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格局篇1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困境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Doi：10.13411/ki.sxsx.2017.01.015
文章编号：1673-9973（2017）01-0079-06
在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o要求。党和政府的领导、主体多元互动格局是当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应有之义，在我国面临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治理危机的大环境下，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理顺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提高公民参与治理的能力与水平，扩大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治理渠道，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各类运行机制等有着重大实践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社会治理是基于我国政权建设中的乡镇政府为载体的社会治理，是行政中枢末梢与繁杂基层事务之间的良性治理，内中关系主要有乡镇政府如何处理与底层公民、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各类行政、社会事务，底层公民如何针对社会公共事务、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来表达诉求、实现愿景，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健康发展，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地带与沟通桥梁。
当前我国提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与行政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转型息息相关。新世纪以来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加快，目标在于实现政府从全能型、指令型向有限型、服务型转变，机构简化、权责配置、运行监督和问责体系等系列配套措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种持续、渐进的“波浪式”脉络，并且改革过程中的部门主义、沟通不畅等痼疾与不断涌现的新型抵制手段、变相服从等问题形成契合，改革在破除旧问题与产生新问题之间反复着前进。经济上由于经济客观规律，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引导，城镇化等造成社会结构迅速异质化，社会阶层流动加快，公民的价值观、利益诉求多元化。在基层中主要表现为城镇化伴随的系列问题，如农民工和农村空巢化、拆迁与利益分配问题、发展经济与生态保护问题以及其他利益纠葛等，成为威胁基层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而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与不健全使基层社会治理顺利开展困难重重。当前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总体上依照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互动的格局开展，在具体操作层面仍然属于各地自主探索，形成众多典型模式。然而各地实践的典型经验在其他地方推广会存在阻碍，有必要从中观层面探究基层治理格局中各个主体以及互动存在的困境，以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探讨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治理理念、法律法规、主体格局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的显性问题，从实证角度，以一种静态、客观的视角分析审视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中当前面临的痼疾，从而有助于从顶层设计上充分考虑阻碍因素，在具体实践中有针对性的改善。
二、政府理念
乡镇政府能否真正把握治理内涵，坚持治理理念决定了基层治理能否以主体平等、多元互动的形式开展，但政府对于什么是社会治理，为什么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都几乎已经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1]并且在具体实践中存在歪曲治理理念，口头念、行动乱的问题。
（一）理念滞后
1.管办理念惯性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形成高高在上的权威优越感，以政府为本位，忽视对社会、公民诉求的回应，无益于改善官民对立、互斥关系，甚至认为公民抒发正常的政治表达是“暴民”、“刁民”行为。
2.GDp唯一论、唯上论，动员各种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集中进行经济建设，以经济发展作为基层官员考核、晋升指标甚至成为地方名片，忽视和轻视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社会利益分配和共享问题，这种国家吞噬社会，经济吞噬国家的被动发展模式长期主导着乡镇发展，抑制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并且从源头上助长了社会矛盾的产生。
3.走不出人治陷阱，对基层各类事务唯上级是从、唯利益是从，刚性的行政领导体制使领导者一人为大，将决策科学化寄托在决策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上，缺乏有效监督，决策民主化不足，而有关行政问责规章制度缺失更是为人治提供了温床。
如果说管办理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延续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的一种政治习惯，那么以GDp为导向的理念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僵化固守，而人治理念则是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余毒，其之所以持续发挥作用是由于固守在每个国民内心的传统文化与儒家伦理根深蒂固。因此，从总体上看乡镇政府最应该坚守和深刻认知的就是“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自觉摆正姿态。党的十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加强对干部素质的规定和提倡，基层干部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趋向更加明显，有助于将这种旧有官民观念彻底打破。
（二）歪曲治理理念
对治理中社会自治的把握不准确，造成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明，政府职能缺位，认为只要政府撒手不管就是在激发市场活力，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混淆了治理中多元互动与市场自主的关系。2015年11月3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挟尸要价”事件中以民警从中协调告终，从治理的角度看，这显然是一种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位表现。治理并非意味放开棘手难办的事务给社会自主性力量，使其充分市场化自由化，政府在制定规则维持市场秩序的同时应注意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与补充作用，对社会自主性力量加以引导，以一定的激励机制和诱导机制使其在自身利益与社会价值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味强调放开市场造成的政府职能缺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与政府本身强权相比也可能有过之无不及。
