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1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社会支持网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是当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盛于70年代，至今仍在继续［肖鸿1999，3］。而在中国，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阮丹青，周路1990］，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伴随着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也逐渐增加。社会支持网研究若依据社会网络分析的通常划分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整体网研究，关系研究和主体网研究。目前许多社会支持网的研究者，主要通过检验主体网或个人网进行研究。［贺寨平2001］国内现有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中，阮丹青、张文宏等学者的成果较为突出。
概述：基本程式和内容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就是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该文的开篇即指出“个人的社会支持网是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以明确其研究的社会支持网是主体网，即与被调查的个人有关系的所有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该报告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即前言，二、研究方法，三、研究发现，四、讨论。本述评将按照调查报告理想模式所应具备的程式和内容，对该报告总的加以概述：
1）研究的问题及背景。该文是“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网”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因此并未对研究的问题及背景作较详细的阐述，而是在前言部分直接阐述了社会网和个人社会支持网的定义，并指明该项研究分析的范围只限于社会支持网的“财务和精神领域的帮助”。接下来，两位作者简要列举了部分既有社会支持网研究成果，同时又指出，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是一直受忽视的领域，阐明了本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相关文献的回顾。该文的研究目标是在“对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网络构成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发现其类似性和差异性及造成这种类似性和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因而，其在前言部分简要地提到几位学者对社会支持网研究的结论。首先是关于西方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成果：Burt和Vanderpoel等人研究发现，“西方社会，在亲属当中，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比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的作用更大。另外，配偶提供社会支持的范围也是最广泛的，人们倾向于从配偶那里获得精神性、工具性和社会性的支持，父母和成年子女也彼此提供精神和工具性的支持……”wellman和wortley认为，“社区关系并没有随着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而普遍衰败，只是居住在不同社区的人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建构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时会采取不同的模式。”其次是关于中国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成果，主要介绍了阮丹青“重要问题讨论网”研究的结论、边燕杰的强关系找工作分析和蔡禾等人的研究发现。
3）研究的理论或假设。严格而言，这篇调查报告没有提出其理论框架或假设，是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城乡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种探索性调查研究。该项研究的目标是试图发现“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精神和财务社会支持网，在网络规模、网络构成模式两个方面的类似性和差异性及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尽管这其中有解释性要求，但也未提出具体假设，毕竟它是探索性的，没有假设与限制，或许更利于发现问题。
4）研究的概念及其操作化。本文作者在开篇前言和研究方法两个部分，多次强调只分析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精神支持网”和“财务支持网”的“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模式”的状况。由此可见，该文中有四个关键概念：精神支持、财务支持、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相对而言，四个概念中，“精神支持”和“网络构成”的抽象程度较高。“精神支持”和“财务支持”具体如何操作化作者未作说明，但交代了两种网络成员选择的标准，即“如果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呢？”和“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两个问题。概念“网络规模”作化为网络成员的数量，“网络构成模式”在调查问卷中则被具体操作化为32种人际关系类型（在统计分析中又被归纳为9种）。
5）抽样、样本及总体。作者在“研究方法”部分，明确指出了抽样的详细时间、地点和方法。城市样本是按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居民家庭―18岁及其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的成人等五个步骤，采取简单随机多段抽样，共抽出503个样本。农村样本先被限定在天津市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再按照乡（镇）――村委会――居民家庭――18岁及其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成人等四个步骤，采取简单随机抽样，共抽出598个样本（实际分析的样本是宝坻县的334个样本）。从作者分析的样本推断，调查研究总体是18―65岁的天津市城乡居民。
6）结果的表达。作者在“研究发现”部分，通过两个百分比统计表，分别描述了城乡居民财务和精神支持网的网络构成及网络规模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为了“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作者“在控制了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以后，进行了多元回归及逻辑回归分析”，结果以两张回归分析统计表的形式出现，并辅以文字说明。作者在对四张统计表的内容描述过后，将这一研究发现归纳为四句。作者的另一研究目标――发现“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是在该文“讨论”部分实现的。其对前面的研究发现部分给予了文化和结构两个方面的解释，由此也占据了该文的半壁河山。
评价：研究方法的运用
通览概述可以发现，该调查报告基本上包含了理想模式的调查研究所应具备的程式和内容。若将该调查归为描述性调查研究，则其报告中未提出理论框架和假设但并未违背研究规范。只是调查报告在讨论部分的大量阐释，占据了全文近半篇幅，虽很有理论价值和启发性作用，但解释的依据基本上不是出自调查分析的内容。本述评拟就对该报告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予以探讨（只针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和操作方式）。
1）抽样方法与资料收集方法。抽样方法总体上可分为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两大类，进一步可细分为简单随机抽样等若干类。调查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自填问卷法和结构访问法。通过对该文“研究方法”的概述，可以知道该项研究中，城市样本采取的是多段抽样，而农村样本的抽取是判断抽样和多段抽样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抽样设计总体上遵循了抽样专家科什（Kish）教授提出的抽样四原则，具有合目的性、可测性、可行性和经济性。这些优点尤其体现在城市样本抽取过程中。城市样本的多段抽样过程，在开始阶段保证了样本来源的全面性，将全城6个区全选为调查区域。第二阶段则从每个区中随机抽取了3个街道办事处，再从抽出的每个办事处各随机抽取1个居委会。这一点充分考虑了各区之间差异较大，各居委会差异较小的可能性，在确保随机性的同时，很好地体现了经济性，可测性相结合的抽样准则。但是在农村样本的抽取过程中，抽样的初始阶段是判断抽样，诚如作者所言，“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加上受研究经费的限制，农村样本的抽选区域定为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应该说作者这种考虑合情合理，其下文所列材料也证明了被限定两区的代表性，但这多少会使这一抽样设计增加些许遗憾，使读者对其抽样过程的随机性多少有点怀疑。两相比较，农村样本在抽样的初始阶段较城市样本小，通过判断抽样限定了1个区1个县；在中间阶段，数目则大于城市样本，从抽出的每个乡镇中，抽取出3个村委会，而与之相对的城市样本，则是从抽出的每个街道办事处中抽取1个居委会。这一点似乎难以解释作者“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的观点，而更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保证农村样本与城市样本的平衡性。当然，任何一项抽样设计都会受诸多因素影响，很难尽善尽美。有一点这样的缺憾，或许也正说明了作者抽样设计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困难性。然而，作者在城市抽取了601个有效样本，在农村抽取了598个有效样本，而进入分析过程时，城市样本仅用了503个，农村样本仅用了334个（宝坻县样本）。然而作者对这些没作任何说明，这会使读者对抽样设计的缺憾有所感受，但也会对所抽取样本的有效性产生疑问。
至于资料收集过程，该文指出“本文运用1996年‘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问卷调查的资料，但未说明究竟是自填式问卷还是结构访问问卷，读者也无从得知。但读者至少可能会由此产生一个疑问：“倘若是自填式问卷，这个针对农民的调查，信度和效度有多高呢？另外，该项调查研究的是“天津市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状况，只涉及“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的小部分。而读者在未被告知“支持网”的研究者是否组织或参与了“社会网”的研究时，完全有理由怀疑这项研究只是一个文献研究，而非调查研究。因为这里不能排除该项目研究者从既有问卷调查的资料中“提炼”出变量予以描述分析的可能。
2）变量设计与操作化。变量设计和操作化是调查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具建构的基础环节，也直接制约着一项调查的解释性或描述的准确性。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从概述中可以看出，该项研究主要涉及四个变量，即精神支持、财务支持、网络规模、网络构成。作者在量表设计部分，只对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两个变量的操作化给以说明，而未对“精神支持”和“财务支持”给予相应的说明，仅指出了精神支持网成员和财务支持网成员选择的标准。这似乎有点不妥，尤为不妥的是财务支持网成员的选择标准，即“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在西方国家中，这一指标可能非常适用，但在中国使用，却不能反映作为网络成员的配偶在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财务支持网统计表的数字显示，农村居民被访者提到配偶的仅为4.1%，城市被访者提及的也只有5.6%，与西方调查结果相去甚远）。这里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这一指标的不合理性：
首先，从财产权观念来看，中国的夫妻间个体财产权观念很弱。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从来只有家庭财产权观念，而没有个体财产权观念。这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私房钱”予以说明。为什么认为夫妻间个人保留一定钱财是“私房钱”呢？因为在中国的夫妻眼中，财产是“夫妻共同体”的集体财产。谁若存私心，想保留自己个人的钱财，则无疑被视为是在存“私房钱”。且这种私房钱数量只是有限的，并且这种行为也不被提倡。夫妻共知共有的财产，仍是家庭财产的主要部分。对于这主要部分的财产，既然是夫妻共有，则使用财产时就不是“借”，而是“拿”。因此普通百姓向自己配偶“借钱”的概念也很弱，尤其是需要“借一大笔钱”时，更不可能想到向自己的配偶借。当然，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个人财产权观念的普及深入，中国夫妻间这种“公共财产权”的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一指标可能也会适用于中国的个人社会支持网调查研究。但在当前似乎难以适用。
其次，从现实生活来看，夫妻间的财产所有权关系难以理清。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在此只能简单地加以说明。第一，单从家庭的功能而言，中国家庭目前具备赡养、孩子教育、经济等多种功能。夫妻的结合，即意味着家庭的构成。夫妻在家庭中会有不同分工，以履行不同家庭功能，诸如获取财富，抚养教育小孩，赡养老人，料理家务等。由此，夫妻在家庭中的贡献也各有侧重点。即使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中，也很难说，丈夫在外所挣钱财是其私人所有。假如是这样，那么妻子应该得到在赡养老人或抚养教育孩子及家务劳动中的工作报酬。第二，夫妻创造财产时的共同行动使得收获的财产难以分清。这一点在中国大部分农村比较显著。自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来自耕种责任田的财富，往往是夫妻共同劳动的结果。即使流动的农民工，也常常是“夫唱妇随”，夫妻商店、夫妻手工作坊很多，要明确区分夫妻财产困难重重。第三，理财的方式和习惯，仍然使得个人财产权难以独立于“夫妻公共财产权”之外。
可以说有这种难以理清的财产权，使得夫妻间也难以产生向对方借钱的行为，更可能的是配偶双方共同使用财产。因此，无论从夫妻间财产权观念而言，还是从现实生活中的财产权关系观察，这一“财务支持网”所使用的指标，难以测量配偶在个人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也许应该有其他指标的辅助才可。
3）资料分析。该文在“研究发现”部分指出，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民和农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究竟有多大？他们向什么人寻求特定的社会支持？”因而，资料分析的前半部分，通过“财务支持网的构成”和“精神支持网的构成”两张百分统计表，向读者描述了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模式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但是，为了“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显著差别”，资料分析的后半部分，随即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予以说明。“财务支持网的构成”回归分析表和“情感支持网的构成”（不知是何原因，使“精神”置换成“情感”，是打印错误吗？）的回归分析表具体展示了结果。在这儿，多元回归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只是被用来确定“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发挥描述，而不是解释性作用。是否可以称之为统计分析方法的“大材小用”呢？
两点思考
通览张文宏、阮丹青两位学者的调查报告，可以强化一种感受：变量的操作化是调查付诸实践中的最困难环节。变量操作化的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调查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由此想到，变量的操作化应该因时而易、因地制宜，不断修正和完善。针对当前社会网研究而言，尤其在网络构成的操作化中，应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如现今发达的信息网络，不管这种网络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还是仅仅是一种“虚拟社会”，但有一点是客观现实的,即“网友”们的存在。虽然其不被在现实中认可，但无疑网友可以视为部分人的社会支持网的一部分，他可以是一些人的精神慰藉，从而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支持”的交往对象，所以在操作化“网络构成”时，也可作为考虑的一部分。
另外，变量操作化是建构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工具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在调查研究中，能否将资料收集工具和变量操作化的关系倒置呢？如：从一项大规模大课题问卷调查资料中，提炼出相当于其小规模子课题研究中的描述或对其建构假设而给以解释。例如，从社会网调查的结果中，提炼出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相关变量，对社会支持网的状况予以研究。如果能做这种倒置，则其研究的结果有多大信度和效度呢？如果在这种倒置关系下，不能像文献二次分析那样有效，研究的结果没有可信性，那么如何防止这种“伪调查”的出现呢？这些也许值得我们去思考。
参考文献：
[1]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3）：12―24.
[2]阮丹青，张文宏，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2）：108―118.
[3]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3）：75―85.
[4]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1）：76―81.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2
【关键词】文献综述；社会调查；资料收集；研究和调查
【abstract】Culturalheritageoverview，isthatisincertainlyoftheperiod，authorrightnesssomearesearchproblemvariousrelatedculturalheritagecarryonsystemtocheckwithanalysis，andastoit'smediumofofdata，dataandmainstandpointcarryoninducetocomb，analysisrefinebutcomposeofthesis.theculturalheritageoverviewisanecessarylinkinthesocietytheinquisitiontheresearchandhavecan'tactforoffunction.thistextwillfromthebasiccontent，basiccharacteristicofculturalheritageoverviewisangleofview，thentotheculturalheritageoverviewisinthesocietytheinquisitionofthemeaninglaunchanalysisandexplain，forfullexertivetheculturalheritageoverviewisinthesocietytheinquisitionofthefunctionprovidesomeoriesbasis.
