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1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基本法，法学界多将与此类似的内容称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相关表述有：“我国1979年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重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的一部综合性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的所有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环境保护规范，环境保护法律系中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适应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综合性而出现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原则、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基本规定，其特点是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规范。”故在我国一般将《环境保护法》视为基本法范畴，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法其一般只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和重大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实施法，综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当多的具体法律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界限，实际上基于此法制定的背景而更突显了污染防治法之浓厚色彩。
为此，作为一部完整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应将其中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删去，保留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并相应地增加立法宗旨，相关概念界定，环境资源法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及有关机关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等等，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我国《环境资源基本法》的体系应包括：1、立法宗旨：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环境与资源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地区要素中的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和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3、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资源开发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原则；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获利者付费原则；群众参与原则等；4、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举报、监督制度、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制度等5、自然资源开发者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污染者治理污染的义务；6、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资源管理的权限划分，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权责，环境资源管理的监督；6、生态保护的特别规定；7、环境资源主体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8、涉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特别规定。包括参加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约、条约和协定、与国际上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组织和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和交流；9、违反环境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向环境排放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使得环境化学、物理、生物等性质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破坏了生态平衡或者危害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公害主要指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一种社会性危害。可以说环境法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污染现象的出现，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工厂与城市的公害事件就不断涌现，而突出的“公害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1962年，美国科学家卡逊女士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则深深地提醒世人警惕过度使用农药的恶果。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环境法的研究也正于此而愈发繁荣。
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更是严峻，考察我国97到99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同样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污染的状况愈发严重。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多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相当多的城市水、气、声、土壤环境污染仍较严重；中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面源污染日益突出，辽河、海河污染严重，准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1999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01亿吨，比上年增加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97亿吨，比上年减少4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204亿吨，比上年增加10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1999年我国近岸海域海水污染严重，近海环境状况总体较差，海洋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大气环境污染仍然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少数特大城市属煤烟与汽车尾气污染并重类型；酸雨污染范围大体未变，污染程度居高不下，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占用大量土地，并对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故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的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环境法的重要内容。
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是指调整在预防、治理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当前，根据我国污染物存在的形态，我国污染可分为如下三个类型：（1）以液态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湖泊、河流等淡水污染和海洋污染；（2）以固体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农药污染及有毒化学物品污染；（3）以气态形式或依气体为媒介的污染，包括大气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和光污染。（4）其它公害污染。相应地，调整这些污染及公害防治法的体系可以分为：液态污染防治法、固体污染防治法、气态污染防治法及公害防治法四个部分。
1、液态污染防治法
液态污染防治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包括基本的水污染防治法、江、河流域、湖泊的水污染防治法、生产过程的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有水污染及防治的标准规定等。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暂行条例》；《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制订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等。
2、固体污染防治法
固体污染防治法涉及固体污染物防治法，包括固体污染物防治管理体制，固体污染物监督管理，固体污染综合利用制度；工业固体污染物的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法；危险污染物防治法；固体污染物的污染控制标准法；禁止境外固体废物入境管理法等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的通知》、《生产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工业固体废物十一种污染成分污染控制标准》、《有色金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含氰污染物控制标准》、《关于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
3、气态污染防治法
气态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对大气污染法的管理体制和监督管理，生产过程大气污染的防治，废气、粉尘、和恶臭污染的防治法、废气排放标准法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包括：噪声防治的管理体制，防止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环境噪声的标准、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以及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噪声污染防治法》、《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试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
4、公害防治法
公害污染是指对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三大类：化学物质、农药、放射性物质等。许多国家都对这三类物质的控制和防治进行立法。我国公害防治法包括：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管理法、农药管理法、放射性物质管理法、电磁辐射管理法等。例如：《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防止含多录联苯电力装置加强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农药安全使用规定》、《农药登记规定》、《农药登记审批办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试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放射环境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事故管理规定》、《核电站放射卫生防护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电磁辐射环境办法管理办法》、《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等。
三、自然资源法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自然要素。为土壤、水、矿物、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等。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从法律上来说，是指能够供人们生产或生活中利用并作为所有权、使用权客体的自然物质，目前一般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野生动植物）、海洋资源、草原资源、风景名胜资源等。”不管如何，都突出了自然资源的价值所在，但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人们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认识自然资源。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大国，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又是一个人口泱泱大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正基于前期人们从经济利益考虑而造成自然资源状况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水土流失，沙漠化威胁严重，耕地锐减，农业分摊水量降低，城市严重缺水，森林覆盖率萎缩，草地退化，物种濒危面扩大，矿产、能源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明显，如何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目前，已有学者就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自然资源角度、法律角度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必要性，认为制定自然资源（基本）法势在必行，并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现实条件、立法方案及框架方案等，自然资源（基本）法的制定迫切性也正反映了自然资源法在环境法中的重要位置。
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用、利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各种资源法组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构成。自然资源法保护对象即自然资源，其调整的是公民、法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改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针对的是现有的资源环境，贯穿于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改善的全过程之中。这些社会关系，则包括资源权属关系、资源流转关系、资源管理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自然资源均为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内在有机联系便使其构成统一的整体，首先，在存在形态上是相连的，森林、草原、矿藏、水都依附于土地之上或蕴藏于土地之下；其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连锁性、结构性的变化效应，并形成各种资源的多种功能。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不仅从个别资源的效益出发，还必须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必须要求一部自然资源母法来规范，协调相关的子法，使立法、执行、守法和司法各个环节达成一致，实现整体自然资源系统的高效运作，该母法正是目前学界探讨的轰轰列列的自然资源基本法。自然资源法的体系包括自然资源基本法和自然资源部门法两部分组成。
自然资源基本法应将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其中，将自然资源法中共性的规定进行规范。其中包括：自然资源法的立法宗旨：确保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及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的原则：对自然资合理、适度开发的原则，源综合勘探、开发和利用原则，自然资源利用与营造相结合原则，自然资源保护原则；自然资源的保护范围；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主体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责；自然资源的公众保护；自然资源的国际保护和合作开发；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等。
我国自然资源部门法的体系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生物资源法》（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旅游资源法》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实施条例和规章等。
四、生态环境保护法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远没遏制住，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低其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毁林开垦、陡坡种植、围湖造田等加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而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而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完善已成为时代的任务。
生态环境法是环境资源法体系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强调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全局保护，保持生态（包括物种）的多样性，达到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和兴起源自人们对生态学的认识之发展，生态学“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随着二战后国际生态科学蓬勃发展，至60年代，生态系统生态学成为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动态与演替，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理的生态学科），它的出现使生态学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改观，生态系统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是人类认识自然生态的系统的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对该学科的深入了解和学习，满足了社会在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下，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该学科与法学的结合，在时代的蕴育下，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法应运而生。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出现充实了现代环境法的内容，“现代环境法是在环境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这些都是传统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所不能企及的。”
生态环境保护法之所以必须得以提出和构建，盖系本世纪以来，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生态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尽管科学和技术在过去的100年里获得了突发猛进的发展，却正是20世纪新技术的发展成为导致生态衰败的祸首，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的衰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究其原因，唯“技术只重视处理分离部分的方法，即分解论方法，生态系统恰恰与技术不同，生态系统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划分成可随意处置的几个部分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在于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处理方式之不同使得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正确处理方法，使生态环境保破坏愈演愈烈，而生态环境保护法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概念及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生态环境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称谓上，生态环境法与环境法并不对立，所谓生态环境法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因而生态环境法亦可简称为环境法。”这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法最大化的解释，也即实际上为环境法，这个概念实际上跟俄罗斯法学界对“生态法”的界定相类似.
本文此处所指生态环境保护法系指调整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整体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以及特殊自然环过程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为生态环境保护法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态学密切相关，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法里必然要体现和遵守相关的生态规律，如物物相关规律、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规律、多样稳定规律、物质能量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等等。它通常是在各个自然资源法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部门，有时往往要通过土地法、水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部门来实现，这些法律部门相互联系、有机配合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生态环境法的重要内容，但生态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仍各不失其独立性，二者有质的区别。
生态环境建设要求防止土地资源的被破坏（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多基于此）、水土得以保持，防治沙化、水资源污染的防治以及发展生态农业，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确保有限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更要坚决杜绝掠夺性、破坏性经济营，严格控制环境污染，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必须防止资源开发正在造成的生态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有效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趋势。我国环境法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我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国务院在2000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印发了国家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结合前述我国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我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国务院印发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法组成。
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宗旨。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合作战略，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原则，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原则，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原则等。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内容：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生态环境保护负责。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级环保部门做好综合协调与监管工作；计划、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建设等部门，要加强自然资源考核和规划和管理，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审计制度。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包括：重要生态功能区（包括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重要渔业水域等）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省级及地（市）级的生态功能区，跨省域和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跨地（市）和县（市）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采取的保护措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和监督。
对重点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森林、草原资源开发利用、生物物种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和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
对生态良好地区特别是物种丰富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一批新的自然保护区。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保护公共绿地和生态用地，开展公共绿化和家庭绿化，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治理。加大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农业县的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支持能力，鼓励科技创新，加强生态科技经费的投入，推动生态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完善生态破坏的举报和听证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处罚制度。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经济赔偿和刑事处罚。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部门法包括：国土防治法、土地荒漠化防治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自然遗迹保护法、人文遗迹保护法和国家公园保护法、风景名胜区保护法、防洪减灾法，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有森林生态环境保护法、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另外还有全局性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法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等。
五、涉外环境资源法
环境资源法的体系还应包括涉外环境资源法。因为目前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所谓国际环境问题，又称全球环境问题、地球环境问题或人类环境问题，是指超越一国国界的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国际化的产物。
当前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耗损）、酸雨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淡水短缺、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和破坏、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等。国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并导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设立，大大推动了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在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发出了建立起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口号，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保护的新开端。
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必然是参与解决国际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力量，我国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和有关公约的制订。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我国发起并召开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环境部长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等。我国在与他国共同处理国际环境资源问题、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属我国涉外环境法调整的内容。因此，涉外环境资源法是指调整我国与他国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遵守国际环境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的国际合作与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等。
关于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这方面我国目前较薄弱，我国法律对这方面的规定仅在《宪法》中涉及涉外环境保护的内容，《环境保护法》中涉及的有关条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涉及的涉外环境保护条款，还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涉外环境资源法，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在制订涉外环境资源法中，须贯彻我国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包括经济全球化必须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的原则；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处理环境问题应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国际间合作保护全球环境资源的原则等。
涉外环境法要充实的内容还需制定和实施与iSo14000环境体系相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应我国国情的绿色关税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生态标志认证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检疫制度等环保市场准入制度。此外还需对我国一些陈旧环保制度和措施进行改革，取而代之国际先进的环境保护措施，如污染权交易制度、总量排污收费制度。这些都为涉外环境法制建设的“重头戏”。再者，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又会面临发达国家要求我们多承担保护全球环境之责的更大压力，从而使我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难度不断增加，加大了我国涉外环境法的执行难度。这些都需要涉外环境资源法加以研究解决。
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据有关资料，至1999年5月，我国与美国、日本、朝鲜及各周边国家签订了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25项，包括环境保护的合作议定书、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美利坚合众国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环保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
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据统计至1999年5月，我国已经参加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约50多项。其中涉及臭氧层保护公约例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气候变化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生物多样性变化公约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公约例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公约例如《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等；核污染防治公约例如《核安全公约》等；南极保护条约例如《南极条约》等；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危险废物控制公约例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等；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管理公约例如《化学品在工作中的使用安全公约》等；环境权的国际法规定公约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其它国际条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关于例如《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等。这些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约，构成了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体系的主要内容。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2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环境资源法、环境资源法体系
按马克思法哲学的观点，法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更确切、通俗地说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必然要导致法的变化。“‘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说明和谐法体系建立后，一旦出现新的法律关系，必然要求建立新的法律部门。环境资源法是从经济法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部门法。
环境资源法作为一门新兴法律部门，其涵盖内容之变化亦源自社会环境与资源问题的不断增现和变化。一如日本环境法的发展历史，由最初于1967年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基于二战后严重的公害事件在日本各地的发生和1972年《自然环境保全法》来保护自然环境，到1977年考虑由于发展经济而继续大规模地开发土地，环境破坏加剧之事实而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再到九十年代不仅是防止工厂公害和保护珍贵的自然问题，而且扩大到从汽车公害、城市乱排水问题、废弃物处理，到地球温暖化、沙漠化、热带雨林破坏等影响到地球环境问题，并且公害的质也发生了变化，故制定了《环境基本法》以完善其环境法律体系；而迄1997年因焚烧废弃物设备释放毒气引起强烈的社会不安，遂于短期内制定了如《有机氯化合物剧毒气类对策特别措施法》等相关环境标准，并于2000年1月施行.可见环境法内容、体系的变化跟经济发展、社会环境问题及人们的认识是休戚相关的，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吸收、借鉴国内外环境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认识，确立我国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应由环境资源基本法、污染及公害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涉外环境资源法五大部分构成。
