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治理篇1
破除治理“碎片化”
目前，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已连续3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除了经济增速缓慢，全球经济复苏还受到全球协作“反对者”的挑战。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显著抬头，多哈回合谈判何去何从面临重新选择。
针对分歧，G20杭州峰会向外界表明：全球合作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重振贸易、刺激世界经济，G20各国应彼此协调，实施结构性改革，并以此为基础达成一项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协议。
此次杭州峰会的会标图案即表征了本届峰会全球协作、破除治理“碎片化”的精神和诉求。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国，中国会标用20根线条描绘出一个桥形轮廓，同时辅以“G202016CHina”和篆刻隶书“中国”印章。桥梁寓意着G20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之桥、国际社会合作之桥、面向未来的共赢之桥。同时，桥梁线条形似光纤，寓意信息时代的互联互通。图案中G20的“0”体现了各国团结协作的精神。
贸易增长全面战略
在打破全球贸易治理“碎片化”贡献方面，《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无疑是引人瞩目的。其具体内容包括7个方面。
降低贸易成本
G20将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贸易成本并鼓励所有世贸组合成员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tFa）。根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测算，tFa全面实施可将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5%，促进贸易发展，帮助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加强贸易投资政策协调
G20保证贸易、投资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并采取促进更加开放、可持续和包容价值链的政策，以鼓励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并获得价值增值。
促进服务贸易
G20成员承诺实施政策以支持开放、透明和竞争市场。这将促进服务提供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服务提供商参与全球价值链，将有助于全球价值链中货物和服务的流动，支持更加有效的生产和贸易，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增强贸易融资
贸易融资缺口阻碍了贸易和经济增长。贸易融资缺口在最贫困国家尤为明显，尤其是在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小岛国，这些国家在获取相应知识技能以运用贸易融资工具方面也面临挑战。G20将通过加强贸易融资，支持更多的企业开展国际贸易。
制定贸易景气指数
在贸易增速相关的指标方面，掌握更多影响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信息对各国都有益。G20有信心“贸易景气指数”将作为贸易的提前预警系统，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提供更实时的贸易发展指标。这将成为G20成员政府调整贸易相关政策的重要工具。
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数字贸易和技术迅速发展引发经济贸易结构的深刻变革，鉴于这种形势，G20成员同意加强电子商务问题的讨论与合作。同时，为了使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获取数字技术，获得更大利益，并帮助其实现包容性贸易增长，G20成员鼓励政府和企业进行对话，找出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讨论贸易领域相关政策、标准和模式，并欢迎工商界提出的搭建世界电商平台（ewtp）的倡议。
关注贸易促进发展
G20成员认识到，贸易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促进贸易和投资可增强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支持健全的农业政策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此，G20将更好地利用贸易促发展。
中国推动“全球化”
尽管质疑“全球化”的呼声被某些政客利用得风生水起，并且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中国政府和G20成员一致认可“贸易对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心作用”。此次G20杭州峰会即以“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为主题，推动“全球化”在经济增长疲乏下的发展。
回顾21世纪前10年的景气时期，中国与美国贡献了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中国进口年均增长率达到世界进口贸易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多，拉动一大批国家搭上了中国经济快车。在次贷危机和美欧债务危机中，中国从“东亚经济稳定器”进一步上升为“世界经济稳定器”。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2016年上半年GDp增速依然保持在6.7%的较好水平，且未来前瞻在主要经济体中相对乐观。
全球贸易治理篇2
全球经济治理就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和行为规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和协商行动，以解决全球性的经济问题。
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领域，且与其他领域的治理交织在一起。具体讲，全球经济治理就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和行为规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和协商行动，以解决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如国际金融监管、贸易制度安排、全球经济失衡等，以维护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与以往的国际对话和谈判不同，其核心不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安全，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而进行的新秩序建构的过程。
全球经济治理是通过组织来实现的，离开了组织，全球经济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全球经济治理的组织主要包括全球性组织、区域性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三种类型。全球性组织协调的是国际多边关系，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处于主导地位，主要包括联合国(Un)、世界银行（worldBank）、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十国集团(G20)等。区域性组织侧重于区域内部双边或多边关系的维护，区域性组织是对全球性组织的有益补充，较为典型的包括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等。跨国公司则注重于理顺全球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关系，是全球经济治理中最重要的市场力量。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必要性
全球金融危机应对、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反恐、毒品走私、人口贩卖等全球性的议题，都已超越了任何国家的一己之力。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国家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更加紧密，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脱离国际社会而独善其身。因此，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代表性不足、治理机构失衡、全球治理组织效率低下等问题，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
第一，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存在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过低。现行的国际体制及其各项规则都是在过去半个世纪由发达国家主导、中形成的，在许多方面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随着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与日俱增，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根本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3年美国GDp占全球份额的比重为16.45%，为全球最高，相应地，其在imF和世界银行中也拥有最高的投票权比重，分别为16.75%、15.13%。发达国家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投票权基本与其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的比重相适应。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总量不相适应。2013年中国GDp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为15.84%，而在imF中的投票权比重仅为3.81%，低于经济总量不及中国的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印度和巴西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也与其经济体量不相适应。2013年，巴西GDp占全球份额的比重已超过除美国外的所有发达国家，但其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比重均低于比其经济体量小的发达国家。
另外，从监管的角度讲，imF宏观经济监测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存在缺乏监管的问题。西方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更多的是主张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即强调经济自由化、市场化，贸易、投资和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也揭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不足之处。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失衡问题严重。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有多种货币承担了国际货币的职能，但结构很不合理，美元独大，其他货币地位相对很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末，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allocatedReserves)总额约6.19万亿美元，占比52.55%。其中美元储备3.9万亿美元，占已分配外汇储备总额的62.32%，欧元储备1.4万亿美元，占已分配外汇储备的22.62%。日元、英镑、加元、澳元等货币在已分配外汇储备总额中的比重较小。失衡的全球货币治理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单方面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本国经济。现在美国又因为自身经济开始复苏，做出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决定。美联储启动或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国际金融市场震荡，足以说明当前全球货币治理的内在缺陷。改变当前失衡的全球货币治理有两种选择：一是货币一体化，即全球使用统一货币。二是提升非美元货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但上述两条道路都很漫长。比较现实的选择就是在现有的治理架构下构建约束机制，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独立性，增强imF在全球货币金融事务中的监督权，同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重。
第三，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组织效率有待提高。
