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篇1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明星 Coogan'Law 判例
一、概述
（一）未成年明星的范围界定
纽约市明星助理协会给明星所下定义为：明星就是通过国内外大量主流媒体以及所获的奖项和取得的成就而受到公众关注的人。
在美国，未成年的年龄界限一般是十八岁。在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未成年工是指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未成年工保护由《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专门保护。《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我国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明星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二）存在问题介绍
未成年人由于其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在签署娱乐合同方面存在瑕疵；未成年人身体及智力处于发育阶段，须保证其充足的休息及受教育的权利；设立监护制度，监护人基于未成年人的利益保管及处分未成年明星的财产，但容易出现监护人私自滥用、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的问题；未成年人的心理发育尚不健全，在混乱复杂的娱乐圈，其面对成名的浮躁、工作的压力等各种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过低，其由明星向普通人生活的心理转化需要引导等问题层出不穷。
二、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例
笔者将围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如何规范未成年明星的契约能力、财产收益的处分、工作条件以及法院监督的程度方面展开讨论。
（一）Coogan'Law和其他规范
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对未成年人作为表演者有诸多规定。为了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权益，“初期法律教条”允许未成年明星对其签订的合同随意撤销。加利福尼亚的娱乐产业却找到一种方式回避这种风险：“为反映刚刚兴起的娱乐产业的压力，1927年加利福尼亚的立法机关修改了法律以规范特别是涉及未成年艺人的契约。这项修正案阻止未成年人撤销契约，如果该契约已经得到预先的法院确认”。法院的确认并不能保证该合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更加公平，“娱乐产业，而不是未成年人，是1927年修正案的胜利者……”该法规的问题是，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合同是否需要被确认，并没有提供一种明确可行的标准，也没有足够能保护未成年明星利益的规定。
娱乐法发展的里程碑，在涉及未成年人方面，发生在1939年Jackie Coogan的案例获得全球性关注的时候。Jackie Coogan作为一个有名的童星，他的母亲花光了他几乎所有的收入。一及成年，他便将它的父母告上法庭要求归还其在未成年时期的收入和损失。1939年制定的Coogan'Law赋予加利福尼亚法院基于未成年人的利益建立信托基金和监测它们的权利。
笔者认为，Coogan'Law也有其不足。首先，如果一份契约事先得到高等法院的确认，未成年明星撤销合同的权利将会变成空谈。其次，信托只能为那些在法庭干涉之前契约就得以实践的未成年人建立，甚至，“建立信托基金的决定权被留给了法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许多涉及本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合同甚而未被带来在法院面前获得确认”。
（二）判例法
华纳兄弟电影公司与Brodel之间的纠纷是Coogan'Law调整下的第一个案例。原被告就此案件的争议为是否“法院批准的协定可以剥夺Brodel的撤销权…仅限于其成年之后，但是不能排除其在成年后的一段合理的时段内的撤销权”。加利福尼亚的最高法院认为Brodel不能够在其成年之后撤销合同的选项部分。尽管Brodel的合同订立于1942年，并且“1947年之前，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于最高法院，以便其可以确认赋予雇佣者延长未成年人就业期限的选择权的契约”，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却将1947年后的法律适用于该1942年由未成年人签订的合同。这一法院确认的影响是，取消未成年人成年之后对契约选项部分的撤销权，这实质上与未成年明星的利益是不相符合的。warner Brothers的这一案例明确表明了法院更加重视电影制造者的商业利益，而不是未成年明星的权益。
同时期，华纳兄弟、Loews与elmes之间的案例纠纷进一步说明了法院对于电影制造者的偏心。这一案例涉及到一个十四岁童星的一年期契约和公司六个独立连续就业选择权。初审法院仅批准了这个一年期的主合同，而将选项留待出现个别问题时再予以批准。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扭转了审判法院的这一判决，强调要坚持Brodel一案中形成的“法院可以批准附带选项的契约”这一判例原则。这个童星被绑定在这个演艺合同上，他将不得不为此忍受七年，很明显，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的最大利益。
（三）Coogan Law2000年修正案
在加利福尼亚Coogan Law的规定下，未成年明星仍然没有追索权来禁止父母拿走本该属于他们的演艺收入，因为“童星们近95%的收入没有得到1939年Coogan Law的保护”。
2000年1月，加利福尼亚参议员们一致通过参议院法案1162，作为对1939年Coogan Law的修正案。在处理童星财务问题上，这部新的法律导致了一系列积极的改变，这些改变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律最终还是开始关注并适用于未成年明星生活的现实变化，并且，可以为其他州寻求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方式提供借鉴。
（四）音乐经理人的例外
Coogan'Law2000年修正案在保护未成年明星权益方面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些法律不适用于儿童音乐剧演员的特定环境和义务”。因为代表童星的多是人而代表儿童音乐人的多为经理人，这就导致了最高法院也不能依据亲属法来确认未成年人与娱乐产业的合同。因为音乐领域的特殊性，导致这个例外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的问题。
综上所述，加利福尼亚州关于未成年明星权利保护的法案随时间推移，已经变的比较完善。其赋予未成年明星一定条件下对已签订契约的撤销权；当未成年明星的父母不为孩子们的利益处分财产时，法律规定设立专门的监护机构，建立信托基金，为未成年明星保管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联邦公平劳动标准法为未成年劳动力提供了一系列保护，也同样适用于未成年明星休息权、受教育权的保护。加利福尼亚州也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条例，规定了包括工作时数、未成年受教育的程度、心理引导及保护方式等。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些法律同样存在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同时，随着社会发展，这些法律仍有一些需要进步的空间。譬如，它为未成年明星签订的契约提供一种司法确认，却将这种确认的决定权交由各方自由裁量。为了真正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权益，法律应该规定一种强制性确认，以便雇主和父母为自己的私利拒绝提起法院确认的时候，法院可以基于保护未成年明星最大利益的考虑主动进行确认。
三、我国立法现状及完善
（一）我国立法现状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我国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同时，我国很多部门法中都设有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条款，譬如笔者提到的《劳动法》中规范未成年人雇用的规则，除年龄界限之外，还规定了工作条件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宪法》、《义务教育法》都规定了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及义务；《民法通则》、《合同法》等都有相关条款规定未成年人签订合同的能力及效力。
但是，我国却没有一项类似于美国Coogan Law一样的专门法律来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权利，即便是零星的条款也不多见。这对于我国未成年明星的保护非常不利。
（二）立法完善
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定，既要防止任何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发生，救济和恢复已经被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因此，要做好保护未成年明星的工作，就必须充分认识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采取各种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方法和手段去开展工作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综上，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我国未成年明星的权益保护：
1．可以借鉴美国的模式，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未成年明星的权益保护。将未成年明星行为能力、契约能力、财产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做细致的分析，规定可行的方式，譬如由法院为未成年明星所签契约所作的司法确认，由法院基于未成年人利益建立信托基金并予以监督等等。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篇2
关键词：器官移植，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是指通过手术等方法，替换体内已损伤的、病态的或者衰竭的器官。器官移植是20世纪以来医学领域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它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wtCD）的统计，迄今已有60余万名身患不治之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移植的器官不仅具有良好的功能，而且他们身心健康，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育龄妇女能怀孕生育，少年儿童能健康成长。在我国，器官移植自50年代末期即已开始，70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目前已开展了10多种临床器官的移植，其中肝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居世界第四位；而在肾脏移植、小肠移植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和良好的疗效。但与此同时，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侵害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生命权益即围绕人的生命而产生的各种生命权益，具体包括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长寿权以及与健康权密切相关的身体权等。由于“人的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础，是人维持其生活的基本物质活动能力”，因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保护人们的生命权益就成为维持人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探讨如何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器官移植及其可能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造成的损害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上来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器官移植作为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生命科学技术，其发展为许多具有器官移植疾病或器官功能性障碍的患者带来重获健康希望。但与此同时，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实验性的治疗行为，也潜藏着种种风险。尽管现有的器官移植手术是建立在长期总结治疗经验或反复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的，已经具有了相当的适应性，但由于医方的失误、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以及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自身的状况等原因，依旧极有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诸如身体伤害甚或死亡等侵害生命权益的事件。而在这些生命权益侵害的事件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侵害显然也在其中。在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既可能会作为供体捐献或提供身体器官，也可能会作为受体而接受他人捐献的器官。而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还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客观上都存在着其生命权益被侵害的可能。具体说来：
（1）无论作为供体还是作为受体，器官移植手术都会给未成年人带来一定的创伤及痛苦，并有可能引发某些并发症，导致其健康状况下降。
（2）器官移植有可能会使作为供体的未成年人的器官储备功能受到一定贬损，导致其疾病防御能力下降。
（3）在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等存在隐患时，器官移植手术可能会导致作为受体的未成年人术后的健康状况比先前更为下降。例如，在供体患有遗传性传染病的情况下，接受移植的未成年人会因为接受了供体的器官而染上与供体同样的疾病。
