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典型发言材料篇1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典型发言一：
同志们：
今天我们运用半天时间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县工作推进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场看了4个乡镇4个试点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情况，刚才XXX安排部署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XXXX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下面，我再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重大意义
党的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五大振兴”中“生态振兴”最重要的一环，也是重点和难点。2018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再次强调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办国办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四川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五年实施方案》。7月30日，市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全会，赋予丹棱打造“中国美丽乡村典范”的定位，8月22日，县委召开十四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两个决定”，提出构建“一核三区、全域振兴”发展新格局，打造“五美五有、全国典范”的美丽乡村。9月3日—4日，省委高规格召开乡村振兴大会，彭清华书记指出要突出抓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作，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农村污水治理是这些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县是全国首个农村生态文明家园建设试点县，去年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今年又被确定为全国、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县，全省18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试点县之一，我们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龙鹄模式”已全省推广、全国闻名，在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上也先于其他地方有很好的探索，农村也有很好的治理基础，有条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经验，所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也理应走在全市、全省、全国前列。
二、分析现状，找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试点的成绩和不足
今年3—4月，县人大常委会对我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专题调研，摸清了2005年以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推进情况，找准了该项工作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5月8日，我在专题研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会上，要求在丹棱镇兴隆村、石桥乡黄山村、顺龙乡幸福村、杨场镇狮子村和石马村因地制宜进行不同模式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示范探索。
从现场查看情况和书面材料可以看出，丹棱镇、杨场镇、顺龙乡、石桥乡、县农业局、县环保局、县住建局都行动起来了，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是基本摸清了家底。对现有“三种模式”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情况进行了初步分类统计，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二是进行了初步探索。比如，狮子村污水处理站将人畜粪污进行集中处理，虽一次性投入大，但户均和运行成本都较低，且出水水质能稳定达标;黄山村30套玻璃钢污水处理设备除1套未找到外，其余29套经维修改造后已全部运行;幸福村引进日本技术，还存在水土不服，不仅户均和运行成本高，且没有解决磷和油污问题
;兴隆村不仅将人工湿地池“变废为宝”，还创新了单建—联建方式，探索出农民投入和监管的长效机制，很值得大家学习。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问题也非常凸显。一是上热下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生态宜居的重要环节，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省、市、县都高度重视这项工作。5月来，我也在常委会、专题会、阳光问责等等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多次强调，但是这几个月过去了，主动作为的乡镇和试点村却很少。二是重建设轻维护。人大专题调研报告指出，截止2017年底，全县共建设户用污水处理池(设备)6948套，能正常使用的占21%，经修复能正常使用的占27%。从今天现场查看情况来看，黄山村和兴隆村的生态湿地池，当年建设后，一直用起来的非常少。究其原因，一方面业主单位一建了之、只建不管，乡镇监管责任缺失，发挥群众参与维护也不到位。另一方面没做到科学建设，没有使用专业队伍建设，导致质量不达标。三是只探索不总结。狮子村污水处理站2013年5月就竣工投入使用，得到了一致好评和认可，但至今没有总结提炼出是怎么建设的?建成后是怎么运营维护的?没有看到你们的思考与总结，不思考不总结又怎么出经验、又怎么复制推广?
三、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一)坚持基本原则。
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根据地理、民俗、经济水平和农民期盼，科学确定本地区整治目标任务，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做到干净整洁有序。有条件的地区可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持续推进，不搞一刀切。确定实施易地搬迁的村庄、拟调整的空心村等可不列入整治范围。
(二)明确行动目标。
从中央来讲，到2020年，要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城市近郊等条件好的地区，要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全覆盖，基本完成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明显提高，村容村貌显著提升，管护长效机制初步建立。中西部有较好基础、基本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实现人居环境质量较大提升，力争实现90%左右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5%左右，生活污水乱排乱放得到管控，村内道路通行条件明显改善。从我县来讲，12个乡村振兴试点村在今年要全面铺开、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确保乡村振兴工作和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都要走在全县前列，县上将给予项目、资金支持;明年，全县也将全面铺开此项工作，解决沿河、沿库生活污水突出问题。全省乡村振兴大会上，明确要出台乡村振兴工作先进县的激励政策措施，从明年起每年评10个先进县，每个县奖励6000万元资金，我们一定要有雄心壮志，全力争取全省第一批乡村振兴先进县。
(三)实施分类推进。
通过今天的现场参观，有3种模式值得我们全面推广。在集中聚集区，可采用狮子村模式，统一规划、建设、管理，通过县上补助建项目、村民自治保运行;在分散居住区，可采用兴隆村生态湿地池
+沼气池模式，要做好降成本、增自筹工作;在餐馆、农家乐和民宿区，可采用幸福村模式，但中车公司要负责解决餐厨垃圾和总磷问题，要降低成本。
(四)管护机制再探索。
各个村要积极探索，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的村庄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中央的政策鼓励专业化、市场化建设和运行管护，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城乡垃圾污水处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推行环境治理依效付费制度，健全服务绩效评价考核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垃圾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完善财政补贴和农户付费合理分担机制。支持村级组织和农村“工匠”带头人等承接村内环境整治、村内道路、植树造林等小型涉农工程项目。要简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审批和招投标程序，降低建设成本，确保工程质量。顶层有设计，我们基层要实践。
(五)发挥村民主体作用。
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强化党员意识、标杆意识、带头意识，带领农民群众推进移风易俗、改进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要完善村规民约，将农村环境卫生保护等要求纳入村规民约，通过群众评议等方式褒扬乡村新风，鼓励成立农村环保合作社，深化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明确农民维护公共环境责任，庭院内部、房前屋后环境整治由农户自己负责;村内公共空间整治以村民自治组织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主要由农民投工投劳解决，各村要思考好如何充分发动村上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户积极参与环境卫生公益劳动。要提高农村文明健康意识，把培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挥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等组织作用，鼓励群众讲卫生、树新风、除陋习，摒弃乱扔、乱吐、乱贴等不文明行为。提高群众文明卫生意识，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使优美的生活环境、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农民内在自觉要求。
同志们，打造“五美五有、全国典范”的美丽乡村是全县人民的目标，大家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加快推进，全面打赢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攻坚战这一场硬仗。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典型发言二：
近年来，XX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各项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硬任务，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整合各类资源强化保障，以垃圾、厕所、风貌“三大革命”为抓手，扎实推进清洁整洁、住房改善、污水治理、农村改厕等专项行动，着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高点定位抓谋划。
坚持城乡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统筹，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对接污染防治和精准脱贫攻坚战，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为目标定位。
一是坚持规划先行。
坚持把规划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第一道工序，实行“先规划、后建设”。制定出台了《XX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年)》，以项目化、事项化、清单化确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目标和年度任务。紧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多规合一”要求统筹推进村规划编制工作，指导基层精心编制实施村规划。呆鹰岭镇、雨母山镇镇域规划设计全面铺开，临江村、新民村、土桥村等15个村的村庄规划进入实质性进展阶段。
二是坚持系统思维。
综合考虑地理、民俗、经济水平和农民期盼等要素，科学确定目标任务，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坚持全域旅游，以人为本、留住乡愁的思路，突出雨母山核心景区环山一线优美生态环境建设。统筹兼顾农村田园风貌保护和环境整治，注重乡土味道，深挖历史古韵，传承乡土文脉。综合提升田水路林村风貌，保护乡情美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庄形态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坚持以点带面、先点后面、点线结合，全面推进、整体提升。
三是坚持质量标准。
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技术、施工建设、运行维护等规范标准。根据排水方式、排放去向等，分类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排放标准。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基本要求、政府责任和村民义务。鼓励村组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农村垃圾治理、乡村清洁等乡规民约。制定实施《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排放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处置技术指南》等技术标准或指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基本实现了有章可循、有标可依。
全面推进抓整治。
坚持问题导向，以农村人居环境薄弱环节为突破口，加快补齐短板，全面推进整治工作。
一是强力推进“垃圾革命”。
2019年XX区以创建清洁村庄全域覆盖为目标，集中精力对全区所有镇(街道)、村(社区、管理处)全域开展清洁整治行动。先后组织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春季战役”“夏季战役”，集中攻坚了一批农村环境卫生中的老大难问题。全区累计清理村庄垃圾乱放3000余处，清理卫生死角8000余处，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500余吨。同时，持续推广“户分类、村收集、镇清运、区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全区所有行政村全部进行生活垃圾集中堆放、清运、填埋的无害化处理。组建立了207人的农村垃圾清扫保洁队伍
，并将村庄保洁、公厕维护、设施维修等纳入管护范围，切实提高保洁能力。今年，我区长湖村、同溪村被国家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全国农村环境整治样板创建村。
二是稳步推进“厕所革命”。