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组织，如imF、wto和世界银行等，都存在着议程繁冗、效率低下的问题，导致很多问题长时间难以得到解决，所采取的措施具有较明显的滞后性。wto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资本监管难以达成共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以及过度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等现象和问题，都凸显了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亟待变革，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和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正是因为在金融机构的监管上缺乏国际协调，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很容易蔓延到实体经济和全球经济。如何通过国际协调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和蔓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就必须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行调整和变革。
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立场与贡献
中国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立场主要包括：
第一，积极推动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推进G20的制度化建设。目前，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依然疲弱，主要经济体表现有好有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难度进一步加大。二十国集团也处在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阶段，亟须在制度和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创始成员，始终在积极推动以G20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在二十国集团成员提出的近千项改革建议中，中国贡献了约15%。在布里斯班G20峰会上，主席明确指出，创新发展方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是二十国集团未来三大努力方向，再次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指明了方向。
第二，倡导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推动货币体系多元化，改变美元独大的不合理局面，努力构建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特征，一国货币的国际认知度与国际化程度，直接反映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步骤。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有利于改善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定位，也有利于全球货币治理均衡发展。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显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人民大学编制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显示，2013年底，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达到1.69%，与2013年初的0.92%相比提高了84%。2014年第-季度已经达到1.96%，上升明显。此外，汇丰银行《2014全球企业跨境人民币业务调查报告》显示，香港在跨境业务中使用人民币的企业高达58%，领跑其他离岸市场。在受访的台湾企业中，近四成(38%)表示已在跨境业务中使用人民币。法国和德国紧随其后，已使用人民币的企业分别达到26%和23%。随着人民币日益国际化，跨境人民币业务类型已不再局限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的单一功能，开始向投资货币、储备货币功能转变。《2014全球企业跨境人民币业务调查报告》还显示，32%受访企业已经开展人民币资金管理和使用人民币信用证／贸易融资业务，19%受访企业则正在拓展集团内部人民币跨境贷款业务。但是，应该看到人民币国际化尚处于初始阶段，世界范围的交易市场还多处于离岸市场的层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全球货币治理改革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第三，作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在积极推进全球贸易体制变革的同时，努力探索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路径。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主动履行世贸组织成员国义务，在减免关税、开放市场、完善法律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后，中国积极推进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实施自贸区战略是中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路径之一。目前，中国已签署了13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均属于国内自贸区建设范畴。Cepa是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与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有5个，分别是中国与巴基斯坦、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韩国的自贸协定。与发达国家签署实施的自贸协定有4个，分别是中国与新西兰、新加坡、冰岛、瑞士的自贸协定。新西兰成为第一个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协定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实施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在已签署的13个自贸协定中，除与韩国的自贸协定还未生效外，其余均已实施。目前，中国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有8个，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澳大利亚、挪威、斯里兰卡的自贸谈判，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协定谈判，以及中国一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和中国一东盟自贸协定(“10+1”)升级谈判。此外，中国已于2007年10月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联合研究，分别于2012年5月、2013年8月启动了与哥伦比亚、斯里兰达等的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目前，我国已签自贸协定的贸易覆盖率已达26%，对推动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投资发展、加强成员间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中国还积极利用多边合作平台，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于2014年11月11日在北京雁栖湖举行。在中国的推动下，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北京路线图有助于解决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碎片化局面，在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重要倡议，不仅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合作，还将会对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中国在各种场合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
全球贸易治理篇3
在竞选阶段，特朗普已经明显表现出明确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倾向，他的当选很快令美国正在和不同国家进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失焦。奥巴马政府11月10日放弃了颁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所有希望。美国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表示，确定不会在2016年年内议会上提交tpp法案。而此前媒体报道，有一份多达21页的特朗普过渡团队内部文件显示，特朗普政府将在上任100天内放弃tpp。欧盟也表示不寄希望能与特朗普的新政府谈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很明显，美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体系正在面临随特朗普当选而来的一阵冲击波。整个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自然也成了国际财经界的热门话题。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竞争。世界上现在拥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及治理体系是二战结束时由美国主导建立，在战后几十年里由西方世界主持逐步健全完善的。近些年，随着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全球治理出现了指导思想的空白和混乱。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贸易连年下滑，投资大量减少，债务危机持续发酵，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各国对西方治理思想、治理模式丧失了信心，均感到困惑和迷茫。全球经济原有增长方式、治理模式动力耗尽，失去生命力，人们开始思考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治理“失序”和“碎片化”问题，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欧洲人在1990年提出并推广了全球治理概念。其背景脱离不了全球化的深入广泛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如金融危机蔓延，贸易摩擦增多，移民和地区冲突突出，跨境水资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严重。人们开始认识到全球化的时代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需要同舟共济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零和思维逻辑显然不适合全球化时代。而在此前的选战中，特朗普将tpp称为“灾难”，其主要经济顾问纳法罗等人则表示，美国不会再次为了外交政策而牺牲美国的经济利益，譬如通过tpp，“这些贸易协议只起到了削弱我们生产能力的效果，也削弱了我们和盟友本身的防御能力”。可以看出，美国并不准备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不想干自己感到开始吃亏哪怕是过去一直获利的事。tpp的前景转为黯淡并非孤立事件。环顾今日世界，全球化似有退潮的趋势。英国“脱欧”，除了给英国、欧盟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无法准确预估的不确定性外，它还意味着已艰难维持多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到了一次不可逆的重大挫折。与此同时，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而上台，德国民众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些政治生态的变化削弱了对于全球化的政治和民意支持，影响了全球治理体系包括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的正常运转。
近五十年来，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为例，就预示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工资之间的不断靠近，同时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整体而言均有益，但是在收入方面，的确会产生输家，而赢家应当做好准备补偿这些输家。譬如在签署“北美贸易协定”（naFta）时，美国曾为有可能受到冲击的蓝领准备了一系列包括重新上岗培训项目在内的补偿措施，原本是可以把这种行为放到更大范围中去实施的，但实际上并没有。“政府在面对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问题上，并没有进行足够有效的财富转移”。这其实正是美国和欧洲一些民众支持赞同特朗普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真正根源。
全球化退潮势必会影响中国经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延伸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是国际社会经过战争洗劫形成的共识、探索出来的模式，其治理结构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正如许多中国高层政府官员此前所言，中国是现有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wto等关乎投资与贸易的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这些体系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开放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当下和未来都至关重要。
