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篇1
关键词：教育期望；家庭背景；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12日
一、引言
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学生的教育期望会对学生自身的教育期望产生影响，进而对其未来学业成绩、教育获得、地位获得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教育期望虽然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但是可以作为一种正向的心理能力，激励青少年更加勇敢的追求学业上的成功。作为影响教育成就进而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变量，关注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国外有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倾向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不足，同时对低收入家庭孩子进行教育投资的边际回报高于高收入家庭。目前，oeCD国家的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提升低收入家庭对更高级别的教育的渴望，并将之视为一种提升国家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力的手段，中国同样也需要关注这些问题。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老龄化，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中国需要完成从人口数量与结构优势向人口质量优势的转变，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然而有研究发现，我国贫穷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20%以上，初中阶段的辍学率高达25%，这意味着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期望，我国未来将有大量劳动力无法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对工人的要求，同时为我国未来埋下人力资本赤字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隐患。对教育期望差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教育不平等，为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降低教育不平等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关于家庭教育期望的理论研究
对教育期望的界定有教育抱负和教育期待之分，前者是对具有某种社会属性渴望的一种反思，后者则是人们基于对自身位置和社会运行的理解所设定的更为现实的目标，然而在实际测量中，通常较难对两者进行区分。本文所指的教育期望同时包含了上述两种含义，同时还包含了家庭未来的教育投资需求或预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含义，即家庭对未来教育投资的计划或者主观选择。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人们在进行预期时也会追求最优化，因此本文认为家庭教育期望和实际的教育投资决策具有相似的理论基础。
Becker基于物质资本的投资理论，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他提出人力资本投资的目标是一生收入最大化，而投资的收益、风险和流动性是影响人力资本最优投资量的三大主要因素，其他大部分因素，如家庭收入、年龄、健康、性别、能力等，对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都可以通过这三个因素进行解释。由此推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或许可以通过降低教育投资的流动性约束和失败风险提高家庭的教育期望，而区域经济和教育发展或许可以分别通过提高教育回报率和降低教育投资失败的风险来提高家庭的教育期望。
三、我国家庭教育期望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一）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影响家庭教育期望的因素可以分为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两类。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中关注较多的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社会学广泛研究的一个特征，具有多种测量方式，但是大部分都包含了对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量化指标的考虑。受数据的限制，大部分研究主要对局部地区或特定群体进行分析，有学者分别对局部地区的弱势群体，如农民、流动儿童和残疾人家庭等进行分析，结果均发现，家庭收入和父母的教育水平分别与家庭教育期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刘保中等使用全国范围的调查样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陈旭峰使用某市农村学校的数据，王进和汪宁宁使用广州市的数据，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的非经济因素比经济因素对教育期望的影响更大，而宋阳使用南京市中学生的调查数据发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教育期望，而家庭收入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则不显著。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家庭层面的其他特征和家庭教育期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李丹使用广西荔浦的调查数据发现，父母的健康状况越好、对陌生人信任度越高和社会公平认同度的认同度越低，则家庭的教育期望越高。王思琦和柴万万通过对作为全国贫困县的河北省西部太行山区的一个县调研发现，农民家庭的教育期望会随着子女年级上升而下降，同时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倾向于成绩较好前景明朗的子女及男性后代，教育前景而非经济因素是决定教育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与之相似，胡咏梅和杨素红使用西部五省区农村小学的数据发现，学生的学业成绩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教育期望。此外，刘保中等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发现，子女数量越少、孩子性别为男孩、具有城市户籍，以及民族为汉族则家庭的教育期望越高。
（二）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关注较多的是教育回报率，此外少量研究关注了升学率、文化和收入风险。早期的研究中，钟宇平和陆根书使用1998年对中国北京、南京、西安三地14所高校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部分实证结果不支持教育回报上升可以提高家庭教育期望这一观点，并认为这可能和缺乏高等教育成本与收益方面的信息，或不能以经济理性的方式按照成本收益做出决策，或个体承受很大的“按计划地”完成教育的压力等因素有关。后续研究，较少考虑真实的教育回报，大部分考虑的是家庭主观预期的教育回报，但结果基本上都支持教育回报上升可以促进家庭教育期望的观点。陈沁和袁志刚认为土地和高教育都具有“失业保险”的功能因此彼此之间具有替代效应，他们使用1989～2006年“中国家庭健康调查”（CHnS）的数据发现，当教育回报减少时，土地对教育的替代作用增加，即土地拥有量越多，则辍学率越高。廖桂蓉的研究发现，藏区贫困牧民对学校教育往往抱有过高期望，而当现实的教育回报率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时，会降低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研究分析了教育收益对高等教育类型选择的影响，许祥云和张凡永使用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实证研究”课题组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发现由于家庭倾向于低估高职教育的收益，同时高估本科教育的收益，使得家庭选择高职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与之相似，杨钋和翁秋怡使用2011年度“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新生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收入预期越低，越倾向于选择大专而非本科学历，越倾向于选择低选拔性的一般院校而非“985”和“211”高校，他们认为这种选择是为了降低教育成本。此外，廖娟等使用2007年在北京六所高校所做的“研究生教育态度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预期收入对选择研究生教育有显著影响，本科毕业时的收入越高，越愿意直接就业而不是继续读书，预期硕士毕业时收入越高，则越愿意选择继续攻读硕士。
此外，一些学者对其他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和家庭教育期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杨春华使用2000年长春市和乌鲁木齐市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任何一个职业层或学历层，期待孩子拥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的父母占比，长春市高于乌鲁木齐市，他通过对比《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的数据，认为两地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方面相似，而1999年高等教育机构（含中专）的招生数，前者为82.2%远高于后者的37.1%，由此判断，升学率是影响家庭教育期望的重要因素。同时一些学者通过对局部地区的调研发现，农村的教育期望较低，并存在严重的辍学问题，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农村学生在高等教育数量获得和质量获得方面均处于相对劣势；（2）对部分贫困的农村地区而言高等教育的教育费用较高；（3）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而大部分农村毕业生，从事非正规就业、低职业地位、低收入和边缘行业的概率高，教育投资结果和教育投资期望的偏差越来越大降低了部分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热情；（4）农村社会逐渐形成和传播新“读书无用论”的观点。
四、结论
国内现有的关于教育期望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家庭特征对教育期望的影响，即使涉及区域差异的影响也仅涉及城乡差异，没有对整体各区域间教育期望的差异进行分析，此外只是简单的使用虚拟变量检测了教育期望的城乡差异，没有深入讨论其影响机制。目前，几乎没有学者使用2000年以后的全国范围的数据研究地区间真实的教育回报和教育发展差异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
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教育的快速扩张。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阶层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始终存在，区域间的教育不平等是教育不平等很大的一个构成部分，同时部分欠发达地区面临辍学率较高等问题。对教育期望地区差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教育不平等，为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降低教育不平等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因此区域发展特征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应成为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CampbellRt.Statusattainmentresearch：endofthebeginningorbeginningoftheend[J].Sociologyofeducation，1983.
[2]armstronga.BeliefinaJustworldandChildren'stestScores[R].workingpaper005，HumanCapitalandeconomicopportunity，2011.
[3]王甫勤，时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4.