一、环境资源基本法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基本法，法学界多将与此类似的内容称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相关表述有：“我国1979年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重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的一部综合性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的所有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环境保护规范，环境保护法律系中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适应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综合性而出现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原则、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基本规定，其特点是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规范。”故在我国一般将《环境保护法》视为基本法范畴，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法其一般只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和重大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实施法，综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当多的具体法律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界限，实际上基于此法制定的背景而更突显了污染防治法之浓厚色彩。
为此，作为一部完整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应将其中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删去，保留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并相应地增加立法宗旨，相关概念界定，环境资源法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及有关机关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等等，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我国《环境资源基本法》的体系应包括：1、立法宗旨：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环境与资源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地区要素中的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和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3、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资源开发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原则；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获利者付费原则；群众参与原则等；4、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举报、监督制度、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制度等5、自然资源开发者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污染者治理污染的义务；6、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资源管理的权限划分，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权责，环境资源管理的监督；6、生态保护的特别规定；7、环境资源主体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8、涉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特别规定。包括参加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约、条约和协定、与国际上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组织和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和交流；9、违反环境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向环境排放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使得环境化学、物理、生物等性质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破坏了生态平衡或者危害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公害主要指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一种社会性危害。可以说环境法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污染现象的出现，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工厂与城市的公害事件就不断涌现，而突出的“八大公害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1962年，美国科学家卡逊女士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则深深地提醒世人警惕过度使用农药的恶果。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环境法的研究也正于此而愈发繁荣。
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更是严峻，考察我国97到99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同样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污染的状况愈发严重。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多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相当多的城市水、气、声、土壤环境污染仍较严重；中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面源污染日益突出，辽河、海河污染严重，准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1999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01亿吨，比上年增加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97亿吨，比上年减少4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204亿吨，比上年增加10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1999年我国近岸海域海水污染严重，近海环境状况总体较差，海洋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大气环境污染仍然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少数特大城市属煤烟与汽车尾气污染并重类型；酸雨污染范围大体未变，污染程度居高不下，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占用大量土地，并对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故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的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环境法的重要内容。
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是指调整在预防、治理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当前，根据我国污染物存在的形态，我国污染可分为如下三个类型：（1）以液态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湖泊、河流等淡水污染和海洋污染；（2）以固体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农药污染及有毒化学物品污染；（3）以气态形式或依气体为媒介的污染，包括大气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和光污染。（4）其它公害污染。相应地，调整这些污染及公害防治法的体系可以分为：液态污染防治法、固体污染防治法、气态污染防治法及公害防治法四个部分。
1、液态污染防治法
液态污染防治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包括基本的水污染防治法、江、河流域、湖泊的水污染防治法、生产过程的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有水污染及防治的标准规定等。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暂行条例》；《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制订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等。
2、固体污染防治法
固体污染防治法涉及固体污染物防治法，包括固体污染物防治管理体制，固体污染物监督管理，固体污染综合利用制度；工业固体污染物的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法；危险污染物防治法；固体污染物的污染控制标准法；禁止境外固体废物入境管理法等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的通知》、《生产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工业固体废物十一种污染成分污染控制标准》、《有色金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含氰污染物控制标准》、《关于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
3、气态污染防治法
气态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对大气污染法的管理体制和监督管理，生产过程大气污染的防治，废气、粉尘、和恶臭污染的防治法、废气排放标准法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包括：噪声防治的管理体制，防止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环境噪声的标准、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以及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噪声污染防治法》、《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试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
4、公害防治法
公害污染是指对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三大类：化学物质、农药、放射性物质等。许多国家都对这三类物质的控制和防治进行立法。我国公害防治法包括：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管理法、农药管理法、放射性物质管理法、电磁辐射管理法等。例如：《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防止含多录联苯电力装置加强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农药安全使用规定》、《农药登记规定》、《农药登记审批办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试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放射环境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事故管理规定》、《核电站放射卫生防护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电磁辐射环境办法管理办法》、《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等。
三、自然资源法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自然要素。为土壤、水、矿物、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等。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从法律上来说，是指能够供人们生产或生活中利用并作为所有权、使用权客体的自然物质，目前一般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野生动植物）、海洋资源、草原资源、风景名胜资源等。”不管如何，都突出了自然资源的价值所在，但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人们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认识自然资源。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大国，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又是一个人口泱泱大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正基于前期人们从经济利益考虑而造成自然资源状况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水土流失，沙漠化威胁严重，耕地锐减，农业分摊水量降低，城市严重缺水，森林覆盖率萎缩，草地退化，物种濒危面扩大，矿产、能源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明显，如何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目前，已有学者就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自然资源角度、法律角度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必要性，认为制定自然资源（基本）法势在必行，并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现实条件、立法方案及框架方案等，自然资源（基本）法的制定迫切性也正反映了自然资源法在环境法中的重要位置。
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用、利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各种资源法组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构成。自然资源法保护对象即自然资源，其调整的是公民、法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改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针对的是现有的资源环境，贯穿于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改善的全过程之中。这些社会关系，则包括资源权属关系、资源流转关系、资源管理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自然资源均为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内在有机联系便使其构成统一的整体，首先，在存在形态上是相连的，森林、草原、矿藏、水都依附于土地之上或蕴藏于土地之下；其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连锁性、结构性的变化效应，并形成各种资源的多种功能。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不仅从个别资源的效益出发，还必须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必须要求一部自然资源母法来规范，协调相关的子法，使立法、执行、守法和司法各个环节达成一致，实现整体自然资源系统的高效运作，该母法正是目前学界探讨的轰轰列列的自然资源基本法。自然资源法的体系包括自然资源基本法和自然资源部门法两部分组成。
自然资源基本法应将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其中，将自然资源法中共性的规定进行规范。其中包括：自然资源法的立法宗旨：确保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及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的原则：对自然资合理、适度开发的原则，源综合勘探、开发和利用原则，自然资源利用与营造相结合原则，自然资源保护原则；自然资源的保护范围；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主体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责；自然资源的公众保护；自然资源的国际保护和合作开发；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等。
我国自然资源部门法的体系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生物资源法》（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旅游资源法》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实施条例和规章等。
四、生态环境保护法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远没遏制住，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低其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毁林开垦、陡坡种植、围湖造田等加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而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而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完善已成为时代的任务。
生态环境法是环境资源法体系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强调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全局保护，保持生态（包括物种）的多样性，达到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和兴起源自人们对生态学的认识之发展，生态学“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随着二战后国际生态科学蓬勃发展，至60年代，生态系统生态学成为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动态与演替，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理的生态学科），它的出现使生态学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改观，生态系统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是人类认识自然生态的系统的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对该学科的深入了解和学习，满足了社会在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下，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该学科与法学的结合，在时代的蕴育下，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法应运而生。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出现充实了现代环境法的内容，“现代环境法是在环境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这些都是传统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所不能企及的。”
生态环境保护法之所以必须得以提出和构建，盖系本世纪以来，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生态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尽管科学和技术在过去的100年里获得了突发猛进的发展，却正是20世纪新技术的发展成为导致生态衰败的祸首，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的衰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究其原因，唯“技术只重视处理分离部分的方法，即分解论方法，生态系统恰恰与技术不同，生态系统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划分成可随意处置的几个部分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在于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处理方式之不同使得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正确处理方法，使生态环境保破坏愈演愈烈，而生态环境保护法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概念及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生态环境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称谓上，生态环境法与环境法并不对立，所谓生态环境法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因而生态环境法亦可简称为环境法。”这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法最大化的解释，也即实际上为环境法，这个概念实际上跟俄罗斯法学界对“生态法”的界定相类似.
本文此处所指生态环境保护法系指调整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整体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以及特殊自然环过程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为生态环境保护法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态学密切相关，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法里必然要体现和遵守相关的生态规律，如物物相关规律、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规律、多样稳定规律、物质能量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等等。它通常是在各个自然资源法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部门，有时往往要通过土地法、水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部门来实现，这些法律部门相互联系、有机配合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生态环境法的重要内容，但生态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仍各不失其独立性，二者有质的区别。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3
【关键词】水污染防治；问题；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思路
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10条35款，共238项具体措施，提出了6类主要指标，26项具体要求，明确了38项措施的完成时限，并要求各地方政府要于2015年底前制定并公布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但如何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则需要科学部署、统筹规划。以下就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水污染防治工作思路进行简要分析。
1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1.1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九龙治水，管理分散。国务院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涉及到31个部门，虽然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但有牵头部门，有参与部门，这样就形成了管理交叉。如建设部门负责市政给排水管网与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农业部门负责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水利部门负责水资源保护，国土部门负责地下水资源监测，环保部门负责更多的则是水污染物的减排。此外，还有发改委负责重点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海洋部门负责海洋污染的监管，工信部门负责工业水污染防治，交通部门负责航运污染防治等。可以说，水污染治理领域才是真正的“九龙治水”。“九龙治水”的结果往往是，当水污染治理资金下拨时，会出现一些部门争抢资金的情况，一到落实责任时，则出现相互推诿的局面，最终使得“交叉变成了真空”。虽然水十条对目标考核明确了责任，但如果国家考核力度不到位，负总责的地方政府不重视，一纸文件批复到环保部门，仅靠一个部门来推动工作，那么实现水质改善目标只是空谈。
1.2中央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地方资金配套不足，治理项目进展缓慢。2014年以来我国GDp增速持续下降，至今情况并未好转。此前，中金将中国2015年GDp增速的预测从7.3%下调至6.8%，高盛预测中国2015年GDp增速为6.8%，对未来三年，高盛则大幅下调预期，预测中国2018年GDp仅增长5.8%。而经济下行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税源减少，财政收入减少。由于经济下行，导致部分企业减产，税收减少。没有税收，政府如何兑现改善民生的承诺？地方政府如何运行？如今，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回落已不是什么新闻，有些地方财政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城镇污水厂、管网建设、农村环境整治、退耕还林还草、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水源地修复等工程基本上无法推进，仅靠工业企业治理根本无法实现水质改善。
1.3污染治理第三方治理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治污责任缺乏法律支持，企业发生超排等行为，由于没有法律依据，环保部门只能处罚排污企业，而不能惩处治污企业。二是治理费用问题，工业企业自行解决污染治理问题，其环保投入可计入企业生产成本而无需纳税，或者自己买环保原料可以抵扣进项税。一旦委托第三方运营管理，企业就必须向环保公司支付服务费用，环保公司则要缴纳各项税负。如果污染企业付出的环境税少于付给第三方运营公司的治理费用，排污企业则无动力实施第三方运营。
2水污染治理思路
治理水污染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因此在编制水污染防治方案的，确定治理思路时，要做到科学筹划，首先要将辖区内的水系按照实际情况分区分块划定单元，其次开展单元水质现状和任务目标现状调查，依据调查结果明确与总体目标的差距，从而针对单元提出改善水质或保持水质的治理措施和治理工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确保部门联动机制的有效运行，各保障措施实施到位。
2.1划分控制单元。以地级市为例，建议将市辖区各区、县作为基础，根据辖区内的各主要河流流向，对县（区）域内河流、县（区）界河流、跨县（区）域河流进行细化，以各区、县边界为基准线，将县（区）域内河流划分为一个单元，县（区）界河流划分为一个单元，跨县（区）域河流涉及几个区、县划分为几个单元。依据单元划分情况，在河流支流汇入口、入河排污口、河流出境口、县（区）界河流末端设立监测点位。
2.2开展单元水质现状和任务目标现状调查。按照设置的监测点位，开展单元内水质现状监测，对水体来源进行调查，摸清水体来源中工业、生活、农业、船舶等废水排污状况。同时对水十条提出的238项具体措施的工作基础状况和指标现状以单元为单位进行调查。
2.3确定实施范围。根据调查结果，在单元内确定《水十条》提出的任务实施具体范围。包括：城市污水处理厂应执行一级a的敏感区域（含水域和陆域行政区）、建成区水体水质达不到地表水iV类标准的城市及其污水处理厂，实施总氮控制的沿海城市范围，需要调整种植结构的地下水易污染地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未划定的要明确划定时限和基本要求），需强化再生水利用的缺水和水污染严重地区，关闭自备水井的公共管网覆盖范围，禁止新增取用地下水的超采区范围，明确实施总氮总量控制的富营养化湖泊及汇入河流，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区域范围，实施退地减水的地区等。
2.4明确任务措施主体，并将任务措施细化量化分解到年度。根据调查的结果结合确定任务实施具体范围，明确与水质及任务要求之间的差距，有差距的要提出改善措施和治理工程，无差距或已经达到要求的提出保护措施，并明确任务措施的主体，包括：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以及石化生产存贮销售企业、矿山开采区、工业园区、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堆存场、再生水灌溉区、高尔夫球场等重点监管污染源；利用生态沟渠净化农田排水的大中型灌区，实施污染防治能力建设的港口、码头、装卸站，需建设集中处理设施的工业集聚区，工业污染防治淘汰和整治企业，需提标改造的污水处理厂，需关闭、搬迁的养殖场，城市建成区需退出的重污染企业，需整治的城市黑臭水体、入海河流等。同时，将治理措施的内容进行量化，如污水处理厂、管网、污泥、再生水规模，进行综合整治的村庄数量或人口规模，实施测土配方、精准施肥等措施的土地面积，取缔及淘汰的企业数量和产能等，并将这些措施分解到年度，确保年度任务量均衡。
2.5完善制度落实保障措施。各地政府必须主动地承担水污染防治责任，注重政策制度保障，具体细化深化，提出方向性要求，在协同机制上，强调各部门责任，并将责任落实到人。在资金筹措上，要遵循依法合规、重诺履约、公开透明、积极稳妥、公众受益的原则，积极开展ppp模式，在开展过程中要明确项目实施的管理框架、健全财政管理制度、建立多层次监督管理体系、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培育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监管有力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市场。在考核上，建议实施条块考核，国家各部门纵向考核各省相应部门，并将结果由环保部门汇总上报国务院，针对结果由组织部、监察局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奖惩。
参考文献：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4
一、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一是法律法规缺失。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分散在《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农药安全使用标准》等不同法律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不系统，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
二是监测水平滞后。多数地区缺乏土壤监测必备的仪器和人员，尤其是基本农田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重点区域存在监测站点布置过少、监测项目少、监测数据流通信息不畅、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诸多问题。
三是修复技术不成熟。我国现有的土壤污染修复技术大多数仍处于实验阶段，有些还只仅适用于实验室的小规模实验，与工程的实际推广尚有一定的差距。同时，现有修复技术成本较高，修复设备与药剂大部分仍然依赖进口。
四是防治资金短缺。土壤污染防治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目前主要由政府买单。而政府财力的相对有限性使防治资金的来源受到很大局限。尤其对于无主的污染场地，由于其大多数位置偏远，开发利用价值不大，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积极性不高，中央资金的杠杆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同时，目前我国土壤治理修复的商业模式尚未形成，社会资金进入相对困难。
二、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和相关建议
自上个世纪以来，美国、丹麦、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围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检测、治理、防控、资金、惩治等诸多环节，建章立制、标本兼治，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和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如美国设立了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并以这一基金为核心，制定了全面有效的污染土地管理框架。针对责任方建立了“严格、连带和具有追溯力”的法律责任，即不论潜在责任方是否实际参与或造成了场地污染，也不论污染行为发生时是否合法，潜在责任方都必须为场地污染负责。丹麦在2000年就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土壤污染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同时设立了土壤检测点，对土壤进行长期实时监测，进行动态管理。英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建立了污染土壤暴露风险评估导则，制定了详细的土壤污染指导性标准，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基于风险的污染地块管理框架体系，有效地保证了土壤污染防治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针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现状，建议：
1.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并相应配套各类法规细则，构建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为土壤污染防治和治理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2.全面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普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普查，摸清底数，并建立全国土壤环境质量数据库，以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3.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计划。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计划，明确各级政府和机构土壤污染治理责任，并根据不同区域土壤环境状况，按照轻重缓急，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4.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将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列为常规环境监测内容，建立起完善的土壤监测网络，制定科学的定期监测制度，长期、动态、实时地对土壤及其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并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5.拓宽防治资金投入渠道。一是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对土壤污染实行永久性的污染责任追溯制度，土壤污染者除了要承担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外，还应承担土壤修复费用。二是建立专门的土壤污染资金保障机制，成立类似美国“超级基金”的“土壤污染治理基金”，主要用于解决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能力的土壤污染的管理和修复，保证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来源的稳定。另外，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土壤污染治理的科研开发、企业的清洁生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资金扶持力度。三是完善市场机制，引入社会资金进行土壤治理修复。
6.加强防治技术人才支撑。一是制定土壤修复企业准入制度，引导行业有序规范发展。二是加快相关人才培养和设备研发。一方面在各大高校增设土壤修复等方面的专业，加大专业土壤防治人才的培养力度；另一方面相关科研部门要加快土壤污染治理设备、原料等研发的步伐。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自1996年修订施行以来，对控制和减轻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健康，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如何应对频发的水污染事件?如何看待水污染事件背后折射出的环保困境与立法之间的虚弱？为此，本刊专访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吕忠梅。
《水污染防治法》于2008年2月28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吕忠梅教授作为本次《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参与者，对水污染事件背后折射出的中国环保问题有其独到的见解。
水污染防治法亟待修订
《中国改革》：从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有关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说明中可以看出，此次修订《水污染防治法》的直接原因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面临着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的局面”。您如何解读“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
吕忠梅：对此解读不妨通过一组数字加以说明：据环保部监测，2005年全国7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的断面为劣Ⅴ类水质，全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
据环保部最新调查数据，全国113个重点环保城市的222个饮用水地表水源的平均水质达标率仅为72％，不少地区的水源地呈缩减趋势，有的城市没有备用水源，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存在安全问题。
据环保部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事故1406起，其中水污染事故693起，占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49.2％。
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水体污染相当严重；部分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加剧了水污染的恶化趋势；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存在极大隐患；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中国改革》：是否可以认为，《水污染防治法》修改的一个直接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突出的问题？
