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学思想篇1
关键字：中国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6（c）-0121-02
一、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约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中国也是一个中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古代经济思想中均有“重农轻商”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它的意思是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司马迁都非常重视货币流通的作用。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范蠡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提出了“农末兼营”的经商思想。范蠡在齐国经商时，聘请了木工、丝工以及一些各具专长的男女女仆，并把他们分成各个不同工种的小组进行劳作。可见范蠡很早就意识到社会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对工人进行分工劳动。
二、中国经济在实践中总结的观点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联系
（一）关于“经济人”假设与自由经济主张。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古代学者与巨商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并主张自由经济政策。他们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司马迁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西方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只手就是“价格”。他认为价格可以调节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同时主张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这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判断而得出的结论。
（二）关于供求原理。生于战国时代的商祖白圭晚年总结了他的经商理论。例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后世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说：“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白圭与吕不韦都深谙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
西方经济学对此阐述是先通过分析需求定理，再分析供给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的均衡价格。而均衡价格的变动是因为供给或需求曲线的移动引起的，也就是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又因古代经商的环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由经济环境，在没有垄断存在的条件下，货物的价格是由市场所决定的。
（三）关于信用的论述。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古代商人认为：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商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多种货币形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纸币。信用纸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国家发行；二是国家强制使用；三是纸币仅是货币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信用纸币之所以能在经济社会中充当一般等价物，完全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市场类型的论述有些基本假定。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条件有：市场上有大量的卖者和买者；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出售的产品具有同质性；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这些基本假定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没有信用作为支撑，则这些基本假定都是空中楼阁，包括市场理论在内的许多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就失去了假定基础。
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实践以信用经济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亦以信用为基础。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阐述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阐述方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许多经济思想很先进、很发达，完全可以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媲美。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践也较西方社会更早、更丰富。但这些宝贵而丰富的经济思想没有形成象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统治者就对文化领域进行思想清洗，限制其他自由思想的发展。用道德、仁爱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治理社会。在这样的土壤中很难诞生“经济人”假设这样的经济思想。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还表现在近代社会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缺乏，这使得中国古代对经济学概念的表述很模糊。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这说明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非确定性就极大阻碍了经济学理论的传播、理解与创新。
其二、近代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数百年实践的洗礼。许多重要的假设、推断、理论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检验、修正，故其系统性渐强。而中国自明代以来经济社会一直在走下坡路，经济观点的实践基础和环境较弱。
其三、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工商管理系
参考文献：
[1]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郭庠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濮阳华子.中华商圣[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4]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1
古代经济学思想篇2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实践的总结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方法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哲学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规律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思想。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时代的西方相媲美。然而历史的发展，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社会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自然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痕迹?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文化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文献：
