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启蒙教学篇1
关键词：三百千；儿童启蒙教育；识字；文化；思想；作用
中图分类号：G4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三百千”即是我们俗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它们在中国的流传和应用有一千年多之久，是古代儿童蒙学教育的重要读本。启蒙是一个人学习的开端，对今后的发展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现代，“三百千”也被广泛运用与儿童的启蒙教育中，并在许多不同的方面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三百千”内容简介
1.《三字经》，它最初的版本的成书时间是在南宋末年，作者为王应麟。《三字经》历经很多次修订，最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它以明朝赵南星本为底本，总共修改，调整共计49句。《三字经》全文共一千多字（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版本，字数从1120字到1722字不等），其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天文、地理、教育、历史、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等。
2.《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其内容都是基本上无实际意义的姓氏。
3.《千字文》是这三部著作中成书最早的，编写于南朝梁武帝时期，作者为周兴嗣。在编写体例上四字成句，并且押韵，一共250句，内容上涉及广泛，言简意赅，琅琅上口。
二.“三百千”在识字教育上的价值
关于“三百千”的用字问题，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大体上《三字经》用字在1200字左右，字种在550个左右（据笔者统计2008修订版《三字经》（见于《共产党人》（2008.11））收字1188字，出现556个不同的字。）。《百家姓》历经各朝修改和编订，字数有极大的不同，就各家统计而言，大约都在550字左右，字种500个左右（据笔者统计通用版《百家姓》（见于百度百科）用字量为568个，出现497个不同的字。）。《千字文》的用字问题相比之下就比较清楚，字数一共为1000字（繁体版共1000个不同的字，简体版为994个）。是梁武帝命周兴嗣从王羲之的书法之中选1000个不同的字并编写成文。从整体上看，“三百千”总字数在2750个左右，字种在1400个左右。
对于儿童的识字教学，在传统的“课堂教授，课后抄写，教师听写”的机械三部曲的基础上应采用更为灵活的方法。广泛的阅读便是提高儿童识字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若儿童能在启蒙阶段反复诵读“三百千”，而不是单纯依赖于机械性的抄写与听写，就能基本识得1400左右个字，为整个小学阶段识字打下良好的基础。其中，有一部分字反复多次出现，说明那些是极为常见的字，这使儿童在诵读的过程中能反复见之，反复巩固，加深印象。
众所周知，汉字包括音、形、义三部分。就儿童认识的顺序性来看，儿童启蒙识字教学的重点应放在音、形上。“三百千”总字量大，满足儿童启蒙识字“形”的需要。使用注音版“三百千”让儿童反复诵读，能使他们不断练习汉字的正确读音。对于“三百千”中每个字确切的字义不能强求。在启蒙阶段，儿童能掌握“三百千”的大体意思即可。
纵观中国启蒙识字教学的发展和变革，识字教学并不能单单依靠一种方法，一部教材。“三百千”作为流传甚广的古代优秀启蒙识字教材，在现代的教育中也要以科学的儿童认知发展规律为基础，顺应时代的发展，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与科学的教学方法，先进的教学手段相结合。
三.“三百千”在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上的价值
（一）《三字经》
从《三字经》的内容看，它基本分为六个部分。
1.“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意”部分，讲的内容是对儿童及时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地开展教育的方法。其中举了孟母三迁和窦禹钧教育儿子的例子，共84个字。
2.从“为人子，方少时”到守孝弟，次见闻”部分，讲的是礼仪与孝道。列举了了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的故事，共42个字。
3.从“知某数，识某文”到“十二支，子至亥”部分，讲的是计数、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四民、四声、四宝、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十干、十二支，共240个字。
4.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部分，讲述的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典籍著作，包括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等。此外还介绍了儿童阅读这些书籍的先后顺序，共204个字。
5.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部分，讲的是古代三皇到近代辛亥革命封建帝制近五千年的朝代和皇帝更替，高度浓缩了中国的历史，共311个字。
6.从“屈原赋，本风人”到“凡学者，宜兼通”部分，讲的是古代有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屈原，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共24个字。
7.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部分，讲述的内容是儿童学习要勤奋、刻苦，好好学习长大才能有所作为。其中举了很多的例子，有：孔子、赵普、温舒、公孙弘、孙敬、苏秦、车胤等，共282个字。
数字启蒙教学篇2
关键词智力落后儿童认知规律识字启蒙教学
中图分类号：G764文献标识码：a
识字教学是智力落后儿童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让任教老师感到最困难和头疼的环节。尤其是刚入学的智力落后儿童，基础差、没有感性认识，这就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埋下了隐患。为了最大限度地补偿他们的缺陷，挖掘其潜能，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他们的识字启蒙教育。实践中，笔者按照他们入学伊始的入学教育和系统接受学习识字的顺序，采取了“自身认识―书本知识渐进―检查运用掌握”的识字启蒙教学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
1姓名认定――识字启蒙的钥匙
据从事智力落后儿童教育的专家调查统计，智力落后儿童入特殊学校就读前的知识储备有下面两种情况：一是入学前根本没有接触过任何学习资料，对字词没有认识，相关的知识储备为零；二是进入幼儿园或普通小学接触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但只会认定屈指可数的最简单的数字和字词，相应基础相当薄弱。在入学前的学习水平及能力测试上，我们发现绝大部分智力落后儿童能主动或被动地告诉老师自己的姓名，但不会书写自己姓名的人大有人在，更有甚者是连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为了有效地引导智力落后儿童轻松走进识字的美妙世界，多年来，笔者不断进行摸索与尝试，归纳总结出五步教学策略，对智力落后儿童进行识字启蒙教学：第一步，入学报到当天，我为班上的每一个智力落后儿童拍下一张照片，然后把照片和其姓名做成幻灯片；第二步，入学教育第一课上，出示有照片和姓名的幻灯片带领学生认读，并介绍彼此认识；第三步，把图片上所有智力落后儿童的姓名写在12厘米见方的卡片纸上，每次上语言课前让儿童认读三遍自己的姓名；第四步，把所有姓名成行板书于黑板的最右边，利用每节课评比契机引导智力落后儿童逐个认读自己或其他人的姓名；第五步，课余时间，耐心地手把手教智力落后儿童逐个书写自己的姓名。经过如此反复的训练，几个月之后，本班绝大多数智力落后儿童能认读自己及他人的姓名，有的还学会了书写自己的姓名。大家对智力落后儿童的会认写自己姓名的新能力都非常欣喜，不断地鼓励、表扬，这成为了他们进一步学习识字的极大动力，让“姓名认写”真正地成为了他们识字启蒙的钥匙。
2生活识字――识字启蒙的捷径
教育内容的实用性和生活化是智力落后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根据智力落后儿童认识的发展和个性的形成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基本发展规律，笔者把智力落后儿童启蒙识字内容从认识自身的五官、穿戴、家人逐渐进入，从饮食、卫生、作息逐步延伸拓展。从儿童感兴趣、较熟知的人和物做起，慢慢培养他们识字的意识，开启他们认读的潜能。结合智力落后儿童认识过程中直接经验优于间接经验的特点，看图认读无疑地迅速成为他们启蒙识字的有效捷径。因为看图识字使智力落后儿童感到形象鲜明、深刻，更加符合他们的认知特点，容易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针对智力落后儿童的学习进度和效率迟缓、学习能力低下以及记忆学习材料困难的学习实际，把他们每节课识字数量根据难易程度定为一到两个。