【Keywords】Culturalheritageoverview；thesocietyinvestigate；Datacollections；Researchandinvestigate
引言
文献综述是在确定了选题之后，作者在对选题设计所涉及到的研究领域中相关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基础之上，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新水平、新动态、新科技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社会调查，是人们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方法，有计划、有目地对相关社会事实进行资料收集、归纳、分类以及研究，从而做出描述、解释和提出对策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文献综述既为社会调查研究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准备工作，也为社会调查研究提出一些创造性的新观点和新看法。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开展文献在社会调查中的意义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的基本内涵
认识和把握文献综述的基本内涵，是开展文献综述在社会调查中的意义研究工作的基本和前提。作为科学文献的一种，文献综述是“综”与“述”相结合。“综”是指经过作者对阅读材料的整理、综合分析，把许多文献资料的共同观点、实验结果和方法提炼出来，按照一定的思维程序加以综合、概括的科学思维过程。所以“综”是精华与核心；“述”是指专门地、深入地、系统地论述某个方面的问题，是在“综”的基础上，按文章的写作程序把它表现出来展示给读者的过程，是一种手段和方法。
一个好的文献综述就要充分地收集与课题相关文献的相关资料，能够以其系统的分析、评价和有根据的趋势预测为新课题的确立提供有力的支持和论证，不但可以为下一步的学位论文写作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提供某种延伸的契机，而且能表明写作者对既有研究文献的归纳分析和梳理整合的综合能力，从而有助于提高对学位论文水平的总体评价。因此，文献综述在社会调查中不仅为调查研究提供了解过去、展望未来的资料，而且能够使作者掌握关于所选课题的知识，有助于启发作者选题和调查研究视角与调查方法的思路，为选题和调查设计提供线索；更有利于提高作者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
2.文献综述对社会调查的作用
文献综述中对一些社会调查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状况、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趋势等方面的述评，为社会调查的深入开展起到重大的作用。因此，文献综述中所负载的知识信息，对于开展社会调查具有重要的作用。
2.1历史性作用。从文献综述的综合性来说，有利于为社会调查提供清晰明辨的历史资料。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时期同一课题的所有主要研究成果的综合概括。因此，要尽可能把所有重要研究成果搜集到调查者手中，并作认真细致地进行加工、整理和分析，使各种流派的观点清楚明晰，清晰地运用到社会调查之中，为社会调查的真实性提供了历史依据。
2.2客观性作用。文献综述的描述性来说，有利于社会调查研究客观的转述并运用文献中的观点。文献综述在对各种流派的观点作介绍时，应该保持这些观点的“原味”，这就要求对被介绍的观点作客观性的描述。因此，在社会调查研究中运用文献综述，首先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各个流派的重要观点进行转述；同时，在归纳各种观点时，要抓住要点，表述时应简明扼要。
2.3前瞻性作用。从文献综述的评价性来说，有利于社会调查所选课题今后发展动向或趋势的明了。在社会调查中不能仅仅局限于介绍研究成果，传递学术信息，还要对各种成果进行恰当而中肯的评价，并表明作者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文献综述重点在于“述”，要点在于“评”。由于评价的倾向性，通过文献综述，就会引导出对课题今后发展动向或趋势的说明。
3.文献综述在社会调查中的意义
社会调查是一种系统的认识活动，它既包括资料的收集工作，又包括资料的分析工作。文献综述是由调查者通过系统的查阅与所选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和加工，从而撰写出综合性叙述和评论的文章。那么，从所研究对象的资料对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来看，通过文献综述对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和评价，不仅可以进一步阐明所选课题的意义，还可以为本课题组织材料、形成观点奠定基础。
3.1有利社会调查者明晰选题。文献综述对社会调查了解所选课题的情况具有重要作用，使社会调查者对课题的选定能够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在科研性的社会调查中，文献综述为科研人员提供了研究课题的历史、现状、当前争论的焦点以及发展趋势的情报资料，能够帮助科研人员了解到本领域的全面情况，从而确定这一值不值得做，为什么要做，去研究什么。这些都是在文献综述对研究课题的查找和了解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利于研究者选定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3.2有利于社会调查者更新知识。文献综述对前人对相关知识的总结和概括，使社会调查者能够对选课题有效地进行知识的更新。文献综述具有内容浓缩化、集中化和系统化的特点，能让调查者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对某种专题的内容、意义、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等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的、明确的认识，有利于帮助他们迅速地了解到有关专题的历史、进展、存在问题，做好科研定向工作。
3.3有利于社会调查者确定方法。文献综述对相关内容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归纳和梳理，使得社会调查者对能够很好地把握和确定调查研究视角与方法。文献综述对所选课题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有利于调查者了解以前关于这些发面的调查与研究，能够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一个恰当的视角来思考问题，确定一个更为有价值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问题，进而确定调查研究视角与调查方法。
3.4有利于社会调查者借鉴或参考。文献综述的检索的作用，使社会调查研究者对的资料来源有了清晰地认识，有利于读者的了解与参考。文献综述后所附的参考目录可为读者已确定课题的许多参考文献，成为一种独特的情报检索系统。利用参考书目采用回溯检索和循环检索的方法，可获得成千上万篇的文献资料，为读者对调查的了解和知识的运用提供了帮助。
3.5有利于社会调查者开拓视野。文献综述把相关的各种观点的收集和整理，使社会调查者在研究中能够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写作的组织材料。作者通过收集文献资料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熟悉并掌握查找和积累资料的方法，并且在查找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自身的分析、归纳、整理、综合的能力，是作者全面、完整的了解有关专题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培养锻炼组织材料和正确表达思想的能力。
小结
文献综述作为一种科学文献，通过为社会调查所选课题收集丰富大量的文献资料，并进行综合分析和系统整理，将收集的资料运用于社会调查研究中，是社会调查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要重视文献综述在调查研究中的作用和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顺达、陈有进、孙宏安《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
[2]赵春福《社会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3
论文摘要:为提高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法的效率，就应了解和掌握其要领.文中就问卷调查法及其种类，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结构与原则，问卷设计中常见的错误以及问卷调查的实施与评价等进行了分析.
问卷法是现代社会学研究中最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特别是在调查研究中的使用则更为普遍，因而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称“问卷是社会调查的支柱”;英国社会学家莫泽则说:“10项社会调查中就有9项是采用问卷进行的”。可见问卷调查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十分突出。这些年来，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广泛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使体育社会学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要提高问卷调查法的效率，就必须了解和基本掌握其要领。
1、问卷调查法及其种类
问卷是社会研究中搜集资料的1种工具，它的形式是用1份精心设计的问题表格，向被选取的调查对象了解情况或征询意见。问卷调查是书面调查，即调查者用书面形式提出问题，被调查者在既定的局面表格上回答问题。问卷调查一般是定量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统计量推断总体。问卷调查的对象可由调查调查者自行选取，如专家咨询等;也可用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这样可保证调查问卷具有一定的样本量。
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所使用的调查问卷，按填答的方式可分为自填问卷和代填问卷。自填式问卷是由被调查者本人填答的，而代填式问卷则是由调查人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代为填写的。自填式问卷调查可按问卷的传递方式不同，分为报刊问卷调查、邮政问卷调查和送发问卷调查;代填式问卷调查也可按照与调查者交谈的方式不同，分为访问问卷调查和电话问卷调查。
2、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结构与原则
2.1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
2.1.1从被调查者的角度考虑问卷的设计由于问卷需要被调查者回答，因而调查者在设计问卷时既要突出自己研究的主题，又要考虑被调查者回答的方便。因此要注意:问卷设计不宜太长，问题不要太多;所提出的问题不要太难，更要避免提出被调查者不愿回答的，诸如较为敏感或涉及个人隐私等问题;不应要求被调查者进行难度较大的回忆和计算，不要提出明显带有调查者本人观点的问题等。
2.1.2对队碍问卷调查的因素有明确的认识一项问卷调查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被调查者能否与调查者合作。从问卷设计的角度上分析，影响被调查者与调查者合作的障碍主要来自主客观两方面.主观障碍是被调查者在心理和思想上对问卷产生的不良反应，客观障碍则是由被调查者受自身的知识、能力、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而形成的。
2.1.3从多方面考虑问卷的设计工作问卷看起来是由1组问题和答案所构成的调查表格，但在其设计时却涉及了许多在问卷上看不到因素。在设计问卷时需要注意的因素较多，而在这些因素中，调查目的、调查内容、样本性质、资料处理分析方法、问卷使用方式、调查经费和时间等影响因素则是必须考虑的。
2.2问卷的一般结构
2.2.1卷首语即1封致被调查者的短信，作用在于向被调查者介绍或说明调查者的身份、调查目的以及对被调查者参与合作的谢意等。卷首语要求简短明确，用语客气。
2.2.2指导语即填表说明，用来向被调查者说明如何正确填答问卷。如果是单项选择或“是”与“否”的问题，向被调查者说明将自己的选择在何处打“j”或划“o ".如果是多项选择，说明是否需要排序以及如何排序等。如“请将下列问题的答案按您认为的重要性程度在“口”内填上1.2.3……”等。
2.2.3问题和答案问题和答案是问卷的主体，被调查者的各种信息正是通过问题和答案收集到的。问卷中的问题在形式上可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两大类。
所谓开放式，就是只提出问题而不为调查者提供具体的答案，而是由其自由作答。如:“您最喜爱的健身方式是什么?”，(请自填)。
开放式问题的主要优点是回答者有充分的自由按自己的情况或发表意见，不受什么限制，回答往往也是最自然的，所得资料也比封闭式问题所得资料丰富生动。但开放式问题也有缺陷，其1，受被调查者理解能力、知识水平和表达能力等限制;其2，由于需要较多的思考，因而会花费被调查者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其3，开放式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可能过泛，因而不便于处理和定量分析。
所谓封闭式，就是提出问题的同时，给出2个或若干个可能的答案，供被调查者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看法和意见，从中选择1个(单项选择)或多个(多项选择)作为回答。例如:
“您最喜欢看哪一类的电视节目?”(限选1不答案，请在口内打“口”)。
(1)新闻类口(2)体育类口(3)文艺类口(4)经济类口(5)军事类口(6)其他类
“您喜欢观看的体育比赛是什么?”(可选多个答案，并请按您所喜爱的程度在口内标明1.2.3.4……)。
(1)足球口; (2)篮球口; (3)排球口;(4)田径口:(s)体操口;(6)跳水口;(7)乒乓球口;(8)羽毛球口: (9)网球口;(10)游泳口;(11)射击口; (12)滑雪口;(13)其他(请写明)。
封闭式问题的优缺点与开放式问题正好相反。虽然这种方式对被调查者有一定的限制，缺乏自发性，回答中的偏误也难以发现，但由于回答者填写较方便，所花时间较少，对其他方面也无特殊要求，对回收到的问卷便于进行统计处理和定量分析，所以是1种常用的问卷设计方式。
封闭式问卷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常用的有:(1)填空式—在问题后面的横线上或括号内填写问题:(2)两项式—只有2种答案而选择其中之一的方式;(3)多项式—列出多种答案，由被调查者选择其中1项或多项的形式;(4)顺序式—列出若干种答案，由被调查者给这些答案排出先后顺序的方式:(5)等级式—列出不同等级的答案供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加以选择;(6)矩阵式—将同类的多个问题和答案排列成1个矩阵的形式:(7)表格式—将同类和几个问题和用表格形式体现出来的方式。
2.2.4编码所谓编码，就是对每1份问卷和问卷中的每1个、每1个答案编定1个惟一代码，并以此为依据运用计算机对问卷进行数据处理。
2.2.5其他资料包括问卷的名称及编号，被调查者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等，问卷发放与回收日期，调查人员、审核人员姓名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2.3问卷设计的原则
(1)客观性。所设计的问题必须符合客观现实和实际情况。如果在调查问卷中所提出的问题大大落后于实际，调查的结果就不可能反映真实情况。如果所设计的问题超越了现实，调查所提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难以使人信服。(2)必要性。必须围绕调查课题和研究假设设计必要的问题。设计的问题过多和过于复杂，会增大调查成本和降低问卷的回复率，设计的问题过少又无法说明调查研究欲说明的问题。(3)可能性。问题设计要符合被调查者回答问题的可能。超越或低估被调查对象实际能力的问题都不能正确反映实际情况。(4)自愿性。必须考虑被调查者是否自愿真实回答问题。凡被调查者不可能或不愿真实回答的问题，都不宜正面提出。(5)针对性。主要指当“专家”问卷调查表发放时，其对象的选择要恰当。当问卷表中的内容对专家来说也不熟悉时，就难以看到加以回复。
在问卷调查中，被调查对象一般是通过对问卷中已设计好的问题与答案的理解来选择回答的，因而，如何清楚地表述问题和设计答案是其难点。表述问题的基本原则是:
(1)具体性。一般在问卷中不要用抽象概念和提笼统的问题，因为抽象概念和笼统问题不易回答，即便是回答了也难进行科学分析。(2)单一性。每1问题的内容要单一，不要把多个问题合在一起提出，因为对复合问题难以用某1答案来回答。(3)准确性。表述问题的语言要准确，不要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更不要用容易产生歧义的语言和概念。(4)简明性。用于表述问题的语言要尽可能简单明确，句子冗长繁琐而不得要领的问题会降低回复率和有效率。(5)中立性。表述问题的态度要客观中立，不要使用诱导性语言和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更不要在问题前套上诸如:“x x说……”等“帽子”。(6)通俗性。问题的语言表述要通俗易懂，不要使用被调查者感到陌生的语言，特别是不要使用过于专业的概念和术语。
此外，问卷中问题的表述要尽量避免用否定句的形式来表达，特别是对问题答案采用“是”与“否”的选择时，否定句容易产生误答。
设计答案的基本原则:
(1)相关性。所设计的答案必须与所询问的问题有直接关系，避免出现答非所问或无关答案。(2)完整性。尽可能地穷尽与问题有关的主要答案(因太多而不能列出的可在最后用“其他”表示)。(3)同层性。所列出的答案要在同1个层次上，即按分类标准是同一类别、同一维度和处在同一分类水平上的答案方可。(4)互斥性。设计出的答案应当是相互排斥的，如果出现互相包含和兼容的问题，被调查者在作选择时会感到困惑。(5)可能性。所设计的答案应当是被凋查者能够回答并愿意回答的，即对方从能力上和感情上均可接受的。
3、问卷设计中常见的错误
3.1问题含糊
即问题的含义不清楚、不明确，或者可能产生歧义。如:“你近来是否经常参加锻炼?"(1)是口;(2)不是口。
在这个问题中，“近来”、“经常”和“锻炼”的表述都比较含糊。“近来”是个时间概念，但它也是1个相对的概念，可指近2, 3天、近2, 3个星期、近2, 3个月甚至更长。“经常”是一频度概念，但也是1模糊概念，达到什么要求才能称之为经常?1周3次还是3周1次?“锻炼”1词在体育界以外，就可能联想到其他的锻炼，如下基层锻炼等。即便知道是指体育锻炼，但它包括哪些内容，骑自行车上下班算不算?
