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营总结篇1
按照县两办《通知》的要求，我们办事处欢迎光临文秘站秘书网 组织专门人员对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工作分组逐村（居）进行了自查，并对发现的的问题认真进行了纠正。从总的情况来看，我办本着既依法办事，又切实可行的原则，以提高思想认识为基础，以规范操作为手段，以扎实稳妥推进为落脚点，认真贯彻《农村土地承包法》，积极做好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工作，达到了农户的承包地块、承包面积、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四到户”,做到了“四相符”，妥善解决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我们的主要作法是：一、突出群众路线抓宣传
我们认识到，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政策是否得到彻底落实，其前提必须让干部群众了解政策，掌握政策。为此，我们先后几次召开党委会、班子联席会进行研究部署，分层次召开脱产干部、管县人员、村居党员干部座谈会，宣讲有关法律法规，统一思想，消除杂念，形成共识。同时开展全方位、立体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刷写宣传标语，办固定宣传栏，本稿件版权是文秘站秘书网，请登陆原创网站查看举办培训班，使基层干部深刻领会精神，吃透政策，以利于指导工作。不仅如此，我们先后组织72名干部，进村入户，采取召开村组干部、群众代表会和个别座谈等多种形式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沟通，把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使农民正确认识，真心拥护，积极参与稳定完善农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工作，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减少了阻力，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突出政策落实抓规范
对稳定完善农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工作，我们始终不敢有丝毫松懈怠慢心理，一个环节，一个阶段地抓好抓到位。具体来讲，我们严格把握好“六关”：一是严把政策关。稳定完善农村承包经营制度工作政策性强、工作量大，坚持依法依规办事至关重要，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按规定办事，稳步推进。二是严把调查摸底关。摸清情况、掌握实情是这项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这项工作能否真正落实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抽调专人组成15个工作组，深入到村到户，采取查阅资料，实地查看，召开群众代表会等方式，最大限度摸清摸实各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及“机动地”现状等情况。在深入调查摸底过程中，我们对全镇所有的耕地，处村干部不仅停留在原始资料查阅或农户口头询问上，而且深入到田块、到座落，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三是严把清理关。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我们对“机动地”和“两田制”重点难点问题反复审查、认真核对，正确界定，保证不漏地，认真一次清理到位。四是严把调整关。我们实行阳光操作，摒弃“剃平头”的简单做法，采取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讨论决定，本着“大稳定、小调整”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对确实因建设用地需要减的，在包村工作组的指导监督下，由村干部主持召开党员、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使制订调整方案工作做到公开、公正、合理、透明。五是严把合同关。这项工作最终是合同这种法律形式落实。我们全部严格做到了承包合同的规范、完整、有效。六是严把补偿关。我们在积极服务新区建设，保证各个项目顺利建设的同时，保证征地补偿费及拆迁费按规定及时到位，多渠道拆迁安置，建设集中居住小区，实行“低保”和医疗保险，保障失地农民利益。
三、突出监督检查抓调处
针对稳定完善农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定期开展了监督检查活动，建立健全了接待、查处等方面的各项制度，严格实行首问负责制。对于出现的纠纷及案件，在深入到现场摸清情况、找准症结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政策、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对号入座，向当事人讲明道理，及时做好调解工作，对矛盾纠纷的处理做到了不拖延时间，不偏离政策，不越级上交；对违法违纪等案件做到了定性准确，处置及时，减小了影响。
四、突出制度建设抓机构
关于经营总结篇2
一、总结
1、合同登记、合同额及到账、欠费情况
2014年，登记合同123项、签订合同101项、未签订合同22项、合同额总额1108.75万元，到账924.98万元、欠费183.77万元；
2015年，登记合同133项、签订合同96项、未签订合同27项、合同额总额2085.64万元，到账1899.77万元、欠费185.877万元；
2016年，登记合同117项、签订合同84项、未签订合同23项、合同额总额1903.26万元，到账1571.07万元、欠费332.19万元；
2017年，登记合同91项、签订合同79项、未签订合同12项、合同额总额2655.95万元，到账1677.6万元、欠费978.35万元；
2018年，登记合同90项、签订合同80项、未签订合同10项、合同额总额1771.13万元，到账970.08万元、欠费801.05万元；
2019年，登记合同62项、签订合同44项、未签订合同18项、合同额总额818.84万元，到账221.70万元、欠费597.14万元；
详见《2014年—2019年经营情况统计表》。
2014年—2019年，登记合同616项、签订合同484项、未签订合同112项，合同总额10343.57万元，到账7265.2万元，欠费3078.37万元。
2、已开票未收费情况
根据院财室提供的统计表表明，2011年—2019年12月25日，土建综合所已开票未到账项目共计89项，开票金额1219.4573万元，到账430.19万元，欠费789.2673万元。
详见《2011年—2019年综合所已开票未到账项目统计表》。
二、分析
1、从2014年—2019年这6年的经营情况统计来看，2017年合同额最高，经营效果也最好，欠费也最多，主要原因是：
（1）商洛市黄沙桥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2#、3#、4#地块建设项目，与商洛交投公司签订的合同总额为513.24万元，截止现在只实施了3#地块的6#、7#两个楼，约13628㎡，到账50万元，欠费463.24万元；其他地块规划及建筑方案都做了好几版，但到现在有没有实施；
（2）山阳中村三期工程，到现在还未签订合同，已计任务120.16万元，相当于欠费120.16万元；
（3）商州区高级中学建设项目12、15、17、18#楼二次设计，合同额为59.75万元，欠费59.75元；
（4）镇安县第三中学设计变更及地下车库，合同额为115万元，到账45万元，欠费60万元；
（5）商洛市疾控中心应急监测综合楼项目，合同额为13.8万元，欠费13.8万元；
（6）商州区刘湾街道办事处杨湾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龙裕家园）二期工程，合同额为180万元，到账120万元，欠费60万元；
（7）2017年度镇安县移民（脱贫）搬迁安置项目（30个安置点，118栋楼）设计变更费，说定合同额为104.6万元，合同未签，欠费104.6万元；
（8）商州区沙河子镇教堂片区安置点项目，合同额为86.7万元，到账70万元，欠费16.7万元；
以上8项共欠费898.25万元，其他几个零星项目欠费80.1万元。
2、2018年经营情况比较好，主要欠费项目是：
（1）商洛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建筑面积约23000㎡，按合同费率估算，合同额约为75.9万元，欠费75.9万元；
（2）武警商洛支队改造提升项目，2017已计任务36万元，相当于合同额为36万元，欠费36万元；
（3）商洛市瑞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瑞合佳苑 ，合同额为24万元，到账5万元，欠费19万元；
（4）商南县公安局武警中队营房建设项目挡土墙及施工图二次设计，合同额为10万元，欠费10万元；
（5）丹凤县竹林关镇丹水小学建设项目2号教学楼、行政楼、宿舍楼及食堂、报告厅项目，合同额为22.75万元，到账10万元，欠费12.75万元；
（6）山阳县三里店棚改项目2#安置楼，合同额为39万元，欠费39万元；
（7）山阳县高速路口地下车库项目，建筑面积约4190㎡，按合同费率估算，合同额约为24.8万元，欠费24.8万元；
（8）商州区刘东关立面改造项目，2018年底已计任务48.2万元，2020年1月合同额为20万元，实际欠费20万元，合同欠费48.2万元；
（9）山阳县秦岭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西综合楼项目，合同额为39.24万元，到账10万元，欠费29.4万元；
（10）洛南县柳林广场项目建筑设计，合同额为40万元，欠费40万元；
（11）商洛世纪华辰住宅小区（香菊小区）项目，合同额为300.64万元，到账134万元，欠费146.64万元；
（12）商南锦园山水棚户区改造项目，合同额为60.8万元，欠费60.8万元；
（13）镇安县中医医院门诊综合楼项目，合同额为54.8万元，到账28万元，欠费26.8万元；
（14）陕煤化工集团陕南地产分公司江南世纪城1.5期工程22#、23#、24#、25#楼及地库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约48096㎡，合同额为91.38万元，到账37.36万元，欠费54.02万元；
（15）陕西省大林公司锦园叁号小区1号楼，建筑面积约48096㎡，2018年底已计任务2.26万元，相当于欠费54.02万元；
（16）商洛市江南世纪城二期（丹江園）建设项目3#、9#住宅楼，合同额为21.39万元，欠费21.39万元；
以上16项共欠费648.3万元，其他10个零星项目欠费152.75万元。
3、2019年经营情况比较差，主要欠费项目是：
（1）山阳县秦岭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东、西商业街项目，合同额为21.1万元，欠费21.1万元；；
（2）商洛市商州区公安局消防大队综合楼（第三次设计），合同额为14.8万元，到账4.8万元，欠费10万元；
（3）洛南县华阳教育城销售中心，合同额为8.865万元，欠费8.865万元；
（4）柞水县营盘镇终南山康养项目秦丰村三组安置点建设项目，合同额为18万元，欠费18万元；该项目到现在也未实施；
（5）山阳县第四小学建设项目，合同额为107万元，欠费107万元；
（6）洛南柳林公馆建设项目，合同额为77.16万元，到账20万元，欠费57.16万元；
（7）渭南国际汽配、五金、机电商贸综合体酒店及公寓建设项目，合同额为87.76万元，到账3万元，欠费84.76万元；
（8）商洛市江南世纪城1.6期工程5号、13号、14号楼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约44365㎡，合同额估算为84.29万元，欠费84.29万元；
（9）商洛市交通警察支队拆迁重建车管所室外附属设施工程，合同额为8万元，欠费8万元；
（10）商州区东城小区二期工程住宅楼，合同额为17.94万元，欠费17.94万元；
（11）山阳县城区第三小学建设项目，合同额为44万元，到账28.2万元，欠费15.8万元；
（12）商洛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中心建设项目变更设计，合同额为8万元，欠费8万元；
（13）山阳县高坝店镇九年制学校改扩建项目综合楼，合同额为35.07万元，到账19.5万元，欠费15.57万元；
（14）镇安县财欣幼儿园综合楼，合同额为18.1万元，到账5万元，欠费13.1万元；
（15）陕西五洲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钒矿业园公租房项目1#、2#公租房，合同额为10万元，欠费10万元；
（16）商洛市鑫忠保温建材厂办公楼，合同额为8万元，欠费8万元；
（17）商洛锌业小区12号楼，建筑面积约26000㎡，合同额为50.7万元，欠费50.7万元；
（18）山阳县中街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合同额为13.4万元，欠费13.4万元；
以上18项共欠费551.685万元，其他13个零星项目欠费61.455万元。
4、2014年—2016年这3年共欠费701.88万元，其中，山阳广远大厦9.6万元、天主教商洛总堂综合楼7.2万元、陕西博泽商贸有限公司办公楼及厂房5万元、商洛供电局山阳分局综合楼11.4万元、商州区金岸小区休闲驿站设计及变更7万元、安康市通商贸大厦10万元、丹南新区商鞅大道拆迁安置小区60万元、陕西省镇安中学餐饮宿舍综合楼10万元、山阳县金川封幸化工有限公司科研楼15万元、商洛优源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餐厅楼15万元、商州区环保局环境监测综合楼16万元（以上项目均为2014年度项目，共计11个项目，小计166.22万元）、陕西天隆景投资开发公司铂晶公馆16.93万元、商洛优源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餐厅二次设计6万元、丹凤县金山路农贸市场10万元、商洛市公安消防支队公寓楼变更6.26万元、丹凤县洞底片区棚户区改造安置房1、2、3号商住楼21.59万元、武警商洛市支队建设项目8.7万元、商洛市公安局沪陕高速商南县赤地公安检查站10万元、商州区中医医院地下停车场及附属设施用房23.78万元、陕西天隆景投资开发公司铂晶公馆变更5万元、宝鸡市蔡家坡三国小镇商业街41.02万元、安康市通商贸大厦变更30万元（以上项目均为2015年度项目，共计11个项目，小计179.28万元）、丹凤县洞底片区棚户区改造安置房5号商住楼5.35万元、商洛市商州区通江路东侧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及变更106.23万元、陕西省烟草公司商洛市公司改造项目15万元、丹凤县龙驹大街商业综合体44万元、镇安县米粮中心镇白塔湾安置点二期工程1#～15#住宅楼建筑设计52.34万元、陕西海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电池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建筑设计20万元、商洛市商州区屠宰场迁建项目建筑设计3.9万元、山阳县第一幼儿园、第一小学及地下车库建设项目39.28万元、商洛市商州区屠宰场迁建项目建筑设计变更6.5万元（以上项目均为2016年度项目，共计9个项目，小计292.48万元），共计637.96万元，其他18个零星项目欠费63.92万元。
二、建议
1、积极教育、引到、培养广大干部职工爱国、爱院、爱岗精神，让广大干部职工具有主人翁意识，真正把院当自己的家、把设计工作当做自己谋生的“饭碗”；
2、广大干部职工要有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和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用智慧塑造精品”，造出我院的精品，造出自己的精品；
3、广大干部职工要有大局意识，各所室之间、各专业之间、专业内部之间都要发扬互相谅解、互相帮助的风格，不要斤斤计较个人之间、所室之间的蝇头小利，把我院打造成精诚团结的专业团队；
4、老同志要发扬传、帮、带的精神，把自己的所学都传给年轻同志，让年轻同志尽快成长起来，促使他们早日具备能够独当一面的能力；
关于经营总结篇3
关键词：非利息收入；多元回归；经营绩效
一、引言
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可以分为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是国外商业银行业在实践中所总结出的一个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与传统的利息收入相区分。非利息收入从字面上理解可以是除了利息收入之外的一切营业收入，即：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利息收入。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来讲，非利息收入包括：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投资收益、交易收入、咨询业务、其他营业收入等，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年报大多采用这种方式。
