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篇1
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在这部文献中正式的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今后每年的12月4日为我国的宪法日。从10月23日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将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到以法律的形式对我国宪法日的确定，虽然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可谓之时间短，但是这项决定的谋划与成为现实绝对是党和国家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党和国家通过对历史的考究，经过多年的思索，在总结治国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正确的结论，做出的正确选择，是强化法治中国的有力之举，对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确认了我国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唯有强化国家和国民的宪法意识，才能形成国家和国民依法治国的理念。而宪法日的确定即以“宪法时刻”亮起人们计算盘点一年时光的新节点，如同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民面前和心中高扬起宪法的旗帜，让依宪立法、依法治国的观念植根于党、国家和民众的心中，落实于建设国家、振兴中华的宏伟时间中去。概括起来，可将以法律的形式对我国宪法日予以确定的重大意义梳理为如下三点：
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确立宪法的尊严。实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之中，中国都始终踏步在人治的氛围之中。尤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通统治的漫长时期，儒家思想占有支配地位，孔子“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治国理念被尊奉，人治成为政治取向的必然。
人治即以人的意志来管理国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俗语是在说明对于任何事物说来有规则的重要性，若以这样通俗的表述来认识人治，那么，人治的规则就是由具有决策和施政权力的个人来治理国家，具体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具有决策和施政权利的个人在国家的最高层面是皇帝，在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吏，皇帝以一人之智慧来管理天下，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吏在自己以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内说一不二。国家成为君主的国家，地方成为官吏的地方，人民成为任由人治主宰的草民。
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国家成为人民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来理政，为了贯彻落实好执政理念，在建国后不久的1954年即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并认真总结和汲取先发时间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地在1975年、1978年、1982年四度修缮和颁布了新宪法。但是亦不可否认，即使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观念已经决裂于封建社会的治国理政观念，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对治国理政的方略进行了解放思想的改革性的探索和实践，国家宪法不断地实现这于是拘谨的调适，但在实行改革开放国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在治国理政的观念和实践上也没能真正地摆脱人治的束缚。
在人治观念做法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国家宪法的尊严不在，国家的发展会随着领导人的意愿而变化，即使是非常重大的国计民生问题也会受其左右。比如，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十年动乱，不仅使国家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也使我们的党内生活处在极不健康的发展阶段，国家秩序混乱不堪，宪法的威信遭受质疑和破坏，这就影响了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更影响了我国在国际中的形象。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的总章程，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就是有宪法予以确定的，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的保证，是在中国开展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根本特征。要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换言之，党的领导必须紧紧依靠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依法治国理念的实施绝对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总结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党和国家认识到了国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从党的领导到国家的各个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民众的宪法意识还不够明确，继而影响到依法治国国策的正确实施，影响到了国家的法治质量。
宪法日的确立，就是高悬起宪法这面镜子，将党的意志上升为了国家的意志，将党的领导内化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了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确保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在性质上、方向上、任务上、机制上等方面的根本一致，而且更是彰显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之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更加凸显了宪法在国家建设上的重要地位，以形式上的保障彰显宪法的神圣，警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维护宪法的尊严，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以宪法为根本统帅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
二、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目标。要求我们必须推动全社会和全民族的宪法意识。促进法治观念的形成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的构建，需要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参与。实现这样的良好局面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地融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通过确实达成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护卫调价和结果的关系，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国家的法治意愿达到高度的契合。从现实意义来说，国家宪法日的设立，进一步强化了宪法的神圣性，将宪法是国家大法的意义融入宪法日的纪念和宣传活动中，并使得这样的纪念和宣传活动规范化、持久化，有助于积极引导和促进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的崇尚者、积极的宣传者和坚定的捍卫者。
在我国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推手，全面深化改革的实现就需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否则，将难能团结全国的广大民众，难能解决和处理必定会面临的利益冲突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难能形成更为适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局面，难能形成和谐进步的社会氛围。为此，应当推动全社会全民族的宪法意识，进行广泛深入的宪法教育。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使广大人民群众每年都会普遍受到一次普及宪法知识的洗礼，使宪法精神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之中，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际效果；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积极营造全民学法和懂法的社会基础，把法律知识深深烙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海里；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倡导全社会全民族遵法守法的社会风尚，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共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确实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增强社会的诚信，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良好环境；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形成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应用法律维权的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只用法律，才是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有效途径，使社会环境得到彻底的净化。
以宪法日的设立来标志党和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理念的坚定性，激励全国广大民众认识宪法，学习宪法，自觉地维护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母法地位，增强法律观念，奠定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群众基础，摆脱一些不必要的羁绊和桎梏，推动我们的社会步入科学健康的发展轨道。奠定了这样的社会环境，我国的深化改革的步伐就会加快，实现中国梦的步伐就会更加的坚实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能会早日实现。
三、走向世界的激烈竞争迫使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向世界展示出法治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
一些国家曾经怀疑过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和能量，但是我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国家实力的迅猛增长、世界竞争实力的全面增强，掷地有声地告诉了全世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满活力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不容置疑或诟病的。现如今，我们不仅要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更要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综合国力，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就是要响亮地、理直气壮地告诉全世界，我们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树立法治国家的形象，让我们的中华民族不断地强盛起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治建设；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3001004
一、引言
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法治建设二者关系的讨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细心总结就会发现，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完全依附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独立性；二是认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应该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即我国当前的法治应是相对独立的系统；三是认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二者地位不同，某种意义上前者处于支配地位。
第一种看法属于“泛意识形态”，比较极端，这种看法现在支持的人不多，影响很小。第二种看法对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其主要源于西方理论。它认为当前我国的法治已经形成了有其自身独特内在逻辑进路的独立系统。实际上，世界上是不存在这样“超然”的法治的。第三种看法是前两种看法的折中，看似辩证，实际上仍是对第二种看法的妥协。其承认二者联系的意旨并非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认识的根据，而仅仅是为了满足现世的政治需要，其根本落脚点仍是法治的“独立”。
下面，笔者将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三方面来论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以期客观地揭示二者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
当代法国著名学者让马克・夸克认为，一般来说，合法性就是指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者关系的评价，其实质上是政治权力掌控者和其遵循者试图证明自己行使权力正当性的过程，同时也是被统治者对统治权力的初步认可[1]。前述观点以统治者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为出发点，阐明了政治权力能够被遵从的条件。由此可知，合法性与合法律性并非是同一概念。假如我们将合法性与合法律性混为一谈而不加区别，最终会导致逻辑上的混乱，从而不能正确揭示“合法性”的含义。关于合法性，哈贝马斯也采用了相似的论证方法，他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前提，然后通过阐述程序主义法律范式，进而揭示了商谈民主理论的交往理性的基本内涵，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实际上就具备了合法性。从哈贝马斯的论证可以看出，合法性是源自于某种“价值共识”。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法治建设及其发展客观上需要前述合法性的依据。可是，法治发展或法治建设的合法性就不能简单地凭借自身来证明，而是需依靠更为复杂的理论与逻辑。从人类的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经验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演变的发展过程来看，为统治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的思想理论体系主要还是依靠当时社会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2]。同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当时的资本主义革命做了舆论上的准备，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构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可以说，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马克思也曾对意识形态在思想政治统治中的地位作过精彩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某个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实际上是当时的物质生产关系在观念中的反映。所以，法治作为统治权的重要构成因素，它的合法性也主要是由当时特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所决定。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当前我国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因而，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这一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反映，是符合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因此，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正当性就是源自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其基本执政理念的科学性把握。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的合法性源于其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暗合。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