3.2概念抽象
有些调查者常常用抽象的概念或极为专业的术语来表述问题。如:
(1)“你认为举国体制是否是我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最佳体制?”
(2)“按项群理论，可否将现有的运动项目分为以下几大类:……”
在(1)问中的“举国体制”是1抽象概念;在(2)问中的“项群理论”是1专业性很强的术语，把这些概念和术语用于对象是相关专业人士的调查尚可，但如果用于一般性的社会调查，就难免会让人头痛。
3.3带有倾向
调查问题的设计者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在问题表述中体现出来。如:“中国足球水平如此之低，而国内足球甲a俱乐部球员的收入又高得离谱，你认为这种现象合理吗?”
(1)合理口;(2)基本合理口;(3)不合理口;(4)很不合理口。
问题的这种表达方法明显地带有对选择答案的诱导，其结果是导致被调查者选择后两项答案。虽然问题的设计者可能并未偏离事实，但这样的表达方式显然不符合中立性的要求。
3.4多重含义
1个问题只应当问1件事情，如果1个问题中同时出现2个或多个事物，回答者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如:
“目前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水平是否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步?”
(1)是口((2)基本是口(3)不是口
从表面上看，问题是指体育运动1件事情，但由于在体育运动中包含了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等方面，如果这些方面的发展并不协调或不同步的话，对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做出适当的选择。
3.5问法不妥
除问题的设计之外，在答案的设计中也会出现错误或不妥当的情况，问法不妥就是其中较为常见的1种。如:
“对运动员应当多表扬，少批评”
(1)正确口(2)错误口((3)不知道口
表扬和批评只是不同的教育方式，多与少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在答案中用正确或错误等来界定某种方式显然是不对的。如果在这个问题后再加上“您是否同意采用这种方式”并将答案改为“同意、不同意、不清楚”就较为妥当了。
3,6过于复杂
设计问卷的原则之一是简明，而在许多社会调查问卷中并未注意。如:
“协会制在现阶段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多项选择)”
口(1)项目管理中心与单项运动协会的“双轨制”运行方式，不利于调动社会体育组织的积极性。
口(2)协会自身的能力还比较欠缺，需要进一步提升其管理水平与市场运作能力。
口(3)政府对运动项目的管理权限过大，存在越拉、错位与不到位现象。
口(4)协会制有效运作的社会化网络不健全，难以承担起竞技体育发展的责任。
(5)以全运会为代表的赛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利益主体，阻碍了体育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6)单项运动协会通过市场获取资金的能力不足，政府财政的补贴有限……。
问卷设计中的复杂的问题和答案本身并无错误，但某些被调查者不太愿意对这些复杂问题动脑筋。因此，如果问卷中的问题和答案表述过于复杂，会大大降低其回收率。
虽然在问卷设计中出现一些错误或不妥也属正常现象，但为了提高问卷调查的效率，则应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各种错误的发生。
4、问卷调查的实施与评价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4
〔关键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综述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11）07-0007-04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儿童成为中国独特的社会群体。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对1978年以来国内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文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多学科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的方法也在逐渐规范化，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中的结论存在一些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为提高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水平,明确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准确把握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制定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指标体系，有必要对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文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梳理。
二、已有的研究成果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基本状况，国内研究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整体上令人担忧，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是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1]。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喜忧参半，申继亮、武岳通过量化研究发现，虽然农村留守儿童在生活压力事件水平上显著高于非农村留守儿童，但二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无显著差异。虽然父母外出打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但并未发现留守本身给儿童的发展造成任何直接的不良影响，大量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负面描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不良环境的消极作用，而抹杀了个体发展的主动性[2]。总体上看，当代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是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1.农村留守儿童表现出的基本的心理特征
陈广云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有远离父母少亲情、独立性差怕吃苦、自私心重难合群、过度自尊少谦虚、极端自负怕挫折等[3]。农村留守儿童消极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心理承受力弱、意志力不强、缺乏安全感和家庭归属感；自卑、寡言、悲观、孤僻；任性、脾气暴躁、情绪焦虑、态度冷漠、神经过敏，有的还有盲目反抗和逆反心理，对父母打工不理解而充满怨恨。这种心理上不正常的现象，陈广云将之称为“农村留守儿童综合症”[4]。很少有研究者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去认识某些心理现象（如任性、逆反心理）是儿童心理发展的正常表现，这会使研究有失偏颇。有的研究者发现，有少数孩子在父母外出打工后，变得更加坚强、自信，自理能力增强，而且能够理解父母的做法，把对父母的思念、感激变为学习的动力，自觉上进，表现良好。如王峰生的研究发现不少农村留守儿童面对挫折更加坚韧，形成了自主自强、勇敢负责的良好个性[5]。综上所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不健康问题，以推动新农村建设。
2.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分析
王东宇对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家庭因素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与父母分离时间不同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与父母分离时间越长，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各种心理健康问题更突出；代养人的文化程度、教育观念、教养方式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也存在很大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年级、城乡差别以及是否与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有较大影响[6]。周宗奎等指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实际上是与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些问题相互影响的[7]。申继亮等的研究结论是：母亲是初中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要支持源；不同性别、年级和留守时间的初中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状况存在一定差异[8]。吴桂华等指出家庭教育缺失；教育资源短缺；制约农村留守儿童“学有所教”；未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格局[9]。以上研究者都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的负面效应，同时我们要看到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处境和经历能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独立，不少农村留守儿童面对挫折更加坚韧，形成了自主坚强、勇敢负责的良好个性。综上所述，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需要专家学者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3.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
王美玲认为，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学校作用，发展寄宿制教育，开展心理辅导课；组织自治教育，农村留守儿童较多的学校应在各年级设置“农村留守儿童自治班”；正确引导家长，改善家庭教育。家长要提高自身素质，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0]。姚云提出，应以教育部门为中心，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以寻找事实基础，充分重视和发挥学校教育的优势，政府主动担负相应的责任，以实现社会关怀的构想[11]。郑哲认为，学校的教育影响是儿童入学后最重要的社会化因素，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应充分发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和作用[12]。殷世东指出，“留守”学生失范行为的矫正需要社会、国家、社区、教育部门和家庭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共同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建构一个有效的支持系统[13]。叶曼等较全面地分析了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因素，并提出了心理健康教育多元互动模式，即加强社区、学校、父母、监护人与农村留守儿童的互动，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14]。陈香从家庭教育角度指出，父母应有完整的责任意识，要定期与子女沟通交流，更多关爱子女，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来表达对子女的爱，同时取得社会和学校的支持[15]。以上研究都是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有关的实施途径和策略，却没有确立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这样不免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空洞无物，运作困难，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应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特点确立相应具体的心理健康内容：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道德品行教育、良好个性塑造等。在学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活动课、专题讲座、个别咨询与辅导，创设符合心理健康教育所要求的物质环境、人际环境、心理环境，帮助他们解除心理困扰，提高心理素质。
4.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的研究方法
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有两种：一是理论研究方法，主要从人口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审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形成的相关因素及其教育策略等；二是实证研究法，主要研究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的状况、农村留守儿童人格、自我概念、心理健康等方面。具体有心理测量法、访谈法以及问卷调查法等。
5.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心理学理论依据
通过对近三十年有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的心理学依据主要有：（1）人格心理学：郑雪的研究中提出统合是健康人格的本质特征，人格良好的个体主要表现为客观的认知与正确的自我意识、乐观的生活态度与积极的情绪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与良好的社会适应，以及实践活动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和自我效能感[16]。（2）发展心理学：蔡少娜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或消极的自我概念、自尊高低、自我接纳的程度、自我效能感、是否形成良好的自我同一性、自我调适能力等一系列相关的心理学概念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17]。（3）社会心理学：闻吾森研究发现，心理健康各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与积极应付方式负相关，与消极应付方式正相关；良好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正相关，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负相关[18]。（4）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中关于积极的情绪和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尤其是主观幸福感、乐观、宽恕等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与健康心理之间有很高的一致性。何树华、杨巍峰、姚杜娟、王巍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5）心理弹性理论：所谓心理弹性，是指在显著不利的背景中积极适应的动态过程。申继亮等人的研究指出，农村留守儿童的远环境只是一个缺乏解释力的标签。远环境是通过影响儿童的近环境，从而作用于个体，因而它对于个体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以往的研究更多是单纯地研究远环境，例如留守、留守时间等对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影响。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近环境的作用，例如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家庭教育观念和监护人的教育质量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能更有效地抓住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关键因素，及时有效地采取干预措施。（6）经典分析理论：弗洛伊德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非常强调儿童与父母的关系，认为早期的母爱剥夺有可能造成儿童情绪发展上的创伤性后果。研究还认为，亲子分离未必会引起不可挽回的后果，关键问题不在于分离本身，而在于替代父母对待儿童的关心程度能否补偿和代替亲生父母。此理论为我们成功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带来了曙光。上述心理理论中可从社会和个体的角度分为两类。从社会角度考虑的有社会心理学、心理弹性理论；从个体角度考虑的有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经典分析理论。不同研究者因自己的研究视角不同，所依据的心理理论也不同，笔者认为应该同时考虑这些心理理论，探索新的研究视角。
6.现有调查研究的主要特点
已有调查研究活动的主要特点：（1）大多数调查是针对一个或几个县、市的小范围。（2）调查区域主要集中在人口输出比较多的省。（3）被调查对象主要是学龄农村留守儿童，学前农村留守儿童还比较少，15至18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尚未受到研究者的关注。（4）在相关专家、学者对此课题进行研究后，对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举措落实的可行性及落实情况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问题与展望
（一）研究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界定不统一
明确的概念界定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但是，迄今，对于什么是农村留守儿童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还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这将直接影响这一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孩(子)、留守学生、留守少年、留守幼儿、空巢儿童等五花八门的概念在目前的研究报告中均有出现。其次，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逐渐将概念统一到“农村留守儿童”上来，但是，不同的研究所指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很不统一的，特别是在“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孩子的年龄”等确定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基本要素上还存在较大差异。
2.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原因剖析不全面
除留守以外，离婚、虐待都是儿童成长环境中的危险因素，所以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问题，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究竟哪些问题确实是留守状态造成的？哪些又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的？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需要以农村留守儿童所处的整个成长环境为背景，加以综合考察。很多研究者仅仅是以某一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作假设，而以这种片面的假设为指导，设计出的往往只会是以某个或某些学校（或学校的某个年级）、某个或某些地区的农村家庭为研究单元的研究内容和调查方案，从而有可能忽略了其他的儿童成长环境或者其他种类的危险因素给其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研究分析和研究结论，其可信度有待考证。所以必须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实证研究。
3.文化客位影响
笔者认为，在研究农村留守儿童过程中，存在一个文化客位的问题，即研究者有可能已经过早地将其个人的观点强加给了被研究者，那么自然会得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研究结果。在调查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时，如果研究者已经想当然地认定农村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视他们为心理不健康的异类，那么在调查过程中也就带有这种偏见，调查结果就“意料之中”了。而在研究非农村留守儿童其心理健康问题时则没有这种文化客位影响。因此，研究者在认同农村留守儿童中的部分人也许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同时，也不应该将此问题扩大化，刻意地认为心理不健康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普遍现状，把农村留守儿童都看作心理扭曲的异类和弱势群体，从而将其与非农村留守儿童明显地划清界限，这样也许会对农村留守儿童产生更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客观地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所在。
4.研究者的个人因素对研究有干扰作用
