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经济危机篇1
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最早的经济危机篇2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最早的经济危机篇3
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最早的经济危机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货币(纸币)输出
自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针对这场危机的研究不可胜数，各种观点充斥其间。一场危机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和解读，固然在于这场危机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实属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所未有的，但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场危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带有某种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可能预示着某种历史时代的开端。正因为如此。对这一重大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西方经济学在解释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时，多把它归咎为金融的过度创新、政府的监管不力、投资信心过渡膨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解释固然有其道理，至少它从现象层面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技术的或操作上的原因。但问题在于，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的那一系列事态呢?西方经济学恐怕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从西方国家《资本论》空前热销，人们纷纷从马克思哪里寻求答案的现象中可以得到佐证。
实际上，如果循着导致金融危机的那些表面原因向更深层次追问和探究，可以发现，从根源上说，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只不过这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并且以更为复杂的形式集中爆发。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所包含的这种危机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式下，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则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的结果”。固然，股份制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但“这种向股份制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制度二重性的消极一面得以倍加的形态表现出来，即“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因此，信用制度在加速生产力在物质上的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马克思揭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相对贫困化。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间和之后，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从产出之中所得的份额有了普遍提高。这意味着剥削率的增加，同时也表明工人的购买力的相对下降。相关研究显示，在美国。如果除去自身住宅外的家庭资产。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42.2％，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80％。而处于金字塔底层的80％的家庭只占有7.5％，最穷的40％的家庭占有的比例是－1.1％。对收入进行比较，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20％。最富有的10％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45％。最贫困的80％的人占到总收入的41.4％，而最贫困的40％的人仅占到总收入的10.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使全部产品都能够售出，就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资。但这样却又必然导致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即更多的产品需要解决能够售出的问题。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悖论是无解的，因为社会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一矛盾的解决对资本主义本身是决无可能的。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利润率也呈现出长期走低趋势。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使用美国官方统计数字形成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5年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高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他针对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计算显示，2000年至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三分之一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合乎资本的逻辑的结果，对利润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减少了，“相反，通过金融体系，利润从一个流向另一个投机性的冒险活动。每一次冒险似乎都在一段时间里提供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这种冒险自新世纪以来就表现在次贷领域。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导致了购买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金融投机活动却使房地产这种大宗商品的产出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通过金融机构大量贷款以促进房地产销售而得以掩盖，并由此衍生出规模惊人的次级贷款，但这种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其他行业也不同程度存在类似情况，美国家庭的负债已达到惊人的水平)，只是建立在一种金融炒作和欺诈基础之上的虚假繁荣，只消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将使得这一虚假繁荣在短期内崩溃。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金融资本日益扩大。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譬如次级贷款——这样的现代形式的金融欺诈和剥削手段。资本的剥削进一步加深了。大资本不仅从当前的工人劳动获取剩余价值。而且预期地占有了未来工人的劳动。随着资本的不断流入，这种新形式的剥削和信用欺诈，使得这种金融活动像一个巨大的泡沫被越吹越大，当某个临界点来临时。泡沫破裂了。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存在，危机的来临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最早的经济危机篇5
[关键词]财政安全；财政职能；经济全球化；财政机会主义
一
财政的不安全自古有之，在古代和近代，财政危机通常是社会动荡、暴力革命、政府更迭的导火索。但自由市场经济建立后的近200年间，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基本没有发生过财政危机(其中甚至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的不安全迹象开始出现并呈蔓延之势。
先看早期工业化国家：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福利国家的政府出现被称为“福利病”的财政危机。里根政府大幅减税以刺激经济从而引发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美国国内关注财政安全的呼声鹊起；90年代后进入长期萧条的日本力求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整个经济复苏，因此大量发行国债，也使财政安全堪忧。再看新兴工业化国家：拉美、东亚、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外债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三种危机交织到一起，互为作用，财政是这些危机的最终承担者，一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接受结构性重组，丧失部分财政主权。还有转轨国家：转轨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收入基础，另一方面还要承担转型的代价，承担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支出责任，同时还要利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财政困难尤甚。
可以这样说，世界上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安全隐患。这一现象已受到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典型的表现是，致力于协调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曾专门组织有关专家与各国财政部门合作研究一国的财政可否持续。综上所述，我们足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财政安全问题正在世界范围内呈显性化之势。
二
财政安全问题的显性化激发了理论界对其根源的反思。
在市场经济制度与财政安全的关系上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根据经典经济理论，市场经济内生财政平衡。公共财政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只需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执行经济职能。有限的作用领域决定了政府的支出规模是有限度的，而以支定收的税收理论依据也排除了支大于收的可能。虽不能排除经济萧条时期出现财政赤字的可能，但从整个经济周期考察，财政预算基本能达到周期性的平衡；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国家不应存在财政安全问题。或者退一步说即使出现财政安全问题，也至多是某些国家的特例。而事实上是新老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着财政的安全问题，这是为什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内生财政不安全因素，因为经济风险是市场经济固有的，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都面临风险，财政风险不可避免。这种观点虽有道理，但又不符史实。我们说过，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200年间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普遍存在于各类国家的财政风险，而恰恰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制度日益成熟之时，在政治法律制度日臻完善之日，财政安全问题反倒在世界范围内凸显，这又该作何解释?
更多学者试图寻找制度以外的原因：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但经济史实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发生财政安全问题。可见，经济全球化既不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必要条件。有人认为政府从资金与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私人部门担保者的角色转换带来了财政风险，但不直接提供资金服务恰好不给政府带来直接的支付负担，何以祸及财政安全呢?有人认为是财政机会主义倾向造成政府过多的隐性的、或有的负债给财政安全造成了威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有机会主义行为呢?
