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例分析篇1
关键词：刑法案例分析；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司法考试
如何对刑事疑难案例进行分析，是法律教学、司法考试和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法律专业在校学生和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掌握的基本方法。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实质上说，是对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理解、掌握和综合运用。近年来，案例分析在司法考试、法律专业自学考试、检察官素质考试等法律考试中所占分值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考试中不仅有专门的案例分析题，而且选择题也常以案例的形式出现，要求应试者从所给的数个答案中选择出正确的答案。正确掌握刑事案例分析的方法，无论对在校生还是应试人员以较好的成绩通过司法考试，还是对司法工作人员搞好业务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下介绍刑事案例中刑法案例分析和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刑法案例分析
刑法案例分析，是指根据所给案例，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如何定罪量刑所作的分析。刑法案例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二是如果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三是阐述定罪量刑的原则（如果是司法考试，只需阐述定罪量刑的原则，不用指出具体适用的刑罚）。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定性
首先需要确认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肯定不外乎两种结果，构成犯罪和不构成犯罪。如果不构成犯罪，必须说明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例如：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但行为人在主观上既不是出于故意，也不是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致，属于意外事件。意外事件，不是犯罪。根据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主要有：
1、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即使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相关规定，就必须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来处理，不能以犯罪论处。例如，1979年刑法第160条流氓罪中规定的“其他流氓活动”，包含了鸡奸行为。但1997年刑法将流氓罪分解为四个新罪名，并取消了原流氓罪的法条，但在新分的四个罪以及其他的各项罪名中，都找不到有关鸡奸行为的规定。因此，对1997年刑法生效后发生的鸡奸行为，就不能再以犯罪论处。
2、刑法第13条中规定的“但书”，即“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书”所说的情况，主要是指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如盗窃罪、侵犯通信自由罪、交通肇事罪等犯罪，在犯罪数额、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达不到构成该罪所要求具备的条件时，不能以犯罪认定。
3、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属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因此，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4、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以外的犯罪的。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换句话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如果实施了这8种犯罪以外的犯罪的，则不负刑事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下列犯罪的，仍应当负刑事责任。它们是：奸淫幼女的（第236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7条第2款）；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第238条第3款）；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第292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第267条第2款）；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第269条）。
5、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这里指的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6、属于意外事件的。即刑法第16条规定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但在案例分析时，应当注意区分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过失构成的犯罪之间的界限。
7、正当防卫的。即：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和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但如果在上述两款之外，属于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的“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8、紧急避险的。即刑法第21条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但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属于避险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
9、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即犯罪已过刑法第87条规定的追诉期限的，不再追诉。需要注意的是，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二）定罪
如果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进一步确认构成什么罪，并说明构成该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在案例分析中认定犯罪的程序一般是：
1、根据所给案例，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什么罪。
2、阐述该罪的概念和特征。
3、说明认定构成该罪的理由。主要是根据案例所给的事实，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和刑法分则中该罪的构成条件，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均符合刑法分则关于该罪的犯罪构成，因此构成该罪。
4、注意罪名的转化。某些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某些罪名，但刑法分则对这类犯罪在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又规定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的其他条文定罪处罚。这类罪名转化的案例，近年来在考试中经常出现，应当引起考生的注意。这类转化的罪名主要有：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47条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第248条虐待被监管人罪；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等等。
5、有时候还需要证明行为人为什么构成此罪，而不构成彼罪的根据，即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这一点一般不是必经程序，但有时案例分析题要求应试者回答。所以，考生在复习时，也应当注意掌握罪名认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目前，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罪名共有413个，如果要全部记住，难度很大。但在司法考试、自学考试以及检察官素质考试中，都有考试大纲，在考试大纲中，一般都详细划定了考试的范围、需要掌握的常用罪名等。应试者只需将考试范围内的应当掌握的罪名熟记即可。在复习准备中，要认真把握好各罪名的概念、特征和认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考试时，也就不难确认所给案例的罪名性质以及对此展开分析了。
（三）定罪和量刑原则的运用
司法实践中，完全根据刑法分则定罪和量刑的情况极少，通常还要根据犯罪事实综合运用刑法总则与分则中规定的原则。作为考试案例也同样如此，在案例所给的各种事实中，肯定还有一些需要运用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迄今为止，笔者还从未看到过仅需依据刑法分则就可以定罪量刑的考试案例。因此，在审查所给的刑事案例时，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事实和刑法的相关规定：
1、行为人的年龄。刑事案例中给定行为人的年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注明行为人的年龄；另一种是同时注明行为人的出生日期和实施犯罪的日期，此时就需要用后者减去前者求得行为人的实际年龄。在年龄的认定上，一律以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行为人只有在过了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第二天起，才算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一定要注意不满14周岁、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这三个年龄段，这三个年龄段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有直接影响。例如，对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了犯罪的，必须阐明行为人具有刑法规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以及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原则。
2、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应特别注意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生效这个日期。凡是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并在1997年10月1日前判决未生效的，都要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处理。
3、行为人的人数。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故意犯罪且为2人以上共同实施的，应适用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在案例分析中需要分清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所起作用以及阐明刑法对主犯、从犯、协从犯、教唆犯的处罚原则。
4、行为人在实施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状态。行为人在实施故意犯罪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客观或主观上的原因，使犯罪停止下来，从而形成犯罪的预备、犯罪的未遂和犯罪的中止。因此，要仔细分析行为人在犯罪的什么阶段，是由于客观还是主观上的原因使犯罪停止下来，从而认定是犯罪预备、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同时阐明刑法总则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处罚原则。转贴于
5、行为人的身份。要特别注意行为人的身份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不同的身份会影响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例如：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最主要区别就在行为人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此外，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某些犯罪时，虽不影响定罪，但在量刑时要从重处罚。如国家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从重处罚，等等。
如果犯罪主体是单位的，也要阐明根据刑法的规定，对单位犯罪应当适用两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6、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数个犯罪。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数个犯罪，需要分清是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还是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发现漏罪的；或是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新罪的这几种情况，然后分别根据刑法第69条、第70条、第71条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理。
7、行为人是否为累犯。如果案例给了行为人以前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过刑，且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的时间不满5年，又再次实施故意犯罪的，有可能构成累犯。应阐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累犯不适用缓刑，累犯不得假释的原则。
8、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后，是否有自首、立功的情节。如果有，也需要阐明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立功的处罚原则。
9、其他需要运用总则的情况。如：精神病人犯罪的；聋哑人、盲人犯罪的；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缓刑、假释期间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使用特别的方法犯罪的，等等。这类情况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也有影响。
二、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
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是指根据所给案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法庭审判、刑罚的执行过程中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所作的分析。从这几年的考试案例看，主要是从所给的案例中在程序上找错。一般来说，错误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不当
主体不当，是指权力行使人无权行使法律规定的该项权力，或者虽有权行使，但在一定条件下法律对行使人行使权力作出限制的。如：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的，属于主体不当。再如，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如果曾担任过一审合议庭的成员，在发回重审时，又参加了另行组成的合议庭的，亦属于主体不当。
（二）适用的对象不当
适用的对象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适用法律时对法律适用的对象发生错误。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的5种强制措施，其适用对象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适用。司法实践中，即便是证人、被害人不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也不能对证人、被害人适用强制措施。
