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篇1
关键词：建构主义学习观教师教学行为启示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建构主义是一种新的学习理论，是在吸取了多种学习理论如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理论，尤其是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等人的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知识获得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过程。知识的学习和传授重点在于个体的转换、加工和处理，而非“输入”或“灌输”。所有这些都对当今的建构主义者有很大的影响。当今的建构主义者主张，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却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所以他们更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知识，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对学习和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一）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不仅包括结构性的知识，而且包括大量的非结构性的经验背景。
维特罗克提出的学生学习的生成过程模式较好地说明了这种建构过程。他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人脑并不是被动地学习和记录输入的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对信息的解释，学习者以长时记忆的内容和倾向为依据，对信息进行主动选择和推断。另外，学习者对事物意义的理解总是与其已有的经验相结合，需要借助贮存在长时记忆中的事件和信息加工策略。学习要建构关于事物及其过程的表征，但它并不是外界的直接翻版，而是通过已有的认知结构（包括原有知识经验和认知策略）对新信息进行加工而建构成的。
（二）学习过程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建构。
当今的建构主义者对学习的建构做出了更深入的解释。属于建构主义的一支的“认知灵活性理论”认为，建构包含两方面的含义：（1）对新信息的理解是通过运用已有经验、超越所提供的新信息而建构成的；（2）从记忆系统中所提取的信息本身也要按具体情况建构，而不单是提取。建构一方面是对新信息意义的建构，另一方面包含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这与皮亚杰关于通过同化与顺应而实现的双向建构的过程是一致的，当今的建构主义者用这种建构来解释学习，说明知识技能的获得和运用中的建构，而且他们对于后一种建构给予了更高的重视。
（三）学习者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于事物的理解，从而不同人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的理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者的合作而使理解更加丰富和全面。
传统学习观认为，通过字词就可以将观念、概念甚至整个知识体系由说话者传递给听话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当今的建构主义者认为，事物的意义并非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而是源于我们的建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事物的某些方面，教学要增进学生之间的合作，使他看到那些与他不同的观点的基础。因此，合作学习受到建构主义者的广泛重视。如前所述，这些思想也是与维果斯基对于社会交往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的重视及“最近发展区”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建构主义提倡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学生是知识加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生带着原有的经验及在此经验基础上的认知结构来到课堂。当然这些原有的认知结构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或是不完整的。只有当学习者发现新知识或新经验与他们原有的知识相联系时，他们才会主动地改进原有的认知结构。只有这样，新观点才能整合为学生记忆中有用的一部分。有些知识信息虽暂时被记下来，但由于它与学习者原有的经验没有联系，很快便会被忘记。
二、建构主义学习观对教师教学行为的启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张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考虑如何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用各种手段促进学生主动建构知识，但它绝不忘记教师的责任，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事实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的每一个环节（如情境创设、协作学习、会话交流和意义建构），若想取得较理想的学习效果，教师的认真组织与精心指导必不可少。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教师责任的减轻和教师作用的降低，恰恰相反——这两方面都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由传统教学中的“主角”转换为“导演”，（“主角”由传统教学中的“观众”——学生担任，）教师对学生的直接灌输减少了甚至取消了，但教师的启发、引导作用和事先的准备工作、组织工作都大大增加。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个人的“经验”和主动参与在学习知识中有重要的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与情境联系紧密的自主操作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内容、能力等不能被训练或被吸收，而只能被建构。但是，这种建构过程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以一个已有的知识结构作为基础。这种学习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学习在其中进行的情境的联系。学习者主动根据先前的认知结构，注意和有选择地知觉外在信息，建构当前事物的意义。被利用的先前的知识不是从记忆中原封不动地提取，而是本身也要根据具体实例的变异性而重新建构。学习者是借助于他人的帮助对知识进行建构的。
在对以上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更具操作性的四种教师教学能力：第一，对学生先前的经验结构的敏感力。建构主义认为学生先前的经验结构是进行教学的前提，所以教师对学生先前经验结构不仅很关注，而且非常敏感。第二，较强的沟通能力与社交能力。建构主义教学非常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强调学生与教师的互动，所以教师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教师与学生的沟通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教学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清楚其学习任务要求，还要及时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困难、疑虑，给予他们及时的帮助与指导。第三，教学设计或学习环境的设计能力。建构主义教学的主要特征是让学习者在合作交流、意义协商的基础上，主动探究，积极地建构新知识，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让学习者进行意义建构（或进行建构性学习），教师就必须有较强的进行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的能力，甚至要具备更宽泛意义上的学习环境的设计能力。第四，开放性思维与善于学习的精神。建构主义学习观清楚地指出了课本知识的非权威性，由此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赋予教师的权威性，也就是说，教师不再是知识与信息的唯一载体。在这一理念的支持下，无论在教学过程中，还是评价中，教师都要善于理解学生先前的观点与经验，善于认同与接受学生有创意的思想、观点，鼓励学生形成独立的思想见解。同时，他自身也要善于运用各种认知途径获得新的知识与经验。
三、结语
建构主义学习观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影响深远。而建构主义教师的教学行为非常复杂和具体，我们并不能通过三言两语详尽地描述出来。从传统教学向建构主义教学转变，关键是要实现教师教学行为从单纯地传输知识到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创建学习环境，为学生进行建构性的学习创造条件的转变。建构主义者重视学习活动中学生的主体性作用，重视学生面对具体情境进行意义的建构，这相对于客观主义是一种进步。我们的教学中恰恰存在着建构主义者所批评的种种弊端，所以，建构主义的学习和学习观点对我们当今的教学改革来说是很有启发的。但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而应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他们的合理见解，创立我们自己的教学理论，促进教学改革的发展，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陈旭远.课程与教学论[m].东北师大出版社，2002.
