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刑事化篇1
关键词：刑事化；民事纠纷；根源；对策
1民事纠纷刑事化概述
当“民事纠纷刑事化”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被提到时，它的含义并非是字面所表达的“民事纠纷引发刑事案件”这样一种趋势，而是特指一种近年以来常见于各地司法实践中的不正常现象。在某些民事纠纷中，司法公权力部门基于各种原因对一方当事人表现出强烈的偏向性，以不正常的刑事手段干预民事案件，并试图以刑事判决的方式解决民事问题，但最终并没有案结事了，反而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负面影响。在这些案件中，民事纠纷并非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偶然成就而转变为刑事案件，而是在人为的操纵下逐步向刑事案件发展。这种公权力的不当干预表明了“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实质是民事纠纷的“被刑事化”。
2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危害
民事案件刑事化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有部分原因在于其十分恶劣的负面效果，不仅涉及广泛的不同社会主体，而且影响深远，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将刑事手段运用于一方当事人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只是用强大的公权力暂时压制了纠纷。遭到刑事手段对待的当事人会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且很可能是人身自由与财产的双重损失，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必然想方设法进行自我救济。如果当事人从司法救济途径重获清白，那么就可以因为所遭受的刑事羁押提请国家赔偿。在制造冤假错案消耗了司法资源之后，过程势必再消耗一次司法资源，而支付国家赔偿还需要如此。若当事人无法通过司法渠道获得救济，或者因错误羁押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例如企业破产）就彻底沦为弱势群体，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选择持续性地上访，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还有另一种情况下，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当事人选择“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方法，同样恶意地利用司法手段打击对手，则矛盾冲突愈发尖锐，司法也变成了这个恶性循环里双方所使用的凶器。
2.2严重损害政府威信和司法的公信力
其次，司法机关用公权力为民事纠纷的某一方站台背书，很明显会严重地消解自身权威性。如果是少数工作人员为了私利干预纠纷，那么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显然遭到了破坏，在事后进行责任倒查时，这些人员都有可能因为司法腐败问题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是司法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违背中立原则而造成了刑事干预，很可能使其他外地投资者对该地区的司法环境作出负面评价。虽然在个案中，本地区的利益受到了格外的“照顾”，但从长远角度出发，这种行为对地方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2.3阻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除此以外，民事纠纷刑事化还很容易造成恶劣的示范效应，甚至变成一种思维定式。由于司法裁判具有终局性，比其他手段具有更明显的优势，当少数人通过举报或收买司法工作人员的手段使公权力介入民事纠纷，迅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后，其他遇到类似情况的公民难免不想用同样的手段解决问题。如果对这种趋势不及时加以遏制，对市场正常交易秩序产生的冲击非常巨大。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一旦民事纠纷可以肆意被刑事化，市场经济就无秩序可言，交易当事人对于交易后果的法律效力以及是否会触及刑法规定无法预期，而在交易中无所适从。”
3当前我国民事纠纷刑事化的根源
3.1民事纠纷刑事化自身的恶劣影响
民事案件本身具有复杂多样性，尤其是某些经济纠纷的边界与刑事犯罪存在模糊和交叉，要想对其进行恰当准确的分类在客观上具有较大难度。随着我国商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交易中使用的技巧也日趋复杂，在合同签订、资金使用等方面表现尤甚。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企业经营者有时可能会使用某些非传统手段达成商业目的，这些手段未必违反相关刑事法律，但与犯罪行为的区分却可能并不明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了误判而使得公权力不当介入，我们就不能笼而统之地指责司法人员“素质低下”，因为毕竟司法工作人员不是专业的企业经营者，但案件具有复杂性也绝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理由，这个客观事实能帮助我们对“民事案件刑事化”有更综合的认识。
3.2办案人员素质不高
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之间的法律界线比较明确，办案人员是否能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准确定性个案，这主要由其自身素质所决定。即使这几年我们国家司法执法队伍的整体水平和素质明显提高，但同时也存在个体的差异。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使一些经济纠纷越来越复杂，这就难免会出现因为办案人员判断失误而致使被“刑事化”。
3.3利益驱动
被刑事化的民事纠纷通常与个别人员、部门或者地方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对于某些地方而言，办案提成不单单是这些机关用来弥补经费短缺的重要渠道，也是增收、创收，提升部门福利的关键途径。受巨大利益的驱使，使得有些办案部门利用公权搞创收，插手经济方面的纠纷，人为地制造出经济案件。还有一些刑事化的经济纠纷是因为保护当地企业而产生的。所以，利益驱动是致使民事纠纷演变成刑事化的主要根源和直接原因。
3.4地方性保护主义
滥用公权用来谋取私利是地方性保护主义的实质。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地方性保护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民事纠纷的相关领域也是如此。所以，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经济纠纷的情况后，地方上的一些部门会感觉国有财产比较重要，随之而来的就是公权介入，通过刑事手段对民企进行处置。在商业领域的秘密纠纷案当中，也会出现地方的公安机关通过动用刑侦手段来帮助当地企业打击外来竞争对手的现象。简单来说，地方性保护主义已逐步成为其重点根源。
3.5在司法程序上存在漏洞
立案是司法程序的开始。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可能会对当事人以及他的财产使用一些强制性的侦查措施，而这些将会给被立案者的财产权力和人身带来直接影响。所以，应该慎重立案。
4有关民事纠纷演变成刑事化案件的矫正对策
目前，我们应该着重做好一下几点，以防止民事纠纷演变成刑事化案件。
4.1完善监督制度
建议增加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限，为了防止出现不应立案而立案的情况，将立案归纳到法律监督的范围之内，从源头上把好法律的关口，在发现公安机关与经济纠纷案件有交叉时，及时有效地给予纠正，规范公安机关立案活动，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杜绝随意立案现象的发生，从源头上避免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化案件。
4.2提高执法司法人员素质
经济案件的日益复杂客观上使得办案人员的办案难度有所增加。对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法律界线要进行严格区分，使得因为主观原因造成的被刑事化的情况有所减少，这就要求提高司法人员与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素质。首先，要提高准入标准，招录专业的法律人才，建设出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司法、执法队伍；其次，对现有人员要加强法律培训，熟悉经济与管理知识，掌握相关的司法解释和法律法规，以提高他们办理与经济相关案件的水平。
4.3破除“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
“先刑后民”的司法传统使得民事纠纷当事人通常会借助公权力来解决民事方面的问题，有些本来能够通过民事手段来解决的案子却走了刑事程序的道路。解决矛盾的最后手段才是刑法，惩治刑事犯罪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保障，应该最后进行使用，不应该比民事手段更早使用，所以，可以通过民事手段来处理的纠纷应该尽量通过民事办法去解决。纵然是民刑交叉案件，也要依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只有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和认识私权利和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使得“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被破除，才有望遏制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化案件。
参考文献
[1]王鑫.民转刑及的机理探析[D].武汉科技大学.2012
经济纠纷刑事化篇2
民事盗窃的缘起必须是基于民事或经济、行政纠纷，而不是一切矛盾或纠纷。例如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投资、合伙、入股、委托、酬金等民事纠纷，一方当事人为索要认为应得的本金、利息，或利润或应得其他财产而采用了盗窃手段，以逼迫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或者直接将所盗之财物处置或占为己有，以充抵其认为另一方当事人不交付的应属自己的财产或金额。除此之外，各种民事侵权行为，包括对一方当事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侵害，在纠纷形成未解决之前，有当事人不通过诉讼或其他正式渠道，而采用秘密窃取这种私力救济方式来补偿受损的权益。这些当事人的盗窃行为虽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不具备恶意占有他人财产归自己所有的主观目的，而是通过盗窃这种特殊方式来迫使对方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以恢复自己的财产或弥补自己的损失。换言之，当事人实施的盗窃是基于自己认为这些财产或者相当于盗窃财产的金额应当属于自己。这类因民事矛盾引起，行为没有刑法上的盗窃故意，无疑应当纳入民事盗窃范围，不能作为犯罪处理。除此之外，在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会引起民事赔偿，返还原物之纠纷。如原告遭受被告人人身侵犯，而行政机关不追究其责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侵害方被作为第三人出现。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因侵权赔偿而采取了秘密盗窃的私力救济方式。另外，原告和被诉的行政机关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因行政机关拒不承担责任，原告在诉讼之前或诉讼中采用盗窃相逼的手段，从而引发类似刑事盗窃的民事纠纷。但是不能把当事人之间所有的矛盾都看做民事纠纷、行政纠纷，从而逃避法律的处罚。例如当事人之间因互相谩骂引起的矛盾，因竞争关系引起的矛盾，因感情引起的矛盾，不存在财产纠葛的矛盾等，一旦实施了盗窃，就应作为犯罪处理，不能以此来推脱刑事上的责任。在区分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时必须首先界定当事人之间有无矛盾，什么样的矛盾，是否真正的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不能任凭当事人陈述有矛盾而统归于民事盗窃。对于不能归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没有财产纠葛的矛盾，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刑事盗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作为民事盗窃基础和前提的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必须有所限制。
二、如何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
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入股、借款等书面的协议及有关机关处理纠纷时做出的法律文书，当然可以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的存在。但生活中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行为并不能都是书面形式的。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书面约定而仅是口头协议。在发生盗窃后，一方认为是民事盗窃，另一方则称刑事盗窃，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最高院的这一规定，是法院认定口头民事合伙当事人之间具体法律关系的依据，但在民事纠纷引起的盗窃中，公安机关是否也应将民事纠纷存在的证明义务放到如此之高，统一适用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条件，值得探讨。
有这样一则案例。某甲和某乙在外地打工时认识，并成为朋友，某甲邀请某乙到自己所在县城合伙做电脑游戏生意，乙遂通过汇款和当面交付方式陆续支付甲人民币5000余元用于合伙购置电脑、租房等。二人共购置组装电脑5台，二人之间基于信任没有书面合伙协议。由于乙对甲县不熟，对外租房和雇工由甲负责。二人共同经营三月有余，乙又陆续支出各种费用2000余元，因生意不好，乙提出退伙退钱。甲不同意，当乙因故外出重回到甲县城时，发现甲已卖掉一台电脑。于是，某天凌晨，乘甲在屋睡觉之际（二人同居一屋），乙搬走三台电脑拉回自己家中。甲发现后和乙通话，乙证实此事。甲于是报案，经评估三台电脑价值8000余元，甲县按盗窃罪立案并侦查终结移交审查。乙辩称的合伙投资因没有书面协议甲予以否认，侦查机关取得了甲和乙之间关于汇款的短信记录，也调取了乙前女友关于甲、乙二人是合伙关系的证词，甲和二位雇员则证明不是合伙，是雇佣乙，但甲承认欠乙2000元钱，和乙之间仅是借款关系。从上述事实来看，如果按照最高院民事口头合伙的条件，则作为盗窃立案，追究乙刑事责任没有错误。但如此侦办此案，又确有疑点，存在一系列合理怀疑，会将事实真相掩盖，冤及无辜。毕竟，乙前女友证明合伙关系的证据存在，甲也至少认可借款关系。侦查机关仅凭乙前女友证据证明力弱，盗窃三台电脑价值远大于2000元借款为由请求审查是不妥当的。
我们说本案民事合伙的证据虽有不足，但认定民事纠纷存在证据是充分的，证明民事纠纷存在和证明民事合伙存在并不能要求相同的证明条件，二者必须区别对待。对于民事盗窃而言，只要有一定证据证明确有正当的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存在即可，甚至不需要优势证据。因为只要有民事纠纷，其民事纠纷如何解决各方证据如何支持自己的主张，就由法院来负责处理，证明不充分的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可。刑事侦查机关不负责也无须要求有关当事人必须提供优势的充足的证据证明经济纠纷中各方的具体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多少。本案中侦查机关已经取得了乙前女友关于合伙关系的证词，这些证据就足够说明经济纠纷的存在，故应将本案撤销按民事盗窃对待。