可见，上述观点都能从某个角度说明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但都没有抓住财政安全问题何以产生的全貌，没有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为此，笔者主张对上述观点用逻辑的、历史的方法进行梳理，以对该问题有个全面的认识。
三
(一)市场经济中财政职能的扩展是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根本原因。
1 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市场经济建立之初人们把财政的职能定位在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这种定位是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政府财政领域的反映，即政府以提供公共物品的形式参与资源配置，并主要以税收的形式调节分配不公。这种财政职能观决定了政府收支是有限度的，并可基本保持平衡，代议制和行之有效的法律(主要是预算法案)为政府收支平衡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史实亦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能保持预算的年度平衡。现在看，那个时期充分就业状态是预算平衡的宏观经济背景。
2 稳定经济。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的职能观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30年代的大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论证了总需求对产出的决定作用(现在看应该加上非充分就业这个前提)，这就意味着财政支出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对产出的决定作用，从而为财政的第三个职能－－稳定经济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虽先后经历了战后的迅速增长、70年代滞胀及80年代的复苏，经济理论界也曾出现新古典综合派、新自由主义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各领一时风骚的局面，政府的支出和收入作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组成部分始终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杠杆。
有了理论的导航，世界各个地区的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财政的稳定职能在抵消经济波动的同时为自身埋下了安全隐患，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财政安全问题的显性化的原因之一。首先，政府为拉动经济增加公共投资必须大量发行国债，这就给政府带来偿付风险。同时，政府要偿还国债利息，这样就间接承担了市场利率风险。国债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一项安全隐患。其次，国债筹集来的资金多用为公共投资，投资项目建成后还要发生维护费用需要续投资，也要由政府承担。而且，公共投资项目的收益和成本状况也要随市场价格波动，面临市场风险。因此，公共投资的维护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二项安全隐患。最后，大危机后为平稳消费及社会安定，政府主导建立了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基金面临市场利率风险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偿付风险等。这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三项安全隐患。
3 促进发展。财政是否应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至今在理论界还颇受争议，但事实上以东亚、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一直在实践着这项职能，所以我们在此先抛开理论争论确认这项职能。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促进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在此无需赘述，但这些措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力图依赖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促进发展，这是市场经济观念的典型表现。经济有效率地发展还是要靠民间和企业的作用，政府不应“作为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催化剂、合作者和促进者”。这种观念体现在具体做法上，就是政府尽量避免采取预算内补贴或直接为公共产品融资等措施，而是以政府担保形式为银行和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这种市场主导型做法本身无可非议，但它却为财政自身的安全埋下了隐患。政府担保等并不出现在传统的预算内，但它们在特定情况下(如金融危机)确实又会构成政府支出，而一旦这些特定情况发生。政府就可能陷入财政危机，p0lackova把这种支出叫做“显性或有负债”(见表1)。典型的显性或有负债包括：银行倒闭或地方政府支付危机转移给财政的负债以及政府担保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遇到困难由财政承担等。显性或有负债的特点有三：其一，不出现在传统的预算之内；其二，与传统预算内出现的支出不同，这类支出不一定发生，其发生与否视特定事件是否发生，所以称之为“或有的”；其三，是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承担的义务。或有负债并不是新鲜事，早期工业化国家政府也有或有负债，如美国地方政府为企业的担保，但由于这些国家较早建立了或有负债的披露机制且对其风险管理严格①，加之金融系统较完善，需要政府担保的事例并不多，且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较为稳定，“或有”并没有变成“现实”，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让人们认识到了或有负债的重要性。或有负债是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另一个经济联系通道，政府为银行提供担保引起道德风险，从而加剧了银行系统不良债务，而一旦银行系统不良债务累计到一定程度引发金融危机，政府就要拿出大量资金救助，或有负债就变成了真实负债，对或有负债没有任何准备的政府就此面临财政危机。
4 推动转轨。推动转轨职能更是在经典财政学教科书中找不到的字眼，但确实是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发生并对整个世界经济状况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如果早期工业化国家政府面临的财政安全隐患主要来自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的财政安全隐患还加上了来自政府担保引发的显性或有负债，那么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则面临包括以上两者在内的更多的隐患。由于转轨方式分为渐进和激进两种，而不同转轨方式面临的财政安全隐患又不相同，这里因主题所限不能分别详述，在此仅以渐进式转轨的中国为例做简单个案分析。
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首先要把资源配置的主角地位让位给市场，从而失去了原有的收入基础。同时，政府还要把原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承接过来，以执行调节分配和社会稳定职能，这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以中国为例，就有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失业救济金缺口和医疗保险缺口，加之过早进入老龄社会和国有企业改革等又给这些支出项目上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构成了中国财政安全的一大隐患。中国财政还要承担稳定经济职能，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一例，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政府带来了巨额国债以及未来的利息支付和后续公共工程投资维护义务。推动转轨－－或者说改革开放，给中国财政带来的安全隐患更多，如各种政策性银行的债权、各级政府部门的融资、各级政府部门为引资进行的担保、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等等(见表2)。
(二)经济全球化是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催化剂。
上文中我们通过史实论证了经济全球化既不是财政不安全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经济全球化加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金融危机会在短期内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负担，甚至引发财政危机。经济全球化导致大量私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也加剧了一国国内金融系统和企业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轨国家尤甚。“各种风险－－高汇率高利率带来的政策风险、国内资产价值泡沫、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过度借款－－可能引发投资者短期内迅速抛出各种证券、国债和货币”，这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骤然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危机后经济萧条造成税基锐减，政府要为金融系统重组埋单，政府还要支付其他形式的担保(如公共设施、道路桥梁)等等。如果说金融危机给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是短期内骤然出现的，那么经济全球化给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则是危及财政安全的中长期因素。一个冲击来自税收竞争。资本高度流动下，各国为吸引投资纷纷降低公司税率和所得税率，减税成为世界潮流。另一个冲击来自跨国税费逃避。跨国公司利用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管制，在国际间进行税收筹划，使得自己的税收负担最小化，使各国财政收入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至此我们就能弄清楚经济全球化与财政安全的关系：并不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财政不安全，而是财政职能扩展造成财政本身的运行机制存在威胁自身安全的隐患。这些隐患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极易变成现实，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可被喻为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催化剂”。
(三)财政机会主义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财政机会主义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的第三个原因，虽然这是很多国家政府不愿面对的指责。什么是财政机会主义?结合easterly和p0lackova的论述，可以这样定义：当有诸如议会、国际经济组织等外部机构监控政府的预算内收支时，政府就会利用预算外收支短期内并不会给财政平衡造成影响的机会，产生从事预算外收支活动的偏好，而这种暂时隐匿的影响迟早会在中长期体现出来。上述我们提到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担保等行为即是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典型的表现。这些国家政府在最开始进行担保时应该是以利用市场机制为初衷的，但随着政府认识到这类行为不像直接发债那样影响预算平衡，便不自觉地产生了不计实际效率而继续这种行为的偏好，导致政府担保等行为过多。财政机会主义行为是危险的，因为一旦诸如金融危机等事件发生，它带来的过多的或有负债就会变成真实的政府负担。从而危及财政安全。可见，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并不是危及财政安全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政府职能的扩展。因为如果没有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财政机会主义就失去了原动力，也就不会发生。但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过多的或有负债确实增大了财政风险，所以给它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推波助澜”。
四
最早的经济危机篇6
【关键词】财务预警财务危机财务困境
财务预警(FinancialForecast),又称为“财务危机(危机)预警”,是从财务角度对企业进行预警,通过对企业财务报表及相关经营资料的分析,利用及时的财务数据和相应的数据化管理方式,预先告知企业所面临的危险情况,同时分析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原因,发现企业财务运营体系隐藏的问题,以提早做好防范措施并提出相应的排警对策的财务分析系统。
1财务预警的功能
一个有效的财务预警系统具有以下五大功能:
1.1信息收集
它通过收集政治、经济、政策、科技、金融、各种市场状况、竞争对手、供求信息、消费者等与企业发展有关的信息,集中精力分析处理那些对企业经营和发展有重大或潜在重大影响的外部环境信息,同时结合企业自身的各类财务和生产经营状况信息,进行分析比较。
1.2预知潜在的财务危机
经过对大量信息的分析,获得财务危机的先兆信息,当出现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时,财务预警系统能预先发出警告,提醒经营者早作准备或采取对策以减少其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1.3控制发生的财务危机
