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转化篇1
自20世纪末以来，就中国文化发展与方向的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又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讨论的主要核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学术界就文化问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退去，以新儒学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又复兴，对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此之后，在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全盘西方文化与新儒家文化复兴二者非此即彼的文化观点。然而，随着步入21世纪，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谈论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再徘徊于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之间，一种具有自身鲜明特点，无需多言的中国现代文化已应运而生。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一词本身即具有十分宽泛的性质。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即全面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反应，指核心主要价值观层面的，而目前我国在文化方面http://的讨论主题，特别是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就是围绕这一层面展开的。就观念领域而言，我国文化思想领域讨论的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
二、文化的属性与特征
纵观古今历史文化发展，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持续发展不间断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作为社会思想意识层面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文化产生于社会现实，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文化其自身也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而文化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必定呈现持续发展的姿态，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每个历史阶段社会的存在都是人类社会文化积累来推动的，而文化自身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所以一个国家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决定了它将走上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建设道路，而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与融合，也决定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持续不断、源远流长，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站在世界的前列，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民族文化，而且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法和价值观念，这一切的属性和特征决定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就此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而随着外来经济资本和坚船利炮的传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自然经济的文化代表，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当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障碍，所以一种全盘西化的文化呼声在社会上应运而生。
三、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随着我们思想文化界对于文化讨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也逐渐走上轨道，对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更多的应该以推动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经济推动社会发展，以文化作为原动力，而经济作为文化的物质基础，文化的建立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是推动文化的发展，还是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都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
而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借鉴西方文化的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已民族的文化接受外来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在具体借鉴西方文化问题上，首先要对西方文化本身进行分析，对其共性与个性，内容上与传统文化差异较大的部分，要进行深入分析，进行归纳整理，以求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传统文化的转化篇2
关键词：三民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文化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是想把中国带上民主的道路，虽然他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是仍然选择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深挖与时代契合的精神，创造性转化为其理论的滋养成分。
一、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历史意义
儒家文化作为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早已深深镌刻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已经处世准则中了。儒学以孔子授教收徒为起点，经过孟子、荀子等人的先秦入学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儒学时期，在以程朱、陆王为核心的宋明理学时期达到了儒学的鼎盛时期，走上了独尊儒术，官方信仰的道路，在官方的支持与大力弘扬下，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接受了儒学的熏陶与同化。儒家文化诞生于礼乐崩坏的年代，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意图通过游说讲理，促成天下一统的局面。但事实上，鲜有君主能够静得下心听得进孔子的儒学精神，他们只因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而抵制仁义礼智信，重仁的社会。孟子之后的荀子汲取百家思想，在政治上“隆礼重法”，在君民关系上，更加重视民的地位，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民为国之根本。两汉时期，汉武帝实施向天下广纳英才，文治武功的政策，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他认为儒家思想足够用于教化社会，其中的教条道德与纵横制约是汉武帝政策所需要的思想理论。汉武帝便成为自秦始皇后又一次统一思想的帝王，这也使得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速的扩大与发展。天下的能人术士都苦心钻研儒学思想理论，以期为自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不可避免地，这也造成了儒家文化地过度消费，使其偏离了自身礼义仁智信的主轴，变为君王用来加固政权，神化自己的理论。发展到今日，儒家思想的影响力早已辐射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区，近邻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地都有儒家思想的影子，原因之一是华人的移居将儒家思想带到了当地，充当起了儒家思想的使者，原因之二是儒家思想本身具有的丰富内涵以及包容性，能够积极融入到新的文化环境当中。杜维明曾说：”儒家作为一个精神文明，作为一个传统，所指涉的范围要大过中国文化，因为他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儒家文化圈的形成，犹如一条溪流流经平原地带，汇聚成湖泊的过程。世纪的儒学复兴，使孔孟传统旁及朝鲜、越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构成了今天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能够与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地的传统文化融合共生，正是表现了其强大的融合能力与适应能力，也说明了儒家思想的正确性，否则也不会被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宝藏，我们更应该发现和挖掘出更多面、更多角度的儒家思想视角，将其以创造性转化的方式与当代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开创儒家文化与当代思想的新局面。
二、民族主义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其中民族主义在政纲中影响最大。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人尤为重视家族观念与宗族观念，宗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履行了一个国家的指责，它给予一个家庭或是个人以规范的体制，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撑以及庇护。小于宗族这个单位的是家族，他们同根同生，血液的凝聚力强于任何一种方式，许多个同姓家族就构成了宗族。比宗族单位大的便是国族，它包含了许多个不同姓的宗族。对于中国而言，国族便就是民族。面对当时动荡没有的国家来说，外国政治力量将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中国的各个方面，经济上减轻关税，为外国商品牟取暴利提供了条件，致使本国工商业遭到重创。这个时候，人民往往会将自己的生存问题置于国家问题之前，民族主义便无处可寻了。民族主义的提出就是为了让民众知道不想亡国就要有民族主义，恢复民族的地位。而要恢复民族主义就要把握住宗族主义，以宗族主义为单位，改良其中的组织，再组合成民族，其实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这是大民本主义的思想，先要满足国家立于世界的条件，才能实现个体立于国家的目的，没有国家作为支撑，我们谈论的民本主义都是空乏的、无用的。提出民族主义的根本是为了恢复世人心中的民族主义，要知晓民族处于怎样的环境中，要善用家族和宗族这样的固有群体去转变成民族精神的主体，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受益者。对待多民族问题，中国自古以来有“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乐之”的言论，更有“抚之以安，待之以诚，谕之以理”的做法。民族主义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辛亥革命清政府之前，民族主义，主要是“排满”，在东京《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讲中，他指出：“但是有最紧要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和政权……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们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另一层是针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国家，他说：“从前做满洲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所受的痛苦，比从前还要更甚……中国此时受到强政治力的压迫，随时都可以亡，今日不知道明日的生死……各国在中国的势力成了平衡状态，所以中国还可以存在”因此，在努力于满洲人的革命结束后，应开始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它的任务是“努力帝国主义之干涉，扫除完成革命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
三、民权、民生主义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民权主义可谓是民本思想的最佳诠释，其具体内容体现在“民治”、“民有”、“民享”三个方面。民本思想是先秦儒家的基本思想之一，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一思想极大的影响了孙中山自己思想的形成。孙中山先生敏锐地觉察出，中国不缺民本思想，缺的是保障这一思想的健全的制度。又因为他具有较强的西方知识，所以他糅合中西方文明的成果，创立了适用于中国的新的民主共和国方案。保障这一方案的实行，最关键的一项是剔除皇权主义的干扰与阻碍。孙中山强调建立民主共和国，它的情形是：中央政府由民望所归的人作为领袖，统辖水陆各军，办事对外交涉事务，“惟其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各省首脑由中央政府选派，“设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他希望运用民主共和的思维来创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民权主义捍卫民主的权利，同时也探讨了自由与平等关乎于民权保障的关系。民生主义将落脚点放在了人民生活上，满足了物质生活，才能更好的去追求精神生活。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同主义”，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道义。他强调：“我人所抱之宗旨，不过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者而已矣”，他期待着能够让所有人都走向富裕，实现大同，但是他也清楚的知道这样的目标与当时的科技水平能力，生产能力还相差甚远。唯一的办法是尽快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从根源上彻底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针对于农民，他提出了“平均地权”，最后实现“耕者有其田”。彻底消除地方对农民的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四.总结
传统文化的转化篇3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6）07―0056―02
党的十以来，发表了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多次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提出要求坚持贯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文化方针。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之根，是民族之源，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得到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在坚持基本要求的基础之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创新、发展和升华。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意蕴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根本所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要想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该且必须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基本内涵
所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主要是指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并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精华。与之相背的是传统文化的糟粕。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与世界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的基础，根据历史时期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划分为两个传统文化：一是中国古代传统优秀文化，二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传统。
何为创造性转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使之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①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根据时展要求，贴切地改变陈旧的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创造性转化的基础是批判地继承，创造性转化是创造性发展的基础，只有将其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到更好地弘扬。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解辨正
明确创造性转化的基本内容，“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②
深刻把握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关联性，这是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中国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既不能以当前的文化价值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也不能止步不前，停滞于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应该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现代境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全体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继承和发扬传统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彰显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天人关系，强调道德伦理。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为首的是儒家，儒家既讲和，和为贵，又讲礼，既讲民富，又讲国强。既讲厚德载物，又讲自强不息。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等等十五条思想精华。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遗产，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宝库，自身拥有十足的魅力。将其创造性转化，有利于增强其生命力。
（二）契合时展的实际需要
当今是一个信息时代，新潮地迈进了自媒体时代，无论是对于价值观的引导还是舆论宣传，其宣传范围更广、更宽，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拓展了传统文化的辐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消解和重构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和内涵意蕴，处理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当前文化思潮的矛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随时代主题发展而变化，要反映时代的声音，凝聚时代的力量，使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三）应对传承传统文化的挑战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文化通过影视作品、高价物品无形中渗透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许多大学生成为哈韩、哈日族，成为好莱坞电影的追随者，过洋节，却对中华传统节日罔然视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极低。其次，网络时代的到来对于人们价值取向的选择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通过新媒体消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地位，对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做到科学的分析。第三，对于对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我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一些错误的价值取向，出现一些歪曲的说法和言论，竟然宣传将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意志，要“去马归儒，复旧中华传统”，完全与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面对如此多的挑战，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显得更加紧迫。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基本要求
从哲学角度来看，矛盾的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满足一些基本要求。
（一）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绝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抵制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结合，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一贯的态度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是同构共生，相得益彰的关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是错误的思维方式，不能采取全盘接受的偏执态度。对于我国文化思想界出现的和文化复古主义要秉持否定的态度，而应该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另一方面，创造性转化必须是科学转化，要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法。甄别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将其精华部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部分带有糟粕性的东西辩证转化，发挥其时代价值。
（二）基础：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与血液，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人对传统文化漠然置之。殊不知，国家也需要民族文化的指引，迫切要求加深对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认同。“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①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有正确的态度，重新审视其独有的品性，准确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我们都知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那么认同民族文化，核心就是对价值的认同。建构民族文化的认同，首先深入了解、把握、领会传统文化的内容，学习领会中央相关的文件政策，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要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又要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汇通。
（三）主线：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更是未来的。首要的是满足时展的实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我国正处于全球化经济高速运转时期，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与传统文化所处的背景不同，所学习的方式不同，我们要把传统文化放到新的时空背景下给予新的时代内涵。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赋予新的内涵，但是不能偏离其原有的含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概括了时代性，创造性，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的沟通对话，实现蜕变，获得新生。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符合人民大众的实际，符合人们接受知识的方式及社会实践的实际。人类进入网络信息化时代后，一种视觉文化的传播时代，在带来便利的同时，难免会产生一些鱼龙混杂的影视文化，深深地毒害人们的心灵，加大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难度。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机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善于结合舆论热点与网络热词，转换成传统语言文字表达，吸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其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常化，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服务人民，贴近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对其进行引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创新话语表达方式，适时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02）.