（三）将理念停留在“理念”和架构上，于实践中应用不足
（一）基层社会事务中公民、社会组织、政府形成围绕公共事务和与公民个人诉求为主的沟通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公民是诉求来源主体，在社会组织不发达、无法承担公民与政府之间纽带作用的情况下直接向政府输入各种诉求信息，如果二者沟通顺畅，在信息充分、条件具备、利益各方达成一致的条件下即形成闭合的政治对话并产生实际效益。若公民在表达诉求中遇到信息阻碍、部门推诿、利益相关者阻挠等负面因素时，诉诸政府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那么公民会倾向于向非正常渠道解决，如越级上访、群体性暴力冲突等，并且在农村中权力真空、宗族关系发达的情况下村民会首先选择非制度性表达方式，寻求制度外的途径解决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权力越往下沉，其规范性、覆盖性越欠缺，另一方面反映出底层公民对国家和政府处理事务的具体方式的怀疑，这归根结底仍然在于基层政府与公民之间复杂的权力、利益关系，在现有的体制内要改善这种不合作、互相猜疑的关系就亟须建立畅通的沟通机制。由于政府恒定是信息持有者，因此决定沟通顺畅与否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在与民相关的事务中政府既是利益分配者又是利益协调者、纠纷处决者，公民与政府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具体事务上的不对称状态，这种不对称不仅由于权力所有带来的有权与无权之间的差异，还由于对治理概念的不准确理解而造成的治理主体之间各自角色的歪曲化、空泛化，政府以规则制定者、权力持有者甚至隐形关系网络中心自居而占绝对主导，公民则依然处于弱势的被动地位，参与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不平衡结果是冲突一旦点燃就易恶化。尤其是在当前基层社会因城镇化带来的征地、拆迁纠纷中政府作为利益一方，若要防止形成因自身利益而损害公民利益的状况发生就应从职权划分、权力运行、行政问责等方面入手，在公民提出正当诉求时能够以平和的姿态和顺畅的渠道砺足公众需求，使信息大众化，政府便民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基层社会中社会组织由于发展弱小，自我管理能力差，社会责任承担少，难以形成公民与政府之间有效的缓冲地带，对基层的政治诉求系统贡献有限。
（二）社会组织发展速度明显上升①
如图3所示：2014年我国社会组织已达60万，这与我国近年来由于社会公共领域不断扩大且结构日益异质化，公民社会主体责任感不断增强有关，当然也得益于国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引导和扶持。社会组织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章程、行动规范，为共同目标而积极行动，主要功能是表达成员特定利益诉求，通过影响政府行为或自身活动达到一定目标，从公民社会角度来看，社会组织的发达有助于将散漫化的公民组织起来，按照特定的利益群体原则充当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地带，更有效地解决各类社会事务，是一种群体分化与重组的过程，日益成为满足公众需求的有效途径。
1.从数量上看，截至2014年底，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已经超过60万，达2003年的2倍之多，尤其在近5年内社会组织发展速度迅猛，但相比我国庞大的人口总数来讲，这一数量仍显弱小，与许多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印度的非营利组织（npo）相比差距仍然明显。（如表1）美国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高于我国10倍之上，印度在2006年时非营利组织已达120万，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上都比我国有较大优势。
2.从功能结构上看，我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较不协调，教育类最多，科技研究、生态环境、文化、法律等方面相对较少。（如图4）社会组织具体到乡镇基层社会则表现为功能单一，主要是附属到县级个职能部门下的官办协会，如科协附属的行业协会，工商联附属的商会，文体局附属的兴趣协会以及卫生局、农业局、民政局、教育局等附属的相关协会等，此外，民办教育机构如幼儿园、小学等占多数。这些组织多功能不明确、职能定位具有内聚指向，志愿组织、慈善类组织较少，对政府职能转变而析出的职能承接不足，能够真正充当一般公民与政府沟通桥梁的社会组织较少。
3.从层级上看，基层社会组织并没有呈规模发展。（如图5）2008年约有14万个县级社团，而我国县级行政单位（市辖区、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等）共约有2800个，相当于每个县只有50个社团，我国乡镇约有41000个，每个县平均约有14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大约4个社团。当前乡镇的社会组织多属于附属在县政府或乡镇政府之下的组织，其成员多来自政府机关内部、行业能手等，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社会责任不明，关注自身发展，不具备传达民情民意、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意愿和实力，甚至刻意向政府靠拢，接受政府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因此，在乡镇领域的社会组织问题上一方面真正由社会底层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太少，能够为底层人民信赖、发声的组织更少，另一方面现有的组织独立性差，功能定位单一，这都造成在乡镇领域要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互动的基层治理格局任重道远。而乡镇基层社会事务复杂，公民利益诉求多，社会基层流动较快引起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并且近年来由于环保、生态、治安等事务繁杂，如果公民可以自发组织建立起社会团体成为公民表达诉求的渠道，在组织、信息、人员、目标等方面有所发展，进而在影响乡镇政府决策上发挥一定作用，则会有利于减少因利益矛盾或纠纷而引发的官民冲突和暴力事件。
4.从社会工作者来看，专业人员缺乏、专业技能不足、志愿人员相对短缺，在人才培养模式中高校专业设置起步较晚，人才培养周期慢，与社会工作市场需求不相匹配。全国约有200多所高校专业设置中有社会工作，每年约有1万名专业人才毕业，这其中仅有10%-30%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民政、妇联、慈善机构、社会团体机构、社区服务机构、街道办事处等领域，卫生、社会保障、心理辅导等领域从业人数非常少。在资格管理上，2006年国家才开始对社会服务机构中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经过几年发展，目前我国具有相关资格的社会工作师约不到2万人，助理社会工作师约6万人。（如图6）
总之，社会组织是衡量一个社会自我运转是否有效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是否健康的可靠标准，我国的社会组织仍需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乡镇领域内公民组成社会组织有利于基层社会秩序的改善，充实基层社会，应对因社会转型而面临的利益冲突，构建更加合理完善的治理格局。