[4]Caucuttem，LochnerL，parkY.Correlation，Consumption，Confusion，orConstraints：whydopoorChildrenperformsopoorly？[R].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2015.
[5]Galet，parkerS.toaspire：asystematicreflectiononunderstandingaspirationsinhighereducation[J].theaustralianeducationalResearcher，2015.42.2.
[6]汪伟.中国如何应对未来的劳动力短缺[J].社会科学报，2016.1.
[7]Zhang，L.，Yi，H.，Luo，R.，Liu，C.，&Rozelle，S..thehumancapitalrootsofthemiddleincometrap：thecaseofChina[J].agriculturaleconomics，2013.44.s1.
[8]刘谦.迟疑的“大学梦”――对北京随迁子女教育愿望的人类学分析[J].教育研究，2015.1.
[9]BeckerGS.investmentinhumancapital：atheoreticalanalysis[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62.
[10]BradleyRH，CorwynRF.Socioeconomicstatusandchilddevelopment[J].annualreviewofpsychology，2002.53.1.
[11]李丹，刘澈元，胡天阳.泛北部湾中国区域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研究――基于对广西荔浦与全州两县的抽样调查[J].开发研究，2013.
[12]刘守义，王春禄，刘佳君，韩惠鹏.农村母亲文化程度对家庭教育投资目的与期望影响的统计考察[J].统计与决策，2009.
[13]马国庆.北京市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和教育选择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8.
[14]申南乔.甘肃省农村残疾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的实证研究[D].兰州大学，2009.
[15]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与家庭教育期望[J].青年研究，2014.
[16]陈旭峰.农民地位代际流动何以可能？――农民市民化水平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3.
[17]王进，汪宁宁.教育选择：理性还是文化――基于广州市的实证调查[J].社会学研究，2013.
[18]宋阳.家庭背景、父母期望与子女高中教育获得性别差异[D].南京大学，2012.
[19]王思琦，柴万万.“过日子”逻辑与农民的教育选择[J].北京社会科学，2015.
[20]胡咏梅，杨素红.学生学业成绩与教育期望关系研究――基于西部五省区农村小学的实证分析[J].天中学刊，2010.
[21]钟宇平，陆根书.人力资本理论基本假设的检验：对中国大学生的个案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22]陈沁，袁志刚.土地替代教育――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家庭的教育选择[J].经济学（季刊），2013.
[23]廖桂蓉.教育期望与贫困陷阱：对藏区牧民持续贫困的一种解释[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24]许祥云，张凡永.分类高考背景下家庭高等教育选择的差异及启示[J].教育与经济，2015.
[25]杨钋，翁秋怡.高等教育扩招背景下收入预期对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J].教育发展研究，2014.
[26]廖娟，JoopHartog，丁小浩.预期收入、风险与教育选择――来自北京六所高校的经验证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篇2
关键词：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经济收入家庭教育水平心理健康
从古到今，大量贫困家庭的学子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案例屡见不鲜，主流媒体对此的报道和过度宣传会让人误以为“寒门”和“人才”、“成功”存在紧密联系，似乎出身寒门者更容易成才并获得成功。然而，较少为人关注的是，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
大量研究显示健康不仅是指身体、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当代医学模式的改革上，出现了由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趋势。心理健康对于人类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当代各类群体中，虽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其他群体，但在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发现率要高于其他群体。至今，全国各高校已发生多起心理不健康致死案件，其中多起事件起因与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有关。
一、家庭经济困难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一）家庭经济困难界定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存在的问题
教育部、财政部2007年颁发的8号文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了界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各高校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通常衡量家庭经济困难程度会参考各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当前，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重要意义。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资助体系。各高校按照国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逐步建立起各自的操作模式。
然而，在各地各高校的实际认定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如何准确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其困难程度上存在一定难度。按照教育部、财政部的指导意见，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需要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并持该表到家庭所在地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以证明其家庭经济状况。但是现实社会中会存在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也能盖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的公章，甚至存在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盖公章时却被拒之门外的现象。此外，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一，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状况存在差别，因此，来源于不同地区和城乡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评判标准的相对性，在认定工作中不能以家庭经济状况为单一指标进行衡量。一些研究者引入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多维因子来衡量学生家庭情况，这将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更加客观并符合实际情况。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界定及衡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家庭环境。社会学研究显示，起初的家庭环境量表主要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即测量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最近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是简单的单一变量，它反映了个体的人格特质及其所处环境的特点，包括：较高的智力、勤奋、坚定、上进、长辈的鼓励乃至婚姻状态等诸多因素[1]。例如Cassidy和Lynn所做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个体在16岁时的智力、成就动机、外向性、心理稳定性和所受到的父母鼓励等因素，能有效地预测其到23岁时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2]。由此可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是家庭经济和教育水平的代表，更反映了父母乃至其祖父母的多种人格特质，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家庭环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Status）是家庭成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衡量，根据家庭成员获得或控制的社会资源数量进行的社会层级划分。这些社会资源通常包括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概念已经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用以衡量个体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
当前对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测量通常从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及职业等级三个维度进行。不同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需要会选择不同的维度，有的选择其中一种，也有的研究者综合几种。但是，研究者发现，在职业等级评价上还存在诸多的缺陷，比如不适合测量无工作的人，而且职业等级的划分会过于主观化，导致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分类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性。综上，更多的研究者使用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两个指标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过大的差异成为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通过对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查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呈现显著相关性。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妨碍学生的心理发展。
（一）低家庭经济收入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人数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一群体总数的五分之一，而普通大学生心理不正常的人数是普通大学生这一群体总数的十分之一。很多研究者在探究不同地区家庭经济情况对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的影响时，发现较高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要优于来自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总体而言，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低于较高家庭收入大学生。
1.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
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研究显示，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度偏低，他们缺乏可使用的支持因素，他们对社会支持的感受性也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因此，在面对压力时无法获得及时、必要的心理支持，从而影响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3]，这可能与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体验到的压力源更多及压力值相对较高有关。有研究显示，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面对的压力源与一般大学生存在差别，家庭经济困难通常是造成他们焦虑等负性情绪的首要生活事件。此外，与普通大学生相比，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自我体验到的压力更大。
2.消极情绪发生率更高，自评症状显著存在。
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中，普遍存在自卑、封闭、焦虑、敏感、敌对等负性情绪。与普通大学生相比，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时，他们的心理问题更加可能以躯体病痛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会更内向、存在更多的内心冲突，道德更加自律，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敏感，并且敌对情绪更容易发生。其中，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女生更容易表现出恐怖、焦虑及人际敏感。
目前，在考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90项症状清单是常用的测量工具。最近，常被用于各高校筛查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心理问题发生率较高。研究表明，除精神病性以外的所有项目，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等，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均显著高于非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4]。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较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学生是发生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
部分来自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学生由于经济拮据，视野局限和交往能力欠缺，一时无力改变现状，容易产生敏感、自卑，继而出现抑郁、焦虑、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弥散性的仇视心理而出现偏执、敌对等一系列偏激的心理行为[5]。因此，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更需要身边人的关怀、尊重、支持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二）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
大学生在身体、心理发育过程中，外界不良环境因素极易使得他们产生各类心理问题。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及计划生育导致的独生子女的普遍性，父母对子女的各项要求越来越高。可是对于如何正确引导儿女心理健康成长，对很多家长来说，是很难把握和调控的。有研究显示，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其《90项症状清单》各症状因子分值越高。
有研究显示，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学生获得社会支持呈现出显著性的相关，父母受教育水平低，即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学生获得社会支持较少，尤其是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较少。有学者认为，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虽然感受到的支持不是客观显示，但是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变量/中介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有研究发现，主观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极为重大，主观支持水平低的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较低。
三、结语
在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评定学生困难与否或者困难等级的主要标准是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或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和城市农村的双重差异，来自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城市、农村的学生，他们的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导致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判别标准是相对的。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时不能以单一的家庭经济状况标准来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含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三个维度，只有综合这三个维度才能更好地衡量家庭的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的过大差异成为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在心理健康状况与拥有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相比，有显著性的差异。在家庭收入这一维度上，低家庭收入学生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在《90项症状清单》的测量中，他们在除了精神病性的其他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上，呈现出较高的水平。在父母受教育程度上这一维度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学生，其《90项症状清单》各症状因子分值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因此，在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资助中，国家、学校除了要给予学生经济资助外，更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心理上的帮助与扶持。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工作者应该通过各种个体心理咨询和团体辅导方法引导、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接纳自己；高校学生工作人员可以为他们提供条件改善自身经济水平，如勤工俭学等，并协助他们通过各种合理途径改变现状；各高校管理层可以从制度上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使他们在实践中自强自立，走出自卑、敏感的阴影。
参考文献：
[1]任春荣.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测量技术.教育学报，2010（10）.
