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篇1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干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篇2
1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及其继承变化关系概况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
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
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
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4总结
自亚当·斯密从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中脱离出来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几经变迁，发展到了目前最新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中的过程和主张也有回归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张自由经济到主张国家计划和调整作用的发挥再到手段和方法的改进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本文就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史上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流派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产生的背景、原因、主张及其政治经济影响，试图找出人类经济思想演变的规律和背后驱动因素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等规律性的东西，接着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合乎推理逻辑的预测，认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在宏观上从重视物质财富的个体自由积累到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应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微观上从贸易保护主义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上的应用到对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和心理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细节问题上的考究。
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篇3
[关键词]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212－06
王耀德(1964－)，男，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区域创新；李俊华(1979－)，女，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区域创新。(江西南昌 330013)
Kunn(1962)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中指出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研究的群体所共同持有的观念、遵循的实践规范和行为方式。ansoff(1987)认为范式的本质是建立一种理论体系，是某一研究领域中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观点取得共识，用以界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研究应遵循的规则。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衰退以及未来趋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以创新为主线、动态发展的演进理论体系。目前学界对熊彼特的研究更多的是处于一种重复状态，通常散见于对熊彼特经济学思想、人物传略等著述，大多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更多的是侧重于技术创新理论或企业家理论研究，而对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鲜有研究，也缺少一个学界普遍认可的研究范式。本文将熊彼特的社会演进思想纳入熊彼特理论体系加以考察，从熊彼特的经济学体系中抽离出“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即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演进观点的理论体系，并试图基于逻辑视角建构研究分析其一般范式。
一、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的形成历程和主要内容
虽然熊彼特各个时期的著作有不同的侧重点，且观点有不甚一致的地方，但是熊彼特从投身学术到最终能够自成体系的关键就在于他前后理论的一贯性，基本方向与基本观点始终未发生改变，其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的形成历程和主要内容有章可循。
(一)形成历程
以熊彼特一生中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为线索，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大致可以分为起点、基础、形成与成熟四个阶段。
第一，起点阶段。这阶段是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的探索时期，熊彼特青年时期推崇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生平第一部重要的著述是《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1908年)。这一时期，他主要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研究完全竞争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但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他对经济学知识和资本主义现实状况及运行状态还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尽管他力图克服当时经济学界的纯粹性研究桎梏，尽力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之中，但还是不能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深入揭示，却确立了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第二，基础阶段。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开启了他研究社会演进之门，熊彼特紧紧抓住“创新”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概念，找到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窗口，并建立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理论模型，从而搭建起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理论架构的基本支点。对资本主义的资本、利润、信贷和利息的考察是其进一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构建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的基础，也是他该作的目的——建立一个关于经济演变过程的理论模型。此时，他的社会演进理论思路已经确立。
第三，形成阶段。在已经确立的理论体系框架内，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创新的不均衡性、不连续性和创新群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周期，现实经济的波动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多样性的表现。这种多样性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定性与逻辑尺度，也说明了经济周期各不同过程的整体关联性。这期间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济周期》(1939年)一书中，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展开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全面考察。
