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心得体会篇1
当下,经济全球化正在将全球融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各国所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会因地域、贫富、种族的差别而将它割裂,保护历史财富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承载着这些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依附于其上的人类文明也必然会消失。中国,作为全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
积极参与者,因环境问题、保护意识、非法偷盗、城市化建设等原因正进入一些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历史文化遗产破坏高危险期”。同时,中国也正在吸取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努力构建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传播保护意识,用实际举措与行动投入到全球如火如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去。
作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在从“闭关锁国”进入到“开放包容”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10月,宁夏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村民王生军站在自家地里的一座被发现的古墓旁,望着面前因盗墓被破坏了的耕地发愁。自从考古队一走,每天都有人在墓坑附近出没、溜达,考古队还未挖掘的几座古墓已被迅速抢盗一空。“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宝贝’?但如果这50亩田地反复被人挖掘,不能适时保墒,来年恐怕连小麦都没法种了。”王生军无奈地说。
与世界其他历史悠久而文物资源丰富的国家一样,中国也在承受着本国历史文化遗产遭受破坏与流失的“不可承受之重”。据著名文物专家陆建松教授介绍,中国目前估计有30万处以上的历史文化遗迹正处在濒临灭绝的边缘。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曾透露了一组数字:2004年,全国共立案文物犯罪案件971起,其中盗窃文物案件481起,倒卖文物案件131起,走私文物案件11起,盗掘古墓葬案件348起。而在法国的文物商店,一位出访的陕西文物专家却看到了四五百件陈列着的中国青铜器和石雕。
作为全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主要缔约国之一,环境问题、保护意识、非法偷盗、城市化建设等原因使中国进入了一些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历史文化遗产破坏高危险期”。同时,中国也正在吸取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努力构建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传播保护意识,用实际举措与行动投入到全球如火如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去。
遗产保护工作:“矮人一截”
在记者调查采访的过程中,相关专家学者都道出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欧洲国家相比,都感觉“矮了一截”。
其实,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领域,中国并不落后,中国历来就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文物收集、整理、研究的体系――金石学。早在宋代,中国就有了文物研究著作《金石录》与《隶释》等著录专著。但到了近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因为国家的战乱贫困,大量历史文化遗产遭受破坏流失,甚至出现了整个的文物遗产被盗取的悲剧(如敦煌的典籍)。20世纪后,在“全盘西化”、“破旧立新”等激进思想的影响下,处于意识形态弱势的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又被视为“现代化与革命化”的障碍,处境悲哀。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高速发展催生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又使许多历史遗产濒临灭绝,而经济利益促动下的功利行为更使“华夏瑰宝”面临重重危机。
在北京,因产权不明导致一些文物古建被长期占用,年久失修。在四川,贫困使农民铤而走险,重庆大足石刻的佛头遭到砍盗。在云南,世界遗产“三江并流”因旅游过度开发、保护不力,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摘帽”。在上海,由于经费与场地问题,上海历史博物馆与近3万件文物竟然无处容身。在江苏,运河河网与沿河古镇因工业化、城镇化而消逝。在全国各地的文物景点,“某某到此一游”的题文总是无处不在。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保障、扶植资金的不足;保护意识、保护知识的缺乏;经济建设、城市建设的扩张;功利心态与市场意识的膨胀都成为了中国“矮人一截”的原因。
遗产保护意识:根在民间
较之欧美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无论是意识、理念还是措施、行动都存在一定差距。这与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与我国创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不相适应。面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不再“地大物博”的悲哀,在压力与挑战下,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进入了“加速调整期”。妥善处理文化遗产与全民、与政府、与经济建设、与旅游利用,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成为了“脱困”的出路。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认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第一,要尽快立法,做到有法可依。第二,要改革管理体制。遗产管理权应由国家统一管理,直接管辖部级和世界级遗产。第三,对于违规的建筑物和构筑物都应坚决整治,以恢复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第四,国家要加大遗产保护上的资金投入。最后,要培训遗产科技人才,加强遗产科普教育。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最近再次呼吁:提升大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进行保护工作的“人民总动员”才是开展工作的出路。
从理论举措到计划实施,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环境建设的步伐逐步加快,保护环境开始改善。2002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列入文物保护范围,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2006年起,国家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日”。同年,国家财政部特别设立了2.5亿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对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存实施全面保护,并在国家文物局新增两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专业司。
一批民间群体自发保护文物事件也出现了。在陕西宝鸡,王宁贤等5位农民意外发现了一处窖藏,主动参与现场保护,使距今2800多年的27件青铜器得到了及时的保护,顺利出土。在贵州省黎平县地坪乡,洪水冲毁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坪风雨桥。上百名侗族村民自发地跃入洪水中,抢救回了风雨桥73%以上的构件,使风雨桥得以重建。
遗产保护目标:融入全球
2007年12月9日,在上海同济大学,法国文化与交流部建筑遗产司与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签署了合作协议。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国――中国与法国,在历史建筑保护研究领域达成了合作共识。法国文化与交流部建筑遗产司米歇尔・克莱蒙司长认为:“法国愿意同亚太地区的政府与民间共同来开展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而中方认为,法国古运河保护工作的经验可借鉴用于中国京杭大运河沿岸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近年来,类似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例子并不少。作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在从“闭关锁国”进入到“开放包容”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在努力借鉴国外的经验,中国文物机构与国外保护机构建立了紧密、长期的合作。在西安秦始皇陵,中国通过德国文物专家的帮助,用先进技术还原了兵马俑的彩绘,使失传的中国古代工艺得以再现。一些国际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也纷纷在华设立分支机构。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西安设立了“西安保护中心”,而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同济大学、江苏苏州分别设立了针对自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专门开展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料搜集、专业培训与研究咨询工作。同时,中国也承担起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责任,积极参加了肯尼亚联合考古、柬埔寨修缮吴哥窟等国际联合行动,并与意大利等国签订了文化遗产保护协议。
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曾表示:文化遗产领域多种形式的合作,使中国获得了国外的经验,也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中国这几年和国际上的文物保护组织,各个方面的、政府间的、非政府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合作成果为我们所用,在合作中把我们的传统技术传给了他们。
遗产保护未来:留住“本根”
在江苏苏州,古城、小桥、窄巷、流水,有着2500年历史的城市格局被基本保留了下来,而在它的不远处,一座全新的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新城开发为老城保护让路的措施,使留存千年的吴文化遗迹,避免了被现代化湮没的悲剧。虽然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苏州老城因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历史文化遗产上的伤疤,它的城墙被永久性地毁坏了。可见,任何一个没有保留历史痕迹的繁华都市都是“失忆”的。
同样,一个没有文化本根的国家也是“失忆”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终极属性是文化与知识资源,是过往历史与先人传递给今人的直接承载之物,其最重要的价值是社会教育、历史借鉴与研究鉴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国民欣赏自然与精神活动的介质,作为激发爱国主义激情的崇高的“瑰宝之物”严加保护,供国民世代享用。在德国,人们将1961年修筑、1989年拆毁的,曾是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分界线的柏林墙墙根磨光,嵌在大街中,铸上“BeRLineRmaUeRl961・1989”字样的铜牌。以警示国人不要忘记国家分裂的历史。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心得体会篇2
古城的迷人魅力
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令全世界瞩目的。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历史名城的罗马、雅典、马德里，还是风景迷人的西西里岛、爱琴海诸岛，甚至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米兰，都堪称建筑的博物馆、艺术的宫殿，似乎每一座城市、每一幢建筑都是镌刻在大地上的历史。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等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同众多著名的广场和历史街区交相辉映，构成了欧洲独特的城市风貌。高品味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欧洲许多古城至今仍保持着迷人的魅力。
同时我们注意到，尽管欧洲的城市风格各异，特色鲜明，但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尽可能地将城市自身的历史文化风貌完整地保存和展现出来，城市也因此而更显神韵。例如罗马是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名城，存留着大量的代表性宏伟建筑，因此城市体现出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神韵，使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耐人寻味；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雅典，城市风貌体现出现代气息和历史文化内涵交融的特点；具有鲜明民族文化传统的西班牙古城马德里，处处可以感受到现代科技、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三者合一的独特气质，科学合理的绿化、交通系统，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在历史名城建设中得到合理诠释；位于欧陆最西边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展现的是另一番海滨城市风情，虽然经过18世纪大地震后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古迹不算多，但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配上保存完好的文化古迹的点缀，足以使里斯本称得上是风光迷人又不失典雅文化品味的魅力城市。欧洲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惜和保护意识，实在令人佩服和惊叹。
完善的保护体系
这个体系令几乎所有人都有了一种保护历史文化的责任。
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在实践中不断扩展的，体系的关键就是立法。在保护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几乎每确定一个保护概念，随之便会有一系列相应的法规、条例、政令等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层面做出相应的规定。欧洲历史文化保护的立法思路非常明确，它强调保护工作不是独立进行而是多元的，将保护与资金、住宅建设、税收、政府职能、公众参与等联系起来，目的是为保护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整个体系使得保护工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保护体系涉及到的制度、环节，如保护内容的形成及确立、保护机构的职能、保护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体系等，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下来，从而为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障。在历史保护的行政管理体系方面，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法律均规定，文化遗产部门管理遗产，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或监督其工作：城市规划部门主管古城保护及城市景观保全等内容；旅游部门只负责历史文化遗产的促销，不参与遗产的
直接管理。在资金保障体系方面，资金补助的规定是保护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立法中明确规定保护对象的资金补助额度和数量，为保护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通常是保护资金最主要的来源，款项数额巨大；同时以国家投资带动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及个人的多方合作投资的方式也存在；各类相关政策的制定也为文化保护提供了多渠道、多层次的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等，使资金得到有效保障。据统计，近年意大利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平均每年在50亿欧元以上。可以说，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同其连贯严格的法律、健全的保护机制、高效的管理机构、充足的资金保障所分不开的。
严肃的保护手段
为了一座文化古迹，不惜付出大代价。
与完善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相对应的是严格的法律措施和保护手段。意大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历史名城相当多。古城建设，政府不以破坏历史文物为代价，而是要完整地保留了文物的遗迹原状。对城内遗迹的保护，修旧如旧，即使有翻新，也要求有截然不同的区别，让人能够分辨。意大利政府将48％的国土规划为景观保护区，只有经过文化遗产管理部门认可，保护区内才能开发建设新项目。50年以上的建筑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其建筑物外部结构属于政府，任何房屋开发商和商店经营者、居民，所购买的只是房子内部的使用权，但不拥有对建筑物整体改造的权力。房子的维修按国家制订的法律进行，不能自作主张，任何未经同意而进行对登录建筑的特殊建筑艺术或历史特征的拆毁、改建或扩建均属刑事犯罪，任何未经同意的行动都将受到处罚。
希腊的雅典虽然没有能够像罗马一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希腊政府为了保护雅典卫城的环境风貌，拆除了卫城周围的所有现代建筑，雅典的重要历史地区，任何建筑活动必须事先报文化部批准。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雅典1991年建立了先进的城市地铁交通系统，并且限制汽车进入卫城。此外，据说在希腊萨洛尼卡市有一座长1000多米的陆地旱桥，建桥的原因只是因为桥下有一大片古罗马征服时代的遗迹。为了保护古代遗址的原貌，又不破坏城市规划，希腊建筑师在这里建起一座奇怪的旱地大桥，让大道从古迹上方凌空而过。大桥的造价虽然大大超过公路的造价，但是它保护下来的却是无价的历史古迹。