[2]叶婷，吴慧婷.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感恩的补偿和调节效应.心理学探新，2012（32）.
[3]佟月华.低收入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2003（4）.
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篇3
关键词：制度变迁；基础教育；公平
前言
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城市社会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良好基础教育机会的获得越来越与经济能力挂钩，低收入者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获得良好基础教育机会减少。如此的后果是造成弱势群体的代际复制。子代由于缺少好的基础教育机会，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最终失去了获得好的职业和拥有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机会。基于此，基础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维护基础教育公平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有效举措。
一
我国现有基础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坚持方便与公平的原则。政策上的就近入学避开了人为地选择学校，使得辖区内的居民，无论贫富，无论是否有正式工作，其家庭子女都有公平的入学机会。不同学区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同会造成这些地区教育公平的障碍。正是因为教育资源的差别存在，城市居民的理性选择应当是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这种选择一直受到就近入学政策的限制，如果想突破限制，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将户口迁移到好的学区之中；二是通过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来择校。户口迁移的前提条件是自己要在好的学区中拥有住房，但是在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大多为单位分配或者时代承袭，很难有机会自主选择居住的区域，因此这种居住模式决定了这种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
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城市社会成员具有了选择商品住宅的自由，基于使子女能够接受优质教育的要求，住房资源与教育资源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住房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住房制度改革增加了人们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度，从而也增加了有选择性获得公共资源的机会。按照一般的假设，富裕者会通过自己购买商品房的行为选择居住地，有效利用基础教育中“就近入学”的政策，使得子女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相关研究提出，在城市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中，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制度会促使父母在住房市场上用脚投票为子女选择更好的学校，从而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均等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1]。这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居住地与基础教育之间的关系，然而，假设本身也受到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个方面是现有的基础教育学校都有“择校”的政策。即不在基础教育法定片区的居民通过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取得该校的入学资格；第二个方面是所谓的“就近入学”并非指的是实际居住之“近”，而是户口所在地之近。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法规规定的就近是就户籍所在地之近，而非实际居住地之近。这就说明，城市居民要获得好的基础教育资源并非必须居住在“好学校”片区，居民一方面可以通过“借读”选择进入好的基础教育学校，另一方面可以将户口保留在好学校的片区之内，即便是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发生分离，仍然可以运用就近入学政策获得好的基础教育。
二
通过选择住房和户口来获得好的基础教育资源的前提是家庭要拥有这种选择的经济能力，以达到间接择校的目的。显然，围绕教育资源展开的竞争将炒高好学区周边的房产价格，而较高的商品房价使得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难以用购房的方式来实现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其后果是在社区空间上产生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离，因而导致了社区的分化。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对城市社区的影响上，也必然导致"生态隔离"的现象。社会各界层的不同需要促使商业社区的建设出现不同的档次和品位，为人门提供了多种选择余地。根据新开发的商业社区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开发商投资力度也不一样。在交通便利、自然景观较好的地段，小区建设的档次往往比较高。除了住宅建设的高档次之外，这类社区往往还拥有先进的基础教育设施。
在城市社区尚没有明显分化的情况下，住房困难群体与富裕群体基本上可以共同拥有基础教育资源。城市的拆迁改造以及地方政府为困难家庭推出的保障性住房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但是，这种居住条件的改善与获得良好基础教育之间发生了矛盾。要改善住房条件，一般就要改变居住地，户口就要迁移，如果原来的户口处在好的学区内，那么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会失去获得良好基础教育的机会。在这个矛盾中，弱势群体不同于城市的富裕家庭，他们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他们原来在城市中心并非无房可居，改善住房条件固然是自身愿望，更是形势所迫。因为城市形象要更新，市中心的居住标准要提高，这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愿望。开发商本质上根本不会关心城市更新过程和更新目标本身，他们关心的是这个过程带来的利润。借助于市场对城市中心居住标准的重新设定，政府让中低收入阶层欲哭无泪地离开城市中心[2]190。因此，在维持不变的"就近入学"的政策框架下，居住区域的变化意味着城市困难群体原来拥有的基础教育机会的变化。
住房保障是地方政府维护居住公平的重要举措，但是一般对于居住公平的理解是基于侠义的住房面积和质量，实际上广义的居住公平应当包括由于居住所影响的一切社会权利，教育公平就是其中的权利之一。保障住房的提供者是政府，而政府又有着自身特定的利益诉求。如果地方政府是注重地方财政收入而非特别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那么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很有可能会减少低收入家庭的基础教育资源。在对公共资源的争夺中，低收入家庭总是处在弱势地位。在现实中许多事例表明，保障性住房一般处在比较偏僻、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地区。这就使得本来诉求平等教育机会的就近入学政策与住房政策产生交互作用，因而导致弱势群体的阶层传递，并进一步引发城市社区之间的隔离。如果没有政府的合理规制，任其自然发展下去，那么很有可能形成城市社会阶层之间居住区和公共资源的双重隔离，进而导致城市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要避免这样的后果，需要地方政府统筹协调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维护基础教育的公正性。
三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城镇弱势群体能否拥有公正的基础教育机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基础教育的质量会影响到儿童未来的发展机会，所以弱势群体家庭的子女能否获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对于摆脱弱势地位的阶层传递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鉴于此，在住房制度改革以后，特别是近期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过程之中，更应当关注住房政策与基础教育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资源的提供者，更应当从宏观的视角兼顾不同制度之间交互作用的效果，以避免政策实施带来的社会其他方面的负面效果，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就近入学是基础教育领域多年来始终坚持的一项政策设置，具有经济性、方便性和特定条件下的公正性。就近入学政策不但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与之类似的政策设置。针对改革过程中区域间基础教育机会的公正性所遇到的挑战，很难通过改变就近入学的政策本身来解决，而应该通过调整其他政策以便与就近入学政策相适应，维护基础教育的机会公正。
首先，政府应当更加注重基础教育设施的均衡配置，并且尽量避免阶层间的居住隔离。目前，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必然加剧不同社区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要避免基础教育质量的地区差别，必须在住房商品化过程中将基础教育资源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来均衡配置，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关注城市不同区域的均衡分布。 其次，在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辅之以优良的基础教育资源。弱势家庭收入较低，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就近入学对于他们更为重要。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建设能够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但是同时要考虑到由户口迁移带来的子女入学方面的影响。应当合理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促成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在城市低收入家庭聚居的地区，应当着重优化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无论从基础设施方面还是从师资力量方面都予以重点倾斜。
第三，在基础教育领域注重发挥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作用，维护基础教育的公正与效率。如果在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情况下任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那么在基础教育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城市弱势群体的家庭获得良好基础教育的机会就会相对减少，这就违背了教育的公正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维护基础教育机会公正，又不能剥夺富裕家庭的选择权力，应当通过协调公共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协调作用推进基础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
参考文献：
[1]丁维莉，章元.局部改革与公共政策效果的交互性和复杂性[J].经济研究，2009，(6).
