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篇1
关键词：杨贤江；《新教育大纲》；“人的全面发展”，本土化；范式建构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3-0036-04
我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学生运动领导人杨贤江（1895-1931）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出了360多万字的教育论著。1930年2月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发行的《新教育大纲》，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教育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新教育大纲》之“新”，在于杨贤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教育学说，结合苏联教育改革的经验以及国际教育运动的发展趋势进行立论，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多重教育思潮的交锋与条分缕析，阐明了不同社会背景的教育本质，指出了中国教育的未来走向。虽未形成完整的教育学体系，但又远非一般“大纲”所能比拟，正如潘懋元所言，《新教育大纲》是杨贤江继《教育史aBC》之后“第一部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阐明教育理论的著作”。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的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本土化的范例，亦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构建了基本范式。
一、《新教育大纲》是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潮纠偏的结晶
杨贤江撰写《新教育大纲》的年代，正是形形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潮日渐高涨的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关于教育本质论的典型观点有“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等。杨贤江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对此进行了纠偏和揭示。
持“教育神圣说”者的主要论据为：教育是“觉世户民”“精神修养”“清苦廉洁”“高贵超俗”的事业。杨贤江指出，教育是否为“觉世户民”的事业，不是单凭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根据史实，便知“大谬不然”。“在封建时代，支配阶级对庶民是不施教育的，而且当时的所谓教育，也只限于‘道德’教育。”因此，封建时代的教育虽有化育民众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愚民”政策。虽然基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对国民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但“国民义务教育的本身，其结局只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公（资产阶级）服务而已”，决非为了国民自身的幸福，教育只是支配阶级加强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认教育为神圣者，颂扬教育神圣者，不仅表明其无知与迷信，也证明其“学者良知”深受支配阶级的利用与麻醉。故而，不打破教育神圣这个迷信，教育将终于同宗教一样，永为支配阶级愚民的工具，永不能成为人生需要的教育。
清高之论，一方面说教育职业清苦，另一方面说教育事业高贵。杨贤江驳斥道，教育事业之“苦”，表面上看的确是事实，许多教师为了维持生计，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劳心劳力。虽是高尚的职业，但“清高”非本质所现。然而当时的教育界却呈现出为政客、学阀所把持的局面：一方面，在学校教书育人，另一方面在教育部、政界任一官半职，混迹于各种名流商界，游刃有余，名利双收。因此，“教育清高”的论调，一是隔绝了政治；二是隔绝了劳动；三是不得志的政客暂时安身的机会，其结果是，“愈受清高的教育，当愈是‘洁身自好’，愈可使统治阶级高枕无忧。”迷信“教育中正说”者认为：教育者应站在“公平”的立场，采取不偏不依的中和态度，不执著于某一主义或流派；对政治问题以为是不容有所主张的；同样对于各家学说的研究也要无“我见”，而最称特色的是把理论与实践分家。另外，教育机会均等也是重要的立论依据。杨贤江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此种主张“巾正其名，偏私其实”的实质。学制上的“双轨”制，使得“富家子与穷家子从受教育的第一天起，便需分道扬镳”；教育取向上以“三民主义”为皈依，教育经费由当权者规定，教科书、课程设置、教师人选经过他们审定，几无“中正”可言。这种迷信，只能使人“不作主张”“没有是非”罢了，实质卜-维护了“支配阶级的中正教育”。
“教育独立说”具体体现为：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远离宗教、远离政治而独立。杨贤江从历史、现状、中外及阶级社会里教育的变质等层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得出“白有历史以来，凡确立支配阶级政权的地方，竞可以说没有一项事情不受政权的支配，教育一向是愚民的工具，支配阶级为巩固政权起见断不容人民明白真理”的结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恢复尊孔读经之举，更足“教育不能超越政治势力的实例”。所以，“在教育本质上及行政系统上，其所以不能独立之理由，只因教育不过是维持政权的工具。”
在纠偏教育本质论之后，杨贤江对“教育万能论”“教育救同沦”“先教育后革命论”展开了批判。
“教育万能沦”者以为新教育是“科学的教育”“民众的教育”，足过去那种愚昧落后的贵族教育所无法比拟的。现代社会中的科技发明，如飞机、汽车、火车、潜艇、电扇、电炉、电报、电话等显然是教育作用的产物，教育几乎无所不能。杨贤江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做了辨析：现代社会的少数人不仅拥有社会的大量物质财寓，而且手握政治权力，自然就垄断了教育权，进而形成现代新教育的症结，教育制度附庸于政治制度。所谓“科学的教育”根本不能对无产者发生影响，所谓“全民的教育”根本就无此等优势。
“教育救国论”者倡导以道德教育、爱国教育、职业教育来“救国”“建国”。杨贤江反驳道：道德、爱国，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殊不知到民穷财尽，快要饿死的时代，还有什么道德好讲”，空谈爱国又有何意义，“靠职业教育能救国，简直是笑话！”由于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国计民生艰穷。杨贤江并不否认教育在爱国、救国、建国中的主要功能，但要有良好的方法和途径，因此，他提醒人们，救国的途径，决不在于单单勤修学业地解决中同的实际。显然，杨贤江反对的是空谈误国、不问国情的教育救国实践。
“先教育后革命论”的基本观点是：要革命先得教育人民，人民不懂得革命，没有能力革命，革命就不能成功。杨贤江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根本就不能指望“在这种阶级教育中来支配阶级的教育，以实施革命的教育，普遍地养成革命的人才”，因为统治阶级决不容许发展不利统治的教育。“这不仪是‘后革命’，简直是不要‘革命’、‘放弃革命…。杨贤江认为，应正确分析关于“教育与革命”的关系，首先教育足获得政权的主要工具之一，它具有起着宣传、揭露、激励与鼓舞+志的重大作用，获取政权后，教育具有训练民众、保卫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特殊功能。
二、《新教育大纲》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本土化的范例
杨贤江在证伪清源的基础上，对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与深入的探讨，构建了一个有着清晰逻辑结构的教育思想体系及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本土化的探索。
1.教育本来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基本原理，杨贤江认为，教育是与社会的生活过程、物质的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而日.是以这种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只要是现实的经济变了，它址必然地跟着变的。同时，他根据马克思在《资小沦》中，所揭示的，生产劳动需要教育，教育能使一定劳动部门获得发展的和特殊的劳动力，故此他给教育解释为：“浅言之，教育的发生，就植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这所谓生活，一方面是衣食住的充分获得，他方面是知识才能的自由发展；还有，这种生活是集体的社会的，决小是孤立的个人的；所以教育的定义，应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是给于社会的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不过人生的需要，随时随地有不同；教育的资料与方法，也跟着需要有变迁。这种变迁的根源，就存在于社会的经济构造的转易。”
杨贤江从人类社会的源头考察这些问题他指出：教育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教育内容、目的和方法，与人类社会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融为一体，教育不过是社会现象之一，它应人类社会传递生产劳动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需要而产生，成为保证新一代的成长和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自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接受教育，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劳动力的“特殊资格”和提升劳动技能与效率。进而“身心”得到不断发展，最终摆脱r愚眯状态，走向人的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的教育并不是终占如斯的，它的意义和它的内容是常常变的。变化的契机，即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私有制的出现。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教育的根本属性发生了转变。在原始社会，教育原本是全人类的，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属性，一LL进入阶级社会，教育就变成一个阶级支配另・个阶级的i‘具。杨贤江认为，教育目的由“营生手段”变为“阶级斗争”，即教育的根本属性由原来的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而“变质”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是教育功能的进步作用的结果。
2.资本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及其人的片面发展
根据社会进化原理，杨贤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之所以比封建社会教育有所进步，主要是因为封建社会对庶民不施教育，而资本主义社会要对国民实施义务教育；封建社会差不多只有道德教育，而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知识技能教育。但是，资产阶级所重视的这些教育，仍然是对劳动人民压迫、剥削的工具之一，并且依然不会脱离教育与劳动相分离的立场。资本主义教育的“私有化”“独占化”和“商品化”导致丫人的发展的三大矛盾：一是个性发展与强制划一的矛盾；二是教育与劳动的矛盾；三是自由与专制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导致了人的身心片面发展。
杨贤江进一步分析认为，在教育方面重视人的个性发展，的确是资本主义进步的体现，虽然这种重视是商品生产上“花样翻新”的要求表现，由此教育也给个人所具有的“奇才异能”有诸多的发展机会。但是资本主义的教育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与学年制，使学校有如工厂成为大量生产与大批制造技术劳动力的场所，也便使教育成为专为市场而劳动的诸多部门的一个系列组成部分，培养出的整齐划一的成员与个性发展的本能就发生了冲突，甚至一个人终身依附于机器生产的某一部分，泯灭了自己的个性，成为有生命的机器，这是对人性的最大摧残。
杨贤江对资本主义教育本质揭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依据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通过学习与研究，他从中获得了批判的理论武器。他认为，马克思在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考察人的本质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时，真实地发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能够使人本身获得应有的解放，反而使人处于深刻的异化状态。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由于分工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弊端时，曾指出：“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恩格斯也曾指出：“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断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故此牺牲大多数人的身心发展成为自然之事。
借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概念与理论，杨贤江将教育起初的含义视为教育的本质，把阶级社会的教育视为教育的“变质”，事实上也就是教育“异化”，即教育本来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使人的“身心”得以和谐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教育发展水平随之提高，人的身心发展也应趋于完善，然而由于社会分工的愈来愈专门化，人的发展也愈来愈片面，这就是资本主义教育的异化。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的制度化教育为培养机器大生产所需要的人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造成个体片面发展的后遗症也毋庸置疑。
3.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杨贤江在分析资本主义教育本质的“异化”对人造成的片面发展的基础上，也介绍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教育事业发展状况，他同时认真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及《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从而勾画出未来社会的教育图景，即“人的全面发展”：“（一）对一切人科以平等的劳动义务、（二）对一切儿童施以免费的公共教育以及（三）结合工业生产与教育（四）逐渐废止都会与乡村的分别等等。”这一理想克服了资本主义教育的等级差别和城乡差别，使每个人都接受了平等的教育，从起点上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马克思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消除异化，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得到解放以及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个人谋生手段，而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教育只有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能展示其应有之义。当时苏联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实验，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杨贤江对其教育体系做了概述：
第一，社会主义的思想启蒙教育。对劳苦大众和儿童普遍接受无产阶级教育，树立新道德，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显然，杨贤江认为社会主义的教育位于首位的仍然是对儿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第二，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掌握。青年必须获得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公民所必要的理论体系及实践技能，在普遍知识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和职业倾向施以专门性质的教育，为青年的继续深造或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第三，儿童须在劳动游戏中学习。这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游戏中，儿童不知不觉获得劳动的快乐，表现出天赋潜能，并逐渐发展为一种需求，比学校的专门体育活动更能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
第四，学校美育与社会艺术教育的统一。学校的美育是培养青少年儿童良好的审美情操和创造美的能力，要为劳苦大众服务；此外社会上要普遍设立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广播影视等教育机关和娱乐机构，向大众开发，向儿童开放。
