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风险的概念篇1
论文关键词：企业并购npv法实物期权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并购可以促成有限资源的更为合理的流动，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从实际意义上讲，通过并购可以实现快速业务扩张，或尽快进入某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实际上企业并购的动力就在于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快速整合资源，分散风险，提高盈利水平以及进入新的领域，以期在未来得到更高的市场地位或更高收益的能力。
一、npV法及其应用缺陷
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是指买卖双方对标的(股权或资产)做出的价值判断，通过一定的方法评估标的企业总体价值，以此作为购并交易活动的价格基础。npV法是企业并购目标企业价值评估中的一种最常用的方法，它几乎适用于所有具有能产生回报的企业。这种方法是建立在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的：将未来经济效益用反映相对风险的回报率折现，就可以计算出价值。但npV法是存在缺陷的：一是企业并购投资决策的不可延缓性，即企业并购决策不能延迟而且只能选择马上并购或永不并购，同时项目在未来不会作任何调整；二是认为项目投资后产生的现金流是确定的，未考虑未来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对项目现金流的影响；三是认为管理者的行为也是单一的，没考虑管理者的经营灵活性。
二、实物期权的含义及特征
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是一个合约，它赋予合约者在某一时期内，以事先约定的价格买进或者卖出的权利。而实物期权，是以期权概念定义的现实选择权，是指公司进行长期资本投资决策时拥有的，能根据决策时尚不确定的因素改变行为的权利，是与金融期权相对的概念，属于广义的期权范畴。期权具有三个特点：着眼于未来的高收益，投资者购买期权是为了能在未来对应资产价格发生有利变化时行使期权获利，有利变化的幅度越大，获利越多；损失有限，期权的购买者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对应资产的价格在未来发生有利的变化则行使期权，对应资产的价格在未来发生不利的变化则放弃执行，投资者损失有限：不确定性，投资者购买期权能否获利由于环境的变化事先难以确定，但获利的概率可以通过对应资产价格的历史变动中分析得出。
三、企业并购的期权特性
并购具有以下特征：并购收益的不确定性。并购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协同效应的大小、市场前景的好坏等都会对并购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收益的不确定性越大。用收益的期望值替代收益产生的误差就越大：并购的可延迟性。并购的机会不一定马上消失，并购方拥有购买被并购方的机会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保留这一机会，等到市场相对明朗之后再作决策，降低并购风险；并购过程中的可转变性。在并购中，可以采用债转股、分期购买、分期报价、可转换债券等方式灵活地进行并购，并购方可以在被并购方形势不佳的情况下中止并购，减少损失。并购的这些性质说明并购具有类似于期权的性质。并购机会的发生相当于买方期权，并购发生相当于执行期权。传统用于并购价值评估的方法(如npV法)，忽视了并购方拥有的并购中隐含的期权价值，从而进一步低估了并购的价值，进而可能错过了有利的并购机会。
四、企业并购中实物期权价值的确定
在并购决策中，应用实物期权理论，目标企业价值应视为是用传统方法计算的净现值与一个期权价值之和，即：目标企业价值=npV+期权价值此时的判断准则为：目标企业价值>0，项目可行，但不一定马上并购。在公司并购决策中，投资的机会往往取决于项目的未来发展状况，未来发展虽存在风险，但风险也伴随着机会。风险越大，期权就越有价值。因为如果项目顺向发展，行使期权，进行并购，就会增加公司盈利的可能性；如果项目逆向发展，期权不会被行使，限制了公司的亏损。
实物期权的定价模式种类较多，主要估值方法有两种：一是以考克斯、罗斯、罗宾斯坦等1979年提出的二叉树定价模型；二是费雪·布莱克和梅隆·舒尔斯创立的布莱克一舒尔斯模型。其中二又树模型是一个重要的概率模型定价理论，它同B—S模型在很多方面相似，运用这两个模型对期权定价的结果基本上一致。从逻辑原理来看，二又树定价模型可以说是B—S模型的逻辑基础，虽然B—S模型是被较早提出。但B—S模型过于抽象，且其中包括pindyck所提出的项目未来受益的不确定性服从几何布朗运动的假设，导致模型复杂求解困难，成为实物期权推广中的最大障碍。而二叉树定价模型直观易懂，其优点有：适用范围广；应用方便，仍保留npV法分析的外观形式；易于理解，易列出不确定性和或有决策的各种结果。为提高模型的可操作性，假设不同阶段收益服从二叉树过程且相互独立。这里笔者主要介绍二叉树定价模型。
二叉树定价模型估值有一个假设：风险中性假设。风险中性假设假定管理者对不确定性保持风险中性的态度，其核心环节是构造出风险中性概率。期权定价属于无套利均衡分析。因此比较适合于风险中性假设。
风险中性假设的核心环节是构造出风险中性概率p和(1一p)，设V0为被并购企业的当前的现金流入价值，v+是并购后成功经营的期望现金流入价值，v_是并购后失败经营的期望现金流入价值，c是并购的期权价值，c+是并购成功时的期权价值，c_是并购失败时的期权价值，r表示无风险利率。然后由公式c=[pc+(1一p)c_]／(1+r)得出期权的当前价值。其中风险中性概率为：p=[(1+r)v0-v]／(V+-V_)和(1-p)，显然p和(1一p)并不是真实的概率。由于期权定价属于无套利均衡分析。参与者的风险偏好不影响定价结果，所以可用风险中性概率替代真实概率。
五、扩张期权的实例分析
某公司拟扩大公司的经营范围，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准备兼并某一企业，预计需要投入1=300万元的并购成本，并购后每年可以产生税后现金流量100万元，项目可以再持续经营4年，经市场部门调研，该项目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未来的市场竞争状况，估计产品未来现金流量波动率为45％。根据项目的风险性质，公司期望投资回报率为15％，4年期国债利率为5％。问公司是否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先计算该项目的npV值=一300+10(p／a，15％，4)=一15．5万元
下面计算该公司并购所产生的期权价值：
并购风险的概念篇2
关键词：并购，财务，风险，措施
1.企业并购及并购财务风险概述
1.1企业并购的概念企业并购即企业之间的合并与收购行为。“并购”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并购”即传统意义上的并购是“兼并”和“收购”的合称。广义的并购除了上述活动以外，还包括分立、分拆、资产分离等多种形式。论文参考。
1.2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概念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是并购价值预期与价值实现严重负偏离而导致的企业财务困境和财务危机，是贯穿企业并购全过程的不确定性因素对预期价值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影响。
2.并购财务风险类型及成因分析
并购财务风险主要分为：目标企业估值风险、融资风险以及整合风险。论文参考。
2.1目标企业估值风险的产生对目标企业的估价可能出现的预测失误，就是并购企业的估价风险，其大小取决于并购企业所收集的信息是否全面、有效。具体指标为：目标企业未来收益的多少及时间预期、财务报表相关数据、目标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偏差。
2.1.1目标企业未来收益的多少及时间预期
并购企业所收集的信息是否全面有效关键在于：（1）目标企业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2）并购企业是善意收购还是恶意收购。（3）准备并购的时间长短。（4）目标企业审计时间距离并购时间的长短。
2.1.2财务报表相关数据
现阶段，财务报表自身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也为目标企业价值评估埋下了隐患：（1）或有事项和期后事项的披露。对于未决诉讼、重大售后退货、对外担保等所导致的或有事项和期后事项,会计制度中虽然要求在附注中予以披露,但仍有很大的选择空间，目标企业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披露与否和披露程度。（2）表外融资。有些企业为避免融资行为引起财务状况恶化在报表中的反映,采用售后回租、资产证券化、应收账款抵借等手段进行表外融资。（3）无法反映的重要资源价值及制度安排。由于货币计量假设的客观存在,许多在企业经营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源价值无法有效地在财务报表中得以体现,如重要的人力资源、特许经营权等。
2.2融资风险企业通常采取的融资渠道有：银行贷款、发行债券、股票和认股权证。融资方式、结构、资金使用方式都会产生财务风险。
2.2.1融资方式风险
（1）自有资金。以自有资金进行并购虽然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和财务风险，而且手续简便，但是大多数企业在并购时都存在自有资金不足的问题。（2）银行贷款。以银行贷款融资可以弥补资金不足，但是我国企业的平均负债率比较高，再向银行融资能力有限，银行也加大了对贷款的审查和控制。（3）债券融资。此种方式需要严格复杂的审批，有相关的规模和指标限制。同时，通过发行债券获得的资金由于国家法律对于用途的严格规定，也难用于并购支付。（4）股票融资。发行股票融资存在的问题是收购方是否具有股票发行资格，不符合发行资格的企业无法通过发行股票方式实现融资。
2.2.2融资结构风险
目前，企业并购所需要的资金很难通过单一的方式解决。在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情况下，企业面临融资结构的风险。融资结构包括短期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结构。在以债务资本为主的融资结构中，当并购后的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效果时，将会产生利息支付风险和按期还本风险。在以股权资本为主的融资结构当中，如果效果不达预期，会使股东利益受损，从而为敌意收购者提供机会。
2.3整合风险企业并购完成后，原企业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务资源及企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及时迅速地进行整合，以期实现企业并购目标。整合期间的财务风险具体表现形式为：财务组织机制风险、理财风险和财务行为人风险。
2.3.1财务组织机制风险
并购企业财务组织机制风险是指并购企业在整合期内，由于受自身的企业财务机构设置、财务职能、财务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影响，造成财务收益与期望值之间发生差异和背离的可能性。
2.3.2理财风险
并购企业理财风险是指企业在整合期内，由于财务运作缺陷和财务行为不当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2.3.3财务行为人风险
并购企业财务行为人风险是指由于企业财务组织内部管理主体因恶意或善意的财务失误、监控不力而引发的财务风险。
3.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3.1目标企业估值风险的防范3.1.1采用恰当的收购估价模型合理确定目标企业的价值
采用不同的价值评估方法对同一目标企业进行评估，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并购价格，企业价值的定价方法有贴现现金流量法、市盈率法、市场价格法、同业市值比较方法、账面价值法和清算价值法。并购公司可根据并购动机、收购后目标公司是否继续存在，以及掌握资料信息的充分与否等因素来决定采用合适的评估方法。
3.1.2关注财务报表的同时要了解表外资源
表外资源对于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表外融资和某些重要资源没有在会计报表内反映而引发的财务风险。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要重点调查售后回租、应收账款的抵借以及集团内部相互抵押担保融资、债务转移、现金调剂等行为。另一方面也要对人力资源、特许经营权等重要的表外资源价值做出合理估计。
3.2融资风险的防范3.2.1现金并购风险的防范
对于现金并购中的流动性风险，并购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流动性资产组合进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具体步骤是：并购企业可通过分析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将未来的现金流入与流出按期限进行分装组合，寻找出现正现金流和资金缺口的时点，不断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来防范流动性风险。
3.2.2股票并购风险的防范
针对股票并购中股权分散、股价下跌的风险，并购企业应充分考虑股东特别是大股东对股权分散和股价下跌是否可以接受，以及收购公司股票在市场上的当前价格。
3.3整合风险的防范3.3.1整合前财务审查
财务审查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并购方确定被并购企业所提供的财务报表是否充分地反映该企业财务状况。财务审查的内容包括并购后需要整合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哪些、需要的资金投入、企业的负债结构等重要财务问题。
3.3.2加强并购后企业的组织结构整合
组织结构的整合主要是并购重组后的企业的机构设置问题，其关键是合并双方的人事安排。并购方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发展目标，尽快制定并购后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用人标准，做到人尽其才。论文参考。
4.结论
企业之间的兼并与收购，是一项高风险经营活动，风险贯穿于并购活动的始终，其中财务风险更是企业并购成功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加强对并购财务风险的控制与防范，治理并购的高风险，以指导企业并购实践，提高并购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相信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人们对并购活动的研究会更加深入，对防范并购财务风险问题也会游刃有余。
