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方式篇1
关键词：行政执法检察监督
行政执法是指行政主体为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次序，实现行政目标，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法律、法规等法律规范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执法机关是保障国家经济秩序正常运行，保障社会良性循环的重要力量，它既是国家法律、法规的捍卫者和执行者，又是国家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连的桥梁。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严格依法行政，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城管粗暴执法和暴力执法的情况，被媒体屡屡刊载，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矿山井下安全事故频发，事件的背后，无不折射着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的影子。之所以出现这种现状，最根本的原因是对行政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如何对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呢？就目前而言，学界主流观点而言，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该承担起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作用，其法理依据可以归结为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和相应制定的法规如《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
检察机关如何对行政执法监督，监督的范围和方式怎样呢？这正是本文所探讨的。下面详细论述之。
一、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范围
根据行政法原理，行政行为可以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检察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较难监督，因为抽象行政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是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是否符合法律，更多的是权力机关根据《立法法》进行审查。检察机关也只能向权力机关提点建议，而使具体行政行为得以更改。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抽象行政行为，不切实际，有代权力机关之嫌。但是在监督具体行政行为时，附带进行审查抽象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种类繁多，检察机关既没有如此多的人力物力进行监督，而且行政行为的发生只有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才知悉，检察机关无从了解，更谈不上履行监督职能。在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中，国内一些检察院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比如深圳市南山区区委下发的《南山区建立行政执法监督》中，明确规定了监督执法范围：重大责任事故、行政违法行为、重大行政处罚及社会热点问题等。
笔者认为，根据各地的经济情况，参照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做法，监督范围为：
1、依据本地情况，对本市资金流向多，投资大的重点工程，进行检察监督。比如今年本市在教育领域投入较多，需新盖校舍5幢，检察机关就应该相应地对此进行监督。
2、涉及到老百姓重大公益和民生事件，如自然资源严重浪费和破坏、威胁公众生命和健康安全、政府授益性行政行为损害公共利益行政行为等进行监督。
3、在"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中，针对"有关当事人不能活不敢提起的行政诉讼"，检察机关予以支持而进行行政监督。
4、对于重大事故、行政违法行为等进行行政监督。
二、监督主体
毫无疑问，是检察院进行监督，具体到检察院哪个科室监督呢？笔者比较赞成河南省邓州市检察院的探索，他们设立专门的业务部门负责---行政执法监督检察室。这样，检察机关能够更加有效进行监督行政执法行为。
三、监督方式
（1）对违法行政执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监督必然蕴含着建议的权利。检察机关在审查行政执法行为过程中，应当以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投诉、控告、申诉为原则，主动介入为例外。主动介入是以案件涉及到公共利益如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等。因为检察机关的介入应该保持度，以免造成行政权利和公民私权的干涉。检察机关的审查可以包含合法性审查和合理性审查。笔者认为应该以合法性审查为主，因为违反法律、违反法定程序，有无超越权限，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法律作出判断，而对于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则较难判断。
当检察机关发现违法行政行为损害行政相对人，或者损害了国家、公共利益的合法利益，有权进行法律监督，提出检察建议。由于检察建议容易流于形式，缺乏刚性的执行力。笔者建议，只要检察机关提出了检察建议书，相应的行政机关应该以书面形式回应建议，采纳建议的，应当说明效果。未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主要方式在实际工作被广泛运用。如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采用检察建议方式督促二七区国税局追缴轰动全国的"保罗国际"案拖欠税款73万余元。"①
（2）对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支持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地位极不对等，一方是普通老百姓，一方是具有国家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原告的合法权利在强势的国家机关面前显得弱小。为了保障双方的权利平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确立了机关支持原则。对于是何机关支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中表明检察机关被赋予了对危害国家、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进行支持的权力。
（3）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何为公益诉讼，按照我的理解，是指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是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直接损害原告的利益。"②公益诉讼的目的就是对公共利益进行救济。近几年发生了很多损害公共利益的事件如国有财产贱卖，某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和国人的深思，谁来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呢？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正如英国法学家韦德所言："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行动是检察总长的专利，他的作用是实质性的、合宪的，他可以自由地从总体上广泛地考虑公共利益。因而他可自由地考虑各种情形，包括政治的和其他。"③结合我国国情，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行使权力广泛且立法任务繁重，不宜代表公共利益提讼，而检察机关是人大授权的法律专门机关。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比较合适。
（4）对认为法院不正确的裁判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的不仅要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同时也要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这种监督不体现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而是体现在对行政诉讼案件不正确裁判的抗诉上。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抗诉的案件主要有以下情形：法院对依法应予受理的行政案件，做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的裁定，或者判决中适用法律错误，或者原判决、裁定认定行政事实行为是否存在、合法发生错误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或者效力的；原判决确定权利归属或责任承担违反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违反行政诉讼法第犯条规定的举证责任规则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拘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等情形，检察机关均可提出抗诉。
目前的现状是"以罚代刑"现象突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体制尚未完全协调，没有形成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笔者建议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并且将该机制制度化，而且得保证核心是建立检察权在衔接机制上的优先主导地位。①信息共享内容，笔者认为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补偿等涉及到公民利益的行政行为，详细内容，有待最高检和国务院出台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对行政行为要切实加强监督力度，不断提高监督能力，增强监督实效，真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规范监督、依法监督，从而更好维护法律公平和正义。
注释：
①参见胡文正：《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郑州大学专业硕士论文，2010年5月
行政监督方式篇2
行政执法行为是一种以行政主体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活动，当行政执法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章等很可能就产生违法，就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对依法行政需求，行政执法监督着力解决在行政执法中出现的执法不公、不严、不廉等突出问题，同样也需要有其监督的边界与方式、内容与原则。这样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一）行政执法监督的内容
行政监督的对象是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行为系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型，也就是行政主体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活动，以此有别于行政立法行为和行政司法行为。行政执法活动的前提是合法行政，所谓合法行政，指合法的行政执法，它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其合法性表现在：一是任何行政执法行为必须基于法律的授权进行；二是任何行政执法行为必须限定于法律规定内实施；三是任何行政执法行为必须合法进行。只有行政执法行为在合治的情况下运行，群众才会真正地感受到行政执法行为是在阳光下运行。行政执法在执法活动中具有相对的单向性和强制性，且在执法过程中其行为范围呈现广泛性，在整个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还会产生某些优先性和自由裁量权的一些特征。由于行政执法所具有这些特性，导致其执法行为中对执法对象的财产权、人身权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共利益亦会产生一定的干预性，行政执法行是否合法合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在提高行政执法的亲和力和公信力时，党和人民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将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联系起来，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由于，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行政执法机关利益追求的差异性，可能导致国家法律法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发生偏差甚至扭曲，直接损害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统一实施。所以，行政执法监督就要根据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涉嫌犯罪的，通过查处行政执法工作人员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依照法律去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可以对已经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政案件，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二）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原则
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作用需要贯彻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司法规律原则。在现今的社会管理中，国家的行政执法行为在保障社会稳定和秩序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这说明社会管理需要依法正确的使行政行为的需求。但是，从行政权的本质特征看，行政执法主体在维护公共利益时，其自身的行为无异也在发展、膨胀，如果不加以严格控制和法律规范，这种发展和膨胀必然会形成对行政执法对象的利益产生或多或少的侵害和威胁，导致产生行政主体的权力滥用。将这种关系延伸到行政执法层面，行政执法主体在行使行政权时所具有的扩张性容易引发一系列职务犯罪。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坚持司法规律原则，就是对行政权的制约，这既体现了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意见中强调的“完善法治就是要强化法律监督”的精神，也体现对完善监督体制的有益探索。
2．谦抑性的原则。行政执法监督的谦抑性原则，是指在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法律监督中对监督权应有的价值考量，在执行法律监督职能中，不能过分地追求对行政执法监督的权力，保持在行政执法监督中权力支出的适度跟进。行政执法监督欲达到理想的法律监督效果，须以法治原则为执法监督的主旨，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托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使行政执法公正廉洁与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相统一，坚持公平正义，以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为契机，有效地减少或避免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遭受损失。
3．制度保障原则。制度保障原则实际上是关于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权力结构的组成，而这些组成是通过双方签订必要的联系机制，建立必要执法信息共享，保障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知情权；完善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机制，着重在行政诉讼监督程序的启动、纠正行政执法过程的违法、执法行为实现缺陷的救济与惩处机制。制度保障原则还包括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对行政执法监督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是否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依法规范行政执法监督行为，在制度上保障行政执法监督的合法性。
（三）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边界
1．监督对象。行政执法监督的对象，它包括具体的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区分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主要看其是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针对不特定多人，可反复适用且不直接进入强制执行过程。而有关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非立法性的行政规范。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既包括国务院的行政立法，也包括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为不同类型的抽象行政行为设计了不同的监督方式。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但由于对抽象行政行为存在不同理解，同时由于法律仅规定了各部门的监督权限，却无相应的配套措施，我国远未建立起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有效机制。正是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职权、内容和程序等，目前尚无统一规定，在这方面如不加以重视很容易发生行政行为的滥用。根据现存对抽象行政行为限定所产生的情形，其原由：一是法院的承受能力；二是我国宪法对抽象行政行为已经设有救济途径。但是，这两个理由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缺乏统一规范和标准，过多过滥，加之对其可诉性还有少数不同意见。检察监督显得更有必要，因为“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法律自身，而是通过法律的执行使其成为社会的约束”。
2．合理性监督。法律是国家意志的制度化。法律监督是为了监督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控制权力的异化而实现国家的意念。所以，所谓的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合理性监督合理和不合理，大凡是法律监督主体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可能会存在于行政执法对象和执法裁量自由性等方面认识上的差异，这就是行政执法监督所及的监督边界的实质性问题。由于行政执法对象的适格和裁量的自由性形成的当事人与执法机关之间在认识上的差异，检察机关也就应该从理论和专业的角度向行政执法主体说理、析理、论理，力求做到释明合理性监督存在的必要。通过依法监督，彰显其行政执法的合理性，缺乏合理性依据的，检察机关应当行使行政执法监督权予以监督纠正。
3．有关特定行为的边界。这里所指的特定行为的边界，即行政“许可”“确认”行为监督的边界。法治社会在于如何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的问题。因为政府的行政执法机构不是超凡至圣的神造物，他们在执法行为中同样会有缺陷，也会犯错误。对于行政“许可”或“确认”的对象或内容基本属于专门领域，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有些内容甚至存在瑕疵，对于这些行政“许可”或“确认”有违法定或规定程序，给相对当事人或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时，应当列入监督序列。在实践过程中，对法律、法规对程序有明确规定的应当遵照执行；没有明确规定的，依照比例原则，将不利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贯彻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说明理由、听取申辩。行政执法程序存在有违法律规定或以上原则的，检察机关应当行使监督权，从程序上保障执法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4．有关特殊对象的边界。所谓特殊对象是指不具有可诉性的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可以作为监督对象问题。可诉性的行政执法行为存在诉前、诉中和诉后监督的问题；而不具有可诉性的行为，尽管无法进行诉讼监督，对其程序，处理结果等仍然可以有效监督。所以，可诉与否仅仅是监督对象和监督时间的区分，并不决定是否监督的问题。事实上，不具有可诉性的执法行为，相当一部分在程序上和内容上可能存在不当甚至违法之处。抽象行政行为的滥用即是一例。如果对其程序和处理后果的正当与否、合理与否不进行有效的监督，势必会造成行政执法公信力的下降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有少部分行政行为的依法是不可诉的，同时也是不受监督的，主要是国家行为、行政终局行为及合意等。
