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篇1
关键词：博弈论；现代管理；应用局限；前景分析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14）01-0154-03
近年来，随着对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不断研究，一门新的学科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即管理博弈论，所谓管理博弈论是指综合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二者的一种新的理论，是对二者研究成果的概述和精炼，是博弈论、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管理学的应用与发展。因此，管理博弈论可以说是以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为基础产生和发展的。
1博弈论与现在管理的融合
所谓管理，是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博弈，是以人为主体的创造性的工作，因此，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能够激发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工作的对象是有限理想的社会人，管理的环境相对于管理的目标而言太过于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管理活动的多阶段性；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多重性，决定了被管理者的需求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面的，因而所形成的管理活动也是多层面的，这就决定了博弈论在管理学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这个概念的提出，很好地衔接了管理与博弈，从而促使博弈论正式进入管理学中。博弈论在管理的过程中很好地把管理发展需求、个人特点、优化结果、管理目标及管理层级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博弈论在管理学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所以说管理博弈论是以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为基础产生和发展的。
2博弈论的发展为管理博弈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数学基础
很久以来，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激励问题在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提出，使经济学家开始重视激励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博弈论的应用，数学模型分析方式开始应用到激励问题的研究中，这是由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分析工具所决定的，而这些分析工具是为了探索非对称信息下经济主体行为相互作用。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许多经济学家对激励问题的研究热忱越来越高，随之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模型和设计理论，对激励问题的研究及其以后的长足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而非对称博弈论，即契约理论则是以个人激励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在实际的应用中就是在只有一个人信息指导的情况下，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才能最终形成最好的效果。
由此可见，管理者与被管理的博弈其实就是管理过程中的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相互作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只有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使两者协调统一，才能使二者彼此影响、彼此促进。博弈论在应用的过程中有一定的规则，而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必须遵循这些规则，才能在经济学中得到更好的研究、应用和发展。
3管理激励理论的发展为管理博弈论的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所谓管理激励是指，通过对组织资源的合理配置，使个人在组织中受到激励或者约束，这不仅满足了管理组织和组织成员的需求，而且推进了管理组织和组织成员的共同发展。
1912年，泰罗在《科学管理》一书中，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的提出为博弈论在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所谓的科学管理理论是指依据“第一流工人”对现代管理过程中的操作方法、工具、机器、材料、环境等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同时也对工资报酬制度、职能工长制及一些管理原则进行了规定。泰罗认为，科学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忽略了“要精确地研究影响人们的动机”，认为工人最终是为了追求较高的工资，因此，提出了在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同时进行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产生了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和惩罚制度。这种理论被人们称为“经纪人假设理论”，它认为人们参加生产劳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人们把金钱当作高于一切的存在，而经济利益的提高或者降低都能够相应地影响到人们的工作热情。在那个时期，在管理的过程中只剩下人们完成劳动任务的多少，而没有任何关于人的情感或者道义的存在。随着“经纪人假设理论”的发展，逐步产生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这种政策只注重金钱刺激所带来的工作效果，不考虑关于人的任何的心理或者精神追求。
但是随着经济和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工人们也逐渐意识到金钱不是万能的，而古典管理理论和方法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环境，不再能提高工人们的劳动生产率，企业主人、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对古典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行为科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社会人”阶段和“自我实现人”阶段。所谓“社会人”是指当时的行为科学只注重研究个人在组织中的相互关系，是职工社会需求的满足，而“自我实现人”是指行为科学注重研究个人在工作当中是否能够实现自我并获取相应的成就感，注重的是个人需求的满足。相继前两个阶段，随后出现了第三个阶段“复杂人假设理论”阶段，这个阶段的行为科学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是复杂的、多变的，而不仅仅是受经济利益所驱使的，而在管理过程中，针对时间、地点和人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式对工人进行管理。
由上可知，行为科学从个人的动机出发，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对人进行多层面的研究，它综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通过调查、测验、试验和案例分析等多种科学方法研究激励问题，极大地推动了激励制度在管理过程中的发展。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对于激励问题的研究热情越来越高，对于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在管理学中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他们将激励理论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变为激励问题定量化、模
型化。
4博弈论在管理理论中的应用局限性
4.1博弈论的学科特点
要想把握博弈论在管理学中的应用，就必须掌握复杂的数学知识和经济理论，因为博弈论起源于数学，而最初应用于经济学。但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由于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他们往往没有时间去学习数学知识和经济学理论，更加没有在管理过程中探索的意识。但是博弈论在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并不受这些条件的影响。
在博弈论发展的初期，博弈的双方都清晰了解彼此的信息，这个时期称为静态博弈时期；而在现在的企业管理过程中，这些信息管理者可能没有办法得到，这种静态的博弈很难应用到显现的管理工作中。随后，博弈论逐步进入动态博弈时期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时期，但是由于博弈的片面性，依然不能很好地为现在企业管理所用。另外，由于博弈模型的多边形和博弈参与者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博弈的规则和建模技术所受到的限制性，形成了静态博弈论、动态博弈论和不完全信息博弈论的片面发展，不能在现代管理工作中得到很好的应用。
4.2博弈论和传统管理理论的差异分析
博弈论的主体是博弈参与者，主要研究博弈参与者的行为及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现代企业管理则主要研究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管理理论一直致力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应用于现代企业中则是注重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由此可知，在现有管理理论已发展成熟的基础上，企业的管理者对博弈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存在着不理解或者排斥行为。
5博弈论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前景
5.1宏观层面
随着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的发展将充满不可预知性。从政治层面来看，在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将逐步完成从一超多强到多极化的转变，各个大国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影响，这实质上就是各个大国之间多种形式的博弈。从经济层面来看，多种大小不等的经济体不断出现，且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甚至不断融合，而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和影响其实也是各国之间的博弈，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和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博弈论的应用无处不在，并且发挥了难以估计的作用，由此可见，博弈论在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应用得更加广泛。
5.2中观层面
所谓中观层面，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主要包括企业战略、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财务及公司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博弈论在战略管理领域中应用得最早，同时也是应用得最多的领域；而在市场营销管理领域中，博弈论多处于次要地位，多以辅助竞争战略应用于这个领域当中；博弈论中的激励机制和心理博弈多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虽然博弈论目前在中观层面的应用还不是很广泛，但是随着博弈论的不断发展，博弈论的应用在这些领域中将是不可或缺的。
5.3微观层面
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属于微观层面的范畴，人与人的关系是多重的，包括领导与被领导者、管理与被管理者、竞争者与合作者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人际关系当中必然会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问题，人与人一直相互对抗或者合作，存在多种形式的博弈。到目前为止，博弈论的很多研究，如激励机制、心理博弈、行为科学等都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微观层面当中。管理者应该如何应用博弈论处理好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分工合作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还要不断推进博弈论的应用和发展。
由上述可知，博弈论的理论思想、方法、模型和手段已经逐渐贯彻到现代企业的管理工作中，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博弈论存在的问题，并切实解决问题，不断推进博弈论的深化发展和优化完善，为博弈论在以后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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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篇2
罗伯特•奥曼作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决策制定理性观点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对博弈论和其他许多经济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他于1983年获得了以色列技术机构颁发的科学技术哈维奖，1994年获得了以色列颁发的经济学奖。本文就他在博弈论方面的贡献以及相关思想作一评析。
一、弈论：交互式条件下“最优理性决策”
一般认为，博弈理论始于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vonneumann)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morgenstern)合作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概括了经济主体的典型行为特征，提出了策略型与广义型（扩展型）等基本的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经济博弈论大厦的基石，也标志着经济博弈论的创立。
