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篇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生态环境破坏也愈演愈烈，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关系失衡。一方面，我国的农业发展成就巨大，粮食首次实现了“十连增”，满足了十几亿中华儿女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发展带来的代价也颇为巨大，对于农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我国农业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农业生态环境状况令人堪忧。
1.1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和农业生态环境破坏不断加剧我国农业生态破坏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严重，人均耕地逐年减少，草场退化等方面。我国是土地荒漠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人均耕地水平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表示，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总体来看有所改善，但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土地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耕地土壤环境堪忧，区域性退化问题较为严重。全国年内减少耕地面积8．02万hm2。全国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2．95亿hm2，占国土面积的30．7％［3］。我国农业供需矛盾突出，对农业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但农业人均资源有限，加之在市场经济下，农业要增强竞争力，于是就不断利用各种手段的开发农业资源，导致农业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加剧。根据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截止2013年，我国有333．3万hm2左右的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全国因草原退化、建设占用等因素导致草地减少1067万hm2，具有生态涵养功能的滩涂、沼泽减少10．7％［4］。
1.2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造成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1）农业生产过程中化学物质的使用导致土壤污染，我国的化肥使用量大约是5800万t，是目前世界上化肥施用量最大的国家。还有我国农药使用量是180万t，农膜240万t，加之农村畜禽养殖滥用药物，这些化学物质的使用导致土壤污染加剧和地力的下降。（2）工业“三废”污染，我国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物排量逐年增加，使得农业的水源、农田、农村大气受到严重污染，给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近年来，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其中某些企业技术含量低，环境保护意识差，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更是雪上加霜。（3）农村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随意排放导致水体和土壤的污染，农村畜禽养殖业逐渐走上了规模化道路，其产生的畜禽粪便等污染物随意排放，没有得到科学的处理，对大气、水体、农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此外，我国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资源开发方式粗放、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且法律在农村地区适用弱是导致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又一方面的因素，而且我国现价段的技术水平也限制了农村与农业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1.3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的实质———利益冲突我国已经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法律保护体系，在保护生态环境预防和制止环境污染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法律在协调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方面不够完善，不能适应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不能有效的防治生态环境污染。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涉及到多方利益关系，利益冲突是导致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的关键所在。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管理机构自身利益与环境利益冲突，政府部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能有效得到遏制，进而还是出现了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恶性循环，最终还是使环境利益受到损害。第二，环境保护者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并不完善，缺乏有效促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优惠政策。第三，排污企业与受害者的利益冲突，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治理排放的污染物，守法的成本大大高于违法的成本，大都企业都宁愿排污受罚而不进行污染治理，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税收而对于排污企业的放任行为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加剧。这些冲突的存在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法律调整规制手段。
2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现状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劣，这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面对日益严重的农业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还需要法律的保障，法律手段是解决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手段。我国法律在平衡农业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1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立法缺失一方面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某些领域存在立法空白。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我国已经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等法律法规，涉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也有许多。但是农业生态环境是整体的内在系统化的，需要一部综合性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目前这些有关立法是分散的且规定都过于原则化，不适应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例如，《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治沙化等生态失衡现象和第四十九条规定防治农业污染等，这两条原则性的规定，实际操作很难，并且把农业生态资源保护与农业环境割裂开了。《农业法》第八章农业资源与农业就保护，其内容基本上是对环境保护法中两个条文的再次表述，缺乏措施性的规定，在发生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事件时很难适用到具体问题中去。我国一些地方也制定的一系列农业环境保护的法规，但是这些地方性环境立法过于原则，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可操作作性不强，没有体现地方农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以致有些空泛的规定和政策式的规定无法执行，难以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在一些重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立法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的现象，在生态农业、水污染、土壤污染、面源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还很欠缺。缺乏专门针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特别的法律规范。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建立公众参与、行政指导、行政强制以及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机制等方面，不利于调动公众参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由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导致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许多方面不能有效的开展起来，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2现有法律制度体系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缺乏适应性我国已经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制度，但制度与制度间的协调性和配套性较差。这些制度主要针对大城市的污染，对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较少。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制度主要包括耕地制度，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制度，捕捞限额和禁渔、休渔制度，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物种资源保护制度以及农业安全生产安全使用制度，这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法律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立法，禁止性规范较多，鼓励性规定较少，缺乏激励机制。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同时，重视政府的作用，赋予政府的权力较多，没有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去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有关破坏生态环境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全，许多法律都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禁止性规定，但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从而使禁止性规定与法律责任的承担没有相互呼应，属于法律责任的缺位。另一方面，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对生态功能保护的违法行为处罚较轻，还有一些社会危害性大、破坏性强的环境违法行为，仅仅设置了行政责任追究机制，没有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的规定。由于法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威慑和制裁作用，不利于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2.3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体系存在缺陷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存在“体制不够严密”和“相应程序缺乏”两大方面的体系性缺陷。就执法体制而言，首先执法主体林立，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管理体制是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执法体制，实践中，这种体制导致农业环境执法主体林立，各个执法主体之间相互扯皮或推诿的现象产生；其次，行政执法权分散，行政执法权分散于植物保护、种子、土肥、环境保护等各个机构中，这种分散的行政执法权力很容易导致执法不一、相互冲突等现象，农业执法秩序处于混乱的局面。就执法程序而言，实践中，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过于强化环境管理机构的权利，缺乏对环境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应有的程序性保障机制。在现行有关农业环境立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行政部门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上具有不平衡性，过多的确立和保护的是政府的权利和利益。一方面，它赋予环境管理机构很多的权利，但缺乏对其环境管理行为有效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它赋予环境管理相对人很多的义务，却很少规定保障环境管理相对人权益实现的程序机制，导致环境管理相对人的合法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
3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完善建议
3.1强化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立法首先，根据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客观规律，尽快制定出一部综合性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以解决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立法过于分散的问题，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直接有效的法律依据。地方性立法应该更加注重地方农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因地制宜的制定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强的相关法律保护措施。其次，建立健全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尽快制定《沙漠化法治法》等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对现行的《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农业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适当的修改。再次，填补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空白，目前我国国务院已经于制定并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对于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鉴于此，还应加强生态农业、土壤污染、水污染、面源污染等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填补在这些领域的空白。同时农业环境标准体系也可适时的做些调整，以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最后，建立公众参与以及有利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激励机制，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强行政强制、行政指导等手段，调动和鼓励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建立经济激励机制，对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有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或者其它方面的经济优惠，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参与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上来。
3.2健全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优化制度配套环境完善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相关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中增设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条款。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是党在十报告中的要求。为了使生态恢复补偿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议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政府财政投入和支持力度、实施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制度等。健全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制度，一是，明确法律责任，对于破坏和污染农业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的处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追究农业生态环境违法的法律责任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严格法律责任，对于破坏农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仅要规定罚款这样行政处罚，还应当规定限期治理与修复、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措施，并调高罚款数额标准。对于构成犯罪的农业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应明确规定其刑事责任追究，使得法律发挥威慑和制裁作用，为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3.3健全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体系一方面，变革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统分结合的执法体制，建立专门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执法主体，规范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主体，明确执法主体职能。这样便可以集中行政执法职能，把执法人员的指挥管理、安排执法经费的安排、调配执法力量的调配统一起来，解决了行政职能过于分散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行政主体之间相互推诿等弊端的出现。另一方面，强化行政程序的控制和保障作用，规范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执法程序。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外部行政程序建设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程序权益。建立诸如告知公示制度、听证制度等制度，确保公众能够参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中来，确保农业生态环境执法主体依法执政，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出现。同时强化司法手段，通过司法审判惩罚和制止重大污染环境犯罪、环境失职犯罪，以增强法律的威慑力。
