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的特点篇1
关键词：社区;养老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01
一、我国社会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而且也是老年人口大国，21世纪我国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解决中国人口养老问题是我国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龄人口数量庞大、老龄化发展速度快、地区发展不平衡、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特征。人口老龄化必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并且加大了政府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压力。
二、社区养老的基本概念
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为居家老人提供照料服务，同时以上门服务为主，托老服务为辅的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养老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在继续得到家人照顾的同时，由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和人士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能够让老年人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照顾。社区养老服务是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具有社区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支持两类功能，主要面向家庭日间暂时无人或者无力照护的社区老年人提供服务，结合社区子真的服务设施，适当增加托老服务设施，增强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打造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三、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要作用
（一）助力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社的主要养老方式，尊重老年和赡养老人不仅是我国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且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尊崇的孝道，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单纯依靠家庭养老变得不切实际，家庭养老的功能已经被大大削弱，社区养老服务则能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陷，特别是病弱老人的身体看护，空巢老人的精神慰藉。通过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可帮助老年人过好日常生活，加强老人与他人的联系和交往，同时减轻家庭养老负担，从而促进老人的身题健康和心情愉悦，安度晚年。
（二）社区养老服务是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重要途径
老年人普遍空闲时间多，生活较为单一，子女又忙于工作，缺乏与父母沟通或无暇陪伴老人，导致老年人容易出现孤独、冷落感的情绪，容易引起老人精神健康问题，使老人精神苦闷。社区内的老年活动中心组织的各种活动则是老人丰富精神世界的主要方式，它能充实老人的精神生活，丰富老年生活。
（三）减轻家庭成员的压力
从社区养老服务的服务主体来看，社区养老除了家庭成员提供服务外，平时主要由社区服务机构和人员提供照料。这样便为家庭成员缓解了不少压力，子女可以更好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同时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四、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薄弱
由于起步晚、经济落后，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相对落后，缺乏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的条件，老年人需要的活动场所、设施存在老化、不全现象。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财政投入少，社区养老资金匮乏。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老年人口数量大量增加，他们对于物质、文化、医疗等方面的需求种类也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扩大养老预算的比例。
（二）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目前我国现在从事社区养老服务的人员受教育程度不高，年龄偏大，并且这些人员很少有专门受过专业培训的，其实社区养老服务工作也需要进开展正规的专业化培训，促进他们的观念转变与技能提升，扩大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的数量，着重提供其专业实践能力，努力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优质化的服务。
五、进一步完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议及对策
（一）提高社区养老服务的意识
提高社区养老服务意识可以从两方面来讲，首先社区机构充分认识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加大宣传力度，规范管理，明确职责，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其次，家庭和个人也要对社区要老服务重视起来，我国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赡养老年人的责任全部属于自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全部依靠家庭养老已经是不现实了，因此，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老年人自身，都需要改变观念，适应新的养老理念和途径。
（二）加强和完善社区养老设施的建设
根据各个社区的环境和老年人的不同情况，提供不同的的设备和服务内容。社区基础设施是开展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物质基础。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考虑社区现有资源，结合老年人实际需求基础上，推进社区养老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修建图书室、室、运动馆等场所。
（三）加强社区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
社区养老服务队服务人员是确保社区服务质量的主体，定期开展提高职业技能的岗位培训，切实提升他们的素质和专业水平。加快专业护理人员及社区工作者的培养，吸纳更多高学历的专业护理人员进入到社区机构中来，提高社区养老服务的整体水平。
（四）大力发展志愿者队伍
在社区养老队伍建设中，不仅需要专业的人才队伍，还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其中。志愿者队伍是社区养老服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必须重视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借鉴国外社区志愿者发展经验，完善志愿者管理体系，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参与到志愿者队伍中来。
参考文献：
[1]窦玉沛.加快建立健全中国养老服务体系[J].福利中国，2011.
[2]陈赛权.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J].人口学刊，2000.
[3]高晓路，颜秉秋，季珏.城市居民的养老模式选择及其合理性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2.
[4]柴彦威等.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活动空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5]孙泽宇.关于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问题与对策的思考[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
城市社区的特点篇2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广东珠海519070）
摘要：城市社区文化是在特定城市社区地域范围内，根据城市发展和自身城市社区的需求，以加强城市社区居民的共同感与认同感为目标，在长期自我重塑与调整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现象的总和。城市社区文化作为增强社区认同和归属的重要载体，有着纵向上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横向上的各类社区平行文化的结构，发挥着塑造、整合、丰富和持续的功能。因此，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上，要协调好多种文化建设主体间的关系，同时利用社区文化的特性来优化改造策略。
关键词：城市社区；城市社区文化；居委会；社区居民
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10－0044－07
收稿日期：2015－08－18
作者简介：龚翔荣（1978—），男，江西吉安人，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公共管理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粗糙集理论的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JCZH058；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善治视角下的社区治理绩效评价指标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在基层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改革以来，我国的基层管理体制从原先的“单位制”过渡到“街居制”，再走向“城市社区制”。［1］这期间总结出了诸多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如“上海模式”“江汉模式”“沈阳模式”“盐田模式”等。［2］然而，在管理与行政视野中对于“城市社区”概念的界定有别于传统社会学，即“‘城市社区’在社会学分析中指的是以邻里关系为主体的自然城市社区，转变为今天的国家政治实践中指的是城市基层行政辖区，可以指街道辖区或居委会辖区，”［3］其成为了国家治理的单元。［4］城市社区追求的是刚性地域界限下的秩序整合，表现为形成初有赖行政权力划分的外生性和形成后具有独立的共同体意识的内生性双重特征。［5］在外生的秩序整合需求下如何构建一种内生的共同体意识，进而塑造城市社区内的认同，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的合作信任，都成为目前城市社区发展的核心，而城市社区文化的塑造自然成为核心中的关键所在。但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由于对城市社区文化的本质认识不清，导致其建设路径不够明确。笔者认为，只有对城市社区文化进行重塑，才能将城市社区打造成可以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社会共同体；也只有对城市社区文化进行重塑，才能够使这一共同体成为城市社区长久发展的支点。
一、城市社区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在传统单位制瓦解的背景下，城市社区已经成为城市人生活的基本空间，对城市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日益增强。［6］从这一点上看，构建城市社区文化既是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和谐城市社区的重要切入点。城市社区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不仅兼具文化本身的一般特性，而且具有自身的特色。
⒈城市社区文化是一种以地域为依托的特殊文化现象。任何文化都植根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地域性给不同的文化带来了特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模式，不论何种社区都拥有与其他社区不同的文化标记和行为系统。同样，人们在共同地域中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并逐步形成共同的社会心理、语言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等，由此形成特定的社区文化。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乡村社区的文化现象都是依托地域而展开的，乡村社区文化往往以熟人为集聚，在传统地缘与血缘中夹杂着同质文化的融合；而城市社区则通常以陌生人为集聚，因此在特定地域上呈现出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从而形成有别于乡村社区文化的特殊现象。
⒉城市社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高度的自我塑造性。我国的城市社区多是以居民住户容量划分行政区划而建立的，本身内部的纽带相对薄弱，甚至存在多元文化的对立，因而城市社区文化强调的是文化有意识地创造与融合，若任由其简单地自发形成，势必产生剧烈震荡甚至最终瓦解，从而丧失成为共同体的可能。在其形成过程中是根据城市发展和自身城市社区的需要来决定文化特定方向的，同时需要特定的组织、群体乃至个人在塑造过程中承担文化整合与重塑职责。城市社区居委会作为城市社区文化整合和重塑的核心，在城市政府、城市社区内的民间组织及居民的参与和协助下，共同为他们所确定的特定文化方向而努力。
⒊城市社区文化的目标在于加强该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一个城市社区中，人们的关系相对稳定，文化基础相同，风俗习惯接近，人们作为城市社区的家庭成员，共同承担义务，共同享受文明。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城市社区形成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稳定的粘合剂和城市社区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也是城市社区文化的基本特征。城市社区文化的建立是城市社区居民长期经营、共同取舍的结果。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喜爱的内容，采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建立起具有本城市社区特色的城市社区文化。这种城市社区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条纽带，将整个城市社区的居民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城市社区文化进步。
⒋城市社区文化的内容包括有形与无形两种文化形式。正如文化内涵所昭示的一样，文化包含着外显的行为模式和内隐的价值理念，同样城市社区文化不仅包括在城市社区中从事城市社区活动、采取的行为方式以及围绕这些所修建的物质设施，还包括行为规范和制度规约，深层次上的共同态度和价值理念。因而，城市社区文化发展应是全方位和深层次的，不应仅仅局限于有形文化的建设，而忽略无形文化的建设。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城市社区文化是在特定城市社区地域范围内，根据城市发展和自身城市社区的需求，以加强城市社区居民的共同感与认同感为目标，在长期自我重塑与调整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现象的总和。
二、城市社区文化的结构与功能
相对于整个城市社区文化系统来说，城市社区文化结构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具有关键性作用。城市社区的文化结构随着城市社区的复杂性、多元性和渗透性等特征的增强，文化结构日益呈现复杂化的倾向，其决不是简单的文化类型的叠加，而是多种文化融合并形成新的文化的结果。因此，结合文化结构的一般理论并根据城市社区文化的自身特点，从理论层面上可以将文化结构划分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从纵向层面上看，城市社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面，［7］这四个层面的文化由里及表、由表及里地互相影响。可以说，精神文化作为核心实质影响和决定着城市社区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制度和行为文化则是中介，通过它们固化城市社区精神内核，并规范和制约着文化的内容和范围；物质文化则是外在表现，呈现着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有形现象。从横向层面上看，城市社区文化包括城市社区政治文化、城市社区慈善文化、城市社区生态文化、城市社区邻里文化、城市社区安全文化、城市社区文体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类别是随着城市社区的发展要求而生成的，并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互相影响和变化的。（如下图）
城市社区文化的功能是指城市社区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行为所起到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这种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⒈从个体层面上讲，城市社区文化具有塑造功能。城市社区居民的各种行动不仅受一定观念的指导，而且受一定规范的约束，城市社区文化为城市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提供了导向。城市社区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其所倡导的积极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能有效地影响和规范城市社区居民的行为，通过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城市社区居民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排斥错误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有效抑制城市社区居民价值观念的碰撞所引发的矛盾、冲突，纠正部分人的行为偏差，保持城市社区的良好秩序。［8］城市社区文化的塑造功能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树立正确的观念和行为模式。通过表扬和认可来强化这些观念和行为的正当性，最终内嵌到个人观念和行为中；二是利用惩罚机制消弭不良观念和行为。同时文化还会反映在制度层面，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来制止不希望产生的行为和观念，并逐步为城市社区成员共有。
