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篇1
关键词：四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民族地区；构建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22-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受到社会各民族、阶层的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包括广大汉族生活地区，更应包括少数民族生活地区。四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众多且少数民族变动差异大的省份，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文化，增强四川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以及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构建这一任务就变得更加紧迫。
一、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为四川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四川民族地区的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指针。特别是2008年在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区发生的特大地震，给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救援取得了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创造了抗击自然灾害、重建美好家园的人间奇迹，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谛，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大威力。为了增强四川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四川少数民族的思想，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
（一）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集中体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在当前尽管各民族人民在根本利益存在一致性，但民族矛盾仍然存在，且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可能还会受到西方国家的利用，引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动乱。如2008年发生的“3・14”事件，不仅对藏、青、甘等地造成严重破坏，而且对四川藏区甚至成都市都产生了严重影响，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四川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的缺失，为了使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增强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就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凝聚人心和教育感化的功能，消除人们之间的民族、血缘、语言、习惯、地域等方面的差异，使全社会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增强各民族人民的内心归属感、向心力和感召力，确保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区安定和谐。
（二）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有利于四川各少数民族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多样共存、共同发展
据四川新闻网2011年7月1日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象征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团结的全国56个民族在四川省均有分布，其中少数民族总人数达490.8万人，且四川少数民族具有人口变动差异较大和少数民族人口地区分布较为集中的特点。为了使四川少数民族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就必须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信念。但这并不排斥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相反要在主流意识形态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内容丰富的多种语言文字、实用的知识技能、绚丽多姿的服饰、繁复多样的饮食、风格各异的建筑、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节日庆典和等方面。”[2]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关键是要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契合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实现四川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协调发展。
二、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途径选择
在四川这样一个多民族省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任务艰巨，他既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民族地区文化有机统一，又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民族地区的引领作用，选择适当的实现路径是四川民族地区有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
（一）大力在四川民族地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关键
要使四川民族地区深入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逐渐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民族同胞自觉转化为振兴民族经济的良性循环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在民族地区做好民族同胞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宣传是关键。恩格斯指出：人们“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3]。在民族地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非民族地区宣传有显著区别，要讲究方式方法和宣传艺术。首先，在民族地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与民族地区实际结合起来，不能脱离少数民族实际空洞枯燥的宣传教育，要努力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契合点，其次要善于抓住宣传载体，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电视广播“村村通”的有利条件，努力开辟更多的关于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且结合本民族特色的节目或节目频道，如四川康巴藏语卫视频道开播，覆盖四川康巴语地区。最后，还要掌握适当的宣传技巧，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水平较低，长期将宗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存在封建思想的落后因素，要使民族地区同胞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求必须分步骤、分层次、多形式地进行普及和宣传，同时加强宣传的针对性，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让少数民族同胞完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就决定了宣传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二）大力促进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根本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应，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历史的影响和地理环境的限制，社会发展相对非民族地区严重滞后，而滞后的社会发展又反映出落后的意识观念，这种落后的社会意识观念又会反作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最终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因此，要在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种先进科学的价值观念，根本的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邓小平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4]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四川少数民族乡与非少数民族乡对比差距增大：“2002年四川少数民族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77元，比非少数民族乡3628元少1051元，少29%，其中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少数民族乡人均分别仅664.6元、527.5元，比非少数民族乡分别少45.9%、51.8%，”从收入水平来看，“2002年少数民族乡人均农村经济总收入3901元，比非少数民族乡人均少3115元，少44.4%。2002年少数民族乡人均出售产品收入1366.5元，比非少数民族乡少1263元，少48%。”[5]尽管最近几年特别是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家大幅度加大对四川民族地区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但与省内非民族地区差距仍然巨大，且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平衡，思想观念意识越先进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的民族地区。为了在四川民族地区尽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发展该地区的经济是根本，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民族地区同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四川民族地区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民族地区的群众基础。
（三）推进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促进四川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同志指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在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指针，在四川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出发，并结合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形成的以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在四川民族地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要紧紧依托推进四川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契机，使民族同胞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无形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同胞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民族创新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民族地区的大众化。
四川不仅是一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织、多种宗教并存、民族矛盾集中和突出的地区。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断增强少数民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它有利于四川民族地区各种民族文化繁荣，是整合和引领四川民族文化的精神纽带，同时也是四川民族地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eB/oL].新华网，2007-06-25.
[2]陈红宇.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1.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7.
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篇2
关键词：法律体系；法制建设；中国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09)06―0151―0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在立法方面的任务，就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前，中国的依法治国和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一、法律体系的概念及界定
法律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现象，反映了法的统一性和系统性。
作为分析法学派研究重点的法律体系，在学者那里被赋予了如下的涵义：“法律体系，是指全部法律规范根据调整的对象(被调整关系的性质和复杂性)和方式(直接规定方式、允许方式及其他)，分为法律部门(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和法律制度(选举制度、财产制度、正当防卫制度等)。”我国学者则普遍认为：“法律体系是一国现行法律规则和原则按一定逻辑顺序组合起来的整体，法律体系的基本构件是法律部门，法律体系的原子是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一国法律整体大体上可以分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部门、法律体系4个层次，法律体系是法律结构的最高层次。”法律体系又称为部门法体系，其外延包括一国全部现行的法律规范。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律体系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现行法律视角的法律体系，是通过多种逻辑关联方式来构织成一个体系的。”笔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对法律体系进行两种界定。
根据立法主体地位和法律重要性的高低，不同的法律被赋予了不同的效力。效力等级低的下位法不能同效力等级高的上位法相抵触，根据效力等级从高到低的标准界定法律逻辑体系。我国学者认为：“我国法律的效力层次是多层次性的结构体系。在法律效力层次结构体系中，各种法律的效力既有层次之分，又有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法律效力体系。对于法律效力层次的具体划分，理论界尚有不同看法，早期有学者概括为如下几个层次：
最高层次：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第一层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效力属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的效力为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为第三层次。
地方层次：地方立法主体制定的地方法规，包括一般性地方法规和自治地方法规，特别行政区地方法规，其法律效力的层次为地方层次。”
2008年3月8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指出，目前，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3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根据功能、调整对象以及调整方法的不同，法律体系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比如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刑法则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事惩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根据这样的界定标准，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可划分为7个主要的法律部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个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以进一步划分。”
二、法律体系构建的逻辑进路
基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学派在法律体系的构建的逻辑进路上认识并不一致。比如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认为可以依据普世的客观理性或者“承认规则”来构建一套严谨的法典式法律体系。而历史法学派、社会法学派以及现实主义法学则认为法律体系的构建必须根据现实中的情形逐渐演进、不断变化。采用前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演绎构建主义的逻辑进路；采用后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归纳进化主义的逻辑进路。
(一)演绎构建主义的逻辑进路――立法中心主义的法律体系
追本溯源，人类最初的法律体系正是基于演绎推理的方式构建的，最初人们根据最一般的道德规范通过层层推理的方式，创造了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体系。“所谓演绎构建主义，乃是以人类的某种整体性、确定性认识或观念为出发点，来说明、描绘或者在制度上建立世界统一性图景的一种思维方式与行为策略。”这种构建模式，以逻辑上的演绎推理法作为立法及法律体系构建的基本工具。人们尽管不否认立法过程需要考虑相关的社会事实，但更强调法律由某种理念或者更高层级的规则推演而来。
基于演绎立场的法律体系，首先是一种立法中心主义的法律体系。换言之，这种演绎进路将法律体系的构建完全寄托于立法者，并且强调立法中由规则推演出规则，而不是由社会事实创建法律。其次，这是一种以“法典”为形式特征取向的法律体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陆法系的构建模式。大陆法系延续了罗马法律的建构精神，注重规则体系的成文化与完整性，并强调法典本身的逻辑一致性。最后，这是一种理性建构主义立场的法律体系。亦即强调法律来自于人的理性，并由立法者理性地去表述和建构。因此，基于演绎立场的构建主义认为法律具有确定、统一、自治和普世的内在特征。
(二)归纳进化主义的逻辑进路――司法中心主义的法律体系
同逻辑演绎的构建进路不同，归纳进化主义不相信所谓的理性法则可以构建永恒不变并且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他们认为法律必须根据现实不断修正，必须根据社会事实和经验的归纳来创造法律，由此，基于归纳进化主义所发展起来的是判例制度，这正如同丹宁勋爵所说的一样，“我不反对判例主义。它是我们判例法制度的基础。通过一个又一个判例的延续，它得到了发展。通过坚持以前的判例，使普通法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我把判例主义比作你将要穿过的丛林中的一条小路，为了达到目的地，你当然必须沿着它走。但你决不能让路上的荆棘横生，你必须砍去枯枝，修剪枝权，否则就会在乱木丛中迷失方向。我所要求的只是清除横在正义之路上的种种障碍。”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以司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将法律的创新工作落实在司法过程中，通过法官的适法活动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先例，进而使得法律体系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演进。其次，这是一种以“判例法”为形式取向的法律体系。与演绎主义下“法典式”的法律体系不同。归纳主义的突出特点在于通过具体的个案判决寻求普遍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正义，因此，
法律主要不存在于立法中，而主要存在于由法院的判决所形成的判例中。最后，这是一种经验进化主义立场的法律体系。在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归纳主义强调经验对法律构建的影响，霍姆斯就这样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由此，归纳主义认为法律的确定性是一种神话，因为法律规则会基于经验被不断的修正。
三、我国法律体系的现状
我国的法律体系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于中华成文法系的传统而偏于大陆法系的法典式构建，没有类似英美的判例法律体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处于政策主导的治理模式下，立法工作基本被搁置，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国才开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在借鉴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工作。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目标，并为我国法律体系的构建提出了阶段性的要求，即九届全国人大的“初步形成”，十届人大的“基本形成”和2010年的“形成”。“初步形成”的标准是建立起由7个部门、3个层次组成的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则在初步形成的基础上，将每个法律部门中支架性的、现实亟需的、条件成熟的法律制定和修改完成。对此，2008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5年来共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法律草案、法律解释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06件，通过了其中的100件。到目前为止，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9件，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00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基本形成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律体系。
尽管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过于频繁的立法使得我国法律体系构建存在许多缺陷：
第一，我国主要采用的是演绎构建主义的逻辑进路，强调法典的普遍性与确定性效力，这种构建主义是符合我国的法制传统的，并且在我国司法者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对归纳进化式的司法中心主义予以限制也是必要的。但将立法权过于集中于立法主体手中，而忽略了经验对法律的修正作用，使得我国法律在现实中过于僵化和不合时宜，不能够及时对现实情况做出回应和调整。
第二，我国法律体系的清理与协调工作还很欠缺。由于大量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法律文本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多，对此，应注意根据新法去清理不合适宜的旧法，而不是任由法的效力规则发生作用；因为，尽管人们可以根据“新法优于旧法”或“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效力规则进行适法时的判断，但是这种繁琐的判断工作导致了司法成本的增加和司法效率的降低，并给人们理解和适用法律带来了困难，使得法律变得“深奥”且远离大众。
第三，我国法律体系内部缺乏协调与沟通。不同的法律部门在对相同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经常产生规定不一致的情况；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会有不一样内涵，这就导致了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和裂痕。比如，“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修订并公布，而《刑事诉讼法》却是于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修正并公布。由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早于《刑法》，二者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例如诉讼程序的设置，《刑法》修订后增加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但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设置却还是一片空白。因此，二者在适用上会出现冲突。”
第四，我国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还不完备，在立法中又常有留下空白不作详尽规定的问题，以致于一部法律往往需伴随大量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不仅导致法律体系杂乱冗余，还使立法权主体混淆不清。例如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规定，对“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有权自行解释，对“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物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则在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之前香港终审法院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却对适用这一条文的逻辑前提未作规定，并且也无法从其他法律中获取。这样就出现一系列问题，首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哪些条款属于“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哪些条款属于“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其次，谁有权决定哪些条款属于“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或“自行解释的条款”?哪些条款属于“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或“需要提请解释的条款”?立法上的这’些不完整导致了我国法律体系缺乏逻辑自洽性，并引起司法上的一系列困境。