第五，劳动技术教育为社会主义所必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在各行各业频繁地自由流动，劳动者不再局限于某一部门。
也只有这样的新教育，才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劳等都得到全面发展与个性自由发展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建设者和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杨贤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精髓并提炼出苏俄教育改革的丰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中同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支撑，为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构建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杨贤江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归纳及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教育实践的考察，勾画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成就“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轮廓、当然，“这样的一个新社会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势必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时期，但最终“是有意识的积极的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即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一引者注）。”可见，杨贤江向人们警示，共产主义的实现小址一蹴而就的，“人的全而发展”也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需要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得到实现。
三、《新教育大纲》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基石
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阐明了，教育的本质，揭示了教育的作用，辟除了对教育的迷信，纠正了对教育的误解，披露了阶级社会里教育的“实然”，昭示r教育发展的“应然”，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也使自身无可争辩地确立了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教育理论先驱者的光辉地位。郭化若在《新教育的教学法》一书序言中曾写道，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图书馆的藏书不过万余册，关于教育的不仅不过二白册，即使在这二百册的教育类书籍中，“好书很少，观点正确或比较有参考价值而对我帮助最人的是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它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与解答教育问题的。”就实践层面而言，在苏区及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新教育人纲》足师范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读物及参考资料。1930年，龙岩闽西列宁师范暑期学校使用的《教育学讲义》，便是节录于《新教育大纲》的主要章节而成。
不仅如此，《新教育大纲》在国统区亦产生了，较人反响，如张粟原所著的《教育哲学》，其中关于“教育本质论”一章，主要观点便采自《新教育大纲》。因为《新教育大纲》的极大影响，当局列其为“禁书”，结果适得其反，《新教育大纲》成了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渴望一睹的读物，为他们冲破文化“围剿”，奔向新生起着重要导向作用。
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篇2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真正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篇3
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反思建构
中图分类号:G40-03文献标识码:a
1缘起
我们知道,在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中,有三个一级学科,17种学科专业,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大都开设有教育科研方法课,但开设时间基本上是在明确了具体的研究对象,或者是有了相应的研究问题后才进行,这样可以通过教育科研方法来促进对象的掌握和问题的发掘。同时,反映在不同的学历层次上,教育科研方法课大多开设在本科阶段,让学生对做科研从宏观上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在硕士阶段开设的是教育研究方法论,使学生从宏观上把握教育研究的内核,在博士阶段更是结合具体的专业特色对教育科研方法与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深化。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如果说教育科研方法顾名可思义,且其具体所指也的确相似的话,那么教育研究方法论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契合了。我们常常的感到教育科研方法课很难嗅到方法论的气味,而教育研究方法论课却又容易流于高高在上的说教,二者本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却是两张皮,即教育科研方法是操作层面,教育研究方法论则是思想层面,全然找不到二者有机的融合和过渡,这恐怕是当前我们在教育研究上很多弊病得不到有效根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教育研究方法论也是提升教育学的学科水准,促进教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同时,教育研究方法论也是打通各个专业界限的有效武器。因此,对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再审视,再反思就显得非常必要。
2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范式和结构
2.1范式
“范式”(paradigm)一词最先由美国科学学家库恩(1968)提出,主要指“被科学研究群体所公认的一套有关该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规范及基本方法和工具。”由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经由后继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阐释,其中藤认为范式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综合的视角、一种分析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方式,而古芭把它界定为“在受过训练的探询中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的信念。从广义上说,教育研究方法论有两种范式,即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也有将之称为定量与定性的,不过,在中国内地,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争论主要不是表现为关于量的研究(一般称为定量研究)与狭义的质的研究的认识分歧,而是表现为关于科学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实验、问卷调查、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与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现为思辨、历史文献研究,以及近来兴起的深度访谈、自然观察、实物文本分析、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论争。具体而言,则有很多种提法,罗斯威尔提出元客观主义与元诠释主义两种方法论范式,前者包括现实主义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与逻辑实证主义范式;后者包括现象学范式、存在现象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新实用主义范式与解释主义范式。古芭划分出以下四种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范式以及建构主义范式。同时,也可以将某些范式归入定性或定量研究中再加以考察,如台湾学者陈伯璋先生将质化研究分为现象学范式、解释主义范式、符号互动论范式与批判理论范式。以上的种种范式其实都介于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建构/解释主义方法论这两种极端的范式之间。通过研究范式不仅有对具体研究过程的形式抽象,也有对形式抽象进行哲学层面的审视;既体现了某种方法论的研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方法论本身的反思,它的基本原则主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古芭与林肯也同样认为要理解教育研究的范式必须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次上进行。
讨论范式问题,对于我们把握教育研究的方向至关重要,只有清楚的洞察研究者背后的思维范式,才可能对其思想和观点作透彻的分析,进而才有机会重建自己的理论或假设。
2.2结构
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在无形的范式影响下,不少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结构作了探讨。一般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按其从高到低的水平结构,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紧密联系的层次: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科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王坤庆在早先时候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教育科学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所构成的理论体系。也有学者从系统论角度作了阐释,他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包括哲学方法论、横断学科方法论(包括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数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学科方法论。王坤庆继探讨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纵向结构后,又对其横向构成做了研究,他提出了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历史方法形成的静态模式和由它们的变形而产生的动态模式。此后,关于其体系构建较有影响者当数叶澜先生了,她在其专著《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一书中,对之作了系统研究,采取逐步聚焦的方法,将其划分成哲学层、横断科学层、专门科学层、教育特殊层。2000年以后,不少学者为了走出科学与人文范式的窠臼,且突出教育学科的特点,又对之做了进一步的分类,例如,有人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应分为四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王坤庆――这位持之以恒的学者,近来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教育研究方法论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体系的方法论原理,即哲学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特有方法,第三个层次是教育研究中具体使用的各种方式、方法与手段的总称。
当然,对之的探讨还将继续,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弄清教育研究方法论系统内部各层次的关系,以及方法论系统内其它学科方法论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转化机制。
3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建构性反思
既然教育研究方法论有很多含糊与模糊的地方,那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我们又能对之做哪些新的解读?叶澜先生在《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一书中,将教育研究方法论这一复合概念分解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并沿着第三条轨道展开陈述,即她选择了二分法而抛弃了三分或更多分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同她提高教育学科自我意识的想法,更响应其将教育研究方法论定位为元研究的观点,但在具体的分法和对元的理解上,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可能。试想,教育研究方法论在教育学体系中是比较深奥的一门课程,在一般研究者或学习者看来更是难以把握,因此,对之的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搭建台阶和阶梯,寻找中介和纽带,即教育研究方法论不应该是空中楼阁,高高在上,而是要上得去,下得来。在此,我们不妨对其再行解构,从教育研究方法论中,取出如下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而形成如下结构形式: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然后对这些组合进行逐一的鉴定和解读,再与当前传统的按照方法论体系构建教育研究方法论结构的观点做比较,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相通的或者说更为本质的东西呢?笔者认为,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论”的元含义,就不难挖掘出各个组合的深义,从而理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找到教育研究方法论新的生长点。
我们在对文献的梳理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教育方法的称谓上有的使用的是教育科研方法,有的则用了教育研究方法,相应地,对应的方法论前者应是教育科研方法论,后者为教育研究方法论,经过统计分析,发现使用教育研究方法的称谓占据着主流,因此,教育研究方法论也就成了学界约定俗成的标准用语。尽管如此,其背后还是有些猫腻,比如使用教育科研方法的往往更多的侧重于科学视野,使用教育研究方法的则侧重于人文角度,或者说前者推崇的是定量方法,后者青睐的是定性或质性方法。从称谓上的不同,可以看出更多的学者还是站到了人文和定性这一阵营,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可以从前几年对《教育研究》杂志发表文章的统计窥见一斑。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当前缺乏的应是科学的、定量的方法,而不是人文和定性,但仔细分析,却又有不妥,并不能因为哪个多哪个少就抑此扬彼,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遵循事物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外在方法的比重大小,这样,才有可能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从而达到平衡,实现和谐。
总之,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归宿应该是教育学科自身,在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可以走外发和内生并行之路,且以后者为根本,具体地说,先从外部逐步聚焦,层层剥离,直至到达教育学科的内核,同时,要时刻想到和立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本身,从对它的解构形式中,寻找其自在的逻辑,让我们自为性的把握适应其自在发展的规律,通过内外协调,才可望看到教育学科的全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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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篇4
关键词：政治；政治学；范畴体系
一、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总体要求
一门学科范畴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以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想当然地去组织、拼合它的体系结构，必须从学科本质的特征出发，依托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遵循相应的组织原则，揭示学科构建的科学规律。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依据所把握的总体要求又在哪里呢?
