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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亮点主要表现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10:49:15

民法典的亮点主要表现篇1

36万元巨款轻松被套

1995年11月10日,如东典当行与一位名叫施亮的生意人签订了为期5年的承包协议,约定由如东典当行提供给施亮如东典当行的公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发票等一切合法手续,由施亮经营典当行业务,典当行则负责对施亮进行监督管理,期间,施亮经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该承包协议最后一项条款约定“乙方(施亮)100万元到账后,本协议生效。”

1996年1月16日,经施亮联系,南通东纺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纺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开发区农行)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同日,如东典当行在开发区农行开立了账号为83010801019012的一般账户,开户申请书上为典当行的行政章和法定代表人赵福田的私章,并预留印鉴。

第二天,如东典当行与东纺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向东纺公司借款人民币50万元,东纺公司于当日从向开发区农行借得的200万元中转出50万元至如东典当行账户。次日,如东典当行的主管单位如东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将如东典当行的行政公章交给了施亮。1月21日,施亮向该委员会出具保证,保证在没有取得合法承包手续之前,不开展业务。

可如东典当行却没有想到,1月22日,施亮委托陆锦飞利用转账支票从如东典当行账户中支取了36万元,其中30万元汇至施亮经营的南通开发区华怡实业联合公司,用于归还该公司所欠开发区农行的贷款,另6万元汇入南通市辅读学校后由施亮支配使用,转账支票上的印鉴章却为如东典当行财务专用章和施亮的私章。

如东典当行获悉后认为,开发区农行为收回发放给施亮的贷款,与施亮相串通,用施亮私刻的财务章和私章替换了如东典当行在开发区农行的原始预留印鉴章(典当行行政章和法定代表人赵福田的印章),致使典当行账户中的36万元被施亮套走,遂向如东县检察院举报施亮与开发区农行涉嫌诈骗。而公安机关侦察后却认定施亮与开发区农行不构成诈骗。

该事件发生后,施亮不知所踪。

两级法院:农行无过错

为了追回账户中丢失的36万元,如东典当行遂以返还财产为由将施亮与开发区农行一并作为被告至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如东典当行1996年1月16日在开发区农行开户时银行预留的印鉴一枚是如东典当行的行政公章,另一枚是施亮的印章,并不是法定代表人赵福田的印章。施亮于1996年1月21日委托陆锦飞去南通市长安刻字店刻制了一枚如东典当行财务专用章,于次日去开发区农行将此章替换了如东典当行行政章。施亮在承包如东典当行期间,动用典当行资金36万元,用于归还其原经营的华怡公司所欠借款及挪作他用,在事发后,又曾多次承诺分期归还如东典当行上述款项,但至今未归还,对此,施亮应承担民事责任,如数归还如东典当行人民币36万元并承担该款利息。陆锦飞受施亮的委托,凭典当行的行政公章、施亮的印章、典当行财务专用章及承包协议去开发区农行更换印鉴卡上的印鉴章,其所持手续齐全。开发区农行给予更换并无不当之处,仅是印鉴卡无更换记载,但不能因此认定其有过错。故典当行要求开发区农行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对于崇川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如东典当行认为该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于是又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改判开发区农行返还36万元及利息。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审理后认为:施亮在其承包如东典当行期间,将如东典当行的资金汇出作为私用,后多次承诺分期归还,但一直未能归还,施亮应依法将36万元及利息归还如东典当行。开发区农行在办理支付36万的过程中,因施亮委托的陆锦飞所持有的印鉴章与如东典当行在开发区农行的预留印鉴章一致,故开发区农行无过错。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焦点:农行到底有无过错?

针对中院的判决结果,如东典当行认为,如东典当行在银行开户凭的是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是赵福田,预留印章的另一枚应该是赵福田的印章,用施亮的私章作为预留印鉴在如东典当行单位票据上使用,按《票据法》的规定,应要有如东典当行法定代表人赵福田的授权。而对于开发区农行而言,是不可能不知道这项规定的。

同样,如东典当行认为,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施亮委托陆锦飞去开发区农行更换原印鉴卡的事实客观存在,而开发区农行却始终无法提供原印鉴卡,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相关的金融法规,给如东典当行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开发区农行理应偿还该款及利息。

而开发区农行却在庭审中辩称;典当行在开户申请书上加盖了行政章和法定代表人赵福田的印章,其一开始预留的印鉴章就是典当行财务专用章和施亮的私章。无论开办账户还是转账划款,均未违反《票据法》等法律规定。

2004年5月26日,南通市中院终于作出了民事裁定决定再审。

再审后中院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没有充分的证据足以原审判决认定的“预留、更换印章”事实,另一方面,如果典当行开户时预留印章后进行更换的事实客观存在,由于施亮从典当行的主管单位接受了典当行的行政公章后,即有权代表典当行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故该期间施亮在开发区农行变更典当行印鉴的行为无可非议。因此,典当行主张开发区农行擅自变更其预留印鉴无事实依据。开发区农行办理支付典当行账户中36万时,转账支票中的签章与如东典当行在开发区农行的预留印章一致,故开发区农行的支付行为符合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且无恶意,并无过错。

专家解案

针对这起特殊的财产纠纷,著名法学专家、东南大学法律系教授张赞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张赞宁认为,本案因涉及施亮向农行还贷的事实存在,如东典当行对于施亮与开发区农行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怀疑属事出有因却查无实据。对这种指控,因缺乏证据,而未被法院认定是对的,但这并不表示就能免除开发区农行在本案中的过错责任。

首先,如东典当行账户中的36万元被转走使用的票据是转账支票,就涉及到了《票据法》,《票据法》第七条第2款规定:“法人和其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人的签章。”《票据法》第九条第3款还规定:“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而本案中的施亮既不是如东典当行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得到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施亮的印鉴是不能在如东典当行的单位票据上使用的。一审法院认定的如东典当行在开发区农行开户时银行预留的印鉴一枚是如东典当行的行政公章,另一枚是施亮的印章,施亮非典当行的法定代表人,又无典当行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或委托,又怎能在银行留下印鉴卡样呢?这显属认定事实不清。

民法典的亮点主要表现篇2

自1998年最高权力机关将民法典的起草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围绕着民法典制定相关问题展开的研讨论争更是法学(界)的热点,并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热点。官方民法典草案已于2002年12月23日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但距离最终产生一部内容完善、形式完备的民法典还远,民法典相关问题的研讨还将持续进行下去。笔者对民事法学了解极其浅薄,不过,技术性的规范留给(民)法学家解决,不会有什么困难,关键在于立法指导思想。出于对一部21世纪可能的中国民法典所承载的意义和负担的使命的体认以及对历史地位的期许,笔者藉由阅读萨维尼名著而聊发浅议希能有裨益于是。

一、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思想

(一)历史法学派和萨维尼

历史法学派发轫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鼎盛于十九世纪中,其创始人是哥廷根大学法学教授胡果,其主要著作是《从自然法到人定法哲学教程》。其学生萨维尼(F.C.vonSavigny,1779—1861)通过名著《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使命》、《中世纪罗马法的历史》《当代罗马法历史》以及《论占有权》全面而系统阐述使之蔚为大观而成一主要思想流派。历史法学派在德国以萨氏为代表,在英国则以写出《古代法》而闻名的亨利•梅因(1822-1888)为代表。可以说历史法学派是对兴盛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宣称法律秩序是理性与正义的永恒表现的自然法论的“反动”,与中世纪的自然法论相信神是理论的最后归依,和近代自然法学论以人类理性为理论基础不同,历史法学派着眼点不是法的目的而是法的历史与成长。“在十九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学思想发展的主流。萨维尼创立的历史法学派的兴衰史虽说不上是整个十九世纪的法学思想史,但是它却是这部历史的核心和最主要部分。”[1](p2)历史法学派掌控德意志民族法律心灵几近百年。迄《德国民法典》于1900年1月1日正式颁行,萨维尼的嫡传弟子于世纪之交相继去世,其影响力日渐式微。正如十九世纪各个学派都是在自然法学派的衰败中兴起的,今天的各个法学流派也都是在萨维尼历史法学派的衰落中兴起的。

(二)萨维尼的法思想

萨氏学说主要是为了反对立法化和法典化时期自然法学派的立法理论。自然法学派认为只要通过理性努力,法学家就可以塑造出一部作为最高法律智慧而由法官按一种机械的方式加以实施的完美无缺的法典。在此思想指导下的立法往往忽视或者说蔑视历史并无视传统上的法律材料。他们认为人们仅仅做到如下三点就足够:“第一,调动国内最强有力的理性;第二,通过运用这种理性去建构一部完美的法典;第三,是那些具有较少理性的人臣服于该法典的规定。”[2](p21)萨氏通过其对罗马法的娴熟掌握,以及对历史的深刻忧虑在一个较短时间撰写出有关立法和法理学的时代使命的小册子对自然法思想进行批判,在无意识中创立历史法学派。萨氏认为:第一,法是发现,而不是制定的。法的成长实质上是一个无意识的、有机体的过程。因此立法(Legis-lation)与习惯(Custom)相比较时立法处于从属地位。萨维尼对法律产生的论述“……所以,这一理论总的意旨就是,一切法律均起源于行为方式,在行为方式中,用习常使用但却并非十分准确的语言来说,习惯法渐次形成;就是说,法律首先产生与习俗和人民信仰(popularfaith),其次乃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由沉潜于内、默无言声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alaw-giver)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3](p11)席瓦勒(SCHwaneRt)指出:“吾人之所以得称彼等为历史派者,不过仅因彼等反对从来法由理性而生与法为任意创造物之假说,而主张法为国民生活之有机的发展之一点而已。”

其实关于法究竟为何物,是发成物(weRDen)———演进的过程物,抑或作成物(maCHen)———理性创造或者建构成物,或许是个永远的话题,对于此做出过论述的学者如过江之鲫。比如哈耶克曾经根据进化论(在社会领域与其说是进化还不如说是演化更为确切,对进化与演化的区别及其背后不同的历史观,哈耶克曾经做过深刻论断,沿用“进化”为了忠实原文)论述如下:“当然,人类交往的传统规则,就像语言、法律、市场和货币一样,都是一些萌发进化论思想的领域……人类现在必须放下架子,承认它也是起源于进化。”[4](p19)对于萨氏言,逐步地演化而形成的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么什么是传统?哈耶克指出:“遗传传递和文化传递的结果都可以称为传统。”[5](p22)习惯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民族内在的正义信念,不如说由于模仿的力量所形成。哈耶克看来,这种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形成的遵守规则的行为模式,是一个进化和选择过程的产物,“它处在人类的动物本能和理性之间———它超越并制约着我们的本能,但又不是来自理性。”[6](p28)当其时,“理性主义”思潮弥漫整个欧陆学界,理性主义者认为“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他周围的环境。”[7](p28)由于这种“建构论理性主义”把人类社会获得的一切优势和机会,一概归功于理性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从,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对目标做更为恰当的筹划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而针对这种对理性的极致夸大,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深刻剖析、反思。萨维尼对“追求改善的盲目激情”[8](p89)法典化思维后面的极致的科学理性思维做出深刻批评。而对于最为重要的立法问题,萨氏认为:“立法的目的可能有二:裁决纠纷(争议事项),记录古老习俗。经由对于争议的立法裁决,将会消除人们迄今一直认为乃是阻碍实际使用罗马法得一大障碍……立法的第二个目标是将习惯法记录下来,据此方式,习惯法可得之于一种监理之下,一如罗马法的敕令之于习惯法的效果。”[9](p97-98)

对习惯的重视使之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一部完美无缺的法典而是“……使习惯法复活———因而,也就是获得真正的改善……那陷吾人于困境的法律史诸题,将会为我们了然于心,成为我们的财富。那时,我们可能会将罗马法还诸历史,而我们多拥有的,将不再仅仅是一种对于罗马法制度的拙劣仿制品,而是我们自家的真正的、民族的、新的制度。”[10](p98)第二,坚持对法律史采用某种唯心主义(实证主义)(《法律史解释》中说“某种”为已故西南政法大学薛伦倬教授在《近代西方法律哲学》一书中提出的)的解释方法。萨氏接受十七、十八世纪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法律仅仅是“宣告性的”主张。萨氏还从实际的考察出发而断言:“一切的法都是以习惯法这种方式发展而成的。”[11](p18)对于其观点,著名法学家耶林在其名著《为权利而斗争》中欲以阐述萨维尼、普塔二氏法律起源论之谬误主张意思力为法之起源要素说到:“与我这见解相对立,至少在今日罗马法学中,仍然存在被普遍接受的其他见解,我在此权且简单地把它用两个主要代表人物的名字命名为‘关于法成立的萨维尼(SaViGnY)———普夫达(pUCHta)说’。依据这一学说,法的形成同语言的形成一样,是在无意之中,自发自然形成的,既无任何角逐,亦无任何斗争,就连任何努力也不需要。毋宁说,法的形成所依靠的是不费丝毫劳苦、缓慢且稳健地自行开拓前路的真理的无声作用的力量,是徐徐的沁透人心的,并逐渐表现于行为上的信念所具有的威力———新的法规正如语言的规则,悠然自得降临人世。”[12](p13)我们仔细考察萨氏的思想可以知道耶林的批评是精当的。对其精深掌握的罗马法,萨氏深刻论证,做出了其来自自身内部的论述:“由此表现可以看出,罗马法如同习惯法,几乎全然是从自身内部,原融自洽地发展起来的。#p#分页标题#e#