四、对我国法律体系构建的思考
虽然，在2008年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另外，在立法实践中，我国各项重要法规纷纷出台，民法典的大致框架已经形成；刑法体系的构建也基本完成；经济法规也在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完成了自我的修正；此外，社会法立法也积极展开。这个时候，在反思我国法律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逻辑问题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更好的构建及其完善我国法律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或改进法律体系的构建及其完善工作：
首先，法律体系的构建不能背离逻辑的要求；在纵向上，应严格遵循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冲突的逻辑要求层层构建；在同位法中，应注意协调一致，彼此不能出现冲突。在部门法的构建中，应明确划分标准，尤其注意公法与私法的区分，防止公权力过分涉入私权领域。
其次，在明确划分标准上，不同部门法之间应加强沟通与协调，不能在相同的事项上作出不一致的规定，或在事项的规定上相互推诿，诸如“参见有关法律、法规”的条文在我国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中比比皆是，但“有关法律”有哪些?是什么?却无从得知，并且，当人们试图去从所谓的“有关法律”中寻找规定时，往往寻而不得。
再次，在演绎构建的模式下，必须明确一个能够统摄整个法律体系的价值观念或理性法则，而且，这个价值观念必须是稳固的，否则整个法律体系将因为丧失根基而变得岌岌可危，或因根基不断晃动而摇摇欲坠。我国却缺乏这样一个最高的价值统摄，往往以政策主导立法，致使法律体系缺乏稳固性和确定性。
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篇3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性别，自然隐喻，人与自然，有机论自然观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5-0048-04
女性主义思潮于20世纪初兴起，最初关注的是女性的社会地位，以追求女性解放和男女社会平等为目标，并对造成男女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原因进行反思。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吸收建构主义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对性别的社会分析中，将性别之间的差别看做是一种“社会性别”之差，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别要远远高于生理性别的差别，在男权社会下，女性的角色被定义为男性的附庸。随着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显现，生态问题进入了女性主义的视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由此形成。生态女性主义将性别社会建构的这种分析视角，通过各种隐喻引入到其对生态问题分析，将现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男权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对“人和自然”两分的机械论自然观。此外，生态女性主义者对现代科学进行了批判，将理性、客观性等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视为男权为了实现对女性、对自然的“统治”而建构出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要解构的正是这些基于“男权”统治思想建构的观念，并把对男权的批判和消除“人和自然”二分的机械自然观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从而建立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
一、性别与自然隐喻
隐喻是语言学和哲学中重要的一种分析方式，它是通过将一种熟知的对象借用认识另外的不熟悉的对象。古希腊哲学家就经常使用隐喻来表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亚里斯多德将隐喻定义为一种“通过将属于另外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某一事物构成的，这一转移可以是从种到属或从属到种，或从属到属，或根据类推。”〔1〕（p149）隐喻这种认知方式表达上的模糊和不准确，一直被科学家所批判。随着科学哲学等对科学的研究发现，科学研究中也经常使用隐喻的方法，黑洞、夸克等科学词汇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界定自然现象的，批判科学哲学家使用隐喻认识方式的不确定性在科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更是发现，科学家对隐喻的使用在近代科学创立之时就已经大量存在，科学领域对性别、自然、认识方式等的描述都采用了隐喻的方式，正是通过这些隐喻，科学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依据。所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隐喻“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2〕（p3-6）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隐喻的方式对性别、自然等文本进行解读。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理论中，女性与自然之间的隐喻普遍存在，女性被认为较男性更接近自然，自然首先被隐喻成一个女性母亲的形象。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引用帕拉萨尔苏斯对女性的描述，女性“以她自己的方式成为地球的一个领域，与地球没有一丁点不同，可以这么说，女人取代了地球，她是孩子被播种和栽植的领域和花园沃土。”〔3〕（p29-30）女性之所以被描述为这种孕育自然的形象是基于女性的自然特征。女性养育儿女，将食物转化为乳汁，哺乳儿女成长，自然则用自己的资源生长万物。这些特性上的相似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都是女性更接近自然的物质基础。但女性生理特征与自然的这种相似只是西方文化中女性的一个形象，代表了自然一个慈祥的孕育者的形象。
在西方文化中女性还有另外一种形象，这就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说的邪恶的继母、妖女和女巫的形象。在这种形象中，女性孕育儿女的那种慈祥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可控制的、野性的、非理性的形象。女性的这种形象在科学兴起之后逐渐被强化，“平和、宁静、仁慈、善良的女神与母亲形象逐渐消失，狂野、无序、混乱、神秘的继母与妖女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3〕（p2）女性的这种形象被人类用来描述自然不可控制的一面，在男权主导的近代科学看来正是因为自然的这种形象，所以需要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自然，通过理性来控制自然，消除自然狂暴的一面。这种人类通过科学认识自然，使自然臣服于人的观念与社会领域男权对女性的压制，对女性非理性形象的建构一致，“无法无天的妇女如同混乱的自然一样需要加以控制”，〔3〕（p140）近代科学就是通过这种隐喻取得了合法性，而生态女性主义者也是基于对这种隐喻的认识，认为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中心主义者对自然的压迫直接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对性别、自然隐喻的认识方式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两者对自然现象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从而赋予了女性在性别角色中的不同地位。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需要对女性性别重新解读，以此破解科学主义者对自然、性别的隐喻，而女性这个性别是一种社会性别，在生理上男女之前的差别要远远小于社会性别，女性的性别是男权社会下的一种社会建构。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掌握“话语权”，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这种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主导地位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对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男女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以及相对应的社会地位、思维等等都是男权社会条件下，男权强行加在女性身上的。女性成了西蒙·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作为“第二性”的女人是“父权制社会的性别统治、性别压抑以及一整套意识形态，铸造的历史性的女人，女性降为男人的‘他者’”〔4〕（p309），男权通过这种方式确定男性比女性在地位上的优越，这种对女性社会性别地位的建构与现在人对自然的设定是一致的。
二、生态女性主义对“男权”主导的人与自然二元结构的解构
科学主义者对女性、自然的隐喻基于一种二元的认识模式：在社会性别上区分为男、女，男性是主导，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将人与自然区分为主体、客体，客体是被动的，主体具有能动性，在认识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主体是认识和实践的中心，客体本身的价值逐渐被忽视，其价值重新以主体的需要来定义，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认识论模式下成为必然。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男权之所以能够取得女性在价值等级上的优势，取得对自然的优势，是西方认识论上的二元认识结构所致。认识上二元结构根源于价值二元论和价值等级制。价值二元论就是将世界上的事物都区分为对立的两类事物，“并把这两类对子视为对立的（而非互补的）、相互排斥的（而非相互包容的）”〔5〕；价值等级制则是将这些对立的两类事物在价值上作出一个高低的区分，“价值等级制则用一种空间意义上的‘上-下’隐喻来理解事物的多样性，并把较高的价值赋予那些处于‘上面’的事物。”〔5〕正是根植于西方认识论上的二元价值区分模式，在性别上将人区分为男女，男性被赋予了理性、客观的价值内涵，而女性则被赋予了感性、主观等较价值等级上低于男性的价值内涵。
卡林·沃伦为这种男权与女性、人与自然二元结构之间的隐喻进行了一种逻辑上的推理。卡林·沃伦设计了a、B两个序列〔6〕，a序列用来推理人如何确立对自然的优势即人类中心主义者的逻辑模式，这个逻辑推理的起点是通过价值对立的二元划分，将“具有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能力”的人与没有意识的植物相区别，以意识的存在作为价值等级判断的标准，人因为有这种意识能力，取得了“在道德上的优越”。卡林·沃伦认为正是这种“道德上的优越”为人对自然的支配提供了道德依据，她称这种逻辑为“统治逻辑”，通过这种从价值二元区分到价值等级再到统治逻辑的推理，人类中心主义者得到了人对自然统治的合法性。B序列的逻辑推理与a序列相同，只是将主体换成了男女两性，B序列同样首先从价值二元将女性认同为“自然”和“身体”的范围，男性则是完全的不同的以“人”和“心智”存在，男权主导下的社会就是这样通过价值的二元区分将男女之间做了“人”与“自然”、“心智”与“身体”之间的区别，这样的区分在价值等级上将男性在社会等级以及在认识自然中的地位建构为高于女性，“心智”对“身体”，“人”对“自然”取得了支配的合理性。这样，社会领域中男性能够支配女性，自然界中人能够支配自然。
卡林·沃伦通过这个逻辑推理隐喻了西方文化中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逻辑。而在卡林·沃伦看来这些都是男权社会中男权主导的一种“社会建构”而已，是男权的一种体现，价值二元、价值等级、统治逻辑等确立二元结构的依据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都是男权的一种建构，目的是在社会领域将女性设置为男性的附庸，女性处于劣等的被支配地位，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则是将人确切地说是男性作为对自然的一种主体存在，自然只是为了人而存在，这也为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提供了道德依据。男权通过建构价值二元、价值等级等此类原则将女性与男性、人与自然等进行二元的、不对称的区分，人与自然的对立就是源于这种主体、客体的二元结构。
人与自然的区分在古希腊文化中已经存在，文艺复兴中“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不管是在古希腊文化中，还是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没有形成生态女性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的形成是从笛卡尔开始。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命题，将“我”作为论证外在世界存在的唯一依据，外在世界的价值要凭借“我”去定义，思维是“我”的本质，“除了我是一个思维的东西之外，我又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东西必然属于我的本性或属于我的本质。”〔7〕（p27）除了思维的特性之外，笛卡尔哲学中“我”还是一个实体。
“我”的主体地位在笛卡尔那里得到了确立，成为一种区别于客体的存在。主体与客体二元结构划分的直接结果是人类知识也被划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而知识的正确性要求主体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认识客体，这就是科学所称的“客观性”。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科学的这种认识模式“被笛卡尔用来与男性气质的观念与认识活动联系在一起，以确保主体的自主性。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笛卡尔思想的背后动机是幼童摆脱母亲的潜意识，借助于对‘客观性’的构建而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亦即成为父亲的角色。”〔8〕（p15）笛卡尔的主客二元结构为近代科学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而生态女性主义者极力反对的就是这种二元主客认识结构和由此形成的男权主导女性、人统治自然的观念。
将人和自然看作对立与控制的关系是二元论的典型表现。生态女性主义在承认人与自然的基本区分的前提下，消除那些分裂式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理解，更多的是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自然中的人类个体以及其他生物个体乃至自然物之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要想共存，所遵循的正确逻辑不是斗争，而是合作。我们要用这样一种理性观念去取代旧的主人理性，“这样一种理性开始能够正确对待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和生物生命之间彼此不相容的丰富差异性，并且能够和其他人一起参与到生命共同体的伟大对话之中。”〔9〕（p196）
三、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
在男权的主导下，人与自然被建构成完全对立的两极，在这两极中人是自然价值的主体，人类成为自然的中心，这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是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者对二元结构的解构就是要消解男权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思维结构，从而消除男权对女性、人对自然的压迫，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而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基础，也造成现在的生态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所做的正是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恢复自然本身的价值，从而建立一种有机论自然观，进而取代现代机械论的自然观。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是对古代自然观的适度回归。现代自然观认为自然并不具有超出经验描述之外的任何神秘的属性，凡是不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和说明的都是无意义的。这种现代的自然观和古希腊的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以及宗教神学的自然观相比，消除了自然的神秘性，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预言和控制，但这一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另一方面满足不了人类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生态女性主义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和评价古代自然观中蕴含的合理因素。比如，古希腊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可以使人类对自然保持应有的敬畏之心，等等。当然，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真正诉求并不是要完全回到宗教神学的神秘世界观中去，而是要为现代自然科学所过度祛魅的自然重新赋予意义和价值。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的核心就是要恢复自然自身的价值。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采用隐喻的方法将有机论概括为：“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3〕（p2）卡洛琳·麦茜特对自然有机论的定义中包含着以下含义：首先，自然是一个具有自我价值的系统，自然存在的价值不再是以人作为尺度；其次，自然是有序有规律的、设计好的系统，但与机械论将自然界定为一种设计好的系统不同。在机械论看来自然是被动的，自身并不具有自我运行的能力。所以，机械论总是在寻求自然的最终推动力和规律的设计者，为此早期机械论不惜寻求“上帝”的力量，直到最后“人”取代了上帝，自然成为客体，自然的作用只是“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人在这个自然沦为客体的过程中，地位不断上升，尤其是在机械论者看来，人甚至“为自然立法”；再次，有机论还强调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所需的一切，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将自然隐喻为女性的一个原因，女性为婴儿生命的成长提供营养，自然则为人类生存的发展提供资源。由此看来，生态女性主义者并不反对人对自然的开发，只是在强调自然自身价值前提下的一种开发；最后，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将人作为自然中的一种存在，苏珊·格里芬更加明确的认为人就是自然。
再次，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控制”转向“敬畏”。在有机论自然观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机械论中人对自然的掠夺和压迫，更加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敬畏”在西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是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人的价值已经被提出。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世界万物都是有“灵”的，世界是“处在不断的生长过程中的有机体，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均是从这个有机体中生长出来的。最原始的‘自然’概念指的就是这种生长过程。”〔10〕（p107）这也是人对自然最早的直觉，这种直觉决定了在对自然的关系中，人始终在一种“敬畏”中认识自然，对自然“敬畏”的存在也使得人类不能毫无顾忌地开发自然。人对自然的“敬畏”在男权社会下被打破，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也被忽视，卡洛琳·麦茜特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讲“自然之死”，“宇宙的万物有灵论与有机论观念的废除，构成了自然的死亡”，而这是科学革命对人类最深刻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者强调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人与自然不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而是存在一种伦理关系。这种伦理观念的基础即为“生命是躯体、精神与灵魂的三种意义层的统一，而不是三种序列”。〔11〕自然同样是具有“生命”的，也是由以上三层构成的，人不比自然更高级，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一种新的“自然伦理”，从而为新的社会前景和新的伦理改变世界提供了力量。为了恢复对自然的“敬畏”，生态女性主义者告诫人类，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人类在利用自然维持自我生存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自然本身的价值，在自然面前保持一种“敬畏”。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做的就是对男权这种建构的思想基础——二元思维进行批判，在解构这种二元思维的同时，强调建立一种新的有机论自然观，以此来重塑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的伦理关系，从而恢复自然的价值，消解人类生存的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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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篇4
关键词：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关系；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许多学者就民族地区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展开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并且取得了一定阶段性的成果。特别是围绕民族地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几个涉及民族地区全局的重大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
周建波[1]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形式、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基本内容和制度保障。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做好民族工作，必须发展民主政治，保障民族地区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必须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保障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必须协调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关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这既是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
胡清惠[2]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贯彻民主法治、体现公平正义、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完善这一级别政治制度，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彭谦[3]认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民族区域自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民族区域自治要从完善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确定自治条例的立法基础、完善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制和监督环境等方面不断深化和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龚力军[4]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共同发展。其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充分调动各少数民族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推动了各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等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最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巩固了国土安全、祖国统一和人民民主的政权。
杨多才旦[5]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民主，推进了民族法制建设，贯穿着民主法治精神。民族区域自治坚持和保障各民族享有平等权，是坚持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必须帮助少数民族优先发展，保障杂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各民族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国现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李资源[6]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整体均衡与和谐的哲学理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