传统文化的转化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孔子;选择
一．前言
20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世纪。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进了对中国的侵略，于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第二年，腐朽的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人是在这样的血雨腥风的民族未亡之际送走了19世纪，又是在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中接来了20世纪的。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风云的干扰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历着波涛起伏的转变，赞誉者将之捧到九天之上犹嫌不足，贬毁者将之踩到九地之下尚不解恨。在中国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像孔子一样在一朝之内而命运转变有天壤之别的了。
而到了21世纪，又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被国人提上议程，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在不约而同地提倡文化的传承，“孔子学院”也空前地“热”了起来。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又重新想到了孔子，又心里念念不忘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今天的人心不古吗？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变化的，始终是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人的文化，上个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这个世纪的“国学热潮”又无一不与传统文化相关，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对待这样一种“被反复无常”的文化呢？
二．从五四时期的片面深刻到今天的全球热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以后，北洋军阀上台控制着中国，北洋军阀公然勾结帝国主义，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国将不国，热血的知识分子认清了污浊的社会现实，他们痛切地醒悟到中国要进步、民族药复兴，必须进行一场文化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一批杰出的人物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与传统文化决裂。鲁迅在他发表的《狂人日记》中悲愤地控诉中国几千年旧社会“人吃人”和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罪恶：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没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可以说这些杰出的人物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但是何以致要与之决裂呢，关于此疑问，陈独秀曾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消灭也。”可见他们并非真的痛恨传统文化，相反他们认为那是“国粹”，但是屡战屡败后，中国就像一只甘受外强、势将国将不国的沉睡的雄狮，于是知识分子们开始思考，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在试图救亡图存，但是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经过迟疑犹豫之后他们认识到技术、体制只是表面功夫，要想真的救亡必须从文化上与过去隔绝，结果只能痛心与传统决裂。这场运动文化中，内容上要求打倒“孔家店”，矛头直指孔子；形式上则要求使用白话文，摒弃八股文，目的只有一个即救亡图存，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对传统文化、对孔子偏概全的地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彼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完成一个历史使命，不惜与传统文化决裂，也正好说明历史要求高于学术立场，历史要求决定着文化选择，他们只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要求罢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日渐雄厚，和平发展的道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的传统文化也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和兴趣。毕竟大国之大不在于国土之大，人口之多，GDp之高这些可观可量的数据表征，真正的大国更应该是文化上能吸引人的大国。在世界各国都很看重文化这个“软实力”的时代，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自然是软实力中的软黄金，于是一批的孔子学院，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面向大众的百家讲坛成了传播传统文化的阵地。实践证明，经济愈加发展，矛盾愈加凸显，而在种种矛盾中道德上的矛盾是最棘手的，是法律所不能解决的，这就需要人回归到内心，回归到孔子的仁和礼，因为只有当一些法则、规范变成人内心的需要时，社会秩序才会变得最易处理，社会关系才会变得最牢固。孔子是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的，他认为，治理社会必须首先约束个人，而对个人来讲情感又是最重要的，于是孔子提出“仁”的要求。而“仁”的首要内容则是“爱人”，这从樊迟问“仁”，孔子回答“爱人”（《论语・颜渊》）中即可知道。内心有了“仁”的渴求之后，孔子还强调外部行为则要合乎礼，如此一来有了“仁”的自我认知，个体心灵找到了安顿；有了“礼”的外在规范，社会生活和谐发展，于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人人成为君子后，社会生活就一定会伦理化。这样一种思想是符合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的。而且我们发现，两千多年前孔孟的“仁者爱人”，“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与现在的流行的人道主义竟是可以无缝对接。于是，在大自然污染日趋加剧、人与人之间日益功利化、人与社会日益冲突化、人与自己日益异化的今天，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和”文化才是未来的真正文化主导。
三．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中华名族的重大意义
是的，无论是在处理人与自然，还是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诸多矛盾时，传统文化中教导的以和为贵、和谐相处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不过除了现实的意义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上的认定和生存发展的根基意义。
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是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的外部特征外，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呢？
古代，中国人得天独厚的优越感，使他敢于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房屋里，行为上奉行儒家的礼――温良恭俭让，他们敬爱着天地君亲师，每当中国节日到来之际都会庄重而热烈地迎接自己的节日，生老嫁娶都遵循着祖宗的规矩，他们的行为是那么地自然，因为那是中国人共同的心理常识。自从100多年前开始“师夷长技”以来，中国文化就在一种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度过，它常常受到西方文化的菲薄，从而自己也时常变得自暴自弃，庄重从容的传统文化渐行渐远，我们也越来越不能认清我们是一名中国人。
我们是谁？这是一个身份上的疑问，是无法从经济水平和法制建设中找到答案的，因为这牵扯到的是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是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这样一种追问使我们陷入了身份焦虑。
这种文化与国家身份的焦虑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尤其是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尤其当面对现代性、民族性的冲突时，有人亲身体会地说，身处异国他乡时会感到没有归属感，而只有当自己看到自己的文字和文学时才发现自己的心是安定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意义也就在于这里，它以它的魅力、内涵抵挡住了西方文化的蚕食，使得中华民族依然可以找到自己心灵上的家园。人种、血缘、上的中国人只是浅层面的中国人，只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当我们一旦失去民族身份就失去民族认同，就会成为文化中的他者。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维护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是极具有影响力的。中华名族的凝聚力靠的是文化上的心理认同，没有文化认同中国就会犹如一盘散沙，甚至互相攻打，如果是这样一种散沙的局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何以谈起！但是，国际上的竞争是残酷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我们中国人永远是我们自己永远的好朋友，这需要的是一种人心向背的凝聚力。
在各国军备竞赛、利益的冲突加剧的年代，中国人再抱着一厢情愿的幻觉去面对世界的话将会是十分危险的。而面对这种潜在的危险，每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别无选择，我们应该责无旁贷的坚守住民族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放弃民族文化就等于自动放弃生存空间。泱泱大国要崛起的自尊、自信要靠传统文化的内部崛起。
四．我们对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
如今，我们明显感觉到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上至国家下至个人喜好者，无一不在谈论孔孟之道，文化复兴呼之欲出，这种有意识而为之的现象是好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我们的国粹京剧还是地方戏种昆曲等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正以一种捎带“强迫”性质的面貌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甚至有人呼喊青年人应该放弃手下的遥控器而进戏院去听曲；书法课应该进大学校园，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等，可以说希望青年人都学习传统文化的初衷是伟大的，这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诚然，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意识到了文化上的认同是心灵的家园，但是这种文化认同同样不能由国家强加灌输，那样的结果肯定是扭曲人们对自己、对国家的认知，就像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日本出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狂热一样。既然文化与国家身份的认同是一种主观的集体意识，那么，其恰当的形成过程，就是集体的自愿选择，即人民在历史的背景下自愿选择。也即，需要各个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诉求，首先形成一种精英共识，再形成一种更具有价值导向意义的民族共识。这种身份共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同，才会牢不可破，从而让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也能在国际秩序中同时达成道义的与利益的目标。而简单的形式上的传播、单纯口号上的呐喊是不足以引起疗效的，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星火相传，中华民族自信、自尊的重拾，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事情，它需要全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而且选择的前提是宽松的文化制度，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较为健全地生长，人民在内部和外部才能享有较多的人尊严。
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已经进入了中国，面对现实，知识分子要做的只有既不能让民族性成为压抑现代性的理由，也不要一味追求现代而忘记根本，我们既要做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又要做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毕竟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血肉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甘林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传统文化的转化篇5
关键词：假设；检验；预测；描述；人文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影响可谓长久不衰，几乎引导了战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潮流。在实践领域，弗里德曼的“f论点”说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论点”的坚持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另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扭曲”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主干。关于弗里德曼方法论的研究文献虽然已经浩如烟海，但是既有的研究几乎存在一个共通的缺陷，就是就科学问题而论科学问题，而没有意识到经济学还存在人文这样一个重要维度。我们认为，单纯从科学角度看待这场争论的话，由于经济学不具备可控条件下的可实验性，是不存在解决出路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回归亚当·斯密的古典传统，重视人文的维度。
一、解读方法论之争的哲学基础
