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篇1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 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 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 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 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 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篇2
【关键词】农村社区；管理途径；政治途径；法律途径
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状况以及管理、政治与法律途径的适用性分析
（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我国的农村社区建设主要是指在行政村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民政部门的协调指导下,由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直接组织通过直接民主和自我管理的方式依靠政府、社会和村民自身等多方面的资源和力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体系建设，强化各项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过程。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是要按照现代中国规划性社区的基本要素将广大农民的生活区域再造为物质基础设施完备、基层民主政治发达、公共管理体制健全、文化体育活动丰宫、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治安有序、环境优美、乡风文明的宜居之地，将农村纳入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轨道之中。
（二）管理、政治及法律途径的适用性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改善农村、农民发展状况的基本的路径，而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随着政府对新农村建设力度的加大，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在其建设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到位、农村资源整合不到位、政府工作人员文化素养低下、社区社员参与意识薄弱等等。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复杂程度使其任何单一的视角或途径都不能获得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问题全面、科学、系统的理解，公共行政学的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提供了研究公共行政问题的全新视角，利用三种途径分析和研究农村社区建设，得到的观点虽然不是很恰当，但各个途径之间有一定的一致性，所以一旦各种途径达成交叉一致的地方，对政策的分析和执行有很大的作用。
二、多元途径下的农村社区建设
（一）管理途径
根据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率、效能和经济的最大化，强调其结果。效率、效能及经济是管理途径的基本价值取向，所以，从这一途径考量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关注其效率和效果。
1、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和积极效果。（1）从社区的本身意义方面来说，社区的的内涵实质是社区自治、公民自主参与等治理理念，社区在解决社区事务和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和积极的效果。一般来讲，社区的范围相对较小，有利于个体信息的传播和收集，这就能大大减少政府部门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提高信息利用的准确程度，同时有效缩短问题的时间间隔，使政府部门更快更好更有效的解决社区和社会中的问题。（2）从农村社区建设对我国农村发展的作用来看，可以更合理的实现土里流转，保护耕地，实现农业集约型发展，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很多农村地区，村宅基地超标准批地、一户多宅、建新留旧、长期圈而不建等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农村社区建设将农村分散的土地要素集中布局，重新调整土地使用结构，整理出大量闲置用地用于补充耕地。
2、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管理问题和负面效应。（1）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和维护资金匮乏。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社区的日常办公设施、服务设施、保障设施、配套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专项资金投入与实际需求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同时存在着地方政府挪用、克扣财政资金等现象。同时，农村社区建设尚未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农村社区设施未列入社会公共设施配套规划，使社区居民点布局散乱、道路不畅,环境脏、乱、差的状况比较普遍，既影响了交通和村容村貌,又浪费了大量土地，造成农村土地利用率低，制约了以后的发展空间。（2）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服务不到位。一些政府部门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素质不高、业务能力不强、工作责任心不够、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无法发挥协同管理作用。
（二）政治途径。公共行政的政治途径其主要价值取向是代表性、回应性和责任性，从这一视角进行分析，也能很好的理解和把握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农村社区建设所提倡的自治、公民参与、公民意识等理念，给农村的政治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一方面，它增强了农村、农民的民主意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过程中，不仅仅是对社区住房、道路、环境等硬件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而且关注社区文化、道德及公民意识等软文化环境的建设和培育。另一方面，以社区居民委员会等社区自治组织和自治管理体制为平台和渠道，社区农民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建议等，更有效的传递到政府中去，使政府更加快捷的了解群众的需求，从而增强政府的政治回应性。同时，社区自治的自理体制，强调政策、决策的多元参与，政府人员通过多元参与的决策过程，能更好的关注公共利益，代表群众作出决策，从而体现政府的政治代表性和责任。
（三）法律途径。公共行政学的法律途径视角强调宪法的诚实、正当法律程序、实质权利、平等保护及公平等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法律法治的角度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进行思考分析。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社区自治、公民参与等能更好体现公民权利的平等和对公民个人的自由的保护，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法律现状不容乐观，法律的缺失、农民自我权利意识淡薄等原因使得农民的法律意识、公平、平等等权利不能得到实质性的保护，农民在社区自理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实现。
1、农村社区建设法律法规缺失。从现行《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来看，关于基层自治组织规定都是围绕着“村民委员会”展开的，并没有就农村社区或者城市社区自治制定规定。在两部法律中，“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社区发展”这些新生事物和提法没有得以真正体现，农村社区自治出现法律缺位；同时，有关农村社区建设的鬼发行文件几乎空白，而且规定不明确。
2、农民的法律法治意识薄弱。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匮乏。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普法宣传流于形式，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仍停留在浅层次的感性认识上，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心理结构；二是权利意识淡薄，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法制在农村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加强管理，着重于法的政治统治功能，法律工具主义色彩比较浓重，而忽视了法律维护农民权益这一功能。
【参考文献】
[1](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张成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2006.
[3]胡宗山.农村社区建设：内涵、任务与方法[J].中国民政,2008(3).
[4]刘云.农村社区建设法律问题研究[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6).
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篇3
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发生着变化与调整，原有的村庄组织化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合现代开放和流动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基层治理的转型不可避免。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指示。截至到2009年，我国超过11%的村庄开展了农村社区的建设工作，涉及的农村居民过亿，农村社区建设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农村基层自治机制”的指示。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农村社区迅速发展，新的治理主体不断涌现，基层农村的治理从传统的“乡政村治”向新型的“多元共治”的方式过渡，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农村社区形成地方基层政府和社会自治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是一种必然。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掀起了一股社会信息化建设的浪潮，社会和企业信息化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国家信息化工作进程迅速。并且，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社会管理和政府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手段支撑，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信息化能否对我国社会基层的农村社区治理工作产生影响，信息化是否可以成为改善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因此，本文从信息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问题，探究社区信息化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作用关系。
二、相关研究进展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农村社区”和“协同治理”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只能找到4篇切合主题的相关研究论文，并且目前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分析为主，这说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是一个较新的学术研究主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国内学者李增元（2013）对协同治理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指出多元参与、协同合作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能够化解社会基层矛盾、维护社会个体权益、提升政府公信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1]。董进才（2014）研究了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问题，指出农村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结构的主体应该包括党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居委会）、监督委员会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农村社区协同治理通过协调统一、民主参与、资源配置、多元投资和监督约束5种机制实现，具体体现在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民众参与4个实施路径上。并且从地缘组织和业缘组织协同的角度分析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机构的形成问题，指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的农村社会管理决策机制、具有组织力量保证的监督机制和多方积极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激励机制[2]。而在信息化与社区治理关系的研究方面，顾昱（2010）研究认为应该把孤立的政务系统联接起来，以整合农村社区分散政务数据信息资源，从而提高农村社区管理和业务的协同，实现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3]。徐峰，程永强和郭婷（2012）对于社区信息化与社区“社会网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社区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能够改善邻里关系，提供便利的社区服务，协同社区日常工作，从而实现社区的和谐建设与发展[4]。黄家亮（2014）对于信息化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研究，指出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带来机遇，并以杭州上城社区信息化模式为例分析认为，社区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能够实现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复合治理模式实现[5]。由此可见，从理论分析来看，社区信息化能够对社区治理的改善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信息化与社区治理的关系仍然缺乏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的验证，尤其是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形成的协同治理模式，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作用机理还尚不清晰。因此，本文依据问卷调查的数据，基于协同理论研究社区信息化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作用关系，从而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地完善和治理绩效地提升提供理论参考和对策建议。
三、农村社区治理系统协同度的测度研究