那么，什么是博弈论？奥曼认为，较具描述性的名称应是“交互的决策论”。可以看到，奥曼对博弈论的定义是十分简洁凝练的。因为博弈论是研究决策者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决策与行为将形成互为影响的关系，一个经济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反应，所以用“交互的决策”来描述博弈论是再简洁不过的了。奥曼还以经济主体的理性为分析的出发点，认为博弈论是交互式条件下“最优理性决策”，即每个参与者都希望能以其偏好获得最大的满足。如果仅有一个参与者，通常就会产生划分明确的最优化问题。而在多人参与者的博弈论中，一个参与者对结果的偏好等级并不意味着是他的可能决策的等级，这个结果也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决策。
奥曼还分析了一般和特殊模型中的“解概念”，指出，就社会科学的理性方面而言，博弈论是一种概括或“统一场论”。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参与者（如计算机、动物、植物等）。与探讨像经济学或政治学等学科的他种方法不同，博弈论不利用个别的、特定的结构讨论各种具体问题，如完全竞争、垄断、寡头垄断、国际贸易、征税、表决、威慑等等。更确切地说，博弈论发展了原则上应用于所有交互情形的一套方法，并进而探讨这些方法在每一具体应用中所导致的结果。从一般博弈论方法得到的结果与用较为特殊的方法得到的结果之间，常常出现密切的联系。然而在其他的情形下，博弈论方法会得出一些其他方法未能得出的新见解。
二、完全竞争经济：参与者连续统模型
众所周知，完全竞争经济模型描述了一种存在着许多参与者（居民和厂商），并且每个参与者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市场情形。就是说，在完全竞争的经济状态下，每个居民或厂商的交易量相对于市场总量来说是很小的，任何一个人交易的商品数量并不会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然而，奥曼认为：“事实上，只要仅存在有限多的参与者，个别参与者对经济的影响就不能被忽视。因此，适合于完全竞争的直观上的概念的数学模型必须包括无限多的参与者。我们认为适合这个目的的最自然的模型包括了参与者连续统(continuum)，类似于一条线上点的连续统或流体中粒子的连续统。”
在经济理论中，“连续统”观点的引入对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奥曼指出，连续统可以被看作接近于存在许多但是数量有限的粒子（或经济主体，或策略，或可能的价格）的真实情形。采用连续统的粗略估计的目的是使称为“分析”的数学分支的强有力的、精确的方法得以应用，而使用有限的方法将会更困难甚至是无望的。古典经济学假定每个人接受既定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单个居民或厂商的决策不能影响价格）。为了使经济处于稳定的状态，价格必须使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这就是瓦尔拉斯的竞争均衡(walrasiancompetitiveequilibrium)。奥曼证明了它的存在，并用商人连续统的市场作了明确的说明。
奥曼还考虑了称为联盟的团体和它们之间以互益的方式进行的交易。竞争均衡定义假定厂商允许市场力量决定价格，他们根据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而对埃奇沃思著名的“契约曲线”(contractcurve)进行概括的博弈论概念的核心，则认为这个核心由在此之上没有联盟可以有所进步的所有分配组成，它忽视了价格机制，仅仅涉及参与者之间的直接交易。奥曼指出，竞争分配的核心和模式与厂商连续统的市场相一致。奥曼通过精确表达完全竞争观点的连续统模型，成功地使最初由埃奇沃思提出，经许多其他模型改进的理论精确化，并从此成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准则之一。
此外，1975年，奥曼还获得了另一个完全竞争经济中竞争分配和值分配之间等价性的结果。在奥曼看来，博弈论和经济理论中最显著而独有的现象或许是竞争市场经济的价格均衡与对应的博弈的主要解概念（除一个以外）之间的关系。直观上看，等价性原理是说，市场价格的建立是从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运转的基本力量自然地产生的，几乎不管我们假定这些力量是怎样运转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完全竞争分析所获得的基本观点，使对完全竞争之外的基本经济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并且更加容易。在这方面，奥曼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是利用一个或更大的参与者的连续统建立的垄断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以及公共经济学基于经济活动和政治过程相互交织的税收模型，如表决、固定价格模型等。
三、重复博弈论：理论系统性的发展
重复博弈是指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多次，其中的每次博弈称为“阶段博弈”。重复博弈是动态博弈中的重要内容，它可以是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也可以是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奥曼对重复博弈的贡献在于对理论系统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是对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研究的促进。完全信息博弈的最早结果出现在50年代，被称为“佚名定理”。该定理认为，重复博弈的策略均衡结局与一次性博弈中的可行的个体理性结局恰好相一致。这个结局可被视为把多阶段非合作行为与一次性博弈的合作行为联系在一起。然而，虽然所有可行的个体理性结局确实代表了合作博弈的解观点，但是它相当模糊，并且不提供信息。而奥曼认为，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论与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的演化相关。它的目的是解释诸如合作、利他主义、报复、威胁（自我破坏或其他）等现象。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的现象，可能一开始看起来是非理性的。
奥曼还考察了许多具体的合作行为，定义了“强均衡”概念，即没有任何参与者团体可以通过单方面改变它们的决策来获益的情形。他指出，重复博弈的“强均衡”与一次性博弈的核（更精确的是“6核心”）相一致。为此，奥曼定义和研究了经济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般”合作博弈，即非转移效用(non-transferableutility)博弈，这开拓了该领域的研究空间，因为在此之前，仅有“单边支付”博弈被研究，即每个联盟可以任意在其成员中分享一定数额的赢得。
其次是对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研究的促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奥曼和其他合作者一起，在其学生的辅助下，发展了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论。1966年，奥曼和m.马希勒(michaelmaschler)在给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机构的开创性报告中，建立了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模型。他们指出，信息使用的复杂性实际上可以以一种出色的、简练的、明确的方式来解决。在最简单的一个重复的2人零(zero-sum)和博弈中，其中一个参与者比另一个拥有更多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单边的不完全信息），拥有更多信息的参与者所使用（并揭露）的信息数量是被精确地决定的；有时是完全揭露或根本没有揭露；有时是部分揭露。这种分析被扩展至更一般的模型，即2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许多新的精深的观点和概念由此产生。例如，奥曼、马希勒和斯特恩斯在1968年引入了一个“联合控制的”(jointlycontrolledlottery)的概念，即没有参与者可以单方面地改变不同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与非零和博弈密切相关。之后，奥曼在重复博弈上的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事实上，他的有关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许多重要观点已被应用于许多经济学科，诸如寡头垄断、委托人与人、保险等等。
四、合作与非合作博弈论：非转移效用与理性的假设
博弈论还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在20世纪50年代，既是合作博弈发展的鼎盛期，又是非合作博弈的开创期。奥曼在该方面的贡献在于，一方面把“可转移效用”理论扩展为一般的非转移效用理论；另一方面发展并提炼了“什么是理性”，使之形成统一的观点。
合作博弈理论不讨论理性的个人如何达成合作的过程，而是直接讨论合作的结果与利益的分配。合作博弈的基本形式是联盟型博弈，它隐含的假设是存在一个在参与者之间可以自由转移的交换媒介（“货币”），每个参与者的效用在其中是线性的。
这些博弈被称为“单边支付”博弈，或“可转移效用”博弈(tu-games)。奥曼把“可转移效用”理论扩展到一般的非转移效用理论，发展并加强了可转移效用和非转移效用的合作博弈论。他先是界定了非转移效用联盟形式的博弈概念，然后提出了相应的合作解的概念。他研究了不同模型中的合作解，同时，将非转移效用值公理化，这是奥曼对合作博弈论基本原理所作的贡献之一。在1985年，奥曼还成功地制定了描述非转移效用值的一个简单公理集，这不仅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非合作博弈论的重点是对个体的战略选择，即每个参与者如何博弈，或者说选择什么策略达到他的目标。与之不同，合作博弈理论的重点则是对群体，并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阐述了每个联盟的赢得，而没有说明如何赢得。奥曼通过多年的努力，发展并提炼了“什么是理性”。他认为：“如果一个参与者在既定的信息下最大化其效用，他就是理性的。”因此，一个理性人选择他最偏好的行动，当然“最”是相对于他所掌握的（关于环境和其他参与者的）知识而言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看上去简单清晰的表述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当然，也有些是互相矛盾的。什么是“参与者的信息”？他知道其他人的什么情况？是他们的理性吗？奥曼在他的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工作中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为这些模型制订了标准。
首先，他考察了知识和信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奥曼相当精确地概括出具有常识性的概念。他指出，如果开始时两个参与者具有了相同信念，但在对于一个具体事件的较晚的信念（基于不同的个人信息）是常识的，则这些较晚的信念必然形成一致。奥曼的观点对非博弈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涉及多人情形下知识的正式概念的“交互认识论”整个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形成了许多应用范畴。从经济模型——诸如只要人们有相同的最高执行官，他们的行为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具有不同信息的人们之间就不会产生交易——到计算机科学——用于分析分布环境，诸如多重处理器网络等。
其次，他假定参与者是“贝叶斯理性的”(bayesianrational)。这在一人决策论中或许是标准的，但是它在多人模型中是否也适用？奥曼引入了相关均衡的基本理论概念。相关均衡出现在经济和其他许多领域，引起了对不同交流程序和通常所说的“机制”的更重要的研究。
同时，奥曼还研究了“达到古典纳什均衡所需要的理性和理性知识的范围”的基本问题。他的观点与专业人士相反，认为答案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常识”。严格的理性是对决策者行为复杂的假设，由此产生了对边界理性模型的考察，该模型放宽了假定。奥曼指出，在交互情形下，微小的非理性是如何起很大作用的。实际上，在某些情形下，它能够导致重复博弈的合作。
五、其他贡献
奥曼在值集函数（即值为点集而非单独一点的函数）领域，也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如“奥曼可衡量选择定理”、值集函数积分结果等。大部分问题产生于对不同博弈论和经济模型的研究，经济人连续统和数学理论是这些模型演化和分析的重要工具。奥曼所获得的诸如一般均衡、最优分配、非线性编制程序、控制理论、测量理论、定点理论等结果是基本的，它们被应用于经济学、数学、运筹学等许多领域。此外，奥曼把库恩(kuhn)著名的完全检索有限博弈中的行为和混合战略的均衡结果扩展为无限的情形，克服了复杂的技术困难。除了他发表的书外，奥曼多年来对许多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向他们建议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和研究的渠道，与他们分享了深层的理解，帮助并鼓励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奥曼总是引导他的学生走向这一领域，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双向反馈的相互作用，所获得的结果又被他用于塑造和提炼他的观点和理解。
六、简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奥曼对博弈论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在当代的博弈论研究中几乎没有他未涉足过的领域。他的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广度和深度，他的科学贡献从基本概念、学科的发现与形成到适当工具与方法的发展在分析不同具体问题中的应用，都具有开创性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奥曼的大部分研究与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联系密切。一方面，这些问题为他的工作提供了刺激和推动力；另一方面，他研究的结果产生了经济学新的见解和思维。
同时，奥曼的哲学论文和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事实上，奥曼成功地以许多不同的受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了甚至是最复杂的观点。他的研究并不止是一张简单列表，而是展示了所有美丽和清晰的宏伟画面，指出了成就、需要解决的困难以及将来研究的领域。毫无疑问，奥曼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在建立并使博弈思想和经济理论思想的轮廓更加清晰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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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篇3
关键词：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囚徒困境博弈；行动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8/09-0040-04