麻秀荣、安秀荣[7]认为，在影响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诸要素中，经济是首要因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事业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民族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实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促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尽快使贫困地区脱贫，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丁玉芳[8]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发展，只有在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物质条件。西部民族地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民族和谐为基础，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
韩跃民[9]等认为，新时期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包括广大宗教信徒在内的各族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一个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已成为各族人民包括广大信教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时不仅要依靠行政手段，更要辅之以法律、经济、制度、道德、说服教育等手段来解决民族宗教问题。
关桂霞[10]认为，民族问题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实现民族和谐、社会和谐的进程又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用健全的法律、良好的制度来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把因对民族问题处理不当而产生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
林希玲[11]等认为，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双重作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国宗教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发挥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必然选择。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深层次相适应，必须着眼于宗教教义理论和宗教组织的适应，充分发挥宗教自身力量，逐步建立起宗教自身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自我完善的机制。
四、民族文化的整合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
王洪[12]等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情感的载体、是民族根本特征的直接表现及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保护并发展好少数民族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少数民族文化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安定团结局面的重要保障；和谐少数民族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王明东[13]认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成为增进不同民族之间、不同语言系统之间、不同之间相互了解的潜在资源与内在动力，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产生内推力。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还成为经济和谐发展的思想源泉和推动力，成为民族平等和保障人权的基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蕴含的传统知识和智慧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张素云[14]认为，民族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思想导向、价值引领道德规范等作用，新时期发展民族文化应正确处理好发展民族文化与先进文化、发展民族文化与继承传统文化、发展民族文化与借鉴创新、发展民族文化与积极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民族文化与加强培养民族文化队伍等几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五、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构建
殷宏晖[15]认为，和谐的民族关系既是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内容，又是其要实现的最终目标。近年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全球化进程对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和协调民族关系的干涉与影响，周边国家的快速发展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民族关系的调整构成压力，以及国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不良因素的存在，对我国民族关系及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压力。因此，在和谐社会构建中，要保障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树立“三个离不开”观念，实现各民族友爱合作、社会团结和睦；加强各民族互助互利，实现社会对口支援、互动共进；在国际舞台上继续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抵抗外来不良冲击和影响。
王存教[16]认为，甘肃民族地区由于各种社会稳定机制不成熟不完善，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利益引发的矛盾冲突不断发生，草山边界纠纷、经济利益矛盾冲突还诱发了一些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宗教干扰基层政权及不同的价值观念冲突也时有发生，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社会矛盾、群体冲突和利益纠纷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大量增加。因此，需要加快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文化交流和民主政治为一体的多元化、综合化和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稳定机制，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与冲突。
吴述裕[17]指出，民族团结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当前，我国民族关系总的形势是好的，但由各种因素引起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摩擦和纠纷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演化为，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首先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常识的宣传教育。其次要根据各民族相互交往的新特点，建立和完善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三是要正确贯彻落实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为民族团结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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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蒙古地区和谐文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对于内蒙古地区来说，加快其文化建设和发展，事关整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而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建设，关键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内蒙古地区的和谐文化建设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内蒙古地区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维护边疆稳定、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交融、相互依存，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奠定了中国在古代的辉煌历史，而且为中华民族在当今的伟大复兴确立了认同的基石。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导，以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既尊重差异性，又包容多样性，积极引导各民族的和谐文化建设、对维护稳定边疆有着重要意义。内蒙古自治区地处北部边疆，是各种文化思潮交融碰撞的地区，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面临着维护边疆稳定、社会和谐的重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光荣传统和优秀文化，大力宣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辉煌成就，建设和谐文化，能够进一步巩固内蒙古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民族凝聚力，维护边疆长治久安。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一种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标准，为增强各民族人民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2.有利于遏制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敌对意识形态对我国的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近年来，西方国家在进行技术输出、商品输出的同时，还加紧了对我国的文化渗透，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向我国宣扬西方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试图达到其“和平演变”的目的。而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分布在祖国的边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成为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首选目标。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维护民族和祖国的统一，任务紧迫。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夺取斗争的胜利，归根到底，要靠巩固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来保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维护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重要保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内蒙古和谐文化建设，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能有效抵御西方不良文化和腐朽文化渗透，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切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3.有利于加快内蒙古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我区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
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自然条件的先天劣势和经济发展的滞后性，长期以来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薄弱环节。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是促进当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更是促进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新的出发点，站在新的高度，针对当前我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政治意识情况，开创的一项历史性的工程。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历史性的工作，要全面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更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纳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当中。《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将精神文明建设“总的要求”概括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主要内容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涵中思想道德部分的最重要内容。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紧密相连的，二者互相促进，互相渗透，共同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当中，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能够更好地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国家作出贡献。
4.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思想文化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近几年来内蒙古地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我区欠发达的基本区情没有根本改变，发展不足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一基本区情要求内蒙古必须加快发展。和谐文化包含着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根本方法。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有助于引导全区人民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助于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加快内蒙古地区和谐文化建设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为内蒙古地区和谐文化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精神动力，明确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内容。内蒙古地区和谐文化建设必须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内蒙古地区和谐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根本方向，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取向。现阶段，我们正面临着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艰巨任务，内蒙古地区和谐文化建设要积极有效地进行多样化整合，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一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念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之真正入心入脑，转化为内蒙古地区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和谐文化建设的自觉行动；二要加快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内蒙古地区和谐文化建设，发展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三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形成思想共识，共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2.提高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群众基础
如何促进内蒙古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早日实现我区各族群众的小康，建立稳固的物质经济基础，让发展的成果由群众共享，是解决内蒙古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性问题，只有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才能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带来牢固的物质保证。要做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创新发展思路，改变现有的落后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大力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展是硬道理，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要依靠发展，解决民族地区的困难和问题也要依靠发展。民族地区面临的问题很多，经济落后是主要问题。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各族群众的热切期盼。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各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来抓，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增强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夯实抵制各种反动思潮、落后文化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煽动影响的物质基础，为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
3.发挥大众传媒的导向作用，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传播
正确的价值体系只有被人民群众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才能成为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推广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渠道，在建设和谐文化过程中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一要认清肩负的责任，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要求贯穿到日常宣传报道之中，广泛宣传和谐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和先进典型，努力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舆论强势。二要充分利用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利时机，在开展经济协作的过程中宣传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把民族地区文化推向国内，推向世界，扩大民族地区文化对其他地区和周边国家的影响。三要把宣传民族优秀文化与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结合起来，引导人们辨别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健康文化与腐朽文化，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地遏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通过宣传科学知识，宣传移风易俗，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达到统一认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4.加强民族地区文化基础建设，打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平台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民族地区的和谐文化发展，需要一定物质基础支撑，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设施，和谐文化建设将会成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目前，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简陋，文化艺术人才缺乏，文化建设仍然落后于内地，特别是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比较大，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民族地区已经初步具备了加强文化建设的现实条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民族地区应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文化建设，加强文化场所、文化队伍的建设，特别要面向广大边远农村，重点建设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娱乐场，并发挥他们在宣传先进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引导作用，既起到宣传教化，又达到休闲娱乐、陶冶情操的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基层文化队伍的重要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篇6
旧西藏，在残酷、野蛮、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停滞、落后、文化萧条、民不聊生，广大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西藏和平解放后，通过民主改革，从封建农奴制跨入社会主义制度。四十多年来，党和政府根据西藏的实际，制定政策、建立制度、强化基础、加大投入，使西藏经济社会得到全面进步，社会生产力空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绝大多数群众的温饱基本解决，一部分群众率先过上了富裕生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下，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工作思路，使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以后，同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并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西藏的经济体制开始与全国衔接，共同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西藏自治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基础落后，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产业结构仍存在着不合理现象，加上农牧区经济结构的单一和经营方式的落后，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在西藏建设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对西藏的农牧业进行的定位，然后把农牧业作为西藏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农牧业、农牧区、农牧民是西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一）农牧业是西藏国民经济的基础。西藏自治区目前拥有250多万人口，其中80％居住在农牧区，从西藏自治区区域经济结构的划分上看，属于农牧型经济结构，而且，农牧业、农牧区和农牧民曾经为西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四十多年来，西藏的各级政府始终坚持把农牧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指导思想，推动了西藏经济协调发展。今天在我们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时期，更要注意解决好农牧业的地位和发展问题。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关于阐述社会再生产理论时指出，社会生产就产品的最终用途，可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只有两大部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正如，重、轻工业和农业（大农业）的比例关系，实际上体现了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因此，农牧业在整个西藏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但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起着坚持性作用。这是因为农牧业是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没有农业提供的粮食；没有牧业提供的肉类和酥油及其他生活资料，广大藏民就无法生存。所以农牧业是西藏广大群众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牧业的发展对市场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1）农牧业为市场提供重要产品。如粮食、食品油、蔬菜、畜产品、奶制品及各种原料。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我国工业原料的40％，轻工业原料的70％，纺织工业原料的90％都来自于农业和牧业。这不仅丰富了市场，而且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2）农牧业为市场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就我国而言，目前9亿农民占全国市场份额的44％，而我区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牧区，这就形成了西藏自治区最有潜力的市场，因此，农牧区市场的需求状况如何对西藏未来的产业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3）农牧业为西藏的市场提供生产要素。其一，农牧业是西藏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同时也是西藏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其二，农牧业为西藏的经济发展提供一部分的储蓄和投资来源，特别是近年来农牧业向非农牧业产业发展中提供了乡镇的启动资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把西藏的农牧业放在基础产业的地位，是一个需要认真和探索的新课题。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区党委五届三次、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总体要求，围绕着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目标，西藏农牧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许多良好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进一步需要解决思想更新观念，继续加强农牧业和农牧区的各项工作，确定农牧业是西藏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产业。