[2]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
Systemreformandbasiceducationopportunitiesfairness
wanGBing-xin1，wUZhong-zhe2，Kennethm.Greenwood1
（RmitUniversitymelbourne3001；ShanDongeconomic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篇4
一我国现有基础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坚持方便与公平的原则。
政策上的就近入学避开了人为地选择学校，使得辖区内的居民，无论贫富，无论是否有正式工作，其家庭子女都有公平的入学机会。不同学区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同会造成这些地区教育公平的障碍。正是因为教育资源的差别存在，城市居民的理性选择应当是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这种选择一直受到就近入学政策的限制，如果想突破限制，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将户口迁移到好的学区之中；二是通过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来择校。户口迁移的前提条件是自己要在好的学区中拥有住房，但是在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大多为单位分配或者时代承袭，很难有机会自主选择居住的区域，因此这种居住模式决定了这种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
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城市社会成员具有了选择商品住宅的自由，基于使子女能够接受优质教育的要求，住房资源与教育资源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住房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住房制度改革增加了人们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度，从而也增加了有选择性获得公共资源的机会。按照一般的假设，富裕者会通过自己购买商品房的行为选择居住地，有效利用基础教育中“就近入学”的政策，使得子女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相关研究提出，在城市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中，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制度会促使父母在住房市场上用脚投票为子女选择更好的学校，从而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均等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这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居住地与基础教育之间的关系，然而，假设本身也受到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个方面是现有的基础教育学校都有“择校”的政策。即不在基础教育法定片区的居民通过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取得该校的入学资格；第二个方面是所谓的“就近入学”并非指的是实际居住之“近”，而是户口所在地之近。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法规规定的就近是就户籍所在地之近，而非实际居住地之近。这就说明，城市居民要获得好的基础教育资源并非必须居住在“好学校”片区，居民一方面可以通过“借读”选择进入好的基础教育学校，另一方面可以将户口保留在好学校的片区之内，即便是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发生分离，仍然可以运用就近入学政策获得好的基础教育。
二通过选择住房和户口来获得好的基础教育资源的前提是家庭要拥有这种选择的经济能力，以达到间接择校的目的。
显然，围绕教育资源展开的竞争将炒高好学区周边的房产价格，而较高的商品房价使得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难以用购房的方式来实现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其后果是在社区空间上产生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离，因而导致了社区的分化。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对城市社区的影响上，也必然导致"生态隔离"的现象。社会各界层的不同需要促使商业社区的建设出现不同的档次和品位，为人门提供了多种选择余地。根据新开发的商业社区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开发商投资力度也不一样。在交通便利、自然景观较好的地段，小区建设的档次往往比较高。除了住宅建设的高档次之外，这类社区往往还拥有先进的基础教育设施。
在城市社区尚没有明显分化的情况下，住房困难群体与富裕群体基本上可以共同拥有基础教育资源。城市的拆迁改造以及地方政府为困难家庭推出的保障性住房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但是，这种居住条件的改善与获得良好基础教育之间发生了矛盾。要改善住房条件，一般就要改变居住地，户口就要迁移，如果原来的户口处在好的学区内，那么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会失去获得良好基础教育的机会。在这个矛盾中，弱势群体不同于城市的富裕家庭，他们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他们原来在城市中心并非无房可居，改善住房条件固然是自身愿望，更是形势所迫。因为城市形象要更新，市中心的居住标准要提高，这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愿望。开发商本质上根本不会关心城市更新过程和更新目标本身，他们关心的是这个过程带来的利润。借助于市场对城市中心居住标准的重新设定，政府让中低收入阶层欲哭无泪地离开城市中心[。因此，在维持不变的"就近入学"的政策框架下，居住区域的变化意味着城市困难群体原来拥有的基础教育机会的变化。
住房保障是地方政府维护居住公平的重要举措，但是一般对于居住公平的理解是基于侠义的住房面积和质量，实际上广义的居住公平应当包括由于居住所影响的一切社会权利，教育公平就是其中的权利之一。保障住房的提供者是政府，而政府又有着自身特定的利益诉求。如果地方政府是注重地方财政收入而非特别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那么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很有可能会减少低收入家庭的基础教育资源。在对公共资源的争夺中，低收入家庭总是处在弱势地位。在现实中许多事例表明，保障性住房一般处在比较偏僻、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地区。这就使得本来诉求平等教育机会的就近入学政策与住房政策产生交互作用，因而导致弱势群体的阶层传递，并进一步引发城市社区之间的隔离。如果没有政府的合理规制，任其自然发展下去，那么很有可能形成城市社会阶层之间居住区和公共资源的双重隔离，进而导致城市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要避免这样的后果，需要地方政府统筹协调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维护基础教育的公正性。
三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城镇弱势群体能否拥有公正的基础教育机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基础教育的质量会影响到儿童未来的发展机会，所以弱势群体家庭的子女能否获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对于摆脱弱势地位的阶层传递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鉴于此，在住房制度改革以后，特别是近期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过程之中，更应当关注住房政策与基础教育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资源的提供者，更应当从宏观的视角兼顾不同制度之间交互作用的效果，以避免政策实施带来的社会其他方面的负面效果，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就近入学是基础教育领域多年来始终坚持的一项政策设置，具有经济性、方便性和特定条件下的公正性。就近入学政策不但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与之类似的政策设置。针对改革过程中区域间基础教育机会的公正性所遇到的挑战，很难通过改变就近入学的政策本身来解决，而应该通过调整其他政策以便与就近入学政策相适应，维护基础教育的机会公正。
首先，政府应当更加注重基础教育设施的均衡配置，并且尽量避免阶层间的居住隔离。目前，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必然加剧不同社区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要避免基础教育质量的地区差别，必须在住房商品化过程中将基础教育资源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来均衡配置，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关注城市不同区域的均衡分布。
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篇5
同时，自治区妇联、教育厅、文明办还联合成立了新疆第一家金钥匙网上家长学校。各地妇联创办了16种家庭教育报纸和刊物，在电视、广播等媒体上开辟了44个家教专栏。新疆各级妇联还把家庭教育融入到了精神文明建设、家庭文明工程和民族团结教育的总体规划之中，为推动新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教育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了解，此次有来自全国16个省、区、市各级妇联、教育部门工作人员230余人参加了“全国家庭教育研修班”培训。与会专家和学者以“学前儿童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基本理念”等为主题与学员们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家教经验。
中国家教百名公益人物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8月29日，中国家庭教育百名公益人物在京揭晓，颁奖会同时举行。荣获“中国家庭教育百名公益人物”称号及“中国家庭教育十佳公益人物”称号的代表从与会领导手中接过了奖牌和奖杯。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会长黄晴宜，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赵东花等领导出席颁奖仪式并为此次被表彰的人物颁奖。赵东花为会议致辞。颁奖会由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邓丽主持。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的部分常务理事、理事，各地妇联的有关领导，各省区市家庭教育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相关课题组成员、专家等近200人参加了颁奖仪式。
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篇6