更为详细的罗马法历史表明,整体而言,只要他继续保持自己的生命状态,则立法对他的影响是多么微乎其微啊。甚至对于上述制定一部法典的必要性的讨论,罗马法史也极具启发意义。只要法律处于生机勃勃的进步状态,则无需制定法典,即便在各项情势均于其最为有利之时,益且无此必要。”[13](p26)从而为其反对当前法典制定找出历史反对依据。第三,萨氏及其历史法学派与此前的哲理法学派强调正义规则在约束道德体方面的内在力量和此后分析法学派强调政治组织社会的力量不同,坚持强调法律规则背后的社会压力。[14](p24-26)萨维尼对应该如何立法、立法对习俗的态度、习俗对立法的作用做出如下论述:“立法……常常对法(law)的特定部分产生影响……立法者在变更现有的法律时,或会受到强有力的国家理性的影响。”“这里,或可制定一项立法,该项立法与习俗携手协力,将凡此种种疑虑和不确定性一扫而光,而解释和保有纯粹的、真正法律,民族的固有的意志(theproperwillofthepeople)。”[15](p14)在此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也备受争议的重要观点———法应该契合民族精神。而这种局部性的民族精神或者说德意志民族民族性的和所谓的普世“异域因素”罗马法的关系是什么呢?狭隘民族主义者做出“罗马法剥夺了我们的民族性,我们的法学家们只关注于罗马法,便阻止了将我们本土法律提升至同样独立而科学的状态”的指摘。对此萨氏做出了精彩的论述:“事实上若无内在的必然性,我们的法学家对于罗马法的研索永不可能达臻这一境界,或者,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一如古代民族的发展,一个国族的独立发展,通常并非绝对循沿大自然所已昭示于现代人的那种既定轨程亦步亦趋。各国族的宗教并不一定是他自身所独具的,其文学亦甚少摆脱最为强势的外部影响……基于同一原理,他们拥有一个外来的、一般的法律体系,亦未非不自然。”[16](p29)这样为继续沿用罗马法做出了论断,从而在反对新的立法之时不至于没有可以使用的法律。

在一个历经拿破仑推行法语伤害德国人民族情感,直可和满清入关强令汉人削发相比的时代,在大革命余韵不绝如缕的时代,萨氏从自身情感出发,本能地反对对法国亦步亦趋。但是他用一个巧妙的藉口,就是复兴罗马法,而复兴罗马法在一个追求进步的时代是会被斥责为倒退、保守的。要是想使他们不打着进步的旗号去做翻天覆地慨而慷的事情,使民族精神、文化得以传承,萨氏论述了立法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能力不敷应对,则我们竭思改善自身状况反而必会为一部法典所损害。”萨氏引证了培根的话:“应该制定一部法典的时代,必当在智慧上超迈此前的一切时代,因而,一个必然的结论乃是,其立法能力必定为其他时代所阙如。”[17](p35)从来都是认为时代是在一直进步的,今人胜前贤,从不承认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道的人会发现:“不幸的是,其整个十八世纪,德国不曾诞生什么伟大的法学家。的确,亦曾有过一些勤奋耕耘者,他们铺陈了极有价值的准备工作,可除此之外,便乏善可陈。”[18](p35-37)萨氏说的话或许不仅仅对当日的德国适用,亦适应今日我们这个伟大祖国的伟大时代,当然了,我们实际上或许没有感受到而已。培根说:“倘无迫切需要,则不当立法;即便立法,亦当虑及现实的法律权威。首先,审慎认真地继受可得适用于现有法律权威的一切;其次,凡此应续予保留,并时常查考。”总之他说:“只有在文明和知识已然超越前代的时代,才可操持此业。如果以往时代的作品因为当下的无知而遭毁弃,那才真正令人堪悲呢!”[19](p35)对以往有清醒的认识,同时认真鉴别当今,如果想做到这样,那么,“法学家必当具备两种不可或缺之素养,此即历史素养,以确凿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在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查每一概念和规则。”[20](p37)

二、今日民法典制定争议之场景

如前面所说,对于一部民法典制定的急迫而在法学界引起的讨论可谓轰轰烈烈,出于各种莫可名状的心态支持早上、快上的论调更是统治了舆论的走向。梳理一下大约可以说得出口的理由有如下:第一,时代的需要。比如梁慧星教授说:“制定民法典最大的动力是我们的民族要现代化,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要求民主法治。”[21]第二,历史发展的必然。梁慧星教授说:“依据法律发展史,法律的发展轨迹,是由习惯法进到成文法,在进到法典法。先后发生过三次民法典编纂热潮……可见,制定民法典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共同经验。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当然也应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实现。”[22]第三,拔然超乎其上。谢怀木式老人说:“法国民法典史19世纪初世界最优影响力的法典,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初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典,我希望中国民法典能成为21世纪初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典。”[23]第四,民族智慧展示。杨振山教授说:“我衷心期盼着中国民法典能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智慧,并能在中国古老辉煌的文明史上续写出绚烂夺目的一章,使诞生于21世纪之初的中国民法典更好地造福于中国人民,并为全人类做出贡献。”[24]第五,为全世界做贡献。刘凯湘教授指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向世界法治做出贡献的惟一一次机会。”[25]第六,使命感。专家季卫东博士:“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以及经济体制发展的路径有其鲜明的特点,加上全球化导致社会范式大转换,所以这次进行民法典编纂可以说是负有宏伟使命的。

即:以20世纪的制度文明的集大成为基本目标、以适应国情和未来世界趋势的理论创新为更高追求。”[26]其实,每一个学习法学的人都会对自己领域能有一个规模宏大的活动感到兴奋,民法典制定这个大事件对于一贯孱弱的法学理论界、法律实务界可以说真的是很挑拨神经的。但是面对一个莫名的惊喜我们应该抱以什么态度呢?欣喜若狂地欢呼拥抱抑或仍然保持冷静理智、用深刻的历史分析去面对呢?智者早就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都应该保持头脑冷静,而我们包括那些拥有聪明脑袋的大学者们在出现看似惊喜的情况下是会忘记智者的教诲的。人是容易自以为是的,而历史对我们屡屡重复的踏入同一条河流总是无可奈何的。卡多佐大法官说:“你们要学习历史的智慧,因为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告诫的旷野之上,它为你照亮一条小路。”“历史在照亮昔日的同时也照亮了今天,而在照亮了今天之际又照亮了未来”[27](p31)历史为我们照亮了也许是太多的路,所以我们依然会迷失。对于我们当下的立法,如果我们蓦然回首一下,其实那人(历史老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对我们微笑。“这一立法活动,按其本性,本当立于整个国族的知识与智慧(science)之上,而现在就竟然这样如同该国之一桩普通食物聊予完成了。凡此立法活动与民族智慧的量相分离,对于其所追求的结果来说,如果不是背道而驰,也是充满危险的。”[28](p71)#p#分页标题#e#

三、我们怎么办

(一)我们知道,“从某一视角来看法律并无什么可得自我圆润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质乃为人类生活本身。”[29](p24)其实正是我们看不上眼的世俗的繁杂的人类生活才具有真正的终极意义。对于我们真切的人生来说,正如萨氏提到仅仅“当法律是类如一种乖戾专擅之物,而与民族相背离”时才是应予谴责的。每一部分各有其分各尽其责以维持整体与部分间的均衡。而特性分明多元纷呈的个体性并不会对整体有任何不好作用,相反会增益整体的公共福利。”“任性随意而突兀多变的法律”是最为有害的。”[30](p32-33)维持我们生活稳定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一直持续的历史进程抱以敬畏态度也是很有必要的。“历史,即便是一个民族的幼年,都永远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导师,而在类如我们这样的时代,她还负有另一项更为神圣的职责。只有通过历史,才能与民族的初始状态保持生动的联系,而丧失这一联系,也就丧失了每一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最为宝贵的部分。”[31](p86)而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那么久历史的国族呢?

民法典的亮点主要表现篇3

关键词:裕固族;《黄黛琛》;口头程式;主题程式

在祖国西北边疆的祁连山北部,在富饶美丽的肃南草原,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裕固族。《黄黛琛》是裕固族一首古老的爱情叙事诗,对它的研究多是悲剧意识、女性、爱情等方面,但是关于爱情叙事诗《黄黛琛》的主题程式研究涉及的较少,本文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对此叙事诗进行分析。

口头程式理论又称帕里―洛德理论,是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在十九世纪创立的学说体系,是一种针对民间口传文学作品,特别是史诗类大型叙事样式的方法论。程式是一种口头诗歌的语言,强调形式的节奏和步格功能。帕里认为程式即“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程式和程式群的主要功能则是为了表达一定的主题。无论何种类型的故事,程式都是它借以凸现的工具。如回归主题大多都离不开英雄出生、历经劫难、回归现世、报仇雪恨、迎娶新娘这样的程式群。洛德进一步将此观点观点扩展到史诗中重复出现的语言(language)、主题和典型场景(themeortypicalScene)及故事范性(Story2patternortale2type)等方面,从而将这一理论发展成了适用于史诗所有层面的、更加严密的理论体系。

主题,是诗中重复出现的事件、描述性的段落。洛德认为:主题是一组意义;主题的结构允许变化,浓缩或丰富;主题同时具有个人的和文化的两种定位。根据帕里――洛德对主题的界定,在对几个民族的爱情叙事诗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都具有以下特点:

《娥并与桑洛》(傣族):包办婚姻――反对出走――相爱――家长反对――反抗――拆散――殉情;

《茶和盐的故事》(藏族):相爱――家长反对、迫害――殉情――分葬――化成茶和盐;

《梁山伯与祝英台》(汉族):相爱――家长反对――包办婚姻――反抗――殉情――化成蝴蝶;

《马五哥与尕豆妹》(回族):相爱――包办婚姻――私下约会――约会败露――逼杀证人――被告、斩首(殉情);

《拉仁布与吉门索》(土族):相爱――家长反对――迫害――殉情――分葬――化成鸳鸯飞走;

这些爱情叙事诗都保留了相爱、婚变、反抗、殉情这样一个基本的主题。以上主题的顺序有的可能会有不同,但是内容都大体没变,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排列组合的关系。在《黄黛琛》也有这样的主题程式:

一、约会(相爱)。黄黛琛和苏尔丹两情相悦,每隔九天在海子泉边相会一次,相互诉说爱意。

二、逼婚(婚变)。总圈头替保尔威求亲,家人贪财,同意这门亲事。

三、抢亲。在娶亲的路上,苏尔丹抢亲,不幸身亡。

四、殉情。黄黛琛被带到保尔威家,她宁死不屈,寻找机会报仇,最终失败。黄黛琛被折磨的筋疲力尽,选择了死亡。

该叙事诗保留了相爱、婚变、反抗、殉情这四个主题,而且顺序也一样,只是有些主题的详略程度不同而已。可见,所有的爱情叙事诗都遵循了这样一个程式化的主题,这些主题之间的排列组合关系就是一个主题群,通常地,叙述者是受一个又一个主题牵引的,这种牵引是由于更进一步的行为来推动的。

一个主题可大可小,也可以再细分,主题可以想象为一个单元,这个单元还可以拆成几个部分,这些部分之间的变化构成了主题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重要表现在典型的场景上。“帕里――洛德的典型场景,是指诗中经常的某些景物带来的联想。这些景物是象征性的,歌者借助于习惯和联想,用这种景物引出某种固定的情绪。”有学者曾将“兴”和典型场景联系起来,认为“兴”借助于习惯,以某个象征性景物引起听众联想和共鸣,用这种景物引出某种固定的情绪。典型场景亦是如此,在叙事诗《黄黛琛》中有太阳、月亮、星星、海子水、白天鹅等典型场景在整个故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统计在整个叙事诗中“月亮”出现了17次,“日”14次,“星星”9次,“海子”18次,“白天鹅”11次。

太阳和月亮在裕固族人民心中是神圣的,它们既是人,又是神;既是神格化了的人,又是人格化了的神。他们将日月称为“日母神”和“月父神”。所以在《黄黛琛》中,月亮是很有人性的,在“约会”主题中,黄黛琛心情很愉悦时,“月亮也微笑着表示赞同”并为她唱歌。在恸哭主题中,“月亮也含恨为苏尔丹唱歌”,真像一个老人一样通情达理。类似的场景还有:“明月呀,请你作见证愿你俩与日月共存”“太阳管天暖洋洋,月亮管夜亮堂堂”。

裕固族人民生活在海子湖边,他们对海子湖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歌者利用对“海子”水的描述亦暗示着故事的情节发展,海子水从风平浪静到波涛汹涌,暗示着黄黛琛苦难命运和悲剧的结局。

例如:海子水荡起轻轻的波澜(《相爱》)

海子的水波被狂风掀起(《婚变》)

海子水破成了碎片(《殉情》)

天鹅是裕固族民间文学中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一朵奇葩,它的存在,使得裕固族民间文学始终洋溢着一种永不衰竭的情感。白天鹅裕在固族人们心中是爱情的象征,在《黄黛琛》中白天鹅意象简要的揭示了整个故事发展情节,通过对动物的描写预示了二人爱情故事的发展趋势。如:

一对白天鹅将要飞向蓝天(《相爱》)

白天鹅哟将要遭受无辜的天殇(《逼婚》)

白天鹅又送来了带血的羽毛(《谋划》)

一对白天鹅飞进白云(《殉情》)

从以上对文本的分析看,诗篇中包含有大量的程式化的场景,这种程式化的表述不仅是歌手再创作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对叙事诗情节发展的一种暗示。可以说在所有的口头程式中,重复是最为重要、最为明显的,因此对于任何民间诗歌的研究都不能忽略的就是它的词语程式。叙事诗中为了加深听众的印象,常常出现较多的重复。在《黄黛琛》这部叙事诗跌宕起伏的情节在程式的场景中也显得有彰可循。

