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的意义篇1
一、观念的创新——早在中国入世之前的1998年就在全国的基础教育领域率先将教育定位于服务，并以此为指导构建现代学校管理制度，体现了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精神。
现代学校管理制度，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在国内教育界，以制度为保障，率先提出“教育就是服务”的观念，并将学校的核心功能定位于保证和不断改进对学生及其相关的服务，从根本上落实了以促进和保障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针。服务观念的定位直接决定了质量意识、经营意识、竞争意识的引入和强化，从而促进了学校核心能力、竞争发展能力的提高，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一次革命和突破。
二、理念的创新——在国内教育界率先提出了“现代学校管理制度”的理念
现代教育必须实施现代科学管理。现代企业管理体现着现代管理的精华，是现代管理最先进的部分，借鉴现代企业精神、现代企业最新管理成果，与国际先进管理标准接轨，从教育实际特别是学校的实际出发，构建现代学校管理制度的理念，是丰富和发展现代学校管理理论的一次突破性的创新。
三、制度的创新——现代学校管理制度依据最新科学管理理论，对学校管理的各个主要要素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整合，同时创建了许多新的学校管理制度，是对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制度才是靠得住的东西”（邓小平）。依靠制度、创新和完善学校管理制度是学校发展的根本保障。学校管理评审制度、内审制度、纠正与预防制度、tip考评制度等和“凡事有程序、凡事有准则、凡事有负责、凡事有检查验收”的制度体系与机制，为落实依法治校、确保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提供了保障，是对传统学校管理制度的突破和创新。
四、实践的创新
东方明珠学校于1999年在国内中小学率先推行iSo9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并通过认证，以理性的思考和胆识率先将iSo9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导入我国基础教育管理领域，并根据学校教育管理规律和特性进行创新和改造，建立起了适用于教育行业，尤其是中学、小学、幼儿园的系统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实现了学校自身督导评估管理体系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督导评估体系的有机衔接；校内、校外（国际认证机构）双重监督的有机衔接；实现了运用国际通用认可标准与国外教育机构交流与合作的衔接，是我国学校管理领域的一项重要创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下更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
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学校都必须通过iSo9000认证，但是借鉴企业精神，重新审视、改造学校的管理，运用iSo9000带给我们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却是对于总体粗放，而又担负着“科教兴国”发展战略使命的我国学校来说，具有普遍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中国教育市场的开放，这一趋势已越来越多的成为广大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已有越来越多的各类学校开始运用iSo9000或接受其思想，东方明珠学校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现代学校管理制度中的全员业绩考核体系，紧紧抓住了学校工作中的第一要素——人，着力从促进教职工队伍建设这个根本入手，对学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运用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实践，不仅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而且已有上海、浙江、山东等地越来越多的学校希望引进该体系，其中，浙江的新星学校已经从我校引进、建立了tip体系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现代学校管理制度所进行的从学校文化的塑造到管理全程的完整闭合的管理设计思想及实践，适应了当代组织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现代学校管理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可资研究、借鉴的实例。
五、业绩的创新
依靠现代学校管理制度的有效应用，东方明珠学校战胜了储备金风潮的冲击，实现了软着陆。几年来学校教育质量持续提升，业绩大幅增长，规模不断扩大，学校全面发展，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嘉奖、家长的认同和社会的肯定。
制度创新的意义篇2
与目前的大多数国有企业相比，民营科技型企业之所以能够较好地解决责任和激励问题，关键在于他们主要体现在经营机制方面的制度的相对优越性。当然，目前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也并不是完美元缺的，其本身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而且也确实存在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讲，国有企业确实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特别是在由制度所决定的责任和激励上。
在经营机制上，民营科技型企业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国家科委在1992年召开的全国民办科技系统工作会议上概括的“两不”、“四自”、“四权”。“两不”就是不用国家的编制和不要国家投资，这就避免了计划式的行政干预。“四自”是指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这进一步为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实体奠定了基础。“四权”的含义是，在重大问题上的独立自主的决策权，随着市场变化的自主经营权，择优录用的人事权，以及按贡献大小的分配权。显见，这是一套解决“责任”和“激励”问题的有效制度。这种机制，即强化了企业的责任意识，又刺激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从而使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规范化、经常化。在此，我们首先给出我们所阐明的上述关系的基本轮廓。以此为基础，来阐明制度创新在促进民营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形成中是怎样起作用的。
1“两不”??强化企业责任意识的基本前提
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这就使民营科技型企业从一开始就基本上摆脱了政府的行政干预，从而在国家宏观上还是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能够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率先走向市场。既然民营科技型企业不要国家的编制，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其成员就不再是受上级主管部门严格控制、并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其升迁等前途命运的所谓正式职工，他们的命运要靠自己去把握；既然没有国家的投资，也使他们摆脱了和政府之间的纯粹依附关系，遇到问题找市长，在这类企业中不灵了，市场才是他们的真正衣食父母。不管是承包也好、租赁也好，或者其他的经营形式也好，他们都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换得企业的持续发展。显然，经营这样的企业，没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是不行的。对于他们，根本不存在经营不好换个单位仍然平平稳稳做官的可能。“两不”摆脱了他们对政府的依赖性，也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性，也才使“四自”、“四权”成为可能。因此，我们说，“两不”是使新机制得以运行的基本前提。
2“四自、“四权”与企业的责任意识
责任是与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要求企业负有一定的责任时，也必须赋予他一定的权利。国有企业的领导没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他们并没有获得在企业中应该行使的足够的权利有“直接关系。既然一切事情都不能够独立自主，那么，出了问题由他们负责显然是不公正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做出的，但却由企业来具体执行，而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并不负决策失误的责任。至于人事方面的权利、投资的权利，企业更是做不了主，甚至企业没有辞退不合格的员工、罢免不称职的干部的权利。这就造成了似乎谁都在管，到了关键时刻，却不知道应该由谁来负责的奇怪现象。
民营科技型企业的经营机制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以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基本宗旨，企业实际上拥有了在重大问题上独立自主的决策权、择优录用的人事权、随着市场变化的自主经营权、以及按贡献大小的分配权。有了这样一些权利，企业实际上已经独立承担了企业稳定发展、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因此，民营科技型企业领导者的责任感普遍优于国有国营的企业。由于他们失去了对政府的依赖性，因此，这种责任感又必然激励他们走技术创新的道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营的要求进一步约束他们，对企业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企业的命运是和自身的命运密切连在一起的。要使自己的技术创新获得成功，必须实现决策的科学化；要使技术创新工作顺利实施，又必须实现企业组织管理的科学化。因此，对企业负责即对自身负责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自觉的走上了依靠技术创新，并同时开展制度创新的道路，在他们那里完全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动员，也不存在是否响应号召的问题，完全是企业的一种自觉行动。而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力又使他们根据技术创新的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不会遇到不必要的障碍。相当大的一部分民营科技型企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以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他们在起步之初，就把人力资源看成公司价值创造的首要因素，确立了“人力资本增值目标优先于财务资本增值日标”的人力资本开发理念，并千方百计的吸纳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不遗余力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马太效应，造就了一支能适应高技术领域市场竞争的人才队伍。在跨国公司垄断中国通讯产品为人经过集思广益、市场的严峻形势下，他们不畏强手，先后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容量数字程控交换机等几十个品种的电讯设备，在外国公司林立的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并迅速扩大着自己的市场份额，成为我国民营科技型企业的一面旗帜。目前，他们又由凭着创业者的艰苦奋斗、远见卓识、超人胆略的纯粹企业家行为所完成的第一次创业向使公司的一切工作制度化、科学化的第二次创业迈进。目标是用十年时间使公司各项工作与国际接轨，管理水平达到国际标准；市场营销跨国化，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到下世纪初，在多个产品、多个领域达到世界著名公司同期水平。为此，华为人经过集思广益、反复酝酿，制定了《华为公司基本法》用．以指导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其核心是，推行权力智慧化，将企业家行为转变为职业管理阶层的活动。通过职业管理阶层智能的规范化运作，避免企业家个人知识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所。酿成的公司悲剧。
这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创新，是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创新。华为人迈出的这一步是和他们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分不开的。而这种事业心和责任感又和他们的民营机制有着内在联系。
3“四自”、“四权”与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激励
企业要获得持久的技术创新动力，还需要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权力赋予民营科技型企业以责任感，而要使这种责任感变成完全自觉自愿的行为，则必须使企业能够从技术创新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因为企业从技术创新中获得利益才是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最有效的激励。以往国有国营的大中型企业之所以无心开展企业技术创新，企业本身不能从中获利是一个重要原因。技术创新带来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使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但这一切都归国家所有，只能说是企业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对于企业全体员工来说、对于那些付出了辛勤汗水的企业经营者来说，他们获得了什么呢?