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已经近十年，在这期间，大量外资银行进入我国，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加剧，传统的信贷业务的发展空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外资银行凭借着其优越的管理水平、盈利模式及风险管控机制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传统信贷业务拓展难度日益增大，市场日趋饱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利率价格的定价权得到逐步放开，使得我国商业银行以利息收入为主导的盈利结构严峻挑战，转型势在必行。因此，合理地提高非利息收入的占比，优化非利息收入业务结构，提高非利息收入业务的产品创新能力，对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那么非利息收入究竟如何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产生影响呢？本文基于兴业银行的相关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非利息收入对兴业银行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以期发现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经济绩效的内在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及数据来源
1、变量选择
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的衡量标准有很多，不同的国家的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考核不尽相同，一般采用盈利性指标来综合反映成本和收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指标可量化性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
本文的变量选择为：Roa、Roe分别为模型一、模型二的被解释变量；非利息收入占比（nii）为解释变量；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ta）、营业费用率（CoSt）、GDp的自然对数（lnGDp）作为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三）回归结果分析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
1、对于模型1，非利息收入占比与总资产收益率线性关系显著，相关系数为-00201323，这表明兴业银行每提高1单位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总资产收益率就会降低00201323个单位；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与总资产收益率线性关系显著，相关系数为-00097904，这表明兴业银行每提高1单位的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总资产收益率就会降低00097904个单位；GDp的自然对数与总资产收益率线性关系显著，相关系数为00239186，这表明兴业银行每提高1单位的GDp的自然对数，总资产收益率就会提高00239186个单位。
2、对于模型2，非利息收入占比与净资产收益率线性关系显著，相关系数为-05039754，这表明兴业银行每提高1单位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净资产收益率就会降低05039754个单位；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与净资产收益率线性关系显著，相关系数为00388489，这表明兴业银行每提高1单位的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净资产收益率就会提高00388489个单位；营业费用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线性关系显著，相关系数为02948912，这表明兴业银行每提高1单位的营业费用率，净资产收益率就会提高02948912个单位。
三、结论
通过以上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对于银行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GDp的增长能显著提高兴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这也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兴业银行的经营效益需要一个稳定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
第二，营业费用率对兴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能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这说明营业费用率的增长能提高兴业银行整体的经营效益，盲目地以节约营业费用并不会提升其收益，因为营业费用提升能很大程度上带来服务质量的提升，而服务质量的提升才是银行收入的有力保障。
第三，非利息收入占比对兴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都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即非利息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带动其经营绩效的提高，甚至对经营绩效有着明显的限制作用。其原因可能为：银行非利息收入结构还不合理，绝大多数是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主，而投资收益、交易净收入等比重普遍较低。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据了银行非利息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对于比较高级的咨询业务和投资收益，我国的各家商业银行参差不齐，其中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的投资收益更加少，在非利息收入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关于经营总结篇4
1.与其有关的税收条例内容
（1）扣缴义务与扣缴义务人。在《营业税暂行条例》中明确指出了，在采取分包或者转包的方式进行建筑安装过程中，作为总包单位其主要工作是代扣代缴分包业务营业税，同时向有关部门缴纳规定的费用，而总承包人就是扣缴义务人。从国家政府部门之前颁发的《关于建筑业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内容中看出，对于采取总承包、分包方式经营的建筑业企业，扣缴义务人应为总承包人。若企业是属于跨地区经营的建筑工程需要交纳税务的；纳税人处于劳务过程中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或申办临时证件的；税务机关不必顾及到企业工程是否进行分包，应把建设单位、个人判定为营业税的扣缴义务人。
（2）划定准确的劳务纳税地点。参阅《关于建筑业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内容，当纳税人需要履行建筑业应税劳务时，应该将建筑企业的经营地区划定为营业税纳税地点；总承包企业在工程所在地开具建安发票，将工程建筑业应税劳务发生地作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建筑业营业税税款的纳税地点。
（3）其它业务的税务规定。首先，部分税法的规定，总承包人不单单是需要扣缴营业税，还应该将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用一同缴纳。当扣缴税款结束后，总承包方可以将分包协议等资料提供给税务机关，并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代扣代缴完税的证明，其中一部分内容属关系到分包人的，分包人按照此开具发票作为凭证交给给总承包方，分包方、总承包能够把纳税发票作为经营过称中资金收入、支付的证据。其次，总包单位仅仅属于扣缴义务人，在扣缴税务过程中前往税局机关办理发票时，需要出示《总包单位开具建安发票申请表》，并在申请表里填写属实、有效、详细的信息，主要包括了：转（分）包单位明细，包括转（分）包单位名称，转（分）包工程额。工程项目的办事部门应该对以上资料进行收集，以作为办理税务证件的有效依据，然后再对总承包人开具《已代扣代收税款证明》。总承包人再将《已代扣代收税款证明》出示给向转（分）包人，转（分）包人根据该项目办开具发票，工程项目办事处则可免去相应的税额，并且把《已代扣代收税款证明》收回处理。
2.企业进行跨地区经营时缴纳所得税的地点划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给地区的经济来往给企业业务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多企业不再仅限于本地区的发展，而是逐渐将建筑业务范围延伸到了其他地区，在外地进行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对于这种跨地区的安装业务，税务部门应该参照《税收征收管理法》与《细则》文件中涉及到的内容作出处理，跨地区经营的企业需要到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允许外出经营的相关证件，并且要到经营地税务机关进行详细地资料登记。若外出经营时间持续6个月，企业就必须道经营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临时税务证明。而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筑安装企业所得税纳税地点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
（1）对于离开工商登记注册地或经营管理所在地的建筑安装企业，由于其经营范围已经超出相应的注册界限内，此时企业必须要对其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办证要求，给企业颁发允许外出经营活动的有效证件，其经营过程中获得的经济利润，需要交由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根据规定征收所得税。如果未能缴纳税务，企业经营所得由企业项目施工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在当地收纳所得税。按照这一条例的内容看，企业一旦已经完成了外出经营证的申办工作，其在外地经营时的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者应当是当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若企业没有及时办理外出经营证的企业应该向施工地主管税务机缴纳税务。
（2）当建筑安装企业办理好外出经营证件后，到达实际的工地进行施工地后，必须要将税务登记证件（副本）以及外出经营证向施工地主管税务机关出示。企业在施工过程中应该随时提供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工程进度以及施工量大小计算出的应缴纳所得税的纳税手续证件。根据详细地登记资料交给主管税务机关收录后需要仔细核对，确保准确无误后再做登记，无需重新发放税务登记证，企业领到了所在地税务机关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后才能展开经营活动。当企业完成经营活后需要向施工地税务机关申请办理注销手续，将外出经营证上交给原填发税务机关处理。
二、分包工程税务管理
1.有关建筑业分包、转包营业税差额的纳税
根据有关的税法规定，对于采取总承包、分包的建筑业工程，其扣缴义务人是总承包人。参照《营业税暂行条例》的相关内容，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对工程进行分包或者转包给别人，这种情况的营业额计算方法主要是将工程所有的承包额除去付给分包人、转包人的金额，剩下来的资金余额就是营业额。根据营业额的算法可知，对于出实现工程分包的企业，总承包单位需要用全部承包数额减去付给分包方价款后的余额来进行营业税的计算，分包人的纳税金额主要是由其完成的分包额承大小决定。在具体的工程结算操作过程中，总承包单位开具发票给发包单位时应该工程的全部承包额情况而定，发包单位按照发票金额向总承包单位支付全部的工程价款。而分包单位与发包单位两者不存在联系，分包单位只与总承包单位有关。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在核算、结算工程价款时，总承包单位是扣缴义务人，需要对自行完成工程收入和分包单位完成工程收入的金额进行准确的划分，将分包工程营业税金作为代扣代缴税金单独申报缴纳，并将真实有效的总包与分包协议有关资料提供给税务机关。
2.分包工程税务管理
考虑到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工程收入的营业税金主要是履行税务代扣代缴的义务，而分包单位才是分包工程的纳税人，在分包工程完税证明中需要将代扣代缴分包单位的具体税金准确注明出来。总承包单位在税务缴纳结束后需要把相关的税务证明交给分包单位，总承包单位把完税凭证的复印当成代扣代缴分包单位税款的支付证明，并交由会计做相应的处理。分包单位根据实际的分包工程收入对总承包单位开具发票，由于总承包单位已经为分包工程代扣代缴税额，分包单位无需办理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只要将相关的完税证明与资料出示给税务部门即可。
关于经营总结篇5
要：饭店业是我国最早产生职业经理人的行业之一，而影响其进入民营饭店的因素非常之多，如“职业的发展机会与空间”、“薪酬收入与福利水平”等等，而上述两项对职业经理人能否进入民营饭店影响最大、最强烈，而其他因素，如“足够的工作资源”、“雇主对经理人的诚信”等等则影响力一般，可以看出现实与理想存在距离。
关键词：民营饭店；职业经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
中图分类号：177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5―0103―05
饭店业是我国最早一批职业经理人产生的行业之一，作为中国特色的产物，数量众多、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的民营饭店成为我国饭店本土职业经理人产生和发展的主要环境。但就现状而言，人力资本已经成为我国众多民营企业成长的瓶颈，民营饭店亦如此。
一、相关研究评述
在关于员工进入企业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国外研究已有大量实证分析，来证明员工进入企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张建琦等将其归纳为3大类，与工作相关的变量：奖惩的公平性、薪酬水平与工作的满意度；个体变量：受教育水平、个人价值取向、对家庭的责任感；环境变量：再就业机会、工作搜索成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述3大类变量在不同的企业和条件下作用的方向与大小是不同的。