三、盗窃的数额与纠纷的数额对盗窃的性质有一定影响
盗窃罪主要是被害人的财产利益遭受非法侵害。一般来说，如果犯罪嫌疑人所有窃取的数额与双方经济纠纷的数额基本一致，则属于作为债权人的犯罪嫌疑人以非法手段索取自己的合法财产利益，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如果行为人所盗财物价值比所存债权数额略大一些，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抵折债权，则不宜作犯罪处理；如果所盗财物价值高于所存债权数额并且相差很大的，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当然，所盗数额接近或略高于债权数额，无甚争议，关键在于所盗财物数额远高于债权数额时如何认定,是不是一定就应作犯罪处理呢?这里，罪与非罪的认定应着重考察行为人主观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盗取了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且通知了被害人，或者行为人事后、事前向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作了报告，且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的目的在于抵押，迫使被害人承担责任，则无论数额多高，都应认定为民事盗窃；如果行为人盗取了远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但行为人当时并不知道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或者认为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和债权数额相当，行为人认为所盗财产可以抵充或抵押债权数额，事后经过评估，财产价值远高于债权数额，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明知，因此，也不宜作为刑事盗窃来处理。易言之，当所盗数额与纠纷的数额有较高差别时，民事盗窃与刑事盗窃的区分应以行为人主观认识为准，而不能依据事后财产评估。
四、民事盗窃向刑事盗窃的转化
如果基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实施了盗窃，而且被认定为民事盗窃不作为犯罪处理。那么，在受害人履行了相关义务，承担了民事责任后，行为人仍不返还所占有的财物，表显为一种恶意仍然或继续占有，这种情况下，认定民事盗窃的前提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已经消失，继续非法占有秘密窃来的财物该如何定性呢？是不是原先的民事盗窃已经转化为刑事盗窃？一般来说，民事盗窃事后能否转化为刑事盗窃关键要看行为人的这种故意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如果行为人事前就由蓄意通过秘密窃取被害人财物手段致使被害人偿还债权数额后，再恶意占有被害人财产不返还，那么，行为人盗取被害人财产就意图非法占有，这就符合盗窃罪的主观方面，应作为犯罪处理。相反，如果行为人继续占有所盗财物的故意是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才产生，则不能转化为刑事盗窃，而构成一种新的民事侵权，由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寻求解决。
五、作为民事纠纷或矛盾引起的盗窃，在量刑上应和普通盗窃相区别
普通盗窃案件，影响量刑的法定情节往往是数额、对象、后果、是否累犯及其他情节。另外，作为酌定情节的犯罪动机也会直接影响量刑。一般来说，善良的或者基于可以同情的动机实施的盗窃应当从轻处罚。作为民事纠纷或矛盾引起的民事盗窃，由于很多情况下，被害人自身确实侵犯了行为人的某些权益，即被害人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或者有混合过错。行为人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动机，才选择了秘密窃取这一特殊手段来进行维权。因此，这种动机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小，应当区别于意图恶意秘密占有他人财物的普通盗窃。再者，这种盗窃的社会危害性，主要来源于选择维权的方式不当，因此，从后果上讲也应当从轻处罚。但是，对于事前有故意，秘密盗取被害人财产，逼迫被害人承担责任后，继续占有财物的盗窃行为，则不具有善良的动机，应和普通的盗窃同等对待，不能以民事纠纷为由从轻处罚。
摘要：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是两种完全不同质的行为，现实中很多司法人员发生误判。民事盗窃虽具有刑事盗窃之形，实为民事纠纷的特别形态，不具有刑事盗窃的故意和实质。正确认定和区分两者，必须注意纠民事纷的内容、范围、数额和主观方面，在量刑上也应适当从轻。
关键词：民事盗窃；刑事盗窃；认定；区分；量刑
经济纠纷刑事化篇3
关键词：刑事纠纷；恢复性司法；机制；平台
一、我国刑事纠纷及其解决的现状
我国目前的刑事纠纷逐渐呈现出数量不断激增、向城市集中、由经济利益引发的刑事纠纷比重不断上升等特征。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主要归因于外力的推动而非内因，社会转型偏于急促和迫切，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以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为摹本和目标并通过国家强力推行和制定成文法的方式进行。因此，一方面刑事司法制度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利益的影响更为集中和剧烈，并导致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刑事纠纷数量更多，种类更广，爆发更集中，涉及面更宽，因而刑事纠纷解决的难度也就越大；另一方面，临摹的刑事司法制度因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对接中国的“乡土社会”，造成相当数量的刑事纠纷游离于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之外而寻求其他各种渠道进行处理。
我国目前的刑事纠纷解决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刑法的规定。除了刑罚以外，我国刑法还规定了一些非刑罚处罚方法，例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应当说，这些包括赔礼道歉和赔偿被害人损失在内的规定有助于加害人羞耻心的建立和被害人健康心理的回归。
二是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的规定。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由被害人提起自诉的制度。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取代检察机关成为法庭上与被告人相对抗的一方，此时的刑事案件与刑事纠纷合二为一，刑事纠纷成为法庭审理的中心。另外，我国法律还规定对于告诉才处理和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调解，这种合意型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助于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化解。
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允许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且附带民事诉讼适用调解。
再次，刑事诉讼法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明确规定被害人是当事人。不仅扩大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被害人在诉讼程序中被边缘化和工具化的状况。
最后，刑事诉讼法还赋予检察机关对于一些轻微犯罪可以通过要求加害人向被害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作非罪化处理。实践中，诸如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盗窃、职务侵占等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当加害人承担了对被害人的补偿且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等责任后，检察机关酌情做出了不的决定，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又为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二、对我国刑事纠纷解决现状的反思
虽然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有助于刑事纠纷解决的条款，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刑事纠纷解决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对诉讼程序的影响非常有限，被害人也难以获得赔偿以弥补犯罪对其造成的损害，这都为最终刑事纠纷的解决蒙上了阴影。
首先，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利益被安排在国家惩罚犯罪的利益之后，而国家实践惩罚加害人的利益往往会忽略甚至牺牲被害人的利益。
其次，被害人的精神损失无法弥补。一方面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另一方面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也没有为加害人和被害人提供机会进行沟通或者恢复关系。
第三，我国没有完善被害人国家补偿和救助机制，导致因加害人经济条件等原因导致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其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影响长期难以消除。
最后，受我国传统“和”文化及多民族特点的影响，仍有为数众多的刑事纠纷通过私了或者各民族的习惯法等非正式渠道来解决。
三、影响刑事纠纷解决效果的具体原因分析
虽然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具有解决刑事纠纷的正统与法定地位，但由于难以对接中国传统以及在程序制度的具体设计上存在的缺陷而难以有效解决刑事纠纷。具体而言：
第一，随着刑事诉讼程序的发展和保障人权理念的深入人心，我国在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意见中，基于犯罪嫌疑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的尊重和承认，设置的无罪推定[2]、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基本原则强化了现行刑事司法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与国家之间的对抗程度，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起了鼓励犯罪嫌疑人逃避罪责的作用；近些年又衍生出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制度规则意在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力，但却在客观上为真正的犯罪者提供了更多逃避罪责的机会。在这样的对抗过程中，被告人否定国家对其指控的同时也关闭了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进行交流并向被害人承担责任的窗口，不利于刑事纠纷的解决。
第二，虽然我国在刑诉法中提高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是由于被害人并非刑事诉讼程序的重点保护对象，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程序保障与被告人相比少得可怜。甚至在有些案件中，有时为了保护被告人的人权甚至可以牺牲被害人的利益，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例如，笔者承办的一起猥亵儿童案件中，当询问被害人具体猥亵的问题，小女孩就痛哭不止叫妈妈。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是否将被告人处以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就可以抚慰其心中的伤痛呢？在另一起猥亵儿童案件中，法院既没有通知被害人出庭，也没有及时向被害人送达判决书。将被害人完全排除在庭审之外，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而言，缺少了一个“减压阀”的宣泄途径。另外，一旦被告人的需要和权利不能满足，动辄就被上升到人权问题，而比比皆是的被害人的需要和权利不能满足的情况则是习以为常。[3]显然，被害人的地位虽然已有所提高，但是其边缘化和工具化的性质并没有彻底改变，亦影响刑事纠纷的解决。
第三，刑事纠纷解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消除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但是现行的对抗性刑事司法制度不但忽略了处理刑事纠纷的目的，相反可能恶化刑事纠纷中双方的关系，为刑事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埋下危险的种子。首先，加害人在与国家的对抗中矢口否认其罪责，致使被害人认为加害人对其犯罪毫无悔意或者羞耻感，从而加深被害人对加害人的愤恨。其次，在现行刑事诉讼程序中，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地位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局面且相差悬殊，亦加剧了被害人被害的屈辱感和不平感。最后，在诉讼过程中，目前制度的设计可能使得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也容易激化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关系。正是针对目前这种对抗式的刑事诉讼缺陷，英国司法改革才提出了“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合作”的口号。[4]
第四，私了、少数民族习俗习惯法等民间方式虽然在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纠纷主体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而有助于刑事纠纷的解决，但是由于难以彻底保障权利以及非规则性等缺陷而始终无法为国家法律制度所认可，甚至被制度所禁止。
在如此逼仄的环境中，大量刑事纠纷并没有随着犯罪行为的处理而得到解决，而是犹如“鬼魅”一般游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带来各种消极的影响。
四、基于恢复性司法的路径考察
笔者认为，刑事纠纷的解决最基本的要求至少应达到双方都不心存愤恨的效果。同时，刑事纠纷的解决应对纠纷主体以外的主体以及在时间维度上产生积极的效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最大程度上吸纳特定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司法过程，以求共同的确定和承认犯罪所引发的损害、由该损害所引发的需要以及由此引发的责任，进而最终实现最大程度的对于损害的补救[5]。这也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核心所在。
恢复性司法认为，刑事纠纷中的被害人在现行主流刑事司法程序中常常容易被忽略、遗忘甚至被侮辱了[6]，因此，要求参与各方亲身参与司法程序，通过沟通、对话恢复，重建秩序。这不仅有助于增加被害人掌控自身命运的自信，而且不至于因为被侵害而丧失对环境的安全感。同时，被害人有机会叙说受害经历的体验，减轻和摆脱受害造成心理阴影。