尽管学术界认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不可能截然分开，但笔者通过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分类以后认为，其中只有少数的文献偏重于定量的研究，有多数的文献偏向定性的研究。前者是基于对客观数据的收集和验证，排除了研究者本人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所以成文的过程比较概括、客观。后者是基于对“既有事实”的特征描述、原因分析、对策研究，其中，研究者的主观条件会情不自禁地介入研究过程，从而影响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在定性研究中，对同一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进行研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等都会因为各自不同的出发点而对这一问题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除了研究者的职业倾向以外，这些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偏好、信念、性格特征、年龄、性别、经济地位、家庭背景、个人与贫穷有关的生活经历等都可能导致他们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切入方式，从而影响研究结果。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不断地反思，尽量避免个人因素对研究的影响，从而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5.忽视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心理特征的关注
在描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特征时，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研究者谈到了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的心理特征，而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聚焦于对农村留守儿童消极的心理特征的研究。然而，农村留守儿童一般都是在艰苦环境的磨练中成长起来的，苦难造就了他们早熟的秉性，挫折磨练了他们不屈的性格，因此坚强是他们普遍具有的心理特征。而且，由于家庭的贫困，他们从小就较少得到父母的呵护与照料，逐渐培养了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他们遇事比较有主见，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显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学习和工作中普遍都勤奋好学，生活一般都艰苦朴素等。这些优秀的特点和潜质，更值得社会各界去关注和开发。如果只看到或强调农村留守儿童消极的心理特征，而忽视对积极心理特征的关注，无疑违背了研究的公平性原则，难免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也会给农村留守儿童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伤害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因此，在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即使是描述消极的心理特征，我们也应该持一种客观的、非批判的态度，更不能忽视农村留守儿童心理中积极的特征。
（二）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展望
在农村留守儿童领域，当务之急是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准确地掌握情况、了解问题，为制定对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1.明确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农村留守儿童一词最早是由一张（1994）提出的，当时是指父母在国外而被留在国内的孩子。今天通常指的父母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乡的孩子。严格地定义农村留守儿童，需要确定以下三个基本的要素：（1）外出父母的数量。是父母双方还是单方外出的孩子算留守儿童？（2）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父母外出流动多长时间的孩子可以被视为“留守”儿童？（3）孩子的年龄界限。多大年龄的孩子算农村留守“儿童”？纵观现有研究文献，只有少数研究对上述三个要素作出了界定，但各项研究所作出的界定标准很不统一。
按照以上的要求可以组织小型研讨会，邀请曾经开展过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部分研究者和统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专家，共同确定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及其内涵、外延。概念明确后，要以适当方式公诸于世，以便共同遵守执行。
2.组织力量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这点是能否成功开展下一步研究的先决条件，应该尽快组织实施。建议由权威机构组织儿童、教育、心理、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等领域的专家进行集体攻关。研究内容要尽量覆盖教育、卫生保健、权益保护、营养、行为、心理、亲子关系等内容。
3.整合分散的力量和资源，及早开展一次大型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调查
为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情况，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调查研究活动。此前，由于没有全国性调查为支撑，各地在开展相关工作时不得不各自为政，导致调查研究的效率不高。由于技术力量的限制，各地的调查常常规范性不够，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及早组织一次有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专题性全国调查，并在专题调查基础上组织深入的科学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各地的农村留守儿童工作。
4.农村留守儿童分布的地区差异极大,全国性调查要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这种分布特点进行
此前，一些科研机构选择的全国性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地点并不是农村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区。而一些农村留守儿童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却又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样得到的农村留守儿童情况，极有可能反映不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情况。
未来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范围扩大的同时，应注重研究方向、方式、方法，以及对农村留守儿童各方面问题作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完整且成熟的研究成果，切实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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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5
大理是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白族传统音乐种类最为繁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白族民歌、白族曲艺音乐、白族戏曲音乐、白族器乐音乐、白族歌舞音乐、宗教音乐等六大类。①下面笔者分别对这六类音乐艺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白族民歌
有关大理白族民歌的作品集、论文等，成果丰富、异彩纷呈。主要有：专著《大理白族民歌概述》②、《白族音乐志》③等，论文《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④、《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⑤等，这些专著或学术论文⑥的出版及发表，对于白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2.白族曲艺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曲艺音乐是大本曲。关于白族大本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集、整理、编写的《大本曲音乐》（禾雨编）、《白族大本曲音乐》⑦、《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⑧等⑨。另外，有关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⑩的课题正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将密切关注其阶段性的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3.白族戏曲音乐
白族古典戏曲名为吹吹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吹吹腔改称白剧。白剧是在白族吹吹腔、大本曲两种声腔系统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成的地方戏剧。在学术界的研究颇有成果，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有《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11}、《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12}、《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13}、《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14}等文{15}可见。
4.白族器乐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当数龙头三弦和唢呐。对于白族代表乐器的研究，目前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16}、《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17}、《白族八角鼓的演变》{18}等{19}，这些论文的发表，使学界对于白族乐器及器乐的了解更加深入。
5.白族歌舞音乐
对于白族歌舞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在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有：《简论白族霸王鞭舞》{20}、《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21}、《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22}等{23}。
6.宗教音乐
过去大多数白族人信仰佛教，同时也奉祀“本主”（即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英雄）。与佛教（包括道教、儒教）活动有关的音乐有“洞经音乐”，在本主节活动中主要是邀请白族民间曲艺艺人弹唱大本曲。
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有《大理洞经音乐》{24}、《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25}、《剑川洞经音乐调查》{26}、《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27}等{28}。其它关于白族宗教音乐研究的成果还有：《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29}、《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30}等{31}。这些研究对于大理白族的宗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成果综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存在如下特点：
1.对于白族传统音乐本体研究的成果不足
所谓音乐本体，即指音乐的旋律、曲调、和声、曲式等。在现有研究成果中，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较多的研究满足于对白族传统音乐中某类音乐或某地区的音乐作泛泛的介绍或基础性的资料梳理工作，没有典型曲例，更没有音乐分析。如果我们对于一些正在面临消失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始终深入不到音乐本身，不研究音乐，只介绍大概情况，只满足于音乐形态的最表层描述，那么对于该种音乐文化被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及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2.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史料发掘及研究的成果不足
黄翔鹏先生说过：“传统是一条河流。”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早些年就已经有了不少学术交叉后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是目前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对于其历史发展问题关注得非常少，或者说，有关其历史发展的情况多数人云亦云，真正下功夫花时间研究史料的人少之又少。当然，民族音乐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及特点，但是，如果能意识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完善，相信会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3.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田野调查的“体验性”和“叙事性”研究的成果缺失
目前的民族音乐学对于田野调查的理解，早已不再满足于把“田野”仅仅当作资料收集的场所，而更多的是描述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中对于“共时”现状描述的“平面史叙述模式”的反省，即追求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希望田野调查后的研究具有更多“体验性”和“叙事性”的表述。这种新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或称观念，在目前的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显然还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4.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目前的发展现状研究的成果不足
白族传统音乐和其他的民族音乐一样，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经历着从音乐思维方式、传承方式、表达方式和音乐制度、活动场合、传播要求等的具体行为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改变。那么，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发生这些改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改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甚至还可以由此引申出，我们在当地的中小学及高校的音乐教育中，对白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又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以上种种，都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来。
三、结语
结合白族音乐研究这二十多年的回顾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白族音乐的探索期，八十年代为白族音乐研究的起步阶段，九十年代是白族音乐研究走向成熟的阶段，二十一世纪以来则是白族音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阶段。这一学术研究上的特征也是与整个现代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32}二十多年来，正是有了我们许许多多前辈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云南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挖掘、抢救及理论建设、含辛茹苦、忘我耕耘，才奠定了今日坚实的工作基础。同时，当我们为目前已取得的成果而兴高采烈时，也应关注到这样的现状：不少珍贵的音乐遗产正随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的改变和一些老艺人的逝去而佚失，因此，我们对民族音乐包括白族音乐的考察、采集、整理、保护等工作远未结束。笔者深信，在扎实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工作会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一样，将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
注释：
①杨秀，赵全胜。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引入本土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内容的思考——以大理白族民间音乐引入高校课堂为例［J］.人民音乐，2008.
②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③伍国栋.白族音乐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④赵全胜.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J］.音乐探索，2006，3.
⑤冯洋.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J］.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第34卷.
⑥关于大理白族民歌的研究成果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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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此类成果还包括有：杨亮才.谈白族大本曲［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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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张涛.省级在研课题.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
{11}张绍奎.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J］.民族音乐，1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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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其他还有：蒋菁.白剧望夫云的音乐成就［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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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慧.云南白剧“吹吹腔”夕与高腔、昆曲的渊源关系［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1.
{16}李洋.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J］.民族艺术研究，2000，3.
{17}赵全胜.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J］.大理学院学报，2009，1.
{18}杨红斌.白族八角鼓的演变［J］.民族音乐，2008，3.
{19}此类研究还包括：杨育民.大理、洱源地区白族民间唢呐乐曲调式初探.民族音乐，1984，5.
马建强.云龙白族唢呐及其音乐形态探析［J］.民族艺术研究，2001，6.
黄锦华.白族唢呐锣鼓乐浅探［J］.民族艺术研究，1999，4.
徐傲丹，吴永贵.白族吹打乐探究［J］.民族音乐，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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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潘晓敏，山雨彤.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8，2.
{22}孙淼.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J］.中华文化画报.
{23}此类成果还包括有：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羊雪芳.剑川白族民间舞蹈艺术与生活的关系［J］.民族艺术研究，1999，5.
聂乾先.关于白族舞蹈——从大型白族歌舞《玉洱银苍》说开去［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聂乾先.“白族打歌《考略》与《质疑》”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24}大理市下关文化馆.大理洞经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5}何显耀.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6}羊雪芳.剑川洞经音乐调查［J］.云岭歌声，2003，4.