革命理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它指出，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但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不是一呼百应甚至是不呼即应的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它应该具备微观层次的分析性基础。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还原成个体选择理论，认为革命是个人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埃尔斯特、罗默、布坎南等一大批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①埃尔斯特的革命理论是其典型代表。
一、囚徒困境博弈：阶级革命的障碍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一个团体中大多数成员一致性、积极地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从个体角度去分析，每个个体所面临的状况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每个个体都有“参加”和“不参加”革命的两种选择，但革命是否成行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还取决于群体中其他人的选择。只有大家都选择参加革命，革命才能最终成行，只有选择参加革命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革命成功的机会才会大大增加。革命运动的形式体现为下述囚徒困境博弈：
这是一场某一给定个体与任一他者之间的一种策略游戏。对这些行动者中的每一个而言，两种策略是有效的：“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或者“弃权”。对应任一组策略选择，都有一个“支付”（或称“得益”，即在某种策略选择下的自己所得结果）。在每组支付中，第一个数字代表“我”的支付，第二个是他人的支付。该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埃尔斯特指出，与集体行动相关的收益与损失必须用“期望效用”来测定，其效用计算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源于合作的收益，用“所有人都参与集体行动的条件下个体的收益与没有人参与集体行动条件下的个体收益之间的不同”来定义。二是搭便车情况下的收益（免费乘车效用）。这表现为以下的不同：其他所有人都参加集体行动，但他自己不参加时他个人的收益，与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想、这样做时他的收益。三是单独行动的损失――这是“没有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情况下他的收益与他是唯一的参与者或少数参与者之一情况下的收益”［1］351-352之间的不同。在上面的博弈中，b-a代表合作的收益，c-b代表搭便车收益，而a-e代表单独行动的损失。理性的人会认识到，无论别人怎样选择，弃权都是我的最佳选择。如果其他人都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我就能通过弃权获得搭便车收益，而如果每个人都弃权，我也能通过弃权避免单独行动的损失。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推理，博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弃权，理性的人进行理性选择却得到非理性的结果，失去了源于合作的收益，出现“囚徒困境”；而且革命的集体行动不会实现。
由上述分析可见，个体在是否参加革命的问题上，如果纯粹从物质利益考虑，他会选择“弃权”，革命运动常常会遭遇搭便车问题的阻碍。所谓搭便车问题就是不参加革命（不付出代价）而分享革命后的共同福利。如果众多个体经不住“搭便车”的诱惑，集体行动就不会出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受到挑战。只有个体克服了搭便车问题，选择革命、合作，集体行动才可能实现。埃尔斯特和布坎南详细分析了这一行动模型，揭示了囚徒困境的逻辑预设，找出了从“囚徒困境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机制。
二、阶级革命形成的可能性
仔细研究发现，上述革命的囚徒困境博弈及搭便车的均衡结果，蕴涵着特殊的逻辑假设。它包含三部分：博弈只进行一次；每个人都按所获、支付孤立地行事；并且他们都是理性地行动。在这些假设前提下，囚徒困境必定出现，革命必定无法成行。［1］360
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发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即：个体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复；激发人们行动的支付并非完全的物质利益；行动并非完全理性。在所有这些条件下，革命行动就会成为可能。［1］360如果按照假定的新规则进行博弈，合作将是博弈的解。
考虑第一种情况，个体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复。在重复博弈中，这一刻人们的选择将会影响其他人下一刻的选择，因此，威胁或承诺成为可能。这些可形式化为下面这一互动策略，即：“在博弈中，总是选择与对手同样的策略”，以弃权报复对方的弃权，用合作回应对方的合作。在无限重复博弈中，所有的人都将采纳这一策略，结果可能是集体稳定地反对叛逃者，搭便车收益将不会引诱到个体从而破坏集体行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人们逐渐变得相互关心，因此，在支付结构上出现一种被动的相互依赖性。如果依赖性足够强，这种倾向会将囚徒困境博弈转换为保险博弈，其中，合作将是这个博弈的解。
这一方案存在某些限制：首先，参与集体行动的理性依赖于当前所得比将来所得更愿被接受的程度。如果博弈参与人更在意当前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利益，重复博弈难以持续进行。其次，如果交互作用的次数是有限的，并且游戏参与人事先知道这一点，那么，集体行动的个体理性就会被打破。因为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博弈，那么，选择合作不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一步的行为不再影响将来的支付。所有参与人都选择弃权，并且所有人都会知道所有人在最后阶段会弃权，讨论又继续回溯到最初回合的博弈上。由此可知，只有当交互作用的数量不确定，或者它是一个随机变量时，集体行动才成为可能。最后，互动策略并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即它并不是对对手所能选择的互动策略的最好回应，而仅仅是它选择了同样的互动策略，也即如果一个人有理由相信对方也会同样行动，他将选择这一策略，可见，它是一个条件策略。为此，严格的信息需求必须被满足，即人们必须有理由认为对方像自己一样是理性的，并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对对方存有疑问，弃权就是理性的选择。
这些因素也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革命不会发生，如：主体可能有十分强烈的意志而不会受报复、威胁的妨碍；交互行动总有终点；或者，主体对他人无法掌握完全信息。
考虑第二种情况：外在因素的影响。任何人不可能与其他人完全孤立；一个人的选择是能被他人看到的，而这一事实他自己也知道；并且，他也能看到别人的选择及其所得。这些外在客观因素以多种方式影响了主体的动机及其选择。主体可能因弃权而感到羞耻，这将减少或取消搭便车现象；主体也可能从他人所获中获得某些被动效用。如果通过参与到集体行动能提高他们的效用水平，这也可能部分地或完全地抵消自身的损失。假设这些外在因素完全取消了搭便车收益，合作将会成为博弈的结果。然而，这也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因为假定单独行动的损失仍在，那么，第一个作出参与革命选择的人将是不理性的。可见，严格的信息需求仍需被满足。实际上，这是在处理“合作的条件偏好”――每个主体愿意合作，条件是其他人也愿意这样做；如果他怀疑其他人不会这样做，他也不会选择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会失败可能有两种理由。一方面，信息要求可能没被满足；另一方面，主体可能没有受到外在性的充分刺激。如果不是参与人太多且彼此间太疏远，而是参与人相互有充分的时间交互行动，他们能够因相互了解而变成互相关心――那么，无论是信息要求，还是动机要求都将会被满足。当然，这条方案的应用也存在例外，如：我们不能指望资本家受到相互关心的利益的驱动；而且，延长相同个体间相互作用，也有可能将差异变成相互敌意而不是达到团结。
这两种方案的共同点是，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仅仅是以其他人参与为条件的，合作从来也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区别是，二者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前者假定人们受物质利益的驱动，后者假定物质利益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作为个体行动的动机。在埃尔斯特看来，前一种方案具有了两大优点：在方法论上，说人们受物质利益所驱动（利己主义）的假定比将他人的奖励带到自己的行为动机中（利他主义）的观点更易接受；在内容上，它不仅可解释工人阶级的行为，而且能解释资产阶级的行为，资产阶级的行为除了用自私性动机外很难用任何其他假定来解释。埃尔斯特暗示了资产阶级的集体行动依赖于在重复博弈中的自私理性，而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更多依赖于效用函数上的外在性因素。
考虑第三种情况：个体行动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根据非理性的信念采取的行动，或者行动本身是非理性的。埃尔斯特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非理性本身是个有待解释的术语，但在有些情况下也是有效的。一方面，它符合现实。在囚徒困境博弈的长期重复中，博弈人会选择合作，甚至在终止点是已知的情况下，尽管从结果看仍是失败。这一点也可解释为个体理性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与相关的试验结果一致。在试验中，当被问及各种设想情况下的选择行为时，主体都以下面的假设作答――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一特定群体中的典型代表，我将倾向于断定“如果我行动了，别人也会像我一样行动”。而且这种倾向会逐渐转换为如果人们相信自己是某阶级的典型代表，那么，他也会很轻易地相信通过自己选择合作会魔术般地带动其他人选择合作。也就是说，主体极易混淆原因和预期结果，根据非理性的信念采取行动。
纵观所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革命理论，实质是在用博弈论的模型分析法对“阶级革命”进行另类阐释。我们发现，通过模型分析所揭示的阶级革命形成的可能途径，恰恰是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法对阶级革命史的经验总结。领导人的信息传达作用、以往革命成功的激励作用、革命信仰的非理性力量，这些都是革命运动中十分关键的因素。现实的革命运动十分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而绝不是以上某一种模式就能解释的。正如埃尔斯特所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某一单个的个体层次行动模型在所有集体行动的情况中都是最好的”，并且“相信将来研究中最好的策略是一种混合策略，70%的努力致力于探索宏观联系，另外的30%致力于建构提供微观基础的模型”［1］366。在阶级革命问题的探索上，我们提倡多元化的研究方案，提倡历史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的结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统一。
三、评论
阶级与阶级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经典理论认为：阶级是随着所有制建立而自发形成，阶级革命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自然结果。可见，所有制完成了阶级的划分；基本矛盾既作为革命的动力，也成为支配革命运作过程的潜在因素。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显得过于简略化。他们坚持，社会现象的宏观解释需要关于个体层次社会进程作用机制的解释所提供的理论支持，支撑社会变化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个体在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依据其客观物质利益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指出，阶级是众多的人类个体组成的利益集团，阶级革命是实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因而，阶级的形成与阶级革命除了受到宏观社会因素如所有制、基本矛盾的影响外，还是主体参与的过程，具有个体层面的微观运行机制。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将博弈论工具引进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分析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路子，具有方法论创新的意义。经典马克思主义采用历史分析法阐述阶级社会的阶级革命学说，但分析马克思主义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还须有更微观也是更基础层次的模型分析方法的说明，即在阶级社会人性的基本假定下得出的阶级理论才是站得住脚的理论，它避免了社会理论研究上的特设性。历史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的相得益彰才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恰当姿态。同时，博弈论强调有目的、有理性的行为，表明人类不是规律的奴隶，这一点也具有积极意义。而且，这种方法论创新也带来了内容上的创新，如革命实现问题上的个体层次解释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大众政治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极大地丰富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从博弈论视角把握革命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新中间阶级的诞生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对马克思设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形成冲击，关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适用性之争也异常激烈。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博弈论阶级革命论缓和了冲突，在破除劳资对立的同时为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建立了模型。在实践中，把握阶级革命的博弈结构，以行动主义精神为实现群众的集体行动提供借鉴，对工人阶级认识阶级力量和阶级联盟的形成、把握革命形式的发展时机，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和社会平等的实现提供现实动力。