对于加害人来说，恢复性司法的对话模式为其悔罪和弥补犯罪造成的损失提供了一个机会，并能够减轻对其刑罚甚至做非罪化的处理，避免了短期自由刑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对加害人的影响，促使加害人尽快重新回归社会，防止了加害人的重新犯罪；对于被害人来说，恢复性司法的对话模式使被害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加害人方的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从而有助于被害人能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于国家和司法机关来说，恢复性司法的模式能够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这一方面表现为减少审前羁押和短期自由刑，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恢复性司法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以补司法资源的不足。[7]
另外，有学者认为，“在长期内解决犯罪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推行一项广泛的社会改革，以缓解诱致犯罪的因素。”[8]而恢复性司法模式的适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社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排除一些造成刑事纠纷的诱因，控制刑事纠纷发生的环境条件，最终推进犯罪控制社会体系的建立。
通过增加公众的参与，了解社区的刑事纠纷形成的诱因，并相信刑事司法体制能够为社区提供有效的服务，努力把法庭变成公众易接受的地方[9]。同时，恢复性司法的模式可以达到刑事政策的相关目标即解决纠纷中的不协调关系，重建社会和谐。
结合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检察机关相对不制度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实际情况，我国在构建恢复性司法的过程中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的侦查，（包括衡量相对不及量刑建议的过程中）、审判和执行等各个阶段创立一个健康有效的平台，同时当恢复性司法的沟通双方无法达成合意时及时恢复刑事司法程序作为刑事纠纷解决的最后底线。另外基于我国多民族，幅员辽阔等特点在采用恢复性司法模式时应充
分利用现有的本土资源，可借助人民调解委员会，乡镇法律事务所、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扩大其适用范围，将其引入现有的刑事司法系统。具体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流程大致可以依下表操作：
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刑事纠纷的解决模式并非完美无缺，其使用的案件范围较为有限；对话和解过程缺乏正当程序的保障有可能侵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等等都将会限制我国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挺：《刑事纠纷：一个概念的解析》，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1期，第91页。
[2]无罪推定原则亦在1996年修订的刑诉法中予以明确。
[3]郭建安主编：《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4]何挺：《证人保护与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冲突与权衡》，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3期。
[5]李富强：《恢复性司法的根本原则》，载王平主编，《恢复性司法论坛》2006年卷，群众出版社，第13页。
[6]【美】霍华德·泽尔著，章棋等译：《恢复性司法》，载《第六届费彝民法学论坛刑事一体化暨恢复性司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9页。
[7]参见宋英辉等：《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
经济纠纷刑事化篇4
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经济纠纷刑事化篇5
【关键词】社会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司法探索多元化解决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当今社会，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影响，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相互牵扯，体制改革、企业改制、政策转型、社会结构变动、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不断产生大量的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既有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富”和“后富”之间的矛盾；也有因经济社会转轨造成的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分配的矛盾；还与我国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和社会保障救助等政府职能不到位有关。
目前，民间纠纷的主体更多地由公民与公民之间，向公民与经济组织之间、公民与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扩展；民间纠纷的内容也由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婚姻、继承纠纷或邻里之间简单的侵权、债务纠纷，发展为合伙投资纠纷、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安全事故纠纷、城市建设噪声扰民纠纷、物业管理纠纷、拆迁征地纠纷、村务纠纷等等，这些纠纷在总体上呈现出非对抗性质的矛盾纠纷。
随着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矛盾纠纷日趋错综复杂；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纠纷矛盾冲突表现的形式和外在激烈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化解这些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的手段和方式也必然有所差异。经过长期的实践，我国逐步形成了包括诉讼、仲裁、行政处理、调解等涵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该机制中，各种纠纷解决方式首先可以各自独立运行，而且在功能和体系上可以互补衔接，形成动态的程序体系和运作调整系统，得以满足不同性质、类型和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多元化及冲突的复杂性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社会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迫切要求。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司法探索
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以“仲裁”和“调解”为主要组成部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因其具有灵活性的优势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但因其不确定性又使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规范性的要求。为了克服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充分发挥其优势，经过近年来的逐步探索，我国有针对性地把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纳入了法律规范化的轨道，目前已基本实现与诉讼的良好衔接。
200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对各类调解和仲裁与诉讼的衔接进行了规范，允许当事人申请确认和执行调解协议，克服了调解协议不能直接作为执行依据的不足，进一步推动了调解在民事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作用。2011年1月，《人民调解法》实施，该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人民调解与诉讼的衔接。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确认和执行人民调解协议的程序依据，从而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在技术层面的衔接。
面对日益增多的繁复的社会矛盾和由此产生的化解需求，司法机关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从未停止。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指出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进一步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机制。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的司法解释，对完善调解工作制度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在民事审判领域，多元化纠纷解决主要体现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在刑事司法领域，则表现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提出和贯彻。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刑事审判中也必须重视社会矛盾的化解，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各地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探索，比如尝试刑事和解制度、引入社区矫正等。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完整、系统。虽然近年来《人民调解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人民调解与诉讼的衔接在法律层面已经没有问题，但人民调解、仲裁等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方式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具体的分工和作用的领域仍不清晰，存在着程序设计和职能替代上的重复，导致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比如，医疗事故纠纷解决中既有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又可以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司法鉴定，在当事人之间认为造成了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冲突和不信任；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首先是要进行劳动争议的仲裁，不服仲裁后还可以继续向法院，造成了仲裁和诉讼的重复。法律程序设计上的不完善是造成近年来医患矛盾、劳资纠纷等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要实现的社会目标尚不够清晰。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探索应当以“为民”、“人本”理念为基础，以能否体现人民根本利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作为优劣判断的重要标准。在司法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背景下，实践中很难界定何为司法应当追求的社会目标，何为政治应该实现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正确理解“为人民服务、为大局服务”的精髓、深刻领会司法人文关怀和司法社会矛盾化解功能的内涵，否则就会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产生消极影响。
灵活调解与依法调解之间的冲突依然未得到很好的平衡。注重灵活性、不拘泥于法律法规是人民调解的独有优势，而依法调解是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如何平衡好“灵活”与“依法”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同时，因为必要的上位法依据缺失，地方司法机关进行的某些探索是否突破了现有法律仍存在不少的质疑。比如，各地法院开展的委托调解在《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刑事诉讼法》中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地方司法机关实践中各自为政造成司法不统一。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积极发挥司法能动性，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对纠纷化解方式尝试了多种多样的探索。各地司法机关的实践经验值得肯定，但也应当注意由此带来的对司法制度统一性的冲击。以刑事和解为例，有的法院主张只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被告人真诚悔罪，即使是故意杀人案件，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而有的法院则认为只能在轻微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这种情形对司法制度的统一性产生了消极影响，对司法机关在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过程中起到了负面作用，终将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坚持以法治为轴心，完善相关立法。笔者建议在《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在原则部分加入符合“为民”、“人本”理念的规定。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明确引入成熟的、正确可行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另一方面，各地法院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主动依法化解当地社会矛盾纠纷，做到既合法理又兼顾情理。
强化和发挥各种调解方式的功能和作用。对现有的诉讼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人民调解与行业调解进行合理的分类分工，实现各种调解方式之间的有机过渡和衔接，同时在调解过程中，既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但也必须要坚持依法调解的原则不动摇。笔者建议，建立由政法委综治办、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单位参加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联席会议机制，针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可变性、动态性、复杂性的特点，互通信息、通报案件、分析探讨，使各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掌握矛盾纠纷调处情况，增强对未来事态发展的预见性，以便有利于采取有效的矛盾疏导和防范措施。
集中优势司法资源，群策群力，不断推进涉法涉诉案件的有效解决。当前我国的案件中，涉法涉诉案件占有较大比例，这部分案件的有效化解，无疑是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功能实现的重要体现。要提前预防苗头，及时化解当事人积累的怨气，不断完善工作责任制度，搭建形式多样的沟通平台，把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和解决纳入法制化轨道。
