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篇1
一、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认识的传统观点
无论在统计学界，还是在经济学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认识，基本有下述两种传统观点：
1.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这种认识是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于经济研究，特别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作用而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其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在实证、规范两个层面都需要有先验和后验的经验性方法论支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作为官方统计体系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了会计账户的形式，将国民经济运行及其结果，予以量化统计。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间、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本身就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研究这些经济现象的方法就蕴含在其中。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簿记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和模型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瑞典皇家科学院教授爱立克。伦德伯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评价是：“……在它们产生据以作出国民预算的预测系统性文件的同时，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分析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至于在学科方面，中国的统计学家们认为：“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等同于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并早就将其视为“统计方法论”。
2.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不能仅依赖于感觉和感性，特别是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世界，需要有数据来理性地说明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看成是一个关于数据与信息交流的平台，那么，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输出端口上，提供的正是这些人士渴望的数据。在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初，“国民经济核算之父”R.Stone的意图也是利用核算条例去发展一个以“交易矩阵”形式表现的国民经济核算主张，这个“交易矩阵”形式提供了或多或少发生在经济活动中的全部交易总量。通过这个体系，可以创造一种系统的数据库，并可用于许多不同的经济分析，人们可以根据各自所需和偏好，利用这一资料库，却并不损害它。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各国之间的国际比较”。
尽管有上述两种认识，但是我们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是一种制度，确切的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方法论制度。
二、为什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
既然制度是一种规范或准则，进而它必然要约束相应的行为，这就是诺斯所言的“游戏规则”的意义。游戏规则，提供了游戏实施的一整套标准及其评价、判断依据。依据这一整套规则，人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做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这些游戏规则可以是不同层次的，但一般而言，人们经常理解到的游戏规则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规则等制度。
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原因也源于此。在统计核算领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标准体系”的作用无可厚非且有目共睹。这种“标准”用经济学的术语翻译过来就是“规则”，就是“规范”。一套“标准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统计核算领域方面的“制度规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这种特点，可从下面这段话中窥见一斑：
进一步而言，作为制度，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即通过影响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是通过影响信息及信息资源的可获得性而成立的。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曾指出，所谓的制度“影响人类选择是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的”。
毫无疑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人们获取信息及信息资源的影响是巨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关于宏观经济数据信息产生、描述及分析决策的规范，它要对数据的生成、方法、及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安排做出约束，进而，它也就通过这种影响力规范了与此相关的人们的行为或关系。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可侧重于从统计方法的“标准”规范角度去考虑，这种制度规范了人们对宏观世界了解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使我们对大千世界的理解更接近现实。这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和他的同伴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Gnp总量指标的称赞：“尽管Gnp并没有得到专利权，也没有在科技博物馆中展览，但它的确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离开了像Gnp这样的经济总量指标，宏观经济学就会在杂乱无章的数据海洋中漂泊”。
具体来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作为制度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套规范和标准，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关于统计核算与统计工作的一套规范和标准，它详细规范了宏观数据生成的方法及途径。
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对信息处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及行为，这内在地反映了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与人们行为的逻辑。
三是作为统计工作制度的一部分，国民经济核算同时又是一种工作制度。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统计工作内容，要么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么与之相联系。总之，在实际的工作中，它就是以一个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而存在。
四是体系本身就是制度的代名词。就“体系”二字而言，体系也是一种系统或机制。在此，它指我"们前面所述的统计方法库和统计信息库这样的系统或机制。并且，作为一种很具体的体系或系统，它就属于制度经济学中所言的组织，而组织本身就与制度有关。
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但很显然，它与经济学所述的制度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我们先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与经济学制度的差别开始分析。与经济学所述的制度相比，定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制度，明显有下述几个特点：
1.作为制度，它的内涵和外延比经济学所述制度要小。经济学制度不管外延如何，其内核在于规范制约人们的行为，这是它的内涵。以诺斯观点为典型，他将制度理解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制度，它所规范的是宏观经济数据、信息的产生及相应的方法，它规范的是方法论本身，而这种方法论是人们用以了解经济世界的最基本的工具。至于由方法的规范，演绎到相应领域人们的关系，这可能并不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制度主要考虑的方面。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要比经济学制度小。
2.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确立了核算规则和分析框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确立了一系列人们认识宏观世界的统计核算规则，规范了宏观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论，建立了宏观经济研究和决策的基本分析框架。如果说，经济学科甚至包括社会学科是人类对外在人文世界的探索，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这些学科提供的是制度性的帮助。更明确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的制度性帮助，是对基础方法论的规范。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详细论述了。
3.人们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两个方面的不同理解。
一是学术性的，二是工作性的。作为学术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和资料信息库，“库”内的东西是相互成体系的；作为工作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种工作体制或制度。所以，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性的理解，也就有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解：第一，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侧重于学术性的理解，是方法论制度，在这个制度内，它规范了相应的核算方法和数据生成；第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侧重于工作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种政府统计制度，它规范相应的统计工作划分和职能部署以及相关的人员安排。
从表面上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两个层次，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仔细分析，情况并不是这样。没有作为学术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不可能有作为工作性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因为众所周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一个工作手册，在这个文本指导下，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要受到相应的规范和制约，以及做出相应的政府部门的安排。因此，确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学术性是第一层次的，工作性是第二层次的。
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组织”形式。
如果将体系或机制视为制度的一种有机形式，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方法的这个“体系”和作为工作的这种“制度”，其实讲的就是“组织”形式。即便某些学者并不将组织认为是制度，但组织与他们眼中的制度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些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5.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制度。