（4）由于医方在诊断时存在严重过失，致使不需要和不应当接受器官移植的未成年人接受了器官移植，导致其健康的器官被切除。
（5）由于其他医疗事故也可能会导致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在捐献器官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时受到损害。例如，未成年人自愿捐献的是自己的左肝，但由于医方的失误而将其右肝摘取；再如，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过程中，医生误将手术器具、药棉等遗留在未成年人体内，造成其痛苦；等等。
不仅如此，在未成年人尚不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还难以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其他人怂恿或欺骗他们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或者未经其允许而偷摘其身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行为，无疑也将构成对其生命权益的侵害。此外，在器官移植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可供移植的器官仍然主要来自人类自身，多数情况下依旧需要牺牲一个个体去挽救另一个个体，由于需要接受移植的患者众多而器官来源又严重不足，导致人体器官成为一种具有高利润性的物。为此，某些利欲熏心的犯罪分子通过绑架、麻醉等手段强制摘取未成年人身体器官用于贩卖的情况也会发生。这类情况无疑都会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严重的威胁或造成现实的损害。
二、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中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损害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医生责任感的缺失、器官移植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明显性以及法律保障的失利等，都是导致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易受侵害的重要原因。但笔者以为，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则是法律保障的失利。由于当前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步伐相对滞后，还没有制定专门规制器官移植的《器官移植法》，因而导致医疗实践中的器官移植操作极不规范，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未予充分重视和保护。事实上，未成年人作为一类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之黄金时期、生命还相对脆弱的特殊群体，其生命权益应受到法律的特殊保障。这是现代法制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为此，笔者以为，针对器官移植中出现的上述各种侵害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现象，我国应当加快器官移植立法的步伐，制定一部专门的《器官移植法》，通过《器官移植法》及于之相配套的民事及刑事制度来保障器官移植各方权利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为此，首先需要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
器官捐献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对这种行为的提倡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所以，对于公民自愿捐献其身体器官的行为，立法应予以积极的倡导。然而，立法所倡导的这种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其不会对捐献者造成生命安全方面的威胁和健康方面的损抑，而且，也不会产生或者可能产生其他负面效应。当前，活体器官移植的理论前提是其不会对供体的生命健康带来损害，而事实上，这一理论前提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证伪性的，就是说，“器官移植并不是绝对不会对供体身体健康造成任何损害的。”这是因为，器官移植主要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其中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生命风险和健康损害，至少会在短期内给供体带来一些肉体上的痛苦。未成年人作为正处于生理发育最佳时期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如对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对被摘除器官的未来健康需求等许多方面都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容易引发损害其生命权益的事件发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够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难以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容易出现纠纷。因此，对于未成年人自愿捐献器官的行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应当仔细权衡、谨慎考虑。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来看，基本上都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而转而以“成年”作为捐献器官的主体要件之一，如美国的《统一组织提供法》就规定，自愿捐献器官者须年满18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身体健康；法国的《关于器官摘取之法律》以及台湾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也都有类似的规定。这表明，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是当前各国立法所普遍采取的立法倾向。我国是在器官移植立法方面相对滞后的国家，在基本上还没有什么立法经验可言的情况下，显然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等作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允许并提倡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拒绝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这是保护未成年人在器官移植中的合法生命权益的需要。
（二）建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及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
设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医方对器官移植前后供受体的健康状况进行认真调查和分析，以此为受体的健康状况是否已经恶化到必须接受器官移植的程度和供体的健康状况能够允许其捐献器官提供现实依据，提高进行器官移植的安全系数。同时，通过对供受体术后健康状况的了解和调查，可及时发现那些隐匿的手术并发症或后遗症，了解器官移植对供受体生命健康状况的影响，以便及时采取适宜的补救措施，切实保障供受体的生命与健康。而建立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的主要作用则在于保障医方对将要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科学的评估，以提出影响或可能影响器官移植安全进行的因素的分析报告以及消除这种影响的医疗方案设计，保证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不会对供受体的生命健康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在《器官移植法》中设立这两项制度，对于保障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器官移植供受体的生命权益显然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三）建立器官移植手术许可证制度
器官移植是一项高难度的医疗手术，并非任何医疗单位都具备实施这类手术的能力，也并不是每个医师都有能力和水平进行这种手术。所以，出于对手术安全性的考虑以及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健康的需要，应当在《器官移植法》中确立器官移植手术的许可证制度，对申请从事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单位和医师个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就审查的内容来说，应当包括：医疗单位是否具备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医疗设备；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师是否具有相关的临床经验、实际水平和能力等等。这也是防止因医疗单位和医师不具有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资质而擅自进行器官移植以致损害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以保障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的需要。
（四）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严厉打击贩卖人体器官的活动
在当前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众多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器官的高利润性使得器官买卖成为器官移植中所面临的一类严峻社会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形象。现实生活中，我国已发生了许多买卖人体器官的事件，更有甚者，有些不法分子受人体器官买卖高利润性的诱惑，不惜铤而走险，通过拐卖、诱骗、麻醉等犯罪手段偷偷摘取或强制摘取他人的身体器官加以贩卖，未成年人由于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防护能力，经常会成为这些不法分子猎取的目标。这不仅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而当前我国现行立法对人体器官买卖问题的立法空位，则客观上为人体器官买卖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流提供了法律上的空隙。为此，立法应当明令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对买卖特别是贩卖人体器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身体器官的行为予以严厉和有效的打击。这是在器官移植中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一项前瞻性工作，也是使我国器官移植保持向公益性方向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
（五）设立器官来源的严格审查制度
除以上制度外，在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中设立器官来源审查制度也是防范和保障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一个需要。通过在《器官移植法》中设立该制度，不仅可以对用于移植的器官的卫生状况加以了解，防止不符合健康和卫生标准的人体器官用于以未成年人为受体的器官移植以致损害其健康，还可以禁止来源不明的人体器官被用于器官移植手术（因为这类器官中极有可能会有通过各种犯罪方式或侵权方式获得的未成年人的身体器官），保障器官移植的合法进行。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中认真设计好该项制度，并在实践中对用于移植的供体器官的来源作严格的审查。这也是在器官移植中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客观需要。
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篇3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调查研究
引言
新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新法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负有保障和尊重未成年人权益的义务。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出台与多次修改之后，我国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与范围，然而就在近几年出现了各种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无时无刻不在向全社会特别是学校和家庭敲响这警钟。
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状况原因分析
（一）在立法方面未形成有序的体系
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主要集中于两部专门性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主要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受教育权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益，并就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进行了规定。
（二）缺乏统一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
一方面，先进的社会大众传媒、网络走进了大同市的千家万户，网络运营商不顾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唯利是图，给青少年的身心成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互联网中的不良内容成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隐形杀手，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权益受侵害的未成年人缺乏一个有效、系统的救助机制抢。
（三）学校保护中的相关主体法制意识淡薄，责任不明确