吕忠梅：可以这么说。仔细阅读本次修订草案，可以感觉到草案制定者的苦心和努力，有针对性的加强和完善了某些制度，力图解决当前水污染防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但是，我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之所以决定向社会公布修订草案，一方面是因为水作为关系到经济社会生活每个环节、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确有民主立法，广泛听取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有的修订草案还存在着较大的修改空间。
确立“选择效率、放弃公平”的立法宗旨
《中国改革》：《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将其立法宗旨设定为“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与1996年修订实施的《水污染防治法》立法宗旨相比较有何变化？
吕忠梅：任何一部法律文本的立法宗旨都必须是确定而且清晰的，因为它是法律具有执行力的观念保障。
本次修改虽然比《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有所进步，但依然没有确定国家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这一表述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与“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存在价值冲突，尤其是在对“有效利用”不做专门解释的情况下，人们将其等同于“经济发展优先”十分正常且合乎逻辑。对此前有日本《公害对策基本法》的教训，后有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以来各种水污染不断加剧的事实，污染者在“水资源有效利用”的借口下实施的污染行为十分普遍，法律最终陷于“法不责众”的无奈；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更像一种政策性表述，不能精准地概括法律的价值目标。可以说，“促进可持续发展”是任何一部与资源环境有关的立法都应该实现的目标，问题在于《水污染防治法》应该通过何种具体的价值取向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什么？
在环境法的一般理论上，“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是环境公平问题，而“保证水资源有效利用”是效率问题，一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不能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如果一部法律同时负担“公平”与“效率”两种价值且不分主次，这部法律的实施结果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因为没有一部法律能够同时实现两个有冲突的价值。
《中国改革》：从立法本身考虑，您认为怎样才能协调“效率”与“公平”两者的价值冲突呢？
吕忠梅：我认为，当一部法律明显存在两种冲突的价值时，人们选择“效率”而放弃“公平”，法律就不能做出唯一的判断。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必须从立法宗旨开始，将“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确定为“安全”――控制水污染，保障水安全。水安全“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人人都有获得安全用水的设施和经济条件，所获得的水满足清洁和健康的要求，满足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同时可使自然环境得到妥善保护”。
安全是人的基本需要，更是人类经济社会行为的目的。水安全与水危机是一对对立范畴，水安全度高则危机缓，水安全度低则危机重，因此，在发生水危机的地方需要寻找经济社会原因，并根据水安全的理念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来重构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高水安全度；在未发生水危机的地方需要以水安全的理念来引导人们的各种经济社会行为，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这个意义上。
将《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宗旨确立为“保障水安全”，既可以体现国家的水战略，也可以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求，还可以实现各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
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中国改革》：从前几年的淮河流域污染、松花江流域污染、滇池流域污染到去年的太湖污染，水污染的面积之广、范围之大、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之深，迫使我们深刻反思。有人说，问题出在水里，根子却在岸上，对此您这么理解？
吕忠梅：我们知道，水污染行为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从污染源的角度可以分为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从污染产生的原因角度可以分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一般而言，工业污染主要为点源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主要为面源污染。就控制而言，点源污染易于面源污染；但面源污染如果不加以严格控制，后果比点源污染更为严重。我国目前湖泊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恰在于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的排放。因此，《水污染防治法》必须对各种污染源都加以合理的控制。不过，从影响饮水安全的各种因素来看，“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存在极大隐患”不仅存在于饮用水源保护区，而是存在于饮用水源保护区外的各个方面；不仅有工业污染源，还有更多的生活污染源。另一方面，饮用水源保护区制度的完善只能解决城市饮用水的保护问题，对于解决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难以覆盖，这与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完全解决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虽然修订草案第3条规定：“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建设，预防、控制和减少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可以认为立法者是意识到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但在整个制度安排方面，却基本没有专门针对农村面源污染控制的条文，更没有农村饮用水源保障或者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专门制度。
同样，修订草案在城市生活污水控制方面的制度也非常薄弱，仅在第7条第一款有一个原则性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水环境，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事实是，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城市居民排放生活污水要缴纳排污费，但在城市居民支付的水费中却包含了污水处理费用，这表明居民实际上是承担了生活污水排放费用的。这样一种不以立法方式明确规定城市居民的水污染防治义务，不对城市生活污水排放进行控制的做法，既不利于城市居民树立节约用水、控制水污染的法律观念，也不利于城市生活污水的集中处理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还侵犯了居民的知情权。因此，在《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中，应将城市生活污水控制的有关内容在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中做出专门规定。
破除“部门立法、多龙治水”局面
《中国改革》：我国一些严重的水污染、水破坏事件背后，都拖着长长的“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的影子。在此次《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中针对此现象有哪些新的制度设计？这些新制度设计能根除这些影子吗？
吕忠梅：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在实际上是“部门立法”，各个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管理领域内起草相应的法律。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在水事立法方面暴露得最为充分：一方面因为水资源的有限性、流域性等特点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利益关系，涉及到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多个方面，必须有超越利益主体、超越行政区域、超越部门权力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是部门立法、地方管理的现实格局。这样的立法体制与管理体制必然带来的是政出多门、多头管水、公共权力竞争等不良后果，制度实施的结果可能偏离甚至完全背离保障水安全的目标。
在立法体制方面，存在着《水污染防治法》与《水法》的协调问题。我国选择的是水质、水量分别立法的模式。按照分工，《水污染防治法》要解决的是控制水污染物排放、水污染治理等水质管理问题，水污染防治行政主管部门是环境保护部门，而水量管理则属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范围。相应的，要由《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来分别调整水质和水量的问题，而《水污染防治法》与《水法》分别由两个不同的主管部门起草并送审。我们十分清楚，水质与水量是水问题的两个制约性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对另一个因素带来直接的影响，它们的联系并不会因主管部门的分设而自动分离，如果不能协调好两个主管部门的关系，后果只能是水危机的加重而不是水安全保障的加强，多头管水也是导致中国水污染加剧的人所共知的原因。因此，《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必须彻底宾摒除部门观念，《水法》不是水利部的法，而是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国家法律；《水污染防治法》也不是环保部的法，而是水污染控制的国家法律。两个主管部门都应该超越部门偏见，从国家安全、环境安全的角度，运用综合决策的方法，建立水质水量并重的协调管理机制。具体而言，应根据水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来设立制度，完善措施，畅通机制。从现在的修订草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协调两部法律的考虑，如管理体制的设置（第6条）、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制度（第11、12、15、22、23、26条）等等，但总体上看，制度上的衔接与协调是不够的。
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着水质水量分别管理以及水的流域属性与区域管理的冲突如何协调的问题。在我国水质水量分别由环境保护和水利部门负责管理的现行体制下，必须通过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建立机制来解决协调问题。为此，国家已经在各流域机构内设立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水利部共同领导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修订草案中赋予了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一定的职责，但与《水法》的协调不够。如修订草案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是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的海事管理机构是对船舶污染实施监督管理的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国土资源、卫生、建设、渔业等部门以及重要江河的水资源保护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显然是沿袭了“部门分割”的管理模式。《水法》已经赋予流域机构八个方面的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权力，其中哪些是应该在《水污染防治法》中赋予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国家环保部与水利部应通过何种机制完成对水质水量的统一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值得认真研究解决。
转换“事后控制、政府命令”的管理方式
《中国改革》：《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制度体系中，有关公民权利的内容只有三个条款，即第7条第二款、第16条第四款、第85条第1款，其余都是命令式的管理制度安排，同时，一些专家学者呼吁的公众参与制度的诉求在此次修改中也没有被采纳，您怎样评价这样的立法思路？
吕忠梅：在世界范围内，环境管理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公共管理不能等同于行政管理也是基本共识。在今天的中国，从构建和谐社会本身的要求来看，和谐理念下的水污染防治制度体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
公众参与制度与水污染法律体系的建构关系尤为密切，而增强法律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其根本措施不在于制定一些义务性的规范，而在于通过权利激励的方式带动公民的积极性，使得在水污染治理中形成积极参与的局面。过去《水污染防治法》在应对水危机时采取了普遍的义务性规定方式，是导致法律在防治水污染中客观不能的重要原因。当法律只有义务性规定而没有权利内容时，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对公民激励不足，法律预期目的也难以充分实现。
我认为，虽然水污染防治法从总体上看应该是一部管理法，其制度设计应该以设定公共管理权限与职责为主，但无论是从水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看，还是从当今管理理念已经发生巨大更新的角度看，修订《水污染防治法》时引入市场机制，同时扩大公众参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书法艺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国家发改委书画协会成立大会侧记
本刊讯（记者田勇）：2008年4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书画协会正式成立。
对于书画协会这一群众团体，国家发改委领导给与了充分重视和关心。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同志到场祝贺，并担任书画协会名誉会长。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6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环境资源法、环境资源法体系
按马克思法哲学的观点，法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更确切、通俗地说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必然要导致法的变化。“‘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说明和谐法体系建立后，一旦出现新的法律关系，必然要求建立新的法律部门。环境资源法是从经济法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部门法。
环境资源法作为一门新兴法律部门，其涵盖内容之变化亦源自社会环境与资源问题的不断增现和变化。一如日本环境法的发展历史，由最初于1967年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基于二战后严重的公害事件在日本各地的发生和1972年《自然环境保全法》来保护自然环境，到1977年考虑由于发展经济而继续大规模地开发土地，环境破坏加剧之事实而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再到九十年代不仅是防止工厂公害和保护珍贵的自然问题，而且扩大到从汽车公害、城市乱排水问题、废弃物处理，到地球温暖化、沙漠化、热带雨林破坏等影响到地球环境问题，并且公害的质也发生了变化，故制定了《环境基本法》以完善其环境法律体系；而迄1997年因焚烧废弃物设备释放毒气引起强烈的社会不安，遂于短期内制定了如《有机氯化合物剧毒气类对策特别措施法》等相关环境标准，并于2000年1月施行.可见环境法内容、体系的变化跟经济发展、社会环境问题及人们的认识是休戚相关的，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吸收、借鉴国内外环境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认识，确立我国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应由环境资源基本法、污染及公害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涉外环境资源法五大部分构成。
一、环境资源基本法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基本法，法学界多将与此类似的内容称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相关表述有：“我国1979年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重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的一部综合性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的所有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环境保护规范，环境保护法律系中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适应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综合性而出现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原则、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基本规定，其特点是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规范。”故在我国一般将《环境保护法》视为基本法范畴，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法其一般只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和重大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实施法，综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当多的具体法律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界限，实际上基于此法制定的背景而更突显了污染防治法之浓厚色彩。
为此，作为一部完整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应将其中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删去，保留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并相应地增加立法宗旨，相关概念界定，环境资源法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及有关机关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等等，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我国《环境资源基本法》的体系应包括：1、立法宗旨：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环境与资源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地区要素中的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和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3、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资源开发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原则；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获利者付费原则；群众参与原则等；4、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举报、监督制度、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制度等5、自然资源开发者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污染者治理污染的义务；6、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资源管理的权限划分，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权责，环境资源管理的监督；6、生态保护的特别规定；7、环境资源主体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8、涉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特别规定。包括参加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约、条约和协定、与国际上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组织和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和交流；9、违反环境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向环境排放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使得环境化学、物理、生物等性质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破坏了生态平衡或者危害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公害主要指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一种社会性危害。可以说环境法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污染现象的出现，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工厂与城市的公害事件就不断涌现，而突出的“八大公害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1962年，美国科学家卡逊女士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则深深地提醒世人警惕过度使用农药的恶果。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环境法的研究也正于此而愈发繁荣。
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更是严峻，考察我国97到99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同样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污染的状况愈发严重。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多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相当多的城市水、气、声、土壤环境污染仍较严重；中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面源污染日益突出，辽河、海河污染严重，准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1999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01亿吨，比上年增加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97亿吨，比上年减少4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204亿吨，比上年增加10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1999年我国近岸海域海水污染严重，近海环境状况总体较差，海洋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大气环境污染仍然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少数特大城市属煤烟与汽车尾气污染并重类型；酸雨污染范围大体未变，污染程度居高不下，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占用大量土地，并对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故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的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环境法的重要内容。
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是指调整在预防、治理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当前，根据我国污染物存在的形态，我国污染可分为如下三个类型：（1）以液态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湖泊、河流等淡水污染和海洋污染；（2）以固体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农药污染及有毒化学物品污染；（3）以气态形式或依气体为媒介的污染，包括大气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和光污染。（4）其它公害污染。相应地，调整这些污染及公害防治法的体系可以分为：液态污染防治法、固体污染防治法、气态污染防治法及公害防治法四个部分。
1、液态污染防治法
液态污染防治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包括基本的水污染防治法、江、河流域、湖泊的水污染防治法、生产过程的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有水污染及防治的标准规定等。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暂行条例》；《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制订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等。
2、固体污染防治法
固体污染防治法涉及固体污染物防治法，包括固体污染物防治管理体制，固体污染物监督管理，固体污染综合利用制度；工业固体污染物的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法；危险污染物防治法；固体污染物的污染控制标准法；禁止境外固体废物入境管理法等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的通知》、《生产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工业固体废物十一种污染成分污染控制标准》、《有色金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含氰污染物控制标准》、《关于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
3、气态污染防治法
气态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对大气污染法的管理体制和监督管理，生产过程大气污染的防治，废气、粉尘、和恶臭污染的防治法、废气排放标准法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包括：噪声防治的管理体制，防止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环境噪声的标准、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以及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噪声污染防治法》、《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试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
4、公害防治法
公害污染是指对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三大类：化学物质、农药、放射性物质等。许多国家都对这三类物质的控制和防治进行立法。我国公害防治法包括：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管理法、农药管理法、放射性物质管理法、电磁辐射管理法等。例如：《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防止含多录联苯电力装置加强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农药安全使用规定》、《农药登记规定》、《农药登记审批办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试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放射环境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事故管理规定》、《核电站放射卫生防护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电磁辐射环境办法管理办法》、《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等。
三、自然资源法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自然要素。为土壤、水、矿物、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等。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从法律上来说，是指能够供人们生产或生活中利用并作为所有权、使用权客体的自然物质，目前一般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野生动植物）、海洋资源、草原资源、风景名胜资源等。”不管如何，都突出了自然资源的价值所在，但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人们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认识自然资源。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大国，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又是一个人口泱泱大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正基于前期人们从经济利益考虑而造成自然资源状况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水土流失，沙漠化威胁严重，耕地锐减，农业分摊水量降低，城市严重缺水，森林覆盖率萎缩，草地退化，物种濒危面扩大，矿产、能源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明显，如何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目前，已有学者就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自然资源角度、法律角度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必要性，认为制定自然资源（基本）法势在必行，并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现实条件、立法方案及框架方案等，自然资源（基本）法的制定迫切性也正反映了自然资源法在环境法中的重要位置。
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用、利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各种资源法组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构成。自然资源法保护对象即自然资源，其调整的是公民、法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改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针对的是现有的资源环境，贯穿于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改善的全过程之中。这些社会关系，则包括资源权属关系、资源流转关系、资源管理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自然资源均为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内在有机联系便使其构成统一的整体，首先，在存在形态上是相连的，森林、草原、矿藏、水都依附于土地之上或蕴藏于土地之下；其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连锁性、结构性的变化效应，并形成各种资源的多种功能。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不仅从个别资源的效益出发，还必须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必须要求一部自然资源母法来规范，协调相关的子法，使立法、执行、守法和司法各个环节达成一致，实现整体自然资源系统的高效运作，该母法正是目前学界探讨的轰轰列列的自然资源基本法。自然资源法的体系包括自然资源基本法和自然资源部门法两部分组成。
自然资源基本法应将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其中，将自然资源法中共性的规定进行规范。其中包括：自然资源法的立法宗旨：确保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及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的原则：对自然资合理、适度开发的原则，源综合勘探、开发和利用原则，自然资源利用与营造相结合原则，自然资源保护原则；自然资源的保护范围；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主体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责；自然资源的公众保护；自然资源的国际保护和合作开发；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等。
我国自然资源部门法的体系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生物资源法》（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旅游资源法》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实施条例和规章等。
四、生态环境保护法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远没遏制住，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低其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毁林开垦、陡坡种植、围湖造田等加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而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而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完善已成为时代的任务。
生态环境法是环境资源法体系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强调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全局保护，保持生态（包括物种）的多样性，达到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和兴起源自人们对生态学的认识之发展，生态学“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随着二战后国际生态科学蓬勃发展，至60年代，生态系统生态学成为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动态与演替，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理的生态学科），它的出现使生态学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改观，生态系统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是人类认识自然生态的系统的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对该学科的深入了解和学习，满足了社会在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下，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该学科与法学的结合，在时代的蕴育下，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法应运而生。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出现充实了现代环境法的内容，“现代环境法是在环境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这些都是传统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所不能企及的。”
生态环境保护法之所以必须得以提出和构建，盖系本世纪以来，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生态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尽管科学和技术在过去的100年里获得了突发猛进的发展，却正是20世纪新技术的发展成为导致生态衰败的祸首，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的衰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究其原因，唯“技术只重视处理分离部分的方法，即分解论方法，生态系统恰恰与技术不同，生态系统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划分成可随意处置的几个部分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在于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处理方式之不同使得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正确处理方法，使生态环境保破坏愈演愈烈，而生态环境保护法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概念及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生态环境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称谓上，生态环境法与环境法并不对立，所谓生态环境法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因而生态环境法亦可简称为环境法。”这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法最大化的解释，也即实际上为环境法，这个概念实际上跟俄罗斯法学界对“生态法”的界定相类似.