第四，成熟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中，熊彼特运用历史的、统计的、理论的方法建立了社会演进思想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和社会体制演变的一种历史和逻辑的考察。该书是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成熟的奠基之作，也是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成熟的标志。至此，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的研究范畴以及理论框架已经具有鲜明的特征。当然这并非全部，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还散见于其他著作中。
(二)主要内容
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篇4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篇5
一、基于历史阶段性的史实整合
基于阶段性的史实整合，要小跨度大综合。复习时，应选择特征明显，且影响巨大的历史发展阶段。
1.重要的历史阶段
中国古代史可分为五个阶段：社会由稳定到变革的先秦时期(西周建立到战国结束)、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秦汉时期(秦朝统一到东汉结束)、繁盛的隋唐时期、社会繁荣的宋元时期(北宋建立到元朝结束)、走向衰落的明清时期(明朝建立到1840年)。
中国近代史可分为三个阶段：被动应战的19世纪40-80年代、社会急剧动荡的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前2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20世纪20-4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分为三个阶段：过渡时期(1949-1956年)、探索与曲折发展时期(1956-1976年)、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至今)。
世界古代史的两个地区：古希腊、古罗马。
世界近现代史的四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新舷路开辟到工业革命前)、工业化初期(两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化深化时期(20世纪上半期)、后工业化时期(20世纪后半期)。
2.历史阶段的史实整合
首先，根据阶段特征，按模块回忆相关史实；其次，根据相关史实，归纳阶段特征的主要表现；再次，根据相关史实，分析产生这些表现的主要原因；最后，根据表现与原因，构建知识结构。
如先秦时期的阶段特征是：社会由稳定到变革。
以人民版教材为例，必修一中专题一的第一课涉及了本阶段的政治史内容，主要叙述了一个朝代(西周)、一个特征(西周政治制度特征)、两个制度(分封制和宗法制)。社会由稳定到变革，就是西周的建立到灭亡，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确立到衰落，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剧烈动荡。
必修二中的专题一涉及了本阶段的经济史内容。主要叙述了“三个一”：一个提高(社会生产力)、一个农业耕作方式(基于小农的精耕细作)、一个政策(重农抑商)；“两个二”：两种手工业生产方式(官营、私营)、两个商业领域(商帮和市)；“一个三”：三个手工业部门成就(纺织、冶炼、制瓷业)。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出现了上述诸多新气象。
必修三中专题一的第一课涉及了本阶段的思想史内容，主要叙述了一个局面(百家争鸣)、一个思想形成(儒家思想形成)、两个人物的思想(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专题二的第二、三课涉及本阶段的艺术和文学成就，主要是两大艺术成就(书法的甲骨文、金文：绘画的笔画和帛画)、两大文学成就(《诗经》和楚辞)。
此外，改革选修涉及了商鞅变法：人物选修涉及了孔子。
进而思考：①西周时期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西周灭亡后出现了诸侯争霸和称雄现象，其实质是什么?
②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大变革时期，其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主要表现有哪些?进而揭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中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学艺术间的关系。同学们可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出先秦时期的知识结构，并与同学研讨各自知识结构的优劣。
二、基于新史观的史实整合
史观就是对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我们的主流史观是唯物史观，此外还有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和社会史观等。唯物史观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当上层建筑及其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引发社会革命。基于新史观的史实整合，一般就是指基于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和社会史观的史实整合。
1.基于文明史观的史实整合
基于文明史观的史实整合方式，也就是依据文明主题，按模块专题回忆相关史实，归纳相关文明成果的主要表现，分析相关文明成果产生的原因，形成知识结构体系。如我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变：一般认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预示着工业文明萌芽，工业化基本完成，标志着工业文明的形成。这一过程包括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漫长历史，主要内容有政治文明的演变、经济文明的演变、思想科技文明的发展等方面。
同样以人民版教材为例，政治文明主要涉及必修一中专题一的第四课、专题二、专题三、专题四，内容主要有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两个举措(废丞相、设军机处)。列强侵华的四次重大战争(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两大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的四大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新中国三个时期的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
经济文明主要涉及必修二中的专题一、专题二、专题三、专题四。内容主要有明清时期三个经济政策(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三大领域经济成就(农业、手工业、商业)。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六个阶段(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步发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短暂春天的民国时期、较快发展的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逐渐萎缩的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保护发展的建国初期)，计划经济的三个时期(过渡时期、二十年探索、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生活变迁的五大领域(物质生活、习俗、交通、通讯工具和大众传媒)。
思想和科技文明主要涉及必修三专题一的第三、四课，专题二的第二、三课，专题三。专题四，专题五。内容主要有传统主流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明学、明末清初思想)，三大文学艺术成就(明清小说、京剧、绘画)，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五个代表(中体西用、维新思想、革命思想、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代以来的三大理论成果(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代中国三大科技成就(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
此外，改革选修涉及了；人物选修涉及了康熙帝、孙中山、、邓小平。
进而思考：①我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主要特征有哪些?当时制约我国由商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因素有哪些?②在近代社会，我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呈现
出怎样的特征?当时我国工业的主要结构性因素有哪些?③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党和政府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哪些重大举措?