1．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我们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分析事物、洞悉事物的本质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要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我们不妨看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吸收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观点。(1)任何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表述这门科学的全部内容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过程的。人认识一个对象时总是从抽象到具体，科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最便于人对这个对象的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从平面到立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2)一个科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这个体系最抽象的东西。如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人类现代经济生活最抽象的东西，商品便成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点。(3)推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内在动力是对立统一规律，每一个原理应符合矛盾运动的形式。
2．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政治研究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问，古今中外人们始终如一地对政治学研究投入巨大的热情，政治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科学。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工作，对政治、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并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向。因而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根基。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政治学范畴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开放的，不断发展丰富的，政治学也毫不例外，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而前进。它一方面会从政治学已有的内容中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也会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来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因而，我们对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固定的框架和模式。
4．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关键。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从内容上看，一门学科的对象，决定学科的内容。一门学科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结构；二是对象的运动及其规律。从内容的逻辑安排看，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客观到主观，这几乎成为任何学科构成体系的顺序，这种顺序符合认识的规律，符合认识的历史，也便于读者对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解。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着眼点又在哪里呢?于此，笔者从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人手分析和论述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问题。
二、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
正确认识政治和政治学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政治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自从国家(城邦)产生以来，人们就在苦苦地思索、不懈地探索，但仍达不成共识。因为政治学者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几乎都有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表述。概言之，对政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政治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一种规范性的道德；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政治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政治是一种管理活动。
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是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和根本问题；政治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综观以上分析，由于人们的观察点、立足点不同，使得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完全不一致。杰弗里·庞顿说过：我们最好不要将一种概念视为某种固有的客观东西。也就是说对政治的定义，我们无须也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模式、方式等框架结构将其固定(这在实质上也是没有必要的)。然而我们通过对政治诠释性的定义，透过其现象的描述、对本质的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有着如下的共识：(1)政治是在以国家存在为前提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关系；(2)政治所探讨的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表现、运作及其内在机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的范畴中公共权力是其核心和本质。由此，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本质的内核找到了切入点。
政治学的定义显然也只能以政治定义为基准，不同的政治理解必然表现出对政治学的定义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来看，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政权是所有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也就是说，政治学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结合上述分析，即我们在剖析各家关于政治概念的诠释时，已窥见到政治学包含着以下核心的要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运作、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看，它所揭示的是在国家中对政治权力的探讨，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研究是其核心范畴，伴随着权力运作方式、机制、模式等是其必然拓展的范畴系统。由此，我们在建构政治学范畴体系时，权力必然是其体系建构的核心，而其体系的构建是依此为中心依托的展开。
三、政治学范畴体系构建的结构模式
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篇5
【论文摘要】： "科学哲学"是什么？对于这个与西方科学互相依存的科学研究典范，多数科学研究者是陌生的，但是是极为重要的。科学哲学是一种逻辑思考与范式交织运用，从事创造性学术活动的思维。西方人运用这种独特的思维理论带动科学革命的浪潮，运用科学创造发展实力，影响人类历史数百年之久，迄今仍方兴未艾。
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造就了西方人与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就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中国哲学论述的焦点是"行为"之"善"，而西方哲学论述的焦点是"知识"之"真"，两种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美国北卡罗来那大学教授罗森博格对科学哲学做出以下定义：哲学首先要处理的是科学尚不能回答或永远不会解答的问题，其次要处理科学为何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也认为科学哲学长久以来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科学是什么，它如何运作，它的方法、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库恩于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指出：范式是科学哲学的基本观点，也就是研究者用来寻找意义的理念模式。而且所谓理念模式，就是研究者用范式的指导来从事研究问题与选择研究行动时的思维方式。这个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由以下二个核心概念所构成。
一、思维逻辑
受文化影响，西方人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有其独特的思维逻辑，循"本体论－知识论或认识论－方法论"的思维逻辑按部就班的思考问题。有学者解释，西方学者在从事创造性学术研究活动时的后设思维，他们基于对世界本体的某种预设，因此提出了一些认识世界的方法，从而建构出某些独特的知识体系。这种后设思维展现在他们学术研究的成果之中，但无法在其研究成果中论述自身。然而，思维本身只是个抽象概念，所以必须将范式融入思维中从而思考研究的问题和方向。换言之，研究者的基本信念决定的任何一种研究取向或研究范式所主张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就构成该项研究范式的"世界观"，也就是如何去认识及累积建立该门知识。
本体论关心的是人类日常生活世界中各种现象或行为，是否存在着一种事实、永恒不变的本质。如果有，那么真实、永恒不变的本质是什么？而且，不同的范式则有明显不同的主张。所以，本体论就是科学研究的开端，研究者针对被研究的对象探讨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建构起一个初步的概念。
有了概念，接下来就是诠释内涵。知识论关心的是研究者应该运用何种立场与态度，与被探究的对象产生互动关系，才能了解现象的真实本质。也可解释为探讨知识本质、原则和知识的来源。重点是，研究的结果和研究者的立场与态度理当一致。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以后，这样文化传统更发展成为笛卡儿"主?客"对立二元论的哲学，对近代科学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方法论就是要透过何种方法与策略才能发现或检证预设的问题的本质。由于科学分类的关系，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领域都有其严格的方法论，以作为获取知识的方法与学科发展的支撑。同样的，不同的范式对方法论选用就会有所限制。一般我们熟知如归纳法、演绎法、辩证法、实证法、解释法、批判法等。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者之间具有互为逻辑的关系。因此，一个研究者对于"方法论"的回答，必然会受到其"本体论－认识论"立场的限制，而不能随意选择任何一种方法论。反过来说，当研究者决定采用某种"方法论"时，他必须同时接受其"本体论－认识论"的预设。
二、范式
粗略的了解了科学哲学中的思维逻辑，接下来进一步认识研究者是透过怎样的研究范式来对其研究的问题进行预设。其实，整个研究范式的发展就是一部完整的"科学史"，充分证明了西方哲学论述的焦点是不断追求"知识真理"，任何一点违反理性思辨法则，都将遭受严厉检验和批判。二十世纪各种不同派别的范式主张就演进的时间先后，依序有下列五种范式的论点主张及主要是应用于何种科学的研究。
实证主义从十六世纪科学革命起,迄今仍然主宰着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即时下广为自然科学所引用的实证研究。实证论者的主张是"素朴实在论"，采用实验论的立场，相信科学能够回答所有的疑问，解决所有的问题，属于"量化研究"的科学研究范式。
"后实证主义"针对"实证主义"纯科学的观念提出强烈的批判。代表人物波普尔认为："科学就是已成立事实的集合，这种通行观念是错的。科学中没有任何一滴知识是永远成立的，没有东西是不变的。"后实证论者主张"否证论"的研究范式，但是仍然保留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对客观、精确、预测及控制的重视，也认为完全的客观不可存在。属于"量化研究"的科学研究范式，但不排除使用"质化研究"方法。
人们通常把结构看成一种形式、一种架构或某种形状。其实，事物的结构和本质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结构主义不仅关注外在形式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形式内在组成要素彼此间之深层结构的问题。属质量化兼具的科学研究范式。