但是，博弈论的应用也是有限的。博弈论通常设定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行为者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采取某种有意识的评估，在寻找行为路线的过程中运用某些合理化标准，在经历这种行为路线时有相当清楚的目标，在所探讨的几种可选择的策略中能正确评估和决定哪一种能达到目的。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些设计并不完全共同实施。人们往往并不以符合“理性”的标准来行动，他们的认识能力、优先考虑的重点以及应变能力等，用规范模式的精密要求来衡量，往往是“不理性的”。这样，博弈论形式上的优美就常常有点华而不实，不合实际。另外，对博弈得益的考虑通常只是物质利益，而现实中，个体在参与博弈时往往会受到物质利益外的众多因素的影响，如政治立场、领导者等。从博弈论的应用范围看，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运用博弈论以及其他理性选择模式来分析。例如，博弈论可以分析具体的某次革命运动，而一旦从短期的阶级革命转到它的长期结果，博弈论就无能为力了，因为阶级博弈除了是个体理性选择的过程，还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可见，对阶级革命的分析，一方面要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把握，另一方面，也需要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具体革命运动的微观探究，相互补充才会使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分析更加完善。
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篇4
【关键词】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模式选择博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随之而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利用、有限的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问题与矛盾也逐渐凸显，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在于能否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党的十报告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产业转型升级作为经济转型中的重中之重，是关乎我国当下经济运行与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产业升级的实施主体是企业。上市公司相较于传统企业而言，拥有融资、并购优势。其在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时，不仅可以通过新建、自主创新等直接运作，而且还能运用资本市场，由并购其他目标企业间接升级产品结构，可能降低运营成本，提前完成资本回报。因此，在“新常态”经济大背景下，从上市公司入手，研究为了实现不同的产业升级目标，上市公司在与并购目标公司的博弈中如何选择升级模式，维稳企业发展方向，提升企业结构转变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综述
产业在英文中翻译为“industry”，含义有“产业”、“工业”、“行业”等。我国学者一般定义为“产业是指具有某类共同特性的企业集合”。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说，产业是“具有使用相同原材料、相同工艺技术或生产相同用途产品企业的集合”。它既可以指一、二、三产业的广义概念，又可以指钢铁产业、石油产业等狭义产业概念。
产业升级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但直到现在，学者们对产业升级内涵的界定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存在诸多分歧。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升级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产业结构演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过程，也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过程，表现为产业之间优势地位连续不断的更迭。随着研究深度的进一步拓展，产业升级的内涵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效能两方面表示为：产业由低技术水平向高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演变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实现产业内产品质量、生产工艺、产品附加值、技术密集度等不断提升。
本文侧重从产业结构视角来理解和诠释产业升级的内涵，并将其与基于升级形式划分的中观、微观视角相结合，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产业的结构升级。而产业的结构升级，更多的是指产业内的结构升级，如产品结构的升级等，在某一产业内部展开，强调资源集约度、生产能力、价值创造程度从低向高过渡;强调产品类型从单一向丰富过渡;强调产业竞争力从一般竞争力向核心竞争力过渡。[1]此含义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有明显区别。张明志和李敏（2011）提出，产业内升级，即在同一个产业内部由低技术层次向高技术层次，由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层次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层次发展。[2]
升级模式是指针对特定的产业特征、产业能力和产业发展环境，设计出一套具有指导性、可操作的促进产业升级的方式和方法。我国学者对产业升级模式方面的研究不足，主要研究样本包括某一产业（产业集群）或某一区域，如：朱卫平等（2011）归纳出广东省三种产业升级模式，分别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工程度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3]王欢芳（2012）从产业结构视角构建我国产业集群的低碳升级模式，包括：直接淘汰模式、选择淘汰模式、重度改造模式、局部改造模式和低碳定位模式。[4]
因此，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产业的结构升级研究更多倾向于理论分析及地域、产业视角下的模式分析，从企业内部发展入手剖析产业如何升级的成果较少，实证分析更少。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博弈方法运用于企业产业升级过程，为说明上市公司升级模式中复杂的双向选择机制提供模型依据，不仅对产业升级理论在信息经济学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而且为企业产业升级模式机制设计的改善提供实证案例支持。
三、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公司产业升级模式选择的博弈模型
博弈（game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主体的选择受到其他主体选择的影响时，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其他主体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5]博弈论分析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博弈中的参与者各自追求的利益具有冲突性;第二，博弈是一个过程集合;第三，博弈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策略的相互依存性。[6]博弈包括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本章中重点运用的静态博弈法，是指博弈中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非同时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具体到博弈中，指博弈中的一方掌握与博弈行为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不知情，而且不知情的一方对他方的信息由于验证成本昂贵而无法知晓。当上市公司进行产业升级时（此时目标公司由于经营困难也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上市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博弈行为，既满足非对称信息情况，又符合静态博弈的行动特点，与动态博弈的有先后顺序的行动博弈相区别，非对称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即能完全阐述和解释上市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在产业升级方面的博弈行为。
上市公司在产业升级时，可能选择并购或自建两种方式，同时，目标公司可能选择被并购或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自建来渡过难关。其中，本文认为，上市公司在与目标公司的并购谈判过程中，由于上市公司往往通过中介机构完成对目标公司情况的尽调，而目标公司并不能掌握上市公司的并购底价，因此，上市公司相对于目标公司而言，在并购过程中拥有完全信息，即双方处于非对称信息状态。下图1为上市公司和目标方产业升级中的博弈模型，博弈的参与人包括上市公司和目标公司两方，上市公司的战略选择是并购或自建，目标公司的战略选择是被并购或贷款。
图1公司产业升级模式选择模型
假设上市公司采取并购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市场收益为Rm，并购成本为Cm，其中，Cm=C’m1+C”m1+Cm2，C’m1和C”m1分别为上市公司并购融资本金和利息，Cm2为并购的中介公司费用，R*为溢出收益，即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上市公司由于委托中介公司（例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而拥有相对于目标公司而言的完全信息，此时，上市公司和目标公司的信息获得是不对称的，因此，上市公司并购时能得到一个在并购底价和实际并购价格之间的溢出收益R*。上市公司采取自建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假设其获得的市场收益与并购时相同，自建成本为Cc。假设目标公司愿意采用被并购的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其收益即为上市公司并购的融资本金（目标公司采取贷款自建模式时收益与被并购时收益相同），此时，如果上市公司不愿进行并购，目标公司只能继续搜寻新的并购方进行并购，其搜寻成本为C’t。目标公司采取贷款自建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市场收益为Rt，自建成本为Ct。
设α为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并购概率，β为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
给定β，上市公司选择并购（α=1）和自建（α=0）的期望收益为：
解：令Π（1，β）=Π（0，β），得β*=（Cc-Cm+R*）/Cm2。即如果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小于（Cc-Cm+R*）/Cm2，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最优选择是自建;如果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大于（Cc-Cm+R*）/Cm2，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最优选择是并购;如果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等于（Cc-Cm+R*）/Cm2，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可随机选择并购或自建。
给定α，目标公司选择被并购（β=0）和贷款自建（β=1）的期望收益为：
解：令Π（α，1）=Π（α，0），得α*=（Rt-Ct-C’m1+C’t）/C’t。即如果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并购概率小于（Rt-Ct-C’m1+C’t）/C’t，目标公司选择被并购;如果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并购概率大于（Rt-Ct-C’m1+C’t）/C’t，目标公司选择贷款自建;如果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并购概率等于（Rt-Ct-C’m1+C’t）/C’t，目标公司随机选择被并购或贷款自建。
最后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α*=（Rt-Ct-C’m1+C’t）/C’t，β*=（Cc-Cm+R*）/Cm2，即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以（Rt-Ct-C’m1+C’t）/C’t的概率选择并购，目标公司以（Cc-Cm+R*）/Cm2的概率选择贷款自建。
四、结论
由此可见，公司产业升级模式选择模型的纳什均衡与上市公司采取并购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的并购成本Cm、上市公司并购融资本金C’m1、并购的中介公司费用Cm2、上市公司并购时得到的在并购底价和实际并购价格之间的溢出收益R*、上市公司自建成本Cc、上市公司不愿进行并购时目标公司的搜寻成本C’t、目标公司采取贷款自建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的市场收益为Rt、自建成本Ct相关。上市公司并购时的中介费用Cm2越小，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越大;上市公司不愿意并购时，目标公司的搜寻成本C’t越小，上市公司的并购概率越大，说明如果目标公司在并购谈判中拥有确定的优势，上市公司一旦决定不进行并购，目标公司只需花费极少的成本就能重新获得并购资源，那么，反过来，会推动上市公司采取并购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
对模型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采取并购的概率与目标公司选择自建和被并购（此时上市公司不愿意并购）时的收益差正相关，收益差越大，上市公司并购的概率越大，说明上市公司和目标公司的收益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面。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与上市公司的自建与并购的成本差（Cc-Cm）、上市公司并购时得到的在并购底价和实际并购价格之间的溢出收益R*正相关，成本差越大，上市公司越愿意选择并购，此时，由于上市公司的融资本金C’m1越小时，目标公司被并购后获得的收益越小，因此，目标公司不愿意选择被并购，而愿意贷款自建。溢出收益R*与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也正相关，R*越大，目标公司在并购中越处于劣势，倾向于选择自建，说明的是同样的逻辑关系。
参考文献
[1]韩红丽，刘晓君.产业升级再解构：由三个角度观照[J].改革，2011（1）：47-51.
