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违法行为处罚时效篇1
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这一规定包括以下几层涵义：(一)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换言之，对行政处罚主体超出二年才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原则上不再进行处罚。(二)法律对行政处罚时效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三)时效的计算起点是违法行为发生之日。所谓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应当理解为违法行为成立之日。由于法律、法规对各种违法行为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并不相同，因而认定违法行为成立的标准也不相同：有的只要是实施了某种规定的行为即构成违法，而并不需要某种危害后果的产生，行为实施之日就是违法行为发生之日：有的则需要有某种危害后果的产生才构成违法行为，对此应当从该危害后果产生之日起计算。(四)对于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执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在对连续或继续状态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认识和把握上各方意见不一、分歧较大。现结合三起案件，对连续或继续状态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追究时效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求教大方，
[案例一]南京某建筑材料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商业贿赂案。经查，当事人在向南京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建筑材料供应过程中，为争取交易机会、排挤竞争对手，当事人法定代表人杨某分别与2004年3月、2005年2月两次向对方总经理孙某等人行贿3万元、6万元。2006年10月，南京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上级主管局纪检部门陆续接到举报并对孙某等人受贿一事展开检查，后将案件转至检察机关立案侦察。2007年3月，人民法院在对孙某等人作出一审判决后，将杨某的行贿事实及证据函告工商机关，办案机构查明了案件事实。
本案审理时，在当事人2004年3月的行贿行为是否超过行政处罚追究时效这一问题上产生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从总体上看，当事人的两次行贿行为处于一种时间上的连续，可以认定是一种有连续状态的违法行为。当事人的行为于2006年10月被发现，距离连续的行贿行为终了之日(即2005年2月)并未超出两年，行政机关可以对两次行贿行为一并作出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当事人的两次行贿行为虽然在时间上有连续性，但从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上来分析，应是两个独立行为，既然是独立行为，就要分别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来计算每个行为的追究时效。本案中，当事人第一次行贿行为于2004年3月实施，直到2006年10月才被发现，已经超出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追究时效，也就不能对当事人第一次行贿行为作出处罚。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理由是：
一、违法行为有连续状态，是指行为人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内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数次性质相同的行为，这些行为违反了同一法律法规，单独来看，行为人的每一次行为均可构成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但这些违法行为之间在时间上又处于一种前后连续的状态，因此才构成连续状态的违法行为。
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正是由于连续状态的违法行为是由数个单独的违法行为连续构成，是否就意味着对连续状态违法行为的追究时效要从最后一个单独行为“终了”之日起算?我们的意见是否定的。
(一)连续状态的违法行为是相对于数个单独违法行为而言的，没有数个单独违法行为也就没有所谓的连续状态的违法行为。在连续状态的违法行为中，每个单独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行为的手段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往往并不一致，如果一概以凡是违法行为有连续状态的，都从最后一次单独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追究时效的话，势必犯下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也有违公正。
(二)在计算时，不能笼统地将最后一次单独行为的“终了”之日作为整个连续状态违法行为的“终了”之日，而是要分别以每个单独行为的“终了”之日来计算其追究时效――从最后一次违法行为被发现之日起上推两年，两年以前的就不予追究，但应当作为对之后行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
最后，办案机关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只对当事人2005年2月的行贿行为作出认定并作出了从重处罚。
可见，连续状态的违法行为是由数个单独违法行为引起且数个单独违法行为在时间上处于连续状态，由于每个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行为的手段和法律责任都不一样，就应分别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来计算每个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追究时效――在追究时效之内的一并作出处罚，超过追究时效的不予处罚，而不是笼统地将最后一次违法行为“终了”之日作为连续违法行为的“终了”之日。
[案例二]南京某化工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虚假证明文件骗取登记案。
2007年5月，公司登记机关在年检中将当事人提交的年检材料与网上登记资料进行比对，发现当事人年检时提交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与设立登记时提交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编号不符，遂展开调查。经查：2004年11月下旬，武某、张某共同制定公司章程设立南京某化工有限公司，从事化工产品(包括化学危险品)的经营，武某任法定代表人。2004年11月29日，武某作为股东指定的代表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的股东出资协议、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人的证明、首次股东会议纪要、公司章程等证明文件中张某的签名均是由武某代签。同时，由于设立登记时《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报省、市经贸委审批发证，为尽早拿到营业执照开展经营活动，武某采取复印变造他人证件的方法伪造了一份《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提交给公司登记机关，当事人顺利地在公司登记机关取得登记并领取到营业执照。两个月后，当事人也领到了自己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本案审理时，同样在当事人提交虚假证明文件骗取登记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追究时效问题上产生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当事人在公司设立登记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虚假证明文件骗取登记，其行为已构成《公司法》第206条所指的行为。虽然当事人的行为发生在2004年11月，但直至案发时当事人并未改正其违法行为，由此造成的危害后果也一直持续至今，因此，当事人的行为是一种
继续状态的违法行为，而且没有终了，因此应根据《公司法》第206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以罚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当事人的行为实施并完成在2004年11月，而且这种行为是一种即时违法行为而不是继续状态违法行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于2007年5月才被发现，已超出了两年的行政处罚追究时效。因此，不能再对当事人的行为作出处罚，但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再给予处罚，
笔者仍然赞成第二种意见，理由是：
一、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是指一个违法行为发生之后，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里一直处于持续之中，继续状态违法行为最大的特征是单个违法行为本身具有时间上的不间断性。
二、违法行为与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行政处罚法所指的“继续”是指违法行为的“继续”，而不是指危害后果的“继续”。所有的违法行为都有其危害结果，大多数的危害后果也都呈继续状态性，有的甚至要继续到永远，如果依危害后果来判断的话，也就无所谓时效规定了。
三、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提交虚假证明文件这种违法行为是即时完成的行为还是在一定时间内呈继续状态的行为。笔者认为：提交虚假证明文件骗取登记是一个即时就可完成的行为，而不是在一定时间内处于持续不断状态的行为――当事人将虚假证明文件报送给公司登记机关，公司登记机关受理后经书式审查后予以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当事人的行为即告完成或终了。而由此产生的危害后果即不符合法定条件取得登记的公司仍处于存续状态，但这与提交虚假证明文件骗取登记这一违法行为本身是两回事，不能说某公司一直在提交虚假证明文件。因此，对南京某化工有限公司提交虚假证明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的行政处罚追究时效，应当自行为发生之日即取得公司登记之日起计算。很显然，本案中南京某化工有限公司的行为已超出两年的行政处罚追究时效，就不能再给予处罚，可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
最后，办案机关采纳第二种意见对本案作出了处理，
可见，继续状态违法行为的特征是单个违法行为本身具有时间上的不间断性。在计算继续状态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追究时效时，一定要将违法行为“继续”与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继续”区分开来。
[案例三]当事人郭某抽逃出资案。
2007年7月，某工商所在企业年检中发现南京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股东郭某涉嫌抽逃出资，遂展开调查。
经查：2005年3月，当事人和另一股东共同制定章程，决定由两人共同出资120万元设立南京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其中：当事人货币出资100万元，另一股东货币出资20万元，章程规定南当事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当事人资金不足其认缴的100万元，为取得公司登记，当事人向他人借款30万元，并约定：此借款仅限用于设立公司验资，期限为十天，公司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即予归还。3月24日至3月26日，当事人将借得的30万元连同自有的70万元分11笔存入验资账户，3月26日通过验资机构的验资并取得《验资报告》，3月29日，当事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验资报告等申请材料取得了南京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当日领取营业执照。此后，于3月31日，当事人从公司账户上提取现金30万元，用于归还验资时因资金不足向他人的借款并收回借条，同时，将此提现归还他人的30万元，记人“其他应收款”直至案发时。
办案机关综合调查后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已构成抽逃出资行为，根据《公司法》第209条的规定拟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并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通知书。对此，当事人委托人向法制机构提出申辩意见，认为：当事人抽逃出资的行为发生在2005年3月，在此后的两年内当事人的这一违法行为一直未被公司登记机关发现，到2007年7月被查获，已超出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两年追究时效，因此，公司登记机关不能再对当事人作出处罚。
接到当事人的申辩意见后，法制机构作出了回应：
(一)当事人申辩意见的错谬之处在于当事人把抽逃出资行为看做是即时完成的行为。
行政违法行为处罚时效篇2
法律的存在肯定有违法行为的存在，而对应到行政法上则是产生了行政处罚这种行政制裁活动，一事不再罚原则正是为了规范行政处罚而显得特别重要。一事不再罚原则源于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法院实行一审终审制，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它指对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不得再行和处理。而在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主要是在行政处罚法总则规定中的第二十四条，正确认识一事不再罚原则至关重要。
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含义
（一）关于此含义的观点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含义在理论界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概括来说，理论界对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
1．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对于个人或组织的某一违法行为，只能依法给予一次处罚，不能处罚两次或多次。对于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已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不再予以处罚。
2．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同一行政机关（含共同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只能实施一次处罚，不得重复处罚。即一事不再罚原则只禁止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如果同一行政机关遇有行为人两个以上违法行为的，可以处罚两次或者两次以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触犯多种行政法律规范的，可以给予不同的处罚；某一违法行为触犯刑法而受刑罚处罚并不排除违法者还应承担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
3．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对相对人的一个违法事实只作一次行政处罚，已作过行政处罚的，不应再实施处罚。一个违法事实分别触犯了几个行政法规范，构成了几种违法名称，可以分别由几个行政机关来处罚，其中一个行政机关先行处罚了，别的行政机关不应再处罚，即“先罚有效，后罚无效。
4．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一种行政法规范时，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作出一次处罚。它要求，已受处罚的某一违法行为不能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依同样的法律规范再受处罚。
观点1认为行政罚和刑罚不能够同时存在，这与行政处罚法中的第七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规定是相违背的，可以说是不太合理的。观点2认为行政处罚可以反复的适用，但违法行为人毕竟只作了一次行为，因此，不管几个法律规范对同一违法行为规定了多少不同的处罚，违法行为人只能受一次处罚。而观点四则对一事不再罚规定的过于简单。本文认为基本赞同第三种观点，但除例外的情况外。
（二）同一违法行为的认识和违反行政法规的三种情况
本文赞同，同一个违法行为指当事人实施了一个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或者说一个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当事人在客观上仅有一个独立完整的违法事实。这意味着：第一，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而非一类违法行为。第二，从主体而言，实施违法行为的是同一违法行为人。第三，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个违法事实而非一次违法事件［2］。同一个违法行为对行政法规范的违反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同一行为违反了一个行政法律规范，受一个行政主体管辖，这种情况比较普遍；第二，同一行为违反一个行政法律规范，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管辖。第三，一个行为违反了两个以上行政法律规范，依法分别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管辖，即所谓“竞合违法”或“规范竞合行为”。［3］可见，同一个违法行为也并非是违反一个法律规范或一个行政管理关系的行为。［4］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存在的合理性