（三）时间或日期不当
时间或日期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间或日期。在刑事诉讼法中，有许多法条都规定了相应的时间或日期，以确保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例如：对犯罪嫌疑人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或者连续拘传；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等等。权力主体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时，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或日期，也是一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四）适用程序不当
适用程序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适用法律时，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例如：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当中的任何一个程序都不能省略。又如：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必须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不得直接提交到上一级法院。再如：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适用法律有错误的，不是依法改判而是发回重审的，等等。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作了规定。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应有权利还作有特别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应当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如果其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也是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1、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刑诉法第14条第2款：“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34条第2款：“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152条第2款：“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第213条第3款：“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
2、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刑诉法第60条第2款：“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第105条第3款：“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第112条第2款：“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第152条第1款：“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第214条第1款：“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第211条：人民法院执行死刑时，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3、一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有许多，例如刑诉法第11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第34条第3款：“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96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享有一项重要的权利，即：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对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法第282条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外，不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义务，侦查人员不得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
（六）律师、辩护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律师、辩护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作了规定。律师、辩护人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时，司法机关不得限制或阻碍。这些权利主要有：刑诉法第96条第1款：“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第96条第2款：“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36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第37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刑事案例分析篇2
被告人：被告人张伟，男，1976年1月3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9760130*汉族，高中文化，中共党员，户籍所在地：南海省南岸市，住南岸市海岸区友谊路120号沙湾家园1栋1201室，系南岸市海岸区矿石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石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南岸市海岸区海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9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岸市海岸区看守所。
二、基本案情
2007年，张伟所控制南岸市海岸区矿石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石工贸公司)取得南岸市海岸区红山矿区的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12月。2015年8月，海岸区人民政府发文要求对全区建筑用石料矿山全部关闭，其中要求矿石工贸公司红山矿在2016年底前关闭。2016年4月，矿石工贸公司停止了对红山矿的开采，但相应采矿设备并未拆除。2016年8月1日，矿石工贸公司委托南海省第一地质大队对红山矿区储量进行测量并出具《矿产资源储量结算报告》。
2018年6月底，张伟获悉矿石工贸公司所在的红山矿存在被人小规模盗采的情况。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矿石工贸公司在未重新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工人，对已封停的红山矿区重新开采，通过大型机械设备挖凿的方式开采红山片石，经过加工后全部运至海峡工程公司的搅拌站，最终加工成混凝土自行使用或出售。期间，海岸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次向矿石工贸公司下达停产通知、红山村村委会多次要求矿石工贸公司停止采矿。
2019年9月15日，张伟接公安机关通知后到公安机关投案。
由于矿石工贸公司和海峡工程公司的账本不全，部分过磅票据、运输票据遗失，无法确定矿石工贸公司非法开采的矿石量，现有过磅单、运输单显示矿石工贸公司已出库矿石量250千吨。2019年12月，公安机关委托海岸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张伟非法开采数量进行鉴定，其后，海岸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南海省地质局南岸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对张伟非法开采的数量进行鉴定；同月，公安机关委托南岸市海岸区价格监测认证中心对红山矿区石灰岩(杂石)进行价格鉴定。
张伟到案后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其近亲属在一审开庭前代张伟退赃500万元。
三、证据清单
序号
名称
备注
1
张伟讯问笔录
2
红山村村委会主任刘林询问笔录
3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人员李浩询问笔录
4
矿石工贸公司会计吴文询问笔录
5
采矿车司机汪明
6
矿产资源储量结算报告
7
无证开采石灰岩矿调查报告
8
价格认定结论书
9
过磅单、运输单合计168张
……
……
四、证据
（一）张伟讯问笔录
时间：2019/9/1620:40-23:55
地点：海岸区公安局办案中心
问：为什么去年又开始复采？
答：因为有人在我的矿区里盗采，所以我也就又开始采了。
问：为什么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你下达了停产通知后还要继续？
答：因为我的公司本来就有这个矿区的采矿权，当初我关停的时候采矿许可证还没到期，是为了配合政府工作才提前关停的，不然我本来是可以开采到2016年年底的，再加上听说有人在盗采我的矿区也没有出过事，而且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只是对我下达了停产通知，并没有对我行政处罚，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也不严重，停几天就又开工了。
（其余内容略）
（二）刘林询问笔录
时间：2019/10/3014:19-17:28
地点：海岸区公安局办案中心
问：你的职务？
答：红山村村委会主任。
问：矿石工贸公司采矿的情况？
答：以前这个公司是有采矿资质的，但到2016年的时候全区都禁止采矿了，这个公司也停了两年了，直到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矿石工贸公司又开工采矿了。
问：矿石工贸公司每天采矿的情况？
答：他们白天不搞，一到天黑的时候就开始开采，搞到第二天早晨就有大卡车过来拉矿，把我们村边的路都压坏了，所以我们村委会就前去沟通过几次，让他们停止采矿。
问：每天晚上都在搞吗？
答：差不多吧。
（其余内容略）
（三）李浩询问笔录
时间：2019/11/816:40-17:10
地点：海岸区公安局办案中心
问：矿石工贸公司什么时候开始重新采矿的？
答：听红山村村民说是去年秋天开始的。
问：你们什么时候去下的停产通知？
答：第一次是今年4月份接到红山村的村民举报，说矿石工贸公司非法采矿，于是我和我另外的同事一块去矿石工贸公司现场调查，4月份就去过两次，但当时并没有人采矿，只有一些机械设备架在矿区，于是我们联系了这个公司的老板张伟做了笔录，他承认有小规模的开采，相关的许可手续马上办下来，于是我们就现场给他下达了停产通知；第二次是今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事去矿区巡查发现张伟组织工人在采矿，于是再次下达了停产通知。
（其余内容略）
（四）吴文询问笔录
时间：2019/11/1214:15-17:28
地点：海岸区公安局办案中心
问：你什么时候去矿石工贸公司上班的？
答：今年过完年，大概2月底的时候。
问：你来之前公司的账目是谁在管？
答：张伟自己在管，但没有怎么记过账，他聘请我来了之后公司才开始使用过磅单和运输单。
（其余内容略）
（五）汪明询问笔录
时间：2019/11/1515:15-17:00
地点：海岸区公安局办案中心
问：什么时候到矿石工贸公司上班的？
答：今年4月份。
问：每天都在开采吗？
答：也不是的，都是听通知，如果有人要来巡查，那几天就不开工，下雨天也不开工。大概一周能开工个四五天。
问：你们每天的工作怎么安排的？
答：一般我们都是下午七点开始采，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
（六）南海省第一地质大队《矿产资源储量结算报告》
截止2016年8月底，估算矿石工贸有限公司红山矿矿权范围内石灰岩矿资源总储量170万吨。
南海省第一地质大队
2016年8月30日
（七）南海省地质局南岸工程地质大队《无证开采石灰岩矿调查报告》
经调查并比对2016年南海省第一地质大队《矿产资源储量结算报告》，估算红山矿区地段自2016年8月30日至2019年9月15日无证开采共计消耗资源储量矿石量500千吨。
南海省地质局南岸工程地质大队
2019年10月20日
（八）南岸市海岸区价格监测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
涉案石灰岩(杂石)，经鉴定价格为人民币20元/吨。
南岸市海岸区价格监测认证中心
2019年10月25日
（九）矿石工贸公司的过磅单、运输单168张
经合计，现有168张过磅单、运输单记载的矿石吨数合计为250千吨。
五、争议焦点
《无证开采石灰岩矿调查报告》能否作为确定开采数量的依据？
六、本案难点
刑事案例分析篇3
论文关键词 刑法案例教学 师生互动 教师对抗 模拟实训
刑法案例教学法，是指在刑法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典型的刑事案例为载体，引导学生探寻其中蕴含的法律关系，在互动讨论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掌握相关刑法学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
刑法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刑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启发式、参与式和民主式教学，能够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广泛应用于刑法教学之中，有利于改善我国传统法学教育模式所存在的“重知识传授、轻技能培养；重理论讲解、轻实践培训；重法条注释、轻法律精神培育；重教师讲授、轻学生能动性；重考试、轻能力；重考试分数、轻素质提高”的缺陷。
一、运用刑法案例教学法的实践意义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国内各高校法学专业一般从大一学年就开设刑法学课程，对于刚接触法学课程的学生而言，社会经验不足，法律意识不强，面对抽象的法律规则往往不知从何入手。运用刑法案例分析法开展教学，促进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互动，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启迪其创造性思维，帮助学生消化理解刑法知识和原理，活跃课堂气氛。
（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通过让学生搜集、分析、讨论案例，在抽象的法学理论与具体案件事实之间建立联系，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查阅资料、知识运用、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开拓创新等综合能力。
（三）检查教学效果、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参与案例分析与讨论的情况，及时了解学生对刑法学相关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程度，准确作出教学效果评估，肯定成绩、找出不足，进行反思，有针对性的更新教学理念、完善教学方法，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为搞好刑法案例教学，教师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关注法律实践，提高自身素质。
（四）提高学生就业率
法学毕业生就业时常面临难就业或专业不对口的窘境，一个重要原因是处理法律实务的动手能力差，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运用刑法案例分析法开展教学，注重培养学生法律思辨能力，分析解决实际案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有助于帮助学校提高学生就业率，提升社会声誉。
二、刑法案例教学法更多模式的探索
（一）师生互动模式
师生互动模式，即师生共同参与案例讨论。强调师生互动式的教学理念，是一种改变课堂教学中教师绝对权威的主导地位，创造出师生平等、合作、和谐的课堂氛围，使师生在知识、情感、思想、精神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中实现教学相长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它的本质是平等与相互尊重。③既包括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为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某个刑法知识和理论，在讲授理论之前先提出一个引例，将案例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围绕案例和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再由教师总结、讲解相关知识和理论的模式，这是在刑法教学中经常运用的由教师主导的教学方法。还可以采用另一种学生主导式的刑法案例讨论模式，即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课前自主搜集、整理、分析案例材料，上课时由主讲学生介绍案情，从定罪、量刑、社会影响等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其他学生参与讨论，之后由教师总结点评的教学方法。