根据智力落后儿童识字的内容、方式和数量特点，积极创设高效课堂以达到智力落后儿童掌握字词认读的目的：一是充分做好课前准备工作。每节语文课前，我精心钻研教材教法，认真准备教具学具，把课文中每幅插图都做成声情并茂的幻灯片；把每个词做成精美卡片；在网络中搜寻与词相配的儿歌制成课件等。二是打造轻松愉悦的识字集体教学课堂。艺术性地组织教学，最大限度地集中学生的注意力；细心展示识字教学材料，巧妙导入新课；教师讲解与学生学习练习识字相结合，教学进入师生互动阶段；做一些有趣的游戏，让学生进入放松阶段；师生重新开始紧张的识字互动阶段；教师总结这节课的有关内容和活动，布置有关练习和作业。随着时间的逐步推移，班上的智力落后儿童熟悉和适应了识字教学的四个环节，他们不仅对自己学习的目标更明确了，而且多次重复每个字音、字型在他们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练习充分――识字启蒙的法宝
“在识字教学中，学用结合是开启智力落后儿童心扉的好办法。识了字就要用，用多了，用熟了，就能生巧。”针对智力落后儿童记忆学习材料困难的学习现状，引导他们把刚学完的字词用在解决学习问题上，用到社会生活中去，这是每个从事智力落后儿童语文教育的教师的最大心愿。
3.1听一听
先要求智力落后儿童先听指令找图片，然后要求他们听教师读词找出相应词语，旨在训练智力落后儿童的听力和眼力。
3.2读一读
包括读词、读句和读儿歌。根据智力落后儿童的学习能力因材施教，要求他们或独立读或跟读，旨在训练智力落后儿童的眼力和巩固字词认读的能力。
3.3说一说
指导用学过的字词说句子，旨在培养和训练智力落后儿童认读字词和语文表达能力。
3.4练一练
数字启蒙教学篇3
［关键词］古代蒙学；知识与道德；中学语文教学；自主学习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非常重视教育，将其视为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事情之一。同时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文化，这些教育思想和文化是人民长期教育探索精华的结晶。继承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体系，形成中国特色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人生百年、立于幼学，蒙学教育作为自古以来文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古人在民族发展历程中对启蒙教育的艰辛探索，继往才能够开来，只有继承古代优秀的蒙学教育思想，才能够搞好现今的中学语文教学。因此，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归纳整理了古代蒙学教育思想的精华，结合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实际，阐述蒙学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启示，期望能够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对中国特色的中学语文教育发展提供有效建议，进而达到促进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初衷。
一、古代蒙学教育思想
笔者通过对古人启蒙教育思想的有关论著进行整理，得出古代蒙学教育思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知识与道理相融合的教育理念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是因为其非常重视教人如何做人的教育。启蒙阶段就将做人应该了解的知识及道理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教育，纵观古代的蒙学教材便会发现其中无不贯穿着这样的教育理念，既让学生掌握知识又将育人的教育思想理念蕴藏在教育教学中。如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1］。这句话的意思：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通过12个字，不仅向学生传授了知识，同时将做人应该具有的天性及教育对人后天造成的影响这一道理都明确地表达出来了。又如被称为百科全书的蒙学教材《幼学琼林》，里面包括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知识，还有许多蕴藏着深刻做人做事道理的名言警句、成语故事等内容，可谓是古人启蒙教育做人与做事最完美的结合。以“蜀犬吠日，比人所见甚稀；吴牛喘月，笑人畏惧过甚”［2］为例，蜀犬吠日和吴牛喘月等作为成语和典故，囊括了丰富知识的同时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巧妙地将知识教育与道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弟子规》也是我过古代著名的蒙学经典教材，如“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3］，古人在开头几句就将做人与做学问之间的关系道理及知识完美的展现出来了。古代很多蒙学教材的共同思想理念就是让学生从刚接触正式教育起就将知识与道理完美融合起来。思想理念是行动的指南，知识与道理相融合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思想的行动指南。
（二）侧重做人的教育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儒家文化教育为核心，兼收佛、道等各家学派思想文化。各家思想文化的共同点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其实就是做人教育。做人教育是我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教育传统，也是我国古代一切教育的目的。如古代儒家《大学》中的8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修身，而修身其实就是做人的根本，也就是做人教育。8条目无论是分开来看还是总的来讲其欲阐述的意义都是以做人为根本目的的，提倡修身之道。蒙学教育也是始终以教人如何做人为根本目的，如《三字经》中有“人不学、不知义，幼不学、老何为”［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如果不进行学习，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我。小的时候不进行学习，等到长大后什么也干不成。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的“学”不仅仅指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泛指后天所接受的各种习染本领。通过教育达到做人的目的，其实就是做人教育。蒙学教材《幼学琼林》，从人类社会的各领域阐述了做人教育，如“毛遂片言九鼎，人重其言；季布一诺千金，人服其信”［5］，这些成语典故其实就是通过古人做人的方式方法来教人如何做人，都是在进行做人教育。《弟子规》通篇都在阐述如何进行做人处事的教育，如“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6］等，这些知识看似浅显易懂，其实都在宣传如何进行做人。蒙学关于做人教育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方面，而是蕴含于古代一切蒙学教育教学活动之中。
（三）注重人类文明传承的教育内容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拥有延续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在于其非常注重对本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优秀文化地继承，这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其中教育方面最为突出。蒙学的教育内容便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十分注重对人类文明的传承。蒙学教育内容多是对前人积累的智慧进行总结归纳，通过简单易懂的文字进行表述，使得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和人类的精华能够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可见，蒙学在民族文明传承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谓人类文明传递的重要载体。如家喻户晓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在这本书中随处就可以发掘到有关人类文明传承的内容，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7］，就是最好的例证，通过简简单单的12个字将孟母善于通过教育环境的改变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自身教育子女的母亲形象展示出来，蒙学教材以这种方式将人类文明继承了下来，同时也起到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教育文化的作用。又如《幼学琼林》里的“《大学》首重夫明新，小于莫先于应对。其容固宜有度，出言尤贵有章。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8］，寥寥数语便将古代教育典藉《大学》及其阐明的事理展现了出来。再如《弟子规》中提到的“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9］，通过简短的12个字告诉人类应该怎样传承人类文明。不难看出，蒙学做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注重的人类文明传承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