民营科技型企业的“四自”、“四权”原则，允许企业自愿组合，企业自负盈亏，且有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权力。这样企业员工就可以在自己的技术创新行为中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了。技术创新的最重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企业自负盈亏，有了按贡献大小分配的权利，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国有企业搞了多年“砸三铁”，但是收效甚微，而在民营科技型企业中，从一开始这就成为了一种规范化行为。我们说民营科技型企业机制灵活，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下面一个例子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问题。科技日报的记者对广东阳江的银鹰和“十八子”这两家以生产刀剪为主的民营科技型企业进行考察，发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对这两家公司的产品来说，除去材料、款式等方面的技术因素外，最终重要的是技师的工艺水平。而这两家企业的技师骨干几乎都来自阳江的一个国有国营企业一阳江市国营小刀厂。50、60年代，这家国有企业曾经是阳江市的经济支柱，如今却因经营不善破产。国营小刀厂的技师们则成了阳江刀具业的抢手人才。有的自己办厂另立山头，有的高薪受聘春风得意。但是培养了这些技师的国营工厂，却不知为何难以为继了。
固然，用人机制、分配制度、奖罚制度都是对企业员工的有效激励方式，但对企业技术创新最强有力的激励方式还是产权激励。如果对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激励仅限于工资多一点、奖金多一点、待遇好一点上，则很容易造成对企业发展的短期化行为：眼睛盯在眼前的既得利益上，而看不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如果没有对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思考，技术创新也很难持久。而使企业员工把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挂起钩来的基本形式是产权，产权清晰是产权激励的一个必要条件。以往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晰，是影响他们技术创新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民营科技型企业中，目前这一问题也成了影响他们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据我国学者马名驹的研究表明，我国民营科技型企业创办初期，一般采取业主制或合伙经营的方式，他们为经营的安全往往挂靠某个单位，特别是受“谁投资、谁所有”，“产权与个人无关”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未能界定参加经营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明晰。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参与创办企业的各方，因为产权的归属和利益的分配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轻则延误企业的发展时机，重则造成企业的分裂和瓦解。随着民营科技型企业的迅速发展，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已成为这类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产权不明晰，导致企业的短期，由于企业经营者不能够成为事实上的投资主体或控股主体，因而他们很难产生对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足够关怀，因此，他们的技术创新也不会立足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他们可以有一个或几个技术创新项目，但却不会形成技术创新机制，不会把技术创新持续的进行下去。
产权难以明晰也是造成“家族化”和“亲缘化”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国许多学者的共识。在产权难以在根本上明晰的前提下，这类企业自然担心肥水外流。于是他仍试图用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以保证企业资产的安全性。企业要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参与竞争，对企业决策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在这种家族化亲缘化的管理体制下，企业中的重要岗位完全由家族成员担任，他们不是把科学高效的管理制度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础，而是通常把人伦道德视为普遍意义上的行为规范，他们的管理往往实行集权式领导、专制式决策。在企业规模不大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可能很有效，但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时，则明显的不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一些民营科技型企业由盛转衰，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民营科技型企业管理如何从原低层次、粗放性、家长家族式管理转变到高层次、内涵式、法制型科学管理的轨道，产权清晰是一个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去年，四通公司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固然，四通的做法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却很值得其他民营科技型企业借鉴，国有国营的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远比民营型企业突出，更应该从中受到启示。从根本上讲，这种制度上的重大调整，仍然是“四自”、“四权”原则的进一步体现。
我们强调了“两分”、“四自”、“四全”原则在责任激励上的作用，但并不等于说，有了这些原则，企业亚必然就会走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促进发展的道路。企业还必须充分把自己的创造性和智慧发挥出来，进行符合本企业特点的创新工作。否则，仍然避免不了被淘汰的命运。巨人集团的由盛转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4启示与借鉴
尽管民营科技型企业在发展中同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许多是与国有企业共同遇到的问题，但是，相比较而言，他们在经营机制上确实较国有企业有优越之处，“两不”、“四自”、“四权”的经营原则，既可以在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中实现，同样也可以体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上。如果这些原则真正在国有企业中体现，也完全可以取得切实的效果。
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所遇到的诸多制度上的障碍，多半是这些原则在国有企业中没有协调地得到体现。这是因为，制度是许多相关关系的体系，一项制度的创新往往需要另项制度的配合，如果不顾这种制度间的互补关系，就会发生制度失灵。例如，不要国家投资的原则，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国有企业中开始尝试，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投入的“拔改贷”应该说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但是，因为没有在“两不”的同时实行“四自”，所以这一做法不但没有使企业获得技术创新的动力，反而使大多数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据我们调查，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在70％以上，沉重的债务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技术创新更无从谈起了。为了不把企业压死，则不得不采取“债转投”的方式，或处理呆帐、死帐，实际上是再次由国家来承担企业的困难。近一年来又尝试“债转股”的形式，在经营机制的改善上有了新的思路，但如果“债转股”不与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变结合起来，同样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两不”和“四自”是相辅相成的。要搞“四自”又必须给“四权”。但在国有企业中，只体现了前者，对后者完全没有触及。国有企业实际上仍然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尽管在经营上已经要求他们走向市场，但编制仍然是国家的，企业领导是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干部，干得不好，可以换一个部门再当领导；一个企业搞得再有起色，工作一调动，必须服从分配，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在这样的状态下，那些责任心强的企业领导，靠的也主要是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在企业的发展中不会获得一点儿个人利益。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离，既使企业难以成为真正的责任主体和权力主体，也妨碍企业成为真正的利益主体，可以说是阻滞技术创新动力产生的最大障碍。因此，国有企业尽管归国家所有，但为了增强企业领导者的责任感，把“两不”和“四自”有机协调起来的做法值得借鉴，企业只有从根本上摆脱对行政的依托，成为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即充分获得在重大问题上的独立自主的经营权、随着市场变化的自主经营权、择优录用的人事权、以及按贡献大小的分配权，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真正主体。
制度创新的意义篇3
【关键词】改革试点；创新型；党组织
义乌，位于浙江省中部，本身不具备资源、区位优势，但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一个落后的县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贸易城市。2011年3月，义乌市获批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义乌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之后的第十个部级综合改革试验区，并被中央列为全国改革开放18个典型地区之一。、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义乌视察或作出重要批示，对义乌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2011年义乌海关监管集装箱出口57万个标箱，全市实现自营进出口总额39.5亿美元，同比增长26.5%。
长期以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发展战略，从实际出发，锐意创新，大力培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大流动、大重组，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为广大中小企业走向世界构筑了重要平台，发挥了全国其他市场无可比拟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国际知名度空前提高；交易平台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带动能力强劲；创业创新氛围浓厚，体制改革走在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与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繁荣的小商品市场为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商业文明底蕴为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提供丰厚文化基础；多元的社会关系为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提供广泛社会基础。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也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加强与完善党的领导机制，选举机制，决策机制，管理机制以及监督机制，开展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研究，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与生命力。
一、创新型党组织界定
创新是指为了一定的目的，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事物的整体或其中的某些部分进行变革，从而使其得以更新与发展的活动。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党在创新中发展了有中国特殊的马列主义，在创新中找到了富国强民之道，在创新中克服了改革开放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在创新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组织建设。从新的实际出发，适应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建设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党组织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和新方法，助推改革试点，是新形势下义乌各级党组织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义乌建设创新型党组织，就要使每个共产党员通过学习，对于为什么要创新、什么叫创新、为谁创新、靠谁创新、怎样创新等基本问题形成共识，并自觉地付诸行动。义乌各级党组织通过创新思想理念、创新制度机制、创新监督机制、创新管理机制，来夯实党建工作的基础，服务改革试点发展。
二、开展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的意义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开展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在内涵上体现为“四个转变”，其中之一就是加快推进政府管理由偏重监管向服务与监管并重转变。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指出开展改革试点，支持义乌探索适应国际商贸城市发展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发展与国际贸易相适应的社会事业，形成城乡一体的户籍、教育、就业、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制度体系，探索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志愿互助服务、商业性便民利民服务相衔接的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在构建新型公共服务体系上实现新突破，满足国际化发展的要求。
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开展创新型党组织建设，具有以下社会意义：
1.有利于推进义乌市各级党组织理念创新
打造创新型党组织，重要的是打破思维上的障碍。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各级党组织要正视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站在推进党建事业创新发展、率先发展的新高度、新角度，牢固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把创新作为工作、学习的灵魂，形成想创新、敢创新、善创新的工作氛围，使创新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一种责任、一种追求、一种境界，成为党建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和动力源，以创新理念引领党建工作及各项事业创新争优、科学发展。
2.有利于推进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工作创新
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党建工作面临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各级党组织不能就党建抓党建，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特色，要以提升创新力为目标，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党建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整合各种有效资源，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围绕中心工作和全局工作采取新措施、追求新成效，全力推进党建工作，不断增强党建事业科学发展的创新力。
3.有利于推进义乌市各级党组织机制创新
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党建工作要以适应变化、完善机制为重点，按照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要求，创新党组织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各级党组织抓党建工作的目标机制、责任机制、考核机制。面对新形势，义乌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管理理念，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三、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的途径
1.创新思想理念
创新思想观念，就是要以改革试点为契机，增强义乌广大党员干部的科学发展意识，破除影响和制约义乌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体制、旧机制，扩大改革步伐，创新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推进改革试点工作，义乌各级党组织就要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倡导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观念，营造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创新文化氛围。义乌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改革试点背景下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党的建设工作提出的新课题，用新思路来研究义乌党建新情况，用新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增强义乌各级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改革试点带来新形势、新挑战，义乌市各级党组织要打破消极守摊子的思想，树立不发展或慢发展就是落后的观念；要克服等、靠、要的倾向，树立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观念；要打破常规，树立跨越式发展的观念；要不断创新思想理念，创造性地服务改革试点顺利推进。
2.创新制度机制
创新制度机制，就是充分调动义乌各级党员干部工作积极性的机制。通过党员干部竞聘上岗制度、党员干部激励制度都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奖勤罚懒，优胜劣汰。
实行党员干部竞聘上岗制度。每年初组织党员干部谈思路，就如何结合义乌改革试点工作，创新党建工作、创新党员理念等进行专题讨论交流。制订义乌市各级党员干部竞聘上岗制度，采取末位淘汰等措施治庸，倡导干部要有作为才有地位。
建立党员干部激励制度。把竞争机制，效益机制引入到义乌各类党组织、党员评优活动中来，对一些先进党组织、优秀党员既要给予政治荣誉，也要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3.创新管理机制
义乌各级党组织要积极适应改革试点带来的新变革和新要求，创新党组织管理体制，推动党建工作机制的创新，切实体现党的政治优势，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试点健康发展。
要以改革试点为契机，认真做好义乌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和党员组织关系的理顺工作，积极加强义乌私营企业党建工作和社区党建工作。在新形势下，不断研究和创新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新机制，有效地加强义乌外来党员和农村党员的教育管理，解决党员实际困难，反映党员的呼声，形成合力，助推义乌改革试点发展。