从法理上说，一事不再罚存在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行政法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而制定和实施的。实体正义的实现固然是行政处罚的价值之一，但此价值并不是绝对的首位价值。为了在实体上对违法相对人进行相当的制裁而不断开启处罚程序必然导致民众对法行为可预测性的丧失，导致行政法安定生活的恐惧，导致公众丧失对国家决定权威的尊重和服从，所以，一事不再罚原则在及时终结程序方面存在非常积极的意义。第二，效率和代价的比例关系。相对人基于违法的行为已受国家处罚相当于个人为自身错误已经付出代价，可以说行政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为了追求绝对的效率而片面的牺牲公民的权益是不可取的。国家不应再次启动处罚程序，否则个人必成为国家权力鱼肉的客体，现代法治推崇的人权必遭至蹂躏。第三，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的需要。诚实信用原为私法领域的一项道德性准则，它以多数人主观形成的客观善意为基准，在当事人利益不均衡时发挥衡平作用。民众与国家间实质上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领域也有存在空间，一事不再罚原则真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另外，已受行政处罚相对人相信国家不会再就同一违法再受追究仍属人之常情的期待，国家本为民众而生，民众如此纯真、自然的期待即信赖的保证实为文明国家的必然态度。第四，公民权利保障的需要。在行政处罚当别是涉及到人身罚等严重影响相对人利益的处罚活动时，任意的开启行政处罚必然会导致公民权益的损害。
从现实生活中，上述法理求证也包含着一事不再罚原则存在合理性。首先，诉讼制度的存在是一事不再罚原则存在的推理性前提，因为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事情必须以诉讼为最终解决原则，不能的任意启动行政处罚活动。其次，由于法院是唯一的裁判者，它比较容易运用综合技术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行政处罚不同，由于行政主体间有不同的行政任务，实施不同主体的二次处罚会侵犯相对人的权益，不利于改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第四，由于社会的蓬勃发展，行政机关管理的事物越来越复杂，相对应的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而现在的行政权力滥用，越权情况已经十分的严重，如果再一位地赋予行政机关处罚的任意实施，可想而知，公民的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
三、一事不再罚之我见及其完善的若干建议
（一）一事不再罚之我见
从上面的概念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当中，结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文对一事不再罚原则有如下认识：
1．对符合一个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对相对人一次处罚成立后，任何行政主体不得对相对人再行处罚。即使原处罚是一个无效的行政行为，也必须经法定程序对其效力予以否定后方能对相对人重新处罚，除非具体法律另有规定；
2．一次处罚原则上只能给予一种处罚，除非具体法律另有规定；
3．作为例外，已经一次处罚，他行政主体仍可依不同法律规定之性质不同的处罚种类甚至同一种类在合理限度内为第二次处罚；
4．行为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一个法律、法规规定的，但该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给予不同种类的处罚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并处；
5．对同一个违法行为，罚款这种行政处罚只能适用一次；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的例外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上述的阐述中确实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社会事物纷繁复杂，机械地，绝对地实施也可能与社会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必须坚持联系实际情况的发生而具体的实施，此原则适用例外情况主要有以下的几种：
1．违法者在受到行政处罚后又实施了同样的违法的行为，行政机关可以对这一违法行为再行处罚，这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5］因为这样的话，行为人的行为已经特别严重，类似与刑法当中的累犯性质，属于特殊情况，无需遵循一般原则；
2．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行政机关认为原行政处罚不当，撤销了原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被上的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据此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
3．行政处罚的并处。比如，根据《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1987年8月5日国务院）第19条和第22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生产或者销售假商品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止营业、扣缴或吊销营业执照（可以并处）的处罚;
4．行为人与行政机关恶意串通以逃避更为严重的行政处罚。如果一个行政机关与违法的当事人共谋，以达到逃避另一个行政机关可能实施较重罚款的目的，而抢先予以罚款。［6］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可以认定行为人和先予处罚的行政机关的故意违反行政法规，而且性质恶劣，可以不适用一般原则；
5．执行罚与行政处罚的并处。执行罚是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人，由主管行政主体采取连续罚款的方式促使其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手段。这时的罚款是一种强制执行的方式，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不在于惩罚违法者，可以与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一并适用，而是这种罚款还可以连续多次适用，直到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
6．行政处罚中的专属管辖。行政处罚中的有些处罚种类专属于某特定行政主体，如吊销企业执照专属于工商部门，行政拘留专属于公安部门，则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在有关部门处理后，还需要作出专属于特定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种类的，则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由享有专属管辖权的行政主体再次处罚。
7．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行政法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的，如行政处罚法中的第七条的规定，不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
（三）管辖冲突及解决方法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启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关之间的管辖冲突而导致。在理论上，行政管辖是指行政主体在受理行政处罚案件方面的权限分工.《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管辖问题实际上只规定了一个基本原则（第20条、第21条）。由于行政处罚的规范对象之间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上较诉讼法的规范对象显著，外加行政执法主体及其职能纷繁复杂，所以因行政管辖引起的再罚极易发生，所以，有必要研究管辖冲突及其解决规则。通常，法学理论都把管辖分为职能、地域和层级（级别）管辖三类。解决管辖冲突也应该从这三方面着手。
1.职能管辖是指拥有不同行政职能的行政主体之间在受理行政处罚案件时的权限分工。对此，《行政处罚法》第15条规定，行政处罚由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法第21条规定“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至于具体行政机关享有何种行政职权需仰仗具体法律的规定。如果遇到对某一违法行为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均有管辖权时，除特殊情况下的适用外，应该先处罚者有效。
2.地域管辖是指同类行政主体在受理行政处罚案件时的权限分工。对于因地域管辖引起的冲突，《行政处罚法》原则规定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对管辖权有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由于违法行为发生地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可能引起不同的解释，外加行为发生地可能不在同一区域，行政区域在划分上有交叉、模糊地带等，相当容易引起管辖冲突。对此，部分法规、规章规定了处理规则。例如：《渔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6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适用谁查处、谁处理的原则：1、违法行为发生在共管区、叠管区的；2、违法行为发生在管辖处不明确或有争议的水域的；3、违法行为发生地与查获地不一致的。再如：《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8条规定：几个同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都有管辖权的林业行政处罚案件，由最初受理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主要违法行为地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更为适宜的，可以移送主要违法行为地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除法律有规定外，地域管辖冲突的解决方案应坚持谁先查处谁处罚原则。由最先查处者负责处罚符合行政经济原理。
行政违法行为处罚时效篇3
我国现行的环境行政处罚种类大多规定在环境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或“罚则”章节中，并根据是否与《行政处罚法》设定的处罚种类相同将其划分为一般环境行政处罚和特殊环境行政处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环境法律法规中至少设置有下列环境行政处罚种类(不含名称相同者)：警告；罚款；停止生产和使用；责令重新安装和使用；限期治理；责令停业和关闭；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拆除；没收设施；没收销毁；取消生产和进口配额；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责令退运该危险废物；责令进口者消除污染；责令搬迁、停业、关闭；责令停业治理；排除妨碍；收回海域使用；产品和包装物的强制回收；补种牧草，恢复植被；吊销采矿许可证；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取消批准文件；采取补救措施；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开垦；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征收滞纳金；交纳滞纳金；行政拘留等等。
上述当然并未穷尽所有由环境法律和行政法规设定的所谓“环境行政处罚”种类，但上述行为是否从性质上真的全都属于行政处罚？是否符合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设置的实体标准与程序标准？这样大量的环境行政处罚种类和方式的设置是否都符合环境管理的科学规律？是否达到了处罚设置的功能和目的？改变目前环境立法处罚种类设置的混乱和无效率，将对准确认定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保证环境行政处罚的准确适用，提高环境管理效率和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2 界定环境行政处罚种类与其他行政行为
由于大量的环境立法并没能从行政法理上准确把握住行政处罚的内在特性，而一概在“罚则”或“法律责任”章目之下给予笼统规定，致使理论认识和环境执法都对环境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行为的边界存在一定模糊性。如果环境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属于环境行政处罚，那么行政机关就必须遵循《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处罚法定、事先告知、举行听证等要求，如果进入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同样将按《行政处罚法》的标准来作合法性审查。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而属于其他行政行为，那么它就受其他法的调整，如《行政许可法》或未来制定的《行政强制法》调整。因此首先界定环境行政处罚与非行政处罚之界限，不仅为行政法理问题，更关乎环境行政执法实践。
2.1 环境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措施系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和实施行政管理秩序，预防与制止社会危害事件与违法行为的发生与存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行为及财产进行临时约束或处置的限权性强制行为。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区别在于：行政处罚是一种制裁性行为，而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保障性行为；行政处罚是一种最终处理的行为，而行政强制措施是临时性的程序行为。
根据这一界线，我们就会发现，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初列的“环境行政处罚”形式中，有些则不属于“环境行政处罚”，而是“环境行政强制措施”。如《清洁生产促进法》第27条“产品和包装物的强制回收制度”；《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46条“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水污染防治法》第21条规定“在生活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威胁供水安全等紧急情况下，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采取强制性的应急措施”等。
2.2 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行政执行罚
行政执行罚系指因当事人拒不履行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包括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依法对其实施另一个处罚，以迫使当事人自觉履行，直到达到前一处理决定被履行时为止。从目的上说，行政处罚是旨在直接制裁一种违法，而行政执行罚是为了迫使当事人履行前一个处理决定而实施的保障性措施；从行为持续性上看，行政处罚是一次性的，而行政执行罚是持续性的；从行为性质上说，行政处罚属于“基础行为”，行政执行罚则属于“执行行为”，两种行为所处的行为范围领域是不同的；从被规制的法律上看，行政处罚受《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而行政执行罚则受将要制定的《行政强制法》的调整。
由此可以分析，本文第一题所列“征收滞纳金”“交纳滞纳金”从本质上属于行政执行罚，因为它们都是当事人因不履行前一行政法上义务而引起的后果。
2.3 环境行政处罚与责令纠正违法
当发现当事人有违法情景时，行政机关在对他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时，同时有权利和责任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这是《行政处罚法》第23条所明文要求的。但是，实施行政处罚与责令纠正环境违法完全是两类不同的行为，彼此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行政处罚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一种制裁，而责令纠正违法是对违法状态的一种处理；行政处罚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一种惩罚，而责令纠正违法是对违法现状的一种修复；从行为属性上讲，责令纠正违法是一种行政命令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行为。
鉴上，在本文中所列的“采取补救措施”“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使用”“责令停止开垦”“排除妨碍”等均不属于环境行政处罚，而属“责令纠正违法”之行为范畴。在实践中，有的环境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将责令纠正违法作为一种处罚的种类表达，则是错误的。
3 矫正环境行政处罚中罚款设置的泛化
我国每一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几乎都有“罚款”这一行政处罚方式的规定。当然，罚款较之停产、停业和吊销许可证处罚对行为人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环境行政处罚中罚款设置泛化原因之一则是非正当化的立法取向(如增加部门收入)，加上有些罚款设置本身也不符合环境管理的科学规律，导致罚款设定低效益或者无效益，威慑功能受到限制，有必要给予矫正。
3.1 矫正罚款设置中的非公正性
环境法律法规中虽设置了大量的“罚款”处罚方式，但细究之下，部分内容设置有待补充和完善。不妨举例说明：《排污费使用和管理条例》第21条规定：排污者未按照规定缴纳排污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应处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但在实践过程中，违反排污收费行为的罚款数量是各不相同的，小到几百元钱，多至上万元，如果一概以罚款1～3倍而论，有时罚款数额差距则很大，易造成处罚不公正等现象的出现。这种情况下，应进一步明确罚款范围，可借鉴《刑法》的立法，将罚款范围分为几个层次，即对于逾期拒不缴纳排污费的，排污费数额在10万元以下的，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2～3倍的罚款；排污费数额在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2倍的罚款；排污费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的罚款，
3.2 增强罚款设置的威慑性和代价性
环境立法中罚款设置的泛化和缺陷已经降低了罚款设置的威慑性和代价性，甚至罚款凭证成为行为人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的合法通行证。如罚款设置存在的普遍现象是部分处罚的额度太低，一般罚款额在20万元以下。有的大型造纸企业治污设施每日运行费用在10万元左右，而法律规定的处罚额度仅10万元，企业宁愿受罚也不愿正常运转治理设施，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更高，严重影响了执法力度。