2.基于全球史观(整体史观)的史实整合
基于全球史观的史实整合方式，也就是依据主题，按模块专题回忆相关史实，归纳相关表现，分析相关原因，概括影响，形成知识结构。
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从新航路开辟至1917年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演变，主要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手工工场、工业化)、世界市场的拓展(殖民扩张和正常贸易)、政治制度的演变(代议制确立与完善、无产阶级运动)、现代科技的发展(两次工业革命、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想的复苏和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形成)、文艺思潮的演变(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内容。
进而思考：①教材中哪些专题和课涉及上述内容?根据上述内容，整合教科书中的相关史实。②根据整合的史实，归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前期的主要特征。③联系相关中国史内容，结合具体史实，指出当时中国史与世界史发展演变间的相互关系。
1917年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的巩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经济区域集团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的形成(罗斯福新政、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蔓延(民族独立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相互联合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峙(两极格局的形成与对峙)、第三次科技革命、现代文艺思潮的演变等。
进而思考：①教材中哪些专题涉及上述内容?根据上述内容，整合教科书中的相关史实。②根据所整合的吏实，归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的主要特征。③联系相关中国史内容。结合具体史实，指出当时中国史与世界史发展演变问的相互关系。
3.基于现代化史观的史实整合
现代化史观，重点考查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城市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文化上的理性化、科学化、大众化和通俗化，以及社会生活上的平等化和世俗化。现代化的类型可以分为原发型和传导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英法美是原发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日本是传导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中国则是传导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大约从16世纪起，人类社会开始了现代化征程。从本质上说，现代化缔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即工业文明。现代化的目标和内容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政治方面的特点是民主化和法制化；经济方面的特点是工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思想文化方面的特点为科学化、理性化和经济主义；社会方面表现为城市化、福利化和流动化；个人方面则表现为开放、参与、独立和平等的特点。
欧美国家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历史进程；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侵略和两次工业革命，构成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人文精神和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和理性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近代史既是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史，也是一部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同时也开启了政治上的民主化大门；民族工业在欧风美雨中成长，同时也启动了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进程；维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西学东渐，也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过程与成果。新中国的历史，实质就是这种现代化的继续，不同的是新中国在现代化的征程中，经过曲折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思想、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
进而思考：①教材中哪些专题涉及上述内容?根据上述内容，整合教科书中的相关史实。②根据自己整合的史实，归纳现代化演变的主要特征。③联系相关中国史内容。结合具体史实，指出当时中国现代化历程与世界现代化历程间的相互关系。
4.基于社会史观的史实整合
基于社会史观的史实整合，特别关注转型时期的生活变化：
如宋元明清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初期、苏俄时期、罗斯福新政时期、当今中国和世界等。
复习时，首先要回忆教材中这一时期的基本史实；然后充分理解史料内容，读懂、读透史料；最后想象基于这些基本史实和史料的社会生活状况。
三、基于现实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史实整合
基于现实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史实整合，不是理解热点和焦点问题，而是从热点和焦点问题的视角，整合史实，进而理解现实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历史渊源。其目的是提高多角度整合史实的灵活性，深入理解和运用史实分析和解决问题。
当前社会的热点主要有：
关注民生问题；关注绿色生态发展(可持续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关注世界地区动荡问题；关注农业发展问题；关注思想文化道德建设问题；关注世界经济全球化问题；关注世界经济动荡问题等。
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篇6
管理作为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在人类历史上却早就出现了。它伴随着人类共同劳动或劳动协作的出现而出现，伴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中西管理思想史是古今中外有关管理的观点和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是中西管理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化、系统化。从学科的角度说，中西管理思想史是研究和揭示中西管理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
西方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是秉承客观的历史观。管理思想就是流传后世的前辈管理思想家的理论著作和管理实践。西方管理哲学是一种理性化的、操作化的、明确的，定量化科学式管理；而中国管理哲学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模糊性的、不确定和非优化的混沌式管理。二者的这种技术与操作层面特征区分来源于它们在管理价值观上的不同。中西管理哲学思想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二者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其不同的历史作用。出于这种差异，现代管理思想已经出现了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两种路线的分歧。
二、科学分析中西管理思想史的学科特点
中西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既包括管理实践，又包括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以及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辨证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管理思想演变的相互关系等。
（一）中西管理思想史是一门边缘学科
