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法治文化；社会治理
经济几十年的飞速发展，资源环境的制约逐渐显现，随着发展理念的更新，我们步入了社会的转型期。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社会组织形态、社会思潮及文化结构，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良治应该在形式法治上彰显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在程序法治上规范社会各项事务处理，在实质法治上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在民生法治上尊重民众根本权益。而作为这一切精神动力的法治文化并未深入到社会事务处理的各个角落，因此，进行法治文化建设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从法治视野看现代社会治理面临诸多困境
依法治国实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难题，对我们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法治的视域看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熟人社会逐渐瓦解，法律的权威尚未建立，社会治理难度增大。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促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人口的流动，原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单位和集体逐渐淡化，传统的熟人和半熟人社会逐渐瓦解。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管理模式也渐渐变得不再适用。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和历史的惯性，对法治的信仰和认同尚未完全建立，人们解决问题方式的思维定势还是“情、理、法”的人治思维，而不是按照“法、理、情”的法治思维来作为，尚法、遵法、用法意识还不强。伴随区域间人口流动数量和频率增加而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不同群体间的文化隔阂以及流动人口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涉及基本利益的问题，这些都给给社会管理者带来新的挑战。
（二）权力意识的觉醒，民众对公平和程序正义的要求增大，社会治理压力增大。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偏重对结果的正当性、合理性及道德性的关注，忽视程序的正当性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发展的全面深化，人们越来越关注改革成本如何分担、改革成果如何分享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致使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正感倍增。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权力意识的觉醒，对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实现实体正义，更要求从程序上规范社会各项事务的处理。
（三）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涉及民生的问题增多，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赶超”阶段，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同时，各多元化利益诉求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更多方面的社会矛盾。政府疲于处理工业化发展与当地人居环境间的矛盾、城市化与耕地保护间的矛盾、现代化与传统生活方式间的矛盾、产业转型升级与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间的矛盾等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二、建设法治文化是破解困境的必由之路
在现阶段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法治化进程、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法治文化建设引导人们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唤醒其参与意识，为社会治理提供“软实力”。法治文化通过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使人们知法、尚法、守法，从而提升人们内在法治理念的精神升华，形成法治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法律化习惯。法治文化一旦深入人心，形成人的思维定势，就会成为推动、维护、强化法治建设的动力源。开展法治文化建设。
（二）法治文化建设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是法治建设目标实现的“推进器”。法治文化是一种规范力，使人们确立基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使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法治文化更是一种推动力，法治文化帮助人们在更深层次上把握法律的要求，根据法治的精神积极地推动立法和执法走向更高的阶段。只有法治文化变成为牢固的社会意识，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三）法治文化建设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社会治理的“稳定剂”。法治的目的是要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就是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他们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拥有体现我们特质的文化基础，而法治文化是文化系统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前提之一。
三、建设法治文化的有效途径
（一）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使领导干部自觉把宪法和法律作为最基本和最权威的行为规范，着力培养其崇尚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以人为本，以法为尊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在法治建设实践中提高其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二）全面提高群众法治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公民中树立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并且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促使其成为法律性格健全的公民，为各种法律的实施创造基本的社会条件。只有广大民众具有这种法治意识，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不断壮大社会协同力量。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法治的实现，不仅需要公众参与的力量，还要广泛借助社会组织、新兴媒体的力量。建设法治文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行政权、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
四、结语
社会的转型，对新时期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互动性，遵循的是“自下而上”的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公民为本位的治理。建设法治文化已经成为平衡社会治理秩序与社会成长动力之间张力的一个重要路径。随着法治文化建设不断深入，社会治理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篇2
摘要：城市社区治理实现法治化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着基础性的推动作用。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本质是社区居民依法自治，这是对居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社区保持和谐稳定的现实要求。实现社区治理法治化须从制度建设、人才培养以及生态营造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社区；治理；法治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并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由此可见，基层治理实现法治化对于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有着重要作用。
基层，在实际运用中指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直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而没有中间环节的国家、社会管理体系中的最低层次，在城市范畴内则往往指向社区。社区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单位，是现代社会基本关系的聚合处。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是对居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社区保持和谐稳定的现实要求。同时，社区治理实现法治化对于国家走向法治，社会走向和谐安定有着基础性的推动作用。
一、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及特征
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指城市社区内，各利益相关主体依照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共同参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使社区建设和发展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从上述表述出发，可以看出社区治理法治化有如下特征：
1.治理性质——自治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也就确立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原则。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也必须以居民自治为前提及核心，充分保障社区居民的自治权。
2.治理主体——多元性
从居民自治原则出发，社区治理的主体，是社区的居民群众，但是在社区的日常管理活动中，居民的参与往往依托于多元化的具体组织。在实践中，较为典型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有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等。此外，物业公司作为社区内常见的市场组织，是社区事务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
3.治理方式——规范性
社区治理法治化意味着社区治理走向法治化、规范化。这就要求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开展都需依托于一套有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工作制度等。
4.治理内容——全面性
社区是现代社会基本关系的聚合处，社区治理的客体包括社区内政治、经济、社会等事务中显现出来的各类社会关系。社区治理法治化则强调将这些社会关系的运转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和谐稳定。
二、社区治理法治化实现的制约因素分析
1.传统治理惯性制约，人治人情色彩保留
现在的城市社区多脱胎于传统的单位社区，部分甚至由乡村社区转型而来。这样的背景之下，社区的法治建设很容易受到传统治理惯性的制约，例如可能出现地方封闭保守主义对法治理念的排斥现象。在城市社区内可以看到，有的社区干部以官位自居，社区内行政干预色彩强烈，有的干部则习惯于大包大干，习惯于当“婆婆”；而社区居民或习惯于跑领导、走关系，或对于社区治理缺乏必要的责任感，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
2.法治体系尚不完善，立法情况滞后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是我国针对社区专门立法的起点，自此我国的社区建设逐步走向规范化。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在各地的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社区治理、社区发展模式，但是相应的立法工作却并未能协调发展。就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而言，其中许多规定过于原则性和抽象性，例如该法对居民委员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权能并未加以清晰界定，在现实中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此外，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不同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之间不协调的情况。与此同时，现实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关系缺乏相应法律的调整，一些居民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得到反映。
3.组织架构尚不科学，治理主体关系不顺
目前的社区治理仍处于政府主导阶段,社区主要的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着大量行政事务，社区服务主要还是政府、街道提供的行政服务，法律规定的自治还没有真正在社区实现。与此同时，社区内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对社区依法治理的组织运作尚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尤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党的领导、政府的支持帮助、社区居民自治尚未形成有效融合。
4.规划机制尚不健全，与社区发展不协调
社区治理走向法治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或是治理机制和法治人才队伍的建设都是长期任务。现实中社区的依法治理工作往往被视为临时性任务或是突击项目，得不到长期规划和有效推进，与社区发展脱节甚至发生冲突。
5.人才队伍建设不足，干群法治思维缺位
法治建设离不开专业的法治队伍。基层治理干部本来就存在人才缺乏的尴尬情形，法治建设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情况下，相关的人才队伍建设更是滞后。社区干部的随意决策、违规行政以及相应监督组织的空缺都反映出社区治理中法治思维的缺位。
三、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实现途径探析
要实现社区治理法治化，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其次，坚持依法治理、依法监督，形成良好的完整的法治生态文化。
1.明确社区法治性质及定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上文已经提到，城市社区法治的性质为自治性，其目标应该是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行政权力逐步从社区治理的领域退出,由社区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最终实现社区的依法自治。
我国建国后制定的与社区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前者已在2009年废止，后者则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法律依托。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区成了社会变迁和国家改革的微观视镜。各类新的社会关系在社区中显现出来，现有的法律制度在社区中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上存在空白或者不协调、不明晰的情况。为此需完善与社区治理相关的法律制度，为社区治理实现法治化提供制度保障。
2.理清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发挥党组织的关键作用
社区治理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理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大多数社区而言，调节好居委会、党组织、街道办、业委会以及社区内市场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调解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基本就是在调节党政组织力量、居民自治组织力量和市场组织力量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前提和核心是保障居民自治，在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和党的基层组织的广泛性的优势，体现出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作用。把加强法治能力作为加强党组织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并以此带动社区法治建设。社区治理主体在处理社区事务时可采取协商议事方式，为社区发展共同出谋划策。此外，以社区党组织为依托，发挥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健全完善社区服务网络。