⒉从群体层面上讲，城市社区文化具有整合功能。城市社区说到底是由陌生人构成的地域共同体，城市社区文化则在城市社区成员之间发挥着“黏合剂”作用，为社区提供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得城市社区中原子化的个人、家庭、邻里、组织能够被整合起来，最终服务于城市社区的稳定和发展的总目标。由于城市社区成员分隔在不同的城市单元中，利益追求点也被分隔在不同城市单元中，因此在城市社区中缺乏必要的目标认同和利益认同，然而通过地域混合，城市社区逐步成为城市社区成员公共场域，因此通过培育共同的城市社区文化，有利于增强城市社区成员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实现整合。城市社区文化为城市社区成员建立共同的“精神家园”提供精神支持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的城市社区意识。以城市社区文化为基础和源头的城市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增强，必然产生出强大的城市社区凝聚力，有利于城市社区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促进城市社区的繁荣和发展。
⒊从形式层面上讲，城市社区文化具有丰富功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不仅丰富和升华了文化的精神层面，同时也提升和促进了城市社区文化的物质层面。城市社区文化通过唱歌、跳舞、绘画、书法、戏剧等有形娱乐节目丰富了城市社区文化活动，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满足了居民的精神需求，使城市社区居民在紧张劳动后的休息和娱乐中，能够得到健康享受。同时，良好的城市社区文化能有效改善城市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在纵向上，良好的城市社区的精神文化能够为社区提供强的凝聚力，通过有效的制度文化建立好社区的良好秩序，并形成预期的行为规范；在横向上，良好的城市社区体育文化激发了城市社区居民锻炼身体的愿望，改善了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整洁了城市社区卫生环境，各种文化形成的合力改善了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⒋从实质层面上讲，城市社区文化具有持续功能。城市社区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同样还表现为一种文化力。因此，城市社区文化才能保证城市社区文化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并具有良好的传承性。
在城市社区中，城市社区居民是城市社区的主体，实现城市社区发展不仅要靠城市社区居民的数量，关键还在于城市社区居民的素质。通过城市社区文化的教化和城市社区文化活动来陶冶和塑造城市社区成员，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使之成为有益于城市社区发展的人才。通过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培养城市社区居民民主管理、自我服务技能，不仅有利于促进城市社区“人”的全面发展，还可以优化城市社区人际关系，使之在感情上、心理上对城市社区形成认同感、归属感。所以，营造良好的城市社区文化氛围，形成城市社区特色文化，可以为城市社区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在城市社区发展中，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持续功能体现在提升城市社区竞争力。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必然要带动一批与城市社区文化有关的特色和优势产业的发展，如娱乐业、旅游业、餐饮业、服装业等。虽然城市社区文化发展受城市社区经济、政治发展程度的决定和制约，但反过来城市社区文化的发展又推动着城市社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这就是城市社区发展的“文化力”。
三、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
如前所述，城市社区是陌生人的集聚地，且城市社区的形成依赖于政府行政性的划分，因而城市社区的形成迥异于乡村社区，这也决定了城市社区的文化建设不能走乡村文化的自然形成路径，需要进行自我塑造。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路径上也必然表现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⒈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主体间的协调。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社区建设乃至社会管理与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这一系统工程中必然需要机构的主导。在城市社区建设中介入的主体是多元的，纵向上应包括“城市社区——小区——楼栋——家庭”四个层级，横向上应包括“政府——城市社区——社会组织”三个方面，而在城市社区层面还应包括城市社区党委、城市社区居委会以及其他的议事协商组织等。但众多组织的角色分配和协调就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在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理念下，明确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社区自身依据城市社区需要进行的有意识的建构活动。在主体层面上应以城市社区为主导，政府负责指导和监督，不应过多干涉城市社区的内部问题，而社会组织则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协同者，分担着不同领域的文化建设的具体实施。
第二，在城市社区内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是基于城市社区整体而言的，因此，城市社区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这样才能把握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内容。同时，在城市社区层面上，城市社区党委和城市社区居委会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城市社区中组织力最强的机构，而小区、楼栋和家庭等都是自发的松散组织，缺乏组织性且自治意识较弱。因此，在纵向主体上，城市社区应成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主导者与领导者，小区、楼栋和家庭等主体应是在城市社区主导下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第三，城市社区层面的城市社区党委、城市社区居委会和城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等组织主体间的协调。城市社区党委始终是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城市社区模范带头作用。城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作为城市社区内的最高自治机构，负责整个城市社区的建设工作，通过听取城市社区居委会、服务站的工作计划和总结来评议和监督其工作。城市社区居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城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负责落实和执行城市社区的各项事务。因此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上，城市社区党委应发挥领导核心角色，把握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总方向，发动和激励城市社区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城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作为城市社区的最高决策者决定着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重大事务，并约束全体城市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城市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向城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受其监督，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主要组织者和执行者。
⒉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策略。第一，锁定城市社区的价值、精神与理念内核。精神文化是城市社区文化的核心所在，也是凸显不同城市社区文化的根本所在，因此提炼自身社区内在的价值、精神和理念内核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只有确定了精神文化的内核，才能统领社区文化的走向，同时使其它层面的文化得以反映，这也是区隔不同社区文化的关键。由于城市社区文化形成于“陌生人”的集聚，具有自我塑造的特点，因此城市社区的精神文化塑造并不意味着自我生长的漫长演化，也不意味着社区的核心层文化可以任由设计，而应是两个路径的结合，即依赖社区自身发展特点，广泛寻找社区内在沉淀的价值，着力整合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导向，透视社区未来发展趋势，寻找合适的价值内核。同时，从过去依存的文化特点中寻找最能够表达和涵盖整个社区的文化特征，经社区内部进行充分讨论和整合而形成向心力。每个社区都应根据城市发展和城市社区的需要找到适合城市社区自身的城市社区精神文化内核和城市社区文化发展的方向。通过对精神文化的确定，最终能够使得城市社区文化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从而形成自身的城市社区特色。第二，依据城市社区价值内核甄别现有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对违背城市社区价值内核的各层次文化进行调整。一旦社区的精神文化内核予以确定，其他层面的文化应与其保持一致，因为精神文化需要外显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来传递，如果彼此出现断层或冲突，势必让精神文化发生阻滞。但事实上，在新的精神文化确立之前，早已存在着前期的不同制度、行为和物质文化，有的也许能够与新的精神文化保持一致，有的则可能背道而驰。因此，不能简单地全盘革除或者全盘接纳，必须通过有意识地甄别来修正和调整现有的文化，做到保持文化的一致性。这一甄别过程以往在实践过程中容易被忽略，从而导致精神层面的社区文化与外显的制度、行为和物质文化断层。因为原有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所反映的也许是另一层面的城市社区价值内核，甚至与现在的价值内核相冲突，所以必须及时进行调整，否则将会导致所追求的价值内核丧失。这一甄别过程应是贯穿始终的，持续于整个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和甄别，最终沉淀出与社区核心层文化一致的外显文化，这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第三，营造符合价值内核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上述的甄别过程势必将制度、行为和物质文化碎片化，从而难以保证文化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建设主体应主动利用城市社区价值内核营造出合适的制度、行为和物质文化，从而使社区文化更加丰富和立体，并通过制度、行为和物质等文化的强化使精神文化保持更为持久。由此，通过制度构造出有形的约束机制，通过行为倡导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在物质上显现出一种形象，反过来固化和充实精神文化内核。通过人为的文化设计和调整，能够保证不同层面文化保持一贯性，也能够有效地促进核心价值文化的巩固，形成一种自外向内的文化整合过程。换言之，社区文化的接受者往往通过接受某一种形式的文化形态、一种制度要求或者行为规范，从而慢慢在态度上和心里上认同该文化的内核，最终内化为自身的文化特征。第四，将原有的文化现象和新的文化现象进行系统整合。这一过程是要将新建立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文化现象和原有的文化现象进行整合，达到无缝隙连接，最终形成一种全新的、符合城市社区发展需要的城市社区文化。任何一种城市社区文化的再塑造过程都需要面对如何整合过去原有的文化现象，成功的社区文化建设不是要彻底消弭过去的社区文化的影响力，而是在于有效整合，使其融入到新文化中或者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因此，需要进行接纳性融合，以最终确立新社区文化的地位，使新社区文化具有更高的包容性，并获得更多的社区成员认可。
参考文献
［1］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J］．管理世界，2003，（06）．
［2］夏建中．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黎熙元，陈福平，童晓频．社区的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再整合［m］．商务印书馆，2011．
［4］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04）．
［5］龚翔荣．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纵横路径探究［J］．理论与改革，2012，（05）．
［6］ChavisDm，wandersmana．Senseofcommunityintheurbanenvironment：acatalystforparticipationandcommunitydevelopment［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1990，（01）．
［7］袁德．社区文化论［m］．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城市社区的特点篇3
xx作为一个特大型中心城市，在迈向21世纪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实现“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发展目标，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过程中，应当从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城市市容和卫生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性，尽快实现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重大跨跃。从地域空间角度来看，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应成为环境卫生整治的战略重点地域。
城乡结合部，又称为“城乡边缘带”(urban-ruralfringe)、“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乡连续区域”（urban-uralcontium）、“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rawl）、“城市阴影区”（urbahadowzone),“是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城市连续建成区与几乎没有城市居民住宅和非农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之间，兼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刻度低于中心城市，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国内学者对城乡结合部的涵义和划分方法有不同的看法。规划学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将成乡结合部认同为城市近郊区，是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城市建成区的拓展区域，在地域上表现为不边片、不完整的空间；地理学者认为城乡部是典型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出现的城乡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事例，兼有城乡双重特征的独立地域实体；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城乡结合部是指城区和郊区分管的接壤地带。从xx市的实际情况看，按不打破乡镇和街道的原则，则可将城乡分界线两侧的街道和乡镇划入城乡结合部的范围。即xx的城乡结合部是一个环绕城区，连续的、宽窄不一的环地带。
由于受城市与乡村的双向辐射，城乡结合部社区人地系统具有明显的城乡过渡性特点：（1）受城乡之间特定的空间扩展因素与空间过程的影响其地域表现出一定的过渡性。城乡交错带内城市与乡村各要素，景观及功能的空间变化梯度大，是城市与乡村两类性质不同的区域之间的“急变带”，人地关系的空间差异远较城市城乡城域内部大：同时城乡结合部地区存在着频繁的能量与物质对流，分别来自城市与乡村的人口、物质、技术、信息等在这里相互作用与竞争互生；（2）城乡结合部是城市与乡村两种社区相互接触、混合及交融的地区，其人口与社会结构特征地过渡性也十分明显。在这里不仅有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相互混杂，而且还存在着本地常住人口与外地流动人口的异质反差，各种不同职业类型、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念、不同需求以及不同心理文化素质的人群相互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共存；（3）由于同时受到城市与逐村经济的双向车射，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点，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的依附性不断加强，城市性产业及城市需求导向产业在增加。正是上述过渡性特征使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环境卫生管理具有特殊性，给这一地带的规划、开发、建设、管理，特别是社会管理带来了难度。
