会计制度的规定以及财务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进行分析后归并在有关科目或项目中填报，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说明。
（四）地方财政部门需同时填报汇总范围企业户数变动分析表。此表在软件中自动生成，地方财政部门在进行户数核对时，根据软件中提供的标识分析填列变动原因。
三、本套报表的报送要求
（一）中央直管金融企业于2009年5月15日之前，向财政部（金融司）报送2份财务决算资料。上报资料及要求如下：
1．企业上报20*年度金融财务决算报表资料时，须向我部正式行文，并按文件、财务分析报告、财务决算报表[担保类](以万元为金额单位、保留两位小数、a3纸打印)、财务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的顺序装订成册。
2．企业上报20*年金融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时，应向我部正式单独行文，并按文件、保值增值情况表（含附表主要指标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说明以及证明材料等顺序装订。
3．以上资料（除决算报表外）统一按a4纸打印，报表封面须按规定签字、盖章，否则无效。
4．所有报表数据、财务决算分析报告等文字材料的电子文档（软盘或光盘）须同时报送。
5．凡规定需要由中介机构审计的企业，应附报中介机构审计报告。
（二）地方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文字资料及上报时间等要求由当地财政部门另行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于2009年5月15日之前，向财政部（金融司）报送1份地方汇总财务决算资料。上报资料及要求如下：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上报20*年度金融财务决算资料时，须向我部正式行文，并按文件、财务分析报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汇总分析报告、财务决算报表(以万元为金额单位，保留两位小数)、编报说明的顺序装订成册。其中：财务决算报表包括银行类汇总报表（信用社汇总报表须单列）、证券类汇总报表、保险类汇总报表、担保类汇总报表及金融集团控股公司类汇总报表，毋须提供分户决算报表。
2．以上材料统一按a4纸打印，报表封面须按规定签字、盖章，否则无效。
3．所有报表数据、财务决算分析报告等文字材料的电子文档（软盘或光盘）须同时报送。
四、金融财务决算报表工作的考核
中央直管金融企业和各地财政部门要认真、及时完成20*年度全国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的录入、上报、汇总、分析等工作。我部将对各单位上报20*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以及金融企业财务快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评选出年度金融财务决算报表工作先进单位予以表彰。
五、其他事项
《20*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担保类]》的数据处理软件另行下发。各金融企业以及各地在报表编制和上报过程中有财务决算方面问题，请及时与财政部（金融司）联系；如有软件技术问题请与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金融分析报告篇7
关键词：博弈；金融部门；侦查部门协作；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
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是指金融机构对可能构成非法活动的异常交易应予以特别注意，存在可疑时应立即向主管机关报告。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是负责接收人民币、外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专门机构，可能涉及犯罪的移送给公安机关。
在传统的侦查机关与其他部门协作研究中，往往是以侦查主体为中心，侦查行为中的其他参与者只是被视为侦查客体的一部分；而在博弈论的研究中来看，这些参与者与侦查主体一样，都是平等地位的参与者，是所有这些参与者的互动决定了博弈的结局，即是金融部门与侦查部门的互动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结果。本文在研究中将金融部门分为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租赁公司等，它们是资金流存的主要机构，也是大额与可疑信息的主要发现者；监管机构主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金融机构大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公司性质组织，监管机构主要代表国家行使监督管理职能，显而易见两者的性质不同，其利益诉求必然不同，在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中，以及与侦查部门协作时所选择的策略也会不同。以下通过对协作各方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影响我国金融部门与侦查部门协作的内在因素。
一、金融机构的成本与收益
我国从2006相继颁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要求，金融机构需要核对其真实身份信息并保存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记录至少5年；由专人负责对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进行记录、分析和报告。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义务识别可疑交易。金融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有关规定协助、配合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侦查和调查活动，进行查询、冻结、扣划等。同时还明确了金融机构不履行上述行为应负行政及法律责任。