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样有着严格的保护手段，体现出政府和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马德里市中心区划定了5个历史街区，政府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市中心的古建筑进行任何改动，并且每隔20年必须按照原来模样重新进行维修和粉刷，否则将课以重罚。马德里对历史街区的维修改善制定了长期的实施计划，不急于求成，仅第一期（34．5公顷，756幢楼，11878户居民）计划的时间就长达4年。
得到的启示
欧洲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几种趋势：
1.保护内容：从对历史建筑保护到历史环境保护；
2、保护体系：从以立法为核心到公众参与；
3、保护方法：从单一保护到整体保护；
4、保护目标：从历史留存到价值重现。
广东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有部级历史文化名城6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个以及2个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但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主要体现在：一些古城的历史格局和风貌被破坏；较多历史保护区被挤占；一些历史街区内的人口密度过大，基础设施落后，居民居住条件得不到改善；普遍缺乏对文物古迹周围历史环境的保护，大拆大建，毁坏了大量尚未列入保护等级的遗迹和一般性历史建筑群；“旅游开发性破坏”和“建设性破坏”较严重，人为随意改变历史文化遗产的原貌，使其逐渐丧失历史原真性；管理机制不健全，政出多门，部门协同配合不够；公众历史保护意识淡薄，历史文化保护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通过考察，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广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和宣传以及对有关人员的培训。通过宣传和培训，提高有关领导及专业人员对名城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保护意识，掌握历史文化保护的正确方法，树立整体保护的观念。同时，还要合理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正确的价值观，使民间自发的保护意愿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行动。特别是那些反映传统风貌，体现地方特色的历史街区、建筑群，以及有纪念价值的遗址等，已经构成了当地群众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涉及到当地民众的民情、民风和历史文脉，要积极鼓励公众参与保护。
二、以立法为核心，健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完善历史保护的法制体制工作，做到有法、有政策可依。欧洲大多采用国家与地方立法充分结合的方式，使完善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都得到充分的发挥。相比之下，我国的保护体系显得单薄的多。在广东，更是缺乏较系统的地方管理体系，因此保护起来显得较生硬和空泛。建设部已于去年2月颁布实施了《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并且正在修改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条例》（草案）。根据这一形势，广东积极酝酿出台有关条例、配套政策和有关指导性文件也势在必行。通过制订政策法规，尽快填补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体系中缺少的环节，真正建构起一个健全的保护体系。
要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和岭南历史文化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保护的基本原则，有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和历史名镇（村）保护的主要内容，完善保护规划和建设的管理规定，积极建立专项资金保障机制和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机制，强化管理机构职能，规范政府行为，鼓励公众参与。地方市、县在遵守国家和省有关法规的前提下，也应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积极制订相关规定和政策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对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建设、基础设施改善、资金筹措等相关政策的研究，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和政策。
三、以整体保护理念指导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和实践
广东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侨乡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城镇风貌、历史文物古迹、民居建筑、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等资源，都值得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进行有效的保护。但是，目前在我们的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实际工作中，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部门没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树立整体保护理念，正确处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城乡建设的关系。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离开对其保护进行城乡规划和大规模开发建设，最终必将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只有充分考虑到影响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因素，并合理地对历史文化遗产再利用，赋予新的内涵，才能使历史文化遗产获得更好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认为，在整体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应该特别注意把握好以下“四性”原则：一是原真性。在进行文物建筑保护时，要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真实保护所遗存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和全部历史信息；在保护历史文化地区和名城（镇、村）时，不得破坏历史文脉和肌理的连续性和逻辑性；二是可读性。在整治和改造时要在历史遗存上真实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加建和改建部分要与原貌有所区分，要做到“可识别”；三是整体性。不仅保护遗存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环境，特别对于城市、街区、地段、景区、景点，要保护其整体的环境，珍惜不可再生的历史风貌；四是可持续性。要通过历史保护激活历史环境价值，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力再生，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利用中保护，将保护与利用有机结合。
四、引入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理念，广泛拓展保护的筹资渠道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心得体会篇3
关键词: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研究
人文历史遗址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物质载体，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历史见证，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护人文历史遗址对推进国家文化建设，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市场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给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了现实的物质和经济利益，一些地方的人文历史遗址遭到破坏，或者遭到过度开发。云南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重视开发自然资源和现实发展资源的同时，大力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人文历史遗址，对于推动云南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人文历史遗址的内涵及其价值
人文历史遗址，顾名思义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由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所构成的整体物质环境，是表现一个地区或城市形象与地方特色的重要因素，它主要由古文化遗址、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和革命历史遗址等构成。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遗址资源。云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地区，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云南地区富有代表性的人文历史遗址既是其文化独特性的典型表现，也是其文化得以传承的物质载体。古滇国遗址属于典型的古文化遗址，大理古城、建水古城、丽江古城、会泽古城等属于典型的历史建筑，丽江束河古镇、昆明市南屏街、建水老街等属于典型的历史街区，陆军讲武堂、红军长征遗址等属于典型的革命历史遗址。人文历史遗址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具有不同属性、不同特质的文化遗址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实践中能够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这种需要满足的程度和高低不仅取决于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和存在质态，还取决于人们的认知水平和科学研究的层次。一般意义上看，人文历史遗址大多具有重要的经济、文化、科研和育人价值。文化价值:人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文化遗址作为特定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着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承载着特定时空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价值观和文化符号体系。文化遗址不仅是历史的“残片”和“影像”，体现出人们记忆的延续性，具有文化认同和文化识别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是地方认同和地方意识形态的典型反映。比如，反映云南高原文化、多元民族文化的人文历史遗址是云南独有的，它把云南文化与其它地域性的文化区别开来，只要置身于云南就能很自然地感受到它的独特性。经济价值: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空前改善，文化生活的需求变得愈加强烈，特别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心灵的归宿和文化养分。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合理的保护和开发，可以把文化遗址打造成供人们学习、休闲、旅游的文化空间。当今世界，文化可以做成巨大的产业并带来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共识，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特别是把历史文化遗址打造成文化品牌的时候，它不仅能够带来有形的价值，还能带来无形的价值。科研价值:历史文化遗址作为文化的物质景观，还具有重要的审美的、艺术的和科学的研究价值。文化遗址往往是特定时空内人们实践创造和技术发明的结晶，体现了前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本身发展规律的认识。现代人可以从人文历史遗址中获取很多艺术创造、科技发明和科学研究的灵感和启示。比如，云南丽江古城的先民们就非常懂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积累了很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宝贵经验，在引入古城的不同河段对保护水质有不同的要求，分别用于洗菜、洗衣和冲马桶。香格里拉藏族民居的建筑理念，在防火、避风、防潮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设计，这些都具有独特的科研价值。育人价值:大量鲜活的历史文化遗址，承载着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物质和精神文化印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合理的保护和开发，对普及文物知识，推动人文历史遗址保护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提升人们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的有效途径，具有较强的育人功能。
二、云南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推进，人文历史遗址的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家和地方先后出台法律法规，提供资金支持，保护和修缮人文历史遗址。一些学者也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对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和保护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
(一)政府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和保护工作。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国家早在1982年就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云南于1984年通过了云南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办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省文物工作者共调查各种不可移动的文物单位5300多项。昆明、大理、丽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腾冲、建水、巍山、威信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经各地人民政府正式审定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44项。其中，部级保护单位17项，省级保护单位102项，使我省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的文物古迹得到了法律的保护。［1］同时，加大对文物的维修力度。“十五”期间，全省维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项，投入1300万元;维修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77项，投入2．97亿元;维修州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33项，投入1900万元。［2］为了对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具有重大历史、科学、文化价值或者纪念意义的城市、镇、村、街区进行有效保护，云南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具体到地方，各地依据历史文化遗址的特点和保护现状，制定了符合地方实际的保护条例。相关细则参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云南省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会泽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大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丽江古城传统商业文化保护管理规划》、《丽江古城旅游资源保护管理规划》和《丽江古城传统文化保护管理规划》、《建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会泽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总体规划》和《会泽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控制性详细规划》等。
(二)学界层面