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户籍管理问题：鉴于城乡结合部与老城区在就业和子女教育方面的巨大反差，城里动迁户凡是牵涉到就业和子女教育的，多数保持人户分离；而农村劝迁户则鉴于经济利益的考试，也不愿意农转非，增加了户籍管理的难度。行政区划问题：城乡结合部由于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而导致土地管理分割，城乡单位犬牙交错，“一地两府”及“一地多主”的现象比较普遍，带来较突出的跨区的管理矛盾。外来人口问题：在城乡部由于其优越的区位、廉价的租屋，加上管理较薄弱，使大量外来人口在些集聚，虽然给这一过渡带的经济发展增添活力，但同时带来环卫、治安、计划生育等许社会问题。农民的出路问题：在城乡结合部，由于土地多数被预征完毕，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就业、居住和撤队、撤村后集体资产的分配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土地开发问题：按现行法律，土地批租后，逾期完不成开发的坚决加收。然而，现实情况是，土地逾期完不成开发的较为普遍，有的竟长达10年左右。物业管理问题：在城乡结合部，由于房地产的大规模开发而出现了众多的住宅小区，由于一些牧业管理公司管理不到位或不规范，引发新迁居民的不满，增加了城乡结合部社区管理的复杂性。
上述管理问题的大量存在，使这一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的特殊社区，土地开发支离破碎，原有的道路、水系等被打乱，垃圾成堆，排水不畅，违章搭建十分严重，环境卫生恶化，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论是在社区景观或是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与市区形成强烈的把差，成为全市创建卫生城市和建设现代文明城市的“老大难”地带。
显然，造成城乡结合部社区上述诸多问题与矛盾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应当从机制、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充分认识这一地区包括环境卫生的内的各种问题的特点、规律与解决的难度，以便从战略高度，从机制、体制上研究解决的对策。
首先，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环境卫生等诸多问题的产生，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由于成市大规模建设改造并不断向边缘区推进，乡村――城市急剧转型过程中形成“都市村庄“这一特殊类型的社区所出现在XX城乡结合部社区管理的考察与研究第2页
的可避免的现象，有其客观必然性。
第二，城乡结合部地区特有的区位优势，一方面，引来大规模开发区的规划建设，使大量高新技术工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向结合部集中；与些同时，由于外来人口的集聚，引发了某些原始的、并对城市市容有严重影响的城市产业――如城市垃圾回收业（闵行区虹桥镇虹四村）以及为外来人口的服务业在这里“见缝插针”地滋生与发展，再加上原有的乡镇和村办企业，各类性质不同，差别很大。难以事例的产业聚集在城乡结合部，是导致这一地区环境卫生等社会问题十分复杂的产业因素。
第三，被城市乌黑的“都市村庄”社区大量土地被征用，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在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利用其自有多余的住房和“见缝插针”式的乱搭建，以较低廉的房租对外租赁，使大量外来人口在些集聚，从而形成包括导入的城市居民、原住农民和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混杂居住、十分复杂的社会空间。这是这一地区市容卫生、社会治安等问题十分突出的社会因素，也是一个直接的、主要的因素。
第四，城乡土地所有制的差别和“都市村庄”社区局部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使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卫生状况难以根本改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位处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土地制度仍属集体所有，农民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乡镇以下的村委会又是自治组织，因而在都市村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纳入城市管理的情况下，村民和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较少考虑限制某些影响环境卫生和容貌的产业的发展，如虹四村，外来人员在些经营了27家废品收购站，1996年的财政收入中，仅从包括乱搭建在内的各类房租收入即达210万元，占全村全部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第五，体制不顺，管理薄弱是造成城乡结合部社区环境卫生变化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如果说前述三个方面带有客观规律因素的话，那么体制和管理则是一个主观性因素。在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管理中，普遍存在“一地两府”和“一地多主”的现象。“一地两府”指一片土地内由一个城市政府和一个乡村政府兼管，如虹桥镇虹四村的8个村民小组，其中3个在徐虹铁路支线以北的长宁区地盘上，5个在铁路以南的闵行区地盘上，早在10多年前，位处铁路以北的3个居民小组的土地即已被古北开发区所预征，从而形成较长时期的“一地两府三方”的格局，即长宁区、闵行区和古北集团，由此而产生管理上的一系列矛盾。所谓“一地多主”是指一片土地上有多个主人。如浦东新区的钦洋镇，已规划为大型居住区，随着土地不断开发，辖区范围越来越小，并被“多主”所分割。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有城区和郊区的政府部门，还包括开发区和众多房地产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形成“一地多主”的管理局面，在工商业行政、税务、卫等方面存在着交叉管理或管理空白。收费、罚款等有经济利益的事情争着办，而对治安工作、环境卫生的综合管理、外来人口的管理等要承担责任和尽义务的事情则相互扯皮、推诿、拖延不决。
第六，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力也是城乡结合部社区环境卫生脏乱差的一个制度因素。城乡结合部社区环境卫生管理存在许多与一般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不同的特殊性，应有特殊的法规，特殊的执法机构采用特殊的手段实行管理。目前大多数采用与市区相同的行政手段整治结合部的环境卫生容貌，只能起到暂时的治表作用，无法实现现长产管理。
因此，正确处理城乡结合部城市规划建设、社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环境卫生的相互关系，在社区规划建设与整治环境中求得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加速城市形态建设的同时，实施社区卫生环境的综合整治。
首先要制定高起点的结合部社区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包括环境卫生整治、绿化、生态建设在内的综合规划，并将社区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范畴，使之与总体规划、开发区规划相协调，与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相衔接。第二，在结合部社区形态建设实现乡村向城市转变过程中，同时注意实现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正确引导现有乡镇企业、低层次的城市产业、租赁业的规范经营和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使之成为结合部社区的重要支柱产业。第三，要及时解决传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转换问题。对于人均土地不足2分的村，及时撤销村建制，变农民为市民，实行土地的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第四，帮助新市发和外来人口寻找新的就业门路。
城市社区的特点篇4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新农村建设；社区规划
一、什么是城乡结合部
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是：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市，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目前，国内大多学者认为：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虽然学者对城市结合部的表述和理解不是很一致，但城乡结合部确是城市地理的客观现实区域。城乡结合部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地带，是城市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在土地利用上则表现为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混合土地利用地带。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外延的发展用地，是城市市民的服务区，既是城市外延部分二、三产业的吸纳地，又是为城市提供大量农副产品的基地，它总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将社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农村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这些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城乡结合部农村社区是指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社区，它具有部分城市特征，也保持了原有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城乡结合部新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往往采取政府主导，依托原有的街道委员会进行。这是在城市建成区条件下的模式，而城乡结合部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当根据实际条件，满足各方面功能要求。利用创新模式对村容村貌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避免新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城乡结合部新农村社区的特点
城乡结合部的位置、建设情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且城市的快速扩张促使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与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大量涌现，从而出现了城市环境包围乡村，乡村包围城市住区，城市与乡村杂存的多种复杂情况。这部分新农村社区具有很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开放性。随着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城乡结合部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尽管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仍然是农户，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日益社会化，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
（二）流动性。当地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的外出务工经商。即使在本乡村务农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间在城市或周边的城镇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三）异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于其同质性社会。即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人群从事同样的职业，过着同样的生活。现在，由于村域内产业的兴起，外来人口的大量介入，农村社会正处于大分化之中，差异性愈来愈突出。产业分化造成不同产业人群、不同职业和身份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
（四）动态性。城乡结合部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域范围也不断在变化。在这样环境中的新农村社区也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有的仍是农村社区，有的虽然名义上是农村社区，实际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三、城乡结合部新农村社区规划建设应重视的问题
（一）城乡统筹。在宏观层面需要结合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城乡规划统筹。在落实城乡规划中，需要重视将新农村规划统一进来。基于我国可利用土地较少的现状，采取有机聚集、适当发展，是可行的方式。这样城乡结合部的新农村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社区，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边缘界限中的聚落，自然景观仍得以保持。
（二）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产业发展。城乡结合部新农村社区与城市毗邻，要结合自己特色，寻找发展的机遇，在特色农业、第三产业发展中拓展空间。在社区规划建设中，预留产业发展空间，根据不同产业类型，建设综合性的新农村社区。
（三）保留特色。城乡结合部的新农村社区大多各具特色，构成了城乡景观的重要部分。以往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不少的建设性破坏，有些农村聚落的空间组织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保护社区环境中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必须合理的保护具有明显空间结构肌理的农村聚落，创造有特色的新农村社区景观。
（四）规模合理。社区建设可以与村庄行政区域、基层社会组织紧密相连，为了保证社区建设与地域居住环境和基层社会组织相配合，社区应该具有合理的规模，这样有利于形成较强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现在的农村社区正在不断的异质化，原有的共同心理文化特征还没有被彻底改变，一些新的变化也在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空间环境的规划应该注意按照社区规模确定地理范围界限。并运用多种手法，在不割裂整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整合，这对于城乡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渐进发展。城乡结合部新农村社区规划建设存在各种问题，也有很多机遇。在当前条件下，宜采取的建设方式应该是小规模改造。一方面，城乡结合部的新农村社区量大面广，相关利益复杂，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另一方面，采取变革性的彻底改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关心各方利益，实行渐进式的小规模改造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每个新农村社区应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由点带面，滚动式发展。
（六）空间有序。参照国外城乡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城乡规划必然是综合性的规划，而不是简单的环境规划。综合性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实体规划与社会结构发展相结合，建设有序的空间环境。城乡结合部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其社会意义，有序的空间环境会影响人的行为，有利构建和谐社会。城乡结合部新农村社区具有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需通过调查研究，对新农村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对人们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进行探索，并落实到新农村空间实体环境的规划中去，形成有序发展的新农村社区环境。
城市社区的特点篇5
【关键词】空间；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研究评述
城市空间的更新，既是一个生产过程，更是一个博弈过程。城市传统社区更新是当前城市建设领域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在城市改建运动中遭受到传统“寺坊”居住格局的瓦解、穆斯林聚居地拆解、穆斯林群体散居化的冲击。在城市改建的激进过程中，不当的空间建构方式泯灭了城市特色，造成“千城一面”等普遍性问题。因此，基于城市空间研究视角的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研究显得格外紧迫。
1概念引介
社区是构成城市机体的细胞，城市的文化特色要透过一个个社区来呈现，因此保持原有文化特色的城市社区在城市特色的构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是城市文化社区的构成之一。首先，城市传统穆斯林“围寺而居，依坊而商”的生活习俗确定了人群的“小聚居”特征，在城市界面中有明确的物质边界，清真寺构成了城市穆斯林聚居区的领域焦点，不仅仅是空间组织焦点，也是穆斯林社会活动、心理活动的焦点。其次，伊斯兰文化构成了城市穆斯林聚居区文化构成的同质性，穆斯林群体在相同文化的规约下进行社会互动，形成群体内的同质生活和群体外区别于城市其他人群的异质化生活。例如，穆斯林每天的宗教功课和传统宗教节庆活动，与城市其他居民的活动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伊斯兰教是联系城市穆斯林的精神实质，形成了穆斯林共同的心理联系、情感向度。
