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危机管理篇1
一、关于我国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
曹诗权教授之所以认为陈某等三人构成犯罪，主要是持社会危害性理论而得出的结论。社会危害性理论坚持实质合理性观点，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刑事违法性，决定了应受刑罚惩罚性。本案中三当事人的行为，如曹诗权教授所言，违反了现代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公序良俗，破坏了以一夫一妻制为核心的婚姻制度与秩序，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有必要直接释放法律基本原则所负载的漏洞补充功能，对三人以重婚罪定罪处罚。
对于本案中三当事人的行为，笔者亦认为违反了一夫一妻制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并非所有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均可以通过刑罚手段课刑处罚。社会危害性理论作为刑事立法的基本原理，对刑事立法活动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决定作用。一行为之所以被立法者规定为犯罪，唯一的原因就是该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并且这种社会危害性为立法者所认知并不予容忍。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则均是由社会危害性派生而来。应该说，将所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加以惩罚，是刑事立法者的初衷，但由于立法者理性认识有限性而犯罪现象无限复杂性这一对客观矛盾，犯罪实际上可以分为：一部分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即法律上的犯罪；另一部分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即事实上的犯罪。如将社会危害性理论直接应用到司法实践中，其必然要求对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果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来定罪处罚；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可以“类举”定罪。我国1979年《刑法》的类推制度正是依据此理论而设计的，但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刑法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现实犯罪行为的惩罚性，更在于对人们未来行为的可预期性。让无意犯罪的人知晓自己行为的安全尺度，明白哪些行为是可以做的，哪种行为又是被禁止的，从而作出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如果在司法特别是刑事司法过程中，时常释放出立法原则的漏洞补充功能来类推定罪，对本无意犯罪的行为人显然欠缺公正。此举无异置民众于法律的迷阵中，因对自己的行为安全缺乏信心而不知所措，法的价值因此将大打折扣。
此外，如在司法实践中追求社会危害性理论所要求的实质合理性，不同时、地的裁判者对法律明文之外“事实上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把握实难一致，势必出现对相同行为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认定差异较大，甚至相互矛盾。面对迥然不同的裁判，谁对谁错，谁公正？似乎总难以让人信服。而且，在法律一元化的国度却无法保持司法的一致性，又如何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笔者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仅仅要求每个人的行为都应接受法律的评价，更要求相同的行为应受到同等的评价，时间和地点不该成为评价出现差异的理由。
1997年我国新修订的刑法摒弃了以社会危害性和实质合理性为理论基础的类推原则。在第三条明确：“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标志着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强调的是形式合理性，它要求把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作为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唯一判断依据。即只有当一行为满足了刑法规定的某一具体罪名的主、客体 ，主、客观要件才构成该罪。
二、关于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一）重婚罪的主体及主观方面
关于重婚罪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显然，就主观而言，重婚犯罪是故意犯罪，本文不再赘述。就主体而言，当事人“自己有配偶”或“明知他人有配偶”是构成重婚罪的主体要件。何谓配偶？词典的解释为：“夫妻双方互为配偶”。结合《婚姻法》（2001年4月修正）第八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2001年12月2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要求离婚的，在案件受理前又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等规定，不难得出结论：1994年2月1日以后，男女双方有且只有进行结婚登记，才能成为夫妻，互为配偶。对未经依法登记而以夫妻名义结婚的人，不能称之为“有配偶的人”。就本案而言，陈某与叶某或戴某均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或补登记，未领取结婚证，所以陈某与叶某或陈某与戴某之间根本没有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相互间并不互为配偶。陈某并非“自己有配偶”的人，叶某和戴某也不是“明知他人有配偶”的人，均不符合重婚罪的主体要求。
（二）重婚罪的客体
任何犯罪都是一定行为对某种社会关系的侵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由它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没有犯罪客体也就没有危害行为， 没有犯罪。
1、同居关系不能成为重婚罪的直接客体。1994年2月 1日民政部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2月 13 日《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和1994年4月4日《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婚姻家庭案件中对1994年2月 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一律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依法予以解除。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情形保持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允许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但对于不补办结婚登记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 27日施行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二项仍规定了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可见“同居关系”有悖立法精神，欠缺存在的合法性。自然，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尚未得到认可，立法者更无需将其作为重婚犯罪的客体，用严厉的刑罚加以保护了。
2、重婚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应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指发生在夫妻（或配偶）之间受法律调整的特定人身和财产关系。其中“夫妻同居”是夫妻之间特有和本质的义务，也是夫妻关系得以维系的基本要件。基于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同居权利的专一性、排他性，立法对“夫妻同居”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婚姻法》明确“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重婚犯罪的立法更是意在通过刑罚手段来保障配偶一方与对方同居的权利不受侵犯。1994年12月 14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重婚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之所以对“同居者”定罪处罚，并非认可“同居关系”是事实婚姻，而是因为其行为直接侵犯了合法婚姻一方配偶的“夫妻同居权利”，进而损害了男女双方因缔结婚姻而产生的具有特定人身和财产内容的社会关系即夫妻关系。可见重婚罪侵害的直接客体主要是以夫妻同居为核心的夫妻关系。
3、夫妻关系（婚姻关系）的法律形态
（1）登记婚姻。建国初，于1950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应男女双方亲到所在地（区、乡）人民政府登记。” 1980年1月 1日实施的第二部《婚姻法》第七条规定：“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2001年4月 28日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可见，建国以来，婚姻法始终将登记作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登记并领取结婚证是确立夫妻关系的法定标准形式。
（2）事实婚姻。事实婚姻是指未经依法登记，主要在农村存在的一种实际婚姻关系。我国具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加之地域广阔，贫困地区较多，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因父母做主等原因，男女双方不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现象，其中多数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且共同生活时间较长，并生有子女。对此，建国以来很长时期，司法实践一直承认此种关系为事实婚姻关系。1986年3月 15 日，民政部颁布新的《婚姻登记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男女双方结婚……必须依照本办法进行婚姻登记，……依法登记的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从此，对事实婚姻的效力出现了争议。1994年2月 1日民政部又颁布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从而彻底否定了事实婚姻。但是，基于前文已述及的“事实婚姻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案件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从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保障婚姻家庭关系稳定和维护社会安定的现实出发，1989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从时间上划分了几个阶段，有条件地承认了事实婚姻关系：一是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前，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如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二是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后，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三是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1994年2月 1日民政部颁布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修》）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2001年12月27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五条第（一）项规定：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归纳起来，目前我国婚姻关系（夫妻关系）的法律形态共有二种：
一是登记（包括补登记）婚姻关系；
二是1994年2月 1日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的事实婚姻关系。
本案中三当事人的同居行为发生在 1994年 2月1日之后，不论是陈某与叶某还是陈某与戴某之间都缺乏登记婚姻的形式要件，也不具备形成事实婚姻的时间条件，因此彼此间没有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
（三）关于重婚罪的客观方面
婚姻危机管理篇2
罪犯的婚姻权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这将不利于保障罪犯结婚的权利。虽然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制定了罪犯婚姻登记的有关政策，但该条例中“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婚姻登记”的规定，对罪犯而言，仅仅是昭示有结婚的权利，但在今后如何操作是一个需要认真并加以明确具体规定的现实问题，如向谁申请、谁来批准、如何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等；本文认为，罪犯是公民除依法限制范围的自由外，仍然享有没有被依法禁止的结婚权，罪犯的婚姻权是我国刑事法律未明文剥夺的一项权利，也是罪犯权益中一项非常特殊的权利，罪犯结不结婚，只有他愿不愿意，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对他人的婚姻权进行干涉，但这项权利与罪犯的人身密切联系，人身不自由时，罪犯履行登记结婚以及履行婚姻义务或实现婚姻权利都受到限制，都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实现。监管机关执行的刑罚是剥夺公民人身活动的范围“自由”，与罪犯结婚的权利互不干涉。监管机关有无义务协助犯人实现结婚权，监管方如何协助，其法律依据在哪里，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因此，从有利于稳定犯人的服刑情绪，让罪犯依健康的心态更快地回归，在民政部将罪犯婚姻权还给他们时，监狱管理机关与民政部门就罪犯结婚登记等事项如何具体操作，应协调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
2004年3月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结束了刑罚界关于罪犯婚姻权有无的争论，修正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罪犯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罪犯的结婚问题得到了法律的许可，这是婚姻法律的一大进步，但民政部出台的这个《意见》中仍有许多关于罪犯婚姻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于解决。其中怎样解读当代社会条件下罪犯婚姻的权利？如何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罪犯的婚姻权？《意见》虽然解禁了罪犯的婚姻登记，但并不意味着罪犯婚姻权的全面开放，对罪犯婚姻权的今后解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
一、我国公民与罪犯的含义
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通常是指具有某国国籍的人，以与外国人相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一国国籍、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罪犯也是一个法律概念，通常指犯罪的人，也就是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所说的犯罪分子。
罪犯的概念在我国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罪犯概念是指被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判处刑罚的人。在我国宪法和刑法中，都把罪犯表述为犯罪分子，而没有使用罪犯一词。狭义的罪犯概念是指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判处刑罚并送交监狱执行的人，也即我国长期以来所称呼的“劳改犯”。狭义的罪犯概念是监狱学意义上的罪犯概念。本文所讨论的罪犯就是指狭义上的罪犯，也即在监狱执行刑罚的罪犯。
从公民与罪犯概念来看，公民是种概念，罪犯是属概念，公民的范围包括罪犯，罪犯尽管犯了罪但仍然是公民。了解公民与罪犯的概念，对于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罪犯婚姻权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外国人也可以成为我国的罪犯，但外国人不是我国的公民。本文只讨论公民罪犯的婚姻权问题。
二、对罪犯婚姻权的解读
1、罪犯婚姻权的天赋性
罪犯有着与普通公民一样源于天赋的婚姻权利能力，但罪犯实现婚姻权的行为能力必须依赖于各类刑罚执行部门。婚姻权是基于婚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的天赋性决定了婚姻权的天赋性。每个公民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处于何种境地，婚姻自由与权利都是与身共存的，每个人都应当而且有权自主婚姻，法律对个体这种天赋的婚姻权不能进行剥夺，只能进行保护。罪犯的婚姻权也是如此，无论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无论他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婚姻权都将与身俱在。法律无权剥夺，也不便于剥夺。因为不少罪犯在服刑前已拥有婚姻家庭，如果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是不是要强制已婚罪犯立即离婚？天赋的婚姻权只有在年龄不足、身体不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被限制实现，不应当因为犯罪这个原因而导致丧失。
《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以这一条理解罪犯婚姻权，罪犯被当作有权主体比作为无权主体应当更为合适。一些人明确表述“罪犯的结婚权属于未被剥夺”①自1994年之后，从利于罪犯改造，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不少地方的监狱在争议中不断突破，通过建立“亲情楼”、让符合条件的罪犯享受“特优会见”（同居探视）“允许少数表现好的罪犯结婚”。②这些实践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改造效果。《监狱法》57条第三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一半以上，一贯表现好，离开监狱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监狱可以根据情况准其离监探亲。离监探亲的多样，对婚姻家庭进行探亲必定是已婚罪犯探亲的当然内容。准予改造表现好的已婚罪犯离监探亲，则意味着准予他们行使婚姻权。仅此一点可以表明：罪犯没有婚姻权的观点有些片面。