五、运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推行有赖于针对各类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的有效运转。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要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要适应新时期社会变革的需要，就必须积极进行基层治理机制的转变。[5]
一是公共事务决策机制直接影响到基层各级各类社会公共事务能否按照公民意愿、能否真正实现公共利益来运行。现阶段乡镇政府决策在公民听证、专家论证、决策评估等方面有所欠缺，政府越往下离公民距离越远，越难以听到公民声音，在实践中走过场、重程序轻质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低。
二是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公平性差，社会保障制度权责不清。对社会资本的准入机制尚未完善，资金管理不善，政府负担重但惠民程度低。十三五规划中对农村问题的重视为社会制度的完善提供契机，但也是对乡镇政府执行力的重大考验。如近年来推行的农村医疗有利于改善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但应注意在具体实施中村与乡镇之间对于信息把握的及时、准确以及在各个环节中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逐级向上落实，村委会承担的是一级政府的角色，在遇事之后容易以“不归我管”的姿态甩开村民，而乡镇政府即使是有责任调查处理但最终还会落到村里来具体实施。因此，这个过程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引发整个事件的连环出错，如若不在事务开展之前就明确相关职责并将责任具体落实到环节、个人身上，真正受害的是公民，政府形象也会跟着受损，还会影响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
三是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单一，公共资源利用不科学造成服务质量低、效率低、水平低。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独立运作能力差，在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中出现的许多空白点发挥作用有限，公共服务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尖锐。乡镇政府近年来的许多便民服务措施起到了丰富村民娱乐文化生活、活跃村庄气氛的作用，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对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需求增加，单靠乡镇政府的力量不仅容易造成服务单一，增加政府负担，还会因服务数量、质量有限而抑制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鼓励、扶持基层社会自发形成组织提供特色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是未来农村社会发展趋势。
四是利益诉求机制，它是畅通解决公民各种利益矛盾与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机制。基层社会事务处理根本上是利益的问题，处理的结果是否顺应民意从根本上反映了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目前基层容易引起纠纷的矛盾都是利益矛盾，但乡镇政府并未完全做到践行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在处理纠纷时不注意从公民立场上考虑和分析问题，处理过程中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转移矛盾焦点，激化公民情绪使事态不断恶化，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与政府形象。
五是应急管理机制，根据2014年《社会蓝皮书》“中国已经进入矛盾凸显期”，作为针对近年来频发的突发性、突发性暴力事件以及突发性自然灾害等的回应，基层政府只注重应急部门的建立，但具体职权划分不明，在突发事件上反应力、回应力以及信息处理能力、部门协调能力不足，影响事件处理效率，一旦处理不好，容易引起事态恶化。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政府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下必须具备的能力。
社会治理运行机制是考验乡镇政府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系列问题，提高自身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机制建立、运行得科学、顺利，事务处理得各方满意，是基层政府的最终目标。我国在“四个全面”发展战略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本还是要看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进步程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不仅需要在宏观、中观层面建构理论，更应注重在微观层面具体细节上的规划安排，妥善处理治理过程中的主要社会事务。基层治理运行机制是考验基层官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道德素质的手段，考验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与村委会、与公民的权力场域内能否实现相互牵制、较为稳定的局面。
有效的治理需要强大的公众力量参与，国家应创造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环境，从培养公民责任感到改革社会组织准入机制、到政府自身转变职能，政府既要成为托底者，又是裁判者。基层社会治理在理念、法制体系、主体格局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对基层政府能否有效转变自身以应对社会转型的机遇和挑战。乡镇政府作为行政体制末梢，在接受上级政府领导，履行自身职能的前提下应切实融入到国家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上，以本地实际为依托真正在治理理念的指导下探索一种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新头脑到武装手脚。从根本上讲，当前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困境是长期以来改革与发展的结果，其困境的走出既需要宏观层面的有利因素也依赖于基层政府与社会自身的成熟与探索，应注意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要坚持政府的主导是基本原则，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根本动力。社会组织依赖于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作用，而公民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又是社会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何增科.深化十大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构想[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2）：16-21.
[2]薛冰.历史与逻辑：公共性视域中的公共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7.
[3]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384.