由此金融机构在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方面无庸质疑需要增加成本，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运营成本，即金融机构发现、提供可疑信息的实际耗费，以及逃避监管机构监管所耗费的成本。为了获得每个客户的真实信息及资金动向，金融机构势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搜集信息并报告给监管机构，包括雇员成本、制度成本、检查成本、档案管理成本、培训成本、失去客户损失等；二是声誉成本，为了吸引更多的非法资金流入该金融机构，必须提高其松弛金融监管的可信度，而这必然对金融机构的声誉带来负面效应；三是监管机构处罚成本。同时，金融机构不执行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还能获得收益，如公款私存、超范围吸收存款、将来路不明的资金转入储蓄账户或随意放宽账户设立条件和金融交易审查标准、直接支付大额现金、不执行金融机构内部制度等违规操作所带来的非法利益。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如果配合执行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得到监管机构的认可，将能够从中央银行获得再贷款、帖现的好处，并避免不必要的处罚。
二、监管机构的成本与收益
监管机构在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中需要付出的成本与金融机构相比大体相似，比如制度成本、培训成本、雇员成本、检查成本、补贴成本等。补贴成本是监管机构所独有的成本，是指对金融机构的补贴（含贴现、再贷款等政策性补贴手段）。
其收益在于：（1）铲除刑事犯罪、腐败的土壤，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对大额与可疑信息不报告，犯罪分子可以充分、合法、自由地使用他们的非法所得，为更大的犯罪活动提供支持。（2）维护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威信。金融机构内资金的异常流动情况，各国政府都极为关注，它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以及发现犯罪都起到重要作用，一个国家在这方面的薄弱，将影响其在国际社会的威信。（3）保护金融业的安全。大量非法资金长期自由的出入金融机构，势必成为一国金融业健康的巨大隐患。（4）影响国际经济合作机会。外商投资首先看中的是国内良好的经济秩序和投资环境，如果国家的经济运行不正常，资金的异常流动不能得到监管，他就不敢轻易地把钱投人境内。
三、侦查部门的成本与收益
侦查部门如果能够及时收到金融部门的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对于打击犯罪将起到巨大的帮助，降低犯罪率，提高破案率，维护社会稳定，提升侦查机关的社会形象，挽回国家损失；另一方面，侦查部门要实现上述收益，是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调查的，这又要耗费侦查部门一定的筛查成本。
上述三方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进行策略选择时，必然是在比较分析“收益”与“成本”之后，遵守自身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理性”选择。
四、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博弈
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成本与收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对方行动的影响。这样，一方的行动选择将受到另一方行动选择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到另一方的行动选择。例如，金融机构选择是否执行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规定，则要根据它面临的监督机制来选择。如果监管较松，并且不进行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的机会成本较小，则金融机构可能不执行信息报告制度；如果监管严格，不进行信息报告的机会成本较大，则金融机构可能严格执行信息报告制度。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如果放松监管，则不仅无法达到有效打击犯罪的目的，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将带来损害；而且会造成监管困难，极大的提高打击犯罪的成本。
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金融机构先会假定监管机构是一个强大的监管者，如果冒犯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金融机构受到经济利益的趋动，最明智的选择是静观察监管机构的举动。监管机构出台一些举措包括一些惩罚措施，大额与可疑信息不报告的金融机构就会收敛，这也是金融机构最优的选择。金融机构最初没有真正的了解监管机构，而当长期的试探后，发现监管机构不过如此，或者发现了经过腐败行为可以使得其得不到应有的处罚，那么金融机构就会认为监管机构不过如此。其实，金融机构是通过观察监管机构的行为不断修正对其的看法，从而敢于以身试法。
五、监管机构和侦查部门的博弈
监管机构和侦查部门都代表着国家，为国家利益服务，但毕竟是不同主体，本身仍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核算，从前面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可以看出成本大多是需要本部门付出，而收益大多是国家的。我们现在制定有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在没有外在的强制力约束时，双方是否可以自动实施协作呢？
假定监管机构努力监管，将收到的大额与可疑信息及时送达侦查部门，侦查部门迅速行动查处犯罪，这样的配合双方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有利于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假定监管机构努力监管，付出成本，将收到的信息及时送达侦查部门，但侦查部门懈于查处，可以减少本部门劳动耗费，但不利于打击犯罪，或者监管部门懈于监管，付出的成本减少，侦查部门无法及时得到可疑信息，只能通过别的渠道去发现和打击犯罪，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双方的这种不配合会使自身利益增加，但导致社会收益减少；最后如果监管部门和侦查部门都不配合，双方无需付出多余成本，自身收益最大，但对社会来说既不利于金融业的稳定也不利于打击犯罪，社会效益最差。因此可以得出如下博弈矩阵：