5．有关行政优先的边界。行政职权具有一定程度的优先性，甚至对部分问题还有先决作用。这体现了行政效率，有其正当性基础，反映了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行政是否具有优先权，范围何在；是否属于先决问题，需要前置程序预先处理这一前提性问题，一般是具有理论或法律上的依据的。检察监督的重心可以落实在行政执法是否恰当地运用了优先权，处理的是否属于行政先决问题，在程序上是否有不当或违法之处等。
6．有关监督范围的边界。监督范围的梳理总结与分析归纳对于框定行政执法监督范围和边界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任何权力都有边界，包括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权的设置、行使，同样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在法律规范的一定权限中依法行使检察监督的权力。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一方面是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对执法主体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二是对执法主体行为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通过审查，保证程序的公正与合法。另一方面是对行政执法实体进行监督。对于实体方面监督之目的为确保行政执法行为的质量和效果。检察机关在行使对行政执法监督前，自身必须了解和熟悉行政执法方面的现行决定和命令；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编制和执行等相关性政策和法令。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监督能力的提高，才能面对具体或抽象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有效地法律监督，才能依法行使和履行检察职能。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绝大部分外部行政执法行为应当属于检察监督的对象和范围；对行政执法的内容监督上要体现谦抑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有限监督；对于相对人或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行为要予以重点监督。
（四）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方式
1．监督程序。目前，我国法律尚无规定。各地在实践中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在进行探索。完善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启动监督程序，目的是保证在行政执法监督中有规范有序。，首先是行政执法对象向检察机关提出的申诉后，根据接到投诉或申诉的情况，检察机关相关部门加以初审和甄别，所反映的情况属于行政执法监督的职权范围，应当启动监督程序；若不属于行政执法监督的职权范围，应做好劝说工作，及时将反映情况转交相应的职权部门处理；其次，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发现案源，启动监督程序；再者，在行使监督中，检察机关对新发现的行政执法的违法情形时启动监督程序，及时监督行政执法行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行政执法监督时，还可以通过监督预防新的行政执法违法问题。
行政监督方式篇3
为进一步深化财政支出改革，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要全面推行公共财政支出改革。财政监督作为公共财政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应提到议事日程上。那么，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过程中及财政模式转化后，财政监督如何定位，怎样才能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切实服务于公共财政管理和财政性资金运作，已经成为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此谈点粗浅看法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关系
财政监督新机制的建立，应当体现财政管理的特色。在当前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中，财政监督要紧贴财政中心工作，围绕财政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和影响财政收支变动的重要因素，不断调整监督的方式方法，理清思路，提高认识，正确处理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关系，实施有效监督。
1、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密切联系，相互促进
财政监督是财政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财政管理的活动是财政监督的内容和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讲，财政监督本身就是一种财政管理行为，是保证财政分配、调节职能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无论从管理学理论上分析，还是从财政实践的角度来讲，监督都是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同时，财政监督的范围涵盖了财政管理的范围，只要存在财政管理，就必须要有财政监督。而且是从事前预警、事中监控到事后检查的全部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管理中开展监督，在监督中加强管理。
2、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职责不同，互有区别
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主要是按照财政法规、政策、制度及财政业务流程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活动；财政监督则是对财政收入的征管质量、财政支出资金使用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财税法规、政策、制度执行情况实施的监督检查。财政管理一般是通过日常的业务(比如对财政资金的验证、征收、分配、拨付等方式)开展工作；而财政监督则主要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常规检查与专项检查、调查等方式达到监督的目的。另外，二者参与工作的人员有所不同。财政监督一般由财政监督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组成，有时还需抽调财税、纪检、监察等部门的人员配合，共同参与对有较大影响、较为普遍的重大问题，开展监督检查；财政管理一般是财政业务部门内部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开展的经常性、事物性的活动。
二、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监督的定位
1、加强财政监督是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
全面推进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是当前财政支出改革的主要任务。改革的内容已经明确：一是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严格界定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首先保证国家安全和政权建设的需要，保证文、教、科、卫、农等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逐步减少财政对应由市场调节的项目和可以利用社会资金发展的事业的投资，优化支出结构。二是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也就是在财政收入方面，取消一切收入过度帐户，将所有财政性资金全部集中到国库帐户；所有财政支出都要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并统一由国库直接支付。三是强化深化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实行部门预算。通俗地讲，部门预算就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定员定额标准，改进和完善预算支出科目体系，细化预算编制。并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一管理。
财政监督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财政管理的改革过程就是财政监督检查不断得到加强、财政监督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高的过程。比如，强化预算管理、编制部门预算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为进一步完善综合财政预算和零基预算的编制，事实上扩大了原有预算的范围；部门预算的全面推行则深化细化了预算的内涵。基于此，只有加强和深化财政监督，才能保证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又如，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财政支付方式，既是对财政资金运作方式的改革，同时也是加强对财政资金收付环节的规范和监督，防止财政资金的截留挪用与损失浪费。可以说，财政监督工作能否得到切实有效的加强，直接影响到各项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成效。
2、财政监督必须服从服务于公共财政的要求
财政部门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管理过程，就本质而言就是一个重要的监督过程。财政监督机构的各项具体监督检查活动，本身也是对财政收支的管理活动。财政监督的这种属性，客观上要求财政监督工作必须彻底改变只重检查、不重管理，只重收缴、不重堵漏，监督检查和管理相脱离的片面做法，要善于在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财政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提高财政管理水平，逐步从监督检查型转变为监督管理型。在当前，财务常规检查和专项检查是财政监督的重要形式，仍需大力强化。财政监督检查专门机构要按照财政监督必须服从服务于财政改革、加强财政管理的原则，抓住财政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不断提高监督检查的综合效能。在监督检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克服“为检查而检查”的思想，不做表面文章。要站在切实服务财政管理的角度实施检查，并将监督检查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检查、分析，善于发现财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为加快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逐步实现将财政监督寓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之中。
三、当前财政监督面临的形势
(一)、当前财政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目前，我区的财政监督工作同全国一样，从监督的范围、监督的方式方法、监督的效果等方面来看，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财政监督还缺乏权威性、及时性与有效性，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振兴财政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
1、财政监督的覆盖面窄。从财政监督的本质要求看，其监督范围至少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财政性资金收支活动的全过程；二是执行财政财务文章版权归文秘站网作者所有!制度的所有单位和个人；三是结合经济运行情况对财政运行质量进行检查和分析。由于在财税物价大检查取消以后，地方财政监督的范围没有得到及时的明确，造成监督的范围、职责模糊不清，实际监督面狭窄；监督的方式方法，仍以直接的事后检查为主，针对既定的财务会计结果进行查处，没有对事前、事中的行为进行监控；而对新的经济行为、交易方式，如企业改制、资产重组以及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的监督约束很少。在监督对象上也缺乏针对性。因而，大大降低了监督检查的效率和效果。
2、财政监督方式不规范。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财政监督职责权限等因素的影响，财政监督工作主要是对财经领域的某些突出问题采取综合或专项治理的方式进行。从方式方法上看，表现为突击性、专项性检查多，日常监督少；从时间上看，表现为集中性和非连续性的事后监督检查多，事前、事中监督少；从监督内容看，表现为对财政收入检查较多，对财政支出监督少；对某个单一事项或某个环节检查多，对全方位监控及资金使用的跟踪问效少。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很多财经违纪违规问题都在既成事实后才被发现，从而造成财政、
税务等经济领域的违法现象屡查屡犯，并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虽然强调根据新的形势来调整财政监督方式，做到“四个结合”，即事前、事中与事后监督检查相结合，财政监督与财政具体业务管理相结合，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抽查相结合，处理事与处理人相结合。但以事前、事中监督检查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检查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这种多样化全方位的财政监督方式，暂时还难以在实际工作中得以有效运用。3、财政监督体系不健全，财政监督与其他社会监督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一是财政监督专门机构设置不规范，级别、名称不统一，部分县、区至今还没有成立专门的财政监督机构。二是经济监督的职能分工与监督范围界定不明确。我国的经济监督体系主要是由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稽查、银行监督以及其他社会监督等构成的。这些监督部门都是根据部门属性确定各自的监督职责，基本上都是以预算收支、财务收支、资金周转以及其他经济运行质量作为监督对象。虽然在日常工作中各自监督的侧重点不同，但由于没有从法律上严格规定各自的工作边界，因而实际工作中很难避免相互扯皮甚至出现多头检查、相互“打架”的现象。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随着财政监督工作环境、对象、内容、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化，要求财政监督工作要以加强和完善财政管理为中心，建立健全涵盖全部财政收支、体现财政管理特色、具有对财政运行进行监测、预警、分析、保障、规范功能的财政监督新机制。我们要认清形势，克服困难，扎实工作，针对每一个问题都要尽量研究出相应的对策。
1、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监督方式。财政监督方式要彻底得到转变，具体体现出上文提到的“四个结合”。我们应根据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认真地分析和归纳，在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管理的措施和方法的同时，深入细致地探究和概括财政监督的最佳方式。
2、健全财政监督保障体系。我国的宏观经济监督体系是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环节、多层次的监督网络体系，主要由财政、税务、审计及其他社会中介机构几大系统构成。这几个方面对于财政监督的侧重点不同，既有分工，又有交叉。财政监督是其他任何监督都无法替代的。审计、税务、社会中介监督是对被检查单位的外部监督，且主要是事后监督，而财政监督既有外部监督，又有自身内部监督，且内部监督是在财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同步监督。因此，要加强财政监督队伍建设和财政法制建设，健全财政监督保障体系，以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与稳步发展。
行政监督方式篇4
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村基层政权行政效率，转变农村基层政权行政作风，建设好农村基层政权，必须重视农村基层政权的行政监督。文章主要从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的制度建设、机构建设、队伍建设、环境建设、体制建设，各种监督形式作用及其关系等方面探索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的基本规律和对策，构筑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的基本框架。
行政监督是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对行政活动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是行政机关及外部多元监督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行为的科学性、合法性与合理性所实施的民主监督。行政监督有行政机关监督和行政外部监督两个方面。行政机关监督是国家行政机关对自身的行政行为和公务员的职务行为以及某些与职务行为相关联的个人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所实施的监督。它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一般监督和专门监督。一般监督是各行政组织之间按照隶属关系进行的内部监督，主要指行政上级和职能部门对行政下级和行政业务辖区所实施的监督，也包括平级行政机关的互相监督，行政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具体包括层级监督、职能监督与主管监督。专门监督是专门行政监督机关在本行政区域所实施的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人事行政监察和财务行政审计。行政监察是国家行政组织内专司监察职能的监察部门对其他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实行的监察、纠举和惩戒等活动；行政审计是国家专设的审计机关，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财政收支，国家投资企业的会计账目等经济行为进行检查审核的经济监督活动。行政外部监督是行政机关外部多元监督主体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监督，主要有立法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团监督、公众监督与新闻监督等形式。我国行政监督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监督。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影响农村基层政权行政效率，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存在的监督虚无、体制不顺、环境较差等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1农村基层政权提高行政监督效果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制度缺陷造成的，要根本改变行政监督不力的现状，使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业现代化服务，必须制定严格的制度，为行政监督的开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制度建设是做好行政监督的前提，是行政监督的基础性建设。制度建设主要是制定有关行政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使行政监督有法可依，防止盲目监督。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1]。行政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包括行政监督实体法律法规和程序法律法规，要在完善实体法律法规的同时，重视程序法律法规的制定，形成实体监督法律法规、程序监督法律法规以及它们之间完整统一的体系，使行政监督真正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加强行政监督立法，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为监督提供法律保障[2]。例如，制定《行政监督法》，在法律上对行政监督的机构设置、人员构成、职责权利、隶属关系以及与其他各方面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为基层政权行政监督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应在必要的时候制定《社会团体监督法》、《人民群众监督法》、《新闻监督法》等相关法律，不断完善法规制度。制定行政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要坚持“严格、科学和便于实行”的原则，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约束行政监督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监督主体和新闻舆论部门及其人员正确履行监督义务、责任，坚决打击监督渎职、监督寻租与监督不公行为，克服监督虚位、监督私利与监督低效现象。制度建设使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有章可循，防止形式主义，控约监督公权，保证科学监督、公正监督与有效监督。
