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篇1
【关键词】大气污染；问题；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制度不完善
虽然我国对于大气污染非常的重视，并且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为基础，同时相关的行政法规为支持的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与此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在2012年的时候规定了环境诉讼相关法律。但是我国在大气污染法律治理中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其中环境诉讼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大部分都是只存在于书面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施这两个问题尤为突出。
尽管我国对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意味着我国法律在诉讼方面的一大进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民诉法修正案依旧忽略了对于大气污染方面的诉讼的原则规定，仅仅只是用几句话一笔带过，由此也导致了我国在大气污染方面的诉讼缺乏原则方面的规定，没有实际可操作性和准确的规格主体。无论是从机关还是从组织或者法律出发，这三者都需要极为明确的规定，因为只有法律进行了明确地确定，那么我国才能够依法对于造成大气污染的行为进行惩治，从而有效的遏制了人们会引起大气污染的行为，而检察机关则是公民对于这些行为进行诉讼的机关，目前我国正在准备将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保基金会等个别几家机构确定为《环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不过这样的行为也极大地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这是因为
环境诉讼虽然并不对诉讼主体强制要求利害关系，而是采用了对于原告有力的原则，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可能会出现诉讼权滥用的情况，并且我国的法律中没有对于防止滥用诉讼权的相关措施。其次诉讼费用也是我国法律存在的一大问题，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诉讼费是要求原告方支付，但是因为环境公益诉讼费金额比较大，而且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胜诉的概率比较小，这就导致我国公民进行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较大，导致不少人不愿意进行环境公益诉讼。
（二）缺乏实际操作性
由于我国关于大气污染的法律在如何治理大气污染这部分多余原则性规定，这也就导致了我国在防治大气污染这方面缺少一定的法律制约，导致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难以实施。例如我国在2000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就曾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部门以及各大机关必须依据自己的职责对于大气污染实施统一的监督和管理，但是在这部法律当中国家仅仅只是指出了各大部门应该去监督管理，却并没有规定相关部门该怎么监督管理，也没有给出有具体的措施指导。我国的大气污染的主要特点就是跨区域污染，以我国目前以固定区域为主的环境管理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目前我国治理大气污染的需要，而且因为我国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个区域之间的经济相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各个城市仅仅只是从自家的情况出发并且进行治疗的话，那么不仅会出现城市花费巨大的情况，而且对于我国严重的大气污染不会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二、对策
（一）完善现行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的环境诉讼公益制度是改善我国环境的最有效的法律途径，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地将环境诉讼公益制度进行完善，才能够为公民提供便捷的、安全的维权平台。环境公益诉讼的出现不仅弥补了我国在行政方面保护公共环境的不足，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人们进行环境污染的防治，不过环境公益诉讼的缺陷与否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环境诉讼公益需要强大的法律作为基础以及地方性法规认可环境权。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增加公民们的环保意识以及促进我国各大城市中的环保社团的发展，从而为环境公益诉讼奠定下坚实的社会和民众基础。而各个城市还需要不断建立环保法庭，进行司法探索，从而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在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我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通过对于目前有利条件的运用，采取对于我国大气污染针对性的防治措施，以求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首先我国应该在相关的法律制度中进一步清晰的确认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将“法律”重新规定为向包括立法机关指定的法律以及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通过这样的基础来确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大概范围。还有我国应该将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虽然目前理论界对于行政机关是否应该作为原告具备着很大的争议，但是我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利益以及公众利益的法律监督机关，具备了很强的证据收集能力，也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我国的检察机关是具备作为原告的资格的。而且国外的很多国家，例如美国、俄罗斯都是将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然后通过法院判决的强制性保障最终的执法效果。
（二）发挥区域的管理作用
由于我国的各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较大，这就导致了我国不同地区出呈现出来的大气污染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国是不可能实行各地完全一样的环境管理标准和治理方案。我国应该实行的是各个区域之间根据自己的其情况来制定目标和防治方案，又叫联防联控区域管理，对于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案，这样不仅可以将环境污染控制成本降到最低，而且还能够达到最有效的结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各地之间的政府的联系。联防联控制度需要地方政府之间达成共识，从整体的环境出发，共同制定相关得治理措施，这样才能够达到最终目标和效果。我国还需要避免传统管理模式的弊端，在2010年的时候，我国的国务院就曾经对于大气污染实行了联防联控制度，但是因为当时法律的限制导致联防联控制度实施的程度比较低，治理效果也不甚理想。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六大区域管理中心，虽然权利遭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国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集中管理，横向可以建立区域城市首长联合会议，纵向则可以通过国务院对下级机构进行政策实施方面的知道，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我国关于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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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目前我国的大气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以及身心健康，因此对于大气污染的治理迫在眉睫，而我国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存在着很多问题，导致我国的治理效果一直不甚理想，因此我国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相关防治制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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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篇2
关键词：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措施
大气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大气中，呈现出足够的浓度，达到足够的时间，并因此危害了人体的舒适、健康和福利或环境的现象。大气污染不仅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威胁，导致人们生活的舒适感下降，也会造成气候的变化以及生态失衡，严重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要明确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防治，提高大气质量，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1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工作的必要性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必然会造成大量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如大量工业活动会导致工业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等）排放量急剧增加，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很多废弃物的焚毁、汽车尾气的排放、建筑扬尘都会造成大气污染，臭氧、氮氧化物、细颗粒物等污染物的二次转化还会引发雾霾天气，二氧化硫的排放会引发酸雨问题。近年来，大气污染导致的群体发病率不断上升，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及人群健康，因此，必须要加大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防治，提高空气质量[2]。
2大气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2.1缺乏系统科学的防治技术和防治手段
大气防治工程项目所需的技术支持较多，但目前我国大气防治活动中还普遍缺乏科学、完善的技术支持方法和手段，严重影响大气防治工程的质量。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与科学技术研发过程中的资金投入仍然存在不足，也导致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发展速度较慢，难以满足当前治理的需求。所以，需要加强对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研发工作的支持，适当在人才培训及资金补助方面予以倾斜，是十分必要的[3]。
2.2缺乏行之有效的防治机制
科学系统的大气污染防治方案与对策是保证大气污染得到有效处理的前提，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中仍然缺乏系统科学的防治机制，对大气污染源的监管缺乏精准性，难以做到针对性的污染防控工作，导致大气污染防治效率无法得到有效提升。例如，我国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大多推行限号政策以限制在同一时间内城市的车流量，但这种单一的限号措施对大气污染的有效性亟待精准评估。另外，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不能满足当前环境保护的需求，仍然延续着以往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导致很多污染物和大气污染活动无法得到有效的约束和规范，严重影响大气污染的防治效果[4]。
3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防治管理的相关对策
3.1建立健全大致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制定完善科学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是保证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工作能够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结合当地大气污染的主要问题，针对性地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排放标准，结合现代工业发展和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适当优化和扩展大气污染防治内容，合理制定现阶段的管理指标，并及时完善和优化相应的排放体系。其次，在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执行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对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与控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约束，对造成严重大气污染的责任人进行严肃的处理。企业和个人排放的废气必须要满足相应的制度要求，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当地的大气环境。
3.2加强高效除尘装置的使用
大气污染中的固体颗粒物会对人们的健康和呼吸道产生严重危害，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固体污染物的控制与管理。首先，要减少固体颗粒物的产生途径，我国绝大多数的大气中的颗粒污染物是由传统的能源资源，比如煤等燃烧所产生的。所以，要尽可能的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以代替传统的能源材料，减少大气中固体颗粒物的产生。其次，还需要不断优化传统能源材料燃烧和使用过程中的工艺，有效防治污染物的产生。通过新型生产工艺例如干湿法，可以控制粉尘扩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污染问题，提高环境质量[5]。
3.3建设绿化工程造林项目
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放出氧气，改善城市中的氧含量，而且，大规模的绿化工程项目还可以避免城市的热岛效应，降低风速，并吸收空气中的粉尘，净化空气，从而改善城市中的大气环境。因此，环保部门需要加强建设绿化工程造林项目，并进一步深化植树造林工作。在城市整体规划过程中融入绿色空间规划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加快促进城市绿色生态网络的建立。同时，在城市规划与居民区的设置过程中，要求工业区的规划要与居民区保有一定的距离，并在工业区的附近栽种大量的绿色植物，减少工业生产对周围环境的破坏影响[6]。