社会治理格局篇2
近年来，兴旺社区党支部按照康巴什区委“党建引领、精准服务”和街道党工委“构筑党建民生同心圆，绘就红色滨河新名片”要求，以“睦融邻里”社区党建品牌为统领，着力构建“大邻里”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主要做法是：
一、科学设置邻里，组建党建联盟，凝聚党组织合力，共同“管事”
社区牢固树立“全域党建”工作理念，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在搭建“1+n+X”跨区域组织架构的基础上，按照“地域相近、楼栋相连、资源相通”的原则设置4个邻里单元，吸纳区域内外12家市直结对共建单位党组织、驻区单位企业以及区级包联单位党组织，组建成立“大邻里党建联盟”，选举产生联盟书记、轮值副书记和委员。
二、完善工作机制，规范联盟运转，提升党组织能力，共同“办事”
为提升党建联盟运转实效，社区与联盟单位签订了《共驻共建协议书》，讨论并通过了党建联盟章程，明确联盟目标、联盟条件和职责任务，建立了联席会议、轮值共建、党员共管、党建互助、服务联抓、典型引领等6项工作机制，细化具体事项，推动共驻共建由“感情化”维系变为“契约化”管理。党建联盟每半年召开一次联盟大会，每半年推选一名轮值副书记牵头开展“六个一”共建活动，即：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一次党建沙龙活动、一次主题党日活动、一场文化活动、解决一批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形成一批合理化建议。同时，今年向街道党工委、区委组织部成功申报3家“同心共建先锋”，有效促进了区域共融。
三、横向联动到边，纵向服务到底，激发党组织活力，共同“成事”
“大邻里党建联盟”在组织建起来、制度立起来的基础上，通过“三步走”吸纳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第一步是对服务大厅登记的群众需求、日常工作中收集的问题和联盟单位的共建意向进行梳理，形成“联盟资源清单”和“服务需求清单”；第二步是根据需求清单研究制定红色教育、政策宣讲、关心关爱、社会治理等5个类别的“服务项目清单”；第三步是联盟单位“点单”认领项目，开展“组团式”服务和“日常型”服务。目前，共有150名党员志愿者主动投入到社区服务行列，累计开展爱心捐赠、助力创城、邻里文化节等活动8场次，联盟单位共为小区出资建设电动车棚6个，慰问老党员、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30余人。
社会治理格局篇3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每一名民警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执法为民是党和人民对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大司法干警要真正落实执法为民的各项要求，要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要作到立足本职，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1、严格执法，实事求是
要增强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劳教工作中，要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人民群众最关心什么、希望什么，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指向什么；人民群众对哪些方面不满意，我们就重点整改哪些方面的问题。
2、文明执法
社会治理格局篇4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每一名民警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执法为民是党和人民对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大司法干警要真正落实执法为民的各项要求，要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要作到立足本职，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1、严格执法，实事求是
要增强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劳教工作中，要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人民群众最关心什么、希望什么，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指向什么；人民群众对哪些方面不满意，我们就重点整改哪些方面的问题。
2、文明执法
社会治理格局篇5
【关键词】北极地缘政治特点
第一章地缘政治格局
地缘政治格局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内，以政治行为体为单元（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等）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通过地理空间进行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地缘政治格局是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行为体各方通过反复磨合与平衡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它有助于我们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趋势，是我们认知动态的国际政治局势的一种重要途径。
地缘政治格局的内在特征
地缘政治格局除了具有政治格局的一般性特点外，还具有其清晰的内在特征，主要表现有：
（1）地缘政治格局是一种具有物理性特征的空间结构与那些抽象的政治结构相比，地缘政治格局存在物理性的体现：作为格局主体的地缘政治单元通常表现为具有位置面积等属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各单元之间的连接部分是由陆地或海洋等各种形态的地理空间担当的，它们也是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通过地理空间进行的因而，地缘政治格局是一种实在的结构，具有物理形态。
（2）地缘政治格局的构件包含硬件和软件两种性质，它们互为补充，不可或缺行为体的大小和区位行为体之间的距离连接体的自然状况等是组成地缘政治格局的硬件；互动关系是地缘政治格局的软件成份；而行为体的力量则兼具硬件和软件的双重特点地缘政治格局把这些硬件和软件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
（3）地缘政治格局是由实力和地理力组成的地缘政治力量互动创造的平衡结构地缘政治格局不同于经济格局军事格局等，它是由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造成的地缘政治力量不仅仅是行为体的实力，还有行为体的地理力实力+地理力组成的地缘政治力的大致平衡，可以形成有效的地缘政治格局。
地缘政治格局的分析方法
（1）分析主角行为体。主角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活动是主动的强力的和领导性的，其作用是强大的直接的和全局性的，它或它们在地缘政治格局的营造中发挥建设性的或破坏性的作用。
（2）分析结构的连接条件。地缘政治格局是由各种地缘政治连接条件把行为体连接为一个整体而成的，结构的连接条件包括行为体单元本身和单元之间的空间连接考察地缘政治格局需重点关注行为体主角的地缘政治特征以及行为体之间的空间联系。
（3）分析结构内的互动关系。互动是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需重点分析主角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结构内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是不平衡的，需分析互动关系的差异。
（4）整体分析。把确定的地缘政治区域作为一个整体，作整体性的综合性的观察与分析。1
第二章当今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特征
当今北极的地缘政治格局是在冷战格局基础上发展演化过来的，不免带有几许冷战遗迹，但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结构性改变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和国际关系的重大调整等因素导致北极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许多与冷战时期明显不同的新的特征。
第一，北极地缘政治出现一体化趋势。冷战时期北极地缘政治格局表现为典型的二元结构，它是因为美苏对抗（在北极主要是军事和战略对抗）造成的，美国和苏联维护的是他们的自身利益，不会去考虑国际社会在北极地区的共同利益，在当时，美苏关系代表了绝大部分的北极地缘政治关系。冷战结束后，气候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国际社会的普遍合作得到加强北极自然环境敏感而脆弱，北极地区环境的快速改变将对北美、欧洲、东亚等北半球地区乃至全球产生深刻影响，北极地区关系到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共同利益，在冷战后国际合作普遍加强的大趋势中，北极事务的国际合作已得到显著加强。如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国家政府间的一个重要的沟通与合作机制，覆盖了所有北极国家，自1996年成立以来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北极地区普遍的国际合作的加强，北极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结构性改变，原先的二元结构逐渐化解，国家之间全面的均衡的关系得以正常化地发展，共同利益导致北极地区各国之间关系发展的多边网络化特征显现，北极地缘政治的整体性比以往更加明显。