3.增强干部法治意识，加强社区干部依法办事能力
社区干部是群众身边的干部，处理的是群众身边的事，服务的对象是身边的群众。社区干部能否有高的法治意识、好的法律修养，能否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直接影响到社区居民对法治的理解、对法治社区建设的信心。为此，国家应加强对社区干部法治能力的培养，甚至在选拔的初始就将干部的法治能力作为重要考评依据，杜绝干部“决策不依法、遇事不讲法、办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的现象。
在法律日益普及、全社会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仅靠传统的行政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广大社区干部要充分意识到依法治理的重要性，加强自身学习，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在社区治理中贯彻法治理念。
4.塑造居民法治观念，推进社区民主制度建设
继续加强社区普法工作，确保普法工作的全面性、有效性。为此，在社区普法过程中，应当注重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多样化的形式开展活动，让法治意识深入人心，树立法治权威、培育法治信仰、维护法治秩序，营造良好的法治生态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法治不仅仅意味着“依法律而治”，它更强调的是对民主、公正的价值追求。在推行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应当将依法治理与基层民主有机结合。为此，要加强社区民主制度建设，扩大基层民主的覆盖面，提高基层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保障居民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首先要完善社区治理决策机制，创新群众参与方式，提高居民参与力，扩宽居民参与面，加深居民参与度，增强决策科学性。其次，应建立起一套监督机制，通过民主监督，约束社区治理主体正确地行使权利，自觉地履行自治义务，从而保证社区依法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5.建立专业法治队伍，提供公共法律服务
社区事务既重要又繁杂，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法治作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方式，将显得越来越为重要。为此，在培养干部的法治能力的同时，可以建立专业的社区事务法律咨询队伍。此外，要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整合司法工作人员、律师及法学者等各方资源，培养一批法律服务队伍，在社区内设立便民法律服务点，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服务覆盖面，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居民合法权益。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开启了中国法治新时代，这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实现社区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基础环节，在具体工作中应因地制宜，突出阶段性重点，注重软硬件并举，把社区法治化工程的建设纳入社区总体规划，使其服务于社区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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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派社会力量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10-0090-02
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正式提及“治理”这一概念。我国从此开始走进社会治理的新时代。并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
一、我国的社会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政策思路在社会领域内的一次重大转换。“社会管理”强调社会建设主体的唯一性，以及主体的绝对权威性。社会治理是多方的共同治理，它强调协商、共识的达成，强调的不是对权力的服从而是相关各方的平等参与。社会治理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叫做治理社会，不是由社会来治理，而是由多个主体对社会进行治理。我国目前所讲的社会治理与西方国家所提的社会势力有相同的方面，但也是有很大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在社会上是市场―政府―非政府组织三元并立的，三大社会主体地位是相对平等的，分领域进行分工合作治理。而目前我国所提的社会治理是要求在加强中共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下，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级各类组织、公民参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因此，在主体上，我国要构建的是一种“一主多元”式主体结构。“一主”是指党委与政府，“多元”主要是指企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我国社会治理的特色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中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必须将我国的社会治理与西方的社会治理进行必要的区别。
二、社会治理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在西方的治理理论中，治理理论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并未包括执政党与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将社会治理与执政党相联系，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在我国，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体，这一政治制度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也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一定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就是要从以前的全能式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级各类组织共同参与，群众自治的多元―共治式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社会治理只有遵循社会治理的客观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但只有真正按照社会治理的规律办事，科学处理好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结构的关系，首先需要科学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虽然领导党的角色使中国共产党由责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不应该也不可能包揽所有问题。长期以来，党中央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2]这个认识对党的领导职责和权力边界进行了比较清晰的界定。
三、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系统治理首要是加强党委领导，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服务优势。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变化，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理顺政社关系是关键。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往的政府单一主导社会事务的格局已不能满足我国目前的发展需要。随着公共精神、个人财富、社会意识的快速成长，人们的利益界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地要求参与社会事务治理，希望越来越多地展现自己的话语权，体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利益博弈。因此，目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顺政社关系，这既是利益结构在政社关系调整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社会治理结构重调的必然选择。而如何理顺政社关系，其核心就在于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政府与公众参与的功能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关键在于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必须始终坚持民主、法治的原则，在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型伙伴关系。
（二）推进法治和制度保障建设
法律制度是社会治理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法律制度的完善化、科学化程度制约着社会治理系统运转的协调、规范水平。法律制度的完善化，指法律制度的完备程度；法律制度的科学化，指法律制度的内容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利益的反映程度。首先，必须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的互动，加强对社会治理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探索，加强对社会治理相关制度的立法，以法律制度化的方式来保证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优化制度建构，消除落后制度障碍。以公平、效率为导向，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相关的制度机制，同时强化制度的贯彻落实和运用，没有好的执行，制度再好，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对那些阻碍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制度机制，必须进行有效的清除。最后，完善各项配套政策，推进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化建设。制度的有效推进必须有完备的配套政策，否则制度再好，也可能因为配套政策的欠缺而无法执行，从而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必须推进社会治理相关政策的科学配套，推进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化建设，为社会治理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充分发挥派的作用
我国的政党制度决定着派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派可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可以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这些作用的发挥，也体现在社会生活领域。派代表着一部分的人民群众，只有很好地参与了政治生活与社会管理，派才能将其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诉求展现出来，才能在社会治理的格局下实现利益的协商。“如果没有合适的渠道去容纳这些社会力量，其利益诉求就会在制度外表达，势必会滋生政治不稳定。”[3]因此，“就我国的而言，它们执行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利益代表功能，而是全方位地参与、参加和介入了国家权力对社会方方面面以及各阶层、群体利益的整合过程。”[4]所以，派的参与是我国成功实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从社会管理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社会治理活动一直受到参政党的协助与监督。
（四）大力培育社会力量
俞可平教授指出，有效的社会治理应该包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社会公众对社会事务的自治”[5]，不管是离开政府还是离开社会公众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在多元发展的条件下完善社会治理结构，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党的领导有效性的重要体现。只有通过大力培育社会力量来激发社会活力，才能真正实现高水平的社会治理。社会自治的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社会治理的发展水平，因此，社会力量强弱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长期以来的我国行政主导型的体制造成社会对政府的高度依赖，社会力量的自我发展与成熟受到了“大政府小社会”格局的限制。传统的看法也对培育社会力量存在很多的担忧，潜意识里总是以为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发展会削弱甚至冲击党的领导。如果不转变思想，重新认识社会力量的作用，社会治理结构就很难科学地建构和完善起来。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个性化的、多层次的，而现阶段，党委、政府对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的着力点在公平，在均等化，但个性化明显不足。而社会组织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可以针对不同个体的需要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同时，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与人民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形成合力，搭建与基层党委政府互动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网络平台。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使得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难度日趋严峻，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治理主体的加入，必然能够为各级党委政府分担社会治理事务，协调社会各方，缓解社会矛盾。由于社会组织遍布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帮扶济困、救灾、生态环保等社会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表达基层群众的诉求，帮助群众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发挥着社会“减压阀”的效用。因此，社会力量是各级党委政府动员社会的可靠力量和施政帮手，在对待民众利益上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目标取向。发展和规范社会力量，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社会诉求、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是在新形势下整合社会资源、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完善社会治理结构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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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村级治理；治理主体；多元化；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0439-8114（2017）11-2166-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11.043
abstract：thediversificationofthevillagegovernance'ssubjectisaninevitabletrend，thegovernment，autonomousorganizations，economicorganizations，socialorganizations，claninfluences，thevillagershavebecomethesubjectofvillagegovernance.Basedonthehistoryofgovernancetheoryandthefindingsofvillagegovernanceresearch，theroleandfunctionofthemultiplesubjectsinvillagegovernancewereanalyzed，andthetransformationpathofeachgovernancesubjectswassummarized，thentheconclusionthatbenigninteractionbetweensubjectsisvitaltoimprovethesystemofvillagediversifiedgovernancewasputforward.