在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式中，基层政府及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而农村社区的自治组织包括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和农民合作组织等都是农村社区治理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当然居委会又是自治组织中的治理核心。并且两种治理主体之间只有实现良好的协同关系才能够提升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改善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基于系统理论中的协同理论，从治理主体的差异来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其实是一个复合系统，这个复合系统由政府组织的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的治理系统两个子系统组成，而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程度决定了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两个子系统的协同程度越高，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会越高。利用协同理论中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可以测量农村社区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协同程度。目前，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在经济、管理和环境等领域都有所应用，用于测量经济系统、管理系统和环境系统中子系统的协同程度（刘志迎等，2012；石丹等，2015；范厚明等，2015；任耀等，2015）[6-8]。系统协同测量的基础是其子系统的有序程度，首先利用系统有序度模型测量两个子系统的有序程度。设两个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分别用G和S表示，两个子系统发展的中序参量变量用fi=（fi1，fi2，…，fin）表示，其中，n≥1，βij≤fij≤αij，j∈[1，n]，αij、βij分别为第i子系统和第j序参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系统序参量分量fij的系统有序度表达式为：
ui（fij）=■，j∈[1，m1]■，j∈[m1，n]（1）
式（1）中，ui（fij）∈[0，1]，其值越大表明序参量fij对系统有序的影响越大。
利用式（2）求得序参量fj对子系统G或S的总影响ui（fi）。式（2）中，ui（fij）∈[0，1]，ui（fi）的数值越大，说明子系统有序度就越高。反之，系统的有序度越低。
ui（fi）=■wjui（fij），其中wj为权数，wj∈[0，1]且■wj=1（2）
由式（1）和式（2）可知，系统有序度测量的基础是描述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两个子系统序参量指标数据的获得，在对已有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参考秦位强等（2008）、侯麟科等（2009）和王荣庆（2012）对农村基层治理中基层政府职能和定位的研究结论[9-11]，本文建立了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体系，主要从指导作用、决策作用、协调作用和服务作用4个方面描述基层政府组织治理系统，这4个一级指标代表控制政府组织治理系统的序参量，在这4个一级指标下面，又各包括两个二级指标项，这些二级指标项主要是阐述一级指标的问题项，具体的问题内容如表1所示。
同时，参考李晓燕等（2014）和乐章等（2015）对农村基层治理中自治组织职能和作用的相关研究结论[12]，建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体系，本文从经济职能、生活职能、服务职能和监督职能4个方面去描述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治理系统，即这4个一级指标是控制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自治组织治理子系统的序参量，在这4个一级指标下面，又包括两个二级指标项，这些二级指标项主要是阐述一级指标的问题项，具体的问题内容如表2所示。
基于表1和表2的两个农村社区协同治理子系统的测量指标体系形成调查问卷，并利用调查问卷对山东省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泰安、临沂、淄博、济宁、莱芜、德州和聊城12个地市区域内的40个农村社区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两次调查时间间隔为1年，每次调查针对同一农村社区的相同调研对象发放问卷，每个农村社区发放问卷10份，两次共发放问卷800份，即每次发放400份。第一次收回问卷378份，其中有效问卷352份，第二次收回问卷383份，其中有效问卷361份。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质量，对于有效问卷数量低于5份的农村社区进行了剔除，剩余的有效社区样本数为36个，有效样本的分布状况如表3所示。
对于两个子系统测量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即问题项，根据农村公共管理专家意见，其权重各占50%，即每1个一级指标项的得分为二级指标得分的平均值。由此可以得到农村社区治理的8个一级指标即（G1，G2，G3，G4）和（S1，S2，S3，S4）的数据。将这8个一级指标的数据分别代入式（1），式（1）中的m1=3，即1与5的平均数，由此可以求得36个样本农村社区两次调查中8个序参量指标分别对其所属子系统（G或S）的影响。第一次调查数据中8个一级指标（G1，G2，G3，G4）和（S1，S2，S3，S4）的影响值包括数据集a1=[u1（G11），u1（G12），u1（G13）…u1（Gij）]和a2=[u1（S11），u1（S12），u1（S13）…u1（Sij）]，i=1…4，j=1…36。第二次调查数据中8个一级指标的影响值包括数据集a3=[u2（G11），u2（G12），u2（G13）…u2（Gij）]和a4=[u2（S11），u2（S12），u2（S13）…u2（Sij）]，i=1…4，j=1…36，。由于数据量较大且为中间变量数据，因此，具体的数值不在文中再详细列出。而对于式（2）中的一级指标权重即序参量权重wj，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即aHp的方法，在相关农村公共管理专家打分的基础上产生，形成两个4×4的判断矩阵，如图1所示。
根据判断矩阵利用aHp的方法，可以得到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权重w1为（0.3000.3000.1900.210），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权重w2为（0.3000.2200.2200.260）。在此基础上，将a1，a2，a3，a4的数据代入式（2）可以得到第一次调查中36个样本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两个子系统的有序度数据a5=[u1（G1），u1（G1），u1（G3）…u1（G36）]和a6=[u1（S1），u1（S2），u1（S3）…u1（S36）]以及第二次调查中36个样本农村社区系统治理两个子系统的有序度数据a7=[u2（G1），u2（G2），u2（G3）…u2（G36）]和a8=[u2（S1），u2（S2），u2（S3）…u2（S36）]，将a5，a6，a7，a8的数据代入到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中，模型如式（3）所示，能够计算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系统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数值C=[c1，c2，c3…c36]。
c=δ■
其中，δ=1，■[u1（fi）-u2（fi）]>0-1，■[u1（fi）-u2（fi）]
fi=Gi，Si（3）
基于式（3）测算出36个样本农村社区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协同程度，即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系统的协同度。系统协同度反映了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状况。36个样本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系统协同度如表4所示。
由表4的数值及其数据统计特征可以看出，样本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协同度数值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情况如图2所示，最小的治理协同度数值不足0.1（0.0852），最高的治理协同度数值接近0.5（0.4596），两者的数值相差4倍以上，并且数据的偏度数值较高，这说明我国农村社区的治理状况处于一种较为不平衡的情况，而系统协同度的均值只有0.2080，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整体水平不高，这说明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体系和模式还有待完善。在求出样本农村社区治理系统协同度数值的基础上，下一步需要对治理系统协同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四、社区信息化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研究
黄家亮（2014）和宋煜（2014）的研究认为信息化能够为社区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并且推动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5，13]，而李曼（2009）的研究指出社区信息化能够有效地提升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改善农村社区的治理[14]。那么社区的信息化能否有效影响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状况？如何产生影响？在对样本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状况进行测评的基础上，接下来需要对样本农村社区的信息化水平进行有效评价。本文参考邹凯等（2008）和武建军等（2010）在社区信息化评价方面的研究以及刘世洪等（2008）和杨诚等（2009）对于我国农村信息化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15-18]，同时，结合考虑日本学者小松琦清介提出的信息化指数模型和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套农村社区信息化水平的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主要分为4个一级指标，包括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社区信息化环境建设，社区信息化业务应用和社区信息化服务推进4个方面。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主要评价社区居民和居委会的信息化设备的配备情况；信息化环境建设主要评价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硬件条件：信息化业务应用主要评价社区信息系统建设和业务应用情况；社区信息化服务推进主要评价社区信息化推进的服务支持状况。而这4个一级指标又分别包含若干子指标（问题）来描述，农村社区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表5所示。
利用表5的农村社区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信息化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收集，由于农村社区信息化问卷中一级指标下的问题项均大于2个，比协同治理问卷要复杂一些，因此，要对社区信息化调查问卷的质量进行评估。为了保证问卷设计的一致性和可靠性，首先对6个样本农村社区的居民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发放了60份问卷，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57份，依据收集的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问题项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二级指标项通过了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且所有的二级指标在其公因子上的载荷超过了0.5，这说明问卷的设计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可以用于相应的调查研究。然后进行农村社区信息化调查问卷较大规模的发放，信息化问卷是与协同治理问卷调查一起，针对相同的农村社区进行发放的，两次问卷的发放仍然是相同的调查对象。两次调查收回的有效问卷超过5份的农村社区数量为39家，包含了协同治理调查中36家有效的样本农村社区。对于调查的二级指标即问题项的得分仍然采用平均值进行处理，而一级指标的数值通过二级指标的加权求和得到。对于一级指标的子指标权重（w3，w4，w5，w6），同样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在农村信息化专家打分的基础上，分别建立4个判断矩阵，从而得到4个一级指标的二级子指标的权重，4个判断矩阵如图3所示。
根据图3的农村社区信息化4个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的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为w3（0.2000.2800.1500.370），w4（0.2740.3990.1940.133），w5（0.2140.2140.2140.2140.144），w6（0.1530.2260.3150.1530.153），基于4个权重通过加权求和可以得到4个农村社区信息化一级指标的数值，为了消除异方差带来的影响，在本文的研究中对4个农村社区信息化一级指标数值进行了取自然对数（ln）的处理，处理后的数据特征如表6所示。
根据信息化基础设施（lni1）、信息化环境建设（lni2）、信息化业务应用（lni3）和信息化服务支持（lni4）的数据，本文利用回归分析研究农村社区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作用，由于农村社区的治理系统协同度数值均是0～1的数值，因此，需要利用截尾回归模型即tobit回归模型进行农村社区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作用研究，模型如式（4）所示。
C1j=α+βlniij+uij（4）
其中，C1j代表样本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度，iij是农村社区信息化的4个一级指标，uij是随机误差项，其中i=1…4，j=1…36。β是农村社区信息化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作用系数，α是截距常数项。将农村社区协同治理度的数值C1i和4个农村社区信息化一级指标（lni1，lni2，lni3，lni4）的数据分别带入式（4），利用eviews6.0软件得到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表7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信息化基础设施（lni1）和信息化环境建设（lni2）两个信息化指标对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信息化业务应用（lni3）和信息化服务支持（lni4）两个信息化指标对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目前农村社区居民和治理组织的信息化设备配置没有明显地推动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而农村社区信息化环境的建设和完善也没有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程度产生明显的提升作用。这说明从社区信息化的角度来看，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环境建设并不是提高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程度的关键因素，对于信息化设备的合理应用和对信息化应用服务支持、引导和激励才是更为重要的。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社区居民和治理组织的信息化设备越来越完善，并且信息化环境也在迅速改善，但是，信息化的工具和手段没有能够较好地用于改善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么就有可能出现类似于“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theproductivityparadoxofinformationtechnology，Brynjolfsson&Hitt，1993）的情况[19]，即信息化的投入没有能够产生相应的绩效改善作用。因此，基于信息化手段改善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重点应该是信息化工具应用的引导和支持。因为在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经常会存在一种“组织抵触惯性”（organizationDefensiveRoutines）的现象（argyris，1990）[20]，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村居民本身的生活环境、经济条件和学历背景等方面，其对于信息技术工具应用本身就难以掌握，而且农村地区的管理部门和治理组织内部又缺乏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使得先进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存在很大障碍。而且社区信息化的推进要求改变社区服务部门和治理组织的日常工作习惯，从而造成工作人员对信息化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必须从技能培训、业务支持、人才引进、政策激励和服务创新等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农村社区信息化的正向影响作用，进而改善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根据36个样本农村社区的调查数据，针对农村社区信息与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研究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根据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出的样本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数值，可以看出，目前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方面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状况，部分农村社区的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没有能够形成良好的协调机制，共同提高农村社区治理绩效和居民生活满意度，这说明农村社区的发展具有不平衡和差异性的特征，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完善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模式。