古代蒙学的一大特点是非常重视字的教育，其将教会学生掌握汉字做为教育教育的重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蒙学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出来。从蒙学教材的名称及编排均可以看出其非常重视汉字教育，如3字连在一起的《三字经》《弟子规》，二者都是通过3个字的句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又如4个字连在一起的《幼学琼林》，其通过4个字连在一起的句式对学生进行教育，这类3个字和4个字连在一起的句式的教育较容易帮助学生记忆，且这些教材非常重视从易到难的编排理念。从教学过程来看，传统蒙学的教学都是教师读一句，同时要求学生字正腔圆的跟着教师读，且必须能够准确无误的读出来，直到能够读得滚瓜烂熟为止，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另外传统蒙学教学还非常重视习字的教育，如对学生习字的坐姿、笔画顺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还规定了习字的顺序：先临摹仿写、后自己写。文字作为民族的符号，重视文字教育，将文字教育视为启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确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色。
（五）重视学生实践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
古代蒙学十分重视学生在实践中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如宋代的大儒朱熹，就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学问需要你自己去学，某不过是个共同商量的人”。重视学生实践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还体现在蒙学的写作教学之中。我们知道古人非常乐于并善于写文章，其基础多是在蒙学阶段打下的，具体体现在古代蒙学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启发学生将现实所见所闻用文字表达出来，如对对子，均是从现实中取材进行对，好处在于可锻炼学生运用文字的表达能力，如果没有对现实的仔细观察和体悟，便很难写出富有真实情感的语句。另外，古代蒙学注重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将自己所学用在生活和学习中，激励学生通过实践不断地提高自己。这在《弟子规》《三字经》等书中都有体现，特别是教育学生为人处世规范的《弟子规》，先生将规范、做人的要求等传授给学生，并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地体悟和提高。
二、古代蒙学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一）贯彻落实育人理念
各级各类教育中，教书与育人都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对中学来说亦是如此。随着高考的改革对语文教学的重视，且将语文分数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30分，这便直接导致了学校、教师、家长等群体越来越重视学生的语文成绩，特别关注学生在语文科目上的分数情况。处于基础启蒙阶段的语文教学得到重视本是一件好事，但语文教学中出现了单纯为了学生考试分数而教的突出问题：教学跟着考试走，考试怎样出题，教师就怎样教，如教师在教学生作文写作中就流传着龙头、猪肚、凤尾等“投机取巧”的教学方式。这是典型地过分追求教书职能而忽视育人职能的教学模式，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将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去，那么如何将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到当前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实践中呢？首先，学校等有关部门应认识到中学语文教师育人职能的重要性，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学语文教师的育人方向进行正确地价值引导，可通过专家讲座、转变教师的量化考核方式等进行引导；其次，教师自身应该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教师可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先进教育思想理念，树立正确的教学观点；最后，需要教师逐渐养成自觉地将育人理念贯彻到教学中去的良好习惯。
（二）强化立德树人教育
古代蒙学侧重做人教育的目的与当前教育界所倡导的立德树人教育是一致的。那么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强化立德树人教育呢？首先，教师应该形成树人教育思想意识，教师拥有树人的思想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关注学生，真正把学生当作可塑型的人才看，才能够形成树人教育思想意识；其次，教师应自觉地学习新的教育理念与国家的各项教育方针和政策，如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和国家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方针等，教师在不断地学习中，不但可以扩充学识，开拓视野，同时利于其形成全新的育人自觉性；最后，教师应通过多种方式将立德树人教育贯彻到教育教学实践之中。
（三）强化民族传统文化教育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民族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符号，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孔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培养能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界眼光，同时能够掌握建设现代中国所需才能的人才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时代使命。笔者认为中学语文教学需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有关部门及教师应认识到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强化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可通过时代需要及语文教学的目的进行思想动员；二是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深入发掘其中有关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如文言文、诗词等，注重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学，鼓励学生多诵读国学经典三、百、千等内容，提高学生的古代传统文化兴趣。
（四）重视字词教学
当前中学语文教学轻视对学生进行字词方面的教学，许多学生存在不会写甚或不会读字的现象。古代蒙学重视习字的教育特色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如何开展字词教学有哪些启示呢？首先，从思想上提高对中学语文字词教学的认识。需要有关部门及教师鼓励学生树立终身学习字词的好习惯，引导学生遇到生字、生词时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其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利用一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专门的字词教学。最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字词的习惯，教师可适时地教学生一些学习字词的基本方法，鼓励学生在日常学习中自主的学习字词，这也是字词教学的终极追求。