对于国外的实证研究，张建琦等认为国外研究通常隐含着三个假定：第一，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治理结构完善；第二，雇主和员工行为是诚信和规范的；第三，雇员的能力和价值取向对于进入具有决定性作用，而雇主个人素质则无关紧要。显然，这三个假定对于转轨经济中的中国民营企业难以成立.而检验国外已存的研究对中国的适用性，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必须对研究对象所处环境进行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因此，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关于中国情景化的研究，如Fung、Ding、Bu和mcKeen、irene和Hang-yue等，其中也不乏对影响中国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的影响因素研究。邓宏图和周立群的企业家流动模型说明，企业家追求的是未来时间内的福利最大化，而福利(收入、偏好的实现、声誉)也就成了企业家流动的重要考虑因素。邓宏图则认为企业家流动主要受到流动主体的经济目标与价值取向、体制环境与市场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储小平论证了家族企业成长瓶颈的实质是信任资源的约束，并指出中国的企业主和经理人都缺乏良好的职业道德。张建琦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雇主诚信和价值取向对经理人的进入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研究显示，影响经理人进入民营企业的障碍主要是制度性的。但国内外研究归纳的这些影响因素的可靠性及其作用如何，还需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分析。因此，张建琦等对影响经理人进人民营企业的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分析，影响因素选择了10个较为重要的企业内部制度因素，进行重要度评价及其吸引力评价。研究结果则表明，在10个因素上，民营企业与国有和外资企业相比，综合吸引力仍然最低，但在“经理人的职业发展机会与空间”这一影响因素的吸引力却超过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显示出民营企业的家族制经营模式可能最终会被打破，经营者的升级换代有望在民营企业内部实现。徐林则认为影响经理人进入民营企业的因素是多元性的，既包括非正式制度因素，如职业道德规范、团队对经理人的约束、媒体对经理人的约束，也包括正式制度因素，因此选择了9个因素作为影响经理人进入的因素。
国内外研究均显示，影响经理人进入民营企业的障碍主要是制度性的，而研究这些制度性的因素，对于现阶段提升我国民营企业的吸引力有着较为重要的普适性意义。因此，本文对我国民营饭店职业经理人进入路径影响因素的研究沿袭了现有相关研究的轨迹，研究影响民营饭店职业经理人进入的制度性因素。
二、研究设计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探索性研究、正式性研究、结论与讨论的程序展开研究。首先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归纳出14个影响经理人进人民营饭店的因素，设计出探索性研究的框架。探索性研究选择了10位民营饭店总经理进行问卷调研与访谈，采用李克特五点计量评分法，合并高度相关的因素，均值低于3分(满分为5分)且标准差小于1的因素表明受访者普遍认为该因素对影响职业经理人进入民营饭店的意义不大，故给予删除，均值低于3分但标准差相对较大的因素表明受访者对此因素存在较大的分歧，故给予保留。最终，正式研究中保留了10项因素。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民营饭店总经理，因此正式性研究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民营饭店发展较好的三个地区：东莞、温州、泉州的民营饭店作为研究对象，其依据是东莞、温州、泉州三个地区都是我国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而且魏小安曾将中国饭店业发展旺盛的区域概括为“三大三小”，
“三大”是北京、上海和浙江，
“三小”是温州、泉州和东莞。“三小”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和民营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点是民营企业投资饭店，民营企业消费饭店。因此，选择温州、泉州、东莞三个地区的民营饭店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调研对象选择东莞、温州、泉州三星级以上(含三星)、客房数在100间(含100间)以上民营饭店的总经理。符合条件的饭店118家，其中东莞57家.温州31家，泉州30家。样本选择采取符合条件的全部抽样，每家饭店选择一名总经理和一名副总经理进行调研。
正式研究问卷的发放时间是2006年10月至2007年4月，采用的是在发放问卷之前与总经理预约，当场发放与收回，有29份问卷由于受访总经理外出或休假，采用的是后来收回或邮寄收回。正式研究问卷共发放236份，有效回收171份，问卷回收率为72.46％。171份有效问卷中，男性总经理为152位。女性总经理为19位，本科及以上学历为25人，大专学历为62人，高中或中专学历的为56人，初中及以下为16人。数据分析则采用SpSSl1.5软件进行。
三、影响民营饭店职业经理人进入路径的因素分析
首先由总经理对10个影响因素进行重要度评价(如表1所示)，依据重要度评价得分提出研究假设。其次由总经理就10个因素对总经理实际进入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价，最后对假设进行检验。
(一)民营饭店职业经理人进入路径影响因素的重要度评价
(二)研究假设
基于重要度排序，本文假设：职业经理人认为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其实际进入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依据重要度排序中的前五项，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H1)：民营饭店提供的职业发展机会与空间和职业经理人的实际进入正相关。饭店不仅可视为其人力资本发挥和实现价值的场所，更是其人力资本不断成长和提升的载体。其进入民营饭店，不仅仅是为了追求薪酬收入，更是为了实践自己的知识，获得更多的管理能力和经验。因此，民营饭店提供的职业发展空间越大，对职业经理人的实际进人行为影响程
度也越大。
假设2(H2)：民营饭店业主经营理念和职业经理人经营理念相符与其的实际进入正相关。总经理作为饭店最高层的管理人员，实现自己的经营理念有助于个人与饭店的共同成长，因此，总经理与业主经营理念的匹配程度越高，对总经理的实际进入行为的影响程度也越大。
假设3(H3)：薪酬收入与福利水平和职业经理人的实际进入正相关。薪酬收入与福利水平是对总经理自身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直接体现，因此，民营饭店提供的薪酬收入与福利水平越高，对饭店总经理的实际进入行为影响程度也越大。
假设4(H4)：雇主对经理人的诚信和总经理的实际进入正相关。雇主的诚信是指雇主对总经理和社会在诚实和信用方面的态度和行为。对于外聘的总经理来说，总经理与雇主之间是委托与关系，而且属于较为长期的交易关系。由于合作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所以雇主对总经理的诚信越高，对饭店职业经理人的实际进入行为影响程度也越大。
假设5(H5)：工作自主性与职业经理人的实际进人正相关。对于外聘的总经理来说，赢得雇主的信任，获得更多的工作自主性能够有助于总经理实施自己的经营理念，并能够在经营过程中果断做出决策判断。因此，民营饭店提供的自越大，对职业经理人的实际进入行为影响程度也越大。
(三)假设检验及其解释
1、民营饭店总经理对10项因素的重要度评价与实际影响度的比较
按照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就10项因素对职业经理人进入现任民营饭店的实际影响程度进行评价计分，按照影响程度的高低分别赋值1～5，接近1表示影响程度非常小，接近5表示影响程度非常大，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位居重要度排名第一的“职业的发展机会与空间”在实际影响程度中排名第二，反映出我国民营饭店总经理在择业上不是单纯地依据薪水待遇，而是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职业成长性。同时也表明，尽管民营饭店各项制度尚不完善，但民营饭店的迅速成长为总经理提供了较大的职业发展机会与空间。
位居重要度排名第二的“与自己经营理念相符”，却在实际影响程度中排名第九，说明民营饭店总经理虽然期望业主的理念能够“与自己的经营理念相符”，但现实情况中，大多数民营饭店的经营理念都以业主为主，总经理的理念很难与业主的理念相符。因此在总经理实际的择业行为中，总经理会默认或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环境，也表明民营饭店依然缺乏一个自由发挥总经理经营理念的环境。
位居重要度第三的“薪酬收入与福利水平”，在实际的影响程度中排名第一，充分说明收入依然是大多数总经理进行职业选择时的重要指标。
位居重要度第四的“雇主对经理人的诚信”与实际的影响程度排名相同，反映出总经理在进入民营饭店时，对雇主诚信的期待与认知较为一致。
位居重要度第五的“工作自主性”，在实际影响程度中排名第六。反映出民营饭店总经理在进入民营饭店时，对民营饭店工作自主性不高的现实容忍度较好，因而对民营饭店所能给予的工作自主性期望不高，在实际的进入中对工作自主性的要求程度与考虑程度都较低。
位居重要度排名第六的“足够的工作资源”，在实际影响程度中却排名第三，反映出总经理在进人民营饭店时，依然更加关注能够给饭店经营带来实际效应的因素。与此相类似的是，总经理认为最不重要的“工作物质环境与条件”因素，却在实际影响程度中排名第五，反映出总经理在实际的职业选择时还是更加看重实际的、可见的利益。
“企业的发展前景”在重要度和实际影响程度中的排名都是第七，表明民营饭店总经理在面对职业选择时，并没有真正将个人职业发展与企业发展并重考虑，职业化程度有待加强。
“人际关系与组织氛围”因素在重要度和实际影响程度中的排名分别为第九和第十，表明总经理对于民营饭店人际关系与组织氛围的认识度较为一致，且对此因素适应度良好。
2、民营饭店总经理对10项因素的重要度评价与实际影响度的相关性分析
按照假设，总经理认为重要的因素同时也应该是影响其实际进入行为的重要因素。为了进一步挖掘出总经理对10项因素的重要度评价与10项因素对其实际影响程度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职业发展的机会与空间”因素的重要度评价与实际的影响程度评价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02，在5％水平下显著，基本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这与Fung对中国年轻职业选择者调查的结果一致，但在张建琦㈣的研究中，职业发展的机会与空间对职业经理人进入民营饭店的吸引力是排在第一位。这一结果同样表明民营饭店总经理对自身成长性的认识在不断提高。
“与自己经营理念相符”因素的重要度与实际的-影响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79，在5％水平下显著，不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2。反映出总经理虽然认识到“与自己经营理念相符”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的进入选择时却无法重点考虑这一因素。
“薪酬收入与福利水平”因素的重要度评价与实际的影响程度评价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27，在5％水平下显著，支持了本文的假设3。该因素对总经理的实际影响程度最大，表明现阶段薪酬收入在职业经理人的就业选择中依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此结果与Ding对中国年轻人职业选择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也进一步说明，民营饭店总经理普遍偏好现金收益，这与张建琦的研究结果也基本一致，但是在张建琦研究中，工资与福利水平对经理人进入民营饭店的吸引力是排在第二位的，但在本文中却位居第一，反映出现阶段我国民营饭店总经理对短期经济利益的偏好较重，同时也反映出民营饭店普遍缺乏长期战略，经营不稳定，总经理对短期利益追求也可以看作是对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合作关系难以长期化和规范化的一种理性反应。
“雇主对经理人的诚信”因素的重要度与实际的影响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7，在5％水平下显著，支持研究假设4。表明“雇主的诚信”已经成为职业经理人进入民营饭店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反映出总经理已经充分认识到雇主的诚信不仅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经济价值的实现，而且影响雇主与总经理之间信任关系、合作关系的建立。
“工作自主性”因素的重要度与实际的影响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25，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不支持研究假设5。但是不支持研究假设的原因，并不能解释为总经理在实际进入时不考虑工作自主性这一因素，而是在现实条件下，尽管总经理强烈渴望获得工作自主性，但是由于民营饭店大多还处于家族经营的现状，大多数业主还不能给予外聘总经理充分的信任和授权，因此总经理一味强调工作自主性可能会丧失进入民营饭店的机会。
四、民营饭店各因素对职业经理人的吸引力
将10个因素对总经理的实际影响程度评分乘以10个因素各自的权重(权重计算见表1)，即可计算出民营饭店10项因素的加权得分，加权得分可用来表
示民营饭店各因素对总经理的吸引力，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吸引力排名中，排在前五的依次是职业的发展机会与空间、薪酬收入与福利水平、足够的工作资源、雇主对经理人的诚信、工作自主性，反映出总经理在现阶段，首先考虑的还是与自身发展相关的因素，而对于民营饭店的发展前景、雇主的个人素养以及企业组织的状态改善并不是十分重视。
表4的结果也表明，在单项因素吸引力(加权得分)上，民营饭店在职业的发展机会与空间、薪酬收入与福利水平因素对总经理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足够的工作资源、雇主对经理人的诚信、工作自主性、企业发展前景等因素对总经理的吸引力一般，雇主的素养、人际关系与组织氛围对总经理的吸引力较弱。
五、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在10项因素中，对总经理实际进入民营饭店影响程度较大的5个因素依次为薪酬收入与福利水平、职业的发展机会与空间、足够的工作资源、雇主对经理人的诚信、工作物质环境与条件，反映出民营饭店总经理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依然很看重与自身职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因素，如偏好现金收入、注重实质的工作条件等，而对企业成长方面相关的因素却相对不够重视，反映出民营饭店与总经理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比较短视，民营饭店需要通过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来加强彼此的合作关系。
与总经理职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
“与自己的理念相符”、“工作自主性”，却在影响度中排名靠后，反映出现实环境中，一方面，民营饭店总经理依然缺乏一个自由发挥自己经营理念的环境，另一方面，总经理对民营饭店现实的容忍度较好，对工作自主性的期望与实际能够获得的自主性都是有限的。
从10个因素的单项因素吸引力来看，民营饭店在“职业的发展机会与空间”、“薪酬收入与福利水平”等因素上对总经理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表明民营饭店的足够的工作资源、雇主对经理人的诚信、工作自主性、企业发展前景等因素对总经理的吸引力一般，雇主的素养、人际关系与组织氛围对总经理的吸引力较弱。反映出民营饭店开始重视给经理人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平台，长久以来的家族经营模式有可能逐步被打破。但是雇主与总经理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是比较短期，民营饭店的整体经营氛围还需得以改善。
关于经营总结篇6
关键词：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优化内源性策略取向
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优化的内源性