第二，多层次的立体式地缘政治结构趋势。冷战后的北极事务除安全问题外，气候变暖和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综合影响同样构成了北极问题的重点和热点。面对新问题，国际组织发挥了国家难以解决的独特作用，当今北极地缘政治结构已经不再只是包含国家的单一层面，而是包含国家之上的国家集团（如欧盟），国家之下的非政府组织的复合式立体结构。
第三，呈现一定的全球化特征。北极地缘政治格局是建立在北极地缘政治区域基础上的，北极地缘政治区域是北极地缘政治发生与发展的空间依托，北极地缘政治区域相对稳定，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北极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如气候变暖造成的影响几乎是全球性的，北极航道的战略影响也完全超越北极地区本身。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其它国际政治行为体主动参与北极事务，行为体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和越来越远，北极地缘政治关系所覆盖的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北极地区本身，并呈现向全球方向扩大的迹象，如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也在逐渐加入北极事务。越来越多与北极距离遥远的国家也希望参与“北极馅饼”的瓜分。这样，在冷战后急速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北极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在升高，北极与世界政治的联动性加强，导致北极地缘政治的边界不断往外拓展，其结果是北极地缘政治的空间膨胀，并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部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介入，北极地缘政治呈现一定的全球化特点。
在北极地缘政治竞争中，主体国家在独立竞争之外，根据利害关系形成不同的组合，借用集体力量来保障个体的利益，在北极地缘政治竞争中发挥集体优势，先赢得集体利益，再分割国家利益。目前，北极地区业已形成的地缘政治组合主要有北极五国、环北极八国以及广泛的国际社会。北冰洋沿岸五国成了合作内核，试图形成某种联盟，共同在北极理事会内和国际舞台上宣示和强化其地位。在此基础上，借着北极理事会的平台，环北极八国一起建构北极的区域意识，营造北极是北极国家的北极理念。不过，在这一点上它们只能采取某种模糊战略，一是因为不明确北极地区的具体地理范围；二是限定北极理事会不涉及安全问题。在，北极理事会又向区域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有限开放，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完全垄断北极事务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则通过设定参与条件，实际上变相地要求外部参与者承认它们在北极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国际合法性。北极地区国际合作这种内核（也是硬核，由北冰洋沿岸五国构成）、核心（北极理事会）和（北极理事会观察员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三层地缘政治格局到此已基本形成，它既为北极地区的国际合作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同时也为合作的拓展深入制造了某种障碍。2
结论
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原理来看，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形势发展受到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控制，因而，分析北极地缘政治格局是认识北极地缘政治形势并进而理解北极地缘政治关系的一条有益途径。本文提出的地缘政治格局分析方法既可用来对特定区域中的地缘政治格局进行系统和详细的解构分析，也可用于对地缘政治格局作总体性的和特征性的观察，本文正是后者，是对冷战结束以来北极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总体特征的探讨，而对其系统性的分析有待继续。目前，北极地缘政治格局仍然在变化发展之中，但从冷战结束发展至今，北极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已基本成形总体而言，受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多元化发展，各方在资源、经济、航运、环境、战略、安全等领域利益的不整合与不平衡等多种因素影响，当今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是一个多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复合式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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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格局篇6
依法治县，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是我国的基本策略。物价局重视普法依法治县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健全机构，成立了局长蒋华勇同志为组长，各股、室、所、中心负责人为成员的普法依法治县暨创建全国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局办公室具体负责此项工作。我局将此项工作纳入了议事日程，坚持每季度研究一次。普法经费有保障，列入了单位预算，专款专用。结合物价局的特点和物价工作的实际，制定了《县物价局2013年普法依法治理暨创建全国法治县实施意见》，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单位的目标管理，向各股、室、所、中心下达责任目标，定期检查小结，做到年初有计划，半年和年终有总结，总结材料及时报送了县法建办公室。我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措施具体、明确，各类资料齐全。健全了普法联络员制度，各股、室、所、中心负责人为普法骨干。并将2013年普法资料经过认真收集整理归档装卷，形成了专卷。同时认真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
二、法制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认真组织本单位人员学习宪法和基本法律，学习与本单位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多种形式向全社会宣传与本单位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普法网络，巩固“四个一”工程建设，上好法制课、办好法制宣传专栏、组织好法律知识的讲座和法律书籍的传阅。坚持每月学法日活动，我局是每周一学习，单位人人有普法教材，有学法笔记，有普法学习记录。领导干部参学率达100%，干部职工参学率达100%，全年学法时间超过20学时。并认真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开展“六五”普法干部法律知识考试，及格率达到100%。在“3·15”消费者权益日、“5·1”《价格法》颁布日、“5·8”价格投诉举报宣传日、“12.4”法制宣传日中，我局都积极组织人员走上街头，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咨询活动。现场发放《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处罚规定》、《价格违法行为举报规定》、《省行政事业收费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省明码标价管理办法》等法制宣传材料，解答群众对价格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咨询，受理群众价格举报与投诉。并积极参加县法制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依法治理暨创建全国法治县工作
社会治理格局篇7