参考文献
[1]RobertJ.Borghese，paulF.Boerjiesai.m&a:Fromplantointegrate[m].Beijing:machineryindustrypress，2004，368-371
[2]谢沛善.企业并购融资的障碍及突破[J].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5：18-19
并购风险的概念篇3
关键词：保险需求；行为经济学；保险产品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13-04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新古典保险需求理论，即基于期望效用理论的保险需求理论遭遇了巨大挑战：首先，前景理论对期望效用理论的覆盖使得对保险需求的解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更多的心理因素和保险决策过程被纳入了保险需求决策模型。
一、新古典保险需求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
(一)新古典保险需求理论：期望效用模型
mossin(1968)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首次提出了保险需求的基本决策模型，讨论公平保费、偏离公平保费时消费者的保险决策，被公认为是保险需求理论的开创性论文。在此基础上，ehrlich&Becker(1972)、Cook&Graham(1977)、Doherty&Schlesinger(1983)、Schlesinger(2001)等学者从不同角度优化了基本模型的分析条件，充实了新古典保险需求理论。新古典保险需求理论认为人们在面临风险时会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如果购买保险的效用大于不购买保险的效用，人们就选择购买。如果要买，就买到效用最大的那个购买量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消费者要么选择全额保险，要么选择部分保险。
该理论对保险消费者有三个前提假定：1.完全理性，即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全面的、一贯的，消费者了解所有的可选方案，能够准确评估自己面临的风险，能够计算出任一可选方案的被选期望效用，进而选择能达到期望效用最大的方案。消费者的所有行为都是有意识的和理性的，不存在经验型的或者随机的决策。2.完全信息，或者消费者收集和处理保险购买相关信息的成本为零。相关信息包括消费者面临的风险大小、同类保险产品及其价格、保险产品涉及的保险公司经营情况、国家相关保险监管法规等。3.潜在地假定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金能够完全替代消费者遭受的损失(Kunreuther&pauly，2006)。换句话说，消费者只有经济损失，没有任何相关的精神损失或情感价值损失。
(二)新古典保险需求理论的不足
1.假设条件与现实不符。首先，消费者做不到完全理性。由于保险承保的多为“小概率”风险(如火灾、爆炸、雷击、交通事故、癌症、早逝等)，人们在生活中很少能够亲身体验到这类风险的存在和影响，所以个体很难评估自己面临的风险，很难得到损失概率和损失额的概率分布，以便计算期望效用。其次，消费者也做不到完全信息。受传统文化和专业知识的限制，很多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保险，更难以无成本地收集购买决策需要的各种信息。再次，保险只能赔付经济损失，无法对没办法度量的精神损失或情感损失进行赔付，所以，保险金并不能够完全替代消费者遭受的损失。
2.模型未考虑人的特性和心理过程。首先，在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定条件下，效用理论忽略了人的特性，未考虑人的心理过程，或者将其视为黑箱，有输入就可以计算输出。其次，现实中的消费者很难对自己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效用理论中那样的思考，并进行效用计算和比较。
3.解释力较差。murry(1971，1972)以及neter&williams(1971)在实验研究中发现，根据每个被试个体所测定的效用函数均不能预测其保险偏好。Kunreutheretal.(1977)将洪泛区和地震频发区的被调查者对洪水与地震的概率、可能的财务损失额以及保险费的主观感知结果代入期望效用决策模型时，发现约有30％-40％的投保决定与理论预测不一致。Slovicetal.(1977)通过抽样盒游戏实验和农场游戏实验均发现，如果期望损失相同，人们喜欢为大概率小损失风险投保，不喜欢为小概率大损失风险投保，这一结论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测正好相反。
现实中有大量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的“市场异象”，如我国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消费者没有购买任何人身保险，尽管重大疾病或早逝会给其家庭造成极端打击。伊春空难(2010年8月24日)发生后，尽管航行风险会由于风险控制的加强而降低，但购买航空意外险的人数明显增多。在美国容易遭受洪水灾害的地区，即便在联邦政府提供高额保费补贴的情况下，投保国家洪水保险计划的住户仍不到总住户的50％(insuranceinformationinstitute，2005)。
二、前景理论对保险需求的解释及其不足
人们的保险消费决策之所以会偏离期望效用理论，原因之一是期望效用理论假设消费者可以准确地评估自己面临的风险。但事实上，“风险评估”是专家和保险精算师做的事情，普通公众很少掌握统计数据，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依靠自己记忆中所听到的或看到的同类风险的情况，依靠数目有限的启发式原则或直觉(tversky&Kahneman，1974)，包括代表性直觉(RepresentativenessHeuristic)、易得性直觉(availabilityHeuristic)、锚定和调整(anchoringandadjustments)等去判断风险的大小，被称为“风险感知”。普通公众的风险感知存在诸多偏差，主要包括否认不确定性(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错误地判断风险(高估或低估)以及对自己的风险判断过度自信。尤其在面对保险所承保的小概率风险时，由于缺乏亲身体验，人们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偏差甚大。拿寿险所承保的死亡风险来说，研究表明，对于各种致命事件，如各种意外事故、各种疾病、自然灾害、自杀、谋杀等，人们不是高估就是低估死亡频率(Linchtensteinetal.，l978)。举例来说，交通事故被人们认为和疾病一样，导致了同样多的死亡，但实际上，疾病致死人数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16倍(Slovicetal.，l979)。
原因之二是，期望效用理论通常假定大多数消费者都是风险厌恶的，但是，Linchtenstein&Sloivc(1971)和Lindman(1971)最早在决策的实验研究中发现了偏好逆转现象。Galanter(1975)在测量各种财务损失与非财务损失的主观价值的心理学实验中发现，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而凸函数意味着人们不会购买任何保险。
原因之三是维持现状偏差(StatusQuoBias)的存在。相当多的实验证据表明，个体通常愿意维持现状而不是偏离现状，即便在做某事可以使其获
得实质性收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Samuelson&Zeckhauser，1988)。这显然形成了购买保险的阻力。
(一)前景理论对保险需求的解释：高估概率
为了改进期望效用理论的缺陷，对各种背离期望效用理论的市场异常作出解释，学者们付出大量努力进行替代模型的研究。目前非期望效用模型的数量已经达到两位数，其中最著名的是Kahneman＆tversky(1979)在考虑决策者存在的概率估计偏差、偏好逆转、维持现状偏差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的前景理论。值得关注的是，前景理论对保险需求的解释与期望效用理论的解释大相径庭。
在前景理论中，与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第一，决策者关心的是相对于参照点的财富变化，要么是盈利，要么是损失。第二，前景理论中用的是价值函数，其盈利部分是凹函数，损失部分是凸函数，在参照点处有一拐点，并且损失部分的价值函数曲线更加陡峭些。第三，人是有限理性的，对于小概率风险，人们会高估其发生概率。对于中高概率风险，人们会低估其发生概率。由此形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倒S概率权重函数。
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对损失呈现出风险喜好，与期望效用理论中的风险厌恶正好相反，这说明人们不会购买任何保险。但是，前景理论的倒S概率权重函数说明“人们往往高估小概率风险的发生概率”，而保险承保的主要是小概率风险，当“高估概率”的影响大过“风险喜好”的影响时，人们会选择购买保险。所以，前景理论用“人们往往高估小概率风险的发生概率”解释了人们的保险购买行为。
(二)前景理论解释的不足
前景理论用S型价值函数反映了人们在面对保险承保风险时的风险喜好，通过更加陡峭的损失部分的价值函数反映了人们的维持现状偏差，通过倒S型概率权重函数反映了人们存在的多种概率估计偏差，用“人们往往高估小概率风险的发生概率”解释了人们的保险购买行为，总体上反映了人们的行为心理和现实状态。但仍存在至少三方面的缺陷：
1.前景理论没有反映真实的保险决策过程。尽管行为经济学认为个体决策是一个过程，但是经过模型化后，前景理论中所含的决策过程(包括编辑阶段和评价阶段)与实际保险消费决策过程(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存在显著差距。
2.概率权重函数无法包罗所有的认知偏差。前景理论通过概率权重函数反映了人们存在的部分概率估计偏差，但仍然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大量忽视小概率风险进而不为小概率风险投保的问题。
3.前景理论假定人们会进行价值计算和比较，但现实并非如此。例如，Hogarth＆Kunreuther(1995)发现，在家电维修保证的购买决策中，人们几乎都不会进行期望效用理论中所暗含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进行决策，而是依据“安心(peaceofmind)”、“缓解焦虑(Reliefofanxiety)”等因素进行决策，这些因素都是标准决策模型不考虑的，前景理论也没有考虑。Hsee&Kunreuther(2000)发现，人们对标的物感情越深，越愿意购买保险，而且，事后索赔的积极性也越大。简言之，前景理论假定决策者是有限理性的，但“有限的程度”还是不及现实大。
三、基于决策过程的保险需求理论
前景理论中所含的决策过程与实际保险消费决策过程存在显著差距。关于现实世界的保险消费决策过程，Kunreutheretal.(1977)首次提出消费者投保具有时序特性(Sequentialnature)，认为消费者的投保决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个体首先必须把风险或灾害视为一个问题；第二阶段，个体必须意识到保险是一种应对风险或灾害的有效机制；第三阶段，开始收集并处理与保险有关的信息，最终做出保险消费决策。
事实上，这一决策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第一阶段中，消费者对风险进行感知和评价，只有个体认为感知到的风险较大从而必须进行专门处理时，风险才被视为真正的问题。对于保险大量承保的小概率风险，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并非完全像前景理论中的倒S型概率权重函数所反映的那样高估小概率，而是呈现出风险感知的双峰性：一些个体由于过分乐观而忽视小概率，认为风险发生概率低于自己认定的阈值(或门槛概率)，从而忽视该风险的存在；其他人由于易得性偏差等反而高估小概率(Camerer&Kunreuther，1989)。mcClellandetal.(1993)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人们对于小概率事件的保险支付意愿分布也呈现出双峰性：一些人强调损失概率，认为损失概率很小，所以不会发生，不买保险；其他人强调损失程度，认为虽然损失概率很小，但损失程度很大，要买保险。
第二、三阶段，消费者必须知道保险可以用来应对自己视为“问题”的风险，然后着手收集相关的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决策。这首先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保险知识，还需要承担信息搜寻成本。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搜寻非常困难，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这一搜寻成本甚至会直接打消消费者购买保险的念头(Kunreuther&pauly，2006)。其次，消费者需要根据得到的信息进行购买保险(可能包含多种备选保险方案)和不购买保险的价值计算，可以想象，消费者会认为计算相当困难，不知购买是否合理，或者不知道该选择哪个保险方案。再次，个体可能面临预算约束，鉴于收入有限，穷人会认为，自己根本没钱来购买保险。对于中高收入群体而言，他们应该有钱购买保险，但是，他们也可能声称自己无钱购买，原因是，他们已经将自己的收入分配进了不同的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s)(thaler，1985；thaler，1999)，而且，只给保险预留了很小的账户甚至根本就没有设保险账户。
在期望效用理论模型和前景理论模型中，影响效用和价值的唯一变量都是财富，前者是最终财富，后者是相对于参照点的财富变化量。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发现，情感也会影响保险消费决策。Hsee&Kunreuther(2000)的实验研究表明，个体对物品的喜欢程度影响着该个体购买物品损失保险的决策和事后索赔决策，个体对物品的喜爱程度越大，就越倾向于为该物品购买损失保险，在事后也越有积极性去向保险公司索赔。Loewensteinetal.(2001)，Slovicetal.(2004)强调人们在风险判断和决策中的情感因素，提出“将风险视为情感(RiskasFeelings)”的看法。Rottenstreieh&Hsee(2001)以及Sunstein(2003)的实验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发现当人们对某事附加了强烈的情感时，人们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糟糕的后果上，而不是事件发生概率上，或者说，只考虑结果而不考虑概率。Schadeetal.(2006)认为需要保险的就是那些最关注结果的消费者，这种对结果的关注可能来源于过去的经验。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Kunreuther&pauly(2006)将更多的决策影响因素如风险感知、门槛概率、信息搜寻成本、情感等融入决策模型中，并且考虑了消费者的实际决策过程，建立了基于决策过程的保险需求理论：