金融部门
配合不配合
侦查部门配合（5，5）（-5，15）
不配合（15，-5）（10，10）
在金融部门与侦查部门的双方博弈过程中，如果双方都选择配合，则可以获得很好的社会效益。但由于每一方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导致最后双方都选择不配合。于是，不合作便是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这也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监管机构对向侦查部门提供信息的积极性并不高，侦查部门常常是迫于具体案件的办案压力才去找金融部门。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从个体角度出发所选择的占优策略，从社会整体来看，却是最差的结局，出现了与囚徒困境同样的问题。
六、结论和建议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和侦查部门作为理性经济人，从自身的成本收益角度出发，选择的策略都是利己而不利于整体，所以需要通过外部力量改变其成本收益函数，从而改变其策略选择。
（一）加大处罚力度
监管机构对已经查明的金融机构故意“不报告”的行为，要加大惩罚力度。理性经济人是在分析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通过加大处罚力度，增加金融机构“不报告”行为的机会成本，有利于减少金融机构“不报告”的概率；同时处罚力度越大监管机构所需的查处概率就越小，也可以减少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成本。
（二）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
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和侦查部门在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中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金融机构去收集、监管机构去监管、侦查部门去调查，才能使这些信息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维持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如果国家对有效信息（有效信息是指该异常信息确为犯罪信息，且最终为国家挽回了损失。）的获取予以一定程度或形式的补偿，比如从制度设计上进行补偿，如再贷款、贴现等方面，或返还一定比例所查获的赃款，使各方有较高的“报告”净收益，通过这种激励，不但可以提高各方的努力程度，而且还可以提高信息报告、分析和调查的有效性。
（三）建立情报收集和分析的专门机构和机制
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可以考虑建立独立的金融犯罪情报收集和分析中心。该中心主要职责是要求金融机构向其报告大额与可疑金融交易信息，对报送的情况进行分析、整理，对可疑金融交易，报金融监管部门调查；对有犯罪嫌疑的，向公安机关报告。该中心可建立相应的信息数据库，公安机关根据法律规定也可进人该信息库进行调查，获取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四）完善声誉机制
在完全信息状态下，有限次重复博弈将导致参与人的非合作行为。Kreps、milgrom、Robert和wilson于1982年提出的声誉模型通过将不完全信息引入重复博弈，证明了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收益函数或策略空间的不完全信息对均衡结果有重要影响，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有限次博弈中会出现合作行为。这个模型简称KmRw模型，从该模型可以得出精炼贝叶斯均衡，只要t（博弈次数）>3，非合作阶段的总数等于2，于t无关。[1]
声誉模型表明即使是有限次重复博弈也可以实现合作，但声誉机制发生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当事人不合作信息及时被观察到并且该信息能够快速、准确地传播出去。如果一方选择背叛的信息不能为其他人所知，他就不会讲信誉，也就不会有建立声誉的积极性或激励；二是长期的交往能够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这种稳定预期是基于声誉机制契约实施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在侦查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应加强信息交流，定期公布金融机构在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中表现较好和较差的前几名，对一些监管机构和侦查部门经典合作案例进行宣传，使双方合作所带来的利益充分彰显，对长期合作能够形成稳定预期，合作一定能带来收益，而不合作一定会带来损失。这样各方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并获得长足发展，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来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五）健全法律法规
用法律法规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建立起规范可行的行业准则和操作制度，使各方真正积极地参与到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建设中来，通过法律手段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朱宝明.我国银行业反洗钱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从博奕论的视角[J].金融研究，2004年第4期.
[2]裘晓.博弈视角下反洗钱机制过程中的成本收益分析[J].时代金融，2008年11月总第380期.