第二，社区信息化是有效提高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重要途径，但是，产生关键作用的不是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配置和信息化环境建设，而是信息化工具的业务应用和服务支持。这表明，目前对于农村社区的信息化推进并不是简单地进行信息化硬件投资的问题，需要转变发展思路，在持续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的信息化工具的合理应用和良好掌握。社区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互补机制和互动机制。首先，在互补机制方面，由于在地方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尤其是对基层组织的管理经常会出现管理职能缺失的状况，而农村社区的信息化能够加强基层政府和社区治理组织的联接，从而使得双方发现对方的职能缺失部分，进而优化双方的资源配置，实现管理职能和治理能力的互补，从而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其次，互动机制方面，农村社区的信息化能够实现政府基层组织和自治组织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从而形成新形式的“政府―社会”关系。信息化是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互动的纽带，能够使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的互动更加频繁、紧密和便捷，两者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变得更加容易，并且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方式上的创新能够较好地相互借鉴和学习。同时，信息化为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实现了管理数据的交互，从而为社区治理的总体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而基层政府对于农村社区公共管理信息平台的搭建，更能够起到联接中介的重要作用，实现所属区域内农村社区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因此，通过社区信息化业务应用和信息化服务支持能够有效推动资源配置合理、治理职能互补和多元主体互动的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的形成。
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篇4
关键词:三农问题;社会治安公共服务;新公共服务理论
1三农问题的本质及影响
1.1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内容
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该年正式提出。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此时,三农问题正式成为中央关注国计民生的头条大事。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三农”,这是中央从2004年以来连续第六年将一号文件的落脚点锁定于“三农”领域,也是中国建国以来决策层对“三农”的最长关注周期。
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稳定,农村稳定就包括了在农村地区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农村社区警务建设和农民治安意识,全面提升面向三农问题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
1.2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三农问题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尽管农民收入增加,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创收越来越难。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差异使贫富悬殊差距扩大。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同时加剧了土地兼并问题,一些失去工作或土地的农民转化成流动人口到城镇谋生,从而将问题亦带到城镇。在恶性循环下,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在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人丁稀少,农村和城镇逐步产生新的社会治安问题。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刘金国在2006年11月6日召开的中央综治委200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农村治安问题呈现出暴力犯罪突出、侵财犯罪多发、部分地区社会丑恶现象蔓延、制贩危险物品严重四大特点。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农民治安意识薄弱,使得农村治安环境复杂化,也反映出在农场地区社会治安公共服务能力不高、不强,也侧面反映出农村地区的社区警务落实不到位,农村警务室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效能。
在此,由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1)农村地区与城镇郊区的犯罪现象相互影响,促使治安案件在农村地区的发生率大大增加,犯罪区域性特征突出,案件性质由治安案件向刑事案件转化的趋势明显。
(2)流动人口量增加使得对农村治安控制难度加大,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特殊性及农民治安防范意识薄弱使得农村地区成为易被侵害的对象选择点。
(3)黑恶势力在农村地区滋生蔓延,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突出,并向财产型犯罪、性犯罪和暴力犯罪集中。
(4)农村犯罪主体发生较大变化,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逐渐占据犯罪主体的大多数。
(5)农村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完善,主体控制力不强,制约因素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和开放程度成比例。
(6)部分农村存在“自生秩序”社会基础与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不相融合,客观阻碍农村警务的开展实施。
2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在其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中的适用
2.1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内涵
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之后,美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民主化、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并形成了构成新公共服务的若干纲领性原则。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蕴涵值得给予学术探讨,对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改革有深刻的启示作用。由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新公共行政学的某些观点,新公共行政成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之一。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是“新公共服务”仍然众说不一。登哈特夫妇认为,新公共服务理念与新公共管理和老公共行政理念有所区别,包括:(1)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2)追求公共利益;(3)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4)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5)承认责任并不简单;(6)服务,而不是掌舵;(7)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普遍的观点,并将此作为标准化的模式与其他的理论、观点相区别。尽管如此,新公共服务的提倡者认为:不论是作为理论创新、还是为许多值得效仿的公共管理者所实施的先进的实践,新公共服务都已呈现出其固有的特征。虽然研究公民权、社区和市民社会的理论家、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家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家观点之间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但这些观点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将新公共服务的种种观念与新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的诸种观念区别开来,具体表现如下:(1)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驭社会。
(2)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在个人选择的驱使下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创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责任。
(3)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的过程,能够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4)公共利益源于对共同价值准则的对话协商,而不是个体自我利益的简单相加。因此,公务员不仅仅要回应顾客的需求,而且更要关注建设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5)政府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还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
(6)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的网络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它们最终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7)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务员和公民都致力于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那么公共利益就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2.2新公共服务理论在面向三农问题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中的适用
社会治安,等同于社会治安问题和社会治安状况,指以犯罪、违法乱纪、无责任或责任不清的不安情形、事故事件等范畴为形式出现的破坏社会政策生活秩序的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就是在现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多种治安手段,调动多方力量,以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和警察为主,引导社会公众开展维护社会治安的活动,在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公众的配合下,清除不良治安因素、改善治安环境的一项公益服务。
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具体特征运用到目前的农村治安建设中,根据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适用不同的理论,将理论在实践中得以充分的利用,改善农村治安状况,加强农村警务建设,增强农民治安意识,发挥农村群防群治作用,完善浓缩的确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能力,对奠定农村未来的治安稳定基础,增加农民生产生活安全感有着重要意义。
(1)加大农村地区社区警务建设,转变传统思维中占统治地位的“警察”治安观念,将“社会”治安与“警察”治安的思想相结合,从农村生活中了解农民思想,了解与农民利益相关的事项和普遍存在且亟需解决的矛盾,以农民和警察的双重身份开展工作。即从新角度帮助农民表达意见,实现其共同利益,更好的为农民服务,而非以单一的“警察”治安观念驾驭和控制农村治安。2006年时,我国已有农村警务室8万多个,驻村民警9万多名。尽管警力明显不足,但农村警务室和驻村民警成为了反映农民治安需要的一个重要平台,是增强农民安全感的有力保障。农村警务室设立的目的就在于“近距离”的防范犯罪、“零距离”的服务群众,第一时间化解各种矛盾,让民警融入广大农村,最大限度方便农民群众报警求助和办事。
(2)通过建立健全治保会等基层组织,组织治安积极分子开展治安巡逻,采取联户联防、村际联防,发挥农村群防群治作用。同时,要提高单兵民警综合素质,在做好民警的业务、法律、等知识的培训的同时,加强社区民警有关群众路线、公共关系、警民关系、群众工作方法等专业内容的学习。尽可能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制定和实施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使之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3)制定责任体系,逐步完善社区警务运行机制,构建合理有效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行之有效的公共组织是公众与政府相互交流的网络,完善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可以优化整合农村治安防控力量,及时传达公安治安信息,反馈农村治安状况,把“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社区警务目标在农村得以实现,促进农村治安环境改善,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一系列体系组织,最终获得治安环境建设和改善成功,从根本提升治安服务能力。
(4)警察要关注市场,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农民利益。农村是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大部分农民虽已不是文盲,但绝对是法盲。警察在执行公务的同时,要替农民关注社会变化,从农民的视角对公安队伍进行监督,提高单兵民警综合素质。在执法教育过程中,分年龄层次区分教育对象,宣传法治,转变农民薄弱的治安意识,增强其自保能力,增强其与公安部门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警察还要回应农民的需求,对警察、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共同价值准则进行对话协商,保障所有人的公共利益,关注建设政府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5)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在农村社区警务中建立合理的绩效考评制度,联合农村基层组织考核警察和农村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检验农民的治安防控能力,促使警察和农民都致力于为农村社会治安服务建设,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展万程.农村治安与构建和谐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8).