笔者在本学期刑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运用学生主导式的刑法案例讨论的师生互动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积极参与，表现出极浓的学习兴趣。过程中始终贯彻“三个互动”，即课前互动、课中互动和课后互动。课前互动是指在教师指导下由主讲学生选择有讨论价值的典型案例，研究案例本身及其涉及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理，师生都充分做好课前准备，并提前将案例通过qq群发给学生，使学生充分了解案情，启发学生思考。课中互动是指，在课前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由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共同参与案例的分析和讨论。笔者一般让主讲学生先用五到十分钟时间先陈述案例、提出问题，再其他同学共同分析、讨论案例所涉及的刑法问题，最后由笔者针对案例和学生的讨论作总结发言，更进一步分析案例，补充漏点、纠正错点。指导学生发言、辩论技巧。学生针对教师的总结，也可以提出质疑，大胆发言时行辩论，以求得真知灼见。课后互动是指如果学生对所讨论案例仍有疑惑或有更深的思考，可以课后在学生之间继续讨论，或者请教教师。
在互动教学模式中，教师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善加引导、控制好课堂讨论节奏、避免学生讨论偏离主题。二是要进行合理的成绩评定，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给其打分，在平时成绩上加分，以激励学生学习热情。
（二）教师对抗模式
教师对抗模式、又称同台竞技法，是指在刑法案例教学过程中，由两名以上教师针对同一刑法案例，从不同角度提出观点，互相争辩、学生也可以提出见解、参与案例讨论的刑法案例教学模式。此教学模式借鉴了律师在法庭审判中针对同一案件，根据相关法律，分析案件、提出证据、互相辩论以证明各自主张成立的法庭辩论模式。这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把法律视为一种实践理性，强调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能性、职业性的独特理念，④具有如下特点：（1）形式上由两名教师主导，多名学生参与。（2）内容上以案例为载体开展教学。（3）核心环节是教师之间针对同一案例进行辩论。（4）以培养学生法律思辨能力为宗旨。
现以一堂刑法课为例，介绍笔者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
教学内容：刑法案例分析
教学老师:法学系崔征老师和吕天宇老师
教学对象:法学09级本科生
案例来源:杭州胡斌飙车案
案情简介：2009年5月7日晚，19岁的胡斌驾驶红色三菱跑车在闹市区超速行驶，将正在穿过斑马线的25岁浙大毕业生谭卓撞死。
首先由笔者简要介绍案情并提出问题：胡斌交通肇事是否构成犯罪，若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当时这个案例新近发生，社会影响很大，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该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积极踊跃发言。几乎全部学生都能准确认定胡斌构成犯罪，但对以何罪名定性有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分歧。两名教师对此也存在分歧，分别主张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进行定罪，并各自进行分析和辩论，辩论的焦点是被告人胡斌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故意还是过失？笔者认为胡斌在闹市区驾驶改装的跑车超速行驶，明知可能危及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而放任可能致人死伤的危险，其行为方式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构成中要求的“危险方法”，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吕老师则认为，胡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超速行驶，造成一人死亡并负事故全部责任，主观方面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在社会危害程度及量刑方面两名教师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危及公共安全；吕老师则坚持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案件，只不过由于被告富二代的特殊身份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过重。学生针对被告主观方面和行为社会危害性以及量刑问题也各抒己见。最后笔者总结：通过这个案例帮助学生们掌握分析案例的基本方法，运用犯罪构成的工具，从定罪和量刑两个角度展开，注重疑难、相近罪名之间的辨析，比如本胡斌案中对被告主观方面的把握是准确认定犯罪性质的关键，故意和过失的不同心态在罪名上有很大和差异，量刑上也不同。
这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两名教师同台竞技，使学生对交通肇事案件应如何定罪量刑有了全面、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受到学习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启迪。教学形式新颖，课堂气氛活跃，是学生获得演讲、辩论技能的绝好锻炼机会和途径。
（三）模拟实训模式
模拟实训模式，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活动。通过亲身参与，将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司法基本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通过分析和研究案例，模拟案件的处理，解释法律规定，掌握案情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了解熟悉法学理论活学活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
笔者每个学期中后期利用课后时间指导学生进行模拟法庭实训，大致流程如下：
1．前期准备
（1）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利用网络或其他途径（如法院案卷），自主确定案件及参与所需总人数。（2）确定案例后根据具体案件性质进行参加人员的选拔。（3）准备开庭所需要的司法文书，证据材料和手铐等道具，介绍庭审程序，讲解有关的法律基本知识，提供有关的资料和训练辩论技巧。
2．模拟法庭庭审
（1）由主持人通过ppt和播放学生事先自拍的dv短片简要介绍案情，以吸引学生学习兴趣。（2）介绍参加人员。（3）按照我国现行法庭审理的正规模式进行模拟庭审。即庭前准备、宣布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庭合议、宣判，闭庭的法定程序。
3．指导教师和聘请的法院法官、检察官或职业律师现场点评指导
模拟法庭实训活动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实践空间，有利于培养法学专业学生实务操作能力、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提高专业素养和综合素养。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模式活跃而有序，学生参与热情高，教师从中也受益良多，也督促教师关注实践，提高自身法律实务处理能力。
三、选编刑法教学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刑法案例教学法成败的关键在于案例的选编和运用。不同模式的刑法案例教学对案例的组织和运用方法不同，前文已论及，此不赘述，仅介绍如何选编案例，好的教学案例应当具备如下特点：
（一）针对性
刑法案例的选编应根据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需要，有的放矢。不同案例教学模式对案例的要求不同，如学生主导式的师生互动模式由于时间所限适宜选取小案例，教师对抗模式时间相对充裕可以选择有一定争议的中型案例，而模拟法庭由于按照真实庭审规则进行，适宜选取案件内容丰富的大案例。
（二）典型性
刑法案例的选编要注重案件事实与所蕴含法律知识、法律规则具有密切联系。而且力求真实，真实的案例易激发学生深厚的学习兴趣，如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等，学生感兴趣，积极发言，课堂气氛活跃。
（三）启发性
刑法案例的选编必须使案例蕴含具有法律价值和疑难性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诱导学生深入探究，鼓励学生对现有法律知识进行质疑和辩驳。如广州青年许霆案，许霆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取出17.5万元后潜逃，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具有一定的疑难性，是民事的恶意占有、还是刑事上的盗窃罪或者盗窃金融机构罪？学生对这类具有启发性的案例很感兴趣。
（四）新颖性
刑事案例分析篇4
[关键词]刑法学教学；案例教学法；教学效果
[作者简介]董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王有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陕西杨凌712100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5－0172－03
刑法学是研究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刑法学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性，而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理论联系实际是该门课程教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而案例教学法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教学原则的有效方法之一。如何有效地开展案例教学就成为该门课程教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近年来，我们在刑法学案例教学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案例教学的新路子，使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地提高。
一、案例教学的重要作用
刑法学是研究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问题的，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研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罪和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都必须依据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来认定。但同时它又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部门法学。因此，在该门课程教学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原则。而案例教学是贯彻这一教学原则的最有效方法。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由mBa(工商管理硕士)首先采用。刑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法学专业课，当然离不开案例教学。案例教学的优点在于它通过给学生提供一些典型的案例，把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可能遇到的一部分刑事法律问题一一列出，为学生们提供大量逼真的实战演习机会。实践证明，它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二)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教师是学生获得知识的传授者和指导者，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学生是知识的获得者，是学的主体。只有把师生双方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把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于教学过程，教学才能取得成功，教学质量才能提高。而选择一些典型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分析、讨论，必然能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能使课程的讲授变得生动
刑法学课程课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对于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以及判处什么样的刑等都要以刑法的有关原理为依据。所以，刑法学课程教学中的理论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单纯地给学生讲授刑法学理论，学生们必然会觉得太抽象，太枯燥，法律条文就是一条一条的干巴巴地罗列，自然没有学习的兴趣。相反，在该门课程的教学中。结合案例来讲授刑法学理论，就可以把刑法学抽象的理论通俗化、浅显化，教学活动也就变得生动。学生们容易理解，自然喜欢听。
(四)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素质
进行案例教学，教师事先要做好组织、准备工作，就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具备理论和实践的融合、贯通能力，始终站在该门学科研究的前沿，筛选出一些适合教学的案例。同时，教师对案例中的法律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比较深入的见解，对学生在案例教学中提出的有关问题事先要预测到并对如何解答做到心中有数。这就促使教师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这个过程也极大地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促使他们为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而积极探索。通过案例教学，教师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五)能起到检查教学效果的作用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通过对学生参与具体案例的讨论和分析，可以及时地了解到学生对刑法学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教学效果作出准确的评估。通过案例教学，能够肯定教学中取得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的措施。通过这一环节，对教学过程进行不断地检查、反馈和改正，使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案例教学的运用
案例教学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它将学生将来可能遇到的一部分典型的刑事案例展现给学生，为学生们提供大量逼真的实战演习机会。通过让学生分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以及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提高了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在刑法学课程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提高案例教学的效果，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认真选择案例
选好案例是搞好案例教学的第一步。由于刑法学分论课是对法学专业的学生开设的，加上课时十分有限，因此案例的选择不可随意，应根据教学要求、教学任务、教学目的及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案例。这样，既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了教学内容，又帮助学生解决了法律方面的思想实际问题。
1、案例要贴近现实生活。笔者尽量选择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案例，比如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清华大学学生硫酸伤熊案、周光正抢劫案、西安宝马案等案例。这些案例贴近社会现实和实际生活，有的还是在校大学生犯罪的案件。学生很感兴趣，讨论案例时，发言很积极，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教学效果很好。