近几年，中国迅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壮大，这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历史时间上同步发生，产生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大趋同，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也推动了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中国2008年在G20平台上充分发挥大国作用，进入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圈，中国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2016年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成绩斐然，吸引全世界的眼光，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角和引领者。11月20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利马举行。国家主席发表题为《面向未来开拓进取促进亚太发展繁荣》的演讲，获得了一致好评，各经济体领导人表示，当前形势下，要构建亚太开放型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深入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持续推进全方位互联互通，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中国主张、中国智慧越来越获得世界认同。所以，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二战胜利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其治理结构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受益者，也是体系的捍卫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对自由贸易制度的态度是明确的，也是坚定的。
反观美国，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些时日看看走向，以确定最终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对采访记者表示：令人欣慰的是，（候选人）竞选时所发表的演讲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本届apeC峰会的东道主、秘鲁总统库琴斯基日前则表示，tpp可以由没有美国的类似新贸易协定来取代，“我认为最好有一个可以涵盖中国及俄罗斯的新亚太地区协定，这需要一个新的谈判。”“长期而言，tpp排除了中国的主导角色，这事令人担忧。”这其实是不少亚太国家的真实想法。而特朗普此前的言论可能使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届时可能引发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对于世界第一超级大国来说，目前这种不确定性给其自身，以及全球其他国家所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
全球贸易治理篇4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wto法治体制困境实现路径
国际社会在经历国家利益压倒一切，主要通过国际会议确立规则和建立框架的国家治理和以国际组织为中心形成原始、初步国际机制的国际治理后，逐步进入关注全人类共同利益，运用国际法管理全球公共事务的全球治理阶段，国际法全面渗透进全球治理的现实肌体，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实践特征和主导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全球治理语境下wto自成体系的国际法治模式
居于全球化舞台中央，理性指引和约束全球化并对全球治理制度构建进行实践和提供决策正当性根源的wto，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规则、组织和决策层面上的外交取向和以争端解决层面上的规则取向为基础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它的全球贸易治理至今不过17年，却从组织结构、职权范围、决策机制、规则体系、争端解决及对成员国内贸易法治的深度要求等各方面形成了多层次梯级结构自给自足的法治模式。这种模式成功构建了一个国际法优于成员国国内法的法律秩序，创设新的法律主体并建立具有有限权能的治理等级结构，通过规则界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以动态的制度自洽和自我调整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合作各种需求做出有效回应，在世界贸易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而拥有当代国际贸易法体系主流话语地位，成为国际组织“宪法化”的典范。
但wto法治也并非无可挑剔，17年来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从未间断。“华盛顿共识”的泛滥引发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与全球经济危机，危机不仅于细微处改变近30年来的贸易自由化趋势，催生众多国际组织合作新模式，也从实质上引致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在此背景下，wto历史上涉及范围最广、议题最复杂、参与成员最多、时间最长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全面展开，它以全球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问题为中心，旨在推动多边贸易法治的自我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运行模式的多元化。但正是由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实质性改变带给多哈回合众多体制困境，其在进一步推进传统市场准入上步履维艰，更在涉及新领域的“新加坡议题”上毫无斩获，在经历的10多年的冗长角力之后仍处在艰难博弈之中。
二、面临的挑战：wto法治进程中的体制困境
1.立法：wto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张与成员方经济的冲突。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的wto多边贸易体制主要反映美欧政治经历利益和治理观，是美欧自由主义贸易政策与法律的内嵌。因此，发达成员同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失衡和不平等基础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固有矛盾。但在新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实质性融入wto体制，多边贸易体制内在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从本质上改变着wto法治的权力基础。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借助wto平台改变自身分享自由化利益、争取特殊区别待遇和贸易援助、改善贸易增长不平衡和法治能力低下的不利局面成为可能。发展中成员发展问题，以及它们在实施现行wto贸易协定中的现实困难就成为wto法治关注的核心问题。
当wto在适应全球经济治理需要而将其权力范围不断向诸如投资、环境、金融、人权等非贸易价值目标扩展的过程中，国家所固有的内部权威、边界控制、政策自治和不干涉等内核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经受挑战，wto所倡导的自由化理念同发展中国家经长期斗争所确立起的经济原则不可避免的发生着激烈冲突。wto需要通过令人信服的国际法实践对国家原则进行重新解读和界定，对其成员方尤其是发展中成员的决策空间和市场运行模式及发展方向的选择权予以应有的尊重，考察以多边方式对其他非贸易议题实行“监管模式”的可行性，在多边贸易体制强制管辖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与成员权力的保留间做出审慎和恰当的平衡。
2.司法和执法：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wto法律规则基础的缺失。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具强制执行效力的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贸易治理赖以存在的“安全阀”和实现wto法治最有效的手段。但其“输入合法性”的缺失并未被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弥补，仍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其所依据的法律规则并非建立在充分知悉和表达意见基础上的民主立法，不符合公开、透明、明确的形式价值，并缺乏国家及其他组织机构的法律监督，构成对司法机构权威和司法程序公正效率的障碍，使得Gatt/wto体制未能摆脱成为强国维护自身利益和推行国内政策的工具。如引致多哈发展回合僵持不下的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资助及出口补贴等现行规则以及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身份的否认，并通过入世协议强加于中国的“超wto义务”，都是欠缺法治基础的“恶法”，而欠缺“良法”的前提，“国际善治”也就无从谈起。（2）DSB准司法解决程序的弊端。首先，DSB在个案处理中不断创新法律解释规则，在含混、模糊的框架协议预留的巨大自由裁量空间里“司法造法”，改变或更新成员方根据wto承诺的条约义务，缺乏有效的审查机制对其裁决与wto协定的相符性及是否存在权力滥用进行监督，降低wto规则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其次，DSB执行效能不高，特别是在关键产业的敏感问题上对霸权国家行为的约束乏力、迟缓，确保DSB裁决得到严格遵守的能力不足，令其执行措施的有效性频受质疑。再次，DSB在落实发展中成员对特殊和区别待遇的关切和需要上不够“给力”，发展中成员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障碍加剧，报复机制在实践中的不充分和不适应性，打击中小经济体启动wto解决争端的信心。
3.与其他法律秩序的碰撞：区域贸易协定的繁盛对非歧视原则的蚕食。不同国际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问题因相对强大的wto而被无限放大，这不仅考验wto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的能力，而且更深层次的触及国际法碎片化的痼疾。wto意图通过其争端解决机制权衡国际法律秩序中的不平衡，由其司法机构的法官在个案审理中考量和确定其贸易规范同其他法律秩序规范间的平衡点，似乎存在以小博大的投机心理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自1947年Gatt第24条首次为区域贸易协定在多边贸易体制提供特殊法律地位以来，两种秩序间的相互关系和司法包容对国际贸易体制走向的影响始终都是wto法治协调跨wto体制各种法律秩序的重要参考依据。伴随着多边贸易谈判的持续僵持，区域贸易协定增长趋势强劲，国际贸易领域呈现以民族国家单边为基础，区域合作机制漠视wto纪律和多边自由化机制对其规制疲软的发展动向。被称为“意大利面碗”的各种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多元、自治及歧视性优惠贸易安排剧烈膨胀，首先是对全球市场的局部分割，在促进内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损害集团外成员利益，导致产生国际贸易规则形成的复杂网络，反过来又加深了wto相关议题的谈判难度；其次，不同区域贸易协定大都包含保障自身规则适用的争端解决程序，并无序纳入更多非贸易目标，造成全球范围内高昂的管理冲突成本。这不仅损害国际贸易关系的透明度，引发体现在贸易协定中各种价值目标的刚性排他和争端解决的管辖权冲突；同时这也与经Gatt/wto争端解决实践反复确认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背道而驰，取消其适用空间，进而将作为wto制度基石的非歧视原则变为例外，构成对多边层面市场开放的障碍和使wto规范的一致性及体制完整性受到减损。
三、僵局的突破：国际经济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法治意味着一个治理原则：所有的社会行为体，包括国家本身，都应对公开的法律负责，而这些法律是多元、包容度强、可平等适用和独立裁判的共进国际法。以和谐世界为意蕴，不断协调体制冲突、自我升级的wto法治将为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设定规范和指引。
全球贸易治理篇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不过，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系以实现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却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和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金融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政策及相关国内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现状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应积极发展以环境标准为支撑的绿色贸易战略，并对相关国内政策进行调整，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全球贸易治理篇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多极化贸易保护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是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的流动，简单地说也就是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它是几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也必将持续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而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是指人们超越国家界限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它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社会等等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我们就很有必要研究这一主流的发展对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而更加辩证的看待经济全球化。