第一步：如果p’
第二步：如果p’>p*，个体可以考虑购买保险。但如下一个或多个原因会打消购买念头：1.信息搜寻成本S太高；2.对标的缺乏感情，或对风险事件本身缺乏强烈的情感(如对地震或癌症的害怕)；3.主观损失概率p’和主观损失程度L’与主观保费(个体自己估计的保费水平)相比较低。
第三步，如果个体决定购买保险，将使用价值函数，选择价值最大时的保险数量。maxe[V(i)]=p’V(o-L’+i-zi-S，x)+(i-p’)V(o-zi-S，X)，其中，i指保险消费数量，Z指保险费率，x表示情感。
该理论与前景理论相比，更加与保险决策现实相符，主要体现在：1.在决策模型中包罗了更多的决策影响因素，更多地体现了个体间的内在不同。2.相对于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而言，模型尽管不太简洁，但确实较为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的保险决策过程，体现出保险消费是“过程决策”而非“一次性决策”。
四、简评
(一)保险需求理论研究的不足
1.无论是效用函数还是价值函数，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外在决策影响变量“营销力”。保险业有一条不变的公理：“保险是卖出去的，而不是买进来的。”营销力是指保险公司和保险销售人员合作对消费者施加的力量，这一力量在个体保险消费决策中往往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促成了大量的保险交易。2.价值函数的计算方法与效用函数无异，又加进了搜寻成本、情感等变量。对于消费者来说，计算价值比效用还难，即便会计算，也会存在较大的偏差。
并购风险的概念篇4
关键词：小概率事件；保险；概率
一.小概率事件
概率是刻画随机事件发生可能性大小的数量指标.一个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是由它自身决定的，是它自身的一种属性，不受你是否认识到或者是否计算出来的影响，它是客观存在的.
在生活中有许多小概率事件，这些事件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但是很多情况下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的可能发生大的事故.虽然这些事件本身发生的概率极小，但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因此说有些小概率事件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只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它，并加以很好的应用，小概率事件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因此对小概率事件的研究意义深远.
二.小概率事件原理在保险中的应用
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总是面临着风险下的选择.经验表明，在一般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风险回避者.因此作为风险回避的消费者便会采用购买保险的手段来回避或化解自己所面临的风险.下面我们讨论消费者和保险公司是如何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上展开保险活动的.
首先，考察保险活动的需求方即消费者，假定某消费者拥有的一笔财产价值为万元，他面临财产遭受失窃、火灾等风险.如果风险发生他将损失万元，风险发生的概率为.假设该消费者为回避此项财产风险愿意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费为元.我们知道，对于回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他愿意付出一笔钱购买保险，使得无论风险是否发生都能稳妥地保持一笔财产.现在的问题是，该消费者到底愿意支付多少保险金来回避自己的风险？也就是说，他愿意支付的保险金额到底是多少？一般来说，其原则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保险金额应该等于他的财产的期望损失，即
或者说，消费者支付的保险金额应该使得保险后的稳妥财产等于在风险条件下的财产期望值，即
上左边表示消费者购买保险以后的稳妥财产，右边表示消费者面临风险下的财产的期望值，因此消费者愿意购买保险，而且愿意支付的保险费应该满足
上式.
下面我们具体应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以上原则.
例假定某消费者的初始财产为50万元，他面临遭受失窃、火灾等风险，如果风险发生，他将损失20万元，风险发生的概率为0.1，财产损失的期望值2万元.如果该消费者支付保险金等于财产损失的期望值，即2万元，则他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解由表可知，如果消费者购买保险，他支付的保险金为2万元，那么不管风险是否发生，扣除保险金后他都持有稳定的收入48万元.也就是说，他刚好使得购买保险条件下的稳定的财产等于风险条件下的财产的期望值即48万元.总之，只要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支出等于财产的期望值损失，消费者总是愿意购买保险，使自己在遭受损失时能够得到全部的补偿，从而消除了风险.
最后，考察保险公司的供给方即保险公司.为方便分析，假定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为0，于是保险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便可以改写成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根据前面所表述的例题，如果损失不发生，保险公司不需要支付补偿费，则保险公司收益为.如果损失发生，保险公司需支付补偿费，且补偿费等于消费者的损失，则保险公司的收益为，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保险公司的期望收益为
（1）
因此，只要保险公司的期望收益
（2）
则保险公司接受这项投保业务.换言之，由（2）式可知，只要，即消费者支付的保险费大于或等于财产的期望损失，则保险公司就接受这项业务.还可以说，由（2）式可知，只要，即损失发生的概率小于或等于，则保险公司就接受这项业务.
从以上分析可见，保险公司实际上也是应用了小概率事件的原理，知道亏本的概率极小，肯定在保险业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保险公司.但不能因为收益的概率小就不去投保，因为小概率事件并不是不可能事件，不能掉以轻心，应该重视保险业，重视自身及家人的安全、财产、养老等等问题.
参考文献：
[1]叶宗文.重视小概率事件原理[J].科技信息报，2003，3（11）：19-21.
[2]安国玲.浅谈小概率事件的原理及应用[J].河南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4）：22-25.
并购风险的概念篇5
关键词：感知风险;外推预期;羊群效应;正反馈交易
1感知风险概论
1960年，鲍尔(bauer)将“感知风险”这一概念引人到营销学。鲍尔将感知风险定义为:由消费者的行为产生的、而他自己不能明确预期的后果。严格地说，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不完全相同。风险是指事前可以知道所有可能的结果，以及每种后果的概率。不确定性是指事前不知道可能结果，或者虽知道可能结果但不知道每种结果出现的概率。但在实际中，两者很难区分，风险问题的概率往往不能准确确定，不确定性问题也可以估计一个概率，因此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在这里不加区别。
2房地产市场消费者感知风险与价格关系研究以大连为例
大连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是工业、贸易、旅游城市，素有“北方香港”的美誉。由于大连市区面积狭小，可开发用地在逐年减少。所以，土地获取的成本逐年提高，再加上建材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房价继续快速上涨已成为必然趋势。近年来大连的房价随全国房价高涨而一路飙升，几度成为全国房价涨幅榜榜首，以2006年2月为例，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5.1%。
高屹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大连市民的承受能力，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市民的购房热情空前高涨。究其原因，除真实住房消费需求外，人们对“房地产价格只升不降”的预期，会导致盲目投资和过度的投机行为，从而推动价格的上扬。这意味着房价不仅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有时人们的心理预期也会对价格的上涨产生影响。
这种心理预期的产生是由于房地产的投资量大、施工期长的特点，难免会出现短期供给的刚性，使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供给滞后意味着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导致价格和租金上涨。国家几次宏观调控的都加大了建筑用土地的审批监管力度，势必使消费者在土地存量有限和房地产供给刚性的基础上，派生出未来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的推测，从而提高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房价势必会涨”成为社会上相当一部分消费者的共识。
另一方面，房地产具有建设周期长、自然寿命和经济寿命长以及土地供给有限等特点，决定了房地产市场短期供给的无弹性。由此可以认为，供给条件的改变不可能是价格预期形成的主要决定因素，对未来需求的变化才是价格预期形成的主要决定因素。由于房地产市场存在着大量的正反馈交易，即投资者根据资产过去价格的趋势而不是其实际价格进行交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正反馈交易决定了房地产市场未来需求的变化。
从价值形态上看房地产可分为房产价格和地产价格。由于房产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具有同质性，而地产所在的区位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特征，使得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受土地价格的影响很大。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价格会随着周边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不断上涨。因此，对其价格上涨的预期，是消费者判断房地产价格继续走高极为重要的依据。在买涨不买跌的心理作用下，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感觉降低而投资欲望高涨，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上升心理压力提高。
我们同时注意到，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普遍存在“典型示范偏差”和“羊群效应”等心理现象，通俗地说就是追涨杀跌。所谓“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在“群体压力”等情绪影响下采取的非理性行为。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模仿是导致市场整体供需剧烈波动的内在原因。当个体无法理解经济的运行状况时，他们往往会追随其他人，形成羊群行为，令房地产市场不断产生泡沫和非理性投机。
房地产市场普遍存在一种现象：消费者基本上是以外推预期判断价格走势，即价格预期的形成不仅与过去价格有关，而且受过去价格变动趋势的影响很大。这是一种非理性预期，它极大地增加了消费者的可感知风险，是导致住宅价格上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感知风险对价格的推动作用原理通常是：消费者看到房价一路走高，对房地产未来价格预期看涨，从而使其感知风险加剧，“价格还会再涨”“现在不买将来更买不起了”。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又会使消费者对于有关房价上升的消息特别敏感，出现消息筛选即选择性注意。不断传来的房价上涨的消息使消费者感知风险不断加剧，直至达到消费者的承受极限。于是，出现了消费者为了消除感知风险而产生购买意图，甚至采取购买行为。无论是购买意愿还是购买行为，都会对市场造成影响并加剧了市场上短期内的供需矛盾，推动市场价格进一步上升。消费着对于市场的过度关注和市场上供需矛盾的加剧，是价格上升的直接原因。但是，价格上涨反过来又被认为证明了前期部分消费者关于价格上涨的预期是正确的，这加剧了没有采取购买行为消费者的恐慌。于是，形成了“价格预期上涨——感知风险加剧——刺激其产生购买意图——形成有效市场需求——加剧供需矛盾——拉动价格进一步上升——验证前期舆论——感知风险进一步加剧”的怪圈。
同时，随着价格上升，消费者对于价格的敏感度下降，前期认为不可接受的高价渐渐被消费者接受。一旦价格稍有回落，消费者会因为觉得价格便宜而刺激其形成购买欲望甚至形成购买行为，短期内供需失衡必将拉动价格回升。于是，“价格不会降”的预期被再次证实，这就产生了房地产的需求刚性。
而虚假需求推动价格走高并没有就此结束，一旦有人从房地产投机中获利，受大众传媒的影响，就会有更多的人跟进。从众行为会导致的集体的歇斯底里必然会偏离理性行为的轨道。从而，非理性预期和从众行为所形成“虚假需求”会导致价格与基础价值的严重的背离。
3研究贡献与局限
（1）贡献。①进一步丰富了国内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并填补了目前国内对消费者购房感知风险研究的空自；②从多角度阐述了感知风险和房地产价格的关系，有助于营销人员更好地从消费者视角出发，更有针对性地制定营销策略。
（2）局限。①本研究只对房地产市场感知风险与价格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分析，缺乏量表和具体数据的支持；②没有形成一个感知风险与价格的动态模型。
参考文献
［1］周京奎.房地产价格波动与投机行为-对中国14城市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5,(7).
