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趋势性特征政策取向
经济新常态是在2014年被提出的，这是对中国经济的最客观、总体的评价，此后又进行了系统的概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容不断丰富，这也是把握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依据，认真分析当前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可以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
在2014年提出了“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最客观的评价，经济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稳定，结构优化、增长速度良好、社会比较和谐，重视环境效益，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已经基本摒弃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但是仍然存在问题，而且解决问题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各方需要有信心。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分析
综合考虑发现，当前我国的经济并不完全符合新常态的要求，只是总体上已经基本上符合，所以我国经济新常态有独特的趋势线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不再过度追求经济快速增长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要求经济快速增长，这个过程中产生很多不利影响，如生态破坏、资源紧缺等，而这些问题现阶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主要难题，所以新世纪后国家提出经济要实现又好又快增长。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逐渐推进，对经济增长速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基本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在未来的时间里，要保证各环节有序发展，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将逐渐降低，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将保持6.5%以上的增速，而今年5月19日这个数字有了变化，变为6.3%，这样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会更好，对环境、未来发展和人们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我国的经济在结构上平衡有挑战
在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有所下降，而我国的经济结构在发展的过程中艰难达到平衡，但是这样的环境下又出现失衡的特征：第一，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是随着全球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的经济交流越来越频繁，那么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国际收入逐渐减少，而且近几年没有上升的趋势；第二，我国经济的投资出现不平衡的现象，而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逐渐减少，投资占经济增长比例2015年比2014年下降了近20%，而且根据2016年1月到4月的情况，没有上升的趋势，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结构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不加以把控，容易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三、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政策取向的几点思考
整体上我国的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稳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且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乡镇地区也在不断发展，但是这个过程中仍然不能忽视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不能放松警惕，时刻根据经济新常态的趋势特征做好政策取向。
根据调查分析和国家的政策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注意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规避发生金融问题，我国在去年经济发展不容乐观，而且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解决，俄罗斯等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失业人数众多，所以根据这个问题，国家要重点分析研究，客观、全面地总结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各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合理对策，并且监督各地区政府贯彻落实，各行业要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提高信息化水平，培养工作人员的能力，认真分析潜在风险，及时采取措施规避风险；第二，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其对外开发的程度，政府的服务部门要认真负责，确保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服务，科学设置事业编等服务部门，而第三企业的领导人员要明确定位，提高社会责任感，根据国家的要求进行变革；第三，转变落后的经济发展理念，使各行业发展都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国家整体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第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整制度，国家做好宏观调控的力度，这个过程要严格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且要推出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市场发展逐渐实现多样性，如加大对电力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的投入力度，推动其在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增长做贡献，而对于企业来说，要提出一系列扶植的政策，如信贷政策等，尤其是对微小企业，促进微小企业不断发展，而各地区政府和事业单位要进行管理，优化人员配置，提高信息化水平；第五，重视民生问题，尤其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支持，提高农村地区人民的收入。
总之，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经济危机的问题难以完全避免，所以我国自身要不断提高，规避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良影响，所以研究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特征和政策取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和相关部门应该重点研究。除了文中提到的内容外，经济学家还有重视研究国外的经济发展问题，总结经验，为我国经济新常态未来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丁文锋.经济新常态：认识・适应・引领――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2
民族文化创意市场连接着业已存在的民族文化环境，相比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工业产品市场，具有更加错综复杂的市场关系。其市场特征体现出:(一)产品的新奇特征。文化创意本质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适应新奇观念的市场［4］，因此，新奇是民族文化产品成为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重要标志，是民族文化产品产生经济效益的核心引擎，是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形成的重要动力。对民族文化创意产品而言，不管该产品与历史、社会以何种方式融合，与经济、技术以何种方式结合，最后以何种形态出现，其本质上都体现出产品的新奇特征。而缺少新奇特征的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必然会导致市场的衰落与枯竭。(二)生产的合作创作特征。文化创意是文化和经济的合作演化，因此，单纯的文化创作或纯粹的经济行为，都不能完整表达文化创意的实质，或导致文化缺乏经济活力，或导致经济失去文化依托。基于此，民族文化创意的生产过程相比于一般产品的生产过程，更强调民族文化从业人与生产经营者的合作创造。通过合作创造，实现民族文化创意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象征价值的经济转换，推进民族文化创意成为一个稳定的、具备自进化能力的高层次的文化与经济融合的新奇系统。(三)消费的文化身份特征。消费者对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新奇进行消费，表面上是一种针对民族文化的消费活动，但从其消费偏好而言，反映出消费者的文化品位，从而本质上体现出消费者对自身潜在的文化身份的一种认同和追求［5］。这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高档产品消费。在高档产品消费中，尽管消费者也体现出一种身份，但主要是基于经济身份，具有炫耀性。而文化身份，是消费者对自身精神活动的一种追求，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这种对文化身份的消费，比炫耀性消费层次更高，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四)价格的社会网络特征。由于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新奇性，使得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对消费者而言，具有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其定价表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同时，由于文化创意的社会特质，使得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价格确定可以借助更加显著的社会网络实现。即是说，面对不确定的民族文化创意产品，消费者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传统的市场价格，更取决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其他个体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从而使价格具有社会网络特征［6］。(五)空间的体验特征。产品的新奇特征，要求通过一定的体验完成;消费的身份特征，也要依赖于个体行为与其他个体行为的相互体验实现。因此，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市场空间，不仅仅是一般产品市场的简单买卖空间，更应是适应文化创意的产品特征、考虑文化创意产品的体验氛围、满足个体消费者互动需求的体验性空间。通过体验性空间，可以更好地实现消费者与产品、消费者与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互动和相互认同，促进民族文化创意市场的发展和繁荣。
民族文化创意的融合机制
后福特经济的一种发展景观，就是以文化和创造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7］，更密切地联合其文化遗产，更重视民族和当地文化，以文化为基础推动区域扩大和再生。基于此，在民族文化创意的实现机制上，体现出“旧瓶装新酒”的融合思路。(一)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机制。在民族文化创意的实施和发展中，应充分考虑各地方的文化特征，这是文化创意的基础，也是其差异性所在。必须重视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进行充分挖掘、整理、提炼，以使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具有鲜明的、独特的文化特征。与此同时，民族文化创意虽然根植于文化，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经济活动，要求实现财富的增长。因此，必须按经济规律进行民族文化生产，通过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机制，让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社会、历史和象征等价值焕发出新奇特征和经济活力，从而激发消费者的文化体验需求，满足消费者的文化身份主张，使民族文化实现合理和充分的经济表达。(二)文化与技术的融合机制。民族文化创意以文化为基础，但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经济和知识型经济，因此，民族文化创意的生产过程也是民族文化和新技术应用的一种组合选择。传统的民族文化，要合理和充分实现其经济表达，满足现代社会更高层次的文明追求，将越来越依赖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信息处理、物质转化、空间整合，使其多种价值得以充分和有机反映，使其新奇特征得以凸显，使其经济表达得到完整和准确呈现。但另一方面，虽然新技术是民族文化产业向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创意却应该根据其文化资源的禀赋情况，选择不同的、适宜的技术实现机制。如依托于劳动力资源的民族文化产品，可以选择劳动与技术充分结合的技术实现机制;而依托于资本资源的民族文化产品，则可以选择资本与技术的有机结合。(三)文化与社会的融合机制。由于消费者的文化身份特征、价格的社会网络特征和空间的体验特征，决定了民族文化创意离不开社会活动，离不开消费者与消费者间、消费者与生产者间以及消费者与各种中介组织间的社会交往。特别地，作为消费者的文化身份，本身也有一个唤醒、激发和培养的过程，而社会参与将是极其重要的实现途径。因此，在民族文化创意发展中，建立消费者与消费者间、消费者与生产者间以及消费者与中介组织间的联系机制，将降低文化创意市场各种主体的社会进入壁垒，促进文化与社会的充分融合，有利于文化创意的深入推进。(四)文化与空间的融合机制。从国际建设的成功经验来看，基于前文化设施、前工业设施的文化创意再生计划，由于更能结合城市规划和多利益相关者，从而有着更强大的可行性［8］。因此，民族文化创意空间，应充分考虑原民族文化设施、废弃的工业厂房，通过这些文化的延续性载体，借助政府的空间发展机制和经济政策引导，促进旧的空间有机注入和展现现代文化创意元素，实现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废旧空间的混合再生。也即是说，通过民族文化创意使民族地区的文化空间转变为创意空间，使民族地区的废旧空间再生出新奇空间，实现民族空间的财富增长效应。(五)文化与组织的融合机制。民族文化的创意过程，也是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遗产的知识连续、知识合成和知识创造的过程。为此，在民族文化产业向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化中，必须建立文化知识的建设性和创新性的连接机制，使文化专家、艺术家、企业家、技术专家、各种中介组织、具有创造活力的消费者建立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形成富有创造性的组织网络。这一网络，将对文化创意的资源开发、生产流程、技术配置、市场发展等问题充满兴趣，并能够通过互动和合作，有效促进上述问题的解决。
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行为
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是文化企业家中专注于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群体。根据文化(创意)企业家的最新定义［9］，可以将其理解为民族文化变迁的人，他们通过组织民族文化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使民族文化与经济获得快乐结合、民族艺术家的梦想与企业家的冒险得到创新结合，在获取个人收益的同时，有力地推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增加。作为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其行为具有四个结合:其一，文化行为与经济行为结合。民族文化企业家具有文化与经济结合的战略理念，并致力于经济上可持续的文化企业发展，因此，他们熟悉和热爱民族文化，充满梦想地去寻求和实现民族文化与商业经济的充分结合。在他们身上，既有文化专家的身影，也有企业家的身份。其二，学习行为与创新行为结合。从民族文化转换为民族经济，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必须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通过对文化知识和文化变迁、技术知识和技术变迁、管理知识和管理变迁等的持续学习和不懈关注，以创新性地获取将民族文化转换为民族经济的解决思路。其三，组织行为与合作行为结合。由于民族文化创意的价值分布在文化、经济、技术、社会等多个环节，因此，在文化创意的经济活动中，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既要对存量的文化、金融、技术、社会、人力等资源进行有机的组织，又要积极探索与文化机构、经济组织、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的增量合作，拓展和丰富新的文化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其四，自利行为与他利行为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在组织上表现的社会网络性、在空间上表现的混合再生性，决定了企业家在民族文化创意经济活动中的财富获取必然建立在自利与他利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而言，在实现生产者财富增加的同时增加消费者的价值，在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保留城市或社区旧的空间情结，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促进文化繁荣，将是符合文化创意产业特征、具备激励兼容效应的可持续的行为选择。
民族文化创意的产业发展