我国商业银行采取以总行、支行关系为基础的垂直型控股组织，总行从产权上与若干支行发生联系，支行是总行具有绝对控股地位的下属企业。组织关系上，总行和支行均具有各自独立的法人地位，且总行主要以股权产权为纽带垂直向下控制，在商业银行内部居于主导地位，是商业银行发展目标制定的组织者和实施整体高效运转的指挥者。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是总行对支行及其主要经营者在一定时期里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经营绩效进行评价的行为，是基于商业银行战略动态评价总行目标的完成程度并及时反馈信息的过程，因此，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应作为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一种新型管理手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依据多目标规划原理，把各项考核指标按照多档次标准，通过功效函数转换为可度量的评价值，据以对评价对象总体进行综合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支行的资产质量和经营安全，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支行是总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总行只是一个管理中心；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始终以战略目标为指导，并通过绩效评价监督和控制支行的实施过程，所以它对支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将有利于总行的长远发展，并能有效防止支行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内源于总行与支行间的委托关系。作为委托人的总行和作为人的支行之间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总行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监督和激励支行，使之尽其所能，为总行谋取最大利益，因此总行会要求支行提供必要的用以反映经营成果的最重要的信息如会计信息，来判断支行是否努力。但支行具有直接的经营权，如果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缺失，支行会为顾及自身利益，粉饰业绩并控制信息的输出。
基于总行和支行间的委托关系，总行实施资本控制和业绩评价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委托理论。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目标来看，总行的目标是资本增值最大化，在两权分立条件下总行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委托支行经营者来实现的，因此作为总行人的支行经营者，其目标应与总行的目标一致。但在委托双方信息不对称、层次多、跨度大的情况下，支行经营者可能会为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和支行的利益而背弃总行的目标。总行为避免此种损失，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对其资本组织和运营进行管理和控制，即对支行的经营者进行激励和监督。据此，我们可将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绩效评价体系优化的内源性具体化为：
一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与评价方式也应随之而发生变化。商业银行是以股权产权为主要纽带的经济联合体，其内部评价是国有企业监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不仅体现了服务于政府监管职能的转变，更是总行作为出资人对支行行使出资人权利的需要。二是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有利于促进支行经营观念和发展战略的转变。绩效评价是根据多目标规划原理，把各项考核指标按照多档次标准，通过功效函数转换为可以度量的评价值，据以对评价对象总体进行评价的一种综合分析方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能否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可促使支行在经营过程中变过去“争投入”、“上项目”而不顾成本的经营观念为不仅关心当期利润增长，更要考虑经营目标的成本投入以增强资产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进而实现其效益增长的长期化。三是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有助于总行更为准确地掌握支行的信息，促进真实经济效益的提高。由于商业银行各支行经营状况的好坏，是总行战略决策、管理水平和支行经营者主观努力等各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虽然各支行规模、所处地域等可能不同，但通过运用同规模、同地域等的评价标准值进行分析对比，仍可使总行较容易地了解到支行在业内所处的位置及与先进水平相比存在的差距及成因，进而有的放矢地帮助支行制订改进措施。商业银行总行作为指挥中心，需要准确真实地了解支行经营过程中的重要信息，因为只有建立在准确的信息基础上，总行才能对支行的经营效益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并帮助支行努力提高经营效益。
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优化的策略取向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基于商业银行组织体制的需要，以商业银行自身战略为导向，以实现整体绩效最大化为目的，设计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以适应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优化内源性的深层分析，为完善其绩效评价体系提供了一些基本思路：
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应与国家标准相衔接。国家财政部推出的《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体系》和中国银监会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国际上通用的企业绩效的评判方法，评价指标集中于资本充足、安全、管理、盈利、流动性和市场风险敏感性状况等方面，评价内容广泛，采用的标准值也是经大量数据测算，评价结果综合性强。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总行对支行的绩效评价，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监管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评价基础应当与政府对企业的评价保持一致，这有助于政府、总行和支行形成合力，利于国民经济及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基于绩效评价不仅是控制的手段和激励的前提，也是战略管理的一个有效工具，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务必更新观念，转换思路，系统地考虑评价的导向作用，而不必过多干预或规定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以便充分发挥支行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使其更好地为总行目标服务。同时，由于传统绩效评价方法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较完整、有层次、长短结合的体系，并在实践活动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但在当前从传统经营管理转向战略管理的变革中却表现出明显的缺陷，这使商业银行总行难以全面真实和客观地分析支行的经营绩效，无法深入、长久地对支行的发展远景作出预测和决策。鉴于此，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需立足于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和整体战略的实现。
商业银行的战略总目标为其所有者设定，它具体化为财务上财富的最大化和公司价值的最大化等目标。对分行而言，为实现总行的战略总目标，必须考虑影响总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并以完善激励与绩效评价措施作为实现总目标的手段。由于总行目标与分行经营者的目标可能不一致，如对分行目标设定与考核时，若只关注资本报酬率，就有可能使分行的经营存在短期化的行为趋向，其投资决策的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都是与总行长期发展的理念不相符合的。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必须使为分行最大现实利益而工作的经营者所作出的决策有助于总行总目标的实现，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程度。基于此，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应以总行经营战略目标为导向，以影响行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为着眼点，依据提供绩效反馈的需要来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现代企业经营环境下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绩效评价体系，它需要商业银行根据战略要求、经营环境及发展阶段来具体选择与此密切相关的评价指标。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应兼顾几方面的平衡：一是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间的平衡。财务指标如经营利润、投资报酬率等易从财务报表中取得，而事实上很多非财务指标在管理中更易为经营者所接受、理解和量化。通常只有当财务状况恶化程度相当高时，较差的非财务绩效如顾客满意度等的影响才能通过财务指标反映出来，可见一些财务绩效会服从于非财务绩效，因此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应做到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的均衡。二是全局性指标与局部性指标间的平衡。评价是主观的，它反映评价主体的主观意志和战略目的。如商业银行总行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与要求，而分行是在违背总行经营战略的基础上追求利益最大化，则从性质上可以判定分行的经营绩效并不是总行所期望的，应视为没有完成总行的目标。三是盈利性指标与流动性指标间的平衡。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不能只关注其赢利性，而必须了解其资产质量及其流动性。只有将盈利作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来追求时，评价指标才仅用盈利指标，否则评价指标的设计都须盈利性与流动性兼顾。四是结果性指标与过程性指标间的平衡。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的范围不应局限于影响当期结果的有关因素，影响过程的驱动因素也应被纳入绩效评价体系，要变以往单纯注重结果为结果与过程并重，同时过程指标的设置必须以支持结果指标为前提，从而保证过程对结果的支持。
我国商业银行存在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是自身的计划成本低于市场的交易成本，即内部平均计划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商业银行计划成本是自身制度、内部资源、组织、能力及政治、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会随着要素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自身制度、组织机构、资源能力、外部环境等影响其绩效的要素。同时，在绩效评价实践中，由于环境的多变和组织的分权，要考虑到分行经营者仅能对可控事件与可控成本负责。可控性是直接受经营者控制的事项或领域，这一事项或领域可以是成本中心，也可以是利润中心，从商业银行总行看则是投资中心，成本中心的可控对象是其成本，经营者只对其成本负责；利润中心的可控对象是其利润，经营者只对现有资产规模的使用效能与赢利实现负责。为使商业银行内部可控界线明确合理，我们需要对可控范围内的管理事项进行完全放权，只有责任明确、权力落实，才能保证责任者的绩效可以被度量。如果出现因外部市场环境变动而致使不可控因素出现，则需在绩效评价时剔除对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而从效率上对经营者进行评价。
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应关注基于科学定量分析方法解决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与战略目标间的相关性问题。一方面，可通过建立数学分析模型并进行相关分析，为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的结果关系到支行未来的发展态势，如对支行绩效的评价，不仅关系到其报告期的奖惩，还关系到其今后经营性质范围的调整、地位的升降等，因此，在绩效评价体系中，应建立起评价结果的应用模型，使商业银行的战略管理系统更趋完善。
由于绩效评价本身是主观的行为，而主观的行为必须以客观的事实为依据。因此，为保证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的结果尽可能公正与公平，一是应增加市场本身对绩效的评价，可在评价指标设计上加大市场的份量，减少人为的成分，因为市场相对而言是公正公平的；二是当不能完全将市场作为评价依据时，需要从内部机制上保证评价的公正与公平，可在商业银行内部选择具有独立身份的外部人员来对经营者进行评价，而不由经营者直接参与对自身的评价；三是应确定合理的评价标准值。选择标准值时应把握：符合商业银行长期规划和整体利益要求；将支行分成成长段、维持段、收获等不同的战略发展阶段，如支行近期的发展战略为成长阶段，其盈利能力指标会相对低一些；体现总行对支行的政策导向等。
参考文献：
1.庄霄威，长青.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11）
2.唐家海，田立群.以eVa为核心的中小商业银行经营者绩效评价监控体系构建[J].财金研究，2010（8）
3.张辉.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实证研究[D].沈阳理工大学，2011（3）
关于经营总结篇7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高管人员的更换是国外资本市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高管人员更换的案例。以2,004年的97家sf公司为研究时象，考察影响sf公司高管人员更换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盯公司高管人员更换与公司大股东的变更正相关，与总资产净利率负相关，与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国有股比重的相关性不显著。
一、研究背景
国外关于高管人员更换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经营业绩与高级管理人员更换之间的关系，分析经营业绩在更换高级管理人员中所起的作用。如kaplan(1994)以1980一1988年间上榜《福布斯》的119家日本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更换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层更换的可能性与股票收益、收人水平显著负相关;anderson, jayaraman和mandelk试1992)以1984一1989年穆迪国际报告中的207家日本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股票收益、资产收益和流动性对董事长、ceo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高层变动与资产收益和流动性负相关，与股票收益无关。martin和mccormell(1991)研究了控股权的转移是否会影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研究结果表明经营业绩低劣的公司容易发生控股权的转移，同时控股权的转移将增加高级管理人员更换的可能性。