从国外看，目前对于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在国际上已取得共识，但在具体方法和措施上，由于各国文化背景不同，也存在不少差异，有一些还存在着争议。像意大利、法国、英国以及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家留给大家的基本印象就是城市历史建筑和风格保存非常好，而正因为这些历史建筑，使她们成为世界各地游客游览观光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许多国家80%的城市建筑被毁坏，但二战以后，这些国家的城市规划师们，在城市的恢复重建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路，就是按照原来的图纸进行修复性建设，把这些历史性建筑恢复到二战以前的风貌。后来，这批历史建筑在塑造城市形象，传承城市文化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成为了城市发展不可估量的宝贵资产，也成为许多国家和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3］国内，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探讨云南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措施。相关研究，首先必须提及的是以邱宣充、张瑛华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他们依据各级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对云南各地的历史文化遗址分门别类地作了科学简述，为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城乡建设、旅游、教育和对外文化交流等部门的工作，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以木基元、陈文敏为代表的学者以“历史文化名城”为分析单位，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人文历史遗址的总体性特征、系统性开发与保护及其政策构建的具体措施。［5］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则以“个案”的形式，把研究重心放在一个个具有丰富人文历史遗址资源的“历史文化名城”上，期望通过个案研究能够演绎出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的一般性规律。以大理、丽江、昆明、建水四个城市的古城文化遗址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相关研究参见(苏晓毅，2004)((晓敏，车震宇，2008)、(杨福泉，2007)、邓蜀阳，2008)(和仕勇，2007)、(许婵，2008)、(饶峻姝，饶峻妮，2010)、(安学斌，曹志杰，2010)等。少数学者则从更为微观的视角，提出了人文历史的保护和开发策略。唐黎洲等分析了新时期昆明历史街区的保护策略。［6］安学斌、曹志杰从城镇化发展的视角，对大理当前遗产保护地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遗产保护地开发和保护的创新策略。［7］以上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云南人文历史遗产开发与保护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当前的研究成果，在探索云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方面积累了较为全面的理论和实证素材，有力地推动了云南人文历史文化遗址的研究进程，使云南人文历史遗址研究逐步丰富化和立体化。但是，以上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对象过于集中
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名城方面，难以体现人文历史遗址研究的全面性和完整性。这种研究忽略了同属于历史文化遗址范畴的其他历史遗址的研究，诸如历史街区、革命历史遗址等。实践层面，中国城市发展陷入“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的特色危机，在古城的修复、开发与保护，忽略了每个古城文化的特质和差异性，使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开发措施出现重合或雷同现象。这与我们对城市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地方文化历史遗址研究不够深入存在紧密联系。
(二)研究方法过于单一
大多数研究均从某一领域和视角切入，基本上属于“自说自话”，要么从静态层面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登记和建档，侧重于人文历史遗址的物质形态描述，要么从技术层面论证和探讨遗址的修复、重建问题，不同的研究主体提出不同的建议和主张，缺乏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整合和对话。实践层面则表现为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无法实现城乡规划、社会建设、人文历史遗址保护，城市文化构建的统筹协调和科学谋划。
(三)研究内容不够丰富
研究带有较强的功利性色彩，很难结合城镇化、市场化发展需求从多角度、多视角进行研究。官方侧重于保护规划的制定，但在具体实施规划过程中往往出现开发过多，保护不足的现象;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针对具体人文历史遗址保护措施的研究，强调人文历史遗址物质形态的修复和重建，忽视人文历史遗址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和有效传承。
(四)调查研究比较缺乏
云南虽然人文历史遗址众多，但系统的调查分析不够，严重阻碍了人文历史遗址的深入研究。一方面，能科学归类并系统反映云南人文历史遗址全貌的研究很少;另一方面，当我们对某一人文历史遗址进行研究时，一些遗址却只能查到一个记载或登记的基本情况，既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更不能准确反映人文历史遗址保护和受损的动态情况。
四、努力推动云南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研究创新
(一)强化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的现状调查
对人文历史遗址遗存及保护现状的清晰把握是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深入研究、保护与开发的前提和基础。首先，要搭建一个人文历史遗址分布的时空网状体系。通过扎实的调查、收集和整理工作，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科学归类，按照遗址形成的历史时期及其现存的空间分布进行建档、立卡。这个时空网状体系要能清晰呈现文化历史遗址的形成时期，并能在点、线、面三个层面反映出人文历史遗址的空间分布:点的层面就是要对云南现存的各地历史文化遗址以及被各级政府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归类，以便把握云南省人文历史遗址的全貌;线的层面就是在点的基础上，对具有典型历史文化内涵，历史文化遗址众多的地段或区域进行归类和整理;面的层面就是要呈现出已经融合了开发和保护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地的概况和特点。其次，对人文历史遗址的受损和保护现状进行深入调查。通过精心收集和深入调查，对城镇化背景下，云南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遗址遭到破坏的形式、程度，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保护建议。最后，深入分析和论证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和保护价值。在现实国情条件下，经济价值及教育意义成为古建复原和遗址重建的重要动机，要分析不同情况的历史遗存，评价其意义与价值，确定保护的对象与原则，结合人文历史遗址现状调查，充分发掘和利用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资源再诠释、环境再创造。
(二)寻求多学科研究方法和技术路径支撑
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与保护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考证、分析以及挖掘其多元文化价值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针对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修复、重建等具体工作则需要自然科学提供现代技术支持，主要涉及到建筑学、物理学等相关学科。正如古希腊规划家道撒迪亚斯(C．a．Dociadias)所说，“为了获得一个平衡的人类世界，我们必须用一个系统的方法来处理所有问题，避免仅仅考虑某几种特定元素或是某个特殊项目的片面观点。”［8］因此，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与保护研究需要形成一个集聚各类专家和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组织或机构，以便在具体实践中能够充分发挥各方专家的特长，兼顾各方专家的意见，使人文历史遗址开发和保护的具体措施更加科学合理。从实践层面看，可以考虑常设，也可以通过整合文化宣传、文物保护等相关部门的力量，以建立“智库”的形式，在需要的时候由相应部门召集运行。
(三)进一步丰富人文历史遗址的研究内容和视角
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与保护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发展规划、文物保护等多方面统筹规划。不同的社会需求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视角进行研究。从政府的视角看，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层面的研究上，研究如何为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和保护提供系统的、科学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从社会建设的视角看，应该侧重研究人文历史遗址开发和保护的社会整合机制。关注社区或遗址保护地如何组织和引导社会大众对遗址保护的积极参与，以及如何科学定位政府与公众在遗址保护中的角色和地位，以便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和经验素材，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提供“鲜活的实证范本”;从文化建设的视角看，人文历史遗址的研究应该围绕人文历史遗址的核心文化、符号象征、历史记忆和文化载体等要素，深入分析特定时期的人文历史遗址所具有的文化地位和价值意义;就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修复和重建，更多地涉及到如何整合现代各种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技术路径，实现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的科学性，修复和新建中实现“修旧如旧，新建如旧”，确保人文历史遗址的“原真性”。
(四)实现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有机结合
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想要完全以静态的、孤立的方法保护历史文化遗址是不现实的。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不是为了保护“过去”而保护，更是为了连接“现在”和“未来”而保护。因此，不仅仅需要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调查、考证，在此基础上进行登记、定性、定级、维修、保藏、保管、防腐、防蛀、分类等层面的静态研究。更要结合地方城乡建设的现实需要，根据有无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现实经济价值、观赏价值、教育意义等，把保护和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激发特色人文历史遗址活力，使人文历史遗址的多元价值得到合理的开发和保护，让人文历史遗址所承载的文化元素和价值形式在新的时空背景下能够得到延续和发展，确保人文历史遗址在特定文化空间内分布有序，功能组织合理。同时，将原本相对分散和独立的人文历史遗址整合进入城乡发展的动态规划中来，使城乡社会建设与人文历史遗址保护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赢共生。总之，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和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人文历史遗址的研究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修复和重建层面，而且也体现在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和有效传承层面。对人文历史遗址的研究需要整合各方力量，需要多学科提供方法论支撑。政府应该充分参考研究的最新成果，制定合理的保护和开发规划，使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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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心得体会篇4
论文摘要：在中国当今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属性特征、系统构成的分析，提出目前农村规划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应采取系统保护的原则，点、线、面相结合的原则，并就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法。
一、前言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的载体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非常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和凝练。然而，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那些表面陈旧、破烂的古建筑、古民居、古桥梁、古水道正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在许多农村规划中把成片的古建筑群定义为“空心村”，把旧村落整片街区划为拆迁改造区，即使有几幢祠堂被保留下来，其周围的历史空间环境已被所谓的“现代建筑”空间所取代，以往古老的空间格局和传统风貌荡然无存。
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古老的历史文化传承，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处理建设和保护的矛盾，已是摆在世人面前刻不容缓的必须加以思考的问题。本文就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属性特征、系统构成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就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提出了若干措施和方法。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和建设。
二、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
所谓农村历史文化遗产泛指村落地域之内地上地下所有有形遗存和无形文化积累。本文狭义只指有形的不可动的历史文化遗存。①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物的地理信息，都有它的空间位置信息和属性信息。空间位置信息在地理信息中是用图形、图像表示，称为空间数据，也称为地图数据、图形数据、图像数据；而属性信息则是用数值、文字表示，称为属性数据，也称为文字数据，非空间数据。空间数据对事物最基本的表示方法是点、线、面和三维表面。
用这个理论来描述、分析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信息和特征，符合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结构模式和管理要求，有利于将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登记、跟踪管理和保护。
所谓“点”是指该事物有确切的位置，但大小、长度可忽略不计。④这里特指以单体建筑形式存在的建筑物、构筑物、古墓葬、古树名木等。单体建筑虽然有长度、宽度和一定的占地面积，但是和整个建筑所处的空间环境面积相比，其大小、长宽可忽略不计，只表示该事物所处的确切位置。这个点暂且用这个单体建筑的中心点来描述。所谓“线”是指该事物的面积可以忽略不计，但长度和走向很重要。此处我想把“线”扩展到线所包含的要素及离开这些要素一定距离的邻近区，又称缓冲区。如古商业街及两侧古建筑，古河道及两侧生态保护区。有二个缓冲区共同形成的区域称为古村落的历史文化街区。
所谓“面”是指该事物具有封闭的边界、确定的面积，一般为不规则的多边形。这里特指古村落的整个建成区，即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文化传统比较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整体具有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基本风貌保持完好的古村落建成区。
目前，全国分二批已有36个类似的古村落被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各省、市(县)级的历史文化各镇(村)则更多。历史文化名镇(村)是中国传统农业大国的历史文化产物，古村落之多，地域分布之广世界罕见，是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所在，是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三维表面”是指该事物在一定地理范围内边界比较模糊，在空间上可能是逐渐或连续变化的，突变只是个别的，如不规则的地形表面。这里特指村落建成区之外的与这个村落生产生活有紧密联系的耕作区和外部地理空间环境。这个空问环境不但与村落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其中也散落着许多古建筑、构筑物、古树名木等历史文物，是历史文化遗产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1964年5月25日一31日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即威尼斯宪章)。该宪章指出“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因此，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在空间上呈点、线、面和三维表面的形态分布，点、线、面、三维表面构成了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个空间信息。有的村落只有点状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如只留下一两幢祠堂，其四周的历史空间已荡然无存。有的村落只有线状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如只留下一两条商业街。有的古村落则整体保存的比较完好。因此，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应园地制宜地进行分类、评估和保护，对不同形态的历史文化遗产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正确地处理保护和改造的关系，使农村规划、建设既有自己历史风貌特色，又有新农村的朝气和活力。
三、历史文化遗产的属性特征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历史文化的客观遗存，具有历史性、物质性、社会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的本质特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产物。历史性首先表现的是时问性，特指过去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或做的东西。现在发生的事件或完成的工程，不管有多伟大，都不能称其为文物。这是文物区别于其它物质的本质区别。