3.4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大气污染相对来说治理难度较大，是一个国家性的管理问题，仅靠个人或企业难以有效进行大气污染的防治。因此，国家环保部门需要重视起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将大气污染治理活动上升到战略的层次，并加大对科研人员的政策鼓励和项目支持，组织科研人员不断研发新型能源应用技术和科学的大气污染处理措施，保证大气污染的治理效果。同时，还需要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整改产生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改变原来的工业生产方式，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并通过新技术新工艺的使用使得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自然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篇3
关键词：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现状；法律对策
大气污染问题与水污染问题、土壤污染问题是我国当前三个主要的环境污染问题。近几年来，人们自身体会到雾霾的危害后，开始关注奔走呼吁大气污染问题，强烈要求政府以改善大气环境为目标去治理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2015年初，柴静的纪录片《在苍穹之下》引发公众对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问题的关注、反思并积极探寻应对之策。然而人们却未必能够关注餐饮油烟污染，这个司空见惯却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污染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餐饮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因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存在不足甚至是缺失，餐饮业油烟污染排放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大量未经过处理的油烟经过抽油烟机或者排风扇无秩序地排放到了室外大气环境中，对周围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餐饮油烟污染不同于“大而集中”的工业企业大气污染，具有“小而分散”的特征，这对环保部门开展油烟污染防控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其特点是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多但规模小，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经营状况较差并且多位于环境敏感区内，餐饮油烟污染的变动较大，餐饮油烟污染的受害者较为特定［1］。对此，本文将从法律与制度运作角度来分析和解决油烟污染治理问题。
一、油烟污染治理立法现状之分析
（一）国家层面有关油烟污染治理的立法现状
我国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很早就有了认识，早在2000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称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时就在第五章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城市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为了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餐饮业油烟污染对大气环境和居住环境的污染，原国家环保总局于2001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按照该标准要求所有餐饮业企业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备，以期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由于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未能得到很好地落实与贯彻，空气质量也没有得到改善，人们生活中的排污问题仍然很严重，我国大气污染还在逐年加剧，整个社会深受大气污染之苦［2］。于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又被提上了日程，并于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第八十一条处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相比于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新《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范围扩大了，法律责任空前的严格化了，对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的规定更严格，也愈发具体化。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在国家愈发重视餐饮业油烟污染的治理工作。新《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是对先前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与概括，这为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立法工作提供了一个上位法的支撑点，为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给出了部分法律依据。但是，目前为止国家层面并未有专门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抑或是部门规章，仅依靠《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第八十一条的规定，简单地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并不能达到治本的目标，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其是否真正能发挥出作用以及发挥出多大作用，是存疑的。
（二）地方层面有关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立法现状
自十以来，地方把环境保护工作摆在空前高度的位置已经成为当前常态，对于当前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诸如“雾霾”、“饮用水污染”等问题，尽可能地探寻各种方法与模式去应对；也有一些地方对于当前人民群众未能察觉的污染，如餐饮业油烟污染等，在努力地探寻治理方法，以期能有效地防范于未然，并以地方立法的模式将经验与成果固化，这体现了地方在环境保护领域对《环境污染保护法》中“预防为主”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根据检索与咨询了解，有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油餐饮业烟污染治理的规定或相关规定。省一级主要有：安徽省于2014年9月出台《安徽省餐饮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暂行规定》，浙江省于2015年4月出台《浙江省餐饮油烟管理暂行办法》；省会城市以及设区的市一级主要有：广州市于2013年11月出台了《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宣城市于2014年5月出台了《宣城市市区饮食服务行业油烟污染管理办法（试行）》，宜昌市于2014年6月出台了《宜昌市城区饮食业油烟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总体而言，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地方立法层面，出现了地方有关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立法的繁荣景象。当然还有许多地方并未以地方立法的方式去探寻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法，是以制定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等形式对餐饮油烟污染治理进行探索，诸如南京、亳州等地以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模式进行探索餐饮业油烟污染管理，该方法机动灵活，应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较为有效，有利于地方总结经验与探索方法。但是，也容易让地方政府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中面临着无法可依的风险。总体而言，地方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上是努力地探寻方法与总结经验，以期得到有效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法与模式。但是，通过对上述有关餐饮业油烟污染地方立法的对比可以得知，当前地方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首先，从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效力上来看，当前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立法领域，地方主要制定的是地方政府规章，且还有一部分地方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立法还并未专门出台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法律规范，出台餐饮场所污染治理规范涵盖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或者是以行动计划替代。众所周知，部门规章相比于条例而言法律位阶等级较低，且由于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面没有一个系统的上位法依据，所以地方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领域则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其次，从具体内容来看，出台的规定均存在规定较为空泛实践中难以操作的困难，未能有效地解决当前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出现的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等问题，长远看，是不利于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的具体展开。
二、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的现状
（一）行政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不完善，存在部门推诿的现象
各地方的情况不一致，且地方政府组成部门众多，这些部门在政府横向领域成块状分割职能，因为这些职能的分割系并非根据客观规律而做出的，故现实中存在职能竞合现象［3］。餐饮业整治并非环保部门能够单独处理的，如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多为无照经营或者超出范围，此时，环保部门一般将无照经营或者超出经营范围的餐馆转交工商部门或者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进行处理，但是工商部门或者食药监部门在接到此类投诉后，一般不会予以取缔或者没收违法所得，而是要求餐馆尽快办理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但为企业在办理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过程中并不要求其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这使得餐馆完全可以不必理会环保部门提出的油烟污染整治，油烟污染的治理效果会大打折扣。在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的过程，需要不同的部门联合配合环保部门，会有部门以油烟污染治理并非其职能为由而推诿的现象。［4］还有些地方实行卫生、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权集中由城管部门行使。但是在实践中，城管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只负责对违法排放油烟的餐馆进行处罚工作，却并未能够对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进行整治，认为具体的治理工作属于环境保护部门的事情。环保部门在没有处罚权的前提下，环保部门下达限期治理决定，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则采取消极态度，能拖就拖，最终导致油烟污染投诉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5］
（二）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信息公开工作不到位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是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从立法层级来说属于部门规章，层级较低。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涉及到城管、工商、食药监、国土、规划、房管等部门均未有明确要求其需要信息公开，因此在该规定中环境保护部门是唯一的信息公开机关，未免显得过于单一。且在实践中公布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都有待提高，公布程序比较繁琐。［5］由此可观之，许多地方环保部门在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有关油烟污染治理的信息公开工作不到位，未能让公众能够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有个清楚的认识，也未能形成社会联动治理油烟污染的效果，使得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也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三）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中未能有效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
考究当前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式的现状，能够发现一个现象：各地均只是由本级政府环保部门负责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对于规范化经营的餐馆油烟污染排放的监督与治理能够取得相应效果。但是与此同时也有许多隐藏于居民楼里的无照经营的临时性小餐馆，却并未发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即村委会与居委会参与进来，成了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中的“盲点”。这种现状既造成了环保部门人手吃紧基层自治组织人力资源闲置，同样又影响了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效率与质量。