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矛盾统一体而存在的，经济全球化也一样，它是一把双刃剑，对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都具有相互矛盾的两方面影响。但不管其负面影响有多大，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依然朝着整体向好的趋势发展，经济全球化依然是世界的主流，正如哲学上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一、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领域的重要特征，它对国际关系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这一影响的内在矛盾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多极化的“平等”与南北差距扩大的“失衡”的矛盾
表1发达国家（地区）与典型新兴经济体平均多维度增长极指数
由于“信息无国界”和“高科技无形之手”的推动，近几年来，世界多极化也伴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而加速发展。据一项统计显示，21世纪中期各地区经济所占份额状况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美国、日韩和中国等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比例为6：4：6。也就是说，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规模几乎同等，这三大主要地区的经济份额差距十分微小，可见当前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想要占据经济上的霸主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中国等多个增长极，而“金砖五国”、“景象五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发展势头更进一步使得世界经济向着更加多极的方向发展。权威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已占世界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三；新兴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已由90年代初的39.7%上升到去年的48%。{1}我们从下表“发达国家（地区）与典型新兴经济体平均多维度增长极指数”中更能看出当前经济发展的去中心化、多极化特征。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足以见得，经济多极化与全球化一样，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多极化的发展必将使得全球经济发展的利益不再为一家所独有，自由贸易所增加的社会福利可以被更多的国家所享受，经济发展似乎更加均衡、更加公平了。
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更有先动优势，他们往往处于产品价值链的高端，主要从事研究开发、推广营销等高附加值的环节，而从发展中国家攫取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然后将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赚取了巨大的贸易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却承受了出卖廉价劳动力、开发本国资源、破坏本国环境的为支撑发达国家发展而付出的代价。并且，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大量出口廉价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甚至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资源而更加发达，却使得发展中国家承担着自己的发展成本，最终，“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经济全球化使得贫富差距更进一步拉大了。
（二）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矛盾
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再到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我们能看到几乎所有贸易理论都提到贸易之后的总体福利大于贸易之前的，因为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配置，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价值从而改善国际贸易，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好。据了解，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已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投身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它使得世界经济变成了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征：一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国际分工日益细密，由过去单一的垂直分工发展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大多数国家都成为某一生产链上的一环。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基本上是制造业各部门之间的水平分工，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大力发展制造业。二是贸易全球化。贸易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传统方式，也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纽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国际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贸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三是投资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相比，国际投资的发展更为迅猛，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纽带。当代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首先表现在国际直接投资上。四是跨国公司大发展。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销售、全球化采购和全球化研发，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在当代，跨国公司的数量激增，规模日益扩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2》提供的数据，2001年，跨国公司总数为65000家，国外分支机构数量为851234家，国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为1875170亿美元，与1990年相比，分别增长了77.6%、400.7%和238.0%。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已经使经济发展成为了一项世界工程，改变了过去自给自足，互不联系的国际经济关系。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浩浩荡荡发展之时，贸易保护主义也随之重新抬头。在全球化进程中，为寻求更低的投资成本和更高的效益，发达国家一些非核心产业及产业环节会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相关产业在转移过程中，也相应带走了国内的部分就业机会。当这些产业的产品销往其他国家市场特别是与其同类产业发生竞争时，就容易对进口国形成压力，并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构成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复杂联系。尽管全球化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与协作，需要贸易逐步走向自由化，但现实中却经常要面对因同类产业的竞争而产生的各种保护措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改革开放30多年吸引了大量外资，是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其出口贸易得以不断增长。据wto2009年统计年报显示（图1），从2000～2008年，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25.2%，2008年已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品出口国（尽管以中低端产业为主），2009年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产品出口国。在这样的增长态势下与国外同类产业的贸易摩擦自然会增多，同时也更容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对象，中美轮胎特保案就现实地说明了这一点。
图12000～2008年世界主要出口国制造品出口量（10亿美元）
资料来源：wto2009年年度报告。
除了以上两个主要矛盾，经济全球化也在加强各国经济依存度，强化各国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大了各国之间的竞争，在使得各国“一荣俱荣”的同时也会使得他们“一损俱损”，总之，经济全球化给国际经济关系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国际经济关系仍然朝着整体向好的趋势发展，经济全球化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这是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应该趋利避害，尽最大可能放大其优势，缩小其副作用。
二、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
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对应于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出现的“多极化的‘平等’与南北差距扩大的失衡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矛盾”，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也出现了“政治多极化的‘公平’与南北话语权不平等的矛盾”、“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的矛盾”。
（一）政治多极化的“公平”与南北话语权不平等的矛盾
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世界各国或国家集团在世界事务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并由此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政治格局也呈现出了多极化的趋势。美国由于其在经济上积累的巨大优势一直在力图主导世界事务，充当世界警察，在政治格局中是不容忽视的一极；欧盟则加紧内部整治，从经济货币统一迈向政治军事统一，积极向东扩展，成为当代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国家集团；日本虽经90年代经济停滞，但经济总量依然位居世界第三，并一直在试图成为政治大国上不断努力；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拥有巨大潜力，普京执政后，经济也开始好转。近些年，在恢复自己的大国地位上的速度上明显加快，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明显增强。此外，巴西、印度、韩国、墨西哥等国也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开放，出口增加而使得综合国力增强，在国际地位上也逐渐有了一定话语权……政治上再也不是美苏两极格局笼罩下的意识形态对立，也不是美国一家独霸的单极格局，而是基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合作加强的基础上的多个政治单位的共同发展，每个单位都有“平等”的发声机会，都对国际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影响。
这似乎是一种很公平的现象，然而这种公平也只不过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公平，就像发展中国家大多沦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作用的买单者一样，他们在政治上也同样成为了发达国家的附庸，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极少。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发达国家有足够的资本形成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影响国际政治的发展成为大多数国际组织的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进而又通过权力的寻租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得更大的利益，进一步扩大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优势。政治和经济不断相互强化，由此便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循环圈，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不断巩固，而发展中国家却逐渐边缘化，南北差距越拉越大。