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
在我国，要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需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民的选择。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并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只有在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圆满实现。
同样，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也有充分的正当性。通过对当今世界各个法治国家的考察可以发现，凡推行法治的国家，要么实行的是，要么就是多党轮替执政。不管是实行一党制或是实行多党制，任何一个执政党总试图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普遍化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然后依靠作为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法治手段在内的各种工具加以确认、鼓励或维护。然而，西方很多学者却常常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故意丑化和扭曲，这是由资本主义主义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它们的法治建设也是通过其执政党的领导而实现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可以超越政党政治、超越阶级的独立的法治，现代法治所声称的司法独立和不受政治干预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即使在美国，其言必标榜法治，实际上也不完全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而是政治化了的法官之治。政治化了的法官之治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纵。不管美国怎么标榜自己的民主，其目的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是客观的、正当的，同时也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然与必由之举，那些试图打算消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主张法治独立抑或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处于相同地位的浅薄认识必定是有害的。
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虽具备领导的正当性，然而，我们却不能忽视对党是怎样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的关注和思考[3]。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应汲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努力建立一种能够符合我们党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适当关系的政治法律构架。确实，法治文明于我们而言是“舶来品”，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到了近代，西方的民主法治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知识生产的膨胀以及实践经验的丰富，进而使法治的发展进一步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另外，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各自社会历史发展的制度安排和建构设计，更催生了法治的极端神圣化。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西方列强不仅在全世界范围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也在极力地推销已被他们神圣化了的法治这种制度产品[4]。即使在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坚信并妄加夸大其法治的巨大作用，这一点从他们所极力鼓吹的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就可以看出来。而且，现在在西方国家，依然还有多数学者坚持认为法治的推行应该是超脱于党派政治的，在这些学者看来，法治应该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所以，这些学者便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心存疑义。然而，对于法治国家建构的问题，我们不应将“党的领导”和“党怎样领导”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众所周知，由于我国推行法治的时间很短，因而不管是在理论探索方面或是在实践经验方面，仍存有明显不足甚或谬误之处；而且，在党的领导方式的处理上也没有现成的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理论或经验。所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所有这些失误最终都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改进和纠正。
当然，我们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时，我们也并没有忽视法治发展自身所内含的规律性。在人类法治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创设了某种制度文明之后，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这种制度终将走向专业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5]。纵使如此，我们党也不可能扮演和充当“全能全智全善”的角色。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然而，这种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这种领导绝不意味着我们党要直接介入和干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每一个具体实施过程。相反，后者事实上应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职业人才去操作。当然，这些专门法律人才当中可能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员，但这些人并不主要是以党员的身份而从事工作的。总而言之，一方面，我们党要领导包括社会主义法治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另一方面，我们党也不能事必躬亲。在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是题中主要之义。从历史和逻辑的视角考察，党的思想体系最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我党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6]。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理应从自身角度给予响应，因为我国的法治建设不能完全脱离我国当前的国情。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
一般来说，从法治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和法治实践的技术形式来看，其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这和一个社会的形态没有多大关系。然而，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视角回归到形成其价值目标的理论及其根源时，这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法治场景。众所周知，法治的发展并不是其自身逻辑的自发延展，而是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紧密关联。法治发展的外部环境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并服务于后者；因此，法治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同时法治对于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依附属“元理论”层次的架构。可是，当人们在面对现实生活世界时，他们却发现，作为一定社会存在的物质生产条件并没有直接地塑造法治。西方国家的经验常常给我们展示的是法治的自发性演化路径，而且往往是与社会情势发展相契合，并为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充分发挥了制度导向作用。而通过对现实生活场景及其“元理论”的细致考察，呈现给我们的却似乎是“悖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产生疑问，是否会存在某种媒介？如果存在，这种媒介在法治与社会存在之间是否会真正发挥有效的沟通呢？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总结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的经验可以发现，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西方各国在各自法治建设的历程中各有特色[7]。纵使在同一法系，各个国家的法治实践也有很大差异。比如英国和美国都属于英美法系，英国就没有成文宪法，而美国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成文宪法基础之上。再比如法国和德国都属于大陆法系，二者在民事法治领域，特别是在民法典追求上相异的旨趣，最终成就了二者法治发展的传奇，为世界各国法治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除了以上事实，在政界和学界还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西方各个国家的法治实际上都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对于这一点，也常常遭受诟病，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似乎早已摆在了历史的陈列架上，话语逆转的背后实际上是以酣畅淋漓的实用主义态度来看待包括法治在内的社会发展的。很长时期，在无争论之话语场景中，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在全球获得迅速传播。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光世界经济分工结构正在重构，同时伴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强势意识形态也大行其道。结果，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法治话语的影响和冲击下，我国的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实践无不是以西方作为范本。西方法治话语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导致了我们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严重脱节。与西方强势意识形态的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却处于相对弱势的话语地位。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加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的法治建设事业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的法治建设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有关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反映的客观规律。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源自我党对长期社会主义实践的冷静思考而形成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客观上正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变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理想图景已初步呈现在我们眼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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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篇3
2、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3、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4、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5、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6、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7、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
8、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9、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10、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们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
11、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2、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13、认真开展“法治进机关”活动，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
14、弘扬法治精神，构建和谐xq。
15、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
16、深入开展“法治进机关”活动，推进克拉玛依市法治化进程。
17、中华人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民族团结的义务。
18、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19、实行依法治国坚持执政为民
20、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
21、宣传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22、学习宪法，宣传宪法，遵守宪法
23、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24、增强全民宪法观念和宪法意识，保证宪法的正确贯彻实施
25、维护宪法权威，增强权利义务观念
26、依法行使民利，依法履行法定义务