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篇5
关键词 农村；治安信息；采集
作者简介 刘晓彬(1969－)，女，江西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副教授；王占军(1976－)，男，江西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10)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谁占有的信息多，谁就能先发制人，赢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治安信息则更可谓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没有信息的引导和调适，警察就如同盲人一样，无所适从。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治安问题预防和处置的过程，就是收集、传递治安信息并综合利用治安信息的过程。所以，如何及时采集有效治安信息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但当前农村治安信息采集与使用现状与农村日益复杂的治安形势所带来的治安信息需求存在的较大差距不能不引人深思。如何加大农村派出所信息规范化建设力度，强化农村治安信息采集，掌握最新、最全、最准确的治安信息，对促进农村的治安管理工作，保持广大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派出所建设相对滞后影响到农村治安信息的采集与使用
当前，随着公安机关“三基建设”的深入推行，许多地方农村公安派出所的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尤其在办公用房、办公设备等硬件设施方面。但农村固有的相对落后局面使得人员素质等软件设施方面变化不大，而农村地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矛盾激化，农村治安形势日益复杂，对治安信息的需求日益旺盛，二者之间形成比较尖锐的矛盾。可以说，农村派出所建设现状已严重影响到农村治安信息的采集与使用。其一，领导思想认识不足，观念更新不够。个别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对农村派出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主观上将城区派出所工作列为重中之重而忽视农村派出所建设，工作“重眼前、轻长远，重形式、轻实效”，急功近利，没有从长远考虑，在人员配备、经费投入上向农村派出所适当倾斜，更妄谈加大农村治安信息采集投入力度。同时，个别农村派出所领导的工作能力、管理水平滞后于民警的思维观念、行为走向、认知能力，对治安信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管理出战斗力没有体现出来。其二，农村派出所治安情报信息建设有弱化的趋向。在刑侦体制改革后，农村派出所与相关刑侦中队的工作衔接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两轮可共转，两翼难齐飞”，导致信息传递不畅。其三，农村警力不足，信息经费短缺。大多数农村派出所属于“三四五所”即总警力只有3－5人，甚至更少。而经费方面，许多农村派出所正常的办公、办案经费普遍缺乏保障，还不得不依靠罚没款返还来维持日常开支，没有根本解决“吃皇粮”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加大投入解决信息经费问题。其四，农村民警综合素质相对较低，治安信息管理水平有所欠缺。
二、农村治安信息采集的判断标准
在信息爆炸化的时代，如何选择、取舍并获取能为公安工作所用之有效治安信息呢?笔者认为，治安信息的价值是判断的标准。所谓治安信息的价值，是指客观事实所包含的足以构成治安信息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它是选择和衡量治安信息的尺度和标准。主要包括五个要素：
1 重要性。重要性是决定治安信息价值大小和有无的关键因素。主要指治安管理工作和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有一定影响而应该被关注的信息。
2 准确性。准确是治安信息的生命，是保证治安信息充分发挥效益的关键。所谓准确，就是信息所反映的情况要真实可靠，不捕风捉影，不出差错。治安信息的准确性要求涵盖内容和表达两个方面，要求治安信息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准确，必须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要求治安信息内容的表达正确，即用准确的语言文字把信息的内容表达出来。
3 时效性。时效是决定治安信息价值的关键因素。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如果失去了时效性，就变成了没有用的信息。更有甚者，失去时效性并不仅仅意味着信息本身的无效，更关系到治安决策的有效与否，将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信息采集的时间越及时其价值就越大，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
4 全息性。全息性是反映信息采集全面与否的重要指标，是保证信息质量的基础。所谓“全息性”，是指某一项、一类、一地区、一领域的治安信息，往往可以反映本身之外更广泛甚至整个社会治安领域的相应形态、运动与感受。只有全面采集相关治安信息，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综合分析，全面理解与运用治安信息，才能高屋建瓴，总揽全局。
5 精确性。精确性是衡量治安信息直接价值的重要标准。对获取的可能引发治安问题的信息，必须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深加工采集处理，尤其是向上级领导提供的信息更应当进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认真加工，以“精”为主，切忌提供一大堆“流水帐”和“鸡毛蒜皮”。
三、完善和强化农村治安信息采集的几点思考
(一)准确把握农村治安信息采集范围。社会情况瞬息多变，信息也变化多样。准确界定农村治安信息的范围，有效辨别治安信息与其它社会信息，能够有效提高农村治安管理效率。一般来说，农村治安信息的采集范围为：
1 农村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等案情信息。包括案件的性质和作案时间、地点、经过、特点、动机；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性别、体态特征、文化程度、经历、职业、单位、性格、心理素质、特长、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违法犯罪嫌疑人所处的位置、当前的心理状态；所持武器或凶器的种类、性能、数量；交通工具及其他有关的物品等；如果是团体作案，还应查明其人数、组织形式等情况。
2 农村人口管理信息。包括暂住人口、出租屋、重点人口、监管对象、刑满释放人员、特殊人员、有前科劣迹人员、逃犯及违法在逃人员、有专业技能人员、出入境人员、躁狂精神病人、人户分离人员等。
3 农村警情信息。主要包括：农村地区警力数量、警力分布、警种构成、常驻位置、指挥员相关信息、警械武器装备、器材状况及后勤保障、战斗保障状况等，还包括治保会成员、治保小组及小组长等基本信息。
4 农村社情信息。即农村管辖区域及其周边的社会环境情况，主要是民族分布、宗族影响、风俗习惯、家族势力、群众基础等有关情况。如农村宗教势力的捣乱活动，农村群众的上访、请愿活动，农村群众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反应等信息。
5 农村地形情况信息。包括农村住户方位图、农村区域及其周边地形地貌状况和环境特征等。
(二)广辟信息采集渠道，广泛收集农村治安信息。在农村治安管理实际工作中，民警应当想方设法、尽其所能广泛开辟信息采集渠道，广泛收集治安信息。如建立农村社区警务议事会制度，建立以农村社区民警为主导，以农村社区领导和治安积极分子为主体的农村社区警务议事会，定期召集，及时讨论农村社区治安问题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情况，了解和收集农村社区治安信息。同时，可以集思广益，立足农村社区，有效发现和解决农村治安问题，从而充分调动村民开展治安防范的积极性，使村民群众真正成为农村治安的“知情者”和“联络者”。而且，可以通过农村社会调查获取信息，通过实施全面调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个案调查等，对不同情况下的农村社会信息进行收集并甄别；通过学习有关农村法律、政策、接收材料、接待外调与等途径获得；通过接受系统教育、接受大众传播等途径获得；通过日常农村生产生活中耳濡目染、日积月累获得；通过农村治安信息员培养、治安耳目物建、治安积极分子等收集信息。要充分利用所谓“问题”成员，如重点人口等以及有关场所、区域的重点人员，如农村小网吧的保安、小餐馆服务员、马路边小商店经营者等收集治安信息，把他们发展成为农村基层公安民警的重要信息源。当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深入，除了传统的采集途径外，还可以适时大量引进、布建有关技防设备，拓展农村治安信息采集渠道。
(三)利用信息沟通采集农村治安信息。沟通渠道是联接不同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的中间环节或传递媒介，任何媒介只要能担负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功能都可构成沟通渠道。作为农村基层公安民警，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工作本身采集有用的治安信息。如通过专项治安管理工作调查研究全面系统搜集，通过日常治安行政、安全防范与农村群众工作搜集等。
1 对管辖区域内有关复杂地段场所等的调查和监督指导。如针对农村经济发展后，许多犯罪分子在将农村作为作案目标的同时也将农村作为销赃的场所的现状，加强对农村中的出租私房、小网吧、小废旧金属回收站点、小机动车修理店等犯罪分子容易销赃的场所、行业的控制工作，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掌握其是否合法经营、场所内是否存在违法犯罪活动或苗头及安全隐患等问题，并及时将法律规定、上级指示、公安机关部署等传达给经营者。对其经营活动中存在的治安问题和贯彻法律、公安机关部署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督促或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同时按规定整理上报。
2 建立健全农村治安信息网络。加强系统内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从而采集对本地区有用之信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基层公安机关尤其农村派出所应当根据本地区不同时期治安问题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特点，建立一个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的农村治安信息网络，从农村公安民警中挑选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专门从事农村治安信息工作，包括信息采集人员和信息加工人员。情报信息采集人员应深入农村，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广泛收集有关农村、农业、农民等可能引发治安问题的各类信息。而且为切实提高信息的传递速度和质量，各地乡镇政府和农村派出所应为农村信息采集和加工人员提供良好的办公设备和交通工具，优化农村治安信息工作机制，为农村治安信息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篇6
一、引论
2001年，我们在山西、湖北、山东、吉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和北京各选择一个村作了关于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调查。调查选点是随机的，没有典型性，但比较真实。调查报告的作者都是近年活跃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都有过较为长期的农村调查经历，调查经验比较丰富，调查报告生动有趣，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令人深思[1]。
这些调查报告大都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村民自治的政策后果，二是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也可以看作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2]，其目标是在国家不能为村庄提供足够秩序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村庄的治理来提供自足的村庄秩序。改善村庄治理的具体办法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调查报告的情况来看，村民自治大大改善了村庄治理，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了制度基础。不过，村民自治也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抽象地讨论村民自治的好和坏，功与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深入到村庄内部来看村民自治这一自上而下安排下来的制度，讨论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庄的对接过程，与村庄自组织资源，与村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面子、宗族观念，乃至于与村民的性格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状况的相关性，从而理解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看到制度背后的社会基础。村庄自足的秩序需求，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当前村庄本身的社会状况，构成了调查报告的关键词。
二、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分类标准
在对调查报告的编辑上，我们将派性和集体经济状况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而将选举和村庄秩序作为了共同项。这样编辑的理由，是民主选举作为村庄政治中最为耀目的事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大，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实施最为彻底有效，最不同于传统村庄治理方式的方面。民主决策本来是村庄治理中更为基础的方面，可惜当前民主决策在实践中落实的不好，不如民主选举普遍落到了实处。选择选举作为共同项的另一个原因是，正是选举这个牵动所有村民和村干部的戏剧化事件，最为彻底地将村庄社会的形貌表现了出来，反过来又构造了村庄社会本身的形貌。村集体经济状况往往决定了村庄治理的方式，也决定了村庄选举的方式，村庄选举又制造或强化，有时也消解了村庄的派性斗争。
具体来讲，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极大。所谓村集体经济，就是村级组织可以获得或掌握使用的经济资源，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不仅可以减少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的数量，缓和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因为收取提留产生的干群矛盾，而且可以通过向村民分配村集体创造的公共物品，获得村干部对村民的主动性。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提高了村级组织的运作效率，强化了村干部对村民的优势地位。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有更多参加村务活动的积极性，更愿意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村务决策。在村级组织不仅不需要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而且可以向村民分配公共福利时，村务决策，尤其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的合法化了的村务决策，具有强大的执行能力。而村集体经济很少的村庄，村级组织不仅不能代替农民向国家交纳税费，而且办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村民出钱出力，由此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以拒交税费来抗拒村干部的权威，村民获得了对村干部的主动性。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既可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抵制上级过多的提取，也可能通过选择好干部，达成善协议，来改善村庄治理，提高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但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村干部的正当报酬不会太高，村民达成合作协议涉及出钱出力而难度骤增，少数反对合作的村民成为村庄公共物品提供越不过去的坎。从村民方面看，要么对村庄事务参与过度，要么对村级治理漠不关心。总之，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有无与多少，对于村民自治的过程与后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因其本身的来源与性质的不同，而会对治理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具体来看，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村办企业，这类村庄的村级组织掌握着大大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资源，并因此具有远高于一般村民的权威。这类村庄的村干部具有很强的绵延性和传递性，即使是村委会选举，也大多是由村级组织自身的决定和上级组织的干预，决定了村干部的当选。在那些由能人办村办企业起家的明星村，如华西村、南街村，情况更是如此。苏南的村办企业发达，其村级治理或村民自治的过程便大多是这种类型。另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于卖土地的收入，这类村庄的收入来得太容易，且与某个村干部的个人魅力没有关系。简单地说，这种收入很难归入某个村干部和村级组织的经营才干，与个人无关。这类村庄获得的集体经济资源便面临着村民强大的分享压力，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村民可以分成一派又一派组织起来分享村集体收入的成果。这类村庄，村民参与村务积极，村干部本身缺乏自我绵延与传递的能力，村委会选举成为动员全村村民的最有力武器，村民代表会议吵得一塌糊涂。这类村庄大多集中于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城郊型农村。目前发生的村委会主任罢免案之所以大多发生在温州、珠江三角洲等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郊型农村，不是没有原因的。