(一)民族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十分明显的私人价值，这种私人价值一般通过民族文化遗产的门票得以体现。同时，民族文化遗产也具有显著的公共价值，如throsby［10］所说，作为身份符号的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身份，告诉人们曾经发生的故事，有助于界定“我们是谁”，从而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此外，民族文化遗产除自身收益外，还带动了旅游业、表演业、食品业、制造业等行业的发展，体现出明显的国民经济乘数效应，从而成为民族文化创意的重要产业。从供给而言，民族文化遗产的创意一般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呈现。博物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巨星博物馆，由于其较高的层次定位、较大的空间规模、较强的技术含量、较丰富的产品设计，使其遗产的美学意义、象征意义得到较充分的表达，从而成为民族地区或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另一类是专业博物馆，通常规模较小、投入成本较低，通过提供新奇、特殊的展览而对社会产生一种新的吸引［11］。从需求而言，由于文化需求、休闲需求、收藏需求在人们生活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正成为人们旅游越来越重要的景点。这里，既有个人或家庭的文化爱好和休闲需求，也有企业和各种组织的文化和教育需求;既有社区的社会活动需求，也有对文化遗产感兴趣的文物收藏家、文化经营者的经济需求。从制度形式而言，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但从国外的实际运行来看，很少有纯粹的公共博物馆或纯粹的私人博物馆，大多数都是公私合作的营运模式，通过混合的资金甚至混合的产权或混合的经营来实现。比如，几乎所有的私人博物馆都接受某种形式的政府补贴;而公共博物馆也接受私人捐赠，通常捐赠者的捐款可以免税［12］。从产业发展而言，民族文化遗产创意通常以民族文化遗产为内容，依托博物馆这一载体，衍化和延伸民族文化遗产的产业链。比如，在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提供免费参观的同时，也可以利用民族文化遗产元素，通过公私合作经营，打造高文化品味、高技术含量的大型民族文化剧目，将民族文化遗产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象征价值充分呈现给消费者，其所获收益既实现了公私经营者的经济发展需求，也实现了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恢复和再利用的目标。(二)民族生态文化。反思工业发展，虽然繁荣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却也极大地导致了人类精神层面的俗化;虽然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生态环境的异化。在工业发展模式日益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甚至停滞的态势下，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已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生态文化发展和民族生态文化创意就体现出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生态文化创意，意味着民族地区的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生态经济的视角下将得以严肃考虑，通过对民族地区的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渐进性变革，以实现经济上的边际调整，使民族生态文化激发出绿色的经济效益。从消费而言，一种生态效率的价值观正日益融入人们的价值理念中。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对企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的成效判断，不再是单纯的基于成本利益分析的货币效率，而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和产出。富有生态文化的产品、具有生态文化的企业、凸显生态文化的地区，已经日益融入大众消费体系，日渐为消费者所推崇和尊敬。可以预见，随着低碳经济的崛起，具有生态文化特点的消费必将成为国内的主流消费，而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具有天然的和显然的比较优势。从供给而言，在创意经济下融入并突出民族生态文化的差异性，在经济诉求中强化并蕴藏民族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生态精神价值、生态社会价值、生态历史价值和生态象征价值，将是民族生态文化创意企业的战略选择。比如，以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开发而言，发达的制造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日益广泛的国际销售网络和国际技术扩散已越来越容易获取，其设备和技术的进入壁垒已十分有限，而产品本身的差异化能力将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创意就是要突出民族的生态性、突出地域的文化性，其供给过程就是体现民族生态文化的差异化过程，也是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创意企业以一种及时和有效的方式，预计和回应全球消费者偏好的内在变化过程。从制度形式而言，民族生态文化创意是民族生态文化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关系和活动中的一种平衡。单纯的市场关系，在取得民族生态经济收益的同时，可能极大地破坏民族生态文化本身，扭曲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损害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和谐。比如，民族生态文化具有较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在没有获取民族地区居民充分认同和相互合作的情况下，单纯的私人创意或厂商创意，必然难以获取民族生态文化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支持，从而制约私人或厂商的进一步发展。而单纯的非市场关系，又因为远离经济因素而失去发展的活力，导致民族生态文化发展黯然失色。诚如S•Der-baum［13］所言，在可持续发展中，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和组织的关系，既可能是市场关系中的一种，也可能是非市场关系中的一种。因此，民族生态文化创意应该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关系和活动中获取一种平衡，应该考虑合作，而不仅仅是排他性的竞争;应该考虑社区，而不仅仅是市场;应该考虑共同的产权，而不仅仅是私人产权。从产业发展而言，民族生态文化创意通常以民族生态文化为内容，依托民族生态环境，培育和发展民族生态文化的产业链。比如，在民族生态文化的开发中，可以发掘和延伸民族生态的器物文化、产品文化、生产文化、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借助民族生态的特定环境，通过生态休闲、生态观光、生态体验，展现民族生态文化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象征价值，使传统生态的内涵和业态得到丰富和拓展，从而提高民族生态文化的经济价值，推动民族生态向高级化发展，实现生态文化创意对民族地区的经济促进和产业带动。
民族文化创意的政策设计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3
关键词：十三五；新常态；辽宁；经济转型
十三五是破解现实困境、把握、适应新常态的关键时期。新常态、新趋势决定经济转型，经济升级适应新常态、新变化。经济转型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转型发展、产业改造升级是辽宁积极应对下行压力、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经济稳中求进、质量双升的应有之义。
一、十三五时期辽宁经济转型的客观困境
十三五是新旧矛盾交互叠加、风险挑战易发多发的时期。国际格局复杂多变、地缘政治曲折发展和金融危机深度蔓延使辽宁经济转型呈现多变、复杂和艰巨的新特点。正如中医治病救人，经济转型也亟需望闻问切、分析病理。这是直面病情、破解难题的基本前提。只有立足辽宁实际，把脉经济转型的重难点，对症下药，才能深刻把握新常态下转型发展的规律、出路和方向。
1.改革攻坚形势艰巨
经济转型是改革攻坚的“牛鼻子”，也是全面小康的“火车头”。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是破解多重现实矛盾、实现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在复杂改革形势下，经济转型发展与整体改革攻坚形势紧密相连。经济转型的艰巨性主要体现在：其一，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趋紧张。在辽宁，产业结构矛盾成为制约经济转型的首要障碍。其二，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经济下行根源于供需结构的深刻变化。从需求端看，外需疲软、内需不足成为制约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供给端看，产能过剩、效率不高成为辽宁转型升级的硬骨头。其三，行业风险隐患增多。通胀压力、市场风险交互叠加使行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2.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放眼世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处于深度调整、曲折变革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和产业革新运动使结构优化、经济转型更加迫切、紧要。主要表现在：第一，生产要素发生新变化。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传统优势的经济增长点正趋于衰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蔓延深刻影响经济分工和产业格局。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收紧；信息、技术和管理等创新要素正活跃兴起。第二，经济增长动力发生新转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蔓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的调整变革期。以出口、投资的传统增长动力正在衰退；消费的增长潜力、活力远未释放。
3.粗放发展问题凸显
单一、粗放的发展方式与经济的新变化、新趋势不相一致。新常态下，下行加大、增速放缓使粗放型发展方式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企业效益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人口、环境和资源瓶颈趋紧；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不足等。此外，传统的“铺摊子”、“大扩张”方式逐渐引发结构性失衡危机。在辽宁，优势产业发展疲软、新兴产业动力不足成为产业优化升级的拦路虎。这些都成为制约辽宁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
二、十三五时期辽宁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
十三五时期也是辽宁经济转型发展的最佳窗口期。经济下行、速度放缓是压力，更是动力。高水平的改革创新、对外开放使市场的潜力、活力和动力不断释放。新常态孕育新能量，新经济呈现新特征。因此，十三五时期，辽宁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新方向。着眼十三五、把握十三五成为辽宁产业转型、经济振兴的根本出发点。
1.新常态为经济转型提供更多机遇
新常态将贯穿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成为辽宁经济振兴的指路明灯。在十三五，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等必须紧紧围绕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常态也意味着新机遇、新未来。首先，全面的改革开放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基石。改革攻坚、简政放权和对外开放等战略大大激活社会活力、市场潜力和民众创造力。其次，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迅速。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生产、交往和营销方式，使生产、流通和服务更高效、更便利。互联网金融、跨境电商和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再次，新的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例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等。这些新战略、新举措为辽宁优势产业改造升级、质量提升指明了方向。
2.创新创造是经济转型的动力之源
创新是应对改革攻坚形势、破解转型发展难题的根本。十三五是矛盾风险叠加、机遇挑战交织的时期。创新成为引领辽宁经济转型的首要引擎。一方面，经济下行、增速放缓和风险增多等现实状况亟需发展新思路、新方式和新举措。惟有依靠创新、发展创新，才能有效应对转型的多重挑战。另一方面，改革创新是适应、引领新常态的必然选择。创新驱动是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改革攻坚需要创新，前进发展更需要创新。因此，创新将成为十三五时期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这要求：必须把创新置于核心位置；积极发挥创新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3.均衡协调是产业发展的根本方向
均衡、协调和可持续是稳增长、促转型和防风险的战略选择。新常态下，产业优化升级与市场供求变化、区域发展特点和改革攻坚形势相联系。其中，供给需求均衡配置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依据。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供求的相对变化是准确进行产业调整的积极信号。提振内部需求、化解过剩产能和平衡供需结构仍是辽宁产业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工作。同时，在辽宁，产业的改造升级、进退有序是产业结构稳定、布局合理的现实要求，也是稳增长与促转型的最佳方式。因此，均衡协调适应经济新常态，体现十三五辽宁产业发展的新规律、新方向和新趋势。
三、十三五时期辽宁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
十三五是稳增长、转方式和调结构的关键期，也是辽宁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新常态包含新趋势，新方式勾勒新未来。正确的转型道路、方式是推进改革攻坚、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复杂严峻的改革形势下，辽宁经济转型亟需着眼于新常态，积极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均衡化解各种矛盾风险，逐渐形成创新、协调和高效的转型新路子。
1.科学把握新常态的内涵、规律和趋势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是辽宁经济振兴发展的主线。转型的压力与动力、矛盾与风险、机遇和困境都根源于新常态。研究经济新常态、新变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把握改革转型主动权的必然选择。一要，辩证认识经济新常态。新常态呈现新旧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和动力转换不足等特点。同时，新常态也使各种新业态、新机遇和新模式不断涌现。二要，有效适应经济新常态。新常态是动态的、可变的，与经济形势、市场变动等因素相关联。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必须着眼于经济新趋势、新变化，使经济转型更科学、有效。三要，全面引领经济新常态。经济转型需要从长远出发，精准分析新常态的规律、方向和趋势。在转型发展中，政府调控、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是引领辽宁经济转型的有力武器。其中，科学调控是基础，竞争开放是关键，创新创造是源泉。因此，把握新常态是辽宁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
2.发挥创新创造在转型发展的决定作用
创新是破解难题、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三五是发展的五年，也是创新的五年。新常态下，发展根源于创新。创新使发展的深度、广度大大拓展。创新着眼于发展。新发展使创新活力、潜力不断释放。在辽宁，创新是破解经济困境、引领转型发展的强心剂。
这要求：第一，释放人的创新潜力。创新是人的特有活动。经济转型亟需调动人的因素，创新激活存量，使人才、技术和信息等活力充分释放。第二，创新转型调控思路、方式。思路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出路。在辽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仍是激活市场活力、优化政府服务的关键。第三，创新转型发展体系。创新是十三五辽宁经济转型的中心环节。新常态催生新理念，新理念需要新体系。在创新理念的引领下，逐渐形成技术、理论、制度和文化相衔接的转型新体系。第四，创新行业转型模式。立足辽宁发展实际、尊重市场规律，因地、因时制宜，才能实现行业、产业和企业的良性发展。
3.补短板、强优势成为均衡转型的重点
均衡协调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新常态下，发展瓶颈趋紧、风险隐患增多、矛盾压力叠加是辽宁经济的显著特征。其中，结构性矛盾是经济转型、协调发展的难点。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供需两端配置不均；新兴产业活力不足；产业布局有待优化。为了化解这些矛盾，转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找不足、查漏洞和补短板。这是均衡发展的第一步。以供给需求为例，只有两端双向发力，互相协调，才能实现供需结构的优化、平衡。同时，转型升级也须着眼未来，长远谋划，推动优势产业迈向新台阶。作为老工业基地，辽宁具有独特的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要把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和开放共享纳入转型发展全过程。此外，注重新旧产业的融合衔接。这是增强产业活力、竞争力，提高转型发展效率的必然选择。
因此，十三五是辽宁转型发展的关键机遇期，也是机遇挑战并存、矛盾风险叠加的复杂时期。新常态是贯穿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我们只有立足转型客观困境，分析十三五经济发展新特征，明确转型路径，才能更从容应对现实挑战、开拓辽宁经济新未来。（作者单位：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m].人民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4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风险；宏观经济政策
一、“新常态”阶段的内涵
（一）“新常态”的提出及本质
我国GDp增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处于波折阶段，总的来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新常态”内涵反映出的是绝非以往只注重经济总量增加，而是向宏观经济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转变。由于不同于“三期叠加”之前表现出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为继，故而体现了“新常态”中的“新”字；此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国家经济状态则直接反映了“新常态”的“常”字。可以简单地说，“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哺经济的健康增长。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我国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阶段，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表现出相当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是提前预知了“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特征。从这些提前预知的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的运行有如下重要特征。
1.经济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经济潜在增长率就来源来说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予以提升。
2.我国消费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和投资已难以超越。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制造品生产国家，逐渐超越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方式由改革开放20年来以投资等为主导的外部需求结构向以“三驾马车”为主导协调拉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升级。
二、“新常态”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一）金融风险暴露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潜在的金融分析按不可忽视。尤其在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和结构性问题的背景下，要特别注意重点领域的三大区域性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风险。
（二）产业空心化风险
决策者出台了一些列扶持政策，促进我国创新型工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资源更多地向这两个部门倾斜，而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的一些产业必然会促使本产业向资源方转移，努力使自身走向价值链的两端，产业的稳定毫无疑问经受了冲击。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等的转移引起了产业空心化风险；第二是第三产业在GDp的占比持高不下，产业的结构逐渐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空心化风险；第三是我国外贸政策向外倾斜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三、“新常态”下我国几个重要经济政策转变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领导层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基本倾向于需求管理，决策者为维持我国GDp增速差不多是10%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顶层设计来着手调整。
（一）“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转变
在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结尾之年，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异常复杂，在这种经济增速下行态势下，决策者需要看清当前国内宏观经济与国际不稳定因素，通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适度宽松。