这种协调，体现在对经济统计体系内部的一致性规范上：第一，它需要在不同统计体系之间进行协调，以保证Sna与更专业的统计在所使用的定义和分类等概念框架上保持一致，如Sna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政府财政统计（GFS）等的相互协调；第二，它是保证从不同资料来源采集的数据在数值上协调一致的核算框架，如对产业调查、住户调查、商业统计、增值税退税和其他行政资料的统一规范。考虑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特点，我们就可得到对这种制度的总体性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方法论制度，它旨在规范宏观数据的生成及相应方法，同时，提供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特性的启示
有了上述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界定，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推动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改革，以及促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自身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长远来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核算工作的广泛展开，必将对经济学科带来巨大的“震撼”，其意义深远。
简单说来，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我们可以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纳入制度分析的层面。由此而展开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非同寻常的启示。以下我们仅列出几个较重要的方面：
1.超越传统的市场或政府思想的认识。
制度分析的发展，改变了传统认识中市场或政府的两极思想。长期以来，经济学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认识，受两种思想或思潮影响：不是自由经营的市场思想，就是集权干预的政府思想。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制度性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在的性质时，必须要超越单纯的市场或单纯的政府这样一种两极化的简单观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产物。展开来看，经济应该是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所提倡的“混合经济”，而不是任何单一的一方。
2.重新审视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论。
作为制度考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促使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就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原因在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提供方法方面激励结构的安排。这如同其它所有的制度一样，一个好的制度提供富有效率的激励结构安排。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激励结构的安排，在于激励人们对宏观经济认识的方法优化，从而体现出制度经济学家们一般情况下认同的效率安排。方法的优化结果，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哪一种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能够超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为许多量化的分析方法无论是在方法理论的演绎，还是在方法的实证方面，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么是将其作为方法论基础，要么是将其作为数据基础。
3.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明确。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因而，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原因，不单纯是制度的因素，还包括信息性质决定的因素。引入公共产品性质，可以使得我们的分析不再停留于制度面的抽象阐述上了，公共选择、集体行动与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制度）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分析，才会有可能进一步展开。而这需要结合下面所提出的制度变迁框架去解释。
4.用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工具理性的演进。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本身应是一项制度变迁，因此，我们可以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它。但鉴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时具有市场与政府两种思想动力，所以，我们在考虑其变迁时，不能照搬经济学的一般模式，应该区分开来对待。并且，从改革的开始时期来看，国民经济核算变迁会表现出与公共选择无关的特征，但更长期来看，其变迁会是集体行为选择的结果。这就正如丹尼尔。w.布罗姆利（Danielw.Bromley）所言：“任何一个经济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通过这些激励，每个人都将受到鼓舞而去从事那些对他们是有益处的经济活动”。人们最终会发觉，统计非常有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够帮助他们处理许多他们原先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到这一刻，国民经济核算就不再是政府官方统计的一项工作了，它会融入市场的每个角落。
9.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1996：《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
10.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6：《经济学》（第14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1.诺斯，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13.丹尼尔。？w.布罗姆利，1996：《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17.汪丁丁，1995：《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篇2
（一）经济法制度变迁的传统模式
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主导性相对应的，我国经济法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也体现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其表现首先在于，我国的经济法制度以政府为供给主体，具有供给主动性因素。其次，我国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基础并非建立于平等主体的自由约定之上，而是来源于政府的单方意志，因而具有“法定高于约定”的强制性因素。再次，我国经济法制度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基础，其产生根源于国家对新的潜在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体现了一定的阶级意志性和利益性因素。但是我们认为，新农村经济建设背景下的经济法制度变迁模式不应局限于强制性变迁。
首先，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历程中许多制度创新最初来源于农民个体或群体，此后才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所肯定。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最初就是农民群体所推动的，政府反而是该制度变迁的追随者。此外农村地区还存在着在长期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自发形成的经济秩序”，以及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员集体商议而建立的经济关系调整规则，这些规则广泛涉及农村市场秩序调整、农村民间金融信贷担保规则、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集体劳动与收入分配方法、农村集体生活保障机制等问题。上述规则虽未被国家立法所承认，但却在协调农村经济管理和调整农村公共利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将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建立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体制模式的转换。而就本文探讨的农村经济建设问题而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的减少，农民在生产经营中所拥有的自范围逐步扩大，从而促使农民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参与国家的经济活动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利益多元化局面，最终激励他们发掘新的具有潜在收益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再次，经济法本身具有的“公私法兼容”的品性也意味着由诱致性变迁所产生的农村民间法与习惯法具有融入国家经济立法的可能性，而上述民间法和习惯法所具有的调整农村集体经济利益关系的功能又意味着将其融入国家经济立法具有必要性。因为“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主要产生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长期经济生活中的磨合，因此可以有效地防止在强制变迁情形下可能产生的改革障碍；此外“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具有优化演进的机制和广泛的决策修整机制，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错误率，因此即使出现错误其产生的制度变革成本也较小。（二）新农村建设中“公法与私法兼容”的经济法制度创新思路
其一，需要从动态性角度重新审视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传统法学理论局限于部门法划分的角度习惯于将民商法和经济法视为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而忽视了两者在经济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中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实质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经济法制度供给应该日趋有限化，而民商法制度供给应该逐渐增多，这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制定大量经济法律制度以开拓改革领域以及保障改革成果的状况将形成鲜明对比。实现这一制度变迁的具体路径一是在立法数量层面通过增加民商立法和减少经济立法来实现制度供给的外部替代，二是在立法技术层面将传统民商法的某些原则和理念引入经济立法从而实现对经济法制度特性的内部改造。对于前者而言，我们认为主要发生在经济主体法和市场管理法这两个制度框架中，因为两者刚好是民商法和经济法交叉结合最为紧密的领域。以经济主体法为例，新农村经济建设必然促使国家充分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信用社、农民协会、农村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立法问题，而这一领域又是民法意义上法人组织的成立、运作和解散以及法人组织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立法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领域的立法与民法的结合更为紧密。而对于后者我们认为将主要发生在以产业法、投资法等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法领域。因为在传统的宏观调控法领域适当引入民法的“契约观”、“平等观”与现代民主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改革理念具有契合性。一个可予支撑的论据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业自治组织的兴起，政府宏观调控的许多职能将通过授权和委托的形式逐步下放给以商会、农会等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介组织，而这种授权和委托将以类似于民事合同的方式得以缔结。