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这也是我国历来的法律法规中对未婚罪犯结婚作出的禁止性规定。2003年2月19日，公安部向甘肃省公安厅下发了公监管[2003]28号文件，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结婚是公民的一项民事权利，罪犯服刑期间如申请结婚，应当允许其办理结婚手续，但应保证监管安全。具体事宜由当地民政部门办理。这一文件的出台，修正了公安部1982年的规定，由反对罪犯结婚变为同意部分罪犯结婚。从上看，古今中外的法律还没有哪一部法律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婚姻权问题上，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2、罪犯婚姻权行使的条件性
婚姻权是人身权利中一个非常基本的权利，它与人身自由权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所以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可以结婚，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首先，罪犯履行登记结婚以及履行婚姻义务或实现婚姻权利，在客观上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实现，需要民政部门和监管部门为其提供便利。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和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第三，罪犯出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要求双方心须亲自到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已无须向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而罪犯在结婚时，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做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
3、罪犯婚姻权的客观差距
罪犯婚姻权的存在，使得每一个罪犯都具有了婚姻的权利能力，每一个罪犯都可以有结婚的愿望或结婚的可能，但罪犯的结婚愿望能否实现，罪犯结婚的可能能否转化为现实，既要受到罪犯自身条件的限制，也受到监狱管理要求的限制。在罪犯结婚和今后婚姻权的行使等婚姻行为能力问题上，罪犯与罪犯之间存在着客观差距。
第一，除婚姻法禁止性规定外，未婚的死缓犯、未婚的无期徒刑犯，在未减为有期徒刑之前，应当禁止其登记结婚。
第二，罪犯在服刑6个月以上后，如果改造表现好、个体的人身危险性已经不足以对社会产生危害，且服刑前与婚配对象已有较长时间的恋爱，相互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和今后生活的物质基础，可以酌情批准其结婚登记并适当提供帮助。
第三，已婚罪犯的婚姻存在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婚姻登记已在服刑之前先行完成，但婚姻权的今后行使，在实现婚姻具体权利的行为能力问题上，行刑机关可以根据其刑罚种类、悔罪意识、改造表现准予其行使部分婚姻权利。服刑期间登记结婚的罪犯，其今后婚姻权利的行使，可参照已婚罪犯的行使要求。
第四，监外执行的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如果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则可以结婚。
第五，被假释的罪犯从刑期上看，其刑期没有终结，与监禁刑的关系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其已不在监狱服刑，并已经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他的结婚完全是自己的事，无需监狱的同意与帮助。
第六，被判处拘役刑的罪犯，由于拘役的刑期不长，对婚姻权行为能力的任何限制都不会是长期的过程，行刑机关不需要考虑这些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为能力问题。
婚姻危机管理篇3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原则，重婚行为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必须予以刑事处罚。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具有重婚的行为。即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构成重婚罪。
所谓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而且这种夫妻关系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尚在存续的，即为有配偶的人；如果夫妻关系已经解除，或者因配偶一方死亡夫妻关系自然消失，即不再是有配偶的人。所谓又与他人结婚，包括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的和虽未经婚姻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所谓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指本人虽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故意与之结婚的（包括登记结婚或者事实婚）。此种行为是有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
由于我国对事实婚采取的是限制承认主义，即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的法律效力，所以只有事实婚具有法律效力时，才能成立事实重婚罪。1986年11月21口最高人甩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办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第一，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以前，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离婚”，如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第二，1986年3月15日《结婚登记办法》施行以后，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离婚，如同居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同居的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第三，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现在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已经公布施行，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时间为界限对事实婚的法律效力采取了限制承认主义。因此，《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所有的事实婚都将被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不存在“重婚”的问题。据此，事实婚只有被承认有法律效力时，才被确认为一种婚姻关系，也才谈得上与其它婚姻关系的重合，从而构成重婚罪。若事实婚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被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则当事人所谓的"夫妻关系"不但得不到法律的确认，反而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而所谓"重婚"也就无从谈起了。
事实上，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重婚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与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又登记结婚而重婚，也即两个法律婚的重婚。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有重婚者欺骗婚姻登记机关而领取结婚证的，也有重婚者和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互相串通作弊领取结婚证的。
2、与原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没有登记确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为先法律婚后事实婚型。
3、与配偶和他人都未登记结婚，但与配偶和他人曾先后或同时以夫妻关系同居而重婚，此即两个事实婚的重婚。
4、与原配偶未登记而确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后又与他人登结婚而重婚，此即先事实婚后法律婚型。
5、没有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已登记结婚或以夫妻关系同居而重婚。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一是有配偶的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成立婚姻关系；二是没有配偶的人，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自己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如果没有配偶一方确实不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无配偶一方不钩芍鼗樽铮信渑家环皆蚬钩芍鼗樽铩V鼗榈亩嵌嘀侄嘌模械氖窍残卵峋桑挥械氖浅鲇谔巴枷砝郑挥械氖欠饨ㄋ枷胱魉畹鹊取5挥跋毂咀锏某闪ⅰ?BR
二、认定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重婚是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产物，是剥削阶级腐化享乐思想在婚姻关系上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重婚是不允许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逐步健全的今天，重婚观念很严重。所谓"大款"养"二奶"已非常普遍。重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处理重婚案件时，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重婚罪与非罪的界限。
1、要区分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近几年来，拐骗、贩卖妇女的犯罪相当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其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
2、要区分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未经结婚而临时在一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不构成重婚罪。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1月27日在《关于如何认定重婚行为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如两人虽然同居，但明显只是临时姘居关系，彼此以“姘头”相对待，随时可以自由撤散，或者在约定时期届满后即结束姘居关系的，则只能认为是单纯非法同居，不能认为是重婚。”
3、从情节是否严重来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实践中，重婚行为的情节和危害有轻重大小之分。根据本法第13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有重婚行为，并不一定就构成重婚罪。只有情节较为严重，危害较大的重婚行为，才构成犯罪。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下面两种重婚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1）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又与他人结婚，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所以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2）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因遭受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一方知道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但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重婚故意，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二）本罪与罪的界限
在实践中，有的男人本来就有妻子，但却利用某种关系，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长期与其他女性过性生活，对外也毫不顾忌，以蚱薰叵底跃樱
婚姻危机管理篇4
内容提要：新《婚姻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这是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其规定还不是很全面，也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试就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婚姻无效的构成、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以及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论文关键词：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公益要件私益要件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障结婚条件和程序的执行，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新《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但还不是很全面，婚姻法学界对此也有很大的争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一系统的研究。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二）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离婚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果在婚姻法中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便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UniformmarriageandDivorceact）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thenullityofmarriageact1971)，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Causesact1973)，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一、婚姻无效的构成（一）婚姻无效的构成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由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在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构成上，采取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比对各种违法婚姻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单轨制重视对违法婚姻及当事人的制裁，会忽视对无过错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也不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缺陷；而双轨制表明，对违法婚姻，法律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违法性严重，有悖于公序良俗或对现行婚姻制度造成冲击的，应做自始无效处理；对那些违法较轻的，应归于可撤销婚的范畴。③因此，双轨制更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二）婚姻无效的构成中值得探讨的问题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为可撤销婚姻。从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的立法趋势看，自始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区别正逐步缩小，④而且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了自始无效婚的种类，相应扩大了可撤销婚的范围。外国婚姻无效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国《婚姻法》第十条列举的自始无效婚的范围应当缩小，仅限于两种，即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又与社会伦理道德不符，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至于第十条列举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划归可撤销婚的范畴，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愿意照顾其日常生活，我们的婚姻法为什么要横加干涉，非要宣告它无效呢？此外，“未达法定婚龄的”在违法结婚之后如果达到了法定婚龄，也属于可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这样更利于百姓生活的稳定以及对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基本属性。我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只有一种，即“因胁迫结婚的”。这种提法似为不妥，而规定“违背当事人意愿的”似乎更妥当。因为我国的大多数婚姻法学专家均认为“可撤销婚姻是指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而成立的婚姻”。⑤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除了因胁迫之外，另外还应包括欺诈，双方当事人的误解以及虚假的意思表示等情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无效婚姻应有两类，第一类是自始无效婚，包括：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二类是可撤销婚姻，包括：1、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2、未达法定婚龄的；3、违背当事人意愿的。