实际上，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是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支持者。虽然“证伪主义”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波普尔却认为：“同分界问题做对比，指出意义问题是个假问题。但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却把我的贡献归纳为提出了这样一种建议：用可证伪性的意义标准取代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这实际上使我的观点变得毫无意义。”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凡是能够被经验确证或否证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进而认为波普尔只不过是强调了否证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人似乎一直把波普尔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他当作一个用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宁愿把他看作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批判者。所以，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的方法论之争虽然有着深厚的科学哲学基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波普尔“证伪原则”以及“实证原则”的不同理解。结合经济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新发展重新梳理这场方法论之争，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于经济学性质的认识。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核心是所谓“f论点”：(1)科学的目的是发现预测良好的假说；(2)假设不是检验理论的所在，其现实性与理论的有效性无关。弗里德曼对预测的阐述类似于波普尔。他将经济学中的假说和其预测的可证伪的重要性放在了判断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核心标准的位置。有人统计，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版的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证伪主义有联系，因此，布劳格(1992)把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概括为“证伪主义的故事”。在弗里德曼看来。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到底与一般性理论有所不同。实证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系统知识，其终极目标是发展能够对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并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作为一种实质性假说体系，理论不仅要具有“内在一致性”，还要保持‘外在一致性”。那么，为什么弗里德曼认为证伪原则只适用于假说，而不应该涉及假设呢?弗里德曼没有引用任何科学哲学家的论点，而是通过三个典型例证证明了其观点，一个模型的目的不是接近现实。归根到底，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完全现实的模型——这个世界本身。但这一“模型”的问题是它太复杂，复杂得难以理解。一个模型的目的在于为理解这个世界的特征提供见解。如果一个简化性假设使得一个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了不正确的预测，那么缺乏现实性才是一个缺点。然而，如果这种简化并未使得该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不正确的预测，缺乏摹写意义上的现实性就是一个优点，通过更为清楚地隔离所关注的效应，这种简化使得问题更易于理解。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么这个星球本身就是个最具描述主义意义上完美性的模型；但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却大多是通过地球仪这样一个具有简化性的模拟来完成的。这种方法典型地存在故意的扭曲，而我们却不以为意。经济学中的假设起到的正是地球仪的作用，其同样不必是现实的完全摹写。正如solow(1997)指出：好的经济模型通过“关注一两个因果或条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实体的逸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这场论战的另一方，萨缪尔森和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等人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提假设不需要证伪的观点，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存在原则性错误。弗里德曼的“f论点”被萨缪尔森戏谑地称为“f扭曲”，用以指称“假设和推论的不对称性”。萨缪尔森(1964)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表述应当是毫不含糊的，以使他们有可能被“证伪”。关于假设和假说形成的一般原理，他认为一般应该有操作意义，这种操作意义是经验性的，经验性的东西应该具有可证伪性。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operativism)后来发展为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强调加强经济学的科学描述力。他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可运用的有意义的定理”。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完全解释的愿望是科学所不能及的，因此经济学家只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科学)解释性的描述力。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原理实际上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述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可见，由于对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预测主义和描述主义在检验的范围和完善理论的方式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别。一是前者只关注对于假说和其预测的检验；而后者既要求检验假说，也重视简要假设，并且相对来说更关注于检验假设。二是在完善理论的过程中，预测主义者的方法是探寻假说成立的局限，并针对不同情况设定不同的约束条件；而描述主义者则在试图实现假设与现实经验的完全一致。
二、从科学哲学文化转向视角对方法论之争的再解读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属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者，他们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体现了对于证伪方法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回顾这场方法论之争，对当前经济学研究有价值的问题是：这场争论的语境本身是否就有需要批判和超越之处?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反思可以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什么变化?
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其坚持的都是证伪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立场。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孔德(2001)认为，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只有此范围内的才是科学，超出经验之外的只能归为“形而上学”，是非科学。所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场方法论之争散发的是现性主义的科学至上的气息，即这场争论是在科学主义语境内发生的，争论双方操持的都是科学主义的语言。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都认为，只有“科学命题”——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法性，该类命题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当前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唯科学主义，试图用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判断一切经济行为，但是，这种企图在哲学上正在受到后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批判。但是，科学主义的标准无法在经济学中贯彻始终而不自相矛盾。我们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为工具来解读主流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标准。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含有两部分不同性质的假设：由不变的、专门的形而上学假设组成的“硬核”(hardcore)；辅助假设的“保护带”(protectiveheld)，它承受检验的压力，进行调整和再调整，或者完全替换，来保护硬核。根据拉卡托斯的标准，经济学界中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分享的是共同的理论“硬核”。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虽然在假设是否需要与经验事实相符的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然而二者却共享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性假设——从个人“效用函数”出发的推理起点和作为最优化标准的“帕累托最优”原则。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给定完备性和传递性的理性定理，在附以连续性和凸性等公理，那么就能够得到一个定义良好的偏好序，这个偏好序表达了人们进行选择的依据；接着，通过设置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度量这个偏好序，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把效用函数作为目标，给定约束条件，从而整个选择就变成了求解最优化的过程。从而，通过几个公理化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的行为视为发生在牛顿力学环境之中，从而演绎的过程可以数学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求最优解的过程典型地含有无法测量的概念或词项在内的陈述。这种状况——在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选择问题上充斥着大量形而上学的假设——按照科学主义的标准原本是不可接受的，可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却都学会了对此视而不见。同时，大量的表面上有差异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在保护带内对非公理性假设的放松，如信息条件、交易成本、策略互动等等，一切放松的参照系是新古典经济学赖以产生的完全竞争市场。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由于作为演绎出发点的硬核内公理性假设的一致，对选择的最优化处理要求结果和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所求得的最优解——即实际选择结果必然在一开始就是决策者最偏好的。结果序实际上就是偏好序的体现。
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作为演绎前提的公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的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相冲突；而要挑战公理性假设，就必须考虑历史和认知的因素，从而违背了经济学家希望经济学能够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愿望。改善经济学研究的出路在于改造经济学的哲学观。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当前坚持的仍然是20世纪30年代特别狭义的“实证主义哲学”鼎盛时期的哲学观点，当时对于科学的命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命题必须能够被证伪。于是，今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争论还在围绕着对于波普尔“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上打转。
科学哲学的讨论从“实证原则”到“证伪主义”，再到“约定主义”、“语言学转向”、“历史主义”、“科学元政府主义”等等，体现了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潮流，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多元化，认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实证主义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当哲学家们忙于讨论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所遵循的规则，还有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语言的惯例如何让表述更能得到清楚的理解时，经济学家们却在狭隘实证主义造成的无法理解的泥沼中继续挣扎了数十年的时间。当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的单维度的科学实证主义标准明显是一种过时的科学观。长此以往。只能使得经济学陷入科学主义的困境而无法自拔。其后果正如布坎南(1988)所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
三、经济学回归人文传统的方法论路径
科学哲学新近发展中提出的“什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和对于命题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强调使得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必须改造极端科学标准的研究方法，重归古典经济学的人文传统。事实上，古典经济学有着强烈的人文传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对于人的心理和道德法则的分析是其理论的出发点。斯密(1988，的《国富论》的任务是寻找实现国家富足的一般经济规律，而《道德情操论》的任务就是为这种规律提供人性原理。斯密(1997)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这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在对利己主义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社会的利益。可见，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法则为基础的。对于这种从人性出发的研究方法，斯密的好友、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学术研究必须“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
从对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阐述和对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包括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各学派在其方法论最高原则上都始终坚持过时的极端实证主义，导致了经济学在哲学层面的贫困化和在意义维度上的缺失。因此，所谓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之间在预测标准和描述标准上的争论，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观点看来，完全就是一个伪问题，是科学主义导致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深陷泥沼而不自知的体现。
一个摆脱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意义”贫困化的可能路径是回顾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有意义的命题”。在“有意义命题”中存在文化、心智与事实之间的三重纠结，我们无法回避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对于人性法则的影响。按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观点，不同民族和国家独特的历史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中的外显习俗和内在价值观则通过“心智模型”(联结“事实—认知—行动”的决策系统)影响对事实的含义的判断，就是说，相同的事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含义。可以说，由于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任何极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是不能实现的，不论是在预测还是在描述的意义上。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所说；每个被研究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社会——经济结构组成不同的社会——经济机器，而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机器又产生不同的因果关系。因此，应该相应地构建不同的因果模型并对这些关系中出现的数量使用不同的概率测算方法。