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情报信息网络。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通道，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并将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纳入政务督查范畴，及时催办督办并定期通报。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报送和分析反馈机制，积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分析治理，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发展动向，对各类动态信息进行汇总梳理，及时分析预测并作出快速反应和处置，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领导科学决策、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参考依据。
经济纠纷刑事化篇6
[关健词]经济犯罪经济纠纷财产犯罪辨析
女企业家兰州赢得官司青岛被判无期引发争论。四五年前签下几份合同，甘肃女子乔红霞在甘肃两级法院打赢了与青岛澳柯玛公司间的经济纠纷案，争到了1500多万元的偿还款。然而两年后，乔红霞在青岛中级法院被指控变造、伪造这些合同，以刑事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究竟是经济纠纷还是刑事犯罪，笔者下文将予以探讨：
一、经济犯罪概念
关于经济犯罪概念，我国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活动或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行为，或表现为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行为。总之，经济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二是狭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就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生活、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上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笔者赞同马克昌教授的观点，即“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法规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经济纠纷概念和财产犯罪概念
经济纠纷是指经济活动中，各民商事主体由于各种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经济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因而经济纠纷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是赔偿责任，经济犯罪是须要制裁的犯罪行为，旨在预防和抑止犯罪，故责任是惩罚的承担，而是损失的赔偿；经济纠纷等民事案件，法院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如当事人不愿提讼，法院都不得主动介入。这与经济犯罪案件存在着最大差异，依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立案侦查，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报案、控告、举报、扭送、自首等多种受案渠道，而且还明确了不允许有不作为及放纵犯罪渎职行为发生。由于刑法规定的刑罚具有明显的副作用，所以作为民法我们充分保护某种合法权益时，才有刑法保护，于是刑法具有补充性，而民法并不具有补充性。
财产犯罪指侵犯财产罪，是指故意非法占用、挪用、毁灭公私财产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侵犯财产罪的构成特征，即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占用、挪用或者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既有一般主体、也有特殊主体，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主要有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活经营罪的概念、构成特征、认定这些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被罪的界限以及这些罪的法定刑。
三、经济犯罪区别于经济纠纷、财产犯罪的主要特征及三者辨析
1.经济犯罪的主要特征
(1)该类犯罪的侵害的客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是该类犯罪显要的特征。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件，是划分经济违法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如果一种行为虽然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但还没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那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在市场经济运行或经济管理活动中进行非法经济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该类犯罪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大部分是经济犯罪，都可以由单位构成。
(4)该类犯罪的主观方面，绝大多数都表现为故意，其中一部分犯罪还具有牟利、非法占有等目的。
2.三者区别及相关案件探讨
实践中某种行为究竟是经济纠纷还是刑事犯罪，刑事犯罪是经济犯罪还是财产犯罪，不是一件容易区分的事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常常相混淆。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以查处诈骗等解决犯罪案件为名，直接插手干预一些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情况时有发生。为此公安部曾下发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通过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界限，决不能把经济纠纷当作诈骗等经济犯罪来处理。一时难以划清的，要慎重从事，经过请示报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当处理……”
那么如何来区分是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笔者认为首先要从概念中把握准确，紧扣民事刑事实体法，这是我们区别二者的基础。要搞清楚一些概念，如民事欺诈，民事欺诈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合同欺诈，是以欺诈行为以达到欺诈目为目的，以合同为手段，以合同的订立，履行为途径不公开地获取他人财产的行为。与经济欺诈应当说主观上存在明显的故意，二者的区别在于主观恶性的大小及其社会危害程度。合同欺诈是一种当事人的故意，这种故意并不是一种非法占有为直接目的的故意，其恶性要低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经济欺骗。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1.以骗取钱财为签订假合同，钱款都手后，毫无履行职意，这是合同欺骗，而在虚构过程中，一方弄虚作假骗取信任，目的是签订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同。但仍希望通过合同履行获取利益，应为合同欺诈。2.利用虚假合同，骗取对方货款，供自己从事其他活动，而并不履行合同，而且开初就不是为了真正地履行合同，希望通过其他方面盈利后还款，这种行为是典型的民事侵权违法活动。因其主观恶性尚不足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尚不足以定罪。
有些案件双方从各自角度出发，本是一起民商事纠纷案件，受害方为了最大限度挽回自己的损失，不惜违背案件的事实，想方设法将案件当作刑事案件来报案，本是一起刑事案件，由于受害方法律知识的欠缺和保护意识方法的匮乏，可能当作民商事纠纷案件来提讼。
例:乔红霞案件：乔红霞，今年37岁，甘肃秦安人。1997年3月至99年6月间，乔红霞以甘肃海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签订数份购销合同，为澳柯玛集团在兰州、秦安等地销售家电。合作过程中，双方因货款及返利问题产生纠纷。1999年10月，澳柯玛集团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乔红霞偿付货款600余万元。后该案转由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00年3月，乔红霞以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欠其返利款为由，向兰州中院提起民事诉讼。同年5月，兰州中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偿还乔红霞多付的货款、折扣款其返利款共计1557万元。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二审法院于同年11月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青岛中院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发现，乔红霞向该院提交的合同中有编造、添加的嫌疑，于是将案件移交青岛市公安局展开刑事侦查。2002年11月5日，乔红霞被逮捕。2003年11月，青岛中级人民法院以欺骗罪判处乔红霞无期徒刑，并处罚金500万元。乔红霞不服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院。此案经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4日作出裁定，撤销青岛中院对乔红霞的有罪判决，发回青岛市中院重申。为避免司法公正受地方保护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乔红霞案由天津司法机关管辖。后经过两次补充侦查，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乔红霞不构成犯罪，不符合条件，将案件退回青岛公安局。2005年10月14日，乔红霞被青岛警方从天津押回青岛。同年12月14日，青岛公安局对乔红霞的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今年6月14日，公安局又将监视居住变更为取保候审。
乔案引起了包括法学专家在内的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专家认为，同一事实，不可能既属于民事纠纷，又属刑事犯罪。这是百姓看来都极为简单的道理，而在一些权力机关却成了不解的难题。这其中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公权的滥用。个别权力机关把法律赋予的权力无限放大；二是一些执法者把法律当成他们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三是地方保护根深蒂固；四是权力机关拒绝接受各方监督；五是不尊重人权。专家还注意到：2002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认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曾明确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认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00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伪造证据通过诉讼获取他人财物的认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也明确指出：“该问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认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已经明确。该答复在起草过程中已征求了我室意见。你院（人民法院）在审理此后发生的有关案件时可参酌适用该《答复》的规定。”对此，专家们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是非常正确的，并指出：最高人员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认为当前我国对诉讼诈骗不宜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主要是考虑到在当前我国的司法领域中地方保护主义还比较严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事实上也很担心地方公安司法机关滥用刑事追究手段肆意生效的民事判决，从而进一步给地方保护主义可乘之机。
直到2008年初记者才获悉，备受全国关注的“乔红霞案”有了新进展，青岛市公安局已于2007年6月13日解除了对乔红霞的取保候审，羁押5年之久的乔红霞终于重获自由。
行为是经济犯罪还是财产犯罪，如普通欺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需要加以区分。区分的关键还是在侵犯的客体和客观行为表现方面不同。财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占有、挪用或者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而经济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在市场经济运行或经济管理活动中进行非法经济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一些劳务诈骗虽然也签订了劳务合同，从客体和客观方面去分析，应定诈骗犯罪而不是合同诈骗罪。当然经济纠纷与财产犯罪的区别也是通过客体和客观方面进行分析的。
例:2005年至2006年3月，张某购买了李某的水泥，张以水泥质量问题为由，欠下李某水泥货款14.2万元，李某多次催要不成，2006年9月4日11时许，双方在某茶楼协商未成，李某不顾张某阻拦将张某本田轿车开走。该案应属于债权债务纠纷，公安机关应做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建议报案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抢劫罪必须要具备主观和客观要件的统一，债权人占据债务人的汽车，其目的是为了索债，其客观目的不是为了占有其财产。实践中同类事情很多，债权人往往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维护自身权益。对此，一些基层办案单位在接到报案后，对其应如何处置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认为属于债权债务纠纷，属于民事案件，公安机关应不予立案，有的却立了案。
当然实践中有许多经济纠纷案件同时涉嫌经济犯罪，也就是常说的刑民交叉案件，由于本文章篇幅所限，就不再展开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掌握好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那么就能够更好地处理刑民交叉案件。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2]高铭喧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经济犯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经济纠纷刑事化篇7
1、文化程度低的作案多。我们抽查的42起案件的55个被告人中,文盲45人,占81.8%;初中以下文化程度8人,占14.5%;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人,占3.6%.