二、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婚姻无效是法律上的无效，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不需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该婚姻永远不会等到认可。⑥因此，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等情形骗取结婚登记的，即使未经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该婚姻也是无效的。此外，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也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民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无效婚姻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收回《结婚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无效婚姻的情形，也可以直接宣告该婚姻无效。（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1、请求权人如前所述，可撤销婚姻的范围有所扩大，因此，请求权人应当有三种：（1）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人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2）未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及其监护人；（3）受胁迫、欺诈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因误解或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及近亲属。2、请求期间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⑦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通观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婚姻的撤销，均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判决宣告。所以有学者也主张在我国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也仅限于人民法院。但我们应看到，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次日起，在一个月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分别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分述如下：（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即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区别。如前所述，自始无效婚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在当今一些采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及地区，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也是如此分别规定的，这样也显得更为科学、合理。（二）当事人是否具有夫妻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简单地规定：“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与第一点相同，由于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溯及力不同，自始无效婚溯及既往，当事人当然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在被宣告撤销之前，婚姻关系是有效的，因而在宣告撤销之前，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应当得到认可，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这样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⑧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四）父母子女关系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可撤销婚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是婚生子女，这是可撤销婚姻不具有溯及力的必然法律后果。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⑨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nbsp;legaleffect’sofinvalidmarrige.theauthorputedforwardsomenewviewpointsinthisarticle.Keywords:voidmarriage;voidablemarrige;publicgoodconditions;personalgoodconditions
婚姻危机管理篇5
这篇论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重婚这个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比较。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重点在于横向的比较。包括不同法律学科对于重婚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界定；不同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共同看法与区别之处；以及重婚与事实重婚的区别与联系。纵向的比较也就是重婚问题的历史与渊源，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重婚问题在当前社会下，突出表现为认定困难。因为我们国家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社会的变革，各种思想的斗争，阶级矛盾的存在，新思潮的出现与经济的发展。这些都决定了重婚问题的出现是带有很强社会性的，很多重婚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例如一些是在建国以前就形成的一夫多妻重婚关系；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夫妻失散，之后再次嫁娶造成重婚的事件；还有些是出国之后，在与原配偶未进行离婚登记，而在国外再次结婚的重婚现象。总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重婚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其次，重婚是和文明背道而驰的，从历史的研究来看，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它们要么是生产力发展低下的产物，要么是剥削社会男女不平等的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重婚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消亡，只有在一些宗教或落后的国家与地区才部分存在；重婚孳生丑恶，为大众而不容，重婚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辨证的角度看，重婚来源于社会，被社会所制造所决定，但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只有对重婚问题有很清楚的认定，我们才能很好的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对于重婚的处理，是建立在认定基础上的，严重的触及刑法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要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一些社会原因形成的重婚，注重区别、严格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一些事实重婚是我们研究重婚问题时不能忽视的问题，重婚罪中所指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而且给社会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不由得我们不重视。
关键词：重婚事实婚姻一夫一妻重婚罪
一夫一妻制度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制度。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得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配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关系是男女两性基于爱情的结合。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必然要求一夫一妻的结合。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前那些对于重婚的认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重婚问题在新的社会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事实重婚也成为我们考虑重婚问题时必须研究的内容。
一、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
（一）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婚姻法上，重婚是被归于无效婚姻的。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没有做过多的涉及。一般意义上认为，相对于重婚罪，婚姻法上的重婚范围要更广。首先，一些重婚行为并不严重，没有达到罪的级别，不认为是重婚罪，但在婚姻法上认为是重婚。还有一些事实重婚，虽然婚姻法还没有具体的把这些行为认定为重婚，但把其划为重婚的呼声很高。
（二）刑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1）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主义婚姻关系。重婚罪破坏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现实的婚姻家庭关系。它不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屈辱，而且对子女的抚育和成长也带来不利的影响，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2）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两种人：一种是有配偶的人在没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的；第二种本人虽然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其本身来说，他（她）是初婚，并不是“重”婚，但因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就成为重婚罪的共犯，他与重婚者共同破坏了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以也要以重婚罪论处。
（3）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有配偶而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结婚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办理结婚手续，取得结婚证，夫妻关系才算合法建立。要解除婚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领取离婚证书；非双方自愿离婚，而只是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一般是由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在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准予离婚还是不准离婚。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后，未经合法程序解除婚姻关系前，如果一方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则构成重婚罪。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也构成重婚罪。二是事实上形成非法婚姻关系。我国《婚姻法》虽然早有明文规定，但由于多年来一些陈规陋习习惯势力影响，群众法制观念不强，一些部门执法不严，一些偏僻地区登记不便等等因素的存在，还不能使每一对结婚男女都能自觉地执行婚姻登记的规定，以致在目前的社会中，未经合法登记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尚占一定的比例，它不会因《婚姻法》的颁布，施行而在短暂内消失。如果对事实婚姻从法律上不给于承认，将会脱离实际，也不符合婚姻法保护一夫一妻，自愿结合，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原则。因而重婚罪中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就是符合重婚罪主体条件和主观要件的人，虽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因此，重婚罪的两个婚姻关系，可是是两个登记婚姻，可是是一个登记婚姻，一个事实婚姻，也可以表现为两个事实婚姻。
（4）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表现为自己已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或明知对方已有配偶而仍然与之结婚。因此，无配偶的一方如不知对方有配偶而受骗与之结婚的，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的一方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出于喜新厌旧，玩弄女性；有的是贪图享受；有的是家庭不和，受到虐待而引起的；有的是封建思想作祟，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有的是因生活困难，外流谋生困境所迫使。一般来说，重婚的动机不影响案件的定罪而影响量刑。
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现实状况和重婚案件的复杂性，在处理重婚案件中，主要是正确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要注意区分：
①.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一些地方拐卖妇女的犯罪较为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自己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所以该妇女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②.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罪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不以结婚为目的，临时或含约定期限在一起非法同居生活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③.掌握重婚行为的情节是否严重的界限。重婚行为的情节有轻重，危害有大小之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重婚行为，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不宜认为为重婚罪。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由于他人结婚的，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较小，所有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二是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在我国一些地方，确有因遭受洪涝，天旱，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现象。有时夫妻一方外流后，直到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有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故意，但其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三是男女双方进行了婚姻登记，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一起同居，但其合法夫妻关系已经成立，如果双方或一方未依法解除该婚姻关系而由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属于重婚行为。四是由婚姻关系的男女一方，已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要求，在案件审理期间和上诉期间，当事人就同第三者登记结婚或者形成事实婚姻的，也是重婚行为。五是男女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而非法同居的，因这种关系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其中一方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同居，通奸或姘居的，均不构成重婚罪。六是有的配偶出于某种需要办理了假离婚的手续，以后弄假成真，一方面借此再婚的，因这种离婚并非双方真正的意愿，本来是假的，应视为无效离婚。其后某一方的再婚，应视为重婚行为。
④.重婚罪与罪的界限。在实践中，有的男子本来有妻子，但却利用某种关系，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长期与其他妇女过性生活，对外也毫无顾忌，以夫妻关系同居，而女方却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屈从。对于这类案件应按罪论处，不应定重婚罪。区分是重婚罪还是罪，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侵犯的客体。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二是在客观方面。重婚罪在客体上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自己有配偶又与别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第二种是凡是符合重婚罪主体，主观要件的人，尽管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这里既包括经济生活，也包括性生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的行为。
二、对于重婚的处理
（一）.婚姻法对于重婚的处理：