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高管人员更换案例，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经验研究方法在会计领域的引进时间也不长，加上数据的收集工作较为困难，因此，尽管西方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涉及高管人员更换的相关问题，我国有关高管人员更换问题的研究仍为数不多。赵山(2001)选取了1993年底之前上市的175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中的150家公司，收集这些公司1995一2000年各年董事长和总经理(总裁)的变动情况，研究其与企业业绩、市场竞争、股权结构、收购和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业绩对高层更换有着重要影响，产品市场竞争导致较高的高层更换率，股权结构对高层更换的影响是复杂的，收购导致了大量的高层更换，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兼任降低了高层更换率。龚玉池(2001)也是以1993年底之前上市的175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中的150家公司为样本，运用logit回归模型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绩效与高层更换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层更换的可能性显著地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朱红军(2002)以1996一1998年更换了高管人员的公司为样本，以企业绩效为基础，系统地分析了高管人员更换的原因与经济后果，结果认为低劣的经营业绩是导致高管人员更换的主要原因。
1998年3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了《关于上市公司状况异常期间股票特别处理方式的通知》，要求深沪两市根据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的规定，对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特别处理”的股票前标以“st"。从1998年起，我国上市公司被st的家数逐年增加，1998年st公司有20多家，而到了2004年st公司共有97家，成为中国上市公司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上市公司被st意味着公司经营的失败，就应该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就表现为高层管理人员的更换。仅就2004年的这97家st公司而言，就有41家当年更换了高管人员。由此可见，st公司高管人员的更换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文以2004年的97家st公司为样本，研究影响st公司高管人员更换的主要因素。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方研究文献中高管人员通常包括具有董事会主席、总裁以及首席执行官三个头衔的经理人，而在在本文中，高管人员特指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人。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2004年12月31日，深沪两市中共有97家st公司，排除2家数据无法取得的公司，再排除掉6家发行b股的公司，然后再剔除5家数据异常的公司，以剩余的84家公司为样本，运用logisti。回归模型，考察影响这些st公司高管人员更换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变量定义
本文主要研究st公司高管人员更换与大股东变更、公司业绩、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5个变量。
1.被解释变量(y)
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st公司高管人员更换与一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引人虚拟变量y=o,lo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没有被更换时y=0;二者中有一者被更换或者二人都被更换时，y= to
2.解释变量
(1)大股东是否变更(x,)。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发展了十多年，由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本市场中企业并购行为的逐步活跃，我国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的更换已日渐普遍。本文中将大股东的变更定义为第一大股东的变更，包括控制主体从国家变更为法人以及从法人到法人的变换。我们同样引人虚拟变量x,二0,1。当大股东没有发生变换时，x,=0;发生变换时，x,=to
(2)公司经营业绩。衡量一个企业的经营业绩有大量的指标可供选择，包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等，不同的指标在衡量经营绩效时各有侧重。由于本文主要考察企业整体盈利情况对高管人员更换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总资产净利率(xz)作为公司经营业绩衡量的主要指标。另外，由于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反映了公司经营现金流量的情况，而且该指标不容易被管理当局操纵，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因此，本文选取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xs)作为衡量公司经营业绩的另一指标。
(3)股权结构(x4)。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东和企业相关人员产生不同的激励和约束，从而对企业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应该能够做到启用“好”的管理者来替代“差”的管理者。在我国，上市公司股份主要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控股股东则多是国有股股东或法人股股东。国有股一般由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国有独资企业持有，由于国有股事实上的产权主体“缺位”，在国有股占控股地位的公司中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这就意味着这些公司的高层更换的可能性较低。我们选取国有股占总股本的比重(xa)为解释变量，以揭示st公司股权结构与高管人员更换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假设
假设1:st公司高管人员更换与大股东变更正相关，即大股东发生变更时，高管人员更换的可能性就增大。
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而且这个大股东通常是政府或者政府的代言人，因此，大股东的更换只是从政府的一个人更换到另一个人，并不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政府各部门及人都有其独特的利益，形成了各种利益团体，这些利益团体之间存在资源的争夺与分配问题，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控制行为，进而体现在高管人员的任命或者更换上。
假设2:st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更换与公司经营业绩负相关，即公司经营业绩越好，高管人员更换的可能性越小;业绩越差，更换的可能性越大。
从理论上讲，经营业绩的好坏可以作为评判一个经理人能力与勤勉程度的重要标准，而且，关于公司业绩与公司高层变动的关系，国外相关研究已表明公司业绩越好，高层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公司业绩越差，高层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建立此项假设以检验我国资本市场在这方面的效率性。
假设3:st公司高层人员更换与国有股所占比重负相关，即国有股所占比重越大，更换的可能性越小;所占比重越小，更换的可能性越大。
如前所述，在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多是国有股股东或法人股股东，而国有股一般由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国有独资企业持有，由于国有股事实上的产权主体“缺位”。因此，国有股所占比重越大，就越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就越不健全，这就意味着这些公司的高层更换的可能性就越低。
三、实证分析
(一)st公司高管人员更换原因的初步分析
2004年深沪两市中共有97家st公司，其中有41家于当年更换了高管人员，约占总数的42.27% ,有些公司同时更换了董事长和总经理。我们查阅了这41家公司在更换高管人员时披露的公告，发现公司披露的更换原因多种多样，通过分类整理，汇总情况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2004年共有26家st公司更换了董事长，但只有19次更换公告了原因;同期，共有30家公司更换了总经理，也只有23次更换公告了原因。总体而言，st公司自身披露的原因中主要为原高管人员的工作变动或者辞职。但是，这些原因究竟是否为st公司高管更换的真正原因，单从公司披露的信息不得而知。如果一个公司的高管人员由于经营业绩低劣而被“炒鱿鱼”，公司是否会披露真正的原因，也值得研究。因此，为了分析高管更换的真正原因，本文利用了st公司的2002年和2003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
(二)回归分析
本文结合上述可能影响st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更换的因素，建立如下分析模型:
in ( yl 1一y)=do+a, x,+az x2+as xs+a4 x4+e
y:2004年st公司是否更换高管人员。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没有被更换时y二0;二者中有一者被更换或者二人都被更换时，y二to
x,:2003年st公司大股东是否变更。引人虚拟变量x，二0,1。当大股东没有发生变换时，x，二仇发生变换时，x，二to
xz:总资产净利率(年度净利润/年末总资产)。本文采用2002年和2003年总资产净利率的简单平均数。
xs: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本文采用2002年和2003年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的简单平均数。
凡:2003年st公司中国有股占总股本的比重。
。:随机误差项。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0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st公司高管人员更换与大股东的变更显著正相关，与总资产净利率显著负相关，与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国有股比重以及审计意见类型的相关性不显著。
(三)结果解释
1.st公司高管人员更换与大股东变更正相关，即大股东发生变更时，高管人员更换的可能性增大，这与假设1一致。
大股东主要通过向上市公司的人事委派或者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高管人员兼任等途径来保障控股权的实现。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地位，造成了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的局面，这种绝对控股地位在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导致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中严重的“一言堂”现象。由于人事安排是实现控制权的最重要形式之一，在这种“一言堂”的决策程序中，大股东向上市公司委派高管人员成为必然的结果，但同时这种由大股东绝对控制的“一言堂”的决策程序，也将导致由于大股东的变更而导致高管人员的更换。
2.st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更换与公司总资产净利率呈显著负相关系，即总资产净利率越低，更换高层管理人员的可能性越大;总资产净利率越高，更换高层管理人员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假设2相一致。
根据国外的研究成果，公司的经营业绩是影响高管人员更换的关键因素，如戴尼斯(1995)发现经营业绩低劣的公司将发生强制性的高级管理人员更换。在我国，虽然不同类型的企业考核业绩的部门不同，但是，逐渐重视对经营者进行业绩考核已是不争的事实。既然经营业绩在监管部门对经营者的考核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在监管主体对经营者作出免职、更换决定时，经营业绩也应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回归结果也证明了低劣的经营业绩是更换高管人员的关键因素，与戴尼斯(1995)的研究结果相似，这也说明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更换中经营业绩所起的作用与西方市场存在很大的一致性。
3.st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更换与公司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的相关性不显著。
衡量一个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大量的指标可供选择，如上市公司比较熟悉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等，这些都能比较综合的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且财政部推荐的评价企业绩效的指标体系中，财务效益状况(其中包括总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被作为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很少有上市公司根据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来决定是否更换高管人员。
4.st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更换与国有股比重相关性不显著。
从公司外部来看，由于大部分的st公司都是由国家控股，其国有股所占比例较大，能上市流通的股份只是一小部分，即使购入公司全部流通股股权，也无法达到收购上市公司的目的，更何况国内资本市场还发达，很难筹集到所需的巨额收购资金，所以，在公司外部不存在公司控制权市场，也就不存在控制权竞争，这就使得公司高管摆脱了被解雇的威胁。另外，从公司内部来看，在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多是国有股股东或法人股股东，而国有股一般由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国有独资企业持有，由于国有股事实上的产权主体“缺位”，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因此就会缺乏对高管人员的监督，从而导致st公司高管人员更换与国有股比例的相关性不显著。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关于经营总结篇8