对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和连续的环境违法行为应尽量避免轻易设置罚款，转而使用能力罚，可以选择适用责令停产停业或者暂扣许可证、执照的处罚，直接督促行为人改正违法行为，直至违法行为消除，这对于提高行政执法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行为人适时恢复原来的行为或者资格、能力留有一定的余地，避免简单处以罚款所产生的罚款凭证成为行为人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的合法通行证的情形。
4 完善行政处罚之间及与非行政处罚的关系
科学合理的行政处罚种类应当是让每一种处罚方式都能承担最符合其设置目的之职能而使环境行政处罚方式和非行政处罚方式形成系统性和协调性，这也是保证环境行政处罚有效运行的前置条件，从该角度出发，应对下列两个方面给予完善。
4.1 设置“通报批评”这一申诫罚种类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将行政处罚的种类列为七种，即：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拘留、其他行政处罚，而“其他行政处罚”这一特殊的种类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直接规定，显然“通报批评”未被列入《行政处罚法》第8条，也没有被环境法律、行政法规创设。但问题在于，在现实中却有不少行政法规以下的规范，如地方性法规，直接规定了“通报批评”或“在媒体上公开”等，如《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第12条。
本文以为，从以下原因考虑可通过环境法律和行政法规设置这一申诫罚形式：(1)“警告”的处罚方式《行政处罚法》已将其列为第一种处罚种类，作为申诫罚与“通报批评”具有相同或雷同的处罚功能；(2)对当前部分地方立法对“通报批评”的“违法”创设也可通过上位环境法律法规的设置给予解决；(3)“通报批评”作为精神罚或者影响声誉罚，是环境行政机关向违法者发出警戒，申明其有违法行为，从而对违法者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这种处罚方式对于纠正环境污染危害较小，或者初次环境违法行为具有适用价值。
4.2 体现行政处罚现差别及与非行政处罚的连续
目前环境行政处罚种类之间地设置缺乏差别性，没有区分不同环境违法行为的个性，如几乎凡环境违法行为均不加以区别的设置了罚款。此外，一些非行政处罚方式，特别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缺乏后续监督和处罚或设置连续性的处罚方式不当，如根据《环境保护法》第39条的规定，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单位，可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该条设置的罚款方式并不科学，对于限期治理没有达标者给予罚款的后续处罚设置，显然又陷入为罚款而罚款的误区，难以体现出行政处罚的功能和效用。
5 保证环境行政处罚的权威和种类的统一
行政违法行为处罚时效篇4
关键词：公告违法行为；间接强制执行；行政处罚
abstract：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sanadministrativemeasureemployedby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gencyaimingatthosewhopracticesevereillegalactsandrefusetocorrectorceasetheiract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s，however，isneither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ndenforcement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norisadministrativeinformationpublicity.itcanbeanenforcementmeasuretocorrectorceaseillegalactsoftheconcerningparty，whichshouldbetakenasthepremis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administrativeeffects，thepublic‘sknowledgeandrightsoftheadministrativepartiesshouldbeappropriatelydealtwith.asaresult，muchimprovementshouldbedoneastotheapplicationconditionanditsprocedur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righttolegalremedyshouldbeendowedtoadministrativeparties.
Keyword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ndirectenforcement；administrativesanction
公告即公开告示，公开告诫。在行政法理论中往往是作为一种程序性、附属性行为来谈的。“告诫就性质而言，它不是一个具体行为而是督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准法律行为（通知）而已。”〔1〕（p222）而准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就某种具体事实所作出的判断、认识，以观念表示的精神作为构成要素，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又称观念行为、表明行为”。〔2〕（p428）尽管目前在理论上对准行政行为缺乏深层次探索，但“在行政活动复杂的过程中，法律规制后行政主体的行为会经常出现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但往往间接发生法律后果的一类行为，即必须认可准行政行为存在的客观性与必要性”。〔3〕（p13）行政实务部门在具体运作上促进了这一行为的发展。以2002年国家计委颁布的《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为例，价格主管部门针对经营者价格违法情节严重，在作出处罚决定后不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应当”在经营者营业场地的公告栏、通道、窗口、柜台、摊位等显著地方公告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所针对的是：一、不停止违法行为的；二、未恢复到法律、法规等规定状态的；三、其他拒不改正的.此规章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告违法行为的目的、条件、形式及救济。若按照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观念以及就国家计委规章中的语义本身理解，公告违法行为似乎是一种程序性、附属性行为。笔者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为方式的强制执行。本文试以此概念为基础，对公告违法行为的性质、法律设定及其完善加以合理定位。
一、性质定位
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及《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我们可以粗略地归纳出公告违法行为所显现出来的外在特征。
第一，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所作出的行为。此特征仅从权力性质角度说明了其权力及手段的行政属性色彩及其特征，而并非着眼于其权限的法律依据与来源的合法性。
第二，公告违法行为是针对违法行为严重，且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尚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任何一种依职权作出的行为都有其针对的法律事实和情形。公告违法行为适用条件、情形方面的限定性，反过来又决定了针对违法行为的适时性。
第三，公告违法行为实施方式具有特殊性。即不是直接依靠物理力量的强制、压迫，而是在显著位置公告其违法行为，通过公开并借助社会舆论达到行政执法效果。但它又不仅仅停留在舆论角度的层面，还进一步通过影响信誉以及引导消费者，最终影响其经营而达到迫使其改正之目的与效果。
（一）与相关行为的辨析
1．与行政处罚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后作出，与行政处罚有类似之处，但其并不等同于行政处罚。第一，在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当中并无明确规定公告违法行为此种类型，而在《行政处罚法》所允许的新处罚种类中，也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能够明确规定新的种类。《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而不能规定新的处罚种类。第二，公告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中的警告都有告诫和谴责的因素在内，虽然《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但，“从立法上看，警告一般适用于情节轻微尤其是尚未造成具体损害后果的情形，法律在排列处罚轻重措施时，也将警告排列于最轻处罚位置”。〔4〕（p179）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针对的是违法情节严重的情形，两者适用违法情形的轻重程度不同。可见，公告违法行为也不是警告。第三，公告违法行为是以行政相对人行为违法且情节严重为适用的事实条件的，而行政处罚是以行政相对人违法并应受处罚为适用的事实条件。即凡能被适用公告违法行为的事实也必然适用处罚；反之，则不一定适用。其焦点在于是否“情节严重”。第四，公告违法行为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受处罚人仍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即在被处罚的情形下，并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显然公告违法行为既不是在原处罚基础上又适用的另一类处罚，也不是针对当事人继续违法实施的新处罚，皆缘于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而只是针对当事人不停止违法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迫使其停止的措施。第五，“行政处罚是一种制裁行为，以损害违法者的自由、财产能力或其他利益为目的，行政处罚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促使行政法上义务的实现，而是要造成违法者精神、自由和经济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的后果，惩罚违法者的违法行为”。〔5〕（p464）而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公告的手段迫使违法行为人停止继续状态下的违法行为或违法事实，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
2．与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非行政处罚，但亦非对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在《行政处罚法》第51条已明确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额。（2）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抵缴罚款。（3）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机关不能也不应该再给自己另行设置执行手段。
3．与公开行为的辨析
公开是民主的前提，公开是民主的保障。行政公开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对凡涉及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内容均应依照法定形式使其知晓，凡涉及相对人的权利均应在作出的行政决定中明确告知。行政公开与公告违法都有“公开”、“公示”的意思，但两者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呢？作为行政法基本理念与价值趋向之一，行政公开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具体执法中必然要体现行政公开这一基本原则，这不仅是对违法事实的公开、公布，同时对行政机关而言，也是对行政处理决定和处理后果的公开，更能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两者尽管有紧密联系，但并非等同关系。首先，两者的立法价值趋向不同。行政公开主要是为了促使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勤政、廉政，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公告违法行为则是促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执行方式，其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特殊义务。其次，行政公开是适用于整个行政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原则，而公告则属于具体的行为设计，有其特殊的适用方式，不具有普遍性。再次，行政公开主要是从程序角度而言的，为了防止和限制恣意，可分为事前公开、事中公开和事后公开；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从实体上对行政主体和被公告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设计，更强调公告违法行为所达到的执法效果。最后，在适用范围上，行政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明确排除在应公开范围之外；公告违法行为由于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滥用，故只能对行政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情形才可以适用公告违法行为。
（二）性质探讨
《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据此可以看出尽管实施处罚与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与事实的，但这是包含着不同内容与要求的两个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针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事实本身所实施的，尽管责令改正是伴随行政处罚作出的，但两者并非同种性质的行为。首先，两者的着眼点不同。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谴责是通过增添对被处罚人的义务负担实现的，制裁性是行政处罚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过去；而责令改正则是在处罚基础上的发展，使违法行为从恶性转向良性，纠正性和制止性是责令改正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未来。另外，也不是针对所有违法行为，在实施行为处罚时，都需要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其次，在调整对象上也有所不同。对于即时性违法行为，由于违法的一瞬间，客观上并无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的可能和必要，仅以处罚来否定其行为的法律正当性即可；而针对具有连续性、重复性的违法行为，前一阶段或前一时期行为的违法，并不必然影响后一阶段或后一时期行为的合法，故有必要采取责令改正方式使后继阶段行为趋于合法。因此，虽然公告违法行为是处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但行政处罚决定并非必然是公告违法行为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9条在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具备的法定事项时，并未涉及到责令改正的规定。显而易见，公告违法行为仅仅是对“责令改正”处理行为的执行。之所以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是缘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行为依据与行政处理决定综合在一起，表现为隐性的处理决定。究其原因就在于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是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只是各自着眼点不同而导致两种在内容和目的上完全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而，此种行政处理决定可与行政处罚决定联合作出，也可单独作出。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为了便于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将“责令改正”规定在处罚决定书中，一方面公告违法行为起到了促进、落实行政处罚书得以实施的作用，避免启动《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的执行程序；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决定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改正违法行为”的实施，起到了威慑作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公告违法行为的公告对象包括两方面：一是原违法行为和事实，二是新的违法行为及事实，即对原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行为和事实。原违法行为和事实，行政处罚已作出制裁性的否定评价。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针对新的违法行为和事实，但由于行为人拒不改正原违法行为，而使此违法行为继续下去。那么对此部分的行为及事实是否属实，违法行为及事实是否已得到纠正，需要行政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及核实。此时会出现两种结果：若没有改正违法行为，则作出公告违法行为的处理决定；若违法行为及事实已得到纠正，则可作出相应的认定、证明，记录在案。