本文此处所指生态环境保护法系指调整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整体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以及特殊自然环过程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为生态环境保护法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态学密切相关，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法里必然要体现和遵守相关的生态规律，如物物相关规律、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规律、多样稳定规律、物质能量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等等。它通常是在各个自然资源法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部门，有时往往要通过土地法、水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部门来实现，这些法律部门相互联系、有机配合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生态环境法的重要内容，但生态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仍各不失其独立性，二者有质的区别。
生态环境建设要求防止土地资源的被破坏（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多基于此）、水土得以保持，防治沙化、水资源污染的防治以及发展生态农业，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确保有限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更要坚决杜绝掠夺性、破坏性经济营，严格控制环境污染，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必须防止资源开发正在造成的生态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有效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趋势。我国环境法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我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国务院在2000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印发了国家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结合前述我国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我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国务院印发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法组成。
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宗旨。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合作战略，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原则，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原则，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原则等。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内容：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生态环境保护负责。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级环保部门做好综合协调与监管工作；计划、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建设等部门，要加强自然资源考核和规划和管理，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审计制度。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包括：重要生态功能区（包括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重要渔业水域等）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省级及地（市）级的生态功能区，跨省域和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跨地（市）和县（市）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采取的保护措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和监督。
对重点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森林、草原资源开发利用、生物物种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和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
对生态良好地区特别是物种丰富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一批新的自然保护区。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保护公共绿地和生态用地，开展公共绿化和家庭绿化，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治理。加大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农业县的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支持能力，鼓励科技创新，加强生态科技经费的投入，推动生态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完善生态破坏的举报和听证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处罚制度。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经济赔偿和刑事处罚。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部门法包括：国土防治法、土地荒漠化防治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自然遗迹保护法、人文遗迹保护法和国家公园保护法、风景名胜区保护法、防洪减灾法，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有森林生态环境保护法、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另外还有全局性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法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等。
五、涉外环境资源法
环境资源法的体系还应包括涉外环境资源法。因为目前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所谓国际环境问题，又称全球环境问题、地球环境问题或人类环境问题，是指超越一国国界的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国际化的产物。
当前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耗损）、酸雨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淡水短缺、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和破坏、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等。国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并导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设立，大大推动了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在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发出了建立起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口号，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保护的新开端。
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必然是参与解决国际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力量，我国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和有关公约的制订。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我国发起并召开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环境部长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等。我国在与他国共同处理国际环境资源问题、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属我国涉外环境法调整的内容。因此，涉外环境资源法是指调整我国与他国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遵守国际环境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的国际合作与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等。
关于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这方面我国目前较薄弱，我国法律对这方面的规定仅在《宪法》中涉及涉外环境保护的内容，《环境保护法》中涉及的有关条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涉及的涉外环境保护条款，还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涉外环境资源法，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在制订涉外环境资源法中，须贯彻我国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包括经济全球化必须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的原则；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处理环境问题应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国际间合作保护全球环境资源的原则等。
涉外环境法要充实的内容还需制定和实施与iso14000环境体系相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应我国国情的绿色关税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生态标志认证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检疫制度等环保市场准入制度。此外还需对我国一些陈旧环保制度和措施进行改革，取而代之国际先进的环境保护措施，如污染权交易制度、总量排污收费制度。这些都为涉外环境法制建设的“重头戏”。再者，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又会面临发达国家要求我们多承担保护全球环境之责的更大压力，从而使我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难度不断增加，加大了我国涉外环境法的执行难度。这些都需要涉外环境资源法加以研究解决。
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据有关资料，至1999年5月，我国与美国、日本、朝鲜及各周边国家签订了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25项，包括环境保护的合作议定书、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美利坚合众国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环保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
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据统计至1999年5月，我国已经参加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约50多项。其中涉及臭氧层保护公约例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气候变化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生物多样性变化公约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公约例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公约例如《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等；核污染防治公约例如《核安全公约》等；南极保护条约例如《南极条约》等；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危险废物控制公约例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等；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管理公约例如《化学品在工作中的使用安全公约》等；环境权的国际法规定公约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其它国际条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关于例如《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等。这些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约，构成了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体系的主要内容。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7
一、国内跨区域河流水污染防治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还不够
长期以来，谈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时往往只注重经济增长指标，而很少把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纳入经济核算体系。虽然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但是抽象的行政指引在意识领域短时间内难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在经济利益至上的思维惯性作用下，以污染换经济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人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人与自然是个统一体。科学的流域可持续发展观还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
（二）滥用水资源，缺乏约束用水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环境为代价换取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企业基本上还是在走一条粗放型发展的模式，沿江沿河设立的化肥厂、石灰厂等比比皆是，而且这些企业以老企业居多，生产技术及设备相对落后，水重复利用率低、消耗指数大，环保设施不配套。因此，在生产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污染。源头防污、治污的效果不好，再加上环保遗留问题和历史欠账较多，水污染更加得不到有效的治理。连续多年我国经济总量急剧增加，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各跨区域河流人口迅速增长，两岸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已远远超过其承载能力，这不仅使得河流流量减少，还大大降低了河流对污染物稀释、自净的能力，加剧了河流水污染。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限制用水法律制度，对于节约用水还只是一个公益口号而已，而道德上的约束尚不足以抑制经济利益的诱惑。
（三）缺乏有效的统一管理
首先，我国目前的水污染管理体制是“一龙主管，多龙参与”的制度，它造成了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和重叠，导致部门之间协调困难，迟缓了对水污染的有效治理，加速了水污染的形成。一方面，是河流流经的各省内部缺乏有效统一的管理。由于部门性质的不同，各部门水污染治理发展目标也不同，因此，各部门水污染治理机构都侧重于关注与本部门相关的水污染治理发展，从而导致组织资源设置分散，水污染治理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分散和水污染治理政策协调不够。另一方面，河流流经的各省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与协调。
以松花江为例，2008年12月19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其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汇入松花江水系的所有地表水的全部集水区域（以下简称流域）的水体污染防治。”2008年5月29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吉林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其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松花江流域的江河、湖泊、水库、渠道等地表水体和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
由此可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在松花江管理上基本是分片包干，在污染防治上各干各的，虽然在治理污染时两省之间有相应的应急协调机制，但是尚没有一个严格的制度上的约束，一旦问题发生难免会有权责不明，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在长江、珠江等其他各个跨区域河流水污染防治中都存在同样的情况。
（四）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到1989年才颁布《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到1984年才正式施行。我国第一部流域性水污染防治法《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是1995年颁布的，而针对其他跨区域河流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却是空白，基本上都是一省一法，一区一法。例如目前针对松花江的专门立法只有《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和《吉林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两部地方性法规，尚没有一部统一的立法来统一规范松花江流域的污染防治管理工作。而英国几十年前便颁布了第一部水环境保护法规———《河流污染防治法》。日本于1996年就颁布了以流域为单元的《特定水系水道障碍防止及水源水质保护特别措施法》，建立了流域监测评价系统。
（五）河流水污染防治中执法力度薄弱
再好的法律制定出来执行不了也是枉费，目前国内多数河流污染事故频发跟环境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薄弱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当地行政官员对水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够，另一方面主要是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因为大多数沿河而建的污染企业都是多年前在政府扶持下建立起来的，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旦该企业被查封整顿那么地方财政收入也会带来重大影响，那么只要不是太影响本地生产生活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至于可能对下游其他城市造成的影响也就不管不问了。
二、完善国内跨区域河流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建议
（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环境保护法律意识一方面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环境保护法律意识的教育。我国以前由于盲目的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单纯地以GDp衡量干部政绩，对相关干部的政绩观产生了错误的导向作用，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导致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因此跨区域河流流经各省应通过地方立法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树立和落实以绿色GDp为核心的政绩观。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媒体、网络等便利条件提高普通民众的环境维权意识，对于河流水污染损害积极进行维权，从而达到全民共举，形成无人敢污染、无人纵污染的良好局面。
（二）实行限期节水法律制度
一直以来节约用水都是道德问题，我国对节约用水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并无强制性条款。目前我国河流水资源污染日益严重，而道德已不足以遏制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水作为一种资源，虽然其具有自净功能，但是当有毒元素超过其自净能力，水体便会遭受污染。如果在秋冬季节枯水期仍从各河流大量取水使用，水量的总体减少使水体的自净功能减弱，不足以减少污染因子，这样不仅不能净化污染而且导致剩余的河水也遭受到了严重污染。修改后的新《水法》规定实行“开源与节流优先”的原则，但操作性不强，并且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要防止流域水污染不仅要限制排污量，而且还要限期节约用水量，尤其对大量浪费水资源的单位或个人依法进行严惩，并把限期用水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由此可见，限期节水也是保护各河流流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需要我国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实现社会发展向节水型、环保型社会的转变。#p#分页标题#e#
（三）打破区域限制，设立流域性管理机构
根据决策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主体越多越分散，管理责任就愈趋于松弛，对资源的保护就愈为无力，资源的状况则愈坏。反之，权力越统一，责任就越大；权力越是集中并趋向单一中心，责任就越明确，权力主体之间的破坏性竞争和摩擦就越小。因此，在构建国内跨区域河流水资源保护体制时，必须加强调控实行统一指挥，推行主要管理功能部门化，确立单一权力结构和单一行政领导系统。
虽然国内各河流流域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各行政区域通过的各种地方立法规范公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的行为，建立各种监督管理制度，进行河流水污染防治，但其往往受到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限制，其结果只能是整个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失范，最终导致流域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淮河流域严重污染的原因正是由于水资源的“多头”管理造成的。所以跨行政区域河流要求在水污染防治问题上应进行统一治理。比如法国水资源管理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遵循自然流域规律，根据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设置流域水管理机构，即流域管理局。这种管理形式既符合水文特征，又适应社会的发展。
因此我国可以考虑在环境保护总局下设立一个全国河流水污染防治办公室统一管理河流污染防治问题，在地方上针对各个河流的具体情况，设立类似于黄河水利委员会那样的流域性统一管理机构，并对全国河流水污染防治办公室负责，统一行使河流水污染防治管理的权利。这样既便于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一旦有污染事故发生也有利于及时反映，统一协调展开治理工作，避免行政区域上的划分带来的工作上的漏洞，而且一旦救治不力也可以比较明确责任的承担。
（四）完善国内跨区域河流水污染防治立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河流水污染防治基本立法，虽然我国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水污染防治应按流域或者按区域进行统一规划，但是我国现行有关河流水污染防治的法规规范基本上都是按地方行政区域制定的地方性立法。仅1995年颁布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是一部流域性水污染防治法，而针对其他跨区域河流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却是空白。各省、地区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的具体水污染防治制度、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只起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效果。一旦发生严重的河流水污染便会产生
跨地区污染和污染纠纷，以致造成地区之间，群众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国际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以自然流域为单元防治污染，并取得了好的效果。我国国内跨区域河流水污染防治应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打破原来“各家事各家管”的分散管理模式。在水污染治理上以流域性的统一法规作为保障，只有将污染防治置于法律基础之上，水污染防治的重大举措，才能得到相应的法律支撑。因此应尽快制定我国统一的河流污染防治基本法，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各个河流的水文地理特征制定流域性水污染防治法，以形成一个系统的完善的河流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以达到各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依法治理的目的。从而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处理过程中法律适用所带来的冲突，同时提高全社会对河流水污染的防治意识。
（五）加大水污染防治部门的执法力度
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要把各个河流水资源保护好还要求执法部门必须要严格执法，形成有利于执法的机制。目前我国环境执法过程中执法不严，力度不大的状况普遍存在。特别是某些领导同志的思想认识不到位，重建设、轻管理，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不高。另外执法队伍还不够健全，执法人员相关素质欠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一方面，应大力提高依法治水的法律意识，同时把具有相关法律知识、专业技术等专门人才吸收到执法队伍中去，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应通过立法赋予环境执法部门更大的强制执行力，打破原有的环境保护部门面对污染不敢执行、不能执行的尴尬局面；此外，还应强化对河流水污染的刑事法律保护，严厉制裁危险犯，加强对水污染犯罪的打击，对违法者加大处罚力度。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8