27、弘扬民主法制精神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28、高举宪法旗帜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
29、学习宪法、掌握宪法、运用宪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0、增强宪法意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3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2、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
33、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3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律素质。
35、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36、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7、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38、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39、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40、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们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
41、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42、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43、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44、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45、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
46、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
47、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8、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
49、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50、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区进程。
51、增强宪法意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52、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53、美好家园离不开法治保障。
54、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
55、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区进程。
56、扎实开展“法治进机关”活动，不断提高学法守法意识和维权能力。
57、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58、加强“法治六进”工作，大力推进“平安建设”。
59、深入宣传法律法规，全面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60、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61、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
62、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63、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依法治市进程。
64、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65、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66、维护法律尊严，打击违法犯罪。
67、大力开展“法治六进”活动，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68、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律素质。
69、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70、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7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72、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73、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
74、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75、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76、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们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
77、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78、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79、弘扬法治精神，构建和谐xq。
80、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
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篇4
关键词：法治;党代会;政治报告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004-03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十分关注并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表现出党中央对推进法治建设的坚定决心。改革开放后的历届党代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将法治问题作为党执政兴国的关键要素，对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不断的探索。回顾这一段光荣历程，分析、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今后的发展，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的十二大：重新认识法制的意义和作用，推进法制和民主建设
党的十二大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重大决定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十二大报告中，还没有出现“法治”，主要是以“法制”作为发展的方向。“法制”一词在报告中共出现了9次。
报告中主要针对“”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将“法制”和“民主”结合在一起，“防止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生，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同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式也有了新的认识，“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法制的具体执行方面，除了制定一系列重要法律外，报告更强调了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增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认识。报告在回顾过去工作及对未来工作的展望中写道：“我们结束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正在逐步健全”“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五年间，我们要……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十二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从“”的惨痛教训中总结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与社会主义法制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观点。说明我们党对于法的认识的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问题有了新的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些对于之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些认识还只停留在制度层面，为了改善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民主的结合和实现方式上实现的改变，尚没有认识到法制对于国家治理、执政兴国的重要意义。
二、党的十三大：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党的十三大报告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制定了纲领。十三大政治报告中首次出现了“法治”一词，“法制”共出现14次。
报告肯定了十二大之后的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逐步发展。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进展。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展开。”对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方面，报告中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割。”“我们必须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法制建设必须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在谈到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时，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应当有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和安定的社会环境。”“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报告还首次将“法制”与行政管理制度联系起来，并首次出现“法治”的概念：“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缺乏法治。”“为了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并使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必须加强行政立法，为行政活动提供基本的规范和程序。”“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
十三大报告不仅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联系起来，更进一步表明民主与法制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认识到法制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将法制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报告也肯定法制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重要因素的作用，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政治改革、适应社会变化都有很大意义。在与行政管理制度相联系时，更引出了“法治”这一概念，表明我们党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制度框架本身，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考虑国家、社会的法制化问题，也为以后的法治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时候的“法治”概念，一是停留在选人用人的行政管理领域，并没有扩展到其他方面;二是并不具备发展“法治”的条件，从“法制”到“法制化”的过程还并未完成，未能从制度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法制化的角度而言，也还基本停留在政治领域，对经济、社会发展并未涉及，“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并未实质改变，这也给之后我党面临的挑战留下了隐患。
三、党的十四大：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党的十四大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发展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了新的航程。十四大报告中“法制”一词共出现11次。
报告重申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其中就包括“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并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作为之后工作的目标，体现了法制的重要性。报告指出：“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高度重视法制建设……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要把民主法制实践和民主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更重要的是，报告首次将法制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结合在一起，表明“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
十四大报告更加重视法制的地位和作用，将民主法制与经济建设作为建设发展的战略方针来抓，并且将法制发展作为未来的发展目标来看待。同时，报告把法制建设视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这是法制与经济的又一次紧密结合，说明法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不断地向其他领域扩展，与其他领域的发展目标相结合。法制的作用逐渐得到体现，不单纯作为发展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更是发展经济的要求、进行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方式。虽然我们党仍然没有突破制度层面去理解法制的重大作用，但可以看出，法制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过刚改革开放时的水平，并不断向着更高的层次、更宽的领域发展。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地提高对于法制的认识，对于之后法制向法治发展转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党的十五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五大实现了党在法治问题上的新突破，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十五大报告中共提及“法制”14次，“依法治国”6次，“法治国家”2次。