曾经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不管不顾、一心着重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据短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形势的变化，频繁使用强刺激手段来调节经济，进而导致如产能过剩、地反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和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后遗症。
（二）“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转变
加强民生投入，激发消费潜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的财政政策，加强对民生、社会保障等惠及大众的财政投入，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能力。在我国经济下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抑制的进一步减缓我国经济增速，这又无可避免的造成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压抑。但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望加速提升，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逐步解决居民消费的一大后顾之忧，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得益于政府对民生投入力度的加大。
四、“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要点
（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很好切入点和抓手
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偏向于需求而忽略供给，决策者为维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我们在“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角度来着手调整。
（二）以“微刺激”实现精细化管理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意图
曾经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不管不顾、一心着重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据短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形势的变化，频繁使用强刺激手段来调节经济，进而导致如产能过剩、地反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和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后遗症。就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良性区间的形式来说，以往的政府强刺激手段很难奏效了。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目标不应只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目标，而应是在中长期目标得以实现的同时兼顾起短期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1）
[2]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
[3]吕伟.济南市经济增长方式研究――基于经济新常态视角的实证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2015（10）
[4]林成.新常态视角下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历史机遇[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5（5）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5
一、“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新常态
第一,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呈现逐级放缓,但增长动力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即从高速增长向转向中高速增长。第二,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发展增长速度换挡,发展速度下降,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阻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原有的不完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经济结构尚未完全改变,而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的新的经济结构尚未成熟并发挥作用,因此,必须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态势,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形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化解过剩产能,积极进行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然而结构调整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一些行业难免会收到较大冲击,有些企业甚至会退出市场,这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是结构调整中的“阵痛”。对于处在转型省级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必须痛下决心,加强和优化企业管理。第三,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及时采取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从2011年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逐级回落,刺激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使当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掣肘,调控余地大为缩小。但这种特殊时期经济“复苏器”,远不如“起搏器”和“人工心脏”更具有适应性。因此2013年,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信心、顶住压力,没有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直接干预,而是启动了一些既有利于当前稳定经济增长又有利于长期结构平衡的项目,如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铁路建设等,大力推进环保节能、信息消费等新产业发育成长,促进内需的作用逐渐显现。因此,在经济发展“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企业转型发展既面临巨大的挑战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在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速换挡,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利用好宏观政策转型发展,实现主业做优做强做大,辅业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尤为重要。为此,必须全面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和创新企业管理的方式和途径。
二、新常态下企业管理变革的路径分析
第一,重构和加强核心竞争力。新常态下,市场竞争的特点已经不在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而是逐步向向质量型和差异化转变,面对新的市场竟争环境,企业要提高自身竟争力,尤其是在新常态下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后,必须改变原有的依靠低成本的生存模式,加强和重构核心竞争力,提高自身综合实力,从管理、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等各个方面不断提升和创新。
第二“,去产能,降库存”优化企业经济结构模式。在新的经济常态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国内市场饱和且产能过剩现象严重;从经济风险积累来看,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去产能”、“去杠杆”和“去库存”,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积极调整企业经济结构模式。由传统的第二产业逐步转向第三产业,尤其是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新型服务业。
第三,立足创新,变革经营管理。新常态下,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需求退潮,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成主流的消费去求环境下,质量型、多样化、差异化的产品必然需要思维方式改变、技术观念创新。因此,企业必须进行创新观念,培养适应时展的新的创新能力,积极推进信息化与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在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中,关键是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革经营理念,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加强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扩大产品的边际效果,积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化解产能过剩,去库存,拓市场,适应新常态下的互联网经济,以互联网+的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做好信息时代的企业管理改革提升。
第四,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培养创新型企业经营管理者。在新常态下,产业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生产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在人口老量化日趋发展,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的新特征下,要求企业加快构建和发展新型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体系,尤其是要适应当前根据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形式,培养和任用具有互联网经济发展创新观念的经营管理者,吸收吸收能胜任智能型、专业化人才,在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决策层的带领下,以中层管理精英为中坚力量,形成高层决策、中层落实、一线执行的人才运行机制,进而加强企业内部的协作合力。同时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强新生代员工教育和激励,整体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的效益,及时适应多样化、差异化和优质化的市场的宏观变化。
第五,强化资本运作意识,加强审计和内部控制管理。新常态下,投资需求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出口的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发生,因此,企业积极探索健全和完善审计和内部控制体系,设置内部控制部门和成立审计委员会。为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该委员会直接对监事会、董事会负责,避免其他领导人员和部门的干扰,从而提高其工作独立性。只有审计部门独立地开展工作,才能排除干扰,做到对企业业务全覆盖式的审计,不断推进方法的创新。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6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政工作形势
我国经济呈现“新常态”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发展形势做出的科学论断。贯彻落实好这一要求，就要做到“中央的要求就是我们的任务”，财政部门必须在观念上适应、认识上到位、方法上对路、工作上得力，积极引领新常态下的财政工作。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楼继伟在2014年全国财政工作会上指出，2014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级财政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内部控制建设，强化财政预算管理，财政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把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新特征相结合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判断上来，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科学分析新常态下财政领域的趋势性变化，正确把握做好财政工作的新要求，发挥好财政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中的作用。
二、新常态下财政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新常态下，“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这一增速降至12.2%，而2014年仅为3.3%。
新常态下，“传统的手段不好用了”。过去，一旦经济增速慢下来，宏观调控常用两手，一手是宽松货币政策，用以扩大贷款、刺激投资，通过定向的结构调整，使货币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为企业转型和技术创新提供动力；一手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优化结构支出为主，为企业创新、设备投资等减税，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立足于市场，寻找和发现未来为发展方向。现在，我国的存量货币规模相当可观，201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122.84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63.65万亿元，m2与GDp之比为1.93，而美国的这个数字是0.72，仅为中国的37.3%。m2与GDp的比值越高，说明经济运转的效率越低――投入了大量的货币，却产出很少的GDp。
就进贤县而言，经济同样存在速度、结构、动力和风险层面的问题，受经济下行、政策性减税等因素的影响，2011-201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37%、38.36%、20.04%、15.19%，呈现出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支出方面民生、改革和维稳等刚性支出不断加大，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财政部门必须在新常态下的挑战中寻找机遇，在压力中激发动力，坚决贯彻落实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坚定信心、深化改革、依法理财，全力以赴推动财政各项工作。
三、做好新常态下财政工作的几点建议
1、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财政职能作用面临新定位、财政改革发展面临新任务，要认识新常态倒逼改革，积极探索财政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不断推进各项财政机制体制创新，更加注重发挥预算部门单位的作用，凝聚深化财政改革的强大合力，力争打造一批特色和亮点工作。一是在适应经济新常态、构建财政新格局上下功夫。认真研究经济发展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新特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服务经济发展。二是积极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养老保险和工资改革，加强与牵头部门的协调配合，预留好资金，做好重点改革事项的保障工作。三是适应发展新情况、加大财政金融创新力度上下功夫。探索新的模式，激活社会力量，创新投融资体制，推动投融资多元化，依靠更多市场力量、社会资金来共同建设。四是在适应法治建设新要求、增强依法理财能力上下功夫。牢固树立法治财政思维，锐意改革，深入推进“为政忠公能、理财精细实”，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加强财政的精细管理，严肃财经纪律，防控廉能风险。五是以提升绩效为导向，进一步深化各项财政改革。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通过调整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健全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完善部门预算管理、推进“阳光预算”建设、实施绩效目标管理等途径，找准财政改革的着力点，切实优机制、激活力，努力构建新常态下财政事业发展新优势。
2、科学谋划财政收入。在收入组织上应有新思维，要实事求是看待财政收入增速变化，科学预测财政收入趋势，促进经济和财政的良性互动。一是要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克服财政收入速度传统理念，做到财政收入有质量并持续提升。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反对“竭泽而渔”，坚决不收“过头税”。大力培植有发展潜力、有增长后劲的企业，支持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做强，支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做大，促进财政与经济良性互动，不断夯实财源基础。二是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稳中求进，注重效益和质量，财政收入预期增长要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体现了积极稳妥，符合当地阶段性发展特征，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为新常态下调结构、转方式、促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三是要处理好抱“西瓜”与拣“芝麻”的关系，既要抓税源大户，也不忘零星税源。四是要“五源齐抓”。针对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结构特点，分门别类地采取针对性的细化措施，围绕税源、费源、利源、资源、外源五大收入渠道，促进财政收入工作组织程度的精细化。五是要“协税护税”。针对中小税源面广量大、征管部门力量难以全面覆盖到边的情况，通过工作重心下移、构筑协护税网络，运用政策机制等方法和手段，调动各基层乡镇和社会力量，促进各类税源财源加快转化为现实收入，提高中小税源的征管意识和成效。
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支出安排上应有新思维，主动出击，建立机制，确保财政支出的可持续。一是要处理好统筹与持续的关系。充分考虑财力现状，兼顾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能，切实把钱用在刀刃上。该财政保障的落实服务到位，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但不能大包大揽、一兜到底。科学调控保障基层，建立健全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认真编制财政“十三五”规划，算好政治民生账、经济社会账。二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厉行节约规定，坚决控制非工资性开支，并督查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按新《预算法》办理各项支出，使财政支出逐步纳入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三是要实行“零基预算法”，即对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支出项目，不论是原有的还是新增的，在安排财政支出时一律从零开始。四是要实行精“官”简政，即在撤并机构、精减人员的同时，从严控制机构升格，减少领导职数，提倡兼职，控制虚职，压缩人头经费开支。五是要坚决刹住吃喝玩乐歪风，减少乃至杜绝浪费，力戒腐败；精减各种会议，坚持少开会，提倡开短会，做到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不开无意义的会，压缩会议费开支；建立和完善财政内部自动化办公系统（oa系统），加快文件传递效率，减少传递成本。