4.创新监督机制
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通过对义乌全市党员进行党性观念和监督意识的教育，增强党员同志监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敢监督和会监督。要建立健全义乌各级党组织党内监督制度，通过完善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等制度，规范党组织监督程序，健全监督机制。要提高监督效果，定期召开党员民主生活会，通报组织工作，在党内开展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要向党员通报，接受监督。
创新监督方式。通过义乌各类党建网络平台，开设廉政之窗、书记信箱等栏目，加强与广大党员及群众的适时沟通，使党建工作和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提高义乌党组织的公信力。
义乌市开展创新型党组织建设，是改革试点背景下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明确建设创新型党组织的途径与要求，有利于推动义乌市党建工作改革与创新，促进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与发展，提升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社会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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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义乌市义乌工商学院立项课题《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立项号：2011z08）。
作者简介：
制度创新的意义篇4
[关键词]企业集群；组织域；创业；创新；新制度学派
一、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组织与环境互动关系
新制度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十分盛行，成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重要研究工具。1977年，迈耶和罗恩(Johnw.meyer&BrianRow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的论文，成为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简称“新制度学派”)的奠基之作。
在新制度学派产生以前，权变理论、交易成本等理论主要关注技术环境对组织结构的影响，而忽视了制度环境的重要性。新制度学派提出，组织不仅面对技术环境，而且面对制度环境。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按最大化原则来组织生产，而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legitimacy)机制，采用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是否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这是造成组织趋同的原因所在。
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指“为社会行为提供稳定性和有意义的认知、规范和管理的结构与行为”，[1]制度由三种要素组成，即规则层面(Regulatory)、规范层面(normative)和认知层面(Cognitive)。[2]与其他制度理论相比，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对制度的定义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即文化认知。
从制度环境的规则维度看，法律制度、规则以及政策等的制定、监督与制裁活动对于组织具有重要意义。组织不断调整自身来适应环境的要求，以便按照成本——收益原则与主流规则保持一致，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合法性空间。群内企业必须服从和遵守国家法律、规章制度，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制约和惩罚。
新制度学派更关注制度的构建机制，认为制度最深层次的构成是文化认知。制度环境的认知维度是指环境与活动的符号与意义的内在表达，比如词语、符号、手势、文化准则、习俗、传统等。集群内企业对于所处环境的适应力，往往以社会对于环境的共同认识与理解为基础。当行为被重复、并被自我和他人赋予相似意义时，就产生了制度“合法性”的构建。合法性的构建是扎根于原有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而不同文化体对同一种制度所构建的合法性具有多元的特征。因此，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要着力将创业精神或企业家精神注入社会主流文化系统中，以培育诸如高新技术企业等创业企业集群的内在创新动力，并推动创业精神在企业集群中的扩散。
二、合法性机制对企业集群创新行为的影响
新制度学派关于合法性机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研究是先后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强意义，二是弱意义。
强意义上的合法化机制是指社会的共享观念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使得组织不得不采用人们共同认可的组织形式，组织和个人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迈耶和罗恩(meyer&Rowan)把这种现象称为“理性的神话”。按照人类学家m·道格拉斯(maryDouglas)的说法，这些神圣的、天经地义的共享观念，通过三种途径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第一，共享观念赋予了人们某种身份，塑造了人的思维习惯；第二，共享观念塑造了社会群体的记忆和遗忘，它强化了人们对于某些信息和规则的记忆，同时忽略其他信息和规则；第三，共享观念塑造了对事物进行分类的标准，从而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3]
从强意义上讲，企业集群在面对制度环境时，只能采取制度所认可的组织行为方式去被动地适应环境，而缺乏一种主动改变环境的决心与行为。首先，创业企业自身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创业企业只有把自己定位在持续创新层面上时，企业才能将创业精神贯穿于经营和发展的始终；其次，企业的创业精神强化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持续创新精神的记忆，塑造了企业持续创新的社会形象，同时，也促使社会公众对企业负面信息的忽视或遗忘；最后，创新作为企业集群的核心特征，促使更多的企业家相互模仿创业行为，推动创业行为在企业集群中的扩散。
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制度环境通过影响资源分配等激励方式，来影响组织的决策。迪玛奇奥和鲍威尔(Dimaggio&powell)提出了3种影响机制：第一种是强迫(coercive)机制。组织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规章，否则，将受到惩罚。第二种是模仿(mimetic)机制。在面临不确定问题时，组织往往模仿同一组织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和做法。第三种是规范(normative)机制。在那些专业性很强和专业要求很高的组织域里，通常有一些不成文的专业规范，这些规范通过专业教育进入从业人员的大脑，进而影响组织的制度结构，这种规范机制类似于强意义上的共享观念塑造人的思维方式。[4]
从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来解释企业集群的创新机制更具有操作性和现实指导意义。首先，强迫机制要求企业不仅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而且还要遵守集群内部企业间的各种行为规范；其次，模仿机制在企业集群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体现为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集群环境之间的创新、模仿和扩散；最后，规范机制要求企业集群、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中的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性较强。从业人员不仅学习专业技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基本行业行为规范，当其专业培训合格后，基本上成为一个制度化的专业人才。
总之，强意义上的合法化机制与弱意义上的合法化机制都是用制度环境来解释组织的制度结构趋于相似的问题，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一个大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这个制度环境塑造了人们和组织的行为模式，是一种至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而后者强调的是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制度环境不是一开始就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而是通过激励机制，鼓励人们采纳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行为和做法。[5]由于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所以，其更适合在组织域层面上探讨相关行为机制。
三、基于组织域视角对企业集群创新行为的分析
新制度学派从社会学出发，将研究层次定位在组织域(organizationalfield)层面。根据迪玛奇奥和鲍威尔(Dimaggio&powell)的解释，“组织域是指那些聚集在一起、构成公认制度生活领域的组织：主要的供应商、资源与产品的消费者、制定规章的机构，及其他提供类似产品和服务的组织”。[6]
通过“组织域”层面，新制度学派划定了一组在共同领域内运作的组织，这一领域有组织间的联系，包括相似和相异组织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以及共同拥有的文化准则和意义体系。在同一组织域中，有些组织不是直接地发生联系，而是由于在相似条件下的运作而表现出相似的结构特点和关系类型。[7]组织域概念意味着拥有共同意义体系的组织群落，与领域外行动者的关系相区别，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更频繁、更重要。[8]
笔者以为，选取“组织域”层面对企业集群的创新行为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企业内部、企业间网络以及企业和集群环境之间的创新、模仿和扩散。
首先，在企业内部的创业动力方面。无论是新设企业，还是已建企业，当其面临快速变化的动态环境时，企业为了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就必须进行创业和创新。公司创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经营环境变化、公司自我变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在集群内各企业之间的创新方面。熊彼特认为，创新包含了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与组织创新三种形式，其中技术创新是重要组成部分。[9]就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而言，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群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既是企业集群整体技术创新的基础，也是企业集群整体技术创新的归宿。第二阶段是技术创新在群内企业间的扩散。一旦某一企业率先实施技术创新，获得先发优势和超额利润，集群内其它企业为了分享利润会纷纷模仿这种新技术。当集群内多数企业都采用了这种新技术时，对于那些采取旧方式的企业而言，出于生存的需要，必须进行适应性模仿，即进一步的技术扩散。第三阶段是企业集群技术的整体创新与升级，这是群内技术要素的一种重大的新组合。
最后，在企业和集群环境之间的创新方面。无论是国家层次的创新，还是区域层次、产业层次上的创新，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由多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一个系统，即“创新系统”。“创新环境”这一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首次提出，创新环境被认为是诱导创新的区域中由制度、法规、实践等组成的系统。企业在创新环境中集聚，使得群内企业享受到单个企业所无法享受的大规模生产和技术、组织、创新的好处。
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企业和所在的企业集群环境是一个互动的开放系统。笔者借用新制度学派学者孔德拉(Kondra)和海宁斯(Hinings)对制度环境与组织间相互关系模型，对创新企业和创新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如图1所示)。在制度环境变迁机制分析框架中，[10]横轴表示的是组织对制度环境的适应性，从左向右依次升高；纵轴表示的是组织的经营绩效与环境平均水平之差，从下至上依次提高。按此标准，将组织区分为四种类型，即环境顺应者、失败者、同等绩效者和成功叛逆者。
一方面，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4种企业类型在企业集群中的不同行为选择。第一，如果企业的制度环境适应力较高，就将其归为“环境顺应者”。企业集群中的多数企业都属于环境顺应者，它们与所在的集群环境相适应，所取得的经营绩效也与环境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第二，如果企业适应制度环境的能力较低，而且其经营绩效低于环境平均水平，则该企业就属于“失败者”。失败者可能是主动创新遭遇失败的企业，也可能是落后于制度环境变迁的企业，他们为了避免被环境所淘汰，一般会有两种选择：一是服从制度环境的要求，及时调整企业战略，模仿“环境顺应者”，并力争成为“环境顺应者”；二是继续进行主动创新，从而成为“成功叛逆者”，当然，如果创新失败，最终会陷入破产境地。
第三，如果企业适应制度环境的能力较低，而且其经营绩效大致等于环境平均水平，则该企业就属于“同等绩效者”。一般而言，同等绩效者的地位并不稳定，很难长期保持平均绩效水平，企业可能会有3种选择：一是主动创新，使得企业绩效上升而成为“成功叛逆者”；二是由于潜在风险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会激励企业模仿“环境顺应者”，增强企业的环境适应能力；三是企业经营绩效下降，最终沦为“失败者”。
第四，如果企业适应制度环境的能力较低，但其经营绩效明显超过环境平均水平，则该企业就属于“成功叛逆者”。“成功叛逆者”可能是主动创新而获得成功的新建企业，也可能是实现创新的“环境顺应者”或“同等绩效者”。虽然“成功叛逆者”有着业绩上的优势，但却承受着制度环境质疑其“合法性”的巨大压力。对此，“成功叛逆者”可能有3种选择：一是继续坚持主动创新，改变制度环境现状以缓解制度压力；二是忽略制度环境要求，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手段提高运营绩效，并以此来应对外来冲击和威胁；三是屈从于制度环境的压力，转变为“环境顺应者”，以确保其长期稳定性。
另一方面，企业也会对制度环境造成相应影响。与其他三种企业类型相比，“成功叛逆者”对制度环境带来的挑战最为激烈。面对“成功叛逆者”的挑战，制度环境可能有3种选择方式：一是通过制度环境中的强制因素，如强制、规范机制等，把“成功叛逆者”拉回到顺应环境的轨道上来，如果这种强制力足够大，则“成功叛逆者”要么成为“环境顺应者”或“同等绩效者”，要么沦为“失败者”；二是制度环境因“环境顺应者”或“同等绩效者”对“成功叛逆者”的模仿，使得创新效应在制度环境中迅速扩散，而使企业集群整体升级；第三，制度环境无视“成功叛逆者”的存在，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结果会加快现有环境状况的衰落，使得“成功叛逆者”创新成功，并引起群内其他企业的相继模仿，最终也导致企业集群整体升级。
从前述新制度学派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创新行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通过制度环境的“强迫”和“规范”机制，使得企业必须遵守制度环境的要求；另一方面，企业为了实现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目标，还要主动创新，并承受巨大的制度环境的压力，使自己成为“成功叛逆者”，并带动群内其他企业的“模仿”机制，使创新效应在制度环境中扩散，从而实现企业集群“点——线——面——群”的成长和升级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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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制度创新的意义篇5
关键词：和谐社会 制度创新 服务型政府
作为社会的一系列规范系统，制度是社会结构的实证性存在，是人类共同生活所需要的约束个体行为的规则，也是社会价值体系最基本内容的定在，是人类共同生活样式与价值理念的客观体现，诺思认为它“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这些制约“既包括对人们所从事的某些活动予以禁止的方面，有时也包括允许人们在怎样的条件下可以从事某些活动的方面”。因此，实施制度创新、完善制度建设，既是调整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冲突、减少不确定性、促进整个社会和谐与安宁的基本任务与重要保障，也是实现整个社会根本价值理念的基本形式。
一、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
随着现代法治文明和公民社会的崛起，社会的价值理念与人类的基本生活样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也促使我国进入一个经济与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关口。社会阶层的变动、经济格局的变化、利益结构的调整等，使得社会不和谐因素与现象开始不断地呈现，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也处于不断地调整与失范的状态。因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和政府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转型时期的战略任务与宏伟目标。作为一个全面、系统的体系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良性运行的状态，其基本特征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际上，它所反映的正是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是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具体而言，社会稳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追求，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完善的社会道德体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价值体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实现的前提，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导向。
二、政府制度创新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
理论地看，任何一项社会制度都是某种价值理念的体现，反过来讲，任何一种价值理念其客观存在必然体现在相应的制度上。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必然要体现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上。要构建和谐社会，从根本上来说，也同样取决于它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体制创新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使社会结构获得平衡，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量得到有效的整合，从而使社会保持和谐有序的状态。