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郭庠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2001年版。
刘泽华，《中国古代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古代经济学思想篇3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古代经济学思想篇4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 ·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古代经济学思想篇5
［关键词］富民思想；富民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7-0152-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与日俱增。然而我国GDp不断增加的同时,居民收入却呈现出“增长滞后、差距拉大”特点,这说明我国正面临“国富民穷”的矛盾,更突显了“富民”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中国古代富民思想的产生
富民思想在中国可追溯到西周时代,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十分重视富民思想的研究,他们大多提倡“养民之欲”,并根据富民思想制定当时的经济政策。
“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裕乃民宁”都有力地诠释我国西周时期的富民思想。富民思想的产生与西周的特殊经济文化背景存在较强联系,之所以得以在西周形成有三大方面的作用：①民本思想为富民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富民思想既是民本思想的“派生物”,也是民本思想在经济层面上的体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损上益下”,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谋利在民,顺天应民；②西周统治者在殷商统治后面临的百业待兴、危机四伏的局面为富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敬德保民”、“柔远能还,惠康小民”、“民心无常,惟惠之怀”都表明了要倡导惠民裕民,使之成为实现怀柔政治的重要内容,西周的兴盛也充分证明了只有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才能赢得民心；③生产方式落后,促使统治者重视生产活动,为富民思想的产生打下经济基础。
2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认识
富民思想的发展必然要面对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深远意义。我国古代对于富民与富国关系的认识从二者的对立走向二者的联系统一。
2.1富民与富国的对立关系
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当社会财富一定时,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呈现出此消彼涨的对立关系。在中国古代,儒家十分强调富民,而商韩法家主张富国。这种对立关系表现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如西汉的经济政策变化。西汉初期奉行“与民休息”政策,进行“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产生了“纲疏而民富”局面；然而在汉武帝时期偏向于富国。桑弘养认为“山海之利,广泽之著,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通过经济干预来增加财政收入,达到富国。明朝的唐甄认为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富民才是施政的根本任务。所以富民与富国的对立关系反映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主张富国第一,国家对经济实行官营；二是主张富民第一,反对政府的强权专卖。
2.2富民与富国的统一关系
荀子认为富民与富国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关键看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富国库”。“上下俱富”将富国与富民在概念上和理论上联系和统一起来。倘若统治者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则二者可同时增加,达到“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管子学派认为富国和富民是一致的,“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点明了富国的重要性,而“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政事也”强调了富民的重要性,人们生活没有保障,就会危及国家安定,影响统治者的统治。
3中国古代实践富民思想的主要措施
富民政策是富民思想的具体体现。在富民思想的影响下历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富民政策,对当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富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根据历代富民政策的特点,可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
发展农业,实现以“本”致富。“王事惟农是务”说明了古人的重农倾向。荀子肯定农业是财富创造的直接而唯一根源,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商业来增强民富。“轻田野之说,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管子学派也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富民的基础,为了增强民富,发展农业要重视天时、地利,注意征收徭役,勿夺民时,而且要加强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样就促使了“古者言富,唯在五谷”。
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达到以“末业”致富。虽然中国古代十分强调“农本”思想,突出农业的主导地位,但不根本否定工商业对富民的作用。荀子提出“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阅不市”,明朝的唐甄充分肯定工商业对“富民”的作用,提出农、商并重,“因其自然之力而无以扰之”来使民富裕。
反对政府强权专卖,要求“布利”,并施行“荒政”。历代统治者经常对经济进行管制,推行强权专卖的官营制度,如西汉的盐铁官营、酒专卖,谋求大量“专利”来增加财政收入。但这样会产生“与民争利”,不利于实现富民。西周良夫提出“利不可专”,“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所以要广泛“布利”,肯定人们对自身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在特殊时期推行“救荒政策”,有助于实现民富,是民本思想的最直接体现。
4中国古代富民思想的现实启示
富民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经济发展起到深远作用。这对于当前我国在“十二五”期间深入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1）坚持以人为本,谋求经济持续发展。富民思想的实质是民本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实践主体。在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谋求科学的发展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重视民生建设,提升民众的福利水平。民生建设的加强是实践富民思想的体现。当前我国区域间、城乡间的公共产品分布不均衡,社会保障的普及面具有多层次性,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改善和福利提高。这突出在未来五年中关注民生建设的必要性。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对民生需求不一,采取有区别的措施去解决群众当前最关心的民生需求,如就业难、住房难等问题。
（3）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国强民富”。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高增长、国有资产不断增值,促使政府在分配GDp上得到过大比重；而居民收入增长的滞后导致居民的收入比重下降。这种“国富民穷”现状促使“内需不足”问题的出现。国富并不意味国强,国强必然要求“民富”。实现“国强民富”,则要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增加居民收入,促使收入结构多元化,真正地“藏富于民”,才能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内生性稳定作用,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何成.富国与富民［J］.决策与信息.2010（12）.