[3]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当今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篇2
关键词：以人为本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发展稳定
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把以人为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条基本原则，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因为我们党对以人为本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从而发挥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党所强调的以人为本中的“人”，决不是指抽象的人，而是特指广大人民群众。当然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这里的“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也就是说，不能把人民群众仅仅看作是被同情、被关爱或被救济的对象，而应该看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即依靠力量。这里的“人”是发展的主体，但不是自然界的主宰。因而要保持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以人为本中的“本”，不是指事物的本原或本体，而是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决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二、必须坚持科学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不是不讲发展只讲和谐，而且恰恰是要以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因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只有发展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因此，我们对发展决不能有任何动摇。。当然，我们今天讲发展是指科学发展，即又好又快地发展。好，就是要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实现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快，就是指要保持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太高或太低的速度都会影响科学发展。为此，现要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科学发展就是要千方百计降低发展的成本或代价。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如果还有人认为发展可以实现零成本或零代价，那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如果还有人认为发展可以不顾任何成本或代价，那是违背科学发展的盲动主义。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转变发展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
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决不是不讲或不敢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近30年来我们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主要内容和最鲜明的特点。继续推进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是保持和发展目前我国社会活力的基础。我们要充分肯定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冷静分析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既不能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视而不见，甚至只报喜不报忧，又不能因为改革触及了一些深层次的体制弊端，就不敢推进改革，甚至主张走回头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才能解决。
四、必须坚持民主法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利，才能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才能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谐，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我们党反复强调了民主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因为坚持了这条基本原则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总要求。这是因为民主法治要么渗透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其它特征之中，要么其它的基本特征必须依赖民主法治才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条件和制度保障。
五、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改革发展稳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现实问题，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我们对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刻认识，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总结国内外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中形成的。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混乱当中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唯有稳定才是前提；稳定不等于停顿不前。必须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看稳定。稳定是为改革和发展服务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没有改革我们就不可能走出这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事业不可能顺利前进。因此，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三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正确把握了这三者的辩证关系，就能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就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当今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篇3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与可相容性出发，通过批判与会通、分析与综合、解构与建构，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贯彻“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学史高度，体会“一本万殊”之理，承认相反之论，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矛盾中求会通，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和西方哲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与重构中，会通古今中西，以求达到综合与创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正是通过“综合创新”方法所要实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标。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之路。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明确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史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学包括实用主义和新实在主义的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层次上，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是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通并适当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写作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涵的哲理而触发诠释学构想，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基本上建构起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从傅伟勋先生所建构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看，它实际是中西哲学方法论的融会贯通。诚如傅先生自己所说，“创造的诠释学”的“建构与形成有赖乎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新派诠释学理路等等现代西方哲学中较为重要的特殊方法论之一般化过滤，以及其与我国传统以来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乃至大乘佛学涉及方法论的种种教理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他的“创造的诠释学”便具有一种辩证开放的性格。显然，傅伟勋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时，仍然走的是综合古今中西以求创新的道路。