Keywords：villagegovernance；governancesubject；diversification；benigninteraction
中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级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政府、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性组织、村民等都成为村级治理的主体。政府在农村治理从“单中心”走向“多元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错综复杂的问题。厘清各治理主体在村级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发展方向，各主体间的互动前提和途径是完善多元化治理体制的重要前提。传统的村级治理模式是一种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基层政府靠完成上级政府的指令来治理，管理手段一般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是与村民进行对话、协商。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的实行使农村的政治生活格局有了极大的变化，各种社会组织和新生力量也不断发展。农村治理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各个不同的治理主体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1治理与村级治理
治理理论是当下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与前沿的理论。世界银行首次在1989年使用“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一词后，治理理论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者们对于治理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从词源上来看，“治理”源于拉丁文与希腊语，意为控制与操纵，中世纪时期，国王亨利四世曾运用“治理”一词表示国家的统治权力。因此，在早期治理与统治含义差别并不大，并广泛运用于国家公务的管理与法律的执行，或指管理不同的特定机构或者行业[1]。到20世纪90年代，治理一词被广泛运用于诸如政治科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经济学等领域。在理论研究上出现了一下有代表性的学者，如罗伯特罗茨（R.Rhodes）、詹库伊曼（J.Kooiman）、范弗里斯特（m.Van.Viiet）、詹姆斯罗西瑙（J.Rosenau）等。而关于治理一词的定义众说纷纭，世界银行对于治理的定义为“通过建立一套被接受为合法权威的规制，而对公共事务公正而透明的管理”。全球治理理论的创始者詹姆斯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中阐述：“治理就是指通行于国际规制空隙间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在两个或更多规制出现冲突时，或在竞争的利益之争需要调节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2]。詹库伊曼和范弗里斯特认为治理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要靠内生，其发挥作用要依靠多种统治的及互相影响的行为者间互动。在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有代表性，其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综上所述，学者和机构关于治理的定义不全然相同，但存在一些共识。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多中心，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创立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其治理理论中，政府不是惟一权力中心，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在得到公众认可的前提下也能成为权力中心，并且主张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
国内关于治理的定义也是见仁见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徐勇[3]对“Governance”的解释：“治理主要是指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他认为治理注重权力运用的形式和手段，而不是其内在的依据和原则。陈振明等[4]认为治理是“一国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元、合作、协商等方式来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来共同对国家的管理和治理。俞可平[5]指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共的需要”，他认为治理的目的应该是最大的增进公共利益，维持秩序。由此可见，当前的学术界对于治理研究的方向，应该趋向于公共权力运作和配置中的多元性和互动性，应该是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村级治理的研究随着实践的推进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围绕着村级治理的内涵、分析框架、治理模式、治理的行为主体等方面都有许多观点。就村级治理的内涵来看，与其相近的概念有农村治理、乡村治理、村治等，概念的界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徐勇[6]提出的“村级治理就是通过公共权力运作和配置，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贺雪峰[7]认为乡村治理就是对乡村进行管理或者乡村如何自主管理从而达到有序发展，其有两个重点分别是强调地方的自主性和解决农村在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村级治理模式，即是参与村治理中的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与制度，其中对于村级治理主体的研究包括对主体的界定和主体行为关系的研究，对主体的界定主要有农民群众主体说、村干部主体说、党委主体说等，中国农村治理的制度是村民自治，因此农村治理的主体是广大村民[8]。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村民委员会、两委会、乡村精英也可能是村级治理的主体；还有学者认为宗族也是村级治理的主体，使得治理主体研究的视野更加广泛。关于村级治理主体的行为关系主要是研究影响村级治理主体的因素，以及体制内与体制外主体间的互补关系等。
2村级多元治理主体角色与功能
角色定位是在一定的系统环境下，在一个组合中拥有相对的不可代替性的定位，角色的能力、权力与责任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乡村治理客观上来说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对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划分尤为重要，如何在复杂的治理格局中明确各个主体的角色和发挥的职能，是村级治理能否实现善治的关键。
2.1政府
政府包括乡政府、村党委。从体制上看，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关，是整个国家在治理系统中的基础。乡镇政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基层环节，掌控着几乎所有的国家政策性资源，承担着乡村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职能，是农村经济社会和发展最重要的组织者。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
在村级治理的实践中，乡镇党委是国家政权体系在执政和核心领导地位方面在基层农村的体现，具有领导性作用，在农村的各项管理和建设工作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重要领导核心，它通过发挥对农村建设的政治导向作用，对重大决策问题和组织协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村党支部对村委会有监督权，村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都要服从村党支部的领导。
2.2自治组织
村的村民自治组织一般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监事会、村小组、村民代表会等。这些基层自治组织具有民间性、自治性等特点。当前的村级治理实践中，村民委员会是最主要的治理主体，其他组织也在实践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村委会在农村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徐勇[9]的“双重身份”理论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认为村委会中的村干部在村级治理的过程中有两种身份职能，一方面是根据乡镇府交代的行政任务在村务中具体执行，也就是政府人的角色；另一方面作为自治组织，村委会要代表广大村民对本村事务进行管理，也就是村内当家人的角色，这双重角色使得村委会承担着国家行政权力和村民自力的双重功能。村民监督委员会主要是对村两委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管理村内事务状况实行监督，联系村民听取意见，向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反映村民的意见和建议等情况，具体执行监督职能。
2.3经济组织
经济组织主要是为了农民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形成的农民组织，在国外主要是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而在中国主要是农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各类经济联合体等。农村经济组织满足了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的需要，解决了农民小生产与市场的对接，经济合作组织一方面使农民在市场中降低交易成本，获得更多收入，一方面也通过包括集体采购和包销产品等相关服务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
2.4社会性组织
农村的社会性组织，主要服务于农村的科学教育、卫生、文化发展，也协调和处理邻里关系和矛盾等，主要包括各种民间社会组织、村级文化组织、红白喜事组织等，例如老年协会、环境保护协会等，也包括各种青年、妇女、群团组织。农村的社会性组织在公共服务、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管理功能、化解冲突和矛盾、利益表达方面都有独特的作用，比如文化协会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农村文化素质提升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如果没有各类组织为载体而进行的活动，很难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村民在参与各种社会性组织活动的同时，一方面促进村民民主独立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提升农民的现代化能力与素质。
2.5宗族势力
许多学者在研究村级治理的问题时，都十分关注宗族势力，并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宗族势力是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来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中国特有现象。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政权的整合和政治冲击的影响，宗族势力受到了抑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提高，曾遭打击的宗族势力复活，且在农村中有较大影响。宗族势力在村级治理的作用有两面性。正面性表现为其有规范性作用的宗族伦理、道德规范和传统习俗，形成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宗族文化，也使农民有一定心理依赖，如宗族会在农村提供一些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能够切实为农民解决部分实际困难，维护和实现部分利益。负面性表现为农村宗族在农村影响大，控制和操纵村民选举，由于农民的依赖思想严重，民主法制观念较差，强大的宗族势力会通过一些封建陋习、迷信使农民不用现代的观念去处理社会关系，阻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2.6村民
在村级治理中，广大村民作为最庞大又最坚实的群体，应该是村级治理实质的主体力量，让广大村民参与到治理中，也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表现。村级治理中广大村民的公众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村民的参与程度也是衡量村级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和广大村民息息相关的农村事务就应该让与其利益相关的村民参与，没有参与就没有治理，没有参与就没有民主[10]。普通村民主要通过参与、互助、合作进行村内治理，主要参与方式有参与选举、参与社区决策议事活动、向村干部提出建议、投诉等方式。
3村级治理主体的功能转型
农村社会治理格局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形式，在农村治理的格局中，村民应该是基础性的主体力量；各种社会组织要从被管理的格局中走向协同治理，成为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基层政府应当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党组织处于农村治理主体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只有各个主体明确职能边界，在治理中互相协调合作，才能形成各主体之间良性互动，达成多元共识，平等、有序的协商民主状态。
3.1党组织从全能组织到政治领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结构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参与治理的主体在强调多中心治理、平等协商的情况下也不能演化成无中心、无领导的治理。村内各治理主体在治理村内事务的同时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在多元化治理模式下，村内党组织应避免对村内事务具体直接的管理、对村级其他治理主体进行不当干预，更不能把领导权力混同于一般治理主体的治理权力，而应该在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上进行整治领导，即从全能管理的角色走向整治领导、组织整合的角色。
社会多元利益整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村社会事务复杂，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关系也错综复杂。在现有条件下，只有中国共产党组织能够作为利益的整合者，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组织、利益进行整合，从而实现其领导地位。具体的整合内容包括：第一，价值观的整合。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出现造成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阶层党组织要从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出发，以社会和谐与善治为目标，担当起价值引领者的责任，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进而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要发挥党组织的教育引导、组织和宣传功能。第二，社会组织的整合。农村组织间的关系是影响农村治理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其他组织，党组织可以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和条件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整合，能够将社会发展的各要素整合在一起，一方面党组织应当将社会组织当作合作伙伴，在尊重其独立性的基础上对组织进行宏观布局上的指导，创造良好的环境，避免直接干预组织内部管理事务，另一方面加强对组织的引导，注重法律法规建设，注重对其监督，建立健全良好的制度保障其正常运作和良好发展，发挥党员在组织中的先进性作用，避免政府直接取代社会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好社会力量在治理中的协调、合作、自治、互督作用。
3.2政府从全面管理到主导地位
政府是最重要的社会管理主体，具有其他组织不具备的强制性，政府通常通过经济、政治、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农村改革。政府要从全能走向引导，变成社会管理的主导主体。
首先治理要从消极的被动干预到主动积极的引导，在制度设计、制度推广中占主导地位，发挥政府对村民培育引导作用。其次政府要从全能政府转为有侧重政府。政府在长期的实际社会管理过程中，几乎包揽了农村的大小事务，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各式各样，一些本该由市场和社会组织解决的问题却最终由政府承担，不仅效率不高，还浪费人力物力。政府不是公共管理的惟一主体，合作、协商、互动的模式要求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到治理中，发挥自身优势，最大限度整合利用资源优势，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要从直接干预的全能政府，转为有限政府，协调其他治理主体，共同治理好村内事务，推动农村和谐发展。
3.3社会组织从附属地位到主体地位
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的情况下，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隐患层出不穷。主要表现为当前利益关系的失衡，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分化严重，复杂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矛盾不能单靠行政力量来协调；其次表现为公共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而一些社会性组织、经济组织、宗族等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即广泛的社会动员性与社会资本，提供政府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也只有在政府和社组织共同治理、互动合作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中国进入高度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组织也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大量社会组织的出现要求政府理性对待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长，正确认识到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性，正确看待社会组织作为村级治理参与主体的地位。