报告肯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但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据此提出“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观点。报告强调：“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同时对依法治国的概念做出定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报告认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报告也重申了法制在民主监督、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法制统一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了依法治国与党的建设的紧密联系：“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十五大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历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家，并把依法治国提升到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对于法治的理解和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且，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法治作为管理国家事务的途径看待，作为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方式来看待，也使得法治概念在出现的初始就有着广阔的发展领域，使我们党对法治的认识能够不断向前发展迈进。报告对法治与法制在概念上有了较为明确的区分，使法制落实在制度层面，法治贯彻在国家治理层面，对社会实践有了明确的指导。党的领导也与依法治国实现了有机结合，不但没有削弱，反而通过法治的方式展现出了新的实现路径。同时，也应该看到，法治作为我们党对国家治理形式的新认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具体的实践领域涉足不深，并且主要还是针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将其作为法治的发展目标和要求。自此以后，法治这一概念开始植根于中国发展这一广阔土壤中，并在不断地从中汲取养分、生根发芽。
五、党的十六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党的十六大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论断，为之后党和国家的发展定下了目标。报告中提到“法制”12次，“依法治国”8次，“法治国家”2次。
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报告将法制建设落实到法律体系的建设中，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一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对于三者的关系，报告也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还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严治军，健全军事法规体系，提高依法治军的水平。”
十六大报告全面落实了十五大报告中对依法治国的部署，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实现了新的结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并明确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在党代会的历次报告中尚属首次。说明党已经将法治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实现了新的结合，在国家的治理形式、治理核心、治理主体的问题上有了整体性的认识。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等相结合的提法也是对法治的创新性认识，将国家现代治理体系与我国传统治理观念的精华相糅合。报告还提出许多具体的观点，将法制问题的落实进行了明确，并结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新形势新发展，对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党员法制意识等方面都做了部署。此外，报告中首次提到依法治军，这对于实现国防军队的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六、党的十七大：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一次重要的大会。报告共提及“法制”7次，“依法治国”7次，“法治国家”2次，“法治理念”1次。
报告在回顾过去的工作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贯彻。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报告中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报告认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在思想宣传领域，“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并且继续强调：“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十七大报告对十六大报告中的法治的认识更加深化，结合大会党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求，对法治建设提出进一步的具体方向。报告将法制观念、法治理念作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步骤和途径，实现了法治在思想观念领域的落实，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发展形势认识的又一次提升。树立法制观念、法治理念，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报告也提出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而非法制化，这更表明我们党推进法治的决心，以及对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作为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的更高认识。
七、党的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十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报告中共使用“法制”3次，“依法治国”5次，“法治国家”2次，“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及“法治政府”各1次。
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绩显著。”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报告认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报告还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要“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
十报告再次确认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从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国家法制统一、法治精神、法治理念等多个方面对法治的要求进行深化。报告要求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的最高认识，体现我们党善于、勇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归纳、概括、总结出适应新形势、新阶段下的理论，并为接下来的实践提供有益指导。报告还将法治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中，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进行宣传，从社会意识层面增强对法治的重视。法治也不仅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报告将其细化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等等，这些都是法治从民主政治领域走向国家、社会层面的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对法治的认识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逐渐地从表面走向深入，从模糊走向清晰，从单一层次走向多个领域，无不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决心和顽强信念。从“法制”到“依法治国”，再到“法治国家”，历届党代会的报告最有代表性地表现了这一光荣历程，体现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法治的艰辛探索，对法治的不懈追求，对法治的坚定信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详细的部署，是在我们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相信只要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在实践的过程中继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一定能够真正实现法治的目标，将法治贯彻落实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每个角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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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篇5
法治是平衡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法治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方式，法治与五位一体布局的渗透融合、贯通是完善我国各方面制度、体制机制的最有效手段，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深刻运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内在一致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保障的经济制度和体制运行方式的统一，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需要通过法治确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地位、市场规则、政府职能权责。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破除我国在党政、政企、政社关系中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只能通过法治得到解决。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法治深刻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建设规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完善制度、促进和谐的必然要求。在现代社会治理条件下，只有以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最有效地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用系统的、有机联系的观点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基本观点之一。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依法治国内在关联的三个层面科学规划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总体布局。法治国家是推动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前提，包含了科学立法、公正司法、法治环境、依法执政等环节，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保障。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政府的依法行政体现出来，政府是在党的领导下，对国家事务、经济社会发展行使管理权的主导力量。法治社会建设是培育法治文化、群众法治意识、倡导法治理念、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的各层面、各个环节都需要以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为基础，只有得到群众拥护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这一总目标，《决定》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加强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律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法治政府建设、公正司法、法治社会、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五大体系和六大任务贯穿了涵盖了依法治国的各环节、各方面，体现了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和方法、手段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以法治理念统筹发展大局、平衡利益关系、解决社会矛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体现。
二、从实际出发，运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原理推进依法治国
客观实际是认识和实践发生的起点，从实际出发，研究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基本理论之一，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植根于实际，一切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调查研究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析发展中存在问题的现状、原因及根源，建立完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法治模式。从我国实际出发，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挥法治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平衡、调节、规范作用，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公平正义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人为本的内在价值取向。以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意识的培育指引、促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原理在推进依法治国中的运用。党员、干部应成为自觉学法、尊法、守法，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的典范，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中必须时刻牢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敬畏法治，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人民群众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力量，群众的法治意识、法治社会环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法治精神是准确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精神，法治精神是推动党的执政、政府行政、社会建设等方面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有效动力，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三、坚持党的领导与以人为本的有机统一
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篇6