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篇2
一、环境法历史转型的类型
根据环境科学的一般原理，环境问题包括由自然原因引起的所谓原生环境问题（或称第一环境问题）和由人为原因引起的所谓次生环境问题（或称第二环境问题）两大类；次生环境问题又可分为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破坏问题，前者主要指各种污染要素对各种环境要素的污染，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海洋污染等。传统的环境科学和环境法学主要解决次生环境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世界各国早期的环境法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污染防治法的基础上，日本早期的环境法尤为突出污染防治法的优先性。我国环境立法较多地借鉴了日本的经验，长期以来环境立法基本上囿于环境保护法的范畴，而理论界一直有所谓大环境法与小环境法之说。"大环境法观点其名称一般叫环境法，小环境法观点一般称环境保护法，其区别在于广义还是狭义的环境保护的划分。把资源保护、城市建设、环境卫生包括在环境保护里面的属大环境法观点。反之则为小环境法观点。我国立法、管理部门采取小环境法观点，而理论、教学部门则倾向大环境法观点，两种观点并存产生种种矛盾。"[2]而事实上，所谓大环境法，也基本上不涉及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由小环境法向大环境法的发展，表现为环境法的历史转型，目前，世界上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均以不同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环境法的历史转型，其作法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法国模式。作为大陆法代表的法国，其环境法的转型可形容为两条腿走路。法国的环境法渊源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于1960年至1980年期间制定的各单行公害防治法规；二是源于民法（如所有权、相邻权、地役权、损害赔偿等），并由此派生出农业、森林、渔业、矿业等自然资源专业法规，如国有土地法、都市计划法、海港法等，而且刑法的相关条文可直接纳入准用，这两类并行的法律规范统称为环境法。其中民法的有关规定产生较早，但自然资源专业法规的产生和发展要迟一些，直到1976年法国将这类规定整合为《自然保育法》，而公害防治法的产生较早但并未实现整合，且没有将二者编纂为环境法典。德国的作法与法国类似；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环境法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模式，一般是将污染防治法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合称为自然保护法。
第二种类型是日本模式。日本环境立法采取先公害防治、后自然保育的作法。这种现象源于日本环境法产生时公害剧烈的特殊历史背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早期对公害没有警觉而任其发展，战后的日本专心致力于追求经济的高度成长，忽视环境保护，导致环境遭到极大的污染和破坏，在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压力下，1970年日本修订后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强调环境优先，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作为立法的唯一目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对日本环境法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将其立法目的规定为："必须以健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构筑为宗旨，并且以充实的科学知识防止环境保全上的妨害于未然为宗旨，实现将因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活动造成对环境的负荷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他有着环境保全的行动由每个人在公平的分配负担下自主且积极地实行，既维持健全丰惠的环境，又减少对环境的负荷。"现阶段，日本已将环境保护的政策由控制公害转变到对整个国土环境的保全，环境立法更加注重整体化的架构，形成了以综合性的环境基本法为中心，其他相关部门法为补充，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及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完备体系。
第三种类型是美国模式。美国于1969年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法》为基本法，作为美国联邦及各州环境的宪法，立法工程浩大，内容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育及污染防治外，也包括社会性的种类环境侵害（社区特征之改变，环境空间之拥塞、经济关系之受影响，休闲、美感上之破坏，人口稠密、交通大众运输系统之过度负荷、犯罪及可能形成犯罪，或影响社区安宁之计划或措置，核能及核废料运输所引起之恐惧感）。环境基本法的制订使美国环境法的转型带有突变的特色，内容十分广泛，且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美国的环境基本法是在对以往的环境立法进行整合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出台后，美国在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治理为主到预防为主的转变，对环境实行综合性保护，大量制定和修改了单行法规，扩大了环境法的领域，是美国环境法转型的标志。
上述各国环境法的历史转型虽然途径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这就是环境法的调整范围由污染防治为主，逐步扩大到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并重，进而扩大到对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并且，当代许多国家的环境法已发展成为拥有自己的法理基础和调整对象、结构严谨、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为基础、以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为核心，其他相关部门法有关环境保护规定为补充，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完备体系。
二、我国环境法历史转型的选择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围基本上未发生重大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并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在体制上，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依然限于污染防治，至于自然资源保护，则主要由相关的经济管理部门负责。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正面临着如何避免重蹈一些国家生态环境先破坏后恢复的覆辙、如何在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事业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一些新课题。从我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国外环境法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现阶段正在进入环境法的历史转型时期，其基本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的污染防治法体系转变为包括污染防治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论证这一历史转型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法制建设道路至关重要，是当今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紧迫任务。
事实上，我国的环境法立法较多地借鉴了日本的经验，但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完成立法的转型，亦没有像法国那样在物权法等相关部门法中充实和完善自然保育法方面的内容，更没有达到美国环境基本法那样的覆盖程度。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第7条和第三章都有广义环境保护的内容，但缺乏操作性规范，只相当于一种宣示，最多属于"软法性"规范。环境法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和环保部门职责的局限性是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总的说来，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形成过程采取了先污染防治后自然资源保护的途径，法律规范中法典化特征明显。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展望，我国的环境立法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方面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立法，通过超前性立法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不受国外立法的局限，跨越国外已过时的立法，使立法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的跨越式发展，可称为第一步跨越；目前正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立法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可称为第二步跨越。我国环境法的跨越式发展目标是：第一步跨越是防止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第二步跨越的目标应确定为防止经济开发建设导致的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
我国这两个跨越式立法阶段的结合表现为我国环境立法的历史转型。笔者认为，我国环境法要实现第二步跨越式转型，需突破两个瓶颈问题：一是突破传统的污染防治法瓶颈，向生态环境法方向的转变。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在谈到西部环保工作时强调，一定要按照"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要求，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城镇污染治理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重、统筹兼顾综合决策的方针，力争实现西部环境事业的跨越式发展。"[3]二是突破行政管理法的瓶颈，向管理法与财产法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我国转型后的环境法应定位为生态环境法，应由污染防治法与生态保护建设法（亦可称为生态保育法）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包括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各单项污染防治的立法，也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和臭氧层保护立法（此二者亦与生态保育的规定相交叉）。后者包括生态保护法和生态建设法两部分，前者可分为生物资源(主要是野生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等可再生资源)保护法、非生物资源保护法(主要是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等)和人文生态环境保护法三部分；后者包括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生态区域建设、国土整治、流域治理、气象和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的立法。
然而，是否需要在这两部分之上制定一部作为该两部分"母法"的环境基本法？笔者认为，因为我们已有环境法律规范较多的带有类似日本法的"基因"，考虑到历史的前后承接和立法资源的节约，新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为名符其实的环境基本法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②]
三、环境法修改的立法原则问题
笔者认为，此次环境法修改在立法原则上应体现以下要求：
1、国家生态安全与公民生态环境生存权相结合
"生态安全是指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国民身体健康、为国家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4]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所谓生态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自然因素和人工因素的环境系统。它由包括各种自然物质、能量和外部空间等生物生存条件组合成的自然环境和经过人类活动改造过的人工环境共同构成。"[5]国家生态安全直接涉及三方面的安全，一是国家政治安全，二是国土安全，三是社会安全即公民的生态(或环境)安全，由于生态安全与公民的生存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具有基本人权的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将《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第三款。我国宪法所保障的人权是以人的生存权为核心，这种生存权在环境基本法中有必要设置法定的公民生态生存权或环境安全权，作为宪法人权在环境法中的体现，并通过环境法予以严格保护。
2、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结合
举与我国环境法制较为类似的日本法为例，日本环境法的目的，经历了从"经济优先"（1967年《公害对策基本法》）到"环境优先"（1970年《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发展。1970年修订后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作为其唯一目的，是典型的一元论目的。但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对日本环境法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将其立法目的规定为二元论（详见前文论述）。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明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应当坚持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的二元论，但同时应发展的确立当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相冲突时，环境资源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法律目的先后序位。
3、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
《决定》指出我们应当："完善社会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环境法应当包括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笔者建议：把将来的环境基本法定位为一部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的，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统领环境法治工作的全局的法律。
4、国家干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
公众参与原则，亦称环境保护的民主原则。这项原则是指，环境法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保护他们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的权利。这项原则最集中地体现了现代环境法的民主与法治要求，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保证。在环境问题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当中，公众的环境利益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而公众相对于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处于弱者地位，如果没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就必然失去发展的动力，就会流于形式，也根本无法保证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在我国，与公众参与原则紧密联系、相辅相承的是国家干预制度。环境法中的国家干预是指国家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资格（并非仅以国有资源所有者的资格），依法对各种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直接进行管理的政府行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尽管有很大争议，但在国家对环境问题的直接干预方面，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并日益与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相一致。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国家出面干预已是势在必行。但笔者同时也反对把非政府组织、"第三条道路"独立化的倾向。
5、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历来注重政府行政主导的作用。改革开发以来，特别是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如何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先进作法，如引进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税制度等；如何处理好政府环保各相关职能部门行政管理与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环境保护领域，这已经成为一项意义重大且艰巨的任务。笔者认为，环境基本法在这个问题上应明确宣示立法者的态度，即应明确宣示：坚持走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道路。
6、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相结合
国际环境法是现代国际法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与国内环境法既是两个独立的体系，相互之间又存在许多关联。多数学者认为，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地位相同，效力没有高低之分，两者由于渊源、主体及实质各不相同，因此相互独立。但是，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又是密切相关、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的，它们之间可以通过"移植"、"吸纳"和"接受"而相互转化。此种理论可称为"衔接说"。笔者建议：环境基本立法应采纳"衔接说"来处理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之间的关系，注重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相结合。并且这种衔接应坚持以下几个方面：国内环境法是实施国际环境法的重要保证；国内环境不能改变国际环境法中所规定的原则；国际环境法不能干预国家按照原则所制定的国内环境法；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地位相同；法律规范适用次序上，国际环境条约先于国内环境法等。