关键词：指令性国家干预；指导性国家干预；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整合与重构；环境法变革
中图分类号：df468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6.08
一、“国家干预”作为环境法调整方法之理论证成国家干预作为一种法律调整方法，广泛并深刻地应用于经济法理论及实践之中。其内在逻辑在于：市场缺陷产生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产生干预需求，干预需求产生干预供给，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就是经济法[1]。然而，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干预市场的过程中也不是万能的，有可能过度地关注自身偏好而导致干预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国家干预既是对市场失灵的干预，又是对政府失灵的预防和干预，可以被称为“双重干预”。
“双重干预”作为法律的调整方法不仅体现在经济法中，还体现在环境法中。环境法作为独立于经济法而存在的部门法，以调整方法的综合性著称，除了应用民法“意思自治”和行政法“行政管理”的调整方法以外，大量应用了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调整方法，在克服环境外部性，纠正环境信息不对称，防治污染、自然资源产权界定、推进清洁发展、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环境问题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相伴而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可以纠正人们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2]。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外部不经济性的造成者或受影响者数量众多，造成者和受影响者达成协议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市场机制对市场主体造成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无能为力，因此可能需要政府进行干预[3]。
“双重失灵”引入国家干预，给环境法的调整方法变革增添了新的活力。在环境法调整方法运行所面对的诸多现实挑战之中，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双重失灵”问题，即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4]。
（一）作为公共产品的环境以及环境问题
公共产品是指这样一类商品：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5]。与私人产品相比，公共产品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二是供给的不可分性[6]。环境的非排他性特点构成了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进而形成了环境问题，而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或私人产商又不愿为公共环境问题单独承担成本和费用，其供给的不可分性（或称为非竞争性）容易被其他个体“搭便车”，因此，环境以及环境问题都具备了完全的“公共产品”属性。
作为资源配置最大化的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环境及其问题的公共产品困境，因此，环境及环境问题的公共产品属性的克服需要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就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环境公共产品的竞争性进行干预和引导，主要体现在：（1）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提供良好生态环境的供给；（2）政府在环境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引入竞争机制，引导市场机制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应用，以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功能。
（二）环境“外部性”的均衡化需要国家干预
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更多地依赖于“外部不经济理论”，又称为“外部性”理论，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当一个个体的行为给其他不相关方当事人带来成本或者利益，但是该个体在作出决定时并没有将这些外部影响考虑进去时，外部性就产生了[7]。外部性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经济，这是好的、积极的影响；另一种是外在不经济，即是坏的、消极的影响，亦称为负外部性[3]542。这两种形态在环境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一方面是个人对环境保护所做出的积极行为，如植树造林、荒漠治理等，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
经济学上对于环境外部性的处理在于实现“纳什均衡”，即在环境行为者（包括环境保护者、环境污染者或环境破坏者）与社会公共相对方之间形成最优的利益配置状态。因此，为了鼓励环境正外部性行为，政府应当
立和完善环境保护激励机制；为了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或破坏行为，政府则应当将其溢出成本内部化，采取一系列成本内化的制度和措施。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环境“外部性”的均衡化都需要国家干预。
（三）环境信息不对称
环境问题的产生除了上述两种归属于环境本身和经济人的特性外，导致市场本身不能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1）环境信息分布不均；（2）环境信息的间隔性，是指环境负外部性行为与行为后果在时间上或在地域上存在一定的差距，致使环境信息不能在负外部性行为作出当时就被受害人或第三方所知悉；（3）环境信息的隐藏性，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技术问题，即环境信息的获得依赖于一定的技术发展。除此以外，环境信息的间隔性也同时说明了环境信息的隐藏性质，表现为一定程度的环境信息垄断。经济学家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在分析信息不对称时认为，如果信息不完备或很昂贵，则政府通过许可证或信息的生产对劳务或产品市场的干预就是必须的[8]。因此，在环境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以保障公众的信息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非常必要的。
（四）政府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国家在环境领域的干预包括积极干预和消极干预两个方面。所谓积极干预就是指国家对市场的建立、培育、发展、运行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指导和维护作用，如通过政策手段为某一领域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在环境；所谓消极干预是指国家对市场运行过程中消极或负面影响的克服和制止，主要针对市场失灵，如环境问题外部性的内部化措施，包括征收环境税、排污费、收取押金等。然而，国家干预不是万能的，政府作为市场的干预主体，可能因为干预不到位、干预过度或自身利益偏好而存在利益设租或寻租行为。反映在环境领域的政府失灵可以体现在：其一，环境问题决策的复杂性导致决策不当，以及实施决策之随机性；其二，政府的环境监管不力与失当；其三，因环境要素牵连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和对智力、物力等社会资源的浪费[9]。因此，国家干预决不能损害市场所应当固有的竞争性，其在干预市场失灵的同时，同样需要干预政府失灵。
二、“国家干预”环境法应用之实证分析国家干预作为一种重要的调整方法在环境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分布遍及环境基本法、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保护法和循环经济法等法律规范中。本文根据经济法“需要国家干预学说”对国家干预类别的界定，分别以指令性国家干预、指导性国家干预和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对环境法中的国家干预进行实证分析。需要解释的是，有学者做出“强制性干预”和“非常强制性干预”的区分，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调控措施。如果本文未加严格区分，指令性国家干预等同于“强制性干预”和“命令控制型干预”，“非强制性干预”等同于“指导性国家干预”和“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的结合，“经济激励型干预”等同于“非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
（一）环境保护法
1.指令性国家干预
所谓指令性国家干预，是指国家利用指令性手段对环境问题所采取的干预措施。虽然它呈现为一种行政性手段，但是环境领域中的指令性干预在实质上区别于纯粹的行政手段，重点在于该指令性手段的环境公益性，以及该手段行使目标的政府非利得性。政府的指令性干预不包括纯粹行政性质的国家行政手段，而在于强调政府的指令性干预能够禁止、预防环境侵害者的环境侵害行为，同时使环境受害者从中受益，但政府本身不能从其指令性干预中获得任何收入或收益。这类收入或收益指的是政府通过行政权力的行使，在惩罚行政违法者的同时，使惩罚的收益直接指向政府本身，而没有指向实际受害者，实际受害者的利益没有因政府的行政行为而得到补偿。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指令通常有设权、命令、禁止、许可、批准、撤销、审核、免除、确认以及监督等方式。
指令性国家干预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主要体现在：第一，总则中的第4条、第6条，明确规定国家环境保护规定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规定了一切单位和个人的环境保护义务和检举控告权；第二，第2章“环境监督管理”中第13条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第14条规定的现场检查
制度；第三，第3章“保护和改善环境”中的第17条、第18条、第19条、第21条，其中，第17条体现为对环境问题的直接控制和干预，第18条为环境问题的间接控制和治理；第四，第4章“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中共11条，均体现为指令性干预，较为突出的有“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等。
2.指导性国家干预
所谓指导性国家干预主要是指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对环境问题的控制和治理，运用指导性干预手段对环境问题以及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方式。指导性国家干预又称为“柔性调整”或“柔性干预”，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即行政指导、计划指导和行政协商[10]。在环境法领域中主要体现为非强制性的政府引导，以及没有明确激励措施的鼓励性规定。《环境保护法》第5条对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采取了指导性的干预措施：“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环境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高环境保护技术水平，普及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第9至12条规定了环境标准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环境规划制度；同时，该法第20条关于“农业环境保护”和第23条关于“城乡建设保护环境”的规定，均体现为指导性国家干预。
3.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
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是指国家使用非权力的、私法的手段直接地介入经济生活的一种干预方式，如政府进行非权力的特定物资购买、向特殊金融机构出资、向执行一定经济政策的机构提供国家资金、向公共事业和特殊形态的生产部门投资以及向私人企业提供补助等。在环境领域可以体现为环境权利交易制度、环境押金制度、财政补贴制度、环境保险制度、环境基金制度、国家生态补偿制度等。但可惜的是，在《环境保护法》中，除了第28条关于“排污费”的规定外，没有任何相关的规定。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直接介入”的国家干预本身在法律规定上带有很强的指令色彩，为了避免在列举法律规定上的重复性，凡是能突出显示国家干预直接性的措施都不应在“指令性国家干预”中出现。
（二）污染防治法
我国污染防治法主要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
1.指令性国家干预
首先就《水污染防治法》而言，指令性的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第2章“水污染防治的标准和规划”、第3章“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第4章“水污染防治措施”第1节“一般规定”和第6章“水污染事故处置”之中；反映在制度方面，集中规定有水环境标准制度、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水环境质量监测和水污染物排放监测制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制度等。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法律责任”前各章的规定大多属于指令性国家干预，大部分条款均使用了“应当”、“必须”、“不得”和“禁止”等强制性用语；体现在制度上，表现为总量控制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现场检查制度、环境监测制度、“三同时”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部分修订后的法律规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制度。
2.指导性国家干预
由于指导性国家干预措施在法律约束力上比指令性干预要弱，其实际可操作性不强，几乎所有的“污染防治法”对指导性的干预措施规定得较少，主要体现在：《水污染防治法》第5条关于“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和第6条“国家鼓励、支持水污染防治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水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的规定。另外，该法第43条、第48条、第49条、第50条也对工业、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作出了指导性规定；《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8条和第9条规定了鼓励环境噪声科学研究和奖励措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条、第9条和第46条就防治大气污染奖励制度、鼓励大气污染防治科学研究以及鼓励支持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品的生产和使用作出了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3条、第6条、第7条、第8条、第19条、第36条、第42条、第43条规定了相关的引导、鼓励、促进和奖励制度，以防治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4条和第7条规定了鼓励和奖励条款，其他条款均体现为指令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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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
2008年修订后《水污染防治法》改变了修订前缺少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规定的状况，在第7条中确立了“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由于《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以及《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缺少政府实质性经济支持的规定，在这些污染防治法中，没有直接介入性的国家干预条款。
（三）自然资源法
我国自然资源法主要包括：《土地管理法》、《水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煤炭法》等。自然资源法的国家干预机制分类解析如下：
1.指令性国家干预
《土地管理法》中指令性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非市场化和非私权化的管理制度之中，主要包括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土地调查制度、土地统计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建设用地控制制度、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以及土地监督检查制度，基本覆盖了除第2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外的所有篇章。此外，《水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以及《煤炭法》等自然资源法仍然秉承着污染防治法注重指令性国家干预的特点，在除“法律责任”篇章以外的其他各章均以“必须”、“应当”、“不得”和“禁止”等强制性词语规定了国家或其授权代表（政府）的干预权。
2.指导性国家干预
《土地管理法》中指导性国家干预条款较少，主要体现在第7条关于土地开发利用保护的奖励规定以及第35条和第38条关于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的规定。此外，与《污染防治法》相同，《水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以及《煤炭法》等均只在第1章中规定了鼓励科学技术发展和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做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有权获得奖励，但没有规定具体标准和奖励方式。
3.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
与其他自然资源法相区别的是，《土地管理法》大量应用了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手段，以市场的、私权化的方法介入土地管理之中，如土地权属制度、土地整理制度、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和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制度，其与指令性国家干预规定相结合，最终在土地管理领域实现国家土地管理与市场运作良性互动的干预效果。除《水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以及《煤炭法》等均在总则中规定了各项资源的权属以外，《水法》第7条、第29条、第31条和第35条规定了水资源有偿使用和水资源补偿制度；《矿产资源法》第5条规定了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第6条规定了矿业权转让制度；《森林法》第8条规定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林业基金，第15条规定了林权转让；《草原法》第2章规定了草原权属及其承包经营权流转、第35条规定了舍饲圈养粮食和资金补助；《煤炭法》第34条规定了煤矿企业积累煤矿衰老期转产资金的制度；《渔业法》没有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规定。
（四）循环经济法
我国的循环经济法主要是以促进清洁生产、实施资源减量与节约、再利用和资源化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包括：《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
1.指令性国家干预
我国循环经济法以促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为目的，没有以指令性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主要体现在：《清洁生产促进法》第21条、第24条、第27条、第28条和第31条的规定；《循环经济促进法》第2章“基本管理制度”和第3章“减量化”中的部分条款。此外，在《节约能源法》中，也仅有以下内容属于指令性国家干预：第13条、第35条、第36条关于节能标准化的规定，第15条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的规定，第16-19条关于能效标识制度以及第20条关于能源认证制度的规定。最为典型的当属《可再生能源法》，该法全文几乎没有指令性国家干预规定，呈现出以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为主、指导性国家干预为辅的特点。
2.指导性国家干预
与《环境保护法》、《污染防治法》不同的是，《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均应用了较多的指导性国家干预条款，其中，《清洁生产促进法》第1、2章和第3章；《循环经济促进法》第1章第6条、第7条、第9条、第10条，第2章第11条、第16条、第17条，第3章“减量化
中第20条、第21条、第23条、第26条、第27条、第28条以及第4章“再利用和资源化”全部规定。相比而言，《节约能源法》中关于指导性国家干预条款的规定几乎占据了第1章到第4章的全部内容。
3.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
《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和《节约能源法》中均有“鼓励措施”和“激励措施”的专章规定，主要采用政府奖励、专项资金或基金扶持、税收减免、信贷支持、价格政策、政府采购等激励措施，以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法》则大量使用了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手段，几乎覆盖第3章“推广与应用”到第6章“经济激励与监督措施”的全部规定，代表性制度有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制度、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偿制度以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制度等。
（五）生态保护法
生态保护法是调整各主体以生态科学为指导，遵循生态规律有意识地对生态环境采取一定的对策及措施进行保护的各项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一般包括：《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
1.指令性国家干预
《水土保持法》中指令性国家干预条款主要体现在第3章“预防”、第4章“治理”以及第5章“检查监督”之中；《防沙治沙法》中除第5章“保障措施”之外，几乎都体现为指令性国家干预；《野生动物保护法》则全文体现为指令性国家干预条款。
2.指导性国家干预
《水土保持法》中指导性国家干预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第7条和第2章“规划”之中；《防沙治沙法》中则仅有第7条关于国家支持防沙治沙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国家支持开展防沙治沙的国际合作的规定。
3.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
《水土保持法》第9条、第33条、第34条关于公众参与水土流失治理和荒山、荒沟、荒丘的治理的激励性规定，体现为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防沙治沙法》则利用第5章“保障措施”的规定，以项目预算资金、个人资金补助、财政贴息、税费减免以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方式体现国家以经济手段和私权的方式对防沙治沙进行干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仅有第4条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成绩显著的奖励规定和第28条关于猎捕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损害赔偿规定。
通过国家干预在我国环境法中应用的实证分析，不难看出我国环境法国家干预调整方法的应用现状和特点为：（1）环境基本法、污染防治法以及生态保护法以指令性国家干预为主，指导性国家干预为辅，其中，《环境保护法》中基本没有任何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2）自然资源法呈现出指令性国家干预和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并重的特点，其中，《水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和《煤炭法》中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与《土地管理法》相比较而言显得较弱，但《渔业法》几乎没有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3）循环经济法则以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为主，指导性国家干预为辅。
三、环境法中国家干预手段的整合与重构（一）我国环境法中国家干预手段配置失衡，结构严重不合理
当前我国环境法中国家干预手段的应用现状和特点深刻地反映出我国环境法在国家干预手段的配置上存在重大缺陷，体现出结构不够合理、功能不够完善的问题：
1.环境基本法过于推崇指令性国家干预，淡化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
《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基本法，在环境法体系中具有政策纲领性和原则性的特点。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实体法，即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重大问题加以全面综合调整的立法，一般是对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目的、范围、基本原则、重要措施、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法律责任等作出原则性的规定[12]。《环境保护法》是环境单行法、环境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基准和依据，也是环境政策制定的基本导向。
从前文对我国环境法中国家干预手段的实证分析来看，我国环境基本法在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基本法律规范的条款设定方面过于强调国家强制性手段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的应用，过于强调行政管理在环境保护中的能动作用。就国家干预的类别而言，我国《环境保护法》的法律规定基本都体现为指令性国家干预，而指导性国家干预条款仅有三条，且体现为非核心条款和制度设定，严重欠缺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从而呈现出国家干预手段配置上的
结构不合理，违背了国家干预的逻辑基础，也不符合环境法协调发展原则和经济调控制度的基本要求。
2.环境单行法严重欠缺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和指导性国家干预
受制于环境基本法的规制导向，构成我国环境单行法核心的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以及生态保护法也未能脱离环境基本法所采用的调整方法。其中，污染防治法的问题尤为突出，除了《水污染防治法》中仅有的“水环境生态补偿”制度以外，其他四部污染防治法竟然没有任何直接介入性的法律规定，也较少采用指导性国家干预调整方法。生态保护法同样忽视了经济激励手段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效用，转而采取了强制性的法律调整方法，因此在法律执行效力上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