当今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篇4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提高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我国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怎样适应新形势，为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保证，是当今国有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既现实又紧迫的新问题。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并掌握这门科学，将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专业性工作做好。
一、新时期关于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目标，给国有企业思政工作的提高和完善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今我国改革的重要阶段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只要认真落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要求，积极调动各种有利因素，才能切实提高政工队伍的工作效率。
1.1提高诚信和职业道德素养。
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我国传统道德的重要体现，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准则。企业守诚信，员工对企业才有归属感、安全感。管理者守诚信，企业上下才会讲制度、守规定。员工之间守诚信，同事之间才能团结协作，共同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诚信是企业内部形成内聚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国有企业一定要深刻意识到诚信对企业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合作伙伴要讲诚信，与竞争对手要讲诚信，与员工更要讲诚信。企业要经常开展诚信教育工作，是诚信永存心间。
1.2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素养。
国有企业是国家发展的经济支柱，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发展。当前国企肩负着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基本物质基础的重要任务。所以国企政工人员要坚持对员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帮助员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帮助员工坚定社会主义立场，激发员工对祖国的热爱并使之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在国企，引导员工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是国企思政工作人员的重要人物之一。现阶段，我国还处在社会转型期，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西方新思想与传统思想的相互交融，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趋向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为此，我们在企业内部必须树立社会主义主导观念，认真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增强员工的社会主义信念。
1.3提高民主素养和法治素养。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使员工依法享有民主权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使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深入人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念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不断完善的过程。民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保证员工依法享有民主权利是国有企业政工人员的工作重点之一。在企业内部广泛实施民主教育，有利于员工参与企业的管理，有利于员工与管理人员的平等沟通，有利于企业内部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有利于企业凝聚力的形成。依法办事是企业管理者与员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广泛开展法治教育，是企业内部实现政令畅通、有序经营的基本保证，也是企业员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保障。[LunwenData.Com]
二、加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
培养一支具有高素质的企业政治思想工作队伍，是国有企业所需，是和谐社会所求，也是企业工会积极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同样是国有企业员工队伍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工会组织应该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把提高企业政工队伍的基本素质，作为企业工会的战略任务。
2.1加强专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企业专职的政工队伍要加强日常思想政治学习，加强企业专职政工道德建设，提高企业专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坚持以人文本的原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学习观，营造积极学习，勇于创新和干预竞争的工作学习氛围。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2.2创建一支热爱和善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队伍。
在国有企业，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员工队伍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政工干部队伍是必不可少的。素质过硬的政工干部队伍，是指有健全的政工机构，有正规的编制人员，政工干部具备思想、政治、知识、能力、品德、论文格式等多方面的素质，并且能够做到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员工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的言行对员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企业中这样的政工干部队伍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员工队伍的素质，从而营造和谐的企业氛围，使企业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
2.3加强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众所周知，基层政工队伍能够最全面的看清企业员工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的表现，看到员工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企业员工的呼声、意见要求、心理、情绪等，在基层表现的最明显。因此，在基层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政工队伍，基层员工聚在一起的机会很少，日常员工都比较忙碌，文化水平也基本偏低。这些特点要求我们基层的政工队伍在具备应有素质的同时还有具备面对面沟通的能力。针对基层的这些特点，企业政工队伍要加强基层政工队伍建设，及时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充分发挥基层政工队伍的作用。这是企业政工队伍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当今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篇5
今年，是全面完成“十五”计划、衔接好“十一五”规划发展的承启之年，也是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推进“平安浙江”建设的重要之年。保持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全面实现本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相当艰巨，意义十分重大。省委提出今年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同时要在推进我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努力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最近，中央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以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会。总书记在研讨班和学习会上分别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工作，并就加强和改善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具体要求，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工作的重点。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研讨班和学习会的精神，结合我省建设“平安浙江”的实际，加强调查和研究，着力提高工作本领，切实抓好工作落实，在浙江努力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八八战略”和“平安浙江”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生动实践和具体体现。“八八战略”，主要是解决怎样才能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平安浙江”，则主要是解决怎样才能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和谐共生的问题。