一、把握三个要求:一是立足职能。结合执法办案和法律监督工作推动完善社会管理，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意见建议，努力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二是统筹协调。把深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与统筹抓好其他检察工作纳人总体规划，将深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作为全面提高检察工作水平的新起点、新动力;三是注重实效。努力提高检察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摒弃就案办案的观念，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减少社会矛盾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注重四个结合:一是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结合。坚持经常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人开展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密切关注社会治安动态，有针对性地提出消除隐患、强化管理、预防犯罪的建议，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二是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相结合。努力探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新途径新举措，高度重视敏感案件的办理，防止激化矛盾或引发新的矛盾;三是与服务大局相结合。积极主动为政府决策、企业依法经营、开展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提供服务。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促进社会管理机制的规范和创新;四是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相结合。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找准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作用，切实保障社会的安定有序。
三、构建五大格局:一是构建大监督格局。坚持把保持稳定、促进和谐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审查逮捕、审查等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
注重与公安、法院、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建立经常性联系会议制度，互通信息，形成在监督中密切配合，在配合中有效监督的大监督格局;二是构建大帮教格局。深化青少年帮教工作，切实落实“一对一”、“多助一”等结对帮教措施，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落实安置政策，不断完善社会帮教机制。依托社区、学校等社会力量，加强对相对不诉的帮教考察监督对象的工作，防止失管失控和重新犯罪。加强对流动人口犯罪情况的分析，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三是构建大宣讲格局。定期在辖区进行巡回宣传和接访，主动宣传、公开各项检察业务，接受群众法律咨询、举报、控告、申诉等业务，积极指导辖区开展平安创建、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四是构建大接访格局。落实检察长接待日、检察长预约接访制度，利用便民服务点，拓宽民生诉求的反映渠道，强化联合接访机制，坚持首办责任制，定领导、定专人、定期限、定方案，妥善处理涉法涉检案件。在接待中，注重将依法处理与解决困难、释理说法与打开心结、法律手段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五是构建大练兵格局。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强化素质教育，增强检察人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法律意识，提高队伍专业化建设水平，努力在执法思想、执法水平、工作作风等各方面得到新提升。
社会治理格局篇8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二、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社会治理格局篇9
H县是晋西北城镇群的核心县区。全县总面积1230平方公里，下辖10个乡镇，162个行政村，总人口38万。H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优势明显，每年外来流动人口约36000人。随着同煤集团、金沙滩农牧场、中联煤业等棚户区改造项目相继建成，全县人口呈现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农民与工人混居的特殊行政生态环境，各类社会矛盾多发、易发，社会管理任务相对繁重。H县自2011年被确定为山西省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县以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和谐“幸福新H”，紧紧围绕“维护重要战略机遇和社会稳定”的总体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的总体要求，以“服务民生”为理念，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为突破口，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村成社区，网格管理”的社会管理模式。
二、H县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实践与成效
H县按照“村成社区，网格管理”建设蓝图，在全县范围内以城区每1000—1500人为一个网格，农村以每300人一个网格的标准，设立了“地缘型、单位型、单元型、乡村型”四类共计139个社区，470个网格，结束了传统城乡分支多、结构交叉、管理不清的局面。H县以“七网合一”为载体和平台，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坚持体制创新:保证社会管理体系全覆盖
为了实现全县社会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与法制化，按照“党委总揽全局、政府全面负责、社区两委自治、公众广泛参与、法治保障全局”的要求，H县在社会管理体系建设方面重点突出体制创新，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体系覆盖、全员参与”的社会管理体系。一是从体制上保证“有组织管事”。全县按照“党组织建在社区”的原则，139个社区全部建立起基层党组织，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社区(网格)工作站为依托”的三级组织结构;形成了“县、乡(镇)、两委(居委会和村委会)、小区(网格)”四级管理框架;细化了社会管理工作的管理层次，明确了各级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和任务，从体制上保证了“有组织管事”。二是从体制上保证“有条件办事”。全县在居民(村民)集中的202个城镇型网格内设置了集政务、劳动、计生、公安、交通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政府机关工作服务大厅，并从财政上给予资金保障，从体制上保证了“有条件办事”。三是从体制上保证“有组织干事”。在学习省内外先进城市管理模式的基础上，H县突破“人员编制难解决”的障碍，由乡(镇)负责，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将素质高、热情足、组织能力强、责任心好、热爱公益活动的人员充实到社区管理活动之中，并从乡(镇)党委、政府机关择优选用工作经验丰富，党性原则较强的干部担任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与主任，为各社区配备1—2名片警，以解决社区管理人才队伍的需求，从体制上保证了“有组织干事”。
(二)坚持职能转变:加强政府管理职能的整合与下移
在“服务民生”理念引导下，H县坚持转变政府职能，突出基层政府的社会服务管理职能。首先，整合政法、、人社、国土、工商、住建等20多个部门的力量，建成集“数字城管、信息分析、协调派发、公众服务、跟踪督导”为一体的智能化管理服务平台，对全县社会服务管理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真正实现了服务重心下移，政府管理职能延伸的目标。其次，明确政府职能部门与各社区居委会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全面推行“三公开”制度，即工作职责公开，服务承诺公开，监督办法公开，自觉为社区居民服务，并接受社区居民的监督。再次，按照“一条龙服务、一站式接待”的要求，将涉及到党建、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矛盾调处、安全生产、民生改善等14个政府职能部门派驻社区，直接面对基层群众，实行集中办公、集中服务，为群众切实提供“一站式”服务，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
(三)坚持矛盾调处机制创新:“诉调对接”①开创“大调解”工作新局面