2、案例要典型。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选择的案例应具有典型性。因为典型的案例能够解释和说明刑法学分论的某一法律原理或者能够说明临近的几个罪名之间的区别和界限。学生通过分析和讨论典型案例，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刑法学分论的有关原理，使刑法分论理论的讲授变得生动活泼，具有启发性。
3、案例要有系统性。学生们掌握知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由于受知识水平、智力水平和学习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他们对所学的知识往往前后不能贯通，导致容易熟悉而不易深刻，容易弄懂而不易领悟。而进行案例教学，通过分析、讨论案例，就可以在浅层知识与深层知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对学生系统掌握有关的专业知识能起到贯通的作用。笔者在教学中选择的案例，一般同时涉及几个密切相关的刑事法律问题。通过一个典型案例，让学生了解了刑法某一方面系统的规定，使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前后融会贯通。
4、案例要有一定的难度。在选择案例时，笔者特别注意案例的难度。考虑到案例过于简单，没有什么争议，大家都会，一看就知道答案，学生会感到没有意思，会降低他们学习的兴趣，所以不宜选择
过于简单的案例。另外，考虑到案例如果过于难，学生们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就会产生畏难情绪或者依赖思想，造成冷场，不利于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所以也不选择过难的案例。所选择的案例应具有一定疑难性，对同一个案例提出多种不同的处理意见，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能极大地激发他们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避免带有不健康的内容。教师教学的过程，既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因此，教师在选择刑法教学案例时，对于一些带有色情、恐怖和暴力等不健康因素的案例要尽量避免，以免引起负面效应。
(二)采取多种案例教学形式
在刑法学分论课程教学中，主要是改革传统的课堂案例教学模式，探索一些新的、合适的案例教学模式，具体做法有：
1、采取一些新的课堂案例教学方法。除了在课堂上讲解案例外，我们组织学生课堂讨论案例，就个案组织学生开展法律辩论，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一些典型的法律案例片，指导学生开展模拟法庭审判活动等。学生们对这些新的案例教学形式十分欢迎，反映非常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
2、大力开展第二课堂的案例教学。我们主要采取“请进来”的做法。“请进来”是指利用节假日，请西北政法学院等院校的法律专家、临近地区的法官、检察官来学校就具体的刑事案件给学生做专题报告。另外，我们还和杨凌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把一些适合大学生旁听的刑事案件移至本校人文学院模拟法庭进行审判，让学生们通过旁听真实的刑事案例来理解抽象的刑法理论。同时，学生们也接受了生动、真实的法制教育。
3、通过社会实践进行案例教学。社会实践是进行案例教学的一种有效方式。笔者采取的做法有：在农高会期间和节假日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专题义务法律咨询活动；在国际禁毒日和世界环境日等指导学生在校内或者杨凌周边地区宣传有关犯罪和环境刑事犯罪的危害、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让学生参加在研课题，利用暑假回家的机会调查当地青少年犯罪情况，然后撰写成调查报告；鼓励学生假期去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单位实习等。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后，感觉收获不小，能力明显提升。
4、让学生参与学校法律服务中心的法律实践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年成立了法律服务中心，专门负责学校的法律事务，为全校老师和在校大学生提供法律服务。学生参与学校法律服务中心的法律服务活动，要求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低年级的同学法律专业知识还不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待于培养，因此，在法律服务中心参与法律服务活动的多为高年级同学。他们当指导老师的助手，协助指导老师办理具体的法律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得到很好的实践锻炼，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
(三)注意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案例的运用是案例教学的关键环节。为了使案例教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笔者在进行案例教学时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笔者发现，学生在课堂上分析案例，往往能反映出他们在学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典型的有两个：一是往往从情理上而不是从法理上分析案例，二是不会用法律语言分析案例。这种现象反映了学生法学专业意识不强，没有完全进入法学专业的大门，其原因在于学生没有学会法律的思维方法。所以，为了引导学生进入法学专业的大门，笔者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学会用法律的思维方法，对案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剖析其中隐含的法律原理。同时，笔者从多个角度去分析同一个问题，使学生能够对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这种法律思维方法的训练和培养非常重要，可以说是衡量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
刑事案例分析篇5
内容提要:为缓解量刑失衡的局面，量刑规范化被列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量刑规范化牵涉实体与程序多重进路的设计与构建，量刑改革同时是一项稳妥、规范化的作业。为此，建立案例指导量刑制度，既能发挥其指导量刑的具体示范作用，又能为具有全国指导意义的《量刑指导意见》的形成提供充分的经验借鉴。
一、案例指导与量刑规范化的契合和优势
（一）案例指导与量刑规范化的契合
案例指导制度，就是选择典型的案例判决作为案例，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借鉴和指导，今后有类似事实的案件，在适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上，都可参照相关案例进行判决。实行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案情近似的官司判决结果却大不同的现象，这不仅是司法进步的标志，而且也有利于司法公正。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2年10月制定下发并正式实行《关于在民商事审判中实行案例指导的若干意见》，天津“案例指导制度”的适用范围，被明确限定在了民商事审判领域，有学者给出的理由是“我国刑事领域的成文法典已相当完备，具体操作的难道也不大。”[1]这种判断不客观。事实上，刑事法官并非想象中仅是具体地、机械地适用实体法的规定而已，特别是关于刑种和刑期的适用，因为我国《刑法》对很多罪刑都规定了宽泛的刑罚处罚范围，有的甚至从管制刑直到死刑，因此，裁量刑成为刑事司法中的常态。
裁量刑的后果之一就是“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其原因很多，但法官个人原因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从理论上讲，法官的上帝只有一个——法律，但是，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人，其成长背景、所受教育、个人、经历、信仰乃至其性别、性格等都会对其量刑裁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权力需要制约，特别是刑事法官裁量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被告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的剥夺，如果不对这种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权力滥用或者误用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甚至十分可怕的。然而，任何社会在量刑问题上始终面临着灵活性与稳定性的困惑，绝大多数情况下，量刑的钟摆总是在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摇摆。量刑均衡本质在于同类情况同类处理，量刑均衡不是绝对的，司法的属性、量刑本身的定量化与决定量刑因素的非定量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决定了刑罚均衡与个别化趋于协调是理想的选择，案例指导的功能和案例的具体、直观、稳定、统一、公正的特点与我国量刑规范化的改革，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意味着将法官的群体性经验转化为带有普遍或一般意义的规范，这种规范即案例规范一旦形成又可以为经验的运行设定一条职业群体所共认的标准。通过刑事案例的指导和约束，案例给法官处理同类案件提出了鲜活、具体的参照标准，对于实现量刑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一是案例的创立可以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法官在审理到疑难复杂案件时，可以凭自己的文化功底和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在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大胆地行使解释权，勾连或填补普遍性、抽象化的法律条文与案件具体事实境况之间的沟整；二是充分发挥检察官、律师乃至当事人的能动性，通过引证主张和要求法院接纳先前类似案例的刑罚裁量，促进个案刑罚裁量之间的均衡性和对称性，进而达至刑罚裁量的基本统一。三是充分利用案例对法官的“示范”和“引导”意义，为法官处理同类案件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参照标准，用同行业的“经验规则”制约和消解法官偏离先前案例的冲动，从而有助于限制法官的专断与偏见，起到后盾的作用。四是通过建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以便经受特定程序的检验；同时，案例指导制度将案例公开，有利于社会公众利用先例，对照自己的案件，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和诉讼结果，产生一种预期，这种预期无疑是促成刑罚裁量统一性和均衡性的润滑剂。
（二）案例指导对实现量刑规范化的优势
我国传统的刑罚裁量方法属于一次完成型的综合估量式的量刑方法，这是一种传统的经验作业法。这种量刑方法能够充分发挥法官的量刑主观能动性，赋予法官较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量刑方法是一种非规范化的量刑方法，具有侧重经验判断而忽视理性决策，侧重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的“估堆裁量”的缺点。针对传统量刑方法的弊端，人们设计了种种量刑方法对量刑进行规范，核心是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迄今，我国地方法院探讨和尝试的新量刑办法，大体有电子计算机和“量刑指导规则”、“量刑指南”规范量刑的模式，学者则尝试设计刑罚阶梯，以实现量刑均衡。[2]综观这些探讨和研究，共同特点是从法律的细密化、具体化的向度出发的。
首先，电子量刑方法，试图把数学、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引入到量刑的过程，尽量排除情绪化因素对法官裁判的影响，对量刑情节细化，对刑罚的法定刑幅度进行细化，通过一定的精密计算程序设计，形成犯罪情节与刑罚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从而达到精确量刑目的。然而，这种借助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设计，与司法过程性质相佐，违背法律的本性和量刑的特性，同时是对量刑规范化的误解，原因在于案件和刑罚的社会性决定了量刑不可能通过一套死板的数学分类法或模型加以解决。更何况电脑量刑的量刑情节都是有预设的，其设定的只能限定于法定情节，由于社会的变化发展，在案件发生之前，我们很难穷尽影响量刑的各种因素，很难对每种因素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进行事先的分类和评估。
其次，关于“量刑指导规则”模式。这种模式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量刑基准点的选择与确定。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5月9日通过的《量刑指导规则（试行）》为例。《规则》第8条规定：“为防止量刑失衡，应当确立各罪的量刑基准，即对已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个罪，在排除各种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情况下，仅依其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应判处的刑罚。”第9条规定：“确立量刑基准采用以下方法：（一）非数额型的一般典型犯罪，以法定刑中段为量刑基准。法定刑幅度为单一有期徒刑的，以该幅度的二分之一为量刑基准，例如，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即以五年有期徒刑为该法定刑的量刑基准；法定刑为不同刑种的，则以中间刑种为量刑基准；法定刑仅为两种刑种的，则以两个刑种的结合点为量刑基准。但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量刑基准为有期徒刑一年；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五年以下的，量刑基准为有期徒刑二年。（二）数额型犯罪，以犯罪数额比对相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量刑基准。（三）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除外）或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以死刑或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为量刑基准。”应该说，量刑基准的有无以及采取什么样的量刑基准，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法官刑法裁量权的大小。因此，这项尝试本身具有积极意义，相信对于在该省域量刑均衡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量刑均衡化与量刑公正不是一个概念，量刑均衡也仅是我们进行规范化追求的目标之一，最终目标仍然是量刑公正，而评价量刑公正的最终尺度恐仍然是刑罚目的实现。“量刑基准”和上述量刑基准的确立方法存在如下疑问：其一，量刑基准如何形成的，其理论根据是什么，如何说明其合理性。其二，量刑基准的确立为何标准不统一，为什么有类型的犯罪采取“中线说”，有的采取“最重刑种”的方法，“量刑基准”的具体确定方法又为何与“量刑基准”的概念不相一致。其三，量刑基准的确立是立法问题还是司法问题。仅就量刑基准形成的方法而言，上述量刑基准的得出，是从刑法理论和刑事政策出发进行逻辑推理得出的结果，还是通过调查统计和实例分析寻求结论，其说服力会大不一样的。笔者看来，实证方法比较可取，因为实证分析法看到了表征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对确立量刑基准的决定性意义，作为寻求量刑基准的最基本方法，可以克服逻辑推理法缺乏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的不足。然而，量刑基准的实证分析必须调查、统计、分析每一个具体罪名的量刑情况，而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样本本身的典型性和公正性则是关键环节，于是又回到指导性案例的与积累上来。