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也有激烈的争斗，具体可以分出两种类型，一类是与传统因素联系起来的争斗，诸如与宗族意识、面子观念、宗教信仰等相联的争斗。另一类是与少数村干部或村民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的争斗。这两种争斗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因为传统深入农村的能力大大下降，而更多表现为上层的、间接的且间歇性的争斗。相对来说，与传统相联系的村庄争斗更加稳定和深入，在村庄的动员能力更强，具有“派系”斗争的特征。而在那些村集体经济较少且传统断裂的村庄，即使发生争斗，也仅限于上层少数人中，这种争斗很不稳定，动员能力弱，以利益许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分派斗争只能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两个争斗的个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争斗双方中一方的退出，即意味着派性斗争的结束[3]。
大多数集体经济贫乏村庄即使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也并不因此产生戏剧性的场面。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十分冷漠，更不用说对村务决策的参与了。多数村民的想法是，只要村干部不找我收钱，他们做什么事情与我何干！不过，当村民因为诸如水利工程、桥梁道路等设施被破坏，社会治安、道德水平等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们是迫切期望村干部来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和村庄秩序的。村民自治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办法，这是一种民主的办法，试图通过村民本身的参与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提高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来自村庄的基础。实践中的很多村庄是比较好地达到了这个目标的。问题是，这种办法并非一了百了。离开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离开了对少数村民不合作倾向的约束能力，村民自治这种民主治村方法的效果要大打折扣。必须将村民自治的效果与村民的行为倾向，与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及这种关系对村民行为的约束能力，与村民和村干部及村庄精英的互动状况相联系，来讨论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在那里。随后应该讨论村民自治的相关政策问题。
三、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理论问题
先来讨论与村民自治实践相关的理论问题。这里讨论的理论问题，仅是一个方面，即村民自治制度村庄基础的方面。
1、村庄的规模。这里及前面讲的村庄，也就是村委会。村委会的规模即其人口的多少和地域的大小。当前的村委会一般是承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而来。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改为村民小组。人民公社初期实行“一大二公”，生产单位规模较大，带来极大的效率损失。1962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公社60条》确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将生产队作为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生产队一般20-30户人家，百余人，是一个相互熟识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中，因为相互熟识，可以相互监督，舆论约束也比较有力，从而减轻了人民公社体制本身的问题，使人民公社可以再延续20年之久。建立在生产小队之上的生产大队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村委会，规模较生产队要大一个数量级，在这种规模的社会中，村民不再相互熟识，舆论压力下降，一致行动能力不足，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往往经由村干部这个中介。我们将村委会这样一个规模的社会称为“半熟人社会”[4]。作为“半熟人社会”的村委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动能力具有“半熟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村委会选举及村务决策中，不理解村委会半熟人社会的特点，很难理解村级治理的某些方面。
2、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叫做“村庄社会关联”[5]。“村庄社会关联”指村民之间关系的性质、强度及其广泛性，尤其指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任何一个社会得以延续，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基础之上的，与其他人无联系不合作的原子化的个人，是现代社会所淘汰的对象。村民自治及村庄秩序的获得同样有赖于村民的合作或村民之间建立有强有力的关系，正是村民之间强有力的关系，使得村民会议通过的决策不只是对赞同者具有约束力，而是对全体村民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是凭借暴力，而是凭借村民心中的正义和他们对村庄正义的敬畏。他们受到村庄舆论及与这种舆论密切相关的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约束。村庄社会关联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村庄现状密切相关的。其中的两个方面尤其与村庄社会关联关系密切。一是村庄传统的状况。宗族意识构成了村民之间的宗族联系及与这种联系相关的一致行动能力。面子观念则造成了舆论本身的力量。二是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的状况，即在村庄内部因为资源分布不均衡而产生的一些占有优势资源的村庄精英对一般村民的影响能力，这种影响能力是村庄形成群体行动的一个基础。不同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并不相同。当前市场经济与现代传媒的进村和村民的自由流动可能性，对于村庄社会关联状况有极大影响，这会构成对村民自治这种治理制度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十分不足。
3、村庄精英。村庄精英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诸如对乡村土绅的研究和“长老统治”的说法。村民自治是一项授权村民的治理事业，但这并不是说村里的所有事情都由村民去做，也不是说每一个村民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影响力是相同的。正是因为村民之间各不相同的影响能力，构成了村民本身的结构分化，这种结构分化塑造了当前村庄治理的现状[6]。
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庄中较一般村民影响力大，行动能力强的人。这些人拥有诸如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优势资源。村庄精英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式及村庄精英数量的多少，与村庄本身有密切关系，宗族头人、宗教领袖和经济大户是些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却“力大无比”。“大社员”、小地痞是些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这样的村庄精英数量虽多，影响力却很有限。村庄精英往往不只是在村庄范围活动，他们可能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村庄以外，对于村庄治理没有兴趣。这样的村庄精英，严格说是不在村的精英，与村庄治理关系不大。还有一些人虽然一直在村庄以外生活，却十分在意村庄生活，他们的生活面向村庄，这些不在村的人事实上是在村精英。细致观察村庄精英的状况，对于理解村庄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引入之后村民的行动和村庄决策的达成，会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村庄精英本身的状况不同，造成村民自治这个全国一统制度安排实践后果的不同。以上三点讨论，只是希望回答为什么实践中的村民自治过程与后果的不同。过去学术界和政策部门过于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方面，自上而下的方面，这也是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之初所应关注的主要方面。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已实践10余年，仅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够，因此，我们将村民自治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定位于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以上三个方面在全国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就必然造成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实践的不同。这样我们就会对村民自治实践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判断。
四、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策问题
引入村民自治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村庄秩序自足提供的问题，因为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力为庞大的农村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不过，村民自治制度还必须同时解决国家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在当前的行政体制下面，乡镇一级设基层政权，但乡镇这个基层政权的范围太大，一般人口在5万左右，地域数十乃至上百平方公里，区区乡镇干部无法将诸如计划生育、收粮派款等繁重的任务完成，他们无力面对数量庞大的村民。何况他们根本不可能熟悉村民。村委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千人左右，村干部对每个村民都很熟悉，正是村干部可以成为乡镇行政离不开的腿。这样一来，村干部就不仅要成为村民的当家人，而且要成为乡镇行政的人。这就面临着村民自治的第一个政策性问题：乡村关系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因此，在乡村关系政策上面所留有的空间也不相同。有些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难题是计划生育，如江西农村。大部分不发达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问题是收粮派款，是如何为农村义务教育提取足够的经费，如湖北、安徽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政府可能不再有计划生育或收粮派款的压力，但如何保证村级组织的有序运作，如何介入村庄内部派性争斗，如何保证村庄公共物品的有序提供，却可能成为乡镇政府颇为头痛的事情，如浙江温洲农村的情况。总的来说，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乡村组织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乡镇有求于村级组织的相对较少，而村级组织往往需要从乡镇一级获得合法性资源和权威资源，乡村关系方面，乡镇有更大的主动权。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乡镇一级急切需要村级组织协助完成让乡村两级都感头痛的计划生育和收粮派款的硬任务，乡镇一级不敢得罪村干部，村干部也因为合法收入太少而工作难度太高，而缺乏当下去的意愿。乡镇有时默许村干部在合法收入之外捞取灰色收入，有时利用正式关系之外的非正式人际交往来笼络村干部[7]。
村民自治制度的引入，强化了乡村关系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的以上问题的症结。当乡村合谋以向农民提取资源时，农民不会对乡村干部留有好感，农民要么对村庄事务漠不关心，要么联合起来将乡镇事务意愿过强的村干部选下来。农民联合起来的基础是他们的组织方式，在不同地区农民的组织方式是十分不同的。农民组织的一种方式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首先是村庄内部分成两派的斗争。其中一派特别是处于村庄权力弱势的一派习惯打出为民请命的招牌，将对手置于与乡镇合谋的不利处境。选举中，乡镇事实上是希望干预以选出自己满意人选的，但乡镇干预的结果必然强化受到损害一派的愤怒，受到乡镇支持一派即使当选，也会不断受到另一派的“刁难”。乡镇因此更加难以完成向村一级渗透的任务。大多数乡镇目前终于知道，在村委会选举这类政策操作性很强的事情上，“按法律和政策来”，不带意志让村民选上谁谁当[8]。村委会选举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高度自由的村委会选举，会因为村民的不感兴趣以及村民在原子化基础上的无联合，而变得没有力量，乡村关系依然按照惯性向前走。从完成国家任务的角度，这有可能是好事，但在当前中央政府事实上很难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难控制乡村组织的背景下，各种劳民伤财的“积极行政”措施肥了部分官员，而折腾苦了本来很穷的村民。沉重农民负担和高额村级债务成为当前全国农村的恶疾，即为明证。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情况大不一样。村中两派斗争需要乡镇作为裁决者，乡镇较欠发达农村地区更超脱于村庄斗争，不仅超脱，而且事实上成为村庄争斗的受益者。这类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会很不相同。
显然，乡村关系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和要求是相当不同的，这不仅与乡村组织面对的国家任务的不同有关，而且与农民的组织方式，村集体经济的发育状况等等有关。在笼统谈乡村关系之前，似乎应先分清是什么类型的乡村关系。与乡村关系紧密相关的是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所谓“两委关系”。“两委关系”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与之相关制度设计很多，争论极大。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两委关系也如乡村关系一样，在不同地区因为面对的任务和所处村庄基础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表现。关键是应将两委关系由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回归到村庄中予以理解，将笼统的讨论具体化到实践中去。
五、结语
假若我们只是局限在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上研究村民自治，这种研究很快就会被实践抛在一边。中国是有9亿农民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大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包括乡村在内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村民自治制度以及其它诸种自上而下安排下来制度的不同生长基础。苏力在回答同一套法律在乡土社会的人民法庭和城市或工商发达地区运作的差别时写到：“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以及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及其行为方式的不同。”[9]他主要讨论了法律实践因为经济方面的差别而造成的过程与结果的差别。如果将苏力的法律实践的差别换为国家自上而下安排的制度实践的差别，比如村民自治制度的差别，就会发现苏力结论的普适性。而如果不看得那么根本，我们还应看到，不仅是经济不平衡，而且有文化不平衡和其它不平衡的因素在决定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不平衡方面的作用。学术界如何深入到不平衡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自上而下制度安排的不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诸如村民自治这些上面安排下来制度的处境，对于完善这些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术研究当然也有重要意义。
--------------------------------------------------------------------------------
[1]参见范瑜、贺雪峰主编《村庄治理与秩序——村民自治调查报告》，即出版。
[2]参见贺雪峰：“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参见贺雪峰：“乡村选举中的派性与派系”，《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4期。