主题是程式化创作的需要。叙述者在以主题进行程式化的创作,他要求助于业已建立起来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并不会加承他们的诗歌,而是因为这些业已存在的主题适合他们习得的口味,适合当下的讲述的事件或情感,《黄黛琛》就是这种主题程式化创作的表现,叙述者是受一个又一个主题的牵引,一个场景和另一个场景的链接而进行创作,这种主题的程式和场景的程式的运用更有助于人们的记忆和传唱,这也是《黄黛琛》到现在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艾伯特•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2]约翰•迈尔斯•弗里著.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朝戈金《口传史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4]安建均等选编《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选》,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5]斯钦巴图著《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

民法典的亮点主要表现篇4

这次会议是经县委决定召开的。召开这次会议,目的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省、市农村党建及县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回顾三年来全县农村党建工作,总结“建争带”活动成果,表彰先进,交流经验,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市委、县委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市委组织部XXX同志和县委#书记都亲自到会,并将做重要讲话。下面,我讲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过去三年工作的回顾

三年来,按照市委、县委的统一部署,全县各级党组织以“建争带”活动为主线,着眼发展、开拓创新、服务大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呈现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主要标志是:

??工作思路日趋明晰,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按照“围绕经济抓党建”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围绕主导产业开展‘建争带’活动”的思路,共建党员服务区2186个,其中产业型服务区1139个,菌、烟、果菜和特色养殖成为拉动农民增收的四大产业,农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20*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538元;产业“一品村”增势强劲,集体经济稳中有升,62个农村党支部达到一类村标准,18个后进村党支部得到整顿转化。

??各项制度规范有效,镇领导班子建设全面加强。坚持实际、实用原则,各镇全部建立健全了党委工作制度和“建争带”活动制度;各村全面推行了党支部书记汇报、暗访抽查、星级公示、群众评议、诫勉谈话、“四个四”等制度;适应“一免两补”政策,乡镇机构改革平稳过渡,领导职数精简到党政#职,领导班子结构进一步优化;以提高五种能力为目标,采取外派学习、参观考察、开办“星期六课堂”等措施,镇领导班子建设在思想、作风、能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素质升级扎实推进,“三人”队伍迅速壮大。狠抓学历教育,全县48名农村党支部书记达到大专学历,15名村干部正在接受大专教育;开展“科技下乡村”活动,群众点菜,专家上灶,三年共举办农村干部培训班136场次,培训基层干部2600多人次;依托全县农村党员实用技术培训基地,推广四大主导产业技术,1584名农村党员成为产业带头人;加强县镇村三级电教网络建设,镇村电教设备配备率达100%,三年共制作、购买、刻录发放各类科技光碟14000多张。全县“三人”总量达5500多人,其中党员2200多人,占有劳动能力党员的88%。

??党员作用渗透到各个层面,整体先进性充分发挥。三年来,农村党员干部服务走在前、工作干在前、困难抢在前,时时处处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和促进了农村各项工作。防治非典阶段,350多名党员成为“防非”骨干;日常生活当中,100多名农村老党员甘当社会治安员、护林防火员;落实“一免两补”政策和赈灾助农,102名县工作队员和451名镇干部协助发放“两补”资金617.8万元,为耳农发放救灾资金109万元。

??活动领域不断拓展,工作方式有所创新。延伸党的触角,建立了###大市场党支部和14个境外党组织;创新工作方式,探索成立了12个党群致富联合体,3个县级农村党员实用技术培训基地;以“四送四扶”活动为主,大力扶持弱势党员,33名黑木耳党员重灾户享受党组织补助6.7万元;深入开展“树典型、学典型、做典型”活动,培育“先进镇党委、先进村党支部、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农村党员致富明星、优秀包村工作队员”等各类典型200多个;“三个培养”卓有成效,450多名农村致富能手加入党组织。

??工作作风明显转变,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建立了1*个县镇两级领导党建联系点,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共入点200多次,解决重大问题60余件;实施了“四百工程”,102名县工作队员深入村户指导2300多次,解决生产资金1000多万元,提供无偿资金400多万元,共修便民桥14座,架电4000延长米,修农田道53条,打井200多眼,工作队员所在单位成为各村在县城的“办事处”;强化了服务区功能,农村党员无职有责,成为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主心骨”。群众想致富找干部、破难题靠干部、谋发展请干部,党群关系进一步融洽。

三年来,“建争带”活动不仅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有效载体,而且成为推进农村各项工作的有效抓手。以“建争带”活动为主线,全县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取得了累累硕果,工作经验在省、市党建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和发言。20*年被市委组织部评为“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单位”。可以说,这三年是我县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改革创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三年,是总揽全局、全面推进、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三年。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市委、县委的正确领导,也凝聚着全县各级党组织、各相关部门和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的辛勤汗水。在此,我代表县委向所有参与、支持农村党建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今天受到县委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诚挚的敬意。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再创新佳绩。

回顾三年来的实践,我们在不断探索和进取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一是农村党建必须围绕中心,发挥优势。三年来,农村党建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把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与经济工作有效融合,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双赢”。实践证明,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就必须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抓党建从经济出发,抓经济从党建入手,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发展经济的能力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把广大人民群众创业、创新、创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用经济工作的成果来反映和体现党建工作的成效。

二是农村党建必须选准载体,突出服务。三年来,我们通过“建争带”活动这一载体,突出服务这个主题,建“区”为民、兴业富民、抗灾助民、扶贫乐民,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顺应了时展的要求,达到了“工作对了头,一步一层楼”的效果。实践证明,要使农村党建工作永葆生机和活力,必须找准切入点,依托有效的活动载体,搭设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的舞台,以发展经济、富裕百姓为己任,抓到点,干到位,让群众满意、党员欢迎、干部称心。

三是农村党建必须常抓不懈,求真务实。三年来,我们坚持不换思路不变调,一本真经念到底,紧紧抓住“建争带”,常抓不懈,稳步推进,求真务实,使服务更加有效,工作方向更加明确,农村党建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实践证明,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党建工作,必须克服无用论、经验论、急功近利的思想,谋“实”工作思路、抓“实”活动载体,落“实”各项制度和机制,一件事抓出头,一项工作抓到底,善始善终,做到为民所思、为民所谋、为民所忙。

四是农村党建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三年来,全县各级党组织用改革的精神,放宽思路,放眼全局、放开手脚,破旧立新,大胆尝试,创造性地开展了“境外建党组织、四百工程、树学做典型、党群致富联合体、党员技术培训基地”等工作,认真回答了新形势下农村党建面临的新问题,使农村党建内涵更丰富、领域更宽广、服务更有效,创造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经验。实践告诉我们,要做好农村党建工作,一方面要继承有益的工作,大胆摒弃不合时宜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敢于创新,以改革的精神推进思想观念、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的创新。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县农村党建的现状与省市委的要求和农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有很多不适应。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对党建工作认识不高,存在“重经济,轻党建”的思想;镇村党组织管理职能相对弱化,镇村干部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转变不到位;部分党员“双带”能力不强,党的政治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充分体现;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党领导下的各类经济组织作用发挥不到位;部分党员干部整体素质不高,培训工作亟待加强,等等,都需要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振奋精神,再接再厉,努力开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新局面

未来几年对全县来说,是一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加速期”、是新一轮党建工作的“升级期”、是社会协调发展的“推进期”。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我们农村党建工作必须跟上节拍,找准坐标,融入发展,助推发展。今年,市委启动了新一轮“建争带”活动规划,相继印发了《牡丹江市开展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实施方案》和《关于深化农村“建争带”活动实施意见》2个文件,对今后的农村“建争带”活动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把“一建、三争、十带头”调整为“二建、三争、五带头”,使“建争带”与“三级联创”进一步有机融合。

根据省市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县农村党建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省、市组织工作会议和县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以“建争带”活动为重点,做到“四个抓实”,力求“四个突破”,全面提升“三级联创”工作水平,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农村党建新格局,为实现县委提出的“三年再造一个东宁”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

主要奋斗目标是:经过1?2年的努力,通过深化“建争带”活动,力争实现“三级联创”活动创建目标(县级争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委、基层满意的县涉农部门;镇级争创:“五个好”镇党委、群众满意的乡镇中心、办;村级争创:“五个好”村党组织)。50%以上的镇达到“五个好”标准、80%以上的涉农部门达到基层和群众满意;60%以上的村达到“五个好”标准、60%以上的镇中心(办)达到群众满意。每镇都有2名以上的“付华庭、佘树德式”致富带头人标兵,60%以上的村党支部书记要成为“付华庭、佘树德式”的致富带头人。

1、抓实“建争带”活动,在强化服务上求突破

县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了“求东宁发展之真,务百姓富裕之实”的崭新理念。今后,我们要坚守这一理念,抓住“建争带”,启动新规划,内涵上完善、服务上拓展、层次上提高,工作上求实,打造服务平台。一是要深化认识,在围绕产业开展活动上下功夫。“建争带”活动要围绕主导产业做文章,这个思路不变,这个调子不改。全县农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握经济发展这个关键,围绕抓产业履行农村党建职责、体现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谋划农村经济发展出路。要把服务的理念引入党建工作,以感情、信念、形象来凝聚党员和群众,逐步形成“上级党组织为下级党组织服务、基层党组织为党员服务、党员为群众服务”的工作链条,打造党建与经济工作双轮驱动的平台。二是要注重实践,在农民组织化程度上下功夫。要以党群致富联合体为重点,围绕全县的四大主导产业,鼓励能人党员带头领办、创办党群致富联合体,总结试点经验,明确成员职责,进一步完善提高,以事实引导农民、用服务帮助农民、靠效益带动农民,实现党群共同致富。要根据主导产业情况,调整服务区,整合资源,争取村村建立主导产业联合体。要对##建立党群致富联合体的模式进行推广移植,由服务型向经济联合型、产业合作型、市场销售型等方向发展。要积极探索和实践“支部加联合体”组织设置形式,使联合体成为党组织服务群众、引导群众、富裕群众的有效抓手。通过示范引导,组建“航母”,把千千万万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抗风险能力,解决群众“想干不会干、会干不敢干、敢干无力干”的问题,加快致富奔小康步伐。三是要力求实效,在扶贫解困上下功夫。要以“建争带”服务区为主,实施千区包万户扶贫工程,不断加强基础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和社会管理服务。要把全县10个扶贫开发村作为重点,指导党组织和党员深化“建争带”活动,开展党员服务区、党员“三人”与贫困农户结对帮扶等工作。要抓好《关于扶助农村和社区贫困党员的实施意见》的落实,对贫困党员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输血、造血并举,推进“四送四扶”活动,使贫困党员会富、能富、快富。四是要多措并举,在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上下功夫。要按照省、市新一轮农村党员干部素质升级工程的要求,坚持分级负责,分层次培训,认真抓好镇村党员干部大规模轮训和村级干部学历教育。要抓住冬春季节有利时机,大力培训农村基层干部,规模要达到应训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要围绕推广四大产业技术,完善全县农村党员果菜、食用菌、烤烟培训基地,探索建立特色养殖培训基地,依靠科技衍生发展“加速度”。各镇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建立各自的党员培训基地。同时,要依托党员实用技

术培训基地,聘请专家讲课辅导、组织参观学习、推广产业技术,让党员率先走上产业致富的道路,带头建产业基地、建产业园区,增强双带能力。

2、抓实基层组织,在提高执政能力上求突破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既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必须在组织建设、领导干部和党员队伍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突出“三力”,不断加强组织建设。要健全制度,创新机制,加强对农村党组织的分类指导和管理,使“一类村”创新突破、“二类村”提档升级、“三类村”村整顿转化。同时,要继续探索在境外和新兴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工作,做到党员走到哪,党的组织建到哪,党的活动开展到哪。通过抓后进、抓创新、抓整体,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二是要适新应变,不断加强镇村领导班子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加强镇村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提高科学、民主、依法执政的水平。要以加强农村致富带头人队伍建设为重点,全面落实《关于建设“付华廷、佘树德式”的村党组织书记队伍的意见(试行)》,积极探索村党支部书记管理激励机制、机关干部下村任职、大学生到村挂职、致富能人择优任职等办法,结合农村“两委”换届,推行“竞聘上岗”、“两推一选”制度,选好配强村党支部书记。要加强能力和作风建设,适应新形势,引导镇村干部观念快转变、思路快转轨、角色快转型,变“公婆”为“公仆”,大力培养“政策精通、信息灵通、市场畅通、资金融通”的“四通型”干部。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镇村干部“四种能力”,即:提高宣传贯彻农村政策,引导和带领群众创业致富,促进发展的能力;提高具有红娘角色、保姆思维、货郎理念,服务群众的能力;提高化解基层矛盾,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稳定的能力;提高加强自身建设,民主执政,廉洁办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管党水平的能力。三是要保持先进性,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要以保持先进性为重点,突出“##”这个主题,进一步完善“建争带”活动日、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切实解决“把党的奋斗目标看轻了、看空了,甚至看歪了;把群众利益看小了、看淡了,甚至看虚了;把工作职责看弱了、看平了,甚至看烦了”的问题,全面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要加大“三个培养”工作力度,把优秀青年农民培养成党员、把农民党员培养成“三人”、把优秀党员“三人”培养成村干部。要认真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疏通“出口”,纯洁党员队伍。要抓好镇、村两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注意从致富能人、复员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外出返乡人员等群体中培养能人,激活本地人才资源,不断壮大农村后备干部队伍。