2、25—50岁的成年人多。55个被告人中,25—50岁的成年人41人,占74.4%;25年以下的11人,占20%;50岁以上的3人,占5.45%.
3、基本上都是农民。55个被告人中,农民53人,占96.4%.;职工仅2人,占3.6%.
二、伤害案件发生的特点
1、伤害案件多发生在本村的邻里亲戚之间,有些甚至发生在父子、兄弟、姐妹之间。抽查的42起案件中,属上述情况的占39.5%以上。
2、春季因宅基纠纷导致伤害案件发生的较多,这些案件往往因一砖半瓦之争就因起纠纷,甚至械斗。据审查,这一时间发生的伤害案件,因宅基纠纷引起的占37.9%.
3、夏、秋农忙季共因农田管理引起纠纷导致伤害案件发生的较多。
4、冬闲季节,因酗酒、婚姻、买卖等因起纠纷导致伤害案件的较多。据调查,这一时间发生的伤害案件中,当事人因酗酒、婚姻买卖纠纷等因起的占72.8%.
5、因小事处理不当而导致伤害案件发生的占绝大多数。近年来邳州市发生的伤害案件,有的仅由几元钱一张的电影票引起,有的则只为一只几毛钱的手电灯泡,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小事,却发生了人死财损的结果。据调查,此类小事引起伤害案件的占发案总数70%以上。
6、为“争一口气”而逞好汉引起的伤害案件占一定比例。据统计,这一类型的伤害案件占24.8%.
三、伤害案件上升的原因
1、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着提高。但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从干部到农民整天说的和做的,就是如何发家,如何致富,面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则放松,以致农民的集体观念,“为人”观念有所淡化,“为已”观念却大大强化,他们把个人利益看得过重,往往为了一寸大地、几棵庄稼,都不惜抢刀舞棒,以死相争,致使一件又一件伤害案件的发生。
2、基层干部法治意识淡薄,调解组织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基层干部,特别是治保、民调干部中还一定程度地存在不负责任一推了之和不想管、不敢管的现象,一些民事纠纷发生后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致使当事人双方积怨加深,矛盾愈加激化,最终导致伤害案件的发生。
3、司法工作中一定程度地存在打击不力问题。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或重伤死亡的,都是刑事犯罪行为,除对被害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外,还应受到刑罚处罚。但因这类案件多发生在亲朋邻里之间,且案件发生后,往往双方当事人都千方百计找关系,托人情。被害一方往往把着眼点放在经济赔偿上,提出只要能满足其索赔要求,判刑不判刑,或判轻判重都无所谓。而被告一方,往往表示愿意适当多赔些钱,但必须以不判刑或判缓刑为条件。有些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往往片面强调调解,认为这是化干戈为玉帛的事,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利。因此,往往是只要被告一方能拿出一定数量的钱给被害人,则不分被告人犯罪的动机,情节和后果,一律予以判缓刑。这样做的结果,既丧失了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也不利于遏止此类案件的发生。
4、法制宣传不深入。大多数农村地区,某村只是为只有在应付上级检查时才刷了两条标语,搞搞形式,走走过场,上级下发的宣传书籍和法律读物,放在村部却生了霉。造成了群众不学法,不懂法,法制观念极其淡薄。
四、几点对策
1、各级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要在搞好经济工作的同时,积极探索新时期搞好农民思想教育,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切实做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树立讲团结、顾大局、互相帮助,共同致富的好风尚,减少和杜绝伤害案件的发生。
2、各极调解组织要注意发现纠纷隐患并及时处理,避免矛盾激化,通过做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把大量的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3、不断加强基层调解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的培训,使他们能及时、妥善,公正地调处纠纷。对那些不负责任、素质不高的人员要及时调整、更换。使他们确实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经济纠纷刑事化篇8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刑事司法领域出现的“破财免灾”现象主要表现为刑事“私了”、“以罚代刑”及刑事和解。各种形式的“破财免灾”现象虽产生原因各异，但均具有共同的社会背景，凸显着犯罪被害人合法物质损失难以得到有效弥补的司法现状。“破财免灾”虽能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但也易削弱刑罚所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故我国刑事司法机构应不断完善刑事司法信息公示方式以引导社会民众正确认识“破财免灾”现象。
“破财免灾”是指被刑事指控者本人或其亲友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从而使被刑事指控者得以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在现实生活中，“破财免灾”现象表现形态各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也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快速
一、“破财免灾”现象的表现形态
虽然赎刑制度自清未制律时被废止，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各种形态的“破财免灾”现象，其主要表现形态如下：
（一）刑事“私了”
刑事“私了”作为目前我国刑事纠纷的一种处理方式，是指在涉嫌某种刑事犯罪案件中的纠纷双方自行协商或在第三方调解基础上协商解决业已发生的某种刑事纠纷。现实生活中的“私了”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纠纷一方或双方所实施的某种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2．纠纷双方均排斥公安司法机关的介入，自行协商或在第三方调解基础上进行协商并达成某种协议；3．纠纷一方从对方处直接获得了相当或大于所受损害的物质利益，并承诺不再要求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对方的相关刑事责任；4．涉嫌刑事犯罪方暂时逃脱或不再受国家法制裁。
（二）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以罚代刑”
“以罚代刑”是指地方基层行政机关（包括基层公安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行为不立案或不移送检察机关处理，自行依据行政法规进行行政处罚以代替刑事处罚。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行政执法的主动性，其行政程序的发动一般在刑事程序发动之前，这就使得一些严重违法涉嫌犯罪的经济、治安案件，首先进入的是行政执法程序。行政执法部门因诸多原因通常将大量应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只作为一般行政违法案件予以行政处罚结案，以罚款代替刑事制裁，从而导致“以罚代刑”现象在经济、治案案件处理过程中十分普遍。[1]现实生活中的“以罚代刑”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以罚代刑”所处理的涉嫌刑事违法行为起初通常表现为行政违法或经济违法行为；2．基层行政机构所实施的“以罚代刑”通常逃脱了当地检察机关及上级行政主管机构的监管；3．涉嫌刑事犯罪者通过承担行政责任方式来逃避刑事惩罚。
（三）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指符合某种条件的加害方通过赔偿、忏悔等行为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司法机关应被害人要求或在征得被害人同意下对被刑事指控者依法从宽处理从而终结案件。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包括：1．告诉才处理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自诉人与被告人间的自行和解。这种和解被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法规所认可；2．我国部分地区试行的公诉案件刑事和解。我国部分省、市、县级政法部门或公安司法机构结合本地刑事司法实践已陆续出台一些关于在轻伤害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最初主要适用于告诉才处理案件、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自诉案件，现已逐步扩展到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以及在校大学生涉嫌的公诉案件。[2]刑事和解司法模式在我国适用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1．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积极推行者是人民法院，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积极推行者主要是各地检察机关。很多检察官、法官似乎更愿意将和解协议的达成交由加害方与被害方自身，或者委托一些社会调解机构代为调停。在和解协议达成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是经济赔偿数额和标准方面。[3]被害方就其所遭受的物质、精神损害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意的经济弥补通常是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必备条件之一。2．被刑事指控者通过刑事和解得到从宽处理，主要表现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对已取得被害方谅解并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犯罪嫌疑人不起诉，或者起诉后建议人民法院从轻判处；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对已取得被害方谅解并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被告人从轻或免除刑事处罚，即“赔钱减刑”。
二、“破财免灾”现象产生的现实社会背景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非空穴来风，自有其产生的缘由。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上述“破财免灾”现象，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有：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金钱的作用被无限扩大
人依赖于物质而生存。金钱作为一种物质符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常被广大民众作为衡量工作成绩、能力甚至是个人价值的标准之一。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大多数纠纷均可用金钱解决。我国古谚便有“有钱能使鬼推磨”之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万能媒介作用的金钱因其物质符号属性已经被我国立法机构作为制裁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一种重要工具。经济惩罚条款在众多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中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同时，金钱在司法领域内的媒介作用日益明显。经济赔偿作为纠纷一方或各方在解决各种纠纷时通常所希望、也是人民法院在处理各类纠纷时经常采用的一种纠纷处理方式。在刑事司法领域亦然。现实生活中，有相当部分被害人在请求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加害人的同时更加希望自己所遭受的物质损失能得到有效弥补。被刑事指控者或其亲友通常也愿意以适宜的对价（通常表现为支付被害人一定数量的金钱作为赔偿或精神抚慰金）来替代被刑事指控者全部或部分刑事责任。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范也明确将被刑事指控者本人或其近亲属对刑事被害人的赔偿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刑事被告人认罪、悔罪表现之一。