公告违法行为虽是对责令改正处理决定的执行，但也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与行政处罚不同的是，公告违法行为要促使不履行改正义务的当事人履行其义务。“从性质上讲，行政处罚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科处新的义务，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原来的义务，这是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分界线。”〔6〕（p9－22）从行为方式上看，公告违法行为类似于间接强制中的执行罚。“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而该义务又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有执行权的机关可通过使不履行义务的法定义务人承担新的持续不断的给付义务，促使其履行义务，称为执行罚。”〔6〕（p9一22）“尽管执行罚也有科以新的义务的内容，但这种科以新的义务的目的仍是为了履行原行政义务，并不以科以新的义务为结束。”〔6〕（p9一22）无论是执行罚还是公告违法行为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间接强制执行手段，以期望产生间接的法律后果，促使相对人履行其法定义务。
从执行对象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比较广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和人身。那么，人格尊严、名誉等不具有具体形体的人格权能否作为行政强制的执行对象呢？首先，从立法目的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或达到法律规定的状态。公告违法行为正是通过对相对人的道德评价以引起法律效果的变化，这完全符合立法目的。其次，从执行对象的分类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既包括财产也包括人身及行为。而其中人身权又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身是人格权的当然载体，对人格权产生影响，必然是以对人身的影响为前提的。再次，从法律规定和学理上看，尽管行政强制执行在法律、法规中有强制传唤、强制拘留及强制履行兵役义务等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第35条和《兵役法》中第6l条规定），表现为一种物理上的强力，但笔者认为关于人身自由的强制执行仅是起到了举例、示范的作用，是行政强制执行对人身规定的子集合，而非全部。“因为威胁使用物理强力，并不是实施强制的唯一的方式。”〔7〕（p166）
公告违法行为本身并不能给不服从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常地被指望去履行责任和义务，我们就不会尊重他（她）。”〔8〕（p11）随之而来的将导致名誉等人格权受损以及降低社会对违法相对人的社会评价，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不利及生活上、心理上的压力和不便。“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惩罚，应是社会或个人对违反社会秩序者所给予的谴责和否定性评价，它不能仅归结为暴力手段，而应该涵盖道德惩罚，社会舆论谴责，社会组织或个人给予的惩处以及国家运用的各种法律惩罚手段，因为暴力或刑罚毕竟只是惩罚手段中的一种，有时其他惩罚措施如舆论谴责甚至比暴力手段更能发挥作用。”〔9〕（p3）
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当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即公布违反事实。相对人有义务的不履行或者对行政指导不服从时，将该事实向一般公众公布。“公布本身并不是对不服从指示、劝告者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但公布将导致受损或降低社会对他的评价，进行有可能间接带来经济上的不利，从而损害交易关系等。为了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期待人们服从指示和劝告，因而设立了公布这一制度。”〔10〕（p171）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布违反事实引起社会的关注，从心理上迫使其服从行政指导，或者通过事先设定该制度以确保行政指导的实效性……实际上，被认为具有通过执行罚等金钱进行心理压迫同样的机能。在这种意义上，公布违反事实可以定位为间接强制的一种形体。‘’〔11〕（p173）
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是否已经必然包含了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责令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的要求？我们认为，在此情况下，在法律程序与法律效果上确已形成了对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作出r否定性评价（因为违法事实的存在并被认定是行政处罚成立的前提），但这仅仅是对行政处罚决定成立前的违法行为及事实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而就该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进一步处理，在处罚决定成立之后仍然会有许多不确定的可能性，有些即时性、一次性违法行为仅需作出处罚决定即可，由于违法行为的不可弥补性没有再做其他行为之必要，大多数违法行为属于此类；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停止，如无照经营行为或未经许可而从事某项活动的，此类行为多是长期性、持续性的行为；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继续存在或实施，但需责令补办手续，如《陕西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办法》第35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或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不履行登记手续的，分别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并可处以土地使用权价款1％以上5％以下的罚款。”有些违法行为会因为受到处罚的同时，还需消除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事实状态，如责令拆除违章建筑.这些不确定的状态会让当事人无所适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行政行为的决定应当具体、明确，应当让相对人充分知晓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故在行政处罚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是在义务人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认为在没有“责令改正”的前提下直接作出公告违法行为是不符合“依法行政”要求的，公告违法行为应当而且只能在“责令改正”的前提下作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种复合型行政行为，形式上是一种准行政行为，但实质上却由准行政行为演化为一种法律性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方式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
二、权益冲突
“强制意味着我仍进行了选择，只是我的心智已被迫沦为了他人的工具，因为我所面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完全是由他人操纵的，以致于强制者想让我选择的行为，对于我来讲，乃是这些选择中痛苦最少的选择。”〔7〕（p164）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没有直接给相对人的人身、财产及精神造成痛苦、损失，但却以将来的不确定的名誉降低、人格贬损、社会评价降低为胁迫手段，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失迫使相对人就范。
公告违法行为就是要通过社会公众对违法相对人的道义谴责、说服、教育，使相对人履行义务，但行政主体仍然应对公告违法行为采取程序上、实体上的控制。公告违法行为虽不直接引起法律上权利义务的变化，但由于其公告行为的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从责任归属角度讲，应由公告违法行为的作出主体，在实现其职能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现代法律上，利益虽不可量化，但却可以权衡。“有的利益具有更强属性，具有优先性。名誉等人格权有时还受到其他更高利益的限制，这些更高利益有时是相对的，有时是绝对的，例如国家主权。”〔12〕（p326）“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13〕（p591）那么，此时公共利益毫无例外地对人格权也应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公共利益包括行政效率的利益、执法效果的利益和公众了解权的利益在内。”〔14〕（p1060）
第一，行政效果与人格权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行政行为需要追求效率，追求效率的行政行为主要是强调行政行为的运行周期短、简易程序多，注重的是方便、快捷。而公告违法行为恰恰是为了把行政相对人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避免物理强力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更大的创伤，避免使用直接强制以片面地牺牲效率而换取公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这并不意味着对效率的背离，行政行为要追求效率，但在执法过程中也要追求公平和正义。公告违法行为正是期待相对人自觉履行义务而作出的，给了相对人充分的选择权利，体现了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其次，行政主体在公告违法行为上追求的执法效果就是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行政决定中的法定义务，改正违法行为，来达到法定状态。“公告”即“告公”，这也是行政决定要公开的一个表现，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进行文明、公正执法，使行政机关执法规范化、制度化。“公告”行为亦有“杀一儆百”、“示众”的意义在内，对那些违法乱纪的行政相对人起到威慑的作用，但又可以避免社会资源及物质财富不必要的浪费。
第二，公众了解权与人格权之冲突。了解权，又称“知的权利”、“知悉权”、“知情权”，它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政治民主权利最早出现于1946年美国第79届国会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该法以排除陛立法方式规定除数种政府行为公民无权了解外，其余均可了解。公民一方面要保护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让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其他私人事务让别人接近，别人知道，公开和传播，其结果是让别人较少地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又要求了解自己应当知道的一切，要求社会尤其是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多一些公开性，增加透明度，以满足其政治上与精神上的需求。其结果是尽量扩大信息视野，拓宽信息来源。这就存在着主张知悉与逃避知悉的二律背反。公告违法行为是对个案的公开，是在相对人拒不履行责令改正义务的前提下，把对相对人的公开扩展到对社会的公开。但这种公开不是没有条件限制的，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在尽量满足社会公众对违法现象的知情权时，必须以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前提。
无疑，人类社会选择或设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行政主体必然要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漠视私权益。在公共利益与私权益发生冲突时私权益成为必然的牺牲品。随着法治行政的发展，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有着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比例原则”应运而生。“其最先起于‘警察行政’的‘警察比例原则’，而‘警察比例原则’是根据警察作用具有威胁市民自由的危险性，为抑制其权力行使而构成的。”〔11〕（p59）这主要涉及到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首先，公告违法行为必须是针对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的事实而实施，即须在行政主体职权范围之内，为追求行政法上的效果而实施的。其次，禁止过度规则，即为了追求行政执法效果而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和采取一切手段。公告违法行为正是为避免采用直接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更大损失和痛苦，而采取的间接强制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通过道德上的谴责及内心自我反省，而达到法律效果。
三、缺陷与完善
经上述分析，公告违法行为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法律制度上都存在不规范之处，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从设立到实施运行以及法律后果上并非都是一致的。就公告违法行为而言，尽管本身并不涉及权利义务的增减，但客观上仍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而且正如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所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15〕（p126）同样，公告违法行为若运用不当，亦如双刃之剑。
（一）法律制度之缺陷
法律的不周延性极易导致权力行使的“真空”。目前关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规定大多是由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所规定，法出多门，极不统一，且差异性也较大。行使范围、手段及救济途径也各不相同，把设立权和实施权混为一谈。法律、法规、规章之间没有很好地联结起来。在《立法法》中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进行规定，尽管尚未明确规定涉及名誉权是否只能由法律规定，但根据法理精神以及人格权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重要性，对名誉权实施的行政强制或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无权设定公告违法行为。当法律明确设定后，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及行政规章只能规定具体的实施程序，但不能对法律规定的公告违法行为的对象、范围、条件、方式以及实施机关作出变更或补充规定。
（二）实际效果之缺陷
效益为法律追求的价值之一，是衡量行为、制度的优劣标准之一，而实际效果则是追求效益的实现状态及程度。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社会舆论，以引起自身谴责及评价降低，“迫使”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中“公布的实效取决于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的态度以及一般居民、国民的反应，所以在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不介意这种对自己的谴责或批判的情况下，公布是无力的”。〔10〕（p171）若行政相对人毫无廉耻之心，无惭愧之感，对社会评价降低听之任之，置若罔闻，则公告违法行为并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作为确保行政法上的义务履行的手段，其效果是有限的”。〔10〕（p171）因此，如何使公告违法行为与其它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衔接起来，相互配套与协调使其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体系的组成部分，以最终达到实现责令改正行为所要求的履行义务之状态和效果，尚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三）程序设置之缺陷
在程序设置上，公告违法行为亦有不妥之处：第一，应当适当放宽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期限，给行政相对人充分的时间自觉履行，尽量避免行政强制的实施。第二，在实施公告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对于相对人的违法事实应尽量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不扩大、不丑化、不失真的态度，不使用污辱、贬损的词语和语气。第三，由于处罚行为是针对相对人本人，故应在法律中进行明确规定，当公告违法行为期限届满，行政相对人仍不履行义务，行政主体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可采用直接行政强制。第四，在救济程序中，大多仅规定行政救济，并未规定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无权利则无救济”，法律应对此进行明确规定救济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和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行政强制行为，理应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公民对于公告违法行为的不当行使，及造成的损失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告违法行为虽然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实施，但有可能损害其他公民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充分保护每一个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法律应赋予每一个与强制执行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利害关系人，请求救济的权利，而不仅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动态的行为过程，根据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构成理论，公告违法行为由告诫、决定公告违法、实施公告违法等阶段复合而成。不同阶段的行为性质都会因其方式及内容不同而可能变化，这就导致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公告违法行为的基础性行为是责令改正行为而非行政处罚，这直接影响到利害关系人以何种行为作为被申诉、复议、司法审查的对象。正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间既不停止违法行为或未主动恢复到法律规范所要求的状态，也未在法定救济期间提起法律救济，行政机关才启动公告违法行为，因而为了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行政执法的权威性，行政相对人在进入公告违法行为阶段时已丧失了向人民法院申请质疑责令改正行为合法性的权利，故不宜对责令改正行为再提起诉讼.