其二，需要从互补性角度重新审视农村地区“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与国家经济立法的关系。一是国家的经济立法应该包含指引性规范，即立法原则中应该肯定“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同时对于可交由非正式制度调整的经济问题，国家立法承认其适用上的优先性。二是国家经济立法应该包含激励性规范，即立法应该体现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体农民参与制度创新的激励，促使他们改革、修正和创造适合农村经济关系调整的非正式制度。三是国家经济立法应该包含兜底性规范，即对于“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无法涉及的经济问题特别是跨地区、跨行业、跨时期的重大经济问题，国家立法应该体现其制度功能上的宏观性和前瞻性。四是国家经济立法应该包含约束性规范，即对于“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中带有“负外部性”的内容进行限制和屏弃，以防止其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二、新农村建设与经济法制度创新：从关系经济到契约经济
（一）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点——关系经济
中国农村传统以来的经济运行机制主要是关系经济，而并非建立在“契约”之上的市场经济；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由于其市场配套机制（例如金融、保险、证券、社会保障等）的培育并不完善以及国家经济立法对其渗入不足，再加上农村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强势影响，关系经济模式仍然广泛地存在于农村地区并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如果从新农村经济建设或者更大范畴的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宏观环境来审视，关系型经济在实现经济效率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关系型经济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原因是关系经济的交易信息具有专用性、隐蔽性，由此导致了生产要素的非自由流动及和竞争秩序的不正常限制，从而使市场失去了通过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对农村经济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其次，关系型经济环境下的交易成本高，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因为与关系经济相对应的制度结构需要高昂的边际成本，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交易成本的上升许多交易将无法进行；而且关系型经济模式交易的完成往往需要交易主体开展各种形式的院外游说以疏通关系，这将耗费巨大的经济资源。再次，关系型经济容易导致政府管理失灵和政府寻租现象的泛滥。因为交易主体主动的院外活动往往导致国家经济法律制度和其他行政管理秩序被“屏蔽”，而转而衍生出依靠人际关系来构建交易秩序的制度网络。这与经济立法调整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初衷完全相背离，其最终结果将是政府经济干预的失灵以及政府腐败的泛滥。
关系型经济影响下的农村市场环境普遍处于低水平状态，表现为需求量萎靡，交易不活跃，价格机制不合理，主体收入低下以及地域排斥性较强等等。由此可见，关系经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新农村建设要从根本上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和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则必须重视对农村关系经济的改造，即通过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作为农村“关系经济契约化”的推动器，并以市场作为城市与农村进行经济交流的平台，由此实现“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城乡经济统筹的政策目标。
（二）新农村建设中“关系经济契约化”的经济法制度创新思路
“关系经济契约化”是农村经济运行机制实现历史变革的重要途径，它既与经济立法具有内在“关联性”，也赋予了经济立法“新的历史使命”。“关系经济契约化”背景下的经济立法应该根据农村市场发展程度和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来合理选择自身的变革路径，即通过“从城市到农村”的路径转移来实现对农村市场发展和农村经济契约化，并尝试从传统的“管理型立法”向“促进型立法”转变。
一是以契约化为导向，构建农村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传统农村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农户为单位，这种主体缺陷首先限制了农村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制度变迁中的经济主体法律制度应该广泛地为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经济建设中介组织等在内的农村市场主体的建立、运作、解散以及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法律依据。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篇3
笔者认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固然脱离不了政治与法律两者关系的缩影，但是这种从定义出发，结合表现形式、特点、对象、制定主体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的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就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关系的研究而言，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但是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便能有很多新的发现。因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的关系是不同的；与此同时，两者在推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个相互协同的关系，这也是值得探究的。因此，笔者将在明晰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定义的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两者内部的协同关系。
一、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界定
就笔者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上搜集到的关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关系研究的资料来看，多数学者的论文一开始就是对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却没有对于两者概念准确明晰的界定，读者咋一看逻辑清晰论证充分，可是细心一想，却发现这样的比较研究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缺乏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因此，笔者为了避免犯类似的错误，首先探讨一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
（一）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economicpolice)，也被称为国民经济政策，属于政策的一种，是政府有意识的去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行动指南，"经济政策集中地反映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意志，国家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来指导、调控或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着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现既定战略目标。"[2]它本质上是政治领域的决策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因为它的产生变更以及终止均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它不同于一个国家的立法活动，虽然立法活动本质上也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立法活动与政策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立法权属于代议制机构，而政策的制定权属于政府。
由此有学者将经济政策理解为"国家在政党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是国家或政府的经济意志的体现。"[3]这种理解从历史的考察来看，是正确无疑的，因为近代国家的经济政策起源于欧洲各国，欧洲各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因此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来理解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并无大碍，但是就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而言，这样的定义明显脱离了实际。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经济调控手段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主体不限于政府，往往还有以各级党委、人大、各种社会团体乃至村民集体自治组织名义的形式作出的经济政策，因此不能简单的从制定主体来定义经济政策，即使勉强的对中国特色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定义也是徒劳的，因为无法涵盖所有的经济政策的外延，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经济政策理解为除了我国经济法律以外的各种公共意志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规范文件，会议指示，领导讲话等。而相对而言对经济法律的定义却是可以明晰的。
（二）经济法律
经济法律（economiclaw），简而言之，就是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客观表现为有权机关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所确立的各种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人大立法权和行政法规制定权这两种权力的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其余不具有法律法规制定权的主体所制定的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经济政策的范畴。当然，对于经济法律的理解还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
1、从部门法的划分角度来看，经济法律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法，是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颁布的调控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法律规范的综合。
2、从法律学科的划分来看，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与经济政策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但两者有着鲜明的区别：经济政策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价值判断，而经济政策离不开价值判断，这正是经济政策对于国家经济生活的意义所在。对于经济政策而言，效益是最大的价值目标，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公共政策理论是其基础。经济法是法律的重要部门之一，以公平正义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而经济效益则是第二位的，它由法学理论为基础。[4]
二、经济政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政策作为经济制度的规范部分，自身的发展必然推动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于此同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将作用于经济制度的事实部分，通过经济事实的自身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制度的发展。因为经济制度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首先，经济制度是由规则组成的。奥尔森指出，所谓制度，无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是"确定个人、企业、家庭和其他决策单位作出行动路线选择的选择集的规则和行为准则"[5]。其次，经济制度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制度是由一套机构来实施的所面对的客观实在，"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实体，而不仅仅是界限。"[6]