（二）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的矛盾
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就是以统治和服从为特征的强权型国际关系向以平等和协商为特征的合作型国际关系转化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密切联动的整体；由于资源、环境、人口以及维护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在“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不变的规律下，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面临许多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越来越多的问题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协商才能得以解决。尤其是在处理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许多全球问题，如贫困问题、政治危机、环境危机、安全危机（军备竞赛及核技术扩散，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危机（宗教冲突、文化冲突、意识形态对峙）、南北问题和制度危机等的时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处理的，必须通过各国间的广泛合作才能妥善解决。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更多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发挥和地位的展现，促使国际关系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日益摆脱传统的集团性、分散性的格局，而向全球性、整体性的态势演化；国际生活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做法也日益不合时宜。
正如在全球化的浪潮涌来时遭受了贸易保护的阻挠一样，在民主化的力量日渐强大的时候，以“分离主义”为代表的当代民族主义也愈演愈烈，如北爱尔兰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民族国家逐渐丧失了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和的独立性，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工具；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寻找最有力的区位优势与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地政府对本国区位优势、资源与政策进行协调性的安排，从而使得国家对本国的区位与资源的控制力减弱。总之，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大大削弱了当地政府的作用，使得民族凝聚力大大下降，民族认同感日渐淡漠，这就激发了大量的民族主义运动来反对经济全球化。
尽管有着“政治多极化的‘公平’与南北话语权不平等的矛盾”、“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矛盾，但政治多极化与民主化仍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国际政治关系的主旋律，我们应该在这些矛盾中找到平衡点和解决办法，并积极融入主旋律中，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给国际政治关系带来的有利影响，在维持民族认同感的前提下加快本国的民主化进程，并要更加珍惜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努力发展经济，提高增和国力以不断增强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
尽管经济全球化在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方面会带来相互矛盾的影响，负面的影响甚至阻碍着国际经济、政治的发展，然而，我们要始终具有“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方向是前进上升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要抓住主要矛盾”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维以及中国古语“顺势者昌，逆势者亡”的古老智慧，相信这些负面影响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副作用”，经济全球化依然是主流，依然使得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做的不是抱怨甚至反对经济全球化，而应该是要思考如何将此副作用降低到最小，如何更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来提高本国福利。比如在经济方面充分利用本国优势，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进而提高本国经济在全球贸易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努力成为经济多极化中的一级；在政治方面在坚持本国政治和民族认同的前提下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防止分离主义的再次发生。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政治互信与合作，为经济全球化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也要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以促进本国更好的发展，向着成为政治多极化中的一极而努力等等。潮流不可逆，可逆的是我们的思维。
注释
{1}http：///wiki/%e5%a4%9a%e6%9e%81%e5%8C%96%e7%BB%8F%e6%B5%8e。
{2}多维度增长极指数，由世界银行开发，反映一国在贸易、金融和技术三方面对全球的影响力，指标越大，说明一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大。
{3}贫困化增长是某些特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情况，它的含义为：当一国由于某种原因（一般总是单一要素供给的极大增长）使传统出口商品的出口规模极大增长，其结果是不仅导致该国贸易条件的严重恶化，也使该国国民福利水平绝对下降。
{4}刘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和平崛起[J].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7，第15页。
{5}杨励，韩倩倩.经济全球化与危机背景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历史脉络、根源与前瞻[J].国际经贸探索，2011，27。
{6}姜春洁.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m].中国石油大学，2006。
参考文献
[1]刘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和平崛起[J].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7，第15页.
全球贸易治理篇7
当前，全球兴起多个跨区域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世界主要经济板块整合趋势加速。2012年底，东亚地区正式推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紧随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2013年5月，RCep贸易代表第一轮细节谈判正式启动，标志其进入实质推进步骤。RCep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亚太格局、东亚地区合作及中国对外战略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
全球经贸新格局
2013年6月18日，美欧在“八国集团峰会”（G8）上正式宣布启动“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协定”（ttip）谈判，计划历时18个月于2014年底之前完成。相对于ttip的巨大体量及美欧间需要解决的繁杂问题，仅用18个月就完成谈判未免显得太过仓促。不过，就美欧要实现提振经济、布局全球的“宏愿”而言，ttip谈判又必须早日驶入“快车道”。此前，日本已经宣布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谈判，并与欧盟启动“经济伙伴关系”（epa）谈判。至此，美欧日作为世界经济传统三强同时参与到全球经济板块新一轮整合之中，发达经济体加强全球经贸新布局的日程已经排满，接下来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新一轮博弈。
自上世纪90年代“新区域主义”兴起以来，全球涌现出大量双边或多边区域贸易安排，但本轮由美国发起的板块整合又体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一是规模巨大。tpp包括亚太地区12个国家，[1]经济总量占全球近40%，贸易量占全球近三分之一。ttip包括美国与欧盟27国，经济总量占全球近50%，2012年双边商品与服务贸易总额分别占全球的43.4%和51.9%，[2]双边投资超过3万亿美元，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市场。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协定”规模同样巨大，经济总量合计占全球近30%，2012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1650亿美元，[3]影响力不容忽视。
二是强调制度性安排。tpp特别关注知识产权保护、金融监管、环境标准、劳资标准和政府采购等一系列贸易标准，美国号称要将tpp打造成为面向21世纪、涵盖广泛的高水准自贸协议，以此来主导亚太地区贸易治理。ttip谈判也将重点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和劳工环境等贸易标准，希望通过其再塑世界标准，占据主导地位。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毫不掩饰地表示，ttip所设定的标准不仅适用于欧美双边贸易与投资，也将适用于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
三是政治意味浓厚。tpp与ttip是美国布局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政治意味十分浓厚。关于tpp的战略意义，时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在2013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曾称，建立跨太平洋的可靠经济架构是美“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可或缺的“第五大支柱”，而推进tpp谈判是其中的核心策略。[4]同时，美还通过平行推进tpp与ttip自居太平洋与大西洋中心，布局两洋战略，主导全球治理。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同样需要参与到本轮整合之中，积极参与tpp等机制，以免自己被甩出全球“决策中心”。
RCep将扮演重要角色
在此大背景下，东亚地区于2012年底顺势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初始成员包括东盟与中、日、韩、澳、新、印16国。据亚洲开发银行4月的《亚洲发展展望2013》[5]统计，RCep总人口34亿，占全球49%；产值21.4万亿美元，占全球30%；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量12万亿美元，占全球29%。有关各方若能在2015年底如期建成RCep，将在亚太地区创造一个比肩tpp的大市场，对东亚地区合作和亚太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RCep有望推动东亚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从大的范围来看，东亚地区合作迄今经历了三次合作浪潮。冷战的结束刺激东亚出现第一波浪潮，地区合作开始兴起，东盟实现扩容，地区合作机制逐渐成形。第二波浪潮出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处于危机之中的东亚国家认识到西方并不可靠，必须通过加强地区合作，建立稳固的危机应对机制才能保障地区稳定发展，“10+3”机制、“清迈倡议”等开始创立并不断完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合作出现第三波浪潮，东亚峰会实现扩容，各类机制、倡议、合作等层出不穷。然而，在经历一番扩张之后，东亚合作再次进入减速慢行的低谷期，地区合作亟待整合、升级。而RCep顺应当前板块整合的大趋势，从整合地区自贸协定入手，逐渐实现地区经贸合作领域的统一和升级，有希望带动东亚地区合作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目前，RCep初始谈判已将东亚地区主要国家全部囊括其中，除印度外，各成员都对RCep明确表态积极。今后三年，RCep将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核心所在。若能如期建成，RCep将是第一个同时包括该地区主要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奠定东亚经济合作新的基础。