所谓边缘学科是指一门学科与另外一些学科有交叉关系，同时属于两个以上不同学科的研究范畴。显而易见，中西管理思想史既是管理科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管理学概论都或多或少地介绍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历史学，特别是人类文明史等学科必须反映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的发展水平。然而，就学科内容比重及习惯性分类而言，中外管理思想史基本上属于管理科学范畴，因为它是用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管理实践、管理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主要向人们展示的是管理科学的内容。
（二）中西管理思想史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突出的史学特点
中西管理思想史展示的是管理理论、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从泰勒、法约尔等人的古典理理论和梅奥等人的行为科学理论，到巴纳德等人的社会系统理论和西蒙等人的决策理论，再进而到卡斯特等人的权变管理理论和明茨伯格等人
的经理角色理论，管理理论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具有动态性。研究中外管理思想史，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管理科学丰富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三）中西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
为了反映人类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应该详细研究管理思想演变的来龙去脉，同时也介绍了与之相对应的管理实践发展水平；为了清晰说明某些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深刻内涵，了解该思想理论的应用要求及其效果。对于尚未形成管理思想体系和管理理论体系的中外早期管理思想，除了从政治、经济、教育、学习、宗教等多角度反映当时的管理思想精粹外，还通过对当时重大而典型的社会管理、政治管理、工程管理实践的介绍，来折射和揭示管理思想的发展水平，从而加深对当时管理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四）中西管理思想的发展完善
到了近现代，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成为各国的普遍追求。美国企业界的精英们最先看到管理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1911年，被西方管理学界公认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在美欧得到较大发展，管理思潮迅速席卷了整个西方，随后又蔓延到世界各地。在亚洲日本认识到，引进外国先进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以改善自己的管理，他们抓住管理作为其重建经济的中心动力和关键因素，在日本掀起了管理热潮。这股热潮逐渐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后又进入到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冲击世界的一种发展潮流。社会各阶层、各学科的专家学者都投入到管理的研究与运用中来，人们对管理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管理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成为当代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到了现当代，国外许多管理界人士都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最突出的是日本的企业界。自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就有“《论语》和算盘珠相结合”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将美国的科学管理和中国的古代管理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日本式经营管理的“两个轮子”。中国的一些古文献，尤其是《论语》、《老子》、《孙子》、《三国演义》等，都受到日本企业界和经营管理学者的重视，有些大企业甚至将其用作培训经营管理干部的教材。应当承认，国外企业界、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兴起和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启发作用。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杨先举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集粹”系列，包括《孔子管理学》等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开始陆续出版。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在科学的史学观的指导下不断引向深入。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思想史的著作相继诞生，标志着管理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进入独立发展阶段。
由美国的管理思想史学家小乔治（ClaudeS.George）撰写的《管理思想史》于1972年正式出版，这本书篇幅不大，写作简明扼要，条理清楚，全面地介绍了外国管理思想（主要是西欧和美国的管理思想）发展的过程；美国管理思想史学家丹尼尔‘雷恩博士所著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也于1979年出版，该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其影响非常广泛；我国学者李明新、孙耀君、郭咸纲等先后撰写了管理思想史方面的多部专著，在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
三、中西管理哲学走向触合的趋势
现代管理价值观的融合：发展与稳定作为一种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个因素，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的。因此，在当今世界，发展和稳定已成为人类社会新发展的共同价值目标。在当今世界出现的一股试图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发展的稳定的关系的理性思索和重新定位。
中西管理哲学思想在管理价值观和管理哲学及其由此所决定的管理方法论和手段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之不同。在世界意义上考察，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19世纪起受到了西方管理思想的冲击。但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经过具有理性分析的操作行为的西方管理思想的冲击和洗礼后，再回到本身的起点，会反过来去对西方管理哲学思想造成冲击。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将会汇合与互补，形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管理体系，这个趋势一方面在西方管理哲学思想遭受危机，寻找出路的情况下显露出来。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所独具的深厚智慈和管理经验。可以肯定21世纪中西管理哲学必然要走向融合，管理哲学达到有史以来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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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篇7
关键词：反正统经济学；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4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2.15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2-41-04