（二）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在现实生活中通常难以得到有效弥补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刑事被害人因他人犯罪所遭受的合法物质损失主要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方的赔偿来进行弥补。由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及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缺陷导致现实生活中有部分被害人的合法物质损失得不到有效弥补。[4]为一定程度地抚慰刑事被害人，200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法院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并努力使被害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目前少数地方法院或检察院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单独或联合当地其他部门出台一些关于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救助的地方性文件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5]但因尚无统一立法，目前各地做法和措施参差不齐，救助范围、标准及程序等均不尽相同。受财力所限，各地实施的国家救助制度中都规定着严格的救助条件。现实生活中，刑事被害人申请当地法院或检察院实施国家救助获取成功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因“僧多粥少”，目前各地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均为象征性、一次性救助，只能解刑事被害人的“燃眉之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遭受重大物质损失的刑事被害人贫困处境。[6]
（三）刑事案件发生率的持续升高与有限刑事司法资源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使得基层刑事司法机构不堪重负
古人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见《论语·季氏篇》）。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促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一定程度地导致社会矛盾冲突日益加剧。近几年来，我国刑事案件发案率持续升高。“2003年至2007年，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232616人，提起公诉4692655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0.5％和32.8%。”[7]“2008年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952583人，提起公诉1143897人，分别比上年增加3.5％和5.7%。”[8]为应付“诉讼爆炸”，措施之一便是在增强现有司法人员业务素质的同时增加司法人员编制。但增加司法人员编制必然导致司法资源投人增大。由于目前我国司法资源供给主要来源于司法体制外部，[9]受制于同级政府和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司法资源的同比投入通常难以得到同级政府保障。“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案件数是1978年的19.5倍，在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案件类型更加多样，处理难度越来越大，但人员数量仅增加了1.68倍，案多人少的矛盾日趋突出；一些法院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层法院办案经费短缺、人才流失、法官断层等现象依然存在。”[10]我国人民检察院“基层基础工作仍需加强，一些地方检察院办案力量不足、中西部和贫困地区基层检察院经费短缺、人才流失、检察官断档等问题依然存在。”[11]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现状迫使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人员疲于工作，无时间和精力及时“充电”以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及能力。同时科技的发展导致犯罪形态日益复杂化，进一步加剧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人员处理刑事案件的难度及压力。
三、“破财免灾”现象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评析
一定的社会背景孕育着某种社会现象。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必将影响着现行社会的运行。“破财免灾”现象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影响及作用评析如下：
（一）及时缓解刑事纠纷双方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现实生活中，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或提起刑事自诉的目的通常有二：满足报复心态和请求物质损失弥补。“破财免灾”一方面可使被害人的合法物质损失得以充分、有效弥补以避免被害人陷入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同时也可一定程度地抚慰刑事被害人，淡化或削减其内心的报复欲望，避免刑事被害人成为潜在的犯罪行为人，及时修复原本存在的某种亲善关系或缓和纠纷双方间的紧张关系，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另一方面也可使加害人不脱离社会或尽早回归社会，避免加害人在管理不善的羁押场所成为犯罪学校的学员。“一般认为，往往成为问题的是，收容机构是犯罪学校，犯罪者不但改造不了，反而学会了新的犯罪技能或者收容时成为朋友关系，因而妨碍从新做人，其结果表现为再犯。”[12]另外对刑事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弥补通常意味着加害方一定数量的物质损失。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钱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因弥补刑事被害人物质损失所遭受的金钱丧失能一定程度地抑制加害人因实施犯罪尤其是伤害犯罪所带来的愉悦感，可一定程度地预防其再次犯罪。
（二）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所谓司法资源是指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社会纠纷或矛盾所需的人、财、物等物质财富的总称。效率乃司法的理想价值目标之一。罪犯的主观恶性有大小之分，其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也有轻重之别，因此采取多元化解决方式来处理不同形态的刑事纠纷以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乃当今法学界、司法界的主流观念。“破财免灾”可一定程度地缓和近些年来刑事案件发生率的持续升高与有限刑事司法资源间的冲突。这是因为：刑事“私了”、“以罚代刑”能有效地阻截一部分刑事纠纷进入司法程序，[13]当然可节省处理这些刑事纠纷所消耗的司法资源。“刑事和解”通常可使刑事被害人与加害方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可一定程度地节省司法机关继续处理民事赔偿纠纷所消耗的司法资源。
（三）易削弱刑罚所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
世间万事万物皆利弊相随。“破财免灾”现象在节省司法资源、缓解刑事纠纷双方紧张关系的同时极易导致广大群众误解，冲击社会民众传统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朴素法制观念，削弱刑罚所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这是因为：“善恶有报”等传统观念一直根植于国民心中。“破财免灾”通常会降低或免除刑罚对有较好经济赔偿能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报应性惩罚程度，动摇民众固有的“因果报应”、“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等观念，降低刑罚在民众心中所固有的威慑力，甚至导致部分民众误认为“赎刑”制度死灰复燃，从而产生“金钱万能”等不良观念。另外我国实施成文法制度。成文法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公开公示从而可能发挥指引、预测功效。社会民众通常根据成文法的具体规范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可能招致的他人、国家的反应从而决定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模式。“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14]“破财免灾”现象无疑会冲击现行法律规范的指引、预测功效，在现实生活中极有可能会混淆社会民众对违法犯罪及其后果的认识。“因某种刑事犯罪所付的罚金可能变得微乎其微，以致于人们心甘情愿地缴纳罚金。此时，人们感觉它‘不过是税’，因而‘犯罪’就成了常事了。这恰恰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规则（象刑法的大多数规则那样）应被作为行为标准来认真对待的观念消失了”。[15]因此“破财免灾”可能会促使社会上一些自控力较弱的不稳定分子基于对金钱“消灾”作用的认识和对刑罚的蔑视，为满足报复、获利等需要实施犯罪。这正如伯恩特·许乃曼指出：“刑罚必须实现对行为道义上的责难，如果只适用于属于民法核心的经济赔偿以及实现道德上的蔑视，那么积极预防的效果将受到威胁。”[16]
四、引导社会民众正确认识“破财免灾”现象的策略
“破财免灾”现象之所以在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自有其合理之处。为最大程度地减少“破财免灾”现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我国刑事司法机构应通过以下方式来引导社会民众正确认识“破财免灾”现象：
（一）完善刑事司法信息公示方式
司法实践中，刑事司法信息主要包括刑事司法过程中已出现的某种情况、司法处理结果及支持理由、刑事法律规范的立法精神及内涵理解等。基于知识背景、刑事司法过程的参与度等方面不同，刑事司法人员与当事人、社会民众所掌握的司法信息不同。通常而言，刑事司法人员所掌握的司法信息量会大于当事人和社会民众。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刑事司法信息的公示在最大限度地抑制司法腐败的同时能有效地消除当事人、社会民众对刑事司法过程及结果的猜疑，增强司法公信力。“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17]我国的刑事司法信息公示主要通过公开庭审、召开案情会和向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的方式来实现。经多年的审判公开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各级法院在庭审公开方面做得较好。司法裁决书的说理性也有所加强。各级人民法院的案情会制度也日趋完善、成熟。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信息公示制度中主要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与案件处理无利害关系的广大社会民众无适宜渠道直接了解刑事司法信息。首先，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广大民众依法无权查阅相关的司法文书；其次，基于成本支出、无利害关系和“有麻烦找律师”心理，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广大社会民众通常不会去参加庭审和案情会。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广大社会民众主要通过当事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民众的传述和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来了解相关司法信息。在司法实践中，叙述者可能会因利益、自身价值标准和对案件客观事实或法律事实的片面了解等因素致使叙述失真。另外由于现行规范、监督媒体行为的制度、法规不健全，也难以避免部分媒体新闻者为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进行片面报道甚至虚假报道。刑事司法信息公示制度中的上述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极可能导致被误导的社会民众在司法腐败潜意识作用下对案件处理过程中出现的“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作出不正确的消极评价。为避免广大群众误解，各级刑事司法机构应从情、理、法角度详细阐述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及支持理由，尤其要详细说明本案采用“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进行处理的法理、情理并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向社会民众公示刑事司法信息：1．与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基层行政机关协作，在当事人所在社区、街道或村庄张贴相关司法文书方式向当事人周围社会民众详细告知本案的相关刑事司法信息以提高刑事司法工作的透明度；2．加强各级刑事司法机构的网络技术力量，建立起本院的电子网站，通过网络向社会公示本院所处理案件的相关刑事司法信息。
（二）对相关媒体报道材料进行必要监督
新闻犹如一柄双刃剑，其在向社会民众展示信息的同时极可能误导民众。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强《新闻法》立法工作，尽快出台《新闻法》以规范新闻报道行为。目前各级刑事司法机构在采用“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处理案件时可通过以下方式对相关媒体报道材料进行必要监督以免媒体误导社会民众：1．对于依法应公开审理的案件或可公示的相关司法文书，允许媒体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就“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问题进行如实报道。如媒体报道不实，刑事司法机关可通过检察建议、司法建议方式建议媒体所在地的新闻出版管理机关责令媒体在其最近出版的报纸、期刊的同等版位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必要时可通过检察建议、司法建议方式建议当地的新闻出版管理机关根据《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处理办法》相关规定依法追究新闻媒体的通报批评、检讨、警告、罚款等行政责任并对有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2.在刑事终审或一审刑事裁决作出后应允许媒体对“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问题进行评论。对于评论内容中出现的人身侮辱或人身攻击性言论，遭受人身损害的刑事司法人员可通过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或刑事自诉方式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注释】