2农村基层政权提高行政监督效果必须重视机构建设农村基层政权要依法进行行政监督机构建设，这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组织保证。党和政府要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制订本地区监督机构建设的长远规划，不能盲目、消极建设。监督机构是国家行政机关中专门从事监督工作的专门性、技术性职能部门，主要包括人事监察部门和财政审计部门。监督机构建设要与当前进行的“大部制”改革和基层政权机构改革相配合，在精减的同时保证行政监督部门的建制，在人员构成、规模上作出科学规划，按规划建设，不能借口改革，削弱监督机构。市县级要保持一定编制的监督机构，适当进行调整，在精减中建设，但不能取消监督机构或将监督机构合并到其他行政部门。乡镇一级可以设单独监督机构或设专职监督员，直属市县级行政监督机构，以保证监督机构监督者依法行使职权，防止腐败发生。机构建设要坚持行政监察机构与行政审计机构并重的方针，防止只重行政监察机构不重行政审计机构的倾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更要重视农村基层政权行政审计机构建设，通过健全农村基层政权行政审计机构，预防农村基层政权的经济违法违纪行为，惩治行败分子，维护国家利益与经济秩序，保证农村基层政权经济安全。
3农村基层政权提高行政监督效果必须重视队伍建设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机构建设不仅要重视编制、规模，更要重视质量。行政监督机构的质量建设也就是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行政监督建设的核心。行政监督队伍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行政监督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要选拔立场坚定、品德高尚、坚持原则、秉公执法、无私无畏的同志加入行政监督队伍。要经常开展对行政监督者的职业道德、法制教育，提高他们拒腐防变的能力，依法惩治监督队伍中的腐败分子，保证队伍政治合格，监督为公、监督为民。由于行政监督是一项专业技术工作，需要经济、金融、法律等方面知识支持，因此，在讲政治的同时，要注意优化队伍知识结构，选拔业务好、学历高的人才做行政监督工作。实行行政监督人员岗位资格证制度[3]。要克服重德轻才或重才轻德的两种错误倾向，按照“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标准，通过领导推荐、业务考核、专家认可、群众公示的方法遴选行政监督人员。队伍建设要重视优化年龄结构，在发挥老同志作用的同时，让更多的中青年同志担当重任。国家可设立行政监督学院，直接为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培养专门人才，也可通过培训的方法让在职行政监督人员到行政监督学院深造。唯有如此，才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行政监督队伍，保证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质量，提高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效果。#p#分页标题#e#
4农村基层政权提高行政监督效果必须重视环境建设环境建设是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建设的重要方面。目前，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效率不高，与行政监督环境不良有很大关系。监督环境不良表现为农村基层政权领导忽视及主动监督意识差等。领导要转变观念，重视监督，支持监督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不能以任何形式、理由干扰监督；新闻部门要宣传监督，通过各种形式使人们了解行政监督，在全社会形成扶持监督、尊重监督人员的良好风气；党和政府要为行政监督人员监督创造良好环境，支持监督者依法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严肃处理。此外，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仍然不善于依法管理，存在着“有法不知法，知法不执法，执法不严格，违法不追究”的现象[4]。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做依法监督和依法支持监督的典范，保证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监督要注重实效，切忌形式主义，要从严监督，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党和政府要不断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主人翁意识、法律意识，教育他们严格执法，维护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保障监督者依法行使权力，需要建立制度约束机制，建立公开监督制度[5]。行政环境建设要推进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廉政承诺制，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实行责任追究，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要追究不尽职尽责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6-7]。只有创造依法监督的良好环境，才能做好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
5农村基层政权提高行政监督效果必须重视体制建设我国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行政监督机构隶属于本级政府，致使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束手束脚，有名无实。行政监督人员由本级政府任命存在严重弊端，因此，从体制上理顺行政监督机构与本级政府的关系刻不容缓。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要提高行政监察部门的权威性，就要改革行政监督体制，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2]。进一步完善行政监督的独立性，逐步过渡到行政监督的垂直领导体制，使监督监察部门从行政机关中独立出来，维护监察机关行政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确保有效监督的前提条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在上级行政监察机关的领导下，独立行使职权[3，8]。要改变行政监督机构隶属于本级政府的体制，实行隶属于上级行政监督机构的垂直领导体制，不与本级政府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保持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人事关系独立，行政监督机构与本级政府平级（中央除外），一个是一级政府，一个是一级行政监督机构，政府领导由本级人大选举，行政监督机构领导由上级监督部门任命。在体制建设中，要注意处理好本级政府和本级监督机构的关系。行政监督机构与本级政府平级但不对立，本级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各行政部门工作，本级监督机构监督本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行政行为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督促政府科学行政、依法行政、效能行政，合而不同，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机构有职有权，真正发挥监督职能。
6农村基层政权提高行政监督效果必须理顺党政关系党的监督是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的重要方面，党对政府的监督主要是政策路线的监督。正确实行监督，必须处理好党的监督部门与行政监督部门的关系。上级党委可以在下级党委设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代表上级党委保持与下级行政监督部门的关系，对行政监督进行指导。纪委受上级党委或纪委领导，不受本级党委领导。从体制上农村基层政权的纪委隶属于上级党委，同时又直属于上一级纪委，属于双重领导关系。纪委与本级党委没有隶属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真正履行监督职能。党的监督主要通过纪委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进行，本级行政监督机构要接受本级党的纪委领导。纪检机构和行政监督机构可以合署办公，监督机构领导可以兼任纪委副书记。监督机构编制、人事变动等重大问题要向纪检机构汇报，听取纪检部门意见，接受纪检部门指导，纪检部门不过问行政监督机构的具体工作。党通过纪委对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机构进行领导，通过正确处理党政监督机构关系实行对监督的领导，保证行政监督的正确方向，防止监督政策偏误，维护监督权威。理顺党政监督机构关系是提高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效果的保证，党的监督不能替代行政监督机构的监督，行政监督机构监督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7农村基层政权提高行政监督效果必须整合监督资源农村基层政权行政机关的内部制约机制不很完善，尚未与各级人大的法律监督以及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形成合力[4]。行政监督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有效监督必须发挥各种监督形式的作用，注意处理好各种监督形式的关系，有效整合监督资源，进行全方位、复合监督。建立监督体系的协调机制，发挥行政监督的整体效能，坚持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9]。不仅要重视行政机关监督，而且要重视行政外部监督；不仅要重视行政舆论监督，而且要重视行政公众监督；不仅要重视行政人大监督，而且要重视行政司法监督。只有同时重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处理好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才能做好行政监督。要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健全巡视工作领导机制，完善巡视程序和方式，提高巡视成效[6]。要特别重视新闻监督，要通过制定新闻法为新闻工作者实行监督创造良好环境，依法保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严肃查处阻挠新闻工作者采访的行为，使新闻工作者能够有效地进行新闻监督。要完善群众监督机制，明确群众监督权力，确保群众监督地位，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利具体化、可操作化、有保障化。要设立各种形式的举报电话、信箱，认真接待群众上访，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深化政务公开，推行电子政务[2]。畅通监督渠道，方便群众监督，使群众监督与专门机关监督结合起来。要发挥政协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发挥人大和人民代表的作用。加强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形成良好的监督氛围[4]。只有实行全方位的监督，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协调一致，形成合力，才能充分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提高农村基层政权行政监督效果。
行政监督方式篇5
一、完善和创新民主监督的参与机制
就政协的民主监督而言，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是监督的主体，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主要的监督客体。只有主体和客体的广泛参与，政协的民主监督才具有实际意义。
（一）树立敢于监督的自觉意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由于怕得罪人，怕受打击报复，对涉及党政机关及主要领导的决策思想、领导方式、工作作风、重大决策等敏感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或淡化处理的方式。有的委员对民主监督职能的内容、主体、方式等认识不清，制约和影响了民主监督的实效性。对此，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应加强理论学习，更新观念，增长知识，解放思想，超越自我，按照“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的要求，处理好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关系，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努力提高民主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二）树立接受监督的主动意识。一些党政机关领导及工作人员民主监督意识薄弱，爱听恭维、表扬的话，不爱听逆耳、批评的话，有的口头上表示虚心接受，但实质上对批评之言，特别是逆耳之言非常反感，对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不作积极的处理，采取应付、推诿和拖延，甚至哄骗的做法；有的对批评和建议只作书面回复，不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以“留作参考”而搪塞过去；有的对政协委员提案“重回复，轻办理”，许多问题并未按回复的意见去落实。所有这些，都表明各级党政部门必须强化接受民主监督的主动意识。
各级党政部门应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来深化认识民主监督，以宽广的胸怀，听逆耳之言，容尖锐之词，自觉地接受民主监督，积极采纳意见和建议。通过建立相关制度，以具体的措施和实际行动解除政协组织和委员的思想顾虑。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应将自己摆在被重点监督的位置上，不仅从思想上改变和消除传统的思想障碍，树立接受民主监督的主动意识，而且要在舆论上宣传民主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政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主动协调和解决其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为政协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提供条件。
二、完善和创新民主监督运行机制
民主监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针对政协的的特点，不断完善和创新其运行机制，对民主监督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及反馈等进行积极的探索。
（一）完善和创新民主监督运行机制，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决策监督与执行监督相结合。政协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从目前的《政协章程》字面上看，尚未明确提出对决策过程的监督，而仅限于决策之后对执行过程的监督。目前，政协的民主监督多属事后监督，提前参与、及时参与和全程参与监督较少，这是一种被动式的民主监督，事实上，国家宪法与法律法规的实施、重要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能的情况等许多方面的监督，都有必要及时参与。政协可以在事前、事中把自己的意见通过各种形式予以通报、公开和反馈，寻求主动式的决策监督方式，从而使民主监督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展开。
二是坚持工作监督与人事监督相结合。一直以来，政协民主监督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法律、执行政策、开展工作等情况，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而对人事管理、干部任用等监督几乎处于盲区，《政协章程》对此也未作实质性的明确。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协民主监督应该在人事监督方面有所突破，有所作为，以强化权力授予和运行过程中的民主监督，并形成一个完整有效的人事监督机制。这对于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大有裨益的。
三是专项监督与重点监督相结合。民主监督应注重微观与宏观、重点与专项相结合，选择带有共性的热点难点问题实施监督。但在实践中要把握好民主监督的重点，按照“求精不求多”的原则，充分考虑现实需要和政协实际，精心筛选监督课题。监督主题上，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监督对象上，把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机关作为重点；监督内容上，选取宪法、法律的实施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问题作为重点；监督形式上，坚持以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为主要形式，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监督角度上，要牢记政协的性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做到监督不越位，帮忙不添乱。
（二）完善和创新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应硬化操作规程：
民主监督的内容是基础，形式是手段，而程序是关键。当前，民主监督要在刚性监督形式上有新探索，新突破。比如，探索对政协监督意见的反馈制度。有关部门对政协通过调研后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应在一定的时限内给予反馈，政协再就反馈的结果提出答复意见。然后，把这个意见以政协组织的名义交给相关部门及其上级部门，交给党的组织部门和监察部门，供他们在任免和奖惩干部时参考。一些重大的批评和建议，可以直接向同级党委或者被批评部门的上级部门提出处理意见，督促有关问题的解决，走出一条既符合政协章程又切实有效的刚性监督之路。在新形势下，急需制定民主监督的法律程序，确立统一的监督规范,把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监督的性质、任务、特点、程序等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下来,使监督权的实现有法可依，将法律效力赋予民主监督的程序之中，这是构建民主监督机制的关键所在。如国家制定《监督法》、《民主监督条例》或《民主监督实施办法》，增强民主监督程序硬。同时，人民政协要以硬化监督程序为总原则，注意反映民主监督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将国际经验与本国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完善和创新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应创新监督载体：
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三项职能，是互相联系、互为渗透、互相补充的。政治协商过程中包含有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同样也包含民主监督。政协组织和委员通过会议、提案和建议案，视察和专题调研，开展民主评议，反映社情民意，以及提出批评、建议和举报等多种形式实施民主监督。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大胆探索适合时代要求的监督载体。一是完
善政协内部的监督体制。把民主监督职能进行合理的分类与综合，落实到政协各专委会工作职责中，逐步探索量化考核指标体系。二是发挥各级政府部门聘请的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和行风评议员等的作用。三是组织和邀请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人士代表积极参与人大及其工委、政府有关部门、政协及其专委组织的视察、调查、调研活动及监察、审计、工商、税务等部门组织的各种检查活动等，丰富和充实监督载体。三、完善民主监督的联动机制
当前，政协民主监督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以单兵作战为主，联合军团作战较少，没有充分利用其它部门监督资源的优势，整体效应较差。如果把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其它监督形式结合起来，就能相互取长补短，多方联动，形成合力，以“柔”性监督的形式，达到“刚”性监督的效果。
要建立民主监督的联动机制，必须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政协应主动与党政有关部门沟通情况，加强与纪检、人大、政府以及其它监督职能部门的合作，互通情况，交流材料，反馈信息，使政协民主监督与法律监督、纪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理顺各方面的关系，优化民主监督的外部环境。
努力建立一种能将多种类型，多个层次的民主监督体系整合在一起的协调体制和机制。⑴建立政协内部的党的监督、群众监督与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的协调机制。人民政协内部既有共产党员、又有派成员，还有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人士，我国的民主监督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在政协内部都有所体现。因此，政协要注重健全自身的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的协调机制。⑵政协委员的民主监督应与群众的社会监督相结合。许多委员的提案或批评和建议都是来自于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从而形成一种群众的社会监督与政协委员的民主监督相结合的整合式民主监督。（3）利用媒体的社会监督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通过新闻媒体，沟通政协与党政、人大和群众等各方面在民主监督过程中的联系，从而强化民主监督的力度。
四、完善和创新民主监督的约束机制