一、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步人大众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在促进经济发展、加快科技进步、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阶层正常流动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出现了阶层固化的现象，大众高等教育并没有缩小不同社会层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一）社会分层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为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逐渐出现了“社会分层”这一社会学名词，这个名词借用地质学上的专有名词“分层”，按照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能力和机会的不同进行划分。陆学艺研究员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年）中提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成员可划分为以下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二）高等教育起点公平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底层很大、中间阶层没有发育完善的“洋葱头型”，距离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还有不小的差距。高等教育是反映一个人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促进高等教育起点公平是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重要因素，对于实现教育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尤为重要。
（三）社会阶层对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
家庭经济收入是划分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世界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快速发展状态，贫富悬殊已是国际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经济水平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还体现在城市内部与农村内部之间，这种经济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使家庭文化层次也拉开了距离。多方因素综合导致我国高等教育起点公平问题逐渐突出。
1、家庭经济收入对教育期望及高等教育专业选择的影响。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对子女教育程度上的一种期望，一般教育期望与父母的教育投入成正比。教育期望变量在家庭社会层次与学生学业收获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存在，高起点的教育期望带动高质量的教育投入，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带动子女的高质量成长。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父母对孩子的鼓励方面。父母对子女的较高期望往往转化为对子女的正向鼓励、关注度与高质量的教育投入，正向鼓励对孩子保持学习热情、取得较好成绩具有重要作用。高学历文化的父母本身就已接受过高等教育，更能理解高等教育对于一个个体的成长意味着什么，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会不自觉地提高，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会直接朝着培养孩子进入高等教育的方向迈步，尽力给予子女优质的教育资源，更不會为了分担家庭压力让子女提前辍学。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免费政策，学生在读期间还可获得国家的一定补助，之后由于社会各界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国家扩大了高等教育供给量，人才培养费用开始转变为国家、学校及家庭共同承担，且逐年攀升。家庭经济水平的不同对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提出了挑战。在学生高考水平接近的情况下，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在进行专业选择时很少会考虑学费高低，一般会选择管理、经济、法律、艺术、通信等收费较高同时回报也高的专业；而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在专业选择上顾虑偏多，一般会选择教育、农学等学费偏低的专业。我国高校的分布情况受地理区域、人口分布、经济发达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很可能因为生活费开支、录取风险等问题而放弃报考一线城市及学费高昂的热门专业。如，近年来国家推出的免费师范教育，成为了低收入阶层子女的首要选择。
2、家庭文化积累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在布尔迪厄研究中，儿童的教育和职业的雄心与期望是父母和其他相关群体的教育经历和文化生活的产物，这是一个结构确定的产品。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影响教育成就，通过希望与期望、文化风格和知识，阶级差异被转化为不同的教育行为和成就。
家庭经济状况有差别，文化积累情况更是差别甚大，文化分层的标准可以根据家长的最终学历来划分。家庭文化层次高的学生，从小生活在知识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具备高水平文化的父母相对更容易指导孩子具体的学习策略，更容易为孩子提供必备的学习设备并给予指导，更容易了解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需要拥有什么客体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简单来说即是书本、文具等相关用品，并可以引导孩子正确高效地使用这些具体化的文化资本。例如，家庭藏书内容直接影响到学生的眼界与视角，高层次文化阶层藏书内容更为广泛，涉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多个领域，而低层次家庭所购书籍往往和学生所学课程相关；高层次文化阶层家庭收入稳定偏高，地处市区的居多，更容易利用好城市大型图书馆和书店。孩子在求学过程中的情趣爱好、知识储备和阅读量会随着时间逐渐拉大，从而影响其高等教育起点公平。
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高层次文化阶层往往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与家庭氛围，更加注重子女人际交往、个性特长、价值观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子女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更容易形成自身成长过程中的文化积累，在高等教育起点阶段占得先机。另外，处在文化分层上游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子女学习时能进行辅导答疑，并指导孩子更有效的学习方法与技巧，这种文化资本往往是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内生性家庭因素，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稳定的文化资本。
3、家庭社会关系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择校风”在学生义务教育阶段便已经刮起来，社会分层上游的家庭不免会出现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让子女进入基础设施较好、师资条件强、教学质量优的重点学校进行学习的现象。义务教育阶段虽然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按照划片入学的方式进入不同的学校，但有一定社会网络的家长，会想尽办法进入重点学校，甚至不惜重金购买学区房为以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处于社会分层下游的家庭没有这种“变通”能力，其子女很难有机会进入所谓的“重点学校”。这些能够进入重点学校的关系生，经过三年的高中生涯，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资源，相较于大多数出身于社会分层下游家庭的孩子在高考时占有了一定的优势。
二、推进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策略
（一）转变思路，促进机会均等
1、缩小阶层收入差距。社会经济层次较高的阶层往往比经济较低阶层更容易获取教育资源。而社会阶层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性现象，经济收入的差距不可避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消除差距，而是要把财富分配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所以，要想促进高等教育起点公平，就要加强国民收入的调控能力，按照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的贡献比进行合理分配，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收入，提高社会分层中居于中间的人口数量，调整工资过高群体收入，缩小各阶层经济收入差距，尽可能实现高等教育起点公平。
2、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我国城乡教育资源分配、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源分配，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资源分配均存在不平衡的现象，这些不均衡现象也是引起我国高等教育起点公平难以实现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我国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应考虑优先满足偏远农村地区，扩大农村教育投资的主要途径，确保教育支出向农村学校及薄弱学校偏斜；对于东西部教育资源不均的问题，财政资金向欠发达地区倾斜，避免受教育者因为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而在高等教育起点公平中处于劣势；国家公共教育资源应更加重视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提高弱势群体子女基础教育阶段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权益，避免其迫于压力辍学，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完善制度，均衡发展教育
1、改革高招制度。国内高考采用了同一个衡量标准，是最具有公平性的一场考试，但高校在录取学生的名额分配上却不是按照考生人数平均分配的，而是按照各地区教育资源状况分配的，这就出现了同一所学校在不同地区采用了不同的录取分数线，有些地区的分数线甚至还相差很大。这就使得城乡、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更加明显。要解决这一情况，教育部应该适度参考各省份参加高考学生的人口基数，合理规划分配各高校在不同省区的录取名额，让高校的招生名额分配和高校招生录取办法更加合理公平，推进高等教育起点公平。
2、完善招生考试监督制度。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阳光、严谨、公正，但仍然有部分人觸碰法律底线，“高考移民”“虚假特长生优等生加分”等事件时有发生。我国法律虽已开始关注这些现象，但却依然没有一部完整的招生法律制度体系来规范高考违规事件。对此，国家应该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明确高校、招生管理部门、考生在参加考试过程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进而保障社会各阶层高等教育起点公平。各地负责招生的相关单位，要完善好招生考试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发挥好教育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作用，强化监督；各高校也应及时公开招生名额、录取程序及录取效果。
3、改革高校学费收费制度。高校扩招使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不断扩大，国家财政难以满足高校教育成本，学生在接受教育机会的过程中逐渐分担了更多的教育成本。处于经济分层底层的家庭面对高额的学费望而却步，这也制约了特困家庭子女获取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因此，必须改革我国高校收费制度。改革高校收费制度，可从建立教育收费听证制度开始，根据高等院校各专业特点实行差别学费制度。高校专业种类不同，培养成本也不相同。有的专业对教育资源占用的很少，毕业后回报率也低，却和耗费较多的教育资源与教育设备、毕业后更容易获得高薪稳定收入的专业在学费的设置上标准统一，实际上是提高了选择低成本专业学生的经济压力，不利于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实现。
