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研发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林业技术发展；林业建设；重要性
1.林业技术发展在林业建设中的重要性
1.1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环境质量
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林业建设的速度，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几年来，转基因等多种生物技术被广泛应用到林业建设中，成功培养了大量的转基因抗枯萎植物，优化了林业建设过程中的种植资源，有效的降低了病虫对林木的损害，增加了我国的林业面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但是，转基因等生物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林业的发展建设，它破坏了自然界植物优胜劣汰，物种竞争的自然规律，为林业技术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隐患，破坏了林业建设本该保持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工作者应该注重科学技术的实用性，根据我国林木发展的现状制定出符合我国林业建设发展方向的新战略。
1.2积极引领林业市场发展走向
下游产业的发展依赖于上游产业的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新品种的发展，给社会和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或者具有某种特殊性能的产品。在投入市场后出现产品供应不足现象时，会使大量下游产业产品涌入市场，同时也促进了下游产品充分结合市场需求进行设计，以此满足市场对产品的需求量，达到引领市场发展走向的目的。以上过程在实践中的顺利进展，非常有利于林业市场下游产业在市场中的发展，不仅带动了整个林业行业的发展，也避免了林业市场盲目性和滞后性带来的危害，防止了人力、资金的浪费，有利于林业产业的稳定性发展。
1.3科学规划林业资源
林业技术的发展可以优化林业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传统林业资源开发的效率不高，但林业技术发展中，先进的勘察技术、定位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能获取林区全貌，并根据林区的实际情况科学开发林业资源，制定科学的开发策略，提高林业资源开发的效率与质量。
1.4推动林业生态体系建设
林业技术创新有利于科学的管理模式在林业生产中的渗透和应用，可以更好地解决林业产品中的问题、调整林业产品，基于林业产品在生产中所需的光、水分等，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管理人员的管理难度，生态环境重建、防沙漠化技术等林业技术的应用对各个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极其重要。再者，生态环境建设主要是围绕着林业进行的，明显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的目标。虽然以林业为重点的生态保护工程已经实施，但缺乏相应的科技力量支撑，林业对生态建设和保护的作用极小，究其原因主要是林业技术条件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因为实现植被恢复技术，实现生物多样性恢复与保护等技术，促进林业技术的创新，对改善林业生态体系作用明显。
2.促进林业技术创新的对策和建议
2.1健全机制，增强创新能力
促进林业技术创新，必须在科技成果方面有新的突破、新的进展，切实健全机制，增强创新能力。要摸清我国林业发展历程、特点以及�律，推进现代林业产业体系的建设，立足于现代林业建设要求，在林业科技成果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积极引进和借鉴发达国家在林业技术创新方面的科研成果，推进林业相关组织与高校、科研积极合作，深入推进林业技术研发。同时，要促进林业技术创新形成常态化机制，规范林业技术创新，为提高林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使推进现代林业发展。
2.2加大林业技术的资金投入
林业建设讲究因地制宜，这就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做后盾。①政府部门要加大林业技术的资金投入，在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定期对林业工作者进行技术指导，适当时候可以派遣其去林业建设的先进单位进行现场学习，制定长期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与此同时，产业领导者还要鼓励林业工作人员进行大胆创新，致力于研究新的林业技术，促进林业产业的健康发展；②林业企业也可以加强与职业高校的沟通与合作，设立专门的林业技术资金，为培养技术人员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2.3大力改进方式
林业技术推广发展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推广体系，以便更好的落实相关工作，改进与完善推广方式。我国要想实现现代化林业的建设，必须加强科技创新，重视林业技术推广方式的改进，为林业推广发展奠定基础。首先，要遵守因地制宜原则，根据各地林区生产实际情况制定林业技术推广政策，将大量的林业技术融入到林业生产中，切实做好技术引领生产，突出林业建设工作。其次，要研究多元化的林业技术推广方式，加强林业科研机构与林业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在发挥技术推广机构作用的同时，也要鼓励发展个体私营林业经济，为所有林业生产者提供切实可靠的林业技术。
2.4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
人才在任何行业中都是最为关键的发展动力，作为最核心的元素，尤其体现在林业技术的创新工作中，可以说人才是决定技术创新能力水平高低的因素和保障。林业单位需要加强对自身企业中人才管理队伍的建设，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和综合素养。在社会方面需要加强对林业人才的培养，提升专业人才的培养标准，完善专业配备，打造高专业化的林业人才。同时提高林业专职人才的技能水平，进而为林业发展打下扎实的人才基础。
技术研发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产业共性技术；政府支持；市场失灵
中图分类号：F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3-0092-05
一、引言
在国内学术研究中，一般对产业共性技术与共性技术不作区分。李纪珍（2002）将产业共性技术定义为“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普遍应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的一类技术”。共性技术作为产业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产业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这就对产业共性技术的突破提出了迫切要求。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共性技术的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正式提出“强化基础性、前沿性技术和共性技术研究平台建设”。可见，“支持共性技术研究”已经成为一项政策目标。
在国内，“共性技术”一词最早在1983年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出现，学界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关于什么是“产业共性技术”，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早在1991年，孙大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共性基础技术是各产业部门在产品设计、创造、使用中共同需要、普遍适用或需要预先研究的技术。这一定义是国内对产业共性技术含义的最早探索，主要从基础性和共享性两方面进行了论述，但尚不全面。徐冠华（1999）从共性技术的影响范围出发，强调共性技术对产业技术质量以及生产效率的带动作用，较早地代表了官方的观点。而目前被国内最广为接受和引用的定义则是由李纪珍（2002）提出的，其定义主要从共性技术的共享层次和影响范围出发，强调共性技术对众多领域的深度影响。此外，马名杰（2004）以及胡小江（2004）从技术研发阶段出发给共性技术下了定义，强调共性技术是一种竞争前技术。综上可见，国内学界对产业共性技术的定义主要是从共性技术的影响范围和所处的研发阶段两个角度给出的，但不同角度的定义又存在着密切联系，正是由于共性技术在技术研发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其广泛的影响范围。
共性技术的分类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共性技术的内涵与特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尝试。马名杰（2004）认为可以依据共性技术对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和外部性大小对其进行分类。郭晓林（2006）认为应采用重要性、共享层及公益性三维度分类法来考察产业共性技术。李纪珍（2006）提出可以依据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及共性技术确认的时间次序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李纪珍（2011）从共性技术定义中所包涵的本质特征出发，提出“技术的发展阶段”和“技术的共享层次”两个共性技术特征识别和分类的维度。产业共性技术分类的多维度刻画，不仅有助于对共性技术内涵的把握，而且为产业共性技术供给、扩散的模式选择等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政府支持产业共性技术的必要性
对共性技术的理论分析最早来源于技术的某些公共品特性。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G.tassey等人在剖析技术黑箱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基础设施的概念，主张运用经济学的公共品概念来分析政府如何适时介入技术创新。他认为共性技术的公共物品性质必然产生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对共性技术研发进行资助。纵观国内政府支持产业共性技术必要性的已有研究，“失灵”已成为最重要的切入点。
（一）从市场失灵角度的解释
李纪珍（2002）用博弈论模型对市场机制下共性技术供给的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证明。他认为，外部性特征使得在市场机制下，一般企业对共性技术投资不足从而导致共性技术的供给不足、研发效率低下，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这是国内对于共性技术市场失灵现象的最早分析，但其将造成市场失灵的因素仅归结于共性技术的外部性所致，不够全面。项浙学，陈玉瑞（2003）从准公共品特性角度分析了共性技术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对共性技术供给市场失灵的因素进行了补充。刘满凤，石光宁（2007）运用供求模型，从生产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了共性技术的双重正外部性，细化了造成共性技术市场失灵的原因剖析。方福前，张平（2008）从消费（收益或效用）上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非分割性三个方面深化了对共性技术的公共品属性的分析，指出共性技术的公共品属性易导致在共性技术研发和使用上的“搭便车”行为，从而为政府介入共性技术研发提供了空间。与上述研究从共性技术的公共品属性角度分析共性技术的市场失灵不同，胡小江（2004）从共性技术R&D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投资和风险角度分析了政府参与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理论依据。
可见，学者们对于共性技术供给中存在的市场失灵是导致需要政府介入的首要原因已达成共识，但对于造成共性技术供给市场失灵的原因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角度：一方面是关于产业共性技术的准公共品属性，具体包括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分割性以及正外部性的分析；另一方面是从共性技术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投资风险角度进行的分析。相比较而言，前一角度的研究已较为充实和丰盈，后一角度的研究还较为单薄，特别是对造成共性技术不确定性（风险）的具体因素分析尚未涉及。
（二）从组织失灵角度的解释
除了供给的市场失灵外，李纪珍还从共性技术本身的交叉融合特性出发，分析了共性技术的组织失灵，认为供给和扩散中的组织失灵也决定了政府需要在产业共性技术发展中发挥独特作用。李纪珍对我国产业共性技术已进行了多年的系统研究，鉴于当前国内对失灵问题的分析多集中于技术的供给面而忽视了扩散面，他（2011）对自己提出的共性技术供给模型的假设前提做了修正，建立了新的理论模型，统筹分析共性技术的供给和扩散，并基于共性区间层次特性，提出共性技术供给、扩散的多重失灵。这在深化政府干预共性技术供给与扩散的理论依据的同时，也为政府如何指导共性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相对于技术特性本身的异常复杂性，其对不同层次的共性技术特性分析与判断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模型的解释力。
三、政府在产业共性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定位
吴建南，李怀祖（1998）最早对共性技术发展中的政府作用进行了专门论述，他们认为政府不能无所作为，应该视财力状况，给予适度财政投入及税收优惠等措施，并加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构建。他们借鉴并遵循了国外技术基础设施的研究思路，为国内相关研究开辟了有益的视角，但缺陷在于未从共性技术发展层次区分政府作用的差异性。与此不同，之后的相关研究可以从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与扩散两个层面进行梳理。
（一）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中的政府作用