（一）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经济政策可以被视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作为制度的规则部分，其自身的发展也属于经济制度自身发展的一个方面，由于政策的效果具有迟延性，"许多研究表明，在做出货币政策变动的6个月之内，这种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很小。"[7]因此，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初期是规则部分的变迁。
（二）经济政策的实施对经济事实进行能动作用，最终促进经济制度的变迁
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能动性，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是通过对经济制度施加影响而达到的。西方国家采取对经济加以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才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制度。我国在1984年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以政策的方式对经济制度加以改革的典范。这一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
三、经济法律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一样，也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其对于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影响也是从规则和事实两个层面进行。但是和经济政策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法律在规则层面上的影响要更加直接，在事实层面上的影响相对而言要相对滞后，但是比较稳定。
（一）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经济制度的发展
经济法律可以说是属于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两种，一种是规则主导型的发展，即经济法律体现的是未来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国家希望通过经济法律制度的变迁来引导经济事实的发展；另外一种则是事实体现型的发展，即作为经济制度规则的经济法律的形成、性质是由经济制度事实制约和决定的，法律从来都是对经济生活的反映，经济法律更不例外。
（二）经济法律对于经济制度有着推动力
国家作为制度主体通过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来贯彻对经济生活的意志，最终影响经济事实的变迁。在法治化程度日渐增强的中国，经济法律制度对于经济事实的影响力必然不断增加，法律不仅仅是对现行制度的固定化，不仅仅是现存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它同样被有效的加以利用而形成规则对制度事实发展的促进或阻碍。[8]
四、制度变迁视角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
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根本上是由经济事实所决定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制度规则部分的演变对于经济事实的发展的推动，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作为经济制度规则部分往往体现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目标。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事实，发挥经济政策灵活及时的优点和经济法律稳定有效的长处，彼此协同配合，促进经济制度的良性变迁。任何脱离了经济事实的规则变化只能导致制度变迁成本的增加，对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而言，它就会成为"坏的法令""恶的决策"而被历史所淘汰。
事实上，经济政策、经济法律与经济制度三者之间是血肉相连的。制度应当被理解为规则与事实的统一体。经济制度的变迁所追求的是实现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同时实现制度的稳定化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而制度的变迁首先是经济政策的推动，进而通过经济法律来实现制度的规则化和稳定化。[9]
经济法律作为经济制度变迁的表现之一，既是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更是使制度变迁规范化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曾说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的目标和任务，都主要靠经济法律来实现和完成"，强调的就是经济法律对于经济政策的规范作用和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保障功能。与此同时，制度规则的变迁也必须尊重经济事实，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又要受到经济制度的制约。
从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变迁实际来看，经济政策要在经济法律的制约下由政府部门来实施，体现的是法律对于行政权的限制。现代经济体制，不能仅仅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更应该强调国家依照法律来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与参与，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个体权利、特殊意志与公共利益、普遍意志的协调，"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10]
因此，在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在经济法律的法律制度内运行，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经济制度变迁的目标，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调控经济的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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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篇4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面临着极大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如何顺应时展的潮流，对自身的经济管理体系进行科学构建，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是当前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企业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都离不开健康经济管理体系的构建，这是我国企业发展的首要目标。
2我国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建构中面临的问题
2.1企业经济管理体系落后我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在经济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取得巨大发展，但由于企业间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整体发展水平仍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现有的经济管理体系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其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漏洞，可执行性不强；管理内容不全面，仍处于简单粗放型的管理模式；管理目标不清，随意性较大，以上问题的存在，都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
2.2企业经济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我国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主要侧重于企业内部有形资产的管理和利用，没有对企业经济进行全面管理；另一方面，企业当前的发展阶段和经济运行环境，无法达到先进管理制度的需求，造成了管理制度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速度。企业当前的经济管理模式，不能发挥经济管理的流动性和管理人员的流动性，企业在现有经济管理制度下发展速度极其有限。
2.3经济管理理念需要更新我国企业领导和管理阶层的经济管理理念落后，没有对管理者和基层员工的技术知识培训产生足够的重视。随着知识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应以知识和实践为基础，对整个体系进行重新构建。我国企业在构建经济管理体系过程中，没有对知识和知识型人才进行整合，致使以知识为主的无形资产大量流失。
3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建构
3.1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建构原则①依法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竞争，但其自由竞争的范围应该以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为界限。企业建构经济管理体系同样需要依法制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制定一系列的经济管理制度和经济活动。法律是企业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开展自由竞争的基础。②实际出发。企业在建构经济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应对管理体系的运行和实践进行全程的监控和测评，以保障管理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评价，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的运行效果进行客观评价，若发现不符合企业发展的管理制度，应对其进行改进和升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企业经济管理体系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管理体系与企业发展情况不符的矛盾。③与时俱进。企业经济管理体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同样也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完善和改进。一成不变的管理体系势必会阻碍企业的发展，只有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根据企业的发展状况，适时改进企业经济管理体系，才能形成一套适合企业发展，且能推动企业发展的管理制度。与时俱进的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经济管理体系应顺应企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改进；另一方面应该根据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发展，制定具有超前意识，能代表先进管理理念的制度，带动企业的发展。总之，企业经济管理体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管理过程。