［2］古远平.投资者风险态度与羊群行为的理论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6).
［3］高海霞.感知风险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的应用研究［j］.商业研究,2004,(1).
［4］王德胜.消费者减少风险理论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j］.商业研究,2001,(10).
并购风险的概念篇6
1 观念上的误区
在中国房地产保险的实务中，观念上的误区首先是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概念上的混淆。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是有着严格区别的两种保险业务。凡被保证人根据权利人的要求，要求保险人担保自己信用的保险，属于保证保险。凡权利人要求保险人担保债务人或买方信用的保险，属于信用保险。也就是说，保证保险是以投保人自己的信用风险为保险责任的一种财产保险业务；而信用保险是以他人的信用风险为保险责任的财产保险业务。信用保险等一般保险仅有投保人和保险人两个当事人，保证保险的当事人有三个，即保险人、投保人和权利人。
在西方成熟的房地产保险市场上，当贷款银行以购房者的信用为保险标的，以自己为受益人与保险人签定由于购房者不能如期付款而造成损失时由保险人赔付该损失的保险合同，这种保险合同就是房地产信用保险合同。保险费由银行缴纳，因为受益人是银行。银行可以在出售抵押房产（比如房市处于低迷期，房价大跌）仍不能收回全部贷款时，从保险人那里获得不足部分的赔偿。而当购房者以自己的信用为保险标的，以自己为受益人与保险人签定由于自己收入流中断而不能如期还款时由保险人代为付款的保险合同则是房地产保证保险合同。保险费由购房者缴纳，因为受益者是购房者个人。购房者可以在自己收入流中断的情况下保有所购房屋，不至于流离失所，但当购房者在收人流恢复后有向保险公司偿还所垫付资金的义务。
而目前中国各家公司试办的房地产保险业务则是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的混合物，缴费义务与受益权利严重扭曲，不符合保险制度中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国内开办的所谓“住房消费信贷保证保险”通常的做法是：银行同意办理购房贷款手续的前提是要求借款人把自己所购房产抵押给银行，同时，为了防止购房者不能还款时银行拍卖抵押房产所得不能弥补贷款本息的风险，再要求购买商品房的借款人与保险公司签定一份由购房者缴费、由银行受益的“保证保险”合同。在借款人因死亡、失踪、伤残、患重大疾病或经济收入的减少而在一定期限内无法履行还款义务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银行的损失。银行或者将抵押房产的追偿权和处置权转让给保险人，或者自己处置抵押房产，处置所得不足以弥补贷款本息时再由保险公司补足差额或在事先约定的保险金额内给予赔付。
显然，这种保险业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证保险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保险，银行不交纳保险费也不作为投保人，但却得到了信用保险才有的保险赔付；而购房者虽然缴纳了保证保险的保险费，自己却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缴费义务和受益权利严重扭曲。这种保险本身具有致命的内在缺陷，因而难以持久运营。
误区之二是银行、保险公司与购房者之间在房地产保险业务中对风险未能进行合理的划分。即使在西方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和保险市场上，银行也不可能通过房地产信贷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完全规避自己的贷款风险。银行有需要自身承担的贷款风险，不可能也不需要把自己所有的信贷风险都转嫁出去。银行应通过对借款人的资信评估和还款能力的来避免和减轻风险，同时从成本与收益权衡的角度辅之以信用保险合理地进行风险管理。保险公司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房地产信贷保证保险中，在于保障那些与借款人相关的不可预见的和非主观的风险，例如死亡、伤残和失业等，这些风险可能使还款人完全或部分丧失还款能力，因此会使其丧失所购房产，保险的作用在于为还款者提供继续保有房产的保障；而在房地产信贷信用保险中，保险在于保障银行的信贷风险，银行通过少量的确定的保费支出获得高额的不确定的保险赔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银行经营的稳定。至于购房者，他本身是风险产生的载体，不论是购房者的道德风险（比如虚假信用，在房价下跌时拒绝支付余款）、行为风险（比如疏忽引起抵押房产的损毁），还是由于购房者发生了生病、人身意外、失业、失能或者死亡等引起收入流减少或中断的风险事故，其结果都是使所借款项不能按时归还。但对于购房者来说，他所担心的只是其收入流减少或中断的风险事故，而这些风险完全可以通过保险的形式转嫁出去；至于他的道德风险和行为风险则应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应该着重考虑的。
而在我国当前的房地产保险业务中，银行则试图在把成本转嫁给借款人、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的。条件下获得房地产抵押和信用保险的双重保障，完全规避自己的信贷风险，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逻辑也是不负责任的思路。保险公司收取了一份保费却承担了包括购房者的道德风险、行为风险（应属于银行缴费的信用保险的保险责任）以及引起购房者收入流减少或中断（应属于购房者缴费的保证保险的保险责任）的一切风险，这在中国目前信用经济尚待逐步建立的今天，风险之大，保险公司是难以承受的。
房地产保险观念上的误区之三是忽略了政府在房地产信贷保险中的作用和责任。由于抵押贷款制度的高风险性和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具有较高的效益，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在许多国家和在一些国家抵押贷款保险发展的初级阶级阶段都被定义为政策性保险业务，一般需要专门的政府机构主办或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美国30年代罗斯福新政中由联邦住房管理局、退伍军人管理局以及农业事务管理局所提供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就是典型的政策性保险，政府的信用曾一度促进了美国房地产业和保险业以及银行业的迅猛发展；加拿大房屋抵押贷款与住宅公司所提供的房屋抵押贷款保险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性。政府信用在这一领域具有个人信用和公司信用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一些城市由于集团购买所推起的高房价正在逐步回落，同时失业和流动使个人收入的不稳定性急剧增大，社会风险、经济风险乃至风险都在增加，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等因素使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的风险对普通纯商业性保险公司来说不愿意承受。那么，政府则应根据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具有的正效应和外部效应而以国家信用大力推动它的发展，而不是完全寄希望于商业性的保险公司。
观念上的误区之四是把房地产保险的范围片面地理解为房地产信贷信用或保证保险，实际上，房地产保险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除了信用与保证保险之外，还包括保障购房者由于意外伤害、死亡、生病等原因导致收入流减少或中断而不能还款的住房抵押贷款寿险、保障房屋产权合法契约关系的房地产产权保险、保障房屋因灾害或意外事故而发生损失的房屋财产保险、保障房屋质量的房地产质量保险以及保限建筑和安装工程（包括家庭装修）的建筑工程保险等等。
概念上的澄清意味着实务范围的扩大，也意味着房地产保险的可以从倍用和保证保险之外的领域寻求突破。比如，住房抵押贷款寿险的发展就可以彻底改变只有财险公司才可以办理房地产保险的观念，寿险的长期性和灵活性特点恰恰符合房地产交易的长期性特点，而且这种保险既能够保证银行按时收回贷款，又能使购房者在收入流中断时仍然保有所购住房，还能促进寿险业本身发展，可谓一举多得。在我国信用还没有建立起来，保证保险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住房抵押贷款寿险无疑是市场的理性选择。再比如，激活二手房市场、促进装修业的健康发展，房地产产权保险和房地产建筑工程保险也都可以大有作为。
2 实际操作中的误区
除了观念上的误区之外，房地产保险实际操作中也有很多误区，简单概括有以下三种。
其一是费率提高。国内住房抵押贷款保证保险的费率一般定为5‰上下，30万元15年期的贷款趸缴保费超过1万元。而国外同种业务的保险费率却相对低得多，加拿大和美国不到0.5‰，而日本则更低。尽管保险费率在市场上最终达成均衡是市场供需双方长期博弈的结果，保险公司为降低风险，在厘定费率所需以往统计数据不足（开办的时间短）的情况下，会把保费定得偏高，但过高的保费其实恰恰增大了保险公司的风险。因为在保险中由于逆选择的作用，风险低的人（收入流稳定或道德风险与行为风险较低）不愿意参加保险，而风险高的人却积极参加保险，当费率提高后，其中低风险的人会选择退出保险，留下的是风险更高的人，普遍高的风险迫使保险公司制定更高的费率，也就有更多的风险相对低的人退出保险……恶性循环，逆选择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保险制度就会因之而崩溃。
其二是手续繁琐。因为国内机构尚未掌握个人信用状况的详细记录，所以，为降低风险，保险公司要求投保人出具各种各样的证明文件。有的保险公司甚至要求投保人先出具银行已经贷款的正式文件，而银行贷款的前提条件却又是购房者先行获得保险保障，把购房者卡在当中。
其三是缺失。房地产保险业务的顺利拓展，没有严格的法律保障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方面至今却是严重地缺乏法律依据。此类长期保险业务，在没有相应去律保障的情况下，别说是购房者个人，即便是保险公司和银行也不会有太高的积极性。
3 结论
房地产保险的发展需要整理思路重新定位。从宏观的层面看，政府有必要组建政策性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公司，以政府信用为基础，扶持抵押贷款保险的发展。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的政策性经营方式，可以利用政策性业务的强制性遏制保险中的逆选择，使房地产保险中的信用风险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分散，从而也大大降低保险费率，维持保险制度的稳定，保证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具体思路是政府从目前国有商业性的保险公司中撤出一部分国有资本组建政策性保险公司，这样既可解决政策性保险资金严重不足的，推动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发展，也使国有保险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保险公司所有者缺位、委托关系扭曲、内部人控制所引起的国有的诸多通病，从而提高效率，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并购风险的概念篇7
关键词:文化风险并购文化审慎管理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跨国经营和并购活动日益频繁,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外来竞争以及多元文化的冲突,所有的管理者都需要用全球化观念来考虑本企业的经营与管理,都要考虑文化差异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是否重视跨文化管理正在成为影响现代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如何正确认识和识别企业经营中的文化差异与风险并积极采取应对策略,以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是现代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
关于文化的概念最早定义来自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他认为文化是指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类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在跨文化管理产生以前,关于文化及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的研究仅限于文化人类学家。在企业界,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环境与公司决策的相关性,但在国内经营环境中,很少有企业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因素加以考虑,管理学界也很少注重文化的研究。然而经济全球化趋势推动了企业界和管理学界对文化与经营管理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入。
(一)霍夫斯泰德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随着霍夫斯泰德提出民族文化的四个维度以来,文化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霍夫斯泰德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提出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群体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和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程序”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和教育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本身无法感受到自身文化,文化需要比较才可以显示出各自的特色。霍夫斯泰德提出了描述和表征民族文化类型的四个维度,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生活的数量与质量。他对40个国家的文化特征进行了研究,其成果有助于管理者认识民族文化的差异。
(二)特龙彭纳斯的理论
上世纪90年代特龙彭纳斯对工商管理活动中文化的多样性进行研究,提出关于民族文化分析的七个维度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普遍主义认为可以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加以界定,并总是可以据此加以运用;特殊主义则与此相反,在特殊主义文化中更看重关系和环境的特定责任,不很看重抽象的社会符号。从这一维度来看文化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普遍主义主张普遍地按规则和程序去做以保证公平和一致性,特殊主义鼓励灵活性以适应特殊情况的要求。
个人主义与公有主义。个人主义鼓励个人的自由和责任;公有主义鼓励个人为群体的利益而工作。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崇尚个人成就和独立承担责任,而在公有主义文化中决策经由代表传回组织后再决定,人们崇尚集体成就,集体承担责任。
情感内敛与情感外露。不同文化对表达情感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在北美和西北欧,商业上的关系是典型的工具性关系,情感被认为是干扰。其前提假设是我们应该类似机器一样,以便使其运转更有效。但是在有些文化中,商业是个人的事情,人的全部的情感被认为是恰当的。
具体专一与广泛扩散。在专一型文化中管理是与报偿相关的目标和标准的实现,私人和公务上的日程是彼此分开的;在扩散型文化中管理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过程,而且质量也借此得到改善,私人的和公务上的问题彼此渗透。
成就与归属。成就主导文化要求对人们依靠技能取得的成就给予回报;归属主导文化尊重人们基于以往经验的身份和地位。
对时间的态度。各个国家看待时间的方式也不同。在一些国家,人们过去取得的成绩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们为将来制定了什么计划,而在另一些国家则与此相反。这些是对公司活动会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化差异。在一些文化中时间被认为是以串联着不同事件的直线方式向前流逝的,其他的文化把时间看作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以环形方式在运动,这造成了在制定计划时实行的战略、投资、对国内培养人才及引进人才等方面的看法上有很大差异。