3.自然资源法的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手段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
作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的法律规范，自然资源法承担着合理开发利用与管护相结合的任务，因此，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上，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干预要充分体现自然资源的经济属性和生态属性相结合的特点。然而，在我国自然资源法中，除《土地管理法》外，其他自然资源法在自然资源的权属配置、流转以及生态补偿等方面的规定较为单一和欠缺，背离了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手段的多元化选择，需要加以完善。
（二）国家干预手段重构的理论解释
当前我国环境法中国家干预手段配置的失衡，迫切地要求就国家干预手段在环境法中的分布及其构成进行重新审视和构造。环境法中国家干预手段的重构应当秉承两项基本原则：（1）与“国家干预”的基本理论相吻合；（2）与环境问题的特性以及基本原则相协调。环境法中的国家干预既要遵循国家干预源于市场失灵的基本理论，又要尊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突出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导向。对于因市场缺陷、混乱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等公共产品问题、外部性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需要通过国家干预进行弥补，对于因市场缺失而导致的自然资源配置问题，需要国家干预建立和培育新型市场，深化传统市场，实现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
1.“适度干预”原则要求加大直接介入性和指导性国家干预的比例，降低指令性国家干预的适用
“适度干预”原则作为经济法的首要原则，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其包含两项重要的条件：（1）适度干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干预；（2）适度干预是以保护竞争为目的的干预[10]54。国家干预不能取代市场，更不能阻碍或削弱竞争。然而，我国环境基本法、污染防治法和自然资源法中的国家干预却浓厚地体现为一种强制性管理和介入，不能体现对环境资源有关市场的正确引导或纠正，也不能体现为对新兴市场的培育与促进。以信息偏在、负外部效应、公共物品问题等为表现的市场失灵，内生于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主要方面是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中最重要的理论假设即是经济人理性[13]。环境法调整方法重在对经济人理性的正确认知和对经济不理性的防范与制约，前者在于正确引导和发挥经济人理性对于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后者在于建立和完善环境风险控制制度。
因此，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内在地要求在“国家干预”三种手段的选择和配置方面，应当尽量降低和减少指令性国家干预的适用，扩大直接介入性和指导性国家干预的应用范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由私的市场主体进行，经济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表现得更加直接也更加尖锐。法律制度的安排也相应地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对某些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如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法律严格进行禁止，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而对某些存在一定正当性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则首先规定由政府或其他相关主体对利益的享有者进行诱导或劝导，引诱或说服其放弃某种利益，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只有在采用上述手段不能达到目的且有必要时，才会采用强制性手段[14]。
2.非强制性干预与“协调发展原则”之间的内在统一
指导性国家干预和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又称为“非强制性干预”，其在环境法领域中的应用在于突出干预主体以指导性手段和经济手段对环境失灵进行干预，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统一。社会发展兼顾环境保护是当代环境的要求，同时，
市场机制是引导发展趋势最好的调节器[15]。环境法的“协调发展原则”意指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统筹规划、同步实施、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通过“协调”，消除把“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的任何一种片面认识；通过“协调”，突出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秩序供给和协调职能[16]。因此，根据协调发展原则，客观上需要在环境法中加强市场机制等经济调节手段的作用，大力发展和培育环境资源市场机制，力求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3.环境外部性对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的需求
制度经济学认为，环境外部性的解决依赖经济手段对于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平衡，包括环境负外部性的内化和环境正外部性的激励和补偿，在客观上主要体现为环境经济激励政策的应用。根据价值规律，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经济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当事人产生和消除污染的行为。一方面，借助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外部不经济的环境费用内部化，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原有的经济刺激模式，纠正他们破坏环境的行为。另一方面，发挥资金配置功能：依据法律、行政授权，实现和聚敛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资金的重新分配；资金的使用[17]。环境经济激励政策的采取则浓厚地体现为国家干预手段的直接介入性特点，因此，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对环境外部性的应对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三）国家干预手段在环境法中的整合与重构
1.环境基本法
基本法作为一部集该部门法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于一身的法律文件，对整个部门法的体系构建、制度拓展以及规范整合起到基础性和通灵性的作用。环境基本法作为一部全面调整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的基础性法律，其基本特征体现为：（1）基本原则的高度性和普遍性；（2）基本制度的导向型和基准性；（3）调整方法的综合性和均衡性。国家干预作为一种调整方法在环境基本法中的应用应当同时兼顾基本法的三个基本特征。从环境基本法的法律地位和作用来看，不同类型的国家干预在环境基本法中应当统筹兼顾、合理分配。
根据调整方法强制性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环境法的基本制度划分为三大类别：（1）环境控制制度，以强制性法律规定为主，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许可证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制度和自然资源开发禁限制度等；（2）环境促进制度，以指导和促进手段为主，包括环境规划制度、环境标准制度和环境监测制度等；（3）经济调控制度，以经济手段调控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主，包括环境基金制度、环境保险制度、自然资源权属制度、环境税费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以及生态补偿制度等。相应地，不同类型的国家干预手段可以对应不同的环境制度，即指令性国家干预多适用于环境控制制度，指导性国家干预多适用于环境促进制度，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则适用于经济调控制度。这样，不同类型的国家干预手段就能在环境基本法中得到合理分配，从而解决以指令性国家干预为主的现状。
2.环境单行法
根据本文对环境法体系的分类，我国环境单行法主要包括：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保护法和循环经济法。目前，在这些单行法中，除了循环经济法中较为合理地配置了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手段，污染防治法和自然资源法两大核心领域均以指令性国家干预为主。国家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和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18]。因此，环境单行法中国家干预手段的重构和整合，应当基于环境基本法对于“环境经济”原则和“经济调控制度”的确立，以创造、引入市场机制为导向，增强直接介入性和指导性国家干预在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和生态保护法中的应用。
四、国家干预手段重构背景下环境法的变革从目前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实施情况来看，其整体运行情况令人担忧。究其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指导性国家干预措施和制度过于原则；（2）市场失灵的干预手段过于单一，激励措施不足；（3）政府责任流于形式。因此，我国环境法的变革，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完善《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功能，合理分配不同类型的国家干预手段
1989年12月26日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作为我国的环境基本法，在国家干预手段的选择上呈现出以指令性国家干预为主，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缺失的基本特点。因此，《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必须做到：
1.完善法律基本原则，增加“环境经济”原则
环境法基本原则在基本法中起到统领和指导的作用，具有弥补法律缺陷和法律滞后的功能。在基本法的结构中，应当实现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统一。我国《环境保护法》应当确立环境经济的基本原则，作为指导基本制度的原则性规定。环境经济理论源于20世纪初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以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为代表[19]。环境经济的法律化则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倡导法律的经济分析。因此，环境法的经济分析就主张对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应采取自由市场的方法，并且呼吁法律和经济分析中的协同作用。环境经济原则的确立，其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对环境基本法律制度中的“经济调控制度”起到基本的指引作用，并为《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清洁生产促进法》中的经济激励法律规定奠定基本法依据。
2.建立和完善以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为主的基本制度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法》仅规定有环境标准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环境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现场检查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三同时”制度和征收超标排污费制度。其中，绝大多数都采用了指令性国家干预手段，少数采用了指导性国家干预手段，几乎没有任何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的规定，仅有的排污费制度还体现为征收超标排污费，不能满足排污费制度对环境外部性的规制需要。
因此，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应该在现有环境控制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以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手段为主的基本法律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第一，确立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规定国家所有权，突出国家作为法律主体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法律救济；明确除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以外的自然资源用益物权及其流转的法律规定。第二，确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应对环境资源“公共产品”属性和外部性所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完善水、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对价计算标准。第三，建立和完善环境税费制度，将环境资源税纳入基本制度范畴。第四，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明确生态补偿的适用范围、补偿主体、补偿条件、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及补偿程序等。第五，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排污权交易中的指标分配、交易条件、交易程序、交易标准以及交易登记等作出框架性规定，并与国际碳交易实践相对接。第六，建立“环境协议”制度，明确企业愿意采取什么措施预防或缓解污染和采取该措施的进度，基本上不具有强制约束力，而是依靠道德劝说和自律来改变企业的污染行为。根据欧洲委员会1996年在其一份有关环境协议的文件中的界定，“环境协议是工业界和公共机构为了实现环境目标的协议。这种协议可以通过确定义务的方式对协议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它们也可以采用由工业界单方承诺并由公共机构承认的方式。”[6]156环境协议给相关企业更多的自由，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签订环境协议比通过一项法律更容易、更迅速。环境协议能鼓励企业更好地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管理甚至企业战略之中，是对环境法规的补充和完善[20]。第七，其他环境经济制度，如环境基金制度、环境保险制度、环境押金制度以及环境金融制度等。
就指令性国家干预制度而言，我国《环境保护法》还应当就当前集中出现的环境危机事件的法律应对及其制度问题作出规定，建立和完善环境危机应对法律制度，从而为环境危机管理法的制定奠定基础。就指导性国家干预而言，我国《环境保护法》除了对当前已经规定的环境规划、环境标准、环境监测等制度进行完善之外，需要着重建立和完善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对环境信息的界定、环境信息的范围、信息公开的条件、信息公开的主体、信息公开的程序、信息公开的对象以及信息公开的救济等予以明确规定，将目前已经颁布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中的规定予以补充、完善后，上升为《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律制度。
3.确立符合国家干预特点的环境公益诉讼
当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过于泛化，不同的研究维度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定
诉讼构成、诉讼主体、诉讼请求、权利保障以及诉讼费承担等均有较大差异化的研究结果。国家干预的研究视角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确立及其构成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第一，现有三大诉讼体系无法满足弱势群体和环境公共产品的法律保护需要。就环境污染导致不特定群体的人身和财产利益遭受损害而言，由于受害人众多、受损价值难以评估、受害人智识水平低下等原因，不可能每一个受害人均有意识向法院提起环境侵权之诉，而且即便在法院受理每一个独立侵权之诉的情况下，法院也会因为案件众多而难以负重，且浪费司法资源，因此，民法救济措施在理论上成立但不可行。行政法律救济和刑法救济也仅针对后续违法行为采取法律强制措施，对已经造成的环境损害无能为力，且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也不能用来补偿环境受害人的环境损害。因此，环境污染情形下的受害人不能通过现有的三大诉讼体系得到有效救济，迫切地需要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为维护环境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以国家干预的形式提起环境诉讼，要求环境违法者对环境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给予法律救济并承担法律责任，即环境公益诉讼。
第二，国家干预的法益特点为环境公益诉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干预作为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干预，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里的社会公共利益不是简单或孤立的利益范畴，在环境法律所保障的利益范畴下，国家干预的法益目标在于实现环境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整合，强调国家干预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整合功能。经济法的法益结构并非忽视公民、法人的利益，而是通过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进而实现对公民、法人利益的保护。这种法益结构只是凸现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惟一的利益进行保护[21]。因此，环境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共利益类型至少应当包含：生态利益、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权益以及不特定群体因环境侵权所应保障的人身及财产利益。其中，生态利益以大气污染、生态破坏为代表，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权益侵害以水污染、自然资源破坏为代表，而后者则以重大环境侵权案件为代表。
第三，国家干预法律关系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构成。国家干预法律关系是干预主体和干预受体因行使国家干预权和承担相应义务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以国家为干预主体，干预客体则表现为维护、促进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治理、制止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体现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干预主体应当为了维护生态利益、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权益以及环境弱势群体的人身财产利益，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环境侵害者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纠正环境违法行为，承担环境法律责任。因此，国家干预视角的环境公益诉讼必然要求国家作为必要的诉讼主体提起或参加诉讼，以生态利益、国家所有权权益或不特定个体利益为诉讼标的，形成独立的诉讼构成，区别于现行的三大诉讼类型。
（二）实现环境基本法和环境单行法之间的统一与协调。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法》与各单行环境法律之间在制度上没有构成一个良好的协调体系，各单行法之间及其自身的法律制度设计也难以实现立法目的。因此，不同类型国家干预手段的重构与整合为我国环境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的统一与协调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分析基础。
1989年《环境保护法》在法律制度设定上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背景，很多制度安排和制度内容无法与当前的环境保护事业相适应，更为突出的是，部分环境法律制度与单行法之间的规定存在严重冲突：
1.限期治理制度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9条规定的“限期治理制度”与2008年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第74条所规定的“限期治理制度”之间存在较大冲突。《环境保护法》规定的限期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限期治理适用条件模糊，仅笼统地规定为“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第二，限期治理期限不明，没有规定；第三，限期治理的实施主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而《水污染防治法》则规定为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因此，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需要在“限期治理”制度的适用条件、期限、实施主体等方面作出与单行法相统一的规定。
2.排污收费制度
《环境保护法》第28条规定的“排污收费制度”将征收排污费的条件设定为超标排污行为；而2008年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则明确规定：“
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同时，《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征收超标排污费”制度与《环境保护法》确立的其他“防止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法律制度相互冲突，形成对“超标排污行为”合法性的不同理解。因此，根据《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和其他法律制度的规定，应当将除噪音超标以外的“超标排污”确定为禁止性行为，并对不超标排污行为征收排污费。
3许可证制度
许可证制度是主管机关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核发许可证，允许其从事某种活动的制度[22]，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有关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和排污许可等方面。我国的环境许可证制度分别被规定在自然资源法、污染防治法、生态保护法和循环经济法等环境单行法中。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基本法却对许可证制度的设立及其内容等未作任何规定，从而导致基本法与单行法之间在重要法律制度方面存在最大、最严重的脱节。
（三）环境单行法的制度完善
除了确立部分基本类似的环境法律制度之外，环境单行法的制度完善需要根据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保护法和循环经济法中不同类型的调整对象，以及国家干预手段的重构分析，有所侧重地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
污染防治法应着重构建以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为核心的排污制度，重点引入环境保险制度和环境基金制度，加强环境税费制度在环境负外部性控制方面的作用和地位。
根据“科斯定理”的基本内涵，自然资源法着重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权属制度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自然资源初始权利分配和权利流转制度研究，确认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自然资源所有权人的地位、权利范围以及权利救济方式，确立资源节约激励制度，倡导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从而与循环经济法中的规定相协调。
生态保护法着重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明确生态补偿的条件、范围、补偿主体、补偿方式、补偿对象和补偿标准，引入多元化的生态保护激励制度，加强税费、财政、市场机制在生态保护方面的激励作用。
（四）建立与政府失灵相适应的政府环境责任制度
政府环境责任是指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执行公务的人员，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和政府的职能定位所确定的份内应做的事，以及没有做或没有做好份内应做的事时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23]。国家干预的逻辑基础不仅在于市场失灵，同样也在于政府失灵。因此，在环境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政府会因为不作为、干预程序不当、干预失当以及越权干预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环境法中的政府责任则是指政府在干预、协调、管理、参加、引导市场良性发展和保护环境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过错给市场及其相关环境权益主体的利益造成损害，依法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要体现为环境经济赔偿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其中，以政府的环境经济赔偿责任彰显其独特魅力，也是惟一能够让政府以独立法律主体身份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这种经济赔偿责任类似于日本环境法领域中的国家赔偿诉讼，但与我国附属于行政诉讼的国家赔偿诉讼不同。在日本，行政机关在环境方面的违法措施给居民造成损害时，受害的居民对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提起请求损害赔偿的国家赔偿诉讼，间接地追究环境行政违法责任[24]。由于我国目前国家赔偿诉讼的起诉资格和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政府的环境行为不可能纳入到国家赔偿之列，且赔偿的性质及数额也不同于政府经济赔偿责任。因此，国家干预手段重构条件下的环境法应当考虑建立政府的环境经济赔偿责任，以克服政府失灵所带来的消极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环境法的调整方法离不开国家干预，但现行环境法的法律规范中对于不同类型国家干预手段的选择与配置存在结构失衡的缺点，因此，不同类型国家干预手段的整合与重构显得尤为重要，并直接影响我国环境法体系及其内容的重大变革。
参考文献：
[1]应飞虎.“需要国家干预说”：一种经济法的认知模式[g]//单飞跃，卢代富.需要国家干预：经济法视域的解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21.