（二）农牧区的稳定和发展是西藏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区党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热地同志曾对西藏的基本区情进行了全面的概括：一方面西藏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另一方面西藏的各项建设和发展长期面临着达赖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近年来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借“人权”之口，以他们所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来制造分裂祖国的各种阴谋，妄图把西藏重新带回40年前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尤其是西藏广大的农牧区和农牧民作为他们长期梦想分裂祖国的突破口，在国际上散布谣言、制造混乱，在国内进行多次暗杀、爆炸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因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农牧区的稳定是西藏稳定的基础，农牧区的发展是西藏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同志曾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在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其后不久他又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显然，农牧业上不去，整个西藏的国民经济就上不去；农牧区不稳定，西藏的社会就不会稳定；农牧业和农牧区上不了新台阶，西藏的国民经济就很难上新的台阶。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由西藏的基本区情所决定的。
（三）农牧民的问题是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时曾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是因为，农民问题不但在战争年代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是一个根本问题。四十年前的西藏民主改革就是通过依靠广大农牧民群众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候，广大农牧民群众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西藏的农牧业和农牧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牧民的问题。西藏的农牧业经济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1984年礼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两个为主，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和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在中央关心西藏和全国人民支援西藏的大好形势下，各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西藏的农牧区在社会主义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讲又与广大农牧民群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目前西藏农牧区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1）农牧区的贫困问题。据1994年的统计资料：西藏自治区农牧民人口中有48万贫困人口，其中有20.5万人口集中在18个县，占全区贫困人口的42.7％，其余分布在55个县（市），在18个贫困县中，5个县（即索县、嘉黎、定日、南木林、察雅）的贫困人口比例最高，人均年收入仅300多元，而且生产条件差，被列为国家重点扶贫县；其余13个县（即边坝、昌都、八宿、墨竹工卡、林周、比如、定结、仁布、萨迦、改则、琼结、加查、工布江达）的贫困人口相对集中，人均年收入只有400多元，生产和生活条件较差，被列为西藏自治区重点扶贫县。在18个贫困县中，有贫困户3.5万户，20.5万人，有耕地106.4万亩，草场19846万亩，森林面积2498.15万亩，人均纯收入436.41元，人均生产粮食275.3公斤，油菜籽13.4公斤，肉37.8公斤，奶54.9公斤。其中列入国家重点扶贫的5个县，有贫困户1.5万户，8.6万人；有耕地28.6万亩，草场4784.3万亩，森林面积262.2万亩，各类家禽155.37万头（只）。1994年，农业总产值为1346.11万元，人均纯收入342.30元，人均生产粮食303.4公斤，肉31.1公斤，奶41.7公斤。以上现象充分说明贫困问题仍是西藏农牧区的最大问题，也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函待需要解决的问题。（2）农牧区的人口问题。西藏自治区的人口目前约有80％居住在农牧区，这就为西藏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以后，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西藏自治区的总人口约为115.00万人，到1992全区人口增至225.27万人，在这40年间全区净增人口为110.27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86.31，劳力91.56万人，占整个农业总人口的47.08％。但是，人口多，增长快，始终是西藏农牧区的一个沉重负担，这是因为人口的增长量高于和环境的负荷量，便会严重制约西藏自治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的增长率高于经济的增长率便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民族素质的提高。陈奎元同志在《为了藏族人民的利益，西藏也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文章中指出：“我区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的增长缺乏科学、合理的调控。特别是农村、牧区，没有计划、没有控制的盲目生育，与生产力发展不协调，导致许多家庭生活困难，人口身体素质下降，没有能力给予子女良好的，妨碍广大人民群众早日实现小康的目标，不利于广大农牧民的切身利益。”正如我区部分农牧区所出现的经济越落后，人口的增长率就越高，控制人口的难度就越大，人口的质量就相对较低。结果“越落后，生的越多，生的越多，反而更加落后。”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包括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部分，人是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因此，在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中无论是生产、积累、消费之间，生产与建设之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以及农业、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口数量有关。可以说，经济与人口在发展速度上的比例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之一。所以，计划生育，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对我区农牧业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对农牧区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农牧民的思想观念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社会意识作为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范畴，概括了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以及人类社会的全部精神现象及其过程。如：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精神过程、以及它所包括的、、道德、、宗教和哲学等等的思想和观念。因此，一个民族的思想和观念在其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客观历史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反映在其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上。我区农牧民的思想观念由于过去受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影响，加上，藏传佛教所宣扬的宿命论及客观环境的自然封闭，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懒惰心理。甚至有些地区农牧民的思想观念远远落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八十年代初，“西藏昌都地区好不容易冒出了一个‘万元户’，结果修了一座经堂；以后又冒出了一个‘万元户’，又修了一座经堂，而且更大、更漂亮。于是，第一个‘万元户’不服第二个‘万元户’的气，下定决心，继续致富，要修一个更大、更漂亮的经堂”。又如，前几年西藏那曲地区和阿里地区遭受特大雪灾，人畜被困在雪地里，无法取暖，这时，林芝地区的一些个体户，主动向那曲和阿里两地运输救灾物资（柴火），结果被一些牧民给辱骂一顿：“这么粗的柴火，而且又这么长，我们没有办法烧，请你们自己烧吧。”再比如，自治区农牧局和区种子公司前些年在拉萨某县推行“种子工程”，农民领完种子后并没有拿去播种，反而把种子酿成青稞酒来喝。这样的例子在我区农牧区和部分农牧民群众当中不胜枚举。除此之外，西藏的农牧区还存在着资源短缺问题；农牧民收入偏低问题；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问题；草畜矛盾问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问题；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以上问题的存在说明，我区农牧民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已经证明，农牧民问题不仅是我区改革开放的问题，更是我区稳定局势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农牧业、农牧区和农牧民问题的解决，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好“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工作方针，解决思想、实事求是，把我区农牧业经济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
二、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一定的历史形态，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是它的共性，即抽象掉特定的社会制度后的市场经济内在的经济属性，另一方面，是它的社会制度特性，即它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而产生的社会属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意义讲，就是以商品经济的运行形式，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借助竞争、价格、供求、风险、利益等方面的机制来优化经济机构，配置社会资源。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内涵，加大经济发展的外延。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要求，必须首先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也就是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性原则，其次要反映西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的发展目标。
小平同志曾在1992年南巡谈话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根据本国实际和区域经济的特点，完全能够建立起相应的经济体制。
（一）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西藏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全国一样发端于农村和牧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西藏和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的说来，西藏的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探索阶段），1979年至1984年。这个阶段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各地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使我国广大农村开始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西藏在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精神的鼓舞下，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开展，逐步清除“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影响，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在广大农牧区，为了克服旧体制存在的弊端，调动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积极探索并相继实行了多种生产经营管理责任制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统一经营，联产到组或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到1984年初，区党委在《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规定（试行）》的文件中规定：“实行生产责任制，要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其形式越简单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不搞形式主义不搞一刀切。在农牧业上更应放宽一些，借畜还畜，仔畜归户，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的办法都可以实行。允许大型农牧机具作价给社员。农牧民对自己的农畜产品有权自主处理。社、队（乡、村）主要应搞好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工作”。同时，还作出“大力发展和扶持各种（牧、农、林、果、菜、铁匠、银匠、木匠、雕刻、运输等）专业户、重点户”，荒山、荒滩、荒地上种树种草种饲料，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可以折价转让，产品自主处理”。“延长土地、牲畜的承包期三十年不变。允许土地转包、允许牲畜转包和自由买卖”。“允许私人雇工，只要双方自愿”等。这个时期是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二阶段（即改革阶段），1984年至1994年。这个阶段由于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和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西藏的各项事业全面进入了一个改革攻坚的重要阶段。特别是西藏广大的农牧区在“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鼓舞下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5年前后，中央领导曾多次亲赴西藏考察，指导工作，经过与自治区和各级领导干部交换意见，共同商量，提出了“实行有利于加快农牧业发展的政策，按照西藏生产力发展水平，应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以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消除群众疑虑，不留尾巴。与此相连带的问题，是把冬春划场尽快划分到户或联户经营管理。畜产品完全开放，国家不再派购。农区实行什么样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应全由群众选择，可以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
实践表明“两个为主，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符合西藏农牧区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深受广大农牧区群众的欢迎，并在当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西藏的农牧区经济与全国各族人民一同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商品经济的运行形式和价值规律进一步配置了农牧区的市场资源，改变了农牧区过去单一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国营、集体、个体、私营和各种联合体并存，共同发展的多元结构的局面。因此，这个阶段是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也是西藏农牧区开始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
第三阶段（即发展阶段）1994年至现在。这个阶段是西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又一次新的历史阶段，1994年7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和安排了全国15个对口援助西藏的省、市。这些省、市围绕着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局势与我区的各级政府，共同为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保证。特别是西藏农牧区改革，如，加强了农牧业的基础地位；提高了农牧业的生产力水平；稳定了农牧业是西藏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明确了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是实现小康的决定性因素等等。又进一步强调了农牧业的发展、农牧区的稳定，对我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同时把农牧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加强了农牧业的综合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出了调整内部结构，健全服务体系，依靠兴农兴牧，挖掘生产潜力，走积极进行开发建设相结合的新路子。又提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形成农牧区经济发展的新支柱；打好扶贫攻坚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好18个县48万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这个时期自治区人民政府还“确定了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明确了我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即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左右，基本完成脱贫任务，多数群众达到小康水平”等等。
经过五年多的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进一步稳定了“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在此基础上开始并完善了土地承包的法律制度；落实了牧区草场建设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建立健全；农牧业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子初步实现。并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牧区经济体制打好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这个阶段要实现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粮油肉基本自给、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部分群众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也是“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实施阶段和西藏农牧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阶段。
可以看出，西藏农牧业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轨道；由过去的供给型开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逐步形成了农牧区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二）西藏农牧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展。西藏的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在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关心、帮助下，经过广大西藏农牧民群众的艰苦努力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奋斗，已经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构造了具有活力的农牧区市场的微观主体；西藏农牧区市场的微观主体，根据西藏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两种主体类型，首先是以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纯农牧型市场主体；即以农业为主的市场主体；以牧业为主的市场主体；以半农半牧为主的市场主体，其次是以从事非农牧业的市场主体，即农牧区乡镇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这些市场主体是西藏农牧区市场经济的细胞，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除了自给之外，都是与我区各类市场相连接的。（2）逐步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农畜产品市场。西藏农牧区产品的市场化是根据西藏的实际及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引导下，除了能够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畜产品外，绝大多数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市场。特别是1992年全国部分地区放开粮食购销价格以后，为我区农畜产品的市场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以农贸市场为基础，以批发市场为骨干的市场开始形成，农牧区市场经济的载体已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农牧区生产要素市场正在起步。（3）开始形成农牧区多样化的产业结构。随着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开始调整了农牧区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在整个农牧区经济结构中非农牧业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如林、副、渔业及乡镇企业，同时，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比重也开始上升。这不仅增加了我区农畜产品的市场品种，特别是非农畜产品的市场供给量，为我区的市场提供了不同的需求。（4）逐步转变政府对农牧区经济的宏观调控。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及我区农牧区市场的基本状部，从1980年的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开始，就提出了“休生养息”的宏观间接调控政策，到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时，就已经形成了“两个长期不变”的宏观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特别是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政府对农牧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方法，开始由指令性计划转变到指导性计划；由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由行政手段和计划手段转变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促进了我区农牧区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总之，西藏农牧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经过五年多的摸索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以市场取向的资源配置方式才开始起基础性作用。整个农牧区经济的发展起步虽早，可发展还很缓慢，加上我区农牧业经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因此，在体制改革的选择中还需要进一步考虑西藏的基本区情和农牧民的基本愿望。