金融分析报告篇8
一、澳大利亚的银行账户管理情况
澳大利亚对银行账户的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澳大利亚没有制定专门的关于银行账户管理的、法规，但涉及到银行账户管理方面的规定，散见于国家的有关法律之中。商业银行与存款人必须遵循国家的有关法律，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的行为。
银行账户的种类。澳大利亚商业银行的银行账户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结算产，存款人可以使用票据、信用卡、贷记卡、借记卡等支付信用工具办理各种结算业务；二是投资产，存款人的定期存款；三是存折户，存款人不能自行签发支票，只能到开户银行的柜台办理转账结算和支取现金。
开立银行账户的客户身份确认。澳大利亚通过立法规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存款人开立银厂行贿户时必须确认存款人的真实身份。澳大利亚在1988年颁布的《金融交易报告法》中专门规定了商业银行有确认客户身份的义务，商业银行在客户前来开立银行账户时，需要取得“签字人信息”。“签字人信息”是揭开立银行账户存款人的身份记录，即存款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包括：驾驶执照、护照、出生证明等。如果是单位开立账户，除需要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外，还需要提供具体经办银行账户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根据《金融交易报告法》澳大利亚的监管机构——澳大利亚交易报告中心制定了开立银行账户的指导准则。指导准则规定，商业银行对存款人开立银行账户时提供的各种身份证明文件实行“100分检查”制度。具体做法是：存款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分为主要文件和次要文件，主要文件为70分（可提供出生证明、国际旅行证件、居民身份证之一），次要文件按不同的文件性质进行评分（例：驾驶执照为40分，工作单位证明为35分，信用卡为25分等），主要文件的得分加上次要文件的得分，为存款人的总得分。当存款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达到100分时，商业银行准予其开立和使用账户；当存款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未达到100分时，商业银行可给予其开立账户，但款项可以存不可以取；如果存款人开立账户以后在12个月内仍然达不到100分时，商业银行应按规定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
析中心报告，依法进行没收。因此，存款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越多，其得分越高，这样大大增加了犯罪分子伪造身份证明文件的难度，有效地遏制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现象。
银行账户的使用。澳大利亚对银行账户不限制其使用方式，都可以办理转账和现金收付业务。澳大利亚对银行账户的使用管理主要体现在交易报告制度上，商业银行对存款人存取现金超过1万澳元或有可疑交易嫌疑或有汇入、汇出境内外的，必须按规定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报告。
银行账户的信息。商业银行对存款人在本系统银行机构的开户信息建立数据库，供系统内的分支机构共享。按照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对存款人的开户信息在账户撤销户后至少保存7年。
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的责任。澳大利亚商业银行对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的责任，除恶意串通存款人以伪造、欺骗手段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外，商业银行按照正常的。善意的操作程序为客户办理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将不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存款人对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的责任，法律规定对以假名开户或者经营账户的，以犯罪论处。个人犯罪的，依法处以5千澳元以下罚金或者两年以下监禁，或者两刑并处；法人犯罪的，处5万澳元以下罚金。
二、澳大利亚的反洗钱情况
澳大利亚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洗钱等犯罪活动，在规范开立银行账户的同肘，制定和完善了反洗钱法律法规，组建了专门的反洗钱机构，建立了严格的交易报告制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制定反洗钱法律规范。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与政府，根据国家宪法的授权，制定了若干相当重要的联邦反洗钱法，例如：1987年《犯罪收益法》、1987年《刑事事务相互协助法》。1988年《金融交易报告法》、1990年《犯罪（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贩运）法》等。其中《金融交易报告法》的出台，对规范反洗钱行为、建立反洗钱机构作了法律规定。除法律规范外，澳大利亚还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行业自律规范。例如：澳大利亚财政部制定了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的交易报告法规，用来规范不同金融业务领域的交易报告活动；澳大利亚的银行联合会，其他金融行业组织以及政府监管机构还都制定了一些指导准则等规范。
组建反洗钱专门机构。1988年，根据《金融交易报告法》，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批准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反洗钱机构——“现金交易报告局”，现已改称为“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australiantransactionReportsandanalysisCentre，简称“aUStRaC”）。其主要的职能是收集、审核与分析各银行、各金融机构与各现金交易商向其提供的报告。该机构共有80人，其中15人专门从事信息分析工作。“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作为一个金融交易的情报信息中心，在与澳大利亚国家犯罪局和联邦警察署等有关的刑事调查机关协同打击洗钱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建立交易报告制度。建立交易报告制度的依据是《金融交易报告法》及其配套的行政法规和相关的指导准则。根据《金融交易报告法》的有关规定，现金交易人（包括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商、期货经纪人、黄金交易人、经营人等）在不同条件下应当承担不同的交易报告义务。例：大额现金交易报告义务、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国际资金转移报告义务。