[2]李挚萍.经济法生态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9.
[3]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50.
[4]蔡守秋.论环境法学研究范式变革的深层探索——《民本视域下环境法调整方法变革：温州模式内在动力的新解读》一书评介[j].太平洋学报，2011，（5）：95.
[5]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17版.萧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29.
[6]李挚萍.环境法的新发展——管制与民主之互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5.
[7]fengliu.environmentaljusticeanalysis：theories，methods，andpractice[m].lewispublishers，1999：27.
[8]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余晖，何帆，钱家骏，周维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74.
[9]钭晓东.环境法调整方法变革研究[j].河北学刊，2010，（6）：109.
[10]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63.
[11]曹明德.环境与资源保护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47.
[12]颜士鹏.论环境基本法的功能和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c].兰州：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2007.
[13]岳彩申，杨青贵.经济法逻辑起点的理性主义解读[j].理论与改革，2009，（3）：140-143.
[14]许明月，张新民.现代经济的社会性与经济法——关于经济法产生原因与性质的思考[j].现代法学，2003，（6）：132-138.
[15]陈静.环境立法经济手段的运用——协调发展原则以及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的运用[j].中国科技成果，2005，（12）：48.
[16]李艳芳.对我国环境法“协调发展”原则重心的思考[j].中州学刊，2002，（2）：184.
[17]李静云.环境基本法中经济激励政策研究[c].兰州：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2007.
[18]李昌麒，张波.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观与市场调节观——对国家和市场分析范式的一种解读[j].甘肃社会科学，2006，（4）：8.
[19]虞磊珉.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完善[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4，（4）：55.
[20]朱晓勤.欧盟国家的若干环境经济法律制度[j].世界环境，2000，（1）：39.
[21]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5）：62.
[22]马怀德.试论我国许可证制度[j].法学杂志，1990，（1）.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9
论文摘要：深井灌注活动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种排污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使地表水和地下水免受污染的环境保护措施，应该受到肯定和鼓励。基于技术本身存在的风险及地球纳污资源的有限性，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基于深井灌注技术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及自身的特性，必须将其纳入环境法的调整范围。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深井灌注技术的专门立法，对该问题只是在目前环境法的法律框架中有一些相关性的规定。对深井灌注技术立法的发展和完善应首先考虑管理体制、环境影响评价、污染防治立法完善、许可管理、制定标准、分类管理、污染转嫁防范等重点领域。论文关键词：深井灌注、环境保护、法律深井灌注技术简称UiC（UndergroundinjectionControlindustrialwaste）技术，是通过井将液体污染物（灌注液）注入地下多孔的岩石和/或土壤地层的污染物处置技术。该技术将灌注液排放到地下饮用水资源下面一段距离的深地质层，由于有岩石层隔离，灌注液不会污染地下饮用水层。地下灌注技术是一种新的污水处理技术，实践证明，同其它处理技术相比，具有污染风险小、处理成本低的特点，可以作为工业、城市处理、储存液体污染物的手段。[①]但是，由于该项技术并不能完全避免污染风险，仍需加强和完善相关的立法，通过对该项技术的引导和规范，防范在技术运行中存在的风险。一、环境法对深井灌注技术进行调整与规范的必要性通过环境法对深井灌注技术进行调整和规范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因为深井灌注技术必然对地下环境产生现实的影响，而且还因为深井灌注本身也是一种污染防治的措施。地下环境包括水、矿产资源、地下岩层等环境要素，地下岩层和地下水、矿产资源一样，都应该纳入到法律调整范畴。因为，人类地质活动早已深入地下深层，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开发已经使人类对地下岩层的状况有所认识，只不过限于技术的发展，人类有关地下岩层的活动一直停留在科学研究的层次。随着近几十年深井技术的运用，人类正在对地下岩层的实用价值予以重视，考虑到岩层良好的隔离性和防渗漏性，将岩层深处作为废弃物的存放场所已经变成现实。美国是最早利用深井进行废液灌注的国家，时至今日，每年有超过7500亿加仑的废液注入地下，其灌注井数量也已超过65万口，这样大规模的灌注活动，必然会对地下岩层乃至整个地下环境产生影响，这就产生了法律调整客观需求。自1961年美国德克萨斯州成为第一个实施深井灌注法律的州开始，美国当前有关深井灌注的法律可谓完备，一切UiC技术均在法律的严格监管下有条不紊的运行。虽然我国现阶段的环境立法没有对地下岩层做出明确规定。但是，《环境保护法》第2条有关“环境”的定义中指出，“本法所称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由此可知，这种定性界定的概念，对于“环境”的理解将会随着人类活动的发展不断扩充内容，地下岩层也必将会包括在其涵义当中。就深井灌注技术本身而言，它主要是利用地下岩层的隔离作用，将灌注的污水等有害废弃物与周围的环境安全隔绝，以达到废弃物处置和污染防治的目的。但尽管深井灌注技术在污水等废弃物的处置方面具有自身的优越性，然而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说，其存在的潜在风险也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对地球科学家来说，隔离能够永久性地解决环境问题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任何被隔离存放的废弃物总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刻发生泄露，因此只有在所处置物质随时间自行丧失其毒性的情况下，或者因为还没有可利用的合适环卫技术而作为一种暂时性措施时，隔离才应予接受。”[②]这就充分说明，深井灌注技术作为一种污染防治措施，需要通过环境法针对性的调整和规范，降低和防范技术运行中的风险，确保该项技术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我国现阶段的环境立法规范没有对地下岩层做出明确规定。但是，《环境保护法》第2条有关“环境”的定义中指出，“本法所称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由此可知，这种定性界定的概念，对于“环境”的理解将会随着人类活动的发展不断扩充内容，深层地下也必将会包括在其涵义当中。当然，这也是基于法律滞后性特点而采取的权宜做法，更根本的，应当是根据实际适时修改法律，将地下岩层明确写入法律条款当中，以便彰显法律的确定性。我国环境立法对“污染”的界定同样遵循着抽象和列举相结合的方法。现行环境保护法列举的环境污染是指人们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危害。[③]深井灌注是人们在生产建设或其他活动中排放废弃物的活动，应该属于环境保护法中所指的环境污染行为，并受到排污许可制度、现场检查制度、污染事故报告制度、严重污染限期治理制度、防止污染转嫁制度的规范。但是，由于该行为运用先进的污染物处置技术，相关法律制度的运作实施应该符合该行为的自身特点，并做到掌控适度，确保这一行为的自身生存和未来发展。二、美国深井灌注法制实践美国有关深井灌注的立法管理是由各州自行制定法规管理逐步演进到建立一套全国性的监察程序。1961年德克萨斯州成为第一个拥有深井灌注法律的州。从那时起，全美各州结合自身的实际，相继制定各自的深井灌注管理法规，初步确定了法律控制标准。但是，由于各州对水质级别标准以及地下水保护要求方面的不统一，使得各州对于深井的管理有着极大的差异。随着深井数量的增加，这种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的局面引起了美国环保署的担忧。但是，由于深井灌注避开了废物的地面处理，导致联邦当时的现行立法不能对其加以规范，环保署遂于1970年决议，阐明地下排放废液必须防止对地下水的污染的政策。随后，这一政策在1972年的《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案修正案》和1974年的《安全饮用水法案》中得到了支持，特别是《安全饮用水法案》（SDwa）对地下灌注问题做出了专门的规定，内容涉及到了所有类型的灌注井，从而解决了深井灌注行为缺乏有效法律调整的时代。依据《安全饮用水法案》的授权，1980年，美国环保署制定了《地下灌注控制》统一标准，并由各州执行，这一标准使各州将深井灌注活动的技术风险降到了最低。此后，1984年有害和固体垃圾增补法案，以及禁止土地处置法；1988年美国环保署关于无转移豁免法规；1996年土地处置计划适应性法案；2001年关于土地处置计划，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与地下灌注井有关的风险研究，均使得美国政府有关深井灌注管理的制度得到加强和完善。三、现阶段我国对深井灌注的法律控制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深井灌注的专门立法，现阶段我国对深井灌注的法律控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和制度；第二，环境影响评价、水污染防治、矿产资源法、水资源、地质灾害防治等环境保护单行法律法规中所包含的一些与深井灌注相关的法律规定。（一）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制度环境保护基本法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制建设和完善确立了基本的框架。其中，基本的法律原则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在法律上的体现，而基本的法律制度则规定了环境法应调整和规范的主要方面和领域。因此，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是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一般性规定，是在环境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都必须予以遵守的。深井灌注是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进展和技术进步而出现的新问题，虽然目前对该问题还没有专门的针对性的法律规定，但对它的规范和调整无疑需要将其纳入环境法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所确立的法律框架之中，今后针对深井灌注技术所进行的专门性立法更多地应表现为对环境法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的细化和具体化。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一方面，在目前没有专门立法的情况下，对深井灌注技术的调整和规范应首先符合环境法中有关法律原则和制度的一般性规定，这也是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的基本功能所在；另一方面，环境法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应成为深井灌注技术立法发展和完善的基本起点和重要参照，这一点对于保证整个环境法律体系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非常重要。（二）环境保护单行法中所包含的一些相关规定目前，在我国的环境立法中虽然没有针对深井灌注的专门性规定，但在环境保护单行法律法规中所包含的一些规定，在实际上与深井灌注的问题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第一，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据此原则性的规定，对深井灌注技术的环境影响评价应该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把深井灌注工程作为建设项目，在实施前充分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并进行跟踪监测；其二，对于拟定建设包括深井灌注项目在内的政府专项规划，也应该事先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作为审批机关批准的必要条件。第二，《水污染防治法》中的有关规定。《水污染防治法》中专设有“防止地下水污染”一章，该章中对利用隔离地层输送、存储有毒废液和污染物、地下工程设施以及地下勘探和采矿活动在防止地下水污染方面的有关规定，应该可以适用于对深井灌注行为的规范。实际上，可能对地下水源造成的污染，是深井灌注技术的主要风险所在，因此，结合深井灌注的特殊需要，对《水污染防治法》及时进行针对性的完善，是今后在深井灌注方面进行立法的重点所在。第三，《矿产资源法》中的有关规定。深井灌注技术最早起源于矿产资源开采中的深井作业，到目前为止依然和各种地下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污染环境。”这一规定，实际上就为深井灌注技术运行中防止环境污染的义务提供了可供援引的法律依据。第四，《水法》中的有关规定。《水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因此，在深井灌注运行中可能对地下水或水工程设施造成影响的，应当遵守《水法》的有关规定。比如《水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开采矿藏或者建设地下工程，因疏干排水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水源枯竭或者地面塌陷，采矿单位或者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对他人生活和生产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第四十三条规定：“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动。”第五，《安全生产管理法》中的有关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规定。该法第三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的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特种设备，以及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工具，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专业生产单位生产，并经取得专业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检测、检验合格，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方可投入使用。检测、检验机构对检测、检验结果负责。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特种设备的目录由国务院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第三十二条规定：“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审批并实施监督管理。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必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第六，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相关的法律规定。深井灌注是以地球化学过程中的隔离作用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环境技术，而且其前提是必须首先进行具有一定深度要求的钻井工程，这个过程必然会对工程所在地的地址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必然存在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这个问题，有关的法律法规也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防范规定。《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第三十五条还规定：“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承担治理责任”，明确了有关的法律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土资源部等部门针对钻探工程的基础要求、地质环境监测等方面的一些专门的规范性文件。至于由于地质灾害所引发的深井灌注的废液等废弃物泄露而导致的污染事故，则完全可以适用《环境保护法》中有关污染事故报告和处理的规定，及时作出针对性的调查和处理。四、我国深井灌注立法发展和完善的优先领域任何方面的立法都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针对深井灌注的立法完善也应当遵循这样的规律。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深井灌注的专门立法，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的是明确立法的优先领域，勾勒出深井灌注立法的大致框架，然后逐步地由粗到细，不断增强在该领域立法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以下几个方面是我国今后有关深井灌注立法应首先引起重视的问题：（一）有关管理体制的问题根据《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实行的是统一管理与分部门监管相结合的环境监督管理体制，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这种管理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统管部门和分管部门之间的权力冲突与矛盾。而对深井灌注活动的管理，必然会涉及到环境、水行政、地质矿产、土地、城市规划、安全生产等行政主管部门，在现有的环境管理体制中，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借鉴《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有关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体制的规定。虽然海洋环境问题表现多样而且涉及部门众多，但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在坚持统管和分管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对海洋环境问题进行了分类，并将不同类别的海洋环境问题的管理权限明确地在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海洋管理部门、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之间进行了分配，较好地解决了统一主管和分工负责的权力分配问题。在深井灌注技术的管理体制构建方面，有必要参照《海洋环境保护法》中的有关规定。（二）关于环境影响评价问题对深井灌注行为必须适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但为了更好地推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深井灌注活动中的贯彻和实施，需要及时在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所确立的法律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深井灌注技术的特点和要求，起草和制定专门的有关深井灌注技术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在《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法律体系中，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目前已经存在的有关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铁路建设项目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这种配套法规的建设是一个逐步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但对于后来出现的新的评价对象，技术层面法规的及时形成的确非常重要。（三）污染防治立法的针对性完善地下水的污染防治是对深井灌注技术进行风险防范与控制的重中之重。如前文所述，在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中已经有一些防止地下水污染的法律规定，与深井灌注的风险防范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充分，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另外，在我国污染防治立法中所确立的一些主要的管理制度，比如征收排污费制度、污水的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制度等，这些制度是否要适用对深井灌注活动的规范和管理，必须结合深井灌注技术的实际情况，重新进行评估和论证。从本质上来说，深井灌注活动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种排污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使地表水和地下水免受污染的环境保护措施，应该受到肯定和鼓励。但另外基于技术本身存在的风险及地球纳污资源的有限性，还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因此，深井灌注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排污行为，那么对深井灌注活动的法律控制，也必须对原有的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进，对这个问题应当在充分考虑制度设计的初衷以及深井灌注的特殊属性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专项研究。（四）加强对深井灌注活动的许可管理许可是我国在环境管理领域广为运用并卓有成效的一项管理制度，大多单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都对该项制度有着明确的规定。许可制度不仅有效地加强了对有关方面的资质管理和市场准入管理，而且也在根本上体现了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深井灌注技术复杂而且要求高，技术运行的潜在风险大，因此，必须依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基本规定，并充分考虑深井灌注技术的特点，对深井灌注许可的设定、实施机关、实施程序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及时建立和完善专门的深井灌注许可制度，是将深井灌注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的重要途径。（五）有关标准的问题环境标准是我国环境法体系中一个非常特殊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具有法律性质的技术规范，针对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环境标准体系。对于类似于深井灌注这样的在环境保护工作遇到的新问题，也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及时制定针对性的标准，相关标准的出台和完善，不仅是有关深井灌注立法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在对深井灌注活动进行日常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对与深井灌注活动相关的各种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的基本参照和依据。标准的问题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就美国在该方面的成功经验而言，正是因为美国环保署在1980年制定了《地下灌注控制》的统一标准，使得各州将深井灌注活动的技术风险降到了最低。（六）有关分类管理的问题深井灌注本身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但若具体到管理而言，则有必要将特定的与深井灌注有关的管理对象进行细化，分别使用不同的管理措施。比如，钻井的深度不同，对地下环境产生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管理措施当然应该有所区别；又比如，灌注废液的毒性和危险性不同，发生泄露对地下环境形成污染的风险程度必然也会不一样，那就需要采用不同的风险防范措施。在美国，根据钻井深度和主要用途的不同对深井灌注活动进行分类管理，是对深井灌注一种基本的管理方式。（七）有关防止污染转嫁的问题深井灌注技术属于国外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发达国家单纯将该技术（国外已成功实施）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不会出现污染转嫁问题。如果是技术转让的同时，伴随实施该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排污行为，而且这种技术的实施能够有效地减轻排污的危害，显然也是应予肯定的，但应加强法律的规范。如果国外厂商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发此项技术为条件，在发展中国家设立企业，从事污染严重的生产活动，并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利用深井技术直接排入到企业驻在国地下，廉价掠夺并大量占用了发展中国家的深层地下的纳污资源，这就产生了污染转嫁的可能性。针对这个问题，需要通过《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单行法规，以及我国参加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赛尔公约》当中有关污染转嫁的专门规定，严格执法，杜绝与深井灌注活动有关的污染转嫁行为参考文献：周珂著：《生态环境法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王灿发：《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既其完善途径》，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4期。刘曼明：《美国安全饮用水法简介》，载《海河水利》2002年第4期。高焰王东海孔庆珍：《关于的思考》，载《环境保护》2003年第3期。汪劲：《论我国的现状和修改定位》，载《环境保护》2003年第6期。[注释][①]布鲁斯·J·科比尔斯基：地下灌注控制（UiC）计划，中美地下灌注与监控技术研讨会专家报告集，2004。[②]王烨等：《地球化学工程与环境保护》，载《地质地球化学》2002年第3期第85页。[③]参见周珂著：《生态环境法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88页。中国人民大学·周珂华东政法学院·张璐天津科技大学·吕明德