从全国到地方，政协的民主监督均缺乏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约束机制和责任机制。《政协章程》虽对民主监督的内容和形式有原则性的文字规定，但由于缺少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所以在实施中，各级政协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显其招、各行其是。如果政协委员们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而被监督方却不予采纳，或不付诸实施，也找不到相关的约束机制和责任机制加以解决。同样，由于不接受监督意见而造成的决策和工作失误，也无法追究当事人和负责人的行政责任过失和刑事责任，不了了之。因此，必须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的约束机制。重点是建立民主监督工作制度，加快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进程。同时，要制定和落实信息反馈制度、群众举报制度、责任追究制度、领导干部述职报告制度和干部民主评议制度等。
行政监督方式篇6
一、行政问责的内涵
行政问责一说古已有之，它是随着官僚政治的产生而产生的。《孟子•公孙丑》中提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者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者去。”说明担任行政官职的人员，倘若不能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就应该主动辞职;担任谏官的，倘若有言不谏，也应该辞职。而在当今，关于什么是行政问责，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还没有统一的解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行政问责的办法也多各有所侧重。在行政问责的内涵中，问责是其核心，行政则是其外延范围的限定。当前，对于行政问责的理解经常存在两方面分歧:一是行政问责的主客体界定;二是行政问责的“责”的界定。
1．行政问责的主客体界定
对于行政问责主体的理解中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是认为行政问责是行政系统对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属于同体问责;二是认为行政问责是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属于异体问责。当前我们所实行的行政问责，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运作来完成的，可以说它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监督方式;但是，同体问责将自律的政府视为实施行政问责的积极主体，忽视了来自政府部门之外的动力和压力。虽然在整个问责主体体系中，行政系统应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行政系统外的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政党组织、公民与媒体等问责主体的作用也绝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完整的行政问责主体应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形式。行政问责的客体是指，须为相关行政事务做出解释、接受质询并承担相应后果的行政组织或行政人员。它分为组织客体和个人客体两类，所谓组织客体是指组织须以其整体名义承担行政责任;个人客体则是指行政人员以其个人名义承担行政责任，它又可以根据身份的不同分为行政领导客体和一般公务员客体两类，行政领导客体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
2．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关于行政问责中“责”的理解也存在分歧，有的将之等同为行政法律责任或政治责任，也有的理解为道义责任，还有的将之说成是上述三种责任的统一。目前关于行政问责的表述中，更多人倾向于从广义责任的视角来理解行政问责中的“责”，认为行政问责的“责”是一个责任体系，即行政问责的对象要承担四个不同层面的责任:一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即存在道德与伦理责任，向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即向政党、人大及其代表负责;三是承担行政责任，即向上级行政机关负责;四是承担法律责任，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看是否有渎职行为和相应法律责任［1］。如果将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行政问责的主体将只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组织和个人，主要追究的也将是是行政官员的行政责任，从而出现以行政责任代替法律责任，使责任者逃脱刑事制裁;或是以行政责任(如行政处分)代替政治责任(如罢免)，降低对责任者的惩罚。因此，对“责”的界定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将行政问责与党纪政纪处分以及刑事责任的追究做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与衔接。所以，在我国行政问责的“责”，应该是一个包含道义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多元化责任体系。这四个不同层面责任的承担情况，由不同问责主体予以检查和衡量;当然，行政责任仍然是这个责任体系的最基本的内容。根据以上对行政问责主体和客体的认识，以及对行政问责责任体系的理解，行政问责可以认为是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其职责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或行政效率的行为进行质询，并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一种监督方式。所以，行政问责指的是各类问责主体对公共行政主体的问责。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关于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和责任范围界定的分歧，也说明了行政问责是一个主体多样性、责任范围层次广的系统工程;而且对“责”的不同理解也相互嵌套，涉及到行政监督的各个方面，与各种监督方式密切联系。如果能将行政问责与各种其他各种监督方式协调配合，发挥各自作用，形成监督合力，将对公共行政监督体系的构建起到关键作用。
二、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关系
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监督体系，包括了人大监督、政党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其中政党监督主要指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行政监督包括行政监察、行政复议和审计监督;司法监督包括检察院和法院监督。《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机制初步形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党内的纪律问责，又包括行政体系内的行政问责，还包括司法问责与民主问责，表明了问责将向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发展的趋势。这些种类不同的问责形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嵌套，共同作用于责任人。罗美泽克(RomzekB．S．)曾提出“问责是在公共行政人员和其相关联的授权群体之间通过相应的问责机制、程序和战略设计去传达后者的期望。”［2］所以，行政问责制约、激励作用的发挥，要通过各类主体以不同的监督方式来实现。根据上文对行政问责内涵的理解，可以整合以上各种监督方式作为衡量和检验不同层面责任执行的路径，发挥行政问责资源的综合效益，从而构成一个行政问责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即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道义责任的承担情况;以人大监督和政党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政治责任的承担情况;以行政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行政责任的承担情况;以司法监督来检查和反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法律责任承担情况。在这个监督体系中，不同的问责主体，通过不同的监督方式，来衡量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不同层面责任的承担情况，进而实现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相互衔接、协调配合。
三、以行政问责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
有权必有责，没有问责机制为后盾，权力必然恣意妄为。行政问责体现的是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各种形式的监督都是以检验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责任承担情况、提高其行政效能为目的的;是对行政系统对不同层面“责任”承担情况的衡量与追究，脱离了“问责”这一监督“内核”的监督方式只能流于形式和表面，不能达到监督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问责应是各种监督方式的核心，是建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的基础。确立行政问责在行政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需要相应的五个转变:第一，改变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和意见来决定承担何种责任的情况，实现问责方式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第二，问责情形由不仅追究“有过”责任向同时追究“无为”责任转变。第三，问责情节更加注重细节，强调“小节”，从“大事问责”向“小事问责”转变［3］。第四，实现由单一类型的行政责任向包括道义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多元化责任体系的转变，发挥各相关问责主体的作用，形成全方位的问责体系。第五，问责环节由侧重于行政执行过程的问责向行政执行与行政决策问责并重的转变。
1．道义问责: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由于目前的行政问责中，存在重行政责任，轻道义责任的现象。在实践中问责的范围往往是限于出现重大事故、损失等明显的过失;而对于因个人能力、言论、品行等方面的问题，影响政府声誉、形象是否承担责任并不明确。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公共行政的公信力，影响了政府的正常运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道义问责。道义责任履行情况的衡量和检查，主要是通过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来实现的。一方面，要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如果法律或制度赋予了个人一项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受到侵害之后没有司法或行政上的保障，那么这项权利就是无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如果能够有效运转，广大公民就可能会更积极地参与监督，及时将未承担好道义责任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反映出来。制度、举报制度、批评建议控告及申诉制度等都是促进道义问责实施的有效制度。另一方面，要给予新闻媒体更多的话语权，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提升道义责任的作用。道义问责的实现，需要借助新闻媒体的监督，形成对公务员道义责任承担情况的反应机制，在行政系统中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氛围。在公务员任免、升降中，可以适当以媒体对其行政道德评价作为一个考核指标。当然，在道义问责中，也需要防止公众情绪化对问责主体、问责程序的影响。
2．政治问责:加强人大监督和政党监督
行政责任的范围常常是由政治契约来规定的。［4］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这部经典著作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与行政是在何种意义上分立，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使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他认为，只有政治对行政实施适当的和有效的控制，才能使二者协调发展［5］。从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角度看，政治应对行政有一定的控制。这种控制可以由立法机构实施，也可以由执政党政党实施:在我国的国家权力体系中，人大是在本行政区域内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最高权力的机构，人大是以人民作后盾，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的国家权力监督;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管干部”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人大和执政党负有政治责任，人大监督和政党监督是整个行政监督体系中最具权威和强制力的监督方式，是行政问责能够真正落实的根本保障。
第一，完善人大的政治问责。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而且，法律赋予了人大各项监督权力，有利于问责的真正实行。人大在行政问责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民主政治的程度。完善人大的政治问责职能需要各级人大及其代表要树立“问责”的观念，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切实履行自身的责任与义务;需要完善充实人大进行问责的监督权力体系，进一步对已有的质询权和调查权作进一步详细的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同时，可吸取有些地方人大的经验，推行代表评议和述职评议等制度，使人大监督向常态化发展;此外，还要完善罢免权和辞职权的有关规定，使人大的问责走向制度化。
第二，完善执政党的政治问责。执政党的政治问责，是执政党按照党规、党纪的要求，对违反规定的党员行政人员给予的责任的追究。在我国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同行政机关的关系中，横向上，所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是由党的组织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调遣的;纵向上，由党负责管理和推荐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政府的党政领导干部。所以，在我国执政党的政治问责具有绝对的权威。在执政党进行政治问责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党问责与其他形式问责的关系:一方面，执政党的问责不能代替政纪法纪处分，妥善处理好实行执政党问责与法纪政纪处分的关系:执政党问责后仍可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被问责者法纪政纪处分;另一方面，并不是对所有被行政问责的公务人员都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此外，各派的民主监督，对政治问责的落实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3．同体问责:充分发挥行政内部监督的作用
在行政问责中“谁来问责”这一问题上，行政权力的执掌者仍然是其关键。在行政系统内，由行政部门和人员对具体的责任人进行问责，监督成本相对较小，效果往往十分明显，仍然应得到更多鼓励。行政监督也仍是行政问责的主导者之一。通过这种系统内的自我清理、自我净化来维持行政系统的公信力，既可以防范官员错误行为，又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完善同体问责机制需要做好以下两点:第一，要完善行政监督法规。从法律的高度明确规定行政内部监督的主体、监督权限、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程序以及监督结果运用等有关问题，确保对问责客体行政责任追究的客观、规范。第二，要确立同异体问责的联动机制，形成有效合力:一是加强同道义问责的公民监督与舆论监督的联系，对未能履行好道义责任的问责客体，同时启动行政责任问责程序;二是加强同人大监督、政党监督以及司法监督的联系，对于违反法律、党规党纪的行政人员，及时交由相应问责主体处理。
4．司法问责:提高司法监督的独立性与有效性
行政监督方式篇7
一、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路径和方法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最高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在行政诉讼中的体现，它明确了我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原则。《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这一规定，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直接监督形式是：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也有学者认为，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行政审判活动中的、枉法裁判罪作了规定，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侦查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并依法提起公诉，制裁职务犯罪行为，因而检察机关追究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行政审判人员的刑事责任，也是对行政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方式之一。①笔者认为，该种监督方式直接针对的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的廉洁性，而非行政诉讼活动本身，因而未将该种方式作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路径和方法予以探讨。
由于我国目前立法仅规定了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这一种监督方式，难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多种相对灵活的行政诉讼监督方式，主要包括：（1）再审检察建议。检察机关收到当事人申诉，经过审查认为生效的行政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由检察院直接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法院再审结束时将再审结果通知提出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原审法院不接受检察建议的，检察院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2）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于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较为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请人民法院纠正错误。另外，行政诉讼活动中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的违法行为需要纠正的，检察机关也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监督方式。（3）其他检察建议。检察建议是对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活动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性错误或者应当予以改进的问题提出纠正或改进建议的一种监督方式。实践中，人民检察院通过制作《检察建议书》的方式指出同级人民法院应当纠正或改进的问题，这种建议一般针对某些案件的共性问题提出，不具有特别的强制力。