对环境的态度。对环境的态度方面也可以发现重要的文化差异。从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来看,内控型文化主张将精力集中于我们擅长的事情上;外控型文化主张要适应顾客的要求。特龙彭纳斯在比较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每一维度的两个对立面如何走向协调的方法,并将其归纳为具体的经营技巧和管理技巧。特龙彭纳斯的研究表明,文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是广泛、具体而深刻的,不仅影响到产品的销售,而且影响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决策方式、领导风格、管理技术应用、信息沟通等一系列活动。
文化风险的成因与根源
在探讨文化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时,人们多运用“文化冲突”这一概念,本文中笔者运用“文化风险”的概念旨在说明文化这一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给企业经营活动带来损失的可能。赫斯切认为文化风险产生于那些追求全球投资战略的公司。因不同的社会习惯而存在的产品市场差异,使人们难以预测哪种产品会在外国市场上受欢迎。他举例说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早餐麦片极受欢迎,是最盈利的行业之一。但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很多国家,早餐麦片就不怎么受欢迎,利润也不高。企业经营中的文化风险直接作用于产品和市场,从其成因来看,文化风险则存在并作用于企业经营的更深领域,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跨国经营活动引发的文化风险
跨国经营使企业面临东道国文化与母国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的差异直接影响着管理的实践,构成经营中的文化风险。在一种特定文化环境中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应用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也许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公司、企业跨文化的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大量跨国公司的出现使一个公司内部的跨文化经营管理活动大量增加。由于文化不同,跨国经营管理中产生了许多误会和不必要的摩擦,影响了公司工作的有效运行。如20世纪70年代肯德基首次进入香港市场的失败,迫使其重视和利用文化因素,注重将自身产品和服务与当地民族文化、地区文化结合。正如英国市场营销专家史狄尔先生所评价的:“当年家乡鸡进入香港市场,是采用与美国一样的方式。然而,当地的情况,要求它必须修改全球性的战略来适应当地的需求。产品的用途和对产品的接受程度,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影响,食物和饮品类产品的选择亦取决于这一点。当年的鸡类产品不能满足香港人的要求,宣传的概念亦不适当。”文化因素是各国企业特别是跨国经营企业走向经济全球化时面临的巨大挑战,企业必须具备识别和处理文化风险的能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企业并购活动引发的文化风险
并购活动导致企业双方文化的直接碰撞与交流。近年来企业并购活动异常活跃。以我国企业为例,既有一国之内的企业并购,也有跨国并购,如海尔自1995年兼并青岛红星电器,到1998年底总共成功兼并了18家亏损企业;2004年年末,联想以17.5亿美元的价格并购了iBm公司的pC业务。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企业累计以并购形式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从1988年到1996年年均仅有2.61亿美元,从1999年开始,并购额逐年增加,2003年达到16.47亿美元。企业并购能够更有效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然而并购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在并购活动中许多企业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金融财务和法律方面,很少关注组织文化可能带来的问题。而许多并购案例证明,文化整合恰恰是并购过程中最困难的任务。尤其对于跨国并购而言,面临组织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双重风险。因为一个组织的文化是其所有成员共同遵循的行为模式,是保证其成员的行为能够确定地指向组织目标的某种思想体系,如果一个组织之中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织文化,对于任何一个成员来说,识别组织的目标都将是困难的,同样,在为达成组织目标而努力时,判断应当针对不同情景做出何种行为也会是困难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价值观直至其行动惯例都会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企业并购活动中,如何正确评估所面临的文化差异的基本特征及风险,探询科学有效的管理策略,是企业并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三)组织内部因素引发的文化风险
组织文化的变革、组织员工队伍的多元文化背景会导致个人层面的文化风险。越来越多的组织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招募员工,广泛开展跨国跨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往来,从而使组织内部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与决策方式不断面临冲击、更新与交替,进而在组织内部引发多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即使没有并购和跨国经营,企业也会面临组织文化与地区文化、外来文化的交流问题以及组织文化的更新问题。所以,由于员工队伍多元化、组织文化变革等内部因素引发的文化风险虽然不如并购和跨国经营中的风险显著,但由于其具有潜伏性和持续性,也会给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十分重要的影响。
文化之所以会构成企业经营中的风险,其根源在于文化差异。特龙帕纳斯在分析文化的概念时认为,社会互动或有意义的交流,以人们相互交往前就存在处理信息的共同方式为前提,它们对于跨文化经营与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交流双方相互依赖,因为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种相关联的意义体系:一个群体对一种情境共有的解释。在经营管理中进行有意义的互动要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即存在共同的预想。当交流对象的预想一致时,双方对其意义便有了相同的理解。一种特定的组织文化或职能文化不过是群体若干年来在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时形成的自我组织的方式。文化通过人们期望的和归结于环境所共享的意义的不同而相互区别。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继承性。每个国家、地区、组织甚至每个人都是一个文化系统。所以当各种文化系统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相遇时,这种文化差异便潜在地构成了无法避免的文化风险。企业经营中的文化风险若不加以控制和规避,会酿成文化冲突并导致决策效率低下、组织涣散、沟通中断,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最终可能使企业走向衰败甚至灭亡。因此,企业必须积极面对文化风险,制定正确的风险管理策略。
企业文化风险的管理策略
(一)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不仅是影响企业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而且对促进企业文化的变革具有重要作用。所谓文化整合,就是指组织要适应外部环境、社会文化氛围、组织制度的变化,将构成组织文化的各异质文化要素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对于企业具体的并购活动而言,通常采用的文化整合策略主要有:注入型,如海尔经常采取注入式的文化整合模式,在并购活动中第一步是“克隆”海尔文化及其管理模式,使被兼并企业了解、适应,直至自觉按照海尔的组织文化和管理模式进行思考和行动,从而激活“休克鱼”,使其与海尔集团融为一体。融合型,并购双方认识到构成组织的两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异同点,但并不是忽视或压制这些文化差异,而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补充和协调,形成全新的统一的组织文化。促进型,当强文化与弱文化相遇时,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强文化吸收弱文化中合理的部分,并做出适应性调整,使原有的文化功能更加完善。隔离型,在跨国并购中,若双方文化背景和组织文化风格迥然不同,甚至相互排斥或对立,在文化整合的难度和代价较大的情况下,正确识别文化差异,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保持双方文化的独立性。
(二)跨文化培训
进行跨文化培训是跨国经营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业务活动中规避文化风险的有效工具。为了加强员工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反应与适应能力,促进不同背景的员工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必须进行跨文化培训。跨文化培训的内容应包括:对对方民族文化及原组织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文化的敏感性、适应性的培训;语言培训;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能力的培训;对对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及经营理念的培训。通过跨文化培训不仅可以规避文化风险,而且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促进信息沟通、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三)文化审慎法(CulturaldueDiligence)
文化审慎法主要用于对企业并购中的文化风险进行评估,它包含五个步骤:第一是收购前筛选,主要任务是组建文化审慎小组来收集目标企业文化物件、价值观和假定方面的信息;第二是宣布收购后的综合性文化测评,即在第一步基础上对双方企业的组织文化、经营方式等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第三是认知冲突、风险、机会和成本,根据第二步所收集的综合信息,测量两家企业的文化差异,确定这些差异带来的风险和成本;第四是设计并实施合并后的行动计划,主要任务是选择并实施文化整合的具体策略;最后是合并后对所发现事实的监控和证实,这个阶段文化审慎小组要继续关注并排解企业文化问题,监控整个并购过程的有效进行。
并购风险的概念篇8
关键词：概念思维；类型思维；金融消费者；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2-0055-07
历史上每次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都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金融风险，并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变革。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及其监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意识到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在我国，随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13年5月）、《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国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3年7月）、《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国家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3年8月）、《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1月印发）等金融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各类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纷纷成立，但与金融消费者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国家立法还比较滞后，尤其是人们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以至于阻碍了进一步的保护制度建构。本文反思以概念思维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界定存在的问题，尝试着以类型思维寻找描述金融消费者形象的路径，进而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以期推进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和实践发展。
一、概念思维下金融消费者界定之困境
在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定义时，法律人的本能反应是运用概念思维。从逻辑学上讲，概念思维以抽象化和涵摄性为特征：通过抽象化，将客观对象的诸要素（特征）个别化，形成概念的内涵；通过涵摄，将个别化的要素进行展开，与客观事物相比照，划定概念的外延。运用概念思维，可以将繁杂的生活事实进行分类，进而形成简洁、有序的概念表达。概念思维“化繁为简”的功能受到法律人的重视。在法律研究中，人们需要将大量彼此不同、极其复杂的生活事实予以归类，清晰地描述各类生活事实的要素，使其中法律意义上相同者能够产生同样的法律效果。①概念思维恰好满足了这些要求。但是，概念思维强调通过列举个别化要素，在此物与彼物之间划出清晰而僵硬的界限。概念思维是“非此即彼”的，而“生活事件之间并不具有概念体系所要求的僵硬界限，毋宁常有过渡阶段、混合形式以及新形态出现的变化”②，这就使得通过概念思维建构起来的法律世界常常与现实世界不相吻合，造成许多法律适用上的疑难问题。现实世界中不时出现的新事物、新形象常常会打破概念思维下词语之间的界限，这就需要法律人提出并定义新词语来应对新冲突。
金融消费者就是法律人针对金融活动中的新事物所提出的新词语。现实中购买金融产品的一类群体，既无法涵摄于“投资者”范畴，也无法涵摄于“消费者”范畴，而只能以新词语来指称。在提出金融消费者这一词语之后，法律人还必须解决如何定义这一词语的问题。受概念思维影响，学者们试图参照消费者一词的概念，通过确定内涵和外延的方式来定义金融消费者。由此产生了两个方面的争议：第一，金融消费者是否仅为自然人。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的属概念，具备消费者的所有个别化要素，应仅限于自然人。③另有学者认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论规模大小、财产多寡，在金融交易中都处于信息上的相对弱势地位，从倾斜性保护的角度看，金融消费者不应限于自然人，还应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④第二，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目的是否限于生活所需。有学者从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的属概念出发，认为应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主要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⑤。有学者则认为，消费者概念中的生活消费无法涵盖现实生活中的金融消费活动，因此，虽应承认生活消费是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要素之一，但应同时对生活消费进行扩张性解释，使其体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营利性。⑥还有学者从金融交易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出发，主张不应将“为生活消费之目的”作为金融消费者内涵的个别化要素，而应采用“非营利性”“非专业性”的描述，使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与实际生活相符。⑦除以上分歧外，还有学者将前述两个争议问题合二为一，认为金融消费者已经突破了消费者的概念范围，其界定应抛弃“限于自然人”和“为生活消费之目的”这两个要素，或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不是消费者，而是一类新型市场主体；或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但应重新选择消费者内涵的个别化要素。⑧上述争议表明，运用概念思维并不能解决金融消费者的定义问题，无法确定这一词语的内涵和外延。