那么，如何实施制度创新，社会制度创新的主体是谁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制度创新主体(包括政府、团体、个人三个层次)为获得潜在收益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其中，政府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因其自身具有的强制优势、组织优势、超脱优势和效率优势，在制度创新中处于核心地位，也通常是制度创新中成本交易最低、影响最大的主导形式。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政府制度创新是引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杠杆，中国的改革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是新制度安排被构造及其旧制度安排被替代的过程。同时，作为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主体，建设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政府能够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治理、更充足的公共产品和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同样需要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创新，不断满足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公共政策诉求和合理期望。因而，以政府制度创新为主体，在整个社会中建立新的行为规则，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人们在新的社会结构中的相互关系，构建既能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又能维护和保持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稳定和平衡的制度，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三、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创新与和谐社会的价值实现
所谓“服务型政府”，“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自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首次提出“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以来，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就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树立“以民为本、依法行政”的政府服务理念，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对行政服务制度的完整性、确定性与规范性进行重新界定，努力构建了公共行政决策、执行、监督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为实现和谐公共管理，进而实现“和谐社会”做出了切实的成
效。
制度创新的意义篇6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既要敢于和善于在自己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改革创新，又要敢于和善于在自身建设中不断改革创新。全党同志一定要紧密联系新的时代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实际，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党的宗旨和性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的思想作风、改革创新的工作方法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着力改进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管理方式，着力提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更加自觉、更有成效地把党建设好，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必须着眼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推动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强堡垒，把干部队伍建设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骨干力量，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发展党内民主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条件。只有切实发展党内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全党的创新活力，才能广泛凝聚全党的智慧和力量，使改革创新成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使改革创新的决策更科学、实践更丰富、成效更显著，形成全党齐心协力推进党的建设、做好党的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利，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事务中的参与、管理、监督作用，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不断提高党内民主建设质量和水平，促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党内民主的内容、途径、方法。
要继续加大制度建设和创新力度，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及时将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的制度机制。要根据新情况新变化，加快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切实把民主集中制更好地落实到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工作制度、监督制度等方面。要抓住党的建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抓住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最期待解决、党的建设最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集中力量攻坚，努力在主要方面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带动整个党内制度建设，逐步建立起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科学管用的党内制度体系。
制度创新的意义篇7
一、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才开始摆脱本质论思维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张仁德，1998），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笔者认为，传统比较经济学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命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中，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艾登姆等，1987），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这严重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传统比较经济学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呢？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通过以上对传统比较经济学内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面临以下新的研究任务。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此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比较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跨国制度学习与创新提供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四，创造性的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创新，它所蕴含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对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演变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义与社会经济本体论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制度主义者各自试图用其理论范式重塑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和老制度主义者皮垂(petr,J.L.,1994)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辞条中，他们都把比较经济体制看作是其理论范式的应用，而避免提起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制度主义。与新老制度主义相关，但又有区别，在西方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之间几乎从不交流但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1990年，青木昌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这门新的研究生课程，而不再沿用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体制这样的学科名称，它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另一与老制度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比较创新体系”也开始滥觞，1993年出版了尼尔逊(nelson,R.)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签于这种情况，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及其在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进行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在其内部，各自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以及历史演变，两个学派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迹象。但是，作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显的，正如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义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义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也写道：“新制度主义不是通过传统的制度主义的再现，而主要是在现代正统理论的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勃伦等最初的制度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正统理论的假设进行批判而产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义者看来，个人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个人行为不是给定的，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它能够潜在地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层级上处于个人之上，与这个较高层级相关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简单地约束而且也能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特征、力量和倾向，这就称作是重组的向下因果关系(reconstitutivedownwardcausation)，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要素就被称作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则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即个人被看作是给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抽象的、先验的和普适的人性假定即源于这种本体论。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中并不存在作为突现层级的社会结构观念，制度只被看作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是诺斯在分析国家和秩序产生时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逐渐转向老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贾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义社会经济本体论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呢？称尔奈认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受到科斯很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就是对科斯定理的误用（科尔奈，2000）。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换是自由的，交易费用为零，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无关紧要。实际上，这隐含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要求赋予制度以本体论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制度变量参数化，所以，尽管科斯强调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但在评估产权制度时，流行的看法仍然是，无论历史和社会条件有何不同，私有产权总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的性质说明，人们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与既定的结构交互作用才能导致后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只有在利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此，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意识形态或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义者主张，政策应以实验和过程为导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暂时的改进。特别是由于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于民间，所以公共政策应该鼓励而非压制多样化的尝试。
四、新老制度主义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内涵
由于新制度主义在本体论上的缺陷，其方法论对比较研究的意义是相当贫乏的。
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早在1898年就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是前达尔文的，他认为，经济学应该以达尔命所产生的进化生物学为原型，所谓演化经济学实质上就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行为，从而拒绝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积因果”的概念，卢瑟福指出，这个概念含有明确的路径依赖思想，在凡勃伦看来，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后果；即使起点差不多，不同的文化还是会按不同的方式发展。老制度主义对制度演化路径依赖和多样性的强调为比较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累积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因为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是以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和整体性质为条件的。整体论的基本含义是研究制度必须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只考虑经济部分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内生演进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老制度主义对技术变迁、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给予很大关注的原因，而这在正统的新制度主义那里是缺乏的，正如卢瑟福(1999)所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去分析系统的内部动力，它只考虑理性如何对人口、技术、贸易机会或者意识形态外生既定变化做出反应”，这样它自然就把制度或体制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外了，比较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老制度主义者反对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模型，因为他们认为形式化模式必然会丢失掉对制度特定的情境和脉络这些重要的因素。威尔伯和哈里森认为，能够抓住老制度主义整体、系统和演化方法论特征的是由某些科学哲学家所称作的“型态模型”。型态模型与形式化模型在解释结构上是相当不同的，形式化模型按照演绎方法，在解释结构上呈现为从解释变量到被解释变量的层级，而型态模型则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连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论独立于其他部分，并首先在特定情境与脉络中被发展、理解和检验，然后以某种形态连结在一起，它对研究主题提供了多层面的和复杂的图景，而形式化模型则是单面的，它从有机整体中抽出某部分进行逻辑研究(wilberwithHarrison,1978)。
威尔伯和哈里森指出，大多数老制度主义者停留在基于案例研究的型态模型上，只有少数老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伦、缪尔达尔等试图以型态模型为基础建立更一般的理论，这就需要比较法。正如老制度主义者斯坦费尔德(1990)所指出的，比较方法“是建立制度分析的合适的方法”，它的基础是运用型态模型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等进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与特定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比较研究通过对特定制度的不同情境和脉络进行相互参照，运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设（即经济理论）。
五、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发展前景的比较