数字启蒙教学篇4
关键词：启蒙读物；幼儿教育；传统文化
我国的传统文化非常丰富，其中传统启蒙读物中也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接触到传统文化的机会在不断减少，特别是外来文化的影响，给我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这对我国的文化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启蒙读物应用到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性，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进行问题的解决。
一、将传统启蒙读物应用到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1.对教学内容进行丰富
就幼教工作而言，将传统启蒙读物运用进去，能够很好地丰富幼儿教育内容，帮助幼儿实现全面发展。现在很多幼儿园在教学过程中愈加重视多元文化以及国际化，在对幼儿进行教育的时候，不但涉及了传统的数学、文字、生活常识，还涉及了英语和美术等等。现在幼儿在幼儿园中需要学习的知识不断增加，这也给传统启蒙读物的应用提供了条件，而《三字经》等一系列的启蒙读物本身含义丰富，朗朗上口，学生学习的时候兴趣比较高，将其加以应用，能够很好地对幼儿的知识面进行扩展。
2.对孩子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有一定帮助
幼儿园是孩子认识世界和事物的重要时期，所以，必须做好幼儿园的教育工作，若是将传统启蒙读物运用到幼儿教育中去，能够灌输给幼儿传统文化方面的思想，这对我国的文化传承是有重要帮助的，所以应该将其引进幼儿教育中去。
二、在幼儿园教育中应用传统启蒙读物的时候存在的一些问题
1.幼儿园教学过程中，运用传统启蒙读物的次数比较少
现在，很多幼儿园在教学的时候，对幼儿文化知识培养以及幼儿兴趣培养是非常看重的。但是由于幼儿比较小，学习能力比较差，认知能力也不够成熟，所以，更多的幼儿园对幼儿兴趣的培养更加重视。在教学的过程中，应用启蒙读物的次数是比较少的，这对传统文化教育更好地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2.选择读物的时候比较盲目
现在，虽然有些学校已经将传统启蒙读物应用了进去，但是在进行读物选择的时候，科学性比较差，很多老师在进行读物选择的时候，没有深入地进行读物的研究，随意性和盲目性比较强，甚至有些老师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读物，这也导致了很多读物不适合幼儿阅读，这对幼儿身心更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必须有针对性地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读物的选择，帮助其更好地学习发展。
三、在幼儿教育中运用传统启蒙读物的对策
现在幼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传统启蒙读物的选择应用也不够到位，所以，老师在进行读物选择的时候必须根据幼儿的特点和需要进行，保证选择的读物是真正符合幼儿需要的。
1.提高对传统启蒙读物选择的重视程度
现在很多幼儿园在教学的时候，传统读物选择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老师在选择读物的时候，首先必须真正地认识到读物选择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提高传统启蒙读物的比例，为了让幼儿更好地发展，老师在进行幼儿教育的时候，不但应该重视学生知识能力培养，还应该培养幼儿的道德能力，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其更好地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提高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
2.做好传统启蒙读物的选择工作
我国应该根据实际存在的读物选择问题，成立传统读物编写组，从而给老师的读物选择提供帮助。在进行读物选择的时候应该选择那些符合幼儿身心特点、满足时代需要的读物。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选择出来的读物是适合社会时展以及幼儿身心发展需要的，真正地将学前教育和传统启蒙读物结合在一起，将其作用真正地发挥出来。
在幼儿的发展中，幼儿园教育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若是能够在幼儿园教育中，将一些符合时展以及幼儿身心特点的读物添加进去，能够帮助我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同时也能够丰富幼教工作，幼儿园本身的教学水平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参考文献：
[1]乔玉琴.传统启蒙读物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才智，2014，08（01）：204.
[2]王燕.儿童文学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价值与运用[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4）：72-75.
数字启蒙教学篇5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数字启蒙教学篇6
晚清中国，积极引进西学的，是朝气蓬勃的开埠城市上海，而不是暮气沉沉的北京。新闻事业也不例外，在《点石斋画报》创办近二十年后，1902年6月，北京才有了第一份画报——《启蒙画报》（图1）。此前传教士办的《中西闻见录》（1872年创刊），每期都有若干插图，但那属于科学知识图解，与画报之以图像叙事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画报姗姗来迟？就因为北京民智之开，庚子事变是个重要的转捩点。无论朝廷还是民间，至此方知非发愤图强不可了。于是，各种新政措施纷纷出台，其中就包括鼓励民间办学与办报。
晚清画报虽说以识字不多的“妇孺”为拟想读者，可真正关注妇女儿童命运的并不多。不仅标榜“为儿童”，而且认真地“写儿童”、“画儿童”的，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读《启蒙画报缘起》（《启蒙画报》第一期，1902年6月23日），明白这是一份“于蒙学为起点”的杂志，其编辑策略有三：一是“孩提脑力，当以图说为入学阶梯，而理显词明，庶能收博物多闻之益”；二是“本报浅说，均用官话，久阅此报，或期风气转移”；三是“参考中西教育课程，约分伦理、地舆、掌故、格致、算术、动植诸学，凡此诸门，胥关蒙养，兹择浅明易晓者，各因其类，分绘为图”。
若想描述《启蒙画报》的整体形象，不妨以创刊号上《小英雄歌》的插图为例（图2）：墙上挂着火枪，象征着保家卫国；桌上放着地球仪，那是开眼看世界；中间站立着一位“风姿豪迈天骨冲”的“小英雄”，正踌躇满志、意气飞扬，时刻准备建功立业。
先日刊，后月刊，再改半月刊，栏目设计叠经变迁，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追求“博物多闻”，而不是“新闻事件”或“政治立场”。换句话说，办刊人希望读者将其视为“教材”或“准教材”。而将“修身”放在第一位，既符合蒙学堂教学的需要，也因此科最好配合图像。《启蒙画报》第一年1-4册的“伦理”专栏，连载的是“养正小史”——总共103则，大都采自传统蒙书而略加修订，主要是添加若干时代色彩。
传统蒙书本就喜欢讲述故事，且兼及图文，无论是版本繁多的《二十四孝图说》，还是明代的《养正图解》（焦竑）、《蒙养图说》（陶赞廷）和《养蒙图说》（涂时相），都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可能是考虑到画面的因素，《启蒙画报》主要追摹的是《养蒙图说》。比较《启蒙画报》第一册上的《尼山俎豆》（图3）与《养蒙图说》（图4）第一则《陈设俎豆》，可以看得很清楚。至于文字，二者也颇多沿袭。当然，传统蒙书本就是这个样子，只讲宣传效果，不太考虑著作权的。
讲故事而配插图，这无疑最能吸引儿童阅读；只是《启蒙画报》既然隐含教科书意趣，如何有效地传授知识，让儿童将“学习”作为“游玩”，而不是苦差事，这才是成败的关键。设立地舆、格致、算术、动植物等栏目，用语言夹杂图像的方式，深入浅出地介绍各种专门知识。以《加减除合》为例（图5），描画小孩正月去灯会的热闹场面，文字却是在传授算术知识，读者很可能由图而文，潜移默化中受教育。
据《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彭翼仲自述、诚厚庵记录），因《京话日报》大受欢迎，彭又接手了“文言体裁，专为开通官智而设”的《中华报》；同时办三份报刊，精力确实不济，于是在1904年底关闭了《启蒙画报》。除了画报制作麻烦且成本较高外（《启蒙画报》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在晚清属于特例），更重要的是，编者更愿意跟“大人”而不是“小孩”对话。开启童蒙，不是不重要，而是“开花结果”十分遥远；而关注当下，直接介入社会改革，当然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更有力了。
数字启蒙教学篇7
关键词：宋代 私学 教材