一方面是应试教育制度本身的缺陷，学校的法治意识不强，不能将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作为应有的重点传达给未成年人，致使未成年人的法制意识淡薄。另一方面，学校与家长对于未成年人在发生事故时的责任界限不明确。当学生在校期间发生安全事故以后，家长往往向学校要求高额的赔偿金，不仅致使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学校负担沉重，而且还会让学校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把本应该安排的活动取消以此来较少学生出事故的几率，但这同时剥夺了学生学习其他方面知识、增强其他方面能力的权利。
（四）传统的家庭观念致使父母随意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什么家长敢虐待孩子、敢私自拆孩子的信件、看孩子的日记？就是因为有的家长根本不懂得孩子也有合法权益，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公民，也享有因为中国公民该享有的各种权利，他们只知道老师体罚孩子不对，却从来不认为家长虐待孩子也是侵犯孩子权益的行为。
（五）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缺乏
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独立性的缺失是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缺乏的突出表现。这种缺失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处处有父母保护，家庭中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剥夺了本应由未成年人独立行使的权利，从小无法养成独立平等的人格，缺乏自我锻炼的机会，成长阶段主要忙于学习，对于侵害权益的违法犯罪事件接触的比较少。
二、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建议和措施
（一）逐步形成完善的立法体系
逐步建立一部系统而完善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典，使得关于未成年人的一切权益保护均有针对其专门的法律依据，在民事、刑事或其他社会保护方面与成人保护法规彻底区分开来。
（二）形成统一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
首先，对游戏厅、网吧等场所强化未成年人限入措施，对于不法经营者予以不同程度的惩戒，增加不法经营者违法犯罪的成本，同时清除内部不严格执法的执法人员。其次，建立一个的良好健全、有效、系统的救助机制，未成年人权益被侵害之后能够有一个救助和保护受害未成年人的机构，尽可能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走向违法犯罪道路，以免成为未来社会的隐患。最后，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能够各司其职，形成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体系。
（三）加强校方的法制意识，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
提高广大教师的法律意识。校方努力做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提高法制意识，树立法制观念，自觉地学法、用法、守法，在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中，自觉地把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将法律知识普及给未成年人，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要重视德育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要加强对学生的社会生活指导，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辅导，促进心理健康成长。
明确相关主题责任。法律应明确学校和监护人在未成年人出现安全事故后的责任分配。
（四）明确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从一生下来父母的言行举止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因此对父母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是让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一方面，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①，明确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规定后相应的惩罚措施，使家庭保护依法进行。对于监护人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或者对未成年人子女的生命健康有威胁，建立对监护人的监督惩罚机制，扩大监督举报主体，依相关主体的监督举报，使受害未成年人能够及早被发现，被保护，同时剥夺监护人相应的权利，直至威胁消失或权益重新得到保护，家长行为恶劣的，对其采取相应程度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定期对家长进行法制课程培训，增强家长的法律意识，组建专门的家长教育援助机构，为家长在孩子培养过程中提供科学、健康、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有益的知识技能培训。
（五）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时间逐渐成长的主体，需要各方主体对未成年人保护和对其权利的尊重，学校和家长应该多给未成年人独立成长的空间，多一些接触外界的机会。
未成年人自身也应该慢慢的学会自我保护，培养自我保护的意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不可掉以轻心，多听一些未成年人保护的讲座和座谈会，观看一些自我保护的书籍和视频资料，学习一些自我保护的格斗防身技巧，锻炼好身体。在遇到危险时，活学活用，处变不惊，见机行事，求助于大人。切不可冒失行事，意气用事，逐渐学会独立处事和解决问题。
结语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新时代的发展伴随着多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发生。通过调查了解，发现的未成年人部分权益受保护状况不容乐观，结合全国立法现状和执法状况所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进行原因分析，并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方面的制度对完善本地区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
参考文献：
[1]周巍.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民法保护[D].湖南：湖南大学，2007.
[2]曹承龙.关于我国西北农村地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调查报告[D].兰州：兰州大学，2010.
[3]王学伟.论人格尊严法律保护之完善[J].黑龙江教育学报，2004，23（6）：147-149.
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篇4
通过认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使我对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对未成年人有哪些权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有了一定的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非凡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经常受到监护人、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如：在一些学校里，侵犯学生权利、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现象时有发生，或多或少存在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如有时罚站，有时一个学生违纪全班同学挨批，优待尖子生，有时对后进生态度粗劣等．这些做法不仅违反了有关法律的规定，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教师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杜绝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社会各方面的保护和帮助还要通过未成年人的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教师和社会不可能时时刻刻呵护着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只有自己长本事，才能有效防范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侵权侵害，应该让他们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护最有效的措施是求助法律。依法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且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所以，在加强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的同时，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则十分必要。
未成年人是人类的希望，国家、民族的未来。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非凡保护，做好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培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神圣义务。因此，我们教师要认真学习教育法制的基本知识，不断增强教育法制观念，在教育教学中自觉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篇5
2、倾心呵护青少年，努力促进你成长。
3、履行公检职责，维护青少年权益。
4、纯真的笑脸，愿它永远绽放。
5、与青春共舞，与维权同行。
6、维护青少年权益，全社会责无旁贷。
7、维权青少年，守护为明天。
8、别让“未来”失落在今天。
9、情系祖国未来，保护青少年权益。
10、创建和谐社会，从青少年维权开始。
11、保护青少年权益，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12、精英也曾未成年过，社会维权应此开始。
13、依法保障合法权益，给青少年一片蓝天。
14、齐心营造合法社会，协力维护孩子权益。
15、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维护花朵我当先。
16、保障青少年权益，给孩子们一片蓝天。
17、关注国家未来，维护少年权益。
18、打造和谐，维护青少年。
19、推进和谐社会发展，加快青少年维权。
20、把握青春年华，掌控权力利益。
21、维护青少年权益，撑起民族的未来。
22、维权如伞，只为人生雨季撑起一方晴空。
23、维护青少年权益，我们在一起。
24、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维护少年合法权益。
25、关爱青少年，重在维其权。
26、维护少年合法权益，需要全民的努力。
27、和您一起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8、少年维权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29、坚决依法维护每一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0、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31、年龄有别，权利无异。
32、检查在行动，为未成年人权益保驾护航。
33、关注青少年维权，构建祖国美好明天。
34、维护青少年的权益，就是维护人类的尊严。
35、为青少年维权，我们引以为荣。
36、保护未成年，温暖爱心田。
37、政府护法维权，青少年健康成长。
38、维护青少年，守护我们的未来。
39、青少年维权，给孩子多一些的保护。
40、维护青少年权益，检察需要您的参入。
41、大手牵小手，维权路上一起走。
42、让法律为青少年维权保驾护航。
43、让法律为青少年维权撑开一片蓝天。
44、为花季少年维权，让法律彰显尊严。
45、发挥检察职能，维护青春美梦。
46、关爱青少年，法律来维权。
47、监督父母，维护孩子。
48、维权青少年，关爱在身边。
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篇6
论文关键词登记离婚诉讼离婚未成年人保护
离婚自由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了法律对婚姻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中,法律更多的关注婚姻当事人的意志,未成年子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他们的抚养、监护、教育乃至身心健康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承受了父母离婚带来的伤害。
一、我国的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离婚,即夫妻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解除婚姻关系。我国的婚姻立法对于离婚纠纷的解决设置了两种制度:一是夫妻双方达成离婚合意基础上的行政登记离婚制度。二是一方当事人提讼的法院判决离婚制度。无论哪种离婚制度都体现了我国婚姻立法对当事人离婚自由的保护,都从成年人是否愿意维护婚姻关系的角度出发,赋予成年人婚姻自的选择,但在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上有所欠缺。