（四）公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认知不足，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力度不够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粗略地估算当前公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的认识现状，笔者曾经制作过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在人流量较大的地点进行广泛的派发，共发出200份，问卷发出当日收回有效问卷183份。因为本次调查只是为了解当前大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的大概认识，故问卷调查做得较为粗略，但是从该次调查中仍然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公众对大气污染基本上都是知道的，且从本次调查中笔者与受调查者的交谈中得知，基本上都认为政府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要有强有力的措施，使得“雾霾天”等现象早日远离，让大家能呼吸上一口新鲜的空气。其次，从收回的问卷可以发现，仅有78人知道饮食油烟污染，占收回的有效调查问卷的42．6％；与此同时还有105人不知道饮食油烟污染，占收回的有效调查问卷的57．4％。根据调查的数据可以得知，公众对饮食油烟污染的认识很薄弱，绝大多数均不知道饮食油烟污染。如果公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则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就无从谈起。环境治理工作是靠全社会通力合作的，少了公众参与这个重要部分，也就意味着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成了政府有关部门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去面对，其效果能有几何，值得商榷。
三、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法律对策分析
（一）国家层面应出台专门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规定
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并在其中规定了餐饮业油烟污染的防控，但是由于该法仅仅只是用一个条款来规定，并不能有效地涵盖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国家可以出台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来规制餐饮业油烟污染。笔者认为，国家层面出台油烟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或者法规，为地方对应制定油烟污染治理的地方法规提供一个明确方向的上位法依据。同样，在国家立法层面厘清各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工作中应发挥出的作用，明确到具体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中需发挥出的具体作用，为地方在探索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减少争议，能够有效地贯彻落实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最终的效果是，在法律层面形成以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为引导，各地方结合本区域的特色，制定出地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法律规范。现在由于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不断地增强，人们要求对污染的源头加大处罚力度。所以国家层面应当制定出相对应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法律规范，明确对具体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的规定与控制范围，填补空白点。
（二）应当完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不足已经成为了各地区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甚至是治理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问题。有鉴于此，国家在新出台的《环境保护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均中明确的规定了公众参与，国家环境保护部也积极地制定了《环境保护工作参与办法》，努力地保障公众的环境信息获取权以及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并且明确要求畅通参与，促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依法有序发展。因此，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应当树立“同防共治”的理念，清楚的认识到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绝非环保部门的单独责任。应当搞好宣传工作，让公众清楚的知晓餐饮油烟污染的危害以及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公众可以有何作为；应当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以多种方式，诸如公布举报邮箱、举报热线，便捷有效地向环保部门反映情况；应当搞好公众参与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后的隐私保护工作，保障参与者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以及人身安全不受影响。与此同时，也可设立举报奖励等方式鼓励公众参与。
（三）应当在制定法律规范时厘清部门职责
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主要工作还是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的，现实中油烟污染治理工作经常出现“九龙治水”的现象，最终结果是导致油烟污染治理工作没有做好。因此，理清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各部门的职责，使得各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明确各自的职责，各司其职，在职权范围内抓好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从而达到改善油烟污染、改善大气、改善环境的共同目的。如果各部门之间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上达成了共识，相信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执法工作甚至整个治理工作将会比较顺利的进行，餐饮业油烟污染问题也会得到很好地解决。
（四）发挥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中的作用
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行政体制中，最基层的政权是乡镇，村委会与居委会只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非一级政权，不具有行政执法的权力，因此在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中，基本上是忽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是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国度，以村委会和居委会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因为其产生方式的特殊性，在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与群众之间地沟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实中，在拆迁征地补偿等领域，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发挥出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为国家在相关领域工作推进上减轻了许多负担。在油烟污染治理领域里，亦可以发挥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譬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可向其辖区内的居民或村民宣传油烟污染的危害与相关政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可以对辖区内的餐馆油烟污染排放情况进行监督，若发现问题可劝告其改正，若仍未改正应当上报环保部门；并且在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可以起到证人或者固化证据等作用。总之，有效地发挥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将会为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减轻许多压力，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建立完善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油烟污染监督模式
建立完整的油烟污染检测体系，旨在提升油烟污染的监测能力，我国各地区依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监测能力其实各不相同。因此，建立全国性质的监测体系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通过有关部门针对本地区的特殊情况，推进不同模式的油烟污染监测体系，提高检测设备的性能，完善诸如在线监控等模式为代表的多种监测渠道，循序渐进地对油烟污染进行监控，使得排放油烟污染油的餐馆按照规定排放油烟，则烟污染治理工作会得到显著有效的提高。
（六）支持公众以诉讼的方式解决餐饮油烟污染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法治化取得了长足有效的发展，公众愈发重视自身权益维护，积极地选择用司法方式解决争议［6］。当餐馆在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下进行排污时，环保部门应对无策的情况下，环保部门可以告知并支持公众以诉讼的方式去应对油烟污染而对其造成的侵害的问题，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现行民事法律对公众寻求诉讼解决餐饮污染问题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诸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运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第十条规定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亦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规定提出侵权之诉。油烟污染受害者可以通过比较选择合理并且最有利的案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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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篇4
作者简介：许可，邵阳学院，研究方向：法学。
引入法制化路径是治理雾霾污染的有效措施，但是因为执法不严、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的影响，使得利用法律方式管理雾霾污染的难度加大。雾霾治理的立法不够完善，造成法律实行成效偏低。在立法体系以及法律实施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使得雾霾一再威胁人们的健康，损害了我国的部分城市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加大雾霾治理法制化路径的研究力度，以合理的法制方式对雾霾污染进行科学管理。
一、雾霾法制治理现状
柴静自费拍摄纪录片《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针对城市雾霾进行深入调查。在纪录片中，不难发现，雾霾污染作为空气污染的另一表现方式，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又因为雾霾的出现，使得人们出行高度依赖高科技雾霾口罩，对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针对空气污染的治理，国家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但是本法的颁布和实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立法效果，并没有起到预防空气人污染的作用。相反，国家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尤其是近年来，雾霾污染成为了威胁人们健康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我国立法实际情况
（二）法律法规的实行效果实际情况
二、雾霾法制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立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二）国家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三、雾霾治理法制化路径
雾霾治理要求强化法律责任，采取法制化路径，以此防止大气环境成为排污的“公用地区”。现阶段，发生雾霾污染和现行的法律法规有关。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加强空气污染违法成本，完善相关法律，贯彻落实雾霾治理向法律法规，提高空气质量。
（一）立法责任
合理调升处罚的标准。国家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修改现行的法律法规制度。在修订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参照其他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全兴的法律制度，适当调升空气污染的法律处罚力度，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物价的不断上涨，对该处理力度进行动态调整，以此完善立法体系，为处罚企业非法排放污染物提供法律依据。此外，和美国颁布施行的《清洁空气法》相比，我国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已有立法中的政府宣示型条款较多，但是可操作的条款偏少，使得我国的法律责任机制不够完善。这就要求国家政府强化立法责任，履行立法义务，推动立法进程。
（二）法律责任
第一，全面加大企业违法排污处罚力度。城市出现雾霾，威胁人们的健康，要求我国政府加大空气污染防治力度。笔者针对我国空气污染违法成本偏低这一问题，建议国家要加大企业违法排放污染物的处罚力度，以此强化保护大气环境。
其一，采取按日处罚方式，提升企业违法成本，有效抑制企业污染物的排放。其二，国家要加强查处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大气污染问题和水污染问题并不相同，大气污染问题较为隐蔽。因此国家要加强执法机制的建设，督促企业无法进行违法操作。其三，政府要充分利用新设定的“污染环境罪”，充分关注行政执法和法律责任追究这两者间的衔接。笔者建议我国环境执法部门要强化空气环境的检察与检测力度，遵循人民群众参与的治理原则，全面打压违法行为。同时还需要强化管理空气环境污染案件移交工作，由国家环境执法部门将严重案件移交给公安部门进行处理。
第二，加强政府的雾霾治理责任。城市雾霾的出现和该地区城府的治理责任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所以在强化治理雾霾的过程中，政府要加强自身的环境治理责任。笔者建议从行政责任这个角度入手。
中国政府做好“加强环境保护”与“推动经济发展”这两项工作。但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治业绩，片面强调“唯GDp论”，在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同时，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使得行政不作为、执法松懈以及权力寻租等各种问题的出现。国家政府在雾霾治理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这就要求国家要从建立完整的执法责任评价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要贯彻实行该体系，以此达到政府内部的责任追究目的。此外，公民督促环境保护执法部门，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在利用这项措施的过程中，公民要充分注意手段与策略的运营，切不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遭受雾霾污染问题的严重影响。国家在采取相应措施的同时，政府还可以采取激励机制，利用：激励低碳经济手段、激励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等手段方式，鼓励企业发展绿色经济。雾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空气污染治理中的经济激励措施的实行成效偏低。且城市出现雾霾和国家产业的落后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因此政府要鼓励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创新能源技术，改革环保制度，转变生产观念，降低碳排放量。政府要尽快修订《循环经济法》，提高本法的可操作性。协调好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经济发展不得以片面牺牲大气环境为代价。