{27}张文.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J］.音乐探索，2003，1.
{28}还有：罗明辉.关于洞经音乐问题的探讨［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4.
{29}杨明高.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J］.艺术探索，1997，S1.
{30}周凯模.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J］.音乐艺术，2005，1.
{31}此类成果还有：石裕祖.大理地区白族佛教乐舞纵横考［m］.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编.云南民族舞蹈论集.1990.
张逾.白族阿吒力佛教乐舞［J］民族艺术，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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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杨曦帆.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白族音乐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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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6
关键词：宪法实施；宪法监督；规范宪法学研究模式
宪法实施、宪法监督是宪法学理论研究中一个历久弥新的永恒话题。围绕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早在新中国建立初就已开始，尽管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实践层面也有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依然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分歧。中共报告将“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对于深化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推动宪法实施和合宪性审查工作必然会起到积极的意义。本文拟结合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的概念及其内在逻辑作系统梳理，力求能够挖掘出内蕴于其中的诸种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宪法实施相关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学界对宪法实施概念的一般共识是：宪法实施是一种将宪法的文本规范转化为社会现实中法律或事实关系的过程。但是，关于宪法实施所涉范畴的宽广程度和具体内涵，学界存在理解上的歧义。目前，较为主流的概念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类，二者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实施主体是否设限。广义上的宪法实施，指宪法效力所辖范围内一切主体将宪法中的抽象意志集合转化为分散的现实关系，注重过程性描述。持此立场的学者主张“宪法实施是相对宪法制定而言的概念，是指把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制度的一套理论、观念、制度和机制”、“是很广义、宽泛宏观意义上的概念”［1］22，强调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与包容性特质出发，将一切直接、间接的宪法运行都纳入宪法实施的轨道中。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宪法实施可以描述所有宪法原则、精神、条文发生实效并影响公众观念与行为的现象。狭义上的宪法实施强调实施主体的专门性，指宪法规定的公权力机关依规具体落实宪法所规定的职权的行为。支持该立场的学者多秉持此类学术观点，如指出宪法实施是特定权能部门与机构有意识、合宪的“国家行为”，排斥违背宪法条文或本意的公权力滥用［2］；或者主张宪法实施指“国家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从宪法规范的特点出发使其得以落实贯彻并发挥作用的专门活动”［3］等。其他一切宪法实施概念的框定均是在该宏观二分法的基础上的再分解，并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形成子级的“概念域”，进而直接影响着研究的方向与主题。换言之，前述的定义只是为宪法的运行提供了大致的框架，而关于其具体类别的概念划分，则构成了内在的实质血肉。当前，有关宪法实施相关概念范畴的论述，一般以广义或狭义“宪法实施”为基点，形成如下三套谱系：
第一，遵循从理论观念到实证践行的逻辑历程，以广义的宪法落实为脉络，将宪法实施进一步细分为宪法的观念实施、制度实施与实际实施阶段，形成递进式的结构。“首先，观念形态，如宪法意识、宪法信仰、宪法观念等；其次，制度形态，包括保障宪法实施的各种制度；最后，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阶段及不同阶段所存在的问题”［4］，在制度形态内，又可细分为宪法层面本身的制度设计规定和法律层面的立法、行政、司法运行。
第二，遵循宪法序言中“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主体的范围，将宪法实施进一步细分为宪法遵守、宪法执行与宪法适用，形成包容式的结构。宪法遵守型实施中，主体为所有机关、组织团体以及个人，这些主体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履行宪法义务、享有宪法权利；宪法执行型实施中，主体被限缩为公权力机关，通过立法、执法与司法三种主要方式进行，也是一种广义的宪法适用；宪法适用型实施则从狭义的范畴展开，专门指向负有制裁违宪行为职能的机关［5］。
第三，以宪法实施的表现形式、手段等为标准区分，形成并列式的结构。该定性方法产生的结果以及涵盖的范围具有多样性，如通过行为与通过规范的实施、依据性与追惩性实施、直接与间接实施等。宪法实施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宪法典中并没有明确定义的规范用语，解读的弹性相对较大。通过横向对比不同的学理讨论，不难发现，同一术语指代不同，或者不同学者在描述同一行为和事实时采用不同术语，使用两种术语的情形频繁发生，增加了以概念为基准所展开研究的复杂性。本文无意否定不同学术目的的个性化解读，但主张必须明确其中差异的根源所在，以免在制度构想时跳跃于不同的概念体系之中，产生拼凑性的法治建议。对于宪法实施的理解和具体展开，需适度回归文本。现行宪法中，与“宪法实施”存在关联的规定主要有四处，包含两种范围，即制度性实施与非制度性实施，大致对应于学界的狭义与广义两种定义。其中，制度性实施主要体现于宪法第62条、67条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的表述，二者监督的对象均为“宪法的实施”。综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运作及职能实行方式，此处的“实施”对应的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权力活动，类似于前述学者提出的“宪法执行”。非制度性实施主要体现于宪法序言和宪法第76条的概括性要求，包含“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它更广泛地包容了非公权力主体在社会活动中对宪法文本的遵循，对宪法文化的尊重，对宪法禁止性规定的遵守，以及客观上享有宪法上权利、履行宪法上义务的现实情况。非制度性意义上的“宪法实施”更多可以被用于展开一种“宪法实现”以及“宪法运用”①层面的实证研究，如公众宪法意识、宪法文化、宪法社会影响评估等；制度性意义上的“宪法实施”则更适于规范性地构想相关机制。时代背景与法治需求均呼吁规范化前提下宪法作用的更大发挥，制度性意义上的“宪法实施”蕴含的意义应当是宪法学研究的基石。从宪法的运行逻辑角度考察，制度性实施是上述诸种概念的中心节点与转换阀，如非公权力主体对宪法的遵守、执行等行为，能够上溯至经由公权力机关而产生的制度安排，以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则为媒介。因此，本文建议，在尊重宪法实施学术概念多样性解读的同时，侧重于宪法的制度性实施的概念构造，强调被宪法赋予职权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在进行权力和权利的初始分配以及处理具体权利义务纠纷时对宪法规范的参照、使用和援引。
二、宪法监督相关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宪法监督”是与“宪法实施”紧密关联的一项概念。“宪法监督”这一用语在中国源生于1954年宪法第27条有关全国人大行使监督宪法实施职权的规定。1982年宪法继承并发展了1954年宪法中的表述，在第62条、第67条分别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随着比较法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话语策略的转变，该类公权力活动的指代用语逐步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其概念范畴厘清主要包括纵向与横向两条轴线。纵向轴线指依照历时性逻辑，“宪法监督”的内涵以及承载其原本内涵的概念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经历了数度变迁，每个时期都有相对主流的概念及其含义。横向轴线是指依照共时性逻辑，当前学界依然使用着多种术语，且对于这些术语的范围、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颇有争议。因此，必须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对“宪法监督”概念予以澄清。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轴线角度分析，“宪法监督”的概念及其内涵的嬗变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段：第一阶段是1954年宪法颁布实施到1982年现行宪法正式颁布之前。该阶段“宪法监督”仅停留于宪法文本，内涵模糊，制度化生成路径阻塞。实践中更偏向于在广义上泛指一切机关、团体、个人确保宪法正确实施的行为。第二阶段是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至2001年齐玉苓案前。1982年宪法在结构和理念上趋于稳定，宪法监督外延收缩，强调专业性。但制度实践缓慢状况与研究期望之间存在差距，学界多依托域外主要国家制度的介绍和移植改造，在诸多域外用语引进后，以“审查”代“监督”的现象日益普遍。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2017年中共。该阶段受到重大宪法案件、事件的影响，相关用语日渐多样化。2001年最高院针对齐玉苓案的司法解释，将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同民事责任后果关联，尽管之后被废止，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一次试图将宪法引入司法领域的大胆尝试。这一案件催生了中国本土“宪法司法化”概念的急速发展，同时也刺激了“司法审查”“宪法诉讼”等概念的使用。前述概念体现出学界希望以本土宪法事件为突破口，构建新型宪法监督模式的努力。但由于它们本质上颠覆了中国权力配置的基本格局，2008年相关司法解释被废止后，“宪法司法化”与“司法审查”的概念在国内被广泛否定。与之相比，2003年孙志刚案促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除，推动了“违宪审查”用语的壮大。此概念由于承载着民众对违反宪法的规范进行及时处理、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愿望，且形式上与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不冲突，逐渐成为同“宪法监督”并列使用的用语。第四阶段是2017年中共召开至今。中共报告中采用了“合宪性审查”的表达，2018年随着宪法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中，同样阐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协助推进“合宪性审查”的职能。正式文件的明确，使这一早已出现的概念成为主流用语。总体而言，中国经历了从以“宪法监督”为主流，到域外学术冲击下概念多样化，再到以“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为主流，最后到以“合宪性审查”为主流的变迁过程。
从横向轴线角度分析，“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与“宪法监督”是一组较为活跃、有必要澄清的概念集群。诸多研究中对这些概念的使用较为混乱：有直接混同使用多项概念；①有将“宪法监督”视为本土性概念而将其他的用语视为西方概念［6］；也有将“宪法监督”作为统领性概念，在方法论上区别作为子概念的“违宪审查”与“合宪性审查”［7］。实践中，无论是中共报告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议，均同时使用了“宪法监督”与“合宪性审查”两种表达。本文主张，首先，从宏观体制框架角度，应区别“宪法监督”与“合宪性审查”，两者更适宜被认定为种属关系，后者从属于前者。理由在于，“合宪性审查”作为唯一宪法监督程序的结论同宪法的最高效力和根本法地位是逻辑矛盾的。具体而言，其一，合宪性审查指向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机制系统，其核心是“是否合宪”这一权威性判断。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所谓“边缘化的宪法监督”领域，还有其他充分活跃的职责，如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检查和视察、工作评议、监督重大违法案件、质询和调查、罢免等［8］。其二，违宪责任构成具有复杂性，不同性质责任的核心区别是显见的。“违宪责任的内容有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违宪责任的追究机制有司法性的追究机制与政治性的追究机制”［9］。部分政治责任的内容包括个人去除公职和政府集体失格，明显不适宜通过合宪性审查这一法律程序追究，而是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程序完成。其次，从微观机制角度，应当区别“违宪审查”与“合宪性审查”，两类概念使用沿革背后的理由不是“特洛伊木马计式的学术策略”［10］。它们代表宪法监督的偏向认定违宪与偏向尊重公定力的推定两个不同面向，沿用不同的审查原则与基准。
综上，本文认为，狭义的宪法实施概念群与宪法监督概念群内部具有各自特有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广义上宪法实施的健康运行，需要此二者制度化地有机结合。在上述概念中，依据所指向的范围区别，广义的宪法实施和监督往往囊括了政治行为、社会一般公众的文化趋向等相对非制度化的内容；狭义的宪法实施和监督则更加关注以法律文本为核心的规范机制构建，实际上反映出研究方法和范式的转换。当考察二者的衔接时，两项概念势必发生关联，而由于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彼此之间又存在一定程度的交融、混淆，造成直观层面看来似乎较为明显的“对象关系”产生内部逻辑关联的诸多问题。分析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的内在逻辑，需要在厘清概念层次的表象性内涵后，深入其背后差异性的方法论与运行机制进行展开。
三、宪法学研究模式与宪法实施、宪法监督之间的逻辑关联
宪法学的研究模式切分来源于主流方法论的切分，对不同的宪法学方法论及研究模式的分析是深入考察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逻辑关系的起点。国内宪法学界发展至今，采用的研究方法较多，有学者将其分为方法论、普通方法与具体方法［11］。其中，普通方法是分析问题时的具体手段，如历史分析；具体方法是研究问题的技术，如实践调研、数学模型；方法论是第一性的、决定研究模式的一系列哲学基础、分析范式、涵摄理路的集合。当前较为主流的方法论是政治学意义上、社会学意义上与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方法，延伸出政治宪法学、社会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三大类研究模式，这些研究模式具有独特的宪法学科品格，最终需要以宪法视野与宪法关系为落脚点，区别于学科上的政治学、社会学。
国内的政治宪法学依据对最高权力受宪法限制的认可程度，目前大致可以区分为非限权优先的政治宪法学与限权优先的政治宪法学。非限权优先的政治宪法学关注宪法生成与运行中的政治同一性，较为激进的观点是，党的路线及方针政策是超越国家法的高级法，党的路线是最高的规范，党章是“不成文的宪法”［12］，中国宪治以其政党决策为实质前提。较为温和的观点是，宪法秩序体现的根本性规则中，领导性要素排于优位，而以限权保障权利则属于末位［13］282－294。因为人民的集体决断是最高正当性根源，党则广泛、集中代表了这种决断。限权优先的政治宪法学则在认可当前的基本宪法秩序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次政治抉择中的“有序性”进行提炼，为现今的中国宪治提供更具历史连续性的内在支撑。这些不同流派的共同特征是，将宪法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加以研究，以政治哲学构成研究基底，因而注重宪法中所体现的政治共同体规则。通过回归中国自身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厘清不同政治主体的相互博弈，形成或单独决断、或彼此商谈协议的过程。政治宪法学着眼于宪法秩序背后权力的流转与均衡，因此格外注重宪法起源与国家基本制度、政党规则的研究，特色是往往在宏大叙事的体例下展开事实分析。
社会宪法学指向“社会建构性的意义体系”，主张“来自社会因素的影响、培训活动、同事讨论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往往会比法律条款本身，发挥出比法律人通常认为的更重要的作用”［14］。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大清律例》因例的冗杂膨胀最终形成的律例失衡状况已然证明，基于成文规范的固有特性，法律不能完全即时、精确地反映出社会关系发生时的诸种不同条件。法律的运行过程难以被归类为公式套用，在宪法方面更是如此。宪法社会学在一个整体交往环境下展开研究，政治不是占有绝对优势的特殊要素，广义上，哲学、经济、心理、文化均属影响因子。社会宪法学家希望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角度填补宪法抽象概括用语之后的留白，应对社会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具有强烈的经验科学色彩。社会宪法学将宪法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现象，关注宪法实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角色之间的关系，并在角色的交往形式与转换之间发掘“活的宪法”；最终回答中国宪法如何生成、实际效果以及公众宪法反馈等问题［15］；强调系统的动态变迁与构成要素的互动，关注实际宪法现象、实践。
规范宪法学是中国宪法学方法论中的“显学”，内部囊括了宪法上的法教义学、注释宪法学、宪法解释学等诸多表述。它们彼此之间存在重合之处，须逐项明确。法教义学是一种就国家实定法展开意义诠释并进行专业化、组织化表达的方法，属于前述方法类型体系中第二层次的“普通方法”，能够被任何部门法学科援用而不具有独立的宪法品格。宪法领域对该种方法的失当使用则形成了传统宪法学研究中的注释宪法学。主要表现为，以学者的非权威性理解为主流，“解释的目的是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证明而不是为了发现规范”［16］。即使随着注释宪法学的发展，有关分析相对远离了政策正当性，也依然具有法律实证主义的色彩，属于宪法学的形式化研究。该流派在现今的规范宪法学研究中已趋于末流，以反思实证主义纯粹“应然的叙述”为基础，学界产生了立足规范的新发展，即以探求宪法规范为主旨，同时向有助于规范中心思辨的其他非纯粹规则性要素开放，直面“规范的妥当性与规范的实效性之间所可能存在的冲突”［17］。宪法解释学属于规范宪法学中尤其突出的派别，更加注重文本解释环节，而通过对主体、原则、具体方法的建构，使宪法文本内涵的明确在微观上更加技术化，在传统规范分析的基础上增添动态实效性。总体而言，规范宪法学以“回归宪法文本”作为核心，表现为在综合使用多种分析技术、适当向其他方法论领域开放时，依然以阐明宪法文本意涵为主，进而发掘在文本可能的意义边界内促使宪法条款与时俱进同时得以运用的策略，并注重以宪法制度为主轴带动宪法的整体实施。
在宪法学的不同研究模式下，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两者之间的界限也不断游移，具体的路径、对象、手段也存在性质上的差异。
在政治宪法学的话语下，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的基础材料不仅包含宪法典，也包含执政党的党章、重要文件与政策，从表述上，隐含将政党规则作为宪法渊源之一的倾向。在具体内容方面，中国的宪法实施实际上是对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和基本权利保障这五项实质意义根本法的实施［18］。在宪法实施与监督的主体方面，也格外强调共产党超脱于公权力机关的特殊作用。其立论根基在于，由于共产党是持续集合人民公意的组织，它是“常在制宪权”的代表，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从根本上属于贯彻政治决断，因此共产党是中国宪法实施与监督最终的收束点。从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理想来看，当前中国的宪治是能动性的，大多依赖于政治实体的号召、命令，偏重指向实质正义。司法机关无法从本土的法治实践中跃迁性地获得与当下宪治形式存在较大差异的规范性资源，因此活动空间十分有限。无产阶级专政背景下宪法基于政治斗争产生并再次强调了权力的正当性，因此即使有机关之间的分工，权力也必须回归于人民及其代表。“党与国家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张力中：党进入国家之中，但又超越于国家之上，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19］。在超脱个人的组织意义上，一个既能避免自身官僚化，又能自律且坚持理想的政党，可以成为有力的宪法运作主体。政治宪法学的宪法监督是司法机关审查政府行为、全国人大审查立法、党中央统筹政策和党内行为审查这三元在党（公意集合体）领导下的分工。政治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导向的普遍结论是，中国宪法尚未完全具备从规范主义的视角进行技术化塑造的政治准备，因此在进行微观层次的制度分析之前，必须从整体上解决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的前端问题。宪法实施是一种“政治实施”，宪法监督也从实证制度系统的边界开始外扩，两者间呈现出强烈的融合倾向，对于宪法文本中的对象性关系反映也不甚显著。宏观地分析源泉性素材、主体、策略手段时，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的区别也并不明显。