尽管公告违法行为已包涵“告诫”的意思，但作为行政公开的要求，公告机关还是应把履行期限、拟采取的公告违法事实的方式等事项告知义务人，以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告诫是行政行为还是单纯的通知、强制执行的法定条件？从法律保护的观点来看，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视为行政行为。”〔16〕（p489）利害关系人应具有对告诫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在作出公告违法决定阶段，虽然尚未对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但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角度来看，也应该赋予利害关系人一定诉权。而在实施阶段利害关系人具有诉权则毫无异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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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违法行为处罚时效篇5
关键词农业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区别；适用
中图分类号F3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4）09-0309-02
DifferenceandapplicableanalysisofSummaryandGeneralprocedureofagriculturaladministrativepunishment
wanGCheng
（Guannanagricultural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inJiangsuprovince，GuannanJiangsu222500）
abstractthedifferenceandapplicationofsummaryandgeneralprocedureofagriculturaladministrativepunishmentwereexpoundedfromthecharacteristic，methodanditssteps，soastopromotereasonableandeffectiv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administrativepunishment.
Keywordsagriculturaladministrativepunishment；summaryprocedure；generalprocedure；difference；application
农业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制度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特定的农业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违反农业行政管理秩序但尚不构成犯罪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给予的法律制裁[1-2]。在农业行政执法活动中，农业行政处罚要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公开公正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保障当事人陈述权利原则、一事不再罚原则。农业行政处罚作为一种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的活动，必须遵守农业行政处罚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可能无效或者被撤销。为了规范农业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农业行政执法机关有效实施行政执法，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改进农业执法工作，特制定了农业行政处罚程序[3]。农业行政处罚程序是农业行政处罚主体在开展农业行政处罚活动时必须遵守的方法、步骤、顺序和时限的总称。农业行政处罚程序又分为农业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和农业行政处罚一般程序[4]。现就简易程序与一般程序的特点、方法与步骤作如下简述。
1特点的区别
农业行政处罚的简易程序指农业行政处罚机关针对轻微的违法案件所作出较轻微行政处罚时采用的相对简要的手续和方式；农业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又称普通程序，是指法律特别规定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以外，农业行政处罚所适用的程序。
1.1适用范围与条件不同
农业行政处罚简易程序适用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罚较轻的行政违法行为。违法事实确凿要求有证据证明违法事实存在，而且违法事实的证据应当充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情简单，违法事实简单明了，无需进一步调查取证就足以证明案件的违法事实。农业行政处罚一般程序适用范围广泛，与简易程序相比较，其适用范围和条件是案情比较复杂，情节比较严重，处罚比较严厉。
1.2处罚手段不同
农业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一般采取警告、罚款2种手段。农业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处罚手段较多，与简易程序相比较，处罚手段多种多样。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1.3处罚程度不同
农业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是较轻微的行政处罚，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罚款。农业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是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的罚款。
1.4制约机制不同
农业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只要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农业行政处罚一般程序不适宜个人独立裁决，制约机制相对较强。不适宜个人独立裁决是农业行政处罚一般程序与农业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主要区别之处。适用农业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时，许多过程，如调查取证、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时，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这些都强化了制约机制，有利于保证行政处罚的合法与有效。
1.5程序与时限不同
农业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处罚效率高，可以节省执法成本，及时地处理违法案件。农业行政处罚一般程序适用的是案情复杂、决定难度大的行政违法案件，需要进行调查取证。有些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可以要求行政机关组织听证。这些都决定了农业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比较复杂、时限较长的特点。
1.6行政争议不同
农业行政处罚简易程序适用时，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争议小，一般不会发生行政争议。农业行政处罚一般程序适用时，行政争议较多，因为适用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范围较广，种类较多，针对的多是行政处罚或是情节复杂的行政违法案件。
2方法与步骤的区别
2.1农业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方法与步骤
2.1.1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农业行政执法人员代表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因此在实施农业行政处罚时，执法人员必须主动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以表明自己有权实施该项处罚。了解执法人员的执法身份，是当事人应有的权利。对于不出示执法证件或者不能够证明其执法身份的，当事人可以拒绝接受处罚。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对于防止越权处罚、无权处罚的情况，起着重要作用。
2.1.2当场查清违法事实，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证据。当场处罚时，也要认真收集证明案件事实的所有证据，不能够因为适用简易程序而忽略调查取证。
2.1.3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给予处罚的理由和依据。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向当事人指出违法事实，说明其所违反的法律规范，以及给予的处罚等。
2.1.4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这是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必要环节，否则进行处罚无效。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提出的有关意见，应当认真听取，不能因为当事人提出异议而加重处罚。
2.1.5作出处罚决定并当场交付处罚决定书，同时告知相对人享有的权利。行政处罚决定是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要式行为，必须出具书面决定，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由当事人签名或者按手印后，执法人员应当场交给当事人1份。同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场收缴罚款的，还应向当事人出具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发的罚款收据。
2.1.6行政处罚决定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执法人员应当自作出当场处罚决定之日起，渔业执法人员应当自抵岸之日内将《当场处罚决定书》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返回行政处罚机关所在地之日起2d内，交至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水上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抵岸之日起2d内交至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在2d内将罚款交至指定的银行。
2.2农业行政处罚一般程序的方法与步骤
2.2.1立案。立案时行政机关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或者本机关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以及上级机关交办的案件，认为进一步调查而决定开展查处的一个程序。立案是一般程序启动的标志，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同意后，行政处罚案件正式启动。
2.2.2调查取证。立案后进入调查取证阶段。调查取证是行政处罚程序中的一个必经步骤。因为不查明案件事实，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行政处罚决定。调查取证的目的主要有：一是查明行政违法事实是否存在，其性质如何，危害结果的有无及大小等；二是查明违法当事人，查明其真实情况以及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等；三是获取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各种证据，如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行政处罚法》规定农业行政机关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全面”，是指农业行政机关要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收集证据，凡是与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有关的证据都要收集，不仅要注意收集证明当事人违法的证据，而且必须同样注意收集证明当事人无违法情况的证据。“客观”，是指农业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要有客观真实性，任何主观的推测、假想、想象的东西都不能作为证据。“公正”，是指农业行政机关在调查取证时不能仅听取某一方或者某一个人的意见和说辞，更不能采取诱导方式提示证人作不利于被处罚人的证言，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调查人员应当回避等。
2.2.3案件调查。调查结束后，执法人员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制作《案件处理意见书》，报农业行政机关负责人，由农业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和执法人员的意见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理决定；对违法行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根据情节轻重拟定行政处罚；或虽构成违法，但有不予处罚的法定事由的，应销案；对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2.4告知。在作出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拟给予的农业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3d内，进行陈述、申辩。符合听证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要求听证。否则，农业行政处罚不成立。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要求组织听证的，农业行政机关应当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组织听证会。
2.2.5作出处罚决定并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农业行政机关给予农业行政违法当事人行政处罚的书面决定。在农业行政管理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农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查处农业行政违法案件的忠实记录；二是具体实施农业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重要手段，是农业行政机关处罚程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三是农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农业行政执法质量和效率的集中体现；四是法制宣传教育的生动教材。因此，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认真制作。
2.2.6听证。在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事人的要求，组织农业行政违法案件的调查人员和被处罚人员同时参加，由调查人员和当事人对相关的违法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依据进行当面质证和辩论的一种活动。听证程序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处罚程序，仅是某些特定的一般程序案件中的一个环节。通过举行听证，增强农业行政执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保证公正处罚和保障被处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农业行政机关客观、全面地查清违法事实，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获取证据并准确适用法律、法规，保证农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更合法性和公正性，提高办事效率和执法水平，防止滥用权力，强化农业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便于公民监督农业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同时也对公民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
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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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违法行为处罚时效篇6
一、审查原判决确认行政处罚行为的有效性
确认行政处罚行为是否有效，是检察机关审查审判机关的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首要问题。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有效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一是行政机关有此种处罚权；二是被处罚者有违法行为，且违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法定免除处罚情况；三是行政处罚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四是处罚决定适用行政法律、法规正确。检察机关要判定审判机关确认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有效性是否正确，就必须把握上述四个条件。
（一）审查行政机关是否有处罚权，是否滥用处罚权或超越处罚权。行政机关并不都具有行政处罚权，只有一部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才具有行政处罚权。具体说，工商、税务、财政、公安、司法、技术监督、交通、审计、畜牧、农业、林业、城建、计生、卫生、国土、环保、档案、渔政、海关、物价等行政机关具有行政处罚权。无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实施的处罚行为无效，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滥用处罚权或者超越自身的处罚权，其处罚行为无效。审判机关将上述无效处罚行为确认为有效，或者将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确认为无权者，或者将有效的处罚行为确认为无效，其判决都是错误的。