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根本指向都是在实践中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浙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一定要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地把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促进浙江更快更好地发展。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今年，我们要围绕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着力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切实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规范管理，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和发展“浙江精神”，努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卫生强省和体育强省建设，努力实现我省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提高经济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必要保障。推进法治建设，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加强地方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普法教育工作，努力建设“法治浙江”。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彰显社会公平和正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要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诸因素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和各类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公平，使各地区、各行业、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人民互帮互助、平等友爱，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而彼此和谐相处。
当今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篇6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当今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篇7
关键词：建筑学；发展历程；现状；建筑流派
前言：建筑学是蕴含多种学科的一门综合型专业，其涵盖包括历史地理地质社会文化以及土木工程力学美学等多元化因素，因此建筑学学习的知识属于相对多而且繁杂，几乎涉及到所有相关领域的学习和知识积累。所以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开发地产的项目要求也更加人文化、人性化，并且在相关知识学科的开始和发展上国家也给予了足够的只车和重视，现将通过介绍我国建筑学现状来换起人们对逐渐消失的建筑学的关注。
一、建筑学的专业概述
建筑学是一门以学习如何设计建筑为主，同时学习相关基础技术课程的专业。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一块空白场地的分析，依据其建筑对房间功能的要求，建筑的类型（如体育馆、电影院、住宅、厂房等不同类型），建筑建造所用的技术及材料等，对建筑物从平面、外观及其内外部空间进行从无到有的设计。所学习的范围小到简单的房间布局，大到城市数个街区的建筑群体的设计。
二、建筑设计的现状
1、解构主义及反构成主义建筑流派。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代表理论。在哲学、语言学和文艺批评领域译作消解哲学、解体批评、分解论、解构和解构主义等。作为一个封闭的，稳定的，有明确含义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对其予以否定。不时有一些外国民用或工业建筑喜欢它的工程结构形式，这似乎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在巴黎蓬皮杜于1977年建成国家文化艺术中心后，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样的炼油厂一样的公共建筑仍是一个在巴黎的旅游热点。这些著名的高技术派建筑，是以充分坦露结构为共同特征，显示机械和电气设备品种的原有形状。
2、现代主义建筑流派。20世纪诸多建筑流派中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建筑流派。众流派并存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中，每个的重点并不一致，每个都有独到之处。适应工业时代，强调建筑随时展变化；立场坚定地走出了历史建筑风格的约束。他们系属功能主义，理性占主导。现代主义建筑首发于在实用性建筑，如厂房，中小学校舍，医院建筑，图书馆建筑和住宅建筑，开创了实用型的先河，到20世纪50年代，各国的纪念建筑物也可以实现，如巴西，联合国总部大楼和议会大厦。整个20世纪现代主义在世界中占主导地位。
3、后现代主义建筑流派。后现代建筑的兴起并不是简单的喜新厌旧。20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隔50年，较70～80年代与20～30年代西方的巨大变化，可见一斑。文丘里的建筑角度反映了这一变化，许多人说他道出了真相，把事情讲清楚了，从而促进20世纪后期的另一个建筑思想的重大转变。
4、新古典主义建筑流派。古典建筑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新古典建筑领域层出不穷，人们甚至创造出新新古典主义之类的名称以示对新古典主义建筑在不同时期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在世界上，新古典建筑长盛不衰。新古典主义建筑最常见的一种功能结构就是保持古典建筑形式和风格特征。50年前的也属于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德国30年代和30年代到50年代初的前苏联也很受欢迎。
5、新理性主义建筑流派。新理性主义（neo-Rationalism）酝酿、发源于60年代的意大利，主要成员包括C.艾莫尼诺、G格拉西、a罗西和卢森堡的R克里尔、L克里尔等人，其中尤以罗西和克里尔兄弟为代表。它与诞生在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构成了当今世界建筑思潮的两大倾向。基本上，新理性主义继承了20年在意大利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建筑往往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形状，但却是建在深刻的历史内涵的基础之上。因此，理性和感性的结合，是抽象的形式和理性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一个与现代主义有很大的区别的东西。
三、建筑学的发展历程
建筑学的发展历史起源与欧洲，其本身与文艺复兴时代有着极深远的关系，因为在欧洲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师傅属于极为特殊的，因此在欧洲早期建筑师于中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低位的。欧洲的建筑材料不同与我国古代，在欧洲建筑的起源是石材的垒砌、雕琢，而在中国是以土木为主体建筑施工材料的，因此在欧洲早期建筑学发展的历史是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学科性专业，涉及到艺术、美术、力学、材料学等方面，相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而言欧洲早期的建筑师更贴近于现代建筑师的要求，了解材料特点、结构力学设置合理、并且对于石材建筑的设置美观独特，不同于中国每一座建筑的具体分工极其明确，每一部分工匠有专门施工的方向导致我中国工匠的知识覆盖量往往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然而在欧洲建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古代也形成了独特的土木工程师学科，并且书简编撰整理也是早有记录，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的学问更多更难也更为复杂，发展到几时几日建筑学已经发展成为综合多个学科的大型专业。
四、建筑学着实点
一般学科分为：“实践派”和“理论研究派”。两者的分工和工作内容有着互补关系，然而在建筑学的学科领域，分工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建筑师的专业实践是具体的建筑设计，大部分建筑学者或建筑理论研究者的是与建筑师一同从事建筑设计，并没有稳固的科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对象，于是对于专业实践的基础理论研究基本上没有展开。
在我国，建筑学界一向较为轻视理论，甚至于对“理论”的概念都不明晰，所以至今在建筑学界有“不谈理论”之说，否定理论者占相当的比例。任何建筑师在进行设计时，必定会拟定自己的概念，美是什么？功能与美的关系？环境与形式的关系？这是建筑师无法摆脱的理论制约，在具有创造性和可行性的理论指导下，就一定会出现创新的作品；反之，在沿袭的理论之下，很多建筑师不知如何入手进行设计，也难以给出品评一个建筑的标准，这样就会出现更多的模仿与抄袭。因此，中国建筑就一直摆脱不了沿袭与模仿。
结语：当今社会，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对建筑学的发展趋势有了新的要求。建筑学自身有其学科自足性，并且也受制于经济和技术的条件，所有这些因素现在都已不是建筑师要坚持旧文化观念的理由。当代中国正在发展中建构学既包括那些现代主义观念内的建构探索，还需做一些突破性理论的分析与建筑实验。应该深入到当代的建构文化分离中进行积极探索，才会使建筑学具有自足性变为可能。建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已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研究领域，其要求的知识面广、思维能力和图形表达能力全面以及动手和实践能力强的特点，注定了今后应更多地在建筑领域中发挥作用，满足现代社会多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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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刚.关于现代建筑设计中住宅工程的探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10）.