再次，关于刑罚阶梯的设计。刑法阶梯的确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刑种之间的换算问题。因为刑罚阶梯是一个虚拟的标有均匀刻度的“标尺”，而且“标尺”通常是以有期自由刑（月）作为单位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刑罚阶梯似乎很容易建立，然死刑、无期徒刑和管制如何科学地在同一个“标尺”上显现出来。当然，学者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主张无期徒刑根据实际执行的刑期来确定所应在刑罚阶梯上所处的位置，而死刑则根据死缓所执行的刑期，参照无期徒刑高于无期徒刑两年来确定其所对应的位置，管制则是按照1／2或者1／3有期徒刑幅度来确定。这样确立的一个刑罚阶梯从形式上看似乎相当完美，为法官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标尺”。然而，不同刑种之间的换算特别是死刑和无期徒刑能否简单地兑换成一定幅度的有期徒刑仍然一个悬而未决值得探讨的问题，死刑和有期徒刑之间有着质的不间，当对量刑情节进行理性评价积分达到了无期徒刑或者达到了死刑的刻度时，最后的判决能否作出质的突破，作出这个质的突破是否合理？如果是正好处于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区间或者刚好处于无期徒刑和死刑区间时该如何确定最后刑罚？再如，具体量刑情节的分类和浮动范围的设定。比如在赵延光教授的设计中，[3]为体现个案的差异性，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分了两步：以从轻情节为例，首先对从轻情节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评价为五个等级，特别次要情节（10分）、次要情节（20分）、一般情节（30分）、重要情节（40分）、特别重要情节（50分）；然后再综合其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也分为五个等级，表现最好的（40分）、表现较好（30分）、表现一般（20分）、表现较差（10分）、表现最差（0分），然后把两次积分相加，然后在“标尺”上找到对应的刻度。从上述量刑的过程可以看出，花费相当成本的刑罚阶梯的设计又回到老路上来，因为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本身就是法官主观性和个人倾向性的产物。因此，“这种精确度足以制胜迷人的诡辩、诱人的雄辩和怯懦的怀疑”[4]的犯罪与刑罚之间一一对应关系的诱惑，同样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在法理上也难以得到支持。
相比较而言，以《量刑指导意见》规范性文件规范量刑的模式是较为理想的选择。那么，可否制定我国统一的《量刑指导意见》，以本文之见，条件不成熟，最关键的是《指导意见》的形成需要建立在经验、统计、分析和合法与合理的论证基础上，脱离具体案件情景制定普遍性规定，其考虑问题的周延性和公正性易引起质疑，尤其是在量刑问题上，法官的群体性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让法官的群体性经验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或一般意义的规范，这种规范（如案例规范）又可以为经验的运行设定一条职业群体所共认的标准，从事相同活动的人都必须借鉴或遵守，构成量刑公正、量刑均衡的理想路径。[5]诚如17世纪英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黑尔（matthewHale）在一部批评霍布斯的论著中所指出的，“悠久而丰富的经验能使我们发现有关法律所具有的便利之处或不便之处，而这一点恰恰是最富智慧的立法机构在制定此项法律时亦无法预见的”[6]。对以往的刑事案件判决进行统计分析和归纳总结似乎可以成为完成这一前提的捷径，但由于量刑本身存在许多值得反思的因素，以此可以作为对以往量刑公正分析的借鉴和参考，通过案例，增强量刑透明度和量刑理由的说明，利用五年时间边指导实践，边进行经验积累，对稳妥地进行量刑规范化非常必要。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指导意见》一旦形成，稳定性关乎其权威性，关系到刑事法治的公信力，因此，量刑改革必然是一项稳妥、规范化的作业。
《指导意见》制定出来后，是否意味案例指导不再需要。《指导意见》与案例指导不仅不相冲突，相反应该是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以《指导意见》指导新的案例的形成，案例是对《指导意见》的应用，并且起具体化和发展《指导意见》的作用。原因在于，《指导意见》内容的细化和全面化，会带来其应变能力的退化，因此需要以案例为实证统计分析方法为基础，以不断完善《指导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在美国司法及学术界也造成了很多纷争，许多法官和学者对之持以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其不仅困住了法官的手脚，在具体案件中无法顾及特殊的情况，造成量刑畸重，而且对美国今天鉴于人满为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一些学者还认为，量刑指南抛弃了刑罚的治疗功用，对犯罪人采取的是关押政策，也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防止犯罪，造成许多社会问题。这些争论伴随联邦量刑指南而产生，至2005年1月5日，联邦最高法院在Boo—ker一案中以微弱的多数（5：4）正式宣布联邦量刑指南不再作为强制性的法律规则，而只是供法官们在量刑的时候参考而已。[7]自此以后，《联邦量刑指南》对法官量刑不再具有约束力。此外，以美国《量刑指南》作为一面镜子，尚有另一个值得借鉴的方面，即美国量刑指南时的背景是建立在传统犯罪观基础上的，即重打击、惩治。现在，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观的转变，人们广泛接受的是刑罚目的综合性的追求，刑事和解等制度、被害人意见引入量刑考虑等，这些均构成对刻板的量刑设计和模式的挑战。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演变史为我们提供了规范量刑的一面镜子，更加深了用案例指导量刑的信念。
二、案例指导量刑中刑事案例的形成、遴选与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而指导性案例又是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内容，目前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方式和指导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还没有出台，不同性质案件的指导制度采取相同规则还是有所不同并不明确。刑事案例制度既与其他案例制度特征相重合，又有自身的显著特征。
（一）刑事案例的形成
刑事案例的形成构成刑事案例遴选的前提。刑事案例形成是建立在刑事判决基础上的，案例的形成来自于判决的制作。作为案例生成的第一道工序，从我国法院设置和刑事案件的管辖和分工来看，作为案例来源的刑事案件的制作主体不应有审级和地区的限制。尤其是刑事案件，有的属于对定罪的理解，更多地则是有关量刑的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固然由于级别和职能的原因拥有这项权力，在我国，多部分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司法活动地方知识的体现更多地体现于这两个级别的法院审判，不能以基层法院法官素质低为借口，否认其刑事判决成为案例的来源，同样不能否认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成为案例的来源。
此外，刑事案例不同于其他领域案例的明显特征在于，其它司法领域案例的建立，重要的在于弥补现有法律的来漏洞与不足，因此所选案例可侧重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模糊或是有歧义，对案件没有明确的指向，同时也缺乏司法解释的疑难复杂案件，因为，此时，案例指导制度才能较大程度体现其意义。而刑事案例因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加之刑事案例对刑事司法的示范作用更多地应该体现在量刑环节，因此，刑事案例的生成应着重于典型、多发性案件，以为今后的刑事判决特别是量刑提供示范。
（二）刑事案例的遴选与公布
我国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较为权威的案例汇编文本有案例选、审判案例要览（与中国人民大学合编）和公报案例三种。这些案例都是通过法院系统内部作为调研工作的一项正式内容经过一层一级严格筛选而汇编入册的，许多地方高级人民法院也经常以不同的形式编印案例下发，要求参照。法院内部对这项工作有布置、有考核、有奖惩，因此可以说，已形成案例指导制度的雏形，或者说者少在法院内部已形成。当下所言的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其意义就在于使案例指导成为一项对法院而言是一项主动、有意识的制度，对社会而言，变为一项公开的正式制度。尤其是后者让制度公开，可以打消民众的顾虑，社会对法院的判决多了一个监督的可参照坐标，当事人的抗辩也多了一个较为明确的预期，即使有差异，也要求法官能依法明确地指出这种差异，法官的随意性将会受到一定的约束，司法公正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一步完善案例的遴选与公布。
在我国，用案例指导刑罚裁量，目的在于使同案同判，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由于刑法的特定性和刑法正式法源的特殊性，应避免司法改革“地方诸侯”先打出自己的“招牌菜”的现象，刑事法治权威的树立和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同等情形同等处理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依法行使国家最高审判权，同时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工作。因此，就刑事判决的遴选和公布的主体主体资格来说，应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一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案例进行筛选、编撰和能保证指导性案例的质量；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对于全国的司法审判工作有全盘的认识和把握，不受地方私利的影响。
具体而言，可由中级以上各级人民法院组建案例汇编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可以吸收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法官。虽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颇受质疑，但是其成员无论审判委员会废除与否，还是存在的，因此可以吸收审判委员会中，有丰富经验的法官作为案例汇编委员会的成员，同时还建议邀请一些在本辖区内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法学教授与法律学者，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关于遴选的案件，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向中级人民法院上报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案件。中级人民法院遴选的案件，既包括本法院审理的案件与上诉案件，也包括基层人民法院上报的案件，并同时向高级人民法院上报遴选的案例。高级人民法院遴选的案件既包括本法院受理的案件与上诉案件，也包中级人民法院上报的案件。遴选之后向最高人民法院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遴选的案例，既包括本法院审理的案件，也包括各地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上报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经过认真挑选和筛选的案例。遴选过程需要重点关注犯罪类型、情节类型、刑罚程度类型化的刑事案件。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意味着我国用于司法指导的案例应当是公开发表的，也就是可以被当事人和律师自由查询并用于庭审抗辩的，而不能只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掌握，只让法官知晓并进行那种“暗箱”式操作。因此，经过遴选的案例，应及时公布，鉴于我国刑法正式法源的特殊性和刑事法治的统一性要求，指导性刑事案例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而且应当通过公开渠道发行，现有条件下可以出版的方式面向公众，让普通人在新华书店就能很方便地买到。随后，逐渐建立和完善软件检索系统，可以方便案例的分类和查询。
（三）刑事案例的指导效力
我国的审判制度承袭的是大陆法系，适用的依据是制定法，不同于英美普通法国家的以案例为主，这就决定了我们所实施的案例指导制度不是对案例的直接适用，而只是有目的的寻找类似或大致相同的案例来为当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提供一个或若干个参照，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案例对法律的适用来提示法官对当前正在审理的案件作出更为恰当的法律适用，判决书上不必出现“依据某某案例”这样的提法，而仍然只是对制定法的适用和法官在解释制定法时的说理，但需要在适当位置注明相关的指导案例，以此起到指导法官判案的作用，又可将判决置于当事人、其他社会主体如新闻媒体、法学研究机构等的监督之下，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建立案例制度。与此同时，建立类似于德国背离报告制度，法官对同类案件认为不适用指导性案例，应向指导性案例的法院提出报告说明理由。如果作出与指导性案例出人较大甚至相冲突的判决，既可作为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
【注释】
[1]资料来源：www．people．com．cn／GB／guandian／30／20020905．登录时间：2008年12月30日。
[2]2006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推出与高科技公司共同研制的电脑量刑软件；2004年5月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正式通过《量刑指导规则》，并在全省强行推行；自2005年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了《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总则部分（试行）》、《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毒品犯罪之一（试行）》、《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等；学者则对刑罚阶梯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参见赵廷光：《实现量刑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3]赵廷光：《实现量刑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5]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即是在归纳一万个案件量刑结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刑事案例分析篇6
关键词：刑法学案例教学 反思 模式
“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Socraticmethod)，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他在教学中采用的“问答式”教学法可以看作案例教学的雏形。柏拉图在此基础上将问答积累的内容编辑成书，并将一个原理对应于一个例子，这些例子就是案例的雏形。1829年英国学者贝雷斯率先将其适用于法律教学中。1870年前后，时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郎得尔将案例教学运用于哈佛大学的法学教育中并加以推广。由于各国法律在形式上的特点及法律文化历史传统方面的差异，案例教学方法在不同法系国家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无足轻重。但近年来，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也开始注重案例教学法，并把案例教学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所谓刑法学案例教学，是指教师在讲授刑法学理论时，结合较为典型的刑事案例剖析其中蕴含的法律关系，从而加深学生对该刑法学理论认识与掌握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改变了传统教学以本为本、从概念到概念的注入式教学方式，成为一种促进学生成为教学主体的开放式教学方式。刑法学案例教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从例到理”型，即引导学生运用案例，经过自主合作，群体思维撞击，寻找知识，认识规律，并运用掌握的规律和概念去解决实际问题；二是“从理到例”型，即给出基本概念，启发学生运用基本概念，发散思维，以理剖例，以例证理，从而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刑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案例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我国高等院校法律专业的刑法学教学都十分重视刑法学的案例教学。但是，在刑法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和正在制约着刑法学案例教学的效果，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反思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对策。
一、刑法学案例教学在教学目标方面的反思和构建
在传统的刑法学案例教学中，教学目标往往侧重于对学生基本刑法学知识的灌输，而缺乏对学生整体法律素养的锤炼和培养。