[2]张明志，李敏.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下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及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1）：118-128.
[3]朱卫平，陈林.产业升级的内涵与模式研究――以广东产业升级为例[J].经济学家，2011（2）：60-66.
[4]王欢芳，胡振华.产业集群低碳化升级路径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2（2）：76-81.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2.
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篇5
而当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管理和技术的视角展开的。李宪印等在有限理性假设下，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模仿者动态模型，分析了组织内隐性知识共享过程中知识型员工的进化稳定战略。田有亮等分析了共享中局中人有限理性的问题，为有效解决秘密重构中各局中人的不合作问题，提出了秘密共享机制。王瑛提出了对信息共享参与者的激励机制，nash均衡的利润分配得到了改变，供应链成员受到信息共享的收益增加。苑清敏等构建博弈论矩阵模型，分析了供应链联盟的企业间竞争与合作并存情况下的信息共享，并给出了实现信息共享的对策。孟庆德等对产生信息共享障碍的原因进行了博弈分析，对于企业成员应该扮演的角色问题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由于下级部门的信息共享是受上级主管机构的间接干预，楼一儒利用动静态博弈论分析了下级部门在信息共享中的理性决策行为，通过确定奖惩额度的方法，对政府改进信息共享的对策提出了一些建议。王洪伟等在供应链环境下，提出了本体驱动的信息共享模型，基于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节约了信息共享的人工成本，获得很好的效果。Yang等提出了基于本体统一接口进行信息共享的思想，从而使得异构数据源中语义互操作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Jin等提出供应链信息系统的语义互操作采用协作框架来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陶锋等从“囚徒困境”的视角分析企业间信息共享的博弈行为，并提出改进的对策。赵洁使用本体集成方法，通过屏蔽底层数据源的异构性，搭建一个解决信息集成的供应链信息共享平台。moyaux等利用仿真方法证明减少牛鞭效应的最好方式是成员之间信息共享，从而使企业的效益提高。通过以上文献的分析，在技术上信息共享的研究主要解决的是信息技术上的集成，大都针对管理集成的思想，主要支撑条件是信息技术。而从管理的角度研究信息共享的机制，主要是要分析成员之间利益关系，大多数研究针对的是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的信息共享，且多为两个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利益博弈关系分析，这样必然会导致供应链上核心企业成员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其他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收益并没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对于矿产资源行业来说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以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的资源型企业由于在资源禀赋地区具有空间集聚现象，加之矿产及油气的稀缺性，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获得政府的资源开采权后，在产业链中占有绝对地位，控制着产业链中的大部分利益，对于信息共享带来的利益也不例外。但由于产业链中其他成员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因此他们参与信息共享的积极性并不高，这样就不能体现产业链协同效率和协同合作的价值，直接影响企业信息化的发展。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不断改革产业链中企业之间的合作方式，正确处理产业链上成员之间信息共享利益分配关系，发挥政府作为自然资源拥有者的监督协调作用，将政府作为信息共享机制的监督者，发挥其监督信息共享的作用和的职能，实现产业链信息共享收益均衡。因此，本文通过政府监督角色下的利益博弈矩阵分析，构建信息共享利益分配博弈模型，对该领域的理论和实务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资源型企业信息化建设中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命题。
1信息共享收益分配博弈模型
1.1博弈原理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理论。信息共享成员之间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若出现一个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协议，信息共享为合作博弈，否则就是非合作博弈。双方针对作假和监督与否展开博弈，即博弈成员对企业信息共享进行监督动机的博弈，从而使博弈过程得到完善，此为监督博弈。
1.2政府监督角色下信息共享收益博弈模型本文基于矿产资源行业产业链上的企业进行研究，由于产业链的特殊性及多级性，加之矿产行业政府主导型作用明显，若要促进信息共享，就必须将政府作为博弈监督者的角色添加到信息共享机制中，从而把政府作为信息共享的信誉担保者和监督者。
1．2．1政府与企业成员间的利益博弈矩阵矿产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必须由政府政策的宏观主导才能健康协调发展。研究矿产资源行业信息共享的机制，必须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首先在政府与产业链上各个成员之间，建立监督博弈机制。地方政府的纯战略空间中包括检测与不检测(检测控制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及时性)。每一次信息共享，政府监督采用一种罚款机制，同时信息共享成员可以选择的纯战略空间包括共享与不共享，因此建立政府与成员之间的博弈盈利矩阵。其中，m为博弈成员共享信息的成本，c为政府监督成本，G为对不共享成员或者共享信息不真实、不及时的罚款量，即对于进行信息共享的企业给予监督奖励，对不进行信息共享的企业进行监督惩罚。这里m为政府所得，是建立在信息共享的结果上，对政府的纳税收入的模糊测量。信息共享必然带来成本，但是在政府的监督博弈中，产业链成员的经济效益得到提升，因此其所缴纳税款量也随之增加，有利于政府财政收入的提高。依据混合战略nash均衡定理，企业共享信息的概率越低，政府检查的概率越大，从而促进了企业成员的信息共享。信息共享成本高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企业在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多，这样促进了矿产行业的信息的交流，信息交流的加快，削弱了牛鞭效应，提高了市场响应速度，促进资源行业的经济发展。而政府从企业成员经济效益的提升中，获得了更多的企业税收，增加了财政收入，反过来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博弈的结果是双赢。
1．2．2产业链企业成员间信息共享博弈机制分析(1)经济人的假设。产业链信息共享的企业成员作为经济人，参与方式如表1所示。(2)政府监督下产业链内企业共享程度取向。政府监督机制是指政府监督信息共享成员的共享行为，并设置惩罚值，保证信息共享的质量和效果。其他条件不变，则信息共享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2信息共享监督机制与政府监督值设置
信息拥有方和需求方在供应链上存在着信息共享博弈的主要原因是信息共享的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而在有限理性的思维下，容易形成保守思想，看不到行业整体利益提升所带来的收益。本文将政府作为博弈模型重要的参与方，认为政府在整个行业产业链上起到监督者的作用，信息共享的参与方是两阶段形式的共享博弈，政府作为一个虚拟的博弈方，参与合作博弈。下面在政府监督角色下，对产业链上成员间信息共享收益进行量化博弈分析。假设在政府监督条件下，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越来越成熟，成员之间信息交流的速度和质量都得到很大的提高，这种信息共享水平的提高会以每个成员的共享信息收益及政府获得企业上缴的税收增加上体现出来。一般来说，投入多少就会取得相应的获取权益比例，嵇新浩通过供应链联盟知识共享的博弈分析，构建量化博弈过程，本文在其研究基础上构造了收益函数，并结合研究问题做了创新性的调整，提出了政府监督下的矿产资源行业供应链整体获得的收益的函数表达式。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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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央与地方关系；博弈；囚徒困境；地方保护
一、问题的引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自古有之，但不同时期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各异。在现阶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纯意义上的“上传下达”的关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过程，即地方政府“强迫”上级政府同意变革的过程，这也是中国经济转轨得以成功的关键。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开始加剧：中央政府的许多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并不认真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者的政策博弈陷入白热化。近些年来，在宏观调控、环境保护、三农问题、农民工等诸多问题上，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策博弈的影子。
在改革发展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运用政府手段加强宏观调控，以求达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已经不完全是过去意义上的中央从属机关。因其所代表的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的宏观利益存在分歧，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惜触犯中央的权威。
本文试图从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当前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问题的产生机制与影响，并分析提出构建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可能性。
二、分析问题
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导入而引起的利益分配问题所引发的。产生的具体原因及表现：
1.在财税方面，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推动了分权化的进程。分税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分税制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经过十多年的平稳发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重均有明显上升。但同时存在着诸多问题：财政支出的比重过低，预算外资金难以控制等等。
2.在政治管理领域，下放中央政府的某些人事管理权，在扩大地方利益的同时，加重其管理地方事务的职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必须只能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按其受益范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国性公共物品，如国防、外交等；另一类是地方性公共物品，如消防、垃圾处理等。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应遵循的原则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必须尽量与受益区域内居民的消费偏好相一致。对于大多说公共商品而言，一定要明确其受益范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范围上难免有模糊之处，带来的必是责权不分。
3.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央给予地方众多特许权力，并下放大批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陆续把绝大部分国营骨干企业下放地方政府进行管理。这些企业的下放不但给地方政府带来收益，而且也给地方带来了高质量的管理人才和大量的经济信息。同时，带来的是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意识。
4.地方主义倾向严重。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各行其事，采取“上有对策、下有对策”的策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变形；地方政府之间互相攀比，盲目发展，重复建设，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实施地区经济封锁，人为割裂市场，阻碍统一市场的形成。
三、博弈论的导入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在经济学上博弈论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在这里我们引入博弈论的目的在于将中央与地方看成是决策主体，运用博弈论来分析其具体行为，解释其原因所在。有学者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非独立的决策主体，因而并不适用博弈论。但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虽作为中央政府的下级机构，但由于代表着当地的经济利益，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完全具有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博弈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构成了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权力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博弈双方——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普遍利益的中央政府与代表国家局部利益和地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政府在博弈过程中相机采取各种谋略、办法、措施或手段力图谋求最大化的自身利益。下面我们来分析产生中央与地方博弈困境的原因。
首先，地方政府的“经济人