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与一般民族学、社会学研究者通用的“城市回族社区”表述相比较，“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概念突出研究的文化视角，强调城市一定空间地域的文化属性，指明维系该空间地域内社会结构稳定的文化因素，淡化了空间地域内的族群差异。从开放、包容的意义上讲，文化更具包容性。城市民族社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重构方向应该是在“宗教之外、文化之内、哲学之上”，用文化“精神自解、自明”的方式来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途径，更符合时展、城市发展的趋势。
2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研究框架
要研究社区，首先要揭示社区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这些构成要素从不同属性、不同层面揭示了社区的社会结构。
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构成要素的特征更加明显，易于辨识。是一个典型的研究对象，对城市传统文化社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结构是一个变化的系统。正是因为它是一个系统而不仅仅是元素及其性质的集合，所以这些变化遵循规律。结构的概念有三部分组成：整体的概念、变化的概念和自我调节的概念。[3]认识社区结构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社会学家安布罗斯・金和K.Y.钱在研究社区时提出三个分析尺度：物质尺度、社会尺度和心理尺度[4]。
社区是由城市系统内的独特要素构成的空间和非空间模式，这些要素包括建成环境、建筑物、土地使用，以及社会群体、经济活动和公共机构。要理解城市空间，我们需要在建造空间的过程中从整体上抓住物质、社会和象征三个方面。
对本文试图建构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研究框架，从社区空间形态、社区社会结构、社区心理尺度三方面，建立物质――社会――象征三维一体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解释性框架。
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是文化特征显著的城市亚空间，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物质结构，目的是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空间原型”及其空间形态演化历史成因机制，包含传统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社区边界、土地使用功能、外部空间、建筑形态及建筑群组、交通组织、穆斯林行为空间等。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的新特征和新要求，研究传统社区空间再生的可能性，即在不断更新的社会进程中如何植入新功能和创造新空间。
在社会层面，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人群社会关联方式的原初形式及其历史变迁，揭示出现代化、城市化对传统社会的解组过程中，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的调适与变迁过程。
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心理认同，本质上是对社区文化特色的追认，探讨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与城市特色构建的关系。
3文献综述
对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研究，相关学者从不同研究角度进行了努力，周传斌、马雪峰通过北京回族社区的个案研究，提出了从地理――居住结构、宗教――教育结构、经济――职业结构、家系――婚姻结构等四方面构成来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杨文炯则通过地缘结构、社缘结构两方面探讨了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黄嘉颖、吴左宾从社区成员构成、职业构成、社会组织、社区文化、社区归属感五方面论述了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的社区结构变迁。
其他学者则通过个案描述和具体问题分析，从某个侧面对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解读。如良警宇从城市回族聚居区的居住形态方面[8]，张小娟、毕晓莉从清真寺周边环境的发展演变方面分别探讨了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物质尺度的变迁[9]；而白友涛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的社会尺度方面，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马寿荣从社区经济活动社区文化讨论了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社会尺度方面的变迁，白友涛也从社区文化模式角度探讨了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的社会尺度方面。在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的心理尺度方面，马寿荣从清真寺功能、宗教生活两方面对文化认同进行了探讨，林祥柽利用消费、符号、叙事与文化认同的理论视角，分别从饮食、宗教生活、服饰、文化景观、交往空间、符号、叙事七方面探讨了回族文化认同的变迁。
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心理尺度的研究，相关学者以详细田野调查为基础，从文化认同方面给予的回应，能反应出当前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文化认同的变化特征，即中老年人对伊斯兰教更虔诚，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而年轻人却与之相悖而行的状况。
4研究评述
当前，相关研究对如何通过城市伊斯兰文化社空间组织来满足新的功能需求缺乏研究进展。在城市空间的研究视野中，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伊斯兰宗教场所是构成城市框架的重要元素，对形成清晰稳定的城市框架有重要作用。从城市知觉图式的角度讲，传统伊斯兰文化社区具有“区域”属性，伊斯兰宗教场所的建筑具有“标志”属性，在当前“寺―坊”结构破坏的现实下，伊斯兰宗教场所及其周边城市环境还具备潜在的“节点”属性，即通过对其周边城市空间的设计，有可能增强该节点的可进入性和可读性。
【参考文献】
[1]张鸿雁、胡小武，城市角落与记忆Ⅱ（社会更替视角）[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朱力、肖萍、翟进，社会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城市社区的特点篇6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1认知城市社区
1.1社区与城市社区
社区原本是社会学中的概念，源于德文gemeinschaft，由德国社会学家F．腾尼斯(1887)在《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GemeinshaftungeseUschaft)-书中提出，英文译作CommunityandSociety。19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提出“社区”的概念，后由众多学者在共同讨论中达成共识，将community译成“社区”。
从社区的基本内涵来看，社区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一定数量的居民的居住生活为中心，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城市社区则是由城市基本建筑物、人等要素所限定下的空间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与乡村社区相比，城市社区有较大的开放性，它的内涵也会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变迁和城市科技进步等进一步发展变化。在我国，“城市社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90年代才兴起，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目前，城市社区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1.2城市社区的构成要素
城市社区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一般具有5种要素：
①人口：按照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人口；
②地域：按照一定地域界线确定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居住区域；
③组织：有一套适应社区的管理机构和相应的制度，自发、互助的社会团体；
④心理：具有本地文化特质、情感上可以相互沟通、有认同和归宿感的社会心理；
⑤设施：能维持社区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设施。
1.3城市社区的基本功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制度明确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功能，剥离了它们承担的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功能；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一部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职能也从政府中分化出来。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被剥离或分化出来的社会职能必须落实到社会最基本的载体。因此，城市社区作为基础层面上的社会单元，必须承担多重社会职能，主要包括8个方面功能：①管理服务功能；②经济综合功能；③社会交流功能；④社会服务功能；⑤教育培训功能；⑥文化娱乐功能；⑦医疗保健功能；⑧市政公用事业服务功能。
1.4城市社区与住宅区、居住区
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住宅区、居住区的概念使用频率较高，在概念表述上有一种包涵关系，但并无本质的不同，可以通称为“住区”。对比住区与社区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以居住为主的地域空间，但是还是有些不同点：
①从地域概念上来讲，社区一般有明确的行政或管理界线，而住区则只有地块界线或物业管理范围线；
②从功能上来讲，住区的功能比较单一，是城市功能区划之一，而社区则比较综合、复杂，强调功能混合；
③从规划上讲，住区更多关注是物质环境，而社区则不但考虑物质环境，还要考虑更多社会、经济、文化等非物质因素。
2国内外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
2.1美国――基于社区中心的社区自治管理模式
在美国，社区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它的划分没有具体规定，可大可小。每个社区有个社区中心，通常社区把学校、公园和娱乐场所共同体或者YmCa(YoungmenChristianassociation)作为社区中心，供社区开展活动、居民交往等。社区中心必须满足一定标准：有足够地方开展活动，布局要合理，足够设施满足不同需要，为不同年龄层次居民提供服务，每1000人社区中心用地10亩，公共娱乐和开放用地不能少于用地的10％，设施必须在小区和社区范围内提供。所以，学校的政府公益性特点和良好的设施并且位于社区中，成为社区中心的最佳选择，一般公立的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所有时间作为社区居民的文化、教育、学习、健康、娱乐等场所而对外开放。每个社区中心有一个管理机构。
2.2新加坡――以选区为单位的政府主导社区管理模式
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小的岛国，国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但是其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呈现多元化特征，这决定了它社区管理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团结、和谐的多元社会。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对社区进行直接管理，并在社区设有许多派出机构。这种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许多多民族国家学习的成功典范。
新加坡根据地域范围划分社区管理层次，在全国层次，人民协会（people’sassociation）统一协调管理全国社区工作。在区域层次上，划分为中区、北区、西北、南区、西南区。每个区域建立社区发展理事会负责本社区工作，社区发展理事会管理范围基本是80万户居民。在社区发展理事会下面，以选区为单位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管理范围大约是1.5-2.5万户居民。选区内还有最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和邻里委员会，管理范围是1500－2500户居民。在新加坡社区中，还有一个特殊组织：民众联络所和民众俱乐部，它是与选区对应的社区服务设施，经费90%来源于政府。基本上，每个民众联络所和民众俱乐部服务1.5万户居民，并由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其具体职能是组织文化、教育、娱乐、体育以及其它大型民众参与的社会活动来促进民族的和谐，提高社会凝聚力，沟通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同时还管理财务。
2.3日本――基于地域中心的混合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日本社区管理是地域中心的管理模式，日本的地域类似我国街道的行政区域，而地域中心则类似我国街道办事处。这种地域中心体制是为了更好满足大城市对居民管理的新需要。地区中心是区政府根据人口密度和管理半径划分的一定区域的行政管理机构，隶属于区政府地域中心部。除了地域中心外，还有一个与之平行的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即住区协议会，它由居民自愿参加，建立在原来町片基础上。住区协议会主要任务是对区政府的中长期计划进行讨论，把居民意见反馈给区政府，对区域的共性问题进行讨论提供对策，它是居民参与地域管理的有效途径，是一个非政府自治组织。由此可见，日本大城市是基于地区中心的混合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2.4上海、杭州、天津――基于社区居委会的党政主导社区管理模式
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时间还比较短，社区管理模式还处在不断深入探索中，上海、天津、杭州等不同城市结合自身特点设计社区管理体系。
上海市把加强社区建设作为上海实施新世纪宏伟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区建设与改革和完善城市管理体制结合，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体制，明确提出街道党工委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努力构建四大系统，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上海特色的社区管理模式。
杭州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先进城市，分为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四级，市和区设有社区建设委员会，指导协调社区建设工作并为社区提供有效的服务，街道办事处设有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负责社区建设的督促和落实工作，社区委员会负责社区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它以原有居民区和居委会为基础，按照管辖区域与户数适当、区域相对集中、资源配置合理、功能相对齐全的基本要求，全市五个中心城区划分272个社区，每个社区一般规模1500－2000户，平均1760户。
天津市实行“分类式”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以区级行政区域为单位，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把城市社区分为完全物业管理型社区、部分物业管理型社区、非物业管理型社区三类，确定管理主体，明确社区职责，实施分类管理。
总结这几个城市管理模式和实践经验发现，尽管不同城市把社区管理模式不尽相同，社区空间落脚点也不同，上海是落实到街道一级，杭州是落实到居委会一级，但是由于制度背景的影响，它们都在社区管理体系中强调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都把城市社区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紧密融合在一起，并且随着政府职能转型，又都在从政府主导模式向共同治理模式的演变过程中。
2.5小结
综合比较国内外不同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行政等特点采用社区自治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混合模式等不同社区管理模式，同时形成了不同城市社区管理空间体系，社区空间落脚点也不同，美国是落实到社区中心，新加坡是落实到选区，日本是落实到地域中心，而我国则落实到街道或居委会。
3中心城区城市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3.1现状及问题
某市从1988开始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深入开展文明小区、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到2000年，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家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它标志该市社区建设工作全面深入开展。根据文件精神，居委会改称为社区居委会，并开始大力开展“村改居”和“镇改街”工作。截至2006年底，该市中心城区共有街道35个，社区居委会272个。
通过现状调查与分析，这种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的社区空间管理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①在规划建设中，规划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也没有完全对接，在管理层级、配套标准等也没有完全统一，因此也就带来了社区建设和居住区规划“两张皮”现象。
②对“村改居”和一些原来单位管理的集中居住区，在社区管理体制上还没有完全理顺。