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篇7
一、龙华新区在校青少年成长服务现状及存在问题
学生在校期间有老师、教职员工进行专门的辅导和服务，已形成单一传统的教育模式，随着社会问题复杂化，在校青少年的教育、管理、服务存在越来越多样性的需求，并需要不断地改进，在校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亟需除老师以外的专业人士的引导和帮助。
新区各学校都为学生免费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兴趣小组、社团等课外活动，学生可以在课余学习艺术、体育，也可巩固学业，但仍然会出现学生放学时间远早于父母下班时间等学生无人监管的情况，所以急需一些校外的活动场所提供给放学后或在假期中的青少年，现存的学生托管机构鱼龙混杂，或无牌无证、收费无监管，或设施设备简陋、存在安全隐患。从2012年起深圳市文明办在新区设立了一个社区“四点半学校”，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合作在新区设立了5个“学校少年宫”，但缺口仍然巨大。
新区教育主管部门一直以来为在校学生健康成长做了很多努力，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新区仍存在教育资源不均衡、青少年成长服务不均衡等情况，体现在公办学校无论硬件建设、师资力量都比民办学校好，优质学位供给存在区域差别，部分区域非常紧张而部分区域却存在不满额等方面。
青少年成长需要家庭、学校及社会三方的相互作用，但现阶段除社会服务资源缺乏外，青少年家庭教育也是缺乏跟踪和科学指导，教育主管部门曾组织过多次家庭教育宣传、咨询等，但由于未形成常态化活动，家庭教育辅导讲师大部分是在职教师，无固定专业人士参与，加之新区学生家庭情况复杂等原因，家庭教育一直未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新区内特殊儿童数量逐年增多，学校安排他们随班就读，安排最优秀的班主任、老师辅导他们，并为孩子家长提供了陪读、不定期查看等服务，特殊儿童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任课老师无持续的专业指导、学校缺乏编制设专人负责特殊儿童教育、中小学学业衔接等问题，出现了教职员工作量大、孩子未得到最佳辅导、中小学特殊教育脱节等情况。
二、关于龙华新区在校青少年成长服务的几点建议
开展社会公益机构进校园活动，如社区中心进校园、青年组织进校园、社工进校园等，不断开拓在校青少年成长服务范围，为学生提供更多专业指引，提高其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通过学校教育、家庭辅导及个案跟踪等专业服务，共同促进在校青少年健康成长，又有效连结社会资源，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促使青少年全面发展。
联合企业、社会机构、社区等，开设公益学生托管机构，如社区“四点半学校”和“学校少年宫”等，提供午托、晚托、课外活动辅导等公益服务，解决部分孩子放学后、假期无人看管的实际困难，并将学生公益托管机构作为一个社区平台，通过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协调，调动起社区“五老”及社会各种力量去关爱在校青少年成长。
加大力度开展家校联系家庭教育辅导，通过驻校社工等专业人员，对部分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采取家访、电访、邀访等方式进行沟通，在学校开展亲子活动，让家长走进校园，走进孩子，给予家长更多专业的辅导意见，有针对性的的提高家长对孩子的管理能力和教育能力，改善亲子关系，增加家校互动的途径。
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篇8
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社会经济积极影响
1.高等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
1.1高等教育推动区域科技进步与创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当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科学技术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之前只是一种知识形态。随着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科研、生产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和完善，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高校科技成果被当地的企业与组织直接引入生产，参与创造社会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增长。
1.2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就越大，提高人口素质最主要的途径是加强对劳动者的教育，特别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主要依靠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也就是说，要通过区域高等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改善劳动力的质量，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推动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高等院校也是提供大量不同层次与规格人才的储备场所。
1.3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与信息服务
区域高等院校的学科较为齐全，硬件设施较为雄厚，有各种类型的专家、教授及学者。当企业在技术研发、引进相关技术遇到问题时，可以充分利用高校的智力资源，咨询高校专家与教授的相关意见或临时聘请高校中的权威专家或团队参与公司的工作以提供技术支持，以便及时攻克技术难关，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同时，教授、学者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会敏锐地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随之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为企业、政府等社会组织的改进及出台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与参考。
1.4高校师生的消费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高校师生消费是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教育启动消费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高校扩招和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拉动大量消费，并相应地提高就业率。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在校师生、职工人数的不断增多，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以高校为中心的小经济圈。高等院校师生的消费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以高校为中心的餐饮、娱乐、商业、医疗、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二是以在校学生为主要教育受众，刺激了高校附近各种类型的教育培训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并且已经成功地发展成为一种产业，例如，新东方教育集团、平成日语、万能教育等。
1.5高等教育改善区域社会经济的软环境
经济软环境是指发展市场经济所必备的人文道德环境，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软环境是发展区域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在当代，由于信用、道德问题导致各种矛盾的产生，从而导致经济的良性运转受到一定的阻碍。高等教育可以教育、引导未来的劳动大军及社会中的劳动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自觉遵守和践行市场经济规则，从而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美好和谐的环境。
此外，各大高等院校还可以直接参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建设，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典型的就是各个大学的工业园、校办产业及凭借大学工业园形成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区，它们是区域高新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例如，清华紫光、华中科技、浙大海纳等。
2.高等教育提高区域中家庭及个人的效益
2.1高等教育提高家庭及个人的经济效益
2.1.1高等教育增加家庭及个人的收入
国内外众多科研机构调查表明，随着受教育层次水平的提高，受教育者的平均收入也随之增加。首先，一般认为，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在社会上竞争的条件比较优异，很容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获得较高的职位，因此能直接得到较为丰厚的收入；其次，教育可增强个人的上进心和提高其抱负水平，因此选择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就能获得更多的金融报酬；最后，教育可以提高个人适应技术变迁的能力，个人因接受教育可以适应某一固定工作环境的变化或变换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这同样也可增加个人的收入。例如，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名高中毕业生一生（25岁到65岁）从事全职工作能挣到120万美元，一名大学毕业生一生收入210万美元，硕士研究生能挣到250万美元。
2.1.2高等教育减少家庭及个人的消费成本
个人因接受教育可以提高处理自身事务的能力，同时人的这种处理自身事务的能力与其所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个人处理自身事务的能力较强，就可以减少家庭及个人的一些消费成本。例如，辅导子女学习，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就可以自己承担家庭教师的角色，免去雇佣他人去做而花费一笔可观的支出；教育产生消费者选择效率，在相同预算约束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能够选择效率更高的商品组合和服务组合，达到更大程度的效用满足。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及个人的开支，强化了经济效益。
2.2高等教育提高家庭及个人的非经济效益
非经济效益是指不可以用货币计量的财富，这里主要指高等教育带给家庭及个人的精神财富。高等教育带给家庭及个人的非经济效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等院校附近的家庭及个人经常与高校接触，发生联系，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高校的积极影响。例如，听取人文讲座，参观学校举行的大型展览活动等，可以增长见识、陶冶情操、提升自身素质；二是以受高等教育者的家庭为中心所辐射的教育影响，受高等教育者所组织的家庭，包括受教育者的邻居，均可以因个人所受教育而得到某种好处。例如，受高等教育者所营造的家庭氛围能很好的影响孩子的成长，使其素质比较高，能力比较强，同时影响周围的邻居及孩子以他们为榜样，形成良好的素质；三是受高等教育的人能够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很好地维系家庭关系，受到他人的尊敬等。
总之，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推动了区域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且给本区域的家庭及个人带来了各方面的效益。
参考文献：
[1]范先佐.教育经济学新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2]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3]林湘.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2008，25（5）：56—57.