解释学的发展受到"现象学"影响甚深，两者均是对自然科学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法则是不完全的，并没有绝对性。解释学主张，人类不可能完全了解客观的事实，必须要从生活实践中创造意义，而创造意义的过程就是解释的过程。主要的方法是用对话与辩证的方式，透过归纳、比较与对照过程获得一致性。属于质化科学研究范式，同时也奠定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
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篇6
马克思主义人学初步形成后，中国人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人学进行了连续10年的深化、挖掘、发酵和酝酿，使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步入到一个成熟化、体系化、现代化研究时期;在这一阶段，人学持续发展、深度挖掘，人学与时代、人学与哲学、人学的合法性、人学的体系化建构，人学的“形上”和“形下”研究的结论等深度内涵被逐渐深入发掘出来，马克思主义人学由此进入一个理论上的初步成熟、较有收获的季节(2007年到2012年是关涉人学研究的第二个沉默期;2013年到2014年，人学研究略有回暖)人学与时代。马克思主义人学雏形初显后进入“黄金”十年发展快车道，时代特征明显，“时代性”成为人学研究主题之一。根据1998年《中国哲学年鉴》统计，1997年是人学研究十分活跃的一年。这一年，仅发表的涉及人学的论文就有上百篇;1997年4月26—28日在北京成功召开“首届全国人学问题学术论坛”研讨会，人学问题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在首届全国人学问题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学者鉴于当时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向纵深发展，认为建立专门研究“人的问题”的学科，已成时代吁求。时代呼唤需要学术回应。《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就是应时代要求所结的理论硕果。有学者甚至认为，人学研究到了从条块分割向基础理论综合构建的时候了。也有学者认为，“全球性的市场化和技术化浪潮，正在实际地消解着人作为人的现实存在，它导致了人的自我遮蔽和自我迷失”［11］，因此，反过来对人的自我进行追问就显得及时和必要，这也是时代对人学提出的紧迫吁求并促使人学成为“显学”的原因。人学与哲学。人学与哲学关系问题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争论激烈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学术界提出的一个颇具价值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它既关系到人学建设及命运，又涉及哲学未来发展方向与前景。韩庆祥对当时人学现状做了较为全面的综评，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人学阐释有三种:(1)哲学即人学。哲学作为人之自我理解的自我意识理论，体现了人是哲学奥秘之说，哲学的形式就是人所经历的状态。(2)哲学包含人学但不等于人学，人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二者是整体和部分关系。(3)哲学不只是人学，人学也不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的当代形态主要是人学，因为它反映了西方哲学由自然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人学的发展趋势和内在逻辑［12］33。孙宝林认为哲学本质即是关于人的哲学;构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只有从社会、心理层面和人的“类”特性、“个体”特性相结合等两个层面入手，才能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人学理论。注重人学的哲学研究，就是注重人学的“形上”和“形下”研究的结合。黄楠森主编的《人学原理》就是这种结合最好的尝试，因为该书既涵盖对人的基本问题的“形上”理解，也有对人的问题“形下”分析，因而堪称人学研究的力作，也可看作是韩庆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之后的成熟之作。关于人学学科建设。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黄楠森、王锐生、韩庆祥认为，人学是21世纪亟待发展的新兴学科之一，作为新兴学科，人学承担着建构完整的人的图景重任。韩庆祥、邹诗鹏、贺来等也对20年来人学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学者们力图在综合各门人的科学基础上建立一门新的人学，并实现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统一;单兵作战的模式使学者对人作为研究中心缺乏统一认识;虽然人学并未“成熟”，但是“人”的观念已成学术探索中心。就未来而言，人学任重道远，即必须在梳理既有分散成果基础上综合成果，必须推动人学向前持续发展，必须推动人学范式转换，必须与时俱进推动人的时代性研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谭培文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历史过程，它有过去、现在、将来三个维度。从过去看，当代人的发展是世世代代物质文化优秀成果生成的现实状态。人创造了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同样创造了人。从未来看，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它是人们理想期待而当前还不能全部实现的价值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既要着眼于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的本质要求。关于人学合法性。邹诗鹏认为，人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揭示人的被遮蔽的合法性。人的问题的意义大于人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定位。人学所彰显的正是当代哲学尚未意识到的人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也就是说，人学的创构与阐释与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走的是同一条路。关于人学研究方法。人学研究是在一定哲学观指导下进行的，从不同的哲学观出发，就会导致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高清海等从“类”哲学出发，以“类”意识来把握时代及人的思路、方法，凸显了现代化实践中人的“类人格”的自觉意识;候衍社则从发生学方法出发探索人的本质，突出了马克思人学的发生学底蕴;光从人的生命哲学的意义追问出发，来探讨人的诸多基本问题;胡为雄认为采撷西方人学之长结合传统人学优势的互补法研究人是今后人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关于人自身的问题。经过数年的沉默，2013年到2014年，人学关注重点则倾向于对人的生存、人与自然关系、人的概念及价值主体性研究。林默彪通过对社会转型期人所存在的疏离倾向，从人学视角提出，生存论维系的是“人文生命向度而不是人的自然存在，是对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及其意义的哲学诠释与反思”［13］。李德顺从新的高度构建起当代价值学说，认为“在价值领域要平等地对待各种不同的主体，把人的权利和责任还给人”［14］。这是对长时间人学“沉默”的新时代回应，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学成果出现。
2马克思主义人学展望
马克思主义人学在逾30载积淀之后，正驶入理性发展青春期。总体上说，研究模式已实现由零散式分析向综合性体系建构转化;研究成果由《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体系初显，发展到《人学原理》渐趋走向成熟。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人学为未来发展计，不得不对自身认知能力的未来走势做出反思并提出适当性建议，只有这样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成熟、完善和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具体思路如下:首先，对未来人学理论自身的进化、发展之条件做出预测;第三，对未来人学实践提出适当的合理化建议;最后，对人学研究者的探索方向提出预警性提示;第四，吸取中西人学精华和自组织理论，为开创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人学提供理论基石。
2．1马克思主义人学要想在未来发展中持续
保持良好的活力、跳跃、创新型发展势头，就必须在增强理论本身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更新能力方面有所突破和超越，即马克思主义人学自身要有所“反思”、有所“领悟”、有所“自警”，具体涵括如下内容:首先，马克思主义人学要想持续走向更加成熟、丰富、并弥补自身理论不足，就必须促进自身由不成熟范式向成熟范式的转换，由固化思维向辩证思维转换，具体“就是促成马克思主义人学范式由还原论范式实践论范式系统论范式的转换。”［15］其次，马克思主义人学要想深化、克服自身之不足走向成熟并创构真正“人”的学科，必须实现关注重点的转换，必须由关注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向关注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理想的转换，因为“现实的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16］，是有多种情感和各种需求的具体的个人，这种视角转换目的在于消解信息时代人的异化。最后，未来相当长时间，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将持续走在自我认知和自我构建的路上，人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将任重而道远，新的因素造成的自我认知困难，将成为人学研究的新材料，而且，这是符合“国内社会、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的［17］;因之，对于自我的追问，可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人生哲学”［18］思维话语。
2．2马克思主义人学要想在未来发展中持续
保持良好的活力、跳跃、创新型发展势头，就应该在实践中注重研究并解决事关本门学科持续发展理论的“践履”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人学要在实践中有所“行动”、有所“作为”、有所“超越”，具体涵括如下内容:首先，廓清学科间界限。人学虽历30余年风雨，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最大失误是没能划清人学与哲学上、下级关系，没能清晰划定人学学科范围并缺乏成熟性范畴界说。这些不足是导致多年来人学诸多问题争议之根源，如果早将此问题澄清摆明，也许会省去许多无谓的学术纷争。从对1997年人学与哲学学科划界及范畴争议看，将人学置于哲学学科之下较为妥当，而且人学又细化为马克思主义人学、西方人学与中国人学，这既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自我内涵，又能使“主体性道德教育理念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人学之中”［19］。其次，实践的范式创新。人学要想有实质突破，必须破除以前“还原论”范式，把在还原论思想指导下“肢解”开来的“人”再整合出完整的人来，以“系统论”范式来研究人，也许能得到正确的关于人的解释范式。由于人本身就是一个由自然实体系统、社会关系系统和精神思维系统组成的“三合一”复杂系统，且精神思维系统是比自然实体和社会关系系统更高级的指挥性系统，因而人的一切有“形”运动惟有处在指挥系统层级的“神”系统指导下才能完成;如果把人之“形”系统与“神”系统并列起来考察，那么就很难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神”系统能对“形”系统起支配作用，进而产生出“实践”何以发生的问题。因此，“还原论”范式研究人得到的仅是人之个别，“系统论”范式研究人既可得到整体的人，也可解决困惑学界的实践与人的发展关系问题。最后，关注重点的转移。从现实自我向精神自我的转移，是30余年人学研究必须“践履”的重点;可以说，30余年来的人学追问，一直呈现主体心灵“缺位”现象，即较少谈论人的“精神”，似乎一谈“精神”，人就虚拟了;较少谈论人的自我，似乎一谈自我，人就唯心了。事实上，作为主、客体合体的人，人是现实性与精神性的统一，是虚拟性与社会性之一致，离开人的“精神性”谈人，就不能培养出作为最高意义的类存在的人。
2．3马克思主义人学要想在未来发展中持续
保持良好的活力、跳跃、创新型发展势头，就应该对研究者的“时代”洞察力和“焦点”捕捉能力做出“预警”性提醒，以使他们能够在科研实践中持续保持“忧患”意识和学科建构能力，具体涵括如下内容:首先，注重与时代结合。这是就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者本人提出的要求。对他们而言，必须要面对现实并反思信息技术对人的影响，否则就脱离反映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主旨。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者必须敢于正面现实，敢于承认新时代电子信息技术对人的异化事实，并从学理上找到并克服这种异化的根据。这是因为，网络社会已成现实社会一部分，人正加速凸显其“现实”与“虚拟”合体之性征，不解决人之虚拟性需求，既难以“全面克服实体本体论人学所导致的对人的现实生命及其历史发展的抽象化理解，找回被传统人学所遗忘的人”［20］，还会因忽视人的精神生态而陷入牺牲人的自由发展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其次，学术态度上纠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做出的预警性提醒。因为，对于研究者来说，创新型学术态度必须克服并取代旧的保守型态度，即在学术探索过程中必须立即纠正一谈人性、谈异化就会被认为脱离唯物主义之路。事实上，从静态视角分析、归纳“人”也是必要的，这样做可以摆脱过程学说表现出来的虚无主义弊病。因为人是现实的理性的人，人毕竟不是转瞬即逝的“过程”;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理性，给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定格”处理，可能得到人的真实信息和真切材料。最后，人学体系的构建。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者来说，当务之急是找到合适的建构人的思路方法，对人先做科学合理的学术界定，以及体系构建前的地基清理工作，不要急于做体系构建，因为如果没有坚实牢固的地基，就是建起来了，这种体系也会随时坍塌。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人学界所以没有很好地建立起科学的人学体系，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当然，条件成熟时，就必须考虑对马克思主义人学体系进行宏观“构建”了，否则，在材料集累到成熟之后体系构建不“给力”，那么，马克思主义人学可能会中途夭折，造成学术事故，这种情况也是不允许的。