李纪珍（2005）提出政府在共性技术发展的作用应主要集中在干预研发和提供技术合作平台、同时解决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选择共性技术的组织模式以及创造宏观环境四个方面。在《产业共性技术供给和扩散的多重失灵》（2011）一文中，李纪珍又根据技术发展层次理论，提出政府在介入失灵问题时，应根据技术在共性区间的不同位置选择具体的介入方式。李纪珍对政府在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中的作用分析是较为全面的，为之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不少学者在对产业共性技术的组织模式和创新平台研究中都对其中的政府作用较为重视。如薛捷、张振刚（2006）通过总结美、日、欧、韩在共性技术开发方面的发展经验，提出应发挥政府在共性技术开发中的主导作用，采用“官产学研”合作组织的形式。孙鳌（2005）从产业集群的共性技术供给角度强调，政府应尽快促成多方参加的战略研发联盟的形成。此外，还有学者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政府在共性技术供给中的积极作用在于降低每一笔（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总之，在政府对共性技术供给面的作用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研究，尤其是对组织模式及创新平台建设中的政府作用定位较为成熟，而不足之处在于对干预研发和创造宏观环境方面的作用研究不够系统。
（二）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中的政府作用
共性技术的供给与扩散具有不可分割性：若不能有效扩散，再好的共性技术都可能成为实质上的“专有技术”，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经济、社会价值。因此，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中的政府作用也同等重要。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邹樵（2008）强调政府在共性技术扩散中应进行规划制定与目标导向，并从政策支持和宏观调控以及构建研发、扩散平台等方面系统分析了政府在共性技术扩散中的职能。于丽英（2009）认为在共性技术扩散中，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加强政府引导，特别是要发挥技术服务平台的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其没有对此展开具体分析。李纪珍（2011）对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中的失灵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市场失灵”和“制度失灵”是阻碍共性技术扩散的主要障碍因素，可惜其未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鉴于政府在产业共性技术扩散、转化中的关键作用，基于扩散导向的政府作用研究亟待加强。
四、政府支持产业共性技术发展的政策措施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政府有责任支持产业共性技术研究的理念已达成共识，基本明确了政府在产业共性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定位，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主要从组织模式、创新平台建设以及产业共性技术政策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政府支持产业共性技术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组织模式
由于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共性技术是合作和竞争并存的技术，故其组织模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政府的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组织模式（技术联合体、研发联盟、研发基地）的研究已较为丰富。较具代表性的如马名杰（2005）在分析了政府支持共性技术研究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针对关键性、基础性和一般性不同层次的共性技术，政府应采取不同的组织模式。操龙灿、杨善林（2005）提出构建政府主导的共性技术创新体系运作模式，以推动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孙福全（2006）提出，产学研合作作为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有效组织形式，政府应加大对其支持力度，需研究制订专门针对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法规，并加强产学研合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周国林（2010）提出了优化产业共性技术的产学研组织模式的总体思路，强调在产业初期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扩散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周素芬等（2011）针对产学研联盟主体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产业共性技术的产学研联盟组织模式的优化路径。可见，国内共性技术组织模式的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合作组织，对其他组织形式的研究相对薄弱，且在技术合作组织内部多强调联盟关系，而忽视了其在后续阶段的研发竞争。
（二）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产业共性技术平台是为产业发展提供共性技术支持与服务的产业研发基地与技术服务平台，是支持共性技术创新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学者们对于政府在平台建设的关键作用已达成共识，但侧重点又有所不同。薛捷，张振刚（2006）在强调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认为应发展“官产学研”合作的平台建设方式开发产业共性技术。王亚萍（2008）则强调应以平台为依托整合共性技术创新资源，加大对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的扶持力度。她还提出政府应从制定政策到提供软环境为产学研一体化联动创新提供良好的服务平台。张振刚，景诗龙（2008）重点阐述了产业集群发展中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伊彤（2009）具体分析了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可以说，国内关于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但缺少对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系统结构的构建以及基于创新平台生命周期的动态分析。
技术研发的重要性篇3
【摘要】技术管理是指针对技术产品需求进行的研究与开发、试验与商业化推广的全过程的管理活动。企业技术管理包括战略管理与计划管理、研发项目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组织等三个层面。战略管理始终贯穿于技术管理与研发实践中,实施战略管理应在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的各个环节努力实现指导原则、组织结构、监督与控制、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这五大战略要素间的均衡、协调发展。研发项目的全过程管理,需要设置多个重点控制环节,通过研究人员、开发人员、工程人员的全过程参与,适时对技术研发过程给予准确评价,并及时做出项目放弃或是继续的选择。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国外大公司通行的做法是运用个性化的能力测评、辅导训练、工作经验积累、教育、培训等方式来帮助人才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我国石油企业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展重大关键技术、实现技术自主创新的同时,有必要重视技术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以不断提高各个层面的技术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摘要】企业技术管理理论
多年以来,我国石油企业的知识和技术获取方式是以引进为主,石油企业在技术创新,特别是技术管理上缺乏完善、有效的知识体系与实践积累。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面提升技术管理水平、实施技术创新战略、提高科技竞争力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中国石油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为了促进石油企业对技术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与思考,本文重点对国内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和美国石油企业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
1技术管理概念与内涵
技术及其管理的重要性正日益显著地体现在企业发展和社会生活进步的各个方面。美国r.b.pamplin商学院michaelk.badawy教授在《技术周期管理》一书的丛书总序中对技术管理进行了如下描述:“技术管理包括了广义的各个领域的技术活动的安排,其涵盖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设计、建构、制造或经营、监测、维护和技术转让等。就此意义而言,技术管理的概念是相当宽泛的,因为它不仅包含研究和开发(r&d),而且也包含生产和过程中的技术。以这种观点来看,技术管理实质上就是一个企业的发展战略中的技术整合战略。如此的整合需要企业的研究、生产和服务等职能部门与营销、财务和人力资源部门之间的有机协调。”
澳大利亚学者诺玛·哈里森等认为,技术管理的研究领域包括技术战略、技术能力的开发、创新管理、技术的预测、采用技术面临的障碍、技术和制造的灵活性等。
我们认为,技术管理是指针对技术产品需求所进行的研究与开发、试验与商业化推广的全过程的管理活动。对企业而言,技术管理包括战略管理与计划管理、研发项目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组织等三个层面。在不同层面,技术管理有着不同的内容体现,以下分层次进行分析。
2战略管理与计划管理
在战略管理与计划管理层面,技术管理包括技术创新战略的制定、战略管理实施、研发计划的制定、过程监测与绩效评估等。制定技术创新战略并实施有效的战略管理是实现技术管理与研发(r&d)目标最重要也是首要的环节。石油公司实施战略管理应在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的各个环节努力实现五大战略要素间的均衡、协调发展。
从企业技术研发计划管理环节来看,其中在计划与项目立项阶段一定要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2.1技术研发部门与生产经营部门之间的关系
以美国一些大石油公司为例,其生产经营部门在技术研发立项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建议权和决定权,技术研发部门往往在充分听取生产经营部门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建议的基础上才最终确定项目计划。
2.2企业核心研发机构与基层研发机构之间的关系
企业核心研发机构主要负责完成战略性、基础性和重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而各业务板块的研发机构负责实用技术、工程技术的研发与新技术推广。
2.3项目风险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每家石油公司的研发项目同时会有许多个。各个项目间的风险与回报也都会有很大不同。通过对不同项目风险与回报的定量分析,建立公司平衡项目册,有助于合理分配投资,实现风险与收益的整体优化。
3研发项目管理
技术研发项目的成功率随着风险的提高而降低,只有高效率的全过程管理,才能适时地对技术研发过程给予准确评价,并及时做出放弃或是继续的选择。
埃克森美孚等美国石油公司通过十几年的技术研发管理实践,总结出实现技术研发过程管理的“tas系统”(technologyadvancementsystem)。该系统全过程来看,每一个门径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管理过程中的重点控制环节,起着评价、控制、管理的作用。
“tas系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让不同部门的人员共同参与到技术研发过程的管理中来。在技术研究与开发过程中,研究人员、开发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有机结合。注重团队建设是提高研发项目组织效率的重要形式。
“tas系统”的另一大成功之处还在于注重反复论证,重视生产部门的意见。在具体实施中,每一个门径都会由技术管理人员、有关专家、生产经营部门管理人员以及项目组共同就某项技术取得的进展以及进一步投资的必要性展开详细、系统的论证。研发人员会努力提供支持项目继续进行的有关观点和证据。生产经营部门往往是评估项目商业化的前景及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效益,因此,生产经营部门具有最终的发言权。
4人力资源管理
对于技术研发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首先需要明确研发人员的作用与职责。我们认为,研发人员的职责应包括参与计划制定、参加研发项目的实施、参加完成有关报告编写以及参与相关的组织管理工作等。
培训是提高技术研发人员素质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重要方式。其中,对领导才能和业绩考评方面的培训最受关注。人才开发与培养是指运用个性化的能力测评、辅导训练、工作经验积累、教育、培训等方式来帮助人才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
5结语
目前,技术管理理论的研究、发展工作已经引起我国学术界、教育界和企业界的关注与重视。我国企业在实施技术创新战略过程中,正在积极探索和实践技术管理方面的有关内容。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进展与实践活动将有助于技术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技术管理必将成为一个综合性、针对性、实践性较强的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面对国外大石油公司强有力的竞争,我国石油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国际竞争力已迫在眉睫。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展重大关键技术、实现技术的自主创新的同时,有必要重视技术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不断提高各个层面的技术管理水平,合理的构建技术管理体系,提高技术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过程中完成技术创新的历史性跨越。
参考文献
[1]刘振武,刘炳义,董秀成,张建军编著.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4年5月.