3.2建构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对策①完善企业经济管理体系。传统的管理模式，无法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在经济、知识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创新发展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优化企业内部有形资产的管理和加强与外界沟通的力度。企业应在原有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对经济管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利用创新手段和实践方法提高我国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为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市场中的优势，应改变传统粗放型管理模式，利用精细化管理方式，对企业经济管理体系进行精简分类，避免管理阶层的重复设置和遗漏，提高管理资源的利用率；企业应加大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管理人员的理财意识和经济意识，进而规范整个企业的经济管理体系。②建立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监督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转变，我国企业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利用风险资金，规范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制定有效的用人制度，对企业经济管理体系进行科学控制和有效监督。企业应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对企业内部的经济运行情况、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制度的执行、对考核标准和奖惩制度进行监督和管理，以此建立企业部门、阶层之间的相互独立和互相关联的关系，进而促进企业向健康的方向发展。③建立信息化管理体系。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范畴。传统的企业管理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和混乱性，没有对无形资产进行有效管理，造成了知识资本的巨大浪费。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知识资本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配置；同时，企业投资活动和筹资手段也在发生改变，企业由单一的股东形式转变为多元化构成的模式。网络经济成为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利用网络技术管理企业经济活动，不仅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还加快了企业资金的周转和调配，资源利用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篇5
马克思对制度变迁的经典表述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精炼语言概括。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三编：社会主义”中也经典地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宏观过程。在上述经典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着眼社会基本矛盾构建一个制度分析的系统框架，论证和解释了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运动规律。从经济制度视角看，这一宏观制度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物质前提和根本是生产力的发展，要从生产力这个物质原因中寻找生产关系乃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的根源。“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31532在整个社会矛盾关系中，生产力起着主导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水平和状况，生产力的发展会造成特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意义。社会经济制度形式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的影响作用具有双重性，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制度变迁会使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本性和发展要求，就能够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制度变迁会使生产关系继续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以，马克思一方面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必须进行制度变革，消灭私有制，实现所有制关系的社会化才能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制度上讲，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在经济制度上体现出来，而经济制度的变化进而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提出要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制度起反作用，也就是从经济制度内在矛盾的发展、变化来说明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在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动力系统其实是复杂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前提，这一矛盾构成了制度变迁的最主要动力，或者说是内动力；而一定阶级认识到推进制度变迁有必要时，他们才会产生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力，内动力和外动力相统一才会促使制度变迁，仅有内动力或外动力，制度变迁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其次，经济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马克思指出，经济制度的本质是社会中不同人、团体、阶级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它确认不同利益主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活动，通过制度自身的约束性和强制性来保障一定主体的利益。经济制度的本质是利益关系，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改变和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建立经济制度是因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当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种矛盾及其行动就直接推动经济制度变革和变迁，经济制度只有根据社会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和博弈适时地调整，才能处理和规范好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利益关系，达到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目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不同利益主体在谋求经济制度变革时，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正当的或者说都是着眼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长远的进步，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利益主体才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积极推动力量。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和私人利益是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纽带，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推动生产和生活，决定和支配政治权力与活动，也是思想的基础并决定思想，制度要满足现实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关注现实人的利益问题，从现实生产关系出发才能说明利益的本质。当然，现实的利益关系也区分为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要正确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实质是矛盾的，个人利益向共同利益转化，实际上转化成资产阶级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所谓的共同利益是与广大劳动者异己的资产阶级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灭阶级直至无产阶级本身，建立个别利益和共同利益完全融合的理想社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具有对抗的性质，但两者并没有完全融合起来，只讲目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或者空谈长远利益而忽视目前利益都是不正确的，需要把两者协调起来，通过互动来实现。一方面，共同利益通过个人利益实现。共同利益是在个人利益的不断追求和实现过程中形成的，不能离开个人利益而独立发展，共同利益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不通过个人利益是难以实现的，要反对抽象地讲自我牺牲，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的道德说教。另一方面，个人利益通过共同利益实现，个人利益追求受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和规定，离开既定社会所提供的共同目标、需要和生产资料等等前提，脱离社会所设定的条件、手段，个人利益也难以实现甚至是虚幻的。再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是马克思经济制度研究的重心。马克思制度理论是以社会经济制度为基础来研究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研究经济制度又是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展开的，这是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核心。在他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产生根本影响，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性的前提。面对时代提出的任务，他明确提出要实现公有制替代私有制，因为公有制是合乎人性、具有最高经济效益的制度。
但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实现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替代和变革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公有制的实质内容与它的具体表现和实现形式之间的统一也是复杂的，因此还需要具体研究经济体制制度，它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并直接联系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运转，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产生宏观的直接影响，但其本身不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领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需要合适的经济体制模式，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需要在一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根据现实具体环境和可能条件确定，既要满足生产力的性质即现代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又要满足经济形式即社会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客观要求。当然，马克思也研究一定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和决策机制等微观制度，这是马克思制度理论的重要内容，但马克思研究这些微观制度的旨趣在于阐述基本经济制度。变革私有制的时代任务决定他研究问题的重心在于根本变革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论述经济制度以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等的变迁，阐述它们之间互动机制。最后，社会基本制度作用机理具有相互规定的非线性特点。