（三）西藏农牧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西藏农牧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和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及区党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前提下，围绕着农牧业经济的基础地位而进行的，其次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选择了其运行机制的。然而，由于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本身所存在的诸多困难，目前还面临着以下问题：（1）农牧区市场发育程度较低。西藏农牧区经济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经济的影响，加之，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各种制约，从生产到经营无现代意义上的市场概念。基本上是属于自给自足的耕作方法和经营模式，甚至有些地区仍延续着“刀耕火种”及其相应的生产方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观念非常落后。据八十年代中期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对青海和西藏部分牧区的调查发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谋乡有一户牧民，养有100多匹马、300多头牛、500多只羊，在该乡算是一个‘万元户’，然而，这户牧民一年四季脚上没有一双好鞋穿，吃得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只养不卖，又不杀，所以生活过得很贫穷”。这种现象今天虽不多见，但这种观念在我区广大农牧民群众当中仍存在。（2）基础条件较差。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条件与全国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基本上是属于“靠天种田、靠天养畜”。尤其是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对旱灾、雪灾等的抵御方法，仍着传统的防范措施。加上，生产规模的自给性、专业水平的原始化、经营方式的封闭性和农畜产品的单一老化。一方面制约着农牧区劳动生产率和农牧业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适应市场需要的各种专业性中介组织发展滞后，致使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衔接出现困难，另外在农畜产品的收购和加工销售等方面还存在着信息、技术、人才、资金与市场的矛盾。（3）思想不够解放，观念十分落后。西藏农牧区长期以来由于受宗教、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的影响，“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再加上惰性心理和愚昧思想在某些农牧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甚至把乞讨当成一种职业来推崇。而对手工业者的歧视却根深蒂固。“宁愿相信佛教，不愿相信科学；宁愿饿死，不忘供佛”等等。除此之外，农牧区经济结构单一，乡镇企业、多种经营发展滞后，农牧民经营领域狭窄，现金收入渠道偏少；科技应用水平低，农牧民和基层干部依靠科技增产增收的意识不强，农牧业生产方式落后；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落后，人才医乏；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过多，就业压力较大；各级政府对农牧区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不强。
（4）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以来，西藏的各项事业全面进入了一个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特别是我区农牧区经济的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开始转变为市场经济，使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1999年是我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区党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第一年，也是西藏农牧业实施“九五”计划及完成既定目标的关键一年。为了完成这个基本的农牧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首先必须明确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在稳定“两个长期不变”政策的前提下，以家庭自主经营为基础，进一步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加强农牧区社会化服务体系。三是加大牧区草场的承包经营责任力度，彻底打破草场“大锅饭”。四是积极发展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及乡镇企业。五是加快农牧区市场体系的网络建设。六是加大政府对农牧区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七是积极推广农畜产品中的科技含量，明确“科技兴农，科技兴牧”的重要性。八是加快农牧业经济所需技术人员的培训，特别是职业技术人员培养。九是积极引导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非农牧业产业中的转移。十是加强农牧业生产和农牧民利益的保护，减轻农牧民的负担，加大扶贫济困力度。使广大农牧民群众真正在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实惠。
三、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西藏农牧区经济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农牧业经济
西藏农牧业经济的发展，自从党的十五大以来，特别是继续贯彻和落实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精神以后，农牧区经济开始进入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然而，我区农牧业经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对西藏农牧区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是历史的选择，市场的必然。这种调整，一是可以加快农牧区经济的发展，二是可以提高农牧民的收入。这更是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一）建立适合西藏区情的农牧区产业结构。农牧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关系到农畜产品的数量和构成，关系到农牧业的经济效益和农牧民的收入状况，也关系到农牧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甚至关系到农牧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发展农牧业经济，一定要重视解决农牧区产业结构合理化这个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
农牧区产业结构的确定，首先要依据各个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其次要依据我区农牧业经济发展的水平；再次要依据我区市场的基本需求状况，因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就会产生不同的产业结构。
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调整农牧区产业结构的基本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对农牧业经济中的种植业内部进行调整。在确立粮、油、肉基本自给的前提条件下，建立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二是对我区农牧业经济中的大农业内部进行调整，从而提高市场对农畜产品的需求品种和营养水平；三是对我区农牧业经济中加大非农牧业产业的发展比重，积极鼓励农牧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从西藏的实际出发，结合我区的基本区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牧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调整好农牧区产业结构，这不仅关系到西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西藏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思想及途径。
（1）在粮、油、肉基本自给的前提下，要尽量满足我区市场的需求。粮、油、肉问题西藏国民经济的头等大事，也是西藏社会能否真正稳定的根本性问题。
自从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西藏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牧区、农牧民的粮、油、肉问题。一方面加大对农牧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投入，到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9亿公斤，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88.7％，年平均增长12.7％；牲畜年末存栏1791.1万头（只），比1958年增长54.1％，年平均增长7.74％；另一方面从全国各地调拨物资，支援西藏地方建设，特别是粮、油、肉等方面的物资供应保障，解决了西藏人民当时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邓小平同志就此对西藏物资供应的重要性，提出过“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指示。今天，西藏农牧业的发展和农牧区的稳定以及农牧民的温饱问题，仍离不开中央的的关心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同样离不开广大西藏农牧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据1998年统计：全区粮食总产预计当年可达到85万吨，油菜总产达到0.8万吨，分别比1997年增长7.3％，肉类总产达到12.7万吨，分别比1997年增长4.5％，畜产品综合商品率38％，增长2％。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西藏的粮、油、肉问题还不能基本自给，再加上按照西藏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实现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的粮、油、肉基本自给的目标，必须调整好农牧区的整个产业结构，同时也要重视农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
（2）积极发展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使农牧民尽快解决温饱问题并实现小康。经济作物对于增加种植业的收入具有重大作用，而饲料作物对于养殖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众所周知，西藏农牧业从经济类型上划分，属于三元结构，即纯农业、纯牧业和半农半牧业，基本上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在整个农牧业经济中发展滞后。据1992年为例，在农业总产值中经济作物只占1.25％，蔬菜、瓜果产值占2.61％，其它是甜菜，另外还有一些少量的花生、烟草、大麻和亚麻。显然，经济作物是要受市场需求和地区适应性的制约，但如果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便能够发挥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作用。
（3）加快林业、渔业的经济发展。西藏是我国五大林区之一，森林面积96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20.8亿立方米。由于西藏的森林资源地处我国独特的位置，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明显特点为：一是原始森林和成熟林比重大。二是森林生长迅速，生物生产力高。如，西藏森林每亩年均生产量达0.294立方米，是云南省的2倍，黑龙江省的3倍，广东省的4.7倍。而且平均每亩林木蓄积量达14.8立方米，是云南省的2.2倍，黑龙江省的2.6倍，广东省的7.2倍。三是森林的垂直地带性十分明显。四是树种繁多。据统计，西藏的木本植物有1500多种，分属于100余科、300多个属。五是森林分布不均，覆盖率低。而渔业资源西藏因江河湖泊众多，所以十分丰富，鱼类有5科61种。据资料表明，仅纳木错、羊卓雍措等六大湖泊，即使以每亩捕捞1.5斤，可能的捕捞量也在1000万斤，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因此确定合理的农牧区产业结构，不仅有利于保证我区市场的供应，而且有利于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增加农牧民的收入。
（二）大力发展适合西藏区情的乡镇企业。自从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区的各项事业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牧区乡镇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已经开始成为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农牧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西藏乡镇企业的发展从六十年代开始大体上经过四个阶段：一是六十年代，这个阶段是西藏广大农牧区稳定发展个体经济的时期；二是七十年代，这个阶段是西藏广大农牧区发展集体经济的时期；三是八十年代，这个阶段是西藏广大农牧区实行改革开放，以家庭经营为主，家庭和集体双层经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用市场机制，发展市场经济的时期；四是九十年代，这个阶段是西藏乡镇企业发展势头最好的阶段。尤其是1992年8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区第一次乡镇企业工作会议，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并进一步提出了我区农牧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基本思路和方向。同时，自治区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也为农牧区乡镇企业积极提供了信息服务、技术培训、资金、设备等方面的支持。使我区的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据1992年的统计，当年全区乡镇企业总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2.8％，比1979年的0.77％增加12个百分点；占全区社会总产值的4.6％，比1979年的0.2％增加4.4个百分点；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45.5％。比1979年的1.15％增加44.35个百分点。而到了1998年底，全区乡镇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巨大的突破。目前，全区乡镇企业有973家，总资产达5.7亿万元（固定资产4.4亿元），其中乡村集体企业762家（股份合作制企业11家），个体私营企业211家；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10家；初步建成乡镇企业工贸园区4个；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达5亿元，比“八五”末增长78.6％，比上年增长25％，完成增加值1.9亿元；多种经营总收入达6亿元，比“八五”末增长42.9％，比上年增长13.2％；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中的增加部分35％来自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另外，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在我区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占7％，在农牧区经济中的比重约占25％。毫无疑问，乡镇企业已成为西藏农牧区经济的强大支柱，成为西藏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乡镇企业的基本经营思想是以市场为导向。它的兴办资金主要依靠农牧民集资，集体积累，所以农牧民群众比较关心企业的经营水平和发展状况。当然，我区的乡镇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从经济总量、企业规模、贡献份额、人员素质及所处的阶段和层次上看，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总量小，发展不平衡、科技含量低，对农牧区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偏低，在整个农牧区经济中还没有确立其主导地位；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活力不足等。因此，今后我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要从过去侧重速度增长转向优化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首先，根据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和各地区资源分布的状况，调整优势产业，抑制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走“创新”式的企业发展道路；其次，从乡镇企业内部改进企业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减少消耗，占领市场。再次，通过“内联外引”的形式，借助对口援藏，重点引进技术和人才，并且通过援藏干部的优势打开内地市场。最后，积极鼓励农牧区乡镇企业的利润导向于农牧区，形成重新投资，并解决乡镇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
伴随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对原有小城镇进行改造，并在企业与市场发育基础上新建一批小城镇，改变我区城镇化水平落后的局面，使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并带动第三产业较快地发展，从而使农牧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保持适当比例，形成更合理的经济结构。
（三）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西藏农牧业。随着温饱问题解决及向小康生活的过渡，社会对农畜产品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需求数量增多，质量提高。并且社会消费层次的多样化，也要求消费结构逐渐拉开。但目前的农牧业生产还不适应这种变化，生产结构与产品质量不能满足市场要求。因此，高质量的农畜产品是今后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
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但因人口众多，却无法达到世界农业大国的经济地位，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国内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反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看：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的比例为3：1，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为3：1，工农业发展速度之间的比例为3：1，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明显的“3：1现象。而我区农牧业经济在整个西藏的国民经济中，也仍存在这种比例失调现象，主要是因为农牧区经济基础的脆弱，加上产量低，结构不合理，长期制约着西藏农牧区经济的质量。
因此，发展国产优质高效农牧业，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运用多种手段，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增加市场有效供给。
四、发展农牧区市场经济，促进农牧民收入不断增长
发展农牧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调整农牧区产业结构，包括生产结构和经营结构，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从而，提高农牧民的收入，改善农牧区的生活水平。
（一）增加农牧民收入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如何增加农牧民收入是关系到农牧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和农牧区社会稳定的一个全局性问题。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中央召开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如，1985年我区农牧民年均纯收入仅仅为352.97元，而1990年和1992年分别达到447元和521元。到了“八五”期间，由于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按1990年综合平均价计算，已达到878元，平均每年增长8.6％，特别是“九五”期间在全面发展农牧区经济的基础上，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到1158元和123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7％和8.6％。因此，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农牧民吃、穿、住、行各方面的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但是在我区农牧民收入上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农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二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如1998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38元，而农牧民的人均收入才达到1158元。三是各地区之间的收入也有不同差距。四是农区和牧区以及半农半牧区也存在收入的不同。所以，增长农牧民收入是一个关系西藏全局的大事。
（三）增加农牧民收入是我区一项的系统工程。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农牧民的收入应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首先，努力发展农牧业生产。由于我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加上农牧业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收入来源依然要靠农牧业的发展，而农牧区的经济地位也依然不会改变。因此，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是解决农牧民收入的最有效途径。
其次，加快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充分利用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资源，积极促进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非农牧业产业的转移，是目前增加农牧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再次，根据西藏的实际，减轻农牧民的负担，保护农牧民的合法利益，使农牧民真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得到实惠。
最后，加大扶贫济困力度，在本世纪基本解决西藏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全面实现农牧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总之，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西藏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书目：
1、黄万纶：《西藏概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多杰才旦、江村罗布：《西藏经济简史》，藏学出版社，1995年
3、丹增、张向明：《当代中国的西藏》，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4、陈奎元：《西藏的脚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
5、《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内部发行）
6、丁穷夫：《西藏评论》，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7、丹增：《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8、洛桑·灵智多杰：《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概论》，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9、肖怀远；《西藏农业结构与粮食流通》，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10、王小强、白南风：《富饶与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11、西藏自治区宣传部：《一切从西藏的实际出发》（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2、张天路：《西藏人口的变迁》，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