③建设与管理方式还是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社区活动、治安管理、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等等依赖政府的管理和干预，社区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④由于住宅零星开发带来社区空间布局不均衡，社区服务设施零散，社区配套设施共享困难。
3.2新型城市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和经验基础上，为了适应该市现行行政体系，满足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进一步理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推进社区居民自治，按照“属地管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职责明确、管理有序”的要求，确定市中心城“两级政府，两级社区”的“网格化”城市社区空间层级体系。
“两级政府”即市、区两级政府，以行政管辖区为界限，相应成立城市社区管理机构，负责社区建设的指导、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两级社区”即街道社区和基层社区。以一定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对每个区辖范围划分若干个街道社区，对每个街道社区划分若干基层社区。
“网格化”管理缘自计算机网格技术思想，后被国外城市管理者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引入到城市街区管理中。在这里，“网格化”的含义就是把城市社区空间作为网格对象，以基层社区为基本网格单元，以街道社区为次级管理单元，进行层级化、全覆盖式管理，如下图所示。
网格化城市社区空间体系构建图
4不同管理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4.1与城市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该市城市行政管理系统中，政府分市、区两级，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虽然法律上是居民自治组织，协助政府机构处理行政管理事务，办公经费也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拨款，所以，它也是城市行政管理体系的一部分。而理论上，社区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目标是实现民主自治，所以，从城市管理角度看，两者应该是同一个管理对象的不同管理主体。因此，两者的契合点就是基本单元的地域空间一致性，即每个基层社区就是一个城市行政管理基本单元，每个街道社区就是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是城市次级行政管理单元。每个基层社区设置一个社区居委会，每个街道社区设置相应的准政府性质的社区建设管理机构，协助两级政府来开展指导、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4.2与居住区规划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城市规划中，《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按居住户数或人口规模可分为居住区、小区、组团三级。居住区，泛指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和特指城市干道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30000--50000人）相对应，配建有一整套较完善的、能满足该区居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小区，是指被城市道路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0--15000人）相对应，配建有一套能满足该区居民基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组团，指一般被小区道路分隔，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3000人）相对应，配建有居民所需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居住区规划层级体系划分着眼点是人口规模、城市各级道路以及配套设施，这些要素也是社区的基本要素，但落脚点是配套设施。因此，两个体系之间的契合点是各级配套设施完备性。
三个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个体系契合关系图
【参考文献】
1、徐一大、吴明伟.从住区规划到社区规划.城市规划汇刊.2002（4）
2、倪集崇.美国“社区建设”的考察报告.温州论坛.2002（4）
3、刘君德.上海城市社区的发展与规划研究.城市规划.2002(3)
4、黄文云.社区变迁：基于城市规划的透视与策略.经济地理.2006(3)
城市社区的特点篇7
【关键词】西部欠发达社区发展模式
近些年来，随着社区的逐步兴起和发展，对于社区的研究和探索已经不再是新鲜的话题了。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展社区管理以来，全国各地兴起了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各城市在此基础上纷纷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不仅有效解决了社会管理问题，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社区文化，而且也为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当地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我国中部，东部城市在社区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上勇于改革，大胆实践，不断创新，涌现了“沈阳市社区管理模式”“上海市社区管理模式”等以城市名称命名的社区管理模式。但是，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社区的研究以及对其管理模式的探究这方面一般都是将目光放在中东部城市。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社区管理模式以及西部城市发展的不足这方面的探究还是略显不足。甚至，很多人对于“西部”这个概念的界定还是很模糊，它不仅仅是指我国地理位置处于西部地区的城市，还有一些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也是所谓的“西部地区”。
俗话说“因地制宜”，方式方法要根据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客观来说，中东部的城市社区确实有许多先进的管理模式，也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是就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方式和习惯的不同也许就会导致中东部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到西部以后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一、“社区”这一概念的界定
社区范畴其实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概念，最早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社区和社会》中提出。很多人其实对社区“社区”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是很模糊的，潘小娟在《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的序言中写到社区不是街道和传统居委会的翻版，不是政府权力的延伸，而是衔接政府和个人，承接政府分离出来的管理一定区域内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它是由众多的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其他工商业生产的人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
（一）西部社区的差异
由于地域的不通，各个地方的社区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西部社区具备了一般社区的所有特征，同时，它也具有一些特殊的特征。一：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但社会经济发展又相对落后；二：地域文化和传统观念特色鲜明，传统和保守的特点还是占据主导地位三：具有多元化的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四：社区发展类型多样、参差不齐，体现为地区的差异性和单个社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差异性。
（二）社区与城市社区
与此同时，城市社区相对于社区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城市社区是指在城市中人员比较聚集（人口密度比较高，以从事非农产业生产活动为基础性的活动方式，社会组织结构较为复杂的社区’与农村社区相比，它除了其经济活动是以非农产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之外，还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人员比较聚集，人口密度比较大；第二，社区组成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强；第三，以非农业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为主要活动方式，而且比较频繁。
二、我国西部城市社区发展模式选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的转型也随之而来。这就进而衍生出了社区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是社区发展以及社区发展模式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社区的发展自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会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发展模式的选择对社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社区的主要功能至少应包括服务的功能、互动功能、传播功能和救助功能。因此，这些地区的社区模式应该定位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当地实际，面向未来发展，构建和谐社区。
“以人为本”是社区发展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在社区建设中，人是社区的主体，在社区建设中，我们要努力把个人变成社区中的“人”，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也是以人为本，把人作为我们的第一位。在社区的发展中，衡量一个社区是否坚持了以人为本，就是要看社区能否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求，包括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等、建造完善的公共设施、街区道路等以良好的及创造文化氛围等。
立足当地实际应该是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要一直注意的，在西部欠发达城市，它的地域文化和传统观念特色鲜明，有时候还会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又相对欠发达，社区发展类型多样，程度也就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因此，其社区建设应在注意从西部中小城市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社区发展的路。
面向未来，则是在建设和发展适合自己的特色的社区的同时，不要忘记带着一种长远的目光，从大局出发，不但要立足当下，更要放眼未来，有利于社区更好的发展。
建设和谐社区则是我们在发展社区的过程中要达到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构成社区的各要素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在制定杜区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相应的机制使得社区的各个组成要素能够互相协调，一致运作，使社区发展的过程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三、西部欠l达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式
现阶段我国西部城市社区管理尚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各地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地区差异很大，我们应在借鉴国内中东部城市社区管理先进模式时，结合我国西部城市社区管理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区的发展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会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西部欠发达城市的社区建设应该遵从以下几点：
（一）转变观念，树立建设新型社区的意识
观念是万物前进的先导，打破传统观念是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社区发展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观念是一种思想方法，是一种精神状态，更重要的是，观念是一种价值的导向。改变观念就是改变那些我们自以为对的观念，打破传统，要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封建老旧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共建社区的意识，要把自我的管理和建设融入到社区的管理和建设当中。在社区建设中，我们既要成为社区建设的参与者，也要成为社区建设的受益者。要把我们自身和社区建设融为一体。
（二）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体系，加强社区干部队伍的文化建设
我们在借鉴和学习东、中部的社区发展的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尝试建立一个新型的，有效的社区建设组织体系。与此同时，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强社区人员的文化建设。加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可以在各个方面都能对社区居民的生活起居起到关键性的辅助作用，使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社区文化建设在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问询和走访，我发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社区对自身队伍的建设都不够重视，社区人员偏老年化，家庭妇女比较多或者说，特别是居委会的队伍组成平均年龄会比较大、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各级组织部门应该予以重视，强化对街道办事处领导干部的配备，而且现状大学生来源充足，社区应该选择一批年轻有为、素质较高、适应社区建设新要求的新生力量。引导他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断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当然，这也需要年轻人转变观念，不要以为社区工作微不足道，浪费生命。社区管理者也要调动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以实现人才的优胜劣汰、部门职能的优化组合、发展规划的实施以及工作效率的整体提高。
（三）高度重视社区的服务，实现资源的共享
社区服务具备了社会保障的作用，它既能分担政府包办福利事业和单位包办社会服务的繁重事务，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也能更好地体现社区职能，方便社区的居民，进而简化繁琐的程序。近年来，社区服务在我国已有很大发展，不少城区已经建立了网络、完善了制度、形成了比较规范的社区服务体系，并为整个社区建设和发展积累了经验。可以说，社区服务在实践中已经对社区建设起到了现行示范和突破口的作用。但是，就西部中小城市而言，社区服务面临的问题还是很多的，社区服务这一方面的发展不够完善，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把把社区服务放在社区建设的突出位置来抓。要根据所在地广大居民群众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社区资源，广泛开展居民参与的互帮互助的社会公益活动；建立健全社区帮困救济、敬老养老、便民利民的服务体系；调动城区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实行服务设施共建、社区资源共享，充分体现其社会化和自治性的特点。
四、淡化政府职能边界的区域性差异
萨缪尔森很早就提出，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其不能由市场有效提供，应该由政府进行提供。虽然现在全国的的公共服务不会完全的均等化，但是还是可以改变现状，尽可能的缩小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
城市社区管理事务，从内容上来看，绝大部分的城市社区管理事务是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
城市社区管理中政府职能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较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政府对社区的资金支持力度，尤其是社区服务项目专项资金支持在中西部地区明显偏低；同时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程度在西部地区略显弱化；在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下，政府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区管理的政府职能作用；西部地区以其他区域存在的差距就在于政府投入不足，进而可能导致了政府干预程度的差异；因此，城市社区管理的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社区类型之间的差异，其实质还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比如说文化建设，在文化方面建设发展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资金相对缺乏。经费紧张，就是使得本来有很多能够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设施都不能兴建。