古代经济学思想篇6
关键词：古代思想管理现代企业
一、前言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
二、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
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2.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发展观
《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之所以长久，就在于能够让人生存，无私奉献。企业要协调、持续发展，也需要具备天地的“不自生”品德，希望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贡献能源，为股东谋取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并寻求这四方的和谐与平衡。尤其推崇“和谐”的企业发展观，认为和谐是一种稳定状态，是人类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企业与社会、股东、客户与员工的和谐发展是现代企业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的“入世精神”
古代思想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以伦理为支撑点的民族文化精神，表现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古代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文化，即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数千年来这种积极关注社会的“入世”精神不断延续和发展，影响着代代中国人。今天，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如海尔集团的“争当世界500强”的精神，长虹集团的“以产业报国、民族兴盛为己任”的理念，都是古代中国“兴邦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科学的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四、结语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雪钧: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当今企业的启示交通[J].企业管理,2007,(12)
[2]张阳:传统管理谋略的探究与运用——海尔与华为的管理实践探索[J].理论学刊,2004,(12)
古代经济学思想篇7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我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质量在不断下降，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认知和解读能力越来越弱。本文从古代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入手，分析古代文学课堂教学的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
关键词：
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方法研究
1古代文学对现代生活的意义
1.1有利于找到民族的思想根源我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古代文学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和思想。现代经济事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世界的认识，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并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改变。人们长期处于繁华的世界中，忘记了民族的思想根源，容易犯先人曾经犯过的错误。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找到民族发展根源，找到自己的根，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1.2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古代文学中体现了我国先人们的思考，并且在思想境界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古至今，我国不缺乏各个行业的精英，不缺乏创新发明的先行者。这些智慧来源于先人们较高的思想境界。文学典籍中详尽地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圣贤的思想。对这些内容的解读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新的思想视角，辩证地看世界。古人留下的文学典籍是他们思想的精华，是探究挖掘的主要依据。只有成为思想上的巨人，才可以引领时代，走在世界的前列[1]。
1.3有利于探求民族发展的未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现代人需要从古代文学中获得养分，吸收先人的宝贵经验，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跨步进入大发展时代。古代文学虽然没有对当前形势和问题做出处理，但是，从古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自身发展的足迹，看到民族的优劣，看到民族可以不断向前的不竭动力。古代文学中的追求真理、追求自我的思想将鼓励人们寻找复兴之路，鼓励人们实现中国梦。
2古代文学课堂教学难点
2.1社会环境过于功利现代社会环境对于古代文学知识的探索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首先，在物质世界中，古代文学转变为现实经济的速度比较慢，并且获得的收益比较小。低收益减小了人们对古代文学的追求，转而投入到对经济活动的追求；然后，古代文学内容相对枯燥，难以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单位或者周围人的欣赏，使得其学习者不断减少；最后，古代文学中涉及到很多传统腐朽的思想，人们难以将优秀的思想和腐朽的思想完全区分开，容易在古代文学中找不到自我，导致影响个人对现代世界是非观的判断。现代人出于功利心淡化了古代文学的美，将白话文和简笔字视为民族根源，大大减弱了古代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2]。
2.2高校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高校教学内容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改革，使得古代文学的研究地位不断下降，新型理工类科目活跃起来。从近代看，我国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发展到了顶峰，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可以撰写文章，具有良好的文学素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高校将理工类教学科目的重要性再一次提高，淡化古代文学的传承，一直发展到今天。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遵循传统理念，采用传统方法，并没有进行更新发展。长期发展而来的差距使得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活动质量不断下降，甚至部分院校古代文学教学体系不再完整，学生无法获得完整性的知识体系，无法获得继续研究的能力。高校将古代文学从必修基础课程中删除，成为学生的选修课程，并且删减大量的课时，给古代文学课堂教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2.3教学评估制度过于宽松从目前教学评估制度看，古代文学中几个主要学科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评估制度，教学指标评分不明确，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培养方法没有量化处理。宽松的评估制度让讲师淡化了自身的教学职责，降低了教学水平，给学生的成长带来较大的伤害。现代高校对古代文学的教学评估制度仍然没有改善，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的态度也不端正，部分学生无法学习到古代文学的精髓。教师和学生双方对古代文学探究深度的降低，导致整个教学水平急剧下降。现代大学生古代文学素养十分低，对古代文学了解十分有限，需要引起学校的重视和教师的反思。
3提高古代文学课堂教学质的措施
3.1提高古代文学的地位我国古代文学由必修课程转变为选修课程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学生古代文学素质倒退十分严重。学生对“仁、义、礼、智、信”等文学内容缺乏必要认识，没有欣赏古代文学的能力，无法从古代文学中获得心灵体验。高校需要将古代文学中的经典内容和经典课程转变为必修内容，让每一个学生都受到古代文学的熏陶，都对民族的文化有所体会，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比如：学生可以从汉语言文学角度学起，让学生懂得语言的组成和具体运用，习惯古代人们对语言的运用方式，探究其中的儒雅姿态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和对自然的敬畏。将古代文学的部分转变为必修就可引起更多学生对古代文学的重视，从中体会先人智慧，进而产生兴趣，进行独立研究。
3.2完善教学评估制度教学评估制度包括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估和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对于教师而言，高校应该对教师的多项课堂教学表现让学生匿名打分，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对教师工作的不足提出批评建设，让教师意识到课堂教学活动中自身的缺点并及时改正；对于学生而言，教师需要对学生的课堂表现，问题作答表现以及对古典文学的认知表现进行综合评判，并将每个指标进行量化，确保评判的正确无误和相对公平、公正。这些方法都是高校建设的外力作用，还需要教师和学生的积极配合，需要教师和学生认识到古代文学对其发展和生活产生的意义。