(一)登记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我国《婚姻法》第31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己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该法条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离婚自由权的保护,并在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时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的行政审查权,但审查权限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该规定实际上仅赋予婚姻登记机关的形式审查权,即仅限于对当事人双方是否共同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以及户口薄、身份证、结婚证等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离婚协议中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约定条款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不进行实质审查,对有关父母离异时子女是否发表了意见,离婚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是否充分考虑到子女的愿望等问题均未作任何规定。而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父母离婚是不会征求子女意见的。尤其是“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的举措更显得法律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父母匆忙离婚致使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蒙受损失,导致实质的不公正。
(二)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
现行《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但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1.离婚诉讼与一般的财产诉讼未做区分,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现行《民事诉讼法》历经两次修订,均未将含离婚在内的家事纠纷案件与财产案件进行区分,而是使用统一的审理程序和审理方式,家事纠纷的特殊性无法得到体现。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如探视权、抚养权等的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由于财产、感情纠葛,在诉讼中相互对抗,各自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容易被忽视。
2.离婚诉讼凸显婚姻自由原则,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离婚诉讼过程重在保护婚姻当事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实现,这是我国离婚立法的宗旨,但却忽视了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婚姻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以下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此处的“离婚案件”并没有规定具体的适用范围,“应当进行调解”的“应当”也不具有强制性,故在实际操作中法官为追求结案率,不进行诉前调解或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一下当事人后直接进入审判程序情况时有发生,无需考虑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能否有妥善的安排。可见,目前我国的婚姻立法在强调离婚自由的同时,为对未成年子女在离婚中的权益保护作充分的考虑。
3.诉讼离婚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条款零散、缺乏系统性
对于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法院适用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婚姻法》第36、37、38条的相关规定,如不因父母离婚而改变父母子女关系,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承担生活费和教育费,而且有探视子女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三部《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一些的针对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在民事诉讼法中未见有专门的程序性规定。由于法律的不作为和未成年人的生理限制,未成年人在民事诉讼中几乎没有诉讼地位,较少参加诉讼,权利和意愿很难得到应有的关注,未成年子女在权益保障体系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法官往往听不到来自于未成年子女的声音,未成年子女在诉讼中经常被利用或被忽视。但这类案件的审理结果对于他们却有重大影响。父母一经法庭判决离婚,原有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对其健康成长造成很大影响。
二、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
当离婚正在瓦解一个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时,单方面的无过错离婚、不健全的离婚程序、强制性的离婚理由,以及缺乏实体上和程序上的保护措施,都造成了不应有的不公平和困难。”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需求,它还承载着稳定社会、繁衍生命的历史使命,这种社会功能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秩序。离婚制度在维护当事人个人婚姻自由权的同时,应能保证婚姻的社会价值和家庭的社会职能的正常运行。
(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夫妻之间爱情的延续”,生活在美好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是幸福的。离婚虽对父母子女的亲属关系不产生影响,但破坏了原有的家庭结构,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必然会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与成长带来巨大的伤害,孟德斯鸠说过:“离婚是为着夫妻双方而建立的,但对于子女则始终是不利的。”婚姻立法在解除夫妻法律关系的同时,从应然意义上仍要重视原婚姻的产物——儿童的利益,即孩子的健康、安全及未来发展问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尚未发育成熟,须予以特殊保护,尽可能减少父母离异带来的创伤,维持身心的健康发育,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有利于司法的公正及社会和谐
离婚案件中,当前的婚姻立法具有强烈的成人化特征,对婚姻关系影响下的未成年人的利益维护力量较为薄弱,离婚诉讼中,现行立法没有对未成年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进行规定,由于父母离婚所造成的抚养权纠纷、探视权纠纷等需要另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些都会对未成年人的情感、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纵是再多的金钱所不能弥补的。现行民事诉讼程序是以平等对抗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程序设计上要求法官尽量保持克制,甚至扮演消极的角色,那么在涉及天然处于弱势的未成年人利益时,现有民事诉讼限制了法官能动性的发挥,也就削弱了司法权凸出未成年人权益的能力。
(三)有利于家事立法的完善
当前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务研究中,基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诸多专家、学者呼吁建立家事纠纷的专门解决机制,离婚纠纷在家事类纠纷中居于主导地位,离婚案件一般都会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视等权益的处分问题,离婚制度设计上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符合家事立法改革的趋势。
三、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建议
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离婚案件中,如何有效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既关系到广大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千万个家庭的幸福。
(一)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联合国1959年的《儿童权利宣言》、1979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均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了倡导性规定。“更加注意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已成为现代家事诉讼立法发展趋势。遗憾的是,我国相关立法没有采用“儿童最大利益”的提法,我国现行婚姻法对调整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只规定了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原则,并与保护妇女、老人合法权益共同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没有突出保护儿童利益的优先性。在离婚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权益更容易受到损害,离婚纠纷中不能绝对的鼓励和纵容离婚自由,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均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
(二)协议离婚制度的适用限制
协议离婚制度应当适用于无未成年子女的夫妇,对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应通过法院诉讼机制的介入方可。这不是针对我国协议离婚的缺陷所进行的独有的制度设计,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如《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19条第1款规定:“没有共同的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协议离婚时,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有未成年子女者须经诉讼程序离婚”;《墨西哥民法典》第272条也规定,“协议离婚的双方须无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我国澳门地区的离婚,有一种情形是向有权限的民事登记局申请的,也是要求“无夫妻两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
(三)诉讼离婚制度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
对性质特殊的案件需要设计特别的诉讼程序及制度加以应对。针我国现行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
1.建立专门的诉讼程序
婚姻家庭法在民法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因为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平等主体是基于亲属身份而发生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这与其他民事关系明显不同,具有其特殊性。离婚纠纷中基于亲属身份而发生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探视等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宜采用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应对家事纠纷进行专门立法,如颁布家事诉讼法或在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增设家事诉讼程序,在程序上突出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司法保护。
2.设立专门的家事法院,构建适度司法干预的诉讼模式
目前离婚类家事诉讼程序混杂在通常诉讼程序之中,其特有的程序法理尚未体现出来。应依据婚姻家事类纠纷的特殊性设立专门的家事法院,在诉讼模式上遵循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原则,建立法官依职权适度进行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
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篇7
一、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现状
从1980年到1996年，我国先后修改、修订、补充和新出台的《婚姻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教师法》、《劳动法》、《母婴保健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都有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款，这些法律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施全面、系统的法律保护网络。其中关于我国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主要是现行《民法通则》中的相关内容。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感到，在现行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中，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使原则、离婚后应当如何依法履行监护权利，以及如何处理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在履行监护权利的过程中遇到影响其正常行使监护权的问题等，均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双方对离婚时子女监护权归属及离婚后因未成年子女监护发生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有的甚至还因此引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成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不稳定因素。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因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法规可依据，在处理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结果各异。如果对以上问题处理不好，势必会造成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最终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