二、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现有方式的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由此能否理解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是全面的监督呢?从该条规定来看，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范围是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应该包括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但是，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仅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审判的生效判决、裁定发现违法，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提起再审程序，只有事后监督，未规定事中监督。由于立法关于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范围规定的不够明确、具体，引发了理论界和实践界关于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可以采取哪些监督方式的争论。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应该是全方位的，因而监督方式应该包括提起行政诉讼、支持、提起二审程序的抗诉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等多种监督方式；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采取小范围的监督，即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的单纯方式的监督。笔者认为，从现代社会行政权不断扩张的趋势以及国家法治的长远发展需要来看，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应采取全范围、多方式的监督，而不应局限于提起再审一种监督方式。现行法律采取小范围、局限于提起再审的监督方式，是由行政诉讼立法时我国相对落后的法治状况决定的。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发展，这种单一的监督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从实践来看，仅有的抗诉这种监督方式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事后性。无论是现行法律规定明确规定的抗诉监督方式，还是检察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检察意见、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几种监督方法，都是发生在行政审判活动结束后的“事后监督”，而不存在行政审判活动进行当中的“事中监督”。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发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才能提出抗诉，实施法律监督，这使得检察机关成为行政案件立案和审理活动的局外人。这种现状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不相符，也影响了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监督的效果。
2．缺乏可操作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观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具体由哪一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权限，如何出庭监督，法院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再审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却没有明确规定，这无疑增加了检察机关有效地进行法律监督的难度。
三、完善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路径和方法的思路
完善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路径和方法，不仅要考虑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更要从我国行政诉讼的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路径和方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完善现有监督方式
1．进一步完善抗诉制度。立法要对抗诉程序做出详细、明确的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对检察机关如何办理行政抗诉案件做了具体规定，但这只是针对检察机关的具体办案程序规定。对于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权限，如何出庭监督，法院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再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均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做出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才能落到实处。
2．在立法上明确检察建议、检察意见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适用范围和法律后果，增强监督效果。在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检察意见、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几种监督方法由于在立法上没有明确，因而在实践中被监督者往往对此置之不理，既影响了监督的效果，也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威信。这三种非抗诉监督方式如果运用的好，与再审抗诉的监督方式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有利于提高监督的效率和效果。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检察建议、检察意见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适用范围和法律后果，一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作出司法解释，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应当以立法的形式肯定这三种监督方式，并明确其适用范围和法律后果。
（二）创设新的监督形式
1．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是指对涉及国家和公共重大利益而又无人或其他单位和个人没有资格的行政违法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讼，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②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的提讼权在现代法治国家是普遍存在的。如英国行政法规定：“检察长的职责是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为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检察长有责任代表公共利益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并提讼”。美国法律规定：“总检察长可以由国会授权，以公益代表人的资格提讼”。此外，日本、法国、德国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③
目前，我国尚无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提讼的法律依据，但是，从观实需要来看，需要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提讼的权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由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但又不存在确定的行政相对人，导致无人。例如某单位或个人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而行政机关对此不予处理，这种情况就需要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于行政机关的这种不作为形式的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二是行政相对人受到违法行为的侵害，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敢、无力或者不愿。我国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在人们的传统思想意识中，形成了牢固的“官本位”思想，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不知告“官”、不敢告“官”、不愿告“官”。鉴于此，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如果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显然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是相违背的，也与行政诉讼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立法目的不符。因此，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的权是极为必要的。
当然，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并不意味着任何行政案件都可以由检察机关提讼，法律应当对此作出必要的限制，即只有涉及国家和公共重大利益且无人能够的行政案件，检察机关才能提起行政诉讼。
2．建立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制度
在行政诉讼中，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审判是否合法，判决是否公正，是行政诉讼活动的关键所在。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的方式仅限于抗诉，也就是行政审判活动结束后的“事后监督”，而不存在行政审判活动进行当中的“事中监督”。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应当是直接的、有形的监督，而不能仅仅是事后的、无形的监督。检察机关如果不参与法庭审判，就无法了解行政诉讼的基本情况和整个过程，对行政诉讼也难以有效的进行监督。因此，要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必须增加“事中监督”，建立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制度。建立该制度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检察机关参加行政诉讼的时间。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的任何阶段均有权参加。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后，应当通知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参加诉讼。
（2）检察机关参与庭审活动的案件范围。从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力量和承担的任务来看，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范围给予必要的限制。在界定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范围时，应坚持以下标准：对一些事实清楚、案件情况简单、争议不大的行政案件，检察机关无须参与；对关系到国家、集体和公民的重大权益、影响较大的行政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参与。基于这一标准，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范围包括三类案件：（1）涉及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2）当事人请求检察机关参与且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的行政案件；（3）其它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行政监督方式篇8
关键词：财政监督机制财政管理对策
财政监督就是财政监督主体监控、检查、督促和反映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个人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和国有权益的情况，财政监督的目的是保证财政分配科学、合理、有效的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财政监督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财政管理方式不断完善，传统的财政监督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我国正处现在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还没有形成规范完善的财政监督体系。近些年来，牵扯到关于财政方面的违法违纪案件层出不穷，违纪方式隐蔽又先进，涉及金额越来越大。这些问题说明我国财政监督机制的建设并不完善，亟需构建新型财政监督机制。目前，加大财政监督力度、建立预算管理制衡机制成为中央、财政部要求的重要工作之一。我国各地方对财政监督机制的构建问题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为了贯彻实施中央、财政部的工作要求，我市财政局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创建新型财政监督机制的工作思路。
一、乐陵市财政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各地方在构建新型财政监督机制方面取得成绩，但是由于财政监督对象的多样化、监督内容的复杂化和监督目标的明确化，需要不断完善财政监督机制，强化财务监督的作用，维护财政秩序。通过分析发现我市财务监督机制存在以下问题：
（一）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
财政管理与财政监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财政监督工作应寓于财政管理之中。但是我市财政职能部门和财政监督部门没有形成规范、畅通的共同方法和制度，使监督部门不能掌握财政资金的状况和相关文件、会议精神，将监督工作处在被动的位置，出现财政内部各业务部门监督不到位和监督部门监督缺位的问题，降低了检查监督工作的效率。
（二）财政监督手段落后
我市财政监督工作的手段还停留在手工查账阶段，造成信息不准确、反馈不及时。财政部门和相关单位没有合理应用互联网，监督机构对有关单位的财政资料得不到及时的了解。监督技术不先进，造成重复检查，造成成本加大，降低工作效率。监督模式还是外部监督多，事后监督多，重收入轻支出，某个环节检查多，全方位检查少。
（三）财政监督的法制建设滞后
我国颁发了一系列财政法律法规，但是关于财政监督的法律法规主要分散在各个财政法律法规中，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权威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使财政监督的职能、内容、手段没有统一的规定，财政监督没有法律保障。因此在执法上的力度不够，不利于财政监督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缺乏健全的财政监督格局
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财政监督、人大监督这几个监督主体的分工不明确，没有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监督格局。人大主要对预算和决算的审批进行监督，当审计监督发现财务问题已经难以挽回损失。财政监督无法贯穿资金运作的全过程。各相关部门相关单位的自我监督也不到位。
二、构建我市新型财政监督机制的思路
就我市而言，构建新型财政监督机制就是要将监督贯穿整个财政制度制定上，使财政监督成为财政管理组成部分，使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形成一个整体。转变监督方式，形成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财政监督方式。使财政监督信息化、网络化，提高监督的效率。对此需要采取以下对策：
（一）建立全面的财政监督约束机制
首先要建立财政监督检查组织机构，规范财政监督的工作职责，加强业务管理机制的管理层次，加强财政监督机制的团队建设工作，不断完善岗位设立，建立监督工作责任制，促进监督机制的完成。其次，上级监督机制应该对下级部门进行指导和管理，为下级工作提供便利，解决困难，可以多组织业务培训进行学习交流，加强财政监督人员的执法能力和综合素质。还可以不断扩大财政监督的内容和范围，发挥财政监管的职能，使财政监督以财政管理为中心。省级财政局严格督促市、县级财政局的工作，逐渐构成上下合作、管理规范、高效的财政监督约束体制，构建有力的监督运行形式。
（二）加强财政监督的法规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财政监督立法工作滞后，应加快建立完善的财政监督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关于财务、会计、财税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有关财政监督法律法规的立法速度。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法律法规，确定财政监督的地位、执法主体、执法手段、过程、内容，使监督的执法工作有法可依。还应建立和财政监督法律相相关联的规章制度，各地方相关部门要及时完善财政监督规定。财政监督机构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文明执法，有利于减少财政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三）构建完整的财政监督体系
审计机关、财政机关、各级人大、社会民众以及社会舆论都是完整的财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监督主要是事后监督；财政监督覆盖到整个财政资金运作的过程中；人大监督主要是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审查。各方面的监督内容和方式是不同的，但目的是一致的。财政监督的重要任务就是明确与其他监督的职责权限，相互协调，避免重复检查，共同完成财政监督任务。他们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四）转变财政监督方式
首先不仅要对收入进行监督，支出监督也要加强，建立从申报、拨款、财务使用过程的全方位的监督机制。其次事后监督向全过程的监督方式进行转变，使财政监督融于整个资本运作的过程中，与财务管理相结合。然后是将突击性监督转变成日常性监督，各级财政部门对财政管理的预算进行日常的监督工作。专项检查是对财政管理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调查研究，有利于财政监督政策法规的制定、依法行政。财政监督要着重转变监督方式，对财政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通过日常的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完善监督制度。
（五）加快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
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完成财政专项检查和日常监管工作，建立财政监督检查数据库，设立开放的网络举报窗口，不断研发、引进先进的财政监督软件和技术。
（六）完善财政监督信息反馈系统和预警系统
根据财政监督信息反馈系统监测出的财务问题，采取具体解决措施，以此来引导财政活动进入正轨。财政监督体系不断实现网络化，使各部门各地方的信息资源充分共享，财政监督检查机构才能及时的作出整改，促进财政监督水平的提高。财政运行预警系统能及时发现财政运行非正常现象，有利于相关部门及时化解财政风险。
（七）建立高效廉洁的财政监督队伍
财政监督涉及到法制、财政、税务、会计、审计、金融、管理等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财务监督人才队伍应该具备全方位的综合素质。各级财政部门应注重财政监督人才的培养，从相关领域选拔优秀人才，不断提高财务监督体系人才的素质，壮大财务监督队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构建新型财政监督机制必须建立全面的财政监督约束机制，加强财政监督的法规体系建设，构建完整的财政监督体系，加快财政监督方式的转变，加快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完善财政监督信息反馈系统和预警系统，不断提高财务监督体系人才的素质，壮大财务监督队伍，使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形成一个整体，使财政监督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姚莲芳.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监督问题研究[D].武汉大学，2005
[2]张平.中西方财政监督机制的比较研究[J].财会研究，2009
行政监督方式篇9
（嘉应学院，广东梅州514015）
摘要：以法律没有规定的主体、权责、客体、方式或路径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监察与治理腐败的活动，称为廉政体制外监督。据此定义，廉政体制外监督可分为五种类型，其方式和途径包括：政府系统内民主监督、政府系统内非常规监督、政党监督、公众组织与公众监督、舆论监督、重大议题触发型监督和技术监督。
关键词：廉政体制；体制外监督；治理腐败；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7－0027－07
收稿日期：2015－02－28
作者简介：刘家明（1981—），男，湖北安陆人，嘉应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战略。
廉政体制外监督是对廉政体制内监督必要、有益的补充。实施廉政体制外监督，不仅能弥补廉政体制内监督存在的缺陷，促使廉政体制内监督的规范化与监督效率的提高，而且能促进廉政体制的渐进式改革与公共权力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最终有效地实现廉政建设的目标。因此，对廉政体制外监督的类型与方式进行学理分析与实证归纳十分必要。
一、总论
廉政体制内监督与廉政体制外监督的区别在于监督主体的监督权力、方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是否占用了国家相关法律制度资源。其区别的标准不在于是否行使了法律规定的权力，而在于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防治腐败是否超出了宪法、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文将法律没有规定的主体、权责、客体、方式或路径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监察与治理腐败的活动统称为廉政体制外监督。