有正统、主流的事物，也总会存在与之可能对立的反正统、非主流的相伴物。作为经济学理论也是如此，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后，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他们既有维护这个体制，为这个制度辩护的一派，又有反对和批评这个体制和制度的一派，我们将前者视为西方正统经济学，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反正统，比方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经济学。正统与反正统经济学存在地域和社会性质的区分，同时，按时间特征划分，经济学还存在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因此一个社会某个时候的经济理论可以看成是正统、反正统与主流与非主流的某个组合，我国的正统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化，西方经济学却成为了主流。
近年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广泛传播，成为了我国主流的反正统经济学，与此同时，也掀起了对与当今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貌似无关的早期美国旧制度学派及其后继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很多都关于凡勃伦制度学派的后继者的经济思想研究，而对制度主义学派的传统研究甚少，对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整体研究显得很少，以及对早期凡勃伦制度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基于此，本文对这些方面给予系统的梳理，以进一步厘清整个制度主义学派的思想理论及把握整个凡勃伦制度学派的来龙去脉，进而对其理论价值给以简要阐述。
一、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美国制度学派诞生于19世纪末期，在学术界公认的是以凡勃伦于1898年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的论文为标志。该学派作为以反对当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而产生，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有特质的凡勃伦本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时代背景而言，凡勃伦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美国经济危机频发、工人罢工普遍、各种矛盾冲突不断且日益激化，如何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替代的完美的市场经济制度，但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表现为理论上的苍白无力、实践上的束手无策。这为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批判正统经济学提供了现实土壤，认为市场并不是那么美好，影响经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基于此，他试图把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运用到经济学理论当中，通过对制度的演化分析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一脱正统主流经济学脱离实际而无法操作的理论躯壳。
制度学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凡勃伦本人有决定性的关系。就学派渊源上讲，有学者认为，凡勃伦制度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德国的历史学派存在一定的关系，贾根良等（2007）认为，“老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尽管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站得住脚，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历史学派对老制度学派的直接影响”；而张林教授（2004）则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从凡勃伦个人特质角度看，早年在大学期间，凡勃伦涉猎过哲学、心理学、自然史、社会学以及生物学，这些学科的学习对他后来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凡勃伦在后来的经济思想中的哲学基础——实用主义就是深受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和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奠基人詹姆斯等人的影响。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坚决反对绝对和抽象，否定脱离人类现实生活的理性主义。凡勃伦所坚持的整体演化主义方法论，其理论来源为达尔文进化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对凡勃伦有重要影响的詹姆斯外，摩根1896年关于《习惯与本能》的演讲，对凡勃伦思想的成型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习惯”、“本能”贯穿于凡勃伦思想的始终，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从本能和习惯作为出发点，系统地阐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和人行为动机的形成过程。通过经济学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的杂交，凡勃伦提出了经济学的一种新的范式，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前提下和演化方法论基础上的凡勃伦制度主义成为了正统经济学批判者的身份由此产生，凡勃伦在其论文集《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中集体反映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
1898年凡勃伦在《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一文中批判了正统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认为奥地利学派基本上无力于把经济学视为分类科学的古典传统走向决裂的原因在于该学派与古典、新古典一样，都把人性视为被动的、无生命的、永恒的东西，都坚持在传统快乐主义基础上，把人最多视为一个闪电般的计算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器。而凡勃伦认为，人性是随着社会制度、文化环境而不断发生变化演进的，是一个在演变的活动中寻求实现和表达的习性和习惯的连贯结构。
在《经济学的先入之见》中，凡勃伦认为将物理学中的牛顿机械力论中关于均衡的理论运用于经济学中不适合，应该将经济的演化观代替均衡观，他认为在马歇尔的著作中会感觉到一种迅速而平稳的运动……但这种运动纯粹是一种想象的、自我平衡的机制，而不是一个积累式演变的过程。
同时，凡勃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他认为，从本体论意义上讲，社会结构不可能还原为个体，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而且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偏好或目标；个体偏好和倾向要受个人知识和随意的好奇心这一本能和在个体产生前的已有的作为制度的环境的共同影响。
凡勃伦以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石，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中的快乐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讥讽，他认为，边沁之后的经济学都是有关价值的理论，功力主义者从价值的角度讨论生产，把生产当作评价过程的结果。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从斯密的生产转向评价，在经济行为中，这种评价过程导致了对最大利益和最小牺牲的追求。生产过程中唯一的动力是金钱所得这种利己主义的动机，生产过程只不过是支出或者忍受痛苦与所追求的金钱所得之间的一个直接的中介条件，在快乐主义的理论中，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目的是个人利益。他认为在功利主义哲学中，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代数和；政治经济学被发展为一种财富的科学，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生活中事物的进程当作一种金钱事件的序列，经济理论成为一种应该发生在“人类自然状态”的完美状态下的理论，这种状态下，金钱数量的交换不会受到干扰和延迟。在这种完美的状态下，金钱动机完美地发挥作用，引导着经济人的所有行为真正地、无差别地、坚定地以最小的牺牲寻求最大的利益。但凡勃伦认为这只是一种科学的想象，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表达，新古典经济学在人