马克思把制度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基本经济制度，论述了生产力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但在论述社会制度的作用机理问题时，并没有简单地把宏观制度变迁和具体制度变革看做是线性的甚至是有人误解的“经济决定论”。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也会对生产力发生促进或阻碍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同样如此，在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时，要充分注意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绝对的单向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同时，要辩证看待生产力是具体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它并不意味着就是直接的推动力，而是从“最终”、“归根到底”、“根本上”意义上而言的，如果认为任何具体制度的变迁都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这是对马克思制度理论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了防止孤立分析经济层面而陷入片面性，有时甚至用“交互作用”、“决定性”这些词语来强调“反作用”的重要性，这并非理论上存在矛盾，相反正是体现了科学辩证法，因为他们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不能完全概括社会中复杂的非经济因素在制度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中在一定地方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关系和职能会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但相同或相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未必一定发生相同的经济制度变迁，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制度变迁具有丰富性和差异性。因此，他对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认识中包含着多样性的认识，统一性仅仅是指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和客观必然性，但不能反映它们各自历史发展的全部变化和细节，不能说明它们彼此之间差别性和复杂性，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历史过程是按照固定模式整齐划一地发展而没有多样性。总之，不承认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就不是唯物论者；不承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就不是辩证法者。对于马克思制度理论的互动问题，科尔奈讲得很深刻：“他(指马克思)能够被认为是制度范式的鼻祖，是因为他不把自己限于去检验资本主义的特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经济的、社会的或者意识形态领域)。
他将所有的领域放在一起来观察，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那以后，这些领域相互之间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主要趋势才被依据制度范式进行思考的研究者纳入其从事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中。马克思不将自己囿于检验资本主义或其他体制的某些方面的制度，而是观察其制度的总和——不是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而是作为总体的制度，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性观点。”_4既然马克思极力反对人们把他的理论简单化，反对人们片面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唯物主义”，为什么单线决定论的思想还这样普遍流行呢?恩格斯晚年对此有深刻的反思，指出这与他们有直接的关系。他1893年给弗•梅林写信讲：“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视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此前在1890年给约•布洛赫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恩格斯晚年的论述表明，由于特定的原因即他们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方面，全力从理论上阐述经济生活对建立唯物史观的意义，这样就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重视不够，对特定经济基础上社会意识形态怎样形成、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生活的具体方法和形式等重视不够，而这些正是经济基础、政治、意识形态交互作用所构成的运行机制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
二、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当代意蕴
马克思经济制度分析框架是唯物的，要求从生产力、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安排经济制度，进而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又是辩证的，要求用联系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与一切方面之间的关系，用发展的观点在制度运动变化中把握经济制度变迁，用系统的思想使经济制度安排符合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关系，处理好不同层次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实践的，要求用实践的方法考察经济制度安排的实际效果。这些方法论要求我们从生产力决定的客观经济关系的制约中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认识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理解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并在实践中认识经济制度变迁的规律，推动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发生与生产力进步相适应的变革。它的当代意蕴在于：首先，经济制度建设要把握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基本要义，正确理解其基本价值和方法论。
第一，把原则性制度规定与具体性制度安排区别开来。马克思一再强调自己的制度设想具有原则性，要求人们把握自己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而不是教条地用这些原则预料未来；他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来发现未来的理想制度，但不是设定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于未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规定。他的这种经济制度设想是一个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的宏观经济制度安排，把它变为一套可操作的具体规则和方法则是艰难的过程。
第二，不能把时代性的制度设想看做超时空的实践主题。马克思的历史任务具有时代性，从理论上论证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可能方向是时代赋予他的任务，我们完全理解他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制度和旧制度截然对立，但由于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的结论未必完全正确，需要后来人在自己的时代环境下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而不是把马克思的时代性制度设想看做超时空的实践主题。
第三，不能把空想性的制度设想演变为现实性的行动。不成熟的理论是由不成熟的实践所决定的，马克思在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性设想的同时也继承了一些具有空想色彩的内容。f：L~n他充分论证了市场无序竞争的缺陷，但是对市场的积极作用以及它的存在条件估计不充分；他论证计划能够有效克服市场弊端，然而把计划过于简单化，赋予理想化的色彩，没有考虑到实现计划需要充分完全的信息，而掌握充分完全信息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计划调节本身也有其局限性。第四，有条件性制度设想不能无条件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制度设想着眼于未来理想社会，它的实现需要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等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实践他的经济制度设想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经济制度设想时应该关注的是其方法论价值，而不能局限于其具体结论而不敢突破。其次，经济制度建设要把握住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基本价值具体化、现实化的三个原则。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为核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并使之具体化，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两个命题真正统一起来，关照现实人的利益，关键是把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处理好，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坚持社会的共同利益至上的前提，但不能像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只强调社会利益而忽略了个人的利益，要在追求社会共同利益的同时，积极为个性的逐步解放和利益实现创造历史条件，提供最广大的空间。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篇6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循环经济制度保障体系，且在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中已经包含和体现了某些有关循环经济的内容。比如，2005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从我国循环经济的立法现状看，循环经济法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对发展循环经济起到一定作用，但过于原则，距循环经济要求实现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的目标相差甚远。但在实践中，循环经济已经受到了重视。金昌市作为全省循环经济发展示范性城市，正在探索循环经济之路发展之路。
二、我国循环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
（一）政府强制性制度缺乏
1.我国现行有关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法规主要以末端治理模式为立法核心，不适应循环经济模式发展的要求。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摒弃对废弃物被动的“末端处理”的思想及生产模式，转换为在生产和消费的源头进行“源头预防”为主的模式。因此，要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对现行末端治理思想为指导的制度进行全面的修改和废除。
2.我国现行环境和资源制度没有具体明确企业的责任和义务，也缺乏更加具体的专项法规。细则比较笼统，缺乏系统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普遍偏轻，极少追究刑事责任，可操作性和强制性都受到极大的制约。如《节约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可再生能源法》等，都没有具体明确企业的责任和义务，缺乏强制力。金昌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责任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地方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意愿和能力不均衡，阻碍了我国循环经济的全面执行。虽然我们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循环经济制度供给意愿，但是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往往采取过度消耗自然、环境资源的方法以求得经济发展、就业增加、收入提高，至于经济运行是否符合循环经济要求，实践中常被忽略。比如，前几年金川公司过于强求对有限资源的开采，忽略了对自然的破坏。
（二）市场诱导性制度不健全
1.资源定价机制不健全。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健全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资源价格真正成为利益范畴，使它的变动对企业利益的增减有直接影响，具有较强诱导力量而能左右企业活动。其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资源的价格，进而改变企业利益来促使企业主动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但是，目前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我国资源定价制度不健全，使得市场机制无法发挥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