与制度主义密切相关，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这两个很少进行交流的研究领域给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带来了活力。从这两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四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一致认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全球化不会导致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相反，“今后的世界经济将成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场所”（青木昌彦，1997），“为对付创新体系中的新范式，可能的制度形态是多样化的，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持久趋异的可能性”(ebner,1999)。第二，它们都强调制度重要。尼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制度，制度是创新体系效率高低的关键。第三，它们都采用了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青木昌彦虽然把比较制度分析与格雷夫等人建立的历史制度分析区分为比较现行制度和从过去的历史制度中寻求资料来分析制度，但因为历史方法的核心是把经济过程视作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这无疑包容在青木昌彦所定义的比较制度分析之中。在创新体系的文献中，爱伯纳(ebner,1999)认为，制度的多样性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为补充，历史观具有实质性的重要，这就是创新体系的历史与比较方法，称作比较创新体系。第四，它们都使用了情境与脉络特定的方法。青木昌彦指出，对于制度的多样性“不能由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得到满意的解释，而必须通过新的、相互联系的比较制度分析来研究。这种方法一方面需要收集不同经济的比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合同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和脉络特定的’微观模型”（青木昌彦，1997）。在创新体系文献中，伦德瓦尔认为，在历史经验、语言和文化上的基本差别反映了在创新体系诸要素如企业内部组织、企业关系类型、公共部门的作用、金融制度的结构、研究与开发的性质、组织和数量上的国家特异性(Lundvall,1992)；爱伯纳指出，通过把多样化与情境和脉络化(Contextualisation)的方法联系起来，创新体系文献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从整体的和不可分的“格式塔”形态中观察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就镶嵌于具有多种变化可能性的社会关系之中。
但是，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即使是同样地使用了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研究的是制度多样性的微观成因，而比较创新体系则着重于体制多样性对科技创新路径有何影响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它们分别发展了前述型态模型的两个不同侧面。其次，比较制度分析主要是在技术给定条件下，研究制度多样性的起源；而比较创新体系则以技术变化为核心，研究新知识和技术变化与体制多样性的关系。最后，比较制度分析大量地使用了博弈论，而比较创新体系则几乎从不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工具。这些差异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由于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不同，它们在未来发展的潜力上将会产生差异。
比较制度分析继承了新制度主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后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导致它与比较创新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的原因，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老制度主义者那里。但有所不同的是，正如青木昌彦(2000)自己所指出的，比较制度分析“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仅是（如老制度主义者那样）将制度整理分类”。青木昌彦对老制度主义的批评确实击中了要害。
比较创新体系所承继的学术传统来自于熊彼特、老制度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明确提出的，但其概念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1841)强调了科学技术、教育以及制度创新对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比较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的形成融汇了以下三个学派的成果：新熊彼特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老制度主义关于知识与制度的深刻认识，以及历史学派对历史与比较方法的强调。比较创新体系研究方法的发展主要是基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的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文献，而后者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实际上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研究的开拓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新颖以及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某种一致性，它在未来更有发展前途。
六、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老制度主义对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更具理论价值，比较创新体系的方法更值得进一步发展。但相对于新制度主义在我国的流行来说，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在对老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比较创新体系更是鲜为人知，这种状况对比较经济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老制度主义在近十几年已得到复兴并产生了重要的创新，而新制度经济学自1998年以来的研究前沿却与一百年前凡勃伦的主题惊人的相似（贾根良，1999b）。因此，无论是在研究重点还是研究力量上，我们早就应该从新制度主义向老制度主义转移。
然而，老制度主义作为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不能完成本文所提出的新的研究任务。从比较创新体系目前发展所展示的潜力来看，由于排除掉政治和生态地理等因素，它就无法通过比较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进行“宏大叙事”。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仍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性。正如老制度主义者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所指出的，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同样，熊彼特虽然自称其经济发展理论可以与马克思内生经济演化观相媲美，但他不得不承认他有关经济动力学的结构只包括了马克思所涉及的问题范围的一小部分，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比较创新体系没有“宏大叙事”的能力。因此，“为了寻求经济绩效最终源泉的圣杯(HolyGrail)”，与诺斯在其学术生涯中所经历的“一个长期且确实是未曾预料到的旅程，从马克思主义到认知科学”(north,1997)有所不同，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令人吃惊：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突出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创造性转化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如果我们深刻地理解了罗根(Georgescu-roegen)的下述名言，上述结论就很平常。罗根早在1971年就指出，“确切无疑的是，关于如何超越静态结构的课程——也许是惟一重要的课程——来源于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传统比较经济学代表人物格鲁奇早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老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现在，奥哈诺(o'hara)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注：笔者认为，这还应包括熊彼特。），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展的内在联系(o'hara,2000)。更为有意义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科学哲学家把马克思看作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近两年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Brown,2001)。由于马克思在“宏大叙事”上无以伦比的魅力，上述研究的深入进行很可能要通过对马克思研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制度与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重大创新。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还未起步，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仍局限于马克思与新制度主义以及新老制度主义之间，哲学界对批判现实主义似乎不感兴趣或很少知晓。但笔者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作为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国际前沿课题之一，迟早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发生兴趣。我国经济学界只有与哲学界同时甚至率先通过批判性吸收批判现实主义的研究成果，才能为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才能完成本文对比较经济学所提出的新的研究任务，才能使这些领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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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o'hara,p.a.,2000:marx,Veblen,andContemporaryi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
制度创新的意义篇8
何为政府、何为中国政府呢？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讨论。中国学者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和使用政府概念。如中国改革开放恢复重建政治学以后，由赵宝煦先生主编的第一本政治学教科书《政治学概论》中就明确地指出：“政府一词，历来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就是所谓广义的解释；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就是所谓狭义的解释。”（注：赵宝煦：《政治学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赵先生关于政府的这个界定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和影响。但同时也提出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即政府是否只同国家相联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在广泛阅读学习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政府问题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初步论证了“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问题（注：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页。）。在国内，关于中国政府的法定含义有两种：一是建国初年“共同纲领”规定的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于一体的广义的政府，一是始于1954年宪法规定的狭义的政府，即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政府的狭义解释几乎没有大的分歧，而对于广义政府的解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将对政府概念的界定从国家机关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扩大到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等暴力机构，如芮明春主编的《政府学》，高民政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等就是持这种解释；另一些学者则将对政府的概念界定从国家机关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领域，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把政府＝国家＋社团＋民间组织＋社区政治机构，如辛向阳在其著《红墙决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深层起因》一书中关于政府的五级定义的前两级定义就是如此；另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定义之中，如王敬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就基于中国政府的特殊结构，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了广义的政府之中；胡伟著《政府过程》一书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当代中国政府机构的核心，无论就广义的政府还是狭义的政府都是如此；朱光磊著《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主张政府等于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认为这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实质；第三种是提出更大的政府概念，它超越了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并主张用“政府体系”概念等同或取代政府概念，如由曹沛霖、林尚立教授等编著的《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在总论中就使用了“政府体系”概念，作者把政府体系优化的基本组成概括为10个方面；陈红太研究员认为“政府体系”这一概念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组织及其相互关系、或制度、体制的极高度的逻辑概括，认为应该用“政府体系”的概念替代“政府”概念（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以上对政府概念所作出的“超国家”机构的解释不同于我们提出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概念，把政党等纳入政府的研究对象虽有事实根据，但是值得商榷。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认为将政府概念的解释限定国家机构范围内就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而不能自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纳入政府概念就是无视当代中国政府的实质，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政府”与“政府体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非国家机构的执政党、政协和“单位”也不能同政府相提并论，它们只构成政府的生态环境和履行职能的工作对象，虽然过去和现在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还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等现象，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这些现象会逐步淡出政府，做到各自相对独立，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务正业，逐步理顺党政关系。通过政府创新逐步达到“解放政府”，这也应是政府创新的内容和基本走势之一。由此可见，作为政府创新中的“政府”，应当是指同国家机构相联系的政府，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狭义的政府。
创新，是人类智慧之树上最为璀璨的花朵，也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大力弘扬的理念。然而，“创新”是一个很严肃的大字眼，人们不要轻易言“创新”。因为创新是很不容易的，它对创新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何为创新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创造”(creation)“创新”(innovation)等几个概念进行辨析。
有学者研究证明，如果没有发现，便不会有人类的发明。人类的每项发明都是建立在发明者对某种特定自然规律的发现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发现可以分为自发性发现与自觉性发现。前者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现象外在性的首次感性认识，后者亦即通常所说的科学发现，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内在性的首次理性认识。如果溯人类文明之河而上，就会发现古代社会时期的发明大都是在自发发现的基础上获得的，而近代的发明则多是自觉的发现。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理性的科学发现来说，发明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发展史也同样证明发明亦为发现之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与发现是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紧密联系的两种过程。发现引发新的发明，发明同时导致新的科学发现。发明是科学发现的基础（注：郭成安：《发明与发现》，《新华文摘》2001年第9期。）。至于创造与创新，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创造和创新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通过革新、发明、产生新的思想、技术和产品，另一种看法是，创造的意思是原来没有的，通过创造，产生出新的可称为“无中生有”；而创新则是指对现有的东西进行变革，使其更新，成为新的东西，可称为“有中生新”。创造与创新的联系在于，创造性最重要的表征是创新，亦即创造概念包含着创新。既然创造具备了新颖、独特的属性，那么，表征创造核心价值的创新，就更应该表现出“首创”和“前所未有”的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与创造的词源不同，创新是一个外来词，创新的含义有两点：引入新的概念、新东西和革新，亦即“革故鼎新”（前所未有）与“此入”（并非前所未有）都属于创新。熊彼德曾给创新下过定义，他把“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入经济系统的过程”称之为创新。这种定义要比“首创”“前所未有”的创造指称更宽泛，它包容了前所未有，也包容着对原有的重新组合和再次发现。并且把新知识“引入经济系统”才算完成，才能使发明者成为创新者（注：叶平：《“创新教育”解析》，《新华文摘》2000第3期。）。我们可以对“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这些概念不作严格的区分，而只需注重它们的共性：非教条性、非守旧性、非封闭性、非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认为创新的基本内涵可包括：其一，创新应当表征出自觉地合规律性，以免创新主体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其二，创意虽无穷，资源则有限，创新应当拥有原创性或首创性即前所未有，这是创新的原义或本义；其三，与合规律性和原创性相适应，创新应当努力站在前人的肩上，具有文明、健康、进步和发展性或不可逆性、传承文明与开拓进取的统一性，不可庸俗地将任何“新”都赋予“创新”字眼；其四，创新应当立足在梯度发展的现实基础上有条件地将已有的创新进行重组或再现，万事不必另起炉灶，从头做起，这是合规律性的一种具体体现，对于后来者来说也是一种创新，但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其五，创新应当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任何一种创新都能够进入可操作性的过程，并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对创新的初步理解。