由于私人讲学的风行和兴起，宋代私学教育获得良好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私学教材，由于课程设置不固定，导致教材异彩纷呈。蒙学教材在继承传统的教本基础上又有新编，并视执教者所长而定；高级阶段的教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公布的教材为参照本，以适应科举考试，而另一类则是名儒大师或传道或对儒经的新解释或在发挥义理的基础上自成一家的理论研究成果。
蒙学教材丰富多样、有所创新
启蒙是教育中的第一个环节，对启蒙教育的重视，导致了蒙学教材的繁荣。宋代私学中的蒙学是典型的基础教育，遍及城多的村塾乡学可归入此类，也有的乡塾是偏重于中等教育，有时它直接与书馆相联系，是启蒙教育的自然延伸，有时又和“精舍”的专经研习阶段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预备或过渡。但无论是知识启蒙还是专经阶段，持续发展的结果是不仅涌现出颇负盛名的蒙学大师，而且还诞生许多脍炙人口的蒙学教材，从《弟子职》、《仓颉篇》、《急就篇》到《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各个时代都有各具时代特点和文化特色的蒙学教材，参与这些教材编著的有鸿儒巨匠，也有村野学究。这些著作对普及文化，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们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对我们认识过去时代的政治、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有一定的价值。
在宋时期的私学教材中，就蒙学教材来说，主要是继承汉唐，但较前代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是在汉唐使用的《急就篇》、《开蒙要训》等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且延续到明清，如张炳麟在重订三字经题词这样写道：“《三字经》者，世传王伯厚所作。其叙历代废兴，本讫于宋，自辽金以下，则明清人所续也。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于是重为修订，增人者三分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以付家塾。”蒙学教材丰富多样，像《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一类的作为识字用的基本书；启发儿童智慧的故事书；浅近的历史、地理以及博物的常识书，像《高厚蒙求》、《名物蒙求》、《史学提要》等；陶冶性情的诗歌集，像《神童诗》、《千家诗》等；学仪、家训以至《小学》一类的伦理书。
乡学儿童，先读《孝经》及《三字经》，再读《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然后才读“四书五经”。据项世安《项氏家说》记载：“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陆放翁有诗说：“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并自注说：农家十月乃遗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今乡村小儿所读《百家姓》一书，盖犹宋人所习，以赵为首，尊国姓也。啊见，宋时村塾所用教本，除早有流传的《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外，又有《百家姓》、《三字训》等书。《百家姓》的成书当在北宋初年。而宋初著名的理学家河南真源人陈抟则编写了童蒙教材《心相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四本书在当时极为流行，当时凡开蒙的儿童，不论是私塾还是官学，都要先从这几部书读起。初学经书的“乡塾”学童通过识字学习后，可以进入“乡塾”，初读一般的经书。“乡塾”的教师称“塾师”，或直接称“孝经师”，因为学生以学《孝经》、《论语》为主，也兼学《尚书》或《诗经》，有的还学《春秋》。
经学教材以儒家经典为主
经学教材，是为专经阶段准备的教材，专经阶段是读儒家经典的阶段，或专读一经的阶段，许多私塾教师精通经学，如读《论语》、《尚书》、《易》、《春秋》、《礼记》等经学教材，即专意钻研儒家五经之一经(诗、书、礼、易、春秋)，如王拜师程颐时：“初见伊川，令看《论语》，且略通大义，乃退而看之。”如“徐畸，字南夫，兰溪人也。汉上先生弟子，得其《周易》旨要，兼明《春秋》《礼记》，湛深经术，……隐居讲学，人莫知者”。挚焯拜师程颐时：“先生因苏晒见伊川，自后半年，亦得《大学》《西铭》看。”自少讲学的吕本中，在《西垣童蒙训》中这样认为：“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仪礼》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但此阶段的教材，大都以增长知识或修身养性或为参加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教材是国家科举考试所指定的教本，即儒家经书。而《大学》《西铭》则是宋官方公布的科举考试的书目。至度宗时，《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西铭》等理学家著作，都成为士子的必读书籍。
对原有经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自成一家
此教材是许多学者在对原有经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理论成果。他们对于经书并不是照搬，而是在熟读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新见解。如二程就曾说：“《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很多名儒大师都是边讲学边著书，又把自己对经书的新见解或所著的书的内容传授给自己的弟子。有的则是由其徒弟专门记录其讲课时的言行，称为“讲义”或“语录”。如私塾大师，胡瑗的学生倪天隐整理记录了老师的讲课笔记，整理成书称为《口义》：“倪天隐，……所述周易上下经口义十卷。盖安定先生讲授之余，欲着传而未逮，先生述之。以非其师之亲笔，故不敢称传而名之日《口义》。传之后世，或称传，或称口义。先生官至县尉，晚年主桐庐讲席。弟子千人。”0又如：“王时敏，有《师说》三卷，记和靖之语。”
数字启蒙教学篇8
1、有意识的进行数学教育。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情，使孩子不知不觉中接触到数字“1”的概念。例如在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可以说“宝宝乖，先吃一口，再吃一口”，这样子对孩子日后数字教育会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2、和孩子做游戏互动。游戏室孩子最喜欢最能接受的学习方式，也是最有利于亲子关系的方式。例如，和孩子爬行比赛，或者比赛捡东西的游戏等。通过游戏，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和运动能力，而且可以培养孩子的注意力、观察力、耐力和竞争意识，对孩子以后的成长发展非常有好处。
3、教孩子做比较。数学启蒙除了数数，还涉及到图形几何、时间空间、逻辑推理、比较分类等。家长们借助生活中的事物，教孩子大小比较、形状配对知识。例如吃饭时让孩子比一比谁的碗更大，装的东西多，甚至可以引导孩子动手操作一下，怎么才能装满它。
4、教孩子数数之前要懂的。很多父母一提到数学启蒙，就想到教孩子数数，其实数数随时都可以进行，并不单纯让孩子背数字，而是让孩子理解数字。在教孩子数数前，家长应该多引导孩子观察生活中的事物，了解到大小快慢、轻重高矮等的不同，然后才引导孩子去认识数字1234，理解数字。
（来源：文章屋网）
数字启蒙教学篇9
【中图分类号】G633.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463（2016）06―0089―01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书法已经走进中小学校园，进入了课堂。《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小学低年级“用铅笔写正楷字”，小学三至四年级“用毛笔临摹楷书字帖”，小学五至六年级“继续用毛笔写楷书”，初中阶段“继续用毛笔临摹楷书经典碑帖，力求准确”。综上可以看出，楷书是书法启蒙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将楷书作为书法启蒙字体是大部分人的共识，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但是，《纲要》仅仅把唐楷作为书法启蒙书体，笔者认为还是有些以偏概全。第一，楷书不仅仅是唐楷，魏碑、晋楷也有经典；第二，书法启蒙不一定师法“欧颜柳赵”，魏碑也有经典范本。
一、魏碑与唐楷的区别
唐楷在书法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是书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整个唐代出现了像欧阳询、虞世南、薛稷、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钟绍京等一大批楷书大家，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罕见的。唐楷不论笔法还是结构，都具备完整的“法度”。完整的法度，在笔者看来也是一把双刃剑，其功在于完善了楷法，其害是不利于书法启蒙，是初学者的“紧箍咒”。由于“取法乎上”，要求太严，目标太高，浑身是“法”，常令初学者望而生畏，高山仰止。