在社会宪法学的话语下，宪法除成文条款外，还应当包括实际履行着的、非成文的根本性约定。这些约定是政治常态化运行下的默认惯例，也是活的宪法。在文本与现实治理状态存在落差时，宪法实施的样态必须着眼于惯例化的“宪法”。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争得民族自决的历史中所形成的、有关权力的稳固规则，是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一种自然法。这种宪法实施模式的生成逻辑是，通过观测宪法文本的落实情况，发现中国的宪法文本并没有在实际的法治生活中获得践行。但同时，当下的中国社会运作又并非无序化的。因此，需要探寻宪法实际秩序背后的隐性惯例化规则，还原中国“实质宪法”话语框架下宪法实施的本貌。中国社会宪法学者将实际上的宪法实施总结为七种实证样态：“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绝对领导模式；二是‘弱议会—强政府’的议行关系模式；三是咨议性质的政治协商模式；四是兼顾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司法模式；五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模式；六是多元化的央地关系模式；七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并重模式。”［20］51宪法监督的职能，则应当根据权力的配比模式，由检察机关一并担负，既不违背检察机关的宪法职能，也不违反它的实际角色定位。
在规范宪法学的话语下，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所因循的原则是围绕规范并对规范的正当性施以关怀［21］，整体谋略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22］。因此，“依据宪法”是首要要素。这一前提性原则引申的两个议题是：其一，遵循宪法文本的职权配置，宪法运行体制应由全国人大主导，在探讨具体的实施与监督机制时，须以尊重全国人大的权威性与正当性为前提展开。其二，在深入具体的宪法条款时，必须首先明确文本结构的效力，即宪法序言的效力性问题，以及宪法条款之间是否存在价值序列的问题。这是规范宪法学在直接进入宪法实施与监督的研究前，一般探讨的背景性论题。而对于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尽管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但均有专门性的区分论证，如有学者将宪法实施分为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宏观上是同宪法制定对应的实施，中观上是宪法的监督与适用，微观上则是宪法诉讼与司法审查。如此，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便以一种相对分离的姿态合作于总括性的宪法实施概念下［1］21－25。就宪法实施体系内部而言，具体样态则较为繁杂，有依主体性质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理路的；有依实施过程中的手段能动性划分为遵守、适用两种路径的；有依实施形式划分为实质实施与程序实施等。就宪法监督而言，规范宪法学主要以尊重当前宪法职权配置为一般原则，提出其他机关辅助、下设专门委员会等不同形式。并且，规范宪法学对于宪法解释的纵深性专门性研究，为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的技术化发展与制度化构造提供了可能。总体上，规范宪法学以确保公权力的规范化运行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为实质核心，形成围绕规范的实施与宪法监督样态。
四、宪法学研究模式与宪法运作样态之逻辑关系的应然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宪法学方法论意识的觉醒，国内学界围绕宪法学研究模式经历了数次理论交锋。加之不同研究模式下，宪法实施与监督等运作形式差异性较大，产生的一种直观面向是，三种研究模式彼此相对互斥，而中国宪法学理论与实证须从三者中择其一而纵深发展。但仔细考察三种研究模式的基本立场与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宪法学研究模式与其下的宪法实施、监督样态分析，需要秉持三个核心：其一，认可三种方法论下研究模式的内在相容性，在适度的视域融合下展开研究；其二，为确保研究逻辑的贯通流畅，必须择取一种扮演主导角色的研究模式，再对具体宪法问题进行分析；其三，在向多元化研究模式开放的同时，把握每种研究模式的优势策略，实现良性分工下的有机融合，在该前提下再展开中国宪法实施与监督样态框架的构建。
首先，当前主流的三种研究模式之间存在诸多共性。其一，三种研究模式对于中国的宪法实施环境与状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不管采用何种分析方法展开研究，都将本土独特的实施条件纳入分析框架，均认为中国宪法的规范性实施条件尚未能完全达致。目前的实施在客观现实与历史惯性上，都较多地依托于政治力量，特别是执政党的决断。其二，三种研究模式对于中国宪法的基本规则都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即由宪法确认的国体、政体以及执政党。这既是基于建国历史的时代规律与政治原则，也是中国宪法文本中一条重要的宪法规则。这些规则在政治宪法学话语中是“第一根本法”；在社会宪法学话语中是最重要的惯例理性；在规范宪法学话语中则是宪法常规变迁不能逾越的边界。其三，对于大方向上的应然发展样态能够达成共识，即宪法实施与监督应当以规范性为常规化的核心展开。无论在何种研究模式下，中国的宪法实施应当是法律化、规范化的。规范宪法学的取向自不必待言，即使在政治宪法学和社会宪法学中，宪法实施依然最终需要回归日常政治，宪法的实质政治规则性必将与形式法律逻辑性关联，使其成为相对明确的外在表征。
其次，对宪法实施与监督样态的研究应当主要从规范宪法学的层面展开。在中国的宪治模式下，三种宪法学研究的分歧相对可调和。政治宪法学与社会宪法学主要诟病的是完全隔离价值判断、宏大叙事的僵化实证下产生的“注释宪法学”，并不完全否定规范宪法学。一般主张是强调宪法的内在政治性，反对将政治结构剥离规范进行纯粹性分析，两者同样支持常态性的健康政治必须以宪法的结构展现。规范宪法学注重以“规范”为重心，不是“唯规范论”，规范的集中表现形式为宪法文本，其形态却不止于纸面上的条款，而是同时囊括了文本之上的基本宪法价值、条文、实际宪法秩序和法治体系的内在关联性［23］。虽然规范宪法学的核心规则是“权利保障”，政治宪法学与社会宪法学的视角下，“实质性宪法”的真正规则是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政治权力的分工格局等，但是这些规则并不互相抵触，只是活跃时点与表达形式不同。宪法常规变迁的边界，恰恰是对政治宪法学与社会宪法学中根本规则的尊重与法律化表达。同时，规范宪法学在中国宪法实施与监督体制的内在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治宪法学和社会宪法学均缺乏足够的理论资源阐述、支持中国的具体宪治实践，在落实“依宪治国”具体环节时，能够浓缩出所谓的宪法“核心规则”，但是难以形成技术化、操作性强的备用机制模式，从而解决实质性的宪法争议。中国处于宪治纵深化和改革需求多元化并生的时期，无论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13］258的主体适格性，还是通过惯例化政治现实的客观存在性，均属于利用执政党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正当性与广泛代表性，撬开许多实施环节的关窍，从表面上看似能够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理论捷径，为一度有过的“良性违宪”争议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但是，如果缺失了规范宪法学的主干，易造成事实性判断占据价值性判断地位的机会主义局面。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7
笔者近年来从事了有关城市贫困层、征地农民、城市外来民工等的有关调查，在这过程中并涉略了中国城市社会学史中的一些相关研究。在这儿，笔者试图对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作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展开对城市下层的社会学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一、早期社会调查中的城市下层研究
1，20世纪初期基督教会和外籍教师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
中国20世纪初期的城市社会调查是与社会学的传入及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教会学校。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创立社会学系，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社会学系。1917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上海杨树浦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相当发展，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劳工问题，基督教青年会遂进行了一系列城市劳工以及其他问题的调查。一些教会学校的教师也主持、组织了一些社会调查活动，形成了一个社会调查运动。早期的社会调查多由外国传教士或外国教师主持，在调查内容的选定和方法的运用上受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主要的城市社会调查有：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了“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人力车夫的调查，拉开了中国早期社会调查运动的序幕。
1917年，清华大学美籍教授狄德莫（G.G.Dittmer）指导该校学生（当时清华大学设有社会学课程，但尚未设社会学系）对北京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用作了调查分析，其中汉族人100家，满族人95家，职业包括工人、农民、车夫、军人、木匠、理发匠及少量学人等。
1918－1919年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J.S.Burgess）和美籍传教士甘博（S.D.Gamble）等仿照美国茹素斯基金会所组织的春田调查（springfieldsurvey），在北京进行了一项较大规模的城市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北京的社会状况，涉及到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民、救济、宗教等项目，调查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书名为《北京：一个社会调查》（peking：aSurvey）。
1924年，基督教会的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中外教师的带领下，对济南市社会概况进行了调查，包括济南市的历史、地理、人口、行政管理、公共事业、地方财政、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娱乐活动、娼妓、工业状况、生活水准、住宅、慈善事业、教育体制、文化和教育机构、宗教机构、妇女动向、家庭状况、基督教活动等方面，内容可谓相当全面丰富，调查结果以《济南社会一瞥》为题于同年用英文发表。
2，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家从事的城市问题调查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学者也已经开始作一些小规模的社会调查，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及对沈家行的实况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等。初期的调查多侧重于对农民工人生活费用的调查。
自20年代始，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人主持的调查感到不满足，据费孝通教授回忆，“（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的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论’的愿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不合中国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想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当时又认为甘博尔（即S.D.Gamble，也译为甘博）、布济斯（即J.S.Burgess，也译为步济时）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费孝通，1999，p32）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逐步形成和教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成立，中国社会学者也开始有条件作自己的尝试。他们致力于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组织、主持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相继展开。当时主要的调查机构有“社会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该所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等。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大批调查成果：林颂和著的《塘沽工人调查》（社会调查所），杨西孟著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社会调查所），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麦倩曾著的《北平娼妓调查》（《社会学界》1931年第5卷），许仕廉著的《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社会学界》1931年第5卷），牛鼐鄂著的《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社会学界》1933年第7卷），刘宝衡著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1934年，市社会局），杨西孟著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社会调查所），社会局著的《南京社会》（1934年，南京局），杨蔚著的《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1940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史国衡著的《昆厂劳工》（1943年，商务印书馆），社会部著的《成都社会概况调查》（1944年，社会部统计处）等等。
3，早期城市下层调查的评价
自《北京：一个社会调查》出版以后，全国兴起了社会调查之风。其后，20年代开始，大量模仿美国城市社会学、人类学进行的社会调查涌现出来，内容主要涉及人口、劳工、风俗、妇女、教育、灾祸和社会概况等。各类社会调查数以万计。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仅在1927到1935年的9年间，全国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就有9027件之多。
综观这些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较突出的特点：①对下层群体的关注。除上述那些调查成果外，还有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王际昌于1929－1930年间指导40多人对上海市杨树浦工人所从事的调查。②重视对“生活”的调查研究。突出的如陶孟和于1926到1927年间所作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他采用了家庭记帐法，对北平48家手工业工人的家庭生活费进行了6个月的调查，对12家小学教员的家庭生活费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后写成的。采用日用帐簿法进行调查在当时还是个创举，此书是在国内采用记帐法调查工人家庭生活费的第一本书。之后在各地的对生活费的调查，大都采用此方法，因此其在方法上是有较大贡献的。③理论、方法上的成就具有较明显的局限性。在调查内容存在分散重复的问题。在方法上借鉴外国的较多，自主创新的较少，调查手段比较单一，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手法。此外，缺乏学术上的提升，以社会调查为工具、具有社会学理论趋向的调查较少见。④缺乏政府的制度性支撑。中国的各级政府一直没有实施对城市贫困状况的制度性调查，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社会学者和各种民间机构的调查成果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总的说来，中国早期城市生活调查的开始早于城市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当时的调查绝大多数以了解、反映社会现实、从而改良社会为主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调查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在起步时就初步具备了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的基本的学科性格。但由于研究队伍的学术准备等条件的限制，这些调查往往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在学术上的收获显得不甚突出。与当时调查者们主要师法的美国城市社会调查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相差甚远。例如这些调查没有从社会结构入手来分析、解释问题。在具体的调查中也没有采用同时期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等方法、在城市人文区位学等方面作出尝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农村社会学在中国兴起。农村复兴运动的开展以及农村社会调查开始逐渐取代了城市社会调查的主导地位。据赵承信先生统计：1927年所有地方社会调查中，68.6％是城市社会调查，6.5％是农村社会调查，其余时全省性调查。而到1933年，农村社会调查首次超过了城市调查，到1935年，城市调查降至23.8％，乡村调查则升至37.8％。这种现象的背景，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日趋严重，政府开始推进农村问题调查。许多调查项目被政府的有关部门接收，列入经常性的调查项目，成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部分。随之，城市社会调查开始衰落。
二、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1，城市调查的停止和恢复
共产党执政初期，曾有一些社会学者参与了城市的社会改造运动并取得了一些调研成果。在广州市，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在杨庆?诘拇?煜拢??斡肓硕约伺?⑵蜇さ牡餮泻透脑旃ぷ鳎?握胤⒒垢?菡獯尾斡胧杖莞脑旎疃?卸云蜇さ牡鞑榛疃?戳艘黄?畚模?豆阒菔衅蜇さ母霭秆芯俊罚ê握胤ⅲ?001年，p278）。
1950年代开始，一方面，随着社会学专业的被取消，社会调查活动在中国基本上消失。另一方面，随着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确立，有关“阶级”“阶层”的概念发生变化。在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实体，被认为已经不再存在。整个社会中只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主要“同盟军”，被认为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贫困”、“下层”这样的概念及问题，也随之消失。
中国的社会学专业恢复于1979年。1981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开展了城市社区研究，对居民生活，家庭婚姻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自那以后，各种城市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相关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调查和研究也渐趋深入。80年代以来比较著名的城市社会调查有：
1983年10月，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同天津市人民政府合作，进行了“天津市千户居民问卷调查”，调查涉及天津的9个市区、35条街道的1000户居民，内容涉及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居民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后来，天津市的做法还坚持了下来，其他很多地方的政府也仿效天津的做法，开展了类似的城市居民社会生活调查，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比如浦东新区政府与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合作进行的浦东居民调查也属于这一类。另外各地政府也有一些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调查，如上海有《2002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
2，90年代以来的调查研究
1990年代以来，有关社会下层的调查和研究，社会学家们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①下岗工人问题研究；②社会分层研究；③社会贫困问题研究。
90年代开始，大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工人的下岗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和“城市贫困”问题开始在中国社会中突现出来。也所以，对以上诸问题的研究几乎是在同时期成了社会学家的研究题目。这种调查研究受到各级官方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牵引和支持。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国家和各省的各种科研项目的设置中，下岗工人问题、社会分层问题、城市贫困问题等一直占据一席之地。相应的成果也大量面世。
在各种研究成果中，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涉及到了工人的问题和“城镇职工中的贫困层”问题。而在他和胡俊生、洪大用合著的《失业下岗问题对比研究》中，城市失业下岗群体的问题得到了具体的分析和国际比较意义上的研究。在90年代以来的各种社会调查中，李强的一系列实证性调查对于中国社会学界产生有较大的影响。