物质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客观存在性。任何一个历史文化遗产，都是以一种有形的遗存表现出来的，是客观存在的，一且失去了客观存在性，也就不能叫做文物了。因此，对已不存在的文物古迹一般不提倡重建。其次，物质性表现为文物的人为性。城市、乡村的生态环境是人工化的物质环境，现存的绝大部分历史文化遗产都是古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的人工物质的遗存。因此它具有物质的人为性特点。另外物质性还表现为它的自然性，除了人工环境之外，城市、乡村依托自然环境而存在。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生态环境而独立存在，而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古树名木等本身就是自然性的表现。
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它的承载性。任何文物都承载着生产这一文物之初的人类需求，社会互动、社会管理和控制的信息，承载着人类社会活动的特定历史过程，反映着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类活动的物化和见证。
文化性首先表现为它的创造性。历史文化遗产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文化的诞生和创造，是新的科学技术的伟大实践，许多历史性的建筑物、构筑物、工艺品，它们的制造方法和水平，至今看来仍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准，因此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文化的创造和发明。其次文化性表现为它的传承性。历史文化遗产一般都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代表，它记载着当时先进科技文化的信息，它的遗存使得古代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经济性则首先表现在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可以说每一件历史文化遗产都有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标准。虽然不能像一般商品一样进行流通和买卖，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更不可能以一个确切的价格来衡量，但客观上它具有一定的价值。其次经济性表现在它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能为人类经济建设服务，并通过第三产业为社会创造价值，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四、历史文化遗产系统的构成
(一)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的构成
历史文化遗产的物质系统按区域的分布可分为两个子系统，即以历史文化名城为核心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和以历史文化名镇(村)为核心的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这两个子系统中按其物质所占空问的大小都可以分成点状历史文化遗产、线状历史文化遗产、面状历史文化遗产和三维表面状历史文化遗产，现把系统归纳如下：
(二)两大子系统的区别
1．规模上的区别。二大子系统相同类型的历史文物，首先在建筑体量上有较大的区别，其次是不同保护等级文物数量规模上的区别。大部分受保护的高等级历史文化遗产都处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系统中，仅从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名镇(村)数量看，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总共有101座，而部级历史文化名镇(村)只有36个。
2．质量上的区别。两大子系统相同类型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明显的质量上的区别。城市系统的质量一般都高于农村系统的质量。这不仅体现在建筑材料质量的好坏，建造工艺水平的高低，还体现在文物主人生活质量上的质的区别。
3．所处的生态环境区别。城市各类历史文化遗产都处在一个大型的人工物质环境之中，相比之下其的自然生态环境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工业化、城市化的特征，更多地体现为社会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态环境。而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则更多地处于一种自然的生态环境之中。自然生态环境和各类历史文化遗产联系得更加紧密。表现出一种休戚相关的共存关系。
4．文化内涵的区别。农村系统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文化内涵的单一性。主要体现以农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内涵，而城市系统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文化的复杂性。它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要素信息。见证着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变迁。
五、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采取整体保护的原则，坚持“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注重保护性开发。通过开发利用，达到进一步保护的目的。
(一)点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点状历史文化遗产按保护的重要性分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类和改善类三大类。保护类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区别在于后者已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被各级政府确定为文保单位，而前者是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但尚未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改善类是属于应保留的一般性历史文化遗存。文物保护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保护类文化遗产参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办法；改善类历史文化遗产以保存、修缮或复原外形、内部更新改造为主要手段。
(二)线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线状历史文化遗产按保护的重要性分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区和改善区。保护区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别在于后者已通过法律程序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而前者是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保留得比较完整，但尚未被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改善区是里面零星的分布着一些较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其空间环境关系也具有整体保留的价值，是整个村落历史空间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文化保护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保护区参照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方法；改善区重点对空间、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及零星分布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改善。
(三)面状历史文化遗产——古村落建成区的保护
对建成区的保护应采取严格控制措施，严格保护现存的空间格局。严格保护古村落的整体风貌。严格保护文物古迹。保护民族风情、地方文化和特有的风俗习惯。
1．修旧如旧。对古建筑的修缮要实行保护性修缮，做到修旧如旧，即是濒临倒塌的房屋也尽量保护好内部主体构架，外部围护墙体修复应尽量恢复原来的古旧风貌。
2．修新如旧。对在原址重新修建的房子，在高度上尽量与周围建筑空间尺度相适宜；建筑风格应和古建筑相协调，包括色彩、门窗、立面风格等做到修新如1日。
3．不要随意改变街巷的空间格局。街巷的空间格局是古村落空间格局的最典型的反映，是古村落最主要的公共空间之一。在街巷里的一些构筑物如过街楼、牌楼、轿厅等都是空间分隔的生动手笔，也是古村落空间最美的表现，要切实加以保护。
4．加强生活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人依宅生，宅依人存”，“人宅相扶”。一旦古建筑投有人的居住，就失去了灵气，就会慢慢败落。因此。再旧的房子，也希望有人住、有人管、有人修，关键是加强旧住宅生活设施的改造。旧房子只要加以改造，仍然能满足现代人的生活习惯要求，满足现代人物质文明的需要。
5．开辟新区，保护古村。随着古村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增加，古村落空间肯定不能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许多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也必须跟进。因此，在保护古村落的原则下。开辟新区，将新居住区和旅游服务设施等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功能上相衔接，空间上有过渡，使古村落新区和老区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四)三维表面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1．建成区耕植区的改造与保护
这个区域是古村落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自然空间环境，是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人创造生活、改造生活，寄托着无限美好希望的地理空间场所。同时也是整个村落人刨造文明，进行文化交流的最主要的空问环境。因此，在这个空间中，除了耕地之外，还会有很多庙宇、祭坛、凉亭、宝塔及弥补风水不足的建筑、构筑物(如上水口、下水口等处的构筑物和建筑物)。这是古村落和周围自然山体之间的一个过渡空间，是构成整个村落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地带。
①加强这个区域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修缮和保护。许多庙宇、祭坛、凉亭、宝塔等年久失修，有的甚至已濒临倒塌，但不要随意拆迁，那些还留存的建筑物、构筑物要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进行修缮。
②加强这个区域的环境整治。在耕作区往往会有许多茅厕、粪坑等与农作有关的构筑物。有机肥尽管是农作的主要肥料，但对于历史保护区和以旅游开发为主体经济的古村落。拆除这些设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现代的复合肥完全可以代替有机肥，或者把粪坑进行地埋处理，采用化粪池的技术方法进行改造。
③保护耕作区原生态的地形地貌。耕作区原生态地形地貌的保护，关键是农田不要园田化，水渠、水沟只作疏通，不要硬化处理。已主要从事旅游业为主的古村落更不能把这些耕地进行抛荒。因为农耕文化是古村落世代最具生命力的活文化。应世代相传，形成古村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自然生态区的保护
自然生态区的保护，以不改变自然山水、空闻格局为原则。
①山体实行封山育林，加强自然植物多样性和动物多样性保护，防止泥土流失；尤其对古树名木要进行登记造册、动态跟踪。对因遭矿石挖掘或因自然崩塌而造成破坏的山体要实行人工保护和培育措施，使之恢复自然生态的生命力。
②加强自然地质灾害的监测，如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对自然地质灾害要进行全面调查，一旦发现，必须采取地质保护措施、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
③加强水体的疏浚、加固、拓宽、改造。对于流经保护区的溪流，原则上不改变其河床的位置。但对易造成山洪隐患的地段，要实行拓宽改造，采取加高、加固措施。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古桥的保护，加强古石坎的保护，加强具有造景功能的堤坝保护，加强两岸古树名木的保护。
(五)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
1．风俗习惯的继承和发扬
风俗习惯主要包括“吃、穿、住、行”等习惯，它是儒家文化在礼俗层次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以“礼、乐”为核心内容。叭‘吃”主要反映地方的饮食习惯和文化；“穿”主要反映地方的服饰特色和衣料的特殊制作工艺；“住”主要反映地方的房屋建筑风格。包括建筑形制、建筑装饰、建筑结构、建筑色彩、建筑立面、建筑材料等，是地方特色最具形象化的表现；“行”则主要表现在村落的各种节日活动，中国民间有“七时八节”的节日活动之说，其中尤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为重。现在又增加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各种节日里的不同纪念活动构成了礼俗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活动雅俗共赏，内容健康，营造出“诗、乐、礼、孝、义、忠、信”的环境氛围和文化精神，是构成现代农村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2．传统手工艺的继承和发扬，开发旅游产品
中国自有文明史，便有手工艺的痕迹。据《礼记-曲礼下》所载，在商朝，王室中已有“六工”，即“天子之六工，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至周代已由原先之“六工”发展到“八材“、“八艺”，实现了从“工”到“艺”的升华。随着时展技术进步，工种越分越细，艺术水平越做越高，到宋代，官府手工场文思院所辖工种已有四十二作之多。
这些工艺技术从宫廷走向民闯，并在不同地域成流成派，自成一体。共同构成了记录中华文明史的手工艺艺术宝库。而这些手工艺一般世代相传，在某些地域成为了一大产业，零散的手工艺家也多以手艺为生。因此，手工艺不但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更是中国产业构成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艺，是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应不断地继承和发扬，并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世代传存下去。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内罗比建议》、《华盛顿》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al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Conservation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
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三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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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
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作者简介]
李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俞孔坚(1963—)，男，汉族，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景观生态等；
李迪华(1967—)，男，汉族，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景观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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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景慧．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规划师，2002(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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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俞孔坚，李迪华，潮洛濛．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景观战略．规划师，2001(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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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城市化建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制
1城市化建设进程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城市是一个结构功能比较齐全的生态系统，城市建设是伴随着科技与经济发展不断更新与发展的相关因子，它是一个人与自然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城市建设的过程不同于自然界自然演替的过程，城市建设加入了太多人的因素，所以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创造了大量珍贵的城市历史文化，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应该立足于它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中华民族有着上下5000年的悠久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我国大多数城市都具备宝贵的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某些城市建设项目时往往做了错误的取舍，以毁坏历史遗迹为代价的建设得不偿失。如何正确处理城市化建设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是当务之急，也是每一个公民内心自发所应承担的一份责任。继承、保护和发展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时代向我们发出的呐喊，其本身是推动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是我们社会文明晋升的一个阶梯，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