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一方面财务预警系统密切跟踪危机的进展,另一方面迅速寻找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使经营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制定有效的措施,阻止财务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1.4提供对策
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能够提供有效的、便于操作的处理财务危机的基本对策和方法,起到辅助决策的作用。
1.5避免类似财务危机再次发生
财务预警系统通过详细地记录财务危机发生的原因、处理经过、解决的措施以及处理的反馈与改进意见,对企业现有财务管理及经营中存在的缺陷提出改进建议,不断增强企业的免疫能力,同时不断完善财务预警系统。
2财务预警的意义
任何企业的财务危机绝非朝夕之间突如其来,往往是企业管理者对财务风险的监测与危机前的种种征兆重视不够,未能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于财务危机不断恶化,最后引致危机爆发。因此,对企业的财务运营过程进行跟踪、监控,及时发现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早察觉财务危机的信号,预测企业的财务危机,使经营者能够在财务危机出现的萌芽状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企业经营管理,预防失败,以提高管理质量。建立财务预警系统,对财务运营进行监控预警,无论从哪个立场分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1对于监控部门来说:
根据财务预警系统提供的信息,可以进行监测和预警;对于经营者来说,能够在财务危机尚未出现时或出现的萌芽阶段,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企业经营,预防失败;对于上市公司,可依据此揭示财务经营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公司经营策略,以避免沦入St、pt的行列;对于准备借“壳”上市或买“壳”上市的公司来说,可以通过关注预警信息寻找到宝贵的“壳”公司;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根据财务预测指标的动态分析进行正确的投资选择,并在发现企业的财务危机萌芽后及时处理现有投资,避免更大损失;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可以利用这种预测,帮助做出贷款决策并进行贷款控制,防止坏账发生;对于审计人员、法律人员来说,可以据此更为准确地对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和前景做出判断,避免因未能准确披露而招致的法律诉讼。
2.2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而言:
自从1997年东南亚引发金融危机并迅速波及到全球以来,人们开始反思探讨造成危机的根源,各项研究表明,除了经济、金融体制和腐败等深层次原因外,引发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的经济信息不全,缺乏必要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因此就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而言,建立一个功能强大的、可操作性强的危机监测预警系统十分必要。
2.3从企业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处在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态势下,亚洲经济危机从本质上讲是现金流量的危机,是资金短缺的危机,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一是公司过度负债的筹资观,二是公司盲目向高风险行业扩张和大肆推进国际化的投资观。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经济基础是东南亚企业早已潜伏的财务风险和危机。曾经名噪一时的韩国大宇集团一夜之间神话般的破灭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最迅速的牺牲品,其原因之一就是企业没有建立财务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危机并早做处理。
2.4从企业所处的国内环境来看: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竞争日益激烈,财务失败以及由此导致的破产清算已成为许多企业可能面临的问题,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适时、准确地对企业财务失败进行预测分析是市场竞争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保障。尤其在我国加入wto之后,面对国外企业参与国内竞争的形势,建立财务预警系统更成为企业以现今财务管理手段增强自身竞争力和应变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于1998年3月16日颁布了证监交字[1998]6号文件《关于上市公司状况异常期间的股票特别处理方式的通知》,要求当上市公司出现财务状况或其他异常,导致投资者对该公司前景难以判断,可能损害投资者权益的情形时,证券交易所应对其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Specialtreatment,简称St)。特别处理的规定给上市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近年来,证监会对一批St公司的处理也给上市公司敲响了警钟。上市公司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财务预警系统以起到警报器的作用,提醒有关方面的注意。而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普遍存在财务结构脆弱、财务控制不健全的问题,为企业的生存埋下隐患。“生存重于利润”、“预防重于治疗”的观念越来越为企业所认同,它们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居安思危、安全理财的重要性,建立财务预警系统成为企业永续经营的保证。
参考文献：
[1]张鸣,张艳.财务困境预测的实证研究与评述.财经研究,2001,12.
[2]尹侠.上市公司财务预警的实证分析.网,2002,1,3.
最早的经济危机篇7
论文摘要:重商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对国际收支问题的早期研究，虽未能形成系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但为其后对国际收支调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是西方国际金融研究向现代国际金融研究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家们尽管对国际收支调节的某些方面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依然是不系统､不完整的｡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主要包括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是国际金融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各国政府用以分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适时调节政策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依据｡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发展｡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重商主义和古典学派的早期研究;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研究(以下称过渡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的弹性理论､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20世纪70年代后的国际收支危机理论;内外均衡理论｡
一､早期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对国际收支进行论述的最初依据体现在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尽管重商主义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学派的观点也很不一致，但他们的理论研究却都涉及到了国际收支｡代表人物有托马斯·格雷欣､约翰·海尔斯､奥雷姆斯､博丹､马莱斯特罗特､马林斯等人，他们对国际收支的认识主要隐含在对货币的论述中;米塞尔顿在对贸易收支进行论述时，首次采用了“贸易平衡”一词;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托马斯·孟在其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指出，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不仅仅是贸易收支，还有非贸易收支和转移支付，并对资本项目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进行了论述｡晚期重商主义者甚至开始尝试编制对外贸易平衡表，该平衡表的结构和记账方式与现代国际收支平衡表大体一致｡
大卫·休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1752年《政治论丛》中提出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被公认为是最早形成的系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论述了在金本位制下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和国际收支如何自动达到平衡的机理｡但休谟的国际收支分析只是一种国际收支静态均衡分析｡此后，大卫·李嘉图以更为严谨的经济学术语，阐述了与休谟观点相似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思想｡而约翰·穆勒､马歇尔则重申了国际收支自动均衡的观点｡
19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通过对社会收入和社会产品进行分析，得出了额外价值不能实现，资本主义必然发生危机，因而必须有国外市场以转嫁危机的结论｡由此对国际收支问题进行了阐释｡故其关于国际收支问题的论述同他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论述是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对国际收支问题的早期研究，虽未能形成系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但为其后对国际收支调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过渡时期对国际收支的研究
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发生经济危机仅是一种偶然现象，且破坏性相对较小的话;则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就是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失灵的一种必然结果，并造成了空前的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一个重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主要有马歇尔､威克塞尔､俄林､凯恩斯､金德尔伯格等｡
马歇尔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他在分析国际收支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对后来西方国际收支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国际收支调节弹性理论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的｡他对贸易差额产生的原因与因素､资本和劳务流动的国际收支效应､信用波动和利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国际收支与微观商业活动等都进行了分析｡并在国际收支平衡隐含假设下对贸易差额进行分析，推出国际收支平衡等式｡
威克塞尔认为贸易平衡只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完整的收支平衡表应包括资本项目｡并指出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途径，即如果国际收支出现了逆差，使之恢复平衡的方法之一，是将外国的超额债权作短期或长期的延期，这等于同外国定了一个借款契约;方法之二是立即运送相应数额的贵金属;或可以因消费者和生产者所采取的措施而自动改善｡
俄林认为国际收支包括在一定时期中必须结清的全部国际交易，它必须同一定时期的国际债务平衡区别开来｡平衡国际收支的因素包括:持久的平衡因素(商品交易､无形项目);几乎不起平衡作用的因素(长期资本流动);暂时的平衡因素(短期资本流动､黄金流动)｡
凯恩斯从战后现实出发，认为国家必须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才能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哈罗德最先对国际收支动态均衡理论进行了表述｡他首先把各种动态因素排除在外，论述了简单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均衡，认为此时的国际收支调节途径有两种，一是调节生产要素报酬;二是使生产要素闲置｡其次，哈罗德分析了有活期存款情况下的国际收支均衡问题｡最后，他又引入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均衡作了进一步分析｡