当今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篇8
本文作者：陈烨工作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院
文化的内涵对自然环境的感知的方法和态度，是景观意识之源，这种感知基础上的文化传承，成为景观建筑观念建构的起点。我国早期景观建筑类型与使用人的身份有关，大致有四类。其一的代表是台，起源于帝王权贵的祭祀与观景行为，演变到后来也包含了楼阁，均用于远眺风景；一类的代表是亭，“早期的亭是驿站和乡村的行政单位”1，代表了大众生活与观景行为；一类的代表是画舫斋、榭等，起源于对水岸诗意环境的留恋，是古代文人热衷的场所；一类的代表是琳宫梵刹，是占据了名山胜境的宗教建筑。四类人代表了四种不同的景观体验和审美意趣，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文人阶层的观念对景观建筑影响最大。儒家伦理美学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思想奠定了自然审美在认知上的基础，其后山水审美逐渐成熟并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寄情山水对应于文人雅士的归隐心态，将己身之思寄托与山水之间，印证在建筑与山水的结合方式上，景观建筑在意境上成为了文化的中介。其中微妙之处表现在隐与显之间的度，显而高不可及，隐而深却可通，对应的就是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与人文结构，乃至山水审美的结构同构一体，文化内涵是其中的核心。陈志华先生就曾指出，脱胎于自然山水的传统私家园林“所标榜的‘归来’和‘遂初’，其实是一种政治态度和相应的道德评价……失意的士大夫们在山水之间又重新肯定了自己。”文化的建构从景观意识到文化建构，就是从自然山水的感知到园林艺术的凝练过程。江南园林为我国园林艺术集大成者，因画境写意而显缩微优势，因写意缩微而能拥有跳脱自然胜于自然的表情与内涵。其间的亭台楼阁等逐渐演绎成十大类园林建筑。江南园林的缩微尺度，营造了完整的自然山水的知觉氛围，这种氛围里的景观建筑，在文化的可识别性方面与园林的整体格局构成了耦合关系。在这样的景观感知中建构的文化，构成了建筑与景观一体化的文化表述：“门内有径，径欲曲。……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后有竹，竹欲疏。竹尽有室，室欲幽。室旁有路，路欲分。……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亦方。”3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建筑与景观整合的理想状态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一哲学思想的底层逻辑就是建筑与环境不分彼此，相互关联。“天人合一”在哲学定位上就是改变了二元分立状态的一元和合，实际上是在技术层面上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分立关系，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吻合。因此奥古斯丁•博克（augustinBerque）认为：“中华文明是完全独立于西方的现代性而创造了景观……强调人与自然、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间的相同和亲近。这就是为什么，欧洲面临着物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对立的巨大难题时，中国传统能够在客观和主观之间的中间世界中，连贯起将景观同环境整合起来的关系”
文化的表征无论是一元和合还是二元分立，都有一个潜在的定义：景观不等于自然环境，也正因此，景观对象才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詹姆斯•科纳认为：“景观能够让人感觉到大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取决于主观的集群形态……假如每个社会都具有一个景观意识，就很容易在文化之间具有自身的可识别性。”5正是景观的这种文化性，使得景观建筑具有了文化上的生命力；也正因为文化之间的可识别性，才使得景观建筑在文化之间具有表征和传承的作用。18世纪的英国，以培根、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和美学、以及逐渐形成的自然风致式园林，认为对自然环境的形式与秩序的肯定，是自身文化表现对自然的一种妥协。这种观念以自然景色为基调，引导了风景地域主义建筑的起源。尽管中国造园艺术对自然风致式园林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西方景观建筑的观念和中国依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据伊丽莎白•梅耶的研究，在现代主义建筑的话语中建筑与景观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建筑与景观的对立根植于西方传统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就像人与自然、理性与情感、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一样，建筑与景观相对立并且存在等级关系，建筑凌驾于景观之上，景观是作为“建筑的他者”出现的6。这样的景观建筑是超然的，是景观环境的主导，是人文文化在自然环境中立足的一个据点，是人类文化存在的表征。如今我们在21世纪不断挖掘丰富的乡土建筑构成的景观资源的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景观资源很大程度来自于历史上那些归隐山林的乡村文人对山水的审美情趣，这正印证了文化在传承与交融中始终保留着自身的可识别性，文化通过特定的建筑而自然显现。文化的参照物19世纪中期，西方建筑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并在20世纪引领了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引进重点是技术，建设重点是城市。正如早年盖瑞特•埃克博说过的那样：“建筑代表生产，景观代表休闲。”7中国传统景观理念并未受到较大影响，因为早期建设步伐尚未触及休闲文化领域。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步入休闲时代，双休日和长假是这一时代的标志之一。景观及景观建筑有了快速发展的机遇。随着西方现代景观设计思想的引入，我国当代景观建筑就面临了意识领域的观念更新。实际上，建筑领域里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一直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形式上的求存，表现在对中国固有形式的争议；一个是文化内涵的延续，表现为作为文化的参照物而存在。形式上的问题根源同样来自对内涵的理解，文化的定位与传承才是其根本。传统视野中，建筑的分类定性一直有所谓正杂之分，是古建筑行业对官式建筑的一种习惯区分，区别在于屋顶8。而园林建筑能摆脱屋顶上的形式区分自成一体，则是来自于内涵的分野，这是因为“在古代，住宅和其他用途的房屋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任何性质的建筑物都是由住宅发展而来。”9而园林建筑是作为居住功能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具有文化上的存在意义，代表的是精神上的意境追求。也正因此，园林建筑如今成为了休闲文化的参照物。我国建筑领域对于固有形式的争议，在风景园林学科领域中虽然有所滞后，如今却也摆在了面前。西方学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认为景观的话语权往往处于“建筑学的等级与支配的修辞之下”10，但景观环境中的建筑，却成为关注的交叉点，研究的内容集中在关于建筑与景观、建筑与自然的理解。美国现代生态建筑理论的倡导者扎赫尔就认为：“建筑非常需要在观念、理论和哲学上与自然结合。”她批评“在现代主义的巅峰时期，建筑师狂热的相信有一个内燃机式的简介公式和设计的精神幻想。起点就仿佛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和已经成为摆脱大自然约束的象征的技术前景。”11如今，西方当代景观理念的强势冲击使得作为文化的参照物的景观建筑面临着融合发展的机遇。