RCep将有助于优化东亚地区总体经济环境，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其一，RCep将缓解地区自贸协定“面条碗”效应。截至2013年1月，东亚地区共签署63个自贸协定，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是自贸区建设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这些协定之间不同的待遇和规则相互交织，像一碗面条一样让企业无从下手，降低了优惠措施的经济效益。而RCep将统合东盟与中、日、韩、印之间签订的自贸协定，有望实现更大范围的贸易自由化，提高企业利用优惠措施的便利程度，缓解“面条碗”效应。其二，RCep有助于解决东亚经济内部存在的问题。目前，东亚地区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受外部经济波动影响较大，今后需要优化地区经济流通水平，提高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潜力。RCep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地区贸易和投资便利度，促进各国均衡参与地区生产链，提升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增强共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全球贸易治理篇8
wto总干事拉米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个个性鲜明、学历深厚、知识丰富的技术型官员。有人把拉米叫做“僧侣-士兵”，意思是说，他像僧侣一样有信念，能为信念苦行，又像士兵一样英勇作战，勇往直前。他充满活力，说话风趣、大胆、坚持己见。他爱好运动，即使是在厦门出席投洽会开幕式的短暂时间里，依然不忘在海滨大道上骑车锻炼。
拉米在担任欧盟贸易委员时是一位“以最小付出换取最多收获”的强硬谈判家。部长就多次评价拉米“在性格上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有时候非常顽强甚至说顽固”。他自己也承认，在担任贸易委员期间，谈判的目标就是“争取你能够得到的一切，而尽可能少地付出”，“当你为一个国家而谈判时，你要为它的利益而战，很多时候不得不态度强硬”。就是这样一个顽固甚至强硬的人，多次访问中国，重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尤其是担任wto总干事以来，他在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多次为中国说过公道话，在中国加入wto五周年之际，也为中国履行加入承诺打出了a+的高分。他的强硬作风也由于工作岗位和职责的变化发生了重要转变。拉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作为wto总干事，“要学会理解每个谈判者，并很认真地倾听他们说什么，做出很大的努力去协调各成员的利益，你的权力是有限的，责任多于权利。”
拉米自2005年9月起担任wto总干事至今已一年有余。一年多来，他努力工作，四处奔走，仔细聆听各方在谈判中的利益诉求，竭力打破谈判僵局。在此期间，他在多个场合发表了大量讲话、演说，甚至独创性地开辟了网上即时对话，阐述他对全球贸易体系、多哈回合谈判等问题的分析和判断。截至2006年11月底，仅在wto网站上的公开讲话已达50篇，合计10万字。
本文将拉米就任wto总干事一年多以来的讲话提炼后得出其在全球化、多边与区域、多哈回合谈判等十项问题上的核心观点，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拉米，一个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的思想脉络。
全球化
作为全球化的支持者，拉米认为，全球化使个人、企业和国家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深入、成本更低地影响世界范围内的行为和事件，并平等地从中受益。全球化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民主、创新、社会文化交流，并为对话和相互理解创造了良机。
但拉米也提出了全球化过程中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如能源短缺、环境遭破环、流行病蔓延、金融市场不稳定、安全问题、贫困，以及因政治不稳定引发的移民。这些都是全球化的产物。
拉米关注全球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呼吁促进全球化的改革和人性化。他认为，全球化的世界必须始终以人类自身作为最终着眼点。贸易不过是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工具。他提出，我们首先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工作，我们考虑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制定的规则对人类会产生什么最终影响。
此外，拉米认为，全球化已经是一个现实，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效率提出了新要求，这些要求仅依靠国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全球范围内新的治理形式。
为使全球治理具有合法性，拉米认为，我们需要帮助公众克服对全球治理的距离感，建立信任感和归属感，使公众感觉到他们能够影响全球层面的决策过程。我们还需要化解来自国家的阻力，增强国家之间的协调一致，以此确保全球治理的效率。拉米特别提到wto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wto通过为各成员间的国际谈判提供论坛、通过其监督检查机制和执行机制，以及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成为驾驭全球化的实验室，是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
尽管建立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区为wto规则所允许，但作为多边贸易机构的掌门人，拉米始终认为，多边贸易协定比区域贸易协定更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
拉米认为，区域贸易协定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某些成员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损失。由于谈判方较少，区域贸易协定可在较短时间内缔结，较容易涉及wto成员间尚未达成共识的新领域。但拉米特别指出，区域贸易协定不能代替多边贸易体制，只能作为其补充。日益增多的区域贸易规则会加大企业的运营成本，且无论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本质上都是对非参与方的歧视，可能给贸易造成扭曲和阻碍。因此他认为，区域贸易协定应及时向wto通报，必须加强wto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审查和监督，以确保它们与wto规则相一致。
贸易保护主义
拉米认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复苏将是对世界经济发出的消极信号。他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一个成功的多哈回合和有效的wto，是抵御贸易保护主义最有效“保险政策”，也是波及面最广、成本最低的方式。
他认为，wto的基本价值观是“开放市场是好的”。开放市场能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使生产资料得到更合理而有效的利用。而创建Gatt并最终发展成wto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在不同阶段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尽管如此，拉米提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一直存在。长期以来，一旦遇到贸易问题，各国政府总面临着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尤其当这些问题引起大众关注时更是如此。而此时，wto规则可以帮助政府缓解和抵制这些压力。同时，他特别提到，巴西、中国和印度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将是反对农业贸易保护主义最强大的力量。
多哈回合谈判
多哈回合有着空前的雄心水平，其内容、成员数量、影响力各方面都表明，多哈谈判是在更为透明和广泛参与的方式下进行的，并考虑了发展中成员和民间团体的要求。
多哈回合比以往任何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都更深入、更广泛、更公平。更深入是因其在补贴削减、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方面的目标都远超过以往回合；更广泛是因为多哈回合中出现了一些新议题，如贸易促进援助、贸易便利化、贸易与环境等；更公平是因为多哈回合不仅旨在清除贸易障碍，提供公平的竞技平台，而且比以往回合更重视发展问题，以发展中成员的经济利益和发展需要作为谈判的中心。
农业是多哈回合中止的症结所在。农业方面，wto成员在两个核心问题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一是国内补贴削减的数量；二是农业关税削减的程度。农业问题的分歧导致其他问题，如工业品关税和服务业的谈判都无法有效推进。
多哈回合谈判带来的贸易开放前景是前所未有的，值得各成员为之奋斗。从技术和经济角度看，目前各方谈判中的分歧并非不可逾越，但弥合分歧显然是复杂的政治交易，需要各主要成员拿出更强的政治意愿。
发展问题
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发展是多哈回合的中心。发展问题不是该回合谈判中的一座孤岛，而是在各个方面驱动谈判前进的引擎。我们需要多哈回合，就是因为我们要促进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wto中的发展中成员占四分之三，他们中的很多国家认为其利益在以前各轮谈判中未得到公正对待。拉米表示，他从2001年担任欧盟贸易委员同意发起多哈谈判时就认同这种看法，事实上这也正是多哈回合得以启动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发展需要是多哈回合的中心。如果最终不能达成让发展中国家接受的结果，那么谈判将不能达成任何协议。
发展问题的另一个要素是贸易促进援助。发展中成员，尤其是最不发达成员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经济全球化、贸易开放带来的调整成本，同时他们还存在能力局限、供应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贸易促进援助机制，帮助发展中成员从多哈进程带来的新的贸易机会中获益。贸易促进援助不能代替一个充满雄心的发展回合，但它是一个重要补充，并对推动贸易谈判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wto在这个问题上的角色是倡导者，不会超出传统的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支持活动去做援助资金的管理和支付。因此在这个领域我们必须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以及地区发展银行等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共同努力。
环境问题
拉米敦促wto成员支持多边环境协定，称多哈回合是使wto与多边环境协定相互支持的“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wto在环境问题上面对的挑战是双重的：第一，怎样处理超出国家的保护环境的单边行动。在解决此挑战时，wto努力平衡贸易和环境目标，寻求协同配合和相互支持。第二，wto应怎样与其它法律体系，比如多边环境协定实现衔接。wto与多边环境协定的关系正在谈判中，谈判的最终目标是确保贸易和环境相互支持。拉米强调贸易可以成为环境保护的朋友，而非敌人。贸易和环境应紧密结合，相互促进。wto必须确保其规则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并支持多边环境保护协定的履行。
公众参与
拉米认为公众和政府都是wto重要的对话者。公众参与对wto至关重要。wto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公众参与。wto每年组织的公共研讨会使政府、wto秘书处和公众有机会互动。此外，公众可以在争端解决案例中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提供“法庭之友”意见。wto争端解决程序还有一个重要进步，即在争端各方同意的前提下，可以举行公开听证会，将wto法庭的大门向公众打开。这些工作无疑都会增进公众参与，提高wto的透明度。
标准问题
拉米强调国际标准制定对促进全球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缺少国际标准将会严重阻碍贸易。wto鼓励成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活动，以此促进贸易，清除非贸易壁垒，保证新技术规格和评估程序的合法性。
拉米同时提出，设计不佳的国际标准或只建立在狭窄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标准，都会伤害贸易。它们不仅不能达成预期目标，反而会对某些产品或生产过程造成歧视。在国际标准制定中，以下原则构成了“最佳实践”：
首要原则是“开放”和“透明度”。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必须对所有利益相关方开放，并向其提供所有重要信息。
wto成员必须促进“公平”和“协商一致”，使之成为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工作程序中的核心价值观。所有成员都应当真正有机会对国际标准的制定做出贡献。
通过“效率和适用性”原则，wto成员应使国际标准符合市场的需要，符合科技的发展。
wto成员还必须促进“协调一致性”，鼓励不同的标准制定机构之间更好地进行协调，以避免制定出的标准相互冲突或重复。
最后，要遵循“发展”原则，目标是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标准制定。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急切问题是缺乏得到国际认可的评定机构，这使他们很难证明其产品符合贸易伙伴的标准。
如果遵循以上原则，国际标准的制定一定会促进全球福利的提升。
wto的作用及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拉米盛赞wto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他认为，wto是国际法律体系的引擎，是促进国际相互尊重的催化剂，有助于增进国际间协调，推动有效的全球治理。如果我们希望所生活的世界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都得到改善，就一定需要wto这样的机构。