水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篇10
一、中国土壤污染的基本情况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凸显出来。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情况日趋严重，不容忽视。具体表现为：
中国全国范围内已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达上亿亩，其中包括重金属污染，污水灌溉引起的耕地污染和因堆存固体废弃物所导致的耕地占用和毁坏。耕地污染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郊区的蔬菜种植基地、大中型工矿企业周边的农产品产地和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毒有害物、农药、抗生素等。
城市土壤污染问题亦不乐观。中国部分大中城市的土壤不同程度地受到重金属（如铅、铜、锌、镉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如石油烃、溶剂、助剂等）的污染。城市工业企业（包括已搬迁或遗弃的工业企业场地）及其周边土壤的污染情况比较普遍。城市的土壤污染已经对城市地下水质量、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的矿区土壤污染面积也已达数百万公顷，其中，受采矿污染的土壤面积占到五分之二。此外，矿产资源的冶炼和加工所造成的土地破坏和土壤污染同样相当严重。
总之，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归纳起来，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土壤污染面积不断增加，且未得到有效控制；
（二）土壤污染类型呈多样化，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
（三）土壤污染负荷加大。由于重金属和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中国局部地区的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增大；
（四）不仅部分农用耕地的土壤受到污染，而且，城市和矿山土壤污染问题呈发展之势。
二、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
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严重影响耕地质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据初步统计估算，中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达千万吨，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达千万吨，经济损失极大，达数亿元人民币之巨，并且，有些稻谷不能食用。另外，由于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引污灌溉，使得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残留，致使土壤肥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和质量下降。
（二）影响食品安全，威胁人体健康。
耕地污染导致中国农产品品质严重下降，一些城市近郊耕地生产出来的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中污染物的含量或者超标，或者接近临界值。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并可能祸及几代人。
（三）影响农产品的出口，降低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近些年来，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品质、质量、卫生、安全等技术要求愈来愈严格，技术壁垒愈来愈高。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在正常的情况下，本身就承受着国际市场高要求的巨大压力，而土壤污染，使得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四）威胁国家的生态安全。
严重的土壤污染，不仅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且，受污染的土壤向周围环境输出或释放的物质和能量，又可引起大气和水污染，致使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生产力下降，加剧土地资源的短缺，进而最终对国家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三、中国政府关注土壤安全
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明确要求政府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上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活动。
2006年，中国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全面展开。其显著标志是，中国政府拨出第一批巨额资金，在全国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以弄清中国当前土壤污染的现状，为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对策，其中包括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提出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的技术要求或技术标准作好准备。
为了搞好全国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设立了专门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工作办公室”，领导和指导全国的土壤污染调查工作。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保护部门亦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组织开展本辖区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其评价工作正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展开。
四、中国着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关研究
中国进行土壤污染普查的目的，是为了对全国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之策。无疑，立法是其重要对策之一。就在中国全国开展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的同时，中国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机构和中国政府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始着手组织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其中，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聘请了部分外国和中国的法学专家（主要是环境法学方面的专家）和土壤科学方面的专家，着手进行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而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亦委托中国高等学校的专门环境法研究机构，同时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研究工作进展顺利。接受委托的中、外专家或研究机构主要研究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土壤污染的总体状况（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本资料）；
（二）考量中国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情况，并对其能力进行评价；
（三）收集、分析和研究国外及国际社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文件，以期获得某些启发或借鉴；
（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分析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基本需求。
至今，中国已经举办了数次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中、小型研讨会，与会的既有中国环境法学界的专家，也有中国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2007年8月，在中国兰州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新加坡等国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及中国近30所高等学校和专门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多篇，15位学者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五、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的基本思考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现处于前期专家研究阶段，还未正式列入中国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规划。目前，中国正在制定新一轮的国家立法规划。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建议将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新的立法规划。
中国学者对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一）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必要性。
学者们一致主张中国必须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其主要理由有四：
1．中国土壤污染形势严重，且呈发展之势（参阅本文
一、二部分），亟需通过立法予以遏制；
2．中国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不能满足中国现实土壤污染防治的客观需要，具体理由为，一是中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或法规；二是中国现行立法中虽然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但散见于数十部法律之中，分散且不系统、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并且明显滞后，不能适合现今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
3．进行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可以提高国人的土壤污染防治意识，引起人们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视，自觉地遵守和执行法律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4．为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提供规则和保障。
（二）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际可行性。
学者们认为，中国进行专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中国已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这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极好基础。任何立法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对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规则或经验的总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有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是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不可缺少的条件。
2．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前面说过，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并非完全空白，而是在现行法律中已有一些规定，只不过这些规定比较分散、不系统、缺乏针对性、不便操作罢了。但它们毕竟是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那么，先前立法者在制定这些规定时的思考过程，经验教训，都是现在可以用来作为参考或借鉴的。
3．有可资参考或借鉴的国外或国际社会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文件的存在。根据我们的研究，国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大概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后进入活跃期。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荷兰、格鲁吉亚、俄罗斯、韩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均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专门性法律或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可以作为中国土壤污染立法的重要参考。
4．有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重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本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经提出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中国国务院于2005年12月明确提出要抓紧拟订有关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由其主持制定的《“十一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建设规划》。这些都是中国着手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支撑条件。
（三）关于土壤污染立法的具体建议方案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有两种方案选择：其一，修改现行有关法律中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并适当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其二，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中国学者建议采第二种方案。
不采用第一种方案的主要理由为：
1．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律，以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不具有实际可行性。因为，所涉法律、法规太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远水解不了近渴”。
2．仅以适合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为由而提议对中国现行多部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客观上难以得到中国立法机关的支持，不易被列入其立法规划。
3．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缺失的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或者主要法律制度，而这一问题是很难通过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的。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只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某些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其全部需要。
4．从立法成本的角度来看，亦不合算。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且耗时太长。
基于上述主要理由，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力主中国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具体建议为：
关于法的表现形式，建议以“法律”为其法文件形式。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作为中国的一部一般性法律。
关于该部法律的名称，建议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关于该部法律的作用，建议将其定位于中国土壤污染领域里的“基本法”或者“牵头法”，意指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
六、中国学者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具体思路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为直接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保障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基本目的，以追求人与土壤的和谐为最终目标，以土壤生态综合管理为基本理念，以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整治相结合为基本出发点，以规范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为侧重点，以中国国内现行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为基础，以国际社会、国外有关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为参考或借鉴，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土壤污染防治具体需要的专门的法律。
（二）该部法律应当是对中国多年在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办法和其他管理经验或教训的总结。其中，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政策、措施、办法及有效的经验，将通过制定本法而上升为法律规范，成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领域里的基本行为规则。
（三）该部法律的主要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一为土壤污染的预防；二为已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且以后者为主。不过，少数学者反对这一内容设计，主张主要内容仅规定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至于土壤污染的预防，建议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
（四）该部法律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中国现行法律中已有的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注意与其的衔接、交叉，避免与之相矛盾或冲突。同时，应当将那些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吸收到新制定的法律中来。
（五）该部法律作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的“基本法律”，它规定的应当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最主要或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的监督管理体制；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和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活动中各主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防止土壤污染和对受污染土壤进行整治或修复的原则、基本要求或基本措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的处理以及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所应当承担的不良法律后果等。
（六）该部法律在内容结构上，将按拟解决的问题或拟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同类性、相关性作为设章、分节的基础或“标准”。法律责任问题，集中规定，单独设章。
（七）该部法律应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不是一部“宣言式”的法律。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建议草稿的基本框架
目前的专家建议稿由八章内容构成：
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立法目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政策宣示、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土壤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政府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职责、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
第二章，土壤污染防治基本管理制度，即规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制度、标准制度、监测制度、调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基金制度、土地休耕制度、土壤污染管制区和控制区制度等。
第三章，土壤污染预防，主要规定土壤污染预防的一般性要求，其中包括预防污泥污染、排污口管理、工业废渣管理、油田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矿产资源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和预防畜禽、电子废物对土壤的污染等。
第四章，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主要规定受污染土壤的认定、受污染土壤的修复原则、修复责任的承担、修复主体、修复费用、无明确责任人之污染土壤的修复、修复资质等。
第五章，重要农产品产地的土壤污染防治，主要规定重要农产品产地的特殊保护制度，其中包括重要农产品产地保护区的划定、保护区土壤污染的预防措施、保护区内禁止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