涉及未成年人产生的纠纷，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目前的法规不完善，立法滞后等原因造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归属及如何监护等无明文规定。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9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据此表明，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权利义务（教育、管教、保护均为监护内容之一），均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但由于父母离婚，父母双方已不能同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行使及其他权利义务和抚养义务的履行方式上会有所变化，父母面临决定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及行使方式问题，即子女监护权归属于父母双方行使或一方行使及如何行使的问题。从以上法条可推知，我国法律主张由离婚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子女监护权。这样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其未能反映出父母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监护所具有的特殊性，即未成年子女只能随一方共同生活的特点。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制约，造成未与子女生活的一方无法行使监护权：一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与子女共同生活，无法进行具体的随时哺育、教育、监管，也无法承担责任；二是离婚父母一方因种种原因如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三是易引起纠纷，离婚后一律赋予双方均有监护权，这样离婚的父母对子女抚养问题因意见不一致，而发生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常有发生，只好诉到法院，这样极不利于子女的教育成长。而立法有关监护权只采用双方行使原则的规定，是导致上述情况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缺乏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规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中含有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探视的权利，但对这种权利如何行使、如何保护及其内容，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法院只能根据父母的经济情况、生活环境，判决子女随条件较好的一方生活，而对子女来说仅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不够的。在审理中发现，离婚后有的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以种种理由拒绝对方探视子女，对方不能与子女见面，更谈不上对子女履行教育、监督、保护等监护权利义务；而有的与子女分居的离婚父母一方，频繁看望子女，影响到双方及子女的正常生活；有的因双方对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等与对方发生矛盾；在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或是侵害他人民事权利引争时，双方产生矛盾，如未成年人父母作为法定人进行诉讼时，因如何处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双方产生相反意见而发生矛盾等。对上述种种产生诉讼的情况，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情况使离婚父母之间发生纠纷，既增加讼累，也影响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身心健康成长。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官了民不了的情况，即当事人在法院的民事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当事人之间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产生的纠纷，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从而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协议离婚程序简单，草率离婚现象增多。据北京市海淀区工读学校统计，1／3的学生是离异家庭的子女。离婚对于未成年子女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因夫妻协议离婚行政程序过于简单，双方对子女的抚养未予明确的确定，甚至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调解中，考虑更多的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而忽略了子女的利益。
（四）未成年人抚养费标准难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规定：“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负担，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定。”在具体操作上，《意见》又作山规定：“即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比例给付。负担二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按此规定，确定抚育费数额应以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给付能力和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为前提，这对有固定收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有固定收入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说，法院只要参照《意见》的规定即容易操作，当事人对此已无争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单位效益的波动，职工收入的增减，《意见》规定的尺度就难以掌握，部分单位效益差，只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部分单位工资、奖金跟效益挂钩，收入波动幅度大。另外还存在着高收入阶层子女抚育费的确定，是否仍按《意见》规定的标准，以及个体经营者或”下海“经商者隐形收入更难确定等问题，如果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加以研究和解决就难以切实运用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因有关对抚育费内容未作具体规定，双方对子女负担的费用上产生争议。对于子女入学投资费（资助费）如何分担，及随着私立学校、自费学校增多，这些学校不仅要交公费还要增加额外的赞助费或自费上学费用。法院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也存在争议。
（五）在赔偿案件中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难以认定。由于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性，成年之前基本是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其致人损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给予赔偿。该司法解释为处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类纠纷提供了适用依据。但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由于上述条文并未明确学校与监护人之间内部责任如何分担，各自所应承担份额或比例大小，仅规定学校有过错的，应适当给予赔偿，对受害人保护不利，从而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
（六）未成年人受家庭成员伤害的情况难以处理。因受传统的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威性胜过法律，子女始终被视为家长的财产，家长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家长虐待未成年子女，甚至致伤致残，异姓旁人不愿插手，“官不管，民不究”。虽说我国目前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但在家庭保护这一环节上相关的规定过于概括，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同时也未设立专门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监督工作，因此难以约束监护人的行为。
造成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很多，但关键在于我国法制还不完善。因此，要使未成年人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三、完善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若干建议
（一）增加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单方行使原则。
在父母离婚时，将抚养子女的一方确定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赋予另一方对子女抚养与教育的监督权（即探视权），在抚养子女一方不履行监护职责时，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原裁决，由自己来担任监护人，抚养子女。从世界各国立法看，离婚时兼采取一方行使监护权的很多，如法国民法典1987年改为：“于父母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下，法官在听取父母意见后，决定由父母双方共同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我国香港特区的未成年人《监护条例》中规定，父母离婚时，可以确定未成年子女归哪一方监护。一方监护，不影响另一方对子女履行抚养义务和享有探视的权利。因此，在确定离婚父母谁为未成年子女监护人时，我们认为应明确以下内容：
（1）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下，依父母协商决定监护权由父母一方单独或双方共同行使，如由双方共同行使监护权的应以书面形式认定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以何种形式参与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
（2）如果父母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则判决。
（3）如果父母达成的关于子女监护权协议不利于子女的，人民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本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未成年人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请求或依职权改定。
（二）明确规定关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确认原则。
立法在明文规定由父母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时，应考虑基本情形及便于审判人员执法操作。既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又可指导离婚双方依法处理其监护权行使问题，减少诉争和讼累，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根据最高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中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结合司法实践可增加规定为：离婚时，法院在确定监护权归属父母何方行使时，应根据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成长的原则，综合考虑以下情形：1子女的年龄、性别、人数及健康状况；210周岁以上子女对父母的选择愿望、人格发展需要及子女生活环境、学习环境；3父母在监护权行使上的愿望及其对子女的感情状况；4父母的思想品德、职业、住房、经济条件、健康状况、照料子女的特殊情形；5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有无优先行使监护权的特殊情形；6未成年子女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意见。
（三）增设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制度。
现代社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明确规定，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或未行使监护权的父母一方，有权同子女来往和有权探视子女并进一步规定具体内容及限制条件，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的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及对子女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之全部或一部；还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顾权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子女与他人的关系或造成教育困难的事由。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体现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增补关于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立法，可考虑增加以下内容：