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社区管理模式选择
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缓慢，因此城市社区发展也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社区的发展模式要结合我国西部城市社区管理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
在中西部这一地区里，各个地方的发展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例如新疆、、青海等沙漠、草原、高原地区的中小城市，它们同时也是好多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由于社区所在城市的普遍经济就欠发达，人口密度小，自然而然的，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就会变的更少，社区居民对于所在社区认同度也就不是很高。这些居民对于社区的活动根本就谈不上自我管理，所以只能由政府出面，主导社区的组织建设。社区管理工作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的，并接受上级政府组织的支持和指导，协助上级政府组织完成相关工作。首先应表现在政府对社区相关工作的具体要求、对社区各项活动的经费支持、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评价以及通过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评价作为衡量标准以此对工作人员的工作做出相应的反馈；政府通过行政行为在社区管理中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扮演重要角色，把具体措施落实到实处，同时政府应当全面参与到其中，把握社区管理和各项活动的发展方向。
（二）自治型管理模式
在中西部地区，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社区间的发展也是相当不平衡的。有的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相对高一点，自然而然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准也会高一些。因此因地制宜，社区的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文化程度、参与能力以及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认同度较高的社区可以采取社区自治型管理模式。也就是说，这类社区所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社区基础建设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社区居民就会有条件、也有兴趣去参加社区的各项活动；这些社区居民的绝大部分是一些成功人士，这些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社区活动参与能力相对较高，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度比较高，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充分表达他们自己的意愿，此时只需要社区所在两级政府予以适当的指导和监督即可。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城市社区在西部地区目前为止占比还是不大。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社区建设中继续普及。
（三）合作型的管理模式
随着城市化进程脚步的加快，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相对大一点的城市也相继涌入很多外来的务工人员。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也会相继在城市里扎稳脚跟，安家落户。这自然而然的就扩大了社区工作的一个对象群。除此之外，由于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城市中的城中村改造或者城市新市民的出现也会形成一些新的社区。由于居民来自于不同的地方，甚至于不同的省市，风俗习惯等等各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不也是很熟悉，所以对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肯定不会很高，或者根本就是关起们来过日子，根本就不去参加，更不要说达不到自治的程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和社区去实地了解这些情况，进一步的加深彼此之间的合作，取长补短，采取合作型的管理模式，发挥各自所长，互相配合，做到合理的引导，让性格各异的居民和谐的住在同一个社区之中。
六、结语
我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一系列的客观原因，致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于中东部城市自然是有很大的欠缺的，因此我们中西部城市的社区管理更应该是重中之重。西部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和水平不仅存在着发展这方面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像东部城市先进的管理模式多学习，从成功的管理模式中认真探索，找出一条真正适合我们中西部城市发展的道路。因此，西部城市在社区管理和建设过程中的各项工作，不仅需要多宣传，鼓励社区居民大力参与到社区的公益和文化活动中来，从心底里真正的认可社区，把这里看成他们自己的家，更需要当地城市政府的适度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更重要的是政府对于西部城市社区建设的资金支持，为西部城市社区的发展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建立一条适合西部城市社区自己发展的道路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张咏梅.从兰州市社区服务现状看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社区建设[D].“新形势下的城市社区建设与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城市社区的特点篇8
关键词：边疆；城市社区；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1月29日
一、城市和谐社区建设及其价值
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和人居的基本平台，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心在社区，改善民生的依托在社区，维护稳定的根基在社区。实践证明，和谐社区建设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的和谐稳定。
当前，城市社区业已成为各种社会人群的聚集点。城市社区居民的多样性和需求的差异性是构建和谐城市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以人为本”地满足城市社区中不同居民群体的需求，缓和不同居民群体间的矛盾，引导不同居民群体和睦相处是当前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如何加强城市社区法治建设及引导居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塑造良好的城市社区制度和社区文化，对于维护城市社会稳定及以城市和谐社区建设带动城市社区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二、加强新疆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紧迫性
加强新疆城市和谐社区建设对于实现西北边疆地区的跨域式发展和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疆城市社区所处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经济环境与内地城市社区相比较而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新疆城市社区具有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宗教的区域性特点，这就使得新疆城市和谐社区建设面对更大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城市社区是各民族居民的生活和生产共同体，在民族经济发展、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各民族既增进了相互的联系与合作了解，又消除不同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是，由于不同民族频繁往来，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矛盾与纠纷，进而影响民族关系。
多民族聚居的新疆城市社区，处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最前沿，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加强和谐社区建设是夯实基层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另外，与内地城市社区相比较，新疆城市社区所承担的排查、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任务更为复杂和繁重。不同阶层（主要是流动人口和常驻居民间）和各民族之间，由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极易产生冲突和矛盾。而在新疆，社会矛盾极易与民族矛盾、宗教问题相联系，如若化解排查不及时或处理不当，就会“人为”上升为民族间的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城市日益成为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做好边疆城市社区民族团结工作，密切各族居民与城市社区的联系，增进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有利于形成把各类矛盾纠纷防范化解在街道社区层面的信任机制和合作机制。从长期来看，这必将为边疆多民族聚居城市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进步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随着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提速、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将成为趋势。在西北边疆地区，城市化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集聚，从而对城市社区的民族构成、社区文化、生活风貌和生产活动产生深广的影响。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常住和流动人口增多，一方面有利于增进各民族文化间的了解和交流；另一方面也易因误解或沟通不足而产生隔阂乃至矛盾。我国的族际互动关系将日益广泛、深入和密切。民族关系的社会化、民间化，将越来越多地与各种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民族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影响力也将日益显著。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工作已经不再是专门机构的独有职责，而是全社会的责任。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所具有的社会服务功能、人的社会化功能、社会参与和社会民主功能、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功能，塑造平等、团结、互助、法治、诚信的边疆城市社区精神和文化，对于处理好边疆城市民族关系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历史意义。
三、加强新疆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几点构想
社区在整合社会资源、加强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民主法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围绕建设富裕繁荣和长治久安新疆的目标，在城市和谐社区建设中应当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队伍建设。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通常由经民主选举产生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构成。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由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在边疆多民族聚居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居民代表担任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
为提升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素质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应当优先在所在城市社区中就近招录未就业大学生担任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作为社区居民，他是在为自己和社区中的其他居民服务，这正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有机体现；另外，有利于他在社区工作中锻炼自己，增强其就业竞争力。当然，在多民族聚居的新疆城市社区中，可以适当多招录一些少数民族未就业大学生，这有利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及和谐边疆城市社区民族关系。
适应国家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实际，以及行政管理权限逐步下移的趋势，增强社区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能力。今后，社区完全可能获得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授权，而实施行政执法活动；或因得到行政机关的行政委托，而处理一定的行政事务。这就需要社区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因此，应当结合社区当前及今后工作的需要，有意识地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法治培训，增强其依法行政的能力。重点应当进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宪法性法律和行政法律、法规的培训。
（二）完善以民生为导向的城市社区服务体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我国的社区服务具有福利性和经营性的双重属性。社区服务在内容上可分为福利、行政事业和商业。前两者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而后者具有较强的市场性。
在社区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下，福利既可以由社区提供，也可以由社区成员或社会公共组织以社会化的方式提供；行政事业最具公共性，则应当强化社区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行政责任；商业公共性弱、市场性强，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根据各类社区服务公共性和市场性的强弱，合理确定不同类型社区服务的提供者和提供方式，有利于明确社区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有利于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和市场资源，从而构建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
对于福利，应弱化行政色彩，应更多地依靠社区居民和社会公共组织的参与来实现，社区则发挥引导、帮助的作用。对于行政事务，一是要明确社区的行政职权，强化其行政责任，实现权责统一；二是形成社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协调、协作机制，形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合作共赢的局面。对于商业则应当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
（三）作好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城市社区是协调民族关系的主要舞台。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各民族间的团结互助是构建和谐社区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因素虽然反映在社会，却都发生在社区。只有做好城市社区的民族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各种问题防范和化解在社区。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心在社区，改善民生的依托在社区，维护稳定的根基在社区。把民族工作开展到社区，才能使城市民族工作更为具体和更有成效。做好城市社区民族工作既是新形势下拓宽民族工作思路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必然选择。把城市民族工作向社区延伸，推进民族工作进社区，有利于做好为城市各族群众的服务工作及保障城市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
通过社区化管理，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社区的联系。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和生活方面的特点和其他特殊困难，逐步形成有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和生产的就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依托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创造条件。