农村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政府要相信群众能够通过自发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只有能够给出合法的私人生活空间、给予民间组织力量以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才可能成长出民主的秩序，也才能够形成社会的多元结构[11]。农村社会组织只有从附属地位走向治理主体地位，才能不断完善农村的治理体系。民间社会组织的成长可以约束政府权力，使得民间力量在村内治理中有参与权。政府要培育社会组织的成长，使其能够成为与政府平等对话、协商的治理主体，主要表现在：第一，政府要尊重社会主体的相对独立性，给予发展支持与发展空间，而不是直接干预社会组织的事务；第二，政府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引导，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让社会监督其运作过程，依法打击社会组织的违法违纪行为，保证其运作的健康有序。
3.4村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
村级治理中多元主体合作与参与的最基本要求，是作为庞大治理主体的村民真正的参与进来。在村级治理的实践中，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农村农业生产经营、农村文化与农村容貌等涉及到农村治理的方方面面都要通过村民民主管理来实现，都要依靠村民自身不断提高素质来实现。从村庄治理方面来看，村庄治理“善治”要求村民参与到治理中，成为真正的治理主体。俞可平[1]认为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公民必须参与到治理中，和政府合作参与村内事务的管理，才能共同维持公共秩序和促进村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培养村民的法制意识和政治素养，推动村民参与治理。各地政府也在努力提升村民民主意识，在推动民主选举、决策与管理方面进行了许多实践，但总体上村民的参与度依旧不足。政府要通过有效的体制设计引导村民参与到村内事务治理中，真正发挥广大村民的主体作用和主力军力量。
4治理主体良性互动
治理强调主体平等，必须要进行良性的互动，这种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在公共权力不能侵犯到公民权力的基础上，必须保证公民的支持。村内的治理也是同样的，村庄权力的拥有者也不能随意侵犯村民的利益，要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服务于群众。
1）良性互动的前提是要畅通各个利益主体表达其利益的渠道。社会阶层化的不断加快、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加剧，利益表达机制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的问题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地利益表达机制，其他利益协调机制都无从谈起[12]。如果各利益主体缺乏有效的沟通，就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和矛盾也正是多元利益群体进行对话、碰撞的结果。应加强地方政府在信息沟通中的有效性，搭建更多利益表达的舞台，在良性互动中促进多主体的信息沟通。
2）良性互动的根本是尊重各方利益。政府在运用行政手段处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时，常常把这种横向的平等利益当作纵向的利益来对待，运用管理的手段而非服务的意识去处理问题。事实上，针对不同的利益问题，政府首先应该做到充分尊重不同主体的利益，注重协调各方，在尊重村内民主意见的基础上让各方利益主体都积极参与进来。
3）健全的制度设计是各主体良性互动的有效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的体制和法制法规，政府的活动有一定边界，但一定要处理好各个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压力，并设计良好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系，让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等各个治理主体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共同处理好公共事务、共同合作，使治理体系能够不断完善、提高行政效率，从而促进农村的发展。目前的实践模式中有温岭模式、中牟模式、邓州模式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整合资源、调动群众的典型经验。良好的制度设计能够在各个利益主体间构建对话桥梁，也能起到制衡权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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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法治依法治国公平正义自由平等
法治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也是在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所谓“法治”，是指一种治理国家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是指导和调整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作为法律理想，法治为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又因承载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因此，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朝向法治的各种努力的历史与逻辑定位以及所处语境的特殊性，使我们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皆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一法治的起因
由于人的社会本质表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建构通向自由法律的工具性（即现实的）目标只能是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合理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复杂的内涵，但最根本的是权利关系。对社会关系主体的权力与利益的合理分配是使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合理化的关键。由此，对社会主体实在权利的合理规定构成了实行法治的工具性目标。但这种规定仍然是抽象的，因为对社会主体权利的规定是否合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之中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法治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
首先提出法治主张的是古代思想家。我国先秦法家就是强调建法立制、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学派。他们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人的这种本性一方面使人们必然要发生相互争夺要抑制争夺就要“定分”，使民皆在自己“分”内活动，而定分、止争都需要实行法治，以具有特殊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作定分、止争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使得执政者只能用赏罚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义恩爱的手段来进行统治，行赏才能使好利的人们自愿按执政者的要求去做，惩罚才能使恶害的人们不得不按执政者的要求去做，这就需要实行以赏罚为内容的法治。他们认为实行法治也是避免人治的弊病所必需。人治实际上是随心所欲的“心治”或“身治”，其弊病甚多，如“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与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而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所以韩非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倡言法治，反对人治，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命题，认为法治比人治理智、公正，比人治正确、高明，比人治稳定、可靠，并给法治下了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强调实行法治时，中外古代思想家并不否定人的作用，相反，认为法治与人治应是统一的，法治不排斥个人的智慧。
因此，不同历史时代的法治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其法治的工具性目标有着不同的内容，但是以自由的法律作为至上的治理社会的准则这一点又是法治社会永恒的要求。这正是人的社会本性和自由本性统一所产生的法治工具性目标和价值性目标统一的具体体现。
二法治的内容
法治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法治指的是法的一种重要属性，即法的普遍约束力。只要有法，就意味着有法治，即存在一种使社会参加者都应普遍遵守和执行的规范性秩序。
（一）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的这层含义比示的普遍约束力的含义有更充实的内容，法的普遍约束力是仅就法本身而言的，有法必须得到遵守，否则等于无法。而依法治国则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依法治国就是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包括三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
（二）与专制相对立，法治指的是民主的法律化。这种意义的法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紧密相联的，它包含有一系列民主内容，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的可预测性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不溯及既往，罪刑相一致，人权对权力行使的限制，权力制衡等等。
（三）法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
（四）法治具有统一性、协调性。不仅是具有内部和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从而有利于保持治国方略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它同整个社会系统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态联系，是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
（五）法治具有监督性和自我约束性。它不仅是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监督的系统；而且法治具有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其重要体现。坚持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审判公正、体现司法权威（这是法制权威的极重要内容）2，也才能保证法治系统对各项社会事务的有效监督。因此它既是程序正义之重要原则，也是实体正义和维护立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六）法治具有实效性。它不仅要求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注重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实现。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把法律权威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遵纪守法结合起来，使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紧密衔接，使法律调整的目的同社会实际状况及人民群众的意愿相符合，并通过一整套可操作的规程，以寻求法律实施的良好社会效果--努力达到法律的真正实
三法治的意义
（一）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构建法治化的社会。法律的产生不是为斗争，而是为和谐。
1、法治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在社会生活中，法治为控制无序与混乱不仅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来协调、支配和控制人们的行为；还设定了独立的司法机构、仲裁机构，由其运用特定的法律规则解决纠纷，并且裁判的效力是由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
2、法治能有效地预防纠纷的发生。法律不是万能的，法治也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它可以降低它们发生的概率，从而使实际发生的纠纷在总量和冲突烈度上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3、法治是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只有建立了以作为主要形式进行统治的社会秩序，才能较好地处理社会各种关系、调整社会各种利益、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法治通过协调各种社会利益促进和实现公平正义，通过法律确定利益主体，指导利益分配、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避免社会利益之争的激化。法治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提供行为规范，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条件。法治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保障。法治为人与的和谐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二）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
和谐社会的纲领，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首，更加体现了法治对于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社会的和谐可以通过法律的各个环节来加以实现。首先要完善立法制度，改进立法工作。民主立法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立法价值的善恶、状况的好坏、质量的高低，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极大影响作用。
（三）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与理想目标
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法治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要素，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法治的秩序，使整个社会的运转服从于法治的权威，从而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
在法治原则下，一切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离开宪法和法律的权力是没有根据和效力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动，各种主体的诉求需要充分表达，使各级政府面临着大量新问题、新矛盾、新情况。为此，要依法开辟和疏通各种渠道，引导各种利益主体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和谐社会以法治精神为基本理念，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应该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并以个体的生活幸福为终极目的。
四实现法治的方略
（一）保证公平正义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3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义的法律，因此法治又称为“良法之治”。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由于我国封建传统的影响，人们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的观念，特别是在执法环节，一些执法人员片面追求事实真相，重口供、轻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甚至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和强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全面的公正观念。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是人之作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正是人权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权保障奠定了现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突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把工作重点从调整对立的阶级关系转移到承认和保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权利义务关系上来，转变重政权轻民权的观念，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依法执政的能力。
（三）坚持党的领导
法治建设就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检察工作的全过程。
坚持党的领导，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和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起来；把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与严格执法有机结合起来；把加强和改进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与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统一起来。
（四）树立法律的权威
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而法治社会的政府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保证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有效地防止任何人或组织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4当前，树立法律权威的观念，要特别强调维护法制统一、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反对把个人或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工具主义。
（五）监督制约