4、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注重绩效，有保有压，用对资金。一是要在财政资金支出安排上遵循量入为出、统筹兼顾、保证重点、兼顾公平与效能的公共支出基本原则。二是要在财政资金拨付上应严格按照保工资，保运行，保稳定的支出顺序。三是要用好用活财政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促进县乡经济发展。积极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和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参股、控股国有、集体企业，实施低成本扩张，增强企业竞争实力，提高企业对财政的贡献份额。四是要加强跟踪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定期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经常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保证资金专款专用，充分发挥资金更大效益。五是要有目的、有重点地把财政资金投放到那些税高利大的项目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7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政府；市场；金融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2-0034-03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解决我国当前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思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改革，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和深化金融改革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实现金融领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正向作用，备受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一、转型时期金融特征与新常态政府职能转变
著名的米什金“金融谜团”描述了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有现象：金融体系是经济中受到政府最严格管理的部门之一。它说明了政府介入金融市场在现代经济中是一种常态，但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政府对金融业介入一般不采取直接“提供”或“生产”的做法，而是采取提供基层性纯公共产品――正式金融规则（法律法规等）的形式对金融业进行规制，所涉及的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其他行业所不及的，包括：市场准入与退出限制、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等结构性规制，以及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准备金要求、资产质量标准、流动性标准、贷款期限和结构的限制、存款保险制度等市场行为的规制。
转型时期的中国金融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异性，其特殊性在于金融市场的“零起点”和在改革初期的绝大部分构成要素都是由政府（中央或地方）主导和“生产”出来，其复杂形态主要表现在：政府在分权过程中逐步“创造”出一个金融市场；通过强制性行政手段，替代一部分尚不发育的或残缺不全、运行失效的金融市场机制；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决策经营运作等手段，组织金融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
三十多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可以概括为：第一，多年来整体金融运行基本稳定且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使我国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性奇迹；第二，促进我国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金融大国，有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有高达52%的全社会总储蓄率和20%左右的家庭储蓄率等重要资源。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和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体系至今仍然存在着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发展的“高速低效”路径依赖、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依然低下、融资结构扭曲和直接融资体系内结构失调以及继续改革有难度与推进阻力加大等。这也意味着，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金融改革的主攻方向。
政府职能转变也就意味着在面对政府与金融市场关系问题时，需要探索和厘清不同改革阶段的差异性，理解现阶段政府在金融体系发展中的正向作用机制，并按照“依法治国”理念对政府行为边界用法规予以界定和约束，让金融领域微观主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性，使我国丰富的金融资源成为提升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引导性力量，实现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指引下一步的金融改革与实践工作，实现有效政府和有效金融市场双重目标。
二、新常态下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十大作用
政府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在转型时期的我国是一个演变和与时俱进的过程。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实现国家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我国“十三五”期间金融法治工作内容之一，而金融法治的第一个经济作用是约束政府，第二个经济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那么，服务于我国经济的金融体系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后，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作用的机制和内容是什么呢？具体来看至少有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执行货币发行、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等国家金融管理和宏观经济调节职能。政府（一般由中央银行执行）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运用各种金融宏观调控手段和货币政策工具等保持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它是在现代经济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之一。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及时监控经济运行状况，实行灵活且适度的货币供给，发挥宏观经济稳定器作用，有效地应对经济萧条和推动就业，抑制经济的过度繁荣和通货膨胀，防止金融动荡和维护金融安全，保障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
第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法治建设。“金融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中的“软”设施，它属于公共品范畴，主要包括：法律基础设施、信息和公司治理基础设施以及流动性基础设施等内容，而且，金融基础设施的效率是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上限，金融基础设施安全是我国金融安全的最根本保障。由政府主持且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科学立法的方式，实现金融法治和金融改革决策相衔接，是充分体现有效政府的途径之一。新常态下加大金融“软”设施的投入，为金融微观主体“提供”或“生产”更加完善的公共品，成为政府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
第三，政府金融规制改革和金融规则协调。金融规则的公共规制一般由各国立法机构和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等多个部门以多个层级的形式来共同实施，并以法律、法规、条例、规章等正式金融规则形式表现，对金融业的规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其他行业所不及的。我国经济和金融正处于转型过程中，法律规则体系“不完备性”使得金融规则体系的形成路径往往是由政府及其金融专业部门主导，这意味着政府实施的金融规则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金融效率问题。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实际上包含重要金融规则制定和金融规则执行与监督两部分的工作内容，在新常态下推动政府金融规制改革是我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涉及的内容包括：统一政府金融规制机构的设置、政府内部立规与执行机制相互分离、政府金融规制制定过程的流程化设计（社会参与与评估机制）等。
我国金融规则体系已经形成了货币规则、金融监管规则、金融组织规则和金融市场交易规则等四个层次约4000项的复杂体系，这是我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政府行政性分权与金融分权逐步形成的；从其内部构成来看，不同规则之间专业要求的差异性所造成的摩擦和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单单依靠现有“一行三会”内部系统是难于协调的。因此，金融工作的内部协调是新常态下政府的重要职责。
第四，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对于现代社会秩序来说，金融规则体系由法律和法规来规范是主要特征之一，但这一规则体系的执行与遵守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监管机构的能力与水平、监管机构之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监管体系的完备性、司法机关及时和有效的介入，以及金融规则自身的合理性等。其中，金融规则自身的合理性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金融监管是实现金融规制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直接影响金融规制的效果和目标的实现。
新常态下金融业发生重大变化，如：互联网金融、金融信息安全、区域金融和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等，政府金融创新表现在，通过各种有效手段或相应的机制设计对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构成中微观主体不能够“提供”或“生产”的部分进行必要的补充。
第五，外汇管理。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是一种国民财富。管好和用好外汇储备，实现其保值增值、支持我国企业实行战略性对外投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亚投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和服务于经济新常态下国际金融的新发展是政府的职责之一。
第六，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金融智库，支持我国金融改革。党的十以来，多次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成为新常态下的“国家战略”。我国金融经过多年改革，已经形成了特有的金融规制体系与市场结构，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往往是“牵一发动全身”和“系统工程”的重大改革。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集思广益的决策部署过程，符合我国实际的改革设计，实施方案达到决策需求的专业化水准，需要政府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金融智库并调动这些智库力量，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开展相应的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为规制方案和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第七，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与推动我国征信业发展。信用既是金融业生存的根基，又是金融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为弥补我国转型经济中的企业信用与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滞后、解决企业与个人的信用报告作用不显著等问题，政府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等措施，开展信用信息共享、整合和服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信息安全，为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和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特别是小微金融）提供基础和支持。
征信业是金融体系分工的自然结果，它降低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的成本。在经济新常态下，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和企业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在完善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的基础上，政府应通过必要的手段培育征信业务、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等，促进我国征信业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的征信体系，逐步把握国际评级的“话语权”。
第八，推动政策性金融改革与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政策性金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国家战略、产业政策等特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金融手段。目前，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方案已经启动，随着“一带一路”、“棚户区改造”和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政府加大政策性金融改革力度，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
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内生弱质性”是各国政府介入的基本逻辑。农村金融既是支持和服务我国“三农”的重要力量，但同时又是多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当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资金外流、农民贷款难、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市场竞争不充分、信用环境不好和农村金融机构效率低下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业界和决策层。构建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体系配置效率，促进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有效结合，实现金融支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模式，有效利用政府支农政策资金，吸引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支持我国城镇化改革与新农村建设，成为新常态下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
第九，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金融业是服务业，它的生存与发展受制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外部环境。鉴于我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具有很强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金融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涉及地方政府的行政边界，地方政府干预具有较强的临时性、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地方政府行为对于构建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防范区域金融风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府应通过营造政策环境、法律环境、人才环境和诚信环境等措施，以及加强地方政府治理、地区经济基础、区域金融发展以及金融信用的制度基础等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第十，国家金融战略与国家金融安全。国家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时代要义和核心内容之一，实施国家金融战略是实现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基础，是政府必须考虑和实施国家金融战略的重大课题。
国家金融战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深远的角度综合设计，一方面要依靠中央政府主导并组成相对固定的领导团队和专业团队，同时调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及不同专业领域的社会智慧和力量，就我国金融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如何“对外”和“对内”提出切实可行和逻辑严谨的方案；另一方面要助推和支持金融技术、金融互联网服务设备和金融风险防控软件系统以及金融安全设备等的“国产化”建设，逐步解决我国目前金融服务后台设备与技术过多地依赖于国外的现状。
thetenFunctionsofGovernmentintheFinancialSystemUnderthenewnormal
ChenJingwei
（FinancialResearchinstituteof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028）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8
记者：正确把控经济新常态，必须科学理解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正确认识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合理构建新常态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一切，离不开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把握。李教授，请您先谈谈当下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哪些约束。
李济广：对于当下经济增长速度所受到的约束，学者们列举了很多，诸如资源消耗已达极限，环境污染不堪重负，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上涨，劳动力总量已开始减少，三大需求拉动作用下降，部分行业或地区产能过剩，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突出；日趋加重的杠杆化导致财政货币政策运作空间减小，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投资产出效率下降，技术引进效应下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向下调整，人口抚养比升高，劳动力、资本成本上升和环境压力使得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增长的动力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世界经济中低速增长使得全球化红利减弱等等。
其实，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就是两方面：一是市场约束，一是生态约束。