1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介绍
在国民经济中，煤炭行业一直扮演着基础产业的角色，长期保持着一定的增长势头。作为煤炭企业的代表，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自然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绝大多数该类公司是以既有的集团总公司为基础，采用设立股份公司的途径进入股市，拥有比较理想的发展前景。我国政府向来十分关注煤炭行业发展，并对其产业结构加以引导和支持，尤其是《煤炭工业十二五规划》制定和实施之后，可预见煤炭上市公司将会随着所属的煤炭行业共同迎来经营绩效进一步提升的重要时期[1]。
2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出现的问题分析
21没有动态性
目前，煤炭上市公司在构建评价体系时，往往选取自身某个年度并将当作一个横截面，对包括经营成果在内的诸多指标予以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实现对企业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被评价企业通常处于差异化的发展阶段，所以，截面静态评价这一做法难以获得良好的可比性[2]。目前，煤炭上市公司在进行绩效评价时，倾向于对自身的历史经营数据予以静态分析，表现的是企业过去某个时期的经营状况，无法以动态形式表现企业经营状况，很难满足该类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自我更新方面表现出严重不足。
22经常使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
先结合已有的评价目标与相关要求，构建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以所有指标为对象予以相关处理，一个是同趋势化处理，另一个是无量纲化处理；通过专家法得到各评价指标所对应的权重；将指标数值、标准值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单项指标值，通过它实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评价。该方法在指标选取以及权重确定方面表现出较大的主观性，特别表现在权重确定方面，容易受到多种主观因素的不良影响，给评价准确性埋下了较大隐患。
3有关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设计分析
31设计原则
（1）系统性原则。该评价体系属于一套具有典型综合性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因而在选取评价指标的过程中，应协调好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另外，还应协调好定量指标、定性指标之间的关系[3]。
（2）社会效益原则。以企业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最大化为根本价值取向，针对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评价时，应基于企业利益视角，全面且深入地分析企业对当地社会、债权人和内部员工等做出的贡献。基于社会效益的关注，是评价一家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核心方面。
（3）综合性原则。由于煤炭企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对其经营绩效进行评价时，一方面要兼顾资源效率优化配置问题，另一方面还应考虑相关的安全风险因素。政府规定经营者是企业安全的首要承担方，而安全生产又是煤炭企业的一贯主题，即安全工作是该类企业的核心工作。总之，应在资源配置、安全生产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
（4）重要性原则。所谓重要性原则指的是，全面性、关键性之间的有机结合。对于煤炭上市公司，其在构建绩效评价体系的过程中不可过分追求面面俱到，因而这种做法会让评价体系体现出侧重点，难以找出核心问题加以讨论。所以，在确定指标的过程中，应遵循重要性原则，确定影响煤炭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核心要素。
（5）时效性原则。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具有明显的动态性特征，所以，相关指标的选取应尽量体现时效性。指标体系应涉及三大方面的指标，即短期指标、中期指标以及长期指标，将便于定期衡量当成确定指标的一个关键的参考条件。
32设计思路
基于前文提及的五大原则，煤炭上市公司是将人、物两种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自主地开展相关经济活动、以营利为核心目的的一类经济组织。以煤炭上市公司为对象，对其经营绩效进行评价的设计思路可基于两大层面进行分析，一个是输入，另一个是输出。在输入方面，借助对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相关方面的具体投入的分析，实现对效率的科学评价；在输出方面，基于企业不同利益相关方视角，收集若干家煤炭上市公司的经营信息，系统分析和比对它们的产出效果。在这一过程中，煤炭安全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是媒体上市公司正常运营的基础，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支持[4]。
33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对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分析时，可基于两大层面进行相关分析，一个是过程控制，另一个是结果分析。所以，可构建下述指标体系[5]。
（1）过程控制。基于人力评价视角，选取“职工人数”这一指标：人力资源状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反映公司经营绩效的一个核心因素。在公司运营中，员工属于最活跃的一种要素。该指标集中体现了公司在“人”这一领域的投入。基于物力评价视角，选取“固定资产原值”这一指标：反映了公司在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集中体现了公司在“物”这一领域的投入。基于财力评价视角，选取“主营业务成本”这一指标：指公司销售商品（服务）的营业成本、收入之间的配比。该指标集中体现了公司在“财”这一领域的投入。
（2）结果分析。基于经营者视角，选取“营业总收入”这一指标：指公司在开展以销售商品（服务）为代表的一系列日常业务时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的总体流入。基于股东视角，选取“每股收益”这一指标：也就是每股盈利，具体而言，普通股股东手中每占有1股所能够获取的公司净利润或者需要面对的公司净亏损。基于社会责任视角，选取“利税总额”这一指标：指公司产品销售税金和附加、应交增值税以及利润总额之和。该指标集中体现了公司在某段时期内取得的全部利润额以及对肩负的社会责任的量化。基于债权人视角，选取“资产负债率”这一指标：指年末盘点时公司负债总额、资产总额之比。该指标集中反映了公司负债水平，即在总资产构成之中，哪些资产是通过负债方式进行筹措的。不仅如此，还反映了公司利用债权人资金的综合能力。
（3）煤炭安全。基于安全生产视角，选取“百万吨死亡率”这一指标：煤炭产量以万吨为单位进行统计和计算的，而事故发生通常将年当作统计时间。该指标集中反映了一个公司所具有的安全生产能力。
关于经营总结篇9
［关键词］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经营绩效
作者简介：向锐(1973―)，男，厦门大学会计系(厦门，361005)，博士。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与审计理论。冯建(1963―)，男，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成都，610074)，教授。研究方向：财务理论研究。
一、引言
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所披露的财务信息会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财务信息是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最直观的表现。而公司董事会是股东利益的代表者，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核心，其本源功能是保证会计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保护投资者利益。因此，董事会的治理效率直接关系到公司经营绩效、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安排的特殊性，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外部治理机制无法对管理层进行有效地制衡。于是，董事会作为公司内部控制的核心机制，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董事会特征对董事会作用的发挥将有着本质的影响。本文以2004―2006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中国民营企业目前的治理改革提供经验证据与理论支持。本文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80430782）和西南财经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基金项目的资助。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
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Coles等（2005）［1］研究表明，对于那些需要更多董事提供经验和帮助的跨行业、大规模、高负债公司来说，董事会规模和公司业绩是正相关的。Lipton和Lorsch(1992)［2］指出大的董事会可能比小的董事会效率低下，因为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搭便车的问题就越严重。eisenberg和wells(1998)［3］也研究发现小规模董事会比大规模董事会更加有效率。Zahra和Stanton(1998)［4］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无关。综上所述，董事会规模对公司治理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笔者无法判断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1：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的相关关系不明确，有待检验。
（二）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经营绩效
一般认为，董事会中外部独立董事数量的增加可以提高董事会整体的独立性，确保董事会治理功能的实现。Beasley(1996)［5］研究发现，随着外部董事比率的提高，公司管理层舞弊的可能性减少。Hermalin和weisbach(1988)［6］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可以增加董事会监督管理者的有效性，董事会的决策行为更加有利于公司发展。Uzun等(2004)［7］的经验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概率负相关。综上所述，在董事会中，拥有更高比例的独立董事将有助于加强董事会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可以更好地对执行董事的行为进行监控，抑制管理层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于是，独立董事比例高的公司应具有相对较好的经营绩效表现。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2: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
（三）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经营绩效
董事会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形式，来完成对公司经理的监督，使经理层依据股东利益行事。但是，Jensen（1993）［8］认为董事会会议往往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董事们实际上没有太多时间来讨论管理层的表现。Vafeas(1999)［9］研究了董事会开会频率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得出负相关关系。在中国的制度下，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了董事会的内容和结果，董事会往往是一种被动行为，董事并没有通过董事会会议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高频率的董事会活动可能是对公司较差经营绩效的反应。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3: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经营绩效负相关。
（四）董事会领导结构与公司经营绩效
董事会领导结构，即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情况。Fama和Jensen(1983)［10］认为，两职分离的领导结构有助于解决公司中剩余风险承担和控制分离带来的问题，更准确地说公司管理与控制权的分离能够降低成本并导致公司绩效的提高。Lipton和Lorsch(1992)［2］认为，如果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董事会就难以完成其相关的职能，因而董事会要有效，重要的是要实现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molz(1988)［11］认为，被公司管理层控制了的董事会将不能行使其法定的治理职能。目前我国董事会中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突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两职分离可以强化董事会对公司的监控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4: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公司经营绩效负相关。
（五）董事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
根据委托理论，增加管理者的持股比例，可以降低外部股权的成本，很好的起到激励与约束的双重作用。Jensen和meckling(1976)［12］研究表明，增加管理者的股权比例，会提高他们努力工作的收益，减少在职消费的成本，降低外部股权的成本，很好地起到了激励和约束的双重作用。Hotmstrom(1979)［13］对报酬和绩效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绩效与人的努力程度相关程度越高，那么人的报酬绩效敏感度应该越大。Johnpound(1995，中译本2001)［14］认为，董事会成员必须有足够的激励，而且应将其收入与服务挂钩，否则，不能指望他们会承担制定和质疑公司政策的重任。基于这些研究文献，我们认为，对董事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物质激励，才能够使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督管理层经营企业，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5：董事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
（六）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公司经营绩效