【关键词】政治文明/民主政治/法制/建设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最近，江泽民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注：江泽民：《执政党必须高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5月31日。)这些论述，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强调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马克思强调要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并对政治文明的内涵作了界定：“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发与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政治文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38页。)马克思所讲的政治文明，是针对专制、集权制提出来的，强调人民主权，依法治国，实行民主，相互监督，它包含了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现代化政治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既包括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民主思想，也包括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活动，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人类社会文明，即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一个多层次、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对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与协调发展，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显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指的是物质文明，政治上层建筑及政治、法律的意识形式，则是政治文明，而其他意识形式则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动共进，推进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物质文明起着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消极派生物，它们不仅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有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作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对社会文明的整体分析和研究，国外许多学者也有诸多论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把社会文明进行了要素分析，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四大因素：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注：[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英国学者汤因比，不仅将社会文明明确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而且详细论述了三方面文明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他指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明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注：[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江泽民同志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文明内容提出来的，是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补充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包括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但由于没有作为一项建设的战略举措提出，致使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并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要求，也是从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出发的。
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明。政治思想包括政治理论、法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其中政治理论、政治观点、政治理想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中起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它是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能不能坚持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观点、理想，并不断提高政党、团体和公民政治活动的文明程度，将一直是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艰巨任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目标的确立，政治思想的形成和政治行为的规范，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依靠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文明建设来完成。而且，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既面临着资本主义政治的强大冲击，又面临我国传统落后政治的干扰。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潮、“自由”观念、“人权”思想，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官贵民轻、人际依附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等遗传，对我国政治生活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成为我国向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严重阻抗。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政治思想，对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重大而又艰巨。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包括政治行为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是指政党、团体以及公民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方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思想文明在行为上的反映。由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加上我国政治文明规范尚处在系统建设之中，政党、团体及公民的政治行为文明也有待提高。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化倾向，无视法纪规范的“大民主”现象，政治生活的盲从与自发行为，干部中的家长制作风，领导层的等级特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以及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任人唯亲等等，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与政治文明不相符合的行为都是受一定政治思想支配的。它表明我国政治制度化能力还不强，政治文明程度需要提高。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建设，进行引导，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直接阻滞我国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阻滞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政治思想建设，政治行为文明的提高，事关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全局。
再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包括政治制度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是指政治与法治规范、政治与法治程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思想文明在制度上的表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此相联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选举制度、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制度等，也是重要的政治制度，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基本的、主要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实际，具有民族特色，已经和正在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看到，由于前面所讲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问题的存在，加上政治制度还不完善，政治制度的认可程度，政治制度在执行中的合理性程度，政治制度化程度，都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竞选，就会质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张西方政党轮流执政就会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推行等级特权与家长制，就会在事实上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任人唯亲以及官本位倾向，就会违背民主集中制。因而，有政治制度不执行和政治制度难以制约违背制度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种综合性问题，它表明政治制度文明与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文明要以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为基础，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要以政治制度文明为保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治思想文明建设、政治行为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基础建设。在我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则显得力度不够，这一方面与我国缺乏法治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代社会政治关系、政治组织、政治管理、政治传播手段发展，而政治制度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和规范这些发展有关。因此，进行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更显得突出和必要。
总之，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政治文明，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概括了政治建设的丰富内容，而且揭示了政治生活的发展状态，指明了政治生活进步的方向。社会和人们总是追求进步，反对落后；向往文明，憎恶野蛮；力求发展，避免停滞的。而社会文明总是各方面文明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忽视哪一方面的文明，都会影响和妨碍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代价值
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有深远的意义。
第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战略举措。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是根据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的，即目标中实现“富强”的目标，要靠物质文明建设，实现“文明”的目标，要靠精神文明建设，而实现“民主”的目标，则要靠政治文明建设。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并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目标，执行基本政策的相应举措。因此，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容更加全面、协调，建设的战略举措更加完善。
第二，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治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复杂系统，如何既全面又协调推进各项建设顺利发展，既是一个复杂的实际问题，又是一个前沿理论问题。从前面的理论阐述，可以将社会划分为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大部分。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政治文明建设是保证，精神文明建设是动力。物质文明建设，可以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推动，使之呈现一种竞争发展的态势。精神文明建设，也确立了明确的建设目标，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而政治文明建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也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与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国情有关，也与政治文明建设没有明确向全社会提出有关。首先，从国际范围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由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比较落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这种挑战虽然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和科技，但它集中的表现形式是政治。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如何在国际政治多极化格局中争取主动，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和科技的问题，能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所作为的问题。因此，政治文明建设事关国际大局。其次，从国内来看，我国不仅是一个广地域国家，东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承受着当代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会使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而且会使社会主体、个体独立性与自主性增强，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分化，形成新的阶层。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建设进行协调和规范，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地域之间、民族之间、阶层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可能导致混乱与动乱，阻碍、破坏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因此，江泽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站在全局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文明建设举措。政治文明建设决定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价值取向；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规范，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秩序和良好的政治氛围。所以，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不仅可以指导我们站在国际、国内全局的高度，从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层面开展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从战略发展上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既不可分割，又相对独立的建设系统。这一系统，如果按建设的任务、目标来划分，则主要有民主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在全面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并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世界性潮流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强调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为此，党的基本路线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目标之一，并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