二、类型思维下金融消费者之再认识
一些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概念思维下定义金融消费者的困难，开始转向类型思维。⑨从词义上看，“类”是指有共同特性的事物的集合，“型”是指铸造用的模子、模型，“类型”即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⑩拉伦茨提出了法学中的三种类型，即经验类型、法的构造类型和规范性的真实类型。在法律裁判中，经验类型以经验法则中的典型事件发展方式或一般生活经验的面貌出现，被法官用作判断证据盖然性的根据。法的构造类型是在理想类型（研究者在思想层面构建的类型）的基础上，对理想类型的特征进行规范评价后形成的，法学中的合同类型即属于此。规范性的真实类型通过对经验类型（生活类型）的规范评价或法律化描述进入到法的体系中，其更多适用于对社会角色的描述。德国民法中的“动物占有人”“事务辅助人”“占有辅助人”“商业人”“经理人”，就属于这一类型。B11从拉伦茨提出的三种类型的角度，金融消费者属于规范性的真实类型。在金融消费者这一词语出现之前，其形象就存在于具体的金融领域中，并被冠以不同的称呼如“存款人”“银行客户”“理财产品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等。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复杂化，这些称呼所指的对象逐渐分化、融合，形成了金融活动中的一个新型群体。金融消费者一词的提出，就是用来指称这一群体的，或者说，是用来描述某一类社会角色的整体形象的。在确定金融消费者的类型特征时，金融消费者的整体形象及其规范评价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一）金融消费者的整体形象
尽管活跃于金融交易中的金融消费者的具体形象各异，但毫无疑问，金融消费者在整体上是金融交易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本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传统社会物质资源短缺的现实决定了社会分配的对象主要是财富，进入现代社会后，技术进步将风险带入了分配领域，使得社会在进行财富分配之外，还需进行风险分配。B12金融消费者的相对弱势地位，就是风险分配不均的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初创时期B13，金融消费者与非金融领域消费者（普通消费者）的不同，仅在于金融消费者面临的产品瑕疵风险表现为金融合同蕴含的特定风险。正因为此，美国20世纪晚期针对消费金融颁布的一系列法案B14，都规定了贷款人（即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平等获得贷款权，并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充足的贷款信息。随着金融零售业的发展和金融产品复杂化程度的增加，金融消费者不仅要负担产品瑕疵风险即金融合同蕴含的特定风险，还要负担本应由投资者负担的经营风险（在金融活动中表现为信用风险）。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消费者向金融机构提供货币资金是希望获得金融合同约定的利益，其本应只为此承担金融合同蕴含的特定风险，但由于投资者向金融机构购买的对象与金融消费者购买的对象极为相似，所以金融机构很容易将本应由投资者承担的信用风险，通过设计金融产品或服务而转移到金融消费者身上。这样，在非金融活动中很难转嫁至消费者身上的经营风险（在金融活动中表现为信用风险），在金融活动中却经过金融机构的“引诱”和金融消费者的误判，负担在了金融消费者身上（见图1）。金融消费者因负担“合同本身特定风险+信用风险”的双重风险而区别于普通消费者，金融消费者的整体形象由此形成，表现为金融交易活动中相对于金融机构，因被迫负担“合同自身特定风险”或负担“合同自身特定风险+信用风险”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
（二）金融消费者的规范描述
仅从金融消费者负担双重风险的整体形象出发，并不能实现对其特征的完整描述，还需要在规范评价的基础上形成法律规范意义上的描述。
第一，金融消费者是金融交易活动的参与者，但不包括直接进行证券、债券、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品交易者。从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整体形象来看，仅负担信用风险的金融交易参与者即直接购买证券、债券、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品者，不能归入金融消费者类型，而只属于投资者。我国股市中的散户不属于金融消费者，因其主动负担了信用风险且仅负担了信用风险。不管散户拥有的信息如何不充足，其财力如何薄弱，其权益保护问题都需在投资者制度中加以解决，而不能放入金融消费者制度中解决。购买与证券或其衍生品有关并受《证券法》规制的金融产品，但没有直接进行证券交易活动者，属于金融消费者。
第二，金融消费者进行金融交易是基于非商业、非营业、非职业目的。大部分金融产品都将合同自身特定风险和信用风险同时附加在购买者身上，此时很难依据金融产品的性质来判断金融交易的目的，而需依据购买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的主观意愿进行判断：若购买者自愿负担信用风险，就不能将其归入金融消费者类型。由于主观意愿在个案中很难进行判断，所以需要将主观意愿外化，形成方便辨识的客观特征。在日常生活中，自愿承担风险的前提是了解相关风险、熟知相关风险知识，基于此，判断金融产品购买者是否自愿负担信用风险可以依据以下便于操作的客观特征：其一，是否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其二，是否为了商业、营业、职业目的；其三，是否为了满足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庭需要。日本和韩国的立法例选择依据第一个特征，欧盟的立法例选择依据第二个特征，英国和美国的立法例选择依据第三个特征。B15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选择都与其制度和文化背景有关，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不大。从相关性来看，前两个特征较之第三个特征与是否熟知相关风险知识的关系更加紧密；从操作便利性来看，第二个特征较之第一个特征更便于在个案中把握。因此，可以将基于非商业、非营业、非职业目的进行金融交易，作为金融消费者的一个规范特征。
第三，金融消费者限于自然人。金融消费者属于消费者的一种，因此，其类型化描述要与我国立法对消费者的定义相协调。对于消费者“为生活目的而消费”这一要素，可以通过扩张解释，使生活目的与“非商业、非营业、非职业目的”所描述的范围相一致。金融产品购买者是否为自然人，并不影响将其归于金融消费者类型。换言之，金融消费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从避免法律规范冲突的角度考虑，金融消费者的范围不应突破消费者为自然人的法定要求。因此，对象限于自然人，应成为我国金融消费者的又一规范特征。
第四，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与财力多寡无关。除了不直接进行证券及金融衍生品交易并以非商业、非营业、非职业目的购买金融产品，财力大小也经常被研究者作为金融消费者的规范特征加以考虑。从金融消费者的整体形象来看，其相对弱势地位的主要成因是风险分配不均。根据风险社会理论，风险分配跨阶层、跨地域进行，只要购买同一种金融产品或服务，则无论财力大小，购买者所面临的风险都是相同的。因此，只要在金融交易中被迫负担了“合同自身特定风险”或负担了“合同自身特定风险+信用风险”，则即使购买者财力雄厚，也应将其归入金融消费者类型。另外，考虑财力因素的金融消费者定义都是将投资者纳入金融消费者类型后，以财力因素将投资者分为专业投资者或一般投资者。但如前所述，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负担的风险不同，投资者不属于金融消费者，因此，在分析金融消费者的规范特征时，没有必要考虑财力因素。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将金融消费者描述为：相对于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在金融交易中基于非商业、非营业、非职业目的而接受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但不包括直接购买证券、债券、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的金融交易活动参与者。由于金融消费者属于类型而非概念，所以只要金融交易活动参与者的形象与金融消费者被迫负担“合同自身特定风险”或负担“合同自身特定风险+信用风险”的整体形象相似，就可以在个案中突破前述规范特征，将其视为金融消费者。
三、类型思维下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建构路径
作为金融交易活动的参与者，金融消费者因负担双重风险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类型思维下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本质，就是防止金融风险分配偏颇并对已经错配的金融风险进行再分配。不同于审慎监管制度依赖于监管权实现对风险错配的矫正，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建构要以消费者的风险管理为中心，围绕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识别）、风险预防和危险处置三个环节依次展开。B16
（一）风险认知（识别）阶段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建构
从风险认知（识别）的角度看，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风险认知程度高低与其所掌握金融知识的多少呈正比。B17在金融交易过程中，金融消费者一方面因无法全面知悉金融产品的结构、销售等信息而容易受到误导；另一方面限于信息处理能力不足，在面对过载信息时容易错过重要内容而受到金融机构的“引诱”。因此，在风险认知（识别）阶段，金融消费者需通过行使知情权和受教育权，获取和了解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则需本着适合性原则，履行说明义务；金融监管机构应行使对金融机构不当劝诱行为的监管权，并承担对金融消费者进行金融教育的职责。
1.建立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制度
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使与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说明义务的履行密切相关。在世界范围内，直接规定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立法例较少，而直接规定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说明义务的立法例较多。如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033条规定金融消费者有权获得“消费金融产品或服务有关的信息，包括与任何交易、系列交易或与账户有关的信息，包括成本、收费和使用数据”B18，接着又以一节的篇幅规定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得以不公平或欺骗的方式进行推介和销售。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中仅有一个条文（第10条）对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作了原则性规定，却有四个条文对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说明义务作了详尽规定。一些国家的立法例如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则直接规定了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说明义务，而并未对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作出明确规定。B19
我国应在《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和《保险法》中对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作出原则性规定，而不对知情权的行使对象及知情的内容进行详细规定。如在《商业银行法》中规定，消费者依法享有知情权等合法权利。对于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说明义务，则需在上述诸法中进行详尽规定。（1）可以通过较为原则性的语言，规定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要实现信息披露的真实、清晰、公平且不具误导性，并通过指引、自律性规范，对信息披露的真实度和清晰度加以明确。（2）规定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履行说明义务时，要遵守适合性B20原则。在规范层面，适合性原则可从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两个方向进行规定：消极义务是指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得对金融消费者提供明显不合适的金融产品；积极义务是指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需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基础上进行完整的风险分析，向金融消费者推介符合其投资需求和风险承受度的金融产品，并履行说明义务。（3）对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说明义务进行差异化规定。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类型不同，其提供者履行说明义务的内容也应不同。如在信贷业务中，银行业从业者要对贷款利率和贷款风险进行说明；在销售理财产品的过程中，产品提供者要对产品收益、产品风险乃至产品结构进行说明。上述诸法要通过指引性规范，明确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履行说明义务的具体内容，并规范不同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提供流程。（4）对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履行说明义务的程度和形式作出规定。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对金融产品信息的披露，既不能出现信息不足，又不能导致信息过载，应以金融消费者能够理解为宜。在金融交易活动（特别是金融产品零售活动）中，一般性风险告知的内容极为抽象，客户即使对特定风险的概念有所了解，也无法预估这种风险在交易中会带来什么后果。因此，在对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履行说明义务的形式进行规范时，要特别强调口头说明和口头解释的重要性。相关规定不仅应要求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将需披露的事项在相关文件中予以记载，还应规定相应的口头解释义务，如规定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应以客观、公正的立场，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金融消费者说明产品或服务的风险。
2.建立金融消费者受教育权制度