技术研发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军工企业；科技管理；风险控制；技术创新
一、引言
军工企业是指承担国家下达的军事装备、产品预研、生产计划任务的企、事业单位。他们所掌握的技术通常是前沿的起着先导和带动作用的国防技术，紧系国家的安全，因此在科技管理中风险控制尤为重要，特别是具有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大型军工企业更应该关注风险控制这一环节。
那么，什么是风险控制呢？风险控制是指风险管理者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消灭或减少风险事件发生的各种可能性，或者减少风险事件发生时造成的损失。
现在军工企业科技管理中主要存在的风险是国防科技成果推广与转化技术创新风险；技术研发高成本投入风险；以科研项目为平台，成长起来的专业人才流失风险。
针对风险，我们应该控制，理论上有四种基本方法――风险回避、损失控制、风险转移和风险保留，但是在科技管理中，这四种方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融入到管理机制中。
二、国防科技成果推广与转化技术创新风险
国防科技成果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科研环节和科技成果的公开会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利益，因而需要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很难服务于社会，转用于民，只能把创新成果提供给部队使用，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和提高。一项新军用技术不可能在短时期就达到完善，只有不断试验、反复使用以加深对其性能的了解，才能使之日臻成熟。以美英为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大量试用了许多尖端武器，不仅根据结果及时改进，而且为研制下一代积累了资料。
因此国防科技成果的开发与利用存在着技术创新风险，风险评估与控制是国防科技成果推广与转化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技术创新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该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存在着技术发展及自身能力等因素的不确定性。
技术创新风险控制的重要策略就是加大信息量的搜集，定期组织行业专家进行可行性分析及论证，努力减少风险，以进行有效的决策，并定期进行评估，预测成果潜在的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综合评价体系，对各单位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进行阶段和年度评价，把其评价结果纳入绩效考评体系中去，以保证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有效、深入开展。
三、技术研发时高成本投入风险控制
技术研发的风险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性风险，如技术开发本身的成熟度不够；二是市场风险，如竞争对手率先推出更具创造性的新产品，或是消费者观念和需求发生变化，或因开拓市场投入过高或产品成本过高造成盈利过低或根本无盈利可言；三是社会风险，如自然风险或政策性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一定要：
（一）健全技术研发组织机构
为加强技术研发工作的指导，明确科技发展工作目标，组建技术研发决策机构，即成立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和技术工作委员会，其中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科技工作重大事项的决策，如推迟或否决技术研发的执行，对于一些风险特别高的项目，可以考虑暂缓转化，待时机成熟或者进行适当的研发等。技术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技术研发的发展规划，以及审定技术研发过程中其方向的正确性，并承担技术咨询工作事宜。
（二）做好技术研发的财务管理
技术研发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综合性，即它包括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还包括了近期效益与远期效益，同时还包括了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所以必须对项目寿命期内所取得的成果与投入进行比较、分析和考核。
财务管理不仅要利用立项时的可行性研究与项目前期评估，而且还结合项目跟踪评价、项目实施效果评价和项目影响评价等资料对财务预算进行必要的调整，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项目对整个国防科技工业所产生的效益及其所吸收的全部成本，以评价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再续开发、利用，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适用性，经济上的盈利性和合理性，宏观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三）明确技术研发的主体方向
技术研发一定要立足于自主创新，针对用户需求，围绕本企业重点领域开展研究，防止产生某些关键环节的预先研究与工程应用脱节，研究成果发挥不了应有的效能。尤其要重视基础研究，提高成果的应用推广转化的幅度和科研效益，避免资源浪费，使有限的资源达到最有效的配置。
（四）完善科研项目管理机制
首先，根据中长期技术发展规划以及科研生产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制定并年度科研项目指南和技术攻关计划；
第二，通过立项评审的方式确定研制方案和项目负责人，实行项目负责制；
第三，以项目管理模式，定期检查研究工作的进展状况，如出现重大问题时，变更项目负责人或终止项目；
最后，项目完成时，严格验收评审标准，保证完成的研究项目在科研生产中发挥作用。如果科研项目完成后，科研成果只能无限期地束之高阁，无法进行转化，也不算项目成功。
四、人才流失风险控制
以科研项目为平台，成长起来的专业人才流失所带来的损失，已经远远不是更高的招聘和再培训成本那样简单，它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失败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所带走的正是企业发展所急需的高科技。
为了挽留人才，首先就要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企业吸引人才的主要方式，还是以传统的报酬方式为主，但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科技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非传统的福利，包括灵活的工作安排，职业发展、工作环境、认同及赏识等，因此，提高员工的满意度，需要设计一套完整的系统的薪酬和激励体系。
具体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在关键岗位和重点工种中树立岗位技能带头人、首席技术工人或学科带头人，以点带面，让技能精湛、品德高尚、善于创新、乐于奉献的优秀人才带动其他职工共同参与技术创新活动，构筑群众性技术创新的“金字塔”模式，促进科研生产经营目标的全面实现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显著增长；
（2）进一步完善“长、家、匠”职业发展通道，统筹推进这三支人才队伍建设；
（3）根据企业科技项目实际需要，面向社会招聘高端人才、稀缺人才，解决技术瓶颈，同时采用新的用人模式，通过技术合作、转让等方式来获得外脑，培养一批技艺精湛的行业技能带头人，打造自己的专业技术带头人，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4）及时给予科技战线上的技术人员立功、评先进、干部选拔、树典型、晋升职称等精神和物质激励。
技术研发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共性技术；组织形式；开发平台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2.10.027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2）10-0048-03
1共性技术内涵
共性技术（generictechnology）的概念最早由andersGranberg在1981年明确提出，认为共性技术是自然过程、因果联系的集成，并能够完成某些功能的技术。共性技术第一次被明确定义是在1988年美国atp（先进技术计划）上：一种有可能应用到大范围的产品或工艺中的概念、部件、或工艺、或科学现象的深入调查。在这个定义中，共性技术及其与之相对应的“专有技术”是就它所服务的范围来说的。美国布什政府对共性技术作如下定义：共性技术是存在潜在的机会，可以应用于多个产业的产品或工艺的科学事实，这种科学事实在这里具体表现为科学概念、技术组成、产品工艺以及科学调查［1］。英国在第一次技术预见活动中，将共性技术界定为：①共性技术是一类密切相关的技术；②共性技术研发能够影响一系列其他技术的发展；③共性技术的开发能够使多个经济社会部门收益［2］。在共性技术界定的3个方面中，前两种定义是从共性技术的内涵出发进行界定的，是较为传统和严格的共性技术定义。而第三种定义则反映了作为共性技术选择的主题，即是按照英国政府的需求出发的。
2共性技术特点
国内学者将共性技术一般称之为产业共性技术，在学术研究上不作区分。马名杰认为共性技术是一种能够在一个或多个行业得以广泛应用的、处于竞争前阶段的技术。另外还有学者从共性技术所处的技术研发阶段出发，即将技术分解为实验技术、共性技术、应用技术和专有技术，或者提出共性技术处于基础研究之后的第二个基础研发阶段。李纪珍从技术层次的角度提出了产业共性技术的概念，同时也对产业共性技术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产业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普遍应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的一类技术。许端阳以科技计划管理为视角，分别从技术、应用和效益3个角度对共性技术进行了界定，认为产业共性技术是一种制约众多技术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工艺，其开发应能推动本部门不同技术领域的技术进步，能提高一个或多个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多项相关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应能提高多个部门的综合经济和社会效益［3］。
在此后的众多研究中，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经济学家Gregorytassey（1987）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共性技术的内涵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他在剖析技术黑箱的基础上，认为共性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是技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是衔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的桥梁，通过共性技术的开发能推动众多专项技术的商业化应用［4］。我国学者李纪珍、马名杰等也对产业共性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产业共性技术作为多个部门、企业技术创新的平台，是与技术基础设施和竞争前技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基础性、开放性、外部性和关联性等特征［5－7］。罗芳提出产业共性技术的基本特征是前瞻性、同享性、风险性、联合性。基本思想和李纪珍的提法大体一致，但将共性技术开发的风险从其特征的角度提了出来。操龙灿认为产业共性技术的主要特征是超前性、非独占性、共享性、风险性、集成性和社会效益性，在重视产业共性技术研发风险性的同时，还提到了集成性和社会效益性。薛捷则把产业共性技术所处的阶段――竞争前阶段，作为共性技术的首要特点提了出来。
3共性技术开发平台
V．Krishnan和SaurabhGupta在产品平台的基础上提出技术平台的概念，认为技术平台是特定范围内的所有产品（核心产品及其产品线中的产品、扩展产品和衍生产品）共同采用的基本技术构架，构筑产品平台的最低技术标准［8］。国内学者对于共性技术开发平台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它是政府引导和组织的共性技术开发平台，是由政府直接牵头公关、组织产学研、行业研发组织等，对共性技术开发实行指导和监督，影响共性技术的开发，多用于产业间共性技术或关键共性技术、基础共性技术等；或是由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独资或者合资兴办的，以企业需求为核心，通过提供研究开发、技术推广、设备共用、产品检测、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管理咨询、人员培训等多方面服务，为产业发展提供共性技术支持与服务的产业研发基地与技术服务平台，包括相关的人员、资金、设备、管理体制和技术手段等［9］。
二战后，美国信奉只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原则。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并加大对公益性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在大学投资建立了数以百计的三类中心：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中心。80年代早期，美国人开始认识到，高度分散的科技体制已经不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的研究方面。对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高技术的政府支持计划开始出现。美国开始了一系列技术合作的研究与开发计划，而且这些计划大部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计划基本上是以政府参与产学研结合的共性技术开发平台的形式，它们的总体特点是以研究国际前沿、包含竞争前技术、共性基础、耗资巨大、需要各成员联合攻关的重大科技项目为主［11］。而日本的经济发展从战后至今主要分为3个阶段：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贸易立国”阶段，这一阶段的共性技术研发推广模式为“引进―研发”模式，“引进―研发”模式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模式，政府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其机制建设主要围绕政府的主导作用展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科技立国”阶段，这一阶段的共性技术研发推广模式为“需求驱动―自主研发”模式，由于科技体制的初步建立以及民间企业经济、科研实力的增强，在这一模式中，政府的主导地位减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科技创新立国”阶段，这一阶段日本实施的共性技术研发推广模式称之为“技术驱动―自主研发”模式，是一种“先导向”技术研发策略，由研发的新技术催生出新的产业；政府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减弱，民间企业逐渐成为共性技术研发的主体［10］。韩国共性技术开发与其经济发展相结合，在不同产业阶段采取不同的共性技术发展类型。从60年代开始，韩国的产业发展分为4个阶段：引进、引进―创新、需求驱动―自主创新、技术驱动―自主创新，从4个阶段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由于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等原因政府都扮演着从直接管理到间接支撑的角色，整个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11］。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其科学研究水平一直位列世界各国前列，然而由于近代英国偏重于基础科学的研究，以至于工程技术和技术成果转化方面相对薄弱，严重制约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为此，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开始着手调整科技政策，从增加民用研发经费到加强科技界与产业界的合作，以求靠科技发展改变经济下滑的形式，在国际国内形式的推动下，英国于1993年展开了技术预见活动，颁布了《运用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科技白皮书，成立了英国科技办公室，其下设置了技术预见指导委员会，在技术预见活动中第一次对共性技术进行了三方面的界定，在共性技术选择方面，技术预见指导委员会采取“秘书组提出初步清单―委员讨论―修改补充―最终确定―依据技术优先模型投票确定优先次序”这样的方法来确定优先发展的共性技术。英国是在国家层面上基于技术预见开展共性技术选择较为成功的国家，尽管其技术预见活动仍在不断完善，然而其第一次技术预见中关于共性技术的选择体系仍然相当完善［2］。荷兰的共性技术开发平台由政府牵头，咨询机构、研发资助机构、中介组织、研究机构与其他支持机构组成。平台成员由政府关键部门的高官和富有经验的工商界、学术界人员组成，荷兰的共性技术开发平台属于国家层面的协调和咨询机构，既保证了平台的政策支持力度，又便于统筹全局，平台在帮助荷兰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推出科技支撑项目以及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11］。