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篇5
关键词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大气污染治理效率；SuperSBm模型；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9-014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9.019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且呈现出区域性、复合型等新特点。以京津冀为代表的我国东中部地区连续经历多次重度大气污染事件，各项指标均严重超过二级标准，空气质量恶化给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随着大气环境质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愈发明显，涵盖环境规制在内的政府制度与污染排放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1-2]。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意愿和动机执行环境规制等正式制度来提升环境绩效？特别是在中国特色政府治理模式下，经济上的财政分权和政治上的晋升激励引发地方政府激烈竞争，地方政府是否还会关注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治理？一方面，环境联邦主义认为财政分权监管环境会产生“竞次”现象，地方政府无暇顾及长远、全局利益而选择放松环境管制标准，导致环境质量下降[3-4]。另一方面，晋升锦标赛是中国官员重要的激励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晋升博弈的存在会导致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从而引致地方官员对环境、教育及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忽视。也就是说，中国式分权和经济增长的绩效考核体制引致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互攀式竞争[5]，虽然能促进经济增长却使得地方政府具有了非完全执行中央环境政策的动机，使得相关制度出现“软化”现象，导致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偏好不断下降，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李斌、彭星[6]847-855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府治理模式下制度软约束对技术进步和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软化会使政府放松碳减排规制，是工业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就环境治理中颇为重要的大气污染治理而言，由于地方强势政府引致的制度软化[7]44，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势必不足，对大气污染规制的力度会进一步放松，从而使大气污染治理流于形式。一些学者研究在地方政府竞争条件下，正式制度的软化是否可以通过非正式约束来弥补。Qian&Roland[8]的研究强调通过引入“激励相容”机制，推动“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决策与居民意愿达成一致，由此体现公众意愿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彭星等[9]分析了文化非正式制度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认为文化非正式制度有利于经济的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地方政府行为、文化非正式制度对环境问题的影响，但针对大气环境问题的研究却十分稀缺。首先，尽管一些文献对政府制度、公众价值观以及环境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并没有深入探究政府行为、公众行为与环境治理之间的互动机理，因而无法提出严密的研究假设；其次，学者们对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问题的研究多停留于对策探讨层面，尽管有不少学者对我国区域或行业的环境效率进行测算[10]，但鲜有文献针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研究；最后，在对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环境治理的有关经验研究中，学者们多数采用均值回归法，不能有效解决因变量的条件分布问题，而准确描述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范围及条件分布的影响能使我们得到更加精确的结论[11]。基于此，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以下三方面的拓展：第一，构建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之间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第二，采用SuperSBm方法测度在规模报酬可变下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妥善解决传统效率测度中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性问题；第三，建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核心假说进行检验，弥补相关经验研究的空白与不足。
1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说
借鉴李斌、彭星[6]的研究思想，假设有三类经济行为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S个同质的社会公众。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及晋升起主导作用，但中央政府本身并不参与博弈。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充分的控制力与决策权。假设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察主要有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等指标，但由于短期内中央政府不能察知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改善所做的努力，因而只能以地方GDp作为对地方官员考察的主要手段，引发地方政府之间的晋升锦标赛。社会公众的效用水平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取决于参与大气污染治理而产生的满足感。设定全社会减少大气污染排放的总数量为D=Dv+Dz，其中政府进行大气污染治理减少的排放数量为Dv，公众出于社会认同而减少大气污染排放数量为Dz。
首先，考虑地方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行为。假设地方政府可支配的投资总量为1，且地方政府只存在经济增长和大气污染治理两个目标，其分别将份额1-λ用于经济增长和份额λ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由此构建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式（1）。
在财政分权的晋升激励模式下，地方政府认为用于经济增长的投资收益δ12是可以预期的，而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δ22收益则是不可预期的，甚至在极端条件下，大气污染治理投资的不确定性趋于无穷大即δ22∞，此时，地方政府会将所有的投资用于经济增长，而用于治理大气污染的投资趋于零，见式（8）。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参与激烈地竞争博弈，且大气污染治理收益的不确定性是明显的，则保证经济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而放弃大气污染治理将是优选。而中央政府由于在短期内无法察觉与评估地方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故只好选择默认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制度软化。在制度软化下，地方政府将各类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忽视甚至放弃对大气污染的治理。
λ=limδ22∞（κα2β2δ12+β-αβ2）κ（α2β2δ12+δ22）0（8）
如果假设地方政府自身不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投资的收益，而是将其要求获得的污染治理投资收益以大气污染规制的形式转移给当地企业，由企业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设定大气污染规制eR=eR（λ/β），且eR′>0，即地方政府以期获得越高的大气污染治理收益，其对企业施加的规制力度就越强。当企业面临地方政府严苛的大气污染规制时，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支出增加，污染物排放减少。但由于制度软化的存在，造成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量λ不断下降，由于eR′>0，则eR不断减小。因此，制度软化使得地方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漠不关心，从而放松环境规制标准以发展本地企业。结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研究的核心假说1。
假说1：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展开激烈地晋升锦标赛，且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短期内不可察知，由此产生制度软化。制度软化使得地方政府具有非完全执行中央政府加强大气污染治理的动机，同时制度软化使得地方政府放松大气污染规制标准，从而使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制度软化将使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下降。
其次，我们分析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影响，并假设社会公众的劳动供给及收入水平为外生变量，得到同质社会公众的效用函数为（9）。
假说2：社会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认同感越强，其参与感就越强，愿意付出的努力就越多。即公众认同有利于减少大气污染排放，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由于制度软化造成的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供给的不足，提高大气污染治理的效率。
2基于SuperSBm模型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
2.1指标与数据
SuperSBm是在SBm模型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模型允许效率值大于或等于1，既克服了传统包络分析的缺陷，又进一步解决了有效单元之间的排序及差别比较问题。本文利用SuperSBm模型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投入和产出指标，以准确反映大气污染治理的特征。本文选取废气治理设施数作为大气污染治理固定资产投入的表征指标，该指标间接反映了历年大气污染治理投资在当年发挥作用的固定资产存量；选取废气治理运行费用作为大气污染治理中人力物力投入的指标，该指标包括人员工资以及治理废气的相关费用，能够反映出大气污染治理中流动要素的投入情况。同时，大气污染治理效果直接体现为大气污染物的去除量，因此，选择二氧化硫去除量、烟尘去除量、粉尘去除量三个指标作为该系统的产出要素。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及完整性，数据样本为2002-2011年中国30个省级单位（不含、港澳台）。相关统计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各省市有关统计年鉴。
2.2测度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的边际成本递增现象，故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基于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我国各省份2002-2011年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值，在此基础上绘制效率均值图1。
根据图1，从省际维度来看，2002-2011年，各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海南、江西、吉林等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相对较高，而川渝、北京、天津等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相对较低。从大气污染治理的区域维度来看，中部地区平均治理效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后。究其原因在于：就东部而言，伴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资源、能源消耗量巨大，大气污染物排放集中，排放量巨大的一次污染物在城市间输送、转化、叠加、耦合，大气环境形势进一步恶化。而且，东部地区虽然对大气污染治理投入了较多的资金与设备，但由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目标很难协调统一，导致对大气污染治理资金与设备的使用效率较低；就中部区域而言，“十一五”以来，中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保持稳定的上升态势。由于各省市不断加强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与设备投入，在中央鼓励和地方联控下，纷纷转变传统产业发展模式，探寻清洁化、绿色化增长道路，使得大气污染物排放减少。同时，中部地区大气污染物相对单一，以工业废气排放为主，去除和治理较易，因此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了显著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低下主要与地方政府的投入不足有关，但甘肃、内蒙古、贵州等省份由于近年来重视经济结构转型，推进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3制度软约束、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影响研究
3.1分位数回归模型设定
分位数回归是一种基于因变量y的条件分布来拟合自变量x的线性函数回归法，是对oLS均值回归的拓展。运用分位数回归，我们能更好地考察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制度软化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基于此，本文建立的实证模型如（13）。
3.2数据与变量