”假设是其理论基础。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地位，促使其成为了具有自身利益的行为主体。由于中央政府下放了大量的财权、事权以及一定的自主决策权，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方稳定，促进地方繁荣发展，必然要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作为经济人的地方政府会利用自己掌握的相关信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作出自己的理性抉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地方政府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短视行为，与中央的宏观政策相背离。
其次，市场取向的分权化是其直接原因，因为这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并且具有独立的任务与目标，导致的结果是寻求租金、追求自身收益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也更加方便。
再次，地方政府的政绩要求是其产生博弈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得到晋升更多是依赖于上级政府的任命而非本地居民的投票，这也就是常说的“向上看”而非“向下看”。上级部门考核下级部门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政绩考评。由于无法用计件或计时等手段具体量度，经常采取的措施也只能是排序考量，考察各地区的相对水平高低，主要包括GDp、吸引外商投资、税收等。各地方有时只片面追求政绩，经常出现诸如“形象工程”之类的事件，而忽视政绩考量之外的具体事务。
博弈论的著名例子就是“囚徒困境”。简要地说就是两个同案犯被抓，分别囚禁审理。如果两个人都不坦白，法官由于没有充分证据定他们的罪，只能依据次要证据判5年；如果都坦白，则会从严处理，每人判10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则坦白者将功折罪，从轻发落，只判1年，而不坦白者将处以最高刑罚——20年。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分别被审讯，不知道对方作何选择，因而难以作出抉择。从合作的角度来看，都不坦白是最优的选择，但由于处在竞争的环境中，两人之间无法沟通，选择不坦白要冒极大的风险，所以惟有坦白才是个人理性的优化选择。在“囚徒困境”场景下，根据博弈双方采取的竞争策略的不同，可以把解决博弈问题的方法区分为“协同性均衡”与“非协同性均衡”。
引入博弈论分析中央与地方关系，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地方经常会出现消极应付中央政策的情况。当中央政策在执行时有损于地方利益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信息不对称以及中央监管的成本过高等，对中央政策采取消极应对，甚至公然抵抗，政策博弈由此产生。
四、效应分析
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博弈给政策执行带来的效应是双向的。
（一）积极意义
促进了中央政府政策的更加合理、完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中，中央政府意识到只有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得地方政府的认同，政策执行才有保证。这样，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压力，迫使中央政府制定更加合理、完善的政策，以减少政策博弈带来的巨大成本。
（二）消极意义
中央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市场秩序的不稳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具有较为高昂的成本。地方政府在政策博弈中的消极反应使得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大打折扣。中央所作出的关于宏观经济的政策措施无法在地方上得到有效落实，带来的后果是整个宏观经济会出现严重的失控局面。中央政府的权威也将受到挑战，将会遭遇到严重的信任危机。地方政府、微观经济主体对中央调控能力减弱产生的预期使得中央政府继续调控经济将会面临更大困难。
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只考虑本地的经济利益，而忽视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中央对相关产业采取的措施到地方上却得不到有效执行，甚至出现地方政府与相关地产商相互勾结，导致市场价格的不稳定，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可以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策博弈的时间越长，市场秩序的稳定性就越低，同时维护市场秩序的代价就越高。
五、构建新型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断的政策博弈的过程，实质上说也就是一个创建新型关系的过程。在政策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都意识到了对方的重要性。所以，在构建新型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做到：
（一）科学合理地进行利益分配，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均衡
注意合理区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但必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协调。地方政府必须克服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坚决贯彻和执行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服从和服务于中央的全局利益，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同时，中央政府要尽量照顾地方特殊利益。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所具有的利益诉求要在中央政府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过程中得到适当的体现。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必须尽可能地照顾各方利益，使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差别在不同的地区间实现合理分布。通过中央政府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控，实现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协调和均衡，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构建更加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
单纯地从经济指标上来考核地方政府，在实践操作中已经被证明是十分片面的，同时这也是地方主义观念盛行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将环境保护、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加入到政绩考核的体系中，地方政府在决
策时，将会更多地考虑这些因素，因而会减少与中央政府在政策理解方面的差异，这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必将减少。
(三)加强信息沟通，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只有充分的信息交流，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否则制定出的政策也是无效率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加强信息沟通，一方面有助于中央政府在听取各地方不同的利益诉求后制定出平衡各方利益的政策，便于政策更加趋于合理；另一方面有助于地方政府在了解中央政府的意图后，结合本地实际更加合理地执行政策。所以说，中央政府有必要加强信息的沟通，完善利益表达的机制，使得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只有这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才能出现“双赢”的局面。
（四）制定法律法规，确立博弈规则
博弈论建立的前提必须是在一定的博弈规则之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其规则应是相应的法律法规。当前的现状是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则，所以才导致出了众多的矛盾和纠纷。因而有必要制定相关法律，如《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对中央与地方的相关权责划分提供制度保障。在博弈规则下，有必要实行合理的奖惩制度。对于遵守博弈规则，积极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中央应对其提供必要的政策倾斜和优惠，鼓励其积极性；对于违反博弈规则的，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制裁这种不合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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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篇7
关键词：博弈学；会计；信用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2
所谓博弈学（Game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一种方法。它是研究人类社会中具有斗争或者竞争性质现象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它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博弈论通过探讨现实世界中不同参与人之间的各种行为抽象概括为不同参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与一致，进而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来研究不同参与人之间的策略选择性问题，使分析更加准确。同时，博弈论把信用的不完全性作为基本前提之一，这就使博弈论研究的问题和所提出的结论与现实非常接近，更具有现实性。
当我们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竞争的最基本的内涵进行概括的时候，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字眼-博弈来概括。研究数以千计的人各自怀揣着各自的算盘做出决定之后所造成的群体现象的一定规律，以及微调规则后造成的影响，研究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相互揣摩、相互牵制的各种行为中理性化、逻辑化的部分，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事实上，博弈论衍生于古老的游戏或曰博弈如象棋、扑克等。数学家们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通过建立自完备的逻辑框架、体系研究其规律及变化等。随后，博弈理论已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研究会计信用问题方面。
一、会计信用领域常见的博弈类型
1.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政府作为会计信用的实用者，往往依据会计信用来进行宏观经济的调控和课征企业税收。首先，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不同层次的政府，对会计信用的要求是不一致的。中央政府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重任，为了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取得出色的成绩，当然需要企业提供真实的会计信用。而地方政府或一些部门虽然担负着发展本地区或本部门经济的重任，但在“官本位”的思想下，他们往往也考虑个人的业绩与升迁。虽然在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时，他们往往希望企业不要往自己脸上抹黑，往自己脸上抹粉则有可能受到认可和欢迎。“官本位”思想使得政府这一会计信用的使用者看上去好像是需要真实的会计信用，但在有的情况下往往需要的却是虚假的会计信用，因而造成会计诚信缺失现象普遍存在。再看政府在课税时又是怎么利用会计信用的。政府每年制订一个税收的增长计划，而且这一计划是必须完成的，为完成税收计划，必须将计划一级一级向下分配。政府在制订税收计划时会考虑实际的经济状况，在各级税务部门制订税收计划时往往不会考虑企业实际的经济效益。为完成计划，没有实现的收入要征税，没有利润也要征收所得税，他们很少会真正去关注单位的会计信用，而只关心计划如何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信用的真假似乎与纳税无关。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政府这一会计信用使用者与单位之间的博弈中，由于政府对真实的会计信用的使用效用较小，博弈的均衡取决于企业的效用函数，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博弈的均衡使单位提供虚假会计信用。
2.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
委托关系框架下，投资者对企业拥有法定产权，但是，企业又是经理人手中直接掌控的企业，二者之间无时不存在博弈情形。目前企业的投资者可以分为三类，即国有股、法人股和小股东。在国有股眼里，股东的概念非常模糊，最后还是落实到国有股东代表头上，而国有股代表依然是“公事公办”，毕竟“那是国家的钱，不是自己的钱”。在这种环境下，真实的会计信用对其自身的效用似乎不是很大，而虚假的会计信用对其没有负的效用。在法人股眼里，关心的仅仅是所持股权何时能够从转让交易活动中“套现”，而不是如何从经营利润中高利分红，因为许多法人股东都是“拉配郎”的结果。在小股东眼里，只关心股票收益的结果而不是过程，超额报酬只是对分析、选购股票的报酬，而不是对行使权利的一种补偿或收益。可见，会计信用似乎和这些股东们无关，而虚假的会计信用有时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收益。在目前，企业提供真实会计信用的效用其实很小，反而在真实会计信用下等资可能更加艰难，虚假会计信用的效用却常常明显要丰富多彩了。在现有的监管体制下，提供虚假会计信用遭受的惩罚一般不会很大，更何况被查明提供虚假会计信用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对有的企业来说，其最优战略是提供虚假会计信用。总之，投资者作为最重要的会计信用使用者，他们有时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用。
3.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博弈
单位负责人有着自己的利益驱动，例如，他们要保住自己的职位，要追求个人良好的业绩，以谋取较多的奖金，以谋取更高的职位等等。同时在现实情况下，许多单位负责人并不理解他们所肩负的会计责任，即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和完整，保证会计报表充分披露有关信用。其中原因很多，既有监管不力、处罚不严的原因，也有这些单位负责人个人观念和意识上的原因。于是，一些单位负责人出于某种目的的考虑，在需要虚假的会计信用时，就指使会计人员作假，这就演变为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之间的博弈了。这里的会计人员，既包括会计机构的负责人，也包括具体的会计工作人员，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利益驱动，他们需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希望获得较高的福利待遇，也希望得到晋升。此外尽管提供的会计信用由会计人员编制，并且在上面签字盖章，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并不是十分清楚，纵然了解自己所负有的责任，但因为许多会计人员在作假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现实下，也对他们自己的责任不以为然了。