大额现金交易报告义务，是指现金交易人在其从事每一笔金额在1万澳元以上的现金交易时，应当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提出报告。
可疑交易报告义务，是指现金交易人在进行金融交易业务过程中，如果有“合理的根据”怀疑交易资金的来源为犯罪收益的，有义务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提出报告。
国际资金转移报告义务，是指现金交易人应当在收到客户关于
电汇资金进出国境指令的14天内，无论金额大小，一律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提出报告。交易报告制度的实施方式。商业银行按照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统一规定的数据格式，在本行的核算系统中自动采集交易数据，并通过每天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传送信息，较小的金融机构也可采用书面形式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提出报告。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建立了“交易报告运用数据库”，集中记录和处理各银行及各金融机构、人员提交的交易报告并及时向国家犯罪局、海关、联邦警察署、证券委员会、税务总署等执法机构提供有关信息。
交易报告人的法律责任。对于应当履行而不履行交易报告义务的行为人，法律认定其为犯罪。法定罪名有：不履行交易报告义务罪、泄露交易报告信息罪、报告虚假信息罪、提供虚假身份信息罪。拆零金融交易罪等等。
交易报告制度取得的成效。交易报告制度实施以来，由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提供的信息被广泛地运用到预防和打击洗钱等犯罪活动中。同时，商业银行充分利用系统内账户数据库信息，能更全面详细地掌握客户信息，更多有重点地关注客户需求，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防范经营风险。
三、启示和借鉴
澳大利亚对银行账户管理和反洗钱工作的一些做法，对于我们目前正在制定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以及拟议中的大额和异常支付监测报告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是完全必要的。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银行账户管理的法律、法规，但对银行账户管理的却在其他的法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整个法律法规体系不仅比较完善，而且立法层次较高。特别是为了打击洗钱等犯罪活动，澳大利亚在《金融交易报告法》中明确规定客户在开立银行账户时，必须提供其真实的身份证明。而且在澳大利亚有一整套各家商业银行都必须共同遵守执行的开立账户人身份确认考评管理办法。相对我国而言，长期以来习惯专门的业务管理办法来规范银行账户的开立。使用，其他法律很少涉及银行账户的管理内容。为加强对银行账户的管理，打击利用银行账户进行逃废债和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借鉴国外银行账户管理方面有益的做法，及时制定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规范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要在立法的层次上加以提高，在适当的情况下可将《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由部门规章提升为《银行账户管理条例》。
（二）制定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可供借鉴的几个方面。澳大利亚是市场国家，通过规范，公民的信用观念和法律意识较好。存款入可以自愿选择开户银行，银行也可以根据信用状况选择存款人，对银行账户的种类和性质不作人为的规定，对存款人开立银行账户的数量和支取现金的数额也不作任何限制，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法律规范自律管理银行账户。而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经济格局和市场环境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加上市场经济制约机制发育不很完善，公民的信用观念和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单位和个人的逃废债务现象还比较突出。因此，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还应当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以适应我国经济、的现实需要。
第一，严格对开立银行账户存款人的身份确认。澳大利亚对识别客户身份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定，这是防止存款人利用多头开户逃废债务和进行洗钱犯罪的重要措施。因此，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单位开立银行账户时，除了必须提供的工商企业营业执照外，还必须提供企业法人代表的身份证明以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
第二，银行账户管理应从“严进宽管”转变为“宽进严控”。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应当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从依靠行政手段监管逐步转向利用市场机制监管。适当调整银行账户的开户准入条件，应将银行账户的管理重点放在加强开户申报和日常使用的监控管理上。也就是尽快开发和推广运用全国统一的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将其作为《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的配套措施和强化银行账户监控的一种有效管理手段，为建立反洗钱监测系统作好基础性工作。
第三，确立银行与存款人的平
等自愿选择原则。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银行和存款人在开立银行账户中的平等和自愿选择原则，存款人可以选择银行，银行也可以选择存款人，除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存款人开立银行账户。
第四，充分体现银行与存款人开立、使用银行账户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存款人开立银行账户时，必须与银行签订书面开户协议；对有关银行账户的管理规定，银行有告知义务，存款人有承诺履行义务。
第五，必须将个人存款账户纳入银行账户管理范围。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个人存款账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因此，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将办理结算业务的个人储蓄账户纳入银行账户管理范围。