就市场约束来说，只要具备市场需求，其他制约因素如要素价格、劳动力数量、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效率、投资产出效率、技术引进效应、财政货币政策运作空间、储蓄率和投资率等等都不是问题，而产能、出口拉动空间、三大需求的拉动作用、低全球化红利等，本身就是市场问题。
但是，具有足够的市场，经济也不一定能够快速增长，因为当今世界资源环境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制约因素。多年来，高消耗、高污染换来的高增长透支了自然资源，损伤了生态福利，没有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面对城市缺水、河流干涸、石油高度对外依存、许多土壤板结、大量水质不达标、雾霾挥之不走，如果还是延续过去的增长方式，不仅资源系统面临崩溃，环境污染也将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在既定的时期，经济增速与生态状况成反向变动关系。2014年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城六区11月3日pm2.5浓度接近一级优水平，11月1日至12日空气质量均为优良，形成所谓的“apeC蓝”。其代价是全市所有工地停工，机动车限行，70%公车停驶，职工调休放假，大气污染企业69家停产、72家限产；周边8个以上城市汽车限行，公车70%封存，天津部分地区停止供暖，河北省2000多家企业停产，1900多家企业限产，1700多处工地停工，山西、内蒙、山东省污染行业也停产限产。瑞士信贷估计，这种措施可能使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8%降至7%～7.4%左右。这清楚地说明，在今天，为了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得让经济以较低的速度增长。
在博鳌论坛谈到，7%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以此推断，5%～6%的速度似乎也不算慢。或者说，如果有一天中国增速下降为世界平均增速新常态即2%～3%，那是不是不可容忍的？2%～3%的速度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也会努力摆脱，但如果市场需求在一定时期造成这一速度，生态规律在一定时期要求这一速度，我们应不应当不顾一切盲目投资强拉速度？肯定是不应当的。即使失业增加也完全可以通过限制极其严重的加班加点来增加劳动力需求，通过一部分人回家做家务来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没有理由断定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是7%左右。
市场约束是硬约束，市场没有了，企业自然难以扩大生产。相对而言，生态约束是软约束，生态好坏具有很大的弹性，即使生态状况已经十分严重了，生产仍然可以继续扩张。因此，突破生态防线，是新常态经济最可能遭到的破坏。坚守生态红线，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不能突破这条红线。
在今天，在既定的时期，要增长还是要生态？要更多物质财富还是要更多的生态财富？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记者：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概括了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这九个方面包括：消费需求、投资机会、出口和国际投资、产能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环境约束、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在这九个趋势中，前七个都是经济本身自然而然形成的新特征，第九条主要是根据经济变化制定主观调控政策，而第八条“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则是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约束及其对策。其他几条与经济增速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联度，比第八条小得多。通过绿色低碳循环等发展新方式，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应是新常态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李教授，请您谈谈这个主要特征的内涵和通过哪些努力才能形成这样的特征。
李济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表现为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其中，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增量扩能为主的增长、传统增长点的增长乃至高速增长都是破坏生态平衡、损伤生态文明的增长，是受增长主义影响的增长；而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增长和新增长点的增长则是有利于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的增长，或者说，只有维护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转向。
走向生态平衡这一新常态经济的重要特征必须通过巨大主观努力才能形成。
首先，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自觉接受生态环境的约束。一是要对生态违规行为零容忍。一个地区出现环保“越雷池”事件，要追查环保部门是否失职、地方主要官员是否包庇。二是制定各项经济政策都要把资源环境状态作为约束条件。现实的世界，一旦一国经济面临下行倾向，就会推动大批项目上马，就会鼓励大面积大力兴办企业，就会要求银行增加融资，要求央行放水，就会寄希望于拉动房地产，但新上的项目不一定有市场，增加的融资不一定有效益，央行放的水不一定会流入经营性企业，新办的企业不一定能成功，新建的房产不一定有人住，而这些措施一定会消耗资源和环境，增加过剩的产能和建筑，新办的企业还会把别的企业挤垮。有许许多多的论文、财经评论和论坛发言讨论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调控措施，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大多数都没有把生态损伤和生态维护作为经济增长及其刺激措施的影响因素，因而充满极大的误区。几百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历史表明，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与经济过热有关，总是与过度融资有关，总是与资产泡沫有联系，总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相联系，现代危机往往与房地产过热有联系；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往往是经济金融的崩溃，即使危机不爆发也会有大浪费。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一种观点认为，出现经济下滑、疲软的时候，就是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缓周期措施的时候。而另一些人质疑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和过度。不管孰是孰非，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冗余性、重复性和过度超前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今天，“新常态”已经成为国家执政理念，研究经济增长必须不忘生态条件，制定经济政策必须自觉接受生态制约，控制经济刺激措施的强度，在防止增速过快下跌导致经济混乱的前提下，不设定脱离市场和生态的增长速度目标。否则，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真正进入新常态。三是要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增长冲动。为此，除加强对地方领导干部的生态考核、保证经济后进地区基本财政开支需要外，更要推进经济发展和建设项目的科学决策、集体决策和民主决策，尤其是要搞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制约通过上项目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
其次，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大力创造生态产品。2013年4月，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包括生活的自然环境，也包括提供生产要素的自然环境，如森林、草原、土壤、水流等。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些自然环境以维护生态平衡，还要改善自然环境以恢复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就是创造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一方面是人类的生活环境，这些生态产品就像大米、手机这些物质产品一样，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必要条件，而且这些生态产品量应与物质产品量保持平衡。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力的自然环境，是制造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条件，只有大力生产这些生态产品才能保证经济顺利增长。
再次，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都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利润追求，是近代社会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直接的结论就是，人类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最终依赖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依靠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性发展。当代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缺陷是容易造成生态失衡。但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私有制市场经济才是生态失衡的根源。对此有人不解，认为社会主义中国也在破坏生态平衡。理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一是中国的私有企业占多数，二是讲究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对价值增值追逐的经营行为与私营企业十分相似，此外，国家机关长期存在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经济决策缺乏公有制应有的民主机制。因此，要想大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能发挥公有制经济作用的就不要利用私有制经济的作用，能国有独资经营的就不要搞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外，公有制经济要以促进全社会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全面满足的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不能把盈利放在经营目标的首位，国有经济要通过按劳分配提供动力，而不是强调自负盈亏。
记者：李教授，请您谈谈为什么说提升生态效率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动力。
李济广：由于“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要想在环境不会更加恶化、资源不会更加接近崩溃边缘的前提下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或者需要开发新的生态产品填充资源改善环境，或者需要利用同样多的资源环境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即提高生态效率。由于新增资源环境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差甚远，提高生态效率就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新常态“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核心就是提高生态效率。质量型经济增长指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意味同样的资源可以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而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则意味着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绿色”指通过节约并高效利用能源资源以减少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威胁，以清洁能源和减少污染、降低消耗的技术创造新的增长动力。“低碳”指扩大、普及清洁能源的使用，以绿色技术、增加碳吸收等方式将温室气体排放降到合理标准以下。而普及清洁能源的关键是使太阳能、生物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得以取代化石燃料。“循环发展”当然是减少总投入的高效率。
记者：请您谈谈提升生态效率的根本途径。
李济广：提高生态效率，除了加强宏微观管理及其创新以实现对资源环境的合理使用和节约外，最根本的途径就是科技创新。只有实现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才能大幅提高要素生产率，以既有的资源环境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福利，并创造新生态。这也是新常态经济要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模式的根本原因。要根本改变几十年一直没有改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切实扭转创新驱动机制，包括人才培养机制、经费投入机制、科技评价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内含的科技激励机制。
首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最能起到引领作用的，是高考试题要考出素质、考出创新精神。政府教研部门和督学要着力评价学校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情况。对大学人才培养，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大学的评价方式。为推动大学以求实的精神提高教育质量、克服形式主义，要根本扭转组织部门、主管部门和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标准，应取消对学校科研经费量、师资外在标识、图书量、房舍设备量、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论文被美国检索的数量等等方面的比较，主要以一定的随机统考和学生素质考核、毕业生就业后的创新成果和受欢迎程度以及教师科研成果的质量及其对中国的实际贡献――不是对世界大学排名和论文引用检索排名的贡献――来评价大学。同时要正视学生大面积学习不刻苦的现状，推行大比例的不毕业率和留级率制度。
其次，创新经费投入机制。以项目为中心的投入推动的粗放科技发展方式必须转向成果导向的质量效率型科技发展方式。多年来，巨量科研项目经费无法正常使用和正常报销，而许多科技创新努力却得不到资助的超额劳动报酬。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创新兴趣并非十分浓厚，创新本身动力不足，而国家几乎没有对优秀创新成果的物质激励。对此，要形成以经费投入和科研成果奖励并重的科研投入方式。要实事求是地大幅削减对科研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等等的科研经费拨款，本着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的精神，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在扩大资助面的同时，要把二分之一经费用于优秀成果大面积个人奖励和成果的补偿性资助。项目经费也要允许用于额外劳动补贴和成果奖励。国家技术开发补贴和税收科技补贴应以国家创投入股和中期贷款的形式予以资助，以防止没有高水平创新能力或并不亟需资金的低效企业拉关系挤占科技经费，并使国家科技经费越滚越多，要保证国有资本对科技工作的控制力。
再次，创新科技评价机制。经费只是创新的一般条件，高水平赶超的创新依赖于聚精会神、公正激励和资源配置合理，而这一切，离不开科学公正的科技工作评价机制。从企业到学校和科研单位，从科研立项、技术开发资助、成果评价到优秀人才认定和职称评定，都必须实行不限额自由申报、申请人与评委双向匿名终审、非本单位非本系统的社会化评审和异地评审，从而使创新资源、创新荣誉、创新激励更有效地配置到更有能力、更有时间、更有毅力从事创新的人手中，杜绝大量的贿赂与变相贿赂、人情、关系、打招呼、请托、权力谋私、官员优先、行政化管理等现象严重侵蚀创新的动力和效率。在企业和科研单位内部，要形成专职科研人员科技决策的机制。
最后，创新科技激励机制。要在全社会坚决遏制靠拉关系、靠低要素成本获利的状况，形成靠创新获利的机制与氛围。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如果不能实现高水平一流的创新，我们就不得不一再求助于投资扩张去驱动不计生态后果的经济增长。
记者：正确把控经济新常态，离不开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把握。您的谈话使我们加深了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认识，使我们认识到维护生态文明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约束之一，走向生态平衡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提升生态效率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动力之一。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自觉接受生态环境的约束，大力创造生态产品，让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要改变几十年一直没有改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切实扭转创新驱动机制，包括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把以项目为中心的投入推动的粗放科技发展方式转为成果导向的质量效率型科技发展方式、建立科学公正的科技工作评价机制以及相应的科技激励机制。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参考文献：
[l]薄伟康.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潜能分析[J].东南学术，2014（6）
[2]刘冰.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增长的新变化[J].宏观经济研究，2015（1）
[3]郭旭红.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GDp中高速增长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5（2）
[4]丁蕊，林毅夫.应该用基础设施投资应对经济缓周期[eB/oL].新浪财经.cn/ch...，2015-03-28
[5]新华社海口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eB/oL].http：//，2013-04-11
[6]王薇，任保平.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比较及转型路径[J].人文杂志，2014（4）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9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加速；经济减缓；增长质量
一、引言
经过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于2012年首次告别2位数的增长，进人次增长阶段，这被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近年来，经过中国经济运行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和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幅度也逐渐趋于稳定。由下图显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经历大幅度波动并逐渐走向平滑的过程，特别是自1995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趋势变动幅度很小，经济增长稳定，经济增长趋于“常态”。