科学命题，有意义命题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
有意义的命题是一个最大的命题集合，包括了所有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命题，而科学标准则认为只有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因此，科学命题是一个比有意义命题小得多的命题集合，众多伦理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因无法实证而被取消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必然是和理性人的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它们中的一部分因为可以实证而属于科学命题——并因此属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另一部分因为无法实证而属于这个集合之外。古典经济学关注人文维度，其研究范围是所有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而不是其是否可以实证。这种对研究范围的广泛的界定的理由正如森所说，由于伦理考虑影响了人类经济行为中对于目标的元排序，因此，将更多的人文思考引入经济学对于增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并能祛除主流经济学在哲学上的贫困。
当前，顺应科学哲学文化转向潮流并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人文关怀传统的未来经济学研究路径已经初现端倪。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牵头，以阿玛蒂亚·森的工作为理论基础，由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mahbubul.haq领导和组织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人类发展被定义为不断扩大人类选择的过程。不同于传统发展理论将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的理路，人类发展路径把经济增长视为促进人类发展的手段。作为hdi的理论基础的人类发展分析路径，其内容是不断修正和扩充的，甚至“人类发展”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undp(2001)指出，扩大选择的基础是提高人们的能力，扩大人们可以做和可以实现的事情的范围。人类发展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长寿、受教育权、体面的生活，并且能够参与社区生活。这个升级版的定义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了参与社区生活，即政治自由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这样就把原有的三个维度的基本能力观点扩展到了四个维度。
追随森和undp的工作，未来人文经济学的发展在定量领域可以通过不断扩展和深化人类发展路径的研究来实现。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史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论路径，加深对人类发展的认识，并通过将治理环境等因素嵌入人类发展指数而增加经济学的涵盖性和人文性。对定量方法的重视表明人文经济学并没有完全否定实证科学原则，而是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使之从价值层面回归到工具层面，可以为人文经济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服务。而在未来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定性领域，我们可以追随诺斯等的思路，按照各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强调对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物质条件之间关系的理解，将人的选择行为植入更加有文化背景和人性因素的理论框架之中。这样可以使得个人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简单的输入——输出间的效用转换器，而是可以成为更加有主动性的“有灵魂”的人。唯有这样，才能解释集体行动、非亲属利他行为、心智变迁等一系列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按照这种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框架，我们不仅是回归，而是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精髓。
传统文化的转化篇6
三网融合时代草原文化的现实境遇及传播基础
“三网融合”又叫“三网合一”，是指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的相互渗透、互相兼容并逐步整合成为全世界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三网融合是在继承原有的话音、数据和视频业务，通过三个网络业务的整合，衍生出更加丰富的增值业务类型，如图文电视、Voip（网络电话）、视频邮件和网络游戏等，极大地拓展了业务提供的范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三网融合试点方案的通知》要求，三网融合第二阶段试点城市有42个城市入选，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是其中之一。如何应对三网融合时代变化了的时空环境，使草原文化精髓得以弘扬和推广，成了草原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重要课题。
草原文化以其原创性、多样性、融合性和波澜壮阔的历史性不断推动草原文明的车轮向前运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草原文化的主体将不再是某一个单一的民族，而应该是包含了生活在草原这一地理范围之内的所有民族、文化主体的多元共存，既有纵向传承，也有横向融合。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使草原文化具备了更大开放性、兼容性的特点，草原牧区、农村、城市共同承载、共同发展繁荣着草原文化。草原民族要想使传统经济不断获得生机和活力，就必须适应时代潮流发展的要求，传承传统游牧经济的精髓，学习现代科学理论和现代生产方式，提高本民族的素质技能，积极主动地对本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文化作出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以适应不断更新的现代生产方式的要求。
首先，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包含了草原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下生存、发展、对外交流的思想观念，是其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主要前提。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组成要素，必须准确地把握三网融合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机遇期，积极推动草原文化加入到三网融合全媒体时代文化交流和互动中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碰撞向世人展示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途径。在融入现代网络体系过程中，获得文化增长必不可少的内需动力，实现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一般意义上应对wto挑战的被动举措，而是自觉提高自身文化原创能力和生存空间的主动选择。同时，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是草原文化走向全国及走向世界的精神内驱力。草原民族早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为其广泛接触和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了条件，培养了草原民族豪放、大度的宽广胸怀，也使草原文化具有了兼容开放的文化心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的和睦共处、和谐发展。
其次，草原文化精华与全球化市场经济观念接轨。草原民族在历史上为开辟亚欧洲际联系通道，发展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商品交换作出过重要贡献，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草原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拓进取、竞争创新、遵规守法、诚实守信等文化特质，都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文化接轨的重要条件。草原文化开拓进取、竞争创新的特质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相适应；草原文化的英雄崇拜意识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观相适应；草原文化遵规守法的优良传统与市场经济的法制观相适应；草原文化的诚实守信的精神与市场经济的道德观相适应。草原文化精华与全球市场经济观念的接轨使草原文化早已融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草原文化优秀的精神品质在很多成功的企业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其三，草原文化潜在的经济价值内涵使其具有很大的传承推广空间。草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就其精神意识层面而言，草原文化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自由开放、开拓进取、英雄乐观、敬畏自然的精神，不断调动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主观能动性，开拓创新、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和追求共荣和睦的价值取向。就其物质形态方面来说，以物质范畴存在的民族文化主要体现在历史名人、古迹名胜、特色物品几个方面。没有这些，草原文化便不会有如此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有草原民族的饮食居住、婚丧习俗、体育竞技、民族歌舞等方面，都是文化产业的开发资源，更是草原文化经济价值的最大体现。就其发展观念层面看，草原文化确立了以生态价值为核心的法制体系和社会结构，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植被，更是中华民族生态文化的一面重要大旗。草原文化的游牧生产方式，是迄今为止唯一以不破坏生态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使草原文化保持在绿色文化、生态文化状态，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经济价值。
三网融合时代草原文化传承与传播路径
草原文化的传承重在理解草原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以人为本唤起文化自觉，注重文化结构的调整，保护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一）对草原文化的重新审视。草原文化正处在文化碰撞时代，变迁是必然的，这就需要我们转换文化视角，做好心理调试。草原民族过去主要面对大自然的挑战，现今在三网融合时代则面临当代主流文化及现代文明的冲击。因而，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既是对传统社会的超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更新及对传统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过程。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并不是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在科学合理的评价基础上，积极提炼和梳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既要保护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先进成分。我们应在总结草原文化现代化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更为切合实际的文化理论，理性思考草原文化现代化之路所面临的困境及不足等具体问题，审视草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同时，对其合理内核以时展的要求予以批判地继承并推陈出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扬弃和发展自己，树立新世纪民族文化的现代形象，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建设潮流中。
（二）塑造草原文化绿色品牌形象，借三网融合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多渠道、多形式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方能扩大草原文化的影响。除积极参加和努力争取申办国际文化活动、努力拓展草原文化的传播领域和空间外，还要借三网融合之力在更深、更远的层面上架构草原文化绿色品牌在全媒体语境下的传承传播新桥梁。
品牌形象民族化是品牌形象个性化的有效途径。因此，应该充分利用草原文化绿色资源，打造民族化特色的强势品牌。将草原文化的元素融入品牌形象中，是文化与经济相融合的过程。既使草原文化通过经济运作和开发得到进一步传承、弘扬和发展，又通过这种特色文化将自己的绿色品牌形象变成一种无形的资产。品牌视觉形象应该着力塑造其差异性和特色方面的品牌文化，以草原文化动人，以草原文化取胜。同时，导入人性情感、民族情怀也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依靠本土地域文化与民族情韵为绿色品牌的特色和与之相适应的视觉形象，辅以正确的营销方式，草原文化绿色品牌定会走向全球。
必须推动草原文化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将一个发展的、开放的、文明的草原全新形象展示给世界。应当充分利用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艺术对外交流方面的优惠政策，尽快形成与经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有利于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政策体制，举全社会之力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草原文化走向世界的官方、民间、商界并举新格局。同时，必须健全草原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协调机制，树立国际市场观念，把草原文化资源优势及时转化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把对外文化交流作为文化贸易的一种交流手段，通过实施草原文化精品战略，努力提高草原文化产品的质量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实现草原文化产业的升级换代和优化组合，建立公平、健康的草原文化市场，推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三）借力三网融合建立网络文化传播通道。网络传媒是保证民族文化遗产顺利传承的重要机制，给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全球化的平台，使各民族文化既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融合、吸纳全球文化的精华，从而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网络技术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冲击着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草原文化要走向世界，也要迅速搭建不受时空、地域限制的崭新的文化传播通道，系统全面地介绍草原文化悠久历史和当代最新发展动态，以丰富的信息与高质量的服务，推动草原文化更加快捷地走向世界。