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篇9
关键词：人力资本；城乡差异；教育机会；教育成本
中图分类号：G40-0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268-02
引言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人力资本总体水平决定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然而，由于中国过去长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人力资本城乡差异较显著。分析人力资本城乡差异的成因，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城乡教育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
一、历史成因回顾
1.精英式教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的主要功能定位是为经济增长（“实现四化”）选拔培育人才。然而，在当时教育经费有限、学龄人口众多的情况下，“穷国办大教育”的问题非常突出。为使有限的教育投入满足加快培养社会急需的高层次人才的要求，国家将有限的教育经费集中用于办重点校，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筛选极少数的天分较高的“精英”接受较高等教育。在这样的教育政策思路下，教育经费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向城市倾斜，在普通学校和重点校之间的分配向重点校倾斜，在初、中、高等教育之间的分配向高等教育倾斜的状况较普遍[1]。在此时期，非义务教育阶段较低的个人成本负担和极高的“教育回报率”产生极高的教育需求。教育经费的短缺导致高中、中专、职业技术学校以及高等教育供给都严重不足。此外，由于高中级以上学校大多分布在城市和县镇，这些学校在招生录取方面向城市和县镇生源倾斜，农村生源的录取分数线高于城里学生几十分的做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普遍现象。
2.二元教育结构与分级办学。中国存在着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经济结构，城乡人口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方面差异显著。农村户籍人口很难获得城市户口，除高考和参军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渠道。中国没有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教育机会的供给和户籍制度紧密相连，这些体制的原因导致城乡人口在享有教育服务质量上存在巨大差异。1985年出台的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对后来的城乡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新的教育制度――“分级办学”。《决定》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2]“分级办学”制度实际上意味着在义务教育阶段将城乡进一步分割。自198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而且征收金额逐年增加，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形式和名目的面向农民的“教育集资”。极大的加重了农民子女的教育负担，形成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较高的辍学率。同时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乡、村财政支付的做法导致教育经费的严重短缺，制约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教育质量低下，使农民子女在争取较高等教育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精英式教育”和“分级办学”使农村地区的初等教育经费严重缺乏，农村居民在初等教育阶段就背负起较高的教育成本，导致占人口大多数农村适龄入学儿童在初等教育阶段辍学，同时，二元化的教育结构导致农村教育质量低下，很难通过升学考试获得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形成的大量文盲半文盲、小学和初中等低文化程度人口。
二、当前成因分析
1.城乡之间的教育经费差异。尽管近些年来针对农村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的支付和保障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和帮扶办法，然而对农村和西部地区义务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发点是完成“两基”的目标，保障每个适龄儿童都能得到受义务教育的机会，而对教育质量方面的考虑并不全面。由于农村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尽管义务教育经费由县市级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和省级财政扶持，但在教育经费分配的实际操作中，受“精英式教育”思想的影响以及某些利益群体保障城镇“重点校”的教育经费供给和教育质量的目的，教育经费，进而教育质量和教育供给在城乡间的不平衡分配仍然广泛存在，且经济越不发达地区教育经费分配不平等现象越严重。从小学生均投入水平看，2009全国农村小学与初中的生均经费比城镇的平均水平分别要低540元与330元[3]。城乡间的教育质量差距通过各级教育积累的结果，形成人力资本分布的城乡差异。
2.私人受教育成本提高。在义务教育阶段，由于“精英式教育”阶段遗留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曾一度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扶持，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更好的师资，其教学质量和办学条件都明显更优越。由于社会对“重点校”教育需求极大，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的政策使得重点校校区的房价飞涨，而某些学校的非学区学生则要收取“择校费”入学，而“择校生”的名额也是供不应求，需要具备一定社会资本的阶层才能获得。这种现象使得义务教育阶段拥有一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的子女更可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而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这种优势将会对人力资本的最终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后义务教育阶段，中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解决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采取了多元化的筹资体制，在高中和大学教育阶段，学杂费占各自教育经费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经费中学杂费从1995年分别占13.52%和13.57%增加到2009年的24.5%和33.91%[3]。通过加大后义务教育阶段的个人成本分担来扩大教育规模的措施使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率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过渡。高中阶段的入学率提高主要是通过择校生比例和私立学校数量的增加实现的，而高等教育的扩招伴随的是学费的不断上涨和民办高校的增加。因此，增加的入学机会与更高的受教育成本相伴而生。
3.教育信贷市场不完善。近些年来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和经济困难学生的需求相比，贷款规模仍然很小，助学贷款供求矛盾非常突出[4]。另外，助学贷款只针对贫困大学生提供，而贫困初高中学生无法通过助学贷款弱化由经济原因形成的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因此，农村地区贫困生源在人力资本投资经费的获得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弱势。
4.城乡家庭经济文化背景差异与人力资本形成。在中国各级教育成本不断提高和教育信贷市场不完善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同经济背景家庭的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存在很大差异。另外，由于人力资本的外溢性特点，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会不同程度影响子女接受教育能力和结果。一些学者利用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对子女受教育机会影响。大多数研究结果证实了家庭收入和文化资本对子女的教育结果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5]。因此，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农村家庭较低文化资本和较低的经济收入阻碍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进而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和形成。
5.教育回报不平等。由于高等教育的扩招，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而经济增长带来的大学生就业机会增加明显慢于高校扩招的速度，加之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健全和高校毕业生较高的就业期望，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非常突出。在严峻的就业压力下，家庭社会背景因素在毕业生工作的找寻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文东茅以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对子女的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的影响，发现家庭背景越好，升学率、就业率和起薪都更高[6~7]。证明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教育收益率不均等。农村家庭受其生活和工作环境制约，社会关系单一。因此，农村生源在克服了较差的教育质量和较少的受教育机会，承担相对家庭收入较大比重的教育成本，完成高等教育后，在就业市场上面临失业、低收入或较差工作环境的几率仍比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大，这种现象的不断延续和强化产生的示范作用势必削弱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偏好，阻碍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
6.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改革开放后，由于户籍制度的松动，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根据人力资本具有向高收益地区流动的特点，大多数掌握一定工业和服务技能的农村人口到城市谋求就业机会，人力资本外流现象降低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另外，由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受教育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农村地区形成许多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隔代抚养或由父母单方抚养现象较为普遍，影响孩子心理健康和受教育环境，从而影响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张玉林.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扩张及其动力[eB/oL].二十一世纪(网络版)，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1035.htm，2005，(5).