根据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面板分位数模型，选取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2-2011年的样本数据进行经验估计，由于数据资料缺失严重，故未纳入样本范畴。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涉及到的主要变量有：
（1）大气污染治理效率（zlxl）。采用前文SuperSBm估算出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值作为分位数回归的被解释变量。
（2）制度软化（sys）。在实际研究中，由于无法直接获得制度软化的数据，故需要寻找合适的变量综合反映各省市的制度软化现象。根据本文的数理推导，由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激烈地晋升博弈，导致在大气污染治理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制度软化。基于此，本文选择地方政府强势程度的综合指标作为制度软化的变量，即地方政府越强势，越有可能产生制度软化[7]。鉴于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政府强势问题时已广泛运用《中国市场化指数》[12]，且市场化是形成地方政府“竞次”的重要原因之一，故本文使用该指数中“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减少商品地方保护”、“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五大指数衡量地方政府的强势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平均增幅法将原始数据进行扩展，并构建反向指标与制度软化直接挂钩，最终通过熵权法将五大指数合并为一个综合指数。
（3）公众认同（gzrt）。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参与行动，即如果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参与动机越强，履行的监督职能越多，说明公众认同感越强。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环境污染来信数中大气污染问题的来信，以及环境污染来访人次中大气污染问题的来访人次两个指标作为衡量公众认同的变量，同样采用熵权法构建公众认同的综合指标。
（4）控制变量。jsjl代表晋升激励，采用GDp增长率作为变量；rz代表环境规制，选择各省份废气治理投资额作为变量；inr代表产业升级，关于产业升级的测度，构建产业结构升级综合系数：inr=y1・1+y2・2+y3・3，1≤inr≤3，该指数分别体现一、二、三产业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系数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优化；js代表技术进步，采用各省市R&D研发经费来衡量；ws代表外商投资，采用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变量。
3.3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本文的核心假说，根据分位数回归模型（13），在0.01-0.99之间设置9个主要分位点，得到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不同分位上，制度软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同时，采用bootstrap重复抽样技术，在每个分位进行回归时均进行100次重复抽样，增强估计、推断效能。由此，得到全样本、东中西部分位数回归结果，见表1、表2。
表1显示，就全国而言，制度软化的分位数系数呈负向显著，且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9个分位点上，系数绝对值呈上升趋势，说明制度软化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存在稳定的负向冲击。这与研究假说1相符，即在财政分权模式下，地方强势政府之间进行激烈地晋升博弈，对中央政府大气污染治理目标具有非完全执行动机，对大气污染治理持消极态度，通过放松大气污染管制和“向底线赛跑”效应引致制度软化，从而既无法高效利用治污资源，又难以采取严格规制标准减少污染排放，进而降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公众认同系数值在分位点上正向显著，且具有“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可见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强烈参与感，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反馈效应，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起到正向推动。同时，我们关注到公众认同的系数绝对值比制度软化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关注引起的治理效率提升能够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治理效率下降，即二者相互作用的“净效益”为正，验证了研究假说2。同时，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特别是以下几点：
①晋升激励（jsjl）系数值均不显著，进一步说明在我国垂直型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热衷于“为增长而竞争”，诸如大气污染治理等项目的投资大且见效较慢，难以实现与GDp的有效对接，因而被地方长期忽视。②环境规制（rz）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分位点上由正转负，一方面说明政府对大气污染的规制能够刺激出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有效的减排；另一方面，在条件分布的后期环境规制的影响为负，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资金、设备的投入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形成了不少大气污染治理的形象工程。③产业升级（inr）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并不显著，说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效应并不明显，④技术进步（js）的系数值表现为负向冲击，并在第6个分位上转为正向冲击。说明政府、企业对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刚开始可能产生一定的成本开支，但到后期这种成本的损失将会被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治理效率的提升所弥补。⑤外商投资（ws）系数总体而言也呈现出由负向正的演变过程。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往往放松环境规制的标准，更多地从事“肮脏行业”的生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引资质量的不断提升，先进外资企业在地方所推行的国际环保标准能够促进环保技术的发展，产生污染“晕轮效应”，从而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
在全样本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探讨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层面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从表2分位数系数来看，东部地区核心变量sys、gzrt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不支持研究假说，中部和西部地区分位数回归结果支持研究假说。东部地区与假说相反的根源在于，东部沿海省市是我国经济驱动的先行力量，财政分权体制发挥的积极作用要大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同时，中央对地方尤其是对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考核指标逐渐纳入了环境绩效等因素，因而东部执行中央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具有更强烈的动机，在多种因素综合之下，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一定的提升。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财政实力明显落后，因而追逐经济效益而产生的晋升锦标赛更为激烈，制度软化引致的大气污染治理供给下降问题更为突出，中部和西部地区普遍存在排斥执行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动机，从而使得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下降。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社会公众对大气污染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是较高的，但由于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气污染治理存在固有难题，加之新问题叠加，治理效果长期以来并不显著，因而社会公众的参与大都表现为“事后反馈”，决策的主体依然是地方强势政府，故不能对大气污染治理起到有效地促进。中西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问题相对单一，治理难度相对较低，因而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能够较快地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治理行动，在政府目标和社会目标达成有效统一时，就能够较快地增加治理投入和落实治理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软化的负面影响，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
4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如下：
（1）总体而言，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现出不同的省际变化格局，中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后。其中，京津冀、上海等省市治理效率较低，而海南、江西、吉林等省市在大气污染治理中表现不俗。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东部地区应当更加重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资金和设备的使用效率。同时，东部各省份之间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联防联控机制，建立区域统一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产业准入标准及污染监控网络等方式，形成联防联控合力。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基础设施、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投入，推广及普及大气污染治理的关键、适用技术和成果，实现生产和产出过程的清洁化与绿色化。
（2）就全国而言，财政分权及晋升博弈下的地方强势政府具有非完全执行中央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动机从而引致制度软化，制度软化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表现为一种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治理效率下降。分地域而言，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以上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规避制度软化以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首先，改革与完善地方政府的政治晋升考评体系，由较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变成更具综合性的指标体系，特别需要将环境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到考评范畴，而作为绿色发展重要指标之一的大气环境指标更应当在政府考核奖惩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份额。其次，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无法保障地方政府在晋升博弈之下有余力提供事关民生的大气污染治理公共服务。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形成规范化、透明化管理，同时精简财政级次，构建一个具有自律机制的能有效运行的基层财政体制。第三，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行动。公众认同的树立，可从自身做起，培养正确、环保的生活消费模式，同时充分发挥监督职能，联合社会媒体积极宣传与披露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成绩与不足，形成公众对政府、企业履行职能的多向反馈机制。第四，对东部地区而言，应当注重利用现代的科技与管理手段，努力提升大气污染治理各项资源的使用效率。针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固有难题，要妥善解决好产业转移过程中承接地污染“回流”问题。要在充分尊重公众意愿的基础上，切实履行大气污染治理职能。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特别是中部的能源资源大省，尽管政府治理投入的增加带来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晋升锦标赛之下的制度软化问题，因此要通过政府考核模式和财政分权体制的改革以进一步减少制度软化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政府对绿色环保项目给予更多的支持。
（3）基于各控制变量影响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应当进一步提高政府环境规制的强度，刺激企业在治污技术和生产技术中实现创新，还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发展的实际，制定差异化的，合理的、动态的环境规制标准。东部地区应当更多地利用市场化激励与规制手段，采用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等形式，更好地诱导企业主动承担污染减排责任。中西部应当注意行业发展的实际，制定不同的行业规制标准。第二，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传统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传统产业在现代服务业的助推下通过管理、技术、生产方法、产出目标等方面创新与升级，能有效促进污染排放的减少并实现生产与产出的高效化、清洁化、绿色化，进而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第三，加强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研发的投入，并注重引资质量的提升。要进一步增强我国大气污染治理自主研发技术能力，引导和鼓励政府与私人资本共同进入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领域。同时吸收和借鉴国外企业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的先进技术成果、管理经验、环保标准，并加以内化吸收，形成对我国大气环境保护的有利力量。对于中西部而言，要特别注重提升引资质量，避免“污染型”项目的引进，更多地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和效仿国外先进的污染治理措施，以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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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篇6