3、抓实典型工作,在示范带动上求突破

典型是旗帜,榜样是力量。今后要继续以“树典型、学典型、做典型”活动为载体,抓实、抓好典型培育工作,让典型层出不穷,工作多出精品。一是要善于发现亮点,选树典型。工作中要采取“比发展速度,看经济增幅;比发展潜力,看工作业绩;比发展水平,看工作创新;比服务质量,看社会贡献”方式,发现典型,挖掘典型,使新典型不断涌现。要吃透上情,结合下情,重点在“支部加联合体”、农民组织化、境内外党员务工地建立党组织、扶助贫困党员、村干部激励约束等重点、难点、热点工作方面,把那些靠得住、推得开,有代表性的典型筛选出来。同时,要着眼特色,错位发展,培育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典型,在全县储备一批市里叫得硬、县里叫得响的各类、各业典型,使亮点集群,行行有样板,层层有标杆。二是要精心培育亮点,提高典型。对确定的典型,要加强跟踪管理,落实动态选育机制,采取政治激励、强化指导、物资扶持等措施,提高典型,完善典型,使亮点更亮,更具时代性、先进性和可学性。要不断完善老典型,让典型与时俱进,常抓常新,辐射带动各项工作。三是要认真总结亮点,宣传典型。要注意联系工作实际,认真总结典型经验,挖掘典型亮点,把典型总结好,推广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典型,弘扬先进,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典型,做到内容新颖感人,方式生动活泼,群众易于接受,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使典型影响一方,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4、抓实合力机制,在推进各项工作上求突破

农村党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党和政府的许多部门,只有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才能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一是明确“三级联创”目标,齐抓共创。要围绕服务经济发展,推进“三级联创”,大力开展创优活动。根据省、市委文件要求,如无特殊情况,省市可能在20*年进行“三级联创”活动的命名表彰。同时,20*年市委还要对农村“建争带”活动进行总结表彰。面对机遇,农村各级党组织、各涉农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联创意识,发展为先,服务为上,把“建争带”活动紧紧抓在手上,明确抓“建争带”就是抓“三级联创”,工作同心,目标同向,跨越奋进,力求单项工作有突破,总体工作上水平,全市、全省有位次,用争创基层组织先进县委、基层满意的县涉农部门、“五个好”镇村党组织和群众满意的中心(办)这一目标来统领全局,促进农村经济及其它各项工作,凝聚人心。二是深化“四百工程”,尽职履责。“四百工程”是我县为推进“建争带”活动而实施的。三年来,“四百工程”已日臻完善,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舞台、培养和锻炼干部的擂台、打造工作合力的平台。今后,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百名机关干部、包百村、联百区、扶百户”工程,发挥部门和工作队员作用,扎实推进“建争带”活动及农村党建各项工作。各涉及部门要强化大局意识,思想上重视、工作上支持,为工作队员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各工作队员要克服厌战情绪,履行指导和服务双重职责,树爱民之德、扬为民之风、铺富民之路,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力所能及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用工作实绩赢得群众的支持和认可。三是完善党建联系点制度,抓点带面。要强化领导干部党建联系点制度,大兴调研之风,让领导干部常下基层、大下基层,与群众实现“零距离”,把方便群众的实事做好,把解决群众的难事做细,把有利于群众的好事做实,以示范点工作的突破带动整体工作的开展,使领导联系点成为党建工作示范点。可以说,领导干部下不下基层,见不见群众,群众的看法不一样;去不去一线,到不到现场,决策的价值不一样;真不真抓,为不为民,解决问题的效果更不一样。要通过争先创优、实施四百工程、加强领导党建联系点建设,一级抓一级,一级促一级,在全县营造一个上下联动、横纵贯通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同志们,回顾昨天,我们步履坚实。放眼未来,我们重任在肩。让我们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省、市委组织工作精神为统领,振奋精神,再接再厉,努力开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新局面,为实现县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术培训基地,聘请专家讲课辅导、组织参观学习、推广产业技术,让党员率先走上产业致富的道路,带头建产业基地、建产业园区,增强双带能力。

2、抓实基层组织,在提高执政能力上求突破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既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必须在组织建设、领导干部和党员队伍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突出“三力”,不断加强组织建设。要健全制度,创新机制,加强对农村党组织的分类指导和管理,使“一类村”创新突破、“二类村”提档升级、“三类村”村整顿转化。同时,要继续探索在境外和新兴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工作,做到党员走到哪,党的组织建到哪,党的活动开展到哪。通过抓后进、抓创新、抓整体,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二是要适新应变,不断加强镇村领导班子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加强镇村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提高科学、民主、依法执政的水平。要以加强农村致富带头人队伍建设为重点,全面落实《关于建设“付华廷、佘树德式”的村党组织书记队伍的意见(试行)》,积极探索村党支部书记管理激励机制、机关干部下村任职、大学生到村挂职、致富能人择优任职等办法,结合农村“两委”换届,推行“竞聘上岗”、“两推一选”制度,选好配强村党支部书记。要加强能力和作风建设,适应新形势,引导镇村干部观念快转变、思路快转轨、角色快转型,变“公婆”为“公仆”,大力培养“政策精通、信息灵通、市场畅通、资金融通”的“四通型”干部。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镇村干部“四种能力”,即:提高宣传贯彻农村政策,引导和带领群众创业致富,促进发展的能力;提高具有红娘角色、保姆思维、货郎理念,服务群众的能力;提高化解基层矛盾,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稳定的能力;提高加强自身建设,民主执政,廉洁办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管党水平的能力。三是要保持先进性,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要以保持先进性为重点,突出“##”这个主题,进一步完善“建争带”活动日、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切实解决“把党的奋斗目标看轻了、看空了,甚至看歪了;把群众利益看小了、看淡了,甚至看虚了;把工作职责看弱了、看平了,甚至看烦了”的问题,全面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要加大“三个培养”工作力度,把优秀青年农民培养成党员、把农民党员培养成“三人”、把优秀党员“三人”培养成村干部。要认真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疏通“出口”,纯洁党员队伍。要抓好镇、村两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注意从致富能人、复员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外出返乡人员等群体中培养能人,激活本地人才资源,不断壮大农村后备干部队伍。

3、抓实典型工作,在示范带动上求突破

典型是旗帜,榜样是力量。今后要继续以“树典型、学典型、做典型”活动为载体,抓实、抓好典型培育工作,让典型层出不穷,工作多出精品。一是要善于发现亮点,选树典型。工作中要采取“比发展速度,看经济增幅;比发展潜力,看工作业绩;比发展水平,看工作创新;比服务质量,看社会贡献”方式,发现典型,挖掘典型,使新典型不断涌现。要吃透上情,结合下情,重点在“支部加联合体”、农民组织化、境内外党员务工地建立党组织、扶助贫困党员、村干部激励约束等重点、难点、热点工作方面,把那些靠得住、推得开,有代表性的典型筛选出来。同时,要着眼特色,错位发展,培育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典型,在全县储备一批市里叫得硬、县里叫得响的各类、各业典型,使亮点集群,行行有样板,层层有标杆。二是要精心培育亮点,提高典型。对确定的典型,要加强跟踪管理,落实动态选育机制,采取政治激励、强化指导、物资扶持等措施,提高典型,完善典型,使亮点更亮,更具时代性、先进性和可学性。要不断完善老典型,让典型与时俱进,常抓常新,辐射带动各项工作。三是要认真总结亮点,宣传典型。要注意联系工作实际,认真总结典型经验,挖掘典型亮点,把典型总结好,推广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典型,弘扬先进,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典型,做到内容新颖感人,方式生动活泼,群众易于接受,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使典型影响一方,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4、抓实合力机制,在推进各项工作上求突破

民法典的亮点主要表现篇5

苏富比中国书画专场规模空前

香港苏富比举行10月1日至5日即秋季拍卖会。其中10月4日举行中国书画专场。该专场呈献名家精品逾360件,总估价逾2亿港元,规模为苏富比历来之最。其中,包括域外聚珍──来自大洋两岸的近现代书画收藏、民国名人书法专辑以及金城与民国初年北京画坛等。域外聚珍的专题涉及两项海外收藏,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北美:英国的收藏成形于1960年代,其现代画作藏品大多得自伦敦的一家画廊;而北美的收藏则购自1980年代的国际拍卖会。民国名人书法专辑,其所收集的作者都是足以影响当年时局国运的风云人物,包括了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思想界的精英,如陈少白、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以及教育家蔡元培、文化领袖胡适等人的二十多件作品。香港苏富比二十世纪中国艺术2011年秋季拍卖会于10月3日举行,届时将推出逾140件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整场拍卖总估价近1亿9,000万港元。本次拍卖以主题性的介绍,让藏家对于女性艺术及纸上作品有更深刻的认识与欣赏,以及购藏珍品的机会。其他备受瞩目的亮点拍品尚有赵无极、吴冠中、群、王沂东、陈逸飞等之经典代表作,拍品中赵无极六十年代巅峰期之巨作《10.1.68》(估价2,500万至3,500万港元),二十年来保存于私人藏家之手。

香港邦瀚斯2011秋将呈宜兴紫砂珍藏

香港邦瀚斯9月宣布将于今年11月24-28日在香港举办的秋季拍卖会上独家呈现宜兴紫砂珍藏。此次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莫过于由好善m主人多年精心收藏的宜兴紫砂珍藏,其罕见珍贵程度足以和北京故宫的稀有藏品相媲美,在单一私人藏家的珍藏中可谓是独一无二。另外一个众人知晓的宜兴紫砂私人收藏,便是由罗桂祥先生所捐赠、现存于香港茶具文物馆的宜兴紫砂系列,其数量和质量与好善m所藏紫砂可谓是不分轩轾。此次好善m所藏宜兴紫砂共包括100件拍品,估价约500万港币。值得一提的是,即将呈现的不乏出自明清时代极富盛名的宜兴紫砂大家时大彬、杨履干、惠孟臣、陈鸣远等之手的藏品。时大彬乃紫砂名手,其工艺造诣,古往今来均甚少有人能与之媲美;惠孟臣为崇祯年间宜兴制壶名手,为时大彬之后又一大家;孟臣制壶,大壶浑朴,小壶精妙;陈鸣远因更为精湛的雕刻技艺及其创作艺术中对中国传统书画法的装饰艺术和书款方式的引入,使其作品在同代紫砂珍品中独树一帜,尤为罕见。

佳士得现当代艺术成亮点

佳士得将于2011年11月25日至3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大会堂举办秋季拍卖会。此次佳士得秋拍的12场拍卖将跨越6个类别,不仅呈献中国书画、中国重要瓷器及工艺精品、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类别的珍罕佳作,亦包括顶级珍贵名酒、瑰丽珠宝、精致名表类别的奢华收藏。此季令人瞩目的焦点之一是东南亚艺术与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拍卖的整合。东南亚现当代艺术曾作为独立的类别,与中国、印度、日本及韩国艺术齐头并进。此次整合亦是国际拍卖行的首创之举,将全亚洲各地的现当代艺术融合为有机整体,与佳士得在西方的主要艺术类别并驾齐驱。香港佳士得将于11月26至27日期间举行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拍卖会,首天将隆重呈献“新中国的自画像•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私人收藏”专场晚间拍卖。

朵云轩首开动漫专场

10月10日,朵云轩将首次开辟金秋拍卖动漫专场预展,届时,100多件近现代动漫作品和手稿将登场。其中,丁聪、贺友直、吴山明、范生福、杜建国、蔡志忠、方芳等老中青三代(动)漫画家的作品将悉数亮相,而他们笔下的《鹬蚌相争》、《阿凡提》、海宝等动漫形象是一个时代的行业标杆与记忆。据了解,本次朵云轩拍品征集的要求很高,年份上要求越老越好,品质上要求得过奖,并有正规出版物。其中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水墨动画片收官之作、水墨动画中获奖最多的影片《山水情》的水墨动画底稿是著名画家吴山明早期的经典之作。

福建东南秋拍10月揭幕

福建东南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即将在10月23日揭幕。此次秋拍将举办十个专场拍卖,包括6个寿山石雕专场和4个当代工艺艺术品专场。其中,以珍贵木料制作的当代工艺艺术珍品粲然可观,亮点云集。在今年东南秋拍当代工艺珍品专场中,将推出“玩紫檀”板块,该板块拍品以紫檀制文房器物为主,如笔筒、印盒等。同时当代古典家具专场重磅推出海黄重器,此次东南秋拍当代古典家具专场中,拍品多为仿明清经典范式的古典家具,又多以紫檀及海南黄花梨制作,堪称当代古典家具的重器。另外,还将在国内首次举办当代沉香珍品专场。除了名家雕琢的沉香木雕精品外,还有越南富森红土水沉、印尼马泥涝水沉等优质沉香原木等。

荣宝秋拍开槌精品亮点频现

北京荣宝拍卖将于2011年11月9日至13日期间,在亚洲大酒店举行本年度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届时将呈现包括中国书画、油画、瓷器杂项等逾千件拍品,书画拍品仍是本次拍卖的最大亮点,其中不乏精品之作。书画部分,近现代书画对应市场流通行情,汇集各路名家之作,作品涵盖多元风格、流派与题材,包括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唐云等名家代表作。当代艺术板块中,荣宝也是首推艺术市场中的热门艺术家,并且以其代表作、艺术精品为主,其中不乏吴冠中、何家英、白雪石、石齐、田黎明等艺术家的作品。此次秋拍油画部分也推出了不少大师的作品,耳熟能详的有陈逸飞、郭润文、周春芽(微博)、冷军、罗尔纯等优秀代表作,写实、表现或是抽象艺术作品都有展现。新锐艺术家作品在近几年备受全国关注,在市场也有不俗的表现,荣宝在继前两场之后,仍不遗余力的推出年轻有为的艺术家作品,支持并挖掘这些年轻的新锐潜力。