2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2.1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城市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时间与岁月在城市里留下了痕迹，历朝历代的精髓就体现在历史文化遗产上，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衍生与依托，是一种文化的沉淀与积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在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文化命脉。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概括，也是一个城市自身内涵高度提升的展现。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是要建造高楼大厦，建设繁华的商业区，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建设高性能的社会服务设施，更重要的是建设良好的生态园林与城市文化、社会文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形式众多，保护文化遗产不是与城市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不是守旧，而是对我们祖辈先进的文化财富的继承与发展。而且这势必将会更好地宣扬一个城市，城市有其共性，而个性将会促使一个城市风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对构建其个性的必要手段，是打造一个城市特色的内在推动力。舍弃一个城市原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去增加大量的城市现代化符号，无疑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从这个角度讲，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建设特色城市提供了一个内在基础。
2.2城市化建设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创造了更好的平台
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随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城市之间的竞争势必将会由现代化城市符号的建设逐步向经济、生态、文化各方面的综合竞争，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科学合理的走向。科教兴国、文化兴城，文化发展是城市建设面向未来的一种战略决策，在国际上许多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做出特色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作为老牌工业城市，由于工业对资源的长期利用及工业发展的衰落导致城市发展变得也极其缓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新世纪提出将其建设为创意文化之都的发展战略。根据城市发展文献的总结不难得出结论，一般情况下，城市建设化进程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城市居民对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遗迹与历史文化的追溯越发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情感需求，是当地城市居民对城市的一种归属感，而这正是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地方特色所提供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建设具有一种相关性。从这一层次上讲，城市化建设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经济基础、发展条件和机遇。
3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3.1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目前，由于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构建新型城镇，旧城棚户区改造等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活动，导致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城市规划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城市要发展就也要先修路，由于部分路段通路在规划中需要通过一些历史遗迹，导致大量历史人文资源的破坏甚至丧失。究其本质原因，我们可以总结基本的4点：城市规划设计对未来的前瞻性不足；各保护部门体制不健全与管理的混乱；保护力度不足与部分部门监管缺失；施工方保护意识淡薄与利益驱动。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心得体会篇7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 城市规划 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家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里，曾经说过‘在生活条件加速变化的社会环境里，为人保存与其相称的文化环境，是大自然、先辈遗留的文明见证，这对人的平衡发展十分重要，为此应该使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将当代成就、昔日价值和自然之美纳入整体规划加以考虑”。历史文化遗产凝结了民族的智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感官上美的享受，她也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发展的百科全书，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窗口，并且她对我们现代城市的硬件和人们文化思想的软件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目前看来，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的矛盾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有不少建设项目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1．勘察不全面，造成建设施工时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的毁灭性破坏。事例有重庆市2004年开工的36条共计2000多km的高等级公路中，发生多起严重毁坏文物点的事件，使得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永远地消失在推土机的重碾之下。
2．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古迹任意改造，致使街区历史格局风貌和标志性建筑面目全非。如1991年被列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舟山，由于改造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文物保护问题，其中的定海古城在2000年就已不复原貌。
3．旅游事业发展过快，服务设施的盲目建设和游客剧增，加之疏于管理，对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的完整性产生干扰。这方面的问题长城景区比较普遍。以金山岭长城为例，其现代化气息已十分明显，兴建了缆车索道、滑索和卡丁车。据当地人反映，在旅游旺季，金山岭长城俨然一座热热闹闹的游乐场。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根本的在于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状况。我国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纳入规划始于20世纪20年代，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较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弱势”局面才得到扭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法令，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在城市规划方面，1951年国家颁布了《关于保护地方文物古迹名胜的管理办法》，1953年了《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关于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法律法令的实施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切实工作使文物保护逐步融入到城市规划的工作范畴中。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借扫“四旧”之名，再次使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陷入尴尬的境地，大量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以及民间收藏文物等遭到严重破坏。真正使文物保护工作走向正轨的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至此，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过了曲折起伏的阶段。所以，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使文物保护的法制体系和管理体系先天不足，发育不良，这个历史原因也是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首要原因。
其次，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由欠发达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这种整体性的社会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影响着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决策方向。历史文化遗产在这场社会变迁中的存亡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文物保护能否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放到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因此，经济问题成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步调不一致的原因。一方面，城市建设能带动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文物违法成本。建设方即使破坏文物，文物部门也很难对其采取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文物保护部门长期以来的专向资金依赖于政府拨款，从文物古迹的修缮到工作人员的劳动所得，全部是由专项资金来支付，因此国家背上了一个很大的包袱。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便忽视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建设方的“主动”和文物保护方的“被动”，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难以维护，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历史城区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周边的环境又脏又乱，甚至有些历史性建筑完全毁坏。
再次，我国长期忽视对大众文物保护的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工作，也没有形成比较规范的文物保护民间团体。使文物保护的群众基础力量较为薄弱，不能对城市规划中有损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决策形成舆论压力。也就是说，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淡漠，难以形成有利于保障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软环境。而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则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意识，其外在因素与教育密切相关，并且一些国家(如德国)，把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纳入法律程序，把规划目标、方案向公众公开展示并听取公众意见，这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利的。遗憾的是，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盲区。
二、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的两例成功经验分析
1．日本京都
1991年京都在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中，按“保护、再生、创造”的理念划分为三个区：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作者认为京都的这种规划模式充分利用了历史城镇的两种保存方式：冻结保存(表现在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和复原保存(表现在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同时，为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划分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的做法针对性强，便于该区域迅速地规划建设，没有“担心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的忧虑。京都的区域划分和贯彻三理念的发展模式，不仅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也促进了其他新产业的发展，使城市活力焕发。
2．江苏苏州
苏州采取保存古城基本格局，控制古城内建筑高度，疏散一部分古城人口，向城市两侧发展的策略城西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城东为工业园区。作者认为这种规划模式比较传统，向一侧或两侧发展基本不会使古城区发生大的变动，利于保持古城面貌。虽然东西两个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要穿越古城区，会给古城造成一些影响，但由于苏州在交通规划方面采取了措施(如限制车辆在某些古城街道通行)，又弥补了这种缺陷。总的来说，苏州整体规划建设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
三、解决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几项措施
1．强化政府职能，将监督落到实处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文物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实施时，一些行政部门带有经济利益主体的性质，把考察和审批作为了一个象征性的程式，落脚点却放在了收费上。这种工作性质的改变对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很不利，所以强化政府职能十分必要。尤其在历史文化遗产存在区域内，政府在建设单位递交项目建议书之后，应严格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对可能产生文物危害的项目，令其合理修改方案，做到文物保护的万无一失。监督工作落到实处，才有成效，同时，也能更好树立政府形象，取信于民。
2．不照搬照抄，借鉴成功经验要合理
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城市，规划部门在规划过程中，采取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办法，但是规划中没有做到深入细致调查，反而取得“东施效颦”的效果，造成了许多问题，如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原有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弄得不伦不类。借鉴不等于照搬照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古城和新兴城市之间的借鉴更需要谨慎，针对城市自身特点合理制定方案，做好预测工作，做到各方面兼顾，才会取得成效。
3．做好保护文化遗产的普及教育
我国目前确认不可移动文物点近40余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处。众多的文物需要保护，单凭政府的力量和职能部门有限的人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还在于广大公众。而作者在所在大学做了一项关于文化遗产的随机抽查，其中竞有90％以上的学生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很不全面，大部分人的认识仅限于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物和历史建筑。由此推测，公众对此方面的了解整体上看不容乐观。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锦州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abstract:theculturalheritagesinJinzhouareaarecharacterizedbyrichvarieties,abundanttypes,widedistributionanduniquefeatures.theculturalheritagesareendowedwithsignificanthistorical,artisticandscientificvalues.theyaretheresultsoftheworkingandcreationofthepeopleinthepastdynasties,thereforeconcentratethewisdom,emotion,idealanddesireofthemandreflecttheuniquegeographicalcultureandspiritualtraditioninJinzhouarea.Consequently,toresearchontheculturalheritagesinJinzhouarea,evocatetheculturalconnotation,reasonablydevelopandutilizethemareofsignificantmeaningtoth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andtheeconomicandculturalbuildingofJinzhouarea.