草原文化在未来与异质文化的交融中，具有变文化传播“弱势”为“强势”的潜在优势。但是，历史不等于现实，灿烂的文化不等于先进的传播意识。当前，无论是印刷媒体，还是电子媒体对草原文化传播只有量的积累，缺乏质的提升。草原民族文化的传播观念尚未有根本性的改观，传播内容陈旧，传播方式单调，传播效果不理想，在传媒中基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因此，变草原文化在传播中的“弱势”为“强势”，任重而道远。
首先，要加大网络传播中的草原文化信息量，针对草原民族语言受众少的现实，让汉语成为网络语言表达主体，辅以民族语言传播，通过开设专题栏目介绍草原民族语言的方式让更多受众了解民族语言。同时，提供和完善中英文互译系统，实现话语的转换，便于其他国家对草原文化的了解，从而扩大草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其次，发挥网络媒体视觉与听觉结合的传播优势，突破语言的传播局限，开发草原文化资源。利用网络传媒建立草原文化视觉、听觉资源库，通过网络图像、线条、色彩、声频、视频以及电脑动画等要素的综合运用，充分展示草原文化历史遗产、经济、科学、艺术、民俗、民情、自然景观等，满足受众的需要。
传统文化的转化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现代化转型推动作用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作风态度、价值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指的是在过去产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至今仍在中国行政活动中产生影响的行政文化。①有学者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体内容归结为传统行政思想文化和传统行政制度文化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礼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以法治国思想、为政用人思想、行政决策思想；后者主要涵盖：机构设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特点的文化。虽然历经数千年，行政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变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威、中央集权
君主具有绝对权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现和产物。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主张行政管理要以君主为轴心，要以君命行政，这个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则。
（二）朴素民本主义和官本位并存
传统德治思想以朴素民本主义为主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本思想一直为圣君贤推崇。民本的逻辑起点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逻辑终点是维护家天下的政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君威思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民本事在君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绝对权威。尽管传统民本主义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了一些希望，却无法给予民众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盖下的官本位却盛行于各个朝代而经久不衰，给民众造成深重的负担。
（三）等级森严与求和并存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中，在等级严明的同时，和谐理念的充分运用又为严明的等级制度抹上了剂，增强了其韧性和稳固性。等级社会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允许社会成员在等级间流动且等级结构自身也随时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以士人集团为主的选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护者。在行政系统内部，礼仪制度固化为一套模式它无形中规定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使行政人员自觉遵从封建统治的要求。③同时，当等级的威严使等级关系疏离以至紧张时，统治者又会运用“乐”来达到维护等级秩序的目的。“乐”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礼乐并用，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等级和谐。
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传统行政文化蕴藏了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内在规定性，能够为现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资源。同时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权威，有其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可以成为服务行政理念的现实生长点。
（一）发扬政府公共精神
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与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处，对政府公共性培养有促进作用。比如“入世主张”，传统行政文化倡导行政人员的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有志之士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一入世精神与今天行政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相似性。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价值观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个人的奋斗,以其才能和业绩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号召将个人与社会凝聚起来。这种行政价值观从微观上看,可以增强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从宏观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统的运行协调一致,以达成统一完备的行政目标。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为最终价值追求，而且应该惠及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协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使政府从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达到行政现代化转型。
（二）强调以德自律，以德治国
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德治，重视官员道德修养以保障民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倡导爱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这一思想，对于处在转型期，旧的体制已经陈旧落后，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国社会具有巨大价值。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员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养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得乏力无助。而现代新型政府建设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员的道德培育，以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服务于民众利益。道德作为中国传统行政中的自我约束机制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奉为行政官员的修养格言。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即使最现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离不开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举、重视治吏
在行政执政环节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重视治吏的，尊贤任能，严考课、明赏罚，强化监察，褒廉惩贪，这些措施都是围绕治吏展开，因为人治政治客观上缺乏长时间恒定有效的制度规范。行政举措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行政目标是否能实现几乎是依赖治吏的好坏。④在人才选拔制度上，中国传统发达的科考制度是传统行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每个朝代都设有严格的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用人强调不拘门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考试与晋升制度，并将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条件，力求公正地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机制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四）运用求和思想，促进和谐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动改革时期行政关系的协调。传统行政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求同存异”的思想从“中庸”思想产生和发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对于正确处理政府内部各种关系乃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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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国甫，盛明科．行政文化创新：行政体制创新的核心［J］．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3
传统文化的转化篇8
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国环境艺术设计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在现代化国际化的大环境中更需要传统的民族文化以满足日益凸显的精神需求，本文以贝幸铭大师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为例，解读大师在其中如何将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结合到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并运用，最后把握其设计理念，展望未来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设计之路。
关键词：
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环境艺术设计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7-0127-02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涉及诸多学科并需要设计者整体把握，其中包括建筑设计、设计美学、环境生态学、人文科学、心理学等。在现代设计中仍然有着传统民族吉祥观念的意识痕迹，具有幸福、美好意义的象征元素广泛应用于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如今中国传统的民族元素越来越多地受到设计师们的关注。
民族元素是当今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的经典象征。民族元素在室内设计中的继承和发展，不能仅仅是对其模仿甚至简单的照搬，因为如果这样只会是仿古与复古，只能是走向僵化，我们主张应该结合时代的需要，深入探求其精髓，并以此基础进行再创造。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元素。大到宫殿庙宇、园林等传统建筑内外的各种装饰，小到建筑内部的家具陈设、生活用具及案头摆设，均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本体维护，更在于效用发挥，把文化资源用起来。对于环境艺术设计来说，要能充分的注重对于民族元素与文化的相互接纳与融合，民族元素为环境艺术设计带来了丰富的素材，而民族文化是背后深厚的底蕴与内涵，随着当代环境艺术设计飞跃式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如此对设计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能将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习俗、感情、宗教、地域特色与与现代的设计诉求、生活方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既不盲目照搬又不牵强的新的创新形式，这样保留本土的文化以及象征意义，将民族元素以及文化中的那份宁静，祥和之感融入进现代设计的理念中，让人们既喜爱又尊重。以下阐述民族传统设计元素的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
一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民族传统文化的需求
如今我们一般所说的民族传统文化元素，通常指运用在建筑、服装、绘画之类上的意象。然而这些表面元素其中的深意更值得当代设计师们去发掘，例如讲究对立统一、中庸和谐的儒家思想，以及讲究无谓的道家思想，都是民族文化区别于现代文化与国际文化的地方，体现民族的形象和利益。
随着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对公共设施公共环境的改造与建设的投入越来越多，能够将城市中公共环境艺术发展并营造完善也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外在标志，在城市快速“建设”中不断地用现代化、国际化、模式化的设施和与其对应的高效、便捷、简单的设计理念几乎完全取代了我们原有的传统的、有民族气息的、有温和如意之感的城市烙印。物质的流通与财富的快速积累冲淡了城市居民的民族情感与文化的记忆。因此，我们要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让历史与现代法治融为一体。另外，我们要时刻保持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用传统的民族的人文气息来装点城市，通过文化的交流来熏陶城市居民。所以，被逐渐取代和摒弃的民族文化和传统元素应以新姿态出现在当代设计中，适应现今的社会潮流与设计诉求，当其能够重新回到设计师们的思维体系，出现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再次展现在大众的视野，使现代艺术作品具有民族性，也具有时代性。让民族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得到充分应用。这样便会折射出一种人文的力量，令人内心澎湃。Ⅲ
二民族文化与元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经典应用