为了结合我国实际和新的发展实际，切实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任务，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注：江泽民：《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2000年5月31日。)这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明确肯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在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而且明确指出了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有机联系，从而为探索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民主政治建设，是在社会各种矛盾交错、各种因素互动中进行的。就小康社会而言，民主政治将总是处在既迫切需要建设，又难于建设的矛盾状态之中。
一方面，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迅速发展，提出了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社会对内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依托市场体制和现代商品经济，冲破过去的封闭状态和自然经济的束缚，从狭隘的地域关系和人际关系中走出来，成为面向世界、面向社会，广泛联系，具有开放思维、开阔视野的社会个体；在交流与比较过程中，人们对自身和社会关系的更加全面的本质认识，既是人们政治素质提高的表现，也是人们对全局事务以及政治关注、知情、参与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一种民主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使人们增强了独立性与自主性，成为面向社会竞争、自主发展的主体，主体性的发展，是民主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另外，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与普及，为人们增强民主意识，摆脱自发自在与愚昧无知状态，激发人们追求文明，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提供条件；文化领域与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既以民主政治为条件，又以民主政治发展为特征，是突破价值取向单一性后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综合状态。
总之，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既有力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又迫切需要民主政治的发展。能否正确认识、适应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政治文明的进步，而且关系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在民主政治方面，已经发展和需要发展是一个方面，滞后发展与制约发展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首先，从历史来看，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民主的传统相当薄弱，民众的民主意识并不深厚，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经济、法律及文化条件也相对脆弱。因而，这种民主传统面对当代迅速发展的社会就显得底蕴不足。一些封建社会的政治遗传，如等级特权、家长作风以及人治现象等，总要以不同的方式阻碍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对此，邓小平进行过深刻分析：“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个人高度集权之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页。)其次，从经验教训上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历史性的进步与发展，最根本的是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领导，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治。但是，由于我国还缺乏有效抑制和消除封建专制主义遗传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社会主义民主难以得到强大经济的支撑与法制的强有力保证，加上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化集中，致使民主建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而且使封建专制主义以新的形式一度复活，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取向长期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抑制民主的发展，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对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理、消化不是一下子能完成的，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而全”观念，高度集中的权力意识，人际依附的惯性，往往与封建社会等级特权、官贵民轻、任人唯亲等残余混杂在一起，成为阻滞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顽症。再次，社会的民主意识与习惯比较淡薄，民主生活比较单一而且不成熟，其突出表现是，要么顺从专制或服从高度集中统一，忽视自身主体性；要么违反一定规范，不正确，甚至滥用民主，就是所谓“大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专制与“大民主”，作为政治生活的“两极”表现，虽然形式不同，但其本质所反映的，是我国民主与法制既不成熟，又不健全，这是对忽视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的惩罚，是社会的巨大不幸。“大民主”的政治斗争方式，冲击平等竞争方式；高度集中的强制统一方式，影响民主协商方式；传统人治方式，干扰法制规范方式。
总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将会遇到来自于传统与现实、观念与体制等各方面的阻抗，它也只能在不断消除这些阻抗过程中，与经济、政治、文化协同发展。任何关于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自发论”、“无关紧要论”都是错误的。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设完备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制国家，使法律成为整个社会管理的最高准则。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规范与保证。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社会就会走向专制，没有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就会流于形式。社会主义民主薄弱，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法制疲软；社会主义法制无力，也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民主脆弱。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合理性取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证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法制建设的目的，是依法治国，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和法治国家，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以及民主等各个方面，使人民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包括法制理论、法制思想、法律体系、执法机构、执法队伍等方面的建设，在这些内容中，法制理论与法制思想建设，是法制建设的核心与灵魂，对其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诸如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制定了相关配套的法律条文，强化了司法、执法机构与队伍的建设，依法办事的风气正在我国形成，法制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重要。但是，应当承认，我国法制建设与过去相比，与德治建设相比，所投入的社会成本，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法制建设的推进也比较曲折和艰难，这与法制建设所遇到的来自社会和传统的阻抗(与民主建设所面临的问题类似)有关，也与法制建设中的有形建设，即法律条文、法制机构、法制队伍建设与无形建设，即法制理论、法制思想建设不协调有关。
我国既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那种目无法度和由“大民主”导致的混乱极为反感，渴望社会民主、平稳、有序，因而，加强社会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既是社会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于是，法制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法律条文大批相继制定并初步形成体系，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执法机构，迅速恢复和新建，执法队伍不断扩充，执法装备不断更新。这些社会成本投入之后，虽然有较为明显的效果，但是，一段时间，社会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比较普遍，执法系统发生了腐败现象，违法犯罪的情况危及社会稳定，群众很不满意。这一事实说明，有形的法制建设固然重要，无形的法制建设以及为法制建设提供基础和条件的建设，即法制思想建设、民主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缺少、不容忽视。如果有形法制建设没有相应的无形法制思想建设作为基础与思想上的保证，有形法制建设就会受到其他思想，特别是落后思想的支配，不仅起不到法制建设的作用，而且还会给社会制造麻烦和造成损害。同时，法制建设如果没有民主建设作为基础，法制建设也会因为缺乏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而自行其是，有失公正，甚至可能成为民主建设的障碍。另外，法制建设如果没有道德建设的配合，执法人员缺乏内在道德法庭的审理，执法的不道德行为就会直接损害法制的诚信与威信，引发社会上的道德失范，冲破道德底线而走向违法乱纪。因此，根据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制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标本兼顾，把有形建设与无形建设、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第一，加强法制思想建设与法制教育。法制思想建设，主要包括法制理论建设和人们法制意识、观念的培养与提高。法制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包括法制的科学理论与法制的价值理论，着重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需要法制与如何正确实行法制的根本性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有形法制建设才有正确指导和牢固思想基础，才能真正走向法制自觉，否则，只会是法制自发。法制自发必定引发法制建设的许多不确定性问题发生而导致法制建设不必要的曲折和反复。
法制思想建设在我国特别重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国缺乏法制传统，民众的法制意识、观念比较淡薄。二是我国是一个富有伦理传统，重视德治的国家，人们在行为规范上，比较注重内在的思想、道德修养与自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解决内在思想问题为主的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富有传统和优势。因此，要使有形的法制建设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认识和尊重民族的这一传统，发挥其优势。而且，法制的思想建设，是一项治本建设，它同道德建设的功能一样，就是注重用人的内在控制人的外在，这是我国古代先哲们探索治国齐家修己的基本思路，并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注重人的内在思想建设的思路，是以充分尊重、发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是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个体自觉自律为基础的。没有个体自觉自律为基础，法制只会成为一种外在性控制或强制，而这种控制或强制，要么需要很大的社会成本，要么难以持久维持下去。而有效的法制思想和道德建设，不仅可以减少社会摩擦与冲突，而且能够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所以邓小平强调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人，他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人人都懂得法律，自觉遵守法律，既能依法行事，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能积极主动地维护法律的尊严。
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篇7
－－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演讲稿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社会建设，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版权所有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篇8
【关键词】政治文明/不平衡性/战略选择
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平衡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只有认识这种不平衡性，并结合实际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才能取得切实的成效。
一、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不平衡性的主要表现