Keywords:Jinzhouarea;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ut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G1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4-23(6)
作者简介:于富业渤海大学历史系文化遗产开发与管理教研室主任
崔向东渤海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锦州历史悠久,其强烈的历史文化氛围及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锦州地区不仅有众多的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等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拥有传统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传统手工技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致使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以致部分文化遗产丧失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可见,了解锦州地区独特的地方文脉,对于科学保护锦州地区的文化遗产并应用于东北振兴、“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至关重要。
一、锦州地区文化遗产及其特性与价值分析
(一)物质文化遗产
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种类丰富,数量较多,在辽西乃至全省范围内都占有重要席位。本文对目前已知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统计如下:
1.古遗址类
锦州地区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共计20处,包括省级6处,市级14处。其中省级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包括:大吴台新石器遗址(新石器)、蛇山子汉墓及遗址(汉)、琉璃寺西山遗址(辽)、新立辽代建筑遗址(辽)、镇边堡城址(明)、清柳条边遗址(清);市级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包括:沈家台遗址(旧石器)、小二道河子遗址(新石器)、大荒地新石器遗址(新石器)、四道沟遗址(新石器)、花尔楼商周遗址(青铜时代)、西鸽子洞山春秋遗址(青铜时代)、朝阳寺山商周遗址(青铜时代)、甘家屯遗址(青铜时代)、架子山遗址(青铜时代)、水手营子遗址(青铜时代)、三台子遗址(青铜时代)、松杏明清战场(明、清)、道光廿五遗址(清)、镇远关(清)。
2.古墓葬类
锦州地区古墓葬类文化遗产共计6处,包括省级2处,市级4处。其中省级古墓葬类文化遗产包括:前山十六国墓地(魏晋)、龙岗墓群(辽);市级古墓葬类文化遗产包括:汉贝壳墓群(汉)、门家窝堡墓葬地(汉)、东花汉墓(汉)、张杠墓葬地(辽)。
3.古建筑类
锦州地区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共计18处,包括部级5处,省级6处,市级7处。其中部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广济寺古建筑群(辽至清)、奉国寺(辽)、崇兴寺双塔(辽)、广宁城(明)、北镇庙(明至清);省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八塔子塔(辽)、广胜寺塔(辽)、班吉塔(辽)、闾山观音阁(清)、北镇鼓楼及城墙(鼓楼建于辽,城墙建于明)、李成梁石碑坊(明);市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老爷岭圣清宫(唐)、古塔寺砖塔(明)、青塔寺(明)、辽东边墙(明)、辽东长城龟山段(明)、白厂门二台子墩台(明、清)、新立屯关帝庙(清)。
4.石窟寺及石刻类
锦州地区石窟寺及石刻类文化遗产共计6处,包括部级1处,省级1处,市级4处。其中部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万佛堂石窟(北魏);省级石窟寺及石刻类文化遗产包括:新立石刻(辽);市级石窟寺及石刻类文化遗产包括:田园子石刻(辽)、小阁石刻(辽)、蛇盘山多宝塔及摩崖造像(元、清)、乾隆碑(清)。①
5.近代建筑类
锦州地区近代建筑类文化遗产共计4处,包括部级2处,市级2处。其中部级近代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辽沈战役纪念馆(1959年)、锦州市博物馆(1953年);市级近代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张三丰祠(2000年修建)、锦州古塔历史文化公园(1999年修建)。
除此之外,产于锦州义县的一亿三千万年前的鱼化石、三叶虫化石等、北普陀山、青岩寺、笔架山等都是锦州地区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②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锦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包括民间文学:医巫闾山民间文学(省级,2006年)。民间舞蹈:辽西高跷秧歌(部级,2006年)、义县社火(部级,2008年)、义县大榆树堡竹马舞(市级、2007年)、义县双井子旱船舞(市级,2007年)、古塔回民舞狮(市级,2007年)。传统戏剧:辽西木偶戏(部级,2006年)、锦州皮影戏(省级,2006年)、黑山皮影戏(省级,2007年)。曲艺类:黑山二人转(部级、2006年)、锦州西城派东北大鼓(部级,2008年)、陈派评书(省级,2006年)、锦州评书(省级,2007年)。民间美术类:医巫闾山满族剪纸(部级,2006年)、锦州满族民间刺绣(部级,2008年)、凌海民间剪纸(市级,2007年)。传统手工技艺类:道光廿五白酒传统酿制技艺(省级,2006年)、沟帮子传统美食制作加工工艺(市级,2007年)。民俗类:医巫闾山狐神信仰习俗(市级,2007年)、满族佟氏家族“拜影”祭祖习俗(市级,2007年)、新立屯关帝庙会(市级,2007年)。③
(三)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特性
1.民族性
锦州地区的历史是和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其历史文化遗产民族烙印深刻,历史文化遗产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锦州地区众多的民族导致该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构成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内容的多样性。如医巫闾山的辽代龙岗墓群、奉国寺、崇兴寺双塔、大广济寺塔等。明末崛起的女真族建立的清,统一了全中国,留有锦州清柳条边遗址等。辽宁地区不仅留有大量带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且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特色浓郁,锦州市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古塔回民舞狮……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烙印,体现了辽宁地区人民独有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审美情趣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2.地域性
历史文化遗产的地域性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如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从宏观上讲,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与其他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相比较具有自身地域性。以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塔为例,“辽西现存古塔64座”,是辽西走廊上一个显著的历史和地理坐标,它们是辽西地区独特的环境、文化传统、,生产和生活水平,以及习俗的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与朝阳宏观寺刺绣,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俗称“绣花”,通常是以家织布和各种彩色丝线,以红、黄、蓝、白为主调,用一根细小的钢针参照图案上下穿刺,织绣出各种纹样,有服饰品,如虎头帽、绣裙、绣鞋等;有日用绣品,如荷包、门帘、枕顶等;有喜庆节令绣品,如盖头、嫁衣、戏曲行头等,题材广泛,风格各异。而朝阳宏观寺刺绣以绣佛像为题材,最初由寺内喇嘛兴起,现今刺绣工艺已由佛门居士带到民间,朝阳市章吉营子村已有80余名村民学习和掌握了刺绣佛像工艺。可见,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地域性十分明显。
3.悠久性
锦州地区悠久的历史可上溯到距今1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锦州凌海市沈家台镇宋家屯村保存下来的沈家台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的代表。锦州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随着人类的发展不断延伸,并已深深扎根在锦州地区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
4.继承性
锦州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从物质文化遗产看,锦州地区的遗存从历史上看没有中断,有人类以来锦州地区就有了历史遗痕,并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不断的延伸,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留下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关的各种遗存,是人类文明的载体。纵观锦州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就能清楚地看到锦州地区的历史发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同样具有继承性,它们被世代相传,如医巫闾山民间文学,它囊括了上自虞舜,下至清末的数千年历史,是一部反映古代社会状况的百科全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生活等情况,医巫闾山民间文学完全是依靠民间的传承得以流传和保存,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赶快去抢救、整理,从而使它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
5.文化融合性
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杂居相处,加上移民的不断涌入,从而使锦州成为多民族融合的地区,民族的不断融合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从而使历史文化遗产带有明显的文化融合性这一特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表现尤为突出,如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它既保留了东北满族的人文特征,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萨满文化内涵,又反映了汉民族生产、生活内容,是研究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史料。④
(四)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
从学科研究上看,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社会学、历史学、美学、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价值。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越高,它的利用价值也越大,我们就越应该努力把它保护好,利用好。
1.经济价值
锦州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一是指其本身的经济价值,二是指遗产所说明的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意义,三是指它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经济价值,大小不一,有的价值连城,无法估算,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谁能说出大广济寺塔值多少钱?所以,我们主要分析文化遗产与历史上某个阶段经济发展的关系和意义,这方面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可移动文物类和古城遗址类,其中的出土文物对经济价值的研究更为具体。将来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遗产直接的利用价值,但不只是旅游业的收入。
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永久的经济价值在于:一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全世界游人观光,旅游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还可带动锦州其他行业的发展。二是可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吸引外国和内地的资金到锦州投资,加快锦州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有助于扩大对外交流和对外开放。三是保护好锦州的文化遗产,可大大增加锦州的知名度,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从而增加锦州的无形资产,提高锦州产品的附加值,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2.文化价值
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无所不在。在锦州地区,其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化石文化、佛教文化、民居文化、建筑文化、满族文化、传统饮食文化等。
3.历史价值
锦州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锦州古代居民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创造出的文明物证,是锦州历史的真实记录,记录了锦州历史的发源、发展、变动、大事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历史变迁。这里面所蕴涵的种种信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共同梳理着锦州历史的脉络。
4.艺术价值
锦州自古就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所以,锦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性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且又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锦州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石窟艺术、建筑艺术等方面。
以上简要分析了锦州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文化、历史、艺术价值,当然还有其他价值,如纪念价值、教育价值等。由此可以看出锦州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多方面的重要的保护价值和利用价值。
二、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