从理论上讲，由于公共监督系统的主体、对象、职责、权力、过程及其方式等要素众多，因而这些要素中只要有一个不在法律规定之内，其监督均属体制外监督。然而，现实中法律规定总有不周之处或存在模糊性，因此，廉政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分也是相对宽泛的。为避免分类不清或与下文逻辑不符，这里做一种补充界定：宪法、法律法规中具有笼统的规定而对具体监督的职责与权力，渠道与途径，过程及其方式、方法等要素之一或更多要素没有明确规定的，且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或没有常设机构的，都视为体制外监督。
从公共权力监督的要素和过程来看，完整的监督系统主要包括五个要素：监督主体，监督职责与权力，监督对象、内容等客体，监督行为及其方法，监督渠道与途径。廉政体制外监督的一般过程是监督主体根据其权责或维护自身权利的需要，通过某种渠道或途径，对客体采取某种方式方法进行监督的行为。根据上文对廉政体制内外划分的方法，只要这五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不在法律规定之内的监督均属体制外监督，而不论其他的要素是否在法律规定之内（即在廉政体制内）。据此，廉政体制外监督可分为五种类型：法律没有规定的监督主体，法律没有规定的监督权力或责任，法律没有规定的监督对象与内容，法律没有规定的监督行为及其方式、方法，法律没有规定的监督渠道与途径。如下表所示，表中还设计了廉政体制外监督的七大方式以及这些监督方式所对应的体制外监督的具体形式。既有的法制规定与体制内的监督形式往往是有限的，而体制外监督的创新却是无限的。因此，表中所列出的体制外监督形式仅仅是部分举例或笼统概括。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改革的需要及反腐倡廉的新形势，在廉政建设实践中完全可以探索出更多、更有效的创新举措。
廉政体制外监督的类型与方式
二、分论
（一）政府系统内部的民主监督
监督的实质是一种权力制约机制，是一定的权力主体对其他某个或某些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时进行制约的过程与方式。民主监督主要体现在权力制约方面的平等与自下而上：其一是平行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以防止个别部门权力泛滥；其二是下级部门对上级部门、下属对领导、个人对组织所体现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的权力与权利的约束，防止组织对个人以及个别领导对所在部门与下属的专制，继而造成侵权与腐败。首先，在我国政府系统内部，各部门因各自的分工不同而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性，但总的来说表现为党政不分，行政机构的权力过大。其次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司法部门，其监督权力的力度相对较弱，而政治协商会议与政府组织内部的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的监督作用也较小。这样的监督机制一时难以做出重大调整，必须寻求体制外的增量以实现权力格局的整体动态平衡。
具体而言有以下途径：第一，完善民主选举的人事任用制度，实行自下而上的推荐与选举，领导由下级部门和下属员工基于绩效选举产生；第二，在组织内部实施自下而上的绩效考核与评估，提高评估的独立性与客观性；第三，完善民意表达与监督运行机制，如拓宽申诉、投诉、检举、建议、复议等监督方式的具体渠道等。
（二）政府系统内部的非常规监督
政府系统内部的非常规监督是针对特殊和例外情形而采取的监督形式，尽管其在一定条件下非常重要且必要，但不得随意使用，否则会引起常规监督的混乱及其在更大范围的失灵。为此，需要在相关廉政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其疏漏或例外情形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补充，严格规范非常规监督的应用范围、前提条件、实施程序与方法。由于例外的、特殊的情形可能不断出现，这里仅列举几种情形：一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或环境中允许越级举报与投诉，防止监察部门不作为或上级对下级的侵权，该情形需要具体明确其适用的“条件和环境”。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或环境中允许自上而下地越级监督与问责，这种监督方式可能由上一监督方式而产生，但其应用条件更为严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要将越级监督的方式进行准确的限定。例如责令、指示而不是取代直接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履行监督职责。三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实行跨体制或跨区域的监督，减少来自权势部门的不正当干预，回避监督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利益关联，这样，不仅能够促使监督更具客观性和公正性，而且非常规的监督常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官员异地受审方式已被较广泛采用，但法律规定官员应在管辖地或事发地接受审判。笔者认为，实施跨系统、跨体制的评估与问责方式，可以大大提高监督的实效，应广泛运用。四是针对新的形势和新出现的问题，在廉政体制外以政策或试行规定的形式进行增量创新，如对官员复出的监督。五是对腐败易发、频发的部门及其领导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督。对腐败易发、频发的部门，不仅要有更为具体的监督措施，而且要接受多头监管；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不同于一般公务员，应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例如：不仅要求其申报财产、做述职报告，而且要求其申报家属经济情况或建立廉政信用档案，使之与在职消费水平、退休金领取等挂钩。
（三）政党监督
体制内的政党监督存在的问题在于：执政党内外的监督主体与执政党及其领导干部等监督客体之间存在权力不对称现象。“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任何拥有绝对权力的个人或组织，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邓小平说得好：“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2］党作为人民群众的工具，就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审查、维修，否则就会生锈、腐化、变质进而失去功效。
根据上文所述，体制外的政党监督方式主要有：一是丰富并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形式，如民主选举与评估问责。与司法监督相比，其重点在于通过加强党的纪律和民主作风建设，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二是将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在党内设置各种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和途径，如举报、申诉、社会调查、意见征询、领导接待等制度；另一方面，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等权利，认真处理公众和社会舆论反映的各种问题。三是强化纪委监督，增强其相对于监督客体的独立性与中立性，或试行越级举报与越级调查。四是加强民主党派和政协的监督，明确其监督的具体权责、内容与对象、渠道与途径、方式与方法，提高其监督的法律地位。
（四）公众组织与公众监督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但法律不可能对人民监督、管理的各种途径和形式做出明确、完整、具体的规定，因此，体制外监督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要使公众组织和公众在体制外实现有效的监督，必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使政府接受人民群众的广泛监督，才能跳出政权兴衰的周期率。为此，必须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寻找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可行路径；通过多种合法有效的渠道、途径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降低通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民主监督形式的门槛，放宽准入条件；降低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监督公共权力运作的实施成本与风险，采取多种救济措施，免除公众的后顾之忧。
对体制外的公众监督，必须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建立问责机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专门提出了社会参与反腐败的问题，世界银行官员丹尼尔·考夫曼博士认为，对公共部门功能的监督及参与是反对腐败和改善治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砝码。因此，社会参与反腐败已成为国际共识。事实上，只有参与才能知情，只有参与才能提高公众监督的质量与效率。为此，应学习、借鉴各国在治理腐败实践中建立的形式多样的公众参与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公开听证，即在涉及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政策、规划和决策时，举行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公众和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以保证政策和决策符合民意；民意调查，其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期待，对政府政策的评价，对政府行为和绩效的评估，是构成政府责任的基础；咨询委员会，即政府设立各类咨询委员会，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也为社会监督敞开了大门；利益群体，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成员的愿望转变成政治需要，同时也可以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还有其他诸如选举投票，对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举报官员违法渎职行为的各种方式与路径。［3］
民主参与机制还必须与社会问责机制相结合，因为只有同责任追究机制相结合才能取得实效。此外，众多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压力集团等社会组织和群体的不断兴起，也为体制外监督的增量创新提供了很多机会，因此，政府应该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增强其合法性、独立性与规范性，发挥其在扩大公众参与、提供利益表达渠道、反映公众诉求等方面的功能，从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
（五）社会舆论监督
社会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媒体与网络的舆论监督，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传播迅速，影响广泛，能迅速、有效地聚焦公众的呼声，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迫使体制内监督主体秉公办事，依法严惩腐败。尽管社会舆论是遏制权力、监督政府履行责任的有效措施，但在我国尚未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例如：我们时常见到记者采访受阻的窘态以及就是否有采访权进行争辩的尴尬。在采访权、报道权受到限制甚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记者们只能实行跨区域、跨体制的媒体揭露与曝光方式，或进行暗访或“卧底”调查。例如：南方某台“今日一线”栏目的“兄弟连”记者在进行“一线特攻”时就时常采用暗访、卧底与跨域报料的方式，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收视率居高不下。“今日一线”由此成为华南地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和“2011年度全国民生类年度品牌节目”，并获得了“2011年度电视民生类节目盛典”最大奖。
社会舆论的体制外监督在网络舆论方面更是大有可为。互联网的普及使社会舆论通道更加开阔畅通，交流环境更加宽松自由，信息来源更加广泛多元，信息传递更加快捷高效。我国超过3亿的网民蕴藏的社会监督力量十分庞大，网民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递者，广大网民的关注、谈论、表态与互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共鸣，凝聚成了强大的社会监督合力。网络舆论监督不仅信息海量、传递即时、直观互动，而且可以打破体制与管理、版面与成本、时间与空间的多重束缚，使平民百姓成为高效的监督主体，使“社会公器”与“第三权力”的作用与地位得以真正显现。无论网络传播采用什么样的平台与形式，不管是个人网页还是门户网站，不管是电子邮件、微博还是政治博客，不管是BBS还是其他网上论坛，不管是QQ、mSn、雅虎通等聊天工具还是各类搜索引擎，都可以被网民用作评政与议政、检举与揭发、调查与跟踪、投诉与申诉、问政与问责的监督工具。
（六）重大议题触发型监督
重大腐败议题、与腐败相关的议题或有失社会公平正义的与公共行为相关的议题，都是重大议题触发型监督的内容。重大议题触发型监督既可能属于廉政体制内的主动监督，如“两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提出的防治腐败的重大议题所引发的体制内监督的持续，但更可能是在体制外直接进行的监督或由体制外监督压力所引发的与体制内监督的对接。这些议题之所以成为公众和媒体普遍关注的焦点，是因为该议题背后隐藏的违法乱纪行为长期没能得到遏止，于是关注度聚集，从而形成社会性议题；是因为该议题背后的事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具有代表性的必然事件，其反映了官场的“潜规则”、典型的侵权行为、官员生活腐化等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无论是哪种情形，都与廉政体制内监督的不作为或失灵有关。因此，对重大议题触发型的体制外监督，更多是压力集团或利益群体（如环保协会）、媒体与网络、公众形成了舆论焦点议题而触发的体制外与体制内监督的结合。
这些重大议题具体包括：长期举报无门、投诉无果而出现的事件（如开胸验肺、自焚等自残事件）或群体事件（针对主管部门或监督部门的聚众闹事事件），集体性的上访、投诉或举报事件（如土地赔偿或侵权纠纷），网络热议或疯传的有损政府形象的事件（如某官员天价消费事件），重大安全事故（如重大工程质量安全问题、毒奶粉事件）或公共危机事件所触发的对政府监管部门及责任人的问责，媒体舆论关注的焦点事件（如“三公”经费），及其他有代表性且让人联想到腐败的事件（如“官二代”炫富或耀权事件），等等。这些议题可以形成舆论监督的压力，但要发挥更大的监督效力，还必须形成其与体制内的对接机制，这样，才能彻查腐败并从根本上惩治腐败。因此，在人大或行政监察等部门设置专门的监督委员会，针对重大的腐败议题或有代表性的群体权益表达与诉求事件进行专项腐败整治是很有必要的。
（七）技术监督
技术监督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的工具、手段或途径，也可以成为反腐败的直接、有效的方法与机制。然而，技术是中性的，一旦被腐败分子掌握和使用就可能成为违法乱纪的渠道或手段，就会导致高科技犯罪的发生。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电子政务的应用、大数据分析的应用、网络银行与电子货币等金融工具的创新、物联网的兴起、3D甚至是4D信息技术以及智能手机的推广，采用技术监督手段已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是网络监督（这里强调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直接监督，其不同于上文的网络舆论）。例如：以pDa、联网手机和个人电脑为终端，通过有线或无线的网络链接，登陆举报网站进行揭发检举，进入网络信访中心举报申诉，或接入网上派出所进行报警、报案等。网络反腐既要充分发挥官方网络监督主渠道的作用，完善规范化、程序化的网络监督过程，通过具体的法规或政策建立网上举报、信息筛查、立案调查、结果反馈等统一的运作流程以及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也要重视和规范民间反腐败网站的监督作用，为民间反腐提供制度化出口，使民间网络反腐与现有的反腐机制良性互动，成为政府反腐败的合作者，如允许成立民间反腐败组织或网站，其信息等资源与政府共享。［4］这些网络监督方式、流程及注意事项应向全社会公布，使广大网民和手机上网用户都可以成为监督者。
此外，以政府门户网站为窗口的电子政务监管功能也不容小觑。在电子政务政府对市民间的GtoC、政府对企业间的GtoB、政府与雇员间的Gtoe、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间的GtoG等应用模式中，有时会发现公务员在电子档案、业务处理、公文流转等方面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公文流转包括政府部门内部、多级政府之间以及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文电、信息、督查、会务、值班、接待等主要办公公文的流转，而且政府经常从下级单位收集数据和报表，以便进行汇总、统计分析与稽查核实。以电子政务的基本模式GtoG为例，其具体实现方式有政府内部网络办公系统、电子法规政策系统、电子公文系统、电子司法档案系统、电子财政管理系统、垂直网络化管理系统、横向网络协调管理系统、城市网络管理系统等等，真正高度集成的电子政务系统可以实现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信息的共通共享、比对审校、核查与追溯。另外，其他的技术手段如管理或业务信息系统、信息搜索技术、智能挖掘技术、扫描与拍摄技术、视频监控手段、定位与跟踪技术（如对公车使用的监督）、网络或电话通讯追踪技术、语言识别与图形处理技术、云计算与物联网技术、电子感应技术、心理测量技术、网络银行与电子货币跟踪技术以及公务消费、信用卡与金融证券监管技术等等，都可能成为反腐败监督的重要技术手段。在大数据时代，基于大数据的收集、挖掘与分析的信息技术监督在解决监督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和降低监督成本方面，其应用价值也不容忽视。可以说，反腐大数据将成为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
［2］邓小平文选（第1卷）［C］．人民出版社，1994．
［3］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行政监督方式篇10
（一）财政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
1．财政监督职能定位不准确。财政检查与财政控制脱节，检查未能站到控制的高度。目前，一些地方的财政部门对财政监督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导致对财政监督在整个财政管理工作中的职能定位不准确，未能将财政监督作为加强财政控制、推动财政职能的实现、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只是将财政监督作为一种应付突发性事件的临时工具，单纯进行事后检查，基本没有开展事前和事中监督，导致财政监督本身的重要职能无法体现，其结果则表现为财政监督无法广泛深入地延伸到财政工作的各个领域，更谈不上对整个财经领域的监控。同时，职能定位的缺陷还导致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人大监督等其他监督形式在工作上的混淆和交叉。财政监督在理论上讲，本身属于财政管理的一部分，在管理中属于控制这个环节，财政监督涉及财政工作的方方面面，是极具综合性的监督形式，它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财政改革，通过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完善财政管理制度的建议，而不是就检查论检查。但是，当前许多地方的财政监督部门大多拘泥于单项业务的检查，还未能站在整个财政管理和财政改革的高度上看问题。其原因是当前各级财政部门对财政监督的职能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对财政监督的职能定位仅仅局限于一种监督和检查行为，而未能赋予财监部门执行财政内部控制的职责和权利，使财政监督部门参与财政管理和改革显得有心无力。
2．财政监督内容、范围存在较大盲区。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财政监督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凡是有财政收支和财政管理活动的领域，都必然应该有财政监督。但从广西现阶段的财政监督情况来看，监督职责的范围和内容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监督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财经领域的某些突出问题，体现为重收轻支、重拨轻管的倾向，监督的范围大部分还只能集中在财政内审、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支以及财政收入质量的监督上，且监督的内容狭窄、方法单一。从方式上看，表现为专项性和突击性检查多，日常检查少；从监督环节上看，表现为集中性和非连续性的事后检查多，事前、事中监督少；从监督内容上看，表现为对预算收入检查多，对预算支出检查少，对某一事项检查多，全方位跟踪监督少。这种传统的监督方式，导致监督的范围狭窄，监督的力度受到制约，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由于财政监督缺乏对整个宏观环境的考虑和分析，往往偏重于事后监督，使许多违法违纪行为都在成为既成事实后才被发现，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等经济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也失去了财政监督的效果。