依托城市社区，做好针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少数民族劳动者提高竞争力，改善其就业状况和收入状况。遵循市场法则，从“重管理、轻服务，重个体就业、轻岗位创造”的思路向“发展产业、扩充岗位、加强培训、辅助就业”的思路转变。扶持民族特色产业发展，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劳动者自主创业，从而为城市少数民族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少数民族居民较多的城市社区开展有利于发挥少数民族劳动者比较优势的职业培训项目和创业培训项目，乃至设立面向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创业资助项目或小额担保贷款项目，支持民族商贸、餐饮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依法管理，为新疆的城市民族工作进社区提供法制保障。新疆应尽快根据《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配套的地方政府规章。
（四）发挥城市社区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基础功能。社区调解是我国调解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它有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促进了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是融情、理、法为一体并具有“本土资源”意义的一个制度。”城市社区调解是人民调解制度在城市社区层面的具体体现，是人民调解组织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强化了人民调解在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职能，明确了人民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城市社区调解以城市社区为空间，直接面向社区居民，是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城市社区调解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调解矛盾纠纷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通过城市社区调解，化解社区居民间的矛盾纠纷，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城市社区的特点篇9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建设；社区模式
一、文献综述
城市社区建设模式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课题，学界已经有很多相关研究：
（一）对城市社区建设相关概念的界定
张鸿雁（2007）对城市社区建设下的定义为：“城市社区建设是由建筑结合起来的，并由居住关系构成的现实社会的社会空间发展过程。”①当前，城市社区研究已成为人文地理学、城市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
费孝通（1999）认为城市社区，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既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②
王思斌将城市社区建设定义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强化社区功能，完善社区服务，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一种过程。”③
（二）国内有关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研究
关于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研究，陈蕾、高芳（2010）的研究认为，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建立与完善，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弱化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色彩，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和增强社区参与程度等治理手段，完善社区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从而摆脱强政府弱社会的尴尬局面，形成政府与社区组织合作的城市社区建设模式。④
董欢（2008）认为，科学、合理地确定城市和谐社区建设模式的构成要素是模式研究的理论基础。城市和谐社区建设模式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即社区多元主体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同时，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社区实务模式理论，并以我国城市和谐社区建设实践为基础，构建我国城市和谐社区建设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⑤
张勇（2011）认为，城市社区建设实践能被称为模式，必须包括以下四点：一是该城市社区建设模式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二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三是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四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有效的区分性。⑥
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模式
（一）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模式及其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的社区建设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刚建国的时候，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并且在物质基础贫乏的基础下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以单位控制为核心的社区建设模式应运而生。然而，到了1978年后，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彻底打破了单位制，劳动者已经不再依附于工作单位。此时，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社区建设模式来承接单位制的功能。因此，以发展经济为目标、以社区制为工具的社区建设模式成为了必然选择。到了2002年，党和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推动着以人为本的新型社区建设模式不断走向成熟。
1、1949-1978年“单位制”的社区建设模式
这一时期的社区建设模式特点主要体现在：以社会控制为主要的目标。
建国以后，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巩固国家政权及在经济相当落后的处境下尽快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目标。为此，中国建立了“单位制”的社区建设模式。通过这种社区模式，党和政府实现了对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和控制。
在政治上，1949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党和政府通过依靠政治身份来划分的阶级分类体制，实现了对城市社区的有效的政治控制。
在经济上，国家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来投入到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领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强调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一性，于是把个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联系起来，使社会主义牢固占据思想文化阵地，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顺利进行。
2、1978-2002年“过渡型”的社区建设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一是城市人口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是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建设模式。三是随着无单位人员的增加，社区的管理更加复杂。四是随着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制度的改革，客观上要求社区建设模式做出相应改变。
这一时期的社区建设模式特点主要是：社区建设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引发了社区发展的全面危机，导致中国社区经济的全面崩溃，发展经济也就成了社区建设的首要任务，而且是社区发展各项工作的中心。此外，这一时期的社区建设以社区制为社区建设的核心。
在改革以前，国家通过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为辅的方式实现了对社区资源的整合，国家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在体制外几乎不存在任何自由流动的资源和活动空间。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城市社会的转型，单位制逐渐走向解体，“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人们越来越多的要靠市场和社区，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按照单位来解决生活需求的问题。面对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采用具有良好的单位制承接功能的社区制就成了社区建设的必然选择。
3、2002年以来形成的管理型社区建设模式
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进入公民社会。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带来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悬殊；资源和环境破坏严重；教育、文化、科技、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发展严重滞后等等，
破解这些难题，保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使政府把关注的焦点从经济增长转移到人的需要。把坚持以人为本、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为了能有效地满足公众的需求，政府不再是以一己之力进行单方面的管理，而是倡导居民参与合作共治，与公民社会平等对话、对等协商，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一模式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推动：一是政府推动，即培育各种居民自治组织、社区服务团体以及中介组织等。二是社会推动，即社会成为了推动社区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当前我国几种主要的社区建设模式
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都在探索适合自身的社区建设模式，社区大都结合自身情况，勇于探索、大胆实践、敢于突破，创造出了种种社区建设的思路和实践。逐渐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城市社区建设模式。⑦
1、上海模式
其最大的特点是将社区建设与1995年上海市提出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街道社区，并且依靠行政力量，在街道和居民联动的过程中发展社区的各种事务。因此，这种社区模式具有很强的行政推动特点，被一些学者概括为“行政社区建设”。上海模式将社区建设纳入城市管理体制的框架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改善社区环境，在社区建设相应的各项服务设施，创造文明、卫生的社区环境。由于上下联动，社区建设空前快速发展，涌现出大量的文明社区、文明小区、示范街道和示范居委会。上海的这一社区建设模式很快再各地推广开来，但是各个地方的具体实施情况不太一样。
2、青岛模式
青岛的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把社区服务作为社区建设的龙头，提升社区功能来发展社区。青岛市政府强调将社区服务作为民心工程来抓好。全市共划分成了四个实验区，它们都以社区建设为中心，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集团作战、形成联动，在青岛掀起社区建设的热潮。同时，青岛模式将社区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实施一把手工程，实行一把手抓一把手，一级向一级负责。并且建立城市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市委领导担任社区建设委员会的带头人，将社区建设的成就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之一。同时，青岛市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紧紧抓住社区服务和社区组织建设这两个重点。通过推进社区服务建设和社区组织建设来提高青岛市城市社区的发展水平。与青岛以社区服务为龙头，推动社区建设做法类似的城市还包括南京、天津等，并各有特色。
3、沈阳模式
沈阳模式最鲜明的特征是组织构建。即社区模仿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及相互关系，在社区内设立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使三者成为社区自治的主体组织，并通过建章建制，明确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沈阳市在具体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时，主要将社区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有居委会的层面上，以小社区为对象来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目前在我国范围来讲，沈阳模式的影响最大，目前对沈阳模式的借鉴除了辽宁全省以外，在全国范围内还包括海口、哈尔滨、西安、合肥等地。沈阳模式属于居民自治主导型模式，体现了基层社区自治的本质。但是，沈阳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居民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和民主参与热情的情况下，很难实现。
4、江汉模式
江汉模式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模式，它的核心特征是主动转变政府职能。江汉区在依照沈阳模式建立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后，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社区自治。江汉模式的主要内容在于明确提出自治的社区建设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建立新型的政府行政调控体系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江汉模式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是通过主动转变政府的职能来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在具体的社区建设过程中践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方针，通过社区组织和政府合作的方式来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实现社区自治和政府行政领导的有效结合。江汉模式属于合作性的社区建设模式，目前在我国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推动社区建设的做法。
以上各种城市社区建设模式是当地根据社区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起来的。各个城市社区建设模式之间，无法比较，关键是每个地方要找到适合自身的社区发展模式。各地应积极开展探索新型社区建设模式的活动，推进当地城市社区建设走上一个新阶段。
结语
城市社区建设这一问题在近年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怎样更好的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探索与反思。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仍有所欠缺，对于城市社区建设的模式仍需探索。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的模式为研究对象，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借本次研究初探城市社区建设的模式，在今后也将对该问题持续关注。
[注释]
①张鸿雁.我国城市社区研究综述及展望[J].重庆社会科学.2007（9）.
②孙莹.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179.
③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7.
④陈蕾，高芳.探索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模式[J].中国商界.2010（11）：65-67.
⑤董欢.我国城市和谐社区建设模式的理论探讨[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8（2）：141-143.
⑥张勇.论我国外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实践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11（4）：104-107.
⑦张慧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42.
[参考文献]
[1]徐永祥，社区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上海：商务印刷出版社.2006.
[3]严正.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城市发展出版社.2004.