1、政治文明构成要素之间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政治文明不仅包括政治意识、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文明，而且包括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的发展等。政治文明各构成要素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各自内在的发展规律。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各构成要素的发展并不是同步前进的，这种不同步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的发展落后于政治制度的发展。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核心，它包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是政治统治、政治运作和社会管理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政治法律制度以统治阶级为主导来确立，并在本质上为该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此相联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选举制度、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制度等，也是重要的政治制度。我国法制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基本的主要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的实际，已经和正在发挥重大的作用，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趋完善。但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的某些方面却滞后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在政治意识方面，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尊严、价值、平等、公正、正义和安全等民主精髓并没有深入到人们心理结构的底层，积淀为人们的政治心理素质，人们还缺乏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等。在政治行为方面，政党、团体、公民的政治行为文明也有待提高。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化倾向，无视法纪规范的大民主现象，政治生活的盲从与自发行为，干部中的家长制作风、等级特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以及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任人唯亲等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其次，社会主义具体政治制度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它第一次否定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把人类的政治制度文明推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一种政治制度具有优越性不等于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就能发挥出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也是以法律确认和保障的制度体系，是体系化的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是以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为宗旨，将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的民主生活、民主原则、民主形式、民主程序，用系统的制度和法律加以确认，使之具有制度上、法律上的规范形式，保证国家政治生活健康有序地运转和发展。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对制度建设重视不够，习惯性的政治运动、群众斗争等方式取代了应有的制度功能，政治民主缺乏制度化、法律化的保障，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混淆了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政治制度的内在联系，很少注意建立健全具体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并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
再次，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发展相对落后于政治制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有了根本性的发展，但与民主制度进程的要求仍然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完备、不健全，致使许多民主行为缺乏法律规范，“人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比较突出。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我们的各项法律制度很不健全，“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特别是由于我国没有经历资产阶级共和国阶段，封建主义的长期影响使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再加上小康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质都比较低，要建立起完备的法制，其任务就更为艰巨。
由于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基础，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的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的相对滞后，加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主义政权的具体运行机制和方法手段上的缺陷，必然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认可程度，政治制度在执行中的合理性程度，政治制度化程度，都还存在许多问题。而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和政治体制的不科学又会影响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的提高。
2、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互动互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与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是呈正比例的。但是，现实的和历史的发展过程也表明，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可能会出现不同步的情况，这种不同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同一个国家和社会里，“三个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比如，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改革开放的形势和要求还不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在许多时候和地方，政治文明建设事实上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战略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其次，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中，“三个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其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并不一定处于时代的前列；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国家，其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却不一定落后，有时还会超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它的政治文明的发展有时也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
可见，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三个文明”的发展水平常会出现“不成比例”的状况，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不能简单地、绝对地划等号，经济的发展未必会导致政治文化的发展，而政治文化的落后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有时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一种不好的甚至很坏的政治制度也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样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当然，能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状况，但是，判断政治文明的发展状况还有其它标准，其中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公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3、政治文明在不同的领域、地区和不同的群体中发展的不平衡性。从世界范围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发展状况不同，政治文明所处的演进阶段也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民族中，政治文明在不同的领域、地区和不同的阶级、阶层中的发展也是有差别的。从一般的情况来说，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先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发达地区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先于经济落后地区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城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先于乡村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脑力劳动阶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先于体力劳动阶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由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沿海与内地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和要求以及参政意识和能力也必然存在着差别。导致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文化素质的差异以及各种体制的制约。列宁曾经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0页。)邓小平在谈到普选时也曾讲到，我们现在只在基层搞直接选举，而在高层实行间接选举，是因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第177页。)人民即使行使个人的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如果没有文化、缺乏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要自由地、完全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也是很难达到的，更难做到真正的参政、议政。
二、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选择
1、要把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放在十分重要和优先的地位。
首先，坚持“价值优先”的原则，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观念形态，是政治意识的进步状态。它在政治文明结构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国家制度的创设、施行，以及对公民个人的政治行为起着主导作用。政治意识是社会政治生活、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的主观反映，它包括人们的政治传统、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其中，政治价值在政治意识中处于核心地位。一种先进的政治意识，首先要以人类的基本价值为取向，它包括马克思所倡导的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人的尊严、自由、价值、人权、平等、公正、正义和安全等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对政治价值取向的选择是自由、自主的，但是这种选择必须要遵循党的基本路线的规范，否则，人民的政治意识取向就会失去方向。为此，我们必须维护和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持和巩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对于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要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作为提高人们政治意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从50多年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曲折进程来看，阻挠主要来自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十年“文革”，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恶性发作，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极大的摧残和破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仍然有很大的影响，等级制、特权制、家长制、官本位、领导职务终身制、人身依附关系、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等封建社会的政治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远没有消除，这就必然导致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比较淡薄，民主生活比较单一和不成熟。因此，现阶段应坚持不懈地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以铲除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文化基础，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2、把政治制度建设摆在核心的位置，在现阶段要把建立和健全具体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作为制度文明建设的战略重点。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的保障，要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要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没有一套合适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进行制度文明建设，必须根据其内部各要素发展不平衡性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
首先，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传统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权力又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别领导人手中，而且没有监督。其结果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得不到建设，经济和社会都缺乏活力。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第177页。)。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解决好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问题。