永乐秋拍11月中旬登场

北京永乐将于11月15、16日在北京银泰中心柏悦酒店隆重举行2011秋季拍卖。本次秋拍,永乐将继续呈献来自中国书画、瓷器及艺术品和现当代艺术三大核心项目的珍稀精品。预展将于11月13日在同一地点开始举行。具体各项日程将于近期公布。永乐秋拍的中国书画将继续主打近现代名家名作,瓷杂大项中,一场名为嘉窑御赏的清代嘉庆官窑专拍令人瞩目,而永乐本轮现当代艺术精品的数量、质量也将再次提升。永乐将于10月底举办中国巡展,届时秋拍部分精选珍品将分别于10月24-25日及27-28日在北京和上海亮相。

赵无极《10.1.68》

徐悲鸿作品《憩息》

民国名人袖珍墨宝

明朝永乐年间的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

清朝乾隆年间的粉彩九桃天球瓶

各类紫砂器具

清宫宫廷造办处所作玻璃画珐琅西洋人物鼻烟壶

清十八世纪白玉雕摩竭鱼花插

蔡国强apeC景观焰火表演草图飞碟

曲建方《阿凡提》

吴山明《山水情》

杜建国《时尚作家》

贺友直《问道图》

福建东南拍品

罗汉床海南黄花梨

江晓《古木清音图》沉香

都承盘小叶紫檀

北京荣宝拍品

张大千《云山古刹》

田黎明《都市假日》

民法典的亮点主要表现篇6

关键词:中国古典舞身韵

引言

中国古典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艺术结晶,在中国舞蹈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堪称为中国舞蹈的艺术典范。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宫廷舞蹈或更为遥远时代的民间舞蹈,它是在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从戏曲舞蹈、武术身法和芭蕾舞步中提取精华,并结合中国古代舞蹈美学以及当代审美观点和原理,经过历代表演家的调整、提炼和创新,长期流传下来,具有典范意义和古典风格的舞蹈。它的诞生与发展,反映了人们对民族舞蹈文化的尊祟,显示出中国传统舞蹈艺术的独特风韵。中国古典舞经过不断的发展,从外形到内涵突破局限,整理和创造出了许多别具一格的古典舞,更创建了古典舞的身韵。

中国古典舞身韵的艺术特征

“身韵”即“身法”与“韵律”的总称。身”即身法,指中国古典舞的外部表现技法;“韵”即韵律,指中国古典舞的内在气韵。俗话说“无韵则神死,少韵则风格无”,身韵是中国古典舞不可缺少的标志,是中国古典舞的艺术灵魂所在。“身韵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在形体动作上要求以神似为主,主张将身法与韵律集中在“变其形而扬其神”上;二是展现出神形兼备的审美特点,集中体现古典舞的形神统一。

身韵的产生使古典舞摆脱了对古典戏曲舞蹈的依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舞蹈模式和表演特征,这些艺术特征直接影响着、规范着古典舞的艺术创作。身韵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

1.圆形艺术:中国古典舞被称为是“划圆的艺术”,在长期的表演实践中,舞蹈艺术大师将圆形的动态概括为:圆、曲、拧、倾、收、放、含、仰。圆形动律是中国古典舞有别于其他舞种的本质特征。

2.形神兼备的艺术:中国古典舞强调手、眼、身、法、步互相配合,连贯一气,做到“形未动,神先领,形已止,神不止,以神领形,以形传神”。

3.刚柔相济的艺术:古典舞的表演“刚柔动静统一”,动作讲究起伏迭起、有动有静,在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之中穿插“亮相”。

中国古典舞身韵的表现风格

做为一名舞蹈演员,我了解一个优秀的舞者不但要掌握扎实的基本功和灵活的技巧,还要认识并且掌握不同的舞蹈风格。而要做好古典舞的表演,则需深刻体会其艺术灵魂——身韵。身韵为古典舞提供了最核心、最本质的“元素”,它具有特殊的系统训练要求,它将训练身法和陶冶神韵相结合,把“形、神、劲、律”做为古典舞动作元素,并将它们结为一体,使古典舞蹈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所以说,身韵是整个中国古典舞训练、表演等诸环节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古典舞的精髓所在。而“形、神、劲、律”做为身韵的基本动作要素,它们更是高度概括了身韵的全部内涵。

形:即外在动作,包含姿态及与其相连的运动线路。

形首先体现了“拧、倾、圆、曲”的曲线美和“刚健、挺拔、含蓄、柔韧”的气质美;其次表现为“平圆、立圆、8字圆”的三圆运动,尤其体现在“提、沉、冲、靠、含、仰、移”的动律上;最后,形还体现着“由动到静”或“由静到动”这瞬间的变化。

神:即神韵、心意,是身韵中起主导支配作用的部分。在神这一元素中,身韵强调内涵的气蕴、呼吸和意念,强调神韵及内心情感。“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所谓“心、意、气”,正是“神韵”的具体化。

劲:就是力,它包含着轻重、缓急、强弱、长短等关系的艺术处理。它有如下几种典型的亮相劲头:“寸劲”——体态、角度、方位均已准备好,运用一寸之间的劲头来“画龙点睛”;“反衬劲”——给予即将结束的体态造型以一个强度很大的反作用力,从而强化和烘托最后的造型;“神劲”——一切均已完成,而用眼神及肢体作延伸之感,使之“形已止而神不止”。

律:是指动作本身的运动规律,它包含动作中自身的律动性和它所依循的规律这两层意义。一般来说动作接动作必须要“顺”,这“顺”劲正是律中之“正律”,但古典舞往往又十分重视“不顺则顺”的“反律”,以产生奇峰叠起、出其不意的效果,无论是一气呵成、顺水推舟的顺势,还是相反而行的逆向动势,或是“从反面做起”,都是体现了中国古典舞的圆、游、变、幻之美,这正是中国“舞律”的精奥之处。

形神劲律,这四大动作要素的关系,是经过劲与律达到形神兼备,内外统一。其规律是“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这些都是一名优秀的舞蹈演员一定要具备和掌握的。技术技巧有了身韵的辅助,才能有艺术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正是这些特殊的规律产生了古典舞的特殊审美性。

中国古典舞身韵的灵魂作用

任何艺术创作都要遵循自己统一的表现手段,中国古典舞的创作亦是如此。在传统古典舞创作上曾有过把不同性质、不同民族的舞蹈动作硬加在一起拼凑而成的作品的现象。而这样创作出的作品是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的。正当中国古典舞创作陷入低迷的时候,身韵理论从中国戏曲舞蹈、武术中脱胎而出,展示出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遂的艺术魅力。身韵的产生是一次质的飞跃,它突破了原有身段的动作定式,取而代之以变幻无穷、富于表现的艺术方式,这种方式在身韵中的表现就是元素的提炼、动作的派生以及动作性格的可易位性。它是对戏曲中身段的改造与升华,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继承和研究传统的身法,是根据舞蹈自身的特性和时代精神的要求加以发展演变的结果。

身韵的出现解决了中国古典舞在从戏曲中产生时就存在的风格化舞蹈与程式化动作的矛盾,改变了其在戏曲与芭蕾之间进退维谷的局面。做为中国古典舞的一种新型理论,身韵使人体潜在的表现力得到了充分发挥,为创造生动鲜明的舞蹈形象赋予了新的艺术手段。它以时代风格的古今适用、动作舞态的丰富多彩以及很强的舞蹈性与民族审美性相结合的特点,而被充分运用到创作当中,使中国古典舞在创作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结束语

中国古典舞现在仍未渡过它的童年,其自身还在成长发育中。但是身韵的创建,使它的审美内核已趋稳定,其理论基础也已比较扎实。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身韵在中国古典舞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身韵成就了古典舞的今天,身韵理论的注入,使古典舞逐渐摆脱戏曲的原形,向真正舞蹈的范畴迈进。但身韵并不是古典舞的终结,而是一个具有衍展性的生长源点。它体现了中国古典舞的风貌及审美的精髓并以其丰富多变的舞姿、浓郁的民族风格及强有力的表现能力成为中国古典舞的核心和主要标志,它是中国古典舞艺术灵魂的所在!

参考文献:

[1]刘恩伯.中国舞蹈艺术[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民法典的亮点主要表现篇7

关键词:海派小说传统意蕴意象现代性

“意蕴”是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艺术作品里渗透出来的理性内涵,如作品所蕴含的情感,表现出来的风骨、人生的某种精义或者某种主旨等。黑格尔认为“意蕴总是比直接呈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①。这种定义也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意蕴”是依附于一定的外在形式的,是通过一定艺术手段来传达的。基于“意蕴”的定义,“传统意蕴”则表现为艺术作品通过特定艺术内容、艺术形式、艺术形象、民俗意象等呈现出来的古今相传的传统文学价值内涵、作家精神心态体系、审美情感等,属于文本结构的纵深层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小说作为海派文学最完整的一支,它以东西方先进的文学技巧如新感觉主义、象征手法、心理分析等为主导,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学因素,创造出一种传统与现代融合、东方与西方交织的文学意蕴。而这种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说行文中的意象使用。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家创造的都市意象,如汽车、舞场、咖啡厅、戏剧院、香烟等,有力地对上海进行了现代性的描摹,填补了中国真正的都市文学的空白。同时,三四十年代的海派小说家们还创造了另一系列的抒情意象:雨、月亮、胡琴、河、紫丁香、上元灯等,它们在与现代性迥异的层面抒写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表现出一股浓浓的传统意蕴。

“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②,它真正的功能是“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③。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对“意象”的定义也是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进行的,即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荒诞性为基本特征,在某种理性观念和抽象思维的指导下创造的具有求解性和多义性的,达到人类理想审美境界的表意之象。三四十年代的海派小说有意或无意中借具有表意之象的上元灯、胡琴、月亮等来传达中国古老文化的丰富内涵,营造情景交融的文学氛围,进而通往人类理想的审美情境。

一、古老民俗的低吟浅唱:上元灯与胡琴

“上元灯”是施蛰存家乡的花灯,纸的、纱的、绸的,各种形状,只为庆祝古老的上元节,即元宵节。它蕴含着一种浓浓的传统民俗意味,同时在小说中又化身为古老的定情信物。《上元灯》中的“我”陷入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方面倾心于天真善良的“她”,另一方面又为自己那件旧袍子的寒酸而叹气。街头五颜六色的兔子灯、马头灯,孩子们欢快的消度灯节的玩耍声,都与“我”的心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好“她”未曾因为“我”的衣着而冷淡“我”,还勉励“我”“不要为什么条件而烦恼罢”,并且将带有仿北宋画院本画图案的上元灯送给“我”,同时附带许多聊表情谊的话。此时,“我”似乎成了一个情感的胜利者(与“她”的表兄竞争)。整篇小说似散文诗一般清秀、隽永,“上元灯”这一浸染着东方古老民间风俗文化色彩的意象,将其本身蕴含的含蓄、古典、传统与小说中“我”的敏感、痴情和“她”的善良、天真、勇敢相结合,显得精致灵巧、相得益彰。正如杨义所称:“作家是把小说当作一种精致的工艺品来对待的,他用古朴的风俗和优雅的感情为丝线,织出自己的苏绣浙锦,属于诗意的写实的类型。”④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上元灯”这一意象也凭借其古老的民俗文化所传达的宁静、平和,将人物身上所显现的那种隐隐的、追求自由爱情的“五四”思潮进行解构,使其于无形中消融在这种古朴的民俗风气之中,从而创造出一则柔中带刚的恋爱故事,同时,也显示出施蛰存对古老民俗与淳朴民风的依恋与称道。

与施蛰存相似,张爱玲也对中国传统的民俗意象情有独钟,她用自己的浓情之笔,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幽幽地抒写古老中国的传奇故事。其中,“胡琴”便是一例。胡琴咿咿呀呀的古老音调从上海石库门巷子

幽深地传出,道出了一首首古老的中国歌谣,甚至有研究者称其为“旧时代僵而不死的影子”⑤,冲淡了小说的现代性意味,多了一层怀旧情怀。《倾城之恋》一开始就用胡琴奠下了基调:沉郁、拖沓、阴森、苍凉。白公馆“用的是老钟”,拉的是咿呀作响的胡琴,住的是“黑沉沉的破阳台”,不管外面生活节奏有多繁华与快速,也不管是否唱歌走了板,依旧关起门来做着古老的梦。一堵围墙,两重世界,白流苏便是被胡琴的咿呀声拖住了好些年,跟不上正常生命的节拍。七八年前她做了回新女性,离开了败家、讨姨太太的丈夫,可她转身又走上了旧女性的老路:回娘家过活。女人解放不彻底便是如此,在夫家与娘家之间往返,没有自己的屋子。七八年后,前夫死去,兄嫂便想通过劝流苏为前夫奔丧而将其踢出家门,他们以父兄的威严相威胁:“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胡琴这一意象所暗含的滞后、传统便如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即使流苏在兄长的“拍脯子”下离了婚,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时不时还会遭到他们以伦理为名的埋怨与蔑视。小说的结局或许还算圆满,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读者的传统期待,但它仍旧逃不了张爱玲的苍凉预言:即便流苏走出白公馆的围墙进入另一个世界,她依旧无法逃脱受人支配的人生和无爱的婚姻,注定无法跟上正常的生命节拍,只能伴着胡琴的咿呀声了却残生。