3.3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大学教师是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对古代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很多讲师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课题。讲师在授课的过程中需要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并对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进行有效的判断，使得自己的教学内容在学生理解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会失去授课的目的。从现代教学的情况看，高校管理层还需要对教师的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监督，确保教师的教学内容浅显易懂。学生也可以对讲师的教学内容进行及时的反馈，将自己不明白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请教，让教师得到心灵的满足感。总之，教师应重视教学工作环节，加强对教学活动的投入，拉近教学内容与学生学习能力之间的距离，确保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活动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刘芳.教学质量评价的数学方法[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古代经济学思想篇8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心智；社会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经济学是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思潮，它们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公理化演绎、理性选择等研究范式，强调要以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来替代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这种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假定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对精致，尤其是数学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广泛应用。这种形式上的精致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极具诱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经济学者的解释，“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其原理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怎样成为主流，解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学科的式微。我们可以在经济思想史中发现式微的线索，它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30、4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而非与之竞争的制度经济学或其他相关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支配范式。”
对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经济学演化方法发展的直接原因。很显然，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学应该是演进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认为的物理学机械意义上的。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然而，尽管演化经济学以反新古典的姿态出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理论内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两者互补?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观有何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概念的简单梳理，来解答以上的理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比较分析，来凸显各自的理论洞见与局限，从而揭示演化经济学兴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筑
现代演化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只有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与相互对立中才能得到较好的揭示。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物理学中的机械力学为隐喻，以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市场的完全信息假设为理论前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和市场均衡分析作为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将时间和历史作为既定因素来分析经济过程。皮奇(J.peach)曾认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演化经济学从理论假定前提和方法论等多维度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了全面批判。
演化经济学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行为主体的“同质性”假设，认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体行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因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差异反映在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差异，引发了各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形成经济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是经济过程中的一种自主因素，这种自主因素与导致心智过程的知识结构和变化着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着学习和知识的重要。“知识的可能状态是导致世界可能发生变化的关键性力量，是产生创造性的源泉。”部分演化经济学家还认为这种知识的可能状态，说明知识并非是完全真实的，而错误是非偶然的。这种立场被称为“激进可错论”。从这种演化观得出的结论是，谬见是新知识唯一可能的来源。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切地知道决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优选择。人们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是一种试错过程，选择的目标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满意”即可。演化经济学用“抱负水平”来表示“满意的期望值”，并认为由于人们的心智状态和历史经验不同，人们的抱负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满意”在演化经济学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威特(1978)运用“满意”假设来解释经济体创新的动机和能力，认为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对现状的不满意是人们搜寻新的未知选择的推动力量。人们一般有搜寻“新奇”体验的倾向，它以一种可能较低但持续的基本速度进行。在一种社会或组织层面上，在一个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选择性增强引导着创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碍个体的新奇创造。
演化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断出现，现实世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现的时间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即意味着世界结构的变迁和世界新奇的突现，“不确定性是与想象和新潜能的创造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创造，
“经济行为者能够预期到利润和经济境遇的改善。”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变化要取决于推测人们如何获得新奇。任何新观念都是在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中突现出来，对它的评价也是以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为基础主观上做出的，它们在人与人之间是极为不同的”，由此他们得出，
“个体行为的创新性变化和种类都难以用个人主义术语来解释”，而只能从个体群层面上来进行观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认为“经济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释为与一群不同的个体相关，而不是与某个个体群中的单一个体相关。”“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理论中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与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演化经济学文献中，“个体群思维”更有着直接意义。“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学中可理解为，个体群成员的共时性个体决策表现为行为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作用的过程。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这种作用倾向增加事象的多样性。
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的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着重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纳尔逊和温特(1982)曾指出，经济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这种马尔科夫过程所体现的就是路径依赖现象。不可逆或路径依赖反映了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历史至关重要，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