从对国外的共性技术开发平台的研究不难发现，在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虽然不同时期采取的科技政策和组织形式都是有差异的，从各国的政府支持平台的过程来看，都是从最初的政府主导逐渐转变为政府引导，但是不管怎样政府在共性技术的开发和组织管理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对于我国的共性技术开发平台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薛捷分析了中国在科研院所转制后所出现的共性技术研发断层的实际情况以及现阶段我国在共性技术开发上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官产学研”合作来组织建设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思想，并对其组成主体的行为和基本功能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组织运作特点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组建共同参与管理的组织机构、建立创新平台的中心实验室以及充分利用创新平台人力资源的思路［12］。邓衢文对国外共性技术开发平台从组织结构、运作模式和资金来源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的平台建设应该发挥政府的作用、以需求为导向、建设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体系，同时国家应该调整、制定产业政策、相关法规来支持开发平台的工作［11］。李纪珍指出由于共性技术的供给存在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因此政府需要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弥补市场缺陷等方面来进行干预，对共性技术的供给和扩散中存在的问题政府要予以重视［13］。王亚萍认为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是巩固和提升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与军事科技文化实力的重要手段，政府在该平台建设中起关键作用，从目前的科技发展情况来看应当在平台建设中担当主持者与服务者［14］。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相当重视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服务作用，尽管事实上更多的是向国防建设和高技术领域的引导。并仿照前苏联的模式，我国迅速建立了庞大而密布的科研机构，形成了独立研究院所与高等院校两大基本队伍。1983年我国进入科技体制改革阶段，提出了很多决定和计划纲要，为我国今后的科技体制改革目标、具体任务等提出了方向。通过上述举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工作完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技术研究、加强基础研究3个层次的部署，自1982年后，陆续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科技活动各阶段上推出的一系列专项科技计划，初步形成了我国较为完善的科技计划体系。
当前我国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受到以下方面因素的制约：①市场失灵，产业共性技术属于准公共产品，市场对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而我国市场机制又不够健全，市场的拉动作用更难以得到充分发挥。②政府缺位，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在推进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方面的职能退出过快，有关产业技术政策没有及时制定，政府指导和推进产业技术进步的方式、方法没有及时转变，政府与市场在推动产业共性技术供给方面没有形成良好互动关系，政府在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方面出现了缺位现象。③系统失效，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科技体制存在部门分割、相互脱节的现象，相关管理部门的作用和定位不明确，缺乏有效的统筹及战略协同，军民两大创新体系尚不能有效集成资源、互动协作，导致产业共性技术研究资源分散，研究活动重复，产业共性技术创新系统失效［15］。
4结语
总的来看，国外有关共性技术开发平台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对共性技术开发平台的作用分析上，这主要是受本国技术环境和市场机制所影响，对于一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国家来看，政府应当直接进行组织管理，在共性技术开发过程中扮演强有力的主导者的角色；对于具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运行良好的技术市场的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具有技术、资金优势的企业，政府作为间接的管理者，对全局进行引导，来实现共性技术开发、创新和扩散。而国内对于共性技术开发平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由李纪珍等学者从共性技术的性质出发，认为要解决共性技术开发中的双重失灵等问题，我国政府应该在共性技术开发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另外由薛捷等学者从研究国外共性技术开发平台的经验得出，我国共性技术开发应当建立和完善“官产学研”结合的组织形式。虽然两者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但由政府充当共性技术技术开发和创新的主体，带动企业、高校、研究院所等参与技术开发与创新，这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因此政府在建设和完善共性技术开发平台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整合资源健全市场机制、拉动市场机制、制定政策来促进共性技术的开发、提升共性技术创新能力也将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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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薛捷，张振刚．基于“官产学研”合作的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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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创新；综合运输；智慧交通；共性技术
中图分类号：U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973（2016）10-0040-03
交通运输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国家“三大战略”的重要支撑，是推进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排头兵，是主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先行官。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是加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攻坚时期，也是各项改革措施特别是中央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和服务性行业，迫切要求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
2015年的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强调，交通运输要实现从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要把智慧交通建设作为主战场，争取在一系列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以信息化智能化引领交通运输现代化。“十二五”以来，交通运输行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重大科技研发、创新能力建设、成果推广应用、科技管理创新等各方面工作，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支撑了行业持续发展。但是，一段时期内技术引进成为企业获取新技术、提高技术水平的主要途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了一定成绩，随着世界越来越注重保护知识产权，我国很多行业面临日益严重的技术壁垒。同时，在产业发展中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专用技术的认知不足，特别是在创新体系建设中，由于研究跨度大、投入成本高等因素，对于以共性技术研究为特征的产业创新体系重视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竞争。“花钱可以买来产品，但买不来核心技术”。如何改进产业创新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加快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已经成为我国实现产业升级乃至建立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关键所在。交通运输行业也面临着由“主要突破工程个性技术”向“解决关键共性技术”转变、由“单点技术”向“创新链上下游”转变的任务要求。
1共性技术的认知
1.1共性技术的定义和特点
对共性技术的研究，更多地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奇提出了基于技术的产业模型，他把产业技术分解为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专有技术，认为共性技术是产业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由于共性技术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对共性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其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政府引导型，共性技术的研究主要依靠市场自身调节，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进行产业技术布局，国家仅在市场机制失灵的前提下进行政策引导或资金支持；另一种是政府主导型，其目的主要是技术追赶，在引进吸收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并通过政府手段进行共性技术的共享扩散。
1.2美国共性技术政策的衍变
美国共性技术政策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为了突破日本、欧洲的产业挑战，更好的完成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1988年，美国政府建立了先进技术发展计划（atp），将具有“共性和竞争前”特征的技术知识纳入公共产品的范畴，通过补贴和合作协议的方式，加速共性技术的开发，加快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产业化进程，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第二阶段更强调对国家战略意志的满足，2007年，美国建立技术创新计划（tip），更突出对具有深远广泛影响的变革性成果的研究，突出对国家关键需求的满足，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现任奥巴马政府亦采取积极的科技政策，《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和《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均阐述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强调了创新政府的发展需求。
1.3我国共性技术政策发展历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进，自上世纪末，支持共性技术研发作为转轨期产业技术供给不足的政策回应，日益成为国家科技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在《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指出通过调整政府投资结构，支持重大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出提升产业争能力的共性技术属于优先主题，并强调围绕国家战略，可筛选关键共性技术列为重大专项，支持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合开展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支持面向行业的产业共性技术应用推广。2014年强调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对于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性。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军事变革加速演进，以智能、绿色、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将引发国际产业分工重大调整，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创新驱动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我国既面临赶超跨越的难得历史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许多产业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领先优势，我国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技术储备亟待加强。
2交通运输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工作“以实用工程为主，以重点公路、水路交通建设中的技术问题为主，以长期想解决而现在还没有解决的技术问题为主，以交通运输发展需要的共性技术和基础研究为主”为指导，有力支撑了交通运输大建设、大发展。但也存在若干问题：
2.1随着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受到土地岸线、能源资源等问题的严重制约，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等交通运输快速发展的负社会效用日益凸显，传统的投资驱动型、资源依赖型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迫切需要从安全、绿色、高效等发展理念出发，完善产业技术的长期战略性规划，进一步拓展交通运输发展新的空间，推进交通运输科学发展。
2.2从国外交通运输发展历程和我国的经济实践来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以及运输服务不同于一般商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随着国家科技改革，交通运输部在共性技术研发中主导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推进策略需要深化论证。
2.3传统交通运输业属于自然垄断领域，导致交通产业组织的技术创新能力不高，交通运输部与科技部等部门的科技合作存在脱节现象，随着交通运输部改制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交通运输部主动融入整个国家科技创新环境和市场，争取国家科技创新优惠政策、利用科技市场推广科技成果方面还很欠缺。
2.4共性技术研发一般都涉及诸多领域，研发跨度大，点多面广，需要企业大量资金投入和长期人才培养，风险高，投资回报在一定时期不明显，阻碍了企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需求，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已经在政策研究和资金投入方面做了大努力，开展优势产业的技术研发，但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无论在政策制定、研究范围、应用规模以及效能评估方面等，我国在共性技术研发方面仍需要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投入。
3交通运输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任务分析
“十三五”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工作要求进一步将促进交通运输安全、绿色、高效发展等作为主攻重点，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畅通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期望，交通运输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任务的部署，需要围绕科技创新重点工作展开：
3.1促进交通运输转型升级的共性技术
3.1.1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行业应用服务研究