“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风俗的决定的”⑥。三四十年代海派小说家在表现现代性春风吹拂下的东南世界的同时,也将社会风俗作为一种文学自觉融入其中,构成现代性语境下的传统意蕴,这对于还原人物的真实心理和时代的现场性都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同时也使社会风俗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得到挖掘。 二、经典意境的诗情画意:雨与月亮

与“上元灯”的地域性和“胡琴”的时代性不同,“雨”自文学出现之时便成为永恒的表现对象,它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抒情意象,在诗中是为表现诗情、愁情、离情;在小说中,则服务于意境的营造与情爱的烘托。不过,无论是淅淅沥沥的小雨愁情,还是滂沱的情爱,都带有情诗的诗情画意。《梅雨之夕》写傍晚下班后的“我”一路撑伞归家,一边欣赏雨中漫步的浪漫情调,一边鄙夷路人遇雨惊慌失措的狼狈相。在这样一种经梅雨洗礼的路上,仿佛正酝酿着一段艳遇。果然,“我”邂逅了没带伞的“她”,在经过强烈的思想挣扎之后,我邀她同撑一把伞。起初“我”怀疑她是自己年轻时的初恋女友,可一会儿又在她身上看到妻的影子,快告别时,“我”又发现她嘴唇过厚,“是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少女”。就这样经历一路梅雨的氤氲之气和内心的犹豫、肯定、否定、紧张后,“我”到家又遭受妻的审问,雨也早已停止。似乎一场雨专为一场邂逅的开始而下,又为邂逅的结束而终。

施蛰存写梅雨,也写春雨。在小说《妻之生辰》中,稀疏的春雨缺乏梅雨那般的浪漫情致,相反,却带着烦闷、凄苦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心酸。“我”本想在妻婚后第一个生辰之日送给她一份礼物,表达自己对她婚后生活空虚惆怅的愧疚和感激,下班的当天却发现没带钱,无奈地找妻要钱买礼物,妻又告知“我”家里的钱只够维持到下个月的家用。此时,给妻惊喜的心情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平添了许多生活的烦恼。“愁闷的春雨从昏黑了的天上潇潇淅淅地降下来了。灯前,我和妻对坐着,吃着代替了晚饭的妻的寿面。她是如同每晚用饭似的,安闲地一口一口地咀嚼着,啜着汤。而我,虽然是她手煮的细白的面,却总也尝不出什么美味来,但我把盛面的碗侧得很高,碗边遮过了我的双眉,让她不看见我的包满了眼泪的两眼。”此时,“雨”似乎成了一种无声的控诉,是妻的,也是“我”的,幽幽的却又牵动人心。同时,“雨”的疏疏降落混合着夜色所产生的宁静、沉闷的意境,更加深了两个人的无言和对未来愁闷生活的想象。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雨”则经常被用以象征惨淡、难堪的:“雨下得越发火炽了,啪啦啦溅在油布上。油布外面是一片滔滔的白,油布里面是黑沉沉的。视觉的世界早已消灭了,余下的仅仅是嗅觉的世界——雨的气味,打潮了的灰土的气味”(《心经》),小寒本想借■卿母亲这最后一着来夺回父亲,继续不伦的爱,但是却被母亲强拉了回来。雨打灰土的凄惨、潮湿、暗

淡像极了她的“爱情”,除了空气中残留的那点味道,什么都没剩下。与小寒瓢泼大雨似的爱相比,敦凤的故事中,“一点点的小雨,就像是天气的寒丝丝,全然不觉得是雨”(《留情》),她对长她二十多岁的丈夫存的那点情,刨去物质的成分,也仅如冬天的小雨,寒丝丝的。丈夫对她,也只是“谢谢你,对不起”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雨”的出现,似乎预示了情爱的发生,而这种情爱也终像雨一样,来得快去得快,而且让人觉得潮湿、污秽。佟振保两次因为雨的缘故半路折回,前一次偷偷撞见娇蕊倾心于自己的秘密,后一次撞见妻子烟鹂与裁缝的,而两次似乎“有一种奇异的命里注定的感觉”。雨改变了他固有的人生轨道,使他旁逸出那么多斜枝。同样,阿小耳中潮水似的风雨也是伴着楼顶女人的嚎哭的,即使一百五十万顶的房子也阻挡不了情感的破裂(《桂花蒸阿小悲秋》)。本是自然界中一种普遍的现象,雨却在中国诗人、小说家手中完成了完美的升华,成了千百年文学的背景。雨的如泣如诉、绵绵不绝、平实而惨淡,正与人情的含蓄、无常、凄清合拍,二者结合便有一种情意绵绵、不绝如缕的意蕴。

像西方热恋着火热的太阳一样,我们的民族更钟情于清冷的月亮。从民族的角度出发,“月亮”包含着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与审美传统,其意象里既表现出一种古雅的审美情趣,又体现出阔大深长的历史意味,它是“美的象征”,是“孤独与失意的象征”,又是“和谐静谧的中国智慧和超群拔俗潇洒飘逸的士大夫风范”⑦的象征。三四十年代的海派作家在行文中,都钟情于月亮这一意象,试图营造出一种读者熟悉的经典意境。

最典型的莫过于张爱玲了。在张爱玲的世界里,“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⑧。曹七巧的月亮是凄凉的,长安的月亮是模糊的(《金锁记》);愫细的月亮是冰冷的,罗杰的月亮是含着清辉的(《沉香屑第二炉香》);静静的月亮是稀薄的(《琉璃瓦》);流苏的月亮是薄薄的一勾白色(《倾城之恋》),总之,同是一弯透着孤独、失意与哀怨的月亮。它或许跟爱情有关,或许跟身世之感有关,总带着那么点悲伤,明时少,晦时多。古代神话里的月宫遗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女性遭驱逐时的忧伤、凄凉,于是,失意者在月亮的笼罩下总会觉得阵阵寒意。故而象征凄凉、冷清的残月、冷月总在情感上胜过满月,这也正好解释月亮作为民族传统意象的原因。

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徐■因创作《鬼恋》风靡一时,他笔下的充满《聊斋》韵味的人鬼之情也少不了月亮的着色。“我”因贪恋冬夜凄艳清绝的月色,独自一人缓步行走于深夜的路上。当然这等好景不可无人陪伴,于是便出现了一位博学的、美丽的、如同月亮一般冷艳的鬼。对徐来说,似乎只有逃离了热闹的人群、繁华的街市,来到清净无人的马路上,才能呼吸清新的空气,观赏清绝的月亮。鬼与月亮相似,冷、凉,但透着脱俗的美丽,所以月亮可以看成人物超群拔俗的、企图与现实隔绝的心像。

然而,在三十年代的施蛰存笔下,月亮少了一份苍凉和冷艳,显得清丽万分。在月下的是“黑的发光的眸子,小小的薄嘴唇,脸,耳,纤削的肩头”(《扇》),她手摇团扇,让我忆起“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如果说张爱玲和徐■的月亮尚是斜挂在城市夜空的话,施蛰存的月亮则是来自遥远的诗的时代。

三、传统审美的含蓄流露:紫丁香

中国文学自古便不缺乏以花喻人、以植物喻人的历史:牡丹喻人雍容华贵,荷喻人品性高洁,菊喻人飘逸恬淡,以樱桃喻嘴小巧甜美,以杏喻眼有神含情,以梨喻脸型精巧有致,等等。紫丁香的淡淡幽香符合中国传统文人对花,进而对人的审美情感,含蓄、哀婉、凄美,同时又动人心魄。这本是古典文学家惯用的修辞却同样出现在现代海派作家们的笔下,在文字中游走的除了性感、妩媚的都市女郎,仍有不少紫丁香似的传统女子,并且在作家的情感取舍上,后者似乎更牵动着作家的心弦,长久弥漫,萦绕不去。刘呐鸥作为新感觉派的摩登代表,在传统文学积淀较少的背景下,写女人仍有两套笔墨:“她”在“透亮的法国绸下,有弹力的肌肉好像跟着轻微运动一块儿颤动着”,“小的樱桃儿一绽裂,微笑便从碧湖里射过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在这个崇尚健康、活力、丰满、性感的审美世界里,女人的樱桃似的小嘴仍有一席之地。这或许是刘呐

鸥的“想像女性”,将西方电影里克莱拉宝似的美丽诱惑与脑子里残留的古典美人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体“所表现的只是一种表演,像舞台上演戏一样,不是真的”⑨,故而她们成了男人手里抓不住的精灵,游荡在舞厅,不肯落地。 如果说刘呐鸥的“想像女性”还带有不中不西的

“表演”嫌疑的话,那么穆时英笔下的“玲姑娘”则是土生土长的古典式的人物。她的谜似的眼珠子、苍白的脸、腮帮上的焦红“叫我想起山中透明的小溪,黄昏的薄雾,戴望舒先生的‘雨巷’,蒙着梅雨的面网的电气广告”,全身上下都“藏着东方古国的秘密”(《公墓》)。她穿淡紫的旗袍,喜爱紫丁香。紫色代表朦胧,象征忧郁。她的如花的但不健康的脸取材于古典文学中男人的审美:弱不禁风、忧郁、沉静美丽。小说中“紫丁香”这一意象多次出现,它所代表的典雅庄重、愁思郁结,早已在中国古代诗歌那里得到了体现,杜甫有诗曰:“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江头四咏》);李商隐也有歌云:“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丁香花的花语历来有多种说法:光荣、不灭、光辉;爱情萌芽;友情;美丽;喜欢寂静;青春时的回忆、想起年轻时;初恋、初恋的刺痛、初恋的感激、想起初恋的她;纯洁;记忆;秋思不解;羞怯。⑩依此之说,紫丁香成为“玲姑娘”与“我”之间的朦胧爱情的象征,倒也贴切而恰当。最终,“玲姑娘”没能等到“我”的爱情表白,独自离世,带着未尽放的忧伤;“我”也未实现将她葬在紫丁香冢里的愿望,透着胆怯的自责。除了紫丁香,穆时英的女性世界里也不乏其他花似的女子:紫罗兰似的蓉子以及她“花朵似的嘴唇”和“海棠花似的高跟儿鞋”(《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玫瑰似的余慧娴(《craven“a”》);牡丹似的舞娘(《黑牡丹》);琼花似的玲子(《玲子》);墨绿色的罂粟花似的小姐(《墨绿衫的小姐》),等等。一方面,花饱含着作家对女子的怜惜、呵护,以及一丝不可亵渎的心理,即使她们有放荡、随便的一面,但她们身上的那种传统因子依旧以强势取胜,迎合了男性审视下的审美取向:含蓄、温婉、美丽;另一方面,“花可能曾经是母系制社会的图腾”,“花与女性互渗的意象,蕴含着一种普遍的人类意识,至少在大多数民族中,花是作为女性的原型性象征出现的”??????。因此,穆时英笔下的花意象作为一种抒情载体,在传达出作家个人的审美倾向的同时,也彰显了古典文学对现代作家的重大影响。

此外,现代文学作家以花喻人,还有多重意蕴。“王娇蕊”红玫瑰似的诱惑(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春桃”普通毛桃般的坚韧、朴实(许地山《春桃》),“莲妹”桂花般的芳香馥郁、纯洁无邪(郁达夫《迟桂花》)等,都显示了中国文学中花意象的存在传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当下的文学写作形成一种启示。

四、传统意蕴意象层的文学启示

意象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一些古老的意象,从古至今,包含了太多的时代色彩和心理民俗,它们在展示不同时代中国文学的审美趋向的同时,也使得其附带的特定传统文化意蕴代代相传。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最“时尚”的小说家,海派作家在创作大量反映现代都市、摩登生活和迷失自我的人群的作品过程中,敞开了文学接收的一扇门和一扇窗,即东西方现代性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门开得太大,在沐浴春风的同时也难免被灰尘迷了眼睛,如海派小说中一直遭人诟病的滥情描写、技巧派部分;窗开得虽小,但也不会阻止来自古老东方的清凉细雨的偶尔飘进,它们伴着现代性的春风,淅淅沥沥,不绝如缕,给海派小说增添了一种别样的古老风味。如此,在纵向的比较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小说较世纪初鸳鸯蝴蝶派小说多了一层现代性色彩,它代表了中国文学由民族走向世界的趋势;在横向的比较上,三四十年代的海派小说填充了京派小说没有涉及的现代都市生活部分(虽然老舍的小说描绘了北京世界,但他笔下的老北京及人物仍是活在古老的文化秩序中,尚未真正与西方现代性接轨),真实地再现了文学发生的现场,反映了上海之一隅。在此过程中,文学意象“功不可没”,一方面,它丰富了海派小说的文学背景,使其在现代性的大场景下又附带有一种与传统相交织的文学底色;另一方面,传统文学意象的使用也使海派小说获得一种传统与现代互渗的审美效果。

在如今这个强调“文化与文学融合”的文学大时

背景下,以独特的文化底蕴来彰显文学特色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独特的文化底蕴”则主要表现为传统意蕴,即中国古典文学中所蕴含的古老民俗风情、含蓄雅致的审美心理、意象与意境的融合统一、传统小说结构与叙事的情感投入,以及文学语言的地域色彩等。20世纪80年代张爱玲的小说经夏志清先生的介绍之后,很快在大陆及海外刮起一阵热风,持续至今日。张爱玲依然有大批读者群存在,究其原因,除了众多研究者所论述的精湛的人物形象塑造、动人的故事情节等因素,更多是因张的小说将现代性的感情融入古老的人物传奇,使现代气息在传统意蕴的消解下不足以让外新里旧的中国读者觉得陌生,古老的家庭故事与伦理人情又给海外读者以极大的兴趣,于是,张爱玲的传奇故事未曾断裂。

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传统便趋向于以新破旧、崇新抑旧,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直是一种混杂的状态,旧的文化传统“非但挥之不去,反而构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土壤,从西方传来的诸多新的事物和观念,就在这种旧的土壤中发酵,再逐渐开花结果,演变而成中国的现代文化”,“旧传统构成了新文化的必备条件”??????。既然传统与现代化进程如此如影随形,那么传统意蕴也定会在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占有是长久性的,也是符合作家的创作心理和读者的阅读心理的,更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阶段,也是创造本民族文学的重要体现。

①[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页。

②汪耀进编:《意象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③[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57页。

④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页。

⑤张金凤:《欲罢不能的苍凉——浅析〈倾城之恋〉中的意象》,《名作欣赏》2013年第2期,第126页。

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⑦傅道彬:《晚唐钟声》,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⑧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述评》,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⑨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⑩紫丁香百科:http:///doc/995428.htm.