首先，应通过刑法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相对合理的素质结构，改变重专业素质轻综合素质的教学目标。素质是指人必须具备的素养与品质，包括一般素质和专业素质。一个法学本科学生的基本素质出了掌握相关的基本知识以外，至少还应包括政治素质和法律素养。政治素质是培养学生融入社会共同体并为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精神素质。在刑法学案例教学中，应加强学生认识社会、热爱社会、服务社会的教学内容，从而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和法律职业者。主要有公民意识、参与理念、服务精神、道德自律等内容。在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方面，应在传授专业知识之外，让学生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树立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义务观念、平等意识以及人文精神。
其次，必须通过刑法学案例教学训练学生较为全面的职业技能。刑法学案例教学必须将能力本位的意识贯穿全过程，从而将知识、素质与技能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其应有的特色。一个法学本科学生的职业技能至少应当包括：其一，法律思维技能。这是指法律识别、法律解释、法律推理、事实推理等方面的技巧和能力。法律识别技能是指根据法学原理、法律原则和精神对法律规则、法律事实与证据、法律关系及法律问题等进行准确定性与价值判断的技巧和能力。既包括对法律规则的所属渊源、类别及其效力的价值分析，又包括对具体案件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以及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价值判断。法律解释技能是指将普遍的、抽象的法律规则运用于纷繁多样的现实社会生活和具体个案事实的技巧和能力。法律推理技能主要包括法律推理的规则、法律推理的方法以及对法律推理中出现冲突的调适等技巧和能力。事实推理即推定法律事实。法律事实不过是社会事实在法律场景中的表现，因而如何从纷纭复杂的社会事实中确定案件所必须重视的资料，就成为法律职业者所必需的前提。因而，如何理解社会现象，如何从社会事实中提炼出相应的案件信息，就成为必备的技能。其二，法律分析技能。这是指针对具体的案体或者法律问题，根据事实、情节、法律原理和法律精神，运用法律思维，对案件或者法律问题的存在背景、具体事实及证据材料进行完整的把握，从而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规则的技巧和能力。这既包括对法律原意的理解，也包括在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良心、智慧，通过“解释”这一途径来明确法律的“意义”，填补法律的空白。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没有这种工夫，就永远不能够在变幻不定的社会情形面前，做出正当、合理的决策和判决。其三，证据操作技能。这是指收集、固定和运用证据的技巧和能力，是指在特定的案件中，确定证据收集的方向和范围、收集证据的性质和种类、收集并固定证据的方法措施、对证据收集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判断并解决这些问题以及运用证据的专门技能。它是法律职业者的基本能力，是法律思维能力发挥作用的基本。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不具备良好的证据操作技能，就不可能在司法程序中确立自己的有利地位。其四，口头表达技能。包括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般口头表达技能，要求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达到二级标准，语音、语汇、语法差错较少；熟练掌握2500个常用汉字和《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所列的标准读音，并能正确注音；能比较流畅地用普通话与当事人自由交谈；掌握朗读一般文体，讲述包括介绍、说明、评论、法庭演说与辩论及与当事人交流语言等几种口语形式。第二个层次是运用“法言法语”专业表达技能，包括介绍法律知识、法律原理、法律现象、法律问题和表达法律见解并阐述相应理由的口头表达技巧和能力；第三个层次是法律辩论技能，即辩论的技巧和能力，包括攻击和防御两个方面的技能；第四个层次是主持、参与法庭辩论会的技能，是指能够根据诉讼法的具体要求和控诉、辩护及审判职能的不同定位，基于具体案件中的不同角色需要在诉讼的不同阶段发表不同的意见，并进行相互辩论的技巧和能力。作为专业技能的口头表达技能主要是指后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又是建立在第一个层次有基础之上的。
二、刑法学案例教学在教学模式方面的反思和构建
刑法学案例教学所采用的对话式或讨论式的教学模式，只适合于部分学生，不适合于所有学生，常常是那些思维敏捷，口才较好的学生在辩论中出尽风头，而另外一些较内向、保守的学生则常常是一言不发。此外，如果老师对案例运用不当，或者学生课前不预习，毫无准备就匆匆来参加小组或全班案例讨论，只听不说，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感觉，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刑法学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课堂讨论分析模式
这种方法就是教师在讲完一定范围的教学内容之后，选择一个或数个较为典型的案例集合到一起，向学生提出若干问题，在课堂上交由学生进行讨论。其目的在通过对案例的讨论，使学生不但能巩固所学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适用法律来处理案件，甚至对我国存在的立法缺陷亦有所发现和了解。
但是，如果不控制节奏，有可能会造成时间的紧张和课堂秩序的混乱。因此可尝试分段进行：第一阶段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专门讲授课程中的基本问题，如概念、特征、原则等，包括介绍同一问题和各学派不同主张及理由，这阶段也可以系统介绍相关理论问题；第二阶段是利用三分之一时间有针对性地讲一些典型、疑难案例，然后让全班同学讨论，尤其要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不同主张，调动学生发言积极性，甚至可以鼓励学生开展辩论，以便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第三阶段利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归纳总结，点评各学生观点，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先观摩后研讨模式。这种模式是把学校法学教育和司法审判部门的司法实践相结合来进行教学的模式。主要是组织有一定理论基础知识的高年级学生到法院旁听一些较典型的或是疑难的刑法案例，其目的是让学生全面了解刑法学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了解理论和现实的联系和差别，观察法官庭审的办案技能及驾驭庭审程序的法律综合能力。同时让学生了解庭审中各诉讼关系主体及诉讼主体的地位差异及各角色的作用；让学生认识到理论是灰色的，刑法学的案例实践是常青的。每次观摩结束，要求学生谈观感体会，鼓励学生给法官或者辩护律师找不足，并进行总结点评，以便真正提高学生的理解、认识、分析能力，实现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让学生真切的感受法律职业的魅力，引导学生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法官或者律师，你对案件如何定性和定量。
（三）模拟法庭模式。从素质教育的要求来看，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尤为重要。而我国高校教育普遍感觉到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太差，法科大学生也不例外。因而提高法学大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培养的法律人才就是专门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级人才，因此应该着重培养法科学生实际运用及操作法律的能力。通过选取典型案例模拟法庭审判正是培养大学生实际运用操作法律能力的最好课堂。如果说观摩真实审判只是囿于观看、理解、认识，模拟法庭审判则是在观摩审判基础上将所学的法律知识理论综合地运用于实践，这是学生全面介入模拟诉讼活动，扮演各种诉讼角色，体现学生学习掌握各种法律知识理论的综合“演习”。尤其对于刑法学来讲更是如此，通过控辩双方和法庭三方的模拟演练，使学生在组织过程中增长才干，在“控辩”双方的激烈交锋中磨砺素养，在参与“庭审”过程中体悟法律的真谛。
（四）媒体教学模式。这是指利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进行案例教学的方法。现代化教学媒体的优点是图文并茂、形象生动。教师在教学中选择有突出代表性的案例，组织学生通过现代化教学网络观看。如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和《经济与法》栏目等，可以选取典型或疑难刑事案例先录像后播放，设计相关问题供学生现场讨论。
然而，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模式是万能的。传统“灌输式”课堂教学方法，老师讲，学生听，学生难免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现代案例教学虽然有其优势，但不利于学生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它们各有特色，不能强求一律。比如上述的模拟法庭模式，优点是形象生动，但是在组织过程中会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刻意追求形式的逼真和完美，会丧失实质意义，甚至会流于形式。
笔者认为，性法学教学应当以课堂讲授为主，以案例教学为辅助，中西结合，取长补短。刑法学案例教学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其特点和规律。要充分考虑到开展案例教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案例的编写和选择，对学生调研以及课堂控制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挑战等，这些问题都要通过研究和实践加以解决。
三、刑法学案例教学在案例选择取向方面的反思和构建
刑法学案例是刑法学案例教学的关键所在，恰当而典型的案例是刑法学案例教学的基础。案例既包括生活中发生的各类案件，也包括有权机关处理案件的实例，除试题而外不应当包括人为设置的“设例”。案例既有大小之分，也有单一与综合之别。因此，应当依据特定目的、原则和标准，精心选择案例。
但是，在刑法学案例选取过程中往往存在着重“趣味曲折”而轻“典型时效”的倾向。从而使刑法学案例教学称为“举例教学”，其目的为了吸引学员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但对于紧扣理论和法条并举一反三还有一定的差距。
刑事案例分析篇7
论文关键词独立学院刑法案例教学法
刑法学是一门很重要的法学专业主干课程，具有内容多、难度大、不易掌握等特点，抽象的法律解释容易枯燥。独立学院学生，更需要培养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刑法案例教学不但能使抽象、复杂的法律条文变得简单、易懂，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素质，有效地检测教学效果，通过开展案例辩论、案例分析，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目前独立学院刑法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独立学院刑法教学中已经普遍穿插了案例教学，但由于独立学院发展历史不长，师资队伍还不很稳定，教研投入力度有限，独立学院刑法案例教学还存在不少阻碍和问题。
1.案例教学方法相对单一。理论讲授法仍然是当前独立学院刑法课程教学的主要方法，讲授过程中任课教师大多会穿插案例教学，但案例教学方法较为单一，举例的方法是通常使用的方法，主要用于解释某一刑法基础理论知识。“案”“理”结合不紧，很多时候是教师设问，教师自己回答，学生参与程度低，学习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起来。教师没能精心设计案例教学课程，在教学活动中仍然扮演着中心角色，案例讨论的课堂组织不到位，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没能得到培养和锻炼。
2.案例教学课时不足。很多独立学院刑法教学按总则与分则分上下两个学期完成教学，每学期周课时3节，其中实践教学课时没有硬性规定，因需要讲解的内容较多，整个刑法教学基本以理论讲授形式进行。案例教学需要全面了解案情、分析探讨争议问题，常常要花不少教学课时，很难从现有的每周3节课时里抽出时间组织案例教学。
3.教学案例没有系统化。案例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任课教师往往随机从网上收集案例，很多案例都近乎虚拟，案情设计有些理想化，案例争议性较小或代表性不强，当地法院时新的审判实例使用不多，没有形成统一的刑法教学案例集。
4.案例教学考核方式不尽科学。案例教学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针对案例教学的考核方式主要是期末考试的案例分析题，这种考核方法带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能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
5.案例教学配套机制不健全。案例教学不仅涉及教学方法和理念的革新，还需要教师素质的不断提升、教学管理和教学内容的不断完善以及学生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但从当前独立学院案例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案例教学的教学思想和理念上尚未形成正确、统一的理解和认识，任课教师组织案例教学的积极性不高，教研组织力度不够，而且，案例教学师生素质也难以满足严格意义上案例教学的要求。
二、独立学院刑法案例教学改革设想
独立学院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要求学生具有更强的实践能力，刑法案例教学的改革和运用是切实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
（一）改革刑法案例教学模式
刑法案例教学本身是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不仅涉及教师的讲授方法，还涉及学生的参与方式和课堂氛围。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灵活采取多种教学模式：
1.列举案例教学模式。这是目前大多数独立学院刑法教学过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模式。列举案例教学是指教师在授课中，为了解释某一法律理论、法律条款或某一实践问题而列举一个或一组案例进行示例性解说的教学方法。列举案例教学对案例的细节没有过多要求。可以是几句话就讲完的一个案例，也可以是在一节课内讲完的一个案例。既可以是实际案例，也可以是教师根据有关材料加工而成的案例。
2.课堂案例讨论模式。课堂案例讨论模式可选择使用，课堂讨论可以小组讨论或对抗辩论形式进行。重要的讨论案例应课前提供给学生预习。小组讨论时小组成员可相对固定，一般为4-6人，小组讨论时，每个成员都要求充分表达个人观点，教师可选择部分小组当堂进行观点阐述，最后任课教师进行点评分析。对抗辩论通常将全体学生按照观点不同分为2-4个小组，经充分讨论后以小组形式当堂进行课堂辩论。辩论过程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同学、师生间的交流和了解，也能有效地培养和锻炼学生的表达与合作能力。
3.模拟法庭模式。刑事案件的模拟法庭教学可与“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教学同步进行。由学生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角色，利用律所或法院提供的真实案例，按照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程序和方式进行模拟审判。学校需建设模拟审判法庭，并购置必要的服装和器具，力争达到仿真效果。模拟法庭教学需要做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使用次数不宜过多，一学期以3-5次为宜，每一个角色可由3-5人担任，学生可更换角色进行操练。
4.法律诊所教学模式。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由教学单位开设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凭借自己已经学到的法律知识去办理真实案件的教学方式。诊所通过指导教师（Clinicprofessor）指导学生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文书、或参与案件等方式，促使学生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主动学习法律和运用法律，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同时，也使学生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得到增强。
笔者所在单位早在2006年就建立了江西省第一家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一直以来，利用这一平台，在法学专业教师的指导下，组织学生对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咨询、代书、调解、调查和诉讼等法律服务。学生参加法律服务的热情很高，所有参加法律援助的同学都认为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课堂教学中不能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得到了有效地培养。这种教学模式一般是利用课外时间进行，需要任课教师课外进行单独指导。办案过程中，教师可拿些典型问题到课堂讨论，教学效果非常好。