结合区情实际，按照“户厕抓提升，公厕抓覆盖”的思路，组织人员逐村逐户摸排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了《XX区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方案》，科学有序推进农村改厕工作。按照“一户一策”原则，采取差异化补助的方式，稳步推进户厕改造提升。推动行政村村部、规模较大规划发展村庄、有乡村旅游发展等实际需求的村庄配建公共厕所。近年来已完成卫生厕所修建4582个，其中先后投入934万元，建成旅游公厕43个。2019年全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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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户无害化卫生厕所改(新)建任务，超过省定1254户任务的35%。
三是统筹推进“风貌革命”。
坚持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培育乡风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大力开展“一拆二改三清四化”村庄清洁行动。同时，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抓手，开展区级“美丽庭院”创评，加强农民群众卫生健康教育，从源头上减少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现象和不文明行为。突出“雨母一日游”沿线、重点村组的房屋、公路改造、“穿衣戴帽”工程建设。今年以来，全区清理危旧房屋30余宗，改造农村公路10余公里，完成房屋穿衣戴帽工程100余栋，有效提升了乡村颜值。重点打造新竹村、七里山村2个村为模板的清洁村庄示范点，通过典型示范引领，带动全区乡村村容村貌大幅提升。我区雨母山镇已申报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推进镇，雨母山镇新竹村通过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验收。
多措并举抓成效。
工作干得好不好，关键看成效。近年来，XX区以争先创优为目标，不断强化工作举措，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实效。
一是健全制度保障。
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任组长的高规格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压实“三级书记”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一把手”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第一责任人，要既挂帅又出征，靠前指挥、亲自部署，做到真抓真管、心中有数。区党政领导坚持每月一调度、每月一巡查。制定下发了《XX区2019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评奖惩细则》等6个文件，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重点民生实事、年度绩效考核项目，层层落实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问题清单。定期组织督导评估，评估督察结果将各项支持政策直接挂钩。
二是强化资金支持。
按照“渠道不变、统筹安排，集中投入、讲究效益，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支持。建立了财政投入为主、金融机构信贷支持为辅、社会资金共同参与、村民投劳配合的资金投入体系。创新建设资金支持方式，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以工代赈等多种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工作效率。2019年，我区已投资3200余万元，用以改善基础设施，改善饮水安全，确保路通、沟通、灯亮，绿化、美化、净化。
乡村振兴典型发言材料篇2
2月25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拉开了乡村振兴的序幕，站在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的重要时刻，回望走过的路，足以让我们为之自豪。过去一年，我们在拼搏奋进中交出了一份出彩答卷
一、一条主线统揽全局
一年来，桐乡街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压实专班机制责任，全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稳妥开展财税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三四五”工作法、“党建+四元”产业发展模式。共获得国家、省、市、县荣誉45项，承办现场会15次，受到通报表扬26次，街道干群发展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助力“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与时俱进探索全面实施乡村振兴“1+5+n”工作法，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以做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突破口，以多举措做好重点工作为助推器，构建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乘势而上谋新篇接续奋进十四五
桐乡街道位于兰考县城城乡结合部，下辖村（社区）大部分地处县城规划区内，城市化水平较高。按照《村庄分类类型及发展控制与指引》，坚持规划先行，优化村庄分类，结合各村（社区）现状，将19个村（社区）分为三类，分别为城郊融合、集聚提升、整治改善类。
（一）坚持产业跟进建设产业发展示范带
按照县里提出的“强龙头、补短链、聚集群、创品牌”产业发展思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桐乡街道合理布局、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模式，提出“一廊三带”产业发展规划，一廊即：以桐城大道为生态廊道，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提升产业附加值。三带即：建设美丽乡村示范带，打造高场社区、盆窑村为美丽乡村示范村，将盆窑村定位为都市休闲村庄，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打造文化旅游品牌。以鲁东沟两侧为产业发展示范带，涉及高场社区、东北场村等6村（社区），衔接多方资源，加大整合力度与农投公司合作流转土地1864亩，其中调整1000亩设施农用地，作为新发地产业发展示范基地。以化民路两侧为产业及乡村旅游示范带，调整道兴大道西侧500亩设施农用地，发展高效特色农业。
（二）坚持提升基础设施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聚焦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急需解决的村庄规划、道路、厕所、人畜粪污治理、污水治理、垃圾治理等问题，让广大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推进厕所革命把改厕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机结合，着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大厕所革命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奖励机制。通过加强技术指导、强化督查指导，高质量完成4300户改厕任务，改厕率达99.37%，为有效做好粪污治理，建成大三格化粪池一座。开展绿化提升工程大力推进造林绿化，在乡村道路绿化18千米、造林80亩、植树3750棵，通过空心院治理，建成生态游园8处，绿化面积25亩。河道绿化6条、长度10千米、造林62亩、植树2850棵。廊道绿化种植8800棵、发展林下生态经济1600亩。提升村容户貌通过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三清一改”“清零”行动，助推农村垃圾有效治理。按照“十无一规范一眼净”“五净一规范”标准，打造美丽庭院880户。优化村组通硬化路，打造优良路线循环圈，形成“城乡畅、乡村通、村组达”的公路网络。
（三）坚持打造特色品牌优化乡风文明建设
从激发内生动力向乡风文明推进，我们围绕“文明新风宣传、文化阵地建设、先进典型塑造”三大行动开展工作，大力强化乡风文明建设。广泛开展公益宣传营造乡风文明浓厚氛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开展乡风文明宣传教育，利用广场游园、宣传栏、宣传牌、宣传条幅、文化墙等多种形式宣传核心价值观。建立完善村民公约、乡风治理组织，组建桐乡“好声音宣讲团”、乡、村两级志愿服务队，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站。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按照“七个一”标准，整合资源，建设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包括（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化器材、一套广播器材、一套体育设施器材），中心室内文化活动室设广播室、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室、儿童乐园等多功能活动室，室外文化活动广场配套设施齐全。组建文化活动队伍，通过广场舞比赛、文艺汇演，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积极塑造典型以道德力量助推乡风文明，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举办桐乡街道“快乐星期天.孝老爱亲饺子宴”暨兰考文明户评选表彰活动，一个个广场舞、红歌、戏曲、腰鼓队、儿童歌曲文艺节目表演、一场场“牵手父母来义诊”活动、一次次“爱心人士”捐助，几百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享受着这一幸福时光、群众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截止目前已评选文明户1560户，通过敲锣打鼓的形式将奖状和奖牌送到文明户家中，并为文明户钉上奖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争当文明户的积极性。在人民广场举办桐乡街道“德尚桐乡、爱在奋斗”兰考县三届新风尚集体婚礼，新风尚集体婚礼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失隆重、77对新人乘坐新能源集体婚礼巡游车巡游兰考大半个县城，沿途数万名市民、志愿者、文艺团队为集体婚礼的新人们点赞送祝福。在活动主办地兰考人民广场，77队对新人携手共走新风之路，走进集体婚礼现场，数千人齐聚人民广场，载歌载舞、宾朋满座、锣鼓喧天，新人们肩并肩、手牵手走上红地毯，喜结连理，唱响属于他们的幸福赞歌：拜天地、求婚送花、集体宣言、互动游戏等，一个接一个精心策划的婚礼环节及精彩的文艺节目，给新人们留下了深刻美好的记忆。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到场祝贺、为新人主婚、证婚，不仅让新人们收获浪漫爱情、甜蜜爱情，也收获着未来和希望，更收获政府对他们最好的关怀，也鼓舞了更多青年继续这种新风尚，做时代新人的楷模，用奋斗赢取幸福生活。在兰考礼堂举办桐乡街道“德孝之星”六届颁奖晚会，评选出600名“德孝之星”，将他们积极向上、真真实实、鲜活感人德孝事迹搬上舞台，县“四大班子”领导亲自颁奖，在舞台上给予这些身披绶带红花、光鲜亮丽好婆婆好媳妇们荣誉和褒奖、用舞台的光环激发广大群众见崇尚模范、争当先进，汇聚无穷的道德力量。树立发掘孝老爱亲、敬业奉献典型，设立了“桐乡孝老爱亲榜”宣传栏，并在上榜户门前钉“桐乡孝德之星”牌子。制定“德孝之星”长效机制，通过表彰奖励、媒体宣传、立榜示范，用身边的事感动身边人，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激发群众爱家孝老、勤劳致富、奋发有为的生活热情，为加快乡风文明建设提供精神支持。
（四）坚持探索工作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有效能力
桐乡街道下辖5个城市社区，建成45个居民小区，目前已全部融入城市功能网格，纳入城市统一管理。为加强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我们探索了“做强基层党建、做优民生服务、做牢稳定根基、做精社区管理”的“1145”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法，1即：“一个引领核心”统筹社区规范化发展，成立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创建推进、红色物业、活动策划四个工作组，优化配置街道干部队伍下沉社区与干部形成合力，探索新型社区治理模式，搭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四级网格党组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1即：“一个服务中心”夯实社区管理基础，发挥社区党组织基层堡垒作用，在党群服务中心按照“8中心1站1广场”标准，设置党员活动、便民服务、综治警务、文体活动、老人照料、儿童照料、医疗卫生、志愿服务等8个中心和应急管理服务中心站、室外文化广场，最大程度加强了党在城市基层的领导能力和服务能力。4即：“四项工作措施”提升社区管理水平。一是搭建居民议事平台。建立街道、社区、网格“三级协商”居民自治组织架构，创新“1+2+n”工作模式，实现社区治理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二是创新矛盾调解模式。创建“三调联动+”模式，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资源与法律服务、心理疏导相结合，形成合力，切实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三是丰富便民服务项目。实行首问负责制，做好一站式服务，延伸上门式服务，形成群众“点单”，社区“接单”高效办理机制。四是实行网格化治理。建立“街道、社区、小区、楼栋”四级网格防控模式，明确责任主体、人员分工，发挥一中心四平台“指挥棒”作用，运用网格通app“上情下达”，“下情上报”，达到区域治理“一张网”。5即：“五支专业队伍”强化社区管理力量。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抽调党建、宣传统战、综合治理中心、民政、物业管理等部门人员组成一支社区治理工作创新专班队伍，全面指导社区治理工作开展。以社区“两委”干部为核心，第一书记、街道干部下沉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和网格员组成一支专业化管理服务团队，让居民“不出楼栋、不出社区、有事有处说、遇事有人办”。以协商民主议事会，驻区单位联盟、社会组织联盟和物业公司联盟，组建“一会三盟”社会联盟队伍，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以“有事好商量”协商民主议事会为核心，社区物业、楼栋长、单元长等组成一支居民自治队伍，让居民来管理自己时事情，推动社区治理持续发展。以社区“桐心党员服务站”为核心，党员服务队、社工服务队、巾帼服务团、共青团志愿者等组成一支志愿服务团队，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和居民幸福感、满意度。
（五）坚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生活富裕