围绕加快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处理、下一代互联网、北斗导航、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的集成应用创新，开展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甩挂运输、城市物流配送及仓储、交通信息服务、交通诱导、公共交通综合调度、客运枢纽管理服务、主动安全预警、港口自动化作业、交通电子支付等领域智能系统研发与推广，探索和推进车联网技术在拥堵预防、节能减排、通行能力、风险控制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研发和应用推广。
3.1.2综合运输体系及现代物流关键技术
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发挥中央主导作用，整合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等各专业领域科技优势，构建形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下的科研创新模式和机制，开展协同创新，攻克多式联运、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等制约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技术瓶颈，建立综合运输模拟系统，开展常态下、应急状态下的交通运输状况模拟和不同价值取向下的规划方案模拟研究，提升多种运输方式组合效率，促进综合交通运输政策、技术与标准的突破和深度融合，为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等各方资源整合和业务融合打下技术和人才基础。
3.1.3绿色低碳循环交通运输发展关键技术
针对我国交通运输绿色低碳技术先进性不足，发展方式比较粗放，有些技术长期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等问题，积极开展公路、水路低碳创新及产业化示范工程，围绕新能源利用、低碳筑路材料及工艺、绿色运营装备开发和低碳运输组织方式等方面开展研究，攻克港口自动化码头、载运装备LnG应用、油码头油气回收等关键技术，形成先进适用技术支撑行业转型发展。
3.2在役交通基础设施使用性能提升技术
经过30多年的大规模建设，我国已形成了庞大的基础公路、水路基础设施，如何保持其良好的服役性能，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交通运输服务产品，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因超载以及设计施工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路面特别是沥青路面使用寿命普遍较短，一般运营5-10年就需进行大修养护，造成了大量的资源能源浪费，也影响了公路的正常通行；同时，高寒、高烈度地区以及深水、潮湿、高盐的恶劣海洋环境等特殊条件下的大型基础设施的工程安全可靠性的监测、检测、评估和维修加固技术和装备研发，在世界范围内也处在起步探索阶段，随着卫星导航高精度定位应用技术、高分对地观测技术、多维观测、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亟需在路面长期性能提升技术、在役桥梁服役性能提升技术、在役港工建筑物服役性能提升技术等方面实现突破。
3.3国家战略支撑工程共性技术
依托高速公路信息联网工程、城市公交“一卡通”互联互通试点工程、跨域道路客运售票系统联网工程、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长江干线数字航道工程等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信息化支撑工程、长江经济带交通信息化支撑工程、“一带一路”交通信息化支撑工程中装备及关键应用技术研究。
3.4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关键技术
当前交通基a设施建设逐步向崇山峻岭迈进，向外海延伸，特大型桥梁隧道、港口码头等工程建设难度越来越大，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性能和技术水平提出更多、更高的新需求，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共性技术要求的范围，但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而言，亟需发挥中央资金引导作用，聚集全国优势科研力量，组织开展重大科研攻关，集中攻克青藏高速公路、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以及公路铁路共用通道等建设技术难题，保障国家重大交通运输通道工程安全、高效、优质建成，包括：跨海湾、海峡交通大通道隧、岛、桥集群工程建设与运营技术；高海拔、高寒等特殊地区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技术；大运量、重载公铁共用通道建设技术。
4促进交通运输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的几点思考
4.1关于交通运输行业共性技术的引导政策的思考
纵观行业科技改革和支撑的政策、方向和组织机制，取得了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尤其是在复杂地质地形和恶劣气候条件下公路建设技术难题，形成了多种大型桥梁的设计施工运营成套技术和多项关键技术，在特长公路隧道建设、通风、防灾、运营、监控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但这些关键技术的攻关，大多针对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难题，缺乏产业化共性技术的提升。还有一些科研课题更多关注新技术应用的探索，成果推广力度不足。此外，随着交通运输行业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迫切需求，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交通运输应用创新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甚至颠覆传统业态。因此，需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充分结合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和重点方向，结合行业新常态下的发展规律调整，建立专家咨询及论证措施，完成交通运输产业发展（包括共性技术需求）的框架设计和攻关任务分析，引导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并制定成果扩散导向策略，完成产业化推广。
4.2交通运输行业共性技术的协同研发组织的思考
共性技术属于竞争前技术，仅依托企业或科研院所一般难以完成研发任务，近些年交通运输行业非常重视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全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形成。交通运输行业已建成3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9个国家工程实验室、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3个行业重点实验室和8个行业研发中心，围绕长大桥隧建设、公路养护、现代物流、绿色港航4个方向认定了一批交通运输行业协同创新平台，积极培育交通运输行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但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需要对共性技术的供给进行深入论证，增加产业应用发展的共性技术需求论证，解决产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同时，对协同研发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既要推动科学研究技术成果有效共享，也需防止共性技术研发联合的企业、研究院所在后续的技术竞争甚至产品开发阶段形成垄断，阻碍共性技术扩散效能。
4.3共性技术策略评价体系的思考
共性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其目的是为了提升行业的产业化能力，促进行业的创新水平。目前，我们还缺乏类似的评估机制完成对政府科技资助行为的有效性和效率的客观评价，有利于对共性技术的政策和任务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做出调整。针对atp计划，美国建立了自我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等机制，对atp计划涉及项目进行多维度评估，对于atp计划的执行起到了很好的监管和调整作用，也为atp计划项目的优先选择策略等提供了良好的导向作用。这些经验值得行业主管部门在制定共性技术攻关计划中予以考虑。
4.4交通运输行业共性技术成果推广的思考
政府补贴具有激励企业积极参与研发创新活动的动力，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应系统梳理并不断跟踪总结国家及交通运输行业科研成果，编制交通运输科技成果推广目录，并通过奖励或补贴、组织实施科技示范工程等方式，积极引导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企事i单位结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等交通运输生产实际需求，积极采用先进、成熟、适用科研成果，通过新技术、新成果的广泛应用提升交通运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技术研发的重要性篇7
2013年底，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17万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8.4%，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2：1，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柱产业。科技创新在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十二五”以来，在政策引导、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平台建设、科技投入、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加强了政策引导
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建立工业技术研发机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培育自主品牌;围绕产地初加工、综合利用、节能减排、质量安全等重点，开展联合攻关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开展重大关键技术、装备的筛选与示范推广;采取多种形式打造科企对接平台，组织开展对接活动。
2.完善了学科方向
近年来，农产品科学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和完善，从农产品加工的基本问题，发展到农产品加工材料的生产、处理，以及加工过程对产品品质和加工性能的影响，涵盖了农产品组成成分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变化、对加工过程的影响、对人类的营养作用、食品质量控制，以及资源的综合利用等方面。它融合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学科结构更为科学，学科交叉更为明显，在我国科学研究体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3.搭建了创新平台
经过多年的发展，相继建立了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农产品加工学科群、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科技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工程实验室等部级农产品加工研究平台。“十二五”期间，农业部科教司建立“农产品加工学科群”，加工局搭建了“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建立了“农产品加工技术集成基地”。
4.形成了人才队伍
目前，从事农产品加工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已经超过400家;50余所科研院所、230家高等院校设立了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与贮藏专业;近100多家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能够培养研究生，其中硕士点院校91所、博士点院校24所。一大批农产品加工企业相继成立了研发中心，20多家企业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已初步形成了国家、部门、地方三级科研体系，建立了一支学科齐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科研开发能力的科研队伍。
2011年，农业部启动实施“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目前共确定2批、150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其中农产品加工学科领域共有6位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
5.增加了科技投入
“十二五”期间，农业部、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委等相关部门相继设立重大专项大力支持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创新，初步统计，各类部级科研项目，如863、973、支撑计划、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累计投入16亿元。
农业部以解决制约产业发展技术瓶颈为重点，以初加工和综合利用为切入点，根据产业发展需要适当向精深加工延伸，并强调技术研究与装备研究同步，加快实现产业化。截止到目前，共支持“大宗农产品加工特性研究与品质评价技术”等行业科研专项21项。
6.加大了成果转化
近年来，农业部加工局对农产品加工重大关键技术进行了筛选，选出近200项的实用技术进行示范与推广，如粮食产地烘干技术示范推广项目、花生产后黄曲霉毒素控制技术示范推广项目、热带水果采后预冷保鲜技术示范推广项目、畜产品加工综合利用技术推广项目等，对推动行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科技创新取得的主要成果
“十二五”以来，针对我国农产品加工行业存在的初加工水平低、精深加工不够、综合利用不足、技术装备落后等问题，开展了科研联合攻关与协作，在粮油加工、果蔬加工、畜产加工等重点领域，突破了加工原料适宜性评价、副产物综合利用、工业化装备集成等多项重大科技成果，为我国农产品加工行业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粮食加工
针对长期以来我国粮食加工业普遍存在的高能耗、高物耗，加工原料品质欠佳、传统主食加工业相对落后等问题，主要在高效节能小麦加工、稻米精深加工与资源综合利用、传统主食工业化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技术成果与技术突破。
代表性成果有：“高效节能小麦加工新技术”(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稻米深加工高效转化与副产物综合利用”(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节能高效挂面自动化生产技术与设备”(2014年度中国食品科技学会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油料加工
针对加工专用品种缺乏、感官与营养品质差、饼粕变性重无法高值化利用等问题，创制了油料加工适宜性评价技术、产地初加工技术装备、低温压榨制油技术装备、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等，提升了油脂加工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推动了产业技术升级。
代表性科技成果有：“大豆精深加工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高含油油料加工关键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及标准化安全生产”(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花生低温压榨制油与饼粕蛋白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及装备创新”(2012年度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果蔬加工
针对果蔬采后损失率高、加工专用原料缺乏、加工能耗高及技术装备水平落后等问题，开展果蔬加工特性研究与品质评价技术、果蔬贮藏保鲜与综合加工关键技术、非热加工技术与装备、果蔬节能提质组合干燥技术与装备等研究。
代表性科技成果有：“苹果贮藏保鲜与综合加工关键技术研究”(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果实采后绿色防病保鲜关键技术的创制及应用”(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果蔬食品的高品质干燥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4.畜产加工
集成组装了生鲜畜禽肉成套生产技术与关键设备，并获得产业化的广泛应用;西式产品中式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畜禽屠宰骨血副产物高值化利用技术实现技术-装备-标准的一体化突破;特色乳品深加工与综合利用方面取得技术突破。
代表性科技成果有：“冷却肉品质控制关键技术及装备创新与应用”(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干酪制造与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集成创新与产业化应用”(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青藏高原牦牛乳深加工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三、科技创新方向与重点