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要遵循原真性保护、原整性保护、可持续性保护。其中原真性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对锦州地区物质文化遗产要积极维修,要保存其原先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貌,要保护它所遗留的全部历史信息。整体性就是要保护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要从整体上对历史文化遗产加以关注并进行多方面的综合保护。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我们既要重视整个区域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同时又要注重“单体”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可持续发展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对于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而言,一方面我们要使历史文化遗产在发展过程中不被破坏,能够稳定地保存下来传给后代;另一方面,要把历史文化遗产当做可部分修复的资源,在发展过程中用适当的方式进行维护修理,使其能够保留下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要积极培养传承人,使锦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保护方案决定于保护原则对于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官方保护。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领导和政府的重视显得尤为重要,加强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官方保护力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十分重要。锦州地区各级政府应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领导,安排专业人员从事文化遗产的普查、整理、研究、开发工作。管理部门应将文化遗产普查摸底工作作为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有序进行,在充分利用已有工作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制定普查方案,组织开展对文化遗产的现状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锦州地区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使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法,对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政府在财政上应给予支持,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专项基金,力争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专款专用,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积极筹建具有锦州特色的文化遗产展馆,以展馆的方式对其进行科学保护。
其次是法律保护。我国现行对文化遗产约束的法律条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在进一步的审议和修改中。对于锦州来说,当务之急是发挥本地区的能动性,参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并颁布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强调法律的可操作性、加强法律的保护力度,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加大对不法现象的制止、处罚和依法制裁的力度。
再次是教育保护。在保护锦州地区文化遗产过程中,学校教育是教育保护的起始点。一方面,加强小学基础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要从小抓起,循序渐进、潜移默化。锦州市教育管理部门可以编制有关锦州本土文化的儿童读本,从小学开始,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培养学生对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另一方面,重视高等学校教育。锦州地区高等院校应该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保护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结合自己的优势,搭建一个研究与保护的平台,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科学的、有效的保护技术与方法。需要强调的是,渤海大学历史系自2006年开设文化遗产开发与管理专业以来,已经建成了文物修复室,招收了近200名本科生,该专业学生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较强,先后协助锦州市群众艺术馆、锦州市旅游局、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展开文化遗产普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并取得良好效果。锦州市相关部门完全可以与渤海大学历史系合作,为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贡献力量。
第四是民间保护。民间百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主体,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不法商人的利诱下,普通百姓往往失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意义和对本民族身份彰显的重要性,一旦有利可图,随意开发、转让、毁坏等现象即层出不穷,使恢复和保护难度增大。因此,锦州市要加强民间保护、成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组织,加大宣传力度,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形成自发、自觉的保护意识;成立民间艺人协会,常年组织活动,使锦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演绎、传承和发展。⑤
第五是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流动的,它自己并不能自我保存,其传承载体必然是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品的直接保护,也有通过保护民间艺人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间接保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实施活态保护。锦州市政府可以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荣誉称号,每年给予其生活补贴,培养年轻学员,为年轻学员设立专项奖学金,鼓励其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技能。
三、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利用
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利用要以文化为基础,始终坚持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实现锦州地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三者统一。文化遗产的利用不能脱离文化主题。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要注重深层次文化内涵的挖掘、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同时要重现锦州地区的历史风貌,要重点突出其历史文脉,保持其文化特色,发展与锦州地区文化特征紧密联系的旅游产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相互依存的,保护也是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利用的物质前提,脱离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保护的目的并非只是单纯为了保护,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究底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对锦州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可以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恢复,为文化遗产的发展赢得资金,形成保护、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具体的利用对策如下:
第一,全民参与,发挥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社会服务之功用。目前,我国积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我国“十一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将中华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与整合,通过互联网、卫星、光盘等方式,实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锦州地区文化遗产属于此类,应该对其深挖掘、精加工,服务百姓,服务社会。在节庆期间,锦州市可以凭借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通过巡游、表演等形式加强对本地区文化遗产的宣传与利用,从而实现其艺术价值。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心得体会篇9
论文摘要：运用哲学中“互补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就当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给出更加综合全面的方
法论指导原则。以“系统论与还原论”为基础，提出了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观念以及在保护过程中建立“复合层次性保护结构”的方法。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各种方法之后，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把这些方法论研究的成果摆在一起相互校正，我们常常发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难以避免地会提出内容或形式恰好相反(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在逐渐认识到这一规律后，哲学界提出了“互补方法论”研究。其主要思想就是“在宏观和多重视角下，在原来相互排斥的方法论之间发现彼此观点上的互补性，通过比较和澄明使各种方法论之间保持恰当的，必要的张力，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更加全面完整的解决之道”。它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只有当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现实的能力比较发达时，才能产生对不同的方法，对它们的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提出某种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解决了我们对于各类看起来都“言之有理”的方法论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它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避免了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其运用将是广泛的。
“系统观和还原论”就是一对互补的方法论思想。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交替出现。近代科学的进步，是依靠经验的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达到的，分析还原论是主要手段。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却将系统观指导下的“以综合为主的整体”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互补方法论”原理，认为系统论和还原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提出，“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与还原论互补的，它不排斥并且还借助谨严精细的分析手段，还原论是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主导思想。”
我国历史遗产保护过程中面临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全面评价历史遗产的价值，协调绝对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认识矛盾。通过“互补方法论”的运用，可以获得认识与方法上的跃进。
1系统整体性与历史遗产“整体保护”观念的形成
目前我国的遗产概念在对一些重要环节和内容的理解上，由于价值认识的不完整，而出现了概念的脱节，使保护体系存在明显的缺失。最主要的就是对建筑遗产中“艺术价值与历史信息真实性价值，社会主流历史价值与平民、大众历史价值”的理解。可以说，我国到目前为止，获得官方认同的仍然是“文物古迹的艺术、教育的价值以及精英文化价值”。这种认识基本忽略历史遗产中作为建筑物质实体而存在的特征，割裂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当做古董冷藏起来。这种人为的割裂和分解导致我们的保护观念滞后，进而造成保护方法和政策措施的片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整体保护”的意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的认识历史遗产综合价值。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在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二条价值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见表1)
2)从保护的硬件来看，参照国外历史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应该包含:有形遗产保护和无形遗产保护两大类。有形遗产包括: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名城保以及它们中的精华“世界遗产”四大层次。建筑遗产包括: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
在我国就建筑遗产而言，除了《文物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内容(文物建筑)之外，还应该包括一般性历史遗存，即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概念。其实早在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已经通过《保护民间建筑的国际宪章》明确了对一般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适时的将“文物古迹”保护概念拓展为“建筑遗产”保护概念，有助于完善遗产的系统。
3)从软件来看，由于许多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是与它的环境同时存在的。从文化信息来说，保护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历史信息。单体文物建筑所传承的历史信息是有限的，许多信息则承载于古迹周围的环境、区域的街区形态和结构，甚至包括在城市的景观风貌中。所以，我们必须以整体保护的观念看待历史环境保护。张松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中谈到，“历史环境保护，是从文物保护出发，保护与此有关的建筑、建筑群、街巷、广场和历史街区，……历史环境保护不是要绝对地保护某些特定的建筑，而是要从整体上保护城镇特色”。
4)从保护脉络上看，保护遗产从保护建筑艺术珍品，如宫殿、教堂、官邸、寺庙等建筑艺术精品，发展到保护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历史建筑，如祠庙、会馆、民居、作坊等;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物周围的历史环境，再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历史街区，直至保护完整的古城，这也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发展脉络。
2系统的层次性与保护结构的建设