综上所述，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对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大量行为主义的思想，充分考虑了人的本能、社会习俗和制度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确定性”、“多样性”、“历史重要”等几个理论假设，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简化的”、“确定性”的世界观而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论中，不确定性是世界结构变迁的前提；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历史重要”假设则突出了时间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意义。“时间不可进性”概念的引入，更凸显了演化分析与静态均衡分析之间的重要区别。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对新古典方法论上个人主义和牛顿力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态度，可以说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点与演化经济学观点基本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同视为演化方式，认为马克思是经济演化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马克思是演化学者。霍奇逊曾将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概括为三个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还原论和采纳生物隐喻，认为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或至少满足这三者的前两者，才能够得上演化经济学标准，而马克思经济学就违背了这个标准。
所谓的新事象，是指经济演化过程中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强调新事象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威特(ulrichwitt，1992)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恰当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关键作用、新事象的突现和扩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Foss，1994)力主从是否接纳新事象的本体论上将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区分开来。他认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威特等人所发展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演化经济理论立足于一个开放的宇宙，从而允许新事象的出现；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压制了新事象。
还原论一般可理解为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在一个水平(或一个单位)上得到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除了基本的元素层面，再没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没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现的特征。在霍奇逊看来，所谓的“还原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含义大致相同。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则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一切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他们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与此相关联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不懈地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与此相反，演化经济学家则认为，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现突现的特性，每一个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或不能在另一个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释。
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演化经济论者认为，经济系统在性质上更接近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喻更为恰当。20世纪初，已经有了像凡勃伦和马歇尔那样使用“生物学”隐喻的理论家。虽然在他们的逻辑结构体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学进化论观点，但是在阐释他们的经济学观点时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末的理论家，既运用了因发现基因而得以发展的生物学进化论，也使用了“种群动态学”、“遗传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学理论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当然，也有一些演化论者并不十分赞同在经济分析中生物学隐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对生物学的隐喻持批评态度。甚至实际使用隐喻的人们也拒绝使用生物学隐喻，，因为对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因此有论者指出，经济学中的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潜在的，因而许多演化论者对此不做特别的强调。霍奇逊就将演化经济学称之为neaR经济学，即“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embracinganti-reductiorrism)”的经济学。
霍奇逊根据以上三个标准，断言马克思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理论仅符合三个标准中的一条即反还原主义，而违反了另两条，即不接纳新事象和没有采用生物学隐喻。而这三者围绕新事象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构成了演化经济学判定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愿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列入演化阵容的，在西方学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样化来源时，就将马克思拒之演化门外。
当然，西方学界还是有众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对当代演化分析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杜格和谢尔曼(w.H.Dugger和H.J.Sherman)认为，19世纪第一位提出进化理论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家是卡尔・马克思。纳尔逊和温特(1982)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许多观点与现代演化论思想是一致的。目它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将马克思与凡勃伦、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视为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西方学术界目前已经发展出了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学派，以柯兹纳和拉什曼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门施、弗里曼、戴维斯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等四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法国调节学派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法国调节学派的特点是，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而每一种积累体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着积累过程。调节学派对经济理论文献的贡献是，试图把制度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演化分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历史的特定制度条件与总需求发生机制结合起来，内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演化经济学的这四大流派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分歧，从发展态势看，它们之间有相互融合的倾向。
四、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分野
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观点和方法论上的相近，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曾伯格在《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一书中提及，罗斯托在晚年时曾对经济学做过这样的总结：“尽管要冒极大的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还是可以说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分为两派，新牛顿学派和生物学派。”根良教授认为，前者即是以静态的、原子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哲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后者即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研究传统，包括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等，并将后者称之为达尔文主义学派。