未来5～10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将围绕产地初加工、主食工业化、综合利用、品质评价与原料基地建设、营养健康等重点领域，开展农产品加工新技术开发、新工艺储备和新装备研制，实现“技术-装备-产品-标准”一体化突破，继续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1.产地初加工
国家层面产地初加工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是：低温储粮技术与设施、气调储藏技术与设施、商品化处理技术与设施等。农民或中小企业应重点关注小型的储粮设施、简易实用的烘干技术与设备的研发。
2.传统食品工业化
针对生产技术落后、工业化水平低等问题，加强传统主食工业化生产;针对产业化程度不高、安全性差、产品质量不稳定等主要问题，加强传统发酵食品工业化生产;针对工业化程度低、小作坊、标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加强传统菜肴工业化生产。
3.综合利用
我国农产品资源利用率与转化水平低，产品附加值不高。目前，农产品加工副产物每年有秸杆6亿吨，玉米芯1000万吨，米糠1200万吨，麦麸2000万吨，稻壳2000万吨，豆粕500万吨、棉籽饼200万吨，蔗渣700万吨，但开发利用远远不够。科技创新的重点是：活性成分的提取及功能食品研发，生物质新能源、新材料研发，节能减排与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4.加工品质评价与原料基地建设
目前，农产品加工缺乏专用品种，缺少加工品质评价方法、标准和指标体系，缺少加工品质评价和加工专用品种基础数据库，加工专用优质原料基地建设滞后。重点方向是：加工特性研究与品质评价技术研发、基础数据库的建立、加工专用原料基地建立。
就具体行业与领域而言，创新方向与重点如下：
1.粮食加工
——高效节能粮食产地加工技术及装备：基于最大效益保障粮食安全与品质的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粮食产地快速干燥、小型规模化绿色储粮、粮食精选分级技术及配套装备创新研究。
——主食加工工程化技术装备：以持续提升我国主食安全、营养及方便性为目标，开展全谷物主食加工原料及产品加工技术研究，传统主食、地方特色主食工程化技术装备等研究。
——粮食加工副产物高效综合利用技术：以粮食初加工(糠麸、皮壳)、深加工副产物(废液、废渣)为对象，开展原料稳定化、废弃物无害化、功能成分高效提取等技术研究，提升产业资源利用率及节能环保的发展要求。
2.油料加工
——油料加工品质形成的物质基础：建立加工适宜性评价技术、方法、标准，揭示遗传特性与加工品质的相关性。
——油料产地初加工技术装备：提升产地初加工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形成多项标准化、实用性强的技术与装备。
——油脂加工过程中食用、营养品质控制技术：揭示加工过程中食用品质形成基础理论，建立油脂加工过程中食用与营养品质控制技术。
——油料副产物绿色多元化利用技术：建立抗营养因子去除技术、蛋白生物改性、活性多糖产业化技术与装备，构建油料副产物绿色多元化利用模式。
3.果蔬加工
——果蔬原料加工适宜性与特性化加工技术：基于感官、理化、营养与功能品质的果蔬原料及制品品质分析、加工过程品质变化与调控机制、特性化加工理论与技术等。
——传统和特色果蔬工业化生产技术与装备：鲜切果蔬保鲜加工技术与装备集成、传统果蔬制品(糖制品、腌制品等)工业化品质提升与质量安全控制技术
——果蔬副产物综合与节能减排技术与装备：苹果多元化加工与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柑橘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与装备、果蔬副产物功能组分高效制备与产业化关键技术\果蔬高效节能提质组合干燥理论与技术、食品非热加工技术与装备等。
——基于营养组学的新型果蔬食品加工与制造技术：果蔬最少加工理论与技术、果蔬速冻解冻理论与技术、果蔬全营养制粉理论与技术、果蔬食品生物制造技术等。
4.畜产品加工
——屠宰损耗控制技术：基于动物福利与基因型特征，开展宰前应激控制与屠宰工艺优化，完善预冷及成熟工艺，控制畜禽屠宰重量损失与品质劣变。
——畜产品质量控制新技术：开发在线自动分级系统、计算机图像识别、微生物预报等技术，研发温和杀菌、无菌罐装、超高温瞬时杀菌等设备，为肉、蛋、奶等畜产品的货架期品质控制提供可靠保障。
——副产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重点研发骨血、乳清资源工程化加工共性关键技术、核心设备研制及创新产品开发，构建畜禽副产物高值化加工技术体系。
技术研发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高新技术;财务管理;创新策略
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比较而言，其更加重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研发及创新，而且作为知识、技术、资金等密集型产业，其发展程度更加依赖于科研成果。因此，高新企业需要大量的科研资金投入以保证研发的顺利进行，所以其必须加强对财务管理模式的研究，结合自身特点探索出适应自身发展的财务管理模式。
一、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
高新技术企业在前期的研发阶段是没有太大的收益的，反而需要花费大量的科研资金，而且也不能够保证该项技术的研究一定成功。所以，高新技术企业通常都具备高风险的特征；尽管在研发初期高新技术企业不能够带来利润，但是一旦该项高新技术研究成功后，就有可能被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各界，最终为高新技术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又具备高收益的特征；高收益同时伴随着高风险，高新技术企业阶段性十分明显。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特殊性，其生命周期特征是极为明显的，而且不同的生命周期对财务管理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能够不断的进行创新以及调整，满足不同阶段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管理需求。
二、高新技术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弊端
（一）高新技术项目管理繁冗复杂。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研发项目的创新性及最终的研发成果对其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然而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项目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为了保证成功率基本上是多个科研项目同时进行，无形中加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负担，同时也加大了研发项目自身的风险性，最终会加大高新技术企业整体面临的风险。而且科研项目本来就复杂，而多线作战更是使得企业在对高新技术项目资金支持上显得力不从心。高新技术企业在财务管理研究上缺乏投入，使得其不能够对科研项目的财务进行精细化管理，造成财务资源的浪费，为企业财务带来极大的负担。（二）财务管理理念缺乏高新技术企业特性。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与研发活动休戚相关，研发活动、企业发展以及其他各项业务活动的管控基础是财务管理。但是许多高新企业一味关注财务管理中如何能够吸引到大量的投资，并没有对财务管理模式进行系统的建设。研发部门对财务管理没有任何概念，只是注重研发项目，盲目的要求企业进行资金的投入，倘若对研发项目不能进行有效的财务管理，不能有效地降低风险，那么高新技术企业就要面临严峻的运营风险，最终甚至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营，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一旦形成固定思维，对于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是极为不利的。（三）财务人员缺乏创新的积极性。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对企业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引起财务管理人员的重视，并没有主动的去对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以及创新。同时许多财务工作人员误以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是技术，财务管理并不是很重要，而且管理层也只是将精力放在项目的研发上，并没有对财务管理人员提出与时俱进的更高要求，最终使得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不完善，不能够应对更多的风险，给企业发展埋下隐患。
三、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创新的有效措施
（一）完善财务管理体制，加强对科研项目全过程的财务管理。高新技术企业应明确研发项目当中的重点项目，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核心研发项目上，委派财务人员对其进行有效地管理以及监控，确保其拥有充足资金链，要做到资金利用效率最大化。核心研发项目的财务管理必须要重视，应提前编制预算并及时报送，尽快进行审核，然后对其是否合理进行验证，整个流程应该做到高效，才能够促进核心项目的研发，同时又降低不必要的研发经费支出。对于其他研发项目的管理同样需要加强，但不能够让其影响到核心项目的研发，形成完整研发链，以保证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优势。（二）形成与高新技术企业特性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理念。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研发与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而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离不开科学高效的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必须以财务管理为中心，所以就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财务管理理念尤其要结合高新技术企业的实际情况，确保研发活动的顺利实施。就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财务管理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财务资本和知识资本效用最大化，对部门的资金要进行统一结算以及运作，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财务管理中的税务管理方面，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诸如研发费加计扣除、企业所得税率为15%等等，从而为高新技术带来更大财务筹划空间。同时其可以向研发、生产、市场等部门委派财务人员，统一进行财务管理，尤其是要完善审核原始凭证、编制项目预算等流程，从而为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构建完善的财务风险规避机制。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具有较高的风险性，投资者会对其风险性进行充分的考虑，而构建完善的风险规避机制就是降低企业的风险，同时也是在降低投资人的风险，唯有此才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投入。在进行财务管理创新策略的建设时，在企业内部构建同企业发展相适应的风险规避机制，是确保财务管理活动有效进行的保障。诸如，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项目研发前，应该就研发项目的信息进行充分的收集，同时需要对当前的技术水平、市场环境进行详细地分析，对市场的基本需求有充分的了解，在进行项目的研发时能够更加的具有针对性，有效降低研发项目的各方面风险。通过风险管理委员会对企业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风险监控以及风险防范等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不断建立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
总而言之，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财务管理模式的不断优化，需要将财务管理进行创新的同时与企业发展阶段相互结合，为研发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保障。同时要积极运用现代财务管理知识，帮助高新技术企业跟上现代化企业的发展，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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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的重要性篇9
编者按企业成为技术研发的投入、执行主体已经毋庸置疑，但离真正的技术创新主体还有距离。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结构性创新政策等制约了企业成为高水平技术创新主体，需要在企业创新人才培养、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强化产学研用合作、创新人才政策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真正主体。
国家研发体系结构调整是科技体制改革初期确定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促进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到目前，我国的总体研发投入和支出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高层领导以及相关文件仍然反复强调，制约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依然薄弱，需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学界则有不同看法，“误判说”、“急功近利说”、“国家科技计划执行结构说”等争论不绝于耳。我们认为，这个争论源于对我国R&D活动结构性问题的观察视角差异，“高水平创新成果”和“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结构失衡是当前我国技术创新结构中的突出矛盾，引导技术开发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向企业聚集、高质量创新资源向企业流动、高水平技术成果主要从企业产生、原创性重大创新过程由企业引领将成为强化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主要标志和相关政策、措施的主要导向。因此，对于我国企业在高层次、重大核心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地位进行结构性的科学辨析，并进一步分析其制约因素，对进一步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企业在数量结构上已经成为研发投入和执行主体
推动企业成为技术研发主体的改革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家提出的科技体制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府研究开发机构占据技术研发主导地位的格局，通过多种改革与发展措施。使企业成为我国技术开发的主体，其主要科技统计指标就是企业在R&D活动投入与执行结构的数据。到1997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在统计数据上显现出历史性的突破，企业R&D首次超过研究机构（206，68亿元）和大学（58.14亿元），达到206.79亿元。到1999年我国企业R&D支出为336.7亿元，占全国R&D总量的49.6%，首次超过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R&D支出总额，确立了企业在我国研究开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此后，我国企业执行的R&D经费内部支出逐年上升，2011年达到75.73%，说明我国企业已经在数量上成为R&D活动的执行主体。从R&D经费内部支出的资金来源看，来自企业的资金已经超过70%，企业也是R&D经费投入数量的主体。企业执行的研发支出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英国，德国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基本与日本（75%）和韩国（76%）持平。2011年，我国R&D人员金时当量在三大执行部门的分布情况是：企业超过3/4，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合计不足1/4。全国R&D人员的增长主要来自企业的贡献。2011年，全国R&D人员比2000年增加了196.08万，仅企业就增加了170.83万，占全部增量的87.16%。从R&D人力投入看。企业也已经成为我国R&D活动的数量主体。