拉米强调wto致力推进的贸易开放对成员的发展举足重轻。但他同时提出，贸易开放并非解决所有发展问题的万能药，只有当贸易开放与各方面的支持政策共同实施时，才能使成员真正受益。某些政策在国家层面就会起作用，另一些政策只有通过专业的国际组织共同实施才会有效。因此wto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协调一致至关重要。
wto尊重其他国际体系的规范，认可其他国际组织的专业分工和重要性。在不涉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前提下，wto给所有成员都留有政策空间，以解决他们在wto之外的其他关切。wto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安排，建立起一个与其他国际组织相互合作的网络。wto秘书处与近两百个国际组织保持工作关系。尽管合作的程度不同，但wto始终在务实地推进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作。
中国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就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贸易国，现在已成为紧随欧盟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经济体。拉米认为，中国在履行加入wto承诺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对中国首次贸易政策审议的总体评估是积极的。拉米强调，目前，中国的工业品关税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低的，中国当前的农产品关税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低，甚至还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如欧盟和日本等。中国实施的贸易扭曲补贴数量也远少于美国和欧盟。
拉米同时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工作还需改进。但他也看到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认为解决问题需要时间，希望中国政府继续朝此方向努力，并认为保护知识产权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
全球贸易治理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动态转换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6-0001-05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如何把握大变局中的大趋势、应对大调整中的大挑战、抓住大变革中的大机遇，成为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必须深入思考和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认识和判断需要深入到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并从各大经济活动的主体、环境和运动方向上对其变化特征及其变化程度给予细致分析，才能有效把握主流趋势。
一、世界经济结构进行深刻调整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变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新的调整时期。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依赖资源出口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全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处于深刻调整之中。
（一）全球产业结构开始新一轮调整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我国成为这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第五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序幕已经拉开。[1]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发达国家进入一轮“再工业化”过程。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发达国家服务业过于超前发展、工业发展相对薄弱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调，发达国家在高端消费品、投资品方面的生产能力将会增强，这对发达国家改善产业“空心化”现象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二是产业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方向发展。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一体化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独立生产工序，并安排在不同国家完成，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一国可能仅负责一道生产工序；产业转移链条将向两端延伸，从传统生产环节转移转变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转移；产品生命周期急剧缩短，一开始就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三是产业转移的服务化特征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加快，目前服务业占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超过制造业。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金融、电信等行业跨国并购正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二）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新的动向
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需求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比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三）全球生产供应链区位导向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后，从纠正世界经济失衡出发，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不少国家限于就业压力，出台了一些不允许获补贴企业投资流出、承诺最低国内采购额度，或通过调整税收措施吸引本国企业投资回流和留住国际投资者的应急性投资保护政策。但跨国巨头们并未放弃全球生产网建设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整体战略。应急或暂时的收缩与回归发达地区的产业规模有限，从企业生存及赢利出发，将战略重心从传统市场转向新兴市场仍是大势所趋。[2]危机后全球生产网络呈现三大新趋势：一是行业重组引发全球跨境产业转移加速。危机中行业领先企业的能力削减为行业整合、形成新的行业领袖提供了市场契机，在本行业内寻求合适的并购对象，借势壮大成为重要的策略。二是区域性供应链地位上升。由于碳关税、物流、法规的变化和自贸区谈判的盛行，一些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区域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比如，以往日本将欧美作为其主要海外市场，目前由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收益很不乐观，则加强在东南亚的区域整合。三是随着核心市场转移，相对于成本型供应链，目前市场导向型的供应链地位趋于上升。比如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更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中国同时作为其内销市场和出口平台的双重角色，大多对在华投资不减反增，与其在欧美市场撤资关厂的举动形成截然相反之势。新一轮全球生产网建设不仅带动全球制造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更将推动从设计、研发、物流运输直到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向新兴国家的加速布局。
（四）全球贸易结构逆全球化趋势凶猛
“北方”国家转向“南方”寻求贸易出路成为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新特征。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减少了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发达国家贸易下降尤为显著，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2009年美国的出口缩减了17.9%，进口缩减了25.9%。相形之下，新兴和未来市场作用显著上升。1985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8%，占进口总额的34.5%。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1.6%，占美国进口总额的59.8%。[3]新兴市场的崛起对美、欧、日市场主导全球贸易流向的传统格局形成显著影响和挑战。2003年~2008年的5年间，金砖四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9.7%增长为14.5%，四国进口额占比从8.0%升至11.5%。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约占全世界出口额的10%；同时，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的8%。正是在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商工部统计，2008~2009财年，印中贸易额达360亿美元，同比增长7%，而同期印美贸易额为340亿美元，同比下降7.5%；2009年，印中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增长幅度更接近40%。[4]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和逆全球化的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数目激增，从两个方向上改变着wto倡导的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据世界银行统计，危机以来至2010年，G-20国家中有17个国家共出台了78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有47项已付诸实施。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报告则称，至2010年上半年已出台了250项具有贸易保护倾向的政策。日益盛行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显然对推进多哈谈判具有反向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协定各成一体，有的非常全面，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有的则范围有限，甚至把一些敏感部门（如农业贸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这些协定采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直接挑战wto规则。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艰难变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尤其是imF未能有效预见和监管国际金融领域的失序与风险，wto多哈回合谈判难达成果，令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离思潮趋于上升。尽管发达国家仍把持全球治理主导权，却又担心传统多边协调机制因新兴大国另辟平台而被边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亚洲各国依靠强大的外汇储备，抵御金融不稳定局面，而不再向imF求助；发展中国家间探索出多种对外援助和捐款机制，而削弱了世界银行的传统角色；一些国家转向缔结双边或区域投资贸易协定，而不再热衷于加入wto。危机后，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国际经济协调中的非多元化倾向和发达国家主导倾向遭遇严重挑战。[5]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构建多层次世界经济治理架构和机制安排，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综合效用。一是全球多边层面的治理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二是同类国家、跨地区层面的治理机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西方七国（八国）首脑会议、“金砖国家”等。三是区域层面的治理机制，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四是双边合作、协调的治理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平台和机制。在多层次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应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平台，确保其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处理好二十国集团机制同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②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机构，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即将进入密集谈判的关键期，当前应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同时，应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③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需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所组成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将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机制进行框架外协调，这也将成为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三、科学技术创新孕育产业突破