其次，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就是要完善和切实执行党内的各种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要使党的各级领导真正由党员或党员代表选举产生，真正对自己所领导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负责。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不仅是党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选择，是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再次，实现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在现阶段的中国，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决定国家命运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实现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仅是一种潮流，而且是政治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也是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避免重大失误的最有效的保证。我们要不断完善决策机制，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各级决策机关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向社会公示的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复次，建立科学配置和有效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这是我们党在总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验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如何建立科学配置和有效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这是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也是解决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关键性问题和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法治化的关键性问题。
最后，继续加强法制建设。一要把有形法制建设与无形法制建设结合起来。由于我国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法制理论建设和人们法制意识、观念的培养与提高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法制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标本兼顾。我们既要继续加强有形的法制建设，即法律条文、法制机构、法制队伍的建设，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加强无形的法制建设，即法制理论、法制思想的建设。二要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一直实行人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后，这种情况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是虽有“法制”而没有完全“法治”。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3、根据地区、行业和人群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应当允许和鼓励不同的地区和行业采取不同的形式逐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正如列宁所说：“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17页。)马克思也指出：“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146页。)也就是说，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形式也都是过渡性的，只要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目标，只要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都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用。因此，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群中，政治文明建设应该实施不同的内容和采取不同的形式，即使推行相同的措施，其政治文明的实现程度也肯定会有差别。
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式的多样化与同一性结合起来。一是我们不能不加区别地让所有的地区、行业、人群都实行同一种发展政治文明的措施。在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上，决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应当让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先行一步。二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发展政治文明的途径也具有不一致性，我们也不能让各个地区、行业都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让每一个人都具备了民主素质才开始推进政治文明建设，那就会阻滞政治文明的发展。三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出适合本地区、本行业实际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形式。我国广大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农民“海选”村委会干部、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做法，就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新途径的有益探索。实践证明，这是符合农村实际的，必须积极引导和鼓励。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形式。
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篇9
【关键词】江泽民/政治文明/“5·31”讲话
我国进入新世纪，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是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又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加深了对文明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认识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向来过着三种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这三种生活产生了三种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三种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转化，缺一不可的。在社会生活中，政治文明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以精神文明为动力，政治文明属于上层建筑最重要部分，它体现和反映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军事制度等。是否重视搞好政治文明，这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的战略问题。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复兴，尤其是政治文明的复兴，这是极为重要的。
恩格斯说，人们在提出辩证法和散文的理论以前，早已按辩证法办事和写散文。政治文明也是这样，当它上升和提出理论观点以后，就大不相同，便会从自发、零散转变到自觉和系统上来，进入一个新阶段。江泽民总书记总结了历史经验，吸纳了有关政治文明的科学因素，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是文明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创新，体现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把文明建设和文明理论推进到新的高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的重要发展
邓小平在1979年10月提出三个“高度”的观点，包含有三个文明的内涵，但还未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预示着必将出现。邓小平说：“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时，集中一个题目：“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认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使人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才能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和法制密切结合。以上所说“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质上同政治文明的意思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高度民主和高度法制相结合。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政治文明这个概念包括的目标、根本要求、特点和道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理论，从此，我们不仅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要加上政治文明，即三个文明建设，把政治文明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只有把三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真正达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因此，在实践中，要求做到“三个文明”并驾齐驱，“三个文明”一起抓，充分发挥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转化的作用。
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马克思曾经设想写一本关于政治文明的著作，但来不及写成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学，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创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普遍意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可供借鉴。
马克思最早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而且准备写一部有关政治文明的书，1844年11月，起草了一个写作计划，名叫《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案》，内容包括：“政治制度”、“国家”、“法律”、“权力的分开”和“制衡”、“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政党”、“选举权”，等等。“政治文明”是此书计划草案中提出来的。由于马克思要集中时间和精力写作《资本论》和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资本论》三卷本，只写成第1卷并出版，第2、3卷靠恩格斯整理加工，才得以问世，更没有时间去写作政治文明方面的书了。所以，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实是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方面的空白，用新观点、新理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新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来说，要从抓两个文明建设，发展为抓三个文明建设，尤其是要重视抓好具有重大战略作用的政治文明建设，是具有普遍意义和重大作用的。
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方向与道路，必将加快其历史进程，取得丰硕成果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总的指导，贯彻“三个代表”要求，还要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具体目标和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包括有民主文明，法制文明，制度文明，领导文明，即文明的民主，文明的法制，文明的制度，文明的领导。依照总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目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贯彻三个文明一起抓，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任务，需要做到：
人民主国。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各个方面都要体现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形式和实践。
民主立国。这是同人民是国家主人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是共命运、同呼吸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以人民民主为立国之本，依据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民主理论来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依法治国。人民怎样来治理国家，简单地说，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民主和法制是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法制要以民主为基础，民主以法制为保证。坚持以法治国，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实行法治，克服人治。为了贯彻依法治国，要进行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把司法机关从属于各级党委，改革为建立垂直系统，直属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充分发挥它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监督作用，防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还要“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使各个权力机构之间互相制衡，共同搞好依法治国。
制度管国。邓小平和江泽民很重视制度建设，认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人才辈出，好人掌权，坏人钻不进来；制度不好，可以给坏人乘虚而入，纂夺部分权力，好人受压。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一再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纂夺部分权力的教训，建立科学的文明的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法制制度、领导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这种制度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因领导人的调动或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而是具有法律的效力和连贯性。只有经过集体讨论和法律程序，才能修改。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制度，践踏制度。要用科学的文明的现代化的制度来保证。
以党领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我们国家中处在执政地位，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这是在长期艰难曲折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定要围绕和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来进行。要使我们的党领导好国家，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江泽民同志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保证，也是政治文明在党的建设中的体现。从严治党是对党的全面要求，贯穿在各个方面。首先要从严治好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把关，严格挑选，严格监督，对违纪行为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养奸，使各级干部认真做到执政为民。
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篇10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