笔者的以上思考主要关于此次制定（修改）环境基本法所应当遵循的决定该法基本定位、取舍实体内容等方面的原则。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至少还应当确立以下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则，即环境基本应从立法上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确立环境资源保护中"预防-管制-整治与救济"相结合的全面有序的体系；确立环境法中核心法律概念的定义和范围；整合现行环境污染防治与资源保育领域相关法律的共通原理原则和措施制度；确立环境资源保护中各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确立环境资源主管机关的权限划定标准等。
四、环境基本法框架比较
如何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环境基本法的先进立法体例，是此次修改环境法的另一个重要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在此笔者介绍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已有的或新近的有关环境基本法的立法框架，以供比较借鉴。
（一）日本的《环境基本法》（1993年）[③]
该法由三章共46条和一条附则组成，其基本框架为：第一章"总则"，规定了：法律目的、主要核心概念的定义、环境资源的享受与继承、构筑对环境负荷影响最少的可持续发展社会、通过国际协调积极推进全球环境保护、国家的职责、地方公共团体的职责、企业的职责、国民的职责、环境日、法制上的措施、年度报告、防止放射性物质引起的污染等内容。第二章"关于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具体分为第一节"有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方针"、第二节"环境基本规划"、第三节"环境标准"、第四节"特定地区的公害防治"（分为公害防治计划的制定与推进公害防治计划的完成两条）、第五节"国家为保护环境应当采的措施"（分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的考虑、环境影响评价的推进、为了防止发生环境污染国家应当采取的控制措施、旨在防止环境污染的经济措施、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的配备及其他事业的推进、促进对有助于降低环境负荷制品的利用、有关环境保护的教育学习、促进民间团体等的自发活动的措施、情报提供、调查的实施、检视等体制的健全、科学技术的振兴和公害纠纷的处理与救济被害者等十三条）、第六节"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分为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有关观测等的国际联合、旨在促进地方公共团体或民间团体发起的活动与对实施国际合作的关照等四条）、第七节"地方公共团体的政策"、第八节"费用负担与财政措施"（分为原因者负担、受益者负担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政措施与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合作等四条）。第三章"环境审议会议等"，具体分为第一节"环境审议会"(分为中央环境审议会、中央环境审议会的组织、都、道、府、县环境审议会与市、镇、村环境审议会等四条)、第二节"公害对策会议"（分为设立和所掌管的事务与组织两条）。附则规定了法律的施行时间。
（二）俄罗斯联邦的《环境保护法》（2002年）[④]
该法由十六章八十余条组成[⑤]，其基本框架为：第一章"总则"，规定了：基本概念、环境保护立法、环境保护基本原则、环境保护对象等内容。第二章"环境保护管理基础"，规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在环境保护关系领域的职权、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在环境保护关系领域的职权、地方自治机关在环境保护关系领域的职权、实施国家环境保护管理的执行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在环境保护关系领域的职权划分、地方自治机关实施的环境保护管理等内容。第三章"公民、社会团体和其他非商业性团体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公民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权利和义务、从事环境保护活动的社会团体和其他非商业性团体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良好环境权的国家措施体系等内容。第四章"环境保护领域的经济调整"，规定了：环境保护领域的经济调整方式、俄罗斯联邦生态发展联邦规划、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和环境保护措施、对不良的环境影响收费、环境保护产业活动、生态保险等内容。第五章"环境保护标准制度"，规定了：环境保护标准制度的基础、对制定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环境质量标准、允许的环境影响标准、物质和微生物允许排放标准、生产废物和消费废物的生产标准及其处置限额、允许的物理环境影响标准、允许的取用自然环境构成物标准、允许的人为环境负载标准、其他环境保护标准、环境保护领域的国家标准和其他标准性文件、某些环境保护活动的许可制度、生态认证等内容。第六章"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鉴定"，规定了：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生态鉴定等内容。第七章"对进行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环境保护要求"，规定了：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的布局、设计、建设、投产、运营、停工和清算的基本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布局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设计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的建设和改建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的运营和退役的环境保护要求、对能源项目布局、设计、建设、改建、投产、和运营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军事和国防项目、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布局、设计、建设、改建、投产、运营和退役的环境保护要求、对经营使用农业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土地改良，土壤改良系统和单个水利技术设施的布局、设计、建设、改建、投产和运营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城乡居民点的布局、设计、建设、改建的环境保护要求、对生产和使用汽车及其他运输工具的环境保护要求、对石油天然气开采生产项目和石油、天然气及其产品加工、运输、储存和销售项目的布局、设计、建设、改建、投产和运营的环境保护要求、对潜在危险化学物质（包括放射性物质）、其他物质和微生物的生产、使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利用放射性物质和核材料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在农业和林业中使用化学物质的环境保护要求、保护环境，防止不良的生物影响、对处置生产废物和消费废物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立防护和保护区的环境保护要求、对财产私有化和国有化的环境保护要求、保护大气臭氧层、保护环境，防止不良的物理影响、对违反自然保护要求的应对措施等内容。第八章"生态灾难区、紧急状态区"，规定了：确定生态灾难区、紧急状态区的程序等内容。第九章"受特殊保护的自然客体"，规定了：保护自然客体的措施、保护自然客体的法律制度、稀有的濒临灭绝的植物、动物及其他生物体的保护、城乡居民点绿化资源的保护、稀有何濒临消失的土壤的保护等内容。第十章"国家环境监测（国家生态监测）"，规定了：国家环境监测（生态监测）的组织。第十一章"环境保护监督（生态监督）"，规定了：环境保护监督（生态监督）的任务、环境保护领域的国家监督（国家生态监督）、国家环境保护监督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环境保护领域的生产监督（生产生态监督）、环境保护领域的市政监督（市政生态监督）和环境保护社会监督（社会生态监督）、对生产不良环境影响的客体的国家登记等内容。第十二章"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第十三章"建设生态文化的基础"，规定了：生态教育的全民性和综合性、在教育机构中教授生态知识基础、对组织领导人和专家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培训、生态教育等内容。第十四章"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责任和环境保护纠纷的处理"，规定了：违反环境保护立法的责任种类、环境保护纠纷的处理、全部赔偿环境损害的义务、违反环境保护立法造成的环境损害的赔偿程序、因违反环境保护立法造成的公民健康和财产损害的赔偿、关于限制、停止和终止有关人员进行的违反环境保护立法活动的请求等内容。第十五章"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规定了：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的原则和俄罗斯联邦的环境保护国际条约等内容。第十六章"最后规定"。
（三）我国台湾地区《环境基本法》（2002年）[⑥]
该法由五章共四十一条组成，其基本框架为：第一章"总则"，规定了：立法目的、环境及永续发展的定义、环境保护与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并重、全民环境保护责任、绿色消费，减少环境负荷、以生命周期为基础，促进清洁生产、各级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及执行之评估检讨、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环境保护教育宣导、组织体系及工作内容、环境保护咨询、国际合作、环境保护人才培育及专责单位、人员之设置、环保法庭等内容。第二章"规划及保护"，规定了：资料库之建立、土地利用及规划、区域划分及活动限制、自然保育等内容。第三章"防制及救济"，规定了：非再生性及稀有资源之特别保护、地下水、地层及海岸之保育、抑制温室效应采预防及医疗保健措施、非核国家目标、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环境品质及管制标准、建立政府事前许可、机动查核、事业自动申报及管制与稽查制度、监测及预警制度、污染者付费、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环境资源专责部会、环境基金、受益者及使用者付费、环境纠纷处理及补偿、救济制度、公民诉讼等内容。第四章"辅导、监督及奖惩"，规定了：环境保护之研究发展、环境保护事业之辅导奖励、环保工作之辅导、奖励及补偿、促进再生资源，使用环保标章产品、违反行为之确实取缔处罚等内容。第五章"附则"，规定了：订定环境日和法律施行日期等内容。
五、我国环境基本法框架构建设想
我们将来的环境基本法应如何构建体系，是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对此目前鲜有学者提出系统的设计，笔者仅见如汪劲先生的设计，认为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草案分为七章，即总则、政府环境保护管理的组织体制与决策机制、预防环境污染与自然破坏、治理环境污染与自然破坏、合理利用与节约使用自然资源与能源、法律责任和附则。[6]
笔者初步的建议是，将来的环境基本法是否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为总则。主要内容涉及如：立法目的、调整对象、核心概念的界定、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国家、环境保护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的基本环保权利与义务、环境宣传教育、环境保护科技发展及其资助与奖惩、国际合作的原则、方式和程序等。
第二章为政府环境保护管理的组织体制与决策机制。主要内容涉及如：环境保护管理主管机关的权限分配基准、组织的设立、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保护职责划分、各类环境保护规划、各个相关委员会及其议事、决策、报告机制、公众参与决策和听证制度等。
第三章为环境法基本制度。主要内容涉及如：环保资料库及环保信息公开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环境许可证制度、环境有偿使用制度、环境品质监控制度、建立政府事前许可、机动查核、企事业单位自动申报及管制与稽查制度、监测及预警制度、受特殊保护的自然客体制度（如，生态保护区制度、稀有的濒临灭绝的植物、动物及其他生物体的保护制度、城乡居民点绿化资源的保护制度、稀有和濒临消失的非生物资源的保护制度等）、各类环境保护领域的经济调整制度（如环境税收制度、循环经济制度、环保产品标识制度、污染者付费制度、受益者及使用者付费制度等）、生态灾难和环境事故紧急应对制度等。（该章内容较多，可以考虑分节。）这部分内容学者们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应保持一定的超前性，但不可过于具体。
第四章为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损害救济。主要内容涉及如：环境法律责任、环境基金制度、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纠纷处理及补偿、救济制度、公民诉讼、生态保险等。这部分可借鉴日本的有关专门立法。
第五章为附则。主要内容涉及如有关法律的生效、补充规定和解释规制等问题。
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篇3
关键词：突破辽西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一、“突破辽西北”战略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地位分析
2015年2月3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入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的意见》出台并再次强调，“十三五”期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着力实现绿色发展是突破辽西北战略的重点任务之一。
在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过程中，要正视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是突破辽西北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
二、辽西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再加上该区域农业经济的粗放经营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水资源浪费等生态破坏加剧，资源环境承载力极其脆弱。脆弱的生态环境极大地制约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辽西北地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在立法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其对农业环境保护的规定缺乏，使得许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难以开展。
2、在执法层面，执法手段和措施单一。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统分结合的分层管理体制效率低下，且极易导致各执法部门互相推诿和争权夺利现象产生。农业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都可以行使行政执法权，加之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违法失职现象，使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陷入一个异常混乱和尴尬的局面。
3、在运营环境上，相关制度协调性较差。许多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虽已建立，但制度之间的配套性和协调性较差。在有关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如土壤污染防治、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等。
4、在法律归责上，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禁止性规定与法律责任规定不协调，法律责任规定相对较为宽泛不够严苛，使得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既不足以震慑违法的当事人，也不能发挥应有的警示作用。
5、在法律监督上，相关部门认识，行政管理手段单一，过分偏于经济处罚，缺乏对于建立长远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的重视，致使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严重威胁当地农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完善辽西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建议
辽西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使得改善该区域农业生态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才能更好的发展辽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1、制定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
面对辽西北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的困境，应制定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规范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管理;通过对现行环保法的修订，完善对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规定。
2、强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力度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1]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建立垂直管理体制，以求增强管理和执法效率，避免部门间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的发生。通过赋予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较多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权，来增强其执法和管理权威;此外，应严厉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严格执法，对危害农业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大行政和司法打击力度，加强执法和司法保护。
3、明确农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无法可依”的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农业环境保护法必须对污染和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规定，加大处罚力度，完善相关处罚指标体系，从重从严处理相关违法行为，保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有序运行开展。
4、采用统一监督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
信息不公开、不对称是妨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根源。要不断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立法，积极构建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公开法律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才能使得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公众的参与下得到有效监督。
结语
“突破辽西北”战略有利于提升全省经济整体实力，促进区域发展，也践行国家政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十足的动力。（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叶兰.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法之治.求索.2008.