一是确定探视权人范围。考虑到目前我国已有一些虽未离婚，但因感情不和事实上分居的夫妻，其中与子女分居的一方事实已停止行使监护权，所以探视权人还应包括，因夫妻分居未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父母一方。
二是确定探视权的内容。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原则出发，停止行使监护权一方，除对子女有探视权或交往权外，还应享有参与教育子女权，监督子女抚养权等，以防止对方滥用监护权，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三是对如何探视子女及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能否与子女短时期共同生活（包括周末、节假日、寒暑假）等，有原则性规定。对此离婚双方应达成书面协议，规定以何种方式适当履行对子女的上述权利。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利益判决。
四是制定一系列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不具有探视资格的人，如可能伤害被探视人的精神病患者，以及有故意伤害其子女的应从法律上剥夺其探视权，对一方探视权行使可能妨碍对子女的正常教育或对子女产生不良影响时，则法院可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其与子女的交往。
五是在刑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明确对侵犯一方探视权或另一方监护权的行为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以暴力等非法手段从对方家中或幼托学校及其他场所强行抢（接）走未成年子女，使子女脱离对方监护范围的行为，有关法律应明确规定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对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故刁难，阻挠或拒绝对方当事人按照法律文书的规定行使探视子女的行为，或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将子女藏匿，使他人较长时期见不到子女的，有关法律也应作山明确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父母一方或双方故意不履行监护权利或义务，造成子女生活或学习受到重大影响的，如无固定住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无法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或身心受到严重侵害的，有关法律法规也应明确应当由有关机关作为其监护人向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四）严格规范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制度。
（1）实行离异程序的分级管理。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离异，须经诉讼程序，而不适用行政登记协议离婚程序。对于夫妻一方在狱中服刑5年以上或被法院宣告为失踪的人，对方可适用行政程序离婚，而不受子女是否为未成年人的限制。尽管协议离婚更能体现当事人的自由离婚意志，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十多个国家确立了协议离婚制度。法院要求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通过诉讼程序离婚，可以保障法官有效行使调解手段来改善夫妻关系，争取弥合夫妻的婚姻裂痕；有缓冲期使得当事人“冷处理”相互的矛盾，慎重考虑何去何从；即使婚姻关系破裂已无可挽回的夫妻，在法官的主持和裁判一下，不纠缠婚姻破裂细节，心平气和地达成有利于充分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能够有效执行的离婚调解协议，也是极为必要的。
（2）无论行政或诉讼程序离婚，均须给当事人设立1个月的慎重考虑期。离婚不仅改变了当事人的夫妻身份，而且改变了子女亲权的行使方式，因而应慎重行使。在立法技术上，很多国家规定了当事人在申请登记离婚后，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考虑期，以使其理智冷静且慎重地考虑离婚行为的后果。在双方达成协议时，父或母均无权拒绝对方给付子女抚育费。
（3）对于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在协议随何方生活时，也应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系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在其行为能力范围内有准确的表达随父还是随母的意愿，也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故应尊重他们的选择，保护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利。因此，《意见》有关“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发生争执时应考虑子女的意见”的规定，只限于父母对该问题发生争执时行使是不全面的。即使达成协议也不排除父母在协议时带有个人“急于离婚”或“惩治对方”等目的，故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应明确夫妻离婚时对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子女随何方抚养问题上均应征求该子女的意见。
（五）提高有关抚育费标准。
一是应明确抚育费内容，不仅包括《婚姻法》规定的基本抚育费，还应包括子女入学赞助费等正常的教育费。
二是当事人可以在离婚调解协议书中约定，一方不遵守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未成年子女抚育费给付及住房腾退等协议时，应承担支付一定数额违约金的民事责任。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庭可予以强制执行。
三是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中应分出一部分作为抚养子女的保证基金。有关法律只在夫妻财产均分时考虑到子女住房等利益，但对父母离婚后因突发事件又如何解决抚养费问题，法院并无明确规定。所以保证基金可以在发生上述情况时维持未成年子女利益。
四是明确“月总收入”的范围。应包括：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职务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以及属于企业单位职工的浮动工资。在确定收入数额上可参照以下标准：
（1）对收入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波动不大，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收入会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可以按照最高法院《意见》判决按月收入百分比给付，这不仅防止了今后物价上涨形成新的要求增加抚育费，减少诉累，而且在实际执行中也容易掌握，所在单位按法律文书确定的百分比每月从职工工资中代扣给抚育方。
（2）对个体经营者以及其他隐形收入较大，诉讼时一方对另一方的收入不能举证，法院又难以查明真正收入的，应当尽量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根据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确定一方的收入或参照同行业的年总收入，再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但最高数额不得高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一倍，对经营亏本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3）对单位效益不佳，企业面临倒闭，单位只发生活费的，如一方从事第三产业，收入又无从查实，可比照档案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确定数额；对不参与第三产业的，可参照其基本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比例高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比例给付，比例低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4）对单位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而浮动的，可按照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由单位按照其每月所拿工资、奖金从中代扣。效益好的，父母一方收入增加，子女的抚育费也相应提高；效益差的，下浮工资拿不到，也不影响子女必要的生活教育费。
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篇8
宪法的这些规定体现了什么精神？它们能发挥什么作用？对这些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而言，宪法保护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形式？宪法保护的依据是什么？是依靠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还是基本权利要求的国家义务，亦或者是形成的特殊权利主体保护的宪法文化和精神？相较于一般权利主体，这些特殊主体的权利能得到宪法的哪些特别保护,产生了怎样的不同结果？这些都是宪法理论上的重要问题，也是宪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宪法的作用和效果，实现对人尤其是对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的重要课题。然而，理论上对这些问题却没有系统性的分析。本文的命题是，宪法对特殊主体的权利提供了特殊保护，它有很多具体的形式，包括法益衡量过程殊主体权利保护的宪法法益具有优先性，宪法特殊授权形成了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特别结构，特殊主体权利的宪法保护规范和观念对权力运行产生了一定影响，宪法形成了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特别机制，宪法文化的发展影响了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等。他们共同构成了宪法保护特殊主体权利的具体内容和主要方式。为论述方便，本文将重点分析我国宪法文本明确规定的特殊主体的保护问题，包括妇女、儿童、未成年人与残疾人的保护，以期能得出有实践意义的结论。
一、特殊主体保护的宪法法益及其优先地位
法益本不是宪法上的概念。刑法上的法益可以界定为“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3〕“所有的法益无论是个人利益，或者共同的社会利益，都是生活利益。这些利益的存在不是法秩序的产物，而是社会生活本身。但是，法律的保护把生活利益上升为法益。”〔4〕因此，本文所称的宪法上的法益，即指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生活上的利益，这些利益可以是个人的利益，也可以是集体的、国家的利益。
法益衡量是法解释学中经常使用的概念。法益衡量“超越了单纯以概念和逻辑为核心的形式主义进路，将目光投向法律判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5〕法益衡量实际上就是利益衡量，两种用语并无本质差别。利益衡量原则就是指狭义的比例原则，是指“权力的行使，虽是达成目的所必要的，但是不可给予人民超过目的之价值的侵害。”〔6〕法益衡量在公法适用中非常常见。宪法实施过程中也需要进行法益衡量。宪法上的法益衡量也是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展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对立与冲突是法益衡量的必要原因之一。但如何去界定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往往是法学上的“罗生门”。〔7〕在宪法的视野下，法益的冲突和平衡遵循何种原则也是一个未竟的难题。鉴于公共利益的难以界定，加上宪法上的法益未必能够形成一个序列，宪法法益衡量的标准化范式就会遇到很多困境而难以被广泛适用。但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分野，实际上颇值得在法益衡量过程中加以重视。社会利益突破了私人利益的束缚，却又不限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纯粹功利的界定，因而可能成为法益天平中受到重视的一边。
对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构成了宪法上的一种独特法益。一方面，宪法保护特殊主体的权益意味着这些特殊主体的个人利益以及团体（群体）利益获得了宪法规范的确认，并在宪法实践中受到了重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主体所具有的特殊性，并且立宪者还将他们的特殊性写进了宪法，保护特殊主体的权利也会形成一种公共利益或者类似于公共利益的道德上的共识。例如，对妇女和儿童的保护实际超越了妇女和儿童的个人或者团体利益的层面，而上升到对妇女和儿童群体的特殊保护的共识性和普遍性的认知，这种认知和理解不仅仅是对个体的妇女和儿童的关注，也是对作为整体的妇女和儿童群体的关怀。而这种关怀本身也就是宪法上的社会利益，甚至可能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公共利益。
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的宪法法益会成为法益冲突与衡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衡量法益的天平上，宪法对特殊主体的权利的保护具有优先性。例如，我国宪法的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该条也被视为是宪法限制公民自由和权利的规定。宪法限制的理由就来自于法益或者利益冲突下的衡量。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在这种情形下就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优先性。一方面，特殊主体的自由和权利的范围会较为宽泛，另一方面，国家可依据该条的规定，结合保护特殊主体权利的特殊规定或要求，限制公民的权利行为。此外，获得平等保护也是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重要原则。但我国宪法对这种优先性的规定还不甚明显，德国基本法第5条就明确规定了少年权利保护的优先：“一、人人有以语言、文字及图画自由表示及传布其意见之权利，并有自一般公开之来源接受知识而不受阻碍之权利。出版自由及广播与电影之报导自由应保障之。检查制度不得设置。二、此等权利，得依一般法律之规定、保护少年之法规及因个人名誉之权利，加以限制。三、……”特殊主体权利保护在法益衡量中的优先性在特别法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的第2条就规定：“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的第4条规定：“国家采取辅助方法和扶持措施，对残疾人给予特别扶助，减轻或者消除残疾影响和外界障碍，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3条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二、宪法对特殊主体的特别授权