脱贫攻坚时期我们解决了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生活富裕是让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不仅让群众腰包“鼓起来”，还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满足群众物质和精神需求。一是持续保障充分就业。提升群众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探索“支持能够发展产业的群众发展产业，帮助没有产业发展能力的群众在产业发展中稳定就业，鼓励没有稳定就业能力的群众勤劳致富”的工作思路，选聘村级协管员、公益性岗位就业，借助“春风行动”等大型现场招聘会，让群众参与进来，寻求岗位，依托兰考富士康园区，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二是做好产业兴旺文章。优化调整产业布局，依托“一廊三带”产业发展示范带、产业及乡村旅游示范带，着力引进“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加快盆窑村都市休闲村庄建设，发展高效特色农业。三是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利用旧村室，建设集休闲娱乐、午间临休、康复保健等功能为一体、兼顾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生活居住的姜楼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利用闲置农家院建设集室休息室等功能为一体高场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四是盘活资源提升附加值。全面盘活3400亩围村林，以围村林为产业发展平台，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用活林下土地资源，实行种植、养殖相结合产业模式，发展林粮、林菜、林禽等林下产业，实现农林牧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循环相生、协调发展目的。加大村内空心院、空闲地的整治，对腾出的土地优先用于农村加工业、为二三产业腾足空间，加快农村产业的融合发展。
三、抢抓机遇开启美丽乡村建设新篇
（一）在美丽乡村庄建设中。我们深下功夫，干出彩做标杆。按照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高标准打造杨槐村美丽乡村示范点建设。如今的杨槐树村农户庭院设计布局美，摆放有序整齐美，卫生整洁环境美，养花种树生态美，文明风尚和谐美。充分释放土地利用空间,精心打造主体景观。在村域内种植月季、腊梅600余棵。集中连片种植枣树4000余颗、梨树5500余棵。对村西侧杨树林进行提质改造，打造乡村郊野环境的生态化休闲空间。利用空闲地建成设施完善占地6000平方米的休闲广场。
（二）在拆墙透绿工作中。我们提出“三借两分”工作法。三借即：借助宅基地改革拆除围墙，借助项目建设拆除围墙，借助乡村绿化拆除围墙。两分即：分类实施，先拆除年久失修的庭院、门楼、院墙，改造提质提升院内颜值，让庭院“靓起来”，既美化了环境，又提升了品质。分步推进，先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结合群众意愿与群众携手共建、共同参与，每栽一颗树，让群众笑开颜，每铺一块砖，让群众暖心田。
截止目前。仅高场社区、东北场村已提质改造29户、拆除配房11间、拆除门楼23座、拆除围墙2300余平方、铺设地砖1900余平方，种植月季、腊梅800余棵、石榴树400余棵、枣树5500余颗、梨树6000余棵、槐树2400余棵、冬青20000余棵，村域绿化面积110余亩。
乡村振兴典型发言材料篇3
关键词：农民题材；油画；创作；时代性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优秀的艺术家都必然感受所处时代的生活气息，表现他生活时代的风物人情。我国农民形象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出现在油画作品中的，[1]迄今仍然是油画表现的重要题材。过往百年，我国农民题材油画创作发生了历史嬗变，各个时代所塑造的农民油画形象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特征，表达了当时油画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关切，以及对农民形象时代性的理解和把握。然而，近年我国农民题材油画创作遭遇困境，与当下乡村振兴、农民发展的现实相割裂。基于此，我们亟需重新认识农民题材油画的时代意义和艺术价值，塑造出更多无愧于新时代的农民油画形象。
一、农民题材油画创作的历史嬗变
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反映时代风貌，引领时代进步。不同时代的艺术家总是以其所处历史时代的社会现实为背景，表现当时的人和物。20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刻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状态、心理情感和精神面貌。与此同时，一代代油画艺术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并以生动丰富的油画语言表现一批批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鲜活感人的农民形象，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发展变化，记录着时代的进步要求，不仅折射出每个时代油画艺术家的审美情趣、艺术情感和家国情怀，[2]也带来观念启蒙，形成社会思潮，引领时代风尚。其中，身处战争年代的第一代油画艺术家塑造了一批既是受害者，也是抗争者的农民油画形象。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吕斯百的《农民肖像》等成为当时控诉旧社会罪恶的“代言人”。[3]及至解放，农民翻身当主人。自信、快乐、斗志昂扬的农民形象成为油画人物作品的主角，例如张文新的《入社去》、罗工柳的《延安人》等。而在农民阶级性被无限放大的“文革”时期，油画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是“红光亮”“高大全”的，并被异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4]其时，顾盼、潘鸿海创作了《又是一个丰收年》，所塑造的农民收购员是幸福和自豪的。而后发生的农村改革使得农民境遇发生深刻变化，并在经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伤痕美术”思潮的洗礼之后，农民油画形象由“文革”时期的“假、大、空”回归当时生活的真实，由此结束一个“神”的时代，开始一个“人”的时代。其间，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等让观者体味到当时农民的真切、温情与实在，并引发一场关于美和丑、真与假问题的大讨论。[5]而肇始于20世纪末的快速城镇化则催生进城农民工与留守农民两大群体，并为油画艺术家所关注和表现。惶惑、挣扎与无奈的农民工油画形象，引发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拷问。例如，王宏剑的《阳关三叠》、忻东旺的《明天·多云转晴》等所反映的农民工境遇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陈桂香创作的表现留守农民的《守望家园》等更是触及大众内心最柔软的一隅。与此同时，个别艺术感觉敏锐的油画家则将目光投向农村和农民的新变化，塑造了新的农民形象。例如，杜晓东的《预约》表现的是高大、伟岸、神采奕奕的农村富裕典型，昭示着农村发展的活力与希望。[6]而由李节平创作的《小夫妻》试图表现有别于以往、生动鲜亮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由上可见，不同时代的农民题材油画的人物形象、活动背景和话题主旨差异较为明显，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嬗变趋势，呈现农民题材油画强烈的时代性。也正是一幅幅具体、生动、感人的农民油画形象的时代图景，组成一部气势恢弘的农民题材油画的图景历史，[7]不仅反映我国农民境遇的发展变化，也体现各个时代所特有的精神、情绪和审美特征。
二、农民题材油画创作的现实困境
然而，近年我国农民题材油画的创作形势和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尤其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农业凋敝、荒芜，农民比较劣势益发明显，农耕文明难以避免地衰落。在乡土文化日趋凋敝而都市文化迅猛发展的此消彼长的文化形态转换中，油画艺术的参照标准发生了变化，农村题材艺术也日渐式微。同时，受全球化裹挟，部分油画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赶时髦”、追赶国外当代艺术创作的发展趋向，过分注重新观念、新媒介及新形式的表现，以至于脱离周遭、脱离现实；并刻意突显都市身份、知识阶层和院校学派的表达，逐渐远离那些依旧与土地牵绊不断，却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火爆艺术市场，吸引了部分原本从事农民题材创作的油画艺术家转变表现对象，抛弃卖点相对较低的农民题材，追求社会效益优先让位于市场效益优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抛弃了艺术本应具有的独立和自由。虽然油画“本土化”“民族化”的话语主张一直倡导和呼吁油画创作要着眼于本地域和本民族的世情与民心，但终归还是难以改变农民在油画艺术表现中被淡化的态势。由此，农民题材油画被认为是一种“土”的代表，已经落后于时展的要求，失去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在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农民群体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均大幅减少的趋势下，农民题材油画被断言在走出20世纪的盛典之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沉寂，乃至消亡。在此背景下，农民题材油画不仅在艺术商品市场中遭到冷遇，也在油画艺术表达中陷入边缘化和小众化的窘境。而坚持农民题材油画创作的部分艺术家则以“俯视”姿态观照农民这一“他者”，或以偶尔体验，或以浅表观察等方式获取农民形象的抽象符号和模糊概念。艺术家已不再是农民的代言人，更不是农民的一员，往往只以个人的感受代替农民的感受，只写一己悲欢和杯水风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抵达农民内心的深处。显然，这种创作具有强烈的“单向性”。而作为表现对象的农民则是被动的“参与”，其形象也被符号化和材料化，显得苍白乏力，也就没能真正地打动人心。此外，部分油画艺术家习惯沉浸于过去的主观经验里，停留在农村是落后的，农民是愚昧的印象中，对当下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和乡村振兴等历史性新变化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塑造出来的农民形象老化陈旧，更不用说全面反映当下时代的农民实际，也谈不上真正反映新一代农民群体的特征。从近年引发社会关注的重要农民题材油画作品看，挣扎与惶惑似乎是进城农民工的典型神态，凄苦和无奈也成为贴在留守农民身上的“标签”。不仅如此，部分油画作品还刻意歪曲或丑化农民形象，夸大部分农民的生理缺陷，极尽能事地渲染他们的无知与愚昧，甚至把耍泼、无赖、痞子气的表情强加给农民，作品中的人物形态越来越偏离当下时代的农民本真，显然有悖于农业进步、农村发展和农民成长的真实进程。而新型职业农民、新时代农村干部、新生代农民工等新农民形象却鲜少在油画中出现。这样的形象构成在某种程度上与丰富纷繁的现实生活是割裂的。而长期以来较为单一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造成部分农民题材油画呈现强烈的客观固有色彩和民俗审美意趣，并难以避免地落入对现实风物人情的单纯记述或机械复写的窠臼。这并不符合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本质与主流，也缺乏对新生活的憧憬和未来的理想追求，难以鼓舞农民勇敢快乐地面对现实，更遑论引导观者构筑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诚然，农村并非到处都是诗意田园，农民也有丑陋愚昧的一面。对这些现象和形象不是不要表现，而是要解决好如何表现的问题。
三、农民题材油画创作的未来路径
乡村振兴典型发言材料篇4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kasatina”为你整理了这篇开展王玉校长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工作汇报材料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开展王玉校长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工作汇报材料
2021年1月26日，贵阳市南明小学副校长、从江县丙妹镇大歹小学第一校长王玉因病抢救无效逝世，享年48岁，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2月3日，中共从江县委、从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县广泛开展向王玉同志学习活动。为做好王玉校长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工作，从江县结合实际，按照“六个一”开展系列宣传报道工作。
一是开展一批典型事迹宣传报道。把王玉校长支教帮扶病逝的典型故事作为宣传从江脱贫故事、讲述从江战贫感人事迹、传递从江扶贫正能量的重点任务，积极对接省委宣传部和州委宣传部，主动对接央级媒体和省州媒体，精心策划做好系列宣传报道，先后在《贵州日报》《贵州新闻联播》《新华网》《中国教育报》《黔东南日报》《黔东南新闻联播》等媒体宣传报道，加强正面宣传，打造先进典型。
二是开展一场先进事迹报告会。为扩大宣传教育效果，拟定在全县“两会”期间举办一场王玉校长先进事迹报告会，安排贵阳市南明小学校长曹凤英、贵阳市南明小学支教教师赵发勇、省纪委驻大歹村扶贫干部林思宇、从江县大歹小学校长王绍东等作先进事迹报告，精心准备事迹报告稿，确保宣传教育效果。
三是开展一系列感恩感师宣传教育活动。由县教育工委和县教科局谋划安排“七个一”系列活动，即:一是开展一场先进事迹报告会、二是开展一次专题研讨会、三是组织一次师德师风演讲活动、四是开展一次宣讲活动、五是组织一次主题班会、六是绘制一次手抄报、七是树立一块感恩墙。各中小学校在春季开学后，组织全体教职工深入学习王玉校长先进事迹，学习她以爱育爱、潜心育人的大爱精神，爱岗敬业、爱生如子的园丁精神，情系苗乡、献身教育的奉献精神，矢志不渝、忘我工作的担当精神。全面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开展感恩感师活动，引导广大教师投身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乡村教育质量。
四是编撰一部舞台剧目。由县文旅局和县艺术团牵头，以王玉校长患癌康复后到深度贫困山区大歹村支教先进典型事迹为原型，编撰一部多语言版本的舞台剧目，以情景舞台剧等文艺创作方式进行展演，作为大歹景区定时表演内容之一，丰富文化旅游业态，助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典型发言材料篇5
一、由点到面的扩展
课堂教学中的事实材料是灵活多样的,诸如一次亲身经历,一个小故事,一张照片,甚至人物的片言只语,都是很典型的材料,往往会成为升华课堂主题的“点”。由对“这一个”事实的叙述推及包含“这一类”事实的全部或部分事实内涵的概括,就是由点到面的扩展。
北师大版九年级教材中有一段关于“村官海选”的材料:1991年冬,吉林省梨树县双河镇平安堡村的乡亲们创造出“海选”这种基层民主选举的新形式。该村农民在村委员换届选举中,提出不由村党支部提名候选人,而是由村民自己提名。村民们要在全村所有人当中大海捞针,最终政府同意了农民的要求。随后,以直选为主要形式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在中国广大农村全面展开。以这一典型材料为基点扩展开去,归纳出“我国基层民主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渠道更加多样化,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积极性不断高涨的主题,加深了学生对“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认识。
二、由表及里的深化
有些蕴涵着深层意义的事实材料,不经点破,学生也许理解不透其主旨,一旦经过教师的提示和提炼,就如同在沙砾中淘出闪光的金子,在贝壳里发现晶莹的珍珠。这种依据客观事实的叙述升华为内在思想或深层含义的表达方式,就是由表及里的深化主题的技巧。
例如,在教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知识点时,笔者给学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本世纪初,南洋爪哇有一个财产超过千万元的华侨富商,一次外出访友,因未带夜间通行证,被荷兰巡捕查获,只得花钱请一个日本送自己回家。”学生听后,有些惘然,不能完全理解其意。笔者趁机给予点拨:“日本地位虽低,但她的祖国很强盛,所以行动自由。这位华侨虽然很富有,但当时我们国家不强盛,所以地位还不如一位日本。只有祖国强大,中国人的国际地位才能提高,才能扬眉吐气,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通过对一个典型材料由表及里的剖析,揭示出“落后就要挨打”,国家贫弱人民受欺的道理,增强了学生“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感,升华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学主题。
三、由此及彼的引申