金德尔伯格认为在解释国际收支调节问题时，必须考虑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黄金和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地位是相当的｡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能够完成对国际长期资本借贷所引起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任务，而根本不需要黄金的输出入和汇率的变动;在浮动汇率制下，黄金流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不一定能发挥作用，而汇率的变动成为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手段;除了共同的心理因素外，繁荣与萧条的波动经常通过国际收支的变动而由一国传递到另一国｡
可以看出，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西方国际金融研究向现代国际金融研究过渡的时期，经济学家们尽管对国际收支调节的某些方面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依然是不系统､不完整的｡
三､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和金本位制的崩溃预示着“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不再能够指导各国对国际收支的分析，这种状况强烈呼吁新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出现｡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并不断趋于完善的，主要包括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理论｡
弹性理论主要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着眼于价格变动引起的国际收支调整，其基本思路是货币贬值通过影响国内外相对价格体系进而对国际收支发生作用｡由于这一方法侧重于对外贸市场的分析，围绕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展开，故称为国际收支的弹性论｡马歇尔最早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货币贬值和贸易收支差额进行了分析;后经过美国经济学家勒纳发展，形成了马歇尔—勒纳条件｡1937年琼·罗宾逊在其《就业理论论文集》外汇篇中发展了弹性理论，着重研究了一国采取本币贬值政策时，进出口供求弹性对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1948年劳埃德·梅茨勒在《国际贸易理论》一书中进一步发展琼·罗宾逊的观点，形成罗宾逊—梅茨勒条件｡此后，哈伯勒等人进一步完善，使弹性理论在20世纪50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吸收理论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国际收支与整个国民经济相关联｡该理论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国民收入的产出及支出的关系出发考察了贸易收支失衡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将国民收入恒等式中的支出部分(消费､投资与政府购买之和)称为“吸收”，吸收理论因而得名｡后来，经过弗里茨·马柯洛普､约翰逊等人进一步完善，约翰逊还提出了纠正贸易逆差额的“支出转向政策”(即增加产量)和“支出减少政策”｡吸收理论约在20世纪60年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货币理论也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由货币学派创立，是二战后货币主义经济学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延伸｡他们认为国际收支的任何失衡都是货币市场失衡的反映｡1951年詹姆斯·米德在《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中把一般模型的货币方面与金本位结合起来，被认为是国际收支调节货币理论的复兴，给后来的货币主义者以启发｡哈里·约翰逊1972年在《国际收支货币分析论》中强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货币性质，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模型｡罗伯特·蒙代尔建立了iS-Lm-Bp一般均衡理论，把国际收支作为整体来对待，把国际收支不平衡当作是货币供求存量不均衡的结果，即认为国际收支本质上是货币现象｡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四､国际收支危机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收支危机开始频频爆发，货币危机理论迅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经济学家先后建立了三代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或货币危机模型)｡
20世纪70年代前，对货币危机研究较少｡萨兰特､亨德森和克鲁格曼等人填补了空白，建立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萨兰特､亨德森(Salant&Henderson，1978)在研究黄金价格稳定机制的过程中，从理论上论证了这种价格稳定机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且极易遭受毁灭性的投机冲击｡克鲁格曼(Krugman，1979)首创理性投机攻击模型，分析了在固定汇率制下，由于基本面的失衡，致使国际储备枯竭而造成固定汇率制崩溃的货币危机｡这是一种由实际经济决定的货币危机模型，体现了固定汇率制度与宏观政策的冲突｡弗拉德和加伯(Flood&Garber，1984)用简化了的线性模型求出了具体的崩溃时间的解，对此模型进行了完善｡后来，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作了进一步扩展:Flood和Garber(1984)､Cumby和wijbergen(1989)将不确定性引入模型;obstfeld(1986)建立了一个随机模型，论证了自我实现危机的存在;Dellas和Stockman(1993)认为当对固定汇率的攻击导致央行进行资本管制时就会产生多重均衡;agenor､Bhandari和Flood(1992)从不完全替代和粘性价格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价格具有越高的灵活性，危机发生的时间就越早;Blanco和Garber(1986)､Grilli(1986)和wyplosz(1986)研究了固定汇率制崩溃后的其他汇率安排;wyplosz(1986)､Bachetta(1990)､Dellas和Stockman(1993)等人发展了资本管制条件下的固定汇率投机攻击模型｡
奥伯斯菲尔德(obstfeld，1994)建立的模型是克鲁格曼模型的进一步发展，通常被认为是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他认为必须存在某种机制来协调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行为，才足以驱动经济从无攻击均衡点向攻击均衡点跳变，但多重均衡点的存在无法提供对协调机制的解释｡后来经过obstfeld(1996)､Drazen和masson(1994､1995)､ozkan和Sutherland(1995)､Bensaid和Jeanne(1997)等不断完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成功地解释了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即英镑危机｡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是与实际经济基础无关的货币多重均衡模型｡认为货币危机的发生完全是一种“自我实现”式的危机，即货币危机发生的时间是随机的，一场本不会发生的货币危机也会因市场预期的作用而发生;货币危机的发生并不是要以经济的基本面状况是否恶化作为充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有三种阐明协调机制的理论对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了扩展｡morris和Shin(1995)用投机性博弈理论说明某些不确定性情况下货币攻击将成为经济系统最终停留的惟一均衡点;1992年abhijit和Sushil､Hishleifer､welch等人提出信息重叠理论;1997年Calvo从全球市场中众多无差异投资者同时形成决策的假定出发，认为当存在信息摩擦时，一则不起眼的小消息就能诱发群体行为，使经济由无攻击均衡点向攻击均衡点进行跳变｡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后续影响，使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产生｡但从现有文献来看，第三代模型还不很成熟，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一是沿着第一代模型的逻辑，也把货币危机的发生与一国实际经济基本面相联系，但是视角已经由原来的宏观基本面转向微观基本面，较为流行的是道德风险假说｡它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着眼于对银行体系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分析，代表人物主要有麦金农､皮尔和克鲁格曼｡另一个是沿着第二代模型的逻辑，形成流动性不足假说(Chang&Velasco，1998､1999)，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金融恐慌”心理(Diamond&Dyb-vig，1983)，在羊群效应作用下，普通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货币危机(Radelet&Sachs，1998)｡
五､内外平衡与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最新进展
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前三者属于经济的对内平衡目标，国际收支平衡属于经济的对外平衡目标｡正统的国际收支理论主要讨论了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但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政策配合理论却将国际收支的调整置于一个内外部平衡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之内｡这表明了国际收支调节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搭配的过程｡
1951年米德在分析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时揭示了一种矛盾，即“米德冲突”｡他指出，如果一国政府只是运用开支变更政策，而不同时运用开支转换政策，不仅不能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而且还会导致内外部平衡之间发生冲突｡因此，要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就必须采取两种独立的政策，并进行适当的配合｡1952年，丁伯根提出了经济政策理论，即“丁伯根原则”，他认为一国政府要实现几种经济目标，至少需要相同数目的独立有效的政策工具｡所以，为达到内外部平衡，除了开支变更和转换政策外，还必须寻找新的政策工具并进行合理配合｡1960年，斯旺分析了浮动汇率下支出增减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搭配｡1968年，蒙代尔在米德和丁伯根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派原则，即“蒙代尔分派原则”｡他指出，分配给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目标;分配给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平衡目标，以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进而，蒙代尔和弗莱明根据凯恩斯主义iS-Lm框架，纳入外汇市场均衡条件，建立了iS-Lm-Bp模型，并考察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实现内外部平衡的有效性｡
内外部平衡总是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解决这一问题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除了需求管理政策外，许多经济学家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强调了汇率政策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中的重要性｡近年来，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加剧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体现｡其中，以美国为一极的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急剧膨胀，而以部分新兴市场和能源出口国为另一极的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扩张｡我国处于这一失衡的后一极｡我国国际收支持续的双顺差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遭到了一些国家的批评与指责｡然而，这并不是我国一国的问题，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政策的协调｡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运行，也会通过多种途径传递到其他国家｡
国际收支系统地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全部经济交易及相互联系｡目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仍然不健全，多种机制之间较难协调一致，从而使这种调节机制收效甚微，给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解决内外部平衡问题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可以为一国制定外部平衡调节政策提供基础和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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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恒煜.货币危机理论评述[J].生产力研究，2002，(2):186-187.