首先，唐楷的笔法太精细。起笔、运笔、收笔一丝不苟，初学者很难掌握，很容易在笔法面前失去信心产生迷惘。老在“法”外徘徊，得不了“法”，自然会挫伤儿童学习书法的积极性；其次，就算笔法能过关，但由于结构太严谨，一笔不到位，就会导致整个字失败，一字不到位，有可能导致整个章法失败。像褚遂良、柳公权的楷书运笔以提为主，对运笔要求很高，成年人学习都要费一番功夫，它考量的是书写者对毛笔高超的驾驭能力。一个低年级学生，他的手指末梢神经都还没有发育完善，让他们去写唐楷确实有些勉为其难，这样的教材安排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按照儿童的认知规律，不论接受何种知识都应该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书法也然。如选择“门槛”低的范本，也就是“法”少一些的楷书范本，魏碑作为启蒙教材，会更符合教育规律，教学效果也会优于唐楷。
二、魏碑的特点
魏碑是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大都是楷书，也称魏楷，主要以石碑、墓志铭、摩崖、造像的形式存在。就目前发现的数量来看，总量至少在1000件以上，其中的精品有《龙门四品》《龙门二十品》等。魏碑作为一种过渡性书体，它上承汉碑之变迁，下启隋唐楷书之先河，是楷书发展史上卓然挺立的一块里程碑。魏碑成就了后世的许多书法名家，如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宋代米芾、元代赵孟\，清代的包世臣、康有为、赵之谦，以及现代的弘一法师、于右任等。当代，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历届国展中，楷书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魏碑，这说明当代成年人也喜欢写魏碑。那么，魏碑究竟好在哪里？
清代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中是这样评价魏碑的，他说，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魏碑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楷书的“法”尚不成熟，如《爨龙颜碑》《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郑文公碑》《石门铭》《始平公造像》等，点画丰富多样任意挥洒，结构因势赋形不受拘束，章法天真烂漫无常态定势。唐楷讲究藏头护尾，运笔以提为主笔法难以入门，而魏碑凌空取势露锋起笔，以按为主，符合儿童的书写特点。
三、教学方法
儿童书法启蒙的教学要求不能过高，这个过程重在激发学生热爱汉字，热爱书法的热情，培养其良好的书写习惯，让书法逐步成为学生的个人爱好。
数字启蒙教学篇10
一、从“开启民智”到“唤醒青年”：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
有感于“外患日亟，瓜分立至”的亡国局势，陈独秀认为：“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激，以私见蔽于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陈独秀在第一期便开宗明义阐明了办报的“两大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人，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由此，《安徽俗话报》预设了相应的读者群体：读书的、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女人、孩子们……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样的一个读者拟想范围显然大大超出了不识字或少识字的“下层民众”，而是体现出极为广泛的读者诉求。与《安徽俗话报》同时的《中国白话报》，在记者与读者的通信中曾经对同一时期相关报刊的读者群做了一个比较性的定位：“我这报并不是一直做给那般识粗字的妇女孩子们看的，我还是做给那种比妇女孩子知识稍高的人看……所以说话不免高些。……而且那程度可以合着妇女孩童的报，如今也有好几种了，譬如杭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江西新白话，那思想浅近一点的人，都可以一看便懂。”②这也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徽俗话报》的实际读者群显然是“庸众型”的中下层社会民众。作为一个历史个案，《安徽俗话报》却正体现出了中国20世纪初期的总体启蒙特征——“开启民智”作为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症结性内容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启蒙先驱梁启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性课题也有过阐述：“夫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也，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千百万亿之常识者，其力愈大而效愈彰也。”③所以自清末以来的各类白话报，尽管在读者设定上略有差异，或宣称以蒙童妇孺为主；或声称要开通下层社会，为中下等人说法；或者干脆以开通妇女界为指归，但从整体上却构织了一种以“普及常识”为基本启蒙策略的历史景观，而“启牖民智”与“白话报”的历史血缘关系也由此生成：“前者着眼于中下层社会，更焕发全体民力，是目的；后者用其方便，重其效果，是方法。”④对于《安徽俗话报》而言，除了这一共有的总体历史责任承担之外，还体现出创办者自身独特的启蒙导向。陈独秀一再申明：“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说话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但是，综观全部《安徽俗话报》，“瓜分危机”才是记者积潴胸中不吐不快的块垒，而诸如“日俄战争”、“洋人开矿筑路”等时局也自然成为报刊重点关注的“要紧的新闻”。被瓜分的亡国危机是一个时时被提及，一次次被强化的启蒙关键词，因此，尽管《安徽俗话报》宣传旨在使当地人“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实际属于单纯的“知识启蒙”的范围非常小，而且就这些地理、历史、天文、卫生、兵事、实业等知识而言，也往往是作为“亡国危机”和“爱国救亡”的延伸性话题出现的，因此，向民众宣传亡国与救亡的道理才是其启蒙的实质性内容。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启蒙策略的调整：启蒙对象由下层民众移向了“敏于奋斗、勇于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青年杂志》自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虽是一字之差，却历史性地突显了这一杂志的精神新质——“青年”成为启蒙的关键词。陈独秀在“社告”中宣称：“国势陵夷，道学衰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启蒙者这一瞩目于青年的启蒙理念根源于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托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青年”被认定为中国社会肌体健康发展，免于淘汰的新鲜细胞。因此，“唤醒青年”，培养先觉的精神界战士，成为此一时期启蒙者的共识。这一具有历史预见性的启蒙策略事后也得到了很多先驱者的认同。基于对“个性”与“自我”的推崇，鲁迅就曾多次表述过对于“少数”的期待：“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⑤虽然在为《新青年》“呐喊”之前，鲁迅也向“金心异”（钱玄同）表达了自己对于“铁屋子”的忧虑和犹豫，但最终还是认同了“唤醒少数，毁掉这铁屋子”的希望。直到1925年鲁迅还坚持这一启蒙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⑥1939年，在评价“”时也对这一启蒙策略给予了肯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由《安徽俗话报》时期面对广大民众的“运广长舌，开启民智”，到《新青年》时代瞩目于少数青年的思想觉悟，表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已经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境界。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所展示出的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其根本动因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境遇和知识分子的不断觉悟。作为这一历史转捩点的关键性人物——陈独秀，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分辨出了自己的历史角色期待”。