[2]韩广.杨兴.陈维春.中国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研究.中国出版社.
[3]张铣涛.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现状及对策.当代生态农业.2009（21）.
[4]汪志革.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研究..科技资讯.2010（16）.
[5]周海博.网络伦理失范及其法律应对.光明日报（理论版）.2014.08.26.
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篇4
澳大利亚是一个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国家，政府和国民的生态环境意识都很强，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澳大利亚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特点
1．政府主导。澳大利亚生态环境建设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健全的机构体系为澳大利亚政府主导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奠定了基础。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设立政府环保部门的国家之一。早在1970年，维多利亚州就成立了环境保护局。目前，澳大利亚在联邦政府(CommonwealthGovernment)、州政府(StateGovernment)、地方政府(LocalGovernment)三个层次都设有专门的环保机构。联邦政府设有环境与遗产部。州一级的环保机构较为复杂。以维多利亚州为例，政府设立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厅，下设环境保护局、自然资源局和生态再循环局。
充足的人力和资金投入为澳大利亚政府主导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供了条件。澳大利亚联邦环境与遗产部有500名工作人员，各州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1000人以上。近年来，澳大利亚每年的环境保护投资都超过85亿美元，约占GDp的1.6％。维多利亚州环保局每年的经费预算为32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州政府拨款，一部分来源于排污收费。
统管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发展规划和实际运行是澳大利亚政府主导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具体表现。澳大利亚实行联邦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主要通过协商和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家环境发展规划，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则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方式使州环境规划得以实施。各级政府都直接主导相应层次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的实际运行，绝大部分环保工作由政府直接参与完成。
因地制宜，分区管理，是澳大利亚政府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做法。根据资源生态环境特征，澳大利亚把国土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因区施策。维多利亚州把全州分为4个区域，州环保局在每个区域都设立一个办事处。昆士兰州把全州划分为北部、中部和南部3个地区，州环保局内设的地区办公室常年在各自的地区办公。
2．依法治理。澳大利亚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立法和执法工作。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出台环境保护法律的国家之一。早在1970年，维多利亚州就制定和颁布了“环境保护法”(environmentprotectionact1970)。目前，澳大利亚已经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在联邦层次，环境保护立法已有50多个，有综合立法，如“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持法”；也有专项立法，如“大堡礁海洋公园法”；还有20多个行政法规，如“清洁空气法规”、“辐射控制法规”等。在州层次，各州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法律法规都多达百余个。
澳大利亚环保法律法规的条款很细，可操作性很强。维多利亚州的“环保收费法规”，条款多达百余条，从收费的种类、标准、单位、计算公式到最大排污允许量、交费流程、费用减免等，都规定得十分详细。仅垃圾填埋就按照废物种类和数量列出了16个层次的收费水平，每个层次收取若干个“费单位”。“费单位”的个数，由垃圾填埋成本确定。每个“费单位”的具体金额，由当年物价水平确定。这样的规定，可操作性很强，避免了执法的随意性，减少了执法过程中的摩擦。
澳大利亚环保执法十分严格，体现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在澳大利亚，不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机构，只要违反了环保法律法规，都要受到严肃查处。在着名的大堡礁绿岛公园，游客不许带走任何自然物体(包括贝壳)，违者处以高额罚款。在昆士兰州北部地区，有俩人曾因砍伐20多棵树而被判十多年徒刑。在维多利亚州，环保局每年都要向法院起诉40—50起损害环境的案件。今年澳大利亚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一些地方终年滴雨未下，许多城市都出台了严厉的节水措施，在时间上严格限制洗车、浇草坪等耗水性活动，任何人违反，都要受到处罚。
为了确保环保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澳大利亚各州都组建了“环保警察”(Sepp)。环保警察隶属环保局领导，是环保局的一个内设机构。环保警察的人数不少，维多利亚州就有120名，占环保局总人数的1／3，该州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多数具有当环保警察的经历。环保警察身着统一制服，佩带鲜明臂章，专司环境执法工作，具有很大权威。
3．综合协调。澳大利亚政府十分重视环保工作的综合协调，一方面协调有关部门的行动，另一方面协调社会公众的行动。
协调环保有关部门的行动，是澳大利亚政府综合协调环保工作的基本层次。在澳大利亚，三级政府都有好几个部门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事务，为了避免推诿，减少摩擦，各级政府通过法律和跨部门机构来协调。在维多利亚州的自然资源与环境厅，由厅长办公室对下属的环保局、自然资源局和生态再循环局进行协调。
协调公众的环境行为，是澳大利亚政府综合协调环保工作的重要方面。在公众场合尤其是旅游胜地，导游都要向游客介绍政府的环保规定，提醒游客严格执行，做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杂物，什么都不带走”。在着名的企鹅岛，政府规定在观看企鹅归巢时，不许大声喧哗、使用闪光灯照相，数以千计的游客在持续两、三小时的观看中，无人违反规定。
把环保事业融入发展之中，是澳大利亚政府综合协调生态环境建设的成功经验。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湿地建设。澳大利亚把湿地建设与水源净化结合起来，与候鸟繁栖地的培育结合起来，与房地产开发结合起来。墨尔本市水利部门与房地产开发商在该市远郊的一个地方联合建造人工湿地，使当地的环境显着改善，房地产价格上升了10倍，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4．全民参与。发动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澳大利亚政府推进环保事业的基本做法之一。
澳大利亚政府十分重视通过宣传教育示范的方式，引导国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堪培拉“无垃圾城市”计划的推进，就是建立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的基础上的。它的目标，是在2010年不再填埋垃圾，实现全部垃圾的回收和利用。在计划实施的每一个阶段，政府有关机构都通过印发宣传资料和讲座等形式，告诉居民应该如何做。环保部门还开办了“无垃圾城市”计划教育中心，为居民免费提供垃圾回收再利用的知识和技术，引导广大居民自觉参加到这项计划中来。
鼓励企业参与环保产业的开发，是澳大利亚政府发动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成功做法。澳大利亚政府对从事环保事业的企业在税收、设施等方面给以优惠，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环保产业。堪培拉市有70—80家企业从事垃圾收集、分类和填埋工作，每年创造1000多万美元的产值。政府还与商业企业合作，推出了“生态商业”计划，鼓励商业企业减少水、电、汽等资源的使用。
澳大利亚政府还十分注重公民对环境法律制定的参与，激励公民关心环境，为全民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广阔空间。澳大利亚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采取全民参与的方式，面向社会招标，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竞标，由中标者负责起草，法律法规草案散发广大公民，广泛征求意见。这样做，既提高了公民对环保事业的参与度，拉近了公民与法律和政府的距离，增强了公民遵法守法的自觉性，又保证了法律法规条款的完善和对现实生活的贴近。
广大居民具有很强的生态环境意识，以实际行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居民自觉参与植树、清理垃圾、拯救动物等活动。居民房屋前后的花园和草坪，都按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规划和要求，由居民负责栽植和管护。全民的广泛参与，真正实现了国民环境行为与政府环境导向的统一。
二、澳大利亚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基本职能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职能不尽相同，既明确分工，又密切协作。
l、联邦政府的职能。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生态环境建设职能主要定位在国家利益层次。
联邦政府承担的生态环保职能包括：国际环保公约谈判及签定，国内环保法规制定，外海水域管理，跨州环保事务协调，少数重要生态区域的直接管理，重要环保科学技术的研究及推广，与州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联合行动等。为了完成上述职能，联邦政府设立了环境与遗产部，内设11个司局，即战略发展司、政策协调司、许可及立法司、环境质量司、科学监测司、海洋及水利司、南极司、国家公园司、自然遗产司、人文遗产司、气象局；另外，还设有一些其他专门机构，如大堡礁海洋公园事务办公室、全国温室办公室、全国海洋办公室、悉尼港事务办公室等。
2、州政府的职能。各州政府承担着政府主要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职责。
历史上，澳大利亚各州总督直接向英国女皇负责，各州的独立性很强。澳大利亚建国之初，环境问题尚未显现，国家宪法中未能提及联邦政府的环保责任，环保主要是州政府的职责。
州政府的生态环保职能十分宽泛，主要包括：环保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环境标准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环保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大气、水、土壤、近海的环境监测和管理，生态植被的保护和建设，野生动物和自然人文遗产的保护，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资源及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企业环境许可证的发放和监督，污染综合治理，环保执法，环保宣传和环保教育，与联邦政府的联合行动等。
3、地方政府的职能。澳大利亚的地方政府，是指州政府之下的基层政府。
按照澳大利亚宪法，地方政府的权力是由州政府赋予的，因而地方政府的环保行为要受州政府的指导和干预，要在州政府的环保计划框架内进行。
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生态环境建设职能较少，主要是：垃圾清理和管理，噪音等影响环境因素的控制，住户发展对环境影响的控制，社区环境摩擦的协调，在州政府发展计划框架下制定和执行社区环保规划等。
4、政府之间的合作。由于各州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为了更好地履行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职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以及州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展开了密切合作。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合作的一个积极成果，是1992年达成的“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间环境协议”。该协议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将以合作和协商的原则处理面临的环境问题，规定了各级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和法规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并对具体的环境议题制定了一系列协作行动计划。根据该协议，澳大利亚成立了由联邦环境与遗产部部长任主席、各州总理代表(负责资源或环境的各州部长)为成员的“国家环境保护理事会”。该理事会可以审议和通过全国性的环境标准，理事会成员2／3多数表决通过的文件或决议将自动成为各州的法规予以实施。
州政府之间的合作形式更加灵活，合作内容也更加宽泛。有以法律为基础的正式合作，也有资源或环境部门之间交流经验、交换意见、共享信息、共同开发环保技术等方面的非正式合作。
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既强化了各自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职能，又增强了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行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合力，确保了政府生态环保职能的顺利履行和生态环保目标的实现。
三、加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几点建议
澳大利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做法，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党的十六大报告已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十分短缺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一定要增强环境忧患意识，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确立环境优先的发展理念。澳大利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做得好，一条重要经验是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坚持环境优先的发展理念。在着名旅游城市凯恩斯，一发展商申请在风景区建造7．5公里长的空中索道，市政府要求其不得毁坏热带雨林，发展商不得不用直升飞机运送建筑材料，修建索道支架。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往往成为一对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点是牢固确立环境优先的现展理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增长，都不能以眼前发展去损害长远利益，更不能用局部发展去损害全局利益，决不能走“先开发、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2．加强生态环保法制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具有长远性、战略性、全局性的特点，需要建立长期稳定起作用的法律保障机制。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对推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情况仍不同程度存在。加强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十分必要。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消除在生态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立法空白。其次，要完善法律法规条款。通过修改法律法规，增强可操作性。再次，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只要违法，都应按照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同时，要加强环境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能力。最后，应广泛吸引社会各界参与环境法律法规建设。环境法律法规正式颁布前，应向全社会公布草案，广泛征求意见。