每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产业都有生命周期，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也往往与产业缺乏进一步的创新、没有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及时跟上有关。现在，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增长，虽然复苏较为缓慢，但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将带来新的产业革命，进而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从20世纪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作用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由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来决定。与此相关，科技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常常立即带来新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几乎与产业创新同时进行。因此，产业转型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科技创新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方向。19世纪，电磁学发展成为电气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力、化工等工业部门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初，半导体物理和材料的发展、现代计算机理论和模型的突破等成为电子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未来科技创新将为生产力发展打开新空间，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引领人类进入绿色、低碳、智能时代。由于新兴产业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起在这个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在虚拟经济层面上爆发，但深层次问题还在实体经济层面，在新一代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通过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性崛起
整体性崛起壮大是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的标志性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新一轮浪潮涉及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覆盖了亚洲、拉美及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新兴市场”这一概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光或者视角。当前我们所谈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批国家，它们普遍具有经济增长速度快和市场潜力大的特点，而且正力图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群体，具体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除了“金砖国家”[6]合作机制内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还有“新钻十一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以及“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国家的鲜明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正在步入上升期。这种势头不仅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而且在危机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首先，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又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率先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达到7.1%，“金砖国家”的增长更为强劲，远高于发达国家。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4.5%，其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达到60%左右。根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预测，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1%提高到20%，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和墨西哥四国的占比保持在4%左右，而中国和印度将提高到14%。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7]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对比表明：国际经济力量正在调整和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正在步入上升期，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仅从经济总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结构上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注入了活力。[8]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产业面临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充分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纳入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和制度框架中，这样既可以分享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从而达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这一根本目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发展而言，如何与发达国家以及由其掌控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良性互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现有国际格局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五、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更加突出。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压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争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建立更大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努力增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能力
发达国家在自身实力遭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深陷经济衰退泥潭不可自拔之时，一方面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希望我国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在全球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给予我国更多应得之权利。在此情形下，我们要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不承担于我无益的责任，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诺，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在新一轮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必须要消除原有发展模式下积累的矛盾，既要继续发挥全球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出现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既要继续保持国际分工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又要避免需求失衡产生的负面影响；既要发挥金融市场便利资金流通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2.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全球贸易治理篇10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挑起G20领导人峰会主席国重任，展现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话语权的智慧与能力。
G20峰会机制诞生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风暴最紧要的时刻，其时，全体成员协力，营造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局面，确立了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
现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合作又走到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世界经济如何摆脱长期的低迷不振，如何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各国经济政策又该如何有效协调……一系列新的经济命题需要经济治理与时俱进，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在2015年召开的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国家主席指出：二十国集团既要治标以求眼下稳增长，又要治本以谋长远添动力；既要落实好以往成果，又要凝聚新的共识；既要采取国内措施、做好自己的事，又要精诚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杭州峰会将开启“结构改革”和“创新增长”两轮驱动，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增加全新活力。其中，结构性改革明确了九大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编制出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峰会还将创新增长作为重点议题，以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为契机，挖掘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潜力。
中国与G20各方携手，开辟国际金融架构的新格局。2016年7月于成都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形成了《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围绕扩大SDR的使用、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努力下，一个更加完善合理的国际金融治理架构有望形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风暴以来，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放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合作受阻、全球化进程减缓是其中的重要原因。G20杭州峰会力求激活贸易和投资两大引擎，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增添新动力。
面对当前碎片化的全球经济，中国推出G20贸易部长会机制化建议，得到各成员的积极支持，贸易和投资被列入G20重要议程，G20贸易部长会议发表了首份《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全球投资规则确立了总体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弥合全球投资治理一盘散沙的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