2．4马克思主义人学要想在未来发展中持续
保持良好的活力、跳跃、创新型发展势头，就必须对西方人学、中国人学及自组织理论等人学诸多流派做文本“解读”和精微“建构”，以使马克思主义人学能够广纳中、西人学精华并博采自组织理论之长，凸显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包容性，具体如下:首先，吸取西方人学精华，丰富马克思主义人学内涵。从思想形成史视角看，作为新生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要想从“青涩”走向“成熟”，从“不足”走向“完善”，从“依附”走向“独立”，就必须向外吸纳、借鉴西方先进人学研究理念，以补充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缺钙”现象，弥补学科内的营养“匮乏”之状，以互补型基因创建人学“发展”之基石。其次，广纳中国人学精粹，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理念。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是马克思主义逐渐吸纳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人学亦不例外。自马克思主义人学单独成长起来的那一天，与中国人学的“交接”与“传承”，“共生”与“互融”，血脉交融地书写着人学“成长”经历。最后，承接自组织理论内容，完善马克思主义人学概念。从系统理论的自组织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一个具有自我完善功能的自组织系统，它的产生、成长和发展，必得经历一个由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自组织过程，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自组织”功能得以合理“建构”并强化，使得人的“自组织”系统思想得以弘扬。
3小结
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篇7
关键词：分析折中主义；跨范式研究；东北亚安全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2-0049-04
东北亚地区是冷战后国际安全领域中情况最为复杂多变的区域，各种传统理论范式对于如何分析和构建亚太安全都有着自己的判断…。然而，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和弱点，不但难以彻底取代其他理论，还往往陷入新的困境。客观上，范式竞争导致了相互借鉴和融合的趋势，并为学术进步创造了条件，因此有学者认为，以正确性和彻底性为代表的“范式间战争”(inter－paradigmwar)已经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西尔(RudraSil)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卡赞斯坦(peterJ，Katzenstein)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2005年年会上，提出了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eclecticism)这一理论新视角。两位学者将分析折中主义定义为一种跨越传统理论边界、结合多种范式来分析国际关系领域中某个特定问题的理论视角。具体而言，分析折中主义认为：“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者避免了拘泥于体系封闭的理论范式，而是要采取更加多样的范式视角、使用更为丰富的手段来分析和解决领域内的特殊问题。”简而言之，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跳出某个特定传统范式的认识论、方法论原理，促进范式之间更具包容性的对话，进而提高传统范式的“跨界”解释力和与其他范式的融合力，激发学术延伸。
一、分析折中主义的形成过程及核心内容
(一)分析折中主义的理论形成过程
在分析折中主义出现之前，社会科学学者们对如何看待和处理某一学科内部各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西尔和卡赞斯坦在论战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库恩一拉卡托斯一劳丹。库恩是“常态性科学”理论的倡导者。这一理论以依靠某种占优势地位的范式单独解决某项研究的中心问题为特征，而没有给那些认为“多种范式之间可以互相借鉴”的支持者留出哪怕最小的空间。面对库恩“一元论”的缺陷，拉卡托斯开始打破坚冰，从事“研究纲领”理论的创建。其目的是为寻求多元视角的科学团体创造空间，给各种“研究纲领”之间因互相竞争所产生的“有限比较”留有余地。但他认为只有当研究团体对特定的核心问题、假设、方法和发展演进的标准都达成一致时，现实的研究才会被认为是有意义和起作用的，这在本质上与库恩的范式是承接相通的。彻底跳出这个圈子进行思考的是劳丹。他的“研究传统”(researchtradition)学说认为，一个由某项“研究传统”发展而来的论断，尽管使用了独特的概念工具，涉及了不同的理论假设，但仍可与其他理论的某个观点达到契合。
通过对三种立场不同却又互为衔接的理论进行剖析。折中式的分析方法浮出水面。西尔和卡赞斯坦发现，劳丹的理论“不但在概念上十分灵活，效用也更加明显，而这一方法恰恰是传统范式在考虑理论假设和定义特殊问题时常常忽略的”。与劳丹相似，两位学者在使用这一新的理论视角时，既吸收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中的许多优点，又强调了跨越范式边界的研究方法。
(二)分析折中主义的核心内容
分析折中主义的核心在于“折中”二字。它要求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之间进行一种跨界式的研究和探索：“在观察国际关系中现象与问题时，各种范式要互为补充和深化，以促进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发展，使研究者拥有观察和分析国际事务的多重视角和多种手段”。然而，它绝不是对传统范式的简单合并，西尔和卡赞斯坦认为：“折中模式的分析亮点最初都闪耀在相互独立的研究传统之中，却又都可以从各自的体系框架中剥离出来，重新组合成一种结合有关概念和方法的独创性排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对传统范式理论的利用更像是折中性而非综合性的。”
分析折中主义主要包含以下原则：第一，强调“因果机制”的重要作用。它是一种可见、有序的，周期性产生的因果归纳，其效果往往取决于在相关环境下与其他机制的互动。第二，注意对传统范式中各种优点的取舍。在跨界整合相关的传统范式时，如果传统范式的某些优点对上述的整合形成难以克服的阻碍，研究者就须要将其合理地舍弃。第三，强调对研究问题的“重新复杂化”。传统范式的研究者往往只关注与其本体论一致的基本假设和核心概念，使用的也是惯常的语言和分析工具，而分析折中主义一直在寻求构建更为复杂的问题。
分析折中主义在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时主要依靠下述研究方法：第一，“问题关注型”研究方法。西尔和卡赞斯坦认为，“不同范式理论的拥护者在对待某个特殊研究问题时都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元理论，而‘问题关注型’方法有助于研究者避免空谈。更加直观和有针对性地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第二，“扩展视野”构建问题的研究方法。折中性分析方法不会拘泥于由某个具体传统范式(比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明确解释过的问题，而是通过扩展问题视野和转变问题关注点来提升解决特殊问题的能力。第三，“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发展可以复制的研究方法，用来记录、测量、比较数据，产生可归纳推断。
两位学者提醒，使用分析折中主义也要注意防范潜在风险：由于使用了多种分析性语言，使它在概念上存在含混不清的风险；另外，如果研究者经常使用“中间”立场，有时可能会强制促成不同范式的统一。因此使用这一视角的研究者应该保证，不同范式在被带入折中式分析框架之前，就已经得到恰当的解释和处理了。
二、分析折中主义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研究
当前的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既不是完全的霸权秩序，也非纯粹的均势秩序，更不是成型的地区安全共同体，而是以上三种模式的混合物。有学者评价，“安全研究的范式多样化是后冷战时展起来的重要学术特点，即新现实主义理论、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结合体。”当前东北亚安全研究热点主要涉及了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日美同盟以及朝核问题这四个方面。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决定了学者们应该采取多元化分析架构和理论视角，即分析折中主义来审视这些问题。
(一)期待盛放的牡丹――中国崛起
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在中国人眼中一直有着花中君子、统领群芳的崇高地位。目前，中国正由一个文明古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国。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自己的“和平崛起”战略，并表现出对国际秩序的尊重和对国际规则的认可。中国学者也普遍认为，在综合考虑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后，中国主动采取了一种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安全观。如
果东北亚地区所有相关国家都对此表示认同，牡丹花的盛放就指日可待了。
然而，一个国家对意图与目标的宣示并不能代替其他国家对其行动与能力的判断。按照现实主义学者的基本判断，只要中国持续保持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它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区域内权力转移、原有均势丧失，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但笔者发现，由防御性现实主义提出的“将安全合作而不是大国间的安全对抗视为安全困境条件下的国家自助战略”这一观点，却有助于开放性地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这体现出新现实主义的分支已经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某种一致。
目前，区域内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与中国关系日趋紧密，中国崛起并未引起更多国家的恐惧。这一现象违背了正统“均势理论”的解释能力。戴维・康从对这一地区历史上“朝贡制度”的研究出发，认为本地区的中小国家从历史上就接受“等级意识”和“等级认同”，这使得中国崛起没有让其他国家感到无法接受或是巨大威胁。他同时认为，这是由中国主导的“仁慈霸权”对美国的“制度霸权”形成的冲击。在这一问题上，现实主义的“霸权秩序”和建构主义的“认同观念”在中国崛起问题上产生了契合点。
(二)寻找光明的向日葵――俄罗斯复兴
俄罗斯人将向日葵奉为国花，意喻为给人带来美好和希望的光明之花，然而想要得到这份光明和希望却非易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复兴之路走得可谓是步履维艰：国内，极端的民族运动和恐怖主义活动频发；周边，俄美在东欧反导问题上的反复较量以及北约东扩的成功，使俄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大幅上升。作为横跨欧亚的大国，俄罗斯无论从国防还是战略需要的角度，都要认真分析亚太地区的形势，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笔者认为分析折中主义的视角对于分析俄罗斯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影响有其独特作用。
目前，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来自东北亚地区的对俄直接军事安全威胁较小，这一地区军事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或发展为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也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触及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矛盾出现的可能性。近年来，俄罗斯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努力与亚太主要国家构建了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展多领域合作的机制，为稳定亚太地区基本秩序作出了一定贡献，并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一道发挥着积极作用。如果只分析到这里，自由制度主义之花，正按照其生长规律健康成长。
然而，当前的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有着两大顾虑，使得它无法完全依靠上述组织来获得足够的安全感。1995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一文中宣布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10万常备军力的决议。而美国在亚太的主要军事同盟国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尚未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再加上一直悬而未决的北方四岛领土纷争，使得俄日关系实现战略性发展受到极大制约。这两个例子都表明，社会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因为物质利益和历史问题而互相防范，这虽制约了建构主义关于“制度认同”的解释力，但却是新现实主义的典型观点。