金融消费者受教育权的实现与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履行金融教育职责有密切联系。世界银行2012年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良好做法》提出：各类机构和组织都应参与到金融知识普及活动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中，各国应指定政府部门、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机构负责领导和协调该活动方案的制定和实施。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第2012条规定，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应专设金融教育办公室，负责制订并实施各项金融消费者教育计划，以促进金融消费者获得充足信息并作出更为理性的金融决策。金融消费者可以通过金融教育办公室进行金融咨询，获得关于信贷产品估值和信用评分的信息，获得主要金融机构提供的储蓄、贷款和其他服务。英国于2010年设立了消费者金融教育局（2011年更名为货币咨询服务公司），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或服务；英国监管当局依据2012年《金融服务法案》设立了金融行为监管局，承担一部分金融消费者教育职责。总体上，各国立法例对金融消费者的受教育权都仅作了原则性规定，而主要通过创设金融监管机构并对其授权来实现金融消费者教育。
我国可在《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中原则性地规定消费者享有受教育权等权利，然后在规范层面对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作出规定，具体内容包括机构的名称、部门设置、权力范围等。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设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国家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设有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国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设有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上述诸法应当吸纳已有实践经验，尽量保留这些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名称及其组织形式，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职责作出原则性规定。如规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承担普及金融知识，提供金融产品信息和金融个案咨询服务，推行全国性金融消费者教育计划，形成金融消费者教育网络等职责。
（二）风险预防阶段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建构
在风险预防阶段，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风险已有所了解，并作出了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决定。此时，除了可以继续行使知情权，获得更多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信息，金融消费者还应当享有在一定期限内无条件解约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实现需要通过立法设立冷静期条款，保证金融消费者在识别风险后不受限于已成立的金融合同关系，并可以通过解约来防止风险变为危险。从国外立法例来看，冷静期条款最初仅适用于上门销售业务，后来逐渐扩展适用于可能出现强迫销售或非理易的领域。从日本《特定商品交易法》《保险业法》《金融商品交易法》、英国《金融服务法案》以及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有关规定来看，冷静期条款的内容主要包括条款的适用范围、冷静期间的计算、解约权的行使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我国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引入了冷静期规则，规定在非金融产品消费领域，“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以该条规定为基础，我国可在《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中规定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冷静期条款。（1）冷静期条款的适用对象仅限于金融消费者，不包括投资者。（2）冷静期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法律对冷静期间的时长不宜作统一规定，而只应原则性地规定冷静期时长与金融产品的风险程度成正比，与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时的风险认知能力和理性程度成反比，并通过指引性规范对具体金融产品的冷静期时长予以明确。（3）在冷静期内，金融消费者有权解约，无须说明原因，无须承担惩罚性责任，并可收回用以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资金。B21（4）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在签订合同前有义务向金融消费者提供有关冷静期的信息，包括冷静期的起止时间、解约后金融产品价格的计算方法等，在金融消费者解约后有义务向金融消费者返还相关款项。
（三）危险处置阶段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建构
在危险处置阶段，金融消费者面临的合同自身特定风险与信用风险已转化为现实危险并造成切实损失。金融消费者需要通过行使纠纷解决权和获得赔偿权，来减少损失造成的影响；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应承担不阻碍纠纷解决的义务，以及纠纷解决后给付赔偿的义务；金融监管机构应承担建立纠纷解决机制，监督赔偿实现的职责。
许多国家的立法例都没有直接规定金融消费者的纠纷解决权及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相应义务，而是通过将纠纷解决机制规范化来建立危机处置阶段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世界银行2012年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良好做法》提出，消费者有权将纠纷诉诸一种高效、权威、具有专业资质和丰富资源的纠纷解决机构如独立的金融监督机构或具有同等效力的机构，并介绍了关于纠纷解决机构的框架、职能等的良好实践。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设专章规定了“金融消费者争议处理”，从争议处置基金设置、争议处置机构设置和争议程序三个方面作了规范。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013条授予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收集、跟踪消费者投诉的权力，并授权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依据该条设立纠纷解决机构；该法第1028条规定，在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就金融产品或服务发生争议时，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有权力限制前置性仲裁程序的进行；该法第1034条规定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对金融消费者的投诉或质疑作出回应的程序和内容。
我国目前的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大致分为投诉、调解和仲裁三种。金融消费者可以通过向金融机构、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诉，使纠纷得到公平解决；也可以在消费者协会或金融行业协会的主导下，通过调解解决纠纷；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纠纷。从实际效果来看，金融消费者通过单一途径解决纠纷不但费时费力，而且存在单一机构的专业性不足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建立“调解+仲裁”或“调解+裁决”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规范层面，可以通过在《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中设置相关条文，赋予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调解+仲裁”或“调解+裁决”的权力；同时，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的设置、职责范围、运行程序等作出规定。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的法律地位应依据我国《仲裁法》，为特殊事业单位法人，下设于相应的监管机构。目前下设在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承担了一部分纠纷解决职能，可考虑以该机构的现有人员为主体，吸纳理论界相关专业人士和金融机构的业务部门负责人，成立纠纷解决办公室，作为专门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应包括银行、信托、保险及证券行业中的非直接投资业务；在运行程序上，应将调解植入裁决中，即首先致力于使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不成功时，由金融消费者单方对是否转入裁决程序作出选择，以节省金融消费者解决纠纷的成本、时间和精力。
（四）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立法形式选择
类型思维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应在立法上得到体现。在概念思维下，制度建设以金字塔型的概念体系为基础，通过映射概念体系，形成实定法的具体内容，再选择某一种立法形式，形成法律文本。由于概念思维强调体系的一体化和完整性，所以经常出现新概念创造出新制度体系，新制度体系只能通过单独立新法予以安排的现象。我国目前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研究就是如此：相关研究从概念思维出发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界定，试图建立一个涵盖金融消费者权利、金融机构的义务、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职责等方面内容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体系，并希望国家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对相关内容进行统一规定。但我国现行金融立法属于分业立法模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为2013―2018年）也将关注点放在已有立法的分别修订而非综合立法上，目前正在进行《商业银行法》第三次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次修订，《保险法》和《信托法》的修订工作也在准备中，而并未考虑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进行单独立法。这就导致了理论探讨与立法实践的脱节：一方面，研究者从概念思维出发，认为单独立新法是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化的最优方案；另一方面，国家金融立法还停留在分别立法、分别修法的阶段，对《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的修改都力图在各自文本中规定金融消费者的相关内容。可见，主张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进行统一立法的相关理论，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运用类型思维，能够解决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在类型思维下，规范通过对风险负担不均的矫正而得以归类，并连接成为有机模块，形成维尔伯格所谓的“可变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规范不需要在文本上保持统一，其所适用的对象以“有弹性的复数因素”的形式，形成开放性模块。沿着类型思维，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规范化路径变得多样化，单独立法或分别立法都可以实现制度建设的目的，立法效率最高者成为最优方案。基于我国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分业立法的现状，在当前金融法修改热潮中，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建构应当选择分别修法的立法方式来实现。应当根据各金融行业的特点，将金融消费者类型的规范特征体现在《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信托法》等法律文本中，形成一个“形散而神不散”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体系。
注释
①②参见[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321、107页。
③参见王斐民、樊富强：《金融消费者：界定标准与立法确认》，《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④参见杨东：《论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法学家》2014年第5期；邢会强：《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定义》，《北方法学》2014年第4期。
⑤郭丹：《金融服务法研究：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⑥参见魏琼、赖元超：《论我国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及其特权》，《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7期；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金融法苑》2008年第2期。
⑦B19参见刘媛：《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机制的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64、142页。
⑧参见邢会强：《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定义》，《北方法学》2014年第4期；杨东：《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法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⑨参见刘媛：《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机制的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57页；陈洁：《投资者到金融消费者的角色嬗变》，《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杨东：《论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法学家》2014年第5期。
⑩参见李可：《类型思维及其法学方法论意义》，《金陵法律评论》2003年第3期。
B11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27页。
B12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3页；吴从周：《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论的演变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76页。