文化观念从技术层面看景观建筑，就是处于景观环境中的建筑，属于建筑的研究领域，但景观建筑的特殊性在于景观与建筑不仅不可分立，而且是交互影响的。18世纪从英国开始渗透西方的自然风致式园林和风景地域主义在文化及形式上都对景观建筑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有记录可查的“景观建筑（La）”一词最早出现于1828年出版的一本风景画册中，它的意思是“将建筑以特有的方式置于美丽的风景中，尤其适合于绘画。”作者梅森（GilbertLaingmeason）看到了景观环境中建筑与景观的关系的意义，认为“可以立即丰富和约束（设计）创意，使建筑适应用地，使建筑和场地背景融为一体，使二者与周围景色协调一致。”12只是后来在现代语境中重新提出该词，已经成为关于景观营造、规划设计等方面的专业词汇，这是由于architecture一词的多义以及该领域的不断扩张而造成的。从彼此协调的角度来看，景观建筑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延伸和表征。早在18世纪70年代，景观设计领域有一个大的争议，即“景观设计是一个创造人工景观的过程还是管理自然的过程”13。这个争论其实就是关于文化和技术的争议，实际上两者关系是不可分的。针对建筑与景观的关系，elisabethKassler曾经提出三种观点：第一，建筑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独立于它的自然形态，……暗示了其与景观是动态的对立关系；第二，修正的纯景观风格，是18世纪英国景观运动的最佳代表；第三，建筑与自然环境互相渗透14。Reubenm.Rainey更加精炼地指出，景观建筑的历史揭示了三种基本的建筑与景观的关系模式：对比、融合和互益。15现代建筑自由的平面和互相穿插的空间为重新思考景观与建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平台16。换句话说，西方景观与建筑的结合契机，在于现代设计理论中，功能、空间对两者的影响同样巨大，而正是基于同一平台，两者的结合非常自然。DanielJauslin在分析了oma、mVRDV，p•艾森曼等事务所的诸多作品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当代建筑已经受到了景观概念的极大影响。一个新的倾向改变了建筑的核心原则：建筑空间系统和组成作为一个景观而存在。173.2学科拓展学科发展的技术平台总是在开放中相互融合。克里斯托夫•唐纳德认为现代主义景观设计无法同精神追求、技术和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相分离18，这句话从侧面印证了景观建筑的学科平台在不断地拓展，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理念的更新也在不断的变化中。从景观都市主义角度来看，“景观是一个媒介，……对时间变化、转换、适应和连续。……景观作为当代城市化进程的类似表征，作为对无边界开放、不定的、当代城市条件的变化需求的独特的适应媒介，就如allen所说：今天的景观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城市主义模型，更重要的是作为城市发展的模型。”19而库哈斯更是将城市视作“景（scape）”，将建筑与景观看做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20在这样的理解中，城市不再是以往的城市，城市已经在观念上接近了以往的景观环境。景观也不再是以往的景观，景观已经在观念上包容了城市的发展与人类的生存经验。毫无疑问，建筑与景观如今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平台。景观和建筑的形式表现是在同一理论基础上，介于内与外、硬质与软质、光影与生命的转换。景观建筑已经不再是景观环境中的建筑的单一范畴，城市环境也必将成为景观建筑的土壤，虽然这种观念还不一定能让大多数人适应，但无数的建筑师、景观师已经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回到我们传统园林和园林建筑，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观点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园林通常意味着有建筑的开放空间和覆盖空间的结合体”“中国园林，不仅是中国景观中的空间概念，似乎表现出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哲学意向。”21这种哲学意向恰好与当今风景园林学与建筑学的发展方向相耦合。面对景观设计领域的历史争议，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创造人工景观，还是去管理自然，都是我们需要的方向，这是哲理、文化在技术层面结合的结果。景观建筑是心物合一的产物，也是这种结合的关键点。
当今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篇9
关键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情境教学；词汇学习
一、建构主义简介
1．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教学观是对传统教学观或客观主义(objectivism)教学观的批判和发展。在教育心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传统教学观—直起主导作用。直到60年代初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和发展理论广泛传播，在教育心理学界和教学领域引起重视并应用于教学实践，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传统教学观的局限，认识到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学习不仅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也受到学者自身的认知方式、学习动机、情感、环境和价值观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往往被传统教学观所忽略。
建构主义是一种新的学习理论，是在吸取了多种学习理论如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理论，尤其是维果斯基(Vygotsky)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的内容很丰富，但其核心内容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而不是像传统教学那样，只是把知识从教师头脑中传送到学生的笔记本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知识获得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过程。知识的学习和传授的重点在于个体的转换加工和处理，而非“输入或“灌输”。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个人的经验和主动参与在学习知识中有重要作用。
2．情景教学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与情境联系紧密的自主操作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内容、能力等不能被训练或被吸收，而只能被建构。但是，这种建构过程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总是以一个已有的知识结构作为基础的。这种学习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学习在其中进行的情境联系。学习主要根据先前的认知结构，注意和有选择地知觉外在信息，建构当前事物的意义。被利用的先前知识不是从记忆中原封不动地提取而是本身也要根据具体事例的变异性而重新建构。学习者是借助他人的帮助对知识进行建构的。
这种教学要求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基础上。确定这类真实事件或问题被形象地比喻为“抛锚”，因为一旦这类事件或问题被确定了，整个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也就被确定了(像轮船被锚固定一样)。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要想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即达到对该知识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联系的深刻理解，最好的办法是让学习者到现实世界的真实环境中去感受，去体验(即通过获取直接经验来学习)，而不是聆听别人(例如教师)关于这种经验的介绍和讲解。由于抛锚式教学要以真实事例或问题为基础(作为“锚”)，所以有时也被称为“事例式教学”或“基于问题的教学”或隋境教学”。
二、建构主义情境教学理论与英语词汇教学
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学生的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往往就会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很难再有新的突破。究其原因词汇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学生有限的词汇量直接影响着他们的阅读能力、听力理解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笔头表达能力乃至整体英语水平的提高。那么如何帮助学生迅速有效地扩大词汇量，就成了英语教学中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语音、语法、词汇是构成语言的三要素，其中词汇是语音和语法的载体。语言的输入是指词汇量的增加，所以词汇教学至关重要。而以建构主义指导英语词汇教学是学习词汇的有效途径之一。