环境艺术的构成可一分为二，一是物质层面的，即植物树木、景观小品、水、假山石等具体构件；二是思想层面的，即场景中的文化底蕴、潜在内涵，只有二者的完美统一才能构成宜人的环境空间。笔者持学习和探讨的态度，现以苏州博物馆的新馆为例，试着在贝聿铭大师的封山之作里解读环境艺术设计究竟如何把握民族文化与元素在其中的归属。其实早在北京香山饭店的设计中，贝聿铭老师就曾做过这样的提案，同样，在苏州博物馆中我们也在追求如何“在一个现代化建筑上，体现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
1物质层面中新材料新结构的运用
博物馆新馆的总体上结合了传统的苏州建筑风格，以黑白灰为主色调，将粉墙黛瓦进行新的诠释，又保留了苏州建筑温和、秀气的特点。造型上也尊崇苏州古建筑的斜坡屋顶，但更多的是呈现代感的几何型。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元素的具体表达是结合了新材料新技术，通过全新的媒介传递到人们的内心，例如构成整个屋顶的灰色的小青瓦被一种俗称“中国黑”的花岗岩取代，这种石材质地强韧，寒冷天气下也不易裂开，弥补了需要定期更换的不足；白色墙体虽样貌与民间建筑没有区别，但内部用轻质钢化结构代替了传统的梁架结构，令墙体更轻薄坚固；更有玻璃围栏，平静的水体，光栅形状的屋顶，“让光线来作设计”，在光影交错中，处处有清新空灵之感。（图1）
2精神层面中对传统民族内涵的传承
外在的物质表达固然重要，但对于环境艺术设计，更重要的是把握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其进行现代方式的演绎，对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文化的解读。
其一，在博物馆新馆中，贝老师将传统的造景手法通过现代方式进行运用，传统的苏州园林中用窗的造景方式，在新馆中咖啡吧墙面的海棠窗中得以丰富，在中间增添了同是传统窗景中的冰裂纹路，较传统海棠窗中间完全通透四周纹路的方式更具层次感。冰裂纹被赋予冰清玉洁，自傲高冷的文化内涵与海棠窗象征的富贵堂皇看似冲突，实则是和谐统一的，一方面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持守高尚其志的处事之道，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再有，主庭院北部的片石假山，以拙政园的白墙为画纸，结合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布局“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层次感强，而且山石更有色彩的过渡，整个“画作”的比例恰到好处，蕴含着传统国画中“留白”的艺术，通过曲桥来进行隔断，仿佛假山石水中渐渐浮现的一般，呈现清晰的轮廓和剪影的效果，打造出山水画中“平远”的意境。
水面的分割借鉴了传统园林中理水的手法，通过桥、亭的划分是水面有聚有散。室内的水面结合着屋顶透过的光线颇有灵动又宁静之感，博物馆屋顶与窗的几何风格硬朗的线条以白墙为背景融化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中，配合水中植物小品亦有画作的神韵。
“老虎天窗”对自然光线的处理，使人漫步其中时犹如穿越至用竹帘为窗为门的古代。如此诸多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其中，为当代的环艺设计民族化现代化的结合贡献了范本。苏州博物馆新馆不仅是当今苏州的一个标志性公共建筑，也是中国建筑文化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一座桥梁，更为中国建筑的传承与创新翻开了新的―页。
三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转化与再诠释
1在苏州博物馆中对民族元素发展的预见
民族文化起源于民间，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充分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情与热爱，更体现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憧憬与向往，通过对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剖析，我们应借此展望未来民族传统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何去何从。
在当下中国的环艺设计中，传统的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呈现出一种错层的结构，要么全无民族符号，效法国外的现代设计，或者将民族的符号完全复制粘贴式的照搬，没有灵魂。相对而言，具有长期性质的展览馆、博物馆等能够很好地通过自身展示的内容与当地的民族地域特色相结合，很好地体现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通过对民族艺术的使用，通过将展览主题与展品所蕴含的特定文化内涵相结合，很好地增强艺术感染力、提高民族归属感，能够对民族民间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贝聿的苏州博物馆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再诠释树立了典范：民族传统的运用应结合现代手法，不能由一些元素符号机械的堆砌成为僵化不变之物，而是要与现代设计多层次多角度地结合。
2针对环境艺术设计特殊性分析其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
相对于其他类别的艺术（如绘画、雕塑等），生理上的舒适程度是环境艺术设计审美美感的一大特点，这是其他类别的艺术无法比拟的，所以像迎合人体的尺度、健康需求、光线以及颜色所渲染的气氛等生理需求的满足在环境艺术审美中具有超出其他艺术审美的重要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生理需求对人的影响相对直接，只要在所处的环境中就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这对设计者也是更高的挑战，然而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引入，巧妙地迎难而上，由于民族文化的独特适应性，使得在面向广大群众的环境设计中恰到好处地迎合了民族民间文化与大众内心民族气节相通相容的特点。因此，民族传统并非是老旧与亘古不化的，它并不是现代设计与创新的枷锁，相反，民族的元素是中华传统文化留给环境艺术设计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先贤对人与环境的密切联系的思考是基于传统设计观中对这个世界内在逻辑的尊崇，能够把握这一核心，就能将民族的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令其运作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民族民间艺术具有独特性，但现代化的环境艺术其实是与民族民间文化相通的，都来自于最淳朴的人民大众的生活，通过这些民族文化元素的运用，在装点人们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平添了一种归属感，更是对人们将传统、民俗、民风与文化延续下去的这种情怀的尊重。
四结语
传统文化的转化篇9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人民在长期文化融合中，相互促进，共同构筑的精神财富，它既是我们民族开拓进取的源泉，也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根基。特别是当前我国竞技体育领域，一些运动员的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注重物质利益、注重享乐、注重自我”的行为，个别运动员甚至表现出“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不良倾向。此外运动员普遍年龄小，文化水平不高，社会阅历浅，思想比较单纯，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参加国内外比赛机会多，以及现代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他们很容易受西方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文化产品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渗透和影响。因此，从传统文化的视阈解读我国运动员精神的渊源，求解现代运动员精神缺失的原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运动员精神培育的伦理路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
1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运动员精神是指运动员通过竞技活动所表现出的超越本能的意识活动、竞技思维的心理状态。它包括竞技活动中运动员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理想人格、行为规范和道德风貌。“热爱祖国、忠于人民”，“自强不息、勇于创新”，“仁爱和谐、顽强拼搏”，“恪尽职守、乐于奉献”等概括，大致可以表达当前我国运动员应具有的多种品质的精神共同体的基本面貌。“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灵魂，回答了运动员精神的首要、根本问题，即运动员为谁服务的问题及运动员和国家、人民的关系问题，阐明了运动员精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强不息、勇于创新”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核心，明确了运动员必须具有的职业态度和工作作风。“仁爱和谐、顽强拼搏”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实现保障，明确了国家、集体和运动员个体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中必须以大局为重，国家和人民群众也应设身处地为运动员着想，尊重和理解运动员的付出，给他们应有的尊严和保障。“恪尽职守、乐于奉献”应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基本要求，运动员要忠于职业操守和职业行为，始终奉行“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职业信条，忠于自己的职业。从而把运动员精神的软性条件转化为必须履行的硬性规定，使我国运动员真正成为“运动员精神”的实践者和体现者。
运动员遵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当前培育运动员精神的首要问题，运动员应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好“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其中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他（她）们的影响，在减少“道德风险”中的作用较为明显。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动力，能够长期影响和支配他（她）们运动中的行为动机，发挥持久的精神“催化剂”作用。只有真正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体育风尚和运动道德修养，才能培养好面向集体利益“以人为本”的正确成绩观，树立“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观念。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培育运动员精神”良好氛围，进一步强化舆论造势，广泛宣传，使广大运动员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用先进典型弘扬“运动员”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广大运动员不断增强服务人民的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运动员队伍的良好形象。尽管比赛总有胜负，奖牌终有归属，但我国运动员在赛场内外所展现出来的宽容、自信、儒雅的微笑魅力非凡，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榜样效应，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让我们拥有了诸多弥足珍贵的优秀文化传统，理应成为当前我国运动员精神发展的重要“源泉”。如“贵和”、“知耻”、“诚信”、“仁义”、“内省”、“慎独”、“先天下忧”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激发运动员精神的内在潜能，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迫切需要。
2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运动员精神的涵化
2.1“知耻”与我国运动员精神“知耻”是个人内心对耻辱的认知和感悟，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知耻”对于运动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无论在体育比赛，还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运动员不可能是“常胜将军”。因“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因素可能会出现失手、失误、失败的情况。因此，坚持儒家所倡导的“三省吾身”的修身方法，运动员的赛前心理辅导应做到三个方面的结合，使之有效地快速得以实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失败面前或在失败之后，如何认识、如何面对，既检验运动员的斗志，也检验他（她）们的智慧。如北京奥运冠军杜丽顶住了压力，打出10.5环后，以693.3环的成绩打破了奥运会记录，并将冠军收入囊中。这枚沉甸甸的金牌是在她顶住压力，痛失第一枚金牌的情况下艰难获得的。假若杜丽第一次失手后就自暴自弃，那么，就很难“东山再起”。其实在运动员中有不少“失败后再取胜”的案例，在他们身上都有着“雪耻”的勇气，也验证了儒家所说的“知耻近乎勇”的文化精神。改变无耻、不知耻状态，成就“知耻”的高层次境界，是提升运动竞赛道德的重要途径，是人性复归的必然选择。当然，也不可忽视外在的社会环境对运动员个体省悟的帮助和促进作用，仅仅依靠运动员的“良心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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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诚信”与我国运动员精神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又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为，“诚信”就要求运动员忠诚于自己的职业，涵化与养育“诚信”的品格，诚信友爱，团结互助，不为一己的私利而损害集体的利益，从而创造“团结和谐”的团队氛围。运动员个人也不例外，例如，刘翔的百米栏，起跑、冲刺、跨栏、呼吸、速度、节奏，如果不能达到和谐，要跑出好成绩也难。当然，赛场上不和谐的声音、不和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中国体育界的“虚报年龄”现象，有的已被证实、处理，如体操运动员董芳霄、足球运动员冯仁亮；有的被提出但不了了之，如篮球运动员易建联、田径运动员郭萍等。除此之外，我国体育界还存在其他广为人知的弄虚作假行为，诸如、让球、贿赂裁判、操纵比赛。这些为政治所左右，为功利所驱使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体育的国际形象，是和奥林匹克精神所背离的，与传统文化的“诚信”理念更是格格不入。孔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运动员对一般社会成员来说，若无信用，一如车无轴轮而不可行。在孔子眼里，之所以要讲“信”，在于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诚信”的恪守能带来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社会成员和谐交往的实际效用。如1992年的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内出现盗窃行为都没有及时追究处理，表面看是珍惜足球人才顾全出线的呔局，结果却是毁掉了全队的向心力和队内的正义感，这和他们而后面对背水一战的韩国队兵败如山倒出尽洋相，完全谈不上为国争光有很大的因果联系。