（三）尽快开发和推广运用银行账户管理系统。
从澳大利亚的情况来看，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银行账户管理系统，但是各家商业银行本身对所开立银行账户都有完整的记录和管理系统，而且都可以有条件向有关部门进行系统地反馈，这样就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全的银行账户管理系统。而我国目前银行账户
管理系统还处于一个分散和不完整的状态，作为新《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的一种管理手段和配套措施，以及构筑反洗钱机制的基础，人民银行必须尽快开发和推广运用全国统一的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并将其与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化支付系统进行连接，有效地监控违规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的行为。同时在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基础上，建立社会支付信用监测系统和异常支付监测系统，并作为央行最终要建立统一共享的金融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及时制定大额和异常支付监测报告制度。
根据澳大利亚的反洗钱经验，反洗钱的工作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反洗钱立法工作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在现阶段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为加大对逃废债行为和洗钱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人民银行应当立即制定和出台大额和异常支付监测报告制度，明确商业银行职责和规范商业银行对客户的大额支付信息和异常支付信息的报告行为。商业银行应按照大额和异常支付监测报告制度中规定的报告格式，在本系统的业务核算系统中的自动采集大额和相关异常支付信息，通过每天实时、自动地向人民银行监测中心报告。
（五）组建大额和异常支付监测与分析的专门机构。
金融分析报告篇9
关键词：金融机构；会计分析；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6）10－0075－03
新《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第三条规定，会计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开展会计分析，披露会计信息。”[1]会计分析包括人民银行对自身的会计分析和对金融机构的会计分析。目前，前者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后者尚在探索阶段。本文试就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开展会计分析做出相关探讨。
一、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会计分析的内涵
根据“新制度”，笔者认为会计分析的完整内涵应该是：会计分析主体遵照既定的基本原则，采用数据对比和计算、图表示意、数学建模及文字说明等特定分析方法，对被分析单位的会计财务资料进行科学的搜集、加工和处理，进而生成对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的一种会计实践活动。依照对会计分析内涵的认定，应从以下几点理解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会计分析。
1．会计分析主体是人民银行会计部门。会计分析主体是人民银行会计部门，而不是人民银行其他部门。会计分析需要分析者具备丰富的会计实务经验、较高的会计理论水平和较强的文字综述能力，能够把握好国家的相关金融财会法律、法规和政策，对金融机构开展科学的会计调研。同时，还要站在会计工作全局的高度，组织协调内部和外部各种会计关系。而且人民银行会计部门作为会计主管部门，具备对金融机构进行会计分析的有利条件。
2．会计分析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新制度”第七十五条规定，人民银行“会计分析遵循以下原则：客观性原则，一致性原则，有效性原则，及时性原则。”[2]对金融机构会计分析要在一定的前提和准绳下进行，从会计分析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能够提高会计分析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3．会计分析要采用一定的方法。除了“新制度”列举的会计分析方法外，人民银行会计部门对金融机构进行会计分析，要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问题区别对待。总的方法原则是：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专项和综合分析相结合，文字说明、图表示意和数学模型分析相结合，历史和预测分析相结合，定期和不定期分析相结合。
4．会计分析客体是金融机构提供的会计财务资料。从理论上讲，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进行会计分析所指向的对象是金融机构的资金运动，但观念上的资金运动只能反映在有形的载体（即金融机构的会计财务资料）上。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必要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这为人民银行确定会计分析客体提供了法律依据。[3]
5．会计分析目的是提供对经济决策者有用的会计信息。会计分析目的也叫做会计分析目标，它既受制于会计目标，也是会计目标在会计分析中的体现。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有受托经济责任和决策有用性两种观点。本文把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会计分析目标界定为决策有用性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会计分析主体和被分析单位之间不存在受托经济责任关系。金融机构虽然由国家绝对控股，但人民银行不是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权利的部门，金融机构也无需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向人民银行负责。因此，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受托经济责任是否履行的问题。二是会计分析主体与被分析单位之间是宏观调控部门与微观经营部门的关系。人民银行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部门，需要微观经营性金融机构提供大量的经济信息，以便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货币政策、消除金融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因此，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进行会计分析主要是获取决策有用信息。