（二）合理分配教学时间，保证必要的案例教学课时
《刑法学》计划课时一般为108-126课时，而需要讲授的内容较多，如果面面俱到，则完不成教学任务，根本没有案例教学所要求的分析和讨论时间。任课教师应合理分配讲授课时，挑选各章节的部分内容着重讲解后，类似内容可通过案例教学形式完成。这样既避免了连续理论讲解的枯燥，又挪出了案例教学时间，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刑法分则的讲解不需要面面俱到，只需挑选重点罪名进行案例讨论式教学。
本课题组还设计在《刑法学》课程结束后，作为必选课程开设一门“刑法案例分析”课程，约18-20课时（9-10周），时间安排在大三年级。主要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锻炼学生逻辑思维及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同时紧密结合司法考试题型，训练学生充分运用已有的刑法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法律诊所式教学也可在这一阶段进行。
（三）收集典型刑法案例，编辑刑法教学案例集
案例的选择至关重要，过于简单的案例，没什么争议，提不起学生的兴趣；案例太难，让学生不知从何下手，则会产生畏难情绪或依赖思想，容易造成冷场，也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有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有针对性，难度要适宜。
采取案例教学法，应该精心选择并编写系统案例。选编案例一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案例要新颖。即尽可能选择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以使案例教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并通过案例讨论了解司法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其二，案例要典型。即紧密围绕所要传授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理论选编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以达到通过案例讨论使学生加深理解法学基本理论之目的。其三，案例要系统。根据不同章节的教学内容配备相应的典型案例，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同时，根据理论学习的需要选定案例，并设置问题的广度、深度和难度。其四，案例要多样。既要选择仅涉及一个问题的单一题眼的案例，也要选择适量的综合性较强的案例；既要选择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微小案例，也要选择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既要选择已有确切答案的案例，也要选择争议颇大，尚无定论的案例。
（四）改革刑法学课程考核方式
刑法学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可由三部分组成：平时成绩、面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
1.平时成绩。课堂表现应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重要部分，课堂案例分析和讨论是记录平时成绩的重要依据。任课教师要对学生课堂案例分析讨论时的表现进行及时的记录和评分，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参与案例研讨的积极性，保证学生适应从被动旁观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角色转换。
2.面试成绩。面试以现场抽题并口头回答问题的形式进行，主要题型为案例分析。面试可以很好的检测学生的口头表达、逻辑思维、心理素质以及应变能力等。学生抽题后需有必要的思考时间，教师当堂根据学生表现，记录学生得分。评分时既要关注学生对问题的判断结果，更要注重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思维过程，教师需及时点评，肯定优点，也指出不足。
3.期末考试成绩。期末考试以笔试形式进行，主要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及其运用情况。重点可模拟司法考试试题形式，考试题型主要采取选择题与案例分析题型。笔试成绩还是学生总评成绩的主要部分。
三、实施案例教学法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案例选择的适当性与典型性
案例教学的要求较高、难度也较大，教师平时需要注重积累和搜集典型案例，适时编制教学案例集，针对主要知识点配备典型案例，并及时更新，供教学使用。教师应与司法实践部门密切合作，一方面可以获取最新、最接近生活实际的案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完善理论。
（二）实行小班授课制
实施案例教学应当实行小班授课。目前，我国高校流行多班合并上课的做法，学生少则六七十人，多则100余人。在这种大班授课的情况下开展案例教学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勉强采用，也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此实施案例教学必须实行小班化授课方式。班级人数最好控制在30人左右，案例教学时间弹性较大，很可能拖堂，课程应尽可能安排在某时间段的最后一节课。
刑事案例分析篇8
“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国家司法考试自2002年起至今，刑法学一直占有很大比重，每年刑法学试题有80分左右。自2008年起，大四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司法考试，这使得教师们开始关注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问题，寻求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提高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水平。
一、刑法学教学的目标定位
大学本科的法学教育以通才教育为主，兼顾专才教育，“厚基础、宽口径”是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刑法学教学作为法学教育的重要组合部分，当然要坚守这一教学目标。高校既要为社会培养法律应用型人才，也要为立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提供继续发展、深入培养的可能性。基于此，刑法学教育既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也要关注理论问题的探讨。
刑法学“教学承载着引导学生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并合理地构建理论与实践之间桥梁的功能”。讲授为主通常是刑法学的传统教学模式，法律诊所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问答式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也是教师们经常采用的。由于刑法学理论性很强，对于初涉法学殿堂的学生而言，刑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及现代刑事法治理念的培养，仍然需要通过教师讲授来完成。当然，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根据教学要求与学生实际，重视对于法律诊所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问答式教学法的探索与完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树立提倡刑事一体化的理念，准确理解刑法学的学科性质与特点。刑法学教学、研究模式应该摒弃单项、静止和片面的观点，转为多角度、立体化、全方位的理念，不拘泥于“刑法之中”，要从“刑法之外、刑法之上”进行学习研究。
二、司法考试对刑法学教学的积极影响
司法考试中的刑法试题具备三个特征：一，运用各种案例，考察考生通过理论知识分析实际案情的能力。二，关注知识点、重视刑法法条及司法解释。三，重视知识点之间的横向联系。因此，将司法考试的部分内容适当地引入刑法学教学，能够对高等院校的刑法学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重视案例教学法在刑法学教学中的作用
在教学方法上，任课教师将更加重视案例教学法的准确适用。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法学教育多采取“讲授”手段，重视对刑法理论、学术观点的纷争进行阐释，关注抽象思维能力，缺乏对具体案例的详细分析。司法考试案例化的考核方式将促使任课教师改变长期以来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更多结合司法考题、以案说法，理论实践紧密结合。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在国外案例与国内案例选用上要注意协调。当然，也可以在教学中引用司法考试的真题案例，分析利弊，增强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案例教学法既充实了课堂教学内容，也通过探讨案例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对刑法理论争议问题的讲解有所取舍，引导学生准确记忆法条
在教学内容上，使任课教师在授课时对各种刑法理论争议有所取舍，同时注意引导学生精确记忆法律规定。刑法理论特别是刑法分论的具体犯罪多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解释，解释的方法与立场不同，针对同一问题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目前，许多罪名在刑法学界存在着学说争议，这有助于促进刑法学的理论研究，但是刑法学理论上的不同见解应尽量保持在学理范畴，司法实践中应以主流观点为主，避免因学说差异导致相同案件定性相异的局面。司法考试命题有其权威性，多代表了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通识性观点。这对于司法实践中，由于理论纷争而难以处理的案件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对于刑法学教学有借鉴意义。
课堂教学在论及某项具体制度和理论时多采用历史方法与比较方法，从历史与国际范畴探讨一种制度的来源、现状及发展趋势，而对于制度的法律意义关注程度不够，刑法理论与刑法法条的横向联系及衔接问题往往也不够重视。司法考试重在考核司法职业者的实务水平，尤其强调对法条及司法解释的精准记忆，因为准确理解法律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这就促使教师引导学生准确记忆法条，有助于学生树立有法必依、公正司法的法律理念。
三、司法考试与刑法学教学的冲突
（一）司法考试目标与刑法学教学目标存在冲突
司法考试的目标与高校刑法学教学目标存在着冲突，刑法基础理论的教育有可能面临司法考试的冲击与抑制。司法考试与所有考试一样具有弊端，即选拔人才功能有限。这种有限性无法全面衡量刑法学教学的水平，即使在法律职业人才的选拔上也难以得到完全可靠。因为，现代法治国家对法律职业人员的要求不仅仅是具有掌握法律实务的能力，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还包括人文素养、法治理念、法律专业知识的要求。而刑法学教学的目标不单纯是刑法学知识的传授，更需要培养学生的法学专业素养和刑事法治精神。司法考试对于刑法学教育目标的实现有一定阻碍，难以承载刑法学教育的理论传承功能。
（二）司考考试重实务考查，难以涵盖刑法学教育内容
司法考试的目标在于选拔法律职业人员，重视对现行法律规定、司法实务问题的考察，无法涵盖刑法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刑法学本身涵盖三个基本分支学科，刑事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和刑事法理学。司法考试的内容，更多地体现在刑法规范及其解释这一方面，例如刑法真题中的许多案例，不仅描述客观方面行为特征，还出现大量心理描述性用语，如“暗藏杀乙之心但未将此意告知甲”、“背着乙向丙谎称”、“谎称此卡是在街上捡的”等，均已经准确说明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图。因此，在司法考试中，分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其实只是规范层面的考察。这与司法实务中的真实案例有很大差异，司法考试检验实践能力的初衷其实并未实现。
（三）司法考试重法条，限制学生的思维广度和理论深度
司法考试以注释、实际适用现有的刑法条文、司法解释为准，容易造成学生对法律、司法解释的盲目崇拜，限制学生的思维广度和理论深度。“司法考试选用的一些案例形成的概括化认识，其实不能说明事物的整体，这就出现了一种“‘过度概括化’的现象。”探究隐于刑法规范之后的，犯罪与刑罚互动之客观规律，发挥刑法学的引导作用，以此为基础制定科学、有效的刑事政策，这是刑法学应当承载的功能。司法考试的功利性、实用性与刑法学教育的理论性相脱节，使得立志于司法考试的学生仅关注于司法考试的应试技巧训练，终日埋头于法条与司法解释，却忽视了刑法基本理论的探究。这种做法不仅使高校刑法学教育的理论特色难以发挥，也会导致这部分学生知识结论欠缺，理论基础薄弱，法律专业素养不高。
四、司法考试与刑法学教学的良性互动
（一）刑法学教学应坚持教学目标，适应司法考试带来的挑战
法学教育的目标要远高于司法考试的目标，刑法学教学应主动适应司法考试带来的挑战，但不能使司法考试成为自己的指挥棒。加强刑法基本原则、制度等理论性学习、探讨应该是刑法学教学必须坚持的方向。
在教学目标上，不惟司法考试是从。传统教学模式中对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法学理论教育，是目前法学教学的一大特点与优势，这方面应该继续保持并完善。因为，刑法的基本理论与原理是法律从业人员理解刑法、运用刑法以及进一步完善刑法的前提。教师只有以坚实的法律理论功底和勇于思考的思辨能力为基础，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才能适应刑法学教学的要求。对于刑法学中理论性很强的教学内容.刑法学教师应该摒弃功利主义的思想，详细讲解该部分内容，给学生推荐经典的刑法学书目，培养学生的理论研究素养，为学生的后续学习夯实基础。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与司法考试注重实务能力相适应，本科刑法学教学应在实践教学环节多下功夫，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通过综合教学法培养的学生才能更符合现代对法律职业者的需要。
（二）刑法学教学应重视司法考试积极因素，抑制其消极影响
在刑法学教学中，不应忽视司法考试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日本法学教育中，司法考试采用的理论观点往往作为刑法理论中的重点学说被详细探讨，二者有效衔接，这对于我国刑法学教学有借鉴意义。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兼顾学生的不同需求，在教学中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法学本科的刑法学教学多是阐释基本理论问题，而司法考试通过案例考核知识点。司法考试以客观题为主，教师可以选用多媒体工具进行辅助，引导学生仔细审题，找准题干信息，分析命题者意图、掌握答题思路。通过分析试题，将二者紧密结合，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刑法理论，教学相长。当然，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避免刑法学教学仅仅成为司法考试的培训基地。
法学教育不能因为司法考试的出现而变成应试教育，因为教学与考试的立足点不同。
刑事案例分析篇9
刑事诉讼实践案例跟踪模拟教学关注的重点是学生学习的思考性、自主性、独立性问题。教师的引导与学生的后续学习如何展开，就成为实践案例跟踪模拟教学的的关键。笔者认为，在整个刑事诉讼案例跟踪教学活动中，应遵循以下原则并贯穿始终。
（一）依据教学需要精选实践案例的原则。实践案例五花八门，教师需要依据教学内容选取典型性案例。案例的选取应遵循一致性、新颖性、贴近性的要求。具体而言，案例的选择要符合教学目标，与授课内容一致，最能体现理论知识的运用；注意选取当前生活中发生的具有研究价值的新发生案例；尽量选择与学生生活、学习相近的案例来探讨。如2006年的许霆盗窃案即是典型的刑事诉讼实践案例。案件的发生源于生活中的一次atm机提款意外，贴近现实生活；案件发生在广州，许霆抓获于陕西，与管辖知识密切相关；案件历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许霆上诉上述，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理由裁定案件“发回重审”等程序，不仅引起法学专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更是充分体现了关于刑事诉讼审判程序的知识点。
（二）注重实践、知行合一原则。任何教学模式的施行都始于“知”，“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目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以讲授法学基本原理作为“知”的方法，以诉讼实践案例教学作为“行”的一种方法。刑事诉讼法学作为程序法，法条规定的诉讼环节具体明确。刑事诉讼授课中，先让学生了解法条规定，再理解相关理论知识，进而利用所学诉讼程序知识，分析讨论问题，最后锻炼学生自主解决问题能力。注重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通过实践案例寻求刑事诉讼法学“知”与“行”的有机结合。