“城市贫困问题”多与反贫困（扶贫）问题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联结在一起。除了各种政府科研项目外，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国家统计局、民政局等部门推动了课题的展开。关信平、洪大用、王有娟等一批研究者从事了相应的调查研究。关于中国城市贫困的概念定义、模型分类、规模状况、形成原因、扶贫政策等问题，已出现有相应的成果。
“社会分层”研究在前几年的中国社会学界曾是个很热门的题目，各地也出现过一些较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其中影响最在的当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该报告将“阶层”概念从社会学界推向了全社会。同时它明确地将各种以职业群体划分的阶层作了等序排列（“十大阶层”）（1），并进而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五个等级。这样的研究，使城市社会的“下层”较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三、城市下层研究面临的课题
1，关于“城市下层”的概念和社会构成
在9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城市下层，如上所述，虽然已有不少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但城市下层群体一般被表述为“下岗工人”、“贫困群体”、“弱势群体”等特殊的群体。如何将“城市下层”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加以确立、并进而展开研究，仍是个课题。
相对于具体的贫困群体，作为一个阶层概念，“城市下层”的涵盖面应该更广，其区分标准也不应限于财富收入。同时，“城市下层”存在于城市城市社会，它既区别于农村社会的贫困层，同时也应该包括所有城市中的下层居住者，而非专指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此外，“城市下层”问题的学术所指，是与下层居民生活状况相关的方方面面。而即使是“贫困”问题，它也不只是经济收入的问题，现代城市社会中的“贫困”问题涉及到社会制度、产业结构以及相关者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种族-民族、居住区域、生活式样等各个方面。
关于城市下层的基本构成，目前国内已有的城市贫困研究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出发，将研究对象局限在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范围。笔者认为，无论是基于关注社会事实本身的学科理念，还是基于对城市社会问题的关心，研究者都应该将城市中所有实际的居住者列入到研究范围中来。从目前中国一般城市社会的状况来看，可以认为，所谓“城市下层”大致由以下几外方面构成。
①原有城市下层成员及其家庭。包括旧贫困街区（如上海的“棚户区”、“下只角”）居民、低收入劳动者、无保障老年人、病残人等及其他们的家庭。
②新形成的城市贫困成员及其家庭。90年代以来遭遇下岗失业的人员、回城知识青年（包括支边青年、下乡知青等）、退休回沪人员、犯罪人员等的家庭等。
③征地人员中的贫困层。郊区被征地的农民，作为“农转非”人员，其职业、身份都已非农化，许多征地人员的居住地也已城镇化，他们应该被纳入为城市社会研究的对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目前或者从事低收入劳动、或者失业待工，正成为城市下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定居于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包括从事低收入体力劳动的工人、保姆、以及从事摊贩等各种杂业的流动人员。这些人目前尚不被承认为城市人，但他们居住、工作、生活在城市，其中的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也不再会回到农村。虽然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将他们纳入进去，学术界也多将他们视作为“流动人口”，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2，关于城市下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在既有的调查和研究中，有一些倾向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较多地站在行政职能部门的立场上设定问题、研究问题，从问题意识到概念设置，主要源自于行政职能部门的实际需要及其制度框架，缺少相应的学科视角和学术空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那些没有本地户籍的居住者一直没有被学者们视作为“城市居民”。在对城市社会的研究中，国外已有的城市社会学的许多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迟迟没有被运用到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中来。而在有关城市贫困群体、弱势群体的既有研究中，一方面，关注宏观结构的多，研究具体的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的少。另一方面，虽然有不少研究出自社会学者之手，但其问题关心接近于人口学、经济学、行政学等。现有的对城市新移民、外来下层劳动者的研究，不少社会学者将问题视作为“流动人口”、“人力资源”的问题，较多的基于的是对社会城市化、城市发展、经济效益或社会秩序稳定的关心。而在现有的城市“社区建设”问题的研究中，下层社会的问题往往被忽略。基于目前中国城市社会迅速分化的事实和既有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相应的研究尝试。
（1）城市生态学的研究
区域分布是现代城市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城市生态学研究也是自美国芝加哥学派以来各国城市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实践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各种类型的城市的区域分布的形成、变化及其对于阶层分布的影响等等，除了一些城市史研究者有所涉及外，社会学界还少见有研究者关注。在目前城市开发、城市改造的风潮中，城市规划与城市下层区域的变化趋势、各区域公共资源的享有、配置状况（包括交通、商业、教育、服务设施等）对居民阶层的分布所起作用、各种区域的阶层和文化特征又是怎样地影响着居民的生活形态，等等，都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2）生活结构理论的导入
生活结构理论在各国的城市生活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经济学家将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同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家庭开支的平衡问题放在一起来分析。福利学的学者则研究构成家庭及其连续。循环性运转的诸要素、诸关系的结合式样或形态。而社会学家主要研究由所属阶层、居住地域、所属团体等所规定的、交织而成的城市人的生活式样（pattern）。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城市贫困层的“生活形态”的问题，但关于“生活结构”，还未见有相关概念和理论的介绍。以生活结构理论为参照，在对城市下层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研究构成下层居民生活的诸要素，以及这些要素间的各种关联的总体。具体的如研究人们生活领域中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条件和时间的、空间的框架，还有具体的行为类型的体系。这样的研究，需要对各种关系作出分析，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劳动与休闲的关系、生活目标与生活手段的关系、家庭目标和成员个人目标等的关系、区域特征与各类贫困家庭的生活形态的关系等。由于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社会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多重变化，目前又正普遍经历着城市大开发，如何重建生活，已经成为城市下层的一个严峻问题，对下层生活结构的研究十分迫切。
（3）国际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对于现代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城市下层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离不开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必然地涉及到如何理解各国城市问题的共通性和差异性的问题。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国际共同研究、比较研究越来正受到各国研究者的重视。这样的研究不仅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研究本身所必需，它同时也正在催生着“国际社会学”这一新领域的形成。这可以说是各国社会学研究者的共同的课题：他们要研究各国具体的、实际的现象，同时他们必须去捕捉、解释那些超越国界的现象。
在本文中，笔者所探讨的主要是社会学如何开展城市下层研究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对城市下层的调查和研究，这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研究者的工作。在目前的中国，起码有两项工作是需要政府和学界去共同努力：其一是各级政府需要把对社会分层状况和城市贫困状况的调查加以制度化，也就是定期地、规范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调查；其二是学术界需要展开跨学科的共同研究，如在城市生态研究、社会生活研究中，社会学需要与文化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的交叉。对于中国的社会学界来说，一方面它本身依旧存在着学科如何进一步专业化的问题，即从传统的人文科学中真正独立出来，更为规范地建设相应的专业领域。与此同时，现实又迫切需要它展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对于一个恢复发展才20多年的新兴学科，这些并不是容易的事。
注：
（1）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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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8
一、社科论文常用的研究方法
（一）论证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论证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以说理的方式，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对研究问题进行层层梳理，提出明确的论点，并逐一予以阐释、论证的研究方式。运用论证方法撰写的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属于论证型论文。论证型论文通常由论点、论据、论证三个部分组成。常见的论证方法有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因果法、反证法、引申法等。
（二）评述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评述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对其研究领域的某一成果或具体观点进行褒贬不一的综合性评述的研究方法。根据评述对象的不同，评述通常分为文献评述和会议评述两种不同类别。运用评述研究方法所撰写的。论文通常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并钚--味对已有观点或成果进行正面论证或反面驳斥，而是综合各方面观点以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评述。评述型论文通常包括前言、主题和总结三个部分，与运用论证方法撰写的论证型论文相比有明显区别。在评述型论文的撰写中应特别注意对评述对象资料的搜集要尽完整，使用的文献资源也应忠于事实，最大程度保证评述的客观性。
（三）调研方法
调研方法是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特别是社会科学类论文研究方法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运用调研方法撰写的论文就是通常所说的"调研报告".根据调研报告撰写的论文就是"调研型论文".调研方法是基于真实的社会实践调研，对搜集的信息进行综合整理后，再开展客观分析的一种综合性学术研究方法。调研方法最常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也是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性方法。调研型论文通常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阶段，通过调查去研究某些社会现象，得出有关数据，归纳相关规律，为解决某些存在的问题提供依据或参考。
（四）考证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考证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对学科领域或社会实践中的某--问题,以直接或间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辨明是非的研究方法。通常意义上的"考证"多指对古籍、古证的考察或修订。现在的考证含义已有所延伸，不再仅局限于对古籍的考察，而是指对事实的考核和例证。
考证方法常用于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等学科。考证型论文-般包括引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与其他研究方式不同的是，考证型论文的研究方式需提出新的考证观点，否则只是延续前人的考证结论，考证的意义就大大削弱了。
二、适用社科论文的研究方法介绍
1、调查法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
2、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可重复性。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中，观察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扩大人们的感性认识。②启发人们的思维。③导致新的发现。实验法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3、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其作用有：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实证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4、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定性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5、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
6、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
（1）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
（2）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
（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7、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数量研究法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8、模拟法（模型方法）
模拟法是先依照原型的主要特征，创设一个相似的模型，然后通过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的一种形容方法。根据模型和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模拟法可分为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两种。
9、探索性研究法
探索性研究法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是用已知的信息，探索、创造新知识，产生出新颖而独特的成果或产品。
10、信息研究方法信息研究方法是利用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美国数学、通讯工程师、生理学家维纳认为，客观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联系，即信息联系。当前，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信息方法就是根据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通过对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和整理获得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以实现新的目标。信息方法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它以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揭示事物的更深一层次的规律，帮助人们提高和掌握运用规律的能力。
11、经验总结法经验总结法是通过对实践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纳与分析，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上升为经验的一种方法。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运用的较为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之一。
12、描述性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它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有利于普及工作，它的实例很多，有带揭示性的多种情况的调查；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
13、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就是在撇开研究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的情况下，用数学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量的处理，从而作出正确的说明和判断，得到以数字形式表述的成果。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们的质和量是紧密联系,质变和量变是互相制约的。要达到真正的科学认识，不仅要研究质的规定性，还必须重视对它们的量进行考察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
数学方法主要有统计处理和模糊数学分析方法。
14、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在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辩想象、分析综合等，它对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5、系统科学方法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9
摘要：现如今，大学生信教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社会现象。本研究参考相关理论，通过采用数量化分析方法，发现大学生信教受到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网络因素的影响。高校应该在尊重大学生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根据学生信教的不同影响因素采取妥善措施引导其健康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信教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网络因素
在当今世界，宗教热已经成为一种共同现象。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和落实，宗教组织得到了发展，信教人数也大量增加，在众多的信教人群中，大学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团体，大学生信教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社会现象。
一、文献回顾
从已有研究看，学者们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对大学生信教问题进行研究，一种是根据自己所做的调查进行分析，另一种则是根据他人的调查结果进行理论分析。二者都集中于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对大学生信教现状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分析大学生信教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影响和应采取的对策。但是从调查的内容和方法来看，基本上都集中于对大学生信教基本情况进行描述，在方法上也只是采用了描述统计分析。在对大学生信教的原因或影响因素的分析时只是进行了单纯的理论分析，而没有采用数量分析方法。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在对大学生信教现象调查的基础上，在有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数量分析方法对大学生信教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研究假设
根据不同的理论视角，可能对大学生信教的影响因素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关注点。