13、群觉：《中国西藏化发展道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丁穷夫：《青藏高原未来经济发展假说—喜马拉雅模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徐华鑫：《西藏自治区地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16、耿金声：《西藏研究》，中央民族出版社，1989年
17、李琪：《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及其跨世纪的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18、龚学增：《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1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
20、陶文达：《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21、吴振坤：《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22、马洪：《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
23、辛守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简明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
24、胡平：《中国市场经济全书》，华夏出版社，1993年
25、钟财：《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名词解释）》，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
2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党的十五大一中、三中全会报告
28、杨春贵：《江泽民同志十二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
29、西藏自治区五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的有关文件
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篇7
【关键词】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
【正文】
经济基础是唯物史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夺取了政权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来说，如何理解经济基础，直接地影响到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和采取什么样的方略来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定为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依法保护非公有经济、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已经载入我国宪法的今天，我们的一些哲学教科书仍然重复着曾被歪曲和误解的经济基础概念，相当一部分同志仍然循着旧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和理解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一些重要的理论分歧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及我国理论界关于经济基础的讨论，并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厘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概念。
一、实践的回答
我国理论界对经济基础的讨论是从50年代初期开始的，一直持续到“”前夕，长达十余年。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名言中“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一种意见认为是一定社会中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即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另一种意见则坚持，经济基础不是指一定社会中现存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指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即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后来，“单一经济基础论”占了上风。从1962年艾思奇主编的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到今天的数十种版本的哲学教材，都依然在重复着“单一经济基础论”。现在是到了彻底打破这种思维定势的时候了。
理论的结论不应与现实相矛盾，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现实和实际的理论只能被认作是错误的理论。实践既包括历史的事实，也包括当下的实践后果。那么，历史上可曾有过单一经济基础的事实？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其生产力的发展都带有一定的不平衡性，所以总有自然形成的各种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在封建社会中，既存在前封建的生产方式，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商品经济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早期，遗留的封建经济因素也是很多的，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因素。即使发达的资本主义，也不能说在经济上就全然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历史观的基本范畴，是以历史上业已存在过的经济事实为依据的，其实马克思早已对这一点有过明确的昭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即是一切社会形式中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特点，就是由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也主要是由它们来说明的。
确实，马克思也用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概念，这是特指那种以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这里我们必须明确地把这么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前者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阶段、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或经济结构，后者则特指以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疑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主要矛盾，但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只是由它构成，是它的几个方面的总和。如果这么理解，就势必会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势必会造成一种理论困境。第一，无法理解和说明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例如，既然封建社会只以地主占有土地的生产关系为其经济基础，而把手工业、商品生产等都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成为非经济基础的存在，那封建社会的这个经济基础怎么变更，才引起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呢？第二，难以解释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何以有自己的特点的问题。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在经济基础中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而英国的资本主义与法国的资本主义就不相同，法国的资本主义与日本的资本主义也有区别。造成这种差异，除了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各自经济基础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其他生产关系的比重以及彼此之间的特定结合方式。
同样的道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应作出这样的区别。不幸的是，我们过去未能意识到这种区别的重要性，甚至还有意地抹杀和混淆这个区别。我们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状况，离开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这个最基本的标准，更多地从伦理主义角度来理解阶级、剥削现象，片面地夸大非公有经济的危害性，过度地排斥、压制甚至干脆消灭各种非公有经济成分，试图建立一个以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其后果是我们大家都明白的，导致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拉大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如果说改革前中国国民经济的濒临崩溃从反面证明了“单一经济基础论”是错误的，那么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其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实际上则从正面证明了“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正确性。没有对非公有经济的解禁，没有非公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肯定不会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活力。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把非公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而加以肯定和保护，在单一所有制下就不会存在市场和竞争的必要性，恐怕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的过程无疑会更为迟滞、更为曲折。
二、从“三个有利于”标准看“综合经济基础论”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一贯认为，社会主义要搞公有制，但不能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在农村改革的方向问题上，在关于特区建设利用外资的问题上，在关于是否限制私人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当时党内党外在认识上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邓小平审时度势，先是要求“不争论”，干起来，看一看再说，“拿事实来说话”，后来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批评了关于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措施正确与否的标准，发动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阻力和艰难曲折的过程，其中既有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也有因为受旧的社会主义观念束缚的人们的反对，还有在改革策略和方式上不同意见的争执而造成的困难。反对者的理论旗帜自始至终都很鲜明醒目，这就是捍卫和维护社会主义；反对意见的攻击点也很集中，这就是改革削弱了公有经济，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埋下了隐患，甚至直接危害了政权的巩固。他们的理论基础就是单一经济基础论，既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那么允许、扶持、鼓励非公有经济的各种政策就都是削弱公有制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的政策。姓“社”姓“资”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这个问题的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20年，以单一所有制的“一大二公”理念为蓝本的计划经济体制遭到了根本的否定，单一经济基础被“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所代替，非公有经济成分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时至今日，多种经济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上无法撼动的现实，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新通过的宪法也以最权威的形式肯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和深化，如果我们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单一经济基础”和“综合经济基础”的争论，答案就很明确。单一经济基础论是把社会主义纯粹化理想化的结果，同时又是论证纯粹化的空想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理论基础，是建立“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的理论依据。它不仅不适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结果，依此理论形成的治国方略和建设实践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走了很大的弯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既是对实行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也是对空想式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治国方略的革命。改革开放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经济格局，针对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体制的共同存在，积极发展各种个体经济，允许国内外私人资本投资办厂，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规模。由于这些政策符合中国国情，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善，激发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结论
“综合经济基础论”最初是作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它的提出者那里，只是意味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是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旦完成了过渡，似乎就该是纯粹的公有制经济了。换言之，这种理论确实带有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证的味道。在理论上探讨经济基础问题并论证“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合理性，比仅将综合经济基础限于过渡时期，属于一种特殊时期的经济基础的观点来，无疑是更加深入了一步。但其中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当时人们都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具有长期性，更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还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分，因此，笼统地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多种经济成分的综合，就难以把问题讲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为人们理解“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根据。既然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分，在它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并且发展很不平衡，为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就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从公有制在质上占统治地位，由此以保障国家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到在量上扩展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直至最后消灭非公有经济，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换言之，单一经济基础作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有它的合理性，而把它作为现阶段就要实现的任务，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当年“单一经济基础论”成为“正统”的权威哲学教科书的观点，并非因其更有根据、更具有说服力，而主要是非理论的原因起作用的结果。一旦成为了“正统”，便借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大规模地向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们进行灌输，时间一久，便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习惯。今天，我们一方面在改革实践中现实地变革着传统的“一大二公”的单一经济结构，寻求着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在各类学校中却继续教育着学生们只有公有制生产关系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脱节和悖反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篇8
（十四）
第十四单元：我国的国家制度（上）
一、本单元考点：
1.国家的国体、政体及其相互关系
2.我国的人民民主
3.民主和的关系
4.我国的国家职能
5.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6.人民代表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
7.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8.“一国两制”的含义、内容和意义
二、本单元重点：
1.国家性质(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和国家性质与国家职能的关系
2.对“人民民主”的理解
3.我国国家的对内职能
4.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5.“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三、本单元难点：
1.关于“民主的性质”和“民主的程度”的关系
2.正确理解“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四、知识结构：
五、考点提要：
考点1：国体、政体及其相互关系
1．国家的国体
(1)国家的构成要素：国家都是由人口、领土、政权和这些要素构成的,其中，是国家存在的最重要因素，国家具有属性。
(2)国家：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关。
(3)国家的根本属性：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由于国家还负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责，因此，国家具有社会属性。
(4)国体：即国家性质，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统治阶级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性质。
(5)判断国家性质的根本标志：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实行为哪个阶级服务的政策，这是判断国家性质的根本标志。
2．国家的政体
(1)政体的含义：政体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统治阶级采用何种形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
(2)当代国家政体的基本类型。
①君主立宪制：是资本主义国家以世袭的君主为国家元首，君力按宪法规定受到一定限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君主立宪制在当代主要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形式。
②民主共和制：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是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政体。根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不同，民主共和制可分为议会制共和制和总统制共和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而且应该是民主共和制。
3．国体与政体的关系：
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反映国体。政体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适当的健全的政体，对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
决定
附1：国体（含义）政体（含义）
反映
说明：①国体与政体是国家政权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辩证统一关系。
②政体对于国体具有重要作用。适当的健全的政体，对于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实现其阶级利益和意志，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政体不适当和不完善，则会妨碍统治阶级意志的实现。
③政体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尽管国体是政体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政体的唯一决定因素。实际上，一国的历史、阶级力量对比、传统习惯、国际环境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体。因此，在相同性质的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不同的国家也会采取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
附2：国家的国体、政体及其相互关系与影响因素
决定影响因素历史条件
国体政体阶级力量对比
反映传统习惯
君主立宪制国际环境
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共和制
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共和制
附3：政体的基本类型
（1）议会制君主立宪制
国家元首（君主）----世袭，无实权
产生
议会（立法）政府（行政）
负责
（2）议会制共和制
国家元首（总统）----议会选举产生，无实权
产生
议会政府（行政）
（立法、组织、负责
监督等权）
（3）总统制共和制
国家元首（总统）总统选举产生
产生
负责
议会相互对立政府
相互牵制
（只有立法权）（行政权）
附4：议会制共和制与总统制共和制的异同
议会制共和制
总统制共和制
不同点
①权力中心
议会
总统
②政府产生办法
由议会产生，并以议会负责
由总统任命产生，对总统负责
③政党上台关键
取得议会中多数席位
取得总统竞选胜利
④元首、议会、政府关系
政府对议会负责，当议会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辞职或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政府对总统负责，不对议会负责；总统行使权力时对议会不负政策上责任，议会只有在总统违反宪法时，才能对总统提出弹劾案。议会不能因政策问题投不信任票使总统和政府辞职，而总统也无权解散议会
⑤元首的地位
虚位，没有实权
有实权，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揽行政权力
典型国家代表
意、德、芬兰、印度、新加坡
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埃及、印尼
相同点
①议会和元首都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②都是资本主义的管理形式，都由资产阶级的国家性质决定并都维护资产阶级利益；③都实行三权分立制；④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
附5：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的区别：国家元首是否选举产生。
附6：三种政体的比较
政体基本类型
内容
君主立宪
议会制君主制
民主共和制
议会制总统制
国家元首产生方式及职权
世袭、象征性、无实权
选举、虚位、无实权
选举、有实权
国家权力中心不同
议会
总统
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不同
监督与被监督
（议会产生政府）
相互对立、相互斗争
议会产生方式及职能
选举、立法、组织、监督权，财产决定权。
选举、立法、监督权。
实行国家
英、泰、比、西、瑞典、挪威等。
意、德、芬、奥地利、印度、新加坡。
美国、墨、巴西、阿根廷、埃及、印尼。
附7：议会制共和制与总统制共和制的比较：
（1）不同点：第一，元首产生办法不同。在议会制共和制下，国家元首由议会选举产生；在总统制共和制下，总统由选民选举产生。第二，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上表）。第三，元首、议会、政府（内阁）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同。在议会制共和制下，政府（内阁）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来组织，政府及其阁员对议会负责，当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辞职或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如果新议会仍然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政府必须总辞职。在总统制共和制下，政府由当选的总统组织，政府及其阁员对总统负责，不对议会负责。总统不向议会负责，也不能解散议会，议会也不能以不信任案迫使总统辞职，只能在总统或政府成员有违法行为时提出弹劾。
（2）共同点：第一，两者都是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第二，两者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都是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