城市社区的特点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社会经济改革、城市建设的需要以及城乡生活拉-推力的作用，越来越多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最终转变为市民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三十年过去了，流动人口仍然是城市的一类特殊群体：居住生活在城市但在身份和心理上并不属于城市的外来者。和谐社会、和谐社区构建的提出让我们再一次把视角投向流动人口：尽管在有些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由于资源的限制很难在短期内放开户籍制度，但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已经生活多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流动人口因其特殊性一直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问题之一，他们“半城市化”、边缘化的城市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途径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主题。于是一直难以跨越的户籍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认为只要解决户籍制度就能完成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成为瓶颈。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社会环境资源的最大承载容积限制还做不到完全放开户籍制度。同时，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并不仅仅是制度系统的融入，更重要地是社会和心理的融入。那么怎样才能让更多地流动人口跨越制度的屏蔽在生活方式和心理上融入城市？有学者指出，关于流动人口向市民的转变不仅仅是以往研究中所专注的关于流动人口城市生活中户籍身份以及附加在其上的各种福利制度变革，更是一种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以实现其自我及社会认同，是一种“制度建构”的研究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的研究范式的颠覆性转换。[1]（张广利，张瑞华.山东社会科学.2012（5））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归根结底是流动人口群体从所属农村文化场域到城市文化场域的适应和融入问题，是一种从地域环境、生活方式特点、社会规范以及价值观念体系等方面的继续社会化过程。城市社区作为除工作单位之外的基础生活单元，是城市文化场域的重要承载体之一，是流动人口日常生活中融入社区的行动构建相比于制度变革同样重要的文化场域实践，城市社区可以实现社区居民的多种需求，尤其是满足“社会人”社会背景下“社区人”的安全需求、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一种有利于价值观念整合的“心理社区”，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具有重要的意义。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社区，不仅是一种地域位置和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更是一种地域文化向另一种地域文化的进入，这种进入既有当地居民角度对异己文化的认知和接纳，也有流动人口角度对融入地文化的认知、适应直至融入。
二、社区文化视角流动人口融入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城市社会的融入实质上是对城市文化的适应、接纳和融合的过程，是体现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日常生活观念、行为习惯、人际交往、社会参与、心理特点等不同文化方面的相互适应。来自农村社区的流动人口和生活在城市的当地居民在长期的不同地域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一般而言，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是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多少标准进行划分。农村社区是以地缘为纽带、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基本由同质性劳动人口组成的社会结构简单、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域社会。城市社区是以各种非农业生产和其他活动为基本特征，由异质性劳动活动人口组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复杂，人口密集的地域社会。两类不同的社区，人们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内容、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特点、心理、意识等，都有着不同的特点。从古典社会学时期的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和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农业社会和城市社会伊始，学者们一直未曾间断对两个不同地域社会文化差异的研究。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不同特征中成长起来的社区成员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特点，出现城市社区生活中的文化适应问题，也是流动到城市社区的农村人口难以很快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客观因素，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语言融入障碍。布迪厄尔将语言能力看作一种文化资本，是“身体化内在资本”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肢体技能，语言，具体指的是言语，特别是语音，成为个人整体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完整地展示了个人与其社会世界的关系。[2]语言作为人类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工具，其前提是人们之间拥有彼此可以相互理解的表达方式。语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来自全国各地，语言表达各不相同，人们往往因为语言的差异而难以相互沟通和理解，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活群体，语言成为区分当地人与非本地人非常重要的标准。尤其是地域跨越比较大的流动人口，如南方流动到北方，或者北方流动到南方，语言表达差异较大，出现沟通障碍。曾经调查过268名流动人口，其中调研对象的22%表示，因为语言不通而不愿意与当地人交流，并且希望有语言培训，以期能够在语言沟通方面与当地人无差别。
2.社会关系适应障碍。农村社区的邻里关系是首属群体为主，社区成员之间面对面形成的、具有亲密互动、情感交流全面的人际关系社会群体。“远亲不如近邻……”、“房前屋后，经久相处，友好往来”等镜像是农村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状态，农村社区居民之间大多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互动频繁，交往全面，生产和生活上的互助活动较多，具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体现人际交往的人本主义，尽管这种“熟人社会”交往半径和交往空间较小，但更容易形成我属群体，具有较为强烈的心里归属感；而城市社区由于居住模式、单位社区解体以及流动性的增加，邻里关系正在逐渐淡化甚至消失，邻里之间很少交流和互动，“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常态，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大多是“陌生人的社会”，人际交往的“业缘性”大于“血缘性和地缘性”，人际交往的内容为事本主义，有限性的交往和目的导向的交往方式。长期文化氛围内形成的人际交往态度，让流动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很难适应城市社区人们的交往模式，总感到城市人际交往的不适应，只能在有限的内卷化交往空间内获得安慰和温暖。
3.价值判断的融入障碍。一方面，流动人口作为外来的、试图融入主流社会的群体具有主观能动的价值判断。在城市生活较久的流动人口认同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社区，并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这是一种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内在期望，也是为应对各种生活困难和挑战、保证个体本体性安全所做选择的应对策略和行动，由此而形成影响流动人口行为倾向的内在动力，外在表现为对城市社区生活所进行融入的努力行为。在与社会主体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构建自身的城市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城市主体的友善以及对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接纳，但同时社会生活的现实使其也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和当地居民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差异，如户籍、住房、语言、交往方式等方面，使其在社区活动参与及认同方面仍有退缩，难以完全融入。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社会主流群体的当地居民在生活中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和不认可。尽管在形式上接纳流动人口参与各类文化活动和建设，但并没有从内心承认和构建流动人口的成员身份，与流动人口存在着身份的差距，有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调查结果显示两大群体出现身份认同的错位：一方面流动人口自我认同自身生活社区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自身社区成员的身份，但当地居民虽然接纳他们在社区的存在，承认他们的贡献和努力，但不认同于他们的社区成员身份，这是城乡二元结构基于户籍差别基础上多种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差别共同作用在社区成员身上的持久反映，也是当地居民对自身生活社区本体性安全的要求。
三、社区文化视角下流动人口融入的路径
1.城市社区教育。流动人口城市社区教育是城市社区融入非常重要的途径，也是流动人口继续社会化的有效方法。通过社区教育实现流动人口语言、行为、城市社会规范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缩短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时间。流动人口从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不仅要面临自然环境改变的适应，如南方到北方或者北方到南方等地域和气候等适应，也要面临从一家一户低密度的开敞平房居住方式变成人口高密度的单元楼房居住方式等居住环境的适应，同时更要面临与以往农村社区生活不同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原有的生活知识在新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后需要更新、继续学习或者重新学习，这是一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施化群体不仅仅是流动人口所工作的单位，也包括街道和居委会、城市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以及较早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当以社区为视角的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过程中，城市当地居民、社区各类组织的施化影响尤为重要。另外，城市社区的环境系统，包括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城市社区卫生环境、城市社区治安环境、城市社区文化环境以及城市的大众传播媒介等，都对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但同时，也要通过社区教育当地居民对文化异质性的包容和理解，流动人口自身也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如吃苦耐劳、朴实、为人真诚等，是社区居民该学习的方面，同时，多元文化的存在、优秀文化的互相借鉴本身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区教育的形式包括在社区内创办流动人口学校，协调各类资源进行专题讲座；在社区内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邀请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共同参与，搭建社区交往平台，增加两大群体的相互了解和互动关系；通过制作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指南的书籍，帮助他们尽快了解城市；通过完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为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参与提供空间等。通过社区教育，提升两大群体彼此正确的认识，增加两大群体的相互理解、相互接纳，对于减少社区矛盾和冲突，促进社区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
2.创设社区文化互动空间。通过对社区各类群体的交往需求以及和谐社区构建的需要进行各种评估，分析社区内可以利用的各种物质和文化资源，回应生活于社区群体的社区融入问题而策划各类社区互动和交往活动，以各种方式动员和邀请社区成员参与，为社区群体搭建增加社会互动的平台。如运用社区开阔场地动员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成员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建立社会民间组织团体满足各类群体的多种参与和实现福利的需求，或者运用网络资源，创建各种板块，宣传流动人口群体在城市中的贡献，以及通过网络交流促进社区内两个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促进群体间的融合，建构两大群体共同的社会认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基础是居民之间的信任，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至关重要。居民活动组织为社区居民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和相互支持的文化平台，以外界干预的方式建立交往通道，因为参与者之间的交往（直接的或间接的）越多，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合作也就更容易。[3]通过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各种活动组织，促使社区居民之间横向联合，增加居民之间的人际互动，从而以较低成本为社区居民提供他人可信性的信息，增加彼此间的信任。
3.流动人口对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参与。一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途径邀请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相比较而言，流动人口缺少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信息渠道不畅是流动人口参与文化建设的障碍因素之一，可以通过社区工作中一些专业动员参与的方法，如给流动人口写信、打电话或登门拜访等方式进行宣传、说服和建立关系，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如建立社区网站、展板和广告宣传、招贴海报以及小区广播或者流动宣传车等进行宣传和动员。当然也可以通过召开流动人口代表会议，选择家庭代表的方式改变过去流动人口参与环节薄弱问题。另外，也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听取意见和建议，以获取流动人口的对文化建设的需求。二是通过构建互助合作的参与式文化管理模式构建新型的社区文化管理机制。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决策和过程的介入旨在打破原有的只有当地居民是社区建设主体的思路，流动人口同样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共享者，由此建立由当地居民、流动人口、居委会以及辖区内的文化机构共同协商，针对社区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建设、社区文化管理的相关内容以及流动人口的文化需求评估等问题进行讨论，形成由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主体参与决策并做出选择的高度介入社区协商和管理形式，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身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也只有通过沟通和交流才能实现共识；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这一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化和单位化的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社区文化建设模式很难适应现代较为复杂的混居社区类型的多元文化需求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构建的新型社区文化建设目标。因此社区文化建设应该从自上而下的“被动参与”向互助式、参与式的现代文化建设模式转变。社区文化建设中可以运用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方法，在现有社区文化制度滞后的情况下，另辟蹊径，通过动员资源协助社区创设各类有多元社区群体参与的社区文化组织和机构。通过公共参与培养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实现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利益分享，建立多元化的、互构共建的社区文化建设和管理模式是社区文化建设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张广利，张瑞华.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J].山东社会科学.2012（5）
[2]朱红.转换.融合——中国技术移民在加拿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1：260
[3]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9：204
基金项目：“北京市中青年骨干人才”项目资助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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