社会化理论认为家庭是社会化的重要载体，父母的文化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子女。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常常在家庭中通过长辈的耳濡目染得以完成世代传承。在信教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信教的可能性往往也就更大。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的结构和特征，以及社会成员在其中的位置等，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处于网络中成员的行为和态度。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以及在所处的社会网络或人际网络中的位置，将对其行为和观念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反映在大学生对宗教的态度上。
在社会建构论看来，社会成员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的文化和规范，而是主动地参与者和创造者，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特性。是否信教以及信仰何种宗教，归根到底是个人选择，受其个人因素影响。
因此，本文就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根据上述理论，分别从家庭因素、社会网络因素和个人因素三方面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大学生是否信教受到家庭因素的显著影响
2.大学生是否信教受到社会网络因素的显著影响
3.大学生是否信教受到个人因素的显著影响
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
1.因变量：大学生是否信教
2.自变量：共包括家庭、社会网络和个人三方面因素
三、基本状况描述
本研究采用北京某高校2007年金钥匙问卷调查所得数据。金钥匙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029份，经过对各变量的缺失值处理，纳入本次最终分析模型的共有942个样本。其中信教的大学生比例为9.8%。根据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对样本的其他基本情况进行大略描述。
（一）个人特征状况
性别方面，男性比例为39.1%，女性为61.9%；年级上，本科一年级的比例为29.3，本科二年级的比例为27.8，本科三年级的比例为21.9，本科四年级的比例为19.6；学习状况方面，在班里成绩属于上等的有11.4%，属于中上等的有30.1%，属于中等的有38.6%，属于中下等的有16%，属于下等的有3.9%。
（二）家庭状况
民族方面，汉族学生最多，比例为87.5%，接下来依次为满族，比例为2.6%，回族，比例为2.2%，蒙古族，比例为1.6%；父母婚姻状况方面，92.2%为初婚，3.5%为再婚，2.3为离婚，2.1%为丧偶；家庭平均月收入方面，收入不多于300元的比例为3.4%，收入在301和1000元之间的比例为22.2%，在1001元至3000元之间的比例为25.9%，收入在3001元到6000元之间的比例为26.7%，收入在6000元以上的比例为21.9%。
（三）社会网络状况
遇到问题会和几人讨论方面，26.5%的调查对象会和3个人讨论，24.1%会和5个人讨论，18.5%和2个人讨论，13.6%的调查对象和4个人讨论，；参加过的社团数方面，9.4%的调查对象没有参加过社团，26.9%的调查对象参加过1个社团，35.8%的调查对象参加过2个社团，28%的调查对象参加过至少3个社团；对班级活动参与度方面，每次都参加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为29.2%，经常参加的为42.2%，在意义的参加，没意思的不参加的所占比例为25.4%，很少参加的仅为3.2%；宿舍人际关系方面，认为宿舍人际关系非常好的为39.8%，比较好的为51.2%，不太好的为7.6%，非常不好的为1.4%。
四、模型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为了分析家庭、社会网络和个人三方面因素哪一类对大学生是否信教有显著影响，首先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筛选出对大学生是否信教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然后得出最终回归模型并在对自变量标准化的基础上比较不同自变量之间对因变量的贡献率大小。
（二）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1）变量预处理
在模型中，因变量为大学生是否信教，信教的赋值为0，不信教的赋值为1。
对自变量中的离散型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性别以男性为参照类，年级为本科一年级为参照类，在班里的成绩以上等为参照类；家庭平均月收入以300元及以下为参照类，民族以汉族为参照类，父母的婚姻状况以初婚为参照类；调到问题与几个人讨论以与0个人讨论为参照类，参加过几个社团以没参加过任何社团为参照类，班级活动参与度以每次都参加为参照类，宿舍人际关系以非常好为参照类。此外，为了比较不同自变量的对因变量的作用幅度，还对自变量进行了标准化。
（2）筛选显著变量
为了找出解释能力最强的自变量，采用SpSS中Logistic回归中向后筛选变量的策略（Backward:wald）筛选出显著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分步回归概率临界值0.05进入，0.10剔除。经过计算，最终进入模型的有成绩、家庭平均月收入、民族和宿舍人际关系四个变量（见表1）。
注：*表示p
从输出结果看，-2Loglikelihood=502.566，nagelkerkeRSquare=0.197，modelChi-Square=91.222，df=18，sig.=0.000，从预测分类表看，模型的整体预测正确率为90.4%。
由于对自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而可以根据发生比直接比较自变量不同选项的对因变量的作用幅度。从最终模型看，在民族方面，与作为参照类的汉族学生相比，满族、回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的学生信教的概率要高出很多。从发生比来看，不同民族学生的信教概率大小排序为维吾尔族、藏族、回族、满族、其他民族、汉族、蒙古族、壮族。不同民族的学生在是否信教问题上的显著差异反映了民族传统与文化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和宗教观的影响。
在家庭月收入方面，与作为对照类的家庭收入不多于300元的学生相比，其他三类学生在是否信教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其信教概率明显要低。总的来说，家庭月收入处于两端的大学生信教概率要高，但这二者相比家庭月收入极低的学生其信教概率又显著高于家庭月收入最高的学生。
从大学生的学习成绩来看，与作为参照类的成绩在班里属于上等的学生相比，其他学生的信教概率则要相对较低，特别是成绩属于中上等的学生与参照类在是否信教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从发生比对其信教概率由大到小进行排序，则其依次为成绩处于上等的学生、中下等的学生、下等的学生、中等的学生和中上等的学生。
在宿舍的人际关系方面，与作为参照类的认为宿舍人际关系非常好的学生相比，认为宿舍人际关系不太好的学生信教概率要低于参照类，其他两类学生其信教概率则要比参照类要高，其中认为宿舍关系比较好的学生信教概率与参照类大体相等但略高一点，而认为宿舍人际关系非常不好的学生其信教概率则显著要高于参照类。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都有追求归属感的需要，宿舍人际关系差的学生可能会选择在宿舍以外寻求归属感，而宗教则满足了他们的这种需要。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作为显著变量进入最终模型的自变量中，民族和家庭平均月收入属于家庭因素、成绩属于个人因素、宿舍的人际关系属于社会网络因素。这三方面因素最终都进入模型说明大学生信教受到三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也证明了本文前面所做的假设，即家庭因素、个人因素、和社会网络因素三方面均对大学生是否信教有显著影响。所以，我们应该在尊重学生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努力引导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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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10
关键词：社会学概论；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
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社会进步培养合格人才，是我们从事社会学课程教学一直思考的问题。本文以学科专业基础课――社会学概论为例，谈谈专业基础课的定位与改革。
一、突出学科特点，确定课程定位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社会的构成及其运行规律的一门基础性、应用性、综合性的学科。在专业领域内，“社会学概论”是其中的基础课，根据多年开设社会学课程的实践，笔者认为对该课程在整个专业体系中的定位应有明确的把握。
1．“社会学概论”课程的定位
社会学专业开设30多门课程，包括专业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其中“社会学概论”属于专业基础课，是社会学系学生第一学期开设的一门课程。教师如何在“社会学概论”教学中，提供给学生一些常见的基础性知识，说明该课程的专业基础课性质很有必要。也就是说，学生通过“社会学概论”的理论学习，对以后的专业学习奠定基础。
教师讲授“社会学概论”基础课，需要给学生讲清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知识点。如有些概念有几种界定，每一种解释都内涵了其认识视角、认识层面的本质及规定，对已达成共识的界定教师需要给学生说明，对有待于讨论的概念界定提供给学生自习时参考。教师在课堂上需要讲解的是哪些概念和理论，需要留给学生思考和讨论的是哪些问题，要做到胸中有数。因为，对于大学生的培养，教师要着眼于启发他们善于思考、钻研和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初学社会学专业课程时，树立社会学专业意识，形成社会学专业思维，掌握社会学专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2．专业基础课的位置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专业特点，社会学课程的学习不是纯书本的知识所能奏效的，它需要社会调查，包括方方面面的、各表层的；然后将调查结果归类、归纳、分析、综合。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分析、研究，在分类、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调查，做到调查、分析、研究，循环往复，一致无穷。社会学就是一部调查、分析、研究的社会学说，是历史与现实统一、结合的学说。它需要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认识社会，有学者称其为“社会学的思维方式”。作为一门专业，培养的人才要达到这一目标当然需要诸多课程的学习，但对于社会学专业的一年级学生来说，“社会学概论”可以说是专业学习的重要开端，突出专业基础课的特点则成为教师讲授该课程的必要任务。对此，笔者在教学过程别强调以下四点：
一是强调专业知识和专业理论的教学，引导学生使用专业语言、专业理论思考分析问题。二是培养专业兴趣，通过展示国内外社会学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宽广的应用领域，帮助学生认识、了解、热爱专业，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三是强化和训练学生主动观察社会的能力，树立社会学专业意识，尽快适应这一目标要求，引导和做出努力是最重要的。四是处理好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专业基础课不能用专业课内容取而代之，它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把握好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尽量衔接好内容而不撞车。如讲授“社会学概论”，主要提供给学生专业课程的基础知识，使学生从宏观上了解该专业的基本概况、课程性质和作用，学会用社会学的思维方法思考问题：如重于对整体与个体、静态与动态、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过程等关系概念的学习和掌握，要为专业课理论的学习打好基础。
3．专业基础素质课的定位
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素质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它需要贯穿在各门课程的教学中。“社会学概论”课程涉及的内容从人才培养的密切关系角度看，它不仅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也是一门素质教育课。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适应社会的方式很简单，生活经验的积累足以帮助人们适应他所存在的社会。当代社会结构复杂、规范繁多，变化迅速，单纯依靠个人的直接经验去适应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系统的社会知识的学习。许多发达国家，为培养现代公民，在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设了社会学有关课程。有国家规定，将“社会学概论”纳入大学学生的公共必修课程，甚至一些国家的中学也开设了该课程，他们将人文素质的教育和适应社会能力的培养从基础教育抓起。在我国，“社会学概论”课程还只在大学文科学生中开设，个别高校只有少量的理科学生才能接触，显然我们与之相比是有差距的。
在我国，凡接受过社会学知识训练的高校学生普遍认为，社会学的学习能帮助自己尽快成人――理性地认识社会现象，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尽职责和义务。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三个结合”
在“社会学概论”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我们按照“三个结合”的原则实施教学：一是结合最新学术成果；二是结合社会发展实际；三是结合学生实际状况进行教学。这些做法在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结合最新学术成果教学
在众多学科中，社会学属于一门新兴学科，面对变化迅速、纷呈多样的人类社会，社会学者通过科学的方法与手段不断进行描述、提炼、总结、概括，上升为各种社会学的理论。“社会学概论”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基础课，教师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方式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反映到课程中去。这给授课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一要完成教学大纲，把教材容纳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二是围绕教学目标，把最新的学术成果整理归纳，补充进课程。
结合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开展教学活动，它要求授课教师保证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先进性。比如，在“社会学概论”教学中，有许多最新出版的社会蓝皮书、社会学年鉴、人口学年鉴、社会保障年鉴、出版新著和发表的文章，有相当大的社会学方面的信息量、数据、研究动态。对上述内容的收集、整理、归纳、综合需要教师完成；这些内容一旦与使用的教材内容相冲突或新容纳的量和度超过原教材内容，给教师带来的压力很大。如何处理好教材内容与新增信息之间的关系是个棘手的问题，教师若脱离使用的教材，专讲最新学术研究动态肯定不妥当，因为常规课堂教学毕竟不同于学术讲座，而不涉及最新研究成果同样不可能。在实践中，我们采用了专业基础课教学以教材内容为主，在完成教学大纲提出的目标任务的基础上，穿插有关新的研究成果，将教师浏览、查阅到的大量资料、目录和相关内容交给学生，通过教师提供的信息，促进学生学习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传授和学习达到了得以相长的良好效果。
2．结合社会发展实际教学
社会学以不断反映社会发展进程，解决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被社会所承认和接纳，由此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富有生命力的分支学科。它与社会生活之间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离开了社会的实际，社会学理论也就成了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贯穿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主题：学习、掌握社会学理论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
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开展教学活动，有三个问题需要处理好：一是选择教学内容。现实社会生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往往是繁杂的，弄清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是联系实际教学的主要内容。联系实际传授知识不只是举几个案例的问题，而是通过一些案例说明理论是如何来自实践又怎样去指导实践的。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乃至目前各大城市出现的“民工潮”、90年代国有企业深入改革引发的大量工人下岗、体制转换过程中凸现的社会保障等问题都可以作为课堂联系实际的材料，也是学生渴望了解的社会现实问题。对此，教师需要组织、遴选上述材料，供学生参考。二是开展教学活动联系的方式。来自现实社会的材料多种多样，教师提供的信息和学生自己掌握的信息是否一致、可靠，对这些信息如何评判，也需要教师在备课中加以考虑。三是开展教学活动达到的目的。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开展教学，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要求，也是培养学生的必然要求。社会学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丰富、充实和完善，它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理论就能保持其永恒的科学性、真理性并长青不衰，反之，就是僵化、滞后、教条、一潭死水。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社会的意识，让学生学会运用知识、理论寓于实际生活之中，能说明或解释实际生活。人类的文明历史，是在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提炼提升、丰富发展的。只要用心打造，教师把培养学生作为己任，就有可能为社会学理论做出贡献，为人类的文明历史增添砖瓦。
3．结合学生实际状况教学
教学活动是师生互动共同参与的活动，没有受教者的积极参与，施教者的一切努力都将受到限制。
联系学生的实际状况进行教学。需要教师深入到学生中，了解他们以便在授课中有的放矢。我们曾经对新生做过调查，问学生“到大学后最担心什么?”担心学所无成的占50％，担心处理不好人际关系的占14．1％，担心将来找不到好工作的占14．1％。这表明新生把学业和人际关系摆在重要位置。在教学中联系学生的这些担忧讲述专业学科的社会价值与功能，运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理论讲述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与原则，收到十分好的效果。
教学是师生合作互动的过程。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生的实际状况是确定教学方法、实施教学模式的客观依据。作为任课教师不仅要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还要根据这些情况及课程特点制定讲课内容：包括讲解的起点内容、授课方式与方法，激发各层面学生的求知欲，达到师生合作互动的效果。
三、注重教学方法，加强案例评析
完成教学目标，还需要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对此，我们在以往教学改革基础上不断改革与完善：在内容上探讨如何从理论性向应用性延伸，加强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在方法上，尝试运用引导式、参与式、讨论式、案例式及实际调查相结合，根据现实社会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开设案例分析课程。
1．精选经典案例进行课堂分析
在以往的教学中，为了解释理论，适当举例说明，这样常常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有些例子又比较牵强，学生对案例的怀疑必然带来对理论的误解。我们认为，有必要改革过去举例解释理论的简单授课方式，要依据现实精选案例，做到精选典型案例进课堂。教师通过精选的典型案例，交给学生去分析、与理论挂钩，通过分析和挂钩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学生掌握了经典案例，再进行社会问题的调查、分析时，就避免了盲目性。不仅如此，学生在参照经典案例的基础上，结合社会问题的进一步调查、分析，从中归纳、总结、概括出值得后人借鉴、推广的新案例，为后人教学选用的案例做贡献。教师为学生提供典型性的案例，学生通过典型性的案例分析收得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学习效果。
2．开展有效的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它不仅是对学生的学习水平、思维视角、应变能力、思考程度的检验，也是对教师应急讨论问题的发挥水平检验，师生在讨论中互动，在检验中提高。我们选择讨论题目的原则：第一，在理论上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参与讨论者有选择和辩论的空间；第二，参与广泛，讨论热烈、有效。发言不局限，发言题目确定后，写出发言提纲，讨论有重点发言人，其他同学可以随时补充并参与辨析。例如，在“社会学概论”案例教学中，我们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把大家感兴趣的“人的社会化问题”作为讨论题目，有的着重于社会化的意义作了准备，有的侧重于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对社会化的影响做了准备，有的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社会化问题作了准备。学生准备后的发言讨论，获得了很好的讨论效果。
3．走出校门参观、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