[4]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5]参见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即发表；董磊明：“传统与嬗变——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的村级治理”，《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6]参见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第1期；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7]吴思红将这种非正式人际交往称作“体制外动员”，参见吴思红：“村民自治制度下的乡村关系与农村社会动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篇7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民主
我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是成正比的，近二十多年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也在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实践，可以说，已经逐渐由浅入深、由点到面形成了一个纵深发展的新形势。本文就通过阐述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现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科学的解决方式，试图有利于这种逐渐向上推进的农村民主实践模式的建设，并且通过进一步推进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未来进一步参与国家治理奠定基础。
一、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基层民主的现状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当前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想要做好现阶段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就要把握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当前通过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农村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党对于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培养了广大农民兄弟建立现代公民的意识，进一步督促他们参与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中来。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而言，没有基层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更就提不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基层民主化和农村的现代化一样走着逐步推进的渐进式发展模式，但是我们欣喜的发现，我国广大农村在转型时期已经基本找到了基层民主转变和发展的突破口，并且在近二十年中取得了较为可喜的发展成果。
二、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取得的成果
对于基层民主建设，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村村民自治的理念已经被大部分农村人民所接受，每一位当地的村民都享有自主选择权，非正式制度化的组织已经逐渐被村民自治所取代。其次，政府不完善的作用与机制得到的改善。宗族治理的模式基本已经消失，选举后期政府相应的监督措施进一步完善，逐渐避免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因缺乏监督机制而落空。第三，通过基层民主建设，广大农村人民对于政治的参与度大大提高，而农民政治参与的效率是促进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村民自治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第四，为建设和谐农村提供了重要保障。基层民主建设是建设和谐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对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没有农村社会的和谐,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农村,就稳定了大局?
三、如何加强转型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前文中我们已经充分分析了转型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发展现状，也进一步明确了其重要意义，那么，转型时期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民主建设，确保已经取得的民主建设成果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对于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基层民主建设依然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只有明确了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带领广大农民走上正确的民主建设道路。可以说，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民主建设中依然起着核心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民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2、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自治制度
广大农民是基层民主建设的主体，只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才能真的落到实处。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建设,重点是建立和健全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制度，让广大农民在建设基层民主的时候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样才能够确保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
3、进一步重视社会政治文化建设
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不仅是新文化的问题，还存在着乡土文化的保护问题。所以想要确实做好农村基础民主的建设，就一定要进一步重视社会政治文化的建设。当前农村社会政治文化的建设过于重视形式化的东西，文化资源虽然丰富了，却没有在农民中切实将文化活动开展起来，可以说，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因此，基层民主建设和农村政治文化建设都应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素质，重视农村政治文化教育问题。
4、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受到高度重视,而农民作为基层民主建设的主体,其思想状况直接影响了建设的效果,因此,研究农民思想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势在必行。对于农民的政治教育活动开展起来要注重趣味性和知识性并重，因为农民的普遍知识文化水平有限，过于呆板严肃的政治教育方式并不能取得太好的教育效果。所以要进一步加强农民的政治教育，可以从开展生动活泼的文化教育活动入手，为广大农民搭建更基层更贴近生活的教育舞台。
总而言之，转型时期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只是广大农村地区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短暂而重要的发展阶段，只有在这一关键时期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打下基础、打好基础，才能够让基层民主的种子真正在广大农村地区生根发芽。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基层民主将进一步开辟和创新新的发展道路，取得越来越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孙世龙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民主的现状与原因思考――以绍兴农村为例【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篇8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行性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的不断建立，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不断改善，大大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注重自己的精神生活，而目前我国农村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仍处于缺失或者弱化状态，部分基层干部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不够，不少居民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不足或者是缺乏信心，这就要求我们要对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有更为清醒的认识，进一步分析其可行性，以强化人们的认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一、人员集中所形成的效益最大化
一般地，我们认为“效益”属于经济学范畴，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精神“劳务”形态的产品，同样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也会面临有效资源获得更多实效的“效益”问题。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利用率，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益是当前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状况就决定了在农村中思想政治教育产品的市场需求。新型农村社区为农民群众创造了优质的生活环境，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农村精神生活的追求奠定了物质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精神形态产品的市场发展。如果村民基本的生活质量都得不到满足，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算再丰富在农民群众看来都是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同时，新型农村社区作为社会资源整合的有效形式，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特别是人员集中，促进了成本的优化和效益的提升。“当代行为科学已用大量事实证明，决定人的道德行为选择的最根本的动因是人们对其行为结果的预期，这种预期建立在人们对行为结果的酬赏一―代价分析的基础之上，并且在这种行为结果的预期中，经济利益上的考虑通常起着最重要的作用。”[1]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付出的代价太高，基层干部则倾向于降低甚至是取消这方面的投入。因此，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要做好成本管理，而新型农村社区正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新型农村社区将几个自然村整合规划，有利于集中管理和教育，大大节省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教育开支。过去的自然村，农民居住分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难度较大，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组织成本、时间成本较高。另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是符合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建立了强力的舆论基础，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信心，可以有效“减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消极因素的抵消作用”，[2]从无形中降低了教育的成本，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二、新型农村社区提供了一系列物质性平台
围绕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新型农村社区在服务和管理上做出了各方面的探索，这不仅使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物质平台。首先，社区内信息渠道更加多样，而不是像传统自然村依赖于广播、口头传达，使得农民可以及时有效的获取信息，更加快捷有效。比如社区都会配备报刊亭，还会设置有线电视和宽带接口，社区橱窗会设置便民服务栏目、社区事务栏目、新闻资讯等基本模块，为农民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便于社区居民及时了解社区事务，避免过去信息阻塞、延迟、误判等情况的发生。其次，社区内设施比较齐备，为居民教育学习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场所，例如居民课堂、科技文化活动室、法律事务调解室、图书室、党员活动室等；根据社区群众文化生活，设置了教育、体育、科普、文艺、娱乐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社区还设置了综合服务中心、文娱活动室等，同时还为青年志愿者、老年居家养老服务队、各种产业协会等社会民间组织提供活动场所，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另外，社区囊括了卫生室、幼儿园和小学、连锁超市等便民场所，农民群众不用出社区就可以看病、上学、购物，居民闲暇之余可以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这一系列的物质平台的建立，一方面将更多地社会生活聚焦到社区，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机会和途径。农民摆脱了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可以通过这种寓教于乐、自学、自教的形式，贴近生活，方便群众，从深层次、广领域挖掘农村群众潜能。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物质平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直接的物质载体，优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
三、新型农村社区内文化氛围的优化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随着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变化，传统的农村文化、、习俗习惯、价值观念等都慢慢发生变化，过去封建的、迷信的、守旧的思想失去了市场，一种全新的、多元的、开放的社区文化在居民的社会活动和生活工作中孕育并传承。社区文化对居民素质的影响非常明显，在社区中，任何背离社区文化的行为也势必会受到社区居民的谴责，因而社区文化会成为一种有效的约束力，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是极其有利的。就社区文化本质而言，它属于一种家园文化，这就意味着居民在心理上就对社区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或者依恋，这种情感上的羁绊就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有利于农村居民的社区情感的强化，并转化为对社区的强烈责任感，从而自觉去维护、参与到社区的公共生活中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通过利用这一文化功能，来引导居民提高自身素质，产生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推动社区自治传统的建立和社区志愿精神的形成。在这一良好氛围的影响下，居民的思想也将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观念、政治观念和道德品质都会得到改善，外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良性互动的状态下进行，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目前，关于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我们还处于探索阶段，然而我们应该明悉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建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自信，结合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
[注释]
[1]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墓本途径一兼论经济生活、道德和政治法律的关系[J].哲学研究，1997（1）：38.