婚姻法给人的感觉是弱惩罚法，有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婚姻法，但对其浑不在意。因此对于婚姻法的责任追究应加大力度。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在民事上应负的责任包括：一是停止侵害。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判决当事人解除重婚、同居关系，停止继续侵害合法配偶权益；二是损害赔偿。重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可以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三是离婚时分割财产和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时，无过错方应得到照顾。如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改房，离婚时，如果是过错方取得房屋产权的，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按该房屋市场价一半金额以上的补偿，或对产权按照顾无过错女方及子女作分割。对有证据证实固定资产或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属于过错方购买给第三者的，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刑法对于重婚罪的处理：
重婚罪的刑事责任：《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犯重婚罪的行为人量刑时，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手段，情节，影响，后果等综合考虑。对那些一贯玩弄女性，喜新厌旧，腐化堕落而重婚的；采用伪造证件，欺骗单位，欺骗对方等手段而重婚的；犯重婚罪，屡教不改的，应当从重处罚。同时宣告解除其非法婚姻。
构成重婚罪的当事人要负刑事责任。刑法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追究重婚罪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公安机关依报案、举报或其他线索自行侦查，或是法院、检察院发现有重婚嫌疑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侦查终结后通过检察院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审判。配偶发现另一方有重婚行为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二是由受害者收集证据后，向人民法院直接。可以向法院控告重婚的，除合法配偶外，受欺骗而与有配偶的入结婚的也是受害者，也可以提讼。
（三）关于重婚诉讼的一些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建立了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追诉机制。危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以及侵犯社会公益的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追诉，而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情节简单轻微的犯罪案件的追诉权则由被害人行使。重婚案件就其本质而言应属于公诉范畴，因为重婚案件不仅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它破坏了公民之间的合法婚姻关系，给合法婚姻关系的一方及其子女造成伤害，而且侵犯了我国婚姻法所保护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严重败坏社会道德风尚，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故对重婚案件的审理应区别于一般的自诉案件。
（四）重婚的管辖问题：
审判管辖包括级别管辖、地区管辖和专门管辖。重婚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重婚案件的审判管辖问题主要是指重婚案件的地区管辖，即同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地。”就重婚案件而言，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由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引起的，重婚案件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1)被告人，也即重婚行为人通常有二人，一人不可能单独重婚；(2)被告人的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3)重婚的犯罪行为地有可能为多处，即多处重婚。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在对“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理解不一，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故由被告人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应指被告人重婚前最初居住地，也即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故由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对管辖权理解的差异易导致同级人民法院互相推诿管辖责任，既不利于被害人行使自诉权，又不利于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查明案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人认为，基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更为适宜”应理解为更为有利于被害人，在重婚案件中，被告人居住地应包括有重婚犯罪行为的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各重婚犯罪行为地。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对被害人选择其中之一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而不应互相推诿。对被告人多处重婚，被害人向多处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自诉的，应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其它已受理的人民法院可将案件移送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若从法院的角度来理解“更为适宜”就易导致管辖权的互相推诿，若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更为适宜”，及时受理重婚案件，则不仅便于重婚案件被害人及时行使自诉权，而且可以避免管辖权的推诿，提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效率，还有可能防止和制止因重婚纠纷导致的一些不法行为及犯罪行为。
三、重婚的横向思考
（一）重婚在不同的部门法中的比较：
重婚在婚姻法和刑法上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在主观方面当事人都表现为故意，都是明知一方或者或者双方有配偶而以夫妻名义进行生活。他们重婚破坏的对象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合法婚姻关系秩序。而且在社会危害上是一致的，这些重婚都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但是两者对于重婚的规定和处理也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同：
第一，《婚姻法》与《刑法》对于重婚惩罚度不同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理由，《婚姻法》保护的是公民合法的婚姻关系，这就决定了《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婚姻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婚姻家庭法》中对于重婚，主要是制止其存续，使其不能继续破坏社会主义婚姻秩序，要求重婚造成离婚中的过错一方给予无过错一方损害赔偿。而刑法对于重婚的要追究重婚者的刑事责任，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主体不同《婚姻家庭法》的主体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自然人，刑法上除了这种人之外，还包括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刑法对于破坏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当事人都进行追究责任，而婚姻法仅仅是保护婚姻秩序不被破坏。
第三，《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范围不同《婚姻家庭法》对于重婚认定的范围相对比较广，只要是破坏了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形成法律重婚或者事实重婚，都认为是重婚。而刑法上对于相对比较严重的以重婚罪论处，而一些社会危害小、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重婚。对于那些因为胁迫、违背自身意愿，或者由于特定原因而重婚行为的不以重婚罪论处。
（二）法律重婚与事实重婚的比较：
在比较重婚和事实重婚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事实重婚和法律重婚的概念。事实重婚是指一方或者双方现存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形成被其他公民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发生重婚关系的双方并没有在国家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没有采取骗取的手段登记、领取结婚证。法律重婚则是指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现存的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了结婚证而成就婚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显著不同点在与是否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在主观上，法律重婚有着更强的犯罪故意，在了解一方或者双方有配偶的情况下，为了使他们的非法的同居关系为社会所接受。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欺骗，从而在国家登记机关拿到结婚证，达到他们的目的。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它们发生的环境一般有所差别。事实重婚往往出现在交通相对闭塞，积极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在一些我们国家的婚姻法律登记制度还无法很好贯彻的地区，事实婚普遍存在，事实重婚隐藏其中，更难于被发现。而法律重婚多出现在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管理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因为意识、经济、管理严格等多方面的原因，促使当事人采取欺骗的手段去的结婚证。
其三，这和当事人也有很大的关系，法律重婚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有一些法律知识，为了维护他们之间非法的关系，他们考虑到要有证明他们婚姻关系的国家证明。而事实重婚的双方，往往文化素质比较低，对他们之间的非法婚姻关系采取顺其发展的态度。
（三）事实重婚与同居的比较：
重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事实重婚，而事实重婚中，就是当事人之间没有去骗取结婚证而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被人民大众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它与现在社会中的同居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到底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对他们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重婚与一些不正常的两性关系的区别。
这里所谓的“同居”，指的是男女双方并没有依法缔结正是的婚姻关系而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它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双方均为无配偶者的同居。其中有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仅以一种单纯的同居关系或者以“试婚”为名义的同居，另一种是双方以夫妻互待的共同生活。另一种是有配偶者又在婚姻关系之外与他人同居。
对上述各种“同居”应按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
没有配偶的一男一女出于自愿而同居生活，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人对待两性关系采取了轻率放任的态度。虽然这种行为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容易产生各种纠纷，侵害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同居而没有财产或者子女抚养方面的纠纷，它就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减少以至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依靠道德制约和行政规制。如果因为财产或者未婚同居生育的子女抚养而发生纠纷，首先应当由双方协议解决，协议不成时可提讼，由人民法院按照《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没有配偶且又没有婚姻障碍的一男一女以夫妻互待同居生活的，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应当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如果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而又没有补办结婚登记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其非法同居关系。如果涉及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人民法院因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解决。如果因为同居期间的财产问题发生纠纷，应按一般财产关系处理，即同居生活其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各自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应按个人财产对待；同居生活期间，因为共同生活和经营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在非法同居期间，一方死亡，另一方要求继承财产的，可根据互相扶养的具体情况，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分的适当的遗产。
修改后的《婚姻法》明文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双方应当解除同居关系，必要时可以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如果属于包养暗娼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对配偶他方或者子女、父母有遗弃、虐待行为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基层组织予以劝阻、调解，或者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干预，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支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无过错配偶要求离婚以及请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四）国内外对于重婚问题的比较：
重婚，多重婚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是无效婚姻，而且州刑法对重婚亦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确认一夫一妻制的司法判例是在1878年。最高法院在审理摩门教徒雷诺兹的案件时，认定雷诺兹犯有重婚罪，因为他同时娶了几个妻子。雷诺兹称，根据摩门教教义，上帝要求其信徒实行多妻制，在某些情况下，不娶多妻还会被罚入地狱。最高法院为此宪法第1修正案：法律可以干预宗教活动，当宗教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故雷诺兹犯有重婚罪。
多重婚是指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同时有几个配偶，而重婚是指在前婚未解除时又缔结第二个婚姻。传统上，州的重婚法对承担刑事责任不需要有特别的故意，但是现行的刑法和几个最近的判例要求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为了防止善意相信他方配偶已经死亡的无辜者婚后违反州的传统的重婚法，许多州制定了被称为“enocharden”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一段时间后，一般是5-7年，配偶一方就可以以失踪一方已经死亡为由再婚。然而，这一法令并不能使后婚有效，它只是是重婚者不承担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绝大多数的司法部承认重婚和多重婚的法律效力，还是有些州通过推定婚姻实际上不承认重婚和多重婚，，并在法律上给予保护。
虽然重婚和多重婚在绝大多数国家遭到禁止，但这种婚姻在穆斯林国家和非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依然得到认可。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原因这一现象已日益减少，但仍然有专家认为，重婚和多重婚有利于道德和法律。其理由有以下四点：（1）多妻是宗教赋予男人的特权；（2）多重婚在妻子不育或不能多育的情况下，允许丈夫多妻以生育子女，同时又不离弃第一个妻子使其流离失所；（3）多重婚可以防止不道德行为。例如嫖妓，，通奸以及在许多西方国家存在的高离婚率；（4）在战争和灾难期间，多重婚可以保护寡妇和孤儿。
四、重婚的纵向思考
重婚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明问题。在阶级社会中，男女间的地位一般难以平等，重婚往往被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或诏令所允许；另外在社会不发达的阶段，一个人有两个以上的配偶被普遍所认同，只有随着人类逐步走向文明，重婚禁止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
（一）在原始社会时期
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在这个阶段普遍采取走婚，原始的婚姻还没有形成，所以更谈不上重婚问题。父系氏族社会中男子地位由原来的从属上升为统治，原始的人类“占有思想“使得那些在氏族公社中有地位的男性以拥有更多的妻子作为自己地位的体现。重婚多婚现象严重，婚姻基本上表现于混乱。在这个时期，掠夺婚盛行，掠夺婚又叫抢婚，是指男子以暴力劫夺女子为妻的婚配形式。他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从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转变的过程中。