任何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实行法治就是要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法治防止权力滥用和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把决策、执行等环节的权力全部纳入监督制约机制之中，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
（六）以服务大局为使命。
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检察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5检察机关必须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大局是历史的、发展的、具体的。现阶段检察工作服务大局，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要全面发挥维护国家安全、化解矛盾纠纷、打击预防犯罪，管理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服务改革发展的职能。坚决维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依法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查处侵吞、私分、挪用国有资产犯罪案件，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加大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依法打击危害各类经济主体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平等保护各种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先进的法治理念，是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法治理念，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做好检察工作，必须要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并自觉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检察工作实践。
参考文献：
1.葛洪义：《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李林：《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韦以明蓝晨：《法学论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篇6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¹"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º"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¹"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养成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º"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或剧变，苏联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核心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核心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¹"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¹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教师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¹"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º，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困境；社会资本；现状检视；构建进路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74-06
农村社区治理是农村公共权威通过管理农村社区以增进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以往人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更多关注于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的投入，过多局限于改变或维持农村面貌的维度上，对于社会资本关注不多，然而，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内部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激发社会活力。农村社会发展离不开两种社会资本：一种是由风俗习惯、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等形成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另一种是外部导入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性社会资本。农村社区善治的实现需要两种社会资本的有效融合，不仅要注重制度社会资本的构建，关注治理的全局性与长远性；还要重视关系性社会资本，注重治理的实效性与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的有机链接，缓和农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形成农村社会的良好秩序。
一、社会资本及其属性和分类
社会资本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也存在不同观点。皮埃尔・布迪厄是首个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无形的，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提供便利。罗伯特・帕特南从自愿群体的参与程度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指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3]学者们关于社会资本的看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所揭示的社会资本的内涵是相似的，都认为社会资本是群体、社区乃至社会所拥有的财富，它构成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基础，社会资本对于个人、组织之间的生产和合作乃至整个社会的繁荣和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安妮鲁德・克里希娜在《创造与利用社会资本》中将社会资本分为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前者与促进互利集体行动开展的结构要素有关，包括规则、程序等；而后者则涉及与他人合作中影响个人行动的价值观、态度、理念等。[4]
制度性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一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如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契约等等。制度性社会资本通常是成文的并由权力机构来保证实施，具有强制力与约束力，对于违反规范者会给予明确的惩罚。制度意味着人们相对稳定的行为，会促进人们严格遵守社会规范，相较于自发性、随意性较强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它与人们的利害关系相关，并以惩戒形式避免社会失范造成的危害。
关系性社会资本则是指群体内的成员经过长期的交流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常常被称为非正式制度，其中影响最深的是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诺斯认为：“非正式约束是重要的，要更好的解答这类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衍生自文化的行为规范，以及行为规范和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方式，对于制度的严谨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5]相较于制度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出于习惯而累积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与非强制性，直接成本较低，不需要明文规定却能够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主要依靠个体的自觉与良心来维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人类大部分生活依然是依靠关系性社会资本所维系，它内化于个体心中，常常被称为“无字规则”或“准法”，[6]关系性社会资本不可能被制度性社会资本完全、彻底取代，它始终发挥着不言自明的规范作用。
二、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农村社区治理都是由一定社会范围及物质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人关系中衍生而成，两者存在着天然的密切关系。[7]社会资本是形成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社会资本所倡导的互惠、合作理念，有利于培育普遍的公共责任意识，对于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促进农民的合作与互动；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促使制度环境的公正，形成良好的治理环境，实现农民的自主治理。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是农村社区治理的粘合剂，也是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
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在农村，关系性社会资本常被理解为自发的秩序，它往往是通过民间自发形成的，大多是基于血缘、地缘、亲缘而非利益关系，包括传统风俗、惯例以及等。关系性社会资本是乡村社会协作的人情基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常态性，它在乡村社会具有较强的认同性，能够给予农民一定的心理满足与安全感，它对农民的行为控制与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致性与长远预期提供了依据和前提，特别是在制度不确定或者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关系性社会资本弥合了政府控制不足引起的“制度洞”。[8]关系性社会资本是乡土社会运作的基础，农民更容易接受并更愿意按照它的指引行事，它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制度性社会资本，成为正式制度合情合理实施的基础。
制度性社会资本是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在农村社会的重要体现，主要是指村民自治制度以及农村其他法律规范。基于契约与理性的制度性社会资本更多是政府通过正式、规范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体系，需要农民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关系性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秩序的软约束，制度性社会资本则是发挥强制作用的硬约束。制度性资本本身的强制性、规范性与导向性等特性，不仅可以以公正、规范的制度来减少农民行动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民交往与行动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制度的法理性与强制性弥补传统道德规范的软弱性，减少社会失范形成的各种伤害与不平等，更可以依托制度精神强化农民之间的认同感、共识性与契约性，促进新的行为习惯与伦理观念的形成。但必须认识到的是，制度代表着国家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只有真正融入民间才能被更多农民所认可、遵守，成为共同的准则与规范。
2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应然关系。关系性社会资本是制度性社会资本嵌入的前提。单纯的制度性社会资本往往只能针对常规性、程序性问题，面对例外、非程序性问题，则往往显示出无力性。朱苏力认为，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不能忽视乡村现实生活中的“无言之知”，应该关注地方性知识，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法治秩序的合理建构，尊重已有的风俗与礼俗。[9]制度性社会资本无法完全消灭并取代关系性社会资本，任何制度性社会资本的运行都需要结合关系性社会资本，正如诺斯所说，“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0]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构建不应仅仅着眼于严格的法律制度，更应以传统情理等非正式制度为基础，乡村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秩序，制度体系的建立需要良好的价值信念、风俗习惯等为基础，制度性社会资本只有与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传统等进行合作，整合并嵌入到关系性社会资本之中才能真正接地气，去形式化与虚化，实现在农村社区的“生根发芽”并顺畅运行，轻视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作用，是不可能圆满的解决农村问题的。
制度性社会资本是关系性社会资本维持的保障。关系性社会资本在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缺乏制度供给的支持与约束，关系性社会资本常常会变得软弱无力，很难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关系性社会资本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更多是一种熟人治理，秩序的维护更多是基于差序格局下亲缘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习惯与权威，宗族观念浓厚，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当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化入侵农村社会后，原有的秩序缺乏稳定性与强制力，容易出现混乱，进而抑制社区治理的规模与效率，而制度的介入可以对传统规范与习惯的稳定与改进提供保障，通过制度设计，以威慑与示范效应控制或消弭关系性社会资本的消极面，促进稳定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转化为现代制度规范，为社会活动与交易提供更为稳定的参照系，给予关系性社会资本正义与公平的保证，从而巩固农村社区治理的基础。
制度性社会资本只有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效果；而离开制度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也会软弱无力。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之间不仅仅是互补性关系，更是一种互嵌关系，制度与法规依托传统道德规范与习惯渗入农村社会，从而获得农民的认可与信任，而传统习惯、观念则依靠制度与法规进一步升级与进化，进而为农村社区治理带来强劲的势头。
三、我国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现状检视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情况是：“由国家主导的和官方授权的下乡并没有解决基层政权利用国家权力、权威形成组织化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状况，官方授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权成功地进入乡村社会，这些努力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从目前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状况来看，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呈现出一种不协调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力量有限，制度性社会资本难以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结合，制度性社会资本的许多内容既无法很好地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无法将分散的个人意志协调起来，农村正式制度弱化，农民组织化偏低，只能走上农民“被”组织的道路；另一方面，关系性社会资本具有两面性，它不总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且关系性社会资本有逐渐有被侵蚀的危险，甚至会削弱正式制度的基础与作用，特别是伴随着家庭原子化的情况下，各取所需的资源分配模式使得传统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保障与支持功能日益弱化。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不和谐状态使得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脆弱与缺失的特点，这会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5]
关系性社会资本衰落。我国传统农村是差序格局的社会，正式制度、规则等很难有效地延伸至乡村社会，传统的道德规范、习俗以及宗族力量是农村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内生力量，这导致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往往是情感重于理性、血缘重于规则。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由熟人社会逐步转向半熟人社会，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化冲击着农村社会，农村传统观念以及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理性化快速地侵蚀着农村，传统人际交往方式、社会价值体系和规范内容等都发生了转变，之前约束农村个体行为的传统力量越发无力，传统关系性社会资本呈现碎片化、边缘化趋势，已经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建构的主要障碍。
第一，个体理性下的集体行动困境。乡村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农村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农民的共同生活被侵蚀，集体意识淡薄，农民与村庄的利益关系疏远，农民日益边缘化，人际关系逐渐工具化与资本化，“善分不善合”。农民所依托的传统经验无法解决新问题，更无章可循，农民失去了认同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不得不进行理性算计，采取短期行为；特别是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组织化程度大为弱化，传统农村的自身秩序越来越难以维系农村居民的行为方式，集体意识责任感淡化，自私自利现象严重，对社区公益事业漠不关心，顾“小家”忘“大家”，“大私小公”，只愿考虑个人的好处，不再顾忌整体的利益，个体理性化造成农村社区治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在集体行动困境下农村公共社会空间越来越小，与计划经济时代浓厚的集体情怀相比，如今农民的集体感和“亲切度”急剧下降，农村社会进入互不相干的“马铃薯”时代。