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篇5
一、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概述
环境犯罪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诸多特性。第一,具有灾难性的危害后果。环境犯罪不仅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不仅危害这一代人,而且很可能会危害下一代人。环境犯罪一旦发生,往往具有很大的危害面。第二,其运行时效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环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的犯罪,其危害后果往往具有长期潜伏性,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不易察觉,其发案时间常常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二十几年,而我国现行刑法典规定的大部分环境犯罪的追溯时效为10年,这很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环境污染犯罪得不到追溯。因此环境犯罪的追溯时效应适当延长。第三,环境犯罪具有高度的行政从属性。环境犯罪能否成立,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行政法的规定,甚至多数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需要由其它环境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填补。现行刑法典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没有有效地顾及到环境犯罪的特殊性,而实际上这也不可能做到。把环境犯罪规定到刑法典当中,只是过多地注意到体系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却忽视了环境犯罪的实际追溯效果。为了有利于追究环境刑事犯罪、便于司法操作,环境刑事立法在模式上应当具有独立性。环境刑法作为刑法的一个子系统,基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它应该有一个有别于其他类型犯罪系统的指导思想。对于环境刑法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可以从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的角度来构架。人类社会发展到生态文明阶段,传统法律可以说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的社会现实。环境刑法的法益,应以集体公益保护为基础。传统上刑法法益以个人法益受侵害为防卫的主要对象,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大多数危害环境罪的成立均以对人的权益人身、财产造成实际损害为条件。环境犯罪的客体应当是环境权益,环境刑事立法应该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在目前环境保护形势相当严峻,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然在加剧,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范围加大,我国环境刑法立法观念应由传统的人本主义中心立法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立法转变。在2001年环境资源法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主张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以/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0为中心作为价值观念取代以/人类利益0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并进而提出其法律价值取向应由人与人的社会秩序向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扩展,由代内公平向代际公平迈进,由发展经济的绝对自由向相对自由推移,由对个人价值的承认向对其他生命物种种群价值的承认拓展。生态经济学认为,/当今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对基本矛盾。0因此,人类想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要遵循经济与生态相协调发展的规律,从生态学的角度保护环境,在立法中考虑环境要素,在经济运行中加入环境因素。
二、生态利益的保护是环境刑法的本质和目的
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环境现状,向环保法律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强刑法介入环境保护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破坏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0归根到底是对人与自然的保护。注重自然生态系统价值以及人与生态和谐统一的目标决定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中要有法律规则的介入,人与自然关系的秩序化和合法化已成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要求。环境资源具有多种功能,最主要的是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在漫长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历史中,人类一直关注其经济功能,在立法上表现为将环境资源作为财产进行保护。随着人类对环境资源认识的深入,环境的生态功能开始得到重视,生态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要求在立法上体现出来。至此,人类利益中原本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利益生态利益进入了立法者的视野。环境刑事立法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环境犯罪作为一类独立的犯罪予以规范;二是将生态利益作为单独的保护法益。这样,环境刑事立法就从保护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转向生态安全,生态利益成为环境刑法的保护目标。环境刑事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体健康及经济活动所必须的环境条件,维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使生态环境呈现为良好的质的状态,而这主要取决于对生态利益的保护。因此生态利益的保护才是环境刑法的本质和目的。环境刑法对生态利益的保护首先体现在法益目标的选择上。环境犯罪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即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污染环境犯罪侵害的利益较为复杂,因为污染环境不单表现为对环境本身的损害,而且它还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因此,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来说,很多国家往往把生态利益和人身、财产利益均作为法益目标。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一般不直接造成人身伤害,但因资源固有的财产属性,保护法益往往确定为生态和财产利益。但是,在几个保护法益中,有一个基本法益的选择问题。不同的基本法益选择导致犯罪构成设计上的不同和罪状表述上的差异,从而决定某些行为的罪与非罪。如果环境刑法以生态利益为法益目标,环境犯罪的客观方面必然表现为将生态利益的损害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标准,将生态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如果环境刑法旨在保护人身或财产,则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就取决于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程度,而人身和财产的保护通过其他章节的规定就可达到目的,完全没有必要单列环境犯罪。因此,环境刑法应将生态利益确定为法益目标,并以此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的目的。
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篇6
一、存在的问题
1）政府人员与大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政府部门的内部人员尽管做着环境治理工作，但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进行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只停留在表面，没有做到充分的理解，也没有在实际中践行。这样就导致城镇化建设中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越发严重。此外，我国还没有设置专门的环境保护课程，缺乏环境教育，造成大众环境保护意识淡薄，这也是导致城镇化建设中生态环境治理效果不显著的原因。一直以来，各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还处于喊口号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采取措施去保护环境，导致我国城镇化的环境保护工作远远落后于城镇化的发展建设。现阶段，我国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工作人才非常少，现有的人才在生态保护经验与生态知识积累方面普遍较差。
2）法律法规不健全。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也是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我国的环境治理工作起步较晚，治理经验不足，在法律法规方面还需要改善与健全。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才通过了环境保护法，之后又出台了十多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规措施、法律。尽管如此，但在法律法规等方面仍存着很多问题：首先，在范围上。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范围过小，对于一些需要重点保护的领域，没有提出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律界定尚不清晰。缺乏对违法企业进行惩治的处罚标准，执法难度较大。其次，在数量上。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数量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第三，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已经落后。目前，我国很多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与法规都是在很早以前制定的，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下的社会发展要求，在具体实施中存在很多盲点。第四，对政府环境行为规范方面，缺少具体的法律法规，造成政府下级单位应付上级单位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五，现行的环境法律过于宽泛，没有具体针对性。大多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都是针对城市的，没有具体针对城镇化建设的环境保护法律。当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环境问题越发严重，完善法律法规已经势在必行。
3）治理方式单一。在城镇化建设中，人口多、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条件不足等因素严重影响着我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我国在城镇化环境治理方面经验不丰富、研究不充分，治理方式单一又落后，且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一方面，政府直接控制治理模式虽然具有行政优势，但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不但要发挥主导作用，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且治理的长期性决定了政府主导的长期性和资金投入的长期性，这将给政府带来沉重的工作负担和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我国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主要采取的手段是单一式的行政手段。虽然行政手段具有效果快、无偿性、权威性、以及强制性等特点，但政府关注的重点还是效果快这一特点。很多政府官员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是提高自己的政绩，采用行政手段在短时间内取得治理效果，忽视了生态环境需要长期治理的特点。比如，汽车的单双号限行、高污染企业搬迁或是暂时停止生产等，这些都是短期的环境治理手段，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二、解决的对策
（一）提高政府人员与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我国政府人员与普通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明显不足，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提高与加强。第一，教育部门应将环境保护学习纳入教学内容中，在幼儿园、小学、中学中加设环境保护课程，从小培养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让其了解环境保护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进而树立环境保护观念，通过实际行为真正做到保护环境。同时，学生的环境保护教育还可以影响到其整个家庭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第二，我国成人人口占总人口的74.0%，占据了人口数量的大半部分。成人群体是环境保护的主力军，同时也是需要进行环境保护教育的主体。因为成年人的观念已经形成，要培养其环境保护意识具有一定的难度。可以通过开设免费环境保护课堂的方式对成年群体进行环境保护教育，或者在网上专门开通环境保护资源下载渠道，免费为广大群众提供环境保护学习资源。
（二）完善法律法规通过完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提高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在立法上保障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顺利开展。主要措施有：第一，用法律形式明确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义务与权利，采用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自己的力量，提高企业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第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执法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第三，国家应制定详细而又严格的处罚条例，加大对环境违反行为的检查与打击力度，健全环保部门的责任制度，对于环境违法情况，既要处罚违法人员或单位，还要对环保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罚，从而有效的减少环境违法现象。
（三）改善环境治理手段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还主要依赖政府的行政手段。政府通过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来强行进行环境治理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强制性的方式不但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抗心理，还会导致企业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大大降低。结合西方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在未来，我国可以采用经济手段来进行环境治理。比如，采取污染税制、自愿协议等。加强激励手段的运用，充分调动企业环境治理的热情，让更多企业自发的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中来。