经过30年的科技改革开放，我国的科技体制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科技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目标已经实现，科技脱离经济的“两张皮”问题初步得到解决。我国企业在确立研究开发投入和执行结构中的主体地位的过程中所释放出的改革红利使我国的科技力量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发挥着世界瞩目的支撑作用，我国的创新能力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迅速提升。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国科技体系的数量结构调整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之后，实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功能提升的任务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新目标。
我国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我国企业在数量结构中已经成为技术研发投入、执行的主体，但是高水平技术创新成果较少，企业高层次人才的缺乏基础研究缺位，应用研究严重不足等诸多反映创新层次与水平的结构性指标方面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影响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功能发挥。
我国高水平技术成果主要不是源于企业领域的科技创新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等过程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中国公民和组织，代表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战场上的技术创新最高水平。2009―2012年，在国家科技进步奖中，企业作为获奖第一承担单位的科技项目所占比重约为30%，2012年有所提高，达到33.33%，但与其占有75%的科技资源相比，企业领衔的高水平原创性科技成果明显偏低。在201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中，企业参与完成的项目占66%，表明产学研用联动不断加强，企业在高水平技术创新中承担着试验应用的主要角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代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最高奖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中，企业专家作为第一获奖发明人所占比重更低，2011年和2012年分别仅为11.11%和9.76%。
对近年科技奖励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企业主要还是作为应用配角停留在产业技术开发的低端，尚未成为领衔开展高水平重大技术创新的主体。这种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的结构特征说明我国的技术创新仍然处于大学、科研机构技术开发力量引领企业技术应用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阶段，距离科技实力雄厚的企业引领创新方向的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模式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我国高层次研究开发人员在企业所占比重小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自于高水平人才的创新努力，观察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择业、流动和聚集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高质量技术创新的结构性问题。在我国企业研发人员中，高层次研发人才匮乏。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人员中硕士以上学历人员占比仅为12.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尚且如此。一些集体、民营企业的情形更为窘迫。2011年。全国R&D人员按执行部门分，企业具有硕士学位人数占全国R&D人员中硕士学位总数为37.73%，博士人数仅占13.39%。美国在企业工作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占全部博士的比例超过35%，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贡献不言而喻。因此。从研发人员的部门结构分布来看，我国企业相对于大学和科研机构虽具有数量上的相对优势，但人员层次远不如大学和科研结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明显缺乏。
高端创新人才在企业的比重小
中国工程院，是我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企业院士所占比重体现了企业在国家高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在所有工程院院士的763人中，来自企业界的院士所占比重约为24%，大部分院士集中在高校及科研机构，这也表明我国企业没有成为高水平工程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
从“”，入选者的分布情况来看。目前，科技部平台“”前八批共引进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1441人，其中创业类人才共计512人，占比为35.53%，大部分海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进入了大学和研究机构。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平台与国家重点学科和重息实验室平台引进的“”专家中，企业平台（包括新型研发组织）引进专家仅占11%，绝大部分就职于高校与科研院所平台。企业没有成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开展技术创新的主要选择平台。
结构性矛盾制约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流向企业
当前，我国技术创新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制约了企业成为高水平技术创新的主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结构性创新政策导向不利于高层次创新人才选择企业就业
博士培养模式影响了博士的职业取向。根据1982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国博士的培养目标是：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这一培养目标偏重与于基础科研，高校培养博士生多是理论重于应用，这反映出教育系统博士生培养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尤其是企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是博士生很少选择企业作为就业选择目标的重要原因。在国外，尤其是美、英、德、法等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非常发达。美国除了传统的哲学博士（pHD）以外，还有56种专业博士学位、10种第一职业学位。英国硕士和博士层次也都按研究型和专业型两个导向来培养。
据英国教育统计机构的统计数据，2003-2008年，英国每年授予的课程型研究生专业学位数占授予研究生学位总数的比重平均为75%，很多行业把专业学位看做是进入行业、个人发展提升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在工商、工程等领域这种情形更为普遍。
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回国工作同样遭遇一些结构性的政策障碍。目前，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回国大多就职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官办机构，有政府的财政支撑，诸如子女就学、住房、医疗保障、人员编制等一些困扰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的问题，能在体制内得到一定的解决。而且随着高校、科研院所科研经费投入的增长。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发展科研工作能得到经费保障。但对于企业创业人才来说，诸如子女就学、住房等一些现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从社会上解决，而且企业在创业阶段对资金的需求很突出，国内创业环境还不完善，使得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选择创业顾虑重重。
在学术机构容易实现博士毕业生的理想，博士倾向于回流公共学术机构
总体而言，期望进入公共学术机构从事学术科研工作博士毕业生的理想实现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些在政府或公司工作没有实现理想的博士大多也重新回到了公共学术机构。目前。我国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倾向按工作类型分析，期望从事学术工作者实现期望的比率最高，达到90%。而期望从事公司政府管理工作的博士毕业生中有37%分流到了学术工作中。期望从事技术开发工作的博士毕业生中也有37%分流到了学术工作中。在我国，不仅博士的培养模式影响了博士毕业生就业取向，而且在工作过程中。政府管理工作和技术开发工作与他们的心理期望差距较大，影响了这部分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再就业。这与美国的情形不同，尽管博士离职主要还是在部门内部流动，但可以发现从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流向企业的博士比重分别达到16%和18%，而逆向流动仅为5%和4%，表明美国的博士再就业除了在内部流动以外，相当多的博士选择向企业流动。
研究平台的缺乏使高层次创新人才在企业无用武之地
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少、研究平台弱等问题相当严重，很难有效吸引高水平的创新创业人才在企业开展研发工作。
目前，我国企业的平均R&D强度较低，2005-2010年，大中型t业企业的平均R&D支出强度从0.76%提高到0.93%，但还是不及发达国家的1/4。长期以来，我国工业企业的R&D一直以试验发展为主，在应用研究上投入不多，基础研究更少。我国工业企业R&D活动类型的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异。虽然发达国家企业的研究与发展活动也以试验发展为主，但是他们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的投入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R&D经费中，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一般占4%～8%，应用研究经费比重一般超过20%，最高的接近50%。而我国企业R&D的90%以上集中在试验发展阶段。基础研究。特别是应用研究在我国企业R&D活动中的比例过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凸显了我国企业R&D活动结构的缺陷，制约了我国企业高质量研究开发能力的提升，这种状况导致我国企业技术积累、知识创造与应用能力严重不足。在国际竞争中必将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推动基础研究、培养高层次人才以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大企业非常重视技术研发。大多设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美国的基础研究体系形成了研究型大学、国立研究院所和大型企业“三驾马车”的格局。我国在企业的研究机构不仅总量少，而且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占比很低。据统计，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和有R&D活动的企业数分别仅占企业数的7.81%和11.50%。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一些重要研究平台主要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2011年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有99家，远远落后于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266家的发展水平。
思考与建议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是技术创新的当然主体。随着现代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主体的内涵实际上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内涵，更多是强调企业创新能力“质”的提井及其在创新全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尽管通过长期的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我国企业在研发投入、执行和技术成果产出上具有了创新主体的一些表征。但距离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尚有很大的差距。其中一个关键制约因素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缺乏。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型人才中的高端人才大部分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的科技人才数量虽然庞大。但素质和研发能力都不能满足主导技术创新全过程的要求。这种结构性缺陷直接影响到我国科技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制约着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加快从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的战略转型
新时期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是实现从以大学、科研院所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企业主导的“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模式的战略转变。“科技成果转化”理念产生于我国研发体系结构性矛盾突出的科技体制改革初期，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和大学是研究开发的主导力量。技术创新主要通过公共部门的科技体制改革促使其下游延伸，并通过市场中介的桥梁作用实现成熟技术从公共部门向企业的转化。
在我国的研发体系结构数量型转变的改革目标实现以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主要任务就必须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企业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加强的主要标志是企业的高端技术人才的汇聚，高水平研发能力提升，技术创新过程向前端延伸，引领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主导产业链技术创新的全过程。
纵观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历程，实现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数量结构变革大约用了20年，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导力量的质量结构调整将是一个更加艰苦、漫长的过程。这将是下一个国家中长期规划应当实现的目标。2020年以前国家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提出新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目标奠定基础。
为此，我们建议：第一。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目标中增设“企业就业博士”指标，争取到2020年在我国企业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占比超过20%。我们预计，随着政府和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企业创新有效需求的不断提升，企业博士就业平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任务应当能够完成；第二。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近期修订中应当充分体现我国技术创新从“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企业主导的“金产业链技术创新”模式的战略转变，或者果断适应世界各国制定、出台《国家技术创新法》的大趋势，制定我国的技术创新法律。
加大企业研发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开展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
高层次人才是科技人力资源中最活跃的部分，他们的就业取向是对不同技术创新主体综合环境条件的评判、选择结果，博士就业是这种结构性环境差异的风向标。企业吸引高层次人才首先应当以高水平的科技事业留人，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就必须大幅度提升企业高质量研究开发的有效需求，国家应当引导企业建立高水平的研发平台，积极开展应用研究和技术基础研究。