二、当前对金融机构开展会计分析存在的问题
1．会计分析主体面临问题有待解决。
（1）部门分工不明确。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没有明确金融机构报送会计财务资料是由人民银行统计部门或者是会计部门负责接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会计财务资料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报送通知”）也没明确银行业金融分支机构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行哪个部门报送会计资料。[4]《金融统计规定》确立了统计部门归口管理各金融机构收集的统计数据，根据条法司解释，会计财务资料也应该由统计部门“归口”管理。[5]
（2）政策执行有难度。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会计部门迟报会计财务资料的现象突出，并对人民银行要求其报送“必要的．．．资料”的权力提出质疑。人民银行分支行对金融机构迟报会计财务资料时应做何处理，要求金融分支机构报送“必要的”会计财务资料时遭到拒绝应该怎么办，解决这些问题亟需相关部门给予政策指导。
（3）资料搜集效率低。人民银行催收金融机构会计财务资料时，由于对金融机构内部职责分工情况，不知道应该与金融机构哪个部门进行联系沟通。经调查，发现金融机构会计财务资料可能由会计结算、计财、资金营运或者信息部门多头负责，协调难度较大。
2．会计分析原则有待完善。“新制度”规定的会计分析原则更多是基于人民银行对自身会计报表分析的考虑，如果要指导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进行会计分析，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补充完善。譬如说，“新制度”对“一致性”的解释是：“会计分析采用的数据前后各期口径一致，口径不一致的应说明原因。”[6]对人民银行自身和单个金融机构的会计财务资料而言，一致性原则可以保证纵向可比；对于同一时期不同类别的金融机构会计财务资料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一致性原则并不适用。
3．会计分析方法有待拓展。目前，会计分析主要采用比较和计算、图表示意及文字说明的方法。即使是这些常用的比较和计算方法，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会计部门可以对某个金融机构不同时期的会计财务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也可以对同一时期不同金融机构的会计财务数据进行截面数据分析，但是进行时间序列和截面分析交叉的平行数据分析还有难度。此外，建立经济数学模型是重要的分析方法，还未能实现与会计分析的结合。
4．会计分析客体有待明确。会计分析客体是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提供的会计财务资料，即会计报告和相关资料。会计报告指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业务状况表等主表以及附表）和会计报表附注；相关资料是人民银行认为必要的资料。目前，相关法规对什么是“必要”、什么情形或程度下才“必要”、“必要”涉及哪些内容等还没有予以明确。
5．会计分析目标有待细化。决策有用性是会计分析总体目标，需要把它细化成会计分析具体目标才具有可操作性。“新制度”第七十七条所规定的会计分析的主要内容，体现了人民银行对自身进行会计分析的具体目标。[7]但是，对金融机构进行会计分析的具体目标是什么还有待研究。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会计分析和对自身会计分析不同，与金融机构对自身会计分析在分析主体、主要内容、关注事项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异。如果不明确对金融机构会计分析的具体目标，则不能保证会计分析主体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分析信息。
三、做好对金融机构会计分析工作的对策建议
1．内部合理分工，明确职责权限，做好沟通协调。首先，在采集金融机构数据时，人民银行会计部门和统计部门应该合理分工，建立内部会计信息共享机制，防止出现信息冗杂。其次，从法规、制度上明确会计部门归口接收金融机构报送的会计财务资料。这是因为：第一，目前统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按照“全科目上报”统计体系报送会计数据，并没有接收原始的会计财务资料；第二，统计部门提供的会计数据过于粗略，不能满足会计部门会计分析的需要。最后，加强会计部门与金融机构对口部门的交流和沟通，对于金融机构故意迟报、拒报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七条和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采取必要的处罚措施。[8]
2．完善会计分析原则。笔者认为，把“新制度”第七十五条规定中的“一致性”改为“可比性”比较恰当，可比性包括纵向可比和横向可比，前者是“新制度”规定的一致性原则，后者是解决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统一口径的问题。另外，对金融机构的会计分析应遵守可行性和重要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就是凭借现有的技术条件、人力条件和时间条件可以实现，并且能通过成本效益检验。重要性原则对金融机构一些影响重大、性质特殊的会计事项和会计项目进行重点和专题分析，提高会计分析信息的相关性。
3．拓展会计分析方法。建议利用专业的统计分析软件，把计量经济学方法引入会计分析当中。不同时期、不同金融机构的会计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可以建立面板数据（paneldate），形成立体矩阵，同时交叉进行截面数据分析和时间序列趋势分析。经济数学模型是采用数学语言将复杂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经济实质抽象出来而组成的简单数学方程，它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可以用来解释数据关系和预测未来变化。
4．界定清楚“必要的…资料”的范围。会计分析起点是会计报告，但是，随着分析的深入，需要掌握其他充分、相关的会计财务资料。然而，金融机构认为向人民银行提供会计报告可以理解，其他相关资料规定不明确就不愿意提供。因此，界定清楚“必要的”范围十分迫切。根据调研结果，笔者认为除了“报送通知”列举的会计核算制度、会计科目表及会计科目使用说明、重大会计改革事项的相关资料等内容以外，[9]至少还应该包括金融机构的以下内容：会计政策变更，资产负债表日后重大会计调整事项，会计控制和财务制度，会计报告格式和内容变化说明，或有事项、表外披露事项，重大财产损失处理，ipo审计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的审计标准、出具的审计报告和建议审计调整事项，资产评估事项，审计前后会计报告变化说明等。
5．确定会计分析具体目标。要确定会计分析具体目标，首先应明确人民银行哪些部门是会计分析信息的需求者；其次，这些部门需要什么样的会计分析信息；最后，会计部门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会计分析信息。建议各分支行会计部门对人民银行内部各部门开展会计分析信息需求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将信息需求按部门、按性质进行归类，确定若干可以实现的、满足相关部门实际需要的高质量会计分析具体目标。