政府“综合创新”浅析
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或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合历史逻辑的引申。根据上文对中国国情、政府和创新的理解，我们认为政府创新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无论是从狭义的或广义的抑或是“政府体系”的角度看，政府都需要辩证的“综合创新”，而不能孤军奋战，搞“单一创新”，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本文所指的政府综合创新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
一、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同上文论及到的中国国情的“二重性”、“多质性”相关联。一方面，历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纵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从生产关系角度或“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看，就是要处理好作为社会主义定向性的政府创新与资本主义的政府传统（在中国还有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即旧中国的政府传统）和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政府创新的关系。从生产力角度或“三大社会形态”角度看，我国社会发展基本上还处于第一大社会形态，即人对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向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转变过程之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我国的政府创新就是要建立在这一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基础之上，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创新与继承计划经济的政府传统的关系。这种历时性政府创新具有宽广深厚的历史基础的优点，基本属于“重组”性、“引入”性、“有中生新”性创新，但这一优点也可能蜕化为一种惰性力量从而成为制约政府新的创新的阻力。另一方面，共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横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其实质就在于开创未来，创造新的“传统”，从而把社会历史推向前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创新既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也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而只能是“革故鼎新”的“无中生有”的原创性创新。共时性政府创新涉及到中外政府创新之综合，国内不同层次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区域如东部、中部、西部等，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政府创新之综合。无论是历时性的政府创新，还是共时性政府创新，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只有把历时性政府创新与共时性政府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政府综合创新。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政府综合创新，逐步形成古今中外优势互补的政府创新机制，以保障政府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第
二、广义与狭义及“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作为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如上文所述，对于狭义的政府，学术界没有大的争议，一般是指各级人民政府。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可以从多方面来论证，大体上可分为纵横“十字”型创新和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这两个方面。纵横“十字”型创新，主要是指纵向的政府层级及其行政区划方面的创新，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建立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地市合并，撤县建市，撤乡建镇，以及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横向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改革和调整，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人事制度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纵横“十字”型创新是政府创新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主要是指随着社会和政府的发展、扩延，政府的“双重性”日益凸现出来。一是政府的政治性，一是政府的行政性，即政府是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如西方的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我国的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与行政的统一。有必要指出的是，自伍德罗·威迩逊创立现代行政学以后，特别是古德诺提出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以后，似乎政府只与行政相关，而与政治无关，这是一种有着广泛而且深远影响的误解。事实上政府中的政治与行政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的政治与行政不分由来已久。“政府”的政治表现为是非、善恶，而行政则表现为效率、优劣。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在政府中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日益显现出相互支持的趋势（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时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既然如此，中国政府的创新就不能局限于政治创新（计划经济时代）或行政创新（市场经济时代），而只能将政府的政治创新与政府的行政创新并举，显示政府综合创新特征。如目前中国政府贯彻落实主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进新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等就是政府综合创新的重要举措。其次，作为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广义的政府一般是指所有国家机关，主要包括国家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谓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从理论上讲是指政府立法创新、政府司法创新和政府行政创新（狭义政府创新）三者之间的“同步”创新，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但是，广义政府的诸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的改革和创新将分轻、重、缓、急进行。实践证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首先对政府改革和创新的呼声最大的是作为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对政府改革、创新问题最为关注的就是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很少联想到广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这是带有片面性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广义政府的配套改革和创新，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就很难顺利进行并卓有成效。在中国，人大的创新、司法的创新与政府的创新同等重要，一个都不能或缺。再次，作为“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前文已述及，学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这也是一种创新，并有学者主张用“政府体系”替换“政府”概念，这是值得商榷的。不过，使用“政府体系”概念，旨在将“政府”概念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把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把企业，把社团、群众自治组织等，也包括在“政府”之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国情。目前，被学者们列入“政府体系”的各主体无一不面临改革创新的历史性选择，尤其是政党、执政党、企业等等的改革和创新，其中，执政党的改革和创新最为核心和关键。通过它们的创新，一方面，借此理顺它们同国家、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作为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的生态环境创新来同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产生互动效应，将政府综合创新推向新阶段。以上三个层次的政府综合创新，自然形成三个同心圆，最中心的圆是狭义政府综合创新，其他两个圆都是它的生态环境的综合创新。这三者之间互动互补，任何一方面的创新都不可或缺，由此构成当代中国政府综合创新体系的全景式画面。
第
三、政府理论、制度、技术、实践的综合创新
中国国家主席2000年6月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概念。6月30日，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提出要“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用“制度创新”替换了“体制创新”的提法。国家副主席在有关讲话中，还与理论创新相适应，提出了“实践创新”的概念，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革命创造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努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根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我们拟把政府综合创新的具体内容概括为：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只有将这四方面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构成政府综合创新。其中，政府理论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起源、政府性质、政府目的、政府规范、政府环境、政府结构、政府功能以及政府发展等等方面的知识、观念的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民主制度、政府法律制度、政府经济制度、政府文化制度以及政府体制、政府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现代化的工具、技术、网络、手段、方式、方法方面的创新；政府实践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自身内部事务进行治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取得公共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创新。这四个方面的政府创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来说，政府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可归结为实践创新范畴。政府理论创新源于政府实践创新，而政府实践创新又有赖于政府理论创新先行，政府实践创新检验政府理论创新，推动和发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理论创新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实践对于政府理论创新的需要程度。既然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属于政府实践创新范畴，那么，为什么又将它们从政府实践创新中凸显出来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言，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是介乎其中的桥梁或纽带。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直接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而只能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中介间接地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同样的政府理论创新可以作用于各种不同的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进而作用于不同的政府实践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和技术及其创新的缺失或不完善（体制）可能误导或反向作用于政府的实践及其创新，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导致偏离政府公共管理实践的价值取向。因此，一旦政府理论创新问题解决之后，能否有政府制度，政府技术创新及时跟上去就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和尽可能实现政府理论创新层面，还要努力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将政府理论创新贯彻到政府实践中去，进而实现政府实践创新。除了政府理论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的关系、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中介于政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外，还有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政府制度创新（选择）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变迁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总之，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制度创新内在规律，政府制度创新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实践创新内在规律，这体现着唯物论；另一方面，政府实践及其创新依赖于政府技术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依赖于政府理论创新，这体现着辩证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政府实践创新。政府理论创新领先，政府实践创新第一，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论者，这是我们研讨政府创新问题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理念。
政府创新有赖于“政府自觉”
在中国，政府综合创新势在必行，但是，政府综合创新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只能有赖于“政府自觉”。如果我们不刻意思考一下“政府创新”与“创新政府”这两个汉语词汇有什么不同，还以为这两个词义很相近或相同，其实不然。“创新政府”属于被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被创新客体地位，谁来创新政府，创新主体不一定是政府；而“政府创新”则属于主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创新的主体地位，内含政府自创，发挥政府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政府创新动力来自内外两方面。外部动力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有国家、有社会、有公众等等，内部动力则主要来自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来自政府自觉，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府创新的外动力只有通过政府创新内部动力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正确发挥，如果没有政府自觉，政府综合创新就难以实现。
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注：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对我们思考政府创新问题，进而引申并提出“政府自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创新，代表着当代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创造性潜能的一种深度发展和自觉运用，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创新中逐步找回自信，酝酿着伟大的复兴。自政府被创造发明以后，创造力、创新力就是政府特有的能力，它直接地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必经通过政府的自觉开发和积极运用才能发挥作用，政府在开发和运用自身创造、创新能力的自觉程度、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与政府的创造性潜能的实现程度之间呈正比递进关系。是因循守旧，还是锐意创新，对政府来说，则表明其自觉性水平，特别表明其公共精神和对于未来的责任和态度。
政府创新本质上是对社会、国情认知的结果，必须基于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再认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决定着政府创新的基本性质。有什么样的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就产生什么样性质的政府创新。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作用的好坏，决定着政府创新效能的高低。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创新总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事实上，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发”是同“自觉”相对的，原指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无远大目的，盲目地为客观必然过程所支配，往往不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而“自觉”则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同理，政府创新也可分为“自发的政府创新”和“自觉的政府创新”。前者是指政府在未认识和掌握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高；后者则是指政府在已经认识并掌握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低。前者或迟或早必然向后者发展，后者则必须以前者为历史前提和基础。因为政府创新也必然是一个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自发”的政府走向“自觉”的政府，从“自在”的政府走向“自为”的政府。一般说来，与公有制社会相联系的政府创新比私有制社会的政府创新更具有自觉性，因为政府有领先的理论指导，通晓历史发展规律。但是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发展道路，由于缺乏其成长发展的自然历史前提和基础，从而使这种“自觉”大打折扣。如何使“政府自觉”立足于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发挥得适度，这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程（注：乔耀章：《公共行政与公共哲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第49-53页。在该文中作者提出并初步论证了“自发的公共行政”与“自觉的公共行政”问题。）。