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迫切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在这个阶段，走婚或者多婚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人类数量的增长，虽然原始野蛮，但是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掠夺婚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当时婚姻制度正在往一夫一妻制转变，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是进步的，相对于原始的混乱婚姻制度，这种制度野蛮，但是一种观念进步。抢到的妻子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能被他人所侵犯，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出现的产物。
（二）在奴隶社会时期
夏、商、西周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在礼的规范指导下形成的，主要体现的是宗法伦理道德精神和男尊女卑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虽然实行一夫一妻的原则，但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一原则对各级宗主贵族而言是没有约束力的，他们之间广泛盛行一夫一妻制形式下的一妻多妾制。
（三）封建社会时期
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基本上延续了奴隶社会的婚姻制度，有创新也基本上都是程序上的。在这个时期，婚姻家庭的法律原则包括包办买卖婚姻、男尊女卑、维护家长权利和亲属等级关系、实行等级内婚等。在中国宗法制度下，礼制和法制都要求“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必有“主婚”和媒妁才能成立婚姻；实行“一夫一妻”；要求女性服从男性，在夫妻关系中，“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强调“人各有偶，色类须同”，严禁良贱为婚。
（四）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建立以后，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婚姻家庭法律原则，包括个人本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等。但中国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使得这种婚姻制度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象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等也都是封建主演变而来，他们依旧是沿袭旧的婚姻制度。即便是新兴的资本家，养小妾现象也很严重。
（五）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婚姻以男女双方的感情为基础。恩科斯曾经指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因此，“以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在我国，一夫一妻原则意味着一个人在一个期间内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允许任何多偶关系的存在。重婚被法律所严格禁止。重婚行为人要承担形势和民事的法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重婚是一种婚姻家庭领域的犯罪行为；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事由，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
重婚是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不允许。因为其一方面破坏了一夫一妻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破坏了家庭幸福，侵害了广大弱势群体的权益，另一方面遗留给社会种种问题，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重婚是一种犯罪，打击它是社会主义秩序稳定和保障，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9月10日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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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法制史》张晋藩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婚姻家庭继承法》张贤鈺主编法律出版社
5、《刑法学》张明楷著法律出版社
婚姻危机管理篇6
罪犯（这里专指监禁刑罪犯）的婚姻权是罪犯权益中一项非常特殊的权利，它曾经是一个长期被尘封的权利，也曾经是一个被刑罚理论界关于其有无长期争论不休的权利。虽然2009年5月19日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结束了刑罚理论界关于罪犯婚姻权有无的争论，宣告了罪犯是婚姻权的有权主体——罪犯可以结婚，但民政部出台的这个《意见》本身规格不高，且其中关于罪犯婚姻权的问题述说过简，仍有许多关于罪犯婚姻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于解决。其中如何看待罪犯婚姻权的既往规定？怎样解读当代社会条件下的罪犯婚姻实然权利？如何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罪犯的婚姻权？这些问题急待解决。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剪陋、试作管窥。一、罪犯婚姻权的历史检索在人类刑罚历史上，近代以前，由于刑罚追求报复性正义，国家通过对等的报复性行刑衡平侵害对受害的损益，罪犯只是供刑罚报复的对象，没有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与权利，更不用说婚姻权。近代以降，在霍华德等人倡导下，发端于英国的监狱改良，使罪犯获得了最起码的人道待遇；而近代教育刑的崛起，推动了罪犯权利范围的扩张，出于改造罪犯的需要，许多监狱把能还给罪犯的权利尽量还给罪犯，这就使罪犯婚姻权有了实现的可能。随着尊重与保障罪犯权利逐渐成为各国刑罚的基本理念，各种新的人道的刑罚与处遇举措纷纷出台，围绕婚姻权而实施的若干积极举措如准假罪犯回家探亲、附条件的与配偶同居等制度，使婚姻权的实质内容在行刑活动中得到体现。受人类刑罚文明的影响，新中国以来的我国刑罚，即使在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解放初期，国家对罪犯的合法权益，在处置上也还是非常谨慎的。在对待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改造方面，更是非常关爱罪犯权益，彰显人道主义刑罚内涵。虽然此时的权利保障中并未涉及罪犯的婚姻权问题，但也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我国后来健全法制的发展时期，罪犯婚姻权仍一直是没有被法律法规明文剥夺过。在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中，国家对个体婚姻权始终主张婚姻自由、一夫一妻。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2009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国家对个体婚姻登记只有年龄和身体条件的限制，没有个体身份的限制。从1954年到1982年的四部宪法以及1984年的《民法通则》、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在这些国家的根本法和基本法中，只有对公民的合法婚姻权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原则规定，从没有对罪犯婚姻权提及“剥夺”二字。综上所述，罪犯婚姻权在法律上始终处于“未丧失”地步。当然，建国以来，由于传统法文化的长期封建积淀，对西方法文化的极左态度，我国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法律虚无年代，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的法制理念不被认同，加之对罪犯人身自由剥夺或限制的法律束缚，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在婚姻权方面罪犯是无权主体。一些与宪法和基本法并不和谐且效力低位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更是对对罪犯的结婚作了否定性规定。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徒刑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的恋爱结婚问题的联合批复》等文件规定：“对于因病保外就医的罪犯，考虑到病愈后还要收监执行的情况，因此，他们的恋爱与结婚以不允许为宜……”。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期间，不准结婚。”不可否认，这些文件规定正是罪犯没有婚姻权认识的理论根源。但略显矛盾的是，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徒刑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的恋爱结婚问题的联合批复》又规定“过去法院判处监外执行的罪犯，他们的恋爱与结婚问题可以允许，由婚姻登记机关审核即可。”“被判处徒刑缓期执行和假释的罪犯，在缓刑或假释期间，他们的恋爱问题只要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条件，是可以允许的。”很显然，简单地讨论罪犯有无婚姻权是说不清的，即使在1963年的法律语境下，罪犯是否可以结婚，也要有所区别，有些罪犯不许恋爱和结婚，但有些罪犯可以恋爱和结婚。客观地讲，1963年的这个文件规定对罪犯的恋爱与结婚有所区别并不够科学。为什么法院判处的监外执行就能恋爱和结婚，这些监外执行的罪犯中的大多数同样是要在监外执行期限结束后收监服刑。也须承认，文件的这一内容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人们的认识与实践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人们没有去顾及它的矛盾，思想上坚持的就是罪犯没有婚姻权。1994年《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以这一法条解读罪犯婚姻权，罪犯被当作有权主体比作为无权主体应当更为合适。一些学者明确表述“罪犯的结婚权属于未被剥夺”（冯建仓、陈志海主编《中国监狱若干重点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第267页）自1994年之后，本着改造人的宗旨，为着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不少地方的监狱在争议中不断突破，通过建立“亲情楼”、让符合条件的罪犯享受“特优会见”（同居探视）“允许少数表现好的罪犯结婚”。（同上）这些实践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改造效果。“在笔者调研的某省监狱的“亲情楼”前，看见前来与罪犯团聚的妻子脸上羞涩的笑容和年幼的孩子脸上灿烂的天真，特别是该服刑罪犯脸上焕发的良知、友善的表情，令笔者也为之动容。”（同上第267-268页）《监狱法》57条第三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前款所情形之一，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在服刑期间一贯表现好，离开监狱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监狱可以根据情况准其离监探亲。离监探亲的内容多样，对婚姻家庭进行探亲必定是已婚罪犯探亲的当然内容。准予改造表现好的已婚罪犯离监探亲，则意味着准予他们行使婚姻权。仅此一点可以表明：罪犯没有婚姻权的观点有些片面。心理学认为：婚姻对个体的思想行为稳定、个体的责任意识、个体的身份与人格完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改造表现好的罪犯体验合法婚姻，有助于激发罪犯努力改造。挪威儿童与家庭部在支持该国1993年的法律时写道：“一个人不得不压抑对另一个人的依赖和爱恋的基本感情是有害的。疏离这些感情或试图压抑它们，可能摧毁一个人的自尊。”近几年来，我国监狱对罪犯与配偶探视同居的实践尝试（包括准其离监探亲），允许极少数改造表现好的罪犯结婚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改造效果。但有必要指出，近几年我国监狱对罪犯婚姻权问题进行的探索，并不是对罪犯婚姻权进行的恢复性探索，而是从罪犯行政处遇方面进行的积极处遇尝试。监狱的做法是明智的，监狱用不着去恢复罪犯的婚姻权，在罪犯婚姻权问题上，我们只须认同罪犯是有权主体。我国法律没有剥夺也不可能剥夺任何公民天赋的婚姻权利。1963年和1982年的有关规定对罪犯恋爱与结婚的限制，只是在罪犯婚姻权的行为能力方面作了限制，而权利能力依旧存在。我们的误区可能在于我们把婚姻权主体与婚姻主体混为一谈，婚姻权主体强调的是权利能力，即使他没有行为能力，并不妨碍他成为权利主体；而婚姻主体侧重于行为能力，虽然它的前置条件在于权利能力，但它更强调个体以特定的行为去实现婚姻权利。当我们限制或剥夺了罪犯的自由，罪犯行使婚姻权的行为能力大大降低，如果没有监狱的积极帮助，罪犯是无法实现婚姻权的，也就不可能成为婚姻主体。这就如同罪犯的财产权，法律规定罪犯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包括遗产继承），如果罪犯在遗产继承方面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罪犯是否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去主张他的财产权利，这首先取决于监狱能否从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中给予其保护财产权利的条件帮助。2009年5月13日，民政部出台的《意见》第十个方面规定“服刑人员婚姻登记应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出具有效的身份证件；服刑人员无法出具有效身份证件的，可由监狱机关出具有关证明材料。”服刑人员亲自进行婚姻登记是对罪犯婚姻权行为能力的要求，罪犯能否亲自进行婚姻登记，有没有行为能力并不是罪犯所能自主。可以概括，关于罪犯婚姻权问题历来的争议，其实不在于婚姻权权利能力的有无，而是罪犯有没有行为能力行使婚姻权的问题。笔者认为，罪犯有着与普通公民一样源于天赋的婚姻权利能力，但罪犯实现婚姻权的行为能力必须依赖于各类刑罚执行部门。二、当代社会罪犯婚姻权的理性解读1、罪犯婚姻权的受限制性婚姻权是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实现结婚愿望或获得婚姻利益的可能性。婚姻自由是公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主结婚或离婚的权利。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婚姻自由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婚姻自由也就存在困难。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若干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囚车和手铐与婚姻并不和谐，但罪犯不能拒绝。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婚姻对普通公民产生的身份完善与人格完善，对罪犯来讲只是意识的而非物质的。第三，罪犯离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无须向所在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不论所在单位或有关组织是否同意，公民都可以进行结婚登记。而罪犯的结婚登记，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第五，普通公民结婚是自己的事，离婚也是自己的事；而罪犯结婚不只是自己的事，离婚也不只是自己的事。特别是罪犯单方面想要离婚时，没有行动的自由，罪犯很难向法院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次次参加诉讼活动也很难得到时间上的保障。可以这样说，罪犯的结婚有条件限制，罪犯的离婚也不完全自由。
婚姻危机管理篇7
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与社会治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法律规范上恰当调整婚姻家庭与社会治安的关系，既有利于社会治安，也有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美满。这些法律规范在治安行政法上有相当的体现，因此，在治安行政执法中应注意兼顾社会治安与婚姻家庭的关系。
关键词：婚姻家庭；社会治安；治安行政执法
中图分类号：D63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6002005
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与社会治安有着密切的联系。婚姻家庭与社会治安的密切联系突出体现在婚姻家庭内发生的治安问题上。毫无疑问，在法律规范上恰当调整婚姻家庭与社会治安的关系，既有利于社会治安，也有利于婚姻家庭的美满和谐。而反映这一特征的法律规范有相当部分体现在治安行政法上，因此，正确治安行政执法必然要注意兼顾社会治安与婚姻家庭的关系，才能既维护社会治安又保护婚姻家庭。本文试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中的两个具体问题来谈谈如何在治安行政执法中兼顾社会治安与婚姻家庭。
一、关于家庭暴力治安违法问题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婚姻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微妙。从晚近婚姻家庭问题的表现可见，维系婚姻家庭的因素正变得更加脆弱，因此，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害行为也更加容易发生。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害行为既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美满幸福，也不利于社会治安，因此，治安行政法对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治安违法问题也有了更多的干预。如1986年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只规定“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行为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2005年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增加了“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的”行为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披露，我国有家庭27亿个，离婚率为154%，即每年约有40多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起因于家庭暴力。[1]家庭暴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在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各种治安违法行为中，家庭暴力是目前最主要的治安违法行为，因此，正确处理家庭暴力治安违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确认定、处理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直接关系到婚姻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也关系到社会治安的维护问题。在治安行政执法中兼顾社会治安与婚姻家庭必须正确认定、处理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