（二）审查被处罚者违法事实是否清楚，有无法定免除处罚情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到行政处罚，必须具有违反国家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该行为应当受到处罚，且不具有法定免除处罚条件。法定免除条件有：违法行为超过两年才被发现的；违法人员不满14周岁的；精神病人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必须综合违法性质、情节、动机、目的、后果，有无法定免除处罚条件等诸因素予以分析，作出处理决定。行政机关对违法事实不清或者证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事实的证据不充分，而对其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行为无效。行政机关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具有法定免除处罚条件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处罚的，其处罚行为也属无效。审判机关将上述无效处罚行为确认为有效，其判决是错误的。
（三）审查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是否严格按法定程序*作。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作。法定程序有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三种。
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需要调查取证；二是处罚金额小或处罚的性质较轻；三是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当场填写、交付处罚决定书；四是必须有法定依据。缺少任何一个条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
适用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具有四个特点：一是不能当场作出处罚决定；二是必须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才能确认违法行为、违法事实、违法性质；三是处罚的依据、事实和理由，应当告之受处罚者；四是对受处罚者的陈述、申辩，执法人员不得拒绝。
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不同于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其主要区别：一是作出处罚的性质比较严重，如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罚款数额大等；二是听证程序不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而是选择程序。当事人在受处罚前要求听证且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机关必须组织听证。当事人放弃听证权利的，适用一般程序。
行政机关在实施处罚时，本应适用一般程序而适用了简易程序，本应适用听证程序而适用了一般程序，或没有按每一法定程序具体*作，剥夺了当事人的有关权利，其处罚行为无效。审判机关将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程序*作的处罚行为确认为无效，或者将上述无效行为确认为有效，其判决是错误的。
（四）审查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必须正确适用国家行政法律、法规，不能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也不能适用与此种处罚无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处罚必须有法定依据，没有法定依据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行政处罚行为无效。审判机关将上述无效处罚行为确认为有效，或者将有法定依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有效处罚行为确认为无效，其判决是错误的。
二、审查原判决裁定确认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性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和违反国家行政法律、法规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既可以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即是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一般来说，审判机关错列原告的可能性小，错列被告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检察机关应着重审查审判机关判决、裁定确认被告（即行政机关）的合法性。
（一）审查原判决、裁定是否将不是被告的列为被告，将本应是被告的未列为被告。被告错列，严重损害了行政机关和原告的合法权益，其判决、裁定是错误的。审判机关错列被告有几种情况：一是行政复议机关维持了原作出行政处罚机关的具体行政处罚行为，复议机关不应是被告，原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才是被告。审判机关将复议机关列为被告，原处罚机关未列为被告，或者将两个机关都列为被告；二是复议机关改变了原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复议机关应是被告，原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不应是被告。审判机关将复议机关未列为被告，原处罚机关列为被告，或者将两机关都列为被告；三是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作出行政处罚，该组织不应是被告，委托的行政机关才是被告。审判机关将受委托的组织列为被告，委托的行政机关不列为被告，或者将二者都列为被告。
（二）审查原判决、裁定是否漏列被告。如果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同一具体行政处罚行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共同作出同一行政处罚行为的行政机关都应是被告，即共同被告。审判机关只将其一机关列为被告，而未将其他行政机关列为被告，实际上漏列了被告，损害了行政机关和原告的合法权益，其判决、裁定是错误的。
三、审查原判决裁定适用行政法律法规的正确性
行政法律、法规范围十分广泛，审判机关审查行政处罚案件，必须准确适用法律、法规，否则，导致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审查的重点是：
行政违法行为处罚时效篇7
一、审查原判决确认行政处罚行为的有效性
确认行政处罚行为是否有效，是检察机关审查审判机关的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首要问题。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有效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一是行政机关有此种处罚权；二是被处罚者有违法行为，且违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法定免除处罚情况；三是行政处罚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四是处罚决定适用行政法律、法规正确。检察机关要判定审判机关确认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有效性是否正确，就必须把握上述四个条件。
（一）审查行政机关是否有处罚权，是否滥用处罚权或超越处罚权。行政机关并不都具有行政处罚权，只有一部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才具有行政处罚权。具体说，工商、税务、财政、公安、司法、技术监督、交通、审计、畜牧、农业、林业、城建、计生、卫生、国土、环保、档案、渔政、海关、物价等行政机关具有行政处罚权。无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实施的处罚行为无效，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滥用处罚权或者超越自身的处罚权，其处罚行为无效。审判机关将上述无效处罚行为确认为有效，或者将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确认为无权者，或者将有效的处罚行为确认为无效，其判决都是错误的。
（二）审查被处罚者违法事实是否清楚，有无法定免除处罚情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到行政处罚，必须具有违反国家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该行为应当受到处罚，且不具有法定免除处罚条件。法定免除条件有：违法行为超过两年才被发现的；违法人员不满14周岁的；精神病人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必须综合违法性质、情节、动机、目的、后果，有无法定免除处罚条件等诸因素予以分析，作出处理决定。行政机关对违法事实不清或者证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事实的证据不充分，而对其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行为无效。行政机关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具有法定免除处罚条件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处罚的，其处罚行为也属无效。审判机关将上述无效处罚行为确认为有效，其判决是错误的。
（三）审查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是否严格按法定程序*作。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作。法定程序有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三种。
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需要调查取证；二是处罚金额小或处罚的性质较轻；三是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当场填写、交付处罚决定书；四是必须有法定依据。缺少任何一个条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
适用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具有四个特点：一是不能当场作出处罚决定；二是必须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才能确认违法行为、违法事实、违法性质；三是处罚的依据、事实和理由，应当告之受处罚者；四是对受处罚者的陈述、申辩，执法人员不得拒绝。
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不同于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其主要区别：一是作出处罚的性质比较严重，如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罚款数额大等；二是听证程序不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而是选择程序。当事人在受处罚前要求听证且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机关必须组织听证。当事人放弃听证权利的，适用一般程序。
行政机关在实施处罚时，本应适用一般程序而适用了简易程序，本应适用听证程序而适用了一般程序，或没有按每一法定程序具体*作，剥夺了当事人的有关权利，其处罚行为无效。审判机关将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程序*作的处罚行为确认为无效，或者将上述无效行为确认为有效，其判决是错误的。
（四）审查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必须正确适用国家行政法律、法规，不能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也不能适用与此种处罚无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处罚必须有法定依据，没有法定依据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行政处罚行为无效。审判机关将上述无效处罚行为确认为有效，或者将有法定依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有效处罚行为确认为无效，其判决是错误的。
二、审查原判决裁定确认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性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和违反国家行政法律、法规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既可以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即是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一般来说，审判机关错列原告的可能性小，错列被告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检察机关应着重审查审判机关判决、裁定确认被告（即行政机关）的合法性。
（一）审查原判决、裁定是否将不是被告的列为被告，将本应是被告的未列为被告。被告错列，严重损害了行政机关和原告的合法权益，其判决、裁定是错误的。审判机关错列被告有几种情况：一是行政复议机关维持了原作出行政处罚机关的具体行政处罚行为，复议机关不应是被告，原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才是被告。审判机关将复议机关列为被告，原处罚机关未列为被告，或者将两个机关都列为被告；二是复议机关改变了原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复议机关应是被告，原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不应是被告。审判机关将复议机关未列为被告，原处罚机关列为被告，或者将两机关都列为被告；三是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作出行政处罚，该组织不应是被告，委托的行政机关才是被告。审判机关将受委托的组织列为被告，委托的行政机关不列为被告，或者将二者都列为被告。
（二）审查原判决、裁定是否漏列被告。如果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同一具体行政处罚行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共同作出同一行政处罚行为的行政机关都应是被告，即共同被告。审判机关只将其一机关列为被告，而未将其他行政机关列为被告，实际上漏列了被告，损害了行政机关和原告的合法权益，其判决、裁定是错误的。
三、审查原判决裁定适用行政法律法规的正确性
行政法律、法规范围十分广泛，审判机关审查行政处罚案件，必须准确适用
法律、法规，否则，导致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审查的重点是：
行政违法行为处罚时效篇8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派出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时，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依法选择是否处罚以及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时限等依法进行自主裁量和选择适用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条全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派出机构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程序正当原则，严格遵守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
在对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或《听证告知书》时，应一并告知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第五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口头或书面及其他形式作出陈述和申辩的，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工商机关应当采纳；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不成立的，应告知当事人可就行政处理结果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和时限申请救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听证而加重处罚。
第六条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平等对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以案件事实以外的因素差别对待当事人。
同一机关对于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同（相近）的同类案件实施行政处罚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及处罚幅度应当基本一致。对同一违法案件的多个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区分不同情节及其在违法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别确定相应的处罚种类和幅度。
第七条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立法目的，选择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应当必要、适当，应当依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后果，选择处罚的种类和幅度。
第八条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第九条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做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对情节显著轻微、无危害后果并能及时纠正的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对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