2008年11月22日，日本首相麻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对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希望看到影响两国关系的领土争端得到解决。梅德韦杰夫在回答中也表明他不想把这一问题交给下一代。显然，双方都希望借助这种区域性组织框架解决问题，自由制度主义的种子在本是冰冻的地方开始发芽。而奥巴马上任以来，对美国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的问题上采取的缓和态度，也一直让俄罗斯充满期待。无论是俄美还是俄日，想要分析如何在政治环境复杂的东北亚地区获得符合自身要求的利益，不能仅凭哪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必须作出综合的考虑。
(三)樱花与玫瑰之约――日美同盟
樱花在日本代表着光明与希望，而玫瑰则深得美国人的喜爱。然而，两种花朵的结合是否真的代表了完美呢?在关注东北亚安全中的日美同盟问题时，笔者尝试从它的物质实力、制度有效性以及观念认同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物质实力是从新现实主义角度考虑日美同盟稳定性的基础。现有的东北亚战略均势格局是以日美安全观念为主导、军事优势为基础、军事同盟为手段的非对称性战略均势，这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实践着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而现在的日美同盟已经不再单纯依靠美国一方：通过在阿富汗战争和索马里护航期间的举动，日本表现出它已经发展成美国可依赖的军事力量，并正在构筑基于两国同盟的新东北亚安全结构。这种对制度有效性方面的考虑明显体现出新自由主义的味道。同时，近期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态度也表现出了一种安全观念上认同的趋向。美国在反恐战争开始后，逐渐认识到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中的“稳定器”和“减压舱”的作用，两国关系已经构成了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一个支轴。虽然日美同盟在遏制中国、干预台海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但它在实质上也有看管日本的作用。随着日本借助全球“反恐”之声，不断加强防卫体制上的松动，并表现出一种加速政治大国化的愿望，日美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中必然出现分歧。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便是美国政府施压要求东京缓和与北京的关系，而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更使美中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上日趋靠拢。
(四)金达莱的期望和忧虑――朝核问题
朝鲜国花金达莱来象征着喜悦、幸福和繁荣。然而，半个世纪以来，朝鲜人民一直没能获得他们期望已久的和平与幸福。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纵然平壤有着“万般委屈”，强调核试验都是对军事威胁与金融扼杀的回应，一个有核的朝鲜必将彻底颠覆东北亚现有安全秩序。东北亚地区安全正处于重新结盟调整的过程，这对日韩的安全感、对中美在东北亚的均势态势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朝核问题的对峙陷入了科学行为主义中的“囚徒困境”：朝鲜为了获得核武器带来的安全保障，无论是面对经济制裁还是政治压力，始终没有放弃核武器的开发和研制；而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则徘徊在利诱和恫吓两种手段之间。接下来本该出现现实主义提到的“安全困境”，即日韩竞相开始核武器的研发，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2006年朝鲜核试验后，“大部分韩国退役将军认为在韩国是否开发核武器的问题上，日本是最大变数，如果日本开发韩国就会开发”。这一态度表明韩方并不想因为开发核武器与朝鲜对抗升级。在2009年7月4日朝鲜导弹试射事件中，人们发现美国事前的表态和事后的反应都表现得相当温和，日韩等国也未作出过激举动，比较克制地处理了这场危机。由此可见，朝核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双重和解与合作的同步进行：基于血族同亲的南北和解与合作，基于战略利益的大国和解与合作。这在范式研究领域就可以解释为“民族认同”缓解了“安全困境”，大国观念的认同保证了传统均势体系。
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篇8
关键词：“范式”研究；“无范式”研究；理论创新；自由个性
中图分类号：B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55-06
当前，国内理论界十分重视并呼吁一种“有范式”的研究。王南浞教授撰文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所形成的研究范式做了一次全面概括和综观研究，展现了各类研究范式的丰富内涵和具体样态。但是，在国内外理论界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无××”的研究或批判。例如，俄国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就哲学问题提出“无根据”批判。赵汀阳教授就伦理学问题提出“无立场”的新怀疑论，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就东西方的智慧问题提出“无立场”批判。彭富春教授就哲学问题提出“无原则”批判，美国哲学家法伊尔阿本德提出“不要规则”等等，都意在抛弃惯常的、模式化的方法，而坚持和发展哲学研究的多元主义。然而事实上这类“无××”的研究或批判，其本身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根据”、“立场”、“原则”、“方法”。这就出现了一个互相矛盾的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要遵循固定的“范式”。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模式不成“体统”；另一种观点认为，“无根据”、“无立场”、“无原则”和“无方法”的批判研究也可行，同样能够做出创新成果。这两种观点究竟是完全对立、不可调和，还是存在融合会通的渠道，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理论问题。
一、“无范式”研究的哲学理解
从辩证法视角看，学术研究中既然存在遵循一定“范式”的研究。则必定存在“无范式”的研究。或者说“无范式”研究也可能是带有某种“范式”的研究，问题在于“无范式”是怎样的一种“范式”，“无范式”研究又是怎样的一种研究？这是首先要追问和澄清的基本问题。
1.“无范式”研究重视对先前理论体系的怀疑
任何一项取得重要突破的理论研究莫不是奠基于对前人研究成果之正确理解和吸收之上，但“无范式”研究却并不必然拘泥于已有成果及其思想范式。甚至研究者往往对一定领域的先前理论抱有理性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促使其对先前理论的正确性、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做出新的探索和论证。
首先，“无范式”研究体现在学术研究态度上。抱着合理质疑和理性怀疑态度的研究者往往对当前流行的研究范式、研究体例会做出必要的理论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全然否定先前理论的所有问题与框架，而是对已成定论的问题作出合理质疑，部分地提出新问题，理性地作出科学论证。列夫・舍斯托夫指出：“一个人只有当他结束了自己手头的所有事情，当他已经不再‘思考’也不再‘工作’时，当他把自己向自身和他人完全呈现出来。开始自由地观看和谛听，开始容纳一切并向自己隐瞒一切时，他才会开始‘研究哲学’。”在这里，人们不难发现。一个研究哲学的人是在一种“一无所有”的空无状态中开始的，舍斯托夫所谓的“结束所有事情”、“不再‘思考’和‘工作’”，“向自身和他人完全呈现”、“容纳一切”、“向自己隐瞒一切”，就意味着一个人只有在没有任何限制和羁绊的自由状态下做哲学研究，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成果。显然，舍斯托夫是要打破原有的思想格局。冲破流行的研究规范，憧憬进入一个完全无羁绊、彻底放松的自由境域中做研究。他所用的限定词多是“绝对”的，诸如“一切”、“所有”、“完全”、“彻底”等等，他认为“哲学家应当敢于蔑视怀疑主义所带来的痛苦，无休止地坚持进行自己的尝试，不因先前的尝试毫无结果而气馁，也不怕狠狠撞伤自己的嘴巴”。在舍斯托夫那里，这代表无所畏惧、大胆尝试的探索精神和颠覆已有研究范式。开启“无范式”研究的意欲和雄心。
其次，“无范式”研究体现在理论重建方式上。人类多数领域的学科理论都不是平面化、直线性发展的，而是波浪式、跳跃性发展的。导致理论的非平面化、非直线性发展的原因有很多，诸如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实践活动的曲折性、真理认识的长期性，等等。从主体层面来说，就是人们对理论的建设具有不平衡性、非同一性。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同一个课题让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来做，其成果几乎没有雷同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同一个课题让不同大学相同专业背景的人员来做，其研究路径也可能有很大差异。人们早已认同，海德格尔开启的存在论哲学无疑颠覆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直至笛卡尔所因袭的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审思的是外部世界的本质。追问的是外在于人的存在的存在。海德格尔并没有因循这样一个思想范式去研究外部世界，他看到世界最重要的存在乃是人的存在。由此着力构思以人的存在考察世界的存在的新哲学。而人的存在本质上是语言性存在、符号性存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海德格尔以哲学的方式解读诗歌中的语言。对话中的语言，进而概括语言之本质。在他看来，“语言就决不单纯是人的一种能力”。“语言乃是一切关系的关系”。这“一切关系”之中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而语言是承担一切关系的“关系”，它是作为中介贯穿一切关系的最本质的东西。由此看来，海德格尔道出了“语言之本质”，即它“属于那种使四个世界地带‘相互面对’的开辟道路的运动的最本己的东西”。这样，海德格尔借助对语言本质的诠释而引出了对人的存在本体论的合理建构。人的存在本体论是对自然存在本体论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建立在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研究范式的解构和颠覆之基础上来完成的。应当说。海德格尔开展的哲学研究是反范式的开创性研究。
2.“无范式”研究重视对交往实践经验的审思
遵循范式的研究大多重视先前理论、核心概念、基本范畴，重视传习已有的理论立场、理论框架以及文本写作范例。而“无范式”研究与之背道，这倒不是说“无范式”研究完全“离经叛道”，而是在概括交往实践经验和重构先行理论之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
首先，“无范式”研究不为既有理论的原则、立场和方法所局限。它更愿意把眼光聚焦于外部社会。更专注于由感性实践引出的突出问题。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阿・阿德勒是一个首先举旗反叛弗洛伊德学说的“无范式”研究学者。他在谈到一个有成就的哲学家应具有的行为特质时指出：“如果一个哲学家想要完成他的著作，他就不能老是与人一道去赴午餐或晚宴。因为他需要长时间地独处一室，以便集中、概括自己的思想观点，采用正确的方法。但在这之后，他就必须在社会的接触中得以发展，这种接触是他的发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阿・阿德勒在此所说的“接触”，乃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交往”，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实践”，是指直接的、实际的交往实践。一个研究者若没有这样一种向社会开放，向世界敞开的交往实践。而只是封闭在书斋中勤学苦思，虽然其也可能取得某些重要成果，但终究不能获得更大的突破。对此，马克思从理论上做出了通俗易懂的说明：“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这就意味着，任何科学研究，包括“范式研究”和“无范式”研究，都离不开为其提供资源的社会，离不开社会交往，而“无范式”研究更加需要学者“盯准”社会焦点、“绑定”社会难题和切中社会热点问题来开展研究。“无范式”研究之所以可能，或者说，它比之于“范式”研究更优越的地方，在于它善于从社会中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去找理论创新点。在马克思看来，“理沦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这就清楚地说明，理论和现实的矛盾的解决，理论本身的发展，都需要诉诸“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而科学研究的“实践方式”可以按照“范式”研究的方式来推进，也可以按照“无范式”研究的方式来展开，后一方式往往通过概括交往实践经验和重构先前理论来实现。