[2]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教育法规汇编(1949―1989)[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4]李娟娟.助学贷款制度的机制缺失与对策[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99-102.
[5]杨倩.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J].现代教育管理，2011，(7):22-24.
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篇10
一、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表现
（一）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
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不公平指的是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高等院校的机会不公平。目前农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总量在不断增加，农村学生读书难的问题已经得到很大的缓解，但是在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方面却存在不公平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一是重点高等院校中城乡学生数量存在差异。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在一步步缩小，但重点高等院校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还比较大。尽管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问题，为扩大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比例陆续颁布了一些政策，但拥有着丰富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城市家庭子女仍在优质高等院校中占据较大份额。二是重点高等院校城乡学生专业选择的差异。由于城市家庭学生拥有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富，导致许多重点高等院校的热门专业被城镇学生所垄断。另外，农村学生在填报志愿时受到家庭经济和信息不畅通等因素的影响，填报志愿非常谨慎，为保险起见他们一般填报相对冷门的专业。
（二）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
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表现在：一是优质高等院校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985”、“211”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及江浙沪等地区。从2014年“211”“985”高校各地区占比数来看，全国共有112所211大学，北京有24所位列第一，江苏、上海分别有11所和9所排在第二、第三位。985高校全国一共有39所，分布在全国18个省市，北京有8所，上海有4所，陕西和湖南均拥有3所，西部省份有7所，呈现了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重点高校招生本地化。重点高等院校招生本地化体现在高校向各个省份分配招生指标时，对院校所在地投放的指标大于该地考生占全国考生的比例。以北京大学为例，2013年北京大学（本部）在中国大陆除北京外其他30个省（区、市）共计招收本科生1169人，平均每省（区、市）39人，而在北京一地就招收226人，是全国平均招生人数的5.8倍。2013年复旦大学在上海计划招生330人，在河南招生60人，四川招67人。而2013年上海考生仅有5万多人，高考大省河南则多达70多万人，四川有54万人。我们不难看出，上海考生进入复旦大学的机会是河南考生和四川考生的好几十倍。
（三）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异
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不公平是指受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差异的影响，学生进入优质高等院校的机会不公平。本文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是按照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研究成果来划分的。该报告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将当前我国的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私营企业主以及专业技术人员”这四类属于社会较高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这四类属于社会较低阶层。不同阶层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主要表现在优质高等院校的入学机会偏向于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处于弱势阶层的子女进入到优质高等院校的机会有限。同时，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选择专业方面也存在差异。优势阶层子女更多的选择热门专业或收费较高的艺术专业，弱势阶层子女偏向于选择收费低且冷门的专业。
二、导致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影响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首先，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更容易进入重点高等院校，在选择专业上，城市学生偏好于选择热门专业。多年来，重点高等院校一直受到国家政策扶持，这些学校不但拥有优良的硬件设施，还集聚了众多优质教师。每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也对这些学校大为“青睐”，这样来看，重点高等院校应该是全民的大学，但现实是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明显少于城市学生。其次，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东部发达地区的学生更容易进入部属重点大学。“充足的高等教育资源虽然不是达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充分条件，至少是必要条件。”因此投入多少以及如何分配这些资源，反映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以及公平性，这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否公平。而现在这种不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使得我国东部地区在招生人数方面大大的超过了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学生享受优质高等教育的程度最低，考生人数却众多，特别是像河南、山东这样的高考大省，每年考生人数都有六七十万，但是进入重点高等院校的学生数量与庞大的参考人数相比还是太少。由此可见，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更为直接的拉大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均等。
（二）高校布局不平衡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导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优质高等院校分布不均衡。一方面，优质高等院校大多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些地方的重点高等院校数量远远多于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高校布局不平衡导致重点大学把大部分名额投放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使得地区差异越来越明显。上世纪50年代国家进行了一次院系调整，把一批院校从东部地区迁往中西部地区，为的就是改善我国高校布局不平衡的现象。但总体而言，重点高等院校的重心还是在东部地区，并且主要分布在像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另一方面，河南、湖南、山东这些处于中部的高考大省优质高等院校数量少，并且缺乏政策的支持，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学生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存在不公平的地方。
（三）家庭背景影响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拥有丰富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能够更容易的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社会中的那些弱势阶层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的机会则是有限的，所以家庭背景也是影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原因之一。首先，家庭经济收入好坏影响子女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选择最适宜的学校和专业。而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不得不考虑高额的学费选择放弃自己喜欢的学校，甚至有些学生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其次，父母从事的职业影响子女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父母所从事的职业直接影响到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选择专业和学校的过程中，社会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扩大。可见，父母所从事职业越好，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越大。最后，父母受文化程度影响子女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父母的文化程度高，接受的教育层次就较高，这样的父母在子女的求学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指导学业并积极的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机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子女进入重点高等院校的竞争力。反之，父母受文化程度低，他们对学校层次以及专业选择的在意程度不高，在子女的学习过程当中不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子女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并影响他们的专业选择。
三、促进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建议
（一）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高校布局结构
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高校分布地区不平衡，造成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等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的出现。为了促进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一方面要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缩小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差距，改变一直以来对重点高等院校的集中投入倾向，将优质的教育资源引入到中西部高校。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当适当的增加中西部地区重点高等院校的数量，并加大对中西部已有重点高等院校的教育投入，进一步提高这些高校的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建设。针对没有部属院校或部属院校很少的地区，中央政府可以将这些地区办学条件相对不错的省属高校升级为重点院校，在中央政府对这些院校进行投入的同时，地方政府也继续对其进行投入，建设一批有质量的高校。
（二）调整重点高等院校的招生比例
重点高等院校招生比例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倾斜以及招生本地化是导致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重点高等院校招生名额分配可以在以人口基数为主的基础上，适当考虑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采取补偿政策。这样可以从制度上缓解教育不公平现象。其次，重点高等院校招生比例可以适当的向所属地区倾斜，但是这种倾斜必须有一个上限。可以根据该地区高考报名人数占全国总报名人数的比例设置一个限度，对所属地招生名额的分配必须在这个限度之类。最后，提高中央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对“985”、“211”高校的经费投入，以此来削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来制约高校的自主权。同时，也可以拓宽高校经费来源途径，促进高校投资多元化，让重点高等院校真正成为“全民”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