3．财政监督方式相对存在滞后性和被动性。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监督不但具有多层次、广泛性，而且还具有集监督、管理、服务于一体的本质特征，其监督方式具有对经济行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监督。而现阶段的财政监督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被动的事后监督，其基本监督方式往往是按年度或按项目工程完结后，根据需要对其财务收支行为进行监督，这种单纯的事后监督只能是已成事实后的监督，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被动性，财政监督成了为违纪单位处理善后事宜的工具。对监督过程中查出违纪问题，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严格按照财政政策法规给予经济处罚，最多也只能起到警示作用，且警示的效果如何还是一个难以预料的未知数。处罚的资金仍然是国家（单位）支付，这种慷国家之慨为自己遮羞或为自己免灾的违纪现象，已逐渐成为违法违纪单位和个人的新时尚。再加上之前提到的监督职能机构较多，监督职能重复，交叉现象比较突出，在监督过程中少数监督机构受部门利益的驱动，对查出的违纪问题不认真对待，将对违纪单位罚款放在首位，只要缴了罚款就皆大欢喜，这样不但加大了财政监督成本，动摇了执法的严肃性，对违纪单位既没有起到任何警示作用，而且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给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
4．财政监督信息反馈沟通渠道不畅。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财政监督管理，及时反馈监督信息是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监督的基本要求。目前，广西财政管理和监督的定量分析比重不够，力度不大，预算编制、执行、评价的科学性不强，智能化、标准化水平不高。各级财政部门虽然都已建立了计算机中心，计算机技术在财政管理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但应该说起步较晚，特别在财政监督实务中，计算机应用不充分，开展财政监督所必须掌握的基础性数据（包括大量的财政收支数据和相关的法规、典型案例，企事业单位数据、财政内部和政府部门数据、媒体数据等）比较欠缺，特别是服务于财政监督的信息网络很不齐全，信息渠道不够顺畅，信息反馈不够及时，计算机网络手段在财政监督领域应用滞后。从收入环节看，财政与征收单位、国库部门尚未实时联网，财政对征收执行情况、收入入库情况难以及时、完整掌握。从支出环节看，财政部门对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的动态掌握限于拨付阶段，由于尚未形成规范统一的会计核算网络，资金具体使用情况的信息分散在各个预算单位，难以及时、全面、准确地同步集中反映到财政部门。从财政部门内部看，各管理职能部门与财政监督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协调和相互制约的正常机制，财政信息共享程度较低，传递缺少规范化程序，财政监督部门对预算单位和监督对象的基础资料掌握不全，尚未建立有效的监督决策辅助系统和监督信息支持系统，影响了财政监督的及时性、针对性、严密性和有效性。
5．财政监督队伍结构与其运行能力不相匹配。财政监督队伍建设是财政监督检查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
财政监督检查工作与一般的财政业务有其相通的部分，但又比一般的财政业务在业务知识、政策水平、处理和研究问题的能力等方面要求更加全面、更高一筹。一个只在一般业务处室工作过的业务人员不一定能胜任财政检查工作，一个称职的监督检查人员要全面熟悉从总预算到部门预算、到会计核算、税收政策等财政财务方面的全部内容，还必须掌握电子信息方面的知识，应当是复合型专业人才，否则难以胜任。现在各级财政部门已经认识到财政内部监督工作人员素质的重要性，但是，在内部监督队伍建设上当前仍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目前财政监督职责面很广，财政监督要负责财政收支监督、会计监督和内部检查等多方面的工作，每一方面都是千头万绪，工作任务相当繁重。而在另一方面，当前财政监督的机构和干部配备却相对较弱，二者不相匹配，无法适应新形势下财政监督工作迅速发展的需要。广西财政监督机构虽然近年来得到了大力发展，但在整体上仍然较弱，一些地方尤其是县以下财政部门还没有建立专职的财政监督机构，财政监督机构和其他机构合署办公、人员混同使用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财政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财政监督运行能力，影响了财政监督工作的效果。其原因一是各级财政部门对财政监督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忽略了财政监督工作属于大量外勤工作的特点；二是部分地方对开展财政监督工作的积极性不高，“重分配，轻监管”的思想大量存在，不愿主动增强财政监督工作的运行能力。
6．财政监督工作机制不完善。构建科学合理、系统全面、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的良性监督工作机制，是财政监督的总目标。近年来，财政监督机制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原因在于有些地方的财政部门对机制建设不重视，把财政监督工作理解为一种单纯的事后检查，把财政监督部门看成一种机械的检查工具，忽略了财政监督工作的系统性、广泛性和灵活性，未能从管理的角度对财政监督工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导致财政监督工作的片面化。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但运行不良的机制有五种：一是日常监管机制。虽然目前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日常监管机制，但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地方的财政监督还未真正介入到事前监管和事中审核，主要精力仍然投入到了事后监督环节，还未完全按照日常监管机制的要求来运行。二是行政管理机制。虽然各地财政部门都有一定的财政监督力量和相应的管理体制，但各地的机构设置和领导体制参差不齐，未能得到统一和完善。三是经费保障机制。虽然各地财政部门都对财政监督安排有专门经费，但财政监督工作涉及面广、任务重、支出大，工作十分辛苦，因此相对而言，财政监督工作经费不足、工作条件总体较差，影响了财政监督工作的正常开展。四是财政监督部门的激励机制。当前，财政监督部门工作成绩与报酬没有挂钩，而是与其他财政业务机构一样“吃大锅饭”。五是财政内部业务机构的失职责任追究制。近年来，通过财政监督的实践发现，许多违纪违规案件和财政部门内部各业务机构的松于管理、缺乏责任心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财政监督部门人力毕竟有限，永远也不可能将检查覆盖到整个财政收支领域的方方面面，要提高财政管理的质量，抓好财政部门内部各业务机构的制度建设是关键，只有建立了对各业务机构的失职责任追究制，才能促进整个财政部门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7．财政监督内容、形式和手段相对滞后。一是财政监督内容固守传统，导致监督缺乏前瞻性。传统的财政监督在内容上大多以直接检查为主，属于就监督论监督的工作思路，财政监督的广度、深度、力度都受到了较大的限制。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新的经济行为、新的交易方式不断涌现，财政监督客体的行为日趋复杂化，若仍按照原有的监督思路，将使得财政监督工作陷入被动局面，严重滞后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财政监督的内在功能将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二是财政监督形式和手段相对滞后，导致监督效率低下。
由于财政监督与其他经济监督部门的形式相似，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出现多头检查、重复检查或监督不到位的现象，且检查结果不能互相利用，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这不仅加重了被监督单位的负担，也影响了财政监督的整体效果。此外财政监督的手段不够科学。面对日新月异的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的迅猛发展，财政监督手段仍主要停留在手工查账阶段，对网络监督模式很少运用，有效的监督信息支持系统和监督决策辅助系统基本没有建立起来，这客观上也为监督客体的违规行为提供了机会。如监督部门的信息渠道不够顺畅、反馈不够及时，无法及时有效地为管理提供服务；大部分地方的财政部门和征收单位、国库单位、预算单位尚未进行联网，财政监督机构不能详细、及时掌握财政收支情况，无法及时全面地为财政管理和决策提供支持；由于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财政部门内部、相关部门之间难以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和监督信息支持系统，造成了重复检查，增加了监督检查成本，降低了监督检查的效率。三是财政监督与管理相互脱节，导致监督缺乏连续性。由于财政监督业务部门尚未与监督机构建立起规范、顺畅的沟通方式和制度，致使监督检查工作经常处于被动地位，降低了检查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权威性；此外，财政业务部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监督”是专门机构的事、自己只管自己分配的片面认识，导致资金在财政业务部门分配时的第一道监督防线失去了作用，使财政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使监督客体存在违规而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
8．财政监督和其他经济监督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由于经济监督部门众多，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监督、国企稽查、社会审计监督等共同构成一个经济监督体系，对经济运行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这些监督部门都是根据部门属性确定各自的监督职责，基本上都是以预算收支、财务收支、专项资金以及其他经济运行质量作为监督对象。但由于没有从法律上严格规定各自的工作边界，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多头检查、重复检查或监督不到位的现象，使得监督成本提高，经济监督取得的总体效果不佳，影响了财政监督的总体效果。
（二）财政监督难点分析。
1．财政监督的法制建设滞后，导致监督缺乏权威性。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努力，目前财政监督从监管机构和人员到监管机制、监管职责、监管内容、监管对象、监管方式，已经初步形成了运转流畅、完整有效的体系，但与其他监督相比，财政监督的法律保障不足。如审计监督有《审计法》，税务监督有《税收征管法》，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监督有《注册会计师法》，从我国现行法的表现形式来看，自高而低可概括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国际条约。审计、税务和注册会计师监督所依据的法律属于“非基本法律”范畴，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上，其法律效力及于全国。而财政监督的依据目前散见于《会计法》、《预算法》等法律中，目前较为成型的只有一部《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范畴。因此，从法的表现形式上来看，财政监督的法律依据比之审计监督、税务监督和注册会计师监督整整低了一个层次，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财政监督的威慑力，影响了财政监督效益的发挥，并且成为财政监督长远发展的主要障碍。由于国家的财政监督检查立法滞后，上述法律文件对于财政部门的监督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规定（如对财政监督的职责、内容、手段、程序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且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规文件中，特别是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一部完整的、具有权威性的对财政监督职能、内容和手段等方面作出专门规定的系统性的单行法律法规，财政监督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和独立完整的法律保障。各级财政部门开展财政监督工作时，至今还是依照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和财政部于1998年制发的《财政检查工作规则》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目前财政监督法规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使得财政部门监督执法力度疲软，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财政监督客体的博弈行为提供了制度空间。
2．财政监督存在主体的多元化、平行化与职能的重叠化。从财政监督主体设置方面看，存在着多个监督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计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资金使用单位主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等社会中介机构都拥有对财政经济活动监督检查的权力；从各监督主体在财政监督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各监督主体在财政监督中的地位实际上是一种平行或准平行的结构，即各监督主体根据各自监督的主体法律依据，对监督客体实施财政监督，所不同的只是各监督主体依据的法律层次、法律法规规范的监督范围、内容的多少和授权的职能权限的差异；从各监督主体职能划分看，存在着财政监督职能重叠交叉的问题，特别是同属于政府行政系列的财政和审计部门，均代表政府对财政财务事项进行监督检查和审计，监督审计的范围、内容、实施的方式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同一性。财政监督主体的多元化、平行化与职能的重叠化对广西财政监督带来的弊端主要表现在：造成了执法单位职能的相互混淆，甚至出现财政监督越位或缺位，影响了财政监督执法的严肃性，造成财政监督的重复检查，增加监督成本，降低了财政监督的工作效率。
3．财政监督规章制度体系不健全。（1）缺乏与财政监督行政法规相配套的具体制度。以《处罚处分条例》为例，为了有效监控和及时查处财政法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赋予了执法主体一定的执法手段和权限，主要包括：要求被调查、检查单位或者个人予以配合的权利；查询被调查、检查单位银行存款的权利；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权利；责令停止财政违法行为、暂停拨付财政拨款的权利；公告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的权利等。但除了对“存款查询”、“证据先行登记”已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范外，其他几项尚未规定相应的实施办法。（2）缺乏与财政监督部门规章相配套的具体制度。以《工作办法》为例，该《工作办法》提出了检查、复核和处理相分离的概念，但如何建立起“三分离”工作机制，目前还没有可操作性具体规定。财政部印发的《关于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建立检查、复核、处理相分离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也只是提出了相应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仍然难以落实到位。（3）部分制度规定缺乏适调性。主要表现为部分具体制度规定不能适时根据条件变化进行调整完善。以《财政检查工作底稿具体规则》为例，对于工作底稿摘录的内容，该规则规定要包括“被检查单位违法违规事项发现的日期、凭证号、原会计分录、金额和文件号等”。但随着财政改革不断深入，财政监督正在发生较大转型，监督检查的对象和内容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在检查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国债项目管理情况等工作中，主要是涉及工作程序、工作质量等，会计账簿已不是检查的主要资料，工作底稿摘录的主要内容也不局限于会计分录和金额。因此，对工作底稿记录的内容要求也应随之变化。
4．法规之间协调配合不力。（1）法规之间存在冲突。1999年，财政部根据《财政检查工作规则》相应制定了《财政检查审理工作具体规则》、《财政检查通知书具体规则》、《财政检查工作底稿具体规则》、《财政检查报告具体规则》和《财政检查询问具体规则》五个与之相配套的具体规则。如上所述，《财政检查工作规则》目前已废止，取而代之的是《财政检查工作办法》，然而以《财政检查工作规则》为主体制度制定的五个配套具体规则却仍然在执行。从立法依据和实际工作考虑，这五个具体规则与《财政检查工作办法》存在许多不适应或不一致之处，亟待修订完善。如《财政检查工作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检查通知书可在实施财政检查前适当时间下达。”《财政检查通知书具体规则》中却没有规定这项前提条件。（2）法规制定存在空白地带。财政监督法规对于部分问题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了法规制定的空白地带。如检查时没发现问题是否需要制定工作底稿、工作底稿鉴证是否都要签名盖章、关于财政检查处理文种的格式等问题，都没有作出统一、具体的规定。
5．重检查，轻管理。从现行的财政监督范围和监督重心上看，是一种典型的检查型监督。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监督，必须是一个机制健全、运行高效、执法规范、监督有力，并服务于公共财政改革的整体要求，贯穿于财政收支管理的全过程，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高依法理财、依法行政水平的监督体系。广西现行的财政监督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被动服务式的检查型监督，未能建立起公正、独立的财政管理型监督体系；财政监督作为财政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未能把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财政监督内容、范围和服务领域相对狭窄，未能真正地服务于公共财政和促进财政监督实现质与量的根本转变。
6．重事后监督，轻过程监督。目前的财政监督通常只注重事后监督，事后监督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它是对财政运行过程事前、事中监督的补充监督，这种只对财政运行结果关注的事后监督，与公共财政框架下实施全过程跟踪监督相比，在组织方式上具有较大的滞后性和明显缺陷，体现出了现行财政监督的关口过于靠后。实际监督检查工作中，首先是未能建立以坚持积极介入、事前预警，预防为主的事前监督机制，尤其是对部门预算管理方面力度不够，在财政预算收支计划编制、部门预算的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工程项目预算以及财政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实行事前监督介入程度不够。其次，对预算法的执行有一定的偏差，未能建立事中防范机制。
7．重行政手段，轻法制监督。财政监督是公共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监督管理活动和运行机制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政策性。目前的财政监督中随意性较强，财政监督立法和执法工作相对滞后。一是没有建立规范的财政监督法律法规体系，确保财政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检查有法可依。二是没有建立规范的财政监督检查组织体系，从组织上确保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检查的实施。现行财政监督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盲目的监督，财政监督缺乏目的性和规范化、法制化。三是没有建立规范的财政监督检查执法体系以保障财政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执法检查的顺利开展。四是在财政监督的过程中财政监督目标责任不明确，缺少目标责任约束机制。
二、国外财政监督体制的借鉴与启示
（一）借鉴。
1．财政监督模式以立法型为主。综观国外财政监督制度，多数国家以立法型为主，其次就是司法型和独立型，这三种监督模式的共同特点是：都保证了财政监督机构相对于被监督者有较强的独立性。相对而言，行政型财政监督在世界上较为少见，目前实行这种模式的除了中国外，只有几个落后小国，和世界主流很不相称。国外的立法机构是议会，由于议会属于代表民意的机构，它天然更接近于委托人，行政机构是人，这样，就将委托—关系从大的方向上界定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有的立法型财政监督制度国家，虽然在行政机构内部（比如财政部门内部）也设有从事财政监督的专门机构，但这些机构的职责和立法机构从事的财政监督性质不同，他们的工作主要围绕财政资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展开，事前控制、事中监督和事后检查相结合，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相结合。