其次，“无范式”研究在交往实践中更容易形成科学研究新动力。“范式”研究强调收敛性思维。对定向、定性的研究形成高度兴趣。与之不同的是，“无范式”研究强调发散性思维，对非定向、非定性的研究形成跨专业兴趣。如果说前者是集合性的专业研究，后者则是复合性的跨专业研究或跨学科研究。从研究管理视角看，“范式研究”遵循固定模式或领域内认可的定式开展研究，中规巾矩，按部就班，几乎不越“雷池一步”。正像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观”研究范式，虽然以这种研究范式开展的专业研究水平很高，但它容易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和“规范认识”，以致也容易造成“思维的缺失”。与之相反，“无范式”研究超越了“范式”研究那种固定模式或定向定性的研究的不足。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方向、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兴趣爱好的研究人员，由于他们富有激情、好奇心，他们对待难题和挑战持有不同态度，他们对解决现实问题和理论矛盾形成不同视角。催生了导致成功的科学研究的新动力。从研究过程看，“无范式”研究并不追求划一的标准、完善的程序、绝对的成功，相反，它追求的是无根本目标的“一致目标”，无规范体系的“合理样式”。无固定模式的“自由思考”。现实经验表明，研究者是否在其感兴趣的专业领域里做出成就。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坚持“范式”研究还是坚持“无范式”研究，而要考察那些专业领域及其问题是适合采用“范式”研究还是“无范式”研究。这是因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所生成的研究动力是非常不同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王选院士对科研成功的动力来源做过总结。他指出：“好奇心、难题和挑战带来的吸引力、取得突破后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是科学研究的真正动力。”由此应当说。“无范式”研究较易生成由好奇心、难题和挑战带来的吸引力，因而它不只是研究活动巾的一种可能性存在。而是根植于广泛社会实践而得出的具有可行性的研究理路。
3.“无范式”研究重视对逻辑思维结构的重构
“范式”研究重视对理论方式和理论逻辑的建构，而“无范式”研究重视对认识方式和思维逻辑的重构。这两者从表面上看并无大异，从根本上看则存在思维出场差异。
“范式”研究遵循的理路是从“理论”到“问题”再到“理论”的出场方式。前一个“理论”是指支撑课题研究的先前理论，这种理论以先行性、预设性的内容进入研究者的理论储备库之中，为研究者开展理论研究做准备。这样的“范式”研究在学术界有大量表现。在中国的哲学研究活动巾，曾经存在言必称希腊。流行“以西解中”，盛行“以西解马”，偏好以西方哲学理论及其方法解读中国哲学问题。这是典型的“范式”研究样态后一个“理论”是指遵循“范式”研究建立完型的新理论，这种理论传承了先前理论的基因，研究者对原有理论有所发挥，也有所创新，在理论建树上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这种研究的不足也很明显，那就是。它虽然形成了内容充实、逻辑严密的理论，却难于看到它破解现实问题的真实力量。内容充实、逻辑严密的理论固然是有好价值的理论，但好理论的价值在于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穿透力，而不在于其内容有多充实、体系有多完善。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一切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我们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即便它有内容丰富和逻辑严密的理论；我们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是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说，从同志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这一视角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反范式的研究，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较之“范式”研究，“无范式”研究的理路是从“问题”到“理论”再到“问题”。它的出场方式是从变革认识方式开始的。这种变革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首先，它表现为研究者从现实社会发现和提出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他那里并无先在的理论或预定的模式。换言之，研究者是从问题本身出发来选择“理论”的。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范式”研究对理论的“选择”是根植于问题本身。为着发掘理论创生点而去“选择”、“运用”先前理论的，而非像“范式”研究那样预先在先前理论的指导下来研究理论。其次，“无范式”研究在问题研究过程中找到理论创生点。或者结合适用的先前理论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但它并不止步于“理论”的初步完成，而是回归到“问题”本身，切中新的现实问题，在比较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理论建构。由此可见，“无范式”研究的思维逻辑是为着深入解决系列问题而开展研究的。其研究动力始于探索现实问题，其基本环节是建构完善理论，其根本目的是彻底解决问题。这就是说，“无范式”研究存在多种可能样态。
二、“无范式”研究的可能样态
“无范式”研究的研究者承认先前理论对研究开展存在一定的影响，但他拒斥这种影响，力求使其降至最小化的程度。然而。不建立在对众多先前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基础上的研究是难于出新或产生好成果的。那么研究者如何处理在他头脑中已掌握或理解了的先前理论呢？“无范式”研究在这里碰到的不是困境，而是出现了生机，即它要在众多的先前理论之间开辟通道。对研究主体而言，既然他有意识地拒斥先前理论的影响但又不能完全排除其影响。那么可能的出路在于寻求在这样或那样的先前理论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可通约性。这是其一。其二，研究者以发散性思维把上述理论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可通约性与其所研究的问题的指向性、针对性结合起来。而“问题的指向性”是指问题的提出方式、问题的解释方法；“问题的针对性”是指问题的解决方案和问题解决之后的后果。由此看来。研究者所着眼的应是把理论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可通约性与问题的提出方式、问题的解释方法、问题的解决方案结合起来，做进一步的展开。充分考虑解决问题产生的后果。这种研究展开的正是“无范式”研究的思路、样式和方法。
“元范式”不是空无样式、虚无样态，“无范式”研究不是不要出路和进路，不是不要方式和方法，不是弃绝逻辑和结构。毋宁说，”无范式”研究是不限制研究的根据、样式和方法。是意欲创造出适合新问题的更好的研究方式。研究者为了“创造”，在开展一项课题研究之前他甚至不知道具体的环节和可能导向的结果，但他知道会遇到困境、碰到失败。舍斯托夫就此指出：“创造是不间断地从失败走向失败的过程。创造者的一般状态，是不确定的、未知的、是对明天失去自信的精神的一种炼狱。”“无范式”研究乃是一种不确定性的研究。是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然而这样一种研究却追求某种确定性的价值目标。何新先生就做过“乱七八糟地读，颠三倒四地想，没完没了地写”这样一种“无范式”的研究，但它却是有特色的研究。从独立形式来看，“乱七八糟地读”、“颠三倒四地想”和“没完没了地写”，它们三者的每一个都是特色研究的一部分。从整体形式来看。它们三者构成“无范式”研究的重要样态。因为这样的“读”、“想”和“写”都没有完整地、连贯地反映研究者是如何开始、推进和完成某个研究课题并取得预期成果的。但是，人们却不能否定“乱七八糟地读，颠三倒四地想，没完没了地写”毕竟体现了研究问题、创造成果的某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因为“读”、“想”、“写”三者不但关联着问题的提出、思路的开拓，也含蕴着观点的提炼、结构的设计，它们三者还存在一个发展的共同趋向。即集聚形成研究者所意欲获得的趋于完整的思维成果。这种看似无理论指导。无逻辑预设、无系统框架的研究往往是要被打人“冷宫”而废弃的，因为它与正统的体系化的研究格格不入。但是，在任何课题研究中，都存在“实践”和“变化”这两个关键词。无论是科研实践，还是交往实践，它们都具有复杂性。而且都处在变化状态。研究者如果将一个充满复杂性的且处于发展变化的问题置于特定的理论框架和逻辑定式之中，生绪反应，先下价值判断，预设最终结论，那么研究“问题”就不是活了而是死了。运用“主义”不是香了而是臭了。这样一种“范式”研究不但不能弘扬，反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正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坚守实事求是态度，特别是坚定“无范式”研究的立场，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对此，中国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研究生活中提出的大量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作出新的分析，同时作出新的综合与概括。”从“问题”中来，再到“问题”中去，这样一种态度、立场和方法，正是对科学的“无范式”研究的可能样态的现实呼唤。
首先，“无范式”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客观中立的态度，是研究者在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之后再做研究的态度，是带着现实问题去研究理论的态度。态度决定高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科学态度，是把问题研究引向一定理论高度的正确态度。“无范式”研究的态度即是“实事求是”，它面对“实事”之事实，不回避“实事”之矛盾，从“实事”中发现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来，到破解“实事”困局或化解“实事”矛盾中去，总结实际经验，概括基本观点，创新理论成果。邓小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他指出，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时期出现的“两个凡是”错误思想严重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恢复和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工作方法，推动改革开放走向成功。因此，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依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来认识客观事物、掌握内在规律、做出正确决策的科学态度，因而它是挣脱由思辨逻辑和惯常经验形成的范式锁链的态度。
其次，“无范式”研究坚守反体系化的立场。“体系化”是一种严格秉承一个思想理论体系而封闭运行的原则立场。“无范式”研究要求反对“体系化”。“反体系化”研究所依循的是探索性、分散性和开放性实践的原则立场。其实，“反体系化”并非什么新事物，古今中外都有典范性案例。在古代中国。孔子创办私学是反官学教育体系的成功尝试。其“反”的意义并不是“反对”、“反叛”，而是“开创”、“补充”。是对官办教育体系的增值性建设。慧能创建禅宗是反印传佛教修行体系的成功典范。慧能结合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开出一条走向世俗的开放的研习佛经、修行得道的道路。在现代中国。同志开辟以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这条道路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走的正好是相反方向的道路。建国后又借鉴苏联模式，而后扬弃该模式，强调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在近代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尼采是“完全漠视理性和逻辑的崇高例证”。维特根斯坦则是反对因袭传统形而上学研究和体系化写作模式的重要开创者。由此可知，“反体系化”是“无立场”的立场。是否定标准化、齐一性而仰望多样化、开放性的价值立场。面对无序化的混沌状态、未解决的矛盾问题以及无法被理性思维设定的目标。它能不断创新研究方法。
再次，“无范式”研究运用整合创构的方法。“无范式”研究是这样一种综合方法，它既整合其他学科领域的一切可行的方法，也在整合中创构出适应新问题研究的科学方法；它在整合多元方法中吸收有价值的元素。但反对任何超历史、超现实的凝固的方法；与此同时，它在研究新问题过程中大胆创构。这种创构“把人带到幻想和幻想性的无边大海之上，在那里，一切的一切，都同样既可能义不可能”。这样一种方法，其实质是综合创新的方法，是创造性转化的方法，是与时俱进的方法其实。自觉运用整合创构方法并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研究者不胜枚举。例如，李泽厚先生研究并推崇儒家思想，但他却认为，儒家倡导的道德主义不能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动力。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教条主义体系，遵循综合创新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得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实行法治”这样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正确结论。又如，美国哲学家法伊尔阿本德反对僵化的规则。建立多元主义的方法，弃绝那些磨得精光、舔得打滑、漆得油亮的理念，从而使他能客观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铲除科学沙文主义的同有危险”，“恢复中国人民的理智遗产和情感遗产”的美好品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性研究。可见，整合创构的方法在“无范式”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但制导问题研究的深入程度，而且提高研究结论对社会和世界的影响范围。
三、开展“无范式”研究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称得上有价值的研究大体上都趋于真理性理论、原理性理论、操作性理论等多个理论的中心。但它却难于抵达合理性理论和意识观念理论的核心。这就是说。在合理性理论和意识观念理论领域，
“无范式”研究大有创新发展空间，同时，遵循“无范式”研究所形成的成果也为研究者深入到真理性理论、原理性理论、操作性理论中去做拓展性研究提供可能通道。马克思是坚持以“无范式”研究而实现理论创新的集大成者。他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与这些思想成果产生国的研究者所走的道路是截然相反的，他创立的新哲学和做出的新发现都是根植于“无范式”研究而获得的。
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篇9