在教学中,运用某一典型事例或自然现象作为出发点加以引申,联想到另一相关事物或事理。这种由此及彼的升华主题技巧,使枯燥的说理变成形象化的渲染,不仅可以启迪学生的智慧和思考力,还创设出了充满哲理的境界和氛围。
例如,在教学“理想的实现是艰苦奋斗的过程”这一内容时,教材中有一则登泰山的材料――“玉皇顶”是泰山的最高点,站在“玉皇顶”可以见到“旭日东升”、“晚霞夕照”、“黄河玉带”、“云海玉盘”四大奇观。但要登上“玉皇顶”得爬完很长的崎岖山路,包括最险峻的“十八盘”。“十八盘”好似一架天梯,垂挂在南天门之上,不少人对此望而却步,留下终身遗憾。――读完这则材料,笔者满怀激情地说:“任何理想的实现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注定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通过一个富有哲理的事例进行由此及彼的引申,形象地阐发了理想的实现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升华了主题,使课堂教学具有一种隽永的感染力。
四、由境及情的交融
由境及情的交融的主题升华法即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典型事件进行渲染,创设出一种紧扣主旨的情境,并由此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以达到升华主题的目的。
乡村振兴典型发言材料篇6
关键词：清末；乡土教材；出版；文化价值
所谓乡土教材是在国家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范围内，结合地方特点编写的反应本乡本土实际的、用于教学的材料，它包括乡土历史、乡土地理以及早期用于教学的乡土志书和综合性的乡土教材等。乡土教材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1905年清学部《乡土志例目》颁布之后才大规模出现的。
一、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背景
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是受清末教育改革、德日乡土教育的影响，以及我国原有编撰地方志的基础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生”等措施。这对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新式人才的培养和新式教科书的编写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其次，德国和日本的乡土教育实践对当时清政府的教育方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末新政期间的诸多改革皆参照德日进行，教材改革也不例外。德国是实施乡土教育最早的国家，19世纪末，德国的乡土教育思潮与乡土教育实践引入中国，并对清政府的教育政策产生影响。日本乡土教育对清末乡土教育政策的影响更加明显。据统计，清末民初的汉译中小学用日本教科书（1890年-1915年）达27类508种，这些译介的教材中也包括介绍一些日本的乡土教材。再次，清末乡土教材的编写以已有地方志为基础。地方志内容通常包括一地的建置、沿革，疆域、自然环境，资源、物产、关隘，名胜、文化、教育、民族、风俗，人物等。这些内容与乡土教材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重合，因此，我们认为清末的乡土教材借鉴了地方志的既有成果，这在作为教科书的乡土教材的形式和体例上也有所体现。
二、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基本情况
1.首次出版时间的争论
乡土教材产生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这是由于研究者对乡土教材的理解不同所导致。例如有学者将乡土教科书和乡土志完全等同，认为“乡土志虽以‘志’名，实是乡土教科书”。①
笔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乡土志都是乡土教材，只有清末那些用于课堂教学的乡土志才能称为乡土教材，其他的乡土志只是一般的志书。将1898年宁波汲绠斋出版处出版的蔡和铿编辑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作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乡土教材是比较可取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分上下两编共90课，上编为中国及本省总述，共38课；下编为各府分叙，共52课。各府分叙粗举古迹人物，间插以图画。其凡例中说：“按钦定章程，初等小学第二学年本乡风土志，毕业后至第三学年即授本省地理。是编遵是以定课程。是编专供浙江初等小学之用，故叙述仅在本省而不及其他。然上编冠以中国及本部之概说，下编则以本省之大势与列强之环伺作结，一使儿童知全国之幅顿，为第四五年授中国地理之基础，一使儿童知本省之可爱可惧而引起其奋发自强之心。”②目前学界大多认同南洋公学的师范生陈懋治、沈庆鸿等人于1897年编撰的《蒙学课本》是我国近代自编教科书之始端，从时间节点上看，乡土教材的出版比一般意义上用于课堂教学的教材出现时间稍晚，主要科目的课本出现之后，乡土教材的课本也就效仿产生。但是这一时期的乡土教材规模较小，只是零星的出现，大规模的编撰是1905年之后的事情。
2.出版的依据
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依据之一是《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1903年（光绪29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其中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与小学乡土教学内容直接相关。它规定历史科目“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③地理课程“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④格致科目“惟幼龄儿童，宜由近而远，当先以乡土格致。”⑤《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从国家课程层面确立了乡土教学内容的法定地位，这是随后《乡土志例目》制定的前提。
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依据之二是部颁《乡土志例目》。《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颁布之后，1905年（光绪31年）6月，清末编书局监督、翰林院候补、侍读学士黄绍箕编订的《乡土志例目》由光绪皇帝下旨颁发，通行全国。部颁《乡土志例目》是清末乡土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也是乡土教材编写制度化的表现，《乡土志例目》分门别类为十五门，包括：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十五部分，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对乡土教学内容的要求。
3.出版的数量
《乡土志例目》颁布之后，社会各界为响应清廷编撰乡土教材的号召，开始兴起乡土教材编撰的热潮。据考证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年）的七年内，全国共修乡土志418种，约占我国现存古旧方志总数的5%。另有统计认为：“1905年至1911年间，乡土志成批编辑，约有463种，年均达66种。”⑥还有学者依照《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清末到民初这个时期，全国各地纂修的以“乡土”命名的乡土志书有493种，依《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最新统计则为548种。虽然统计数目各不相同，但是大致能看出当时乡土教材出版数量的轮廓。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统计仅仅是当时乡土志的数目，还有大量命名为“乡土教科书”的成果未统计在内，笔者目前发现的1905-1909年出版的以“乡土教科书”命名的就有21种之多。如1906年刘师培编撰的《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和《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年陈去病编撰的湖北、江西、直隶乡土地理教科书，1908年辜天佑编辑的《湖南乡土地理教科书》，1909年沈宗祉编辑的《松江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等。
4.编撰群体
清末乡土教材的编撰有地方官员、社会团体、文人绅士和留学生等多方面、多层次人员参与。
就地方官员而言，清末乡土教材的编撰得到了基层官员的支持，各县“县事”及其僚属成为乡土教材编撰的主体。另外还有一些乡土教材由厅县的地方长官组织人员进行编写，并规定了相应的程序。例如《福建述平潭乡土志略》中就描述了这一编撰过程“先据县志，后据公犊，续据采访；采访一事，十二甲均已出示。如有送呈学堂堂长处者，堂长查阅无讹，即送厅署核定编辑，转呈提学使司鉴定，发入学堂，照给学生诵读，以符定章。”⑦
社会团体编撰方面，“国学保存会”与“南社”成员是当时清末乡土教材编撰的主力军之一。邓实等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上海发起“国学保存会”，随后他们开始编纂和组织出版乡土教材。经过国学保存会的努力，江苏、江宁、安徽、江西、广东、直隶、湖北诸省的乡土历史、地理等相继于1906-1907年编成。如刘师培编纂了江宁、江苏、安徽的“乡土历史教科书”及“乡土地理教科书”共六种，陈去病编纂了直隶、湖北、江西三地的“乡土历史教科书”和“乡土地理教科书”共六种，黄晦闻则编纂了广东省的“乡土历史教科书”、“乡土地理教科书”和“乡土格致教科书”共三种。这些乡土教材都由国学保存会下属的“乡土教科书总发行所”出版发行。“南社”是1909年由柳亚子等人在苏州发起成立的近代著名爱国文艺团体，“南社”成员通过整理晚明文献，来宣传其振兴华夏和“排满”思想。其中黄节、傅熊湘、侯鸿鉴、马锡纯、范烟桥等人都参与编纂了乡土教科书。
文人绅士和当时的留学生思想较为开明，乐于接受新思想，进行改革尝试。尤其是留学生，他们思想活跃，较早参与到乡土教育理念的引进和实践探索中。如1904年侯鸿鉴编撰《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侯鸿鉴有留日求学经历。
三、清末乡土教材的文化价值
首先，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有力地保存了乡土文化。一方面，乡土教材中记载着当时的物质文化形态，对原有的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都详细收录；另一方面，清末乡土教材中对当时乡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亦有详尽描述。除此之外，清末乡土精神文化中的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都通过乡土教材完好地保存起来，成为研究当时乡土文化的重要史实资料。
其次，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加速了乡土知识的传播。以往的地方志是少数人用以研究的典籍，大多束之高阁，一般民众对其知之甚少。而清末乡土教材其诞生之初的定位就是小学教科书，用以引导儿童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进而由乡及国，爱乡到爱国。正是因为乡土教材正式纳入了学校课程体系，成为千千万万儿童必学的内容之一，其影响远比之前的地方志要广泛而深远得多。
再次，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创造了一定的艺术价值。清末乡土教材与当时的其他类型教材多有不同，乡土教材大多是地方官员或文人绅士自行编撰，不是全国通用的材，它反映了编者个人的主观思想，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特有风貌。这些特有的地域气息、独特的编撰形式、体例，使得清末的乡土教材成为独具特色的艺术品。另外，清末乡土教材是当时历史的产物，它不会再有增加，即使再影印出版，原书所具有的各种时代特征，如装订形式、纸张、墨色等也难以达到原书的模样。因此，清末乡土教材已经超出乡土教材作为教材本身的价值而成为一件艺术品或者收藏品了。
最后，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为当今乡土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参考。清末乡土教材较早地提供了乡土教材编写的模式，留下了许多翔实的乡土史料。当时编撰的部分乡土教材成为典范流传下来，使得清末乡土教材成为当今乡土教材编撰的重要资料来源，为当今乡土教材的编撰内容和编撰形式多样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李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讲师；张尚晏，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Baa120011）；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2C0594）；湖南省省情与决策咨询项目湘学研究专项“百年湖南乡土教材中湖湘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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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典型发言材料篇7
1、2、3：路边随便一座古厝，外表看似普通，但仔细观察，数米长的墙裙和柜台角用的都是一整块花岗岩，霸气外露，难怪有这样的说法：“看过新的厝，就知道新的富”。这里的不少红砖厝上还有明显的痕迹。
4：新村的古民居群主要分布在北片和西片，走在迷宫般的巷子里很难分得清东西南北。
岁月难褪其光彩的古民居
新村地处九龙江出海口，坐落文圃山下，是海沧古民居较多的地方。海沧古民居是厦门乃至福建省最典雅的古民居，体现了典型的闽南人文特质。这里的古民居，大多是出洋创业者的居住地，许多古民居的位置“厝边即是海边”，很多先人由此出洋，从此发达了起来。红砖民居是他们的根。
红砖古民居的装饰有三大特色：砖雕、木雕、石雕。精美细致，题材广泛，富含生活趣味，令人叹为观止。
开始搜寻古民居的踪迹，一池浮萍在眼前展现，沿着乡间小道绕过小池塘，古民居也在池塘对面悄悄地露出了一角。
旧时，新村直接面临着大海，海水可随潮汐注入到村中的河道，河道流经村民们的房前屋后，舟楫可从海洋到村中自由穿梭往来。新村的先辈们，因得舟楫之便，纷纷出洋谋生、创业，并有所成就，当时就曾广泛流传着“南洋钱，唐山福”这样一句话。但是，许多创业有成者在海外却很少享受，而是把辛苦赚到的钱带回家乡，并利用与大海相通的河道运来国内外各种优质建材，营建华屋，以至新之富、新之厝遐迩闻名。至今新留存着大量高质量红砖古民居，如当年厦门万记行主人邱明昶故居，南洋永裕行邱永裕故居，盐米大王邱新样故居，祥露庄银安故居。在越南经营橡胶发财的邱振祥故居和航海家邱忠波故居，为我国进合国奔走出力的邱汉平故居及实业家陈献猷故居等，就是那段历史的遗存。
缓缓推开古民居的大门，随着“吱呀――”一声，一排气势恢宏的红砖古楼呈现在眼前。
走进大院，精美的建筑艺术让人叹为观止。堂屋正门上方是两幅壁画，一幅画的是一处水边庭院里，主人端坐堂上，堂下是一队歌手，有的手持唱板，有的横抱琵琶，有的手拉二胡，似乎是在演奏南音。另一幅，则是一艘正冒着烟的西洋轮船，从海上顺着河道驶向一座大厝，院落里的人正争相张望轮船。两幅画工精细的壁画向我们再现了当时的生活情景。而古屋中的木雕、石雕、砖雕、壁画都纷纷向我们展示着这方水土的历史文脉：西洋钟、西洋镜、白鹭、博古……古今中外，主人和谐巧妙地让它们凝固在家园这道美妙的建筑乐章中。
新村的许多古厝，所用材料都有来头，门庭前的石雕，材料用的是“青斗石”和“泉州白”，有些庭院的地砖据说是从国外运来的。惠佐社的一座老屋，厅堂上至今仍挂着西洋镜和西洋钟，画屏上镌刻着古典诗词和古人警句，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汇在这里显得那么和谐、美妙。
走出前厅时才猛然发现，呵！好气派的大门，两扇大门的门扇各高约3米，宽近1米，厚约8厘米。做门扇的材料是南洋的贵重木材，其质如铁，遇火不燃，虽使用了百余年，坚实如初，少说也有千斤重。
中西合璧老别墅
莲塘别墅位于海沧街道海沧村，建于清朝末年，选址在一处名为莲花洲的小洲上，由祖祠、学堂、居所构成完美的田园聚落，莲花洲四面原来环绕小河、水塘、水面上种满莲花，充满诗情画意。
清朝年间，祖籍同安松田的陈炳煌、陈炳猷兄弟，在海沧已成望族。炳煌中举出仕，炳猷远涉重洋到海外经商，光绪年间携巨资回乡，由其子陈其德，设计筹建这处聚落。全家即从原海澄县三都侯堂社迁进定居。至今居住者仍是陈家后裔。陈炳煌的后裔陈其彬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从香港押解物资到解放区，解放后曾在中央侨办任职。现在，陈家子孙繁衍在海峡两岸及海外，人丁兴旺。