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在监督管理者经营决策行为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Fama和Jensen(1983)［10］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可以有效的减少公司的成本。pincus（1989）［15］认为，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是为了减少内部和外部董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anderson等(2004)［16］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在降低公司资本成本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国2002年的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上市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设置审计委员会,以更好地提高董事会的决策和运作能力。基于这些研究文献，我们认为审计委员会将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可能会出现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行为，从而会导致公司较好经营绩效的出现。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6: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
（七）独立董事出勤率与公司经营绩效
我国《治理准则》明确要求，董事应根据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勤勉地履行职责。一般来说，独立董事相对于董事会其他成员而言更具有独立性。独立董事一般是经济、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家，在董事会的影响力，可以影响董事会的决策。Fama和Jensen（1983）［10］认为在内部经营者意见分歧时，外部的董事会成员充当仲裁员，并执行涉及内部经营者与享有剩余要求权者之间重大的任务。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过程中，独立董事缺席董事会会议的现象时有发生，独立董事缺乏积极性履行其应尽的职责参与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改进。独立董事出勤率高，就意味着他们能够认真履行其职责，更能站在广大投资者的立场上发表权威意见，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决策行为，从而有利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7:独立董事出勤率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4―2006年我国深圳、上海交易所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按照以下方法对样本进行了筛选：（1）鉴于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的特殊性本文对之予以剔除；（2）剔除了部分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3）为了保证董事会特征分析的有效性，剔除了在每一研究年份民营化时间不满1年的民营上市公司。经过上述筛选最终得到有效样本929家。
（二）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定义――公司经营绩效的测度。衡量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主要有两大类：市场指标和会计指标。市场指标tonbinQ为总资产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是最理想的公司经营绩效衡量指标。但是，我国股市由于存在股权分置、市场封闭等问题，市场的有效性令人质疑，采用市场指标tonbinQ衡量公司经营绩效会有失偏颇。因此，为了准确描述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选用会计指标总资产报酬率（Roa）来衡量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具体定义见表1。
2.解释变量定义。本文的解释性变量包括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会领导结构、董事报酬、审计委员会的设立、独立董事出勤率等董事会特征指标，详见表1。
3.控制变量定义。为了消除其他可能对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关系产生影响的因素的干扰，本文将财务杠杆(DeBt)、成长性(GRowtH)、企业规模(LnaSSet)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作为本文研究的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定义详见表1。
（三）研究方法设计
为了实证检验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根据上述所选择的变量与界定，本文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方程模型：
perfit=αi+β1BSiZeit+β2oUtDiRit+β3Bmeetit+β4DUaLitYit+β5LnBpaYit+β6aUDCommit+β7attenDit+β8GRowtHit+β9DeBtit+β10LnaSSetit+β11FiRStit+εit上式中，下标it是指第i个公司第t年的指标。perf代表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采用总资产报酬率（Roa）。β1-11代表回归参数，εit则代表回归残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样本公司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从表2可见，在2004―2006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中，总资产报酬率（Roa）平均数为0.004，最小值为-0.421，最大值为0.117，说明公司经营绩效差异极其显著；公司董事会的平均规模为8.98人，最小只有3人，最多的则达17人，不同公司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独立董事比例平均数为35.5%，且其标准差为0.056；年内董事会平均召开了会议8.12次，召开次数最少的仅3次，最多的为33次，是最少公司的11倍；董事会领导结构的平均数为0.17，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公司达到17%的比例；报酬最高的前三位董事报酬总和的自然对数的平均数为12.928，最少的为9.558，最多是16.138；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平均数为0.3，这表明我国大部分民营上市公司还没有设立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的出勤率平均数为97.7%，最低的为44%，最高的为100%，这说明独立董事对于公司董事会会议重视程度较高。
（二）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各董事会特征变量与总资产报酬率（Roa）的线性回归通过了1%显著水平上的F检验，调整后的R2值为46.4%，说明模型拟合度较高，即模型对公司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的解释力为46.4%。
由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董事会规模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缺乏显著性。这一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对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可以降低Ceo控制董事会的可能性，对公司经营绩效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而统计上的不显著性可能是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家族企业转化而来的，家族控股股东控制着董事会，董事会的治理效率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联度弱化。
董事会独立性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在10%的置信水平上存在显著性。这一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有助于加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随着独立董事人数的增加，会促进董事会的治理效率得到不断提高，致使公司经营绩效有较好的表现。
董事会会议次数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在10%的置信水平上存在显著性。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会议目前还处于形式主义，并未完成对公司经理的监督，使其依据股东利益行事的促进作用，更多的是出于对公司较差经营绩效的反应。
董事会领导结构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但缺乏显著性。这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将导致内部人控制董事会，削弱董事会的控制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的分离将有利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
董事报酬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在1%的置信水平上存在显著性。这表明报酬激励方式使董事有足够的动力去认真、负责、忠实、公平地履行其职责，监督管理层经营企业，提高董事会运作效率，对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
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总资产报酬率（Roa）正相关，但缺乏显著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审计委员会有利于加强董事会的内部监控效率、降低成本作用，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行为，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但缺乏显著性可能是由于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限制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
独立董事的出勤率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在1%的置信水平上存在显著性。这说明独立董事出勤率高，他们就能够认真履行其职责，更能站在广大投资者的立场上发表权威意见，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决策行为，促进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
（三）敏感性分析
1．公司经营绩效的可选择计量。为进一步测试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我们选择西方学者经常采用的公司经营绩效计量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来验证董事会特征是否对公司经营绩效有影响作用（回归结果限篇幅已省略）。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董事报酬、独立董事出勤率与净资产收益率（Roe）在1%的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会议与净资产收益率（Roe）在1%的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董事会领导结构、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净资产收益率（Roe）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董事会特征基本上对公司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支持了作者所提出的大部分研究假设。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上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
2.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以上的检验是采用横截面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考虑到本文研究数据的一些特点，我们也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方法①对2004―2006年中样本公司所组成的面板数据（paneldata）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限篇幅已省略）。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与横截面数据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董事会独立性、董事报酬、独立董事的出勤率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会议次数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缺乏显著性。这些结论仍然支持我们所提出的大部分研究假设。
五、结论
本文以我国2004―2006年在深沪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经营绩效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具体而言，董事会独立性、董事报酬、独立董事的出勤率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领导结构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十分明确，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总而言之，这些研究表明董事会特征将对公司经营绩效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最终将会影响到公司治理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研究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我们用Stata8.0对所采用的面板数据用固定效应（fixedeffect）模型和随机效应（randomeffect）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Hausman检验值为28.62（p值为0.0026），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方法对研究模型进行估计才是合适的。
主要参考文献：
［1］Coles.J.L.,D.Daniel,andL.naveen.,2005.“Boards:DoesoneSizeFitall?”arizonaStateUniversityworkingpaper.