H县人民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山西省唯一一家“诉调对接”试点法院。H县法院始终坚持“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各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工作原则，这是在扩大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工作中得出的一条最重要的工作经验。法院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以H县“网格管理”为依托，以社区法官、流动法庭为基础，以诉调对接中心为枢纽，充分发挥司法推动作用，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促进了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人民、司法、行政“三调联动”。矛盾纠纷调解主体和调解方式的多元化和整体化保证了涉诉矛盾纠纷有效分流，提高了化解矛盾纠纷的质量和效率。2013年，法院共诉前调解各类案件2856件，平均调解周期仅为21天，调解成功率为91．4%。全县积案化解率100%，在全省排名第一。同时，按照“问题不出格、矛盾不出区”的工作理念，H县大力推动矛盾调解基地建设(县乡设矛盾调解中心、社区设综合治理维稳室、农村设矛盾纠纷信息员)，打造了自下而上的一体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有效拓宽了矛盾调处渠道，切实解决了基层管理中的大量矛盾纠纷。
(四)坚持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改革，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H县经过多年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相结合的“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在社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坚持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改革。一是大力推进在社区内发展基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有序发展，建立健全综合性社会组织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二是建立政府职能部门与“桥梁型”社会组织的联席会议制度，县城社区建立社区居民常务会议制度，农村社区建立“四议两公开”制度，搭建并完善基层自治管理服务平台，从机制上保证各类社区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政府主导、多元参与、资源共享、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格局极大地凸显出其重要作用。H县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促进了社会公平、保持了社会良好秩序，社会治理效果显著。H县社会治理的创新性经验，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县域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了标本性经验。
三、县域农村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一)转变政府职能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适应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设计，在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政府以经济建设和财政增收为中心的职能特征非常突出，长期以来忽视社会管理职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基层政府作为政府治理的神经末梢，必须加快职能转变，逐步将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作为工作重心。首先，政府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工作，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完善。其次，要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统筹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建立健全与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鼓励农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发展的良好机制。最后，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和村委会，特别要发挥好社会管理服务的协调作用，形成内生的、稳定的服务功能。
(二)打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在发展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前提下，需要打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一是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切实发挥党委领导的核心作用。二是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切实体现自治组织的管理作用。三是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协调功能，切实体现各类社会组织提供和满足居民(村民)多样化社会服务和利益诉求的作用。基于我国基层农村社会管理的实践，当前这种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多元主体缺一不可，而且应该由政府主导、多元化主体参与治理。但是，随着我国农村公民社会的成熟，逐渐会向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协作的混合型基层社会管理格局过渡，待将来社会高度发展和高度文明，政府则可以退出具体的基层管理，进化到自治型基层社会管理格局。
(三)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和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社会治理格局篇10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权责法定治理格局治理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逐步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与此相适应，社会管理体制也进入了创新轨道。党的十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在社会管理理论及实践领域进行不断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管理”到“治理”是我们党顺应时代要求、满足人民期待的重大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
多年以来，在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初步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权力结构变化之导向。我国由以政治权威、计划体制总揽全局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发展格局，开始向多元共治的格局转化。但实践也告诉我们，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这种转换是艰苦而又漫长的，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社会治理体制变革与创新事实上不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当下对经济新常态@一发展趋势的适应性选择。这一适应性变革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政府职能转型、体制机制创新等。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发展面临深层矛盾增多、发展动力转换、压力凸显等严峻挑战。这一变化的发展形势，要求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尊重规律，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与民生诉求。从理念重塑到机制创新，进而重新审视社会治理中若干问题，有效提升治理能力。接下来，本文将对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须审视的若干问题再做一分析梳理。
1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坚持权责法定