叙事学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罗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todorov，1969）。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prince：1987：p3）。
一、经典叙事学的发展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如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派等）的基础上建构出了自己的叙事理论。他集中对叙事话语展开研究。索绪尔（1857～913）将语言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组成此系统的各成分在性质和意义上都受制于该系统本身的一套规范。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理论为基石，将文学视为一个基于其内在叙事语法规则的符号系统，重点关注其内部各成分间的关系。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托多洛夫参照语言学模式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则，建构起一套新的叙事结构模式。热奈特不仅受到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更直接接受了托多洛夫从时间、语式、语态三个语法范畴出发来分析叙事问题的方法。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叙事主要包括“故事”和“情节”，且“情节”决定“故事”。基于这种形式主义观念，普洛普在他的研究中将重心放到了作品的形式结构上。但他只注意到了故事表层的句法关系，后来的格雷马斯、列维·斯特劳斯、布雷蒙等对故事的深层与表层结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总结出了各式各样的故事语法模式，这些叙事结构模式虽显得大而空泛，却为热奈特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热奈特写于1972年的著作《叙事话语》中通过对普鲁斯特的著作《追忆似水年华》的分析，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建构出一套普适的叙事作品的理论分析体系。热奈特强调“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反映在故事与叙事文本关系上的叙事话语，包括时序、语式、语态等；研究范围只限于叙事文学。”（罗钢。1994：p2）他在引论中首先对故事、叙事和叙述作了界定。他在《叙事话语》中提出了三分法：“故事”，即被叙述的内容；“叙述话语”即用于叙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的话语；“叙述行为”，即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过程。在构建此三分模式时，热奈特着重强调了叙述性为的重要性。没有叙述行为就没有叙述话语也不会有被叙述出来的虚构事件（Genette，1972）。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将话语分为3个范畴：时态范畴，即话语与故事的时间关系；语式范畴，即包含叙述距离和叙事角度这两种对叙事信息进行调节的形态；语态范畴，即设计叙述情节以及叙述者与接受者的不同表现。 1977年米克·巴尔发表了《叙述学：关于四部现代小说的叙述意义》一书，通过对四部现代小说的分析，对热奈特的《叙事话语》进行了分析批评。1983年热奈特又撰写了《新叙事话语》，主要是针对米克·巴尔的回答。
二、国内叙事学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西方叙事学家的著作不断在国内翻译出版。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等。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跨媒体趋势也日益明显，出现了“历史叙事”“哲学叙事”“电影叙事”“教育叙事”“社会叙事”“心理叙事”“新闻叙事”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对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目前国内叙事学界主要还处于对西方理论的翻译、评述与运用阶段。在2007年“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上，我国的叙事学学者提交了许多原创性文章，如申丹教授的《叙事概念与潜藏文本》、乔国强教授的《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赵毅衡教授的《三种时间向度的叙述——从现象学与文化研究出发讨论叙述题材》、董小英研究员的《修辞立其治》等，是中国学者对叙事理论的新探索，相信会给研究者带来深刻的影响与莫大的启示。（龙迪勇，2007）
将经典叙事学中的两种研究范式进行有机整合，试图重建完整的“叙事语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句法（由一套有限的规则生成所有故事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语义（对这些结构进行阐释，包括叙事内容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话语（结合上述结构，由另一套有限的规则来解释叙事话语，如叙述时序、叙述速度、叙述者干预等）；语用（影响前三部分分析进程的认知和交际因素）。（prince，1986：p7）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米克·巴尔（m.Bal）、查特曼、普林斯等。他们倡导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并重，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两者兼顾。
三、结束语
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诞生的，是直接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叙事作品的学科。叙事学成为一门具有独立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学科，为小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模式和方法，叙事活动和叙事文本构成了人类文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等人为叙事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被逐步介绍到中国，使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有了显著的成果。同时，国内学者通过借鉴西方叙事理论，对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展开了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也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BrianRichardson.“RecentConceptsofnarrativeandthenarrativesofnarrativetheory”[J].Style，2000
[2]Jahn，m.poems，plays，andprose：aGuidetothetheoryofLiteraryGenres[m].Cologne：UniversityofCologne，2002
[3]todorov.t.GrammaireduDé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
[4]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1985
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190-0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迄今为止人类所掌握的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相对于西方经济学，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性。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持续繁荣，各种理论和思潮交汇融合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遭到贬低和削弱，一些应用性、对策性研究在理论基础的选择上出现混乱、偏差甚至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否成为诸多应用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工具，成为一些学者质疑的问题，也给我们提出了根据时代特征发展和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的重要任务。
科学的范式研究和科学范式的革命，是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径。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在全球化时代日新月异的变革中，作为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证明了的经济学范式，也需要应时代的要求改变自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保持其科学性质和理论地位，不仅要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不断科学发展，而且应当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精华和最新成果，实现理论内涵和研究方法的双重创新，从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一、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危机与选择
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全盘否定的观点，即从根本上摒弃了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必要性。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到“苏联范式”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就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范式，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根本否定、彻底抛弃这种旧范式。而中国经济学界应主张立即实行“科学革命”即“范式转换”，从根本上放弃原有范式，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一般的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一种无阶级性的经济学基础——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2]。这种观点以批判“苏联范式”的名义下主张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是从根本上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纳入正统的、科学的范式来对待。第二类是总体模糊的观点。在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这一问题上，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与西方经济学范式长期并存，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有的主张应该以唯物辩证法和系统思维为基础，综合研究当今世界一切优秀经济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试图以简单调和的方式削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地位；还有的主张抛弃“苏联范式”中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范式，但没有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范式的框架与内容，更没有与时俱进的提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构想。第三类观点是主张建立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论”，认为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作用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构建既超越马克思经典范式和苏联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范式，以此作为现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范式。”[3]这种观点虽有可取之处，但在如何建立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问题上还只是局部的观点，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关于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的理论体系。
总体上看，笔者认为前两类观点是不可行的，我们应当在吸收第三类观点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进一步予以拓展和深化，克服“苏联范式”等旧模式旧思维的消极影响，吸取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在否定、扬弃和创新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
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
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科学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