B13美国《诚实贷款法案1980年修正案》最早规定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该法中的贷款人实际上就是金融消费者。
B14这一系列法案包括《消费信用保护法》《公信信贷法》《公平信贷结账法》和《平等信贷机会法》。
B15参见杨东：《论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法学家》2014年第5期；廖凡：《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一个比较法的视角》，《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
B16参见[英]彼得・泰勒―顾柏：《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黄觉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第74页。
B17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B18《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董裕平、全先银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427页。
B20根据世界清算银行的《零售领域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客户适合性》，适合性是指“金融中介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与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承受水平、财务需要、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契合程度”。
B21参见张默：《合同第三人的利益和保护》，《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2辑。
并购风险的概念篇9
VC与pe的起源与发展
世界第一家现代意义的创业投资基金――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R&D）诞生于1946年的美国，其投资的DeC公司，到1972年获得了5000多倍的收益。虽然其设立后的13年里无人模仿，但在1958年美国政府推出“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以后，“小企业投资公司”这种特殊类型的创业投资公司终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尤其是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技术革命步伐的加快和周期的缩短，企业必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那种传统的慢节奏的通过自我积累方式逐步创业的方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要求；新兴的创业企业只有借助于外源资本的支持，迅速完成创业历程，才能赢得竞争优势。正是现代创业活动对外源资本的自觉而持续的需求促成创业投资发展成为一个专门行业。创业投资的发展不仅培育了一批国际型大企业，从最初的DeC公司，到苹果公司，再到谷歌、百度，等等；也培育了一大批创业投资专业管理人才，出现一批著名的创业投资机构。
在现代创业投资开始产生并发育成为一个专门行业的时期，创业活动主要限于“创建新企业”这种狭义层面，所以，与之相适应的创业投资自然限于以新兴企业作为投资对象。然而，到80年代以后，随着再创业活动的兴起，创业活动正在迅速地从狭义层面向广义层面拓展；于是，创业投资也随之从狭义范畴发展到广义范畴。以至于后来英国创投协会和欧洲创投协会都是按照广义范畴来界定创业投资，并使得“创业资本”与“私人股权资本”很快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通用概念。连最初从狭义层面界定创业投资的美国，“创业资本”与“私人股权资本”的区分也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于是狭义VC发展为广义VC。但是，此时并购投资均被纳入“创投”口径统计。
到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针对80年代末的创业投资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经典创业投资领域的倾向，美国学界普遍发出了“创业投资已经走到十字路口”的质疑。另外，一些投资银行背景的管理机构为了体现他们所管理的并购基金具有区别于经典创投基金的特点，也开始倾向于将并购基金与经典创投基金区别开来。多种因素促使狭义pe（即并购投资）从创业投资中独立名户。
90年代后期以来，狭义pe的投资领域也向传统VC延伸，于是，pe概念也发展到广义层面，从而包括了VC。图1和表1是美国1980年以后pe情况，美国创投协会将VC作为pe一个子集进行统计。
VC与pe联系与区别
“VC”是英文VentureCapital即创业投资的缩写，是指向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期所投资创业企业发育成熟或相对成熟后主要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方式。
“pe”是英文privateequity即私人股权投资（也称私募股权投资）的缩写，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募集投资资金后对非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期主要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方式。广义pe包括经典创业投资（VC）和并购投资（Buyout），狭义pe仅指并购投资。
并购投资一般是指兼并（merger）和收购（acquisition）。兼并又称吸收合并，是指两家或者更多的独立企业合并组成一家企业，通常由一家占优势的公司吸收一家或者多家公司。收购指一家企业用现金或者有价证券购买另一家企业的股票或者资产，以获得对该企业的全部资产或者某项资产的所有权，或对该企业的控制权。从具体并购方式看，又可分为杠杆收购（LeveragedBuyout）和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Buyout）。
从VC与pe的起源和发展看，经典VC与狭义pe（即并购投资）是一个事物发展到不同阶段的产物，它们在运作机制方面具有很多的相同点，都需经过三个环节：通过独具慧眼发现企业的价值，进而选择投资对象；通过增值服务为所投资企业创造价值，加快企业的成长；通过投资项目的适时退出实现投资价值，从而获得资本增值收益。
当然，经典VC与狭义pe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存在很多不同点首先从资本投入方式看：经典创投是增量投入，即创投企业投资后，被投资企业的股本总量增加；而并购投资，只是对被投资企业股权进行存量调整，被投资企业的股本总量并没有增加，而只是更换了股权所有人。其次从操作方式看：第一，经典创投选择企业时，需要全面考察企业的产品、营销模式、组织管理体系和管理团队；而并购投资主要考察管理增值空间，通过并购投资提高管理效率，进而获得增值回报。第二，经典创投需多方面提供增值服务；并购投资主要在企业组织管理体系和财务安排上提供增值服务。第三，经典创投多通过上市和协议转让退出；而并购投资多通过二级财务并购和借助战略并购实现退出。
VC与pe的概念之争
从VC与pe的起源看，pe是VC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是私下里进行的一种股权投资。从概念的范围来看，广义VC等于广义pe，二者没有根本的区别；而狭义VC指经典创投；狭义pe指并购基金（有时还包括夹层资本，mezzanine）。但是，自pe进入我国后，各种关于VC与pe概念一直比较混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从投资阶段主观区分VC与pe。这种观点认为VC与pe是一母之下的同胞兄弟，主观地从投资阶段、投资规模、投资理念、投资特点等方面对二者进行区分，甚至绝对地认为“VC投资企业的前期，pe投资企业的后期”。
首先，从投资阶段区分VC与pe是片面的。因为，如何区分前期和后期呢？是按照企业发展时间长短还是营业额的大小？似乎都难以判断。实际上，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发达国家，VC投资最多的也是后期项目。表2和图2是美国2009年VC投资企业的创业阶段分布，投资后期占34%，投资扩张期占31%，投资成长期26%，而起步期和种子期只有不到9%。
显然，认为VC主要投资早期高风险企业而pe主要投资后期pre-ipo企业的观点是片面的。从pe起源看，VC不仅投资早期、成长期企业，pre-ipo企业也是VC的投资对象。pe最早主要是并购投资，随着pe的发展，狭义pe不满足于并购投资，投资阶段逐步向前期延伸，也开始步投资pre-ipo企业，并且投资数量和金额逐年增加，甚至超过经典VC机构投资额，导致部分人士片面地从投资机构的名称来判断投资类别，认为pe机构的投资就是私人股权投资，VC机构的投资就是创业投资，从而得出“VC主要投资早期企业，pe主要投资pre-ipo企业”的错误观点。实际上是，pe机构不仅可以从事并购投资，也可以从事创业投资；VC机构主要从事创业投资，也可以从事并购投资，只是此时它承担的是一个并购基金的功能。
其次，从投资规模区分VC与pe更不具有操作性。不同行业企业的规模是不同的，例如，一家生物医药企业，一种新药从研发到产品上市，可能要十几年，投资需好几十亿元；而一个游戏企业，可能几百万元就可运作成功，从企业成立到上市也只需短短几年。因此，从投资规模和时间长短来定义VC和pe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二是从学术概念角度严格区分VC与pe。作为学术概念的VC和pe，讲究其概念的周延性。这种观点认为pe是包含VC在内的更广泛的概念，VC只是pe的一个子集。比如，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定义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是各种另类投资（alternativeinvestment）的统称，包括对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较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杠杆收购、夹层投资（mezzanine），以及房地产投资等；此外，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还包括对上市公司进行的非公开的协议投资（privateinvestmentinpublicequity，pipe）。”因而，学术上的VC与pe可通过下面的公式表示：广义VC=广义pe=狭义VC+狭义pe(并购基金)
第三是根据习惯不同而区分VC与pe。不同从业背景人士根据习惯不同来区分VC与pe，创投机构倾向将传统及其发展了的VC都归为VC；而投行背景机构倾向将并购基金与VC区别开来，甚至于再将VC区分为成长基金与典型VC。
第四是将VC与pe不加区分并交替使用。这种观点主要是从广义VC和广义pe角度来定义VC与pe，将“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二者不进行明确区分并交替使用，认为VC就是pe，pe就是VC。比如，Levin（2002），以及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行业协会，不仅行业协会名称将二者都包括进去，统计相关数据时也不加区分。
第五是从法律概念的可操作性区分VC与pe。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政策制定者，政府制定政策时，为了讲究政策层面的可操作性，要求明确区分VC与pe。在国外，通常将投资中小企业的pe称作为创业投资。而中国，《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将投资各类未上市成长性企业的pe称作为创业投资。按照此定义，我国大部分pe都应算作VC。
概念混淆
最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是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股权投资是相对于债权投资而言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这种投资以股权形式存在，投资人是被投资企业的股东之一，承担股权损失风险，获得红利收益或股权转让增值收益；而债权投资则是指这种投资以债权形式存在，投资人是被投资企业的债权人，承担债务风险，获得利息收益。因此，将股权投资与创业投资作为一个对等或相反的两个概念显然是错误的。股权投资有很多种形式，创业投资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对容易混淆的概念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是与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相对应的一类投资基金，二者虽然都是投资基金，在许多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并购风险的概念篇10
关键词：风险感知；风险；创业
一、概念界定
风险（Risk）是指一种不确定性，感知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风险感知（Riskperception）的概念由哈佛大学学者RaymondBauer（1960）第一次提出并将其从心理学领域延伸到营销学领域。他认为消费者没有办法对任何购物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进行正确的判断，但事实上个别结果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不好的购物体验并造成情绪上的不愉快。因此，消费者做出的决策存在着结果的未知，而这正是风险的内涵。Cun-ningham和Cox（1967）认为风险感知就是消费者做出购物决策后，可能面对的坏的结果及其出现可能性的乘积。Slovic（1987）认为风险感知就是人们依靠自身的直觉对各种消极事件进行的预估和判断。Cutter（1993）认为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风险做出的判断，并对风险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相应的行动。靳取（2010）认为风险感知包含个体对风险的态度和做出的评价及反馈。风险感知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创业领域关注。Sitldn和pablo（1992）认为风险感知可以对许多创业现象进行有强有力的解释。palich和Bagby（1995）指出风险感知可以对创业者做出有风险的决策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我国学者陈震红和董俊武（2007）也开始注意到风险感知在创业领域的作用，但并未给出定义。刘万利和胡培（2012）认为风险感知是创业者在创业开始阶段对项目的认知，可以降低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风险。
二、维度划分
风险感知概念本身属于心理学范畴，内容比较抽象且泛化使其在测量方面变得比较困难。Cunningham（1967）第一个次提出风险感知的双因素模型，开始用四级量表测量后来演变成三级量表，并通过乘法进行组合得到1至9的不同风险级别。虽然Cunningham本人认为这种建构方法比较模糊，但是这个测量模型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了主流模型。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双因素的模型出现很多分歧，尤其是在对双因素进行相乘还是相加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转而从维度上展开研究。Jacobv和Kaplan（1972）认风险感知包含务、生理、绩效、心理和社会五个维度。Stone和Gronhaug（1993）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时间维度。Simon（1999）通过用点量表衡量创业者风险感知的水平，具体包括6个题项分别是：“觉得创业计划成功率不高”，“觉得创业计划可能造成大量损失”，“觉得创业计划面临风险多”，“觉得创业决策不是个明智的决定”，“认为创业计划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好的影响”。此后anne-Sophie（2002）和Featherman（2003）等在网络环境下对风险感知维度进行了新的度量。Barbosa和Kickul等（2007）研究发现，创业者感知到的风险感知包含损失感知和收益感知两种情况，并对创业者活动的展开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我国学者刘万利（2012）对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时创业者感知到的风险也分为损失感知和收益感知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