莲塘别墅至今仍气势恢弘。莲花洲上，占地面积8235平方米的莲塘别墅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居住在东，为三落双曲燕尾和马鞍护厝的红砖屋；受教育在南，学堂为一座方口形别墅；祭祖在西，家庙是二落红砖屋……
然而，当年通往别墅的河，今日已大多淤为陆地。走在尘土飞扬的小道上，道旁，有几棵龙眼树，叶上蒙着厚厚灰尘，仿佛土敷一般，一辆东风大卡车驶过，粉尘腾起――今日海沧，现代化建设正蓬蓬勃勃。
莲塘别墅学堂，当年100多个学子济济一堂，既学中学，又学西学，人气旺着呢。先是见房前两根石柱上，刻着对联“立教兴材凡在吾徒有责，致知格物谁云大学不传”，大门上，“莲塘别墅”四个大字笔力矫健，有对联曰：“莲不染尘君子比德，塘以鉴景学士知方”，对联红底蓝字，色彩如新，让人疑心仿佛刚刚写上似的；又见“松鹤延年”、“牡丹朝阳”等陶饰壁面，精美典雅；右边墙上，镌刻朱子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字字珠玑；再见两边窗户形似书卷状，窗棂为石雕竹竿，“竹叶”婆娑，窗户上方，左窗镌“鱼跃”二字，右窗镌“鸢飞”二字；抬头看，水车堵上，亭台楼阁、山水画卷、民间故事、各色人物，贴金木雕的每一笔皆精致，描金人物衣饰发丝清晰可见……
进学堂大门，一眼见到厅堂墙裙一幅砖雕，雕着百兽、百花图，其画技高超、刻工刀法流畅。走几步，又见天井墙裙的砖雕大多为松竹蕉梅、兰菊芍药。这些砖雕，是厦门乃至闽南地区存留的不可多得的砖雕艺术精品，是莲塘别墅一大绝景。
花园状如一朵美丽莲花。进八卦门，走过廊，过护厝，来到后花园。
莲塘别墅的欧式后花园，其状如一朵美丽莲花。据说，莲花蕊中，原先有一座八角亭，站在亭中，可完整看到莲塘别墅家族聚居区的标准规制，和谐相配，构思奇妙。如今，我们已无法目睹到它的绝代风华了。然而，花园的假山、小桥、植物，不因为百年风雨的侵袭而变容，它们依然精致、精巧、美丽，依然可以看出主人当年的气派和繁华。
乡村振兴典型发言材料篇8
按照市纪委机关、市委组织部《关于转发省纪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召开“防风险、守底线”专题会议的通知>的通知》精神，我认真学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了党的精神和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系列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了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有关党内法规，认真学习了全省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围绕“三个责任”压实情况和“六个方面”的底线要求，深入查找存在问题和不足，深刻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在，我个人作对照检视如下：
一、学习情况
通过全面系统透彻学，思想认识上更加清醒。按照党中央、省委、市委、区委要求，我认真学习了“防风险、守底线”相关学习资料。通过本次学习，我充分认识到“防风险、守底线”是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历史高度，对各领域、各行业提出的要求，从根本上深刻阐明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重大意义、方向原则、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重大问题。这次学习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更是一次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廉政勤政全方位的检视，自己深感震撼、深受教育。
通过结合岗位职责学，工作思路上更加清晰。对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提出明确要求：“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这让我本人深刻认识到作为XX一职的责任重大，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作用，有力保障和推动区委各项工作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如何去推动全区各级各部门围绕区委中心高质量抓好工作落实?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背景下，我更加深刻认识到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又要有效防范“灰犀牛”的极端重要性，同时，更进一步坚定了自身政治立场，明确了政治方向。“四个意识”明显增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两个维护”更加牢固，服务区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工作思路更加清晰。
通过对照典型案例学，工作作风上更加清正。通过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并加以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反面典型为镜鉴，尤其是深刻汲取XX事件、XX问题等反面典型案件教训，自觉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在守好底线、筑牢防线方面更加常态，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方面更加积极。自觉严格执行《规定》、《准则》和《条例》，能够做到时刻自警、自醒，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在严格落实“两个责任”方面更加紧实。
二、对照检视剖析情况
(一)在守好发展和生态底线方面
经对照检视，我严格对照守好发展和生态底线相关要求，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对生态文明思想学习不够深入，浅尝辄止，没有更好地将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如：在落实“两长制”工作中，对XX河流、XX山林的巡查工作开展得不够密切，对如何发挥生态效益，做足“水文章”、发挥“林效益”上研究得不透彻;又如：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对发展高质量乡村经济缺乏深入研究，对XX乡村振兴工作缺乏探索。对乡村振兴示范点业态谋划缺乏生态眼光和市场眼光，导致一些乡村振兴示范点还停留在低层次水平。
(二)在守好脱贫攻坚底线方面
经对照检视，本人能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脱贫攻坚有关决策部署要求，坚决落实省委“XXXXX”要求和近期省、市关于XXXXX工作的相关部署，能做到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基本做到落实到位。但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在认知上做得还不够。仅仅满足于对“3+1”保障、“十个防止”等核心要义的知道和了解，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上，对XXX工作细化目标上认知还不够深刻。二是在推动重点工作上做得还不够。对XX干部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导性要求较多，实质性举措少，导致工作成效不明显。三是在责任压实上做得还不够。对XXX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厌战情绪、麻痹思想等消极情况，责任拧得不够严和紧，对如何激发乡领导干部工作积极性思之不深、措施不多。本人虽按照区委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次会议的要求，积极到XX调研督导工作，但在督促落实、统筹兼顾上仍有差距。如：XX月XX日，已是脱贫攻坚工作收官决战的关键节点，XX仍存在XX不在岗的情况。
(三)在守好民生保障底线方面
经对照检视，主要存在2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服务区委推动改革创新力度不够。总体而言，自己对待民生工作态度端正、勤勉尽责、无私奉献。但在工作任务重、头绪多、时间紧、要求严的情况下，偶尔存在“差不多、过得去”的思想。如：在服务区委深改委推进深改工作中，对一些深改课题研究不深，创新思维不够，导致在体制机制性壁垒方面的破题解题力度不够，导致区委深改工作推进缓慢。二是在推动全区各级各部门办公室系统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上力度不够，未高质量发挥好办公室参谋助手作用。如：对全区脱贫攻坚边缘户、疫情灾情影响户等影响脱贫攻坚质量和成色的调研工作不够全面细致，导致一些乡镇(街道)和部门在开展全排全查工作中存在疏漏，形成新的致贫风险隐患，甚至在个别地方形成潜在的舆情风险。
(四)在守好安全生产底线方面
经对照检视，本人能够积极推行推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安全生产责任制。但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责任压实不够常态化，全区上下在形成“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安全生产氛围不够浓厚。尤其是区里一些领导干部还存在安全意识淡薄的情况，如：对XX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不重视;对XX交通安全隐患不重视，且整改推进不力等;个别乡镇(街道)部门对辖区XX隐患、矿山隐患等重视不够、处置不力。
(五)在守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底线方面。
总体上，本人始终能够较好地坚持将化解债务与促进发展相结合，“开源节流”保稳定，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工作虽有一定成效。但经本人仔细对照检视，依然存在问题：一是对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工作的研究不透彻，对经济学理论和相关金融知识学习不够，一知半解，融会贯通不够。如：对如何采取高效的方式发展和壮大区属国有企业，有效化解债务风险，以及发展和壮大区域经济，服务和推动区委推进新型城镇化示范建设，在全国实现“XX率先”上面，钻研不深，未能够多出有价值、有分量的大主意、好主意，未能多提有高度、可操作的金点子、好建议，参谋助手作用发挥得不好;二是在与干部面对面研究问题少，发动干部积极参与防范债务风险工作、激发干部内生动力方面还不够。
(六)在守好防范舆论风险底线方面。
经检视，本人能够牢牢坚持党性原则，能坚定“四个自信”，能做到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自觉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带头严格遵守XXX等工作要求，并积极学习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知识，坚决做到不为杂音噪音干扰，不为错误思潮迷惑，能做到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各种不良舆论。但仍有不足，主要体现在对XX工作的精细化管理、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式等方面做得不够，未与各级各部门形成高效畅通的工作机制，没有实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服务运行的最优化、工作效率的最高化，在发挥“XX”作用方面不够好。工作抓具体抓深入不够，特别是自己对调查研究没有做到经常性，了解面上工作和一般性情况多、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少。比如，今年X月份的XX网络舆情，造成工作被动。
(七)其他方面
经全面对照检视，暂无其他方面问题。
三、整改措施
针对自我检视出来的问题，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抓好整改，确保做到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进一步树牢，切实从源头上消除各种各类风险隐患。
(一)在思想上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坚持以学习思考提升思想境界和履职能力，抓住“学懂、弄通、做实”三个关键词，把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着力聚焦常态化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产业革命等工作，对当下能整改的问题立竿见影立即改，对查摆出的问题分类施策扎实改，全面提升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全力统筹好全区各级各部门的脱贫攻坚工作高效率、高质量推进，确保做到“风险防得好、底线守得牢”。
(二)在行动上立足岗位强化防范能力。始终立足党办职责所在，做好统筹谋划、综合协调，确保服务党委充分发挥XXX作用。一是更加注重统筹于全面。推动全区办公室系统既要在工作运行的空间上统筹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又在党委重点工作、重要事项、重大活动时间的安排上把握好时间节点节奏、轻重缓急程度，照应各方关切，配置各方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做好工作的整体合力。二是更加注重协调于顺畅。在调整办公室人员、整合工作力量、优化工作职能，服务保障党委各项工作高效运转的基础上，要围绕党委工作科学有效运行的实践总结内在规律，针对党委决策部署的实施过程理顺各方关系，建立更加科学完备的协调协商协作机制，确保上传下达准确无误，沟通情况快捷高效，衔接联系环环相扣。三是更加注重安排于周密。着力推动全区办公室系统紧盯党委推动发展、深化改革、维护稳定的总体思路、任务目标和具体举措，在全局上把各种情况考虑周全，在细节上把各项活动安排缜密，使“三服务”的重点更加突出、方式更加有效、效果更加明显。
乡村振兴典型发言材料篇9
关键词：祭祀圈；中国乡村研究；理论范式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03-08
收稿日期：2013-09-22
作者简介：周大鸣（1958-），男，湖南湘潭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
theoryandthinkingaboutSacrificingCircle
ZHoUDa-ming
abstract：SacrificingCircletheoryistheimportantpatternfromthatscholarsintaiwanstudytheruralsociety，andthepresentingofitisamaincorrectionfor“marketsystem”fromShiJianyaand“clanresearchingform”ofFriedman.thepapercombedtheoriesofsacrificingcircleandexploredthedevelopment，currentsituation，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it.meanwhile，theauthorlookedbackuponsupplementsmadebyscholarsofthemainlandonthebaseoffieldpractice，andemphasizedthatthetheoryshouldfocusonhistoricalsignificance.thetheoryshouldbecomplementedbyconceptssuchas“beliefcircle”.Besides，theauthorgaveanindividualcaseofFenghuangvillage，Chaozhou，describedritualrangeoflocalamusingmanitouandsacrificing，societyorganization，discussedthecurrentsituationanddevelopingofsacrificingtheoryineasternpartofGuangdong.theauthorwantstotalkwiththeoriesofShiJianyaandFriedmanviaindividualcasetolookforexplanationwaysthatcanmakepropersupplementsforthetwosidessoastointegratestudyingmethodsanddiscoverexplanationwaysforChineseruralsocietyresearching.