[6]张伟.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师，2005，(6):255-256.
[7]邢毓静.现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进及其发展趋势[J].当代财经，2001，(1):25-30.
[8]吴有昌.现代货币危机理论及其启示[J].财贸经济，1999，(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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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金洪飞.货币危机理论综述[J].当代经济科学，2001，(5):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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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春峰，寇文红.关于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的两个常见误解及修正[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1，(12):19-24.
最早的经济危机篇8
关键词：量化宽松政策；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中国经济
一、金融危机与第一次量化宽松政策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将全球各大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卷入其中，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各国央行不断降息，短期利率近零，美联储在雷曼兄弟倒闭后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主要购入长期国债和其他方式向经济注入巨大流动性以应急日益崩溃的市场和各大企业，其关键是在于稳定银行体系，这种极端性政策通常是在利率无效时才推出。尽管早在2001年日本首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后惨遭败局，在美作出这一决策后，日、英和其他主要经济体还是纷纷进入量化宽松，以此谋求金融市场稳定。这是经济危机历史上首次全球大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此政策很难把控，风险非常大，难免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深远影响并在各个层面引发恶性循环式的共振。
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央行降息会引发一系列资产替代，而导致证券收益率下降，而经济衰退时期就多可能出现短期利率近零，由于利率再无法下调，重复操作上述措施就可能失效，或形成瘫痪，陷入流动性陷阱。如今对于凯恩斯的这个理论存在一些争议，但无论是否有流动性陷阱，在低利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变得非常困难，因而量化宽松变成一个有效的措施。然而就其本质而言，量化宽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央行承担经济风险的程度，一旦经济无法复苏，央行承担的风险就很可能爆发，而最终由社会承担；假如经济得到复苏，其逆向操作在使市场正常化的过程中则会出现通货膨胀，引发新的恶性循环。
然而在第一次量化宽松过程中各央行背负了大量不良资产之后，经济虽然得到持续复苏，但形势疲弱，近两年来未摆脱短期利率近零状态，而通货膨胀问题仍然存在，美国在接受了这一事实和适应了这种“慢性病”后。奥巴马内阁出于一部分政治因素，提出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忽视通胀率和试图减轻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债务对象的还贷压力。
二、二次量化宽松对美国和全球的影响
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乏力，就业增长迟缓，失业人口数字依然庞大，各种数据均不乐观，奥巴马内阁救援经济力不从心，中期选举失利，因而不难想象二次量化宽松这剂非常规激素被迫打入。新一轮的量化宽松通过将本来近零的基准利率再压零边，以大量买入国债和机构债券等中长期债券的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供应，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出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不久后，G20(二十国集团会议)便在韩国举行，本次与会中有不少新兴经济体，白宫委托美联储在会上提出此政策，被“G19”联合围攻，各国央行纷纷表示担忧量化宽松既无担保又无助于应对美国以致全球的经济问题，而本，伯南克则声称-、此举是为拯救全球经济(并不只为了标治美国就业问题)。事实上此政策在美国金融投资界也引起很大轰动，美国多位来自各个金融与投资机构的投资家，基金会长，以及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家联名写给伯南克一封关于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公开信，而伯南克只是在华盛顿邮报上轻描淡写地表示：美联储并不能够独自解决所有危机。从美国方面对量化宽松的反应中可以看到，假如不印刷新货币，大量放债将会引发经济走向通货紧缩的边压中，而美国承诺的可承受的3％通胀率未必就能够使经济的多方面矛盾走向平衡。二次量化宽松不仅使美元再度贬值，还会让美联储地位和美元可信度走上危机边缘，同时界内巨大的争议还将带来偏见和误解，而导致未来经济市场的混乱和扭曲，即使美联储能够利用量化宽松政策解决一时需要，在量化宽松逆向操作中推出正常化政策时极有可能再次进入另一个恶性循环。
美元继续贬值必然伤害出口型经济体的复苏，这些国家尤其是一些高度依赖出口的新兴经济体为了稳定汇率将被迫跟随美元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已作出反应调整日元汇率，而英国方面也表示不应为缓慢的经济增长而担心通胀，暗示英国央行可能再次跟随最化宽松政策，直接注入流动性，而澳大利亚央行则宣布停止加息行动，在这之前他们是最早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的国家。
新的问题总会不断出现，美国政府是否能保证实利主义不会引起一个“美元危机”?即使美国政府不担心再通胀问题，声称早巳做好准备并认为通胀率本该再提升，而简单化的分析逻辑(或者单纯是应急措施)必然忽略美国货币基础的结构性变革，尤其是货币乘数下降和新的经济衍生品监管制度的日益严格和变迁，现在为通胀下结论还太早。根据经济学家佛里德曼所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过度发行货币必然是会导致通胀的。