[1]参见郭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立法问题研究—以公安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为中心》，载《犯罪研究》2009年第1期。
[2]参见《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编辑部：《刑事和解实证研究观点撷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参见宋高初：《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2004年11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本市政法委、财政部门了《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经济生活困难救济金管理办法》，建立并实施了刑事被害人救济金制度。参见王丹：《畅通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之路—立足于我国经济、司法实际的理性分析》，载《消费导刊》2007年第12期。另外江苏昆山市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3月29日出台了《关于设立特困被害人救助专项基金的暂行办法》，建立并实施了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参见黄煜明、蒋国锦：《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检察机关的构建和实践》，载《江南论坛》2008年第5期。
[6]参见张温龙：《我国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不足与完善—以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实践为视角》，载《福建法学》2008年第3期。
[7]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于2008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8]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于2009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9]按照目前我国现行体制，构成司法资源的人、财、物基本来自司法体制以外，即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机关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和财政部门划拨。参见王英：《论司法资源供给制度改革》，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10]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于2009年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11]前注[7]，贾春旺所作报告。
[12][日]森武夫：《犯罪心理学》，王传壁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13]现实生活中，非法的“刑事私了”行为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已付出的某种资源被浪费或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但由于这些行为通常是秘密进行，故通过“私了”方式处理的大部分刑事纠纷都有可能没有被重新进入司法程序再次处理。
[14]〔英〕洛克：《政府论》，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5页。
[15]〔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2页。
经济纠纷刑事化篇9
论文关键词劳资冲突劳资纠纷刑事犯罪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处于人力资源供应相对过剩和企业产业层次较低并存的现状，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利益分配不公平问题不断凸显，“强资本、弱劳动”格局也不断凸显，企业面临的生存挑战越发严峻，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劳资纠纷呈现多发态势，很多纠纷也升级成为刑事犯罪，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通过笔者对浙江某市进行调研，对该市近几年的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进行分析，剖析这类案件的特点及成因，立足于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探讨如何可以更好地缓和劳资关系、解决劳资纠纷，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特点
（一）故意伤害犯罪居多
2009年至2011年，某市移送审查的因劳资纠纷引发刑事案件总计98件，犯罪的主要表现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杀人、破坏生产经营、寻衅滋事、放火等，以故意伤害罪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如2011年，因劳资纠纷引发故意伤害事件31件，涉案人数56，引发的刑事案件占总数的82.1%，伤亡人员中约80%为轻伤，约20%造成为重伤甚至死亡。
（二）主要为临时冲动型犯罪
临时冲动型犯罪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为事前未预谋，现场因冲动实施犯罪；另一种为当场未实施犯罪，但在短期内实施打击报复的犯罪活动。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为临时冲动型犯罪，有些务工人员认为受到用工单位不合理的处罚或工资纠纷，临时采取过激行为而触犯刑律。涉案者通常没有前科劣迹，多是在劳动纠纷激化时情绪失控而使用暴力，在犯罪后这些人员的悔罪表现很明显，大部分都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交代。在很多案件中，涉案者向用人单位讨要工资，因用人单位不予支付或对支付的工资不满意而产生争执，主要以持刀、持棍和踢打进行作案而造成人员伤亡。
（三）多为同乡间或工友间共同犯罪
劳资纠纷案件极易引发群殴事件，在一些劳资纠纷案件中，受害人亲友、家属数十数百人聚集在公司门口，有时甚至会产生肢体冲突；在有些案件中，数百名务工人员聚集在一起讨要工资，甚至围堵公司，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由于务工人员处于弱势地位，在处理劳资纠纷时会感到自身力量不足，所以会找老乡、亲友来帮忙，尤其在某个用人单位出现较大规模的劳资纠纷时，务工人员很容易受到煽动，而出现过激行为。如在曹某寻衅滋事案中，由于用人单位老板肖某没有及时支付工资，曹遂聚集10余名同乡到该厂，用铁棍、木棒等物群殴肖某。
（四）案发特征带有明显的时间性和行业性
案发大部分发生在年底，时间比较集中，特别是因工资结算、讨要工资引发的案件，大部分发生在接近年底的时段。劳资纠纷具有明显的行业性，大部分产生劳资纠纷的用工单位为私营企业，多数为小企业或手工作坊，以招纳短工为主，管理不规范。通过数据分析，在近三年的劳资纠纷案件中，这类企业平均占92%，劳资纠纷主要发生在这一类企业中。
二、劳资纠纷引发刑事案件的原因
（一）劳资双方法律意识淡薄
一方面有些用工单位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的有些管理措施是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制定一些不公平条款，这些都为引发劳资纠纷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素质较低，通过对某市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程度统计分析，初中以下占60%，中专或高中占29%，大专以上占11%，而劳资纠纷刑事案件的涉案人文化程度更低，90%以上为初中以下学历。在农村人口过剩时，涌向城市打工，在劳资关系中处在弱势地位，不能有效地通过法律手段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一旦权利受到损害时，容易采取过激行为而导致刑事案件的发生。
（二）劳动监管机制不完善
目前，很多地区的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不够健全。表现为：（1）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监管执法力度不够，规范力量不强，相关劳动政策措施不健全、不完善，导致劳资矛盾不能及时得到发现并制止，产生矛盾积压甚至激化；（2）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案件中，未及时采取有效方法，不够重视案件的敏感性，没有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及释法说理等工作，未能使当事人积怨及时化解，以至于矛盾进一步激化；（3）当前的法律法规对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处罚不力，起不到震慑的作用。
（三）企业内部劳动机制不健全
一方面在招工签约方面，有些用人单位的劳动协议条款模糊、简单，还有些私营企业为了避免日后遗留法律问题，直接在劳动力黑市招工，不办理任何签约入职手续，为劳资纠纷埋下隐患。如2011年发生的30件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中，绝大部分务工人员未签订劳动合同，以至于无法实现事后合法讨薪。二是在生产管理方面，用人单位实行太过严厉的惩罚制度，特别是罚款制度，得不到员工的普遍认可，极易引起员工的不满情绪，导致矛盾的激化，也为日后纠纷埋下隐患。
（四）司法程序维权成本高周期长
通常情况下，在发生劳动争议后，需要双方要在两个月内提请仲裁，经仲裁、审理后，一般的案件仲裁和诉讼的时间在四五个月左右，特别复杂的案件甚至要拖到一年。对于务工人员来说，很难有精力和时间采用这个渠道来维权。而且很多的劳资纠纷案件涉及的金额不大，很多甚至只有不到千元的工资。即使务工人员意识到可以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权，按司法程序来处理劳资纠纷，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是要花费诉讼费及律师费和大量的时间，所得的利益和维权成本不协调。所以在务工人员认为受到不合理劳资待遇时，通常选择和用人方当面解决，以至于出现私下报复泄愤甚至使用暴力的现象。
（五）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和无助感促就犯罪心理
转型时期的分配机制的不完善，导致贫富出现差距，社会结构的分化使得弱势群体产生不满足感和不公平感，这种心理进一步僵化了劳资双方的关系。若企业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劳动者实行剥削，那么处于弱势方的劳动者将感到严重的被剥夺感，而这种敌意的内心感受通常需要一种方式来发泄出来，而当前社会也缺乏疏导这种敌意心理的正确方式。加上有些劳动关系没有形成正式的劳动合同，以至于劳动部门处理纠纷时久拖不决，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无助感。在这二种心理的压力下，很多人采取了极端的行为来解决问题。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强化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在目前外出务工人员普遍在文化、法律知识及专业技能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要着重对该类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作为劳务输出的当地政府，要集中并有针对性的对务工人员进行法律及专业技能上的培训，特别要组织对该类人员进行有关劳动法的学习和教育，以此提高个人法律知识。再者是劳务输入区域的政府，要为劳务人员提供技能培训及职工文化学习的环境，提高劳务人员的劳动技能、自护能力、文化素质等。另外，作为用工单位，在加强劳务技能培训的基础上，也要为务工人员提供法律培训、彼此交流等的环境。
（二）规范单位用人制度并强化监察力度
用人单位要规范企业用人制度，与务工人员签署劳动合同，并建立能够得到大多员工认可的管理制度，设立与务工人员良好的沟通机制，从而调动务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避免与劳务人员就劳资问题萌生矛盾。各企业要建立企业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这样不仅能够在企业与员工出现劳资纠纷时，通过工会或职代会进行解决，而且还能协助企业的发展与管理。作为劳动监察部门，要设立拖欠工资处理事务的社会管理机制，建立监察档案，并不定期的对其在劳动法规及政策上的落实情况进行监察，并及时纠正企业在工资支付等方面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对于存有拖欠工资的企业要对其采取处分、曝光、纳入不诚信企业范畴等办法。
（三）完善的矛盾处理机制