Keywords：SacrificingCirle；ChineseRuralareasStudy；theorypattern
在人类学视野中，乡村研究一直是热点。在乡村研究中提出了许多研究的“范式”，如施坚雅的“市场体系”[1]，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范式”[2]等等。在台湾人类学家实践中，发现前两种研究范式不足以解释台湾汉人社会，因而提出“祭祀圈”的研究范式。本文将讨论祭祀圈理论的来龙去脉，并列举潮州凤凰村的个案，来讨论这一范式在乡村应用的问题。
一、祭祀圈理论回顾
（一）祭祀圈概念的提出
祭祀圈的概念来源于台湾的田野实践。冈田谦是最早提出“祭祀圈”概念的学者，通过对台湾士林街的调查，冈田谦发现，当地汉人社会的祭祀圈与通婚圈有重合的现象。他认为，要了解台湾的村落社会要以祭祀圈的切入点，并将祭祀圈界定为“共同奉祀一个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①
继冈田谦的研究，台湾学者刘枝万，王世庆，许嘉明也涉足“祭祀圈”的研究。刘枝万是台湾学界里较早提出祭祀圈概念的学者，刘枝万早年关注于民间信仰与祭祀组织、祭祀仪式的记录与收集，将民间信仰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进行研究。刘枝万晚年的研究，则将台湾的寺庙进行阶段性的归纳，分别是无庙-草寮-小祠（村落的雏形期）-公厝（村落奠定期）-小庙（村落形成期）-中庙（村落发展期）-大庙（街市成立期）。②刘枝万的阶段性分类仅存在于理想的状态，与台湾社会与村落发展的实际并不符合，但他提供了一种以发展眼光看待村庙与村落社会的思考模式。王世庆则从历史的纵向入手，探讨乡村现代化与民间信仰发展演变的关系，分析民间信仰的裂变与融合。不过王世庆并没有旗帜鲜明的提出祭祀圈一词，而是用信仰圈、信仰社区、信仰中心等词汇来阐述其思路。
台湾学界1972～1976年的“浊水大溪”计划（浊大计划）成为祭祀圈理论发展的沃土，其中，施振民、许嘉明成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浊大流域人地研究计划》里，许嘉明以祭祀圈的概念来研究彰化平原福佬客地组织的形成和范畴。他指出，地域组织的基石有三：移民历史，共同居住的地域范围，共同的祖籍与方言。[3]此时的学者对祭祀圈的认知仍较为模糊，许嘉明讨论的重心是地域组织而非祭祀圈，只不过他所研究的地域组织与祭祀活动有紧密关系。
在浊大研究中，施振民提出“祭祀圈是以主神为经而以宗教活动为纬建立在地域组织上的模式”，这是一个民间信仰与村落发展关系的解释模式。相比冈田谦的定义，施振民突破了祭祀圈仅是共同信仰的地域范围的指代，为祭祀圈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如引入宗族组织。施振民将祭祀圈的研究模式立体化，③希望从村庙的地位来探讨村庄的变迁与村落的社会结构。这样一来，祭祀圈不仅仅作为一种信仰的表象存在，而是可以成为一种研究社会的工具[4]。
随后，许嘉明指出村庙是地方群体的象征，故将村庙作为研究的重心。他以祭祀圈成员与主神的四种权利义务关系来厘清祭祀圈的定义，四个指标分别是：一是头家炉主的资格：祭祀圈内的居民才由资格当头家炉主；二是在婚丧节庆，祭祀圈内的居民有优先请神并免费请得的权利；三是主神有以为应祭祀圈内的成员要求巡境，维护圈内成员的生活安宁；四是祭祀圈内的居民有共同祭祀地方主神的义务，以及分摊祭祀费用，承担庙宇维修的责任。在这四个指标的基础上，许嘉明为祭祀圈作出定义：“是一个主祭神为重心，信徒共同举行祭祀所属的地域单位。其成员则以主祭神名下之财产所述的地域范围内之住民为限。”[5]
温振华也为祭祀圈下了定义：“祭祀圈是对一神明有义务性共同参与祭祀的居民之地域范围。”他认为，祭祀圈的大小因发展背景以及参与人数的多寡，可分为部落性、村落性、超村落性以及大区域的祭祀圈。温振华进而指出，祭祀圈除了有宗教功能外，实际上也有自治的社会功能，是民间安身立命的自主性组织。温振华的研究虽以祭祀圈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他试图对乡村宗教组织的演变及意义作出解释，可作为祭祀圈模型内涵的深化[6]。
将祭祀圈理论重新推向高潮的是林美容，20世纪80年代，林美容在沿袭许嘉明的观点，融汇施振民超村落祭祀圈模型的基础上，扩充了祭祀圈的理论，让祭祀圈理论趋近完备。在林美容看来，研究祭祀圈的出发点不是研究宗教现象，而是将其当作社会组织来看待。在对草屯镇的研究基础上，林美容（1987年）为祭祀圈重新作出定义：“祭祀圈是指一个以主祭神为中心，共同举行祭祀的居民所属的地域单位”，并分“共神信仰、地域单位、共同祭祀活动、共同祭祀组织、共同祭祀经费”来说明祭祀圈的内涵。在林美容的研究中，共神信仰指的是“汉人共同拜祭天地鬼神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祭祀活动主要是神诞以及民俗节庆的“拜拜”。在一年中较大的庆典中，通常伴随着神明的绕境巡行。而祭祀组织则以“头家炉主”的形式为多，即于每年固定时间在神明前“掷杯”决定负责祭祀的居民人选。共同祭祀的居民通常有义务承担祭祀费用，庙产名义上为神明所有但实际上则为居民共有，基于此，林美容提出了祭祀圈的判定标准：一是建庙或修庙由居民共同出资；二是收丁钱或募捐；三是有头家炉主；四是演公戏；五是巡境；六是其他的共同祭祀活动。林美容认为，判定一个地域组织是否为祭祀圈不需具备以上所有标准，而是只要符合一项指标以上即可认定。[7]
在此后的研究中，林美容提出“信仰圈”作为祭祀圈概念的补充。她认为，所谓信仰圈，是以某一神明或（和）其分身为信仰中心，信徒所形成的志愿性宗教组织，信徒的分布有一定的范围，通常必须超越地方社区的范围，才由信仰圈可言。祭祀活动中表现出的义务性与志愿性是林美容划分信仰圈与祭祀圈的重要考察依据。林美容对信仰圈与祭祀圈进行了区分：一是信仰圈为一神信仰，祭祀圈为多神拜祭；二是信仰圈成员资格为志愿取得，祭祀圈的成员带有义务性质；三是信仰圈是区域性而祭祀圈是地方性，要大于乡镇的范围才有信仰圈可言；四是信仰圈活动没有节日性，祭祀圈活动有节日性。对此，学界也作出了回应。黄应贵认为，“用信仰圈代替祭祀圈，忽略了祭祀圈要处理的是社会结构而不是或组织。”[8]虽然林美容将信仰圈视为与祭祀圈互补的概念，但信仰圈理论并未如其所愿为学界所传播，而作者在后续研究中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以致其后来的一连串著作偏向民俗方面的研究。
（二）祭祀圈理论的反思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传统的祭祀圈概念提出极具批判性的讨论。张珣（2002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张珣更以林美容对祭祀圈的研究为研究对象，认为林美容延续了社会人类学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旨趣，但因此也忽略了宗教性地方组织与地源性宗教组织的区别。张珣认为，缺乏历史长期层面的考察，也未注意市场或宗祠的组织，使得林美容在祭祀圈与信仰圈的研究上有所困境。不过，在笔者看来，林美容的文章并非完全如张珣所批评的缺乏历史层面的考察。林美容试图通过从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居民何以形成一个祭祀圈，这一地域范围内的人群有何共同特质得以让他们形成祭祀圈的问题意识，来检视地方组织到底有哪些运作原则。而林美容所提出的“同姓结合”与“水利结合”原则也并非没有从历史纵深层面来探寻祭祀范围的形成原因。林美容没有如张珣所说的再往历史纵深层面深入，应是作者旨在明确祭祀圈的内涵和本质，而祭祀圈中的族群成因，族际互动并非文章主旨的缘故。
不过，张珣的论点足以让研究者们自省。张珣认为，在表象上，人群依靠着而呈现出一个空间范围，研究者可以透过这一空间范围找出背后的原因。这一个原因可能是族群因素、市场因素、宗教因素或者地方行政因素，这些因素使得这一群人需要用来团结并聚居。宗教应该是结果，而非导因。她指出，台湾学界的祭祀圈研究一直以来只有描述其宗教组织，而未结合祭祀圈范围造成之因素，即祭祀圈没有“祭祀”只有“圈”。换言之，祭祀圈研究不应该只是祭祀范围的厘定，更重要的是能否从祭祀圈的表象中找出底层蕴含的意义。
张珣认为，社区宗教未来研究应该是以祭祀为主轴，结合亲属、政治、经济等层面之材料的后祭祀圈研究。针对学界对祭祀圈理论的批判，林美容也做出了回应。她认为，“并不赞同祭祀圈重划范围轻内涵的论点，也表示无法接受台湾祭祀圈已经瓦解，以及祭祀圈是静态研究的论点。”林美容进而指出，“祭祀圈是活的，它会变小变大，会随着各种时空条件与人群的变化，而在具体的祭祀组织与活动上分生出许多变化，这是不可不察的。”[9]
可以看出，祭祀圈理论的批判者与回应者都向后续的研究者传递一个信息：透过祭祀圈看民间信仰与地方的关系，不仅仅是找出祭祀圈的范围，更要看到祭祀圈内的族群组织与族群互动，由此真实的理解民间信仰如何深入地方社会，如何成为凝聚地方社会的一股力量。
（三）大陆学者与祭祀圈理论的对话
虽然旨在汉人社会的建构问题的祭祀圈理论在台湾学界没有获得更深的发展，但祭祀圈理论仍然成为分析台湾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而后又跨过海峡，影响了大陆的学者。从华南学派的郑振满与陈春声等人的研究都可看到祭祀圈理论在大陆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轨迹。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郑振满通过其在莆田江口平原的研究经验来说明大陆地区也普遍存在这种类祭祀圈的地域组织，这种地域组织并非完全是民间的自发。他指出“以祭祀圈为标识的地域组织并不是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10]以此作为对林美容认为祭祀圈与行政官僚体制无关的论断之回应。在研究中，郑振满并没有刻意援引祭祀圈的概念来阐述大陆汉人地区的神庙系统和祭奠组织，而用宗教组织和社区组织进行描述，试图拓展祭祀圈的内涵。对此笔者深受启发，过分追求祭祀圈概念的精细化和标准化有可能造成削足适履，忽略社区的整体面相，只见祭祀而不见族群。
陈春声没有直接采用祭祀圈的概念，而是对祭祀圈的理论提出一定的质疑。他认为在常见的分析框架之下，无论是“祭祀圈”还是“信仰圈”，往往都被理解为一种比较确定的，可满足共识性研究需要的人群地域范围。而民间信仰的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在对樟林古庙的分析中，陈春声用“信仰空间”来代替“祭祀圈”以及“信仰圈”，试图去描述一个“相互重叠的”，“动态的”的信仰空间的演变过程[11]。
张珣将大陆学者与台湾祭祀圈研究之间的对话点总结有三：一是市场、村庙、宗族三个模式分开抑或并用考察；二是祭祀圈是民间的志愿组织抑或历史上曾受官方行政制度影响；三是祭祀圈形成于移民社会抑或是传统中国都有的现象。[12]郑振满根据福建莆田江口平原的田野资料，认为祭祀圈的形成由明代里甲制度演变而来，受到官方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制约，具有基层政权的某些职能。郑振满宣称：“只有把祭祀圈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才有可能阐明其社会性质与历史成因。”另有刘永华以福建龙岩的孟兰节为研究对象，证明了地域祭祀组织、团甲制度、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13]。王铭铭也认为，福建闽台地区的地域崇拜范围，经常是与明清以来政府在当地实行的里甲制度有关[14]。钱杭以温州平阳县的大夫殿祭祀为例，认为祭祀圈这种祭祀组织能否转变为社区组织，仍需谨慎看待[15]。总的来说，自七十年代提出至今，祭祀圈理论出现了划分标准的细化、应用地域范围扩大的发展趋势[16]。今天，学界内普遍认为，祭祀圈理论的适用性仍然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也有了此种比较的意义。
二、一个案的分析