第二，道德标准混乱。转型期的乡村社会，传统的价值标准与规范在现实利益的冲击下出现冲突与矛盾，导致农民行为选择失衡，难以做出两全其美的选择，如果选择善的伦理原则，就会导致老实人吃亏；如果不选择善的伦理原则，就会被称作“小人”。传统道德权威在农村逐渐衰弱，对于人与事的评价仅仅依赖于个人的喜好，越来越倾向于有用原则而非人伦原则，农民陷入了多元道德观念冲突的两难境地，传统道德规范正在被开放、个人主义的行事规则代替，人际交往的功利性与目的性增强，心理距离越拉越大，乡村传统道德约束力开始逐渐瓦解。
第三，农民公共参与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获得很大发展，但农民的公共参与却往往被忽视，农民公共参与的内容与范围受到诸多限制，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干涉常常使得农民的公共参与被动化、形式化。特别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小农经济得到加强，农民更加强调自我，传统政治文化与文化素质的限制使得农民对政策的认同感低，缺乏平等、自由、民主的公共精神，充满竞争的公共参与不符合农民的习惯，导致农民参与意识低下，大多是逆来顺受，缺乏积极主动的参与，漠视公共事务，更注重自身利益，希望不加努力而享受好处，可以说目前农民的公共参与处于一种低效率的被动状态，影响着农村社区治理的绩效。
2制度性社会资本不足。在我国农村，制度性社会资本是长期缺乏的，供给水平十分有限。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与人口流动，农村社会已经逐渐转化为开放的半熟人社会，但农村社会对制度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正式的制度、法律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习惯意识、传统观念远胜于国家意识，民间规范、社区情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旧发挥特殊的影响作用。很多纠纷与矛盾更多是依托法律以外的传统习俗与民间情理来解决，[2]国家试图改造农民传统理念却无法安排好农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3]各种传统情理、民间规范等不愿意自动将自己的管理秩序拱手相让，各种政策与制度并未完全转化为农民大众所能接受认可的“活法”，无法很好的体现农民的价值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政策与制度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效力。
首先，国家权力的有限性。目前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制度大多地域色彩不强，与乡村传统社会习惯融合不够，这导致一些制度被扭曲而偏离原有的本义；国家管理色彩强烈，虽然囊括了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大多只规定了农村的义务，权利常常被忽视，这往往造成制度规范对象的无所适从，实际效果则并不理想；[4]面对农村社会的多变性与冲突性，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匮乏造成制度实施成本较高，难以实现统一的政策行为，制度与政策在农村的实施常出现缺位与失位。[5]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衔接不畅，没有接上地气，常常水土不服，强制性的制度整合能力大大弱化，面对大量的失范行为，根本无法有效干预与监督。
其次，缺乏法律意识的传统，农民现代法律意识淡薄。特别在家族制度体制下，传统伦理纲常支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可谓根深蒂固；面临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与纠纷，农民更愿意选择依赖传统习惯、伦理纲常而不是法律来化解，制度成本过高也促使农民更愿意选择内生秩序来解决、处理问题与矛盾，农民求助于国家法律大多是“逼不得已”。自给自足的社区情理依然主导着农村的社会秩序，不少农民的精神上、行动上视宗族制度规范、传统权威为不可抗拒的共同意识，甚至高于法律，对国家法律缺乏认同、甚至漠不关心，并未养成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法律缺乏综合症”明显，法律与制度规范在农村社会关系调整中无法占据主导地位。
再次，村民自治制度乏力。村民自治制度是围绕农村自治而设计的制度规范，但乡政村治下的自治制度作用有限，制度设计、运行与农村社会秩序存在一定的偏离，并未达到应有的自治程度。[9]制度运行的种种“貌合神离”使得农村村民自治的治理效果差强人意：部分自治条款在现实操作中缺乏可行性，在制度的推行中只能依靠变通与弹性操作来暂时解决；对于村民自治组织怎么做、如何做等缺乏关注，对于农民的地位、权利、义务等重要内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行贿、越级上访、打击报复农村干部等事件频频出现，对农村整体秩序造成损害；自治权异化，自治成为少数人的自治，追求短期效益，甚至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对立起来。[6]可以说，目前农村自治制度的运作处于低效运转状态，国家权力与农村自治权力之间缺乏良好的衔接，自治制度并未与农村社会实现完全的无缝链接，村民自治难以转化为农村的实际行动，如何真正嵌入农村社会依然是农村自治制度面临的现实问题。
最后，能人治理走向没落。乡村能人由于自身在知识、能力以及经济上的优势，能够为村庄做出贡献，并得到农民的尊重与信任。在传统农村社会这类能人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农村社会的能人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乡村能人已经不能被称为真正的能人，只能算是先富分子，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但各级政府给予了这些能人优厚的待遇，希望他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受人格缺陷与制度局限等影响，能人治理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露：能人治理农村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和智慧衰减，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决策失误等现象相继出现，甚至出现家族主义与宗派主义倾向。由于缺乏相应的道德声望、公益价值和社会责任，依靠个人、能力和经验发展起来的能人在管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中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与财富对农村进行反哺，标杆性的乡村能人正在逐渐没落，越来越难以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四、规范与秩序：提高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社会资本构建进路
对于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代表不同的文化形态，消除二者矛盾的最佳方式是关系性社会资本通过不断的明确化与系统化慢慢纳入到制度体系中来，成为制度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实现一体化；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者存在矛盾，传统的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之间由于结构、系统等方面的原因，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是以制度性社会资本代替关系性社会资本；第三种观点则是建立在前两种观点基础之上，认为二者只是分工不同，而不是“分庭抗礼”，制度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交织在一起，以各自的不同性质、从不同层面上影响并制约行为主体的各种行为，二者存在良性的互动与配合。第三种观点无疑是较为合理的。[7]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村容村貌等“硬件”的完善固然重要，但必须重视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是与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不相同的”，[8]48它们的不同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不同”。[8]53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成熟与发展是农村社区治理的基础，关系性社会资本所蕴含的传统习俗、权威以及宗族观念是农村社区治理重要的社会基础，而制度性社会资本则为个人选择提供稳定的预期，为农村社会活动提供合法、公平、守约的社会空间，是农村社会秩序稳定的可靠保障。农村社区治理的目标是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单靠制度性社会资本或者关系性社会资本都难以奏效，必须以乡村社会结构为基础，全面分析不同类型和维度的社会资本组合，将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结合，将制度供给与传统习惯、文化融合，将国家意志融入到农民日常生活，培养农民在传统习惯基础上对国家意志的遵守，促进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转变，最终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
关注制度性社会资本构建。第一，进一步完善农村自治制度建设，提高农民的自治性。制度是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预期的不确定性，保障组织秩序的正常化与有序化。村民自治制度不仅是农村利益整合的重要载体，更是提高公民意识、促进参与、培养信任的基本途径，有助于发挥村民民主协商在农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与完善农村社区的各项规章制度，如自治章程、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等，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制度规范，保障农村社区秩序的健康有序；其次，以保障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完善农村社区议事协商机制和听证制度，进一步规范村“两委”职责和村务决策管理程序，确保干部权力依法、公开、规范、高效运行；再次，逐步完善农村社区监督机制。依托制度、立足公开，健全村民监督村务的有效机制，加强对村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形成上下结合、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良好局面；最后，进一步完善民意表达机制。通过建立民情信箱、民情恳谈会、民情热线等方式，引导农村居民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个人意愿，畅通参与渠道。总之，依靠农民和基层的智慧，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锻炼农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使得民主、法治、公平的现代秩序理念深入人心，为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区善治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村规民约是传统民风、民俗与法律、法规、政策相结合的产物，是融合了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村规民约更加强调农民的共识性与公正性，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行为准则，它不仅能够弥补传统风俗习惯与道德规范的不足，更可将国家的法规融入到农民生活中去，成为农民的自觉行为意识。为了消弭传统社会习俗与现代法治的冲突，在制定与完善村规民约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程序的民主性，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实现全民参与，疏通农民表达不满与偏好的渠道，提升村规民约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要注重内容的全面性与规范性，将国家法律与乡村生活相结合，通过延伸与扩充使农村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形成科学文明的村规民约，增强农民对于现代法治的信任。
第三，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法治是制度性社会资本构建的根本，法治秩序是农村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更是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序列化、规则化的保证。首先，要重视农村传统习惯与道德信仰，积极借助法律力量对民间信仰进行正确的引导，充分地考虑农村与农民的特点，通过制定法的形式将其条理化、系统化，这将有助于法律规范的实施；其次，培养普通农民与基层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将法治理念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信念与信仰，使得人们从心理、行为上自觉接受法律，遵从法律。[3]在开展“法律进农村”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农村的习惯与偏好，将法治建设与传统风俗、习惯相结合，借鉴农村传统知识的积极方面，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法律变为活生生的实践，培养农民掌握与生活、生产相关的法律，引导和支持农民群众通过合法途径维权，将法律制度与法治理念真正转化为农民心中的信念与“活法”；[3]再次，立法要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立法条件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于不适应现实需求的，要及时修订或废止，从而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与农村的良好秩序；最后，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强化基层执法队伍，改善基层公职人员作风，避免侵犯农民权利的行为发生，真正使法律成为农村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威依据。
2引导关系性社会资本培育。第一，积极推进农村文化建设。要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不能忽视农村社会的文化力量，国家制度必须与农村文化相结合，只有在尊重农村传统习惯、文化的基础上的制度变革，才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政府要加强社会规范与现代价值观念的供给，一方面要维护对于农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创新；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依托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介，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通过开展贴近民意、体现民情和民生的文化活动，向农民传递适合乡村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营造信任、平等、合作的文化氛围，帮助农民了解先进思想与行为方式，逐渐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到农民的文化习惯中去。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新型农村文化将能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的程度，进而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培养良好的公民意识，培育新型农民。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构建不仅仅是制度与规范的完善，更需要伴以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资本的心理基础，体现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以及对公共规范的无条件遵守，它是实现农村社区善治的精神支持。要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与习惯，引导教育农村社区居民了解政府的规章制度、法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特别要加强对农村居民政治知识和参与技能的传授，逐步培养农村居民主动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观念，使他们的公共参与由懵懂走向自觉，真正成为具有政治热情和法治意识的治理主体，能够积极主动、理性、有序地参与各种公共事务，自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非一朝一夕，需要长期的培育与训练，才能真正使得农民成为具备公民意识的新型农民。
第三，重视教育，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农民自身素质不仅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农村良好治理的基础。通过改善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和参与能力，促进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教育是促进公共精神发展的载体，是政治社会化的最主要途径。詹姆斯・布鲁斯在关于南美的著作中写道：“教育如不能使人成为好公民，至少能使他们更易于成为好公民。”[9]要重视农村地区文化知识教育，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各级政府要将农村教育发展纳入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中，将其作为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通过教育基础设施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出一大批有知识、明法律、观念新的新型农民，接受先进思想、文化和新的行为方式，促进传统与现代观念的融合，更好地适应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