辛亥革命的挫败使陈独秀进入更深刻的历史性反思，并对中国思想界自明中叶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七次觉悟”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洞见，按照陈独秀的这一分析，《安徽俗话报》的出现大致处于觉悟的“第四期”：“清之末际，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泥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以“”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激发的历史性觉悟，促成了清末以来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启蒙浪潮，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可以说是这一启蒙浪潮的思想光源。而由《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中国历史再次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辛亥革命了专制帝制并建立了共和。陈独秀洞见出中国历史的症结：“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倍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的创办正是处于保存“共和”还是复活“专制”的历史飘摇期，这将取决于新旧思潮大激战的最终结果，《新青年》所加于自身的历史责任正是力图促成这第七期觉悟，使“共和”这一现代制度得到真正实现，而问题解决的根本症结则在于国人的最后觉悟——伦理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犹甚”，“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⑦。所以在陈独秀看来，复辟帝制，毁弃共和仅仅是“恶果”而非“恶因”，主张别尊卑、重阶级、压抑民权的纲常礼教才是制造专制的根本原因。因此，由《新青年》所发动的思想启蒙，其最终关怀虽指向根本的政治制度，但却落实于伦理思想的层面，而能充当思想变革先锋的，只能是具备新思想的“新青年”。因此，塑造“新青年”、“倡扬新思想”成为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主题。而正是由这一代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共同开创了一整套的现代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启蒙”的对象由普遍意义上的广大民众转向了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看似是一种思想的退守，而实质上却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跃迁，正是这次启蒙策略的调整也终于造成了文学的革命性变迁。
二、从“旧调谱新词”到“文学革命”
启蒙运动与文学新思潮相濡相嬗、相互促动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景观，但是这种笼统的共识却遮盖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启蒙给文学带来的变化。身兼革命家与启蒙者双重身份的“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始终担负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重任，因此，他们始终是把政治革命、思想觉悟、文学变革等多重内容作为整体救亡的一项综合性工程来对待的，这也赋予了“启蒙”一种复杂而包容性的历史品格。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段基于迫切的时代需求会凸显不同的维度，但是“文学”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以《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为标志物的不同启蒙阶段中，“文学”始终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同的启蒙方略却使文学从形质上到价值设定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正是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才使文学在《新青年》时代获得了革命的动力，独享了历史创生点的辉煌。
1.“开启民智”对旧有文学资源的倚重
清末以白话报为手段、以开启民智为核心内容的启蒙浪潮，虽然也倚重“文学”对于启蒙的便利功效，但是面对见识短浅的中下层民众，必然调动能被民众理解、接受的旧有文学资源。《安徽俗话报》在“章程”中把第八门设置为小说，其定位是：“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还要有趣哩。”第九门设置为诗词：“找些有趣的诗歌词曲大家看得高兴起来，拿起琵琶弦子唱唱，倒比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好听多了。”这其中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安徽俗话报》中所设计的文学性内容并没有区别于旧有的小说戏曲与民间小调，甚至有意与之接轨；二是以“有趣”相标榜，以赢得读者。标榜“娱乐和消闲”是白话报招徕读者的必然选择。要想切实收到启蒙效果，关键是要有人看，而要想使普通民众看得懂，就要使内容有趣，能够和底层民众的审美经验相契合，取代他们既有的娱乐形式，诸如手中的鸦片烟，庙里的说书等等，但是又不能陈义过高，曲高和寡，白话报中的小说和诗词等文学类内容的设置正是力图起到这样一个替代性作用。
出现于《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共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小说和戏曲。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白话章回体的通俗样式服务于当下鲜明的启蒙主旨——晓谕被瓜分的民族危机、激励爱国意识，所以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当时的日俄战争作为主要内容，连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都具有鲜明的政治隐喻色彩，如闵自强、朱先觉、张国威、扬国光、夏振武、华勃兴、宁立群、李自立、张阃权（女）、张无谓（女）等等。作者更是毫不掩饰地借这些符号式的人物大讲爱国救亡的大政方针，在这一点上，《安徽俗话报》与稍前时期梁启超所倡导的“政治小说”从功能上毫无二致，文学几乎完全成了宣讲政治观念、批判时事的工具，小说的趣味性可想而知。而戏曲也是以皮黄戏为主的传统旧戏。与稍后《新青年》同仁对中国传统皮黄戏的彻底掊击截然相反，《安徽俗话报》时期的陈独秀竭力为传统戏曲辩护：“现在的西皮二黄，通用当时的官话，人人能懂，便容易感人；你要说他俚俗，正因他俚俗，人家才能够懂哩！”其实这番话并非表明陈独秀真心欣赏这些传统戏，不过是作为启蒙者看到了戏曲对民众的巨大感染力。与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对象和启蒙内容相对应，戏曲内容也多是以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古代民族英雄的事迹来激励民众的爱国心。《安徽俗话报》中的第二类文学——“诗词”，更是一种“旧调谱新词”的民间俚俗样式。以“民间歌谣”为启蒙工具并不是陈独秀的首创，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中就设有“杂歌谣”一栏，本着“弃史籍而采近事”的创作方针，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创作了“新乐府”、“歌”、“行”、“粤讴”等多种形式的歌谣，借以宣扬启蒙思想，但是强烈的文人旨趣毕竟与原生态的民间歌谣相去颇远。《安徽俗话报》虽然以颇具文人色彩的“诗词”命名，但却与文人的创作大相径庭，基本是流行于当下民间的原生态的俚曲俗调，诸如五更调、十二月曲、十送郎君、十杯酒、梳妆台等，只不过都置换上了启蒙性的内容，却保留了原有的说唱形式，因此更接近民间艺人的时事说唱。可见，在开启民智的启蒙阶段，民间通俗文学样式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最有效、最便捷的启蒙工具。综观《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全部都是以旧有的文学样式导人时代性救亡内容，启蒙者正是要借助这种民间传唱的通俗样式与普通民众相沟通，以达到启蒙的最大效果。但是面向民众的启蒙对于旧有文学样式的倚重，必然使文学自身受到禁锢，甚至使文学深陷于“准文学”的泥淖，无法获得革命性变革的契机和动力。