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篇9
关键词农村生态环境;现状;成因;建议;安徽霍邱
1调研背景
霍邱地处安徽西部,大别山北麓,淮河中游南岸,全县土地面积3493km2,耕地12万hm2,辖32个乡镇,682个行政村,3652个村民组,人口16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41.4万人。改革开放以来,霍邱县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粗放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许多环境问题日益凸现,农村生态环境令人担扰,特别是村镇环境脏、乱、差,饮用水源水质下降,畜禽养殖污染,农村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加速转移等问题突出,使个别地方农村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不仅威胁着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近几年霍邱县处在大发展、大建设的快速期,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更为突出。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逐步推进,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环境状况。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农村环境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发展生态农业,整治农村环境,切实解决农业和农村面临的污染问题,明确指示“要启动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要统筹城乡环保工作,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www.133229.Com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明确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环保为民,坚持以土壤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为防治重点,强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坚持因地制宜、重点突破,以试点示范为先导,逐步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有效遏制农村环境污染加剧趋势,改善农村生活与生产环境,建设“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环境安全保障。党的十七大三中全会明确将加快解决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农村突出环境问题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2008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建国以来第1次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从建设生态文明、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和保护民生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就今后一个时期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为了进一步了解霍邱农村环境现状以及存在的环境问题,调查组深入霍邱县有关乡镇、村、组、户,开展农村环境突出问题调研活动,先后走访调查了新店塘南村、岔黄组、龙潭杨楼村、石店镇双庄等十余乡镇村,详细调查了解了霍邱农村环境现状和主要问题。
2霍邱县农村环境现状
从调查情况来看,随着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农业生产及畜禽养殖废弃物排放量增大,工业污染逐步增加,农村环境状况日益变化,农村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直接威胁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存环境与身体健康,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村环境状况令人担扰。
2.1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
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和农业废弃物任意排放的问题未引起根本重视,“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是农村环境保护薄弱的真实写照;“清水城中转,污水城外流”则反映了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的现象日益形成,也反映城乡环境保护不平衡。在农村,人畜粪便、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等废弃物大部分没有得到处理,随意堆放在道路两旁、田边地头、水塘沟渠或直接排放到河渠等水体中,使“污水乱泼、垃圾乱倒、粪土乱堆、柴草乱跺、畜禽乱跑”、“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成为一些农村环境的普遍现象[1-4]。霍邱县农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近90%,若按每人每天产生垃圾0.5kg计算,全县农村每天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700t,年逾25万t。由于农村人口居住分散,无专门的垃圾收集、运输、填埋及处理系统,生活垃圾随意抛弃或堆放,得不到有效处理,严重污染了农村地区居住环境,污染了农村水源和土地,直接威胁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存环境与身体健康。同时,畜禽养殖废弃物和农业秸秆的综合利用率不高,畜禽粪便任意堆放和排放、秸秆就地焚烧现象较为普遍。在霍邱县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则存在着集镇和农村聚居点与工业区混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现象。
2.2城市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趋势加剧
近年来,随着霍邱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加之产业梯级转移和农村生产力布局调整的加速,招商引资力度加大,越来越多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在农村地区悄然兴起,工业企业逐步增加,造成集镇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垃圾向农村地区转移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工业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渣等“三废”排放已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乡镇工业企业布局分散、设备简陋、工艺落后,企业污染点多面广,难以监管和治理,因污染引发的民事纠纷事件呈上升趋势,环保纠纷已成为继征地、拆迁之后又一影响社会稳定的新问题。
2.3土壤污染问题已对食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霍邱县农村土壤面源污染问题不容忽视,一些农民为追求产量长期过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除草剂、生长激素、农膜以及污水灌溉,使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残留,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使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生产力下降,土壤理化性质恶化,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和农产品质量下降,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
土壤污染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是影响耕地质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是影响食品安全,威胁人体健康。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累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三是影响农产品出口,降低国际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量超标,农产品出口被外方退货、索赔和终止合同的事件时有发生,部分传统大宗农产品也被迫退出国际市场。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农产品的要求提高,出口压力增大。霍邱县是个农业大县,是全国商品粮基地,连续几年被命名全国粮食标兵县,但农药、化肥大量使用等因素导致其他农业产品很难近入国际市场。
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将长期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威胁农产品安全的重要因素[5-6]。
2.4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程度低
由于城乡发展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用水的保障优先性低于城市和工业用水,主要表现为:供水保证率低、水质不达标。据初步统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尚不到10%,仅有少数村庄有供水设施,而且用水器具质量和供水效率低,处理设施简陋;约有30%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饮用苦咸水等,饮水不安全导致个别农村地区出现疾病,农村现有的浅水井和沟塘的环境卫生问题也较为突出。
2.5农业生产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低,面源污染问题突出
随着霍邱县农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畜禽养殖业污水、粪便、作物秸秆以及残留农膜等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大量增加。初步估算,霍邱县每年产生各类农作物秸秆约90余万t,每年畜禽粪便排放总量达326.13万t,农膜使用量达3000t。但调查显示,50%以上农作物秸秆未被有效利用,农膜年残留量超过600t,许多规模化养殖场没有污染防治设施,大量粪便、污水未经有效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施肥、施药配套技术和器械不完备,加之农民缺乏科学使用农药、化肥的知识,造成农用化学品大量浪费并直接污染环境。据统计,霍邱县农药的年施用量已逾3000t,其中高毒农药占70%,化肥施用量远超过20万t,有机肥施用量仅占肥料施用总量的25%。在有些地方化肥用水已高达600kg/hm2以上,化肥利用效率维持在35%左右的较低水平。
当前,霍邱县农村生产与生活中存在的这些环境问题,已严重威胁到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环境问题如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必将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
3霍邱县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
3.1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长期以来,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和经济体制条件的制约,基层政府提供环保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能力非常薄弱,加之缺乏有效的公共服务投融资机制和政策,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处于空白状态,许多农村地区成为污染治理的盲目区和死角。
3.2农村环保监管能力亟待提高
当前,霍邱县农村基层环保机构不健全,县环保局没有在乡镇设分支机构,乡镇也没有建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和队伍,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工作尚未覆盖广大农村地区,存在污染事故无人管、环保咨询无处问的现象。
3.3农村环保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
相对城市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而言,农村环保工作起步晚、基础弱,针对农村环境问题,如畜禽养殖污染、面源污染、土壤污染等方面的相关立法尚处于空白,现行法律中的一些相关规定针对性和可操作不强,给农村环保执法和环境问题的解决造成一定的困难。
3.4环保资金投入不足,污染治理工作难开展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是一项工作难度大,资金投入多的工程,更多的是体现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相对较低,造成污染防治资金投入上有一定困难和不足,制约污染治理工作。
3.5对农村环保的宣传教育不够
由于受人力、资金条件限制,环保宣传教育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农村,一些干部、群众的环境意识不高,环境法制观念和依法维权意识不强,对生产、生活污染的环境危害认识不足,日常生产、生活行为缺乏必要的环境知识作指导,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总之,霍邱县农村环境的现状,与改善农民健康状况、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与激发农村活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农村新环境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急需下更大的气力、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
4霍邱县农村环境保护建议
4.1开展村庄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生活垃圾要实现定点存放、统一收集、定时清理、集中处置,提倡资源化利用或纳入镇级以上处置系统集中处理。在经济发达地区,可采用“村收集—镇集中—县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置模式;在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地区可采取堆肥或简易填埋;有条件地区应进行无害化处理,或纳入乡镇集中处理系统;组织当地农民群众对历史积存垃圾进行专项清理。
应采取分散或相对集中、生物或湿地等多种处理方式,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在人口相对集中、水环境容量相对较小的地区可采用环境工程设施处理;在人口密度较低、水环境容量相对较大的农村区域,可利用湿地、沟塘等自然生态系统就地处理;结合农村沼气建设与改水、改厕、改厨、改圈,逐步提高生活污水处理率。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开展示范,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施配置,根据村庄规模和卫生要求配置一定数量垃圾筒(箱)或池及时收集村庄生活产生的垃圾废物。根据村庄人口规模,清运路程,配置一定数量、规模的垃圾转运工具和中转站,对交通不便和垃圾生产生量少的地方建设无害化简易埋场[7]。在水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地区及水污染治理重点饮用水源地优先建设一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示范工程。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选择化粪池,污水净化池、人口湿地、分散式户污水处理系统等模式,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发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示范作用。
4.2加强工业企业污染防治
坚持工业企业适当集中原则,优化工业发展布局。在有条件的区域可规划建设农业产业化园区和生态工业园区或工业集中发展区。在生态工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发展区之外的区域,尽量不再发展新工业项目。加强生态工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发展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工业园区规模与主导行业类型,建设相应规模的“三废”处理设施。进一步加强规划工作,严格工业企业的环境管理。组织制定生态工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发展区环境保护规划。对工艺落后、设备简陋、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限期治理或予以取缔、关闭。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查处违法排污企业,确保环境安全。加强企业污染物排放监测,对超标排污企业实行限期治理。按照污染物总量控制原则,逐步实施企业污染物排放削减计划。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和设备,发展无污染和少污染的产业和产品。要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严禁引进或新建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与污染治理设施的更新配套,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4.3治理土壤污染与农村面源污染
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保护,应针对不同土壤污染类型(重金属、农药残留、有机污染、复合污染等),选取有代表性的区域(污灌区、固体废物堆放区、矿山区、工业废弃地等),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示范工作。严格控制农田污灌与底泥施用,大力发展有机食品生产,避免产生土壤污染。加强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制定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环境保护规划和详细的环境管理计划,开展土壤、水、大气环境质量定期监测,制定相关监测标准及技术规范,综合防治病虫害。要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农用化学品,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搞好作物秸秆、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妥善处理村镇生活垃圾和污水,综合防治农村面源污染。
4.4保障农村饮用水环境安全