制度创新的意义篇9
一、社会主义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特征
高校校园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历届师生员工的传承与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所创造和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校园文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文化，主要指校园建筑、教学、办公和科研设施、生活服务设施，以及与高校相关的校园环境等。它是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整个校园文化的外在标志。二是精神文化，它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总的来说，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存在的价值意义，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不同的校园文化使各个大学拥有不同的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校园文化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化的人类共同性
“文化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取得成果的总和”。［1］（p6）无论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对前人成果的坚持、批判、吸收和继承。文化为全人类所创造又为全人类所享有。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学校园文化仍具有人类的共同性。
2、文化的时代性
任何文化都是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因而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原始人创造文字，驯养、繁殖动物、种植植物，创造了原始文化；蒸汽机的发明，产业革命的完成推动人类进入近代文化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闻世开创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文化的新纪元。总之，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随时代的前进而进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校园文化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3、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按其产生与存在而言，原本都是民族的。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p64）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体。正是共同的文化使56个民族统一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为此，民族性是社会主义大学校园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4、文化的阶级性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无阶级社会里，文化活动的创造总是群体性的。因此，反映这些群体活动的人类文化带有该群体的共同特征。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很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程度的带有阶级色彩。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和科技文化成果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工具和专制品，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文化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一切文化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这是社会主义校园文化与私有制条件下的校园文化相区别的显著标志。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功能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学校建设乃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具有重要功能。
1、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导向功能
大学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是把全校师生员工引导到学校确定的目标上来。具体来说，在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高校应该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将所有的教职员工的事业心和成功欲转化为具体的奋斗目标、人生追求、信条和行为准则。形成广大师生员工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共同为学校建设事业而辛勤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学校倡导什么、鼓励什么、师生员工的注意力必然就会集中到什么方面。良好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办学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能吸引师生员工结合自己的岗位职责，把实现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2、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具有凝聚功能
校园文化所包含的全体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行为规范等群体意识，就像一种精神粘合剂，可以使师生员工产生归属感，增强凝聚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成员之间主体地位平等。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根本上一致。为此，校园文化的凝聚功能不仅来于校内也来于校外，具体体现在校园文化精神上。校园文化精神是学校师生员工共同创造和认同的价值观念，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一旦形成，它对大学师生员工具有无形的不可低估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它能使全体成员团结一致，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进而立足本职，做好工作，形成一种心理需求，从而增强学校成员的凝聚力和荣誉感。
3、大学校园文化具有激励功能
校园文化是师生员工共同创造的，在学校建设中，它是最能体现学校风格和特征的意识形态
。它反映着师生员工的共同心声，一幅好的校训，一首好的校歌，就会营造一片校园文化的氛围，一次健康有益的大型活动，往往会使师生员工终生难忘，良好的文化氛围能产生一种激励作用，从而使学校产生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良好风气，对学校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4、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具有约束功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校文化依据党的基本理论和宪法、法律的规定，结合学校的具体实际，形成校纪、校规、校风、校训以及各项制度等，是师生员工的行为规范。它表现为一定的纪律性和规范性，它赞扬什么、反对什么、规定大家怎么做，如何做，要求大家沿着规定的目标前进。凡是符合校园文化建设规范的行为，必将得到肯定和鼓励，而违背校园文化建设规范的行为，则会受到人们的谴责。校园文化对每位成员都具有约束力，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
5、大学校园文化具有辅射功能
校园文化塑造着学校的形象，反映着学校的个性特征，也是一所学校区别于其他学校的重要标志。校园文化一旦形成，便会成为一种能够不可忽视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学校建设和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会辅射到整个社会。例如：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对一个学生来说，通过学校的招生广告开始就会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入校后加之学校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感染和熏陶，直到他毕业走向社会都会念念不忘。一些学校实施学、产、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送科技到农村，送科技到工厂，请专家到学校。学校和企业联姻，在这种办学模式下，学生、教师和社会接触的范围日益扩大，校园文化的辅射功能日益凸显。
三、科学发展观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1、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推进理论创新的要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党的理论不断创新的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2、科学发展观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指针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文化，主要表现在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向和办学行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高校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是高校办学的灵魂，关系着高校的发展。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么发展的重大问题，创造性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即尊重办学规律，坚持高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自觉做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以大学生为本，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优秀人才。这是我国校园文化建设的指针，必须长期坚持。3、科学发展观是制定校园文化建设各项制度的依据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更新观念，培育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精神，创造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追求。就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而制定规章制度的依据就是科学发展观，只有尊重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的制度才会民主、科学、规范，使各项制度服务于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4、科学发展观是促进校园文化功能发挥的保证
校园文化建设涉及到高校建设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功能的发挥，科学发展观是重要的保证。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因此，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就能保证校园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就能保证制定正确的规章制度；就能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实施；就能保证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协调有序的工作机制，保证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若干措施
1、坚持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建立健全以党委为核心的党政工团协调配合的领导机制。做到这一点，一是各级领导要从思想和行动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和根本指针，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二是把校园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认真研究，科学安排，
全面落实。三是坚持以教职员工为本，不断提高合作意识和服务意识。四是坚持学习加强理论修养和品格行为修养，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能力，并经常反思和探究实现领导作风好转的有效途径，保证从源头上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2、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服务意识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校园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教职员工的建设，关键是提高教职员工的素质和能力。以实现教职员工的发展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中就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从教职员工的实际出发，从国家和学校建设的全局出发，把服务于教职员工作为首要任务。从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不断提高教职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使广大教职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荣辱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校园文化的建设者，推进校园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3、坚持统筹兼顾，使校园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中，一是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克服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始终注意统筹兼顾、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党的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要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全球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影响，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相异相生的格局。这种格局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校园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这里一方面，要积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导向，以培养中华民族精神为要求，构建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把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学校上下一致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秉承中华优秀文化理念：为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和谐。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构建以优秀文化为主流特征的文化氛围。
4、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管理机制
制度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是为了达到无意境界而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手段，是为了保证学校各项工作有章、有序、有效开展的手段。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首先离不开制度的强化，而后用情景来内化。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大多数人的思想文化意识水平还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条件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关键。这些制度涉及到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如，党委工作制度、行政指挥决策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教务教学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组织人事制度、后勤保障制度、安全保卫制度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立健全这些制度的关键是：一是保证制度的严肃性，即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一致。二是保证制度的科学性，根据学校建设的具体情况，符合学校的办学规律。三是保证制度的制订程序性，从教职员工中来到教职员工中去。四是保证制度的实效性，各项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满足广大教职员工的需要，制度拥有了群众，就会使制度内化为现实。