（一）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
正确认定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是正确处理家庭暴力治安违法问题的前提。在治安行政执法中，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的家庭硬暴力，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5条规定的“虐待家庭成员，被虐待人要求处理的”治安违法行为；另一种是不作为的家庭软暴力、冷暴力，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5条规定的“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的”治安违法行为。《公安部关于规范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的意见》分别把这两种治安违法行为称为“虐待”行为和“遗弃”行为。
1.“虐待”行为的认定。“虐待”行为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有病不治、强迫过度劳动或限制人身自由、人格等方法，从肉体上或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被虐待人要求处理的治安违法行为。[2]129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5条的规定，构成“虐待”行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违法行为的主体是婚姻家庭成员。违法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婚姻家庭成员，否则就不可能构成“虐待”行为。但在“虐待”案件中，违法行为的表现复杂多样，在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较为特殊。
第一，婚姻家庭成员关系成立或结束前后。在婚姻家庭成员关系依法成立或结束的前后，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虐待行为是否以“虐待”行为认定，应当以婚姻家庭成员关系是否依法存在为前提，婚姻家庭成员关系存在就以“虐待”行为认定，否则以伤害、侮辱或其他违法行为认定。因此，恋爱期间发生的虐待行为、离婚后（可能尚居住在同一住所）发生的虐待行为、通奸期间发生的虐待行为、姘居期间发生的虐待行为、重婚成员间发生的虐待行为、收养关系存续期外发生的虐待行为都不能认定为“虐待”行为。但是，离婚手续办理期间发生的虐待行为、夫妻分居期间发生的虐待行为、丧偶或离异后再婚对象与原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虐待行为、收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虐待行为等都应当认定为“虐待”行为。若不能正确认定违法行为，就不能很好地保护婚姻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很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第二，有非婚姻家庭成员参与的虐待行为。实践中，有些虐待行为发生时有非婚姻家庭成员的参与。此时的虐待行为是否以“虐待”行为认定要以行为人在虐待行为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而定。若非婚姻家庭成员教唆、胁迫、诱骗婚姻家庭成员之间实施“虐待”行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7条的规定：“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则非婚姻家庭成员的行为应当以“虐待”行为从重处罚。若婚姻家庭成员教唆、胁迫、诱骗的非婚姻家庭成员对其婚姻家庭成员进行虐待，非婚姻家庭成员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虐待”行为，该教唆、胁迫、诱骗的婚姻家庭成员的违法行为也不能认定为“虐待”行为。
（2）违法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虐待”行为人在实施“虐待”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违背行为对象的意愿，故意追求行为对象肉体、精神的痛苦。至于故意背后的动机则复杂多样，可能是逼迫配偶与自己离婚，也可能是重男轻女的思想所致等等。若不是违背行为对象的意愿，或者不是故意追求行为对象肉体、精神的痛苦，则不能构成“虐待”行为。因此，由于不良的受虐癖好而在婚姻家庭成员间发生的虐待行为不能认定为“虐待”行为。因教育方法简单粗暴或家庭矛盾而致的打骂行为，并非故意摧残家庭成员身心健康的行为，也不是“虐待”行为。
（3）违法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和受“虐待”者的人身权利。
（4）违法行为在客观上的表现是虐待。“虐待”行为在客观上的表现为：一是对行为对象进行肉体上与精神上的摧残、折磨与迫害。虐待的手段多种多样，如殴打、捆绑、针扎、火烫、体罚等肉体上的虐待和侮辱人格、咒骂、讽刺、不让参加社会活动等精神上的虐待；二是摧残、折磨必须具有经常性、一贯性的特点，偶然发生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虐待”；三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则构成虐待罪；四是被虐待人要求处理的，如果被虐待人不要求处理的不能认定。
2.“遗弃”行为的认定。“遗弃”行为是指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治安违法行为[2]130，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5条的规定，构成“遗弃”行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违法行为的主体是婚姻家庭成员。“遗弃”行为的主体是婚姻家庭中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包括受害人的长辈或晚辈、兄弟或姐妹、丈夫或妻子、养父母或养子女等。
（2）违法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故意。“遗弃”行为必须出于故意，过失不能成立“遗弃”。因此，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丢失、走失，负有扶养义务的人不承担“遗弃”的治安违法责任。
（3）违法行为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婚姻家庭成员在家庭中享有受扶养的权利，行为的侵害对象是因年龄、疾病等原因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
（4）违法行为的客观表现是遗弃。“遗弃”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一是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负有扶养义务；二是负有扶养义务却拒绝扶养，行为形式是不作为，即行为人有扶养义务，并且有能力履行此义务而不履行，若行为人无扶养能力则不构成“遗弃”行为；三是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若情节恶劣构成遗弃罪。
（二）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的处理
在正确认定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的基础上，还必须正确处理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才能切实在治安行政执法中兼顾社会治安与婚姻家庭。
1.正确对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量罚。对于“虐待”行为和“遗弃”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5条规定，“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虐待”行为和“遗弃”行为的处罚规定，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处罚规定，因为“警告”属于申诫罚，是最轻的治安管理处罚方法，“拘留”属于自由罚，是最重的治安管理处罚方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我们都承认“虐待”行为和“遗弃”行为的情节和社会危害有轻重的区别，而且情节和社会危害由轻到重的变化应当是连续的，而不是跳跃的，轻的情节和社会危害与道德调整的虐待、遗弃行为衔接，重的情节和危害与刑法调整的虐待罪和遗弃罪衔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规定的处罚与过错相当的原则，对“虐待”行为和“遗弃”行为的处罚规定应当也是“连续”的处罚规定，但是，实际上《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虐待”行为和“遗弃”行为的处罚规定却是“跳跃”的，只有最轻的“警告”和最重的“拘留”，而没有“中间”的罚款。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虐待”行为的处罚是“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是“连续”的处罚规定。为什么《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虐待”行为的处罚要从原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连续”的处罚规定改为“跳跃”的处罚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所有审议材料都没有说明这一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立法失误，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经过了至少八年的仔细推敲论证；（2）没有可罚的财产，即婚姻家庭成员没有个人财产。这与我国的实际并不相符，我国的婚姻家庭成员有自己的个人财产；（3）婚姻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不清晰，财产罚不能执行或执法成本过高。由于我国存款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等原因，我国婚姻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确实不够清晰，公安机关要查明公民个人有无财产或分清公民个人财产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若这是正确的原因，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财产进一步明晰之后会得到纠正。
鉴于上述分析，在对“虐待”行为和“遗弃”行为量罚时，为体现处罚与过错相当的原则，体现处罚公正原则，要慎重适用“跳跃”的拘留处罚，不要轻易地从“警告”跳跃到“拘留”。
2.切实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虽然既危害婚姻家庭又危害社会治安，但对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教育违法行为人正确对待婚姻家庭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婚姻家庭，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在对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时，一定要切实坚持教育与处罚相当的原则。不但在量罚时不要轻易地从“警告”跳跃到“拘留”，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地对违法行为人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切实帮助违法行为人转变观念、解决实际问题，否则，简单执法的后果很可能会加剧婚姻家庭矛盾，导致家庭暴力，更不利于保护婚姻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切实维护社会治安。
二、关于治安拘留的“通知被处罚人家属”问题
《治安管理处罚法》有许多创新规定，其中第97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治安违法行为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这一规定结束了以前治安行政执法没有“通知被处罚人家属”的历史。《治安管理处罚法》生效施行前后，媒体对这一规定给予了特别关注，并作了许多报道。其中，某媒体在对江苏省公安厅法制处张副处长采访后，报道了一则题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明起施行，被抓将要通知老婆”的消息。[3]东南快报在采访了福建省公安厅宣传处某领导后也报道了一则题为“被抓拘留并通知家人”的消息。[4]《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由于行为情节较轻的情况极少，因此，行为通常适用行政拘留处罚。这两则消息引起很大的反响，并带来许多讨论。有观点认为，以前、被拘留处罚不用通知家属，家属不知情会很着急。现在要通知家属，家属知情就不会着急了。另有观点则认为通知家属虽然可以让家属知情却可能不利于家庭和睦，如果原来夫妻关系不好，通知的结果可能就是家庭破裂。还有观点认为是否通知家属应当先征求被处罚人意见，被处罚人同意的才通知家属。一些担心丈夫寻花问柳的妇女则认为这下好了，男人不敢在外面胡来了，否则公安机关通知我，我就跟他没完。
在治安行政执法中，应当怎样正确理解并执行“通知被处罚人家属”的规定，才能处理好维护社会治安与保护婚姻家庭的关系，既维护社会治安又保护婚姻家庭？笔者以为，应当注意把握以下两个要点。
（一）正确理解“通知被处罚人家属”的原意
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受拘留处罚的人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拘留所接受处罚”。但这条规定在实践中效果不好，受拘留处罚的人往往不能自觉前往拘留所执行拘留处罚，而且由于不了解治安拘留所的具置等，受拘留处罚人自行前往拘留所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3条对此作了修改，改为“对被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送达拘留所执行”，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直接将被处罚人送达拘留所执行拘留。这样规定虽然可以保证行政拘留的顺利执行，但由于没有给被处罚人“限定的时间”，被处罚人不能及时安排其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也会对被处罚人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产生不利影响，正是为了尽量消除上述不利影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7条在规定处罚决定的宣告、抄送制度时，才同时规定行政拘留处罚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家属。可见：
1.“通知被处罚人家属”是尊重、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体现，是公安机关的法定执法职责。公安机关在治安行政执法时应当积极作为，履行职责，以达到尊重、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的目的，但若公安机关积极作为仍无法通知被处罚人家属，则无需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
2.“通知被处罚人家属”不是对违法行为人的附加“制裁”。违法行为人只应也只能受法定处罚，违法行为人既然已经受行政拘留处罚，就不得在法定处罚之外另外附加制裁，而且“通知被处罚人家属”以及“家庭监督”根本上就不是一种法定的处罚方法。
3.“通知被处罚人家属”适用于所有被行政拘留处罚的治安违法行为人，任何公民被行政拘留，公安机关都应当通知其家属。不能把“通知被处罚人家属”理解为是专门适用于、、猥亵等特定治安违法行为。
4.“通知被处罚人家属”不能简单理解为被处罚人或者其家属、单位等社会生活相关人的合法权利（如家属的知情权）。尽管公安机关的职责也是一种特殊的义务，应当有其相应的权利享有人，但治安行政执法权的行使本身即隐含了对治安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制约、影响，甚至占有。治安行政执法时尽量减少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消极影响，以尊重、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这实际上是公民权利让渡与国家之后，国家应当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并不是国家权力还原为公民权利的问题。因此，“通知”不等于“告知”，不能把“通知被处罚人家属”简单理解为被处罚人或者其家属、单位等社会生活相关人的不能剥夺但可以放弃的合法权利，更不能理解为需要事先征得被处罚人同意的事情。
（二）正确执行“通知被处罚人家属”
尽管“通知被处罚人家属”不是对违法行为人的附加“制裁”，但“通知被处罚人家属”的结果确实会引起家庭监督的问题。如男性公民，将其的行为通知其配偶，就可能引发夫妻矛盾，若夫妻关系原本紧张，甚至可能导致夫妻离婚。因此，治安行政执法要兼顾社会治安与婚姻家庭，必须正确执行“通知被处罚人家属”。若“通知被处罚人家属”可能导致对被处罚人合法权益的不利影响，治安行政执法就必须以适当方式慎重“通知被处罚人家属”，否则既违背立法、执法的初衷，也违背了执法的比例原则。为了做到既维护社会治安又保护婚姻家庭，以适当方式“通知被处罚人家属”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正确选择通知的对象。除非被处罚人只有一位家属，否则公安机关在通知被处罚人家属的时候就应当慎重选择通知对象，以尽量减少对被处罚人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或者社会生活的不利影响。通常有成年家属就不要通知未成年家属，当地有家属就不要通知在外地的家属，有身心健康家属就不要通知身心病弱家属，优先通知配偶、父母或成年子女，、、猥亵等治安违法行为人被行政拘留处罚尽量不通知其配偶等。
2.正确把握通知的内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7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治安违法行为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此规定只要求公安机关“及时”通知“家属”，却没有规定通知的内容。“通知”不等于“告知”，因此，为了尽量避免对被处罚人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或者社会生活的不利影响，公安机关在通知被处罚人家属时，应当正确把握通知的内容。家属知情后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内容不宜通知，治安违法行为的具体种类也可以不必通知。但是，关系公民合法权益的内容，如拘留的具体时间、地点等，都应当通知被处罚人家属，以体现该规定的原意。例如，适当的通知可以这样：“公民×××，我是××公安局民警×××，您的家属×××因治安违法被行政拘留×日，在××治安拘留所执行，从×年×月×日开始执行，到×年×月×日结束。”但，象“×××（被通知家属姓名），您的家属×××因×××（、、猥亵等）被行政拘留了”、“×××（被通知家属姓名），您的家属×××关在××治安拘留所”的通知就不能兼顾社会治安与婚姻家庭。
从上述对家庭暴力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处理与行政拘留“通知被处罚人家属”的理解、执行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治安行政执法中，正确处理好维护社会治安与保护婚姻家庭的关系，首先需要在治安行政执法上树立全局意识，才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兼顾婚姻家庭，否则，狭隘的治安行政执法就可能产生损害婚姻家庭的不良后果，其次还要把兼顾社会治安与婚姻家庭的理念贯彻到具体的治安行政执法实践中。
参考文献：
[1]李三勇.家庭暴力中女性的自我保护与司法救助[eB/oL].（20110726）[20120520].