民法典的亮点主要表现篇8

[关键词]珐琅彩璀璨夺目精美华丽独具特色

一、精湛珐琅彩工艺的世界性地位

珐琅是以金、银、铜等贵金属,经过八十多道工序打造而成。能产生古玉般温润以及微透的视觉效果,又有瓷器清新亮丽、自然活泼的艺术风格,还有锦缎般的富贵华丽。其工艺涉及到雕塑、绘画、掐丝、点蓝、烧制、錾刻、鎏金、镶嵌等多种技艺,是一门综合性的精湛工艺。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其造型形态各异,图案题材多样,色彩缤纷华丽,璀璨夺目。

据考古发现珐琅工艺最早诞生在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现在在阿拉伯国家古建筑中还能发现许多珐琅彩装饰,埃及也保留有精美华丽的黄金珐琅面具。大约在公元13世纪由于番货的交易和战争从阿拉伯国家俘获的珐琅工艺匠人使珐琅工艺从阿拉伯国家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结合汉族文化创作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珐琅器。又因在古代中国珐琅器主要为皇家所用,要求其造型沉稳典雅、色彩雍容华贵。大约在公元18世纪法国出现了画珐琅,其风格繁复、纤细、唯美,主要用在珐琅腕表和珐琅首饰上面。在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中有少量掐丝珐琅彩徽章,其工艺与中国相差甚远。在近现代日本作为后起之秀创作出清新亮丽的七宝烧小器物。纵观古今珐琅这门独特的工艺无论是作为珐琅器摆件还是融合在不同材质中的珐琅彩,它都散发出璀璨夺目、千年不磨的光辉。

二、不同地域的珐琅彩的发展

在亚洲,中国的珐琅器主要为皇家所用,造型稳重大气,纹饰精美绝伦,图案多以吉祥、长寿、平安为题材,色彩典雅,雍容华贵。元朝时期刚传入中国的珐琅还具有古希腊风格,经过创新发展逐渐有了汉族的民族风格。其造型多为实用器,纹饰以莲花为主,色彩纯正,有一种很亮的透明釉。在明朝景泰时期珐琅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底色多为蓝色被称为“景泰蓝”。清朝乾隆时期珐琅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其造型饱满大气,纹饰精美华丽,色彩还出现了粉色,达到了诗、书、画为一体的艺术造诣。日本作为后起之秀,有工艺精湛、纹饰精美、色彩亮丽的七宝烧。东南亚的泰国古庙中也有缤纷亮丽的珐琅彩装饰,在小乘佛教金碧辉煌的装饰中,珐琅彩更增添了稳重、绚丽的风韵。非洲的阿拉伯国家古建筑上保留着神秘迷人的珐琅彩装饰,在沙漠地区的珐琅彩更能凸显它璀璨夺目的光辉。欧洲俄罗斯的高档艺术品中,珐琅彩彩蛋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意大利的珐琅首饰更受现代年轻人的追捧。在英国皇室的家具也因为出现了珐琅而更添风采。

三、珐琅彩的美学特征

人们在世界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以勤劳和智慧为人类工艺文化历史创造了境界独到、风范高雅、魅力永恒的工艺造物样式。珐琅彩工艺美术浸透着各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富有鲜明的美学个性,主要体现在:

1.珐琅彩器形的造型美

造型美是决定一件器物价值的先决条件,器物的形态直接体现出其所要展现的美学特征和审美境界。元朝时期的珐琅造型受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充满了阿拉伯国家器物的美学特征。明朝早期珐琅设计结合了我国的陶器造型、漆器造型、瓷器造型、玉器造型加以创新变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现在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宣德年问的番莲大碗,花型饱满、色调鲜艳、釉质坚实,堪称那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到了景泰年间,珐琅彩工艺得到了更大发展,宫廷内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御用作坊。这个时期的制胎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胎型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方形,并逐步增加了实用性;釉色也出现了葡萄紫、翠蓝、紫红等,并提高了珐琅彩的亮度和纯度,由于底色多以蓝色为主,这个时期的珐琅彩又被称为“景泰蓝”。“景泰蓝”的造型稳重大气、掐丝整齐、磨光细润、镀金匀实。明朝珐琅工艺承继了宋以来的美学追求,并向程式化和完善化发展,具有端庄、简约、健实等审美特点。清朝时期是珐琅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錾胎珐琅、画珐琅。器物造型典雅大气、形态各异。清朝的珐琅器造型设计在发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大量复古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造型,如珐琅钟、珐琅鼎、珐琅青铜羊尊、珐琅青铜犀尊、珐琅等等。另一方面由于受西方瓷器、铜器造型的影响,珐琅器造型出现了很多中西结合的造型,如西方器物形态加以中式的龙、凤、卷草纹浮雕构件,或者是中式的器物形态加以西方的花草、人物、动物构件,或者是西方的造型形态上装饰中式的纹饰、图案。形成了中西结合的新型珐琅器物,更加活亮丽、典雅高贵。日本的珐琅器物造型美主要体现在精致、典雅、禅意。法国珐琅器造型的美更多地展现是细腻、浪漫的情怀。东南亚国家的珐琅造型艺术风格是奔放、炫丽。

2.珐琅彩的纹样美

珐琅彩在不同国家根据每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需求而进行创作设计,因此珐琅彩的纹样多种多样、充满寓意。在中国大多都是从制作的角度出发,首先是传统纹样,既规范、相对定型,又是可以变化、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创新的。如锦地纹样、古钱锦、回字锦、绣球锦、皮球锦、鱼鳞锦、连珠锦等。铺上这些锦地纹饰的珐琅彩更加规整,严谨,精致和华丽。其次是单独纹样作为纹饰的主体物出现,不仅大气饱满,层次丰富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如宝箱花纹是由莲花、牡丹为主体,中间镶嵌着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粗细有别的其他花叶组合,寓意平安吉祥,其无限卷曲伸展的枝叶象征着周而复始的宇宙观。还有寓意博古通今、崇尚儒雅的是北宋大观年间将各种古器物如鼎、尊、瓶、玉件、盆景等作为装饰画面的题材被称为博古图。珐琅彩纹饰中出现最多的是龙纹和凤纹,其形态各异,造型优美华丽。龙纹按照动态特征可以分为团龙、云龙、坐龙、行龙等。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鸟王,雄者为凤,雌者为凰。凤凰的形态结合了多种鸟类的特征,不仅有孔雀的华美还有鹰的锐利。再次是植物纹饰和吉祥图案,如百草图、、牡丹、山、石、云、水等。吉祥寓意图案有富贵多寿、四君子、八吉祥、百果丰硕等。在珐琅纹饰的运用和设计上,无论是装饰在建筑上的珐琅纹饰还是珐琅摆件和实用器多以对称性的纹饰出现。珐琅纹饰分为完全对称和不完全对称,主要构图表现为双侧性对称、纵向性对称、旋转性对称和装饰性对称五种情形。珐琅纹饰的对称性呈现出平衡感、秩序感和节奏感等美感,给观赏者带来赏心悦目的审美趣味。在中国传统纹饰中对称美是一种主要的表达方式,对称可以使纹饰丰富、规整,更展现珐琅纹饰的严谨性。日本的纹饰在中国纹饰的基础上创新变化,主要体现在花草植物的题材上,风格清晰亮丽。东南亚的纹饰充满神秘性。阿拉伯纹饰以几何纹饰和菱形纹饰为主。欧洲大多是花草和场景人物画面。纹饰在每个国家都赋予了吉祥美好的寓意,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美好与希望。

3.珐琅彩的色彩美

珐琅彩的色彩原料极其珍贵,主要是石英和金粉组合调制而成。由于是天然的矿物颜料,可以保持珐琅彩的色釉千年不变,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辉。珐琅彩的设色和其点色工艺是不可分开的,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点蓝技师经过多年实践结合亲身体会,将点蓝技术编成顺口溜传授给工人:

拿起白活先整丝,

歪丝倒丝拾弄清。

白活锵水要刷净,

以防白地变成清。

精神集中手脑快,

活儿跟着蓝抢转。

釉料不稀也不干,

点在活上都用完。

先把小缝来点严,

大地再用蓝抢赶。

边点地来边思考,

花叶颜色怎配好。

点花之时活没干,

点出花来才好看。

深色少来浅色多,

配个好芯来衬托。

先点深来后点浅,

遇到特殊机动点。

蓝抢顺着梗儿搂,

又光又平釉不串。

山子颜色不用找,

活上把它来配好。

云头点前活别干,

云勾一气要点完。

点完活用棉吸干,

以防釉流颜色串。

中国的珐琅彩设色大胆吸收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如彩陶色彩、漆器色彩、唐三彩、唐朝工笔画色彩、宋朝工笔画色彩、敦煌壁画色彩、青绿山水画色彩、唐卡色彩等。在这些传统色彩的基础上结合珐琅彩的特性进行创新设计,形成了中国珐琅彩高贵典雅、沉稳大气、雍容华贵、清晰雅致的气质。珐琅彩的色彩风格在世界不同地区都具有当地的民族风韵,沙漠地区它绚丽的色彩给人们带来视觉盛宴,增添丰富的色彩视觉享受,其色彩更加奔放艳丽,光彩夺目,并散发出神秘的气息。法国的珐琅彩受巴洛克和洛可可色彩风格的影响,充满浪漫、唯美的意境。日本珐琅彩的色彩清晰亮丽,适合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珐琅彩都因其如古玉般温润微透的视觉美感和华贵的典雅美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4.珐琅彩整体的和谐美

民法典的亮点主要表现篇9

机关各处(室):

自查整改是治庸问责工作的重要阶段,是决定治庸问责工作是否取得实效的关键举措。为更好地落实省直机关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认真做好治庸问责自查整改阶段工作的通知》(鄂直治庸办〔20__〕6号)精神,从“庸懒散软”方面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做好自查整改阶段的各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任务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和文件要求,按照《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强力推进治庸问责工作的实施方案》通知的总体要求,以完成自查整改阶段的工作任务为目标,突出“问题导向”原则,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通过自己查、群众评、领导点等方式,全面查找各处室和个人在“庸懒散软”方面的具体表现,深刻剖析原因,明确责任分工,落实整改措施,以积极主动、勇于担当、锐意作为的坚定决心和自查整改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二、工作步骤

各处(室)要对照《实施方案》,扎实做好集中排查问题、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展公开承诺、抓好正反典型、形成整改报告等五个环节的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在找准制约我局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党员干部存在的“庸懒散软”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上,勇于揭短,公开承诺,主动整改,把边查边改贯穿于治庸问责工作的全过程。

(一)集中排查,找准突出问题。9月13日至9月16日,局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将在全局查找本单位和党员个人在“庸懒散软”方面的具体表现,在思想品质、能力素质、履职尽责和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各处(室)同时要组织本处(室)工作人员对照处(室)职责和岗位要求,进行自我查找;二是9月15日上午局将召开有“两代表一委员”、基层服务对象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开门查找问题,要以先进典型的做法、上级组织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为标准,对照查找。请各处(室)分别邀请机构代表、发明人代表、企业代表和市州局代表参加,各项代表控制在2至4人之间。

查找问题重点是开展“四查四看”活动,即:查政令畅通,看是否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章不循现象;查职责履行,看是否存在不履责、不问责、不担当现象;查纪律作风,看是否存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现象;查服务效能,看是否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

(二)围绕主题,召开民主生活会。9月19日至9月21日,各支部要围绕治庸问责主题,组织召开一次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分管局领导参加所在支部民主生活会。会前,要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交心谈心,并将收集的意见原汁原味反馈给党员干部。在民主生活会上要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开诚布公地谈问题,实事求是地找原因,真心诚意地提建议。每名党员干部都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自我批评襟怀坦白,相互批评与人为善,指出问题一针见血,切实解决一团和气、战斗力不强等软弱涣散的问题。

(三)公开承诺,接受群众监督。9月23日前,各处(室)将查找出的“庸懒散软”突出问题及整改措施报送局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局统一把查找出的“庸懒散软”突出问题及整改措施,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公示,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完善承诺形式,采取多种方式,让群众看得见、听得见,便于监督。

(四)抓好典型,营造良好氛围。典型引路、示范带动是推动治庸问责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手段。各处(室)既要推荐心系群众、爱岗敬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遵纪守法的正面典型,又要大胆曝光个别不思进取、能力平庸、工作懒惰、纪律松弛的反面典型。