关于经济增长的路径刻画，早期学者们仅采取观察的方式进行粗略的描述，比如经济周期理论（BCt）把经济增长路径特征表述为围绕潜在的经济增长趋势上下波动，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经历阶段性增长、停滞或崩溃过程。后来学者们采取实证的方法刻画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属性特征，目的去寻找经济增长路径中的独特方面。比如，Rcddy和miniou研究实际收入停滞问题，他们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停滞主要发生在贫困、冲突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国家。而Ros和Hausmann则重点研究经济增长路径中的增长崩溃问题及其决定因素，并且eichengreenetal认为经济增长崩溃比经济增长停滞更为典型。国内学者黄群慧基于考察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趋势时发现，中国工业经济正走向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增长“新常态”。刘伟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除此之外，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如上，研究本质上是在刻画经济增长路径的属性特征，而我们的目的则是寻找这些属性特征中最为“独特”的一面，即经济增长过程中加速拐点和经济增长减缓拐点。正如Hausmannnetal所言，一个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我们最好的方式去理解经济增长路径及其属性特征就是去找到经济增长在什么时刻出现经济增长拐点。如果我们仅仅依据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动趋势，而不是分析这个拐点，那么我们只能看到经济增长的外在性质。同时，依据增长加速原理，经济增长只有经历加速过程才能扭转持续减缓的趋势，因此找到经济增长路径在什么时间开始加速或者减缓，并且以什么样的态势加速或者减缓对于正确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显得尤为重要。依据Hausmannnetal和eichengreenetal的研究可知，一旦找到经济增长路径的加速或减缓拐点，并且刻画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到下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增长过程，所谓增长趋势属性的庐山外貌就能展现全景。
经济增长加速（acceleration）或减缓（slowdown）定义为在经济增长阶段突然持续偏离预期的增长路径。本文的研究就是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减缓或增长加速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进而寻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在何时经历加速或者减缓，并且刻画二次拐点之间经济变动所呈现的特征。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借助数值化界定的方法，基于不同维度刻画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相比之前学者采用单维度的方式更为准确；第二，本文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增长拐点特征，转变了以往普遍依据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动趋势来预测经济的分析方式。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阶段性增长特征事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几个重要经济变迁过程：
第一阶段：1949―1978年。1949年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第一是改变了社会政治秩序，第二加快了经济增长，第三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自1952―197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加速，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变使得GDp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0%。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并没有沿着稳定持续的增长路径变动，经济增长频繁变动。其根本原因为：第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冲击着经济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先后经历了所有制形式的变动，但同时也经历了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破裂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以及“”和“”所造成的自我创伤。第二，生产规模过于庞大，而生产规模的随意更改使得经济增长不稳定性。比如，1957年1.3亿户家庭农场在1958年被改造成26000个，平均每个公社有6700人。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同时，生产规模在工业和服务业也同样强调大型化。不仅如此，在过分强调生产规模的同时，政府政策性也在随意更改生产规模，这又使得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内部增长环境。第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力量极其微弱，政府主要依靠指令和规定对各种资源进行分配，其结果就是拥有庞大的存货却忽视消费者的福利，与此伴随的就是生产率低下的同时，增长不稳定。
第二阶段：1978―2003年。由于改革时期的成功政策，比如，土地控制权和经营权转向农民的政策、发展小规模工业政策、实施与世界接轨政策等，中国人均收入在1978―2003年以每年6.6%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了欧美国家1.8%的增长速度。中国人均GDp从世界平均水平的22%上升至74%，占世界GDp的份额由5%上升至15%，这使得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并非呈现稳定的态势；尽管1992―2000年经历了8年的高速稳态的经济增长过程，但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也很不稳定，主要表现在引致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第一，存在大量的低效率国有企业，并且大部分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这些国有企业完全依靠政府补贴和向国有银行拖欠才得以运营。第二，改革初期脆弱的金融体系。尽管改革初期出现了居民储蓄的爆炸式增长和经济的迅速货币化，但是该时期的金融体系是不稳定的，并且存在大规模的不良贷款。第三，改革初期虚弱的财政地位。从1978―1995年，政府的税收由占GDp的31%降到了10%。同时，由于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税赋优惠，以及国有企业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纳税基础。这种虚弱的财政地位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公共和教育设施的建设。除此之外，能源与环境问题、法律制度和私人产权问题以及地区间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都是影响经济不稳定增长的因素。
第三阶段：2003―2011年稳定高增长时期。2003―2011年是中国经济稳态高增长时期，此期间经济增长率稳定在10%左右。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发展从“快字当头”到“好字优先”有序转化。10年来，坚持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主要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内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第二，扎实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进一步显现；第三，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第四，完善落实区域发展政策，区域发展呈现良性互动态势；第五，注重改善民生，社会发展呈现和谐稳定的新气象。
第四阶段：2011年之后新常态时期。2003―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均为7.7%。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预测2014年年经济增长率为7.4%，未来5年预期增长率为6.4%～7.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预测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7.5%，2015年为7.3%，未来1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5%左右。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首次告别2位数的增长，进人次增长阶段，这被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
三、中国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的界定
（一）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界定方法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会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但是关于经济增长通常在哪个阶段上减缓或加速的研究，成为考察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的关键。依据Hausmammetal和eiehengreenetal的研究可知，一旦找到经济增长路径的加速或减缓拐点，并且刻画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到下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增长过程，就能深入地刻画经济增长路径上的趋势性特征，这也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形势，有助于设计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本文的研究就是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减缓或增长加速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进而寻找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在何时经历加速或者减缓，并且刻画二次拐点之间经济变动所呈现的特征。我们主要借鉴eiehengreenetal和aiyaretal关于增长加速和增长减缓的界定，同时考虑本文重点关注中国以及各省的经济波动情况，放宽对人均GDp增长率的约束。界定经济增长减缓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为如下三个维度：
其中：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之后的7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3.5%；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上升的幅度不低于2%；第三个条件表明从一个加速拐点到下一个加速拐点，增长加速发生在某一收入区间内。
（二）计算出经济增长路径减缓和加速时间点
由于中国当前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所以我们放松对收入的约束。考虑到e-iehengreen的设定（Γ=3.5%；a=2%）对跨国数据分析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因此，我们以此为依据，借助全国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筛选出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时间点见表1。本文GDp年均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52―2013年。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10
一、经济新常态：一般理论探讨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由此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会代表围绕经济新常态的一般理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对“新常态”下我国对外开放总目标、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新常态下我国对外开放有三大总目标：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四个特征：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接近、相适应，具有支撑新体制的战略纵深和更优化的空间布局，与海洋的战略意义相适应。着力实施的战略是企业“走出去”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
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卢新波教授基于“危机假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停滞与重新启动进行深入分析，他将整个改革进程概括为改革拖延、危机冲击与改革突破的循环推进，认为非市场化改革手段带来的财政压力缓解是近十余年改革停滞的可能原因，但对危机的感知日益强烈。新一轮改革仍将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同时面临着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冲突、双向互动机制的缺失等风险因素。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任保平教授和博士生郭晗认为，新常态是合乎我国当前阶段经济周期波动规律、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和经济发展战略规律而出现的必然状态和特征，是从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过渡的转换期。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增长，而是要在速度换挡过程中构建起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模式，为新一轮增长创造条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关键在于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和动力重塑、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和制度体制创新等，实现的路径在于改革。
吉林大学纪玉山教授和刘洋博士认为，“中国模式”引领中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也存在问题和缺陷，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推动“中国模式”转型升级，是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在“新常态”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而转变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具体方式与策略，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宏观经济政策，是推动“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教授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178个经济体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数据分析发现，随着人均GDp从低到高，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幅度逐渐收窄，他认为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基数无关，不应该用经济基数解释经济增长率下降，而忽视寻找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真实原因。
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枫副教授基于技术进步讨论了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实现赶超过程中增长速度出现区间性回落的内在机制，在较为完整的技术进步视角下对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给出了理论解释，指出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区间性下移的根本性原因是以模仿为主推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后发优势逐步消失，并向世界技术前沿收敛。
天津财经大学谭庆刚副教授在一个规范的经济学框架中分析了公平促进效率的作用机制，考察了公平如何影响个人的决策和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发挥公平的作用，强调公平在当前改革中的核心位置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西北大学博士生张志敏和何爱平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全面发展、创新驱动、优化结构和完善制度等丰富的思想，对我国深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坚持生态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增强创新能力，加快结构调整，优化制度安排，培育经济发展的内在持久动力，把推动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江苏省委党校周明生教授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若干重要关系，包括新常态与旧常态的关系、下台阶与上台阶的关系、中高速与中高端的关系、新的稳态与革新求变的关系以及适应新常态与引领新常态的关系，处理好诸如此类的关系，方能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长江大学韦鸿教授和研究生陈凡认为现有研究集中在“新常态”语境、科学内涵、状态变化上，而对“新常态”面临的经济困境的内涵分析不够，概念模糊性大，依此制定的政策也容易出现偏差。他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新常态”的经济内涵、经济规律、经济困境、制度变迁等问题。
内蒙古财经大学陈玉和副教授对新常态的研究现状作了述评，认为“新常态”不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有现象，需要在世界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前世今生的嬗变，来系统而全面地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经济增长是国家稳定的经济基础。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有坚实的增长动力。以往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长期的大量投资和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也带来了诸多负效应和经济风险。“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发生转换，本届论坛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教授分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活动领域的分界线，认为如果按照经济学的纯粹逻辑，即如果仅仅以盈利作为效率的标准，二者之间存在自然分界线。而按照这种分界线，国有企业存在的空间非常有限，如美国模式。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就不存在这种自然分界线，一切都依赖于具体的国情而定。二者的分布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而且决定这一过程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唯是纯经济学的因素。现实远比理论逻辑复杂。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靳涛教授从一般生产要素、结构和体制三个层次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他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时间序列划分时间段，运用praiswinstenaR（1）和最小二乘法（oLS）分别进行回归，以解释各个时间段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重点分析了各阶段人均GDp、结构指数与体制指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提出政策建议。