2.市场产权制度不清晰。科学的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可以促使产权拥有人和产权使用人愿意为循环经济投入发展成本。由于我国缺乏市场化的产权制度，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是作为一种半公共产品来使用，因而存在着严重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环境使用（污染）和资源开采的低成本，不仅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也造成了资源的紧缺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3.技术创新制度落后。由于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废旧资源的回收和利用，更重要的是资源综合利用率的提高。目前我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制度发展落后，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制约了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我国对知识产权还缺乏有效的制度保护，也限制了企业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资源节约型技术的积极性。我市辖区内的金川公司在冶炼中，排除的一氧化硫的利用上要进一步研究。
三、进一步构建循环经济制度体系
（一）构建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保障体系。完整合理的制度保障体系是发展循环经济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它是规范各个行为主体，明确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在循环经济方面的义务和责任，使其按照循环经济的规律进行生产活动的基本约束和依据，同时将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考虑，解决目前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相互分割、环境执法和资源相互脱节的问题。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应包括基本的循环经济法规、专门性的循环经济制度、其他相关法规中能够充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规定等。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篇7
【论文关键词】宪法经济制度发展完善【论文摘要】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只有以发展中的宪法经济制度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使宪法经济制度保持活力。一、前言从哲学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要及时进行变革。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更要如实反映经济发展状况，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否则便不能发挥宪法的规范、约束、保障和导向作用。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经济制度是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宪法都对经济制度加以规定，把它作为其宪法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宪法学对经济制度研究的现状却不大令人满意。一般宪法理论大都围绕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等展开，认为宪法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己任。至于宪法经济制度条款在实际中的运行状况如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以及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事实上，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基础制度，之所以被各国纳入宪法体系中并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说明它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二、宪法经济制度的内涵关于宪法经济制度的概念，国内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它们所构成的经济成分，是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与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法学上所说的经济制度是指“国家确认并保护的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原则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直接调整经济基础的社会规范是经济制度，而被规定在宪法中的经济制度即宪法经济制度。宪法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起调整作用”。对于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从宪法学角度对经济制度的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表述，既强调了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又强调了经济制度的主观成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所调整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与国家经济发展有重大关系的经济关系、经济原则，是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应作为概念的必备因素，没有它们，概念就缺乏其主观成分，不能显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作用。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第三种观点主要强调了宪法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忽视了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综上所述，经济学中所描述的经济制度属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宪法学所述的经济制度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了制宪者或修宪者对不同经济关系所持的态度。经济制度一旦表现为宪法规范或法律规范，便进入上层建筑体系之中。宪法学所研究的经济制度正是作为上层建筑体系中制度范畴之一的经济制度，而不是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笔者认为，所谓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及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社会主义宪法中的经济制度既要反映客观经济基础，又要体现人们的意志因素，是主客观的统一，它不是现实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现。这样定义既说明经济制度是个法定的、历史的概念，同时又说明经济制度包含客观的和主观的成分，即生产关系、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至于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由于政策的变化很大，不宜用宪法来规范，否则会影响宪法的稳定性，以至权威性。三、我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中宪法变革的历史轨迹，可知经济制度的每次重大突破都需要宪法作出相应的变革，从而推动了宪法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要求生产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此循环互动。宪法与其相依赖的经济基础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为宪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宪法对经济制度的确定与实现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宪法以其根本法的地位，通过规定国家的经济制度，确定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宪法通过制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完善宪法的内容与结构。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求生产关系相应地变化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要求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发生相应变化，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在宪法中确立和巩固下来。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等宪法制度的变革。我国宪法是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制定和修改的，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产生的新成果、新经验的总结。其中，有关经济制度内容的变化，既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人民对国情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四、结语我国宪法经济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后，将使我国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更加健全和完善，各种经济政策将更加灵活，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都能大显身手，宪法的结构也将更加合理，宪法的权威也能得到更好的维护。但是，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只有以发展中的宪法经济制度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使宪法经济制度保持活力。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篇8
1．社会经济关系，就是反映社会经济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生产始终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0页），因而人们在生产中必然发生构成这种社会形式的独特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正是这类经济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即生产是为谁的利益进行的，决定了社会的阶级结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固有的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构成了该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指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由此确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五种社会经济关系，规定了五种社会形态。
2．组织经济关系，就是在具体组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和协作，企业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等。这类经济关系，一方面是适应生产一般的需要，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显示出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产关系（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共性，生产资料所有制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
二、生产关系两层次的区别和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1．二者的区别：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在经济上的质的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根本区别之所在；组织经济关系的许多内容往往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
2．二者的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两者是一种从属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组织经济关系反映的是人们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是从属性的，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形式。
三、正确理解生产关系两层次的意义