第一，必须逐步改变目前我国企业研发活动中应用研究所占比例过低的现状，引导企业的研发活动向高水平的应用研究发展，国家创新体系改革与发展目标中应当明确到2020年使企业超过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成为我国应用研究的首要研究力量；第二，国家应当加200%于企业从事基础科学的支持力度，实行企业基础科学研究投入200%的加计扣除所得税政策，引导企业投入并从事技术基础科学的研究活动；第三，为了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向上游延伸，把技术熟化的过程从大学和科研院所转移到企业中来，国家应当加大建设企业工程中心的工作力度，国家工程中心的建设重点应当立足于企业，使科技成果转化、熟化、商品化、产业化的过程逐渐成为企业主导的市场化过程，以此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应当成为2020年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央与地方共建的重点实验室应当以企业为主体。
改革收入分配与福利政策，引导高层次人才向企业流动
第一，要完善落实股权、期权激励和奖励等收益分配政策，以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益政策和人事考核评价制度，建立差别化的职务发明股权激励政策，对于政策规定奖励科技人员的股权部分，公职人员应严格按照现行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转换身份成为企业职工的科技人员可以获得限额范围内国有资产转移，鼓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科技人员以到企业工作或创办企业等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第二，用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专项资金，加快培养和引进我国前沿技术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急需的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及优秀企业家。第三。对于回国创业和国内大学、科研院所下海创办企业的高层次人才，在医疗保险、配偶就业、子女入学、住房等方面予以同等优先安排或资助。
在管理机制方面，首先要改革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人事管理制度，建立起开放、竞争、流动的用人机制；同时，要通过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缩小企事业单位在“三险一金”、职称评定等方面的差距，为研究员、教授等到企业工作提供更好的保障；继续支持实施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科技特派员等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做法；并采取优先晋升职务、职称等措施，奖励服务企业贡献突出的科技人员。通过建立健全科技人才流动机制，鼓励创新人才在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之间双向流动、兼职。
加大专业博士学位的培养力度，造就适合企业需要的高端人才
高精尖专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在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成为知识和创新的关键因素。总结面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培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工作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博士改革创新，尤其是工程博士的培养。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需要为最大特点和重点，以应用型研究成果的效益作为培养质量的客观标准。高等学校在培养工程博士试点中。要在招生工作、培养方案制定，导师团队建设、课程教学和实践训练、学位论文工作等方面与企业进行对接，让企业实质性地参与工程博士的招生和培养等工作，从而将校企联合培养工程博士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强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助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技术研发的重要性篇10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的主体（参见图1上部分）主要包括：①骨干企业，主要由上游企业、中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组成。②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型大学和一些行业特色鲜明、科研实力强劲的特色大学。科研机构包括高水平的国立研究院所、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私营研究机构等。③用户，包括企业用户和大众用户。一般而言，愿意参与创新或具有创新能力的主要是领先用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中的“用”，除了“领先用户”的内涵外，也是指导产学研用合作的重要价值理念，它以技术创新的应用为根本目的。增加“用”的原因是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存在高风险，让用户参与技术创新的过程，有利于减少创新环节，降低创新成本，加速科技成果应用。此外，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相关的中介机构是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的重要支撑因素。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的系统构成，主要由“技术研发、技术服务、企业孵化、科研团队建设、投融资、公共服务”六大子平台组成（参见图1下部分）。六大子平台依据相互协同的运行机制，形成整体的协同创新效应，因此进一步分析平台的运行机制就十分必要。
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的运行机制：三重互动
1．“三重互动”运行机制形成的基础。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的运行机制反映平台运行的内在结构及运行的机理。基于“用户需求”和“市场导向”的研发理念，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的六大子平台依据其功能的不同，形成三大运行体系。三大运行体系之间形成立体的、网络化的“三重互动”关系，彼此相互协同。第一，研发平台体系，它是产学研用各方共同出资建设的实体性研发平台，包括以企业为主导建设的或以高校、科研机构为主导建设的协同创新平台。研发平台体系是科研团队建设和科技创新的基础。研发平台体系主要包括技术研发平台和技术服务平台。第二，科研团队体系，它包括行业领军人物、科研骨干和技术骨干、领先用户、高级管理人员等。可以通过研发平台体系的建设汇聚高端人才，完善科研团队体系。第三，技术创新体系，主要包括核心技术的研发及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发平台体系与技术创新体系的关系如同电脑的硬件和软件的关系，研发平台是实体性平台，属于硬件部分，为技术创新（软件操作）提供物质基础。与“研发平台—科研团队—技术创新”的“三重互动”模式相适应的“三大运行机制”则是：“共建共享”的研发平台体系运行机制，“流动、竞争、激励、服务”的科研团队建设机制，以“知识创新与技术转移”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协同机制（参见图2）。
2．三大运行机制。（1）“共建共享”的研发平台体系运行机制。研发平台体系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技术研发平台和技术服务平台的运行机制。技术研发平台基于学科交叉的综合集成，主要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业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院等研发机构在内的科技研发平台系统，它们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源头创新的技术基因。技术服务平台，主要指中试平台、质量研究与检验检测公共服务中心，图书、情报、信息中心等，它们为技术研发提供服务，为创新成果转化奠定基础。技术研发平台和技术服务平台是协同创新平台的核心功能模块。研发平台体系以资产为纽带，是产学研用各主体以多种形式共同出资建立的平台，坚持开放、竞争、联合、共享的基本原则，打破学科、部门、单位和区域之间的壁垒。一是完善组织架构。研发平台可以由骨干企业或者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牵头，组织、优化和整合产学研用的优势资源建设。企业成为研发平台建设的应用主体和受益主体，高校、科研院所成为科技创新活动的原创主体。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管理委员会为研发平台的管理部门，负责协调产学研用合作的重大事务与决策，制订产学研用合作的总体发展思路，明确各方责权和人员、资源、成果、知识产权等归属，统筹创新要素。各项目承担单位为研发平台建设的主要责任者和承担者。二是形成核心平台与联动平台的互动机制。一方面，坚持研发平台这一核心平台与整个平台内部的科研团队建设、投融资等平台形成联动，互相支撑。另一方面，发挥协同创新平台的辐射与示范作用，探索建立与区域内其他创新机构的互动，如联合多家孵化、中介服务、龙头企业等单位，形成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三是创新资源的共享机制。一方面坚持创新资源，如仪器设备、相关数据、科技情报、市场信息在协同创新平台内部的优先共享。另一方面，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向社会开放，扩大仪器设备的受益面，体现大型公共研发平台的辐射作用。四是建立平台运行的评估监测体系。加强平台建设的科学决策和监督管理，建立评估监测信息汇集与分析系统。采取政策、资金等措施对优秀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实现持续性支持，对运行差、创新成果少、成果转化率低、人才流失严重的协同创新平台实施退出，或更改建设单位等措施，保障协同创新平台的优质运行。（2）“流动、竞争、激励、服务”的科研团队建设机制。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应当面向全球，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打造高水平的科研团队。以项目为纽带，将分散的团队、个人凝聚在一起共同进行科技攻关，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机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形成人才相互竞争、激励，努力进行科技创新的局面。一是加强载体建设，打造引才高端品牌。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相互协同，着力打造一流引才载体。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在集聚人才中的平台作用。研究型大学实施“学术尖端”战略，通过“顶尖人才”计划，吸引政府投资和吸引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进入协同创新平台。同时要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涵养人才的作用，为平台提供优秀的企业家、科学家、技术人才。发挥政府的作用，创建引才品牌。如由国务院侨办、湖北省暨武汉市共同主办的湖北“华创会”，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打造的四个重要引才引智平台之一，涉及科技、经济与人才的主题活动。二是创新人才引进模式。构建“产学研用互通”的人才驿站机制。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以借用、聘用或兼职等方式到企业从事研究开发工作。如江苏省采取的“产业教授”、企业博士集聚计划等。在调研中发现，浙江省则形成了“人才＋资本＋民企”模式。充分发挥浙江省民营企业众多、民间资本充足的优势，引导其投资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又如广东的“创新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模式，扶持创业创新的“政府奖金＋创投引导基金＋匹配投资＋地方孵化基地支持”的“深圳模式”［8］。三是构建人才创新能力发挥的激励机制。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股权和分红权激励试点，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实施期权、技术入股、股权奖励、分红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建立具有激励效应的职业发展通道，激发创新能力。允许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科技人员离岗到平台进行科技研发，并在一定年限内保留其原有身份和职称。四是提供专业的人才创业服务。“一站式服务”模式，如2010年广东省设立“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专区”，整合了高层次人才创业、生活方面的23个项目，实行“一站式受理、一次性告知、一条龙服务”。“创业保姆”模式，打造一流创业服务环境。如无锡市政府为相应企业配备一批训练有素的行政助理，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行政工作、人力资源管理、公共关系、项目申报、与政府部门沟通等工作，行政助理的培训、管理费用均由地方财政承担［9］。（3）“知识创新与技术转移”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协同机制。技术创新过程的本质是知识整合、创新、应用、共享的过程，其中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转移两个重要环节。对于产学研用各方而言，通过网络化的协同组织，以知识产权为纽带，形成研发平台的知识创新———创新成果转移———成果市场化的相互衔接，形成知识创新链、技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无缝对接，跨越“达尔文”死亡之海。在知识创新方面，要重视高端定位。坚持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和坚持面向市场需求，研发做到“顶天立地”。要重视基础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必须发挥基础研究在提高原始性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和取得重大突破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中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科研机构的作用。要重视学科的交叉集成，这是形成协同创新的重要基础。可以重大项目的立项实施来推动学科的综合集成，形成多学科协同攻关的局面。在技术转移方面，一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发展机制。利益共享：要保障研究开发过程中资源的开放性和共享性，建立健全产学研用合作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初始契约中应当对科研成果的产权归属问题、产学研各方的投资比例与利益分配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以消除合作障碍，保证各方的合理利益。风险共担：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政府和用户成为多元投资主体，各方应该通过协商共同分担风险责任，在协同创新平台中，技术研发应得到相应的资金、政策支持，降低技术研发风险。研究成果可以得到孵化的条件和政策支撑。同时平台要加强与技术市场、科技条件市场、技术产权交易机构、科技金融机构等科技中介的联系，以降低创新成本、化解创新风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二是成果转化机制。公共服务平台要服务于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承载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的市场拓展功能。不仅激励科研人员进行发明创造，而且对发明人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提供全程服务。一方面，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完善知识产权评估、转让、授权、仲裁、维权的各个环节；加快中介机构建设，推进知识产权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专业的商业计划书、技术开发计划书，促进企业与研发平台对接，解决一些企业不知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不了解最近的科研成果等“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三是投融资机制。利用协同创新平台所处的科技创新区域的优势，整合本地资本资源，引进外来资本，营造运营机制灵活的多元化投融资环境，促使企业、资本、政府间高通量对接。构建项目从早期政府引导资金扶持奖励及天使基金，到中期创投跟进、后期风投接力的链式投融资平台。平台通过对项目前期的筛选、中期的控制到后期的投资接力，全面对知识创新和技术转移的风险进行控制，实现加快研发、引导资本介入［10］。
三、“研发平台—科研团队—技术创新”三重互动机制间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