附8：议会制与议会不能等同
议会制就是由成年公民定期选举，产生一定数额的代表（议员），组成议会以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制度。它是一种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和基础；而议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机关和代议机关。
附9：议会制民主共和制与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异同
（1）不同点：a、议会制民主共和制是以议会作为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议会选举产生并对议会负责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则是以世袭的君主为国家元首，其权力由宪法规定，受到一定限制的政权组织形式。B、产生的条件不同。前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的结果，而后者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C、前者不设君主，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后者设有君主，并且是世袭的，没有任期。
（3）相同点：a、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政体）。B、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C、都设有议会，议会在国家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行政监督权等，政府（内阁）由它产生，并对它负责。D、一般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即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政府、法院三个不同的机关来行使。e、都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并反映这一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工具。
考点2：我国的人民民主
1）我国的国体是什么？
2）什么是人民民主？
3）人民民主具有双重职能，即是对人民民主的职能和对敌对分子的职能。
4）我国的人民民主是新型的民主和新型的。这是因为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实行大多数人对极少数敌人的；人民民主体现了民主与的辩证统一。
5）人民民主的本质或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
广泛性
新型的民主
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真实性
工人阶级是
对人民民主领导阶级
工农联盟是
人民民主政权基础
对敌对分子
新型的
1．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的国家制度是指我国宪法确立的有关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方面的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义国家。
①工人阶级的领导是我国国家性质的首要标志。
②工农联盟是我国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
2.人民民主的特点和优点
(1)人民民主是民主与的统一。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新型的民主和新型的。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特点。民主的广泛性表现在：①民主主体的广泛性。②人民享有民利的广泛性。民主的真实性表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制度、法律和物质的保障。
(2)人民民主具有自己的特点。人民民主，在概念表述上直接体现了民主与的辩证统一。它确切地表明了我国的阶级状况和政权的广泛社会基础；在实践上能使人们正确理解我国政权的性质和职能，防止只强调而忽视民主或只强调民主而忽视的片面性，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和对敌人实行。
3．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1)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与民主密不可分，这是对社会主义与民主内在联系的科学概括。
(2)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3)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逐步发展的过程。
民主程度是指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实施的程度、状况和水平，它的发展受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我国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还比较低，因而，我国的民主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还未得到充分实现，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4)建设我国的民主政治，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政治的模式；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4．必须坚持人民民主
(1)坚持人民民主是我国立国之本。
(2)坚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
(3)坚持人民民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4)坚持人民民主，必须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国防建设。
附：怎样建设我国的民主政治？
（1）从我国国情出发，在中共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2）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团结。
（3）坚持依法治国，沿着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4）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西方民主。
（5）要反对急于求成或悲观失望的两种倾向。
考点3：民主与的关系
1．民主与的含义
(1)民主是指在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
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2)，即依靠暴力实行的政治统治。
2．民主与的关系
民主与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民主与是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民主只适用于统治阶级内部，则适用于被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民主与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民主是的基础，是民主的保障。
附：民主与的关系
关系
民主
相互区别
适用范围不同
只适用于统治阶级或人民内部
适用于被统治阶级或敌对力量
实施方式不同
以政治权利平等实现，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本特征
以国家力量的强制为实施特征
功能不同
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和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更加有效地管理国家
是为了巩固特定的国家政权，以保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民主是的社会政治基础，是民主的政治保障
注：在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民主和被统治阶级的的结合，是民主和的统一体（民主与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练习：辨析题：真正的民主制国家是不存在的。
答：（1）民主与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二者相互区别，相互对立；另一方面，二者相互统一。任何国家都具有职能，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即使是真正的民主制国家也同样具有职能，是统治阶级的民主和对被统治阶级相结合，是民主与的统一体。（2）社会主义民主是新型的民主，第一次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但仍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3）题目只看到民主与的对立，忽视二者的统一，是片面的。
附：几个关系
基础
民主民族、平等、团结繁荣
保障
互为前提
前提
物质保证
不互为前提
权利
义务
前提
基础
互为前提
和平
发展
前提
保障
不互为前提
考点四：我国的国家职能
1．我国的对内职能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对内职能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政治职能。即国家维护政治统治和政治稳定的职能。
第二，经济职能。即国家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职能。
第三，文化职能。即国家组织和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职能。
第四，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即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职能。
2.我国的对外职能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防御外部敌人的侵犯和颠覆，捍卫国家的和领土完整。
第二，发展国际的交流和合作，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第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积极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3.国家性质与国家职能的关系
国家性质决定国家职能，国家职能反映国家性质，不同性质的国家其国家职能有着本质的差别。这就是：①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掌握政权，都要运用它来维护本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实现其阶级统治。所以，国家性质决定国家职能，国家性质不同，国家职能的性质和作用也就不同。②任何国家的职能，无论是对内和对外职能还是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都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不同，但都是国家性质的直接体现。③国家性质不同，其职能的性质和作用也不同。剥削阶级国家的职能，是剥削阶级国家性质的体现，无论其政治统治职能还是社会管理职能，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我国人民民主国家的职能，是人民民主国家性质的体现，无论其政治统治职能还是社会管理职能，都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
附1：国家职能和国家性质的关系
决定
国家性质决定国家职能。因为，国家性质是由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质决定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它在经济上的利益和政治上的统治，就要通过国家机构来行使国家职能，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
国家职能集中反映国家性质。国家行使的职能，总是体现国家的阶级性质，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国家职能的行使状况直接会影响到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稳定程度，所以，国家职能集中反映国家的阶级性质，并且对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具有反作用。
反映
国家性质国家职能
附2：我国的国家职能
对内职能
1、政治职能。即国家维护政治统治和政治稳定的职能。
2、经济职能。即国家组织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职能。
3、文化职能。即国家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
4、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即国家为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职能。
对外职能
1、防御外部敌人的侵犯和颠覆，捍卫国家的和领土完整。
2、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3、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积极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附3：对内职能与对外职能的关系
基础和后盾
对内职能对外职能
延伸和继续
考点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1)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它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都不能超越它。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它的部分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3)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是本行政区域内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本行政区域内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它讨论决定，并由它监督实施。
(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表现在：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集体行使职权，在法律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由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讨论，民主决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以真正集中和代表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在贯彻执行中，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保证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能够迅速有效地实施。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直接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举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其他国家机关，组成国家政权体系，依法行使各自的职权。这一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的直接体现。它保证了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能够逐步实现人民民主的历史任务。
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立其他有关的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1)有利于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的意志。
(2)有利于保证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权力的统一。
(3)有利于保证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
总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确保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符合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附1：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体系
最高立法权
最高任免权
我国
权力
机关
体系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决定权
最高监督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县、自治县、县级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附2：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1）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不能混淆；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不能简单等同；
（3）全国人大职权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要区别（有没有最高二字）
（4）代表的产生方式有两种：县（不含县）以上由下级人代会选举，县以下由选民直接选举。
（5）代表任期有两种：县（含县）以上五年，乡三年[注意（4）和（5）在范围上有何不同]
（6）人民代表是国家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人民并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p27——注意和下面这句话比较：我国人民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制度和自治组织是我国的制度、职代会、居委会、村委会p54
（7）人代会制度直接体现我国国体，直接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
附3：把握几个关系
（一）理清人大制的内部关系
（1）人民与人民代表的关系；
（2）人民与人大的关系；
（3）人民代表与人大的关系；
（4）人民代表大会与人大制的关系；
（5）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的关系；
（6）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
（二）理清人大制的外部关系
（1）我国的国体与政体的关系；
（2）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
（3）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共的关系；
（4）人大与人民政协的关系；
（5）人大制与西方议会制的区别。
考点六:人民代表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
1.人民代表的法律地位
人民代表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自人民。
2.人民代表的产生及任期
①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间接选举)；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直接选举)。
②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3.人民代表的权利主要包括：发言、表决免责权，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提案权，人民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质询权，人民代表有权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对政府等机关的工作提出质问并要求答复；等等。
4.人民代表的义务主要包括：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机密；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接受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监督；等等。
考点七：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1．国家结构形式的含义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关系的构成模式。
2．国家结构形式的类型：单一制和复合制
(1)单一制国家，就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的单一国家。
(2)复合制在当代主要采取联邦制形式。联邦制国家是指由若干成员单位(共和国、州、邦等)组成的联盟国家。
3．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1)我国是由普通行政区域和特别行政区组成的统一的国家，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2)我国国家结构的特点：全国只有一部宪法，一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都在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下行使其职权。
附：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只有一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
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国务院
只有一个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只有一个国际交往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
考点八：“一国两制”
1.“一国两制”的提出和实施
“一国两制”是我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它是党和政府根据实事求
是的原则，在尊重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在考虑和平解决、
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2．“一国两制”的含义和主要内容
①“一国两制”的含义。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②“一国两制”的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国，即一个中国。
第二，两种制度并存，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一国两制”下设立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3．“一国两制”的意义
“一国两制”是个新鲜事物，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它的提出及其付诸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有利于实现祖国的统一。
第二，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三，有利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发展。
4.解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①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
②“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附1：特别行政区与民族自治区的不同点与相同点
比较
特别行政区
民族自治区
不
同
点
设立的地区不同
在港、澳、台地区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自治程度不同
享有高度自治权
有一定的自治权
社会制度不同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解决的问题不同
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设立。
为了解决民族问题，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地区事务的愿望而设立。
作用不同
对于保持香港、澳门、台湾的繁荣与稳定,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有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民族的自治平等结合起来,把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繁荣发展结合起来,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对各民族的团结和少数民族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共同点
二者都享有自治权，都是中央政府管辖实现的地方行政区域。
注：特别行政区与民族自治区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共同点:第一,都是中共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第二,都是享有自治权,而不是.
不同点:
(1)二者的对象不同.
特别行政区是指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民族自治区是指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自治区.
(2)二者解决的问题不同.
特别行政区是为了妥善解决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设立的;民族自治区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民族问题,即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和共同繁荣.
(3)二者建立的根据不同。
特别行政区是根据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尊重世界与中国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提出设立的;民族自治区是根据民族三原则,依据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而设立的.
(4)二者实行的社会制度不同.
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民族自治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5)二者的享有的权限不同.