首先，从理论的角度讲。现代治理理论越来越强调政府权力的规制以及有限政府的形成，公共事务治理权可以合理适度地分散给多个参与治理的主体，各守其位，各负其责，相互之间协调互补。我们知道，现代法治社会强调权力的合理化运行。而权力的强制性特点，容易使其同时衍生出扩张性与腐蚀性等特性。我们联想到了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失灵的问题。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纪人员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但是“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某些政策作用甚至导致了浪费和低效。由此说明的是，政府权力必须与其职能相适应，应该作用于需要其发挥职能的领域，过度的干预会造成对社会经济及自然秩序的破坏。当政府权力总量超过其所承担的职能总量时，会造成政府权力运行的困难与障碍。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就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塑造有限政府，实现权力的科学制约与监督。在此过程中，不同社会治理主体需坚持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其行为也一并受到法律的监督，在法律框架之内厘清职能边界。
其次，就现实来说。虽然用历史逻辑来思考，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在不断适应转型的要求，力求破除原有管理色彩浓厚、政府统揽全局的运行体制，也实现了质的进步。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依旧呈现“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即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还未形成，却在简单复制或强化旧有机制。公共权力的“自利性膨胀”，容易背离其原始初衷和社会治理的本质目的，在行政执法或涉及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超出合理边界，使得公权力明显异化。“权力作为权利的产物，它的正当性来源于权利。”实践中，应提升在社会治理中的公权力所特有的道德价值，尊重并实现好民众诉求，维护并发展好民生权利。
2合理建构治理格局，完善制度机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各主体之间的地位关系共同构成新时期治理的基本格局。指明了社会治理发展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建构社会良序、促进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过程，其运行范式是复合型社会合力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现阶段国内外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我们既要克服原有社会管理中传统落后性带来的问题，更要培育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的良性现代性，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与危机。治理的格局构建与机制运作须与我国治理情境相适应匹配。党委领导是根本，治理格局形成的根本前提是确保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而政府主导既体现了对原有管控思维的自觉减弱，又彰显了支持与服务型治理方式的渐进性成长。在此基础上，重塑包容性理念，实现体制机制弹性化运作，才能有效形成政府与社会治理合力。
当前，我国社会面临新常态下的需求结构升级，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出了新要求，个体需求呈现差异化、社会思想更趋多元化。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发展现实，治理格局中社会组织的有效活动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及时满足公众的多元化个性化诉求。还能够及时地解决社会矛盾，合理有序地调节社会关系、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还远未定型和成熟，受制于原有框架和管理理念的约束。一方面，尽管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绝对数量不少，但受限于"冷热不均"的分布态势、发育不充分的自身束缚，很难在社会治理中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合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要形成法定的、常规性的合作机制，包括信息沟通、决策参与、民主协商机制等。
3积累基层治理经验，促进要素下沉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社区治理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缩影与基础平台。曾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社区在社会整体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得以增强，基层社区治理与建设更是成为了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业主为主体的城市社区的兴起，使基层治理结构走向网格状的社区自治，为政社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变化。首先，社区服务的供给主体从单一政府供给走向多元化。形成以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共同参与的新格局；其次，政府权力下沉逐步向社会转移，通过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协商合作、确立共同目标、引导公众参与，进而推动社区民主建设。最后，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应逐步完善社区自治机制，改善社区自治软环境，保护公民自我约束与管理的积极性。优化公共资源在基层的配置，将人、财、物、信息等要素下沉到社区，提高社区的服务功能，让群众的问题与难事解决在一线。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下，更要重视社区治理中必备的人才。包括民间社团型人才及社区管理型人才，最好使其成为社区工作的长期参与者。同时，增强居民的认同、归属感，依法引导社区居民逐步投入到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中来。培养好社区成员的公共精神与社区意识，为社区治理创造坚实的民众基础。从更深层次上看，通过社区这样一个基层平台，形成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能量场，可以更直接地积累社会治理经验，规避不确定性风险，对于推进我国整体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树立服务理念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以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早前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就是以公民为中心，强调政府应服务于公共利益、关注社区、重视人且要关注公民的声音。其理论内核与我们今天所谈之问题也有一定的契合度。“公共行政人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但就现实来讲，虽然近年来在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我们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与惯性思维约束的作用下，渗透式管理理念、行政式管控方式依然在一些地区发挥作用，与治理方式转型的现实需求相背离。政府失灵无法适时弥补，社会诉求也难以及时满足。同时，伴随经济新常态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化、新增长点的培育，这又将使以民生改善为重点的新领域不断涌现，人民群众将更加关注提升生活品质，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治理创新定要回归其服务价值本身，尊重人民群众具体的利益表达、利益诉求，真正做到为民服务。现实中可以适时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这一载体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服务化，具体表现为三个维度：服务型治理思维转换、管理服务精细化和严格标准化的工作机制。当然，治理工具理性背后是对于人本主义的价值坚守，治理方式转变与工作流程再造必将包涵人文主义的柔性关怀。最终目标导向是提升治理能力，满足社会民众的多元化需求。
总之，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我们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要求，理解其科学内涵、不断完善相应体制机制，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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