参考文献：
[1][2][6][7]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R]．2005年11月．
金融分析报告篇10
一、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披露准则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制度主要是2006年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和2006年证监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前者是基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准则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准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其中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24号《套期保值》、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这四项准则对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作了详细的报告。后者第四章临时报告及第五章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与金融衍生工具披露相关。主要披露内容：第一，上市公司应当在有关各方面就重大事件签署意向书或者协议时，即时履行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义务。第二，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被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认定为异常交易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了解造成证券及衍生品种交易异常波动的影响因素，并及时披露。
二、XX航空公司以及有关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介绍
XX航空公司是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批复同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获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发行完后向香港联合交易所及伦敦交易所申请上市。主要从事提供国内、港澳台地区及国际航空客运、货运及邮运业务。为了避险保值，XX航空公司主要使用了油料、利率、汇率衍生合同等衍生金融工具并采用公允价值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计量和披露。
三、XX航空公司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情况分析
根据XX航空公司2009-2014年的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发现，6年间该航空公司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相关信息的披露主要不同在于2011年前对油料衍生合同、利率衍生合同、汇率衍生合同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披露，而2011-2014年更多的在于对利率、汇率衍生合同详细披露。
（一）定性分析。定性分析主要关注的是衍生金融工具协议签署披露以及对于市场风险中的利率分析、外汇风险以及价格风险的披露，并关注是否在报表或者附注中专项列出等。第一，衍生金融工具种类：2009-2011：油料衍生工具、利率衍生合同、汇率衍生合同；2011-2014：利率衍生合同、汇率衍生合同。第二，六年间对签署协议都未披露。第三，六年间风险都在附注中专项列出。第四，六年间都未对损益原因披露。
（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的项目包括套期公允价值、金融工具利得和损失、信用风险敞口以及流动分析的到期期限分析。还包括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条件计量基础、套期工具表述，被套期风险性质，估值技术和假设、描述性信息风险及流动风险管理方法等。因为考虑到六年间其定量分析极为相似，因此以2014相关资料为例进行分析。第一，确认条件。衍生工具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但是被指定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第二，计量基础。公允价值计量。第三，估值技术。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第四，衍生金融资产负债情况。衍生金融资产期末余额1761000，衍生金融负债期末余额7712000。第五，公允损利。衍生金融资产公允变动-1063000元，衍生金融负债公允变动2170000元。第六，信用描述。主要来自货币资金和应收款项，信用风险良好。第七，利率风险。利率衍生合同的公允价值是考虑了相关互换协议的条款，并用短期利率定价模型计量，该模型主要输入的参数包括短期利率预期波动率和远期LiBoR利率取现。第八，外汇风险。进行了外汇风险描述以及敏感性分析。第九，航空油料价格风险。2014年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倘若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第十，敏感分析。假定除汇率以外的其他风险变量不变，人民币兑换美元、欧元和港币的汇率变动使人民币升值1%将导致利润和股东权益的变动增加情况进行敏感性分析
（三）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情况。在对XX航空公司2009-2014年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定性、定量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中发现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只是在表外披露，很容易造成信息使用者忽略这些信息。第二，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的披露分散在报表的各个章节，不利于报表使用者的阅读和理解。第三，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信息披露不够详细，只是点到为止。比如，提到所签订的合同，但未完整披露所签订衍生金融合同的种类、交易目的和理由、期权费或保证金、标的物、签订日期等等。除此之外，披露了损益变动情况，但是未对损益变动的原因进行分析。第四，信息披露不及时且不规范，信息使用者不能及时有效地得知企业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的相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