二、建立与完善会计信用是会计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基于以上三种博弈类型，共提出五点对策建议：
1.完善会计行为主体的内部制约机制是会计信用建立的基础
“所有者缺位，经营者越位”的反常公司治理结构现象要求我们必须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明确财产权利的归属，使产权人具有强大的动力去提高资源的使用价值和监督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明晰的产权也会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合理配置权力，公平分配利益，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降低管理当局及其聘用的会计人员为谋取私利而实施会计造假的可能性。同时，企业需要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与内部审计制度，对日常的会计核算工作需要进行周期性检查与抽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这是提高会计行为主体会计信息质量的根本所在。
2.加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监控机制是会计信用建立的保障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我国，注册会计师经济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对客户有明显的依赖关系，在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和非审计业务的开展过程中与客户的关系变得比较复杂，客观上很难对自己的“上帝”实施必要的审计并出具合格的审计报告。因此需要提高行业准入的门槛，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违规的成本。我国目前有会计师事务所普遍存在着注册资金要求低、抗风险能力低、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审查不严等情况，因此需要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资本金要求，提高风险准备金比例，并对历史上有不良记录的注册会计师取消继续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资格，增加注册会计师的违规成本。
3.建立会计信用评级及其公告制度是会计信用建立的技术平台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网络和各种通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会计信用的建立需要有效的信息传输系统，使失信者的失信行为迅速传播，从而影响其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守信者的守信行为得到社会的肯定并为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我们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会计信用评级制度。目前部分省市建立了会计信用评级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缺乏有效的监管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会计信用评级制度，并建立由财政部门为主体，有审计、税务、工商、证券监管、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参与的会计信用评级监管机构，以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要建立会计信用评级公告制度。通过网络、新闻媒体和其它通讯技术及时会计信用评级结果，使交易各方获得更多的会计信用信息，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同时也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打击和抵制会计失信行为，推动会计信用制度的建立。
4.完善会计法律制度建设及其执行机制是会计信用建立的条件
建立完善的会计法律制度及其执行机制不仅可以维护会计市场的信用秩序，而且是会计信用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我们首先需要制定出高质量的能够适应未来会计环境变化的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制度。制定时需要对未来会计环境的变化做出科学的预测，避免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会计产生过多的影响，同时也能减少因会计政策变化带来的会计失信行为与失信产品。其次我们需要加强会计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提高会计造假的行为主体、经营者、会计从业人员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增加经济处罚的力度，使失信者不敢铤而走险。同时需要建立会计造假者的民事赔偿责任，只有高额的民事赔偿才能使造假者经济利益严重受损，增加其造假的成本。
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篇8
笔者深信“微波荡漾论”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管理者对于新生股市的希望及认识，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接手后的管理层的希望与认识。毕竟兹事体大；再说为官者又有几人不祈求自己执掌的领域风平浪静、长治久安的呢？然而现实却是那样残酷：迄今a股市场已经走过了二十个年头――成长为总市值排在世界第二的壮小伙子了，回眸审视这二十年间的股指走势，但见波澜迭起的奇峰幽谷，“微波荡漾市”却甚为鲜见。难道这二十年的沪深股市，走势都是不正常吗？假如我们承认并尊重现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应该承认：要是都不正常的话，这不正常其实就是正常的了。这里正好用得上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在黑格尔的语汇中，现实=事物的必然性。
本来，波动本身就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大幅升跌不但是股市的基本属性，是必然的，而且是一种常态。这也是和a股二十年的表现一致的，其他国家股市的发展史也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仅仅是个别的股价大幅波动，那还有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倘使是大盘经常反复呈大起大落的话，那就肯定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了。而导演这一出出好戏的幕后推手，可以是经济的（例如宏观面景气度或业绩），也可以是非经济的（例如纯粹出于资金与筹码的博弈）。但只有在理性的范畴内前者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一旦超出这个范畴后者就成为决定性的了。笔者以虚拟资本通过从价值到价格泡沫的扩张来实现对实体资本的异化来解释股份运动暴涨暴跌的本质：在这一异化过程中，虚拟资本在获得独立性的同时也就获得了泡沫无限偏离价值不断膨胀的自由意志，直至最终走向破裂的末日为止。
虚拟资本异化（表现在股价）的这种特性，和股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度开放的博弈系统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个系统中，博弈过程贯穿于整个股价运动的始终，故股价运动必然受到博弈规律的支配；与此同时，博弈者亦即所有的股市参与者的心理活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博弈的进程，从而使股价波动又不能不为心理规律所左右（引自上期本栏）。由此不难作出判断：博弈是股市的本质属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曾获诺贝尔奖的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曾批斥金融虚拟资本使世界经济成为“”。
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篇9
关键词：城市经营；博弈；经营风险；制度创新
城市经营是近些年来城市管理和学术研究的热门问题，在我国许多城市也得到了有益的尝试。虽然城市经营便显出来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内涵和本质是实现城市资源资本在容量、结构、秩序和功能上的最大化与最优化，从而实现城市建设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城市功能的提升及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城市经营风险是与城市经营过程结伴而生的，狭义地讲，它主要是指城市管理人员由于自身知识水平、管理经验和业务能力等的不足，及国际国内局势、政策导向的不利影响，未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预期目标，导致城市资产损失或处于风险状态的可能性。导致城市经营风险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城市社会影响因素、经济影响因素以及环境影响因素[7]。其中，城市社会内生因素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这主要表现为城市经营的制度缺陷，即特殊国情的约束条件下，政府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之间的偏离，并且这种内生的制度缺陷无法仅凭外部竞争有效化解，而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城市经营制度的创新，有效弥补城市经营的制度缺陷。本文将从城市经营中的几个典型政企博弈问题来深入分析城市经营的制度风险。
一、城市经营中政企博弈关系产生的原因
城市经营中的博弈是用系统观点即用辨证的思维方法去看待竞争问题，包括全局观点、动态发展观点、信息的观点等。[1]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城市经营的博弈主要可以反映在两方面，制造博弈和参加博弈。从微观角度来说，城市经营是制造政企博弈场所，管理政企博弈行为；从宏观角度来说，每一个城市经营的主体都是城市经营过程中的博弈者）都可能成为博弈者，参加更大范围的经济博弈活动。城市经营政企博弈关系产生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经营中政府企业目标的不一致
在城市经营活动中，政府部门较少考虑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更多注重的是宏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如南京地铁一号线的建设以改善市区内交通环境和改善居民出行条件为目标，秦淮河综合整治工程以环境综合治理与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为目标。其效益主要通过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和舒适度指数提升、出行时间缩短以及交通拥堵现象缓解等得以体现。而企业考虑的目标则不同，他们关心的是营业额、利润、经济回报率等指标的高低。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政企双方不得不根据各自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采取各自的博弈行为，从而导致博弈关系形成。
2、城市经营中政府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由信息经济学我们知道，现实世界除了信息不完全以外，还存在信息分布不对称的问题，即博弈双方拥有的信息量是不对等的。在城市经营的政企博弈关系中，对政府来说，企业常常会隐瞒自身情况，往往具有信息优势，处于人的地位；政府处于委托人的地位。在城市经营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理性的企业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自身利益，从而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企业来说，城市经营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理念，城市政府尚处于一种尝试摸索的阶段，企业更缺少相关经营的经验，有时很难把握政府的政策，因而对城市经营中公共设施的投资风险缺少明确的把握，不敢贸然投资。
3、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企业关系的转变
我国的政府与企业之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存在的是一种行政命令关系，由于资源支配权的高度集中，政府对企业具有高度的控制能力，企业对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措施不能及时作出市场反应并采取行，造成了所谓的“博弈缺位”。当我国经济逐步转人市场经济轨道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较为重要的趋势就是政企关系向着契约式和交易性方向发展。政府与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否则，契约就无法达成，交易就不能实现。同时，政府与企业也必须对对方可能采取的行动保持高度的警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政府与企业之间博弈关系的形成，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结果[2]。
4、城市经营中政府相关制度框架的缺陷
除上述因素外，城市经营活动中政企博弈关系的形成还有制度缺陷的原因。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是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利润最大化”。城市政府作为城市经营的一个行为主体，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之间的偏离，这就是城市经营中包括制度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产生的根源。我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在制度方面可大致概括为“渐进式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如对于城市而言，包括以公有制为主的产权结构，政府财政预算软约束，以任期内经济增长为重点的政绩考核制，以及政府身兼“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身份等，直接造成各种城市经营风险的产生。
二、城市经营中典型政企博弈问题制度分析
1、城市经营的政府介入问题