作为同一研究传统的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学上赞同实在论；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联结。但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演进观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
演化经济学家一般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贾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经济学》一文中将演化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路径概括为“遗传”、“变异”和“选择”等三种机制。所谓的“遗传”是指制度、习惯、惯例等因素通过企业等各种组织结构相互模仿而传递，这里的制度、惯例等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化的“基因”，各种组织结构则为承载这些“基因”的载体。
“变异”则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创造过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经济学正是研究经济系统中新奇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所进行研究的科学。”而新奇来源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大脑活动持续地对已知的认知要素的重组”，形成了各种新的认知结构，即创造了新奇。这种重组过程越深入，新产生的认知结构就越复杂，因此新奇的创造是不可预测的。
威特(1978)认为，新奇的产生在于“相对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和“对新认知激励的偏爱”。前者意味着，对新奇的搜寻通常要由挑战或危机来触发；后者意味着，在环境不提供激励的地方，人们可能通过发明或尝试新事物而创造他们的动机。这两种动机是互补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类行为而言，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而这种新奇意念可能被传播，也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这种新奇被接受而产生行动，这种行动就被称之为创新。而创新在各演化经济学分支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从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纳尔逊和温特(1982)等的观点来看，在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和创新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推动了演化的进程。
“变异”机制说明的是新奇如何产生的问题，而“选择”机制要说明的是，新奇或创新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的问题。演化经济学认为这种机制只能从“个体群”概念上来进行理解。就新奇的传播而言，演化经济学认为，个体群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和“选择一占据效应”。前者揭示个体行为的选择规律，认为“个体某种行动选择依赖于这种行为已经在个体群中出现的频率。”就后者而言，一般认为，“竞争过程在新奇或创新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续地为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而制造压力”，重要的是，“它会以某种方式强制进行”。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效应”。而“占据效应”指的是，单个变异的存续对与之竞争的其他变异具有依赖性。
演化经济学正是以心智的创造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以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即以“遗传”―“变异”―“选择”机制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演化观主要体现在历史唯物观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演进观的共识，它将社会变迁的动因归结为经济原因，在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
马克思通过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来揭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并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产关系只是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发展到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时，生产关系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决定并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从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过程，即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的演进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进化中的重要作用，将阶级冲突视为历史的发动机，认为阶级关系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在这整个分析框架中处处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机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出发点。从这两种演化机制中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演化观的根本区别。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演化经济学这两者都坚持以历史和演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的意义。但在坚持历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后者则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创造性的个人“心智”。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两者哲学观的区别，前者贯彻的是唯物主义，后者渗透的是唯心主义。从制度变迁的方向看，前者认为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将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后者则强调演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和多样的。
霍奇逊等演化论者也意识到这两者演进观的差异，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演化预设了历史演化的方向”，与“演化主义”的无目的、无方向和多样性原则相背离，并从而论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进程设想是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学界有学者还由此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视为“技术还原论”或“经济还原论”，并进而认定马克思理论就“反还原论”的演化标准也是不满足的。当然，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此进行过多方辩解，试图寻找各种证据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符合演化标准。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姑且不论，事实上，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能否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否冠以“演化”头衔，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没有“演化”头衔，也不会失去它的理论光辉。霍奇逊的这些演化标准恰恰从侧面印证，演化论者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五、演化思潮复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自二战以来，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在与各经济学流派斗争中胜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贯彻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致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数学形式主义日益偏离现实的追求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愈趋明显地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始发于长期倡导并践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而其他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为此次危机的重灾区，这愈加凸显了新古典范式的现实局限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研究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的经