2.3“仁义”与我国运动员精神“仁义”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伦理范畴，本意为仁爱与正义。战国时的孟轲曾着重提出，汉儒董仲舒继承其说，将“仁义”作为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则，“仁义”是高于生命的道德意志，强调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丧失这种道德意志。《礼记·曲礼上》中记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丧服四制》曾言：“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孟子·梁惠王上》重申：“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唯有如此推崇仁义，践行礼仪，运动员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信赖及社会的认可，像“姚明、刘翔”等优秀运动员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无论是在平时的训练还是在比赛中，都能做到遵守比赛规则，服从教练和裁判，尊重队友和对方队员。在比赛还是生活中，输赢都是次要的，真正的赢家属于那些顽强拼搏、奋发向上、永不服输，既收集整理捍卫自己的尊严、又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他们牢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对自己、国家都高度负责的精神，经由运动员“善”的本性来践行“仁义”理念。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刘翔退赛所引发的“强震”和“不理解”，他能客观冷静地对待对于外界的批评，反躬自省，从心灵深处有对中华传统美德所强调“仁义礼智信”的本能追求。刘翔在赛后摆正自己的位置，认真进行康复训练。“仁义”通过刘翔自身“善”的表现打通了天、地、人三者的阻隔，让他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取得了人们的再度认可和尊重，使运动员的精神和肉体趋于和谐。
2.4“内省”与我国运动员精神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内省是自我内心的省察，即自身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有不对的地方，但有些儒者认为“内省”即是把内心存在的善心扩充开来，人只有透过自我内省才能实现美德与道德的和谐统一。姚明用高超的体育技能，在一个强手如林的国家运动项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更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他出色的表现和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爱国精神，使他带给人们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当前我国运动员应经常“反躬自问”，开展自我批评。目前我国运动员最缺的是内省的能力，自知的觉悟。如短道速滑国家队队员酒后打架事件后出现的内讧风波，作为一面镜子本来是应该照到运动员自身不足的地方，使能自我改进。特别是打架事件中，运动员王濛并不占理，而且已被多方证明是施暴者而且还体罚小队员，这说明她根本就没有什么体育道德。但她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实质的惩罚，而且很快将回到国家队。显然，因为“金牌”第一，到了体育界就只要“技”而没有了“德”。在中国传统“内省”观的引导下，运动员应体察舆论的约束行为，重拾传统文化的内省功夫，以求善的价值取向，向内心世界求取“克己内省”，“吾日三省吾身”，反身内求发现内在的“德”；推已及人彰显外在本性的“行”。国家应当不要有技无德的，也不要有德无技的运动员。超越金牌的价值和意义，以真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与运动的和谐为精神取向，培养“德技双馨”的优秀运动员。
2.5“慎独”与我国运动员精神“慎独”最早出自《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道德修养境界或方法，称之为“慎独为人德之方”。因此对运动员的培养和教育不仅在生活、训练上特别是为比赛创造好的条件，还要在思想上予以关注，在精神上予以鼓励，使运动员心情舒畅、斗志昂扬，保持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运动员精神不仅仅是英勇拼搏，还有许多表达礼貌和友善的细微之处。例如张军、高凌在羽毛球混双决赛中表现出的那种不向霸王让寸分的豪气；伏明霞退役3年，以清华大学学生身份勇夺跳水金牌的那份从容都使人看到中国人的自信。他（她）们懂得欣赏对方的打法和技巧，虚心接受教练和队友的批评，容忍观众对自己吹口哨、喝倒彩等表达不满的方式。“慎独”要求运动员在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运动员的言行。说到底，“慎独”需要提高运动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内在修养，跨越时间的限制和地域的藩篱，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会贯通于我国运动员精神之中。
3转型期我国运动员精神的传统文化诉求
3.1“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内在动力孔子曰：“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从《左传》中的“临患不忘国”，《汉书》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精神的提倡都是要尊重人民、善待人民，“以民为本”的实质就是爱国理念的弘扬。这与我国运动员“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宗旨及传统的“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也是“爱国主义”理念的升华。运动员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突破、提高运动成绩，不断为国家争得荣誉，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需要。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因为，民族性和文化性的“遗传密码”是很难割断的，运动员精神的因袭尤其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说没有比我国运动员“爱国”意识更具有高尚的胸襟，他（她）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在平时训练中排除万难、刻苦训练、自觉维护国家的荣誉。例如庞伟、郭文、刘子歌、龙清泉等选手在默默地积蓄力量和静静地等待、拼搏中爆发，平静的心态帮助他们出人意料地夺得冠军，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像王义夫、洗东妹、王治郅、张丹、赵蕊蕊等选手在比赛中，克服伤病困扰顽强拼搏，为了使五星红旗能在世界舞台上高高升起而努力，为了我国人民的荣誉而努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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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自强不息、勇于创新”是运动员精神的风格特征孔子提出“刚健有为”的精神，强调并实践其“发奋忘食，乐遗忘忧”的人生态度。《易传》进一步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宣言。随着竞技比赛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动作难度大，身体负荷量高，对运动员的身体要求越来越逼近人类的极限。所以没有平时的刻苦训练，没有付出艰辛的努力，就没有比赛场上优美自如的表现。例如我国男子射击运动员王义夫，在1996年奥运会发着高烧的他带病参加男子气手枪决赛，在最后一环前领先对手3.8环的情况下最后一环因为身体原因发挥失常，打完最后一枪的同时，王义夫晕倒在赛场，最终以0.1环之差憾失金牌，他的这种精神当时令无数人为之动容。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即便是被认为夺金难度不大的跳水运动员林跃和王锋，又何尝不是克服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而登上冠军领奖台的。.林跃在半年内身高增长10多厘米的情况下克服困难保持动作难度，王锋在年龄偏大保持训练状态不易的情况下坚持训练，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奥运会金牌。这不是顺其自然的胜利，而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收获。历代儒家世人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勉，在传统文化浸润下我国运动员应贴上了“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标签，其中“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开拓创新、拼搏奋进？”应成为运动员精神缩影和品格，体现我国运动员群体融和豁达的态度、兼容并蓄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魄。
3.3“仁爱和谐，顽强拼搏”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实现前提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天下大同，以和为贵，和谐统一”。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总体而言，儒家强调的“和”的观念包含着自我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北京奥运刘翔的因伤退赛，我们应该是尊重并理解刘翔的，还是应肯定他从前为我国田径事业所做的伟大贡献。运动员精神决不能仅限于为人民服务，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至上，还应兼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坚持健康第一，反对在身体受伤情况下，仍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刘翔作为一名爱岗敬业，能够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的田径运动员，不应该被赋予更多复杂意义的符号。在儒家看来，实现和谐的方式是先通过每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再推延至人与人的和谐。爱人以达到互爱互助、“爱人若爱其身”，而不是相互攻击、相互毁损。如果伤痛难以忍受，任何运动员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参加比赛。北京奥运会上仲满、张娟娟等运动员没有被历史上的纪录束缚，而是一直积累着向强手挑战的实力，并在关键时刻保持平常心，终于迫使强大的对手在对决中屈服，实现中国体育历史上的新突破。他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勇于并善于超越强敌的精神和他们获得的金牌一样熠熠生辉。可以说“爱人若爱其身”是“仁爱和谐，顽强拼搏”的精神影像，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实现前提，而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的相互攻击、相互毁损将激发矛盾引发祸乱则应坚决制止。
传统文化的转化篇10
〔论文摘要〕本文从德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转化方式角度，概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的现有模式.并提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知识组织转换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并继承下来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植根于各民族特定历史之中的特质文化，其特殊性和丰富性已成为民族地区乃至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资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这种资源不断受到弱化，不能发挥其资源优势，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富饶的贫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濒临灭绝性，需要对其进行保护性的开发，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能够有效进行转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有不同的转换模式，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发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成为知识资本，为少数民族成员知识共享、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决策服务。
1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类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是指记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并通过组织可资利用的资源。这种信息资源从形式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物质载体信息资源;一类是非物质载体信息资源。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物质载体信息资源，又可分为少数民族文献信息资源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实物信息资源。前者包括用用汉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而后者主要是民族文化的传承物(如考古遗迹和名胜古迹、民族文物、生产生活用具)。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非物质载体的信息资源，又称之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i>智力型信息资源:这类信息主要表现为储存在一些少数民族特殊人才的头脑里，他们掌握有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技能。对这类信息，需要借助特殊管理模式，进行开发和利用。例如没有一纸一画的存于侗族匠人头脑的鼓楼设计。(2)口语信息资源:这一类信息是指无文字的民族，甚至是有文字民族的口耳相传，并不被现代技术设备所记录的信息。在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中有大量的口授秘方，这类信息资源有很大的随机性，需要在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俗上采取特殊的方法搜集、记录、整理和存储。这类信息资源的转换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3)体语信息资源:少数民族大量的文化的传承，是靠宗教仪式、舞蹈等这些特殊的体语表现进行的，这些特殊的文化形式，是本民族成员认同的一种价值体现。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中含有大量的知识，其中既有显性知识，又有隐性知识。通过文献和实物载体记录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我们称其为显性知识，而隐性知识是指如少数民族成员中的个人经验、特殊人才的技能或蕴涵在数据库、数据仓库中的知识。
2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现有转换模式
“转换”的含义较为广泛，包括交换、重新整合、功能改变等。厉以宁在《资源转化和西部开发》一文中，指出“资源转换就是资源资本化……要把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把潜在的资源变成现实的资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是指利用现代技术设备或管理方法，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提升为知识资源，保存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发挥其信息资源的作用.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成知识资本。
纵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转换，其实质是系统内知识的转换。根据系统内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不同转换形式，可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分成下列几种转换模式:
2.1实体展示模式
实体展示模式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的一种常见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现实展示、真实再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显性知识向显显性知识转化。实体展示模式又可分为活动展示模式和文物古迹展示模式。
2.1.1活动展示模式