新制度学派突破了把政府干预作为“外生变量”的传统方法，而是把政府干预当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从而大大拓宽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进行合理而有效干预的空间。城市政府是城市经营主体之一，政府有必要介入城市经营经济活动，但政府的介入必须是有条件和有原则的。通常来说，政府在运用行政手段来参与城市经营活动的时候，必须遵循间接干预原则，即不直接参与企业之间利益的分配，而是以制定公平的企业行为规则作为政府的主要工作职责。由于政府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作为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调节者，所以政府对企业经济博弈的直接介入将有违公平，必然会诱发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政府主体定位的错乱更会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将会失去效力，企业主体结构的恶化就难以避免了。
甲（优秀企业）
投资不投资
乙（不合格企业）投资-5+G,-51+G，0
不投资0，100，0
图1城市经营政府介入问题
如图1，相对一个特定项目而言，尽管甲企业是一个优秀开发企业，乙企业是一个不合格企业，甲企业在实际开发能力上也远远胜过乙企业，但由于存在政府对乙企业的不适宜支持（G），当这个支持足够大（G>5）时，劣质企业就一定会投资，因为投资已是其优超策略，此时，两个企业的博弈将出现乙企业投资、甲企业放弃的均衡结果。正是由于政府对企业利益分配格局的直接介入，使不合格市场主体以一种不公平方式战胜了合格市场主体，从而导致了社会利益过大损失的负面后果，投资主体结构也大大恶化了。[4]从上述博弈分析可以看到，解决行政介入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政府放弃这种对于特定企业的直接支持，而代之以确立一致性的企业行为规则。当然，要避免政府支持随意出现，要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就需要确立多元化的社会主体，需要建立对于行政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
2、城市经营土地拍卖问题
招标与拍卖，是市场化运营的典型，也是非对称信息博弈的典型。在我国城市土地的有效利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所以，土地也就成为早期城市经营的对象。有偿使用土地，进一步使土地资源市场化运营是改革的方向，但我国城市土地的市场化仍还不成熟。作为土地市场化程度标志的招投标拍卖制度仍存在许多缺陷。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刻原因是由于我国城市土地制度的创新与城市政府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制度的创新是城市政府和城市企业博弈的结果，渐进式改革的造成城市政府与企业的合谋。假设政府收入来自两方面，一是企业的税收，二是来自土地的收益，政府希望二者之和最大化；企业希望得到土地方面的优惠，以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考虑下面博弈：
政府
市场化非市场化
企业进入4，410，8
不进入5，15，0
图2城市经营土地拍卖问题
上述城市政府与企业博弈的结果是ne（进人，非市场化），政府只要从企业税收中得到的收益大于土地的收益，那么政府就会采取土地的非市场化的策略，并作为优惠条件来吸引企业和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反之，则会实行市场化的运营。当面临沉重财政压力时，许多城市政府认识到只要从土地市场化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从企业税收中获得的收益，市场化经营土地就会变成一种发展趋势。寻求一种较好的方式，即政府设计一种机制在非对称条件下与土地的使用者博弈，以取得土地收益的极大化。[3]可见，城市土地的市场化经营是基本原则，而设计最优的土地市场化运营机制才能减少制度风险，取得最优的城市经营绩效。
三、城市经营制度风险防范对策——制度创新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而将制度作为一种既定不变的假设。而制度经济学却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制度经济学的先驱美国学者科斯就认为交易成本影响着经济增长。当交易成本增大到一定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发展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在城市经营中，应以制度创新为中心.充分、合理地挖掘利用城市的各种资源要素，提高城市持续的竞争能力。从而有效的防范制度风险及其所造成的一连串各种经营风险。应着重在以下方面加强制度创新：
1、找准定位，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只有合理界定和明确城市政府在城市经营中的地位和职能，才能积极高效地履行职责，有效地引导、规范、推动城市经营战略的实施。
新时期的高效的城市经营所要求的城市政府职能应当是：（1）政府与微观经济活动保持一定距离，以宏观指导为主的经济管理职能。城市政府主要应行使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并维持经济运营的环境，而不应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必须从直接干预和管理经济活动领域退出。（2）政府作为国有资本管理者与所有者的职能必须分开。加强对政府经营国有资本、公共资源的监管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必要步骤。（3）从强调政府“依法治国”向建设“法治”社会转变。法治强调法律而不是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中拥有主体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首先就是要治政府，来约束政府行为、规范城市经营。[5]
2、建立促进竞争、保护产权的有效制度
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政府应积极的进行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要在个人权益制度的完善方面多做努力，要建立、健全有效保护自然人、法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的产权制度。要建立规范政府，特别是规范政府与城市企业关系的制度，消除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加快建设刺激创业者创业动力的贡献与报酬相对称的经济刺激制度，同时要把目前大量产权边界模糊，政企职责不分，内部管理混乱的经济单位改造成为真正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8]
3、完善城市规划制度，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开放性和稳定性
城市规划是我国实施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相当一部分城市的规划存在着朝令夕改、变化性大、规划对某些方面限制过死、操作性不强、缺乏科学性、普通市民无缘参与城市规划的编制、城市规划不透明等问题，从而造成城市经营的成本过大。[6]因此，科学地编制、实施规划是十分必要的。城市规划制度创新的核心是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开放性和稳定性。为此，要进一步规范我国城市规划编制程序。尤其是要保证公众参与这一程序能得到落实。城市规划的编制应该慎重，其实施应得到落实。城市规划一旦编制完成审批通过，就应该作为法律规范进行实施，对规划的修改调整亦应遵照法定程序。
4、加大土地市场管理力度，促进土地市场管理制度的创新。
城市土地具有高度稀缺性特点。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营，则是以土地出让为重点，部分城市更是将土地出让作为城市经营的全部，以至于土地出让速度过快、供给过多，造成土地贬值、国家财富流失。因此，城市经营也必须注意加强对上地市场管理的创新。必须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出让的制度。进一步规范土地出让的程序，控制土地出让的速度和数量。完善土地出让招投标制度，将协议出让土地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处理好农用地征用过程中用地权属转换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必须给予农民必要的利希补偿和发展出路，以有利于城市发展为前提，兼顾城市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另外，还须加强土地出让后的后续检查，建立起规范的土地二级市场、三级市场，保障土地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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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涤湘，袁利平.城市经营与制度创新[J].长江建设，2003，(4):12-14
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篇10
关键词：低碳经济博弈政府社会
一、以政府为主导的低碳模式
1、低碳经济的制度性建设
我国高度重视对低碳经济的制度建设。我国自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社会友好型社会的指导思想以来，颁布和修订了一系列有关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2006年七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发改委及科技部联合颁布的《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2007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发展中国家制定的第一个部级气候变化方案，宣布在2005年基础上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主要能源供应，将森林覆盖面积提升20%，以及到2010年相比2005年碳汇增加五千万吨等重大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国家制定了关于能源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到2020年为新能源提供4.5万亿的投资[1]；2008年1月，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启动了“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以期推动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保定和上海是首批试点城市[2]；2008年10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2009年的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上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再一次强调了中国发展低碳积极社会的重要性；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首先在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5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8市开展试点工作，并要求其编制低碳发展规划，积极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3]。为确保实现“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2011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方案》细化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从节能减排的指标到把减排目标分解到各个地区都明确的提出具体的数字[4]。在政府一系列的政策指导下，低碳城市项目建设也小有成效。
2、低碳城市和社区建设
2008年气候组织正式推出“城市低碳领导力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推动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以期建立生态联盟，分享城市资源和经验，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5]。这个项目使一大批城市走上了低碳城市化道路。2011年12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2011中国自主创新年会”上了2011年度中国“十大低碳城市”评选结果，其中，贵阳、南昌、杭州、保定等一批国家发改委确定的试点城市名列其中。低碳城市成果颇丰，低碳社区的技术应用也很广泛。
如北京国奥村，是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直接催生的部级住宅项目，现今已成为中国低碳社区的样板，它利用了景观花房生物污水处理系统、护结构保温系统、LeD建筑发光系统等36项低碳减排技术；上海世博中心是我国唯一一座按照中国三星标准和美国LeeD金奖双重控制执行的大型“绿色低碳公共建筑”；日月潭·微排大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太阳能光热、光伏、建筑节能于一身的高层公共建筑。
“国奥村”、“绿色低碳公共建筑”和“微排大厦”的称号并不说明我国的低碳技术领先于国际水平，也不代表其他国家不能建造，相反，这些低碳技术的知识产权都不属于我国。低碳经济不是立几部法、搞几个节能社区就能建立起来的。我国低碳的发展缺乏政府和社会的互动，虽然国家为发展低碳做了大量的制度性建设工作，仍然收效甚微，社会各界反应慢热，缺乏动力。
二、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者如何在相互依赖的决定中做出选择的，对于中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政府活动和社会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有价值的。
1、模型假设：
假设1：政府并不是单纯追求税收等经济利益的“理性经济人”，而是追求社会效益、国际形象以及生态环境等人类发展整体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社会人”；假设2：社会（企业、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机会成本为零，即因投资低碳产业而放弃高碳产业所可能损失的收益为零；假设3：该博弈是完全信息，即博弈双方对双方的得益都了解。假设4：政府和“社会”的博弈并不是零和博弈，也就是说政府的收益不与“社会”所损失的利益相等。
2、模型建立
政府支持发展低碳经济，并对低碳项目加大投入和补贴力度，政府的效益为C-e，C代表社会因政府支持低碳从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效益，e代表政府对发展低碳财政补贴支出，e1代表因治理不发展低碳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支出（如治理污染）。如果政府不支持低碳，政府效益是-C-e1。“社会”发展低碳得到效益p1+e，p1为企业的正常收益。社会不发展低碳得到的收益是p1-p2，p2为因不发展低碳而造成外部不经济所遭到的处罚。p2>p1。
表：政府与社会博弈
3、策略分析
从博弈矩阵不难看出，当C>e时，无论社会是否作为，政府都应该选择作为，即（C-e，p1+e）。因为无论e是否大于e1，C-e>-C-e1，政府得以存续的前提是保持自身的公信力以使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企业作为回应，因为作为不但避免了严厉处罚而且还会得到财政的补贴，所以企业也会选择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