较之于其他法律，宪法有很多特性，例如它是典型的“授权法”（授予公民权利）。〔8〕基本权利是现代宪法的基本甚至核心内容，也逐步构成了现代政治和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保障人权是现代法律和制度的基本目标。宪法作为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法，一定意义上就是指宪法所具有的保障每个人的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功能。在我国宪法中，宪法的授权不仅表现在基本权利条款部分，也表现为宪法规定的国策条款———而这些国策集中体现在宪法的序言和总纲中。特殊主体之为特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宪法和法律确定了他们的特殊地位。其中，赋予他们特殊的权利就是主要表现形式，而这些特殊权利可能表现为宪法的权利条款，也可能体现为宪法的政策条款，还有可能是对国家履行义务的明确要求。宪法的授权决定了特殊主体的很多特点，这些特点又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法律、制度和法律解释（利益衡量）。此为宪法特殊授权对特殊主体保护的意义之一。
其次，宪法授予特殊主体权利会对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产生结构性影响。一方面，宪法的特别规定在宪法释义学上以及在宪法解释过程中都发挥着特别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前述的法益衡量中的优先性上，还可能形成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体系性结构，并形成以宪法保护为中心的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系统。另一方面，宪法的特殊授权成为了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最高的和核心的规范，统帅并指示着有关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规范体系和制度。例如，就妇女、儿童的权利保护来说，宪法的第4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些规范认可了妇女和儿童的特殊性，也是要特别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基础。立足于宪法规范，形成了特殊的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和制度，包括制定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明确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的具体责任，并在国务院内设置了议事协调机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形成了很多保护和关爱妇女和儿童的活动计划，政府也在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为妇女和儿童提供了特殊保障。
第三，我国宪法对特殊主体的特别授权也影响着我国加入国际条约的情况，同时也影响到了国际条约的规定在我国的适用。具体来说，特殊主体保护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问题，我国也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等。宪法对特殊主体权利的特别保护有助于我国更好的履行这些国际条约。而宪法保护特殊主体权利的很多措施和方式也都来源于这些国际条约和国际通行办法。
三、国家权力行为对特殊主体权利的保护
权力运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宪法首先是关于国家权力安排的政治法。国家权力在宪法中相对独立于其他部分，但却并非完全不受到诸如序言、基本权利、国家政策等的影响。例如，国家权力的目标日益受到了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影响，保障人权、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都是权力运行的目标。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目标的实现手段受制于人权保障的需要。程序日益成为了权力运行的必要条件，遵循正当程序甚至是很多国家宪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和精神之一，这在我国宪法中也有体现。涉及到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国家权力行为应当遵循正当程序，这些权力行为包括了立法和决策、执行甚至司法等。例如，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公开审理程序是原则，但现在也发展出了“适当的成年人介入”程序。这一程序最早源于英国。在英国1972年的maxwellConfait谋杀案中，上诉法官基于三个十多岁的未成年人（其中一个少年有精神障碍）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遭受讯问并被判刑而宣布原审法院的判决无效。此后，英国逐步建立起了“适当的成年人介入”的程序，以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9〕在我国的未成年人案件处理中，如何协调不公开审理程序与适当成年人介入程序，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10〕
此外，作为公法，宪法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国家———公民”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宪法关系的基础。〔11〕防范国家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以及公民为实现权利而要求国家履行积极义务等，也都体现了国家权力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国家权力受到来自公民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公民———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所具有的要求国家履行一定义务的功能，这种义务既包括了消极义务，也包括积极义务，还包括了宪法的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等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另一方面，以“公民———国家”关系为基础，“权利———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会推动宪法关系发展，促进宪法实施和实践，也必然促使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人民回归，从而决定着宪法关系的最高历史使命。〔12〕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影响外，特殊主体权利的宪法保护也会间接影响到权力的运行。例如，特殊主体的宪法保护会要求国家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这实际上是对立法权的一种特殊要求。《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就是直接体现，该法制定于1992年，于2005年修订施行，反映了国家权力对妇女和儿童的特殊照顾。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要求国家设置一定的机构来完成相应的工作，例如国务院内设置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协调议事机构。同样，国务院内还设置了“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来保护残疾人的权利。不仅是设置国家机构，国家机构因此而负担的相应义务也会是宪法保护特殊主体的具体体现。例如，为了保护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权益，基层行政机关往往会承担起更多的职责，教育部门必须发展特殊教育来保护残疾人的受教育权，要特别关照女性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等。
四、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宪法机制
首先，宪法的人权保护机制是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基石。人权保障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宪法的基本目标之一。人权保障这一原则和目标直接影响到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宣示、国家义务的履行和国家权力的运行。特殊主体首先就是他们在权利保护方面的特殊，人权保障机制在涉及到他们的权利保护时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并形成特别的权利保护方式。
其次，宪法在权力主体间的协调机制也能够影响到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宪法能够在配置资源、优化组合方面发挥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宪法本身的根本法地位和高级法效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宪法集中规定了有关权力运行的原则、目标和方式。宪法在权力主体间的协调机制能够充分利用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甚至国际公权力，促进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参与，这也是宪法独特的作用形式。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就规定了详细的社会保护措施。〔13〕
再次，宪法形成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也是保障特殊主体权利的重要表现。一方面，权力分工为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明确了不同义务主体的具体职责。以未成年人为例，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而司法者则可以通过司法手段特别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典型的莫过于少年司法制度。另一方面，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为防范权力滥用以及不作为都提供了条件。权力监督首先就是要促使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它包括了权力之间的相互监督、人民（权利）对权力的监督等不同形式。〔14〕宪法规定了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主要方式以及制约监督的途径，例如人民对人民代表的监督，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等。此外，国家机关的不作为也应该受到控制和审查，消极不作为有时也可能侵犯到特殊主体的权益。宪法确立了国家机关的义务，同时也明确了履行义务的形式和结果。当这些义务没有被履行时，相应的国家机关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应当是镶嵌在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中的一种特别的制度，它也将是宪法保护特殊主体权利的表现形式之一。
最后，我国宪法内涵的福利与公平的实现机制是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重要方式。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了世界潮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也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15〕福利思想尤其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也要求建立起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来为他们的生存、发展提供条件和帮助。例如，我国《宪法》第14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公平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国家的福利行为的价值基础。宪法上的特殊主体在身心发展、资源占有、政治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可能较为特殊，多数特殊主体会需要国家的干预才能获得公平对待。国家的福利行为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方式，也是宪法保护特殊主体权利的具体表现。
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篇9
李某（8岁）和王某（11岁）系邻里，2000年8月的一天，两人在玩耍中，王某用铁丝将李某的眼睛碰伤，造成外伤性视网膜脱落。为治疗，李某的父母花费近两万元。因两家是邻居，在第三人调解下，双方父母自愿达成了由王某的父母一次性赔偿李某4500元（含已付2000元）的赔偿协议。其后，李某仍继续治疗，2002年7月进行二次手术，同年8月，经法医鉴定，李某的眼伤构成1级伤残。后因2500元赔偿款没有支付，两家发生纠纷，李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评析：
此案给我们提出的法律问题是：李某的父母处分李某财产权益的行为是否有效？
对此，司法界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有效。因为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对其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行使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李某的父母为了取得赔偿款而放弃一定的权益是正当的，既然是调解，必然要互谅互让、相互让步，这是符合善良风俗习惯和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的。且从协议的形成过程看，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并无违法之处。