[2]熊一新，华敬锋，等.治安管理处罚法解读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婚姻危机管理篇8
这篇论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重婚这个进行比较。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重点在于横向的比较。包括不同学科对于重婚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界定；不同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共同看法与区别之处；以及重婚与事实重婚的区别与联系。纵向的比较也就是重婚问题的与渊源，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重婚问题在当前社会下，突出表现为认定困难。因为我们国家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社会的变革，各种思想的斗争，阶级矛盾的存在，新思潮的出现与的。这些都决定了重婚问题的出现是带有很强社会性的，很多重婚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例如一些是在建国以前就形成的一夫多妻重婚关系；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夫妻失散，之后再次嫁娶造成重婚的事件；还有些是出国之后，在与原配偶未进行离婚登记，而在国外再次结婚的重婚现象。总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重婚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其次，重婚是和文明背道而驰的，从历史的来看，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它们要么是生产力发展低下的产物，要么是剥削社会男女不平等的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重婚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消亡，只有在一些宗教或落后的国家与地区才部分存在；重婚孳生丑恶，为大众而不容，重婚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辨证的角度看，重婚来源于社会，被社会所制造所决定，但反过来它着我们的社会。只有对重婚问题有很清楚的认定，我们才能很好的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对于重婚的处理，是建立在认定基础上的，严重的触及刑法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要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一些社会原因形成的重婚，注重区别、严格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一些事实重婚是我们研究重婚问题时不能忽视的问题，重婚罪中所指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而且给社会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不由得我们不重视。
关键词：重婚事实婚姻一夫一妻重婚罪
一夫一妻制度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制度。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得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配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关系是男女两性基于爱情的结合。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必然要求一夫一妻的结合。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前那些对于重婚的认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重婚问题在新的社会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事实重婚也成为我们考虑重婚问题时必须研究的。
一、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
（一）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婚姻法上，重婚是被归于无效婚姻的。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没有做过多的涉及。一般意义上认为，相对于重婚罪，婚姻法上的重婚范围要更广。首先，一些重婚行为并不严重，没有达到罪的级别，不认为是重婚罪，但在婚姻法上认为是重婚。还有一些事实重婚，虽然婚姻法还没有具体的把这些行为认定为重婚，但把其划为重婚的呼声很高。
（二）刑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1）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主义婚姻关系。重婚罪破坏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现实的婚姻家庭关系。它不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屈辱，而且对子女的抚育和成长也带来不利的影响，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2）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两种人：一种是有配偶的人在没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的；第二种本人虽然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其本身来说，他（她）是初婚，并不是“重”婚，但因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就成为重婚罪的共犯，他与重婚者共同破坏了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以也要以重婚罪论处。
（3）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有配偶而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结婚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办理结婚手续，取得结婚证，夫妻关系才算合法建立。要解除婚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领取离婚证书；非双方自愿离婚，而只是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一般是由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在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准予离婚还是不准离婚。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后，未经合法程序解除婚姻关系前，如果一方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则构成重婚罪。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也构成重婚罪。二是事实上形成非法婚姻关系。我国《婚姻法》虽然早有明文规定，但由于多年来一些陈规陋习习惯势力影响，群众法制观念不强，一些部门执法不严，一些偏僻地区登记不便等等因素的存在，还不能使每一对结婚男女都能自觉地执行婚姻登记的规定，以致在的社会中，未经合法登记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尚占一定的比例，它不会因《婚姻法》的颁布，施行而在短暂内消失。如果对事实婚姻从法律上不给于承认，将会脱离实际，也不符合婚姻法保护一夫一妻，自愿结合，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原则。因而重婚罪中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就是符合重婚罪主体条件和主观要件的人，虽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因此，重婚罪的两个婚姻关系，可是是两个登记婚姻，可是是一个登记婚姻，一个事实婚姻，也可以表现为两个事实婚姻。
（4）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表现为自己已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或明知对方已有配偶而仍然与之结婚。因此，无配偶的一方如不知对方有配偶而受骗与之结婚的，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的一方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出于喜新厌旧，玩弄女性；有的是贪图享受；有的是家庭不和，受到虐待而引起的；有的是封建思想作祟，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有的是因生活困难，外流谋生困境所迫使。一般来说，重婚的动机不影响案件的定罪而影响量刑。
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现实状况和重婚案件的复杂性，在处理重婚案件中，主要是正确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要注意区分：
①.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一些地方拐卖妇女的犯罪较为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自己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所以该妇女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②.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罪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不以结婚为目的，临时或含约定期限在一起非法同居生活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③.掌握重婚行为的情节是否严重的界限。重婚行为的情节有轻重，危害有大小之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重婚行为，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不宜认为为重婚罪。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由于他人结婚的，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较小，所有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二是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在我国一些地方，确有因遭受洪涝，天旱，地震，火灾等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现象。有时夫妻一方外流后，直到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有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故意，但其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三是男女双方进行了婚姻登记，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一起同居，但其合法夫妻关系已经成立，如果双方或一方未依法解除该婚姻关系而由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属于重婚行为。四是由婚姻关系的男女一方，已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要求，在案件审理期间和上诉期间，当事人就同第三者登记结婚或者形成事实婚姻的，也是重婚行为。五是男女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而非法同居的，因这种关系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其中一方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同居，通奸或姘居的，均不构成重婚罪。六是有的配偶出于某种需要办理了假离婚的手续，以后弄假成真，一方面借此再婚的，因这种离婚并非双方真正的意愿，本来是假的，应视为无效离婚。其后某一方的再婚，应视为重婚行为。
④.重婚罪与强奸罪的界限。在实践中，有的男子本来有妻子，但却利用某种关系，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长期与其他妇女过性生活，对外也毫无顾忌，以夫妻关系同居，而女方却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屈从。对于这类案件应按强奸罪论处，不应定重婚罪。区分是重婚罪还是强奸罪，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侵犯的客体。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二是在客观方面。重婚罪在客体上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自己有配偶又与别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第二种是凡是符合重婚罪主体，主观要件的人，尽管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这里既包括经济生活，也包括性生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强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
二、对于重婚的处理
婚姻危机管理篇9
关键词：网络婚姻；军婚；破坏军婚罪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33-02
引言
网络婚姻作为网恋的一种极端形式，正在互联网上不断蔓延，由此而导致的夫妻矛盾甚至是离婚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网络婚姻是指男女双方用虚拟身份借助网络这个互动平台，在虚拟的图文环境里体验两情相悦、男婚女嫁、家务操持，甚至“生儿育女”，它是在网上组建的一种虚拟的、只存在于网上的、精神上的所谓“婚姻”。网络婚姻已不单单是一种网络游戏，它已经对传统的婚姻观念和道德提出了挑战。军人被誉为“新中国最可爱的人”，在我国军婚是受到特殊保护的，如何在网络婚姻的冲击下维持军婚的稳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军婚遭遇网络婚姻冲击的原因及危害
（一）军婚遭遇网络婚姻冲击的原因
军婚遭遇网络婚姻冲击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由于军人的工作性质特殊，他们外出、娱乐时间较少。同时军人所驻守的地方多是条件艰苦、人烟稀少的边疆、海岛、城市郊区等地方，这样的环境也容易使他们把更多的业余时间花费在网络上。所以，网络婚姻这种虚拟的婚姻在军营中也渐渐有了立足之地。第二，军人的婚恋难问题是导致未婚军人沉迷网络婚姻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虽然我国有一系列拥军优属的政策，但军人的婚恋难问题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着婚恋的困难，所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沉溺于虚拟的网络婚姻中。第三，军人和其配偶常年两地分居，是网络婚姻冲击军婚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军人与其配偶都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无论是军人一方还是军人配偶一方，在工作之余，都会面对长时间一个人生活的孤独，尤其是军人配偶一方还要一个人承担起照顾一家人的压力。而网络婚姻就提供了一种排遣孤独和压力的形式。最后，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及网络婚姻的隐蔽性和便利性的特点，使这种虚拟的婚姻生活在越来越多的人群中盛行，军人及其配偶自然也不例外。
（二）军婚遭遇网络婚姻冲击的危害