武汉大学程承坪教授和研究生张蒂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至少表现在八个方面：城镇化的巨大经济拉动效应、与民生改善相关的公共消费型基础投资具有广阔的空间、环保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生产业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巨大的“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并存、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对外投资空间巨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巨大农业生产潜力。另外，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科教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区域经济等改革，以及简政放权和法治化等，都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甘肃省委党校宋圭武教授认为，经济增长有三重动力：第一重动力是要素动力，它是表层的，具有短期作用；第二重动力是制度动力，它是深层的，具有中期作用；第三重动力是文化动力，是最深层的动力，具有持久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取决于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动力的合力，但它们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互动耦合。
山东大学臧旭恒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宋建在对中等收入阶层与中产阶层进行概念辨析的基础上，从中产阶层的职业、教育、住房等社会学特征以及不同等级收入户的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对比等角度，给出了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及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他们认为，应该稳定雇员化就业并促进自雇化就业，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到12年并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薪收入，降低对中高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补贴，减少居住隔离以加强各阶层之间的消费联系，降低交通通信消费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的成本，大力发展服装业，促进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消费水平升级。
西南财经大学毛中根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孙豪、叶胥在分析消费主导型大国特征基础上，设计了测量消费主导型大国经济的指标体系，并依据2011年的数据测度了GDp排名世界前18位国家的消费主导型程度。他们认为，大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内需驱动，选择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消费主导型程度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最终趋于消费主导型；中国还不是消费主导型大国，尚处于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阶段，但中国具备向消费主导型转型的条件，应积极促进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增长转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郭正模研究员认为，“新常态”阶段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的老龄化“人口陷阱”。老龄化“人口陷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系列效应，尤其会对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和人均收入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老龄化“人口陷阱”，应加强人力资源深度开发、按照消费需求变化趋势发展社会化、市场化的新兴老龄产业以及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
南开大学周云波教授利用sharply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外资引入对我国企业间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流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是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特别是以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为主外资引入具有较高的技术溢出水平，对工资间不平等具有明显缩小作用。对政府部门而言，应注重对外资流入方向和质量的引导，充分利用引进技术目录及推进相关的鼓励政策，引导外资的流向，必要时政府应收紧外资项目的审批权以控制外资质量，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对缩小我国的工资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副教授和研究生付浪利用1996―2012年Cepii-BaCi数据库HS6分位产品层面上的数据分析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中间品贸易关系的生存概率要大于最终品贸易关系的生存概率，相关引力变量和表征全球价值链的变量都对出口产品的持续时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中国在出口贸易中应该注重提高中间品的份额，开拓更多的出口市场，在保持出口稳定的同时，突破“低端锁定”，实现价值链向上攀升。
浙江财经大学项后军教授考察了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传递效应以及不同行业的依市定价（ptm）行为。发现：汇改后的汇率变化对我国大部分行业出口商品价格具有长期影响，短期影响并不明显，国内出口企业只能在长期中逐步消化汇率升值；而从总体上看，大部分行业的出口商只能通过调整成本加成的形式靠自身将汇率变动吸收掉，仅有小部分行业能将汇率变化的50%以上传递出去，因此，汇率升值的大部分影响是由国内出口企业自己来承担和消化掉的。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谈俊博士认为，“新常态”下，基于周期性分化和区域性融合的外部环境特征，我国出口领域将面临来自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部分国家货币相对贬值、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等方面的挑战，需要从提振内需、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加强对外合作和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四个方面加以应对。
河南科技大学杨玉华教授的研究发现：计划经济时期，要素贡献率高达80.87%，属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要素贡献率逐步降低，年均59.80%，tFp上升至年均40.20%，进入要素―技术驱动向技术驱动持续转变时期。对增长动力机制的分解表明，对外开放、科技投入、基础设施改善、劳动力转移、工业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的基础仍不牢固。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红峰博士后在新增长理论与价值理论的框架下，分析在区域性资源节约与环境要素约束下，企业自主创新的经济支付意愿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理，实证分析了我国七大区划所有企业的要素突破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价值。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郑书耀副教授认为，面临经济新常态，需要改革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激励机制，中央政府的激励目标要更多关注财富增长、生产能力和福利的提高；需要创造有利于市场功能发挥的制度环境，在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中促进合作剩余的实现；需要依靠政府自身改革，建设适应市场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从而利用市场机制挖掘市场潜力，增加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南开大学卜振兴博士梳理了有关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主要观点，认为在传统货币政策目标外，金融稳定、外部稳定等目标越来越受到关注；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经济危机过后，是否需要保留非常规货币工具存在很多争议；为应对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的新变化，重新设计机构和加强政策协调至关重要。
三、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与会专家围绕经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展开了多侧面的讨论。
四川师范大学校长丁任重教授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姝兴博士认为，我国区域规划制定在新世纪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规划区域数量剧增，种类繁多，规划目标功能强化和更加多样化，区域经济政策也更加注重地区特色优势。同时，区域规划存在着政策碎片化、普惠化、非动力化等问题。未来区域规划要联系国家总体规划，不仅要有区域的个性化，更要注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把握好战略性、大局性；注重区域协调机制化，强化各规划间的有效衔接；区域经济政策与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相互配套，依靠区域自身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发展的质量。
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方茜研究员认为，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消费特征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与之相适应的是经济中心从规模经济向品种经济转型。意向经济可以消除信息过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消费者提供精准、有效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是新常态下的新经济增长点。
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韩鹏教授以我国产业集群处在集群规模化阶段的现状为切入点，以内蒙古自治区最具代表性的几个产业集群为实例，探究产业集群规模扩大对循环经济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产业集群规模影响资源集聚，也深刻影响着专业化分工以及资源集约利用，产业集群是促进资源集约利用的有效载体。但随着集群内部企业彼此关系的日趋紧密，集群内部会失去相当一部分竞争性，同时也失去集群高速发展的动力。因此，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大和对资源利用量的增加，需要对集群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
扬州大学谭洪波副教授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工业的增长而不利于服务业的增长，要素市场扭曲呈现出偏向于工业的特征。同时发现，中国的FDi以及出口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的原因之一是相关企业为赚取工业偏向型要素市场扭曲所形成的“扭曲租”。这些研究对中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相对滞后现象给出了解释。
清华大学研究生张梦圆认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并且带动了就业规模的扩大，但我国升级产业结构的过程并没有某些指标所显示的那样乐观，并且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不能把经济增速的减缓简单地视为升级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动力的必经阵痛期，就业规模扩大和第三产业占比提高也未必是乐观的因素。
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傅利福在构建金融自由化指数和Lerner指数的基础上，利用pStR模型，探讨银行业集中和竞争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业开放程度是影响两者关系的关键因素，存在一个有利于竞争的适度规模。当金融自由化水平超过临界值时，通过降低银行业集中度来促进竞争的效应就不复存在或很弱。政策含义是：相对集中的银行业产业组织体系更有利于促进竞争，不应盲目新建过多中小银行，重点在于将现有中小银行做大做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石莹认为，内在机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着力点。通过纵向比较分析发现，制度保障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完善资源环境市场与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独立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通过扶持民间绿色环保组织与健全环境破坏举报制度发挥民间力量与监督作用；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扭转污染环境的传统习俗与迷信行为，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南京大学李强博士利用我国1992-2012年对140个国家或地区的24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数据，分析知识产权保护能否成为我国制造业出口新的比较优势。他认为，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时，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才有利于形成新的出口比较优势；从不同行业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特征的协同作用体现出行业的异质性；从出口地区来看，当我国对于贸易对象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相对占优时，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江永基利用消费―生产者两阶段决策方法，构建一个基于比较利益相等原则的三部门分工交换模型，并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对产业间的劳动力配置进行数值模拟，力图捕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配置的大体趋势。他认为，比较利益相等原则较适合于阐释像中国这样生产部门产能对劳动力具有制度性约束特征的发展中国家。
台州学院张明龙教授和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张琼妮博士认为，我国在运用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了进一步运用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应提高产业政策体系的整体合力，形成导向机制，以有利于优先发展主导产业、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和产业集群突破生命周期拐点。
上海商学院张期陈副教授和苏州大学王志明教授认为，我国农产品流通存在“卖难买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需要实现三个平衡：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平衡，政府引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平衡，供应者个体经济利益与群体经济利益的平衡。发挥大型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的产品集散和信息服务功能对实现上述三个平衡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李国政副教授认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中重大的战略理念，民航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从市场需求、行业特征、政策环境等方面分析了民航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优势与机遇，剖析了民航业的发展不足和面临的挑战，如整体运输实力和市场偏小以及高铁冲击等，指出应进一步加强民航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与功能，提高西部地区民航业的整体发展程度。
四、城乡关系与城镇化
城乡关系的调整是重大的结构调整，城镇化会提供新的增长源泉和动力，与会代表围绕城乡关系和城镇化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从土地制度入手分析城乡关系和城镇化，他认为现阶段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过于保守，不具备足够的推广价值，应当加大依法改革的力度。“征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三项改革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割裂开来。土地制度的依法改革应当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改革，要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精神。针对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土地制度改革与城市化发展的激烈争论，他指出有学者否定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和资本下乡等，是值得商榷的，不利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
首都师范大学程世勇副教授基于历史演进的视角，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及其内在的利益关系调整。他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土地产权中的经济性权利和国家政治权力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及利益博弈特点，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相对价格的变动，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治理结构，形成正向的经济激励并实现多方利益结构的均衡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需求。
盐城师范学院贾后明教授认为，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不仅要确定农村土地现有分布、占有和经营情况，还要对今后农村土地配置所需要的承包、经营、流转、转让和收益等权利进行界定，消除阻碍农村土地合理配置的制度因素，促进农村土地从模糊产权向清晰产权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熊柴博士后认为，在政府对城镇用地的严格控制下，房价高昂，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也不利于耕地保护。耕地面积的减少不能归咎于正常状态下的城市化，而是现有二元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下“畸形”城市化模式造成的。从节约耕地的角度讲，我国应走大城市发展道路，重点发展大城市而不是县城和建制镇，特别是发展300万乃至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安阳师范学院张良悦教授认为，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必须与农地制度的变迁结合起来。农地流转是一个政策工具，现代农业发展是其根本目标。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调整，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环境。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内容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农地制度变迁规范约束下的土地流转。