三、量化宽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在前段时间已和美国就人民币对美汇率的再次提升大干了一场，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挺住了汇率跟随，却迎来3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可以说被动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无法避免，若不选择跟进，人民币很可能产生更大的升值压力，这意味着上半年与美国的周旋徒劳无功，并且，美国给予的3％通胀压力，中国每承担1％，都会损失数千亿外汇储备。尽管中国货币供应量充足，但假如经济复苏慢于货币增长，将有可能出现虚拟扩张或滞涨，其次量化宽松会带来中国海外资产风险系数的增加。为此中国必须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增加赤字并降低贸易顺差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危机，而如今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又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来避免持续的巨大顺差。
中国政府为避免量化宽松政策对外汇储备造成流失，采取了部分减持美国国债，重新分配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债务比例的措施。其中，中国对日本国债的增持创历史性新高，目前中国是持有日本国债比例最多的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中国内部经济体制，加快了中国由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内向型经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重点由外转向内部，中国政府使用外汇储备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银行贷款条件，积极投资企业等措施避免风险。
中国政府应对量化宽松政策的态度是积极的，同时也需要把握好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问题，把问题转变为机遇，努力把中国内部经济体制从转型到改善到巩固加强，使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获得最大的回报与提升。
最早的经济危机篇9
关键词：量化宽松政策；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中国经济
一、金融危机与第一次量化宽松政策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将全球各大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卷入其中，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各国央行不断降息，短期利率近零，美联储在雷曼兄弟倒闭后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主要购入长期国债和其他方式向经济注入巨大流动性以应急日益崩溃的市场和各大企业，其关键是在于稳定银行体系，这种极端性政策通常是在利率无效时才推出。尽管早在2001年日本首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后惨遭败局，在美作出这一决策后，日、英和其他主要经济体还是纷纷进入量化宽松，以此谋求金融市场稳定。这是经济危机历史上首次全球大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此政策很难把控，风险非常大，难免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深远影响并在各个层面引发恶性循环式的共振。
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央行降息会引发一系列资产替代，而导致证券收益率下降，而经济衰退时期就多可能出现短期利率近零，由于利率再无法下调，重复操作上述措施就可能失效，或形成瘫痪，陷入流动性陷阱。如今对于凯恩斯的这个理论存在一些争议，但无论是否有流动性陷阱，在低利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变得非常困难，因而量化宽松变成一个有效的措施。然而就其本质而言，量化宽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央行承担经济风险的程度，一旦经济无法复苏，央行承担的风险就很可能爆发，而最终由社会承担；假如经济得到复苏，其逆向操作在使市场正常化的过程中则会出现通货膨胀，引发新的恶性循环。
然而在第一次量化宽松过程中各央行背负了大量不良资产之后，经济虽然得到持续复苏，但形势疲弱，近两年来未摆脱短期利率近零状态，而通货膨胀问题仍然存在，美国在接受了这一事实和适应了这种“慢性病”后。奥巴马内阁出于一部分政治因素，提出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忽视通胀率和试图减轻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债务对象的还贷压力。
二、二次量化宽松对美国和全球的影响
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乏力，就业增长迟缓，失业人口数字依然庞大，各种数据均不乐观，奥巴马内阁救援经济力不从心，中期选举失利，因而不难想象二次量化宽松这剂非常规激素被迫打入。新一轮的量化宽松通过将本来近零的基准利率再压零边，以大量买入国债和机构债券等中长期债券的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供应，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出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不久后，g20(二十国集团会议)便在韩国举行，本次与会中有不少新兴经济体，白宫委托美联储在会上提出此政策，被“g19”联合围攻，各国央行纷纷表示担忧量化宽松既无担保又无助于应对美国以致全球的经济问题，而本，伯南克则声称-、此举是为拯救全球经济(并不只为了标治美国就业问题)。事实上此政策在美国金融投资界也引起很大轰动，美国多位来自各个金融与投资机构的投资家，基金会长，以及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家联名写给伯南克一封关于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公开信，而伯南克只是在华盛顿邮报上轻描淡写地表示：美联储并不能够独自解决所有危机。从美国方面对量化宽松的反应中可以看到，假如不印刷新货币，大量放债将会引发经济走向通货紧缩的边压中，而美国承诺的可承受的3％通胀率未必就能够使经济的多方面矛盾走向平衡。二次量化宽松不仅使美元再度贬值，还会让美联储地位和美元可信度走上危机边缘，同时界内巨大的争议还将带来偏见和误解，而导致未来经济市场的混乱和扭曲，即使美联储能够利用量化宽松政策解决一时需要，在量化宽松逆向操作中推出正常化政策时极有可能再次进入另一个恶性循环。
美元继续贬值必然伤害出口型经济体的复苏，这些国家尤其是一些高度依赖出口的新兴经济体为了稳定汇率将被迫跟随美元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已作出反应调整日元汇率，而英国方面也表示不应为缓慢的经济增长而担心通胀，暗示英国央行可能再次跟随最化宽松政策，直接注入流动性，而澳大利亚央行则宣布停止加息行动，在这之前他们是最早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的国家。
新的问题总会不断出现，美国政府是否能保证实利主义不会引起一个“美元危机”?即使美国政府不担心再通胀问题，声称早巳做好准备并认为通胀率本该再提升，而简单化的分析逻辑(或者单纯是应急措施)必然忽略美国货币基础的结构性变革，尤其是货币乘数下降和新的经济衍生品监管制度的日益严格和变迁，现在为通胀下结论还太早。根据经济学家佛里德曼所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过度发行货币必然是会导致通胀的。