［2］Lipton,m.,andJ.Lorsch,1992.“amodelproposalforimprovedCorporateGovernance”,BusinessLawyer48.
［3］eisenberg，t.,S,Syndgren,andm.wells.,1998.“LargerBoardSizeandDecreasingFirmValueinSmallFirm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48.
［4］Zahra,Shakera.,Johna.pearce,1989.“BoardofDirectorsandCorporateFinancialperformance:aReviewandintegrativemodel”,Journalofmanagement15.
［5］Beasley,m.,1996.“anempiricalanalysisoftheRelationBetweentheBoardofDirectorCompositionandFinancialStatementFraud”,theaccountingReview71.
［6］Hermalin,weisbach,1988.“theDeterminantsofBoardComposition”,RandJournalofeconomics19.
［7］UzunH.,Samuel,H.S.,2004.“BoardCompositionandCorporateFraud”,FinancialanalysisJournal60.
［8］Jensen,m.,1993.“themodernindustrialRevolution,exit,andtheFailureofinternalControlSystem”,JournalofFinance48.
［9］Vafeas,n.,1999.“BoardmeetingFrequencyandFirmperformanc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53.
［10］Famae.,m.Jensen,1983.“SeparationofownershipandControl”,JournalofLawandeconomics26.
［11］molz,R.,1988.“managerialDominationofBoardsofDirectorsandFinancialperformance”,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16.
［12］Jensen,m.,meckling,w.,1976.“thetheory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tCostsandownershipStructur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4.
［13］Hotmstrom,Bengt,1979.“moralHazardandobservability”,BellJ.econ10.
［14］pound,John(1995)：《治理型公司的前景》，中译本，见Salmon,walterJ.等:《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公司治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1．
关于经营总结篇10
摘要:文章分析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诸利益主体对企业理财目标的不同要求，认为对企业财权的合理分配与监督，是使经营者理财目标和出资者理财目标保持一致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改革总会计师制度，在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中建立总经理与总会计师相互合作、互相监督的运作模式，以实现对国有资本的有效监督。
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在出资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委托关系是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之一。由于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不一致，公司运行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委托人和人的关系是否协调。人们希望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改进，解决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导致的关系问题，使出资者、经营层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达到最佳结合，促使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本文探讨通过改革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总会计师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原理与途径。
一、企业的理财目标
在确定现代企业的理财目标时，要综合考虑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雇员、顾客、政府及社会等契约关系人的不同利益趋向，不同利益主体对企业理财目标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一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总会存在一些对企业起关键控制作用、承担更多风险的主体，而有些主体对企业理财目标的确定不具备决定性作用。
企业在确定理财目标时，需要考虑的利益相关者并不是其全部，而只是其中的关键主体。企业的所有权既然属于出资者，因而出资者的目标必然是企业理财目标的首要决定因素；企业的经营者分享甚至“独占”了企业的控制权，因而经营者的目标也必然影响到企业理财目标的确定。在企业理财目标函数中，经营者和出资者是两个重要的变量，而债权人、雇员、顾客、社会等其他相关利益者对企业理财目标的影响只是构成企业理财目标实现的约束条件。
出资者和经营者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价值取向和目标选择上必然会存在偏差。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出资者理财目标是资本的保全和增值，即获得较高的资本投放收益，并千方百计地要求经营者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就经营者而言，其目标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即其目标是追求高报酬、增加闲暇时间及避免风险。在不同目标的驱使下，经营者有可能产生背离出资者目标的行为，利用自身掌握企业信息的优势，或不负责任地毫无创新精神、但求无过的谨小慎微（属于道德问题）；或通过提高在职消费甚至损公司而利己等行为损害出资者利益（属于逆向选择）。因而企业理财目标取决于两者利益的协调。
由于出资者和经营者行为动机和目标选择的差别，其所签定的合约也必然是一份不完全合约。而不完全合约必然会影响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各种资源配置的效率。加之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出资者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费用，保障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的出资者必须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对经营者行为进行必要的制约。在公司治理结构中，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建立监督机制，促使经营者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对经营者进行财务监督的方式从委托关系出发解决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思路，就是要明确和完善对人监督和约束的制度安排。在公司的权力结构中，财权是一种最基本、最主要的权力，因为公司的各种经营活动最终都会通过资金和资产的相互交换或转移加以完成并在财权上有所体现。企业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实现对企业财权的合理分配与监督，使经营者理财目标和出资者理财目标保持一致。
这种通过对财权的分配与监督实现对经营者的监督的方式有如下优点：（1）行为控制比较广泛并具有渗透性。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财权的涉及面最广泛，大到重要投资、小到日常收支都受其影响。因此，这种方式可以提高出资者的控制力和控制范围，减少失控区域。（2）有利于防止经营者的道德失范。通过财权的恰当配置和约束机制的设立，堵塞资金漏洞，防止利益流失，从而有效抑制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等道德失范行为。（3）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信息对称是实现各主体利益平衡的关键，而在企业信息中绝大部分是会计信息，通过财权的合理配置和监督，可以增加各相关利益主体了解企业信息的机会，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和信息失真问题。
因此，对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治理结构中财权的分配与监督进行改进，是出资者实现对经营者监督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由于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企业的财权更多地给予了经营者，企业的理财行为也更多地表达了经营者的意图。然而，企业是其出资者的企业，而并非是经营者的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风险资本提供者，企业出资者应该介入所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企业的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没有任何理由排斥他们的进入，这样既可以加强对企业财务活动的控制，又可以加强对经营者财务行为的控制。
同时应该看到，虽然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出资者与经营者存在利益分歧，但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利益共同体：经营成功产生预期利润，经营者就能获取丰厚的薪金并由此实现自身价值，提升社会地位，而出资者自然也能获得资本收益；反之经营不善，造成严重亏损，经营者非但无任何利益可得甚至还会危及自身职位，而出资者也无资本收益。因此，出资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之间又必然存在着利益平衡点。
笔者认为，在现行企业制度下，改革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总会计师制度、由出资者直接聘任总会计师，赋予总会计师新的职能，在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中建立总经理与总会计师相互合作、互相监督的运作模式，使总会计师在公司财务管理过程中体现出资者利益，是实现国有资本出资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利益“双赢”的最佳途径。
三、总会计师制度的改革
改革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总会计师制度改革要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改善企业的会计和财务管理工作，积极推进国有出资人与经营者之间制衡机制的完善，健全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的财务治理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应该包括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增强总会计师的法律地位和管理职能
借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act）中把“首席财务官”（ChiefFinancialofficer，简称CFo）提高到与“首席行政官”（Chiefexecutiveofficer，简称Ceo）同等法律地位的作法，修改《公司法》、《会计法》和《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增加有关总会计师的条款，规定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总会计师应当由出资人聘任或解聘，并对出资人负责，明确总会计师是企业最高决策层成员人之一，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和责任。
（二）完善各项企业制度，规范企业管理工作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总经理事必躬亲的集权管理模式已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从“分层授权责任制”到“企业整体化授权责任制”明确划分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等的职权范围及相互之间的委托关系，各部门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自专长。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要建立起规范的管理制度以及能够相互制衡和约束的权利分配和决策机制，把企业的发展目标和管理思想变成各项具体的制度，把企业发展的压力变成每一位管理层工作的动力，让企业重大决策建立在管理层、决策层集体智慧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依靠总经理一人的意志。
（三）合理界定总会计师的职权范围
公司的权利制衡关系是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制度关系。发挥总会计师在公司治理和企业经营方面的作用必须合理界定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职权范围，并要求董事长、总经理尊重总会计师的权利边界。在瞬息多变的经济社会中，在错综复杂的经营环境中，总经理应该尽可能地发挥总会计师的专业特长，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利，信任他们的能力发挥他们的特长，规定他们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总会计师的工作重点主要在于投融资等理财活动和财务管理等技术要求更高的事务，而不是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这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