第四，关注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重塑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伴随着农村社会问题的逐渐增多，单靠某个人或部门很难实现农村事务的管理，每一个农民都应该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而民间组织则是将分散的利益个体组织起来的可行载体。民间组织是农村发展重要的社会资本，它可以通过组织化行动与多元方式来实现参与的广泛性，突破个体偏见与家族意识，增强农村居民间的互动，使农民从家庭中走出来融入社会，创造情感沟通与利益表达的空间和社会结构网络，提升农民的公共意识，促进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转变，为农村社区治理积累更多积极的社会资本。[20]政府必须引导合法的农村民间组织成长，尊重这种独立力量的存在，将各种民间组织都纳入到农村公共治理的范畴内，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乡村治理格局。首先，从根本上讲政府与民间组织是伙伴关系，政府要相信农民，应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与政策保障，变直接控制为间接管理，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为其创造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制度化途径，完善农村民间组织的资源保障机制，使其能参与公平配置农村的经济、社会资源，协助政府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目标；其次，以村委会为自治中心，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农村专业协会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赋予其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对于村委会不肯、不愿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可以积极动员民间力量有所作为；最后，民间组织应明确自身定位，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增强自主意识与责任意识，服务于农村社会，注重自身发展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积极调动农民与农村精英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组织的社会基础，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发展模式。总之，农村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有助于将民主的规章演绎为治村的良方，培育信任、互惠以及合作等公共精神，重塑民风民俗，提高农村社区治理的层次与绩效。
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篇8
市委、市政府召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专项整治动员大会，对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大局、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秩序和刑事犯罪发起严厉打击，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市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前面，同志对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我完全同意。各单位要站在讲大局、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此次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确保整治实效，为我市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更加好的治安社会环境。下面，我就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强调几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
社会治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效地预防和打击犯罪,为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有力保证,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市是*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做好我市的社会治安工作，对于全地区都有良好的辐射和示范作用。近年来，市委、政府在地委、行署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认真贯彻中央和自治区的重大部署，深入扎实地开展“严打”整治斗争，逐步建立完善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断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使全社会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及其它不稳定因素的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安取得了新的明显进步,为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引发治安问题和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还大量存在,滋生违法犯罪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随着全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多，影响市区治安稳定的不安定因素也呈增多之势。特别是今年以来，市区尽管未发生影响恶劣的大要案件，但是，刑事发案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攀升势头攀高，“街头两抢”、“入室盗窃”、“盗抢机动车、非机动车”等多发性犯罪比较突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大家必须看到，盗窃、抢劫等犯罪虽然不像爆炸、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那样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是，如果这样的案件频发，群众经常被盗、被抢，就很难有安全感，社会治安稳定也就无从谈起。而且，这样的治安状况还极易诱发一些更为严重的犯罪活动。夏季，历来是盗窃侵财及“两抢”等犯罪的高发期，市委、政府及时部署开展这次严打专项斗争，既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又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际行动，各单位、各部门一定要自觉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警出击，全力以赴，积极投入到专项整治斗争中去，真正形成合力，确保斗争取得预期效果，为全年的社会治安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充分发挥*机关主力军的作用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样一个系统工程当中，*机关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本着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什么治安问题严重就重点解决什么治安问题，哪里治安混乱就重点整治哪里的原则，责无旁贷地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1、加大社会面的控制工作。近年来，不断增多，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一个突出因素，要将深入开展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作为派出所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狠抓落实，通过排查调处努力发现可能引发各类的苗头性、倾向性因素，及时预警，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化解矛盾。要在管好常住人口的基础上，管住暂住人口，管严重点人口，积极探索建立流动人口、暂住人口管理工作新机制，对辖区房屋居住人员逐一登记造册，联合社区居委会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共同落实房主和用工单位治安责任制。同时，针对流动人口中的违法犯罪，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闲散青少年和吸毒人员违法犯罪等突出的社会问题，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管理。定期开展居民安
全防范常识教育，不断提高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增强辖区治安防控能力。深入开展对重点单位、部位的安全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和安全防范责任，把防范措施落实到人，严密控制社会面，堵塞产生违法犯罪的漏洞。
2、加强治安防范，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切实加强社会治安防治，保持良好的治安秩序，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机关必须充分认识加强治安防范工作的重要性，在继续抓紧“打击”这个首要环节和主业的同时，切实从思想认识、工作重点、警力配置、经费投入、考核奖惩机制等方面，加强治安防范工作。进而通过加强治安防范，抓好基层基础工作，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来实现“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使命。
3、处理好“打”与“防”的关系，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打击是主动的防范，打是最有效地防范，通过打击可以发现和堵塞防范中的漏洞，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管理来控制犯罪分子易于藏身和活动的重点场所，有利于全面构建起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另一方面，*机关在完成好打击任务的同时，还要做好社会治安管理防范控制工作，并始终贯彻防范为打击服务的理念。从预防犯罪学的角度上讲，防范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党委、政府领导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防范，通过发挥基层组织和社区网络的作用，落实党的综合治理方针，将社会治安的防控体系构筑得更加完善。二是*机关专门工作的防范。*机关的防范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必须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加强治安防范是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治本之策，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及时有效地解决治安突出问题，扭转治安混乱的局面，将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
三、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治安防范是一项覆盖全社会的工作，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必须组织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才能奏效。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社会治安问题是诸多社会矛盾和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靠*一家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能靠*一家包打天下，必须组织发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才能奏效。中央、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这些都是我们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各单位、各部门，都要按照中央、自治区的要求，各负其责，各司其责，真正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本部门、本单位，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搞好社会治安，基础工作是教育管理，教育部门可以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大力开展创建安全文明校园活动，健全学校治安保卫组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文化部门可以通过加强对文化市场和娱乐场所的管理，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减少诱发违法犯罪的因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加强对各种市场的管理，督促工商户做好治安防范工作，配合*机关维护好市场治安秩序。交通部门可以通过加强对车站、交通运输线路的治安管理，完善治安防范机制，防止和减少交通安全事故，确保交通运输秩序良好。宣传部门可以通过加大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宣传力度，宣传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增强公民的治安防范意识。司法行政、民政、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共青团等部门也应当根据本行业、本部门实际，提出参与治安防范的意见和措施，真正做到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总之，各行业、各部门的工作都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着关密切的关系，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综治委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机关，在指导、协调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工作也都与*工作、*机关有直接关系，凡是综治办、综治委各成员单位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需要*机关配合、协调和帮助解决的问题，应尽全力予以配合和支持。
四、实行群防群治，推动治安防范工作社会化
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治安防范必须继承和发扬专群结合的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是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防治防范的有效
载体。要继续深入广泛、扎实有效地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就必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尤其要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从去年9月份起，在农村为121个行政村综治副书记或副主任每人配备了摩托车、解决了通讯话费；为“十户长”免去义务工，给予岗位补贴；免去治安联防队员义务工，为每人配备自行车巡逻。在城区建立长年不间断的夜间巡逻队。由五个街道办事处每间隔一晚上组织250名民兵进行治安联防巡逻，当晚由办事处干部或社区干部带队。通过大力加强居（村）委会、治保会、调委会建设，完善工作机制，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发动居委会、治保会、调委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力量，以促进基层安全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和治安防范措施的落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单位、各部门要以更高的认识、更大的决心，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自觉性；从源头上预防、减少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要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下功夫，继续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为群众排忧解难，维护社会稳定。要切实加强民间纠纷调解工作，选那些乐于做群众工作、又为群众所信任的同志做调解工作。调解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尽早尽快地掌握矛盾纠纷，抓早抓小抓苗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尽可能防止和减少“民转刑”案件。正确认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依法妥善处理，推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篇9
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正式提及“治理”这一概念。我国从此开始走进社会治理的新时代。并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
一、我国的社会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政策思路在社会领域内的一次重大转换。“社会管理”强调社会建设主体的唯一性，以及主体的绝对权威性。社会治理是多方的共同治理，它强调协商、共识的达成，强调的不是对权力的服从而是相关各方的平等参与。社会治理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叫做治理社会，不是由社会来治理，而是由多个主体对社会进行治理。我国目前所讲的社会治理与西方国家所提的社会势力有相同的方面，但也是有很大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在社会上是市场―政府―非政府组织三元并立的，三大社会主体地位是相对平等的，分领域进行分工合作治理。而目前我国所提的社会治理是要求在加强中共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下，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级各类组织、公民参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因此，在主体上，我国要构建的是一种“一主多元”式主体结构。“一主”是指党委与政府，“多元”主要是指企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我国社会治理的特色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中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必须将我国的社会治理与西方的社会治理进行必要的区别。
二、社会治理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在西方的治理理论中，治理理论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并未包括执政党与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将社会治理与执政党相联系，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在我国，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体，这一政治制度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也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一定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就是要从以前的全能式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级各类组织共同参与，群众自治的多元―共治式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社会治理只有遵循社会治理的客观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但只有真正按照社会治理的规律办事，科学处理好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结构的关系，首先需要科学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虽然领导党的角色使中国共产党由责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不应该也不可能包揽所有问题。长期以来，党中央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2]这个认识对党的领导职责和权力边界进行了比较清晰的界定。