第一，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婚姻乃人生大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传统的、为人们所赞美的婚恋观念。我国现在所实行的也是“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婚姻制度。这些都反映了社会对婚姻的要求。而在网络婚姻中，无论是恋爱、结婚甚至是离婚，都可以通过鼠标轻松地完成，对婚姻的态度是毫无慎重和责任感可言的，这与我们所奉行的“白头偕老”的传统道德观是不相符的。在网婚者的交谈当中，往往也充斥着性语言和其他性的言辞，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游戏娱乐的范畴，违背了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公序良俗原则。
第二，破坏现实中军婚夫妻双方感情，影响军人家庭的稳定，甚至导致军婚破裂。网络婚姻同婚外情、婚外恋在感情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不管网婚当事人在现实中有没有实际的接触，他们都是对传统婚姻的背叛，都会对现实的夫妻感情产生一定的影响。由网恋、网婚引发现实中的婚外恋，甚至导致婚姻破裂的例子，在生活中也并不鲜见。军婚中的当事人双方，本就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如果其中一方沉迷于网婚，就更加减少了夫妻双方的关心与交流，所以网婚对军婚夫妻双方感情和家庭的稳定的危害就更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军婚破裂。
二、网络婚姻对军婚冲击所引致的法律问题
（一）网络婚姻是否构成重婚罪或破坏军婚罪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破坏军人婚姻罪，是指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行为。网络婚姻中的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到婚姻登记机关去登记，也没有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网络婚姻只是网民利用网络虚拟婚姻的一种网络行为，所以网络婚姻不具有现实的法律意义。我国法律中重婚罪和破坏军婚罪所指的结婚和同居，都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结婚和同居，虚拟的网络婚姻和网上同居并不在其调整范围之内。所以，网络婚姻不构成重婚罪或破坏军婚罪。
（二）军人或其配偶网婚是否违反夫妻忠实义务
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夫妻互负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军婚的当事人双方自然也不例外。军人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配偶双方是否互相忠诚。对于夫妻忠实义务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从狭义上讲，夫妻忠实义务是指性生活的忠实。在网络婚姻中的双方当事人只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结婚并共同生活，并没有性关系，仅是“精神出轨”，所以军人或其配偶网婚并不违反狭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从广义上讲，夫妻忠实义务还包括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的利益而损害或牺牲配偶他方的利益。军人或其配偶一方网婚，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一个虚拟的对象身上，在现实生活中势必减少对配偶一方的关心和交流，使配偶一方在心理上受到冷落，这种“冷暴力”已经构成“为第三人的利益而损害或牺牲配偶他方的利益”的行为。因此军人或其配偶网婚违反了广义的夫妻忠实义务。
（三）网络婚姻能否成为准予解除军婚的法定理由
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法院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为是否判决离婚的标准。婚姻法第32条第3款规定：“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五项原因：1）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婚姻中的一方当事人网婚显然不属于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原因中的前四项，那能否归属于第五项原因，即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网婚者沉迷网络，对现实生活中的配偶冷淡，丝毫不尽家庭责任，给配偶身心造成严重伤害，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则可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可以判决离婚；如果网婚者一方只是出于好奇的心理参加了网络婚姻，但并不沉迷于此，对现实中的家庭和配偶也尽了主要的责任和义务，并且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此时就不能认定为夫妻感情破裂。但是，对于军婚我国法律历来是给予特殊保护的，婚姻法第33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除外”。那么什么情况下可界定为“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可依据婚姻法第32条第3款相关规定及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予以判断。通过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我们就可以明确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是军人一方网婚，存在重大过错，足以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即使军人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也可以判决解除军婚；第二，如果是军人配偶网婚，情节恶劣，达到了“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程度，军人一方同意离婚，法院自然可以判决离婚，反之，只要军人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就不能以网络婚姻为由判决离婚。
三、在网络婚姻冲击下，维护军婚稳定的法律建议
（一）对经营网络婚姻的网站进行规范化管理
目前，经营网络婚姻的网站十分繁多，而对于这些网站并没有规范化的管理，所以使得这些网站中“性语言”，性、刺激性等其他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语言也屡见不鲜。同时这些网站对于参与网络婚姻的网友的身份不加任何限制，所以使得很多未成年人和已婚者都参与其中，这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发育成长以及婚姻家庭的稳定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相关部门必须认定经营网络婚姻网站的合法经营权。网站经营者也要加强自律和诚信，合法、正当经营。比如在网站中设立“未成年人和已婚人士谢绝入内”等警示语言，同时网络婚姻参加者采取实名制注册，要求参加者提供有效证件，这样就可以对网络婚姻经营网站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减少网络婚姻对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及军婚的冲击。
（二）培养军婚双方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增强夫妻间的婚姻责任感
军婚中的双方当事人一旦走入婚姻的殿堂就意味着双方要承担起婚姻家庭的责任，夫妻之间相互忠实是夫妻之间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是维系军人家庭稳定的基础。故军婚中的一方当事人作为已婚者，如果沉迷于网络婚姻，势必会使其对现实生活中的配偶漠不关心，造成对现实婚姻的迷失、偏离甚至是背叛，这必然就会造成网婚者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和婚姻责任感的弱化。所以，作为缔结军婚的双方当事人更应该强化对家庭、配偶、子女的责任感，树立良好形象，尽量杜绝网络婚姻。
（三）因网络婚姻造成军婚破裂，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保护无过错一方
从现行的立法来看，因网络婚姻造成夫妻感情破裂进而离婚的，不属于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但这对于无过错一方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时这种制度也没有体现出来现行法律对破坏家庭稳定的网络婚姻否定的态度，这无形中也会使一些破坏别人家庭的网婚者有恃无恐。所以，为了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基本思想，如果由于军婚中的一方当事人沉迷网络婚姻，由此而造成军婚破裂时，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于无过错的一方可以多分，对于有过错的一方可以少分甚至不分。以此作为约束军婚一方当事人参与网婚的一种有效手段。
（四）丰富军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解决军人配偶的就业问题，在军营中建立心理健康疏导中心
诚然，如前文分析，很多军人或其配偶之所以会陷入网络婚姻，很大的原因是由军人及其家属的精神空虚造成的。所以应在军营中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活动，使军人一方在精神上有所寄托，而不去沉迷于虚无的网络世界；对于军人家属应尽可能解决其就业问题，这样既可以在工作中有所收获，又可以使人的精神风貌积极向上，从而远离网络婚姻。此外，军人及其家属的心理健康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要在军营中建立心理疏导中心，当军人或其家属出现心理上的困扰时，就可以得到及时的疏导和解决，而不至于酿成恶果。
参考文献：
[1]张迎秀.网络婚姻引致的法律问题与法律规制[J].河北法学，2010，28（4）.
[2]张雪梅.网络婚外恋状况初探[J].重庆工商学院学报，2005，（9）.
婚姻危机管理篇10
“小倩，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小倩坐在沙发上不语，眼圈儿先红了。
“我，我想和他离婚！”小倩的话让我大惊失色。小倩和庆庆的美满婚姻曾经让周围的多少人羡慕啊，我也仅仅是三个月没顾上去看她，这一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作为她最要好的朋友，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我约她去喝咖啡，小倩终于将心里话和盘托出……
原来，小倩是“网恋”了。她在网上聊天时认识了一个叫“白马王子”的男人，谈得越来越投机，很快便在网上“登记结婚”了。“婚后”，他们共同布置“新房”，置办了不少“新家具”，还商量着不久的将来要“生一个自己的孩子”。不料这桩“虚拟婚姻”让庆庆给发现了，两人大吵了一通。小倩于是跑了出来。
我听了觉得有些好笑：“小倩，那不过是个假婚姻，你给庆庆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
“不，我真的想离婚了。”小倩一脸严肃，“自从我和'白马王子'好了以后，我就看见庆庆处处都不顺眼，我真的没法和他再过下去了。我不能欺骗自己。”
“可是，那个'白马王子'，你了解他吗？你见过他了？”
“还没有，他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他曾经约我去他那里，我没去。但我真的很爱他。我每天如果不上网和他聊一两个小时，我就觉得生活没有一点意思……”
这天，小倩坐在我的对面，说了很多很多，她讲得很动情，讲到激动处泪光闪闪，泣不成声，让我无法怀疑她的这场虚幻爱情的真实性。
近来听不少朋友说起“网恋”的事，但没想到近在咫尺。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网上看到一个统计，说2003年2月14日这一天，某情感网站“婚姻登记处”全天爆满，宣布婚姻“生效”的界面竟以平均每10秒钟1条的刷屏速度不停地滚动。按此速度计算，仅仅是这个网站，全天24小时内就有将近9000对网民在网上登记结婚！听得真让人目瞪口呆！
据说“网上结婚”，不但有像模像样的家具和房间布置，甚至还有虚拟的“夫妻生活”！有的人就是因为感情太投入，竟然使现实中的婚姻受到了打击，出现了危机。由于过分痴迷于网络上的虚拟生活，心情和心态都身不由己地被控制在机器制造的社会中。心理学认为，这是由长期暗示和深度诱导导致的精神迷幻症状。就像是吸毒吸上了瘾而不能自拔。
这已不仅仅是情感和道德问题，就是法律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比如说：已有配偶的一方在网上再“结婚”算不算重婚？有的人原本是抱着好奇和游戏的心态去“玩”网络婚姻的，不料却弄假成真了。据报载，重庆市某区干部李明在网上聊天时认识了一个叫“随缘”的女孩，很快发展到难舍难分的地步。于是，已婚的李明和“随缘”在网上举行了“婚礼”，并过起了“日子”。从此，李明几乎把所有的情感和精力都投入到网上“妻子”身上，而对自己的妻子陈丽莎则日渐冷淡，对孩子也不管不顾。面对婚姻危机，陈丽莎不堪忍受，遂于2003年6月底一纸诉状将丈夫李明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他们离婚并治李明的“重婚”罪。
这件事颇具典型性。如果说李明和“随缘”是未婚男女，两人通过网上相识并最终走向了婚姻的殿堂，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或者两人的“婚姻”自始至终仅限于网上，对社会或许无多大危害。但人毕竟是感情动物，爱情又是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的，因而这样能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网婚”确实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究竟“网婚”算不算重婚？可不可以治罪？有人认为此问题不值一提。“网婚”是虚拟世界而非现实存在，双方既无肉体的结合，又没有领过结婚证，甚至有的人连面都没见过，不符合法律上关于结婚的构成要件，怎么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婚姻呢？
但“网上结婚”对传统婚姻的危害却是显然存在的。我的朋友小倩就是由于沉溺于网上婚姻而冷落了现实中的丈夫，不想再尽家庭中“妻子”的义务，全部心思投入到网上“恋人”身上，使现实中的婚姻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家庭。这对对方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夫妻间的相互忠实，不仅是肉体，当然也应包括精神的方面。小倩的“网婚”，实际上是在精神上对丈夫的背叛，给庆庆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看来，“网络婚姻”似乎给法律出了一道难题。要真正确立“网婚”的过错责任和增加相应的法律条款，看来尚需等待一些时日。虚拟的“网络社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也使法律出现了空白区域，需要不断完善新的法律条款去适应这个巨变的生活空间。
同时，我更为我的朋友小倩担心，抛开法律的惩戒不谈，她如果执意要离婚，那虚幻的“网络婚姻”能给她带来幸福吗？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妻室吗？仅凭网上的甜言蜜语就能相信吗？即便对方是真诚的，谁又能保证对方的爱情能否持久？网上的“美眉”如云，新的诱惑多着呢。“网婚”又不受法律的保护，谁敢说哪天小倩不会带着身心的伤害后悔“何必当初”？
“网恋”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使那么多人神魂颠倒、乐不思归？有人说，“网络像雾像雨又像风，它的美丽与危险同在。”有人说，“网恋有点像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是一朵美丽却含剧毒的情花。”还有人说，“网恋”不过是一株“美丽的仙人掌”，漂亮却带着尖尖的刺，一不小心就会被其刺伤。
应当说，网络恋情对已婚男女确实有诱惑性，特别是结婚时间较长双方感情渐趋平淡的夫妻，更易把网络当成一个自我倾诉的神秘窗口，一个感情走私的秘密领地。在网络中，多数人展现在对方面前的都是自己优秀的一面。网上可以无话不谈，随意发泄，两颗心很容易走近。有人分析，网恋之所以迷人，正是因为其带有极高的浪漫色彩。因为人在生活中总会有缺憾，就想到虚拟世界中去寻找弥补。“距离产生美”，有些人平时说不出口的语言，在网络中却能大胆地一吐为快，因而在心理和精神上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是中国人一向“谈性色变”，而在网上却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性能力转化成语言能力强烈的表现出来，使自己产生一种虚幻的满足感。此外，网恋的远距离虽使恋人们少了肌肤相触的那种亲密，但也少了现实生活中的磕磕绊绊，在想像中，彼此都把对方想像得神圣而美好。一旦步入现实，许多东西是经不起考验的。大多数网恋一接触现实就“见光死”了。据一家网络公司调查显示，网恋的成功率仅为千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