5、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关键在于理论和行动上的开拓创新。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它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不畏艰险的勇气，另一方面，必须具备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所需的理论功底、知识水平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一定要立足于学校的现实条件，注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协调一致。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高校的校园文化已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其相适应的社会主导文化相适应，同时，时代的发展和前进，高校自身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校园文化建设从内容和形式上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就必须进行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永葆先进性的源泉。校园文化建设物质方面的创新就要注意在财力允许的基础上，注重环境的全方位优化、干净整洁、设备仪器及教学设施的不断更新，以增强学校外在的感召力。在精神文化方面，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3］。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丰富和发展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内容，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发挥出独特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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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制度创新的意义篇10
[关键词]制度创新；中国政治发展；实践路径；文献检视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4）04―0019―03
新制度主义研究者中的先驱詹姆斯・马奇（JamesG.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p.olsen）认为，相互依赖关系是在政治制度与自主社会的关联谱系中必然存在的。政治制度是考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变量，具有一致性（coherence）和自主性（autonomy）的特征，而不仅仅是当做社会成员的行动背景而存在。〔1〕与之相近，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C.north）强调：“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创新影响着政治变迁，甚至是政治变迁中最重要因素。一方面“制度创新把一切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制度化为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挥积极作用的动力”〔3〕。另一方面，制度创新的水平和能力又决定着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前景。
制度创新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体现在诸多方面。无论是权力运行和监督结构的完善，还是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抑或是改革成果共享机制的构建，制度创新都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政治制度创新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学术界对于此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检视，并探寻如在中国政治发展语境下推动制度创新。
一、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学术界的四种观点
从世界发展历程来看，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都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国亦如是。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应当简单复制西方政治制度。总的来说，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前进与发展最终还是要依靠基于自主经验而展开的制度创新。政治发展成果的巩固需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也有助于促进政治观念的更新，也能使政治结构的合理化。学术界对制度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实践价值的探讨，有四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通过考察政治文明的演进过程得出结论。该观点认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政治现代化建设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得以实现。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桑玉成、董幼鸿等人就认为“人类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政治文明的进程同时就是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创新过程，因而可以说，正是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创新水平，决定了一定时期的政治文明程度。”〔4〕这些以代议制为例的学术成果指出了西方代议制的重要性。同时，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在代议民主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他们认为“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代议制较为成功地解决了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问题。”〔4〕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巴黎公社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创造性地进行了各项制度设计，创新了各项制度。可见，注重制度的设计和创新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既具有历史渊源，又具备基本经验。
第二种观点认为从苏联政治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不适应论”以及建国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教训出发，强调制度创新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李景治等人认为，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但在政治权力的运行和监督结构等中层制度和具体体制机制方面仍受到苏联政治模式的影响。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政治思潮涌入中国，许多人提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应该和世界民主发展潮流接轨，采取权力分立等西方式的政治模式。但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也没有从根本上理解西方政治模式的本质。基于此，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既没有现成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成熟的具体制度作依托，只能依靠制度创新”。〔5〕此外，这种观点总结了社会主义阶段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认为“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创新不足，导致具体制度不健全、不完善”。〔5〕因此，为了能够进一步实现人民民主，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必须创新政治治理模式和体制机制。
第三种观点从政治发展的“危机理论”出发强调制度创新可以有效克服中国政治发展中所出现的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以及参与危机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规范地来看，政治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要求和相对优良的策略选择。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创新的功能在于“创设制度性成果、发展制度性规范、更新制度”〔6〕，进而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高度制度化的管理组织和程序不仅可以减少政治问题的不确定性，而且将可能造成危机后果的政治要求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当中，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发展过程在可能产生各种危机的情况下继续推进。经验地来讲，政治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指向和相对可行的策略选择。其逻辑必然体现在政治制度创新有利于增加政治参与机会，尤其是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机会，并规范参与的行为方式。〔7〕
第四种观点认为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动力机制和核心内容。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制度创新之所以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从内在要求层面来看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具有“特殊性”，在没有现成经验模式的参照下，自主探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选择。同时，一方面“政治发展客观实践的动态演进与变动不居，要求制度必须适时变革与更新”；另一方面“政治发展的成果需要制度建设来加以确认和保障”。〔8〕从动力机制层面来看，是因为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为政治发展提供物质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能够从观念上破除思想观念束缚，调动社会积极性，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文化资源。从核心内容层面来看，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制度化、政治行为层面上的理性化、政治文化层面上的的现代化等都是政治发展的题中之意，而政治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8〕
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制度创新的瓶颈及根源：三种分析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制度创新的瓶颈和根源，学术界主要有三种分析：第一种分析从历史制度主义出发，认为路径依赖是影响制度创新和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当代中国对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发展路径存在依赖。这一现象表明当政治制度自构建之时起，它的存在和发展便会体现出一种明显的惰性，这就导致了制度会沿着特定轨道发展，并扩大其规模，任何试图改变其发展轨迹的做法都将付出代价。即便出现更为优选的制度模式，旧制度也并不容易被取代。他们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严重。而收益递增效应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在建国初时制度选择。同时，当代中国政制在收益递增效应作用下不断强化对既有路径的依赖。这种依赖虽然能够为日后的政治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和目标指向，并维持优良的政治制度的运行，但是它也可能保持了某种恶性体制的生命力。〔9〕
第二种分析认为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出发，探讨了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对制度创新的影响。王彩波教授分析指出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社会公众、利益集团、执政党、立法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在的“成本―收益”式的理性算计下采取行动。当其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理性目标被认为能够通过改革实现时，利益相关者推动的直至最终实现目标的改革才是有可能展开并完成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能否顺畅、改革举措能否取得实效必须考虑如何依靠和调动体制内机构的政治改革动力的问题。〔10〕
第三种分析从制度短缺、制度滞后、制度虚置等具体层面论述分析了当前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的困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与当前中国政治运行相配套的具体制度在供给上相对短缺，如选举制度、公民政治参与制度、民主协商机制等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权力的运行和监督体系仍需进一步改进。这些制度的供给不足是制度短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尽管党和政府不断加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理顺党政关系，优化政府职能结构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契合配套程度来看，行政管理体制仍需完善。可见，相关改革不到位也会带来制度创新滞后的不利后果。此外，制度虚置是由于“制度供给能力也不断增强，但是在制度执行方面却相当乏力”所导致的。〔8〕
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鉴于学术界对影响制度创新因素的不同理解，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提出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第一，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路径可以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路径出发。有学者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以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为主要研究领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资源出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理论流派，大致形成了以算计路径、文化路径和路径依赖为代表的三种制度分析路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创新而言，这三种制度分析路径具有重要研究意义。〔11〕与此同时，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还应当更加注重理顺政治权力关系，优化执政党、政府和人大的关系。同时更新政治理念，构建以先进的政治理念为核心的政治发展观，并且运用制度手段规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使之实现制度化参与。〔12〕
第二，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在于重视民众的制度需求，从观念变革、机制完善、健全执行、培育文化等多层面推动制度创新。有学者主张一方面要面对公民的变革要求，真实地体现与满足公民在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需要，这是制度创新的目标指向，另一方面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是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也是制度创新的题中之意。同时，制度创新的成果要寻求法律上的支持，通过法制加以巩固。〔3〕与之相近的观点认为，制度创新的实践途径首在解放思想革新观念，破除妨碍制度创新的思想束缚。次在深化改革政治体制，完善政治制度；推动制度的有效执行，确保制度扎实完整落地。三在公民政治文化的培养，改善政治有效运转的环境。〔8〕
第三，从革新政治观念、平衡制度供需关系、保持制度变迁连续性三个维度上推动制度创新。有学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制度变迁受到价值观念冲突的影响，因此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推进制度创新的基本前提就是推动理论创新和实现观念变革；另一方面，考察制度变迁必须重视制度安排中的以“成本――收益”为内容的重要变量，在制度创新过程中要保持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相对均衡，把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可能风险控制在供给者和需求者都能容忍的范围内。所以，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要实现制度创新，关键在于实现制度均衡，即平衡制度供求的关系。同时，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应注重制度惯性的影响，保持制度变迁的连续性，这是推进制度创新的重要基础。〔7〕
此外，有学者提出在当代中国推进政治制度创新，首先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先进理念作为先导，积极创新理论。并通过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践经验和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夯实制度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另外，还要处理好继承传统、借鉴国外与自主创新的关系。〔5〕
四、结语
应该说中国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制度创新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值得参考。然而，目前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还有许多亟待深化的地方：首先，学理的本土化探索与研究不够充分，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只是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诸流派、制度变迁理论等方面的介绍和移植；部分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创新问题的研究仅仅是对既有理论的简单套用，与我国实际仍有不小距离。与此同时，在思考政治制度创新的恰当起点、顺序和路径时，不能很好地从中国的现实经验出发。其次，研究角度和方法亟待丰富。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提出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发展的现实路径，提出政治制度创新总体性的方向，价值层面的倡导是其主流，既缺乏中观层面的解释框架，也缺乏对具体制度安排的深入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讲，大多数采用规范研究方法，比较缺乏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加强定性研究的同时，更需要加强对政治制度创新的定量研究。
通过检视现阶段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创新问题时，中国学者更需要遵循“从‘理论阐释’到‘重点问题’再到‘实践路径’”这样一条逻辑线索，即首先在宏观和基础理论方面，在梳理国内外关于制度创新理论的基础上，从学理角度来阐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政治制度创新的特有属性和内在逻辑；其次要重点论证推动政治制度创新与促进中国特色主义政治发展之间的逻辑必然性；最后是要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指导下，深入研究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政治制度创新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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