三、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系统治理首要是加强党委领导，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服务优势。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变化，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理顺政社关系是关键。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往的政府单一主导社会事务的格局已不能满足我国目前的发展需要。随着公共精神、个人财富、社会意识的快速成长，人们的利益界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地要求参与社会事务治理，希望越来越多地展现自己的话语权，体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利益博弈。因此，目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顺政社关系，这既是利益结构在政社关系调整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社会治理结构重调的必然选择。而如何理顺政社关系，其核心就在于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政府与公众参与的功能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关键在于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必须始终坚持民主、法治的原则，在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型伙伴关系。
（二）推进法治和制度保障建设
法律制度是社会治理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法律制度的完善化、科学化程度制约着社会治理系统运转的协调、规范水平。法律制度的完善化，指法律制度的完备程度；法律制度的科学化，指法律制度的内容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利益的反映程度。首先，必须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的互动，加强对社会治理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探索，加强对社会治理相关制度的立法，以法律制度化的方式来保证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优化制度建构，消除落后制度障碍。以公平、效率为导向，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相关的制度机制，同时强化制度的贯彻落实和运用，没有好的执行，制度再好，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对那些阻碍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制度机制，必须进行有效的清除。最后，完善各项配套政策，推进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化建设。制度的有效推进必须有完备的配套政策，否则制度再好，也可能因为配套政策的欠缺而无法执行，从而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必须推进社会治理相关政策的科学配套，推进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化建设，为社会治理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我国的政党制度决定着民主党派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民主党派可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可以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这些作用的发挥，也体现在社会生活领域。民主党派代表着一部分的人民群众，只有很好地参与了政治生活与社会管理，民主党派才能将其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诉求展现出来，才能在社会治理的格局下实现利益的协商。“如果没有合适的渠道去容纳这些社会力量，其利益诉求就会在制度外表达，势必会滋生政治不稳定。”[3]因此，“就我国的民主党而言，它们执行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利益代表功能，而是全方位地参与、参加和介入了国家权力对社会方方面面以及各阶层、群体利益的整合过程。”[4]所以，民主党派的参与是我国成功实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从社会管理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社会治理活动一直受到参政党的协助与监督。
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篇10
一、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体制的启示
在长期的社会治理实践中，西方国家形成了既有一定普遍性又各具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且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改革。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体制发生了新的发展与变迁，其中最值得关注和研究借鉴的就是在所谓“新公共管理革命”旗号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体制的发展变化。
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是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形成的社会治理体制，即“政府―法定机构体制”。“小政府，大社会”是西方自由主义秉持的政治理念，但在实践中这样的理念一直难于真正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日益复杂，扩张政府规模的客观需求不断上升。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这个一直以来的难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西方国家政府体系中普遍设立法定机构，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补充和延展。如美国联邦政府就下辖大量的法定机构，数量、规模和人员都大大超过联邦政府本身。新加坡政府共有14个部门，而下属法定机构达到63个。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机构为“3司12局”，但下辖法定机构达到200多个。
采取“政府―法定机构体制”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高了行政效率。法定机构具有一定竞争性，比一般政府机构官僚习气少，比较有效率。第二，提高了治理的专业性。法定机构一般是本领域的专业组织，管理范围集中，属于“内行领导”，管理更加准确到位。第三，减少了社会管理的总成本。法定机构不是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很多是兼职管理，人员一般不占公务员编制，在运行上采取企业化的运行方式，被称为公司化的政府。新加坡在采用法定机构模式后，政府规模得到了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大大降低。
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下，经过多年的“政府―法定机构体制”模式的实践，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有所提升，政府规模和行政开支得到一定程度控制。这一社会治理体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如深圳等地开展了法定机构模式的试点，有的已经运行多年，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策略
从理论上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个人主义，崇尚自由主义。从现象看，西方国家社会管理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西方国家也经常标榜其是自由民主社会并借以攻击诋毁其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但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就会发现，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十分严密，可谓“疏而不漏”;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手段严厉而多样，造成西方国家公民法制观念较强，美国即有所谓“战战兢兢”的中产阶级之说。从社会治理的策略与理念角度观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治理效果，有三大策略值得注意。
第一，“底线治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貌似多元、自由，对于公众一般社会行为管制比较宽松。美国的管制文化是：只要“不犯法”，政府就不管百姓事，老百姓可以“一辈子不与警察打交道”。美国百姓也时常以“不与警察打交道”来标榜自己是安居乐业的守法良民。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守住“底线”，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打击和惩处违反法律、触犯社会秩序和超越社会道德底线的社会行为。对于公民的不违反法律、不严重触犯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一般不予干预。
底线治理，从公众角度感受到的是社会自由度大，进而有助于提升社会认同感和公众对于法律与制度的认受性;从政府及社会治理角度看，则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有利于实现低成本治理，有利于提高治理的可操作性。
底线治理的本质是依法治国。底线治理背后蕴含着一套政治哲学理念，即现实主义的治国理念。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治理理念认为，社会的道德水平乃至社会风气主要不是由社会榜样所代表和引领的，在现实中社会道德与风尚更多的是由社会负面行为、反面典型所决定的。从治理的角度看，对于普通民众首先是不让他们做坏人，然后才是促进他们做好人。所以，公众管理和教育的重点是设置底线，打击越线，以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气。
第二，注重监管。西方与我国都奉行和强调依法治国，但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西方国家更注重法制的实施，注重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实际落实。这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与我国在社会治理策略与理念上的显著区别。
西方发达国家依法治国及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执法、监管重于立法。特别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不多，主要是根据司法实践，根据判例作为司法依据，这样做举一反三，有较好的操作性。此外，成文法少使整个法律体系比较灵活。而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法治方面的主要精力、资源投向执法与监管。比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对美国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监管，从企业和个人税收等经济活动到反恐等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全面监管，触角遍布全社会各个角落。在管理方式上，引而不发，收放自如，使整个社会生活“乱而有序”，外松内紧，表面自由，实际控制。
在监管活动中，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底线治理的策略。监管注意坚守重要的法律底线，对重要的关键性的法律及社会管制规则坚决执行，对触及底线的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西方国家注重监管的治理策略有如下优点：一是成本低、效果好。依法治国而不四面出击、处处设限，只是有重点地设置法律并严格执行，使管制资源集中使用，维持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二是有利于培育社会法制观念和守法文化。由于注重监管，执法严格，惩处到位，使公民违法成本较高，进而形成政治社会化效应，使公民在社会法治实践中接受事实教育，久而久之养成尊法、守法习惯。
第三，注重经济手段。依法治国，以罚为先。有法条而无罚则则法律空置，有罚则而不实施则法无权威。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行之有效的手段。
与我国社会治理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别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倾向采用经济处罚规范社会行为，利用经济杠杆调节社会关系。应当说，经济手段是西方社会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社会行为的经济性极强，经济利益是社会利益的核心，经济利益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因此，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和管理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抓住了根本，可以从根本利益上调节、规范人的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的罚则中，除去违法、犯罪者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外，一般都附加有民事责任，主要是附加经济处罚。在社会政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和规范企业与居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在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思想舆论控制方面更是大量运用经济手段，十分有效。西方国家一般不对新闻媒体进行直接的管控，尤其不采取“舆论一律”的管控策略和措施。表面上看，西方国家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都奉行言论自由，尊重保障人权。但实际上，对于关系国家政治安全、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和基本道德观的领域实行严格的保护和规范，在适当进行法律规范的同时，主要手段是经济管理。对于那些违规、越界、触犯底线的媒体和个人，采取法律诉讼等多种措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西方国家对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管理的主要办法是，通过管住人们的钱包，管住人们的嘴巴，而通过管住了人们的嘴巴，进而管住人们的思想。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注重运用经济手段的主要优点是：
第一，对社会行为主体起到了内在约束的效果。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抓住了经济利益就抓到了根本，触动人们的经济利益对人的约束力显著，可以调动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养成自觉接受社会约束的习惯。在西方舆论界和教育机构，从业者内心都知道言论自由的界限和行为的规范在哪里，一旦越界就会遭受损失。
第二，维持社会公正与法制形象。行政性处罚一般由政府实施，社会矛盾易于集中于政府。尤其是管控社会舆论和思想意识形态，行政性干预往往有悖思想言论自由，社会观感不良。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将行政性问题、政治性问题转移到司法领域，采取经济处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形式平等、程序正义，避免将社会治理与管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又对管理对象实施了实质性的管控。
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
所谓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主要指实施社会治理的技术平台。所有的社会管理行为都必须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作为支持和保障。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比较好的社会治理，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覆盖全社会的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利用技术手段建立起对全民的个人信息管理，主要涉及公民的个人收入、税收、财产以及经营活动等经济方面的信息;有的还涉及公民个人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情况、主要社会关系及交往情况等等。对于公民个人的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等方面的管控属于最为隐秘的情况，以往鲜有披露。但随着“斯诺登事件”发生，西方国家对于公民个人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甚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监管情况也逐步浮出水面。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对于全体国民个人信息的管理系统不断发展，越发完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匿名交往的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思想意识日益复杂多元。如何管理好一个现代社会，首先要做到的是获取管理对象的准确、完整的信息。不了解管理对象，一切管理都是盲目的，因而也必定是无效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管理“熟人社会”与管理“陌生人社会”不同。管理“陌生人社会”首先要让“陌生人”现形，首先要掌握“陌生人”的确切信息。从这个意义上，建立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