第十条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公开、公正。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依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结果应当依法公开。
公开的形式和途径，应因地制宜，便于社会公众查阅。
第十一条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结合违法行为的构成，即主体、主观、客体、客观方面等方面综合考虑，不能偏执一端，片面考虑某一情节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
第十二条同一违法行为违反了不同法律规范的，在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优先适用法律效力高的法律规范；
（二）法律规范效力相同，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
（三）法律规范效力相同，生效时间在后的优先适用。
同一行为违反了不同法律规范，不同法律规范规定的处罚种类不同，可以根据情况按照法律适用原则选择与违法行为主要特征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定性处罚；也可以同时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给予处罚。但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
第十三条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首先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当事人逾期不改正才能实施行政处罚的，不得直接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必须先行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再予处罚。法律、法规、规章对责令改正的期限没有明确规定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合理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30日。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或需先行责令改正且作出责令改正决定的，应当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违法事实、违反的法律法规和改正期限，并督促和指导当事人及时改正。
第十四条不予行政处罚，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对特定行为不给予处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
（二）违法行为显著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三）不满14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四）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五）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第十五条从轻处罚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法定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对当事人在几种可能的处罚种类中选择较轻的处罚种类或者在一种处罚种类的法定幅度内选择低限幅度处罚。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从事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办案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第十六条减轻处罚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法定的处罚种类以外或者低于法定处罚幅度的最低限进行处罚。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从事违法行为，尚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的；
（三）配合办案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四）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其情节轻微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实施减轻处罚的，必须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证据依据及法律依据，并由同级案件审理委员会决定。
第十七条从重处罚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在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和法定幅度内适用较重的种类或者选择法定幅度中较高的部分予以处罚。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处罚：
（一）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或者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市场经济秩序的；
（二）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
（三）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
（四）坑农害农等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
（五）违法经营引起群访的；
（六）以暴力或者其他威胁方式抗拒、阻扰执法的；
（七）故意毁灭、转移或者藏匿证据，无理拒绝、拖延提供证据材料或者提供虚假材料以逃避处罚的；
（八）隐匿、转移、变卖、损毁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封（封存）、扣押（扣留）财物的；
（九）在调查中通过转移财产、停业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逃避承担法律责任的；
（十）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或者恶意串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
（十一）违法行为被处罚后，二年内再次发生同一性质违法行为,或者同一当事人被处罚两次以上又从事违法行为的;
（十二）利用自然灾害、疾病流行等突发事件实施违法行为的；
（十三）有悖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规定的阶段性工作重点的；
（十四）其他依法应从重行政处罚的。
对于达到涉嫌犯罪移送标准的案件，必须移送司法机关，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第十八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的，可以选择适用。规定应当并处的，不得选择适用。
第十九条罚款处罚的高限幅度一般为法定上限数额的70%以上，低限幅度一般为法定上限数额的30%以下，中限幅度一般为法定上限数额的30%以上70%以下。
对一般违法行为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时，一般选择中限幅度处罚。但具有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从重情形之一的，可以选择高限幅度直至最高限予以处罚；具有本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从轻情形之一的，原则上选择低限幅度直至最低限处罚（没有法定的最低限情形除外）。
第二十条办案机构调查取证时要收集当事人是否具有不予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从重行政处罚情节的证据；并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应当将自由裁量的情况进行表述。
第二十一条办案机构对调查的案件，在调查终结报告中对其所建议的处罚档次没有说明理由的，核审机构应当作退卷处理或者要求办案机构作补充说明。核审机构认为办案机构在调查终结报告中对所建议的处罚阶次缺少必要证据证明，应当要求办案机构补充调查有关证据。
第二十二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应对违法行为当事人实施必要的行政指导，引导规范经营。
第二十三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应当积极推行典型案例指导制度。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定期公布本地区的典型案例，以指导本地区行政处罚案件做到同案同罚。
第二十四条全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原则上应当按照本办法及《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试行)（以下简称《参照标准》）自由裁量，确定处罚幅度。
第二十五条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本实施办法，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应当责令限期纠正。必要时予以通报。
第二十六条在涉及行政处罚行为的行政复议程序中，复议机构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为的审查力度，对于不按规定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
第二十七条对于重责轻罚、轻责重罚等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行政违法行为处罚时效篇9
1996年7月5日，修订后的《档案法》赋予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权。这是同年3月《行政处罚法》颁布后，在国家依法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的大背景下，首次在一部单行法中对主管部门赋权。充分说明增设行政处罚权符合档案事业发展需要，否则就难以有效防范和惩处档案违法行为。尽管修订后的《档案法》对行政处罚的适用范围作了限定，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档案行政执法的刚性。
作为行政机关行使管理权力处理违法行为的一种主要手段，“行政处罚”这一概念对很多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处罚“滥”、“乱”现象严重，特别是很多人理解的处罚，基本上是和“罚款”画等号的；说陌生，是因为很多人对行政处罚的含义、原则、种类、设定和实施等内容并没有真正理解，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的所做所为与法治精神相悖。《档案法》修订前，档案部门没有行政处罚权，对一些严重违法行为缺乏有效管理手段。长期“弱势”部门的地位，使得档案部门对行政处罚权极度渴望，但对行政处罚认识上的偏差又使得人们在此问题上有些偏执：没有行政处罚权时(主要是罚款权)认为《档案法》软，即使已被赋权也因为适用范围上加了限定，仍认为《档案法》软，其主要理由主要是认为《档案法》规定的许多条款没有在法律责任中落实更严厉的处罚条款。许多人认为如果对于一些违法行为不罚款或处罚范围窄，便认为法不够硬，指望通过加大处罚等方式能够解决阻碍档案事业发展的所有问题。浏览―下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听听一些会议上的发言，上述观点在《档案法》实施20余年后的今天仍不绝于耳。但行政处罚对于开展档案工作来说，真的是万能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分析产生不正确观念的原因，主要在于对行政处罚的含义没有真正理解透彻，对于行政处罚的原则没有深刻认识，对国家从立法上规范和限定行政处罚的意义也缺乏正确认识。很多人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执法机关乱罚款和滥罚款现象极为反感，但当自身使用这一权力时，往往只看到了它对违法行为威慑的积极作用，对于不正当使用甚至滥用处罚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则认识不够，没有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机关的高度考虑问题。对档案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是维护国家档案完整与安全，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民利的重要手段，但它决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不能对此产生依赖心理，而放弃或忽视其他手段的作用。
二、正确理解与适用行政处罚的相关内容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开展档案行政执法工作中，对行政处罚理解和适用应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行政处罚的内涵。通常认为，所谓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特征有三：第一，行政处罚的适用主体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行政处罚是以对违法行为人的惩戒为目的，而不是以实现义务为目的；第三，行政处罚的适用对象是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属于外部行政行为。
由上可以得出，所谓档案行政处罚就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档案法》规(广义的)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的一种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需要把握的是：档案行政处罚的主体主要是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档案馆或其他非授权组织不能行使这一权利；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定职权主要由《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赋予，而所要遵循的法定程序主要指《行政处罚法》和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档案行政处罚的对象即行政相对方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给予的处罚种类依照现行《档案法》的规定，只包含《行政处罚法》中所规定的警告(申诫罚)、罚款和没收非法所得(财产罚)三种。还应注意，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是可诉的，即被处罚者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慎重实施，不能违法乱用或滥用处罚权而致工作被动。
其次，正确理解和严格遵循行政处罚的原则。处罚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律要让行政相对人能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是行政处罚的核心原则。
处罚公正公开原则。行政处罚的依据及有关内容必须公开，不能违反公正的程序。要求行政主体必须依法裁判，公平地处罚违法行为人。既不能同等情况给予不同处罚，也不能不同情况给予相同处罚。
过罚相当原则。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与受罚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亦即行政处罚的种类、轻重程度及其减免均应与违法行为相适应。罚重于过，无以服人；罚轻于过，难以达到震腰和制止违法行为的目的。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行政处罚是法律制裁的一种形式，但又不仅仅是一种制裁，它兼有惩戒与教育的双重功能。处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处罚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正确实施行政处罚，达到既克服因缺乏行政处罚手段而使法显“软”的现象，也要防止不正确适用行政处罚手段而造成“乱”或“滥”的问题。
救济原则。在行政处罚中必须提供充分的救济，才能真正保障行政相对方的权利。行政相对方对行政主体给予的行政处罚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有权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违法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提出赔偿要求。
处罚追究时效原则。规定处罚时效实际上是对执法部门严格执法提出的要求。《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由于档案工作的专业特殊性，有些档案违法行为发生很长时间都未被发现，这就给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应正确理解和理性看待行政处罚的设定。行政处罚权的设定很重要，它关系到行政机关实施处罚的依据是否合法的问题。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法律可以设定任何种类行政处罚；上一层次法律规范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下一层次不得超越上一层次规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另行作出规定；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
按照这一精神来理解和看待档案行政处罚，应当掌握：只有《档案法》才能设定任何种类的档案行政处罚，其他档案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在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范围和幅度内，作出相关规定。否则，就可能和上位法产生冲突，引发适用问题。造成法制的不统一。因此，各地区应认真审视本地区出台的《档案法》规和规章，如有与上位法冲突不协调之处应加以修改，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推进《档案法》法治进程。
三、几点启示
一是应彻底转变对行政处罚的片面认识，克服处罚依赖症。行政处罚权是档案部门开展档案工作中处理违法行为的有效手段，使用得当对事业发展帮助极大，但不能有“处罚万能”的思想，不能患上处罚依赖症，特别是不能对罚款这种手段过分依赖，以为仅仅依靠处罚就能有效处理各种档案违法现象，解决档案事业发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行政违法行为处罚时效篇10