三、结语
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篇7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旅游是一种既要保护自然环境，又要维护自然保护区当地人民生活的一种旅游活动。由于自然保护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的原始性极大吸引着人们的兴趣。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拥有高等植物333科1628属495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5种，二级保护植物25种。目前，已知的动物种类数量为5纲37目114科379属725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5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74种，此外，区内还有属伊洛瓦底江水系的五大江河。铜壁关保护区内众多古老生物类群和众多古老原始的动植物种类，为生态旅游的开发提供了极其优越的条件，同时，自然保护区内的环境保护工作也显得极为重要。
1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1.1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有效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
良好的资源和环境会充分吸引游客，在精心保护以及处在良好状态下的各种景观能更好地激发人们旅游的兴趣，能够有效带动旅游业的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为旅游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的消费方式的形成。国家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一定程度上有效提高了旅游业的发展水平。
1.2旅游业的良好发展可以促进资源和环境保护，促使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协调发展
（1）旅游业在资源消耗上较少，环境成本较低，对资源和环境很少产生直接的硬消耗，可有效促进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2）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代替一些资源消耗比较大的传统产业，有效降低污染的排放量，减少生态破坏。（3）旅游业可以有效促进生态脆弱贫困山区的环境保护。一般情况下，较为贫困的山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往往会破坏自然环境，比如，砍伐森林、过度放牧和砍伐等。发展生态旅游可以有效增加当地人们的收入，避免人们破坏环境行为的出现，从而使自然资源和资源环境得到有效保护。（4）生态旅游的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给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一些资金支持。生态旅游可以促进景区收益的增加，为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工作增加了一些资金投入，同时，有些地区发展旅游业还可以获得国家资金政策的扶持。同样增加了保护资源和环境的资金，使自然保护区拥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促进一些保护环境措施的有效实施。
2环境保护的有效策略
2.1完善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
因为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涉猎的范围较广，因此，需要一定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在遵守一些国家的法律，比如《中国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国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基础上，还要根据自然保护区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特点，制定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一些法律法规，使自然保护区的环境保护工作有法可依。在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前，明确开发步骤、目标以及各个部门的权责，使生态旅游的开展立足于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内。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以有效保护保护区内的各种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在开展生态旅游的同时，也要根据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法律法规，使环境保护工作有法可依、依法治理。
2.2建立科学的生态旅游规划
利用生态发展旅游，通过旅游保护生态，是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特性。因此，建立健全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规划，对保护环境和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生态旅游规划的制定要在全面了解保护区面积、功能以及保护对象等基础之上。比如，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应加强对龙脑香热带雨林极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应加强对国家珍稀动植物的保护以及对完整的山地垂直带景观和河流生态系统的保护。从而确保铜壁关在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同时，可以保证主要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得到有效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升。
2.3适度建设，避免盲目开发以有效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
以服从规划和高效利用为指导思想，使旅游建设的规模适应游人容量，加强改造和完善自然保护区内现有的管理设施以及野外保护设施等。同时，要保证旅游设施的建设和环境容许的限度相一致，避免过分盲目地开发。在旅游旺季游客比较多的时候，要充分利用当地农民所具有的土地和房屋资源进行一些其它旅游项目的开发，比如，可以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开发农家乐体验游、采摘游等。不但增加了当地人们的收入，丰富了生态旅游的内容，同时，还缓解了自然保护区内环境保护的压力。
2.4做到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
切实加强自然保护区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根据保护促进开发、开发促进保护的要求，促进生态建设产业化和旅游发展生态化以及经济发展全面化的协调统一发展。大力推行资源节约型和友好型生态旅游a业的发展。
2.5加强自然保护区的人才培养，提升其综合素质
发展生态旅游的前提是要处理好保护、建设以及发展的关系。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加大生态旅游人才的储备，加强人才体系的建设。不断加强对生态旅游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提升相关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使得生态旅游和生态环境保护能够得到共同提升。
2.6加强内部和外部部门的合作，共同促进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业态，还需要不断地创新和提高。因此，生态旅游业的发展需要相关内部部门相协调，共同合作，同时，还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和外界各部门的联系，加强各个机构部门的合作，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优势，从而提高旅游开发工作者的科研水平，使生态旅游的开发能够和生态环境保护相一致，实现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协调发展。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的相关管理部门也应加强本身内部各个部门的合作，从而更好地发现自然保护区内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关的管理措施，积极和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联系，不断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
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篇8
追求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的确立，是我们期待生态文明型社会“存在着或者能够实现一种有秩序、有效率和公平、正义的理想境界，并相信藉助于法的调整和规范，可以达到或接近于这种目标”。这种对法律理想的追求和对法律信念的坚守即是对法律的信仰。这种信仰会在法律制定、执行和司法过程中帮助人们做出与法律精神相符合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并在人们的价值判断或行为选择发生偏差时起到规制、矫正作用。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可以使公众更加深刻地理解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增强其遵守和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内驱力。对立法者而言，生态文明意识与法律精神的沟通融合，或者说生态文明意识的法律性内化，会使其更加迫切地追求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立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对执法者和司法者而言，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会促使其在着眼于合法性的同时，自觉关注生态上的合理性，保证生态保护红线相关法律的严格执行。这样在各方的合力下，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积极作用，推动环境正义的实现。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
1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一，保护优先，兼顾发展原则。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的“底线”，必须明确强调保护优先。当开发活动会损害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时，应以生态保护为重，宁可放弃一定的经济利益，也要保障红线区域生态功能的完整与稳定。但不能越生态保护红线的雷池半步，并不意味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允许有人类活动，对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和性质没有不利影响的开发活动是可以进行的，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更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第二，预防与治理并重原则。“预防”是生态保护红线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质，也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治理”则是指如果红线区域划定时已经存在一定的生态破坏或者环境污染，那么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对其进行治理和恢复。环境具有整体性特征，如若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仅仅着眼于预防，忽视红线区域内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可能造成红线区域环境质量的整体下降，甚至生态功能的丧失，使红线的划定失去意义。第三，科学规划，差异管理原则。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显著，因此必须科学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对不同类型的红线区域采取差异化管理。围绕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思路是科学规划原则的重要体现，既避免了列举式标准面对地区差异时的不适应性，也避免了定义式标准难以操作的问题。同时，科学规划还应注重与已有保护区、地区规划的衔接，重视跨地区协调制度的设计。差异化管理应当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展开，体现“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的差异化管理思路”。第四，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原则。社会整体理性来源于个体理性的交流、融合与相互矫正，由此产生的理性共识是法律权威的根本源泉。公众参与是法律得以良好制定的基础，也是法律得以有效执行和维护的基础。如果排斥公众参与，即使最为巧妙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必将沦为一纸空文。信息公开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只有当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具有充分的了解时，才能真正理性和有效地参与到相关工作之中。第五，权责明确，损害担责原则。权利和义务应当是相对的，有责无权，责任履行将趋于懈怠；有权无责，则容易造成权利滥用。尤其对于行政机关，当政府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不力，甚至故意违反相关制度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权责明确，特别是打破部分政府官员“无为而治”、“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心理，才能从源头上阻断违法行为的积累，避免积重难返进入恶性循环，保障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切实推行。
2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的主要制度