三、量化宽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在前段时间已和美国就人民币对美汇率的再次提升大干了一场，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挺住了汇率跟随，却迎来3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可以说被动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无法避免，若不选择跟进，人民币很可能产生更大的升值压力，这意味着上半年与美国的周旋徒劳无功，并且，美国给予的3％通胀压力，中国每承担1％，都会损失数千亿外汇储备。尽管中国货币供应量充足，但假如经济复苏慢于货币增长，将有可能出现虚拟扩张或滞涨，其次量化宽松会带来中国海外资产风险系数的增加。为此中国必须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增加赤字并降低贸易顺差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危机，而如今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又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来避免持续的巨大顺差。
中国政府为避免量化宽松政策对外汇储备造成流失，采取了部分减持美国国债，重新分配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债务比例的措施。其中，中国对日本国债的增持创历史性新高，目前中国是持有日本国债比例最多的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中国内部经济体制，加快了中国由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内向型经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重点由外转向内部，中国政府使用外汇储备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银行贷款条件，积极投资企业等措施避免风险。
中国政府应对量化宽松政策的态度是积极的，同时也需要把握好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问题，把问题转变为机遇，努力把中国内部经济体制从转型到改善到巩固加强，使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获得最大的回报与提升。
最早的经济危机篇10
开源节流，资金救市，聪明女人的爱情不冻秘诀
孟园园22岁银行职员
归自甄在我眼里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年轻轻就当上了部门经理，月薪近一万。他常常带我吃遍各处风味小吃，给我买时新的品牌衣服，花钱从来没有犹豫过，只要我喜欢，立马就能变为现实。我很享受这样的待遇。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他的收入开始大幅缩水，他再没有了以前的快乐，我们也没有了以前的浪漫，因为没有钱，他似乎很愧疚，常常眉头紧锁面无光彩。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远在老家的父亲却得了一场大病，他回去看望却身无分文。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积累给了他。拿着钱，他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我，说园园你真是个好女人！
我上下班不再坐出租车，开始自己挤公交，虽然辛苦点可却毫无怨言。为了进一步省钱我和他住在了一起，这样可以只出一份房租和电费。我也不再常常出去吃饭，自己亲自下厨，我的厨艺就在这时候突飞猛进。他吃的香酣赞不绝口，搂住我说，没看出你还有这么贤良的一面，以后一定是个顶好的妻子。
经济缩水，生活品位不能缩水，为了省钱我想出很多高招，自己也比以前变得更精了，我不知道生活还有这么多窍门。女人的美是不能随便自打折扣的，平时美容和健身是两项不可忽视的开支，现在我用合理膳食来美容，用户外运动来健身。还有时装，我到打折区去，或者先到商场看好某个牌子的大小尺寸颜色，用手机照下来，再到网上购买，价格比商场出售的便宜一半。而化妆品，也可以“拼”，约几个朋友一起下单，可以享受折上折，连运费都免了。这样我既保住了美丽又节省了钱。
冬夜，自甄要加班到很晚才回来，我觉得一个人开空调是浪费，就买了个热水袋，抱在怀里，在床上看电视。自甄回来了，看到我这样，心疼坏了，感动得一遍遍说，你怎么这么好啊，遇上你真是老天的恩赐！
现在的自甄逢人便夸奖我，大家很羡慕，不少闺友主动向我讨经。我们的生活质量没有下降，爱情质量反而上升。一切都有赖这个经济危机，对于聪明的女人来说，所有危机都是机遇。
点评：当危机来临时，懂得应变的女人才会让自己的爱情免受经济的影响。
泡沫膨胀，爱情股指全面崩盘
李冉25岁文秘
我一直是个奢华的女人。在和李维相处的前半年里，李维总是毫无保留地把他所有的收入都交给我，由我挥霍潇洒。李维还经常宠爱地对我说：“只有你会花钱，才会激励我挣钱的动力……”就这样，李维大把大把的往回挣钱，我大把大把的花。
就在我身边的人都在吵吵嚷嚷，全球经济危机，钱越来越不好挣时，我根本不以为然，照样不停地为自己购置高档时装、化妆品、出外游玩等等。
一天，我去商厦闲逛，看中了一件标价为13000多元的品牌风衣。当我从试衣间出来时，感觉到商厦所有人的眼光都聚焦到了我的身上。服务小姐一边麻利地帮我包好这件风衣，一边热情地对我说，这个品牌的衣服在全市只有他们一家经营，每个尺寸他们也只进了一件货，穿出去之后，无论质地品牌样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听着听着，眼前一会儿出现姐妹们围着我不断啧啧称赞的情形，一会儿出现前次在李维公司参加派对时，花了我几千块钱买的晚装，却与另一女职员撞衫的大煞风景……我果断地让服务小姐把其它那几个同款式同品牌不同号码的衣服全部给我包起来，在服务小姐高兴而又惊愕的目光中，我优雅地刷完卡转身离去。
这件风衣带给我的心理愉悦与满足如我所料，只是当我喜滋滋地把这一切告诉李维时，李维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不就几件衣服吗？用得着摆着一张臭脸吗？
我依然无所顾忌地我行我素，只要我喜欢的东西，不管买回去有用没用，便会随性而为。而如同风衣事件，在我以后的购物日子里，依然情不自禁地那样买回……
李维生气地埋怨我不理解他，整个市场的不景气，让他的广告公司已举步维艰，而我却如同一个地主婆一样不停地压榨他，让他为我的高消费和胡乱花钱不断买单……
相互的抱怨和争吵最终导致了我和李维的分手。接到李维结婚请柬的那天，看到李维简单的婚礼，身边打扮得体的新娘，以及听说在新娘的帮助和合理理财下，李维公司已渐进佳境的情况，我泪流满面……
点评：谁会在经济危机时容忍女人这样胡乱花钱？爱情其实就是信用卡，无休止的透支早晚会付出代价！
真诚面对，信心比金钱更重要
白霞女文案策划
第一次见到张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白马王子来了。可是遗憾的是他有女朋友，所以我每天都在压抑着我对他的爱。
08年末一场寒流袭击了我们这个城市，接踵而来的是全球的经济危机。当时我并没有感受到这场危机的可怕，因为这个似乎与我无关。可是一天我和朋友去酒吧喝酒，我看见张伟一个人在独自喝闷酒。原来，因为经济危机他所在的公司倒闭，而他也失去了收入来源。原本的女朋友也因此而弃他而去，嫁了一个外国老头。他本来是个很有才华和激情的男人，可他深爱的女友却因为失业而看不起他。女友的离开使他一蹶不振，整日只能借酒消愁。看着他憔悴的样子我心痛的无法呼吸，原来我竟如此深爱着他。
三天后我敲开了张伟的家门，我说请问你的房子要招合租吗？我失业了，我需要合租。楚楚可怜的我赢得了他的同情，他将他有阳台的卧室让给了我。当天为了表示我对他的感谢我特意做了一顿家常菜，三菜一汤，简单但是有家的味道。看着他吃的那么香，我说，要不然这样吧，我们搭伙吃饭吧。晚饭，我来做，我们费用一人一半，怎么样？他欣然同意了。