山东财经大学崔宝敏博士分析了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实施状况和失地农民的安置保障模式，对17个地市征地补偿标准与安置模式进行比较，运用SpSS软件构建了聚类分析模型。她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用途被变更，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和失地保障日益重要，完善征地补偿和安置保障机制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
西北大学吴丰华博士构建了评价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水平的指标体系，采用两步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省域2012年城乡社会一体化指数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省域城乡社会一体化“中等水平阵营”已经形成，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与东北水平较高，中、西部水平较低的状态，应采取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提升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的水平。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张磊讲师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赵玉琳研究员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总体上是扩大的，尤其是由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步导致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较大，除了居住之外城乡居民各类消费差距都比较大。近10年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呈现出逐渐缩小的阶段性新态势，表明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可能性较大，调整相关政策与策略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段学慧教授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病”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她对“农村病”概念、表现、原因和对策以及“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提出要从系统和动态视角来研究“农村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乔俊峰教授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而财政体制异化效应是无法实现公共资源和服务在流动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均等配置的体制原因。公共服务责任分工――地方政府能力――转移支付效果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构成了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深层原因。因此，破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突破口是完善现行财政体制，使之适应人口流动的要求。
天津商业大学王树春教授和南开大学博士生王俊通过总结东亚、东南亚以及拉美国家城镇化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城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在保持一定工业化水平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以产业基础的重构带动城镇化模式的再造，新型城镇化要以城镇功能差异化和互补化为特征，并形成相应的制度匹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杜兴洋副教授和研究生裴云鹤借鉴政策网络分析框架分析我国户籍政策变迁，认为政策社群的权力转移、府际网络政策权威性渐长、议题网络参与水平有限和各政策网络间的关系变化决定户籍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各主体之间因资源、地位、影响力等差异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政策互动，实际上主导了户籍政策变迁的过程。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和研究生汪阳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面临培育对象选择和来源短缺难题。为了顺应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以民为本，加大对培育主体的资金投入和围绕农民要求增加收入的诉求制定政策，以此为基础积极拓展新型职业农民来源，为大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有力支撑。
黑龙江大学张庆副教授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就业面临的困难、挑战以及应对策略，认为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就业面临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多重约束，这些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难度，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
五、提升制度质量
转换经济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需要高质量的制度作为基础和支撑。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进行制度建设。与会代表围绕制度建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交流。
南开大学景维民教授认为，为了适应新常态，中国整体的治理结构要从单一型治理向多元复合型治理、从集权型治理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治理、从封闭型治理向开放型治理转变，最终使国家治理模式从政府过渡介入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当前，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中国需要建立起“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整合型社会”这样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浙江财经大学周冰教授分析了民主政治形成的条件，认为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并不是流行观念所认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教育和文化程度，而是产权、价值观和社会自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家勇研究员认为，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成为界定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准则。因此，应压缩政府支配的资源量，使其保持在政府履行应尽职能的水平上，为市场配置资源释放尽可能大的空间；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将政府权利和行为严格限制在法治范围内；重塑政府间关系，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将居民的感受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在公共服务领域，强化政府的规划、支出和监管责任，同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
武汉大学邹薇教授考察了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以及产业结构变化的作用机制，试图从理论上回答土地财政是否是“饮鸩止渴”。实证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进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指标均存在明显的时空动态效应和“门限效应”；“以地生财”效应即使短期内能够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产生推动作用，但却抑制了第三产业发展，不利于形成资源有效配置的产业结构。
浙江财经大学文雁兵博士从区域异质性视角考察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与演变，将“资源诅咒”拓展为中国语境下的“被资源诅咒”和“资源诅咒效应”，给出了自然资源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进而影响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逻辑链条。他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受到地区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自然资源能够诱致地方政府更多地采取攫取行为。
安徽工业大学伍开群副教授认为，资源市场上，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交织，必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用行政手段压低资源、环境价格，导致企业低估成本。因此，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根源于资源、环境的市场扭曲。完善资源性市场制度，改革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可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健副研究员分析了在没有制度改善情况下技术模仿所带来的问题，认为模仿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模仿在带来快速技术进步和增长的同时，也为某些部门带来丰厚收益，并作为寻求既得利益的部门垄断之用。模仿需要依靠专门人才，有限的人才会因为收入差异而固化在既有垄断部门中，因此，模仿在带来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就会因人才耗尽在既有部门而失去作用。
淮北师范大学周志太教授运用公司治理理论、创新论和协同论等理论分析发现，研发投入是创新和经营绩效改善的重要特征和前提条件。因此，需要对高管进行创新激励，改善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同时健全市场体制，确保高管创新激励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和政策因子协同。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崔朝栋教授认为，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究竟是公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控股，不能采用旧常态下的所有制标准，而只能是生产力标准。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应该由市场决定，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国有资本控股。无论公有资本控股还是私人资本控股，都既有利于公有资本，也有利于私人资本，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
淮北师范大学张作云教授认为，对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研究，不仅要有量的界定，更要有质的分析，要从量变质变对立统一的角度，研究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变化发展的轨迹和过程。要科学确定和准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质的数量界限及其量变过程中的“度”，关注现阶段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质量互变、循环发展的运动过程，量变过程中的部分或阶段性质变，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关注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两种相反发展的可能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促进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和发展。
江苏省委党校孔陆泉教授和张正云剖析了利益分配扭曲的根源，认为在按劳分配领域，忽视了生产条件分配的先天不平等对公平原则的侵蚀；在按要素分配领域，忽视了政府对要素占有起点公平的强力调节和对劳动者利益的特别保护；在社会总产品分配领域，忽视了直接或间接地为全社会成员谋利益；在商品交换领域，忽视了自觉遵循价值规律和大力维护市场秩序。由此产生了较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因此，要逐步消除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社会总产品分配和商品交换领域的利益分配不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社韩海燕博士认为，在我国转轨经济中，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如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及资源市场都是不完善的。而生产要素市场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格局，从而造成目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因此，应加快我国要素市场改革进程，使市场在要素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形成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湖北大学徐俊武副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易祥瑞运用联立方程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教育支出是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真实传导机制，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增加现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会提高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政策意义是，运用公共教育支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童鑫认为，制度质量的提高是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前提，高质量制度的支撑能有效推进和实现以“经济增长”“机会均等”“权利平等”与“成果共享”为内涵的包容性增长。基于Cobb-Douglas函数，他分析了制度质量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以及内在机理，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具体路径。
江西财经大学周海欧副教授和南开大学博士生葛楠分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影响国民幸福感的机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国民幸福感有重要的正向影响，是我国国民幸福感提升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而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的各项改革中，民主政治建设、反腐败、社会稳定和依法治国等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符合我国公众的根本利益，也是近期加大反腐力度、推进法治建设等举措深受人民支持的原因。
中国政法大学鲁照旺教授分析了政治制度对社会福利和政府债务的影响，认为债务危机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政治制度上，希腊实行议会内阁制，美国实行总统制。这两种政治制度和其他相关政治制度对政府债务的影响是不同的。以总统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相对于以议会内阁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更能避免福利陷阱，更有助于防止债务危机。
厦门大学黄冠副教授采用亨廷顿（Huntington）对现代国家的定义，依托交易成本理论，以罗尔斯（Rawls）主义的基本假设和洛克（Locke）及卢梭（Rousseau）的政治理念假说为逻辑起点，通过检验技术变革引起的交易成本降低对民主制度的影响，来推演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利用统计数据进行民主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证明了“经济发展引起民主化”的荒谬，并对我国在新的信息技术影响下可能需要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提出建议。
六、基本理论研究与争鸣
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的一个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专家就当前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郭冠清副研究员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以文献学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文本考察，试图真实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形成过程，对“苏联范式”误读的核心原理进行了重新解读。他认为，俄文版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随意剪辑与组合，使得这部唯一系统表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著作变得面目全非，以致被日本学者广松涉斥责为“伪书”，而斯大林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性、法典化的表述，更是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引向了只见“物”不见“人”的本体论的误区之中。
浙江财经大学李井奎副教授分析经济学中劳动分工思想的历史脉络，上溯至古代希腊、古代中国以及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的最早阐释，再论晚期重商主义者们的小册子，最终综合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体系及其现展，对劳动分工这一重要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变和发展，进行了历史性的概略阐述，揭示了劳动分工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永恒魅力以及在当代经济研究中所焕发的新的光彩。
河南大学孙世强教授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大西广教授认为，劳动的强制指挥权是资本的另一种内涵，也是资本家常态榨取的逻辑依据。他们认为，资本内涵扩展与榨取逻辑理论的完善为重新认识新时期的榨取主体及常态榨取方式演变提供理论支撑，对提升经典作家的剥削理论、阶级关系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及规制常态剥削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雪娟副研究员以2015年美国经济学年会研讨为背景，分析了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观点和相关争论，认为皮克蒂在试图重回马克思传统的同时，继承了库兹涅茨对分配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思路，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于分配不平等问题研究的重大缺失，指出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能自发消解分配和不平等问题。她认为，该书对我国有启示意义，那就是，政治干预对于消解不平等问题至关重要，教育投资是降低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和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