第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修改与退出制度。划定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施的基础，主要包括红线布局和范围确定两个方面。对于布局问题，应当首先厘清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在统筹已有规划的基础上加以确定。而范围问题，则应着重考虑生态缓冲区的划定。稳定性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应当对生态保护红线的修改与退出作严格限制。只有在确需修改或红线区域已彻底丧失生态服务功能时才能进行，且应由统一管理机关审批，并以寻找替代区域、不减损整体生态服务功能为原则。第二，生态保护红线的差异化管理制度。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依照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三种分类进行，明确了不同红线区域生态敏感度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差异，为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提供了依据。在分类划定的基础上，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性质，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保护标准和管理措施。尤其是要制定严格的活动准入规则，对于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功能定位的活动，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建立健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限制审批制度。第三，生态保护红线的监测与监管制度。对红线区域生态状况的监管极其复杂，想要准确了解区域生态状况，必须动态掌握水、空气、土壤、生物等诸多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必须依赖于环境监测。环境监测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测结论的客观准确；环境监管也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管的切实有效；而监测是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当建立监测与监管紧密结合的独立监管平台，形成以技术为支撑、独立性为保障的监测与监管制度。第四，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针对当前地方政府怠于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申请信息公开困难重重的状况，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建立对政府信息公开不力的追责机制。对依法应当公开、依法申请公开而不公开的，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并依法代为公开。在此基础上，加强环保法律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保障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监管等过程参与的有效性，使公众的意见建议真正对行政机关的决策产生影响。第五，生态保护红线的越线追责制度。生态保护红线一旦划定，就不能任意触碰和僭越。越线者，无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还是行政机关，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相互衔接的法律责任体系。尤其对于另外，为避免“拍脑袋”决策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应当建立终生追责制，使相关责任人承担无限责任，真正起到“不可越雷池一步”的警示作用。发挥环境标准在生态保护红线中的支撑作用生态保护红线需要环境标准的支撑生态保护红线的复杂性。第一，不同于针对单一要素的红线制度，对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估需要动态考虑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决定了“一刀切”式的环境标准很难适用于所有红线区域；更困难的是调整地区间的利益分配，保障不同红线区生态保护的整体性。总之，生态保护红线兼有要素的复杂性和区域的复杂性，构成了一张横向与纵向、静态与动态相互交织的联系网络，形成了其复杂性的特点。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法律的强制力是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到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转化需借助环境标准完成。因为立法资源有限，法律、行政法规往往只对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授权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标准，作为具体明确判别合法与否的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在环境保护领域，这一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即为环境标准。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法律需要在环境标准的支撑下实现对行为性质的判断与量度；同时，法律的强制性通过环境标准传递到生态保护红线中，使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得以实现。
3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现状
41年来，我国环境标准“发展丰富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依据、行为规范和技术方法，在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引领环境乃至经济社会管理，‘倒逼’产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提供环境监测、评价、监督、管理等工作基础性、技术性工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也存在着滞后性、缺乏系统观念、地区针对性不足等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使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难以形成有效支撑。滞后性主要体现在滞后于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40多年来，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从点源控制到综合管理，从污染者付费到肇因者负担，从谁开发谁保护到受益者补偿，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再到全过程控制，理论的更新推动着环境保护法学的不断完善。环境标准作为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关键连接点，却严重滞后于环保理论的发展。这一情况突出体现在污染物控制上，虽然我国在污染的全过程控制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环境标准对全过程控制的支撑却明显不足，大量环境标准仍停留在末端治理阶段。缺乏系统观念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和制定思路两个方面。管理体制上，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复杂，缺乏有效的管理战略和政策系统，导致环境标准之间缺乏协调性，不同类型环境标准常常无法衔接，甚至相互抵触。制定思路上，现行环境标准的制定过于重视技术标准，而忽视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从技术标准为出发点制定而形成的环境标准体系难免顾此失彼，虽然体系庞大但难以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和灵魂”，造成了环境标准体系的零散，难以发挥体系的合力。地区针对性不足主要体现为地方环境标准制定的不合理性。有限的立法资源决定了国家环境标准必然有其局限性，需要地方环境标准对其进行补充。地方应以国家环境标准为基础，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针对性标准，实现对地区生态的有效保护。但在现实的环境标准制定中，“以GDp论英雄”滋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常常使地方环境标准表现出一种难以克服的“惰性”——不顾地方实际情况和需要，一味照搬国家标准。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我国现行环境质量标准主要针对单一环境要素，这种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也存在着忽视生态环境整体性的问题。某一区域水体、空气、噪声、土壤等环境要素质量的达标，并不必然表示该区域生态环境的状况良好。再者，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现行环境标准不可能对影响生态环境的所有环境要素都作出规定，仅通过相互分离的环境要素监测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割裂了要素间的关联性，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
4强化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
第一，体现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支撑综合管理和全过程控制。环境问题的显现、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环保实践的检验推动着环保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环境标准转化为环保工作的真实效能。最新的环保理论认为，环境保护的实质是综合性的环境管理，既包括对污染物排放、开发活动和环境质量的监管，也包括对生态功能的监测与保护，其中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应当实行全过程控制。因此，应当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对环境综合管理和污染全过程控制进行支撑，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增强系统观念。管理体制上，对现有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进行整合，针对环境标准的制定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标准制定体系，细化部门职能，确立部门间沟通合作机制，最大程度地保证制定体系的高效运转及不同环境标准间的协调一致。制定思路上，在重视技术性的同时，加强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以人为本，关注对生命健康权和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以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或损害生态功能的完整性作为确立环境标准指标的依据。第三，加强对地方环境标准的规制。要求地方环境标准的制定与当地GDp相挂钩，GDp越高则地方环境标准应当越严格，克服地方环境标准的“惰性”，使地方官员无法以粗放型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或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来换取GDp的上涨。同时，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相配合，更好地发挥地方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作用。第四，建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参照我国现行环境标准体系，生态环境标准应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标准、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标准、生态环境基础标准和生态监测方法标准，涉及生物量、土壤侵蚀模数、河流泥沙含量、河川径流年内变差等指标，且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具有差异性，因此需要积极推进相关基础研究的发展。生态环境标准注重对区域环境生态功能的考察，可以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状况进行动态化评估，同时避免了限定人类活动类型、数量、范围等静态规制方式与环境承载力具有弹性之间的矛盾，因而可以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三、结语
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篇9
关键词：生态法益；刑法；法益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环境保护的效果、生态建设的成果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刑法对于生态法益的保护存在这样一种矛盾，即在对于生态法益保护的过程中存在执法严格却没有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前段时间，一则“大学生掏鸟”而被判十年重刑的新闻使得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事情的缘由是河南的一名大学生在暑期，因与他人共同猎捕16只鹰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判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而被一审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①该案是因为本案是否刑罚过于太重而引起热议，认为就是因为捕猎了16只鹰隼就判处10年徒刑，但是该案却引发另一个问题就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刑法对生态法益的有效保护，如何有效的利用刑法保护生态法益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二、生态法益概述
法益（Legalinterest，德文Rechtsgut），即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和价值；刑法法益，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和价值。②法益需要从三个方面去界定，一是现有法律条文有哪些？二是这些法律保护的对象是什么？三是保护的利益是什么？③只有从这三方面去解释，才能得出法益的科学内涵。因此对于生态法益的界定我们需要从上诉三个方面对生态法益进行限定。对于保护法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护资源环境为例，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多部法律法规涉及保护环境资源。所以在保护资源环境中我国法律是有对该法益的保护的。对于保护的对象在制定法律法规时，首先要明确法律法规保护的对象，对于上述法律来说保护的对象就是环境资源，如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最后法益利益的内涵。在使用法律法规保护生态环境时，首先要分析保护生态环境的利益是什么。以环境资源为例，我们保护的利益就是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通过上述分析，生态环境法益是受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保护的利益，保护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大气、水和土壤等生态本身，保护的利益是维护生态环境在“时间、空间和承载”三维尺度上的自然规律免遭破坏。
三、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及其效果
（一）生态法益刑事立法保护的必要性
虽然我国刑法已经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迈出了生态法益保护的重要一步，但与日益严重的生态保护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相比，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的道路才刚刚开始，诸多侵害与威胁生态法益的行为还没有受到刑法的规制。生态遭受破坏与责任主体的责任还没有形成一个平衡，并且随着生态法益主体多元、内容丰富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除“污染环境”外，其它类型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也将凸显出来，比如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严重虐待或侵害动物的行为、严重破坏气候的行为等。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建立起来的以“污染环境”行为规制为主、其它侵害生态法益行为的规制相配合的立体化生态法益刑事立法体系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对于生态法益受侵害后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二）生态法益刑事立法的效果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法益也处于变动之中，新的法益不断生成。对于良好生态环境需求的正当性越来越得到法律的认可，公民在生态环境领域享有的利益应被法律所保护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公民个人的法益中不仅包括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等传统法益，也还应包括生态法益。而刑法作为最有效的保护手段之一。其在保护生态法益中有着独特的效果。
刑法的目的是在于保护法益其本质就是法益保护法，并且刑法保护生态法益主要是对人的正当利益的保护。对人类而言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多种属性，能满足其多种需要。但不同的利益或需求在实现时往往针对同一种环境要素或环境要素的同一种功能，致使环境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之间、生态功能相互之间发生冲突。而刑法以保护人之权益为首要出发，在法益保护上也以保护人的法益为主要目的，通过刑法手段保护生态法益是对人在生态领域的正当利益的保护，这既是刑法在法益保护上的正常逻辑，也是生态文明先进国家刑法已经或正在承担的使命。充分体现了刑法对生态法益保护的成效。④