（三）注重教师的引导作用原则。诉讼案例跟踪模拟教学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方法，教师的引导作用不可忽视。课堂授课教师不再是传统教学中知识“满堂灌”的主讲者，而是学生参与课堂，自主学习的组织引导者。理论知识的讲授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问题的分析，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注重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原则。目前刑事诉讼教学中最常用的方式仍是课堂讲授，根据教学大纲，将重点和难点知识系统化，灌输给学生，学生被动的接受课堂知识。教学活动的有效性,除了课程本身的特点外，与教师的知识储备及传授能力有关，但不容忽视的关键还在于教学方式及学生的学习意愿和投入程度。传统教学方式具有学生被动接受、教师灌输讲授、课堂以教师理论讲授为主，课堂气氛呈现静态、学生兴趣小的特点。因此，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各抒己见，甚至反驳、质疑或者辩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将学生的学习成功地由被动接受式学习转为主动求索式学习。诉讼实践案例教学以学生主动参与思考、教师引导为主，课堂活跃、实务探讨学生兴趣浓厚为特点。学生不再是教学的附属者，而是成为教学的主体。
二、刑事诉讼法案例跟踪模拟教学的施行方式
刑事诉讼实践案例跟踪模拟教学是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培养实践应用能力的有效方法。采用何种方式实施是其有效性的关键。实验心理学家赤瑞特拉关于人类获取信息的来源的心理实验表明：外界信息的获取=视觉83%+听觉11%+嗅觉3%+触觉2%+味觉1%。也就是说，通过诉讼实践案例掌握及运用刑事诉讼法学知识，要充分运用需求视觉和听觉能力的ppt多媒体、法庭模拟、课堂讨论等方式进行教学。
（一）ppt多媒体案例教学方式。ppt多媒体课件以其形象、生动、直观的特点，使展示给学生的教学内容易于理解和接受。刑事实践热点案件由于其关注度高，案件相关图片、视频、观点争议、案件最新进展等资料多而新，为案例的ppt课件制作提供了便利条件。ppt课件再辅以视听、录像资料，利用多媒体教室展示，大大增加了案例的生动性和实践性。以讲授刑事诉讼中死刑复核程序章节为例，先讲授死刑复核程序的相关知识点，再借助ppt课件介绍药家鑫的情况，最后由学生结合所学内容和案例发表法律意见，明确我国死刑复核权的行使主体、所需资料、程序步骤等知识点，此种形象直观的电教化案例教学其说服力、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引导学生养成关注实践案例的习惯，养成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案例的习惯。
（二）刑事诉讼实践案例课堂讨论方式。赤瑞特拉关于知识记忆持久性的实验结果表明，读、听、看、人际交流等不同模式导致的内容记忆程度不同。阅读内容的记忆成都较低，一般到10%；听到内容记忆程度略高，达20％；看到内容的记忆程度能达到30％；如果同时听和看，能记忆达到50％的内容；人际交流中，记忆自己所说，能达70％。也就是说综合运用读、听、看、交流等多种方式，有利于提升知识的记忆程度。刑事诉讼实践案例课堂讨论的实质是对看到或听到的案件进行交流、碰撞，重要的是参与，是过程，而不在于是否得出统一的结论。课堂讨论对学生和授课教师双方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了使课堂讨论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课前要就讨论案例、讨论时间、讨论方式、讨论总结等进行精心组织和设计。实践案例课堂讨论一般分为四个步骤进行。首先回顾讲授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其次针对典型诉讼实践案例展开讨论；再次教师归纳总结。一是综述学生的观点，二是结合理论知识讲解正确的答题思路；最后学生总结，自主进行案例的跟踪讨论。该模式的最终落脚点不在于学生分析问题的对错，而在与掌握分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进行自主学习的锻炼。诉讼实践案例课堂讨论方式一方面锻炼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语言表达及反应能力，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刑事案例分析篇10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学；理念；教学；方法
《刑事诉讼法学》是法学基础课程之一，一方面，它总结了刑事案件诉讼过程的全貌，是从立案、侦查到审判、执行全程序的学习，是刑事诉讼法学习的物质载体，构成了刑事诉讼法的主体结构；另一方面，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精神和精髓，程序意识、权利尊重、权力制约是《刑事诉讼法学》的价值核心，由此又进一步衍生出控审分离、无罪推定、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等法理深厚的诉讼基本原则。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坚持程序知识与价值精神同等重视的原则，使学生以价值精神的学习支撑程序知识的掌握，以程序知识的掌握论证价值精神的意义，进而达到学科学习的浑圆贯通。但在《刑事诉讼法学》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学生初学《刑事诉讼法学》，对程序知识尚不能掌握，更不可能体会诉讼理念价值的意义，而学科考试和司法考试、公检法招聘考试只重视程序要点的考查，因而加剧了学生对诉讼理念学习的漠视。如果教师在教学中不有意识地强调对诉讼理念的把握和运用，只是机械地教授程序知识点，就会使学生失去通过《刑事诉讼法学》学习塑造真正法律人观念的机会，无法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师要更深入地理解诉讼理念教学的特点，掌握更丰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真正学好《刑事诉讼法学》这门课程。
一、刑事诉讼理念教学的特点和意义
1．刑事诉讼理念教学具有全过程性
《刑事诉讼法学》一般在大学二年级开设，这时学生正处于法学课程学习的基础阶段，很多学生并没有深入的法学思想意识和自觉在法学知识学习中思考法学精神的能力，因此，在诉讼法的学习中，学生无法主动运用诉讼理念来理解知识，只能对诉讼知识进行机械记忆，既不能理解知识的本质，也容易遗忘，久而久之，诉讼程序就只能是片面的记忆，甚至出现学习完制度再学习审判制度时只记得“”二字，其中的知识要点特别是准确的时间概念已经完全忘记，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学习效果很不理想也是必然的。
鉴于这种情况，教师就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面讲授诉讼理念，让学生通过理解制度价值和立法背景来深入地认识制度来源，这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对相关制度的联想，做到举一反三，熟能生巧；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树立整体学习的观念，进而对某一诉讼价值下的相关制度进行完整的理解。例如：学生在学习辩护人制度时就可以联想到这一制度在实现无罪推定原则中的意义，以及刑事诉讼中其他能够保障无罪推定原则实现的具体制度及其制度改善，这样，学生就不仅能深刻理解无罪推定原则，而且能深入掌握知识点。
2．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学习是程序制度学习的推动力
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学习不仅辅助了学生对程序制度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各项制度，而且能够成为学生学习程序制度的促动力。诉讼法的一大特点就是程序点非常琐碎，如第一审虽然是普通程序，但知识点却非常多，也非常重要，是审判的核心程序，仅开庭前的准备就要做很多项工作，这些工作中有一项疏忽了就是程序遗漏，就会对权利人的权利造成影响。但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些程序却很难把握，因此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不同的诉讼方法（如安排模拟法庭审判），更为重要的是，教师要告诉学生每一项工作的意义和蕴涵于其中的价值理念，让学生把握相关理念和精髓，理解各项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对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认识到为什么需要这些难以记忆且从字面看来十分枯燥的程序，为什么不能省却其中的任何一项，从而使一种程序法定和人权保障的理念深入学生的内心；学生也才能够通过对诉讼理念的深入理解将自己学习的思维意识从一种“我需要记忆因此运用方法来避免枯燥”的被动学习状态，转变为“我需要思考某种价值保障如何在这一诉讼阶段实现从而配置制度”的主动学习状态。
3．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学习的终极目标是相关法治意识的建立和内化
《刑事诉讼法学》的实践性特别强，在普通民众接触最多的由传播媒体报道的重大法制事件中，绝大多数是刑事诉讼事件，既然是耳闻目睹，民众对于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理解就相当重要，民众的观念如何也就决定了社会的法治状态能否实现，而正确的刑事诉讼理念的培养首先是从课堂开始的。另外，刑事诉讼案件的重大性决定了其诉讼理念往往是关乎人权保障，特别是生命权、自由权等，而规制的对象又往往是占据强势地位的国家权力机关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实现，刑事诉讼法又被称之为“小宪法”。因此，教师在进行课堂刑事诉讼理念教学时既要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又要注意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谨慎性看法，这样才能使学生树立正当的权力观念和权利意识理念。
二、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教学方法分析及应用
1．不能忽视传统程序案例教学中对于诉讼价值理念的分析和传授
之所以强调要在案例分析中注重诉讼价值理念的熏陶，原因在于案例教学法是刑事诉讼教学中的主导方法，这是由程序法学的实践性特点所决定的。程序制度的实质是一套规范的操作规程，这些操作规程体现在诉讼实践中便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因此，具体的案例特别是实践中所发生的真实案例，往往能吸引学生的眼球，避免纯粹程序推演学习所带来的枯燥，由此可见案例教学对于诉讼程序学习的意义。同时，案例教学法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有帮助。但这一过程虽然生动，却要求学生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其中的程序错误并进行正确的理解，确实是有相当难度的，有很多学生不知如何展开思路。如果教师只注重对其所蕴涵的价值理念进行分析，就会使问题较易解决。由于程序正当和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法学》的两大核心价值，教师若从这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便有助于帮助学生根据所记忆的程序知识进行案例挖掘。因此，价值理念的分析应当成为制度分析的先导，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实现价值正当性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传统的案例分析并不仅仅是程序规范的错误查找，教师应当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发现之所以发生程序违法的原因。同时，案例的真实性和生动性也使学生能够深切地体会诉讼价值的把握对于正确判断案件是非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本科学生而言，其学习兴趣更多地集中于自己认为对日后工作更加有直接帮助的程序知识的学习上，因此，诉讼价值理念的细致把握和个体内化更需要在案例分析这种能够实质提高学生程序知识学习水平的教学模式中来进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注意二者的有机结合也避免了单纯理念说教所带来的学生抵触情绪。
2．在讨论式教学中注重分析方法的引导
虽然我们强调在传统的案例分析中不应忽视对诉讼价值理念的把握，但由于其侧重点在于具体程序问题的分析，诉讼价值理念的探讨更强调其对于程序分析的辅助意义，因此这种教学方法虽然有助于学生注重对诉讼价值理念的分析，但内容却较为空洞，探讨也不深入。
在实践中，讨论式教学法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诉讼意识和思维，是培养学生建立良好诉讼价值观念的好方法，有利于学生在具体的细致分析中看到诉讼价值理念的生动细微之处。但这种方法占用的时间和消耗的精力较多，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可能超越大二学生的知识水平，对于课时本来就紧张的教学来讲并不能够广泛运用，因此每个教学周期一般组织不超过三次。由于机会难得，就更需要教师精心组织和引导。当前，对于讨论式教学，学者的研究更为强调通过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注重精心组织的必要性，包括专题的精选、学生的分组、小组专题报告的提出等[2]。
笔者认为，在讨论式教学中，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固然重要，但教师引导的作用更重要，这种引导作用不仅仅是程序上的组织，更是方法上的启迪，否则，学生的讨论就有可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却没有足够的方法论依据和逻辑脉络，也不足以启迪学生的思想和智慧，无法达到讨论的目的。讨论式教学的核心点在于学生对具体法律现象的认识，注重诉讼法律价值和理念的思考，如果对于价值分析、利益分析、经济分析等方法没有足够的认识，或者不懂得辩证思想的运用，分析就往往显得片面和极端。比如，对于邱兴华案件的分析，教师不仅要进行精心的资料查找、分组讨论，更要引导学生对案件中的当事者包括法官、法学者、精神病鉴定专家、媒体记者、邱兴华本人及其亲属等相关主体利益进行细致考量和生活背景分析，这样学生才能够较为客观地提出分析报告，从而避免一味地对某一主体的口诛笔伐。在这种积极而合理的分析过程中，学生的思维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于诉讼价值理念的把握也更准确了。
3．讲授法的运用及其逻辑性组织
对于传统讲授法，学者多持批判性的观点，认为其“内容固化，抑制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3]，“忽视研究法律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实际经验，结果是理论与实际相脱节”[4]，从而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缺乏实践经验，学习主动性差，知识面窄，综合素质低，高分低能现象普遍”[5]。笔者认为，传统讲授法是否适用于现代教学，讲授法是否就是“满堂灌”，还需要根据授课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对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教学来讲，根据教材的一般编写顺序和思维的逻辑，学生在详细认知刑事诉讼具体制度之前，需要对制度理念进行学习，可以说，在学期授课的前一个月，主要是进行诉讼理念的讲授。因此，讲授法的运用在诉讼理念教学中不可避免，而且非常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讲授法的地位，并在讲授的过程中采用适当的方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是诉讼理念的讲授应当特别突出逻辑性特征，切忌空洞和大而化之，这一要求实际反映了教师对于诉讼理念本身的理解。教师应当积极挖掘其中的逻辑性特征，注重从不同主体的利益角度进行分析。如对于程序价值，一方面是对程序独立价值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其对于实体价值的意义，这需要从不同当事者主体的角度来探讨程序的意义。这样，学生的思维就会被充分打开，而不至于感到理念问题空洞无物。
二是讲授法运用的时间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在案例教学法和讨论式教学的论证后进行讲授法的分析，原因就在于讲授法的教学并不一定要运用在课程开始时，当进行一定量的案例分析或案例讨论后，根据案例进行诉讼理念的讲授，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能使讲授有理有据，实践支撑效果非常明显，也有利于学生在具体案例中树立正确的诉讼理念，培养其实践性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1]张朝霞.法学谈论式教学探索与实践――以《刑事诉讼法》课程大学本科教学为例[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9).
[2]马特.讨论式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运用[J].中国成人教育,2008,(3).
[3]任晓燕,任晓鸿.诉讼法教学实践中的案例教学法[J].河北职工医学院学报,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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