教育部在今年2月26el就宣布今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将由原来的100分制改为710分的记分体制，不设及格线，不颁发合格证书，只发放成绩单，突出听说能力的考查。其中记分体制改革将从今年6月起试行，整个改革方案的试点从明年起试行，试点学校为180所，其中北京有24所。在此基础上，改革方案将从2007年开始正式全面推行。并且对考试的内容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其中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改革举措是取消了原来词汇与结构的考察部分，原来词汇与结构部分占到l5分，现在在这张试卷上这部分就取消了，取消这部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以前的英语教学太过于强调学生对于语法知识的掌握，而不注重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现在考试中就把这部分30道单选题全都去掉了。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的要求说明考试更强调的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强调对所学知识的充分利用。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外部信息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意义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间的反复、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建构成的。而利用情境来建构意义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词汇学习已不再是单一的、纯粹的对某个词汇进行机械记忆，直接灌输进大脑，而是要利用原有的知识，结合当前环境，积极利用所处情境来理解词汇的意义。Ⅲ这也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词汇测试形式改革的目的所在，把词汇置于语篇中，要求学生利用语境、上下文关系并结合自己所学知识来理解词汇。所以，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结合情境教学来指导英语词汇教学，对加深学生对词汇的理解，提高学生词汇量，使其更决地适应新的考试形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创设情境指导词汇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即“情境相联系的，在实际情境下进行学习，可以使学习者能利用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当前学习到的新知识，从而赋予新知识以某种意义；如果原有经验不能同化新知识，则要引起“顺应”过程，即对原有认知结构进行改造和重组。总之，通过“同化”与“顺应”才能达到对新知识意义的建构。在传统的课堂讲授中，由于不能提供实际情境所具有的生动性、丰富性，因而将使学习者对知识的意义建构发生困难。“情境”是学习环境的四大要素之一。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这就对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学不仅要考虑教学目标，还要考虑有利于学生建构意义的情境的创设问题，利用情境指导教学，并作为教学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在词汇教学中，教师应强调情境要素在学习中的作用，积极创设情境指导词汇教学。
当今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篇10
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是什么，令人深省。概括地说，以下三点是分歧的聚焦点：一是从价值内容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特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统一；二是从价值主体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规范国家和规范公民的内在一致；三是从价值基础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历史统一。
明确一些重大基本的理论前提
价值观是一定思想理论体系的凝练，因而世界观、历史观决定价值观。今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缺乏共识，问题不出在这一概括要不要表达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和对于优秀价值传统的继承上，而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关节点上，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及如何通过其“社会主义性”去整合人类性和民族性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较为明显的倾向是把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即“普适性”，作为价值观提炼的最高原则，不但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而且打开了西方对我国进行价值观渗透的缺口。在这种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只是“特殊价值”，而超阶级的“人类价值”才是价值观的精髓。不难看出，这一对于超阶级抽象“普世价值”的迷恋，背后释放的信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的怀疑，以及对当下流行的强势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屈从。
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人类价值”只能抽象地存在并难免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关于在现实存在的各种价值冲突中，只有先进阶级的阶级诉求才或多或少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最终为历史所承认；关于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消灭阶级”的阶级诉求真正代表了人类的未来，用所谓“人类性”否定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诉求等，在今天是否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把“普世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的最高原则的倾向，毫无疑问是对马克思主义上述基本观点的否定。这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上能够有所突破而必须跨越的障碍。
从认识论根源看，上述倾向是把真理性归结为价值性、以价值真理否定客观真理而必然发生的误判。我们曾经忽视过真理的价值性，有必要从这一方面拓展对于真理的认识，表明其与主体实践的内在关联。但是，必须明确，价值性只是真理的诸多特性之一，不是其最根本的属性，更不是其全部属性。真理最为根本的性质还是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认识为转移的客观普遍性。正如近年来不断有试图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样，也不断有以“价值真理”取代“客观真理”的尝试，其要害就是否定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反复指出，世界的存在不在于其“统一性”、“思维性”，而在于其“客观实在性”亦即“物质性”；同样，作为客观世界正确反映和把握的真理，其根本特性也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客观普遍性”。
当国际资本主义还居于强势地位并演绎出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种种新版本的今天，侈谈“全人类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普世价值高于社会主义价值”，就不仅是把愿望当做现实的一枕黄粱，更是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漠视。