关键词：城市；大气污染；治理途径
中图分类号：[R122.7]文献标识码：a
引言：由于城市人口密集程度不断增多，生产活动持续加剧，城市大气污染日渐严重，城市面临着更大的环境压力。当前城市大气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并成为各级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因此，保护大气环境，特别是保护大气环境问题，降低城市环境污染，促进城市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是政府面临的重中之重的任务。
一城市大气污染源分析
1生活炉灶与采暖锅炉
我国南北温差大，冬季普遍寒冷，夏季普遍炎热，人们冬季会用炉火、采暖锅炉取暖，夏季会使用空调，这些（直接和间接）都要用到大量的煤炭，尤其是冬季，很多地区浓烟弥漫，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虽然我国现阶段在采暖设备进行了全面改造，但在一些小城市、农村地区，还是大量使用燃煤取暖，而在燃煤市场上，高硫煤仍占主导地位，经济的限制，让人们不可能放弃廉价的高硫煤而去购买环保型的低硫煤。这些都是So2过度排放的原因。
2工业企业
工业生产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我们在大气污染治理中，也要注重工业生产的生态管理。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造成大气污染的污染成分也更加丰富，由于工业企业的性质、规模、工艺过程、原料和产品种类等不同，所带来的大气污染程度也不同，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开展大气污染治理。
3市政建设
由于我国地理环境的限制，很多公路都会出现人行板道明显高于路面而且与路面垂直的现象，这让公路上的粉尘无法及时吹走，越积越多，汽车驶过就会引发扬尘。
人类为了满足生存需求，不断的建设、改造，随意滥用自然资源，导致全球温室效应的出现，而这些最终也会影响到人类本身，人类生存的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二我国大气污染现状
据最近的中国环境状况调查显示，我国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仅为3.1%，二级标准的为85.9%，三级以及劣三级标准的城市为11%。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达到或优于二级标准的城市占90.8%。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为1.2%。污染较严重的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云南省等省份。在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比例为84.1%。与前几年相比较，均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整体上逐年好转。但是，由于人们环境保护意识浅薄，能源结构单一，目前的环境质量还很难满足经济的发展，城市环境质量依然很脆弱，局部地区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因此，我国空气质量与国际标准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人口将进一步密集，城市污染将更加严重。
三城市大气污染治理途径分析
1科学规划，合理配置
植树造林一直被认为是保护环境，减少大气污染的有效措施，且成本低，还能满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增加绿化环境，也能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树木能发挥其净化大气的作用，为此，我们应扩大植树造林的面积和范围。根据污染源位置、污染物汇集区的地形地势、风向和污染气体的季节分配，合理安排，因地制宜。在污染严重的地区建设包围式或隔离式的林带，让那些含尘、含污染的气体在大气中被树木吸收，减少污染物的扩散。有研究显示，不少植物具有一种潜在解毒力，可以分解大气中的有毒物质，或形成一些大分子络合物，降低这些有毒物质的毒性，因而对大气具有特殊的净化功能。假如我们每种植一公顷柳杉林，每年可吸收700多公斤So2，并吸收30多吨灰尘。
2利用教育手段治理大气污染
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多数企业部门在组织生产过程中,仅从自身的近期经济发展需要出发,不考虑是否对城市大气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甚至一些城市在制订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城市建设发展规划策略过程中缺乏对城市大气环境保护的考虑,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在盲目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生活环境。然而,大气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它一旦遭到破坏,要想恢复到良好的大气环境质量将需要付出比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防治大气污染更大的经济代价。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观念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充分地理解和认识,企业与市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还很淡薄。所以,我国应当从学校教育出发,通过教育手段普及环保知识,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
3利用经济手段治理大气污染
运用经济方法治理环境是指按照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充分利用价格、利润、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的作用,来调整各方面的环境关系,凡是造成污染危害的单位,都要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对向大气环境排放污染物或超过国家标准排放的企业,根据超标排放的数量和浓度,按规定征收排污费。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环境资源是无主无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造成人们对周围大气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认识不足,这也是大气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经济根源,同时也为政府以适当经济手段来激励企业和市民改善环境提供了机会和理由。从我国目前城市大气污染状况和企业实际情况来看,通过税收、金融、财政等经济手段来扶持环境无害企业和环保产业是非常必要的。
4利用行政手段治理大气污染
运用行政手段治理大气环境是指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依靠和发挥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作用,借助行政决策和运用行政命令、决议、指示等方式来组织管理环境,解决大气污染中所产生的问题。比如,政府对大气污染物总量的控制,即通过城市区域协调,统筹分配其允许的排放量,把排入特定区域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这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来防治大气污染的一种方式。再比如,政府部门对一些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企业实行限期治理或关、停、并、转、迁等措施。行政手段属于一种软性处理措施,虽然它不像法律手段那样具有强制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往往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治方法。
四结束语
总之，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需要采取多种治理途径，只有这样才能综合防治环境污染，建设和谐美好的城市家园。
参考文献：
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篇7
关键词：城市空气污染；环境史；雾霾；烟霾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120-02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环境史的角度分析，任何环境问题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各国的环境问题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发展轨迹。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从横向比较中，可以发现其规律并寻找到一些解决之道。
一、国外城市空气污染案例
伦敦：维多利亚后期的伦敦以雾都著称于世，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得蒸汽机被广泛使用，煤炭是主要燃料。由于技术限制，没有充分燃烧和过滤的煤及烟雾使得伦敦变成雾都。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效率更高的内燃机的使用，提高了煤炭的使用效率，同时，大范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抵消了技术升级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污染的范围呈扩大趋势，污染程度更深了。除了工业用煤，家庭煤炉也是伦敦空气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但在最初的反污染的法案中，并未触及家用煤炉。1952年的伦敦大雾导致4000人死亡，也迫使公众和政府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空气污染问题，于是有了1956年的空气法，不但规定了工业用煤和排烟标准，同时也限制了家用煤炉的排烟。这部法律直接推动了伦敦的能源换代，开始逐渐放弃煤炭而采用天然气和电力。由此伦敦烟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洛杉矶：人们最早意识到光化学反应形成烟霾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洛杉矶。廉价的能源为重工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而重工业的繁荣造就了城市的不断壮大。洛杉矶发展极为迅速，1900年只有10万人，到1960年已经发展到600万人口[1]，汽车的数量随着城市的扩展急速增长，汽车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将烟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工业用煤，但烟霾并没有随着工业用煤的治理而得到解决，在经受烟霾困扰数年之后，终于有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对于烟霾成分进行了彻底的分析，最终发现烟霾的罪魁正是洛杉矶人视为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汽车。随后才出现了针对汽车的治理法案和立法，洛杉矶烟霾问题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才得到根本的缓解。
日本四日市：以环保闻名的日本也曾经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工业飞速发展，但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环境保护和公害治理措施，致使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病随之泛滥成灾。明治维新时期，采矿与冶炼工业造成了地域性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但日本当时正全力实现工业化、军事化，环境污染问题并未受到重视。大阪与神户地区的人口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62万人，炼钢、水泥与化工工业使大阪与神户地区成为当时日本重工业集中的地区。工厂排放的煤烟与二氧化硫对居民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日本工业的奇迹伴随的是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四日市位于日本伊势湾西岸，1955―1963年间，相继兴建了三座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每年排出大量的硫氧化物、碳氢化物、氮氧化物和飘尘等污染物，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直到20世纪中后期日本的空气污染和广泛的环境污染才受到重视并得到控制。影响其环境治理进程的力量十分复杂，有学者认为，几股力量的合力使日本在改变环境进程时没有使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偏转。其中最重要的有：“负责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体制；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体系；广泛的繁荣使国民有勇气质询污染的必然性以及超高的资本积累率，这使产业部门有可能花钱控制污染。”[2]98
二、城市空气污染的规律和特点
“哪里的重工业声名赫赫、政治风光，哪里的地价一文不值，哪里的黑煤最便宜，哪里出现了大规模的冶炼厂，哪里的地域性污染就日益严重。”[2]85虽然这一观点过于武断，但很多研究表明，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有着显著的规律。从以往的城市空气污染案例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来看，笔者认为城市污染的形成存在三点规律：
第一，从生产领域看，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推力。麦克尼尔谈到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时提出两点结论，一是工业化改变了能源和材料流动的结构和速度，每个地方和每个时代的工业化都会增加能源消耗和污染。二是能源效率虽然不断提高，但这一趋势被工业总体规模的迅猛扩张所阻碍。
公司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从事采矿、冶炼行业，国家部门和政客则是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推动工业化与现代化，普通居民也向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提高在现代化过程中突出表现为高耗能、高消费。在工业化过程中，空气污染的最主要的、也是最早的污染源是化石燃料，之后随着技术革新，还有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加入。每一项新技术的加入在短期内改变了能源结构，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但长期来看，也必然产生新的污染。伦敦从煤烟污染到光化学污染就是极好的例证。
第二，从生活领域看，居民的生活方式在客观上加速了空气污染的过程。伦敦居民曾坚持认为使用家用煤炉是他们生而有的权利，洛杉矶居民也难以想象有85%的雾霾来自他们的汽车尾气。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丰富的消费品和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两个因素能够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社会应运而生。当汽车的价格对大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购买汽车变成了体现身份的象征，开车所带来的便利也成为大众追求的现代化生活的一部分。其他的商品也有着类似的逻辑，人们使用空调调解温度，使用冰箱储存食物，人们在享受商品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而商品所带来的负效应――如释放温室气体――往往被忽视，恰恰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加剧了空气污染及其他环境污染。