2．重视对预算编制和预算资金使用的监督。从国外财政监督实践看，多数国家都很重视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由于经过议会或国会通过的预算具有法律效力，不能随意调整，如果预算编制不合理，财政资金在使用中就会出现问题，其使用效益会受到先天的限制。在预算资金使用过程中，许多国家非常重视日常监督，注重对支出的事前、事中审核，同时也重视事后对有关问题进行抽查和专案检查，对预算从编制到执行，体现出全过程的严密审核、跟踪监控和检查核证的特点，有效地保证了预算编制的科学、合理和财政资金的安全、完整与效益。如法国、美国等国家向各部门派驻财政总监，财政总监直接对国家元首和财政部负责，预算资金的使用必须经财政总监签字同意之后，财政部门才能予以拨付。财政总监和其相应的财政监督机构，既可以对财政部门内部进行监督检查，也可以对其他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3．明确财政监督机构的责权并进行再监督。先进国家的财政监督机构和人员，无论是财政监察专员还是公共会计，都注意了责任明确，权力法定，使得监督机构有很强的法律支撑，在开展工作中处于强势，有利于对财政监督客体实施有效监督。同时，有些国家还加强了对财政监督机构和人员的再监督。比如，法国对公共会计的监督由审计法院承担，公共会计机构每年向审计法院报送公共收支决算，接受审计监督。如果财政支出出现问题，会计人员要依法承担责任。匈牙利财政部门对税务部门的执法质量要进行再监督，德国税务机构受联邦财政部和州财政部双重领导，财政部可以对其税收征管质量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其他一些国家也有通过审计法院或类似机构对财政监督机构和人员进行再监督的制度。对财政监督者进行再监督，有利于财政监督者努力和合法地工作，提高财政监督效率。
4．提高财政监督的信息化管理水平。评价财政管理和监督的情况要用实际数据来说话，这是德国等西方国家财政监督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发达国家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中，定量分析的比重远远高于定性分析的比重。其政府建立了一套覆盖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监督及考评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该系统能支撑部门预决算管理、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宏观经济预测和办公自动化等多方面需求；同时，该系统在财政资金的分配和支付环节都实现了业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和操作的智能化，使之不仅是事后记账的一般财务系统，更是带有事前控制性质的财政资源管理系统，这从根本上防止了预算执行的任意性和财政资金体外循环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财政监督成本，提高了财政工作效率和监督管理水平。
5．强化财政专职机构队伍建设。由于国家、政府及各具体实施主体间存在的多重委托关系，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加强对人的约束和监督。为保证公共资金的有效使用，必须设置相应的机构并配置相应人员，对公共财政资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情况实施全面监督。从国外实践来看，对人约束和监督的财政专职监督机构和人员，一般专职机构规格比较高，以此确保执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如美国设立的财政总监由总统任命，对总统和国会负责，行使财政监督权；有的国家把派出监督机构作为强化财政监督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财政部门设置财政专职监督机构及其派驻机构，是这些国家强化财政监督的重要经验。例如法国财政部通过派驻监察专员，有效地保证了财政资金安全，并形象地将财政监察专员比喻成“财政部安插在部门的眼睛”，人员虽少但效率很高。由于财政监督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国外一般设置专门的机构并配置高素质的人员来承担。为了确保财政监督人员具备成熟的心理素质、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较高的专业技能，保证财政监督的效果，德国的财政监督部门特别注重从社会上招聘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35岁以上的专业人才，其中既有财务专家，也有各方面的技术专才。近年来，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迅速、开展财政监督需要多种类型专家的特点，从经济性的角度出发，德国的财政监督部门相应改变了一些用人观念，实行了专业审计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方式，即在每年编制预算时，从预算中专门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临时聘请部分专业人才，协助财政部门开展监督工作，一方面减少了工资支出，另一方面提高了专业人员的使用效率，也解决了公务员人数多、专业人员少的矛盾。财政部门内部的工作人员及外聘专家在享受政府提供的高额津贴的同时，也注重接受严格的工作考评，主要根据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评结果对工作人员的薪金和职务晋升有很大的影响。此外，要做好财政监督工作，必须着手提高监督人员的素质。财政监督工作的特点决定了财政监督人员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与廉洁自律的品德，具有较好的调查研究、文字综合、分析判断和语言表达能力，精通相关法律法规、财税财会业务知识和电脑操作，这样才能做好财政监督工作。
（二）启示。
1．以财政监督法律制度为基础，提升财政监督的权威地位。从国外的财政实践看，各国大都十分重视财政监督的立法，以保障财政监督活动的正常进行，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监督的法律层次高，具有权威性。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国都通过议会立法的形式来规定财政监督的职责权限，如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检察官法、财政主官法、政府管理改革法等，赋予财政监察官以独立监督的权利。二是财政监督法律体系较为完备，可操作性强。各国通过立法，对各监督主体之间的职责权限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澳大利亚的经济监督法规很健全，除了公司法、会计法，还有财政管理和责任法、审计监管法、预算诚实法、公共财政透明法等一系列的具体法规，对财政监督机构及其职责，财政资金的申请、拨款、支付行为进行规范和全过程监控，使财政监督有法可依，保证了财政监督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三是立法的及时性。各国根据社会发展状况，不断地修订现行法律制度来不断完善财政监督制度。在日本，管理监督将依法监督放到了首位。国会、审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财政支出管理监督的职责、权限及程序，均以法律为依据，国会对预算的审议、批准以《宪法》为依据；审计部门（也称会计检查部门）以《宪法》、《会计法》和《会计检查院法》为依据进行监督检查；财政部门依据《宪法》、《财政法》、《会计法》和《大藏省设置法》的规定从事财政管理监督工作。法国在建立财政司法监督制度之时，就以法律形式同步增强财政部门的监督权限，完善机构设置。
2．充分重视财政内部监督。通过对国外各国监督情况的了解，内部监督的认可度非常高，在财政部门内部均按照有关法规设定了专门的内部监督部门，它虽然隶属于财政部门，但却有很强的独立性，一般直接对财政部长报告、负责；同时该部门具有很大的权限，监督人员可以随时查询其他单位的财务收支状况，一经发现问题，便可以及时予以纠正或者作进一步的上报处理。可见，财政内部监督在财政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构建全社会参与的监督体系。财政监督是对政府财政收支以及其他事项的监督和控制行为，财政部门对财政监督有着当然的责任。但是在实施财政监督的实践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资金安排、使用、交付的过程中，单靠财政部门来进行监控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有必要调动多部门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将事前、事中、事后监察相结合。在整个财政监督体系中，议会、财政部、审计部门、行政监察机构和其他社会力量都是重要的组成部门。其中，议会的监督主要通过审议、批准财政预算作为重要手段，体现为事前监督；财政部门在执行国家预算草案过程中，对所属各部门以及和财政收支活动有关的各企事业单位进行监督和控制，防止国家财政资金的浪费和滥用，是事中监督，属于财政部门的内部监督；审计部门是对年度财政资金的运行结果与预算比对调查，是事后监督。行政监察机构则是从监督政府公务员是否有和渎职的角度审查其是否有违法违纪行为；社会监督在整个财政监督体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借助社会力量，调动公众参与，运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手段，对违法行为予以曝光，既能威慑违法违规者，又能增加行政透明度，促进财政资金运用走向透明化和公开化。德国的财政监督寓于财政管理之中，主要是通过财政部门实施事前、事中的监控，包括对预算编制的监督、对预算执行的监督等，并辅之以适当的事后监督检查，财政部门的财政监督体系日臻完善。
4．建立基础数据体系，发挥计算机在财政监督管理中的作用。评价财政官员和监督的效果要用实际数据来说话，这样才能做到有说服力。几个发达国家的财政监督中，无论是对财政资金运行的监督管理，还是对政府部门的绩效评价中，定量分析的比重都远远高于定性分析的比重。政府建立了一套可以覆盖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监督及考评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该系统能支撑部门预决算管理、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宏观经济预测和办公自动化等多方面需求；同时，该系统在财政资金的分配和支付环节都实现了业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和操作的智能化，使之不仅是事后记账的一般财务系统，更是带有事前控制性质的财政资源管理系统，这从根本上防止了预算执行的任意性和财政资金体外循环的可能，大大降低了财政监督的成本，提高了财政工作效率和监督管理水平。财政业务管理信息的公开透明，是提高财政监督效率，降低监督成本的条件，也是有效实施财政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参照世界发达国家，财政监督大多依靠强大的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例如美国税务部门建有全国联网的计算机系统，这个系统基本处理了大部分的预算拨款业务和税收征管及监督检查业务。通过推广使用计算机技术，美国节约了大量的财政支出，既降低了监督管理成本，又提高了监督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5．开展财政监督绩效评价。发达国家财政监督部门非常重视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绩效评价，开展绩效评价的范围不仅包括各项专项资金的支出，还包括对政府各个部门行政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注重用成本效益原则去开展分析，强调效益最大化。在绩效评价工作中，实行绩效预算的审计办法，对于各部门由于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而节约的预算资金，政府从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该部门的奖励。由此，其财政部门在绩效审计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利用其发达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和完善的数据资料库系统，对加强该国的财政管理，提高各部门资金的使用效率，对推进财政监督工作及其成果的合理运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完善财政监督的思路及对策
（一）建议提高财政监督的法律地位。在履行工作职责中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是制约财政监督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财政监督要发展壮大，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一部《财政监督法》，一方面，可以提高财政监督的法律地位，为财政监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财政监督的职能定位，将财政监督与其他社会监督特别是审计监督区分开来，从根本上解决监督部门之间职责重叠、检复的问题。
（二）积极探索和建立科学的财政监督新机制。财政监督工作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建立涵盖财政收支，体现财政管理特色，对财政运行进行监测、预警、分析、保障、规范功能的财政监督新机制，实行收入监督与支出监督并举，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管并重，并逐步实现监督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侧重企业财务收支的检查向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全面促进财政管理转变；二是从侧重事后检查向事前、事中监控和必要的事后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模式转变；三是从单纯重视收缴违纪资金向严格执法、把处理违纪事件和处理违纪人员相结合转变。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强化财政监督工作的整体规划和具体措施，把财政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机制需要在其下几个方面更新认识、改进工作。第一，更新监督理念，从检查型监督向管理型监督转变。财政监督应该在检查被监督对象的同时协助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从源头上防止问题发生，真正体现财政监督服务于财政改革、服务于财政管理的特色。第二，拓展监督内容，监督重点从企业财务事务转变为财政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公共财政体制要求政府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尽可能不干涉企业的正常经营事务，同时更加注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使资金在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边际使用效益相等。即财政监督要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通过对中介机构的监控而对企业间接监督。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财政资金的控制，特别是对资金的有效性控制方面，建立财政支出追踪问效机制，强化事后有效性评价。第三，转变监督方式，从侧重事后检查向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转变；从注重外部监督向内外监督相结合转变。要对经济活动运行的全过程加以有效地控制，就需要不断追寻经济事项运行的整个轨迹，对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各环节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将财政监督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形成“三位一体”的监督工作方式，正是适应了这一全过程控制的要求，内外监督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关系。如果只注重外部监督，就忽视了专职财政监督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调配合，放弃了财政部门自清自查的机会。因此在财政监督机制的构建上应该体现系统、全面的特征。第四，更新监督方法，从单一运用专项检查向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督相结合转变。财政部门根据财政管理的需要和监督检查工作中暴露出的难点、热点和重大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专项监督检查，能够提高财政监督检查的综合效益。今后，在各项财政管理体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应逐步加大日常监督力度，探索日常监督新方法，随时掌握被监督部门情况，抓住重点、有的放矢。第五，充分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要进一步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公开财政工作程序、办理情况，接受人大评议、社会公众监督。（1）加强人大的监督。人大的财政监督包括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全过程，人大财经委在每年人大会议前对预算进行预审的方式是一种有效方式，可以弥补人大因会期短、内容多、时间紧难以详细审查的缺陷。（2）加强舆论媒体监督，这是防止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德国的舆论监督力量非常大，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院发现有腐败方面的报道，有义务进行调查，在法律上保证了社会监督的应有地位。（3）建立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应是明确向社会公开的具体内容，原则上凡是能够公开的都要公开，包括制度的制定、资金的分配、职责的划分、项目的评审、资金使用效果、查出的违规行为等，这是改变暗箱操作、防止有人从中渔利的唯一有效做法，提高财政监督的实效。
（三）完善财政监督体制。建立比较完善的财政监督机构体系，如人大、财政部门、政府主管部门、审计部门、社会中介机构等各个方面的监督，它们既明确分工、各有侧重，又互相配合、形成合力，还互相制约、互相监督。把立法监督和行政监督两种监督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把财政监督更好地纳入规范化、法律化的轨道，改变由于对财政监督认识上的差异造成在监督执行中的混乱、缺位等现象，而且更有利于对当前行政监督中存在许多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规范和解决。
（四）健全财政内控机制。建立健全财政机关内部监督机制，是促进财税秩序好转的重要前提之一。各级财政部门应教育干部职工树立自我监督管理意识，尽快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可安排财政监督机构会同纪检监察机构对内部各业务主管机构在财政收支活动中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以及所属单位财务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管理中的问题，防止内部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切实提高财政部门自身管理水平。一是强化财政内部监督。虽然内部监督工作已经在全区各级财政部门有不同程度的开展，但是财政部门以及使用财政资金部门的内控机制还存在不合理之处，亟待加强。广西在开展财政监督工作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财政内部监督，发挥财政内部监督的作用。二是完善财政监督内控机制。完善财政内部控制体系，从根本上讲，要重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促进财政预算、执行、监督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制衡，提高财政分配的透明度，增强财政监督公正性、公平性，有效促进财政管理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各级财政部门应在内部上下之间、内部机构之间、各管理环节之间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和制约机制，充分发挥内部监控在制度、管理以及保障财政资金安全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五）加强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财政监控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建立财政信息共享机制，可以降低监督成本，实现实时监控。信息系统应全面追踪监测财政资金运行的全过程，逐步建立从财政收入的征收到预算支出的申报、拨付、使用的全程跟踪监督机制。一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建立起政府部门间和财政内部数据信息共享体系，促成“金财工程”与“金税工程”、“金盾工程”相对接，尽快建立全区财政系统计算机网络；二是重视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开发，做到数据资料一次存入，多次、多方面使用；三是财政监督部门要转变观念，建立财政与税务、财政与国库在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信息利用上的共享机制；四是按照财政监督的客观要求，对财政收支、监控、评价的各指标和数据进行分析，构建一套财政监督的基础数据体系、规范的文本体系和严谨的程序体系。
（六）充分发挥自治区对市县财政监督的指导作用。一是通过自治区与市县上下联动，将财政监督工作贯穿各个环节，全面构建具有权威性、相对独立性、综合性、连续性特征的财政监督体系，能够预防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失误，促进财政预算、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高效率；二是及时分析、综合反映和评价财政、国有资产经营财政、债务收支等运行状态标准的偏差，及时分析研究偏差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带来的损害，为各级政府及财政部门制定宏观财政调控政策提供可靠的信息和依据；三是通过财政监督有效的制约和纠正不合法或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增强财政监督客体的自我约束力，维护健康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财政分配、调控秩序，有效地实现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随着广西财政监督工作取得的跨越式发展，财政监督专职机构逐步健全与完善，自治区财政监督专职机构与市县财政监督专职机构将构成自治区纵向多层次、横向相关联，既能独立运作，又可协调发展的财政监督专职机构网络体系，共同推进广西财政监督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