四、完善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
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是实现生态文明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国家所必然经历的过程。加强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促进刑事立法的生态化是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的起点，也是生态法益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支点。
（一）完善生态保护的刑事立法
虽然我国刑法已经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纳入法律规制，迈出了生态法益保护的重要一步，但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的道路才刚刚开始，诸多侵害与威胁生态法益的行为还有待刑法规制。
（二）优化保护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规制
生态法益与其它类型法益既存在紧密联系也存在重大差别。作为一种新型法益，生态法益与传统的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具有紧密联系。⑤以上述“大学生掏鸟”案为例，刑法对非法捕猎、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刑罚设置过重。刑法忽视了破坏动物资源的犯罪侵犯的动物法益具有可修复性的特点。笔者认为：对于此类犯罪，不能一味注重严厉的人身罚，而要注重添加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罚，并把这些财产用于动物法益的修复。”因此，在生态法益保护的法律资源配置上，我国刑法还存在着较大的优化空间。
（三）加强生态法益的刑法司法保护
我们知道刑法目的的实现不仅包括刑事立法对相关利益保护的法律设定，还包括通过有效的刑事司法使法益保护得以实现，因此有效的刑事司法对于生态法益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生态法益的刑法司法保护也是生态法益刑事保护的重要一环。（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解：
①参见（2014）辉刑初字第409号刑事判决书
②参见杨春洗苗生明：《论刑罚法益》，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12页。
③参见陈珊利子平：《生态环境法益探微》，载《求索》2015年第5期，第82页。
④焦艳鹏：《生态文明视野下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91页。
⑤焦艳鹏：《生态文明视野下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94页。
参考文献：
[1]焦艳鹏：生态文明视野下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J]，法学评论，2013（3）.
[2]杨春洗苗生明：论刑罚法益[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
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篇10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十七大已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建设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我国自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村镇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村镇生态环保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经历了起步阶段到停滞阶段，再到恢复和发展阶段，然后是工程化和国际化阶段，最后是快速发展阶段。生态农业建设、环境保护和绿色食品生产得到了重视和加强，促使我国农业经济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
二、我国村镇生态环保政策和制度的变革
（一）起步阶段（1949年至“”初期）
我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经济效益有了较大提高。与此同时，国家在保护和改善村镇生态环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在法规建设方面还没有提出专门的村镇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但在国家的一些重要文献中做出了相关规定。如1957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护暂行纲要》中，就包含了一些村镇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推动了村镇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在农村兴修水利、道路建设、植树造林、防治水土流失、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村镇居民身体健康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二）停滞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
该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村镇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在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对经济发展改变了原来稳步发展的战略，实行一种急于求成的冒进战略。如大炼钢铁，滥挖滥采矿产资源，严重破坏了村镇生态环境。尤其是一段时期，关于村镇等领域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和否定。农业生产方面，在当时极左的思想引导下，推行“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等政策，全国各地大规模开垦荒地，大片毁林、毁草开荒造田，我国森林和草原生态状况急剧恶化，破坏了农业生产生态系统，导致了生态环境恶性循环。
以总理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以及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给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折点。197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拉开了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序幕。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重点讨论、研究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的10条措施，同时，国务院制定并公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若干规定》。随后，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等一系列条例、规定和标准。1974年，国务院及大多数省市分别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环保机构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从1974-1976年，在污染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全国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整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时，也为全国村镇生态环境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恢复和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
该时期，村镇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许多相关法律法规在这一时期出台。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订的我国《宪法》，第一次对环境保护做出了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为今后我国环境保护和环境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时期。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明确了环境保护的对象和任务，将农村列为法律保护的环境要素。1983年12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发展，并提出到20世纪末乡村环境和城市环境一起达到清洁、优美、安静的目的。为此，国家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1983年1月11日，国务院决定停产六六
六、滴滴涕的生产和使用。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1983年6月召开了全国县（区）环境保护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出选择无污染、低污染工业的工业产品结构，注意合理布局，制止污染转移和对有污染工业实行“三同时”规定等经验。根据这些经验，国务院及时做出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决定》，将乡镇企业环境管理正式列入国家工作。1984年5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广生态农业，防止农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山区25度以上的坡耕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牧，以发挥地利优势。口粮不足的，由国家销售或赊销”。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止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溃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素”。此外，国务院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保护村镇生态环境的法规。如《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村镇规划原则〔试行〕》、《农药登记规定》、《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水土保护工作条例》、《渔业法》等，村镇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有了明确的政策法规依据，我国村镇生态环保工作进入到恢复和发展阶段。
（四）工程化和国际化阶段（20世纪末10年）
20世纪末，我国村镇生态环保进入到了工程化和国际化阶段。1991年6月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是全国自然资源保护法规之一，用法律形式将水土保持工作固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颁布后14个月，国务院颁布了《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同时，各省也先后制定并出台了配套法规，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贯彻执行进入到可操作阶段。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为我国的村镇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法律保障。
1993年国家环保局公布了《乡镇企业污染重点控制行为和重点区域名单》，将18个行业列为重点控制的污染行业，并根据污染轻重和危害大小，分为禁止从事生产的行业、严格限制的行业、重点控制的行业，437个县市区镇被列为重点污染区域，其重点地区有159个。1994年，农业部决定在全国4亿公顷草牧场上推广内蒙古阿鲁科乐沁旗有偿使用草场的经验，有25个省区约7200万公顷草地范围落实了不同形式的草地有偿承包责任制。
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和沙尘暴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加上由于粮食的连年丰产等因素，促使国家最终启动了退耕还林工程。2000年中央2号文件将退耕还林列为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要点之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工作方案》实施。其中规定2000年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14个省、区、市以及兵团进行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同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退耕工作要明确责任，完善政策，健全种苗供应机制，严格检查监督，确保质量。
这一时期，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并下发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农村经济司的《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一文，对我国农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我国世纪优先发展项目计划也将涉及改善生态环境的项目放于首位，如特别重视工业、农业发展及能源建设中的环境无害化技术与示范项目，优先安排环境污染控制、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方面的重大项目。期间，我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村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如五大生态工程、灭荒工程、治沙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草地建设、小流域治理等。
（五）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我国村镇生态环保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十五”期间，先后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把加强村镇生态保护和建设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自然生态恢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村镇生态保护监管与执法工作得到加强。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107个地区开展了生态环境监察试点工作，印发了《关于加强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工作的意见》，加大了对村镇的生态监管与执法检查力度，村镇环境污染防治得到重视。国家环保总局先后印发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联合建设部颁布了《小城镇环境规划编制导则（试行）》，制定了《有机食品技术规范》和《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管理规定（试行）》，会同商务部等11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命名了一批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十一五”期间，我国大力开展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强化农产品产地环境监管，综合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巩固推进生态示范创建工作。计划到2010年，基本摸清全国土壤环境污染状况，初步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重点区域农村面源污染、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措施得到有效落实；省、市、县、乡镇和村相应级别的生态示范创建活动深入开展，资源开发活动的生态保护监管能力进一步加强，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得到提高，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为人们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提供坚实的生态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