本节从民间信仰的视角来看潮州凤凰村及与周边村落关系，显示出祭祀圈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和局限性。④
（一）潮州凤凰村
凤凰村方圆1.7平方公里。以山地为主，有山地779亩，其中有林面积700亩；水果389亩；耕地317亩，其中水田200亩，旱地117亩。辖4个自然村（溪口、墩脚、岭边、菜园尾），7个村民小组，297户，1132人（1996年统计）。以戴、林、陈、黄4姓为主。福灵古庙是全村人（包括四个自然村）、龙溪陈姓和葫芦墟的老居民都来祭拜的地方，因此相关的仪式活动规模就大得多。
福灵古庙每逢初一、十五点灯（即进香），平时村民们有红、白喜事和求子、求财、求福等均来此进香。进香时献祭品，一般是“五牲”，即猪、鸡、鸭、鹅、鱼。另据具体情况供奉高级香烟、饼干、名酒、纸钱等。除每月初一、十五定期点灯，福灵古庙每年有四个固定庙日：除夕和正月初一、正月十二、三月二十九、十二月二十四。除夕和正月初一，村民们在除旧迎新之际，纷纷来到福灵古庙进香；正月十二是福灵古庙的老爷（感天大帝）出巡日，是日村民们抬着神龛（置放感天大帝神像）在村中巡游，巡游时必伴有潮州大锣鼓（见游神部分），景象颇为壮观。农历三月二十九是老爷诞生日，是日村中家家吃面条，以示祝愿长寿之意。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灶神日，即小年，村民祈求灶神上天言好事。福灵古庙中并没有灶君神像，看来村民们凡是拜神都会来福灵古庙的。
福灵古庙由溪口管理区的戴、陈、林、黄四个家族共同拥有，也是归湖镇影响较大的庙宇。每逢庙日，除溪口的村民外，邻近龙溪的陈姓⑤，以及葫芦墟的居民们也来此进香。古庙的日常事务由一个六十多岁的单身汉专职负责，他是溪口黄姓人，由村民们选出。溪口每户每月供给守庙人2斤大米。香客的香油钱足够维持福灵古庙的日常开支。
按照祭祀圈理论福灵古庙所辐射的几个自然村落和龙溪的陈姓构成一个祭祀圈，这种祭祀圈可称之为村落性的祭祀圈，即包含了两个以上的自然村落，并且属于同一管理区范围。龙溪陈姓是从凤凰村分出来的，所以还可视为一个行政村落。这个祭祀圈的主神就是感天大帝，其它的神有土地爷、观音、花公花婆等。但这一祭祀圈正在朝超村落祭祀圈发展，戴姓一部分人迁到潭头村，在潭头建立起感天大帝庙，龙溪的陈姓也分香建立起以感天大帝为主神的庙，葫芦墟的一部分人也开始祭拜福灵古庙。
（二）凤凰村与周边村落
经过调查发现凤凰村一带（归湖地区）的信仰神明数量多而复杂，除了以感天大帝为主神外，还信奉许多其它的神明，当然这些神往往有不同的分工和功能。这些人格化的众神往往与人一样，有其诞生日，这些诞生日往往成为祭拜的特别日子，并举行特别的仪式。同时，归湖各村都有自己的村庙，庙的建立与姓氏有一定的关系。见表2-1。
从上表看归湖的庙宇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很少信奉单一的神明，而是多种神明聚于一堂，反映村落社区祭拜神的目的是保境平安，以为神越多功能越多，村落也就越平安；二是不分佛教、道教或其它教，统统拿来用之，说明村民讲求实用，并不探求神的出身；三是把神明一般都赋予了地方的意义，成为地方化的神明。四是以伯爷宫最为普遍，虽然归湖人认为伯爷不是土地爷，但从庙的规模和功能看与土地爷相似。五是庙的朝向以坐北朝南为多。
从信仰的主神看存在着两个系统，即信仰三山国王的村落和姓氏，信仰感天上帝或玄天上帝的村落和姓氏，还有两种系统的混合形式。这种信仰体系的不同是否与移民来源不同，或姓氏不同相联系，暂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宗族的形成、村的创立比村庙建立的时间要早。因此庙宇是依附于姓氏和宗族，这样形成了小的姓氏依附于大姓。不同的大姓分为两个信仰系统。王姓为三山国王，戴姓和李姓是感天上帝，其他的为混合体系。虽然归湖表面上看，尚未形成一个整合的信仰圈，但从下述的游神赛会看，存在着内在的整合机制。
（三）游神赛会与社区中村落之关系
游神赛会是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习俗。在广东主要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潮汕地区。据学者的研究，最晚在明代中期，潮州地方已有游神赛会的记载。《万历东里志》记载：“十五上元节，俗称元宵。自十三至十六日，各村扮队张灯、结鳌山、放火炮、烧烟火、罗酒相聚为乐。或作诗迷，矣观灯者射焉。”《光绪饶平县志》卷二十五，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游神的时间改为十一至十八日。[17]1994年10月，笔者初到凤凰村访问，当问及潮州地区有名的习俗游神赛会时，报道人说出了凤凰村及周围村落游神的轮流时间表，当即引起我对这一现象的兴趣。据后来调查归湖地区23个村（还有邻镇的村）的游神赛会，从正月初一到十八形成了一定的次序。表2-2是实地调查后的顺序∶
对于这一次序，一般的村民都知道。当问及他们时，除了个别较远的村（韩江对面的三个管理区）和小姓记不清楚外，其他大都清楚。可是对于这种次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怎样形成的？笔者访问了不同村的许多老人都无法回答，只是说“很早就是这样的了”。就笔者看来，这反映了归湖不同的信仰、宗族和村落在大的社区中的协调和整合。这种游神赛会在南方乡村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只不过各地游神的形式、规模和时间不同而已。潮汕地区则以游神赛会的形式最为普遍，如潮州城内的游神。这些形形的游神活动是村落间交往和联系的需要而产生的。
三、问题与讨论
如何来探讨上述这些现象，如何来探讨村际关系，村与更大的地域范围是怎样连系的？等等。在以往社会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已有许多可借鉴的理论和经验，并形成了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些范式。
通过小的社区研究来透视中国社会，是中国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费孝通、林耀华、李景汉等老一辈人类学家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榜样[18]。由于人类学的研究集中在对单个的村落社区上，因此人们比较多的探讨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如宗族与村落，婚姻与村落等。但有些学者认为，一个小的社区不足以反映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的复杂社会，因此需要从更宽广的角度来探索[19]。庄英章先生从人类学对台湾区域发展史研究分析了方法论上的几种取向∶一是人类学与史学的合流，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特别长，仅依靠田野调查资料不够，需要借助史学的方法，因为现在所看到的各种现象往往是过去一连串事件所导致的；二是理论范式的建构，这包括施坚雅的市场体系范式，冈田谦的祭祀圈范式和林美容的信仰圈范式；三是科技整合的方法，将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学科进行整合研究[20]。
弗里德曼曾综合村落社区的田野资料与族谱等文献资料，对华南的宗族制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华南是中国的边疆地区，中央政府的力量在当地的影响较为有限，所以人们必需依靠自己，加上华南地区种植水稻，需要集中的劳动力兴修水利设施等，使得人们必需相互合作，因而宗族制度特别兴盛[21]。尽管后来的学者对弗里德曼的理论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修正，但是他为人类学对田野调查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范式。尤其是田野资料与史料的互补，使得从小社区透视中国社会成为可能。如王铭铭对福建溪村的研究，可以视为将村落社区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资料互补研究的一个范例[22]。
施坚雅把历史文献与地理学相结合来探讨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提出了市场体系的理论。施坚雅认为，以往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历史学家研究都市里的士绅阶级，人类学研究乡村里的农民，两者连接不起来。而比村落更大规模的集市都市的商人和乡村的农民都在那儿会面，因而集市是研究中国社会最适宜的场所。于是他借用地理学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建立起集市体系范式。施坚雅把聚落划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小村，拥有单一的土地庙；二是核心聚落；三是小集市（蔬菜鲜果交易市场）；四是标准集市，农民产品、手工艺品的销售和买都市来的自身不能生产的物品的地点；五是中介市场；六是中心市场，座落在交通枢纽点，是一个较大区域产品三集散地。施坚雅特别注重标准集市，认为标准集市是最基本的集市，通常是地方组织和各类组织的最基层，交易圈与通婚圈和人际网络圈相重合。他在文章中建立起聚落发展的模式，并利用广东省的材料，认为中国的市场的结构呈正六角形，并将广东分成八个区，分析1890年各县的人口密度和村落与集镇的比例，以证实他的理论[23]。后来施坚雅又发表多篇文章（1980、1985），试图用区域系统研究分析中国的历史，以及集市体系和区域经济的关系。
一般认为施坚雅的研究相当能说明中国社会结构与地方的组织，但他的学生LowranceCrissman把这一理论带到台湾彰化平原进行验证时，结果发现施坚雅的集市体系并不能解释台湾的聚落分布与发展[24]。由此台湾一些学者提出用日本人冈田谦“祭祀圈”的概念来替之，将信仰与村落社区及更大区域范围结合起来研究。
杜赞奇先生在研究华北农村社会结构时，综合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范式。他指出∶“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包括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25]。他进一步指出，文化网络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正是文化网络，而不是地理区域或其他特别的等级组织构成了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
所有这些尝试无疑是研究方法论上的完善。归湖这一区域提供了一个信仰、宗族和村落互动的个案。归湖各村的姓氏与信仰的关系是如何相处的呢？虽然归湖各大姓氏，以及大姓与小姓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从游神次序的形成看村落之间是整合得很好的。
综合上述的分析发现这一区域游神次序的形成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各村都有自己的神庙，庙里除主神外还有其他次要的神，在归湖并无统一的神明，因此无论是祭祀圈理论还是信仰圈理论都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二是庙与一定的姓氏和村落相关，庙虽然是村庙，但并不是所有村民都可以参与祭拜；也不限于本村范围内的村民祭拜。三是游神赛会是以姓氏为单位来排序的，小姓（人口少）不能单独占一天，而只能依附大姓。四是轮流表中的村并不全属现在的归湖镇，说明不是行政的因素，而是地理空间分布的原因。