从文化产生的形式来看，文化的产生离不开人的生产和生活，没有人类活动，就没有人类的文化。少数民族中的游牧文化、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和风俗文化等活动形式，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综合体现，属于一种活动文化的形式，这种文化需要在活动中继承和发展，其信息资源的转换形式是一种活动方式转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转换方式有民族文化传承自然形成和政府组织2种方式。民族文化传承自然形成的展示模式，如侗族鼓楼修建中，徒弟向师傅学习鼓楼建筑知识的习得过程;苗族13年1次的枯藏节，通过一种悲壮的杀牛祭祖仪式来祭祀祖先的活动;每年农历的正月、二月黔东南南部侗族的萨玛节，通过祭萨活动，来增强村寨的团结、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等，这些都是属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展示方式。政府组织方式主要是以政府组织的各种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庆典，例如一年一度的“中国雷山苗年文化周”、表现云南民族歌舞和民俗的《云南印象》等等。这种信息的转换方式，是民族群体成员之间获得和建立本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的过程，成员获得这种知识的关键是通过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等形式使隐性知识得以传递。作为活动文化的展示方式其优点就是真实再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于这种信息转换方式取决于受众群的多少和民族文化的自觉。而在现实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缺少传承人，它的受众群正在不断消失，这种转换模式的发展面临挑战。要使这种模式得以继续发展，一是需政府通过一定的经费资助，鼓励有特殊文化现象的村寨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展示保存这种文化现象;二是把活动文化资源扩展成文化旅游、文化产品资源，扩大其受众群，让更多的受众感知和理解这种文化，使这些隐性知识在更广泛的空间传递，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社会化创造条件;三是保护和培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
2.1.2文物古迹展示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离开物质载体是不可能产生的，不可能存在的，负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称之为传承物，它包括古遗迹和名胜古迹、民族文物、生产生活用具等，对于传承物我们统称为实物信息资源。这种信息资源的转换，一是采用文物古迹实物展示;二是采用博物馆信息软件，把文物、古迹和遗址数字化形成数字产品，通过多媒体形式或基于网络平台向大众传递数字化博物馆知识资源模式。
文物古迹展示是通过在有特殊民族文化现象的地区和具有古遗迹的地方，兴建博物馆、陈列馆、古遗址展区或建立网络平台，让这些文化现象成为历史文化记忆。例如雷山朗德苗寨、黎平地坪风雨桥、台江苗族刺绣馆等。文物古迹展示作为少数民族传统信息资源的转换形式受到推崇，这种信息转换模式是一种通过收集少数民族民俗文物，对其进行解读提供信息资源的一种转换。文物展示模式是把文物及古迹中的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是将隐性知识形象化和具体化的过程，转化的方式主要是实物和模型。这种模式是通过大量文物搜集，解读文物产生的年代、背景和文化现象，用显性化概念和语言将文物隐含的知识明确表达出来。这种转换方式其优点保存和保护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物，但这种转换方式取决于文物收集的多少、鉴别以及对文物的解读提供的信息资源。
2.2数据库模式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转换，发展迅速的模式是数据库转换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知识的融合，用各种显性化语言或符号将各种相关显性化概念进行组合、整理和系统化的过程。它是把记录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数据、文字、图片、音像资料，通过筛选、归类并数字化而建成可供查询的数字文档。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已经建设了民族文化和研究数据库50多个，涵盖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在因特网上还有大量的介绍一个或多个民族文化和民族研究信息的网站。一些商用数据库中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信息资料。但由于这些数据库、网站是使用不同的硬件系统、平台与软件建设的各自独立的数据源，没有形成一个知识仓储，所以其知识转换形式是一种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换。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实体展示模式、数据库模式都是一种外部形态的整合，还不能形成一种内容形式的整合，在知识转化过程中分别属于群化、外化、融合方式。知识转换过程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知识的内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将显性知识抽象化的过程，通过归纳和提炼使显性知识被民族成员所掌握、吸收和消化，并升华成为民族成员自身的隐性知识。这个过程需建立一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知识组织，将少数民族特殊技能人才的经验、少数民族研究专家技能或蕴涵数据库、数据仓库中的知识，通过数据挖掘、知识挖掘等技术将之发掘出来，从而提升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数量和质量，并为广大的民族成员所共享。
3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包括以文字形式或非文字形式保持的民俗、习惯、信仰和思维方式。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易于表达和传递，而隐性知识通常难以表达和记录。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中的隐性知识变为显性知识需要寻找有效的方式，将难以表达的隐性知识表达出来。记录者必须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持有者的眼光来记录传统文化知识，而不仅是从研究者的视觉来对传统文化现象做出记录和解释。该方式主要是语言和符号的比喻，可以将人的直觉或心灵顿悟表达出来，因此往往通过隐喻、类推、丰富的语言想象、故事等支持转换。传统的方法是民族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和田园调查，形成研究性的论文和论著。这种知识转换是一种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显性知识向显显性知识的转换，但这些知识由于受众群少，难于在民族成员间共享，还不能形成大多数民族成员个体的知识。为此需要创建一种新的模式，使民族成员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通过建立的显性知识向显显性知识转换的机制，使创新的知识被民族成员所共享，从而实现由个人隐性知识推动本民族的传统知识的发展，即创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
所谓少数民族传统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是在组织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民族传统文化知识进行概念关联，形成共享知识库。构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需要一般信息资源转换的基本条件，如组织机构、软件工具和系统平台、标准和关键技术等，还要满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换的特殊条件。
3.1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组织模式需要有组织机构组织实施，通过建立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完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知识组织模式的构建。知识基地的主要任务是把具有特殊文化现象的村落作为研究的中心，由此推广到整个民族社区。具体作法是通过民族研究人员长期蹲点记录或本村寨民族成员自己记录这个村落的所有生活现象，由民族研究者分析记录这些生活现象，并整理、存储、加工、研究形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库。文化信息源库建立的目的有三:一是通过信息源的数据加工，形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总库，只有一定量的资源库，才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进行隐含信息的关联和知识挖掘;二是形成系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成果，知识基地是效进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组织的机构，它的任务，就是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显性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成果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直接体现;三是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概念化，人的知识获取过程，首要是对知识概念的了解和理解，然后接受知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多的受众，成为有效的资源，需要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概念化，比如说，“中国最后一个部落”，人们就会与从江的芭莎联系在一起;鼓楼、风雨桥自然与侗族联系在一起。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是其他民族无法复制的资源，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能，有着显性和隐性的经济价值。但由于这些资源长期隐藏于乡间僻野，不为外人所知，需要有意识的对这些资源概念化，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成为人们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对这些资源在概念化的基础上开发和利用，加速其知识的显性化，使之带来“取之不尽”的收益。
3.2创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资源共享机制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隐性知识，主要是指深藏在少数民族成员中的知识、智慧和技能。这些隐性知识难于共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具有这些知识、技能的民族成员生活在乡间，外界了解甚少，隐性知识传播空间狭窄;二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本民族的年轻成员不愿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和理解本民族成员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三是受本民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影响，他们有很多智慧和技能是不愿意让外人所知晓的，甚至在本族人中都是有限制的传播。为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资源的共享，有效的进行信息资源的转换，必须创造一种机制，使民族成员能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技能。一是应该有一个看得见的知识平台，使每一个民族成员和团体都能清楚地看到本民族和团体有哪些资源，哪些民族成员贡献了哪些知识资源，同时知识基地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申请部分资金用于对这些民族成员提供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奖励;二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要帮助持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民族成员、团体申请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以获得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
3.3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机构知识库
要建立有效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体系，必须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机构知识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机构知识库是利用网络及相关技术，依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而建立的数字化数据库，它通过数据化知识基地所搜集和整理信息资源，以及保存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和民族研究人员所产生科研成果，并将这些资源进行规范、分类、标引后，按照开放标准与相应的互操作协议，允许机构及其民族成员通过互联网来免费地获取和使用。
在知识库的建立中，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库的建立应给与高度关注。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些特殊文化现象和文化技能是掌握在个别少数民族成员中，他们被民族文化研究者称之为这些文化的“活化石”，他们一旦离世，将会出现人亡艺绝的惨况。对这些特殊人才，要实行特殊的管理方式，由政府和相应的科研机构出资，由知识基地采用现代技术设备抢救性的记录这些智力型资源，使这些濒临灭绝的智力型信息转换成可保存的信息资源，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组织，动态地调整民族特殊技能人才数据库，依据知识挖掘技术自动处理数据库中大量的原始数据，从中挖掘、抽取出必然、有价值的知识元，即对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的个性化知识挖掘，然后系统对这些知识元进行关联、对比、评价，形成知识库，使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中的隐性知识显化，并为广大民族成员所共享。
3.4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本体
本体具有描述特殊领域知识概念和关系的能力，能够对领域概念的层次、属性和实例进行描述，提供表示和交流领域知识的词汇，在概念层次上提供词汇术语的关系集合，并对语义描述结果作进一步的约束。构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本体，可以形成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相关组织结构的共同理解，开展该领域的信息资源整合，使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数据源上的异构信息资源通过一套共享的术语进行重新编码、转换，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的语义检索、知识表示、自动标引、知识导航、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的应用研究奠定基础。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本体的构建，可以通过知识基地组织本领域内的专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概念及概念词之间关系的确定，信息管理人员利用本体构建工具对知识概念的组织，而形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知识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