每天中午我总是马不停蹄的出现在各类的招聘会上，常常顾不得吃饭；有时候见客户我也见缝插针的宣传张伟的才能；甚至，我将所有的关系网动用了起来，给每一个我认识的人都留了张伟的电话，告诉他们他是个有才华的设计师。是的，我并没有失业，我只是想帮助这个我爱的男人。终于有一个客户被我打动了，他决定给张伟一个机会。
我下班回家就听见张伟兴高采烈地说，丫头，今天有个很有名气的公司邀请我去他们公司发展呢。看着这个男人久违了的笑容，我心中的这个男人终于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我知道我是值得的，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重新振作起来！
情人节，我收到了他的短信。他说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在我最寒冷的时候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一个男人的自尊。我想让你做我今生最美的新娘……看到短信，我幸福的哭了，我知道我得到了这个男人最深的爱。
点评：虽然现在所有东西都在降价，可一个好男人却是保值的。只有坚定信心，才能早日度过寒冬。
链接：危机来袭，名人们各出绝招巧应对！
刘德华：投资房产，趁低买入
刘德华在理财投资方面一向比较谨慎，他日前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一向很少投资股票，以前只听父亲提议买楼盘，很早前曾趁低吸纳入货，所以即使最近下跌，对他来说也没有赔，只是赚得少了。
李湘：认准蓝筹股做长线
主持人李湘一年前开始炒股，初期受益匪浅，没想到今年就赶上金融危机，赔了大概一半。不过李湘表示，她买的是蓝筹股，现在虽然赔了，但是她打算长期持有，并且坚信几年之后还会升值。
蔡依林：狠心杀价
小天后蔡依林的赚钱能力毋庸置疑，唱片卖得满堂红，广告代言身价高达数百万元，就连在赌城作秀的价码，也能达到每小时50多万港元。早已成为圈中公认的“小富婆”。可小妮子却超级节省，她说自己买过最贵的衣服，是1万元，这还让她心痛了好久。其实，蔡依林打从出道开始，所赚的酬劳，全部交由父母打理，需要用钱时，才跟父母拿。别看蔡小姐练好“吸金大法”，但是买起东西来却绝对不肯吃亏。有一次在香港某店，她看中两双靴子，本以为老板卖个面子打折，“至少也要打8.5折吧”。但是老板偏不买账，还说一定要买很多双才有折扣，蔡小姐一听就黑面离开了。
庾澄庆：易拉罐卖废品换钱
很多人都以为当明星日进斗金，必定非名牌不买，但对庾澄庆来说，只要一双舒服的球鞋和牛仔裤、t恤就可以了。在艺人中，庾澄庆算是置装费最少的一个，脚上踏的和身上穿的，常常都是赞助厂商送的，一毛钱都不用花。在日常生活上，庾澄庆更具环保意识，常常提醒工作人员，复印纸不要只印一面，另外一面可以再利用回收，易拉罐不能随便丢，还可以拿去卖废品换钱。也许是从小受到家庭影响，哈林认为生活上可以节俭的地方，就不该浪费，他甚至在马桶上装置节水器，以免每次冲马桶时，一次放掉太多水，浪费水资源。
张学友：赴宴也打包
张学友出席好友、已故嘉禾老板何冠昌遗孀何傅瑞娜的生日派对走下“神坛”，表现出草根作风，与其出身不谋而合。派对是在高级的日本料理店举行的，宾主尽欢后，张学友就带着老婆罗美薇，将吃剩下来的食品和甜点打包带走，反倒有点像他是饭局主人的感觉。歌神虽然带来生日礼物，但是绝不吃亏，吃了饭还打包带走，果然精明。
成龙：厕所手纸严格控制
早已贵为国际巨星的成龙依然不改穷苦人家出身的节俭习惯，在生活上能省则省，不买名牌衣服，经常以唐装和自己设计的衣服出席公开活动。有报道指在拍戏的时候，成龙更是严格控制预算，他会告诉剧组工作人员，卫生纸不能浪费，去厕所方便的时候尽量不要两张纸一起擦，只要一张就够了，洗手的肥皂要洗到不能洗才丢，吃不完的盒饭不能随便丢，打包起来，加工后又是一餐饭。看到成龙大哥这般“艰苦”，剧组人员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
费玉清：一条皮带用15年
费玉清是圈内出了名的对自己很节省，却又对旁人大方到极点的一个艺人。他一件西装、一条皮带穿了15年都还不肯换，却又主动拿出4万元给不认识的清洁女工，只因为他听说该名清洁女工的儿子因为一口烂牙没钱修补娶不到老婆，希望能尽一己之力帮对方一个忙。费玉清透露，以前的他其实也爱大吃大喝，但有一回打麻将打到清晨，路过一家早餐店，顺便帮家人买早餐，全部东西加起来才花了100多块，却看到老板娘一家人辛苦地在工作，费玉清说他突然有种很心酸的感觉，“人家清晨就得爬起来工作，辛苦一整天赚不到多少钱，我刚刚还在打麻将花钱，太奢侈浪费了。”
陶虹徐峥:坚决不用购物袋
前不久，徐峥陪老婆陶虹去医院孕检。去超市购物时候被拍到两个人不用超市提供的收费购物袋，而是将买来的东西拿在手里，待走出超市后再放在车上。虽然一个购物袋没多少钱，但日积月累下来，购物袋也是一大开销。不用购物袋既节约又环保，何乐而不为呢？
金融危机中美女们的9条生活法则
一、节俭穿衣
金融危机如果真的来临，当然会对美女的经济状况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应该早早的开始节俭穿衣，将省下来的布料钱用在更重要的地方去。
二、自己做饭
如果不能够经常去宴会和聚餐，在家里厨房也一样嘛。心灵手巧的美女们不会被厨房吓到的。再说，厨房也不一定非得只用来做饭。
三、不要家具
金融危机，还贷危机，随时可能造成美女的住所连家居都没法装点。然而请看看，美女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也依然浑身散发着性感迷人的气息。
四、骑自行车
没有香车出行？可以骑自行车！这都没有问题。艰难困苦，挡不住美女追求幸福。向前进，向前进，美女的责任重，幸福的担子沉。
五、借地洗浴
不能泡温泉？不能洗桑拿？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天浴本来就是一个淳朴美好的习俗，就算城市不能天浴，找个地方冲凉总还是没有问题的吧。有谁会拒绝一个美女这样的要求呢？
六、健康饮水
没有洋酒？没有牛奶？这当然更不是幸福生活的阻碍。专家证明，美女常喝水给皮肤带来的营养远远高于其它饮品，更何况酒会伤身还可能失身，牛奶更是会伤肾，还是水最安全。
七、亲自洗衣
如果用不起洗衣机了，就和传统美女们一样，自己动手洗衣服吧。而且，那搓衣板，那棒槌，可是对付坏男人的神兵利器哦。
八、下乡种地
如果金融危机太厉害，经济大萧条，美女们也失业了，怎么办呢？听说现在农村政策越来越优惠了，找块地自己种菜也是不错的吧。而且，有那么多护花使者等待着献殷勤，也未必需要亲自下地劳动，而身心会更健康。
九、嫁人为上
就算以上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美女们也大可以轻轻松松披上婚纱。自然，嫁人虽然可能一劳永逸，也可能万劫不复，婚姻有风险，美女需谨慎。
给自己的男人立下10条生活守则
1、回家吃饭――回家做饭是好男人的新标准。既可减少婚外情，又可减少零用钱。中午还是带饭吧。
2、只看电视――好处是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坏处是未必看到你想看的台。也可以看DVD什么的，回顾过去自己收藏的经典大片也不错！
3、不去刷卡――银行记得你月底欠账，但你却忘记了。多用现金可以增长记忆力。记住了，就是用的时候，也不要跨行了！
4、全家公用――全家用一个牌子洗发水的目的只有一个：家庭装更便宜。
5、善于网购――没有网络买不到的打折货，就怕买来的货质量打了折。
6、寄钱父母――父母是最好的银行。往年“银行”寄钱给你，今年寄钱给“银行”。父母，还怕什么？
7、暂不辞职――不转工，不转行，不创业；不怕兼职，就怕辞职。加强内功，搞好自己是出路。
8、自己动手――DiY家私，就是DiY生活；好处是无需为家具付工钱，坏处是你也没工钱灯泡换个节能灯，不跨行取款。
9、不买小车――打车，拼车，就不买车；脸皮越厚，钱留越久。让它只是一个梦吧，只是早晚而已。
10、用打折卡――打折的是商品，不是生活；不怕没信用卡，就怕没打折卡。更何况现在商家打折一批批，年底，商家也得赚钱回家呀。
尾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