第三，从公共领域看，政府与公众对空气污染的反映程度直接关系空气污染的走向。1943年洛杉矶第一次经历雾霾时，当地居民以为只是暂时的天气现象，没想到雾霾居然持续了50年。政府与公众对空气污染的认识程度、对待空气污染态度和治理的决心直接影响了洛杉矶空气污染治理的走向。治理空气污染将涉及众多部门和层面的利益，汽车产业、石油公司、私家车主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治理空气污染的阻力。如何处理各个群体间的利益关系是关系空气污染治理成败的关键。
由环境污染所引发的集体行动就是各个利益群体在环境污染问题中所产生的博弈突出表现。比如2007年厦门pX事件，2009广州市民抗议垃圾焚烧厂项目等等，如果处理不好环境污染中各方利益关系，不但环境问题会愈演愈烈，而且还会影响社会安定，因此，处理好、协调好各个利益群体的关系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方面。
三、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路径选择
治理空气污染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程，推动空气污染治理的绝不应当也不可能仅仅是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也是这一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以往的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经验，其路径选择也是全方位的。
第一，立法是对空气污染最有力的治理手段。根据国家环保部历年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6年、2006年的两份《中国环境保护白皮书》所公布的资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环保法律9部，自然资源保护法15部，目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体系。但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强调基本原则的环保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容易被地方政府、工业企业等利益群体发现漏洞，出现“文本与实践相分离”的问题。因此，环保法律所面临的任务是：1）科学取证，使环保法律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各地区的主要污染物不同，甚至同一地区在采暖期与非采暖期的主要污染物也不相同，立法要限制哪些部门，工业企业与居民应当承担责任的比重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判断，然后才能建立行之有效的法律。2）坚决执行，使环保法律成为环境保护的有力保障。实践证明，在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过程中，必然会触碰到企业、公众的利益，切实地维护法律的权威，才能使环保法律发挥应有的作用。为空气立法既考验了立法者的智慧，又强化了行政部门的管理责任，同时也是对公民环境意识的检验，只有三者同时努力才能促进目标的实现。
第二，防控结合治理空气污染。防控结合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在治理空气污染中，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理应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既要为公众提供最切实可靠的服务，又要引领治理工作。所谓防，就是要建立规则、提供资源，配套设施要跟上治理政策的脚步，发展公共交通满足居民的出行需要，减少使用私家车；为户外工作人员提供防护措施；鼓励使用清洁能源，对采用清洁能源的工业企业及个人提供补贴。所谓控，就是要遏制源头、控制过程、防止扩散。一是对重工业与供暖设施定期检查，确保排污标准达标；二是提高炼油标准，提升油品质量，减少汽车尾气污染程度；三是从技术手段继续寻找控制烟尘扩散的方法。
第三，建立绿色生活方式，追求环境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环境社会学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正在从生产领域转向生活领域；从控制型治理转向预防型治理。改革需要可替代的清洁能源，而清洁能源需要付出特别的经济和政治代价。长期来看，要改变高耗能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改变能源结构，降低对煤炭的依赖，开发并推广新能源；另一方面，建立绿色生活方式，“站在生活者的角度”，从家庭生活方式、消费方式、闲暇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及价值观等方面倡导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和环境的循环发展。正如英国人为之抗争却最终放弃的家用煤炉，我们也必须放弃某些事物和观念，才能赢得清洁的空气和纯净的天空。
参考文献：
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篇8
1.1大气污染问题的原因分析
1.1.1城镇化发展失衡导致人口过度膨胀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速度也明显加快。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一味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张，过于片面的城市规划导致城市结构体系发展不均衡。中心城市无序地持续扩张，导致大城市的城市功能过于集中，从而导致人口过于密集，使得城市趋于饱和，资源消耗速度过快，废气排放量巨增。大城市产业的发展并未抵消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管理水平未能跟上大城市发展扩张的速度。而此种现象并不是大城市应存在的普遍现象。据调查，与其他国家大城市的大气污染程度相比较，我国大城市的污染程度明显过高。
1.1.2环保制度不健全，污染治理效率低
持续恶化的大气污染治理问题需要健全的环保制度调动各方主体，形成合力对大气污染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在当前严峻的环保形势下，积极调动各方主体共同治理大气污染问题迫在眉睫，但由于当前我国对大气污染问题制定的相关制度还不完善，现有法律保障制度体系也未能完全覆盖，导致现行环保法在执行过程中效率较低，严重影响了大气污染的治理水平。加强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制约，积极提升企业自主节能减排的内在动力，并帮助企业完善自主节能减排的经济手段。
1.2某地大气污染问题治理的分析
某地因大气中的二氧化硫、粉尘和一氧化碳含量超过环境负荷引发了雾霾事件，当地人意识到了雾霾的严重性，开始从各个方面研究如何治理大气污染。
1.2.1国家立法治理废气排放
国家立法是治理大气污染的基本方略。在某地雾霾事件发生之前，当地政府就已经颁布《工业发展环境法》与《制碱法》，其中包含了一些需要严格监管的行业，这些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均会产生各种有毒气体。同时，这也是法案中第一次规定了氯化氢的最高排放量。20世纪50年代某地烟雾事件后，当地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此法案中着重提出了无烟区的设立，并且无烟区中的居民必须改造自己的锅炉、燃料，并使用集中供暖的方式。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有毒雾霾终于从当地消失不见。而当地政府继续颁布了《污染防止法》，这个法案对大气、河流、海洋、土地各方面都有了全面、系统和有针对性的条款。
1.2.2控制重点变为机动车尾气排放
某地的机动车数量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迅速增加。当年的监测报告中显示，某地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已成为机动车尾气排放，其占大气污染物含量的比例也在持续增加。于是，当地对大气污染的控制重心向治理机动车尾气排放开始转变。政府还是推出各项政策，比如宣传公共交通、自行车等无油耗、无污染的出行方式；改变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方向，降低对私家车的依赖；改进机动车燃油机的基础设计和燃油结构；建设自行车道路系统等。
2对大气污染进行标本兼治的治理研究
2.1实行城镇化发展均衡化策略
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应实行均衡化的发展策略。一方面，为了解决中小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资金问题，通过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和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达到使流动人口在中小城市充分就业的效果。并在依托县城的基础上带动发展一批有实力前景的中小城市，通过利用现有的地方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吸引更多人实现就地城镇化，使得人口聚集起来，共同发展中小城市。另一方面，合理利用大城市的凝聚力和扩散效应，形成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合理化的城市群，将中小城市融入城市发展体系内。
2.2加快建立绿色产业体系步伐
构建绿色现代产业体系，调整不均衡的产业结构，转变粗放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通过积极地控制产量并调整存量的方式提升产业健康发展的水平。在产量增加问题方面，在进一步提高化工、石油、钢铁等耗能量、排放量较高和产能过剩等行业的基础上，建立差别化的产业准入机制，有区别地对待和要求不同产业，以达到调整过于偏重的产业结构的目的。在积极、有效遏制地方企业扩张规模的基础上，提高市场准入制度的要求，对于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实行严禁批准高耗能、高排放新增产能项目的核准和备案。
3结束语
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篇9
关键词：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X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2-0039-02
1引言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接连发出红色预警，廊坊地区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但在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合作方面，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集中表现为京津冀还缺乏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长效保障机制，缺乏区域内财政金融政策的相互配合，存在着治理大气污染的可用资源与承担任务不匹配现象，制约了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环境效益。京津冀目前还处于跨越碳排放强度高峰的初级阶段，距离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总量高峰还存在很大差距，还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上升的艰巨任务，寄希望在短期内很快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总量高峰，取得“一蹴而就”的成效是不现实的。
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既要靠行政手段，也要靠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当前京津冀在治理大气污染中，虽然在淘汰落后产能和强制污染企业搬迁改造等方面，利用行政手段能够取得一些成效，但从长期看，还需要利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提供长效保障。
造成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不充分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财税金融制度还不能适应低碳绿色发展需要。一方面，我国还没有按照“税制绿化”和“财政绿化”要求，完善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导致我国现行税收和财政在促进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改造提升方面，缺乏科学的制度安排，不利于发挥治理大气污染的财税制度功能。另一方面，我国在信贷考核体系中，还没有把绿色信贷真正嵌入信贷制度内容中，还没有形成导向清晰、内容完整的绿色信贷体系，减弱了治理大气污染的金融制度功能[1]。
2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治理对策
协同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既要明确考核目标和任务分工，又要注重协同合作，必须在协同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牢固树立区域环境效益至上的理念，创新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克服各种阻碍协同合作的制度障碍和行政体制障碍，必须针对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任务和三地客观存在的财政金融资源差距，密切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在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力和财政投资吸引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多渠道引导商业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社会资金积极投入节能减排行动中，为治理大气污染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
2.1近期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1）完善跨区投资税收征管体制。对于总部经济所在地与分支机构所在地之间存在区域内的“飞地经济”现象，应按照地域管辖权优先征税，居民管辖权补征税款的要求，制定国内跨区域的统一、规范的企业所得税核算标准和分享办法，以抑制各地为争取分支机构项目落地而乱施税收优惠和任意让渡税款行为。同时，还应统一税收征管的执行标准，以解决京津冀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的三地执行标准差异和由此造成的纳税人为减轻纳税义务而产生的跨区域报税问题。
（2）加大中央对环首都地区环境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重大国家战略，中央财政应承担更多事权和支出责任。在涉及减少污染排放的能源节约和能源替代项目、淘汰落后产能、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消费节能和消费减排等综合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内容方面，加大中央京津冀环境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支持力度，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促进环首都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