在处理矛盾时，首先要保证处理方法是建立在正确依法处理的基础上进行，认真仔细的向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和释法说理等工作，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积怨矛盾。在处理劳资矛盾中，司法机关要依法对用人单位与劳务人员进行教育，对于用人单位要尊重劳务人员，公正公平的对待每一位劳务人员，对于劳务人员要依照劳动法，合情合理的解决问题。在劳资纠纷的案件中，多数劳务人员是由一时冲动造成的犯罪，被判刑后常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轻微的刑事案件，主要以双方谅解、赔礼道歉、认罪悔过或积极赔偿来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双方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来处理；对于造成刑事犯罪的，要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于犯罪情节较轻、初犯等的案件要从宽处理。
（四）确保劳动者的合理诉求权益
加强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实体建设，并提高仲裁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应受理所有涉及劳动纠纷的案件；法律援助中心要及时准确的对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助；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对于家庭困难、无法提供诉讼费用的要及时进行减免，以使该类人员打得起官司，获得个人合法权益；建立一个专门解决劳动纠纷的司法程序，例如专门针对拖欠工薪的劳动纠纷，在审理案件时要求快、求准的基本原则，及时解决案件。同时针对家庭较困难的劳动者，法院可以采用诉讼保全、先予执行和诉前保全等法律手段；检查机关要强化与基层群众直接联系的优势，拓宽联系平台，例如开展网上论坛、问卷调查等及时准确的掌握社情民意，尽可能的在基层就将劳动纠纷进行化解。另外，基层检察院要加强预测判断、现场指挥、舆论引导、依法处理紧急事件的应变能力。
经济纠纷刑事化篇10
年是应对国际国内环境重大挑战、实现市委“一二三四五六”奋斗目标第一阶段任务的关键一年。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证又好又快发展，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人民调解肩负着艰巨繁重的任务。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年等重大活动，根据市司法局文件要求，经区司法局研究决定从即日起至年10月底，在全区开展“促和谐、筑平安、人民调解在行动”专项活动（以下简称“专项活动”），具体实施意见如下：
根据市委政法委和市局党委的指示精神和决策部署，年专项活动总的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以赴保增长、渡难过、上水平。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出发点，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全面深入地排查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着力预防新的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突出问题，为全国“两会”和新中国成立周年庆典的顺利召开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做好年专项活动，要注重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坚持为党委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的原则；坚持提前介入、调解前置的原则；坚持依法依理依情调解、避免激化的原则；坚持边排查边调处边普法的原则；坚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着眼长治久安的原则；坚持实行重大矛盾纠纷信息报送原则。
通过开展专项活动，要努力现实以下工作目标：
“四得四清”即对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对易发生纠纷的重点户、重点人数底数清，对易激化纠纷的类型和主要环节清，对失足青少年、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清，对矛盾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难点、热点纠纷和易发生的群体纠纷清。
“三到一高”即确保矛盾纠纷排查纵到底、横到边，排查率达到100%，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调处率达到100%，调解成功率达到95%以上；矛盾纠纷排查率、调解协议履行率、调解成功率明显提高。
“四以四进”即以维护稳定为首任，以化解矛盾纠纷为主线，以强化队伍建设为载体，以机制体制创新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进一步创新调解工作机制和做法，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工作影响力，进一步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按照事要解决、注重预防的工作原则，重点排查的范围：
在继续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等常见性、多发性民间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同时，一是积极主动排查调解因经济形势变化引发的劳动关系、劳动报酬纠纷，广泛参与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等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二是围绕拉动内需和服务新区开发开放，积极参与排查化解农民工返乡、职工下岗出现的劳资、债务纠纷，城市改造、企业改制、工程施工纠纷，以及物业管理、环境保护、医患医疗等矛盾纠纷。三是做好系统内部干部职工隐患排查，相关单位要做好当事人的疏导和稳控工作。四是加大对与接边地区、流动人口集聚地和治安隐患多发地区、社情民情复杂、基层组织薄弱地区等重点区域的排查力度，突出抓好社区服刑人员及一些没有改造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的隐患排查，确保排查不留死角。
开展专项活动，要重点抓好以下五个环节的工作：
（一）动员部署。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要高度重视，切实提高认识，尽快做出安排部署。一是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专项活动的有关精神。二是明确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落实各项工作措施、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各级调解组织主要领导要深入一线督导，亲历亲为，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带着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认真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把开展好这项活动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这次活动组织好、落实好，确保取得实效。
（二）集中排查。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全面掌握本地区、本单位矛盾纠纷的总体情况，完善处置突发性、预案，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苗头和隐患，尤其对可能引发重大治安问题和的苗头要高度警惕，及时列入排查调处工作日程，把各种不安全因素、不稳定的矛盾和问题排查彻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坚决防止形成现实危害。同时，认真抓好重点区域、重点群体、重点行业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扩大排查的覆盖面，逐街、逐单位进行摸排梳理，确保把已发生和正在酝酿的矛盾纠纷一件一件搞清楚，不留盲点和死角。在此基础上，对排查发现的各类矛盾纠纷隐患进行梳理分类，按类型、诱因、事件、地点、单位、涉及人数、重点人员、事态发展预测等要素，逐案、逐人、逐项建立工作台帐，同时要落实具体承办人员和责任（牵头）领导，明确调处时限。
要组织开展刑释解教人员、社区服刑人员排查控制专项行动，集中进行排查摸底，逐一落实教育和防范措施。进一步加大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教育矫正力度，制定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处置预案，落实人员、明确责任，坚决防止社区服刑人员参与和针对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活动期间的干扰、破坏活动，防止发生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
（三）集中调处。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矛盾、民间纠纷、不稳定因素、等问题，各单位要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进行调处。同时，进一步整合综治、公安、司法、、安全等方面的工作力量和社会资源，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紧密协调配合、联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着力做到“三抓”，一是抓化解，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应逐一梳理分析，弄清每一件矛盾纠纷产生原因、性质和潜在危害，提出化解措施，落实责任人；二是抓稳控，对有可能去市乃至进京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的挑头人员，严格落实包保措施，将人员稳控在当地；三是抓调度，对疑难复杂问题、矛盾纠纷，召开工作调度会，集思广益、集体会诊、限期结案。
（四）治理整顿。要在严格掌握标准的基础上，对那些长期不服从政府管理，经常无理取闹、借题发挥、寻衅滋事的“重点对象”，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协助有关部门采取分类分批，集中力量以办法制学习班的形式，向他们宣传法律，帮助他们分析利害，辨明是非，教育引导他们自觉守法，遇事用法，维权靠法。在专项活动中，对少数矛盾纠纷频发的重点单位、地区、行业，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依法重点给予治理整顿。要以法制宣传教育为先导、积极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强化、优化对基层社会的管理措施、管理手段，创造安定和谐的新局面。
要进一步加大对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力度，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衔接和日常矫正教育、管理工作，有效避免刑释解教人员、社区服刑人员的脱管、漏管。积极参与平安天津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参与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预防重新违法犯罪，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确保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五）及时总结基层典型经验，优化有效工作模式，进一步运用“联合调解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站”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健全完善相应的排查化解工作机制、预警机制、联合调处机制、分级调处机制、督查指导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等有关工作制度。切实形成及时、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的长效工作机制，形成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调、疏导等办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努力推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向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区司法局将把“促和谐、筑平安、人民调解在行动”专项活动情况作为年度矛盾纠纷排查考核的重要内容。
实现专项活动各项工作目标，必须重点把握的几点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要将“专项活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充分认识“专项活动”对于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加强整体谋划，注意统筹协调。
（二）发挥职能，形成合力，扎实开展专项活动。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强化部署、协调、指导、督办的职能。各级调委会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履行各自工作职责，同时要相互支持，协调作战，做到属地管理与部门管理相衔接、主管部门与协管部门相配合，切实做到“四个不放过”，即责任不落实不放过，工作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排查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