1．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统一性。“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经济上来说，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反映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改革）是改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是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非但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是改革开放得以健康顺利发展的保证；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分清生产关系两层次，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篇9
能够起到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无外乎来源于三条途径：一是相关制度的继承，即 对历史上形成的有利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安排让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二是制度移 植，将别的国家或地区形成的相关制度安排移植进来；三是制度创新，就是制度发明。 从维系市场经济发展的系列制度来说，能够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 主要是创新了的制度。这主要是因为，各国、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的经济 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不同，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的安排需要在 创新中继承；对于外来的制度安排，也要在改造的基础上借鉴，而不是简单地全盘照抄 照搬。
那么，如何通过制度规范和制度创新来优化相关的经济发展环境呢?
第一，规范政策制定和实施程序，优化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政府政策是决定和影响 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 有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抵触，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二是政府政策朝令夕改， 缺乏基本的稳定性；三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在各个环节被曲解或任意塞进人为意志；四 是激励经济发展的政策难以制定和落实；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规范 政策的制定程序、强化政策的实施程序、监督政策的落实程序。
第二，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 由多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是管理服务，它是由政府提供的，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度安排；其次是商业性服务，它是由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性组 织提供的；第三是社会服务，它是由社会非政府性、非商业性的公益性组织提供的，取 决于社会公益性组织的发展状况。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发展所面对的服务环境。服务环境 的优劣关键在于管理服务的水平。优化管理服务，就必须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通过管理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的改善，提高 办事效率和办事水平。
第三，强化立法、执法、守法的制度体系，优化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各种法律是属 于正规制度安排的主体部分，是经济发展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通过立法、执法、 守法的系列制度创新，才能够营造出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在营造法制环境 过程中，立法是前提，执法是关键，守法是保证。这三个环节都需要系列的相关制度创 新来实现。
第四，推进市场制度创新，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是 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维护这一原则，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作保证。因此，需要通过系列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 系。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篇10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全民体育 经济
一、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及相关研究表明，以生产要素投入论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转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技术进步也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将传统理论中视为外生变量的制度内生化，对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在宏观经济增长及微观经济绩效层面上的作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把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之中，确立了制度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注意到制度安排与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密切联系，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既是一个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充分认识、强调制度作为重要的自变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效应。
二、中国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民体育运动就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把其作为我国跨世纪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规划来部署。伴随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建设。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1995年出台后，2009年，我国第一部促进、规范全民健身工作的系统性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更是标志着我国群众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我国全民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性制度化建设过程。
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大多数研究遵循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仅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此外，目前研究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忽略全民体育运动本身就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对全民体育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不深入、全面，也不能充分认识全民体育运动的独特价值和综合功能。在当前形势下，不能也不应把研究视角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必须把研究视角提升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上来进行研究。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意义
目前，体育越来越集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社会亲和力于一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促进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新制度经济角度，遵循新经济增长理论，全面、深入审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和作用；有必要把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内生变量，全面、深入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
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利于深化对全民体育运动综合价值和功能的认识，具体有如下意义：
1 明确全民体育运动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提出影响和作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
2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由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丰富体育经济学理论和拓展研究视角。
3 将全民体育运动乃至体育与经济的联系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利于充分认识发挥体育的独特功能和综合价值，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
4 对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下一步的推广提供一定借鉴，有利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更深入的推广和开展。
5 为我国体育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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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对象、步骤与假设性结论
1 研究对象。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化变量，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全民体育运动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全面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的措施。
2 研究步骤。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将其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然后，分析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作用路径。最后就其如何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提供相应的政策性建议。中国
3 主要观点。(1)随着体育影响力的加强，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不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2)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和作用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作用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3)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是其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4)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间接作用是通过其制度安排、体育文化传播等，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取向、其他经济组织的文化，产生相应的制度激励作用，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5)全民体育运动影响与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路径可以归纳为四条路径，通过这四条作用路径，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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