(五)狠抓落实,形成整改报告。各处(室)要针对查找出来的主要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出台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确定整改时限。要梳理归类存在的问题,按照轻重缓急逐一整改,能够办到的立即整改,因客观原因一时不能马上解决的,要向局说明原因,并列出整改时限和责任人。整改工作要对照“六型”机关创建标准,把重点放在提升服务效能和优化发展环境上,各处室要以“三亮三比三评”(亮标准、亮身份、亮承诺,比技能、比作风、比业绩,群众评议、党员互评、领导点评)为载体,争创群众满意、争创优质服务、争创优秀服务标兵,唱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主旋律,通过整改的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治庸问责工作带来的好处和实惠。整改报告应包括自查的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整改措施及初步落实情况等内容,各处室于9月30日前报局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处(室)要加强领导,认真部署,狠抓落实,在找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上下功夫。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开门治庸,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领导干部要带头查摆问题、带头剖析原因、带头落实整改,发挥好示范和表率作用。处(室)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指导把关公开承诺事项和整改报告内容,整改报告需经分管局领导签字同意后上报局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局整改报告需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同意后上报。

(二)抓住关键环节。各处(室)要把畅通问题反映渠道作为关键环节,针对“不愿说、不敢说、不真说”的现状,采取得力措施,畅通反映渠道,鼓励和保护群众敢说话、说真话,形成个人与组织、群众与领导干部良性互动的局面。要本着对事业发展有利、对推动工作有利、对单位和谐有利、对个人成长有利的原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各处(室)主要负责人对本处(室)和个人存在的“庸懒散软”突出问题,要不留情面,敢于碰硬,既点现象,又具体到人,既要就事论事,又要就事论理,达到“处理一个、教育一批、震慑一片”的效果。

民法典的亮点主要表现篇10

[关键词]《赤壁》;英雄;现代;民族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1]一时多少豪杰的热血三国,是千百年来文人骚客反复吟诵的对象;三国人物的故事,是中国人文化记忆中历久弥新的经典。赤壁之战是我国古代历史中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是三国重要人物集中出彩的重头戏。三国的“东风”助吴宇森导演的影片《赤壁》赢得商业的成功,无数三国迷也借着《赤壁》的浪花与心中的豪杰们来了一次全新的相逢。

一、大场面,大英雄

流传千年的三国故事,在我国文化史中是一部恢弘的史诗,影片也正是采用了很多气势磅礴的场面描写,力图重现那段辉煌的历史。《赤壁》上部以一头一尾两次战役撑起场面。开篇新野之战,刘备部队因掩护百姓转移行军缓慢,虽张飞、关羽等骁将浴血奋战,然终不敌曹军汹涌攻势,情状激烈,给人以视觉和心灵上的双重冲击。最后一场八卦阵之战,黄沙漫天却又井然有序,曹军跋扈的骑兵团最终溃败于精妙的步兵阵法中。影片的镜头语言丰富,战争场面的近景把腥风血雨描绘得淋漓尽致,远景俯拍又把万人列阵的大场面刻画得气壮山河。

影片中的大场面,不仅是为了吸引眼球,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衬托大英雄。赤壁之战本身是人物巨卷,民间广为传诵的也是一个个豪气冲天的三国豪杰。因而,影片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描写,最终也归为个人英雄主义。并且,这不是某一个英雄的战役,而是一个群雄云集的战役。新野之战重点刻画了赵云、关羽、张飞以一敌万的盖世武功;八卦阵中,甘兴、赵云、关羽、张飞、周瑜纷纷登场,同仇敌忾,各显神勇。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塑造了一个个振奋人心的英雄形象。

所谓“大英雄”,不止是行动的英勇,更表现为精神上的光明磊落。影片所反映的政治,不像《夜宴》《投名状》那样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赤壁之战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战,设计布阵,有勇有谋;团结互助,心无旁骛。其中,“忠义”二字是影片所浓墨书写的:刘备不肯舍下百姓、孙刘联军不肯降曹,这是对国之忠;关公徒手放倒战马只为护旗,赵云长坂坡单骑救孤,这是对主之忠;周瑜为赵云身挡一箭,这是兄弟之义……影片中的群雄,个个都是赤胆忠心、义字当头,精神内核是理想化的,更阳光,也更大气。在众多英雄豪杰中,重点刻画的是周瑜和诸葛亮这两个人物。影片颠覆了《三国演义》中那个仰天长啸“既生瑜何生亮”的周瑜形象,瑜亮之间不存在嫉贤妒能的狭隘心理,二人互相欣赏,互为知音,既切磋音律,又联手抗敌。这其实延续了吴宇森在《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纵横四海》等片中惯用的“双雄”模式,用两个男性角色的故事来串起全戏,共同书写浩然之气。诸葛亮与周瑜这两位足智多谋的儒将,团结协作,在赤壁之战中谱就了一段佳话。

单纯的浩然精神,并不意味着影片对角色把握的单一、单调。《赤壁》中的英雄形象是丰富多样的,既有单面的扁平型人物,也有复杂多面的圆形人物。最典型的是孙权形象,这一人物在《三国演义》等作品中多表现为有勇有谋的霸主形象,然而影片在其霸气之下也重点刻画了他的阴郁与隐忍。他胸有大志,渴望继承父兄霸业,却屡困于反战势力之间,无法施展抱负。在祖嗣面对先人牌坊和曹操招降书,他拔剑又合剑,合剑又拔剑,神情忧虑、彷徨,反映了他举棋不定的心理,镜头处理得十分细腻。周瑜通过打猎来劝说孙权,当孙权的箭头射向恶虎的一瞬间,镜头转向他在群臣面前拔剑断案以明抗曹之志,干净洗练的蒙太奇手法展现了人物决心的坚定。这种跌宕起伏的电影语言,写出了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使得最终表现出的豪情更为感人。

另外,对待敌军坦荡荡的君子风度也是影片的一个动人之处。被围的关羽飞刀直指曹操却在鞍前戛然而止,吓得曹操一身冷汗却不致命,原因是关羽不放暗箭。即使是对充满暴戾之气的反派人物曹操,也表现出对敌营英雄的欣赏和爱护:在看到赵云沙场豪举时喟然而叹:“我旗下怎无如此猛将”;在俘获关羽时也不忍杀之,劝降无效后放走他。曹操期望平定荆楚、东吴之后把各路猛将尽收麾下,这种野心是建立在“英雄惜英雄”的情感基础上的,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无论是非成败,皆是令人仰慕的英雄,影片显示了真正的史诗气魄。

二、小幽默,小情怀

正如片头中锈迹斑斑的古剑渐渐变新,反射出明亮的光芒,影片对人物生活、人物性格的表现也力图还原本色,这种还原的努力免不了艺术想象和加工。影片融入了富有现代感的喜剧元素,在庄重严肃的大环境下,以小幽默、小情怀来做一个轻巧的解构,展现出一个现代化的赤壁。

《赤壁》中的小幽默,表现在英雄人物日常生活的展示中。影片节奏张弛有度,文武戏安排得错落有致,在紧张的战争氛围之外营造出轻松活泼的生活情趣。周瑜无疑是吴宇森所偏爱的人物,比如开战当天,镜头在周瑜和曹操之间快速切换,营造出紧张的战争氛围,显示出周瑜料事如神的机智。然而在此之外,影片还运用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展现周瑜的“小资”生活:他弹一手好琴,优雅而闲逸;他与小乔琴瑟相和,情深义重;他为新生的马驹而展欢颜,爱心洋溢……诗情画意的周瑜让战场上雄姿英发的周瑜更显生动,小情怀让大英雄更加光彩夺目。另一主要人物――百姓心目中那个无所不能、近乎神人的诸葛亮,在影片中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翩翩青年,“略懂”“我需要冷静”等有意为之的口头禅,给小马接生、为鸽子洗澡这些有趣的生活细节,一改常见的中年持重、高高在上的诸葛先生形象,这种无伤大雅的反讽带来的是喜剧的幽默效果。

小幽默的元素,还集中体现在一系列有趣的场景中,最典型的是张飞写书法、关羽教儿童读《诗经》,这两个场面是观众感到陌生的,在影院现场引起了很多观众的笑声。然而,这并不是纯粹的杜撰,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历史上的张飞据称书画水平极好,“喜画美人,擅草书”,影片为草莽张飞正名:他并不是只知舞枪弄棒的草莽英雄,也有意料之外的精细和雅致。关公更是文化人,史称他喜读《左传》,在影片中他对学童讲的“读好了书,将来才有饭吃”,其实正点出了三国时代重视文化的事实,当时诸葛亮、曹操父子、孔融、陈琳、王粲等一大批纵横驰骋的政治家,同时也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家。《赤壁》部分地还原了三国乱世中漫天黄沙所掩盖不了的璀璨文气,它所引发的不是无厘头的、闹剧般的笑,而是有意味的笑。

除此之外,影片还故意设置一些类似恶作剧的笑点:孙尚香说“天下兴亡,匹女有责”,鲁肃的一句“匹马还有责呢”幽默机智,接下来古灵精怪的孙尚香给马点了穴,当即让鲁肃歪下马来;为见识张飞的洪亮嗓门,周瑜故意抽走凝神书法的张飞的纸,引得张飞一怒而啸,旁边诸葛亮赶忙捂起耳朵……这种故意设计的“麻辣三国人物”让观众感受到不一样的三国,不管观众容不容易接受,影片竭力让史书中那些庄重、遥远的人物生活化、让他们更为可爱可亲。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并不沧桑,影片为观众奉上的是一个人性化的、妙趣横生的三国。大英雄身上的小情怀,把他们从只可远观的“神”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但这并不破坏观众原有的敬仰之情,反而使这些人物由于更加立体、生动而更为深入人心;刻意设计的小幽默,使严肃的历史剧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观众在紧张的战争氛围中得到暂时的轻松,两个半小时的观影时间因此而不至于太过沉重和疲惫。可见,看似细小和漫不经心的小幽默和小情怀,却恰恰是这部影片特色和魅力的重要体现,显示出导演的大手笔,也是不容小觑的。

三、民族的,世界的

吴宇森从1993年起即赴好莱坞执导,《变脸》《碟中谍2》《风语者》等影片奠定了他在好莱坞的坚固地位。此次回归华语电影,他一再表示希望打造一个国际化的《赤壁》,以此证明中国也能拍出好莱坞式的大片。影片对人物的刻画方式,也常常流露出导演的心迹,显示出把民族文化推向世界的追求。

首先,作为一部耗资巨大的商业电影,《赤壁》必然要照顾国际市场的接受需求。三国故事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但对缺乏背景知识的西方观众而言,人物众多、理解困难,因此影片常为人物安上一个显著的标记,简笔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关羽采用了中国戏曲造型,大红脸、长髯须,常做略带京剧碎步的亮相;刘备闲暇时为兄弟们编草鞋,显示了他的仁义品格,也点出了他早年的卖草鞋平民经历……这是一种简练的人物介绍方式,能很快让观众记住他们各自的性格和身份。此外,独特的意象也是《赤壁》传达人物性格、心理的重要方式。譬如影片开场的一段汉室宫廷戏:虽满朝大臣却寂静无声的朝廷上,年轻的汉献帝饶有兴味地逗着画眉,这时环作响有人走来,画眉开始躁动不安,等这人站定大堂时一声厉叫飞开,一个特写――原来是曹操。镜头在画眉和泠泠响动的环这两个意象之间来回切换,充分外现了汉献帝的紧张、畏惧心理和曹操权倾一时、飞扬跋扈的特点,让观众对人物关系一目了然。

其次,影片有意地把古代中国的一些典故、趣味融入剧情之中,以民族元素来彰显特色。比如,我国古有“曲有误,周郎顾”的民谚,说的是周瑜风流倜傥,精通音律,有仰慕他的女子为一瞻风姿而故意吹错曲调,引得周郎回头一顾。《赤壁》中周瑜的出场显然是借鉴了这一传说并结合剧情进行了改编:鲁肃带诸葛亮来练兵场探访周瑜,周瑜并没有闻声而起,他安然而坐,从容指挥兵阵,迟迟不露正脸而以背影示人;这时,有牧童吹长笛,一段之后周瑜起身走向牧童,要过笛子用尖刀削了削音孔,牧童重新一吹笛声顿显清爽。一个清高而儒雅的周瑜呼之欲出。又比如,周瑜与诸葛亮,闻弦音而知雅意,不置一词而心知肚明,以写意手法展现了自伯牙、子期以来的雅士情趣,境界高远、空灵,展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独特魅力。

然而,影片为追求新意而进行的艺术加工,并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牵强的地方。最明显的,曹操举全国之兵讨伐东吴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影片居然为他设计了一个单相思逻辑:挂念小乔多年并一直珍藏她的画像,希望在征服东吴之后从周瑜手中夺过小乔。为一个女人打一场旷古奇仗,让人联想起古希腊因美女海伦而引发的特洛伊战争,影片中这一大胆设想颇具西方浪漫情怀,然而放在一代枭雄曹操身上,虽然改变了中国戏曲一贯丑化曹操的传统、让他也有儿女柔情,但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化氛围,难免失之真实,很多中国观众难以接受。可见,对人物性格作新的解读,还需审慎考虑民族文化特征,这样才能在出新的同时也更为出彩。

大江东去,说不尽的三国,淘不尽的千古风流人物!《赤壁》为观众打造了一个新颖的影像三国:这里不仅有恢弘的场面和壮丽的风景,更有史诗般的故事和真正完美的英雄世界;这里古典与现代、严肃与幽默实现了巧妙的融合,厚重的历史故事焕发出青春的气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