（3）信贷管理体制创新。在京津冀协同治理污染的发展过程中，应通过金融管理特别是信贷管理体制创新，增加绿色信贷权重考核体系等举措，对承担治理大气污染任务重、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的相关区域，增加其鼓励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绿色信贷指标，提高其金融机构存贷比水平，使京津冀资金保障与京津冀承担的治理大气污染的产业结构改造任务相一致。通过增加和调剂京津冀区域的信贷指标，支持其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4）协调京津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关系。按照京津冀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要求，借助区域合作协调平台，协调京津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有利于促进京津冀产业的吐故纳新，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引进和布局新的l展项目，进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节能减排。在布局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方面，不仅要杜绝各行政辖区采用非市场竞争手段，争夺和拦截外商直接投资现象，还要通过京津冀协商合作，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重点布局在产业结构调整任务重、节能减排压力大的区域。
2.2中长期应采取的措施
（1）完善制度保障条件，提供长效保障机制。主要体现在财税制度保障方面，一是需要按照绿化税制，完善税收体系要求，及时征收包括碳排放税在内的环境保护税，通过完善消费税制度，把“两高一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发挥其抑制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功能。二是实施汲水财政政策，加大对节能减排导向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清洁能源利用的财政投资、财政补贴支持力度，在鼓励和支持产业改造升级、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的同时，吸引商业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社会资金积极投入节能减排行动中，发挥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作用。三是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严格政府采购的“绿色”标准，完善政府节能减排的制度保障体系，通过制度化的政府绿色采购，发挥政府节能减排的示范作用，引导和鼓励企业提供节能减排产品和社会提供节能减排服务[1]。
（2）加执法整治。保持执法高压态势，以整治非法排污、超标排污、恶意排污为重点，铁腕执法，严查严管，开展环境专项执法整治，从重从快打击环境违法行为，让污染企业切实付出高昂代价。并采取督导检查与纪检监察联合督查等，做到查处到位、整改到位、责任追究到位，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
（3）严格规划区内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的审批。加强对各个辖区的督导，对广阳区、安次区、廊坊开发区空气质量进行认定和，强化督导和技术指导，做到责权统一，确保不留死角，确保市区空气污染综合整治取得实效。
（4）加大对市民的宣传引导。继续与市主要媒体密切协作，播发环保公益广告，向市民群发环保公益短信，在市环保局门户网站开辟空气污染防治科普专栏。同时，加大社区、学校等的雾霾知识普及宣传，消除大众的恐慌情绪。
（5）大气检查结果将与地方政府考核挂钩。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介绍，专项检查以京津冀为重点并兼顾周边地区，环保部将组织10个督查组对重点地区进行督查，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飞行等方式锁定污染源。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说，各类大气排污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及执行情况、群众投诉案件和热点环境问题的办理情况是此次专项检查的重点，检查结果将作为对地方政府考核的依据。
（6）积极发展环保产业。鼓励引导相关企业在京津冀地区布局，在实现公司盈利的同时，实现污染一体化治理。到2017年底，北京市要调整退出高污染企业1200家，天津市钢铁、水泥产能控制在2000万t和500万t，河北省钢铁产能压缩淘汰6000万t以上。产业结构优化、高污染企业搬迁等工作，既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污染问题，也是倒逼产能过剩行业进行调整的路径。而当下环境，往往能找到可以变通的方法，理由就是环境违法成本低，处罚轻，而环境违法后换取的经济效益极高。环境立法必须先行，一系列可为的促进环境守法的手段和机制也应该尽快完善。其中，应促成相关信息对全社会公开，交由全社会共同监督，这就有可能促使这些问题受到重视，法律法规贯彻和执法干预都将更为顺利。环境执法如此，京津冀一体化在环保领域的一体化，同样可以遵循这样的路径，加以促进[2]。
3结语
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反复的环境治理过程，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大气污染来源分类，是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双管齐下、科学治理的重要基础。赵颜颜列举了几种大气污染源的分类，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实际情况，分析出其主要污染源，针对污染源的不同提出了治理大气污染问题的建议和对策[3]。当前，河北在水资源、大气环境、能源供给和总体生态体系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与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的目标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河北省应着力提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重点建设京津绿色生态屏障[4]。
致谢：本文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得到了霸州市环保局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王延杰.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J].经济与管理，2015，29（1）：13～18.
[2]张皎.加快京津冀治污一体化的建议[J].经济界，2015（3）：22.
[3]赵颜颜.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源浅析[J].经营管理者，2015（11）：139.
[4]彭建强，张波.河北省建设京津绿色生态屏障面临问题与对策[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2）：39～42.
analysisonpreventionandCountermeasuresforthe
atmosphericpollutionin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
ZhangYajuan，Duwenli，HanZhanpo
（BazhouenvironmentalprotectionBureau，Bazhou，Hebei065700，China）
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篇10
关键词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对策
现今，大气污染问题愈演愈烈，其形成因素人人皆知，至于其防治对策众说纷纭。尤其是法律治理方面，不少学者建言献策。而本文也不外乎对大气污染防治提出一些法律对策。首先，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可知，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对策，最早现于195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而后我国有关部委相继制定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1987年出台《大气污染防治法》。随后该法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进行了修订。同时2008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明确了公民拥有对大气环境信息的知情权等。
其次，一系列配套的专门性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如《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青岛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长沙市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实施方案》[http：//news.xinmin.cn/shehui/2012/12/17/1768186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6月6日.]等。
通过目前出台的这些法律法规可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的需求，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难免出现漏洞，其有些条款已不能应对当前形势。因此需要对其的完善进行探析。
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对策之缺陷
（一）法律修订缓慢，有些条款明显滞后
首先，《大气污染防治法》立法宗旨同现今人类对大气环境的要求已有差别。目前我们不仅仅是单纯的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而是要锁定排放物，减少排放物。同时，法律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单一，新污染物不能及时补充，导致一些标准已经滞后于社会的需求。其次，《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对“限期治”的规定。国务院至今未做细化规定，导致执法中“无法可依”。
（二）有些法律条款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现行法律条款只是笼统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大气污染的防治，对于如何具体防治，比如对大气质量的监测及相关费用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其次，《大气污染防治法》仅规定国家和省、直辖市有权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这项规定明显压缩了地方的立法权限，打击地方工作的积极性。
再次，《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其它有关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的规定，基于兜底性条款，其职责范围难以确定，责任承担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三）处罚力度轻，违法成本低。
《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定罚款上限低，行政处罚力度小，不足以制裁、震慑和遏制环境违法行为，致使多数企业宁愿选择缴纳罚款违法排污，也不愿停止自己的生产。
（四）法律对策于地方“落实难”。
第一，执法和监督难。环保部门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利，如查封、扣押、没收、关闭等强制性权利，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变成了环保部门有效监督的防火墙。第二，处理难。现有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存在缺陷，一些案件的处理无法可依。第三，上下配合、部门联动难。大气污染防治涉及环保、建委、环卫、交管、市政和城管等多个部门，现行管理制度中存在着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责任不明及不同机构之间的执法机制不衔接等现象的存在。第四，地方政府贯彻力度不大，特别是对《防治条例》的制定，基本上是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复制，没有因地制宜。
二、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完善
通过前文对大气污染防治法律缺陷的探析，本文在次建言献策。
（一）与时俱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
1、调整政府责任范围，增加不同辖区的环保部门合作的规定。
首先，《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条可增加：“各地方人民政府应相互配合共同防治大气污染”；其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可增加：“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对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本地区的标准”；
最后，《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可增加：“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的边境城市列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
2、“责令限期治理”条文可进行修改
本文建议《大气污染防治法》将“责令限期治理”部分修改为“排放超标行为，即为违法行为，必须责令立即停产，并进行罚款或整改”；第五十六条可增加一项：“未建设配套脱硫、除尘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控制二氧化硫排放、除尘的措施，新建、扩建排放二氧化硫的火电厂和其他大中型企业，超过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
3、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环境违法的成本。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五十七条规定的五万元和二万元以下罚款标准明显过低，难以达到防治目的。建议将罚款标准范围化而不是具体化。
4、增设征收“大气污染物排放税”。重度污染企业或者个人征收高额税，而对于轻度或者无排放污染物的企业或个人则征收较低或者免征环境税。
此外，随着环境污染惩罚力度的加大、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更新、以及对于环境污染，事件责任承担的明确，可以通过法律规定，开征大气污染强制责任险。
（二）因地制宜，推动地方积极制定相关的法律对策
《大气污染防治法》已为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了蓝本，那么地方就应因地制宜制定有效的法律对策。本文就此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各地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可增写“环境权”，提高民众的环保法律意识。建议《条例》第一条曾写：“维护大气环境权益”，强调公众享有环境权，负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依法获取大气环境信息、参与大气环境行政决策、监督大气污染排放行为等权利。
2、各地结合实际，对自己的条例增设防治pm2.5污染专章，对pm2.5污染防治问题进行直接和专门规定。但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同时制定有效的执行和保障措施。
3、借鉴其他地方，加大处罚力度，可以考虑环境违法按日处罚。此做法鉴于重庆市借鉴美国对环境违法行为实施按日计罚，取得良好效果。
4、地方政府制定规章制度，主动出面协调不同机构之间的执法机制，形成上下配合、部门联动。
总之，政府应大力投入人力和物力，及时科学的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相配套法律对策。最终做到大气污染防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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