2.“思想革命”时代文学与民众的疏离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由时代所促成的启蒙理念的调整和启蒙策略的变迁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和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并由这一代知识分子建构起了一整套思想、政治、文化的现代图式，尤其催生了“文学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思想革命”构成了“文学革命”的内在动力，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思想革命”的同一表述方式。因此，从《安徽俗话报》时期专注于民众启蒙而采用的趋俗、悦俗的文学方式，到五四思想启蒙时期一变而为知识分子专意于营造个性化的艺术世界，致使“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五四“思想共同体”达成高度精神和谐的同时却疏离了普通民众。
在《新青年》创办者的最初构思中，“文学”并非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革命性”的话题出现的，尽管陈独秀也提及西方文流和作家，但所谈都非文学自身，而是意在抽绎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性内涵，尤其是文学在“科学”的光照下所发生的精神巨变：“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可见，与“科学”相伴生的“写实主义”才是被强调的重点。在启蒙者眼中，“写实主义”主要不是被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或创作方法来对待的，更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在《欧洲文艺史谭》中，陈独秀一再称道的现代三大文豪：左拉、易卜生、托尔斯泰，都是以“诚实描写世事人情”见称的自然主义大师。但是陈独秀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大文豪的文学艺术，而是其思想的力量：“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这一切都表明，陈独秀此时所谈及的文学，皆别有怀抱，文学不过是被拿来作为现代科学思想的有利佐证，“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五四“文学革命”显然是内生于“思想革命”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思想者”达成精神共振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疏离。尽管五四新文学是以“引车卖浆”之流所使用的“白话”取代了传统士大夫认为“古今之至美”的文言，但是新文学并未就此弥合与贩夫走卒之间的鸿沟。“白话文”实际是把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导入了一个启蒙的思想共同体，这个思想共同体既疏离了口语白话的实际运用者，更抛弃了抱着古文字残骸的传统士大夫。作为启蒙思想共同体的一种表述方式，以白话创造的新文学显然也与底层社会的审美经验难以搭界。
文学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实际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量度，只能做一种证据式推定。《青年杂志》1卷5号“国内大事记”栏目中曾经刊载了“教育部协办注音字母传习所”一事，公布了一项统计结果：“国之强弱文野，以教育之能否普及为衡，即以全国识字人民多寡为标准。据各国统计，以德居首，英法美日次之，大都逾百分之九十。我国则千人中仅得七人而已。”由此可以推断，以千分之七的识字人口，能于文学上有所造诣，再更进一步能够弃旧图新，勇于提倡新文学的“新青年”，显然都是社会中居于思想金字塔顶端的“精英分子”。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所体现出来的先锋性、探索性和思想冲击力，只能激动这一部分青年人的心，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成为“存在着的无”。新文学与普通民众的疏离更可以通过启蒙对于旧戏的排抵乃至废弃作为另一有力反证。在所有文学门类中，戏曲之于民众的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密切，因此，从启蒙先驱梁启超到《安徽俗话报》时期的陈独秀都不曾小觑戏曲的作用，并以之作为“开启民智”的有效方式。而在五四启蒙时期，中国旧戏（主要是影响最大的“皮黄”）则遭到了彻底否定，而且这些新文学倡导者们都一再申明自己对这种大众通俗化的娱乐方式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精深的研究。最早主张旧戏改良的刘半农在提出改良方案后立即声明：“然余亦决非认皮黄为正当的文学艺术之人，余居上海六年，除不免之应酬外，未尝一人皮黄戏馆。”而另一批判旧戏的新文化人傅斯年也表明：“我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由这些“门外汉”而倡导中国戏曲改革，当然只有否定一维。傅斯年认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价值”；钱玄同更是不容分说，直指旧戏为“野蛮”；就连曾经对于旧戏的启蒙效用极端看好的陈独秀也一改从前的言论，一方面自然表明了陈独秀文学观念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作为知识分子和“新青年们”的启蒙导师，本能地要远离这种浅俗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
可见，新文学倡导者是不屑与这些大众化的俗文学相沟通的，自然对于旧戏也毫无改良的诚意，只是一味要。新文学家们这种不容辩解的批判，显然是急于要为西方话剧的泊入清理场地，因此，几乎所有新文学倡导者都众口一词，建设的途径“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但是这一西方现代话剧究竟属于民众还是属于这些倡导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呢？演出便是最好的试金石。“上海新舞台开演《华伦夫人之职业》，狭义的说来，是纯粹的写实派的西洋剧本第一次和中国社会接触；广义的说来，竟是新文化底戏剧一部分与中国社会底第一次的接触”，而接触的结果则是一个大大的失败。演出失败的结局方使新剧家们重新认识到“娱乐性”——这一被指认为通俗文学的“堕落性”标志——应该在“新文学”领域重新得到认识。这一失败的尝试也显示，被新文学倡导者们所钟情的“新文学”实际上与民众是颇为隔膜的。由此也可以反证，五四启蒙所催生的文学革命，以及由此创生的新文学，实际上是纯粹运行于知识阶层的一场运动。
自近代以来由“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所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新文学为新知识分子所拥有，而旧戏、通俗文学仍旧在最广大的民众阶层占据着市场。新剧家余上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近十年来旧剧尽管受着不断的打击，但毫无影响，虽则写实主义，也会光顾到我们程式化的剧场，无何，旧剧仍是屹立不动，纵使西方的戏剧，要想和我们苦战，也休想成功的。”新剧家颇为深切地意识到：“一个国体的变换，固然容易，但艺术的兴趣是逐渐养成的。”启蒙者对于“旧戏”的废弃，同时对于西方话剧的引进，实际上使“戏剧”这一原先与普通民众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纯化、升格为现代知识分子所认同的新文学门类，同时也使之与民众严重疏离，这不仅仅是“戏剧”，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共同情状。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五四启蒙和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性价值，若以“脱离民众”的陈词滥调来判定五四启蒙的失败，更是对于历史的严重误解。
“启蒙”的长远目标和最终指向显然是最广大民众的普遍觉醒，但是从逻辑上讲，“启蒙”却首先应该在知识阶层展开，由他们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而后才能使启蒙的光芒逐渐照耀到整个社会。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这也正是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之所在。新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调试过程，此后一浪接一浪的“文学大众化运动”正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契合点的努力。
注释：
①《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在安徽芜湖出版，半月刊，每期40页。至1905年8月停刊，共发行了22期。
②林獬：《通信》，《中国白话报》第11期，1904年5月15日。
③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58页。
④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2页。
⑤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