济学研究视角。演化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它的理论假设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关理论也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断有旧的理论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演化经济学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新古典经济学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下，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论在基本框架内也做了些许边际上的调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演化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无疑有着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也必将在积极总结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新经验、探索经济关系变化新情况、吸收和借鉴当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创新和发展。事实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和融合中得出，如“调节理论关于需求带动生产率进步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经济剩余创造和榨取的论断借助了斯拉法经济学和效率工资理论，灵活生产理论关于积累体系空间的论断有赖于新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如此种种显示，吸收和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积极成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认为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它们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联结，等等。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演化中的协调和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两个问题上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启发和支持。杨虎涛教授认为，“在制度分析上，马克思非常强调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结构性变迁，而演化经济学则对制度的构成、分类和知识属性等问题非常重视。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Jeamespeach，2003)。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各种异端经济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排斥和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正在“被边缘化”。这里既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的“挤压”作用，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阵容的“收缩”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高校教学中呈现的教条化趋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经济学在西方学界的兴起和趋热，令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之振奋，近年中国学术界演化经济学研究也蔚然成风。不少学者对演化经济学备加推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将引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还有学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创造性转化的机遇，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某种创造性的综合，并试图多方论证马克思也是演化论者。有个别的演化论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过是落后的牛顿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与演化经济学结合才能获得新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自然是离不开向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但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动摇。
我们有理由相信，演化经济学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多普菲认为，“目前，演化经济学的智力环境基本上仍是由新古典范式所支配的。因此，演化方法生存的机会也取决于它适应这个环境的能力。”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它的新颖处就在于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有资料显示，演化经济学正在积极争取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接纳和同情，新古典经济学也向演化经济学抛出了友好的橄榄枝。“从目前的文献看，新古典和演化模型之间存在某些理论的趋同。新古典理论的支持者开始涉及制度问题和演化博弈论，而演化经济学的支持者着手处理新古典的主题。”
古代经济学思想篇9
1.1重农抑商的传统管理思想
这种管理思想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重农抑商也是古代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古代，儒家和法家虽然持有不同的价值观，但在重农抑商这一点上，两大家却持有共同的观念。孟子认为“为富不仁”，他又将谋富强者视为民贱，荀子强调富强，但却不放弃“工商众则国贫”这一思想理念，这二人虽然是著名的思想家，但二人的思想显然被当时农业社会的经济现实禁锢。而儒家思想的权威性使得古代这种经济政策有了更加牢固的思想基础，严重阻碍了古代经济的发展进程。
1.2儒家和墨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注重教化，通过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伦理教化，对家族关系进行了严格的界定，这也为当时经济社会的稳定打下了基础。早在前秦时期，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因此很多思想家不断努力，来改变这种境况。墨家和儒家都认为，经济生活要人人平等，孔子就是最早提出均平原则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显然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这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均平富”的经济指导方针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2传统经济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之后，传统经济思想已经难以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传统经济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分析和探讨。
2.1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启示
纵观历史，我国当代企业经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除了来自于西方以外，就是从古代经验理论逐步发展而来的。“实践出真知”“，摸着石头过河”这是这种理论的形象表达。在经济管理过程中，任凭出现再多的学派，但这个基础从来不变。这也是东方传统管理与西方传统管理区别之所在。
2.2对现代农业经济的启示
农业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命脉。发展农业也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精髓所在，在现代社会，虽然出现了工业和第三产业这两大产业，但是国家对农业的发展要求依然是十分依赖，农业不仅是国民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关系着国计民生，因此现在社会重视农业经济的指导方针和传统经济管理的思想是相统一的。古代中国农业社会虽然是分散的、小规模的、靠天吃饭状况，但提高农产品产量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先秦以来，中国社会的管理者不仅在思想上重视农业，在实践中也不断对农业的区域结构、水利设施、收储政策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探索与改进，目的是力求使农业的发展能够长期稳定，这和当代中国对农业的管理思想上是一致的。为了使当前农业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国家不断进行“三农”改革，不断打牢农业基础。这也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农业管理的启示，只有农业结构能够稳定长久发展，社会才能安定，民生才会和谐。
2.3对货币金融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货币金融管理体系中，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商品的价格，并始终按照谷米价格作为定价的基准，避免“谷贱伤农”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从奴隶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一直在对货币的管理进行改革，从秦始皇统一货币一直到两宋、元朝、明朝、清朝直至当代，货币的形式与内容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以农业丰、欠作为考量货币发行多少的基础一直没有变。虽然在当代金融界，出现了诸如基金、保险、股票、国债等多种金融形式，政府对金融管理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整个金融界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这样才能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才能够让我国平稳健康的发展。
3结语
古代经济学思想篇10
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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