法律执行效果不佳的原因很复杂，既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有体制惯性的作用，当然与我们法律本身不严谨，法律之间互相衔接不够有关。尤其重要的是，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司法体制运行还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没有调动起社会和个人监督参与执法的热情和积极性，影响了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积极、高效、公正地执行法律。
一、解决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确保法律实施的具体对策
解决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的关键是进一步完善立法，改革现行行政和司法体制，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执法权力和执法责任、政府责任与社会、司法监督的关系。具体的建议包括：
（一）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建立行政处罚中的“”换罚制度“”，创设“”官告民“”的简易诉讼制度和轻罪制度，处理好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衔接关系，确保所有法定义务得到切实履行
1、对于持续或者反复违法，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人，运用罚款等行政处罚方式尚不足以制止和纠正其违法行为的，可以建立由财产罚、能力罚转换到自由罚的“”换罚制度“”，增强处罚的力度，保障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2、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不履行法定义务，又不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通过制定《行政强制法》，建立由行政机关向法院提起“”官告民“”简易诉讼制度，将所有重大金钱给付义务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义务交由法院通过简易诉讼的方式执行，同时赋予行政机关对所有作为、不作为和容忍义务自我执行的权力。
3、对于拒不履行作为、不作为和容忍义务的行为，可以考虑由行政机关以“”拒不履行行政决定罪“”对违法行为人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力。
4、设立轻罪制度。对于很多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已经具备道德伦理上非难性的违法行为，如生产销售严重危害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假冒伪劣产品行为，无论其是否已经造成损害后果，无论生产、销售的数额是多少，都应当界定为犯罪，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
（二）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明确各级行政执法机关的责任和权力，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充分发挥执法机关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作用
1、通过行政组织立法等方式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的执法权限和相互关系，进一步落实《行政处罚法》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减少执法过程中的冲突和推委。
2、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切实保障地方执法机关的行政经费，减轻或者取消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承担的责任，切断执法部门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利益联系，打掉违法行为的“”保护伞“”，使执法部门在维护市场秩序中的地位更加独立和公正。
3、完善对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启动对于不作为行为的社会监督和司法监督形式，支持对于不作为行为的复议和诉讼，切实履行由于违法不作为引发的国家赔偿责任。
4、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运用财政、人事和政府合同等多种手段鼓励地方执法部门严格执行法律，对于执法不力的地方和部门，不仅要追究行政首长的行政和刑事责任，而且可以考虑采用中央接管等方式加以监督。对于那些由于违法审批和行政决定造成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重大损失的，追究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行政和刑事责任。
（三）改革司法体制，充分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中的作用，为行政机关积极、高效、公正执法提供司法保障
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是惩治犯罪、救济受害人、监督执法者的最后保障。因此，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建立一套独立于行政权力，免受地方干预的实行垂直领导的法院体系，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法律的实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立一套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目的在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旨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通过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实现对违法行为的刑事和民事制裁，让违法者为其违法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最终丧失实施违法行为的能力，让执法者担负起应有的职责，积极、主动、公正地执行法律。
二、影响法律有效实施的原因
从总体上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人治走向法治过程中产生的，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的极度贫困是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违法者往往是在经济贫困、生活无着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违反法律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也是违法现象比较普遍的地区。因此，要解决这些地方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首先要发展地方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和消除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产生的根源。
其次，它也是中央和地方经济利益不一致造成的，是法律实施不统一、执法不力的表现。应当看到，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领域，我们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对很多违法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和刑罚措施。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原因，地方为了发展经济、显示政绩，往往置国家法律和法规于不顾，对破坏市场秩序、损害生态环境和攫取自然资源的违法行为采取放任自流、包庇纵容甚至袒护的态度，结果造成了中央的法律法规在地方执行不畅、政令不通。因此，要解决市场秩序的问题，关键要协调好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管和督促，完善地方行政首长的责任制，统一实施法律、严格执法，做到令行禁止，确保政令畅通。
再次，它反映了我国行政和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由于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在维护经济秩序方面职权不清、责任不明，特别是对于执法机关的越权和不作为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极易导致“”有利的大家争着管，不利的大家推一边“”的结果。加之我们缺少统一周详的行政组织法和程序法，关于行政机关权力和责任、行使权力的方式、步骤、时限等都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给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创造了可乘之机，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果。而对于普遍存在的各种违法行为，由于司法机关本身存在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所以也很难发挥应有的监督和制裁作用。
转贴于
最后，现行的法律规定不尽科学，有些方面还存在盲点和漏洞。立法上采用定量的方式将违法行为区分为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还不很紧密，对有些违法行为只能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而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其结果则是放任了违法行为，很容易导致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滥用自由裁量权，也难以纠正和制止很多性质上明明属于犯罪，由于没有达到一定的量而只能予以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特别是我们传统上排斥“”轻刑化“”观点，没有“”换罚制度“”和短期刑制度，削弱了处罚的力度，也影响了执法的权威。此外，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有些处理决定，缺乏相应的执行手段和执行措施，特别是缺乏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造成很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反复出现。
三、关于严格执法建议的具体理由
（一）关于换罚制度
由于行政处罚是针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实施的行政制裁，本身力度有限。行政处罚作出后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就应当考虑将其转换为更严厉的处罚，而最严厉的行政处罚莫过于行政拘留。按照现行的法律，享有拘留处罚权的机关只有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这就大大限制了其他执法机关行政处罚的力度。所以，我们建议，对于违法行为人受到罚款等行政处罚后仍不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的，应当施以行政拘留的处罚，最多不超过15日。如果换罚之后仍不改正的，可以考虑以“”拒不执行行政决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关于“”官告民“”简易诉讼制度
我国现行的行政执行体制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后，如果管理相对人在一定期限内拒不履行其义务，又未提起诉讼，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是，行政机关能够自己执行的法律规定十分有限，大部分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本身的力量和权威不够，所以执行的效果比较差。另外，有些原本属于行政机关自己执行的事项，比如象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企业的行政决定，交由法院执行，不仅影响效率，而且执行效果也不佳。为此，我们建议，应当通过制定《行政强制法》的方式，将行政机关确定的义务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机关可以自己执行的义务，即作为和不作为义务，如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另一类是必须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的义务，既数额较大的金钱给付义务，如罚款和没收。考虑到我们传统上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的体制不够公正透明，效率比较低等因素，我们建议创设官告民的简易诉讼制度，由法院运用简易程序审查后迅速执行。
（三）关于轻罪制度
现行立法采用定量的方式将违法行为区分为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但有时定量不准，导致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不很紧密，对有些违法行为只能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而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其结果则是放任了违法行为，很容易造成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滥用自由裁量权，也难以纠正和制止很多性质上明明属于犯罪，由于没有达到一定的量而只能予以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特别是我们传统上排斥“”轻刑化“”观点，没有短期刑制度，削弱了处罚的力度，也影响了执法的权威。为此，我们建议设立轻罪制度，以便和较重的行政处罚和较轻的刑罚相衔接。比如，对于生产伪劣医疗器械的违法行为，按照现行刑法，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能追究刑事责任，显然，这种规定过轻。可以考虑将其归为轻罪加以处罚。
（四）关于地方执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和公正性
地方执法机关在整个行政管理体制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地方执法机关能否积极、公正、高效执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独立的执法地位。现在很多地方之所以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大多都与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缺乏独立性有关。一方面，来自地方政府及其他机关团体的不当干预影响了执法效率，特别是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收入的行业和领域出现的违法行为，很多地方政府采取了默认、包庇、袒护甚至保护的态度，妨碍了执法机关的执法工作；另一方面，有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为了攫取非法经济利益，与违法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的利益关系，放弃职责，或事先审批不严、监管不力，或事后查处不及时，不能公正地履行其执法责任，有时甚至蜕变为违法者的“”保护伞“”，造成了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屡打不绝。为此，我们建议，减轻和弱化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方面的责任，尽可能保证执法机关的行政经费，切断政府部门与违法者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联系，保证执法经过和执法人员的独立地位和公正性。
（五）关于对政府不作为的监督机制
长久以来，政府不作为是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执法机关的责任是执法，如果执法机关放弃职责，对各种违法行为视而不见，那么，就很难形成一套有效的执法机制。为此，应当完善对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启动对于不作为行为的社会监督和司法监督形式，支持公民、法人或者后其他组织对于行政不作为行为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要求政府部门切实履行由于违法不作为引发的国家赔偿责任。从表面上看，这是政府的一种自我约束机制，而实质上是利用社会和司法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
（六）关于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
行政机关能否积极、主动、严格执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重视。而领导能否重视，则要看执法效果与其职务升迁或者工作成绩的联系是否紧密。所以，必须将执法的效率和效果与领导的行政责任联系起来。应当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运用财政、人事和政府合同等多种手段鼓励地方执法部门严格执行法律，对于执法不力的地方和部门，不仅要追究行政首长的行政和刑事责任，而且可以考虑采用中央接管等方式加以监督。对于那些由于违法审批和行政决定造成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重大损失的，追究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形成一套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积极、主动、高效地执行法律法规。
（七）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执法中的作用
从近年来我国法律实施状况看，法律能否有效实施，还取决于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所以实施得比较顺利，与广大消费者的积极参与分不开。所以，严格执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也必须重视普通个人和企业的作用。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很多破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而变得日益猖獗。因此，在强化刑事制裁的同时必须完善民事赔偿制度。要让违法者为其违法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最终丧失实施违法行为的能力。让受害者获得高额赔偿也是鼓励其提起诉讼，运用司法方式监督违法行为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应当支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检举、控告、提起诉讼；另一方面，应当鼓励个人对于行政执法机关不作为和滥用权力提起行政诉讼，运用司法监督的形式促使行政执法机关公正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