明确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方式
核心价值观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制度精神”，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制度、一个国家运作模式赖以立足、借以扩展、得以持续的灵魂，因而是国家意识形态，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内核。
核心价值观有三大作用：第一，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国家制度的道义基础，是构成其合法性的依据，决定了其国家形象。因此，核心价值观之争，首先是历史和道德制高点之争。
第二，核心价值观为相应国家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思路，决定了其国家制度变革和调整的基本方向。核心价值观看似抽象的共性话语，与具体的制度构架无涉，实际上并非如此。作为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观念表达，尽管其尽量使用全民性的话语，而其利益导向却明白无误。因此，核心价值观之争，从根本上说是制度建构权之争。
第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相关社会的主导价值，决定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流民意。统治阶级思想转化为统治思想，主要通过核心价值观的渗透。当人们把本来从属于一定阶级、一定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视为当然如此的“普世价值”时，统治阶级思想就化作了社会广泛认同的统治思想。这种隐性的价值共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并由以培育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内在尺度，并在重大关口左右着主流民意。可见，核心价值观之争，就是思想主导权之争。没有核心价值观，就不可能引领社会思潮。
由此不难看出，核心价值观当然要通过凝聚社会共识去规范公民的行为，但是这种共识的形成毕竟来源于对国家的认同，归根到底来源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精神的认同。因此，成功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直接对公民提出要求，而是通过塑造国家形象、彰显制度精神以获得国民的认同，并使之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明确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途径和培育方式
核心价值观概括的立足点是什么？作为精神文化的成果，一般承认其源于生活并对现实有规范、引导作用，但分歧在于主要着眼点是“现存”还是“未来”。两种意见的对立是明显的：一是强调核心价值观植根于现有的生活方式，因而必须从现阶段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进行概括；一是强调核心价值观，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健康生活方式和社会新风尚构建的先导性，因而必须着眼于改变世界、超越现存进行概括。
从更深层次看，这一分歧还涉及自觉性在核心价值观形成中的作用问题。前一种意见实际上认为核心价值观是自发形成的，是一个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定型的自然结果，因而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后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自觉构建，是依托先进的社会力量和思想理论的精神结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引领作用。我们要对这两种观点作正确的判断，就必须对核心价值观的属性作进一步考察。
核心价值观是一种道德文化力量，其形成和发展从属于文化发展规律。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文化发展规律最终受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制约，在阶级社会，它总是通过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而最终满足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因此，文化固然有自发的一面，但是，由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总是被统治意识支配，所以自发性就等同于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性。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利用其在商品生产中的主宰地位，使商品生产的自发性与其文化操纵浑然一体，使自发性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霸权的同义语。这样，崇拜自发性就成为资产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重要方式。
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自觉，就是因为舍此在过去无法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而起来革命，在今天则无法抵御西方的文化渗透而和平发展。这种文化自觉，最根本的就是工人阶级政党及其先进理论对于文化建设的引领，“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自觉性应当渗透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当然也包括核心价值观的概括。
进一步看，社会主义属于新生事物，其价值和生命力主要通过不断开拓未来的发展加以展现。因此，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不是屈从现实而是改变现状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根本特征。
就文化霸权而言，它在今天只能依托文化的某种属性，例如其娱乐性、商品性、自发性等，其“创新”只能在文化形式上而不能在实质内容上，因而不能拥有引领文化发展潮流和未来的能力。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规律，从而真正把握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趋势，站到了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繁荣的不竭动力，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遏止的力量所在。归根到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要着眼未来、自觉培育上的分歧，本质上就是承不承认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在西方乃至世界，几乎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你可以批判它，却无法取代它。齐泽克作了这样的表述：“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Jameson）极具洞察力地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这就是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哪怕是左翼思想界也无法摆脱的一种普遍情绪。
当西式自由民主制及由其支撑的自由、民主、人权被一些人武断地奉为人类不可逾越的“历史终点”时，他们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历史的未来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把资本主义视为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绝对合二而一。
这样，看似侧重于理想和未来还是侧重于现实和当下之争，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发展蓝图之争，说到底是两种不同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之争。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要“尊重”现存的实际，可能根子还在于对英美资本主义过于迷恋、对共产主义信心不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