富于生命力的系统都一必须建立“复合等级结构”的体系，因为组织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我国历史遗产的保护在层次化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
1)在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上，“遗产保护学”已形成一门专门的综合性强，跨“文、理、工、管”的新兴交叉学科。早在1973年印尼著名的婆罗浮屠(千佛坛)维修工程中，在修复设计之前，进行筹备工作涉及的学科就包括:航摄照片分析，考古学，建筑学，化学，保护技术，工程地震学，基础工程学，工艺学，园林规划，微生物学，气象学，岩相学，物理学，土壤力学，测量学，地球摄影测量学;而修复过程中还涉及到修复材料学、修复技术工艺学、修复经济学及修复施工管理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
21世纪，各国遗产保护学发展迅速，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学科交叉性进一步突出，向着跨学科综合性的模式发展;基础保护科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以及实用技术与科学理论交融发展”三大特点。
在基础理论层面，保护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一系列文化精神的再领悟成为可能。21世纪的修复活动进人哲学高度思维的阶段，特别是“建筑的地域性受到重视，使保护学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科技条件等相关学科关联”。(摘自o.n普鲁金《21世纪文物建筑修复》)
在保护方法上，比如说:新的建筑修复方法将不断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完善;历史建筑再利用设计方法研究已明显脱离了单纯的文物修复范畴，设计手法日趋多样化，丰富了当代建筑创作的语言，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
在实用技术方面:拓展对文物建筑损坏机理、过程、产物、结构、缓蚀机理、作用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专门理论体系。根据保护领域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拓展文物保护的材料、方法及技术。
在相关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从对纪念性建筑的关注开始，朝着关注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方向发展，挖掘历史建筑本身深层的与城市发展脉络相通的生活结构问题”，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历史遗产保护理论双方面都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在遗产管理方面:从遗产保护中法律建设、管理机制的完善到以城市发展角度进行“城市策划以及城市特色区域开发更新”等城市课题都将深人遗产保护研究。
2)管理机制的“多层次，多途径”。既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体系化管
理;又有社会专家社团以及市民良好的公众参与途径;还要有宣传机构的舆论监督等。
在西方保护遗产已经从“很大程度上依靠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保护体系转变成一套由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的社会化体系组成的综合保护体系”。
在法国，当巴黎的民居面临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的保护组织(如历史住宅协会、老房子协会等等)，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在城市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教育的一环。
3)保护与再利用方式的分级化。就历史建筑本身，就包括多个层次(见表2)
3“还原论”方法论对历史建筑保护方法研究的指导
我们认识事物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还在于应用于社会的操作性研究，“前者致力于对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理解，探究其中的意义;后者着重为社会活动提供预测，评价和方案。”历史遗产保护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们就要借助于还原论方法。
通过对保护历史遗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分别思考，我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纳人一个大系统中间的子系统来看，可以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原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文物建筑综合价值量化评估登录方法的探讨;保护资金多渠道方法的探讨;历史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以及建筑设计与技术层面的有关古建筑修复技术研究;新老建筑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等多个层面。这中间通过周密的调查，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料，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可以获得多种更具适应性的方法。
比如，针对我国传统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中有关文物建筑保护分级管理原则在指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的基本构想”。
该构想指出，制定综合评价标准，将“决定和影响历史性建筑综合价值的大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因素层次化，条理化，并能够区分它们各自对评价目标影响的重要程度，并对评价的因素进行恰当的，方便的量化处理”，将得出我们在保护和再利用不同历史建筑的时候有完整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不仅可以决定历史建筑的保护级别，还可以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开发经营模式。发挥社会上各种可利用的资金和人员力量让全社会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具体评估内容基本包括以下部分:
1)历史遗产内在价值评估，包括:按“历史价值，建筑美学，艺术价值，科学修复价值”的高低进行分档打分，归人一定的等级。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评定。
2)历史遗产社会价值评估，包括:按本身所处地区，是“中心城市，一般乡镇，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或者农村”等地理位置条件打分;按该文物在城市历史中所处对比历史价值，保存文物现状和多少打分;按文物在现在城市规划布局中是否纳人“重点历史保护规划区及建筑设计相关的历史城市规划因素”打分等。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和市民代表共同评定。
3)再利用可行性价值评估，包括:区域地块土地旅游，商业利用价值调查，建立评估体系。对原有结构可靠性和结构适应性进行评估;再利用设计方案效益比较评估(按建筑预设计效益评估方式操作，加强对比性);再利用建设成本对比性评估以及加改建部分与文物建筑的适应性评估等。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心得体会篇10
市政协文艺新闻组
为了学习借鉴外地成功经验，更好地进言献策，做好我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推进我市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我市经济建设、特别是旅游经济的繁荣，我组部分委员就文物保护开发工作在市内外组织了考察和研讨。
一、考察情况及启示
山西省被称为中国古建筑的地上博物馆，其平遥古城、云岗石窟和乔家大院等古建筑群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我组在山西考察过程中既为其精美绝伦的古迹而叹为观止，又为古迹的保存完好而钦佩不已，对我市如何做好文物保护开发工作有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宣传造势，强化文物保护意识。山西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国家文化名城，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平遥城墙总周长6163米，墙高约12米，把面积约2.25平方公里的平遥镇圈成一个风格迥异的城区。迄今为止，古城的城墙、县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保存完好。1997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县历届领导一直注重宣传造势，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总体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不断强化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并积极稳妥地推进古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我们在鸟瞰平遥古城，称奇道绝之时，为平遥人民多年来始终如一的文物保护意识和行为所感动。
启示之二：建章立制，规范文物保护秩序。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被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我们从从当地人的介绍中得知，作为一处古民居能保护得如此完好，要得益于山西从省、市到地方各级政府对文物保护的严格制度。该省到地方都相应制定了文物保护条例和管理办法，并规范文物保护秩序，相应建立县、乡、村三级文物保护网络，对一些零散性的文物古迹进行集中收藏与保护，重视做好各种防盗、防火工作，确保文物的完整和安全。
启示之三：整合资源，精心制定开发规划。优秀文化遗产完美而系统的形象和魅力是吸引游客、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业的基础和前提。为此，当地政府均十分重视整合资源，精心制定开发规划。如平遥县近年来通过文化遗产普查摸底，整合资源，制定了《平遥古城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按规划围绕景点维修开发、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城内企业单位搬迁、新城道路建设与生态绿化建设等五个方面，推进古城整体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从而形成了古县衙、城隍庙、日升昌票号和镖局等数十个精品景区组合，同时配以古色古香的旅游街区和商店、客栈的映衬，塑就了古城整体的壮美景观，打造了强烈吸引人们眼球的大旅游格局。
启示之四：多元投入，打造文化遗产精品。山西省属我国西部地区，并不富裕；平遥县财力薄弱，他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做得如此之好，形成了系列精品旅游资源，得益于他们的政策引导，多元投入。平遥县出台了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开发旅游的优惠产业政策，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经营、谁受益的发展方针，通过合资、合作、拍卖、租赁、出售等多种融资形式，形成了全民、全社会办旅游。目前，古城内已对外开放的17处景点中由社会或个人开发的有11处，其中规模较大的城隍庙、财神庙等均是由个人或民营企业投资开发的。在已投入的3.5亿元旅游资金中，政府只投入1.2亿元，社会投资却达2.3亿元。
二、对我市文物保护和开发工作的建议
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在历届市及各级相关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心下，取得了显著成绩，经1984年文物普查，我市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处，这其中多数文物单位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保护，一些文物单位还进行了较好利用和开发，这是兴化被命名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基础。近几年来，我市在搞好旅游建设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着力抓了文物景区景点的建设，一批文物得到了保护和修复，并通过举办板桥艺术节，进一步推动了我市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提升了兴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市经济、社会事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也带动了我市旅游业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旧城改造、城乡建设中，一些历史文化遗产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和破坏，以致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和遗憾。结合这次考察，对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提几点建议：
一是提高认识，加大宣传力度。要进一步提高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的认识。历史文物不可再生，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遭损和丧失。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开发好，就是最好的旅游资源，就是城市的最佳名片，就是城市的最高含金量，就能提升城市的品位，提升城市形象。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以前羞于说自己是平遥人，而当平遥因古城保护而享盛誉后，她现在却以是平遥人而自豪了。我们应从各级领导起提高这一认识，并加大对《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以增强全民、全社会的共识，动员全市人民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中来。
二是深入普查，建成历史文化遗产信息库。创建历史文化名城，责任重大；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功德无量。我们应迅速启动全市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普查工作，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盘活家底，通过专家认证，确认我市有哪些文物具有历史价值，需要重点保护和开发；明确对象和标的物，为抢救性保护开发提供依据，并建成历史文化遗产信息库，以利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对重点文物进行保护和开发，长期写好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连续剧”，不再留下历史遗憾。
三是量力而行，精心制定保护与开发规划。我们要在掌握全市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信息的基础上，结合旅游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根据市政财力，精心制定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规划和实施方案。规划可分为长期、中期和近期的。目前，应将最迫切需要抢救和开发利用的项目立上政府议事日程。同时，规划制定要合理，富有预见性、超前性和科学性，要有利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山西应县围绕应县木塔做足了文章，他们在木塔前开辟了整齐划一、古色古香的丁字型商业街，就近建成了宽敞的休闲广场，广场上还特意留下了古城墙遗迹，周围没有四层楼以上的建筑，使孤立的木塔古迹生色而变得雄浑厚重，成了和谐迎人的群体旅游资源。此举很值得我们借鉴。在确定一个开发项目时，也要追求整体感和一定的规模和气魄，如板桥故居、金东门古文化建设项目，就应以此构想，既要修旧如旧，不可造假；又要谋求精当，敢于创新。这样，通过一年重点搞好一到两个保护开发项目，分步实施，多年积累，就能形成规模效应，就能使全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形象得到有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