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除外交权和国防事务权外,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此外,在国务院授权下,还可以在经济文化领域方面处理某些涉外事务.后者的自治权包括(见书)
(6)二者起的作用不同。
特别行政区对于保持香港、澳门、台湾的繁荣与稳定,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民族自治区有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民族的自治平等结合起来,把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繁荣发展结合起来,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对各民族的团结和少数民族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附2：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高考不作要求）
原则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途径在中央和地方适度分权
（凡涉及国家的全局利益，属于全国性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决策和贯彻实施的问题，必须由中央决定。凡属于地方问题，由地方政府机关自主安排和处理。）
附3：国家的性质与国家的本质
国家的性质是指国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规定性，是讲什么是国家。它既包括国家的阶级属性，也包括国家的社会属性，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国家的本质是指国家的阶级性质。它是国家性质中最根本的属性。
附4：的“四不一没有”的承诺：2000年5月20日，上台未稳之时，曾作过所谓“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即“不会宣布‘’，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李登辉的‘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与‘’的问题”。
附5：“三个如果”：中国政府发表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白皮书指出：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来维护中国的和领土完整。
六、疑点难点
1.国家,就是运用强制力量为社会谋福利的。
分析：
(1)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政治权力机关,是利用立法、行政、司法及暴力组织等强制力量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2)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国家不可能为全社会谋福利。国家也有管理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3)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工具,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
2.民主性质越高,民主发展程度就越高。
分析：
(1)民主的阶级性质是制约民主程度的重要因素。不同阶级对民主程度的提高起着阻碍或促进的作用,有的甚至可以改变民主的发展方向。
(2)民主程度的发展对于维护民主阶级性质具有重大的作用。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程度的发展在实质上也是强化阶级统治的一种有效手段和方式。
(3)概念内涵不同。前者是关于民主性质的规定性,后者是关于民主的量的规定性。同一性质的民主,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民主的发展程度存在着差异。民主阶级性的转变和民主实现程度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伴随着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这个国家民主的阶级性质也被改变了。可是,它的民主程度却不能马上达到与之相适应的水平。民主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完善的程度。
3.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是由全体人民直接行使的,这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
分析：
(1)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由人民行使,但不会由全体人民直接行使。
(2)在我国,全体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是间接的,即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3)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家是否由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是直接还是间接,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
4.国家职能就是通过国家机构为全社会服务的。
分析：
(1)命题肯定了国家职能是通过国家机构来执行的,这是正确的。因为政权机关的建设、国家政权机构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影响国家职能的发挥。
(2)但说国家职能是为全社会服务的,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国家职能是指国家在实现阶级统治中所负的职责和功能,即国家的基本作用。它是由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的,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不可能为全社会服务。国家也有管理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职能,是为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5．正确理解""与"专制"的联系与区别。
分析：
(1)"专制"是与民主制相对立的一种国家制度。是统治阶级依靠国家暴力对被统治阶级实行的政治统治。任何国家都具有的职能,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因此,专制离不开。
(2)但作为国家制度,可以是专制制度,也可以是民主制度。所以,不一定专制。
6．正确区分国家政权形式同国家结构形式。
分析：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结构形式同属国家形式,但两者有严格的区别。前者指政权如何组织,后者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7．正确区分当代国家政体的基本类型。
分析：
(1)注意区分君主立宪制与君主专制。两者虽然都属于君主制,即国家以世袭的君主为国家元首,但前者属于民主政体,后者属于专制政体。
(2)注意区分议会君主制与议会共和制。两者的共同特征是议会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而国家元首只拥有虚位,没有实权。但是,前者作为国家元首的君主是世袭的,而后者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是由选举产生的,并有任期限制。这也是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的根本区别所在。
(3)注意区分议会共和制和总统共和制。两者都是根据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原则来组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但是,前者政府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而后者的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政党能否上台执政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而在于在总统选举中能否取胜。
8．正确区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个问题。
分析：
(1)要正确区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两个概念。前者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后者是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2)正确区分"最高权力机关"与"权力机关"两个概念。前者在我国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者则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3)正确区分"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两个概念。前者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后者是指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
(4)正确区分"人民代表大会制"与"人民民主"两个概念。前者是指我国的政体,后者是指我国的国体。我国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国的国家性质。
七、过关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在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意的。)
1．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国之所以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因为
a.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
B．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C.人民民主具有新的时代内容
D．我国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特点
2．从2002年9月下旬到10月下旬，广东省汕头市任何一位市民都可以参与对市直机关作风的评议活动。这说明
a.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
B．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行使国家权力
C．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D.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由人民行使最高监督权
3．2002年11月6日，云南省现行公开文件咨询服务中正式向社会开放，公民只要出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查阅1991—2000年云南省级各机关的不的政策性、法规性文件，行使对“红头文件”的知情权。这说明
a.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B.民主和是辩证统一的
C．我国的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真实性D.我国的人民民主有法律和制度保障
4．2002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村里的事村民管，自己投票选‘村官’。拆掉干群之间墙，架起沟通连心桥”。这是我国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出现的新气象。这表明
a.我国公民享有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B．我国公民享有真正广泛的民主
C.我国的民主达到了完善的程度D．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发展
5．国家助学贷款是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推动的、由国有商业银行向经济困难的本专科生、研究生发放的，用于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并由国家财政给予50％贴息，不要经济担保的一种信用助学贷款。从政治常识角度看，这一措施体现了
①国家履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职能②我国信用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③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④国家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6．2002年7月l日到8月31日，文化部、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开展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治理行动。期间要求各地一律停止审批新的“网吧”，不得审核批准现有“网吧”增添或更新设备。这一行动是
a．履行国家职能，整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B．进一步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C．依法打击国内敌对分子，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D．为了巩固人民民主的阶级基础
7．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
①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心，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
②加强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③在全体人民中进行“四有”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④组织和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8．2002年8月17日,北京市东城区九道弯社区，通过直选、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新一届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代表会议代表，社会成员直选社区当家人，这在北京市还是第一次。在这次选举活动中，所有选民直接参加选举；首次实行差额选举；所有候选人的产生都通过民主程序，或自己报名，或10人以上联名推荐；所有候选人都多次在不同场合与选民见面，回答问题，进行竞争。这样做
a．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B．是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的具体体现
C．说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D．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
9．直选、差额选举社区自治组织，是加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必将大大提高
a.居民的民主观念、民主素质和民主能力B．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C．公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能力D．国家权力机关决策的科学性
10．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必须
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②切实让人民群众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③保证人民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作用
④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③④
(二)、不定项选择(在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至少有一项是符合题意的。)
11．2002年8月1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热遍北京城的2002式个件车号牌亮相的第一天．人们预想的各种搞笑车号竞相“出炉”，然而却也出现了"USa一911”和“黄色”车号，据说是车主刻意追求的。以他国的“国难”作为搞笑素材，车号也要“染”作“黄色”，这种行为让人吃惊。这说明
a.国家必须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B．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重要保证
C.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D．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想
12．2002年7月3日，国务院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专项规划》、《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会议要求，要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积极应用信息技术，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走出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全面推进现代化。由此可见
a.国家职能是国家在阶级统治中的职责和功能
B．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对社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C.实施宏观调控是国家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
D.搞好社会公共服务是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要条件
13．最近，广东省各级人大加大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话事权”。今后政府用钱要经过人大审批，钱花得是否有效也将纳人人大监督范围。人大不仅要审计政府花了多少钱，还要审计花钱的“效率”，此之谓“绩效审计”。人大通过绩效审计，为政府当好“钱管家”表明
a.我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B．我国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已充分实现
C.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政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D.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审计机关
14．2002年8月3日，台湾当局领导人在向极端组织“世台会”发表讲话时，公然声称“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鼓吹“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至此，彻底暴露了“”的真面目。这表明
a.不顾台湾人民求安定、求和平、希望稳定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愿望，要把台湾引向灾难的深渊
B．以“一边一国”论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
C.阶级斗争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D．我们解决一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
(三)、简答
15．材料一：从2002年7月113到8月31日，文化部、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开展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治理行动，期间要求各地一律停止审批新的“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也不得审核批准现有“网吧"增添或更新设备。
材料二：2002年7月1413，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出台《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从8月1日起施行。规定加强了对互联网出版的监督管理，并明确规定了互联网出版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运用所学有关国家知识回答：
①上述两则材料体现了我国政府的什么职能?
②国家为什么要行使上述职能?
(四)、辨析
16．背景：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辨题：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国家机关为民作主。
(五)、论述
17．材料一：2002年8月3日，台湾当局领导人在向极端组织“世台会”发表讲话时，公然声称“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鼓吹“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受到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表示只承认一个中国。
材料二：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言行。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①结合材料一，运用所学政治常识知识，剖析的上述谬论。
②在解决上，说明我们为什么既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但又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高三政治第一轮复习讲义(十四)答案
1.a2.C3.C4.D5.C6.a7.B8.B9.a10.D
11.aC12.BCD13.aC14.aBD
15.①上述两则材料共同体现了我国政府依法行使文化职能,即国家组织和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职能。
②国家行使上述职能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而且为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第二，加强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尚，有助于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如果放任错误、反动、腐朽的思想意识泛滥，会极大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第三，互联网上各种有害信息的传播，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危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国家必须对网吧进行专项治理，将网上出版纳入规范、有序管理。
16.①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②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国家机关代表人民群众行使民利，为民作主。一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自治组织依法自治，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务。
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在不断的发展。在坚持和完善国家机关为民作主的同时，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利，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因此，要加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加强社区民主建设，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实行厂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因此，题目观点是片面的。
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篇9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提出以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得到热烈响应和广泛赞同。中央从2月19日到25日在我们中央党校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2月19日，锦涛同志在研讨班开班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重大意义、科学内涵、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认识、全面把握和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这里，我想就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认识问题，谈谈我的学习体会。
第一，中央为什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有的同志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现实社会是不和谐的？我认为不能这么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是我们党主动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国体、政体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6年的持续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因而当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现在是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的和谐程度与和谐水平。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明我们党清醒地把握住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清醒地把握住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
第二，应当如何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锦涛同志在这次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明确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基本特征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既是并列关系，又是包含关系。同时，这六个基本特征还告诉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我们的一个治国理想，又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结果。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讲物质利益原则，又要注重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
第三，怎样理解维护和实现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环节。锦涛同志在这次研讨班讲话中指出，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他还强调，在促进发展的同时，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当前，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出发，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应当看到，为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党和国家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已经进行了许多努力，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还不够，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积极探索。我们要按照锦涛同志在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提出的要求，抓紧研究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抓紧建立社会保障的长效机制。
在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相对的、具体的，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要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应当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这个实际出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既充分重视、严肃对待，又不超越阶段、吊高胃口；既要重视访贫问苦，也不忽视访贤问能。从长远发展来看，要按照十六大的要求，从政策导向上积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采取抓中间、带两头的办法，努力做到增富减贫、促富济贫，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差别无矛盾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价值目标与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的统一，它不是静态的完美，而是动态的协调。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无差别社会，更不可能是没有任何矛盾和问题的社会。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够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包括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我们既要坦诚地承认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又要努力地为解决这些矛盾、缩小这些差距而奋斗。如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需要经过长期奋斗、不懈努力才能实现。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谐社会建设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因此，我们既要把握目标与过程的统一，又要把握长远性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统一。要坚持从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决不可操之过急，决不可急于求成。必须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来落实，必须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来着手，必须从能够办得到的事情做起，坚持不刮风、不攀比；不吊高群众胃口，不提脱离实际的口号，不搞限时限刻的承诺，坚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加以推进。
第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属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范畴，两者的现实起点一致、目标一致、实践过程一致，它们是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的。作为社会建设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六个更加”的标志性要求，明确地包含了“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作为社会建设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更高、时间更长、任务更重，我们在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还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长期奋斗。
第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因而也是统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好，“五个统筹”也好，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等方面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是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从社会关系、社会状态方面反映和检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成效，是从和谐的角度促发展。
第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四个尊重”方针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得到最广泛最充分调动的社会。锦涛同志在这次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阐述。“四个尊重”所强调的主要是活力问题、效率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贯彻“四个尊重”方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激发活力、提高效率来进一步促进发展。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党执政兴国才有稳固根基，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才有雄厚基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有现实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根本前提。
我们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中，既要充分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阶层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既要重视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又要重视解决好劳动关系、劳资关系方面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各地注意保持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而人为压低职工工资，损害职工群众的利益。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新形势下，全社会都要牢固树立善待进城务工农民、关爱进城务工农民的观念，从促进劳动关系、劳资关系和谐的高度，关心进城务工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就新在一个“和”字上，我国所坚持的发展道路，对外是和平发展，而不是靠武力扩张去掠夺别国资源；对内是和谐发展，而不是靠拼消耗去搞掠夺式经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在当前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因而，就业压力相当大，解决就业矛盾的任务相当繁重。这个基本国情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扩大就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调控目标，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一定要同时考虑相应的就业政策，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统一，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相和谐。
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篇10
【关键词】国家结构特色必然性
单一制作为一种国家结构形式，是指由若干不享有独立的一般行政区域单位组成统一国家的制度，它和复合制相对。在当代国家结构中，单一制与联邦制（复合制的一种）是主要形式。我国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它是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相结合的。
当代中国单一制的特色
特色之一：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结合。从理论和各国的经验上讲，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制度大都实行于民族或文化结构比较简单的国家。然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制度，除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关外，还与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特殊性有关。对一个国家而言，解决好民族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保障国家完整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进行民主革命过程中，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结构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内民族格局、民族关系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恰当地结合起来，最终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政策和制度。这既尊重了中华民族格局上统一数千年的历史，又充分肯定了民族结构上多元性的存在。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总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各民族自治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个民族自治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但是，享有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和实质所在。建基于自治权所形成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不只是地方上的国家行政机关，同时又是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因此，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和一般地方政府相比，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享有较大自。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各个民族地区的实践和发展现状来看，中央政府和民族自治机关的关系同中央和一般地方政府的关系的区别并不是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体制和结构上看，各级民族自治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指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从各个民族自治地方自身的情况看，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理等方面因素，民族自治所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朝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基础非常薄弱，其对中央政府有较强较大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限制了其自治权的行使和发挥；从全国经济运行模式和方式上看，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模式把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全部纳入到国家统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框架当中，自然也会影响其自治权的充分实施和发挥。当然，在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随之调整，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制度下，正在形成一种有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
特色之二：与特别行政区制度结合。特别行政区制度是中国以“一国两制”构想为指导，为解决香港、澳门、，实现祖国统一而创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由邓小平首先提出的，其核心是：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港澳台地区作为特别行政区而存在，其现有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长期不变，享有高度充分的自治权。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就为特别行政区的建立和存在提供了宪法的保障和依据，也明确了其发展的合法性。
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属于国家和国家整体权益范围的事务全部由中央直接全权管理和负责，特别行政区必须无条件服从；属于特别行政区管辖的地方性事务，由特别行政区自己管理，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应由中央监督的以外，中央不加干涉。显然，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它与一般地方政府以及民族自治机关的关系。这种不同源于港、澳、台地区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特殊情况，以及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客观存在的重大差异。
对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制度的中国而言，推行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对其必要的、可行的补充，它使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增添了新的特色。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初步实践已开始证明，这一特色既不会改变整个国家的单一制结构制度，又有利于解决和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港澳台问题，既尊重这些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差异，又有利于促进与保障中国的统一。
当代中国实行单一制的原因
新中国选定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制度，是由多种合力所促成的。除了上面提及的民族问题和历史问题，还有以下主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