一种观点认为无效。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8条第1款后段规定：“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李某的父母作为李某的法定监护人，在行使监护权，对自已未成年的子女尽监护义务时，同样应受此条规定的约束，即非为子女的利益，不得处分其财产，否则无效。本案李某的眼伤构成一级伤残，其应得到的残疾补助费和残疾赔偿金是巨额的，残疾补助费是用于对李某今后生活的补助，残疾赔偿金则是对李某精神损害的抚慰，然而，作为关系李某切身利益的两大部分人身损害赔偿之债权却被其父母无偿地放弃，无论如何是不能认定是为了李某的利益而为之。所以，本案李某父母的处分行为无效，王某的父母应代王某向李某赔偿责任范围内的全部损失。
就本案而言，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但对非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处分其财产是否当然无效存在不同的看法。
因未成年人尚未生长成熟，其思维能力、行为能力、判断能力等在自身上都受到一定的局限，所以，世界各国法律都设计了相应的保护制度。为充分、高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我国于1991年9月4日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使得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该法第12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8条亦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财产。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从这些法条之规定看，当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其财产给其造成损失时，作为监护人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说非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一律无效，是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的，并且根据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对这种处分财产的行为确认无效后，适用的是相互返还的原则，所以，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一般是不会受到损失的，作为监护人一般也无责任可担。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通则》既然都规定了监护人实施此种行为的法律后果，这说明，并非所有的非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处分其财产的行为都当然无效。
从大陆法系制定的亲权制度和监护制度上看，在对未成年人的教养和保护上，亲权和监护存在很大的差异，立法上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区分，而我国的亲属立法，在形式上尚未设立亲权制度，把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归于监护之下，没有区分一般监护和特别监护，而将父母等同于一般监护人，这种做法本身便存在严重不足。
从客观上讲，关于父母非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之效力的认定，牵涉到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两个方面的问题，如一概认定无效，虽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权益，但却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所以，当这两种利益在特定问题上产生矛盾时，应如何取舍，便是急需解决的法律课题。实际上，交易安全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顾此未必失彼，通过一定的立法上的技术处理，两者通过妥协，完全可以共存。
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篇10
关键词：父母；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
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这是我国《婚姻法》关于父母保护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理解该规定，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未成年子女的含义
根据199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未成年人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根据这些法律规定，本条所称的未成年子女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子女。
二、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有保护和教育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和教育是父母作为监护人的重要职责。
所谓的保护，是指父母应当保护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预防和排除来自外界的危害，使其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处于安全状态。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监护人的基本职责是：“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根据该规定，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保护主要包括人身保护和财产保护。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保护主要包括：照顾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保护其身体健康；保护未成年子女的人身不受侵害；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住所等。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保护主要指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管理和保护其财产权益，除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外，不得处理属于该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如果父母未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造成未成年子女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还体现在，父母其未成年子女进行民事活动。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未成年人是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未成年子女只可以独立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或者健康状况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活动应当由其父母进行，或者经父母同意后进行。当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其父母有权以法定人身份提讼，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所谓教育，侧重于管教的意思，是指父母要按照法律和道德要求，采取正确的方法，对其未成年子女进行教导，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其目的是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未成年子女是未满18周岁的人，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处在未完全成熟时期，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也尚未完全形成，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都很弱。在这个时期，他们极易接受外界的不良影响，养成不良习惯，实施不良行为。因此父母应当加强对其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的良好品行，增强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保证他们的心理健康。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应当从小抓起。儿童时期正是开始学知识、长见识的时期，也正是思想活跃，但是非观念模糊的时期，容易接受好的东西，也容易接受坏的东西。从这个时期开始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理想、道德、法制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这样就可以用好的、美的、正确的东西，去占领他们的内心世界，保障他们身心健康地成长。当前，在社会上仍然存在不少妨害未成年人勤学向上、健康成长的消极因素。如一些企业和场所违法经营，渲染暴力、、色情内容的非法出版物屡禁不止，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等。这些丑恶社会现象，不仅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危害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也为未成年人误入歧途，走上犯罪，提供了不良土壤。父母应当就不良行为的性质、范围、危害等对未成年子女进行专门教育，使其树立防范意识；对于已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子女，则应当加强教育约束，制止和纠正其不良行为。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应当尊重其人格尊严，根据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教育和管束。虽然在管教过程中，父母可以对未成年子女使用适当的惩戒手段，但不得对其使用暴力或以其他形式进行虐待。
三、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和教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父母对其子女的保护和教育是基于亲权和监护权上的权利。如对未成年子女生活进行照顾的权利，在管教子女过程中的惩戒权，当未成年子女被绑架时有要求交还的请求权，还有在未成年子女进行民事活动中的法定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依法行使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父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也是法律规定的家庭义务。因为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的良好品行，也是维护社会安定，发展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家庭的环境和父母的品行，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窗口，是未成年人出生后的第一所启蒙学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第一任启蒙老师，未成年子女生活的主要环境就是家庭，所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父母的教育，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个性、道德品质、理想、情操的形成，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父母一般是和其未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照料他们的衣食住行，而未成年子女对其父母有着很大的依赖性，使父母便于了解他们的行为情况，便于掌握他们的心理和要求，有利于及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基于上述原因，有些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管教和保护的职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些法律也对父母未能履行监护职责的责任作了相应规定。
四、父和母都有权利和义务保护和教育其未成年子女，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父母双方行使，这也是男女平等和夫妻家庭法律地位平等的体现。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父母承担民事责任。父母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如果未成年子女有自己的财产，造成他人损害时，从其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其父母赔偿。父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是赔偿经济损失，除此之外，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还有以下几种方式：（一）责令其未成年子女停止侵害；（二）排除妨害；（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做、更换；（七）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八）赔礼道歉等。这些民事责任，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参考文献：
[1]李洁.胡娅萍.刘敬林.史志君.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教育探源及干预对策[J].中国妇运，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