游神赛会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是显示各村各大姓的实力，通过游神的规模、奢侈的程度和观看人数的多少来比较；二是村落之间互动的需要，一到游神时，不同村的亲戚朋友相互串门、宴请，未婚的青年男女也有了交往的机会；三是经济的功能，游神时往往与集市、借贷、等相连在一起；四是村民内部团结的需要，游神时节外面做工的人一般都回来；五是乡村的一种娱乐形式，游神伴有潮州锣鼓、音乐、化装游行、和戏剧表演。如果从整个社区的角度看，游神具有整合村落社区和更大社区的文化的功能。
由上述可见，归湖的神明信仰难以用“信仰圈”的范式来解释，因为在归湖之内并无统一的神明信仰圈。如果从祭祀圈概念来看，每个神有其自身的祭祀圈，并无某一祭祀圈与归湖相重叠。而施坚雅的理论对此有相当的解释力。
我们假定归湖的葫芦墟是一个标准集镇，游神次序圈表明信仰、人际网络和姓氏的活动是以葫芦墟为中心的。同时，归湖的葫芦墟作为行政的中心，除了沿袭历史传统外，更为强化了经济的功能。镇所在地建立起金融和税收的机构，建立起农贸市场，这样自然成为资金流通和农产品的集散地。
总之，乡村社会的村落社区并非孤立和自给自足的，在一定区域内的村落之间的互动是多方面的，整合的力量是多元的，这包括政治的、信仰的、经济的和其他的因素，同时还受到一定的地理条件的限制。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难以解释乡村社会。笔者以为祭祀圈理论提供了将信仰与区域结合的研究范式，突破了宗族范式的局限性；而市场理论则有利于解释村落之间互动，以及村落与更大区域间的联系；而文化网络则使我们看到乡村社会各类组织的互动以及国家与地方权力的互动。最后，如何将这些研究范式整合起来探讨中国乡村社会，是笔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注释：
①冈田谦日文原文为《台湾北部村落に於ける祭祀圈》，刊于《日本社会学年报》第五卷。转引于林美容.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的地方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62，54页
②此为刘枝万在南港中研院民族学所《南投县寺庙与祭祀圈之研究》演讲稿，未刊行。转引自林美容《乡土史与村庄史——人类学者看地方》，台北：台原出版社，2000，111页。
③施振民将祭祀圈也称为religioussphere，sphere不仅指一个领域，也有球的意思，反映了一种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本文采用施振民对祭祀圈的英文称呼。
④本节主要参考拙作《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第9章和第12章，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⑤据凤凰村村民讲，龙溪的陈姓原住在凤凰村的菜园尾，福灵古庙的创建有陈氏宗族。后因戴氏宗族的兴起，“抢了陈姓的风水”，所以搬到龙溪；在龙溪创建的庙是从福灵古庙分香的，所以陈姓至今还参加凤凰村的游神活动，也来福灵古庙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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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典型发言材料篇10
但是，面对这一新的历史发展态势，我们在报道上也不能一味地“旧瓶装新酒”，承袭传统的报道模式，而必须在内容上求新，形式上求活，把握报道的广度和深度，更加深刻地反映农村变动中的大趋势。
在内容上求新，形式上求活，可以用“鲜活”二字概括之。为了使文章真正达到“鲜活”的境界，南阳日报积极探索新农村报道模式，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报道，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并受到上级宣传部门的表扬。那么，如何让新农村报道鲜活起来呢？
拓展报道题材转换报道视角
从空间上看，地市报与农村相距很近，记者要报道新农村可谓近水楼台。新农村建设的宣传报道是党报长期以来的重要使命，因此，地市党报的新农村报道应该是最具磁性，最具强势的。但是，多年来，农村报道相对于工业报道、社会报道来说比较生硬、呆板，习惯于从领导角度、生产角度、工作角度报道，所以，农村报道往往像穿着西服，而头上还勒着白毛巾的农民，土气而没有生气。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农村、农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这为我们的报道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题材。因此，在新农村报道上，如果换个角度去报道，也就是说从农村角度、市场角度、社会角度去报道，不仅反映农村工作中新经验、新方法，又反映农村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既反映物质文明的发展，又反映精神文明的硕果，这样的报道会让更多的农民更容易理解新农村建设，更加明确生活的方向，更能坚定对未来的信心。
《南阳日报》相继开设了《新农村建设在行动》、《我与新农村建设》、《新农村新故事》等栏目，从不同角度反映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成就，使反映“三农”的问题更加突出、更加全面，语言更加通俗易懂。如“俺村有个小法庭”、“咱农民看病也能报销”等，让读者一看就懂，一看就喜欢，一看就能学，这样的报道更能使广大读者对新农村建设的含义更加理解、赞成并拥护。
挖掘报道重点贴近农村生活
农民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解决上学、看病、养老问题，另外还有中央惠农政策是否能落实、相关资金是否能到位等。农民最渴望的就是多挣些钱，让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农民最希望的是农村改革能让农民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因此，新农村报道要想鲜活，必须围绕新农村出现的亮点，贴近农村生活，反映农村、农民的愿望和需求，解决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难题。于是，《南阳日报》把新农村建设的报道重点、亮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农民的实际需求，关注如何加快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二是围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关注如何拓宽农民增收的外部空间；三是围绕农村改革，关注如何加快建立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
在具体操作上紧紧围绕以上三个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报道。
第一，以农民增收为核心，报道各地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新思路、新举措、新动向、新作为。第二，报道各地调整建设资金投向和结构，由过去以城市建设为主转向更多地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气象、好做法。第三，积极为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建立农村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而鼓与呼。第四，报道工业如何反哺农业、城市如何带动农村的做法和事例。第五，报道新农村建设中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展现新时代新农民的风采，让其既具有时代精神、鲜明个性，又可亲、可信、可学。
根据这五个方面，《南阳日报》花大力气不惜版面进行报道。《王振方和他的石头肥料》、《乡镇集市繁荣的背后》、《农村养老新问题》、《生态农业富了咱乡村》、《我的致富经》等一批优秀报道脱颖而出，这些报道都是来自农村第一线，来自农民的生活，而且是站在农民的角度看问题，语言活生生的，读起来水灵灵的。因此，这些报道不仅表现了新农村、新气象，使农村农民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且还反映了人们关注的农村问题和农民的呼声，反映了民声民意，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得到实惠，新农村报道只要正确把握导向，切实站在农村、农民的角度看问题，就一定能得到读者的欢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推动农村经济以及文明的发展。
多种体裁配合互动传播方式
在新农村报道中，南阳日报要求记者必须到现场获得第一手资料进行采写，因此，很多记者都能够做到深入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能深切地体会到农民的喜悦和烦恼。以特殊的感情融入到采编工作中，新农村报道的内容、角度、形式迅速发生变化，体裁、格局、语言、风格让人耳目一新。
在篇幅上，既有大气厚重的系列深度报道，又有短小活泼的现场短新闻；既有散文笔法乡村随笔，又有厚重深刻的短评、社论；既有乡村呼声，又有调查报告；既有引人注目的图片，又有具有说服力的图表，多种体裁，图文并茂，百花齐放，使新农村建设的报道丰富多彩。《城乡对话》、《新农村新气象》、《乡村故事》、《新农村建设之我见》等栏目一经推出，立即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眼球。
与此同时，报纸还加强与读者的互动，让读者“走”进版面，畅所欲言，以激发受众和报道对象的阅读兴趣。在新农村建设报道中，报社专门开辟热线电话，推出《我与新农村建设》专栏，让读者踊跃参与，畅谈对新农村的感受，抒发他们对新农村建设的热爱和向往。通过作者的切身感受，使更多的人更加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含义，增加对建设新农村的信心，同时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而《有事找党报》专栏，则是专门针对农民朋友们普遍关心的、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而解疑释惑。
但应该指出的是，新农村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在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会以某些假象出现，使人不能轻易区别，而且很可能还会以鲜活的面孔吸引着记者的眼球。因此，报道新农村建设的记者要把握三个问题：一是把握新农村建设有序推进的原则，防止“一蹴而就”的简单化倾向；二是把握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的原则，防止为难情绪和无所作为的倾向；三是把握符合农民利益的原则，防止一些打着新农村建设的旗号，上伤农、害农的政绩工程。把握了这三个问题，就能防止肤浅的报道出现、被人利用的报道出现、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报道出现。
在报道方法上还应注意一定要用“三贴近”的方法深入农村，倾听民声，把握民意。要加强调查研究，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要掌握好报道的分寸和进程，不要以点代面，以偏赅全。要多点过程性，多点辩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