强化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和污染防治,针对目前霍邱县农村饮用水环境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要对农村饮用水源,特别是农村人口聚居区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建设并完善水源地环境保护工程建筑物,防止水源受到污染。做好农村饮用水源保护规划,合理布置取水点位置,选择远离污染源、水量充沛、水质良好的水源,在村民集中聚居区,逐步建设集中供水系统。根据种植业和养殖业布局与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生产沼气,推肥,各类环境工程等技术模式,切实解决畜禽养殖污染,力求实现畜禽污染物的资源化综合利用,使污染达标排放,划定水源保护区,完善污染防措施,加强农药和化肥的环境安全监督管理。加强水源水质监测,开展农村饮用水源水质调查与评估,为保护水源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4.5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
加强规模畜禽养殖和污染防治,遵循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和综合利用优先的原则,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生产沼气、建设有机肥生产厂、土地利用、工艺处理等模式,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与污染物达标排放率。使用安全、高效的环保生态型饲料和先进的清粪工艺、饲养管理技术,实现污染“源头控制”。加强畜禽养殖环境监管,划定禁养区和限养区,在重点区域、水源保护区、生态敏感区,要严格控制新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认真落实环境影响评价,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和污染防治[8]。
4.6加强农村环保政策法规和知识宣传
各级财政及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标语、环保知识宣传册等开展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生态环境保护科普宣传,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引导农民群众形成良好的环境卫生和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生活、生产、消费习惯,弘扬生态文明、发展生态文化,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协调、持续发展。
4.7积极开展生态示范工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百镇千村万户生态示范工程是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应紧紧围绕建设目标任务,加大开展环境优美乡镇、生态示范基地、生态村、生态示范户、绿色学校等创建力度,创建一批环境优美乡镇和国家、省、市、县级生态村、生态示范户、示范基地及绿色学校。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可以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产业特色,探索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方式,积极发展、提高种、养加相结合的循环经济模式中的资源利用率。合理利用空间资源,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4.8加大环保投入,加强环境保护的机构和能力建设
要统筹城乡环保工作,加大对农村生态建设环保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积极编报农村环境综合总结项目,积极争取农村环保专项资金,财政政策逐步向农村环境保护重点工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方面倾斜,加大财政资金的专项转移力度,明确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资金渠道和部门责任,对农村环境保护治理好村镇和生态村的以奖代补方式加大投入,同时要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机构和能力建设,县一级环保工作重点实施战略应向农村转移,增强农村环境监测和监控能力,在乡镇或者分片设置环境保护所,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应强化环保内容,建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检查、考核奖惩机制。
5参考文献
[1]汪霞,蒋远胜.改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思考[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9(12):65-67.
[2]吕迎春.环境友好型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研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102-104.
[3]杨平.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科技创业月刊,2010(1):14-15,19.
[4]王佳慧,杨立男,董玉宽.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9(33):87-88.
[5]师永全.农村能源与生态环境[j].河南农业科学,1988(4):16-17,24.
[6]李斌超,葛开华.庭院立体农业模式[j].河南农业科学,1989(3):17-19.
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篇10
关键词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必要性；现状；制约因素；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1）22-0396-02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城乡一体化最本质的意义，在于最终消除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最大限度地缩小目前的城乡差别，使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到城乡共享。而这种共享是通过社会管理来实现的，如何搞好农村社区建设，也就成为当前各级政府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1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
1.1是农村社会内在变迁的趋势
社区的概念源于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对传统农村社区的研究。自滕尼斯开始，人们通常将社区视为一种“共同体”。虽然人们对其理解不同，但是都普遍承认一个共同体或社区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为：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1]。传统的中国乡村由于世世代代在固定的地域从事相同的农业生产，与外界社会的沟通交往缺乏，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化和传统的宗族治理模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处于自然状态，是一种国家规划性制度变迁的产物[2]。1950年，我国开始进行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代表国家意志的的基层政权组织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组织，传统宗族治理的传统乡土文化遭受严重侵蚀。之后解体，土地分散承包到户，村民开始实行自治，传统的乡土社会已经逐渐脱离孤立、封闭、分散的小农社会模式，呈现出流动性、异质性、变化性、开放性等特征。在这种巨大的变化中，农村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与不足逐渐呈现出来，而本应担当农村建设重任及社会管理的村委会逐步趋于行政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其工作内容、工作方式、服务效率等均严重滞后。为了增强基层组织服务发展、服务改革、服务群众的能力，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发展的需求，顺应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创新势在必行。农村社区作为新型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便应运而生，它打破了按行政单元设置基层组织的惯例，构建了农村基层组织服务体系，主要以自治组织为主体，以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组织为补充，满足了农村社会的多元化和多层次需求。
1.2是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外在要求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乡二元体制不仅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双增、社会稳定的结构性瓶颈，也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体制弊端、构建和谐社会。其出现表明农村也将成为现代国家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和城市一样作为国家的基本单元被整合进现代国家的总体发展之中。通过农村社区的建设，可有效地对城乡资源进行整合，在城乡之间促进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及科学配置；创新及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服务机制，为农民利益诉求及参与管理开辟渠道；促进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科学技术向农村传播，改变城乡居民权益享受不对等的状况。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质，就是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民国民待遇，让农民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由此可见，农村社区建设的开展，已经成为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及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3-4]。
2湖南省农村社区建设现状
从2004年开始，湖南省启动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出现了“开福大明”、“浏阳汇丰”、“浏阳鸭头”3种具有代表性的试点模式。
2.1社区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由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社区的工作逐步由管理过渡到服务阶段，在医疗、卫生、计生、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就业推介、治保、民事调解等事关群众日常生活的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服务，居民就业率稳步提高，社会保障全面覆盖，帮助广大的农村社区居民逐步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过渡。
2.2居民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
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的好坏直接体现了政府对农民的关怀，在农村推行的低保制度、新合医疗、就业培训、文化下乡、专业保洁、垃圾集中清运、水环境治理、城管执法、治安巡逻等惠民措施，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另外，服务农民的“敞开式办公、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受理”等相继运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改水改厕工程”、“绿化工程”、“自来水入户工程”等成效显著；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农民讲习所”、“农民学校”等随时开讲；活跃农民文化生活的“农民书院”、“图书阅览室”、“农民健身场”、“农民文艺宣传队”等的经常活动，使农村社区开始成为农民的精神家园。
3湖南省农村社区建设的制约因素
3.1农村社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广大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4个层面协调发展的过程。农村社区的基本职能是管理和服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载体和平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和举措要在农村社区中得到体现和落实，各项改革任务要通过农村社区承接推动，各项行政服务要在农村社区中得到延伸。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高度重视发挥农村社区的平台和载体作用，坚持从实际和现有条件出发，充分尊重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依托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科学确定发展任务和实施步骤，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扎实迈进。农村社区建设更不能简单等同于新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涉及农村基础设施、住房、生产、环境等硬件系统的改善，还涉及提高农民素质、加强组织建设、丰富文化生活、形成良好民风等软件系统的建设，两者缺一不可，互为促进。
3.2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关系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在定位上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一定人群提供管理和服务，都是整合资源、强化功能、完善服务的平台。但两者又有本质差别，关键体现在一个“农”字上。农村社区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区，在进行规划和建设中，要把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风俗习惯、农民收入提高等因素统筹考虑进来。许多地区在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时，完全参照城市社区的标准，认为让农民过上城市居民的生活即可，而忽视农村社区自身特点。在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时，应联系农村实际，注意体现农村特点，切实考虑城乡差别、不同发展水平和类型农村的差异性，不能一概而论。
3.3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的关系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要正确处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政府主导是方向，农民主体是动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中，城乡资源配置不均等造成农村社区建设需要配套大量的公共产品，这就要求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再分配。但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定位要准确，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单靠行政命令直接包办、简单干预农村社区建设，而是要在政策支持、规划指导、资金投入、示范推动、环境保护、质量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实现农村社区的资源集聚和持续发展。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是生活社区中的农民，这决定了农民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参加者和决策者。在事关社区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农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只有把农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农村社区建设才会有生机、活力和持久动力。如果不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陷入政府包办的误区，难免导致群众难发动、工作难开展，目标和方向也会偏离。
3.4改善生活条件与转变生产方式的关系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通过让农民群众从分散居住到集中居住，从而实现电、气、水、暖、路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集中配套，实现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这只是农村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农村社区建设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实现农村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资源的优势配置，搞活流通土地资源，从而改善生产条件，实现农村生产力的变革。这2个方面是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必须有利于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否则仅是新社区居住成本的提高将大大加重农民负担。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应注重获得交通、能源、通讯、金融、仓储、排污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的支持，应特别重视农村土地整合后大批节约土地的集中经营和连片开发，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
3.5土地安排与保障农民权益的关系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土地安排是否妥当，直接关系到农村社区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农民基本权益的保障，也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土地问题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制约瓶颈。在农村社区建设中，通过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可以节约大量土地，有利于增加耕地和发挥土地资源优势，为社区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地”的问题；同时，新增非农建设用地的出让受益可以弥补农村社区建设的资金缺口，使农民群众得利，为农村社区建设解决“钱”的问题。制订有益于民的项目，可有效解决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的土地和资金两大难题，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4参考文献
[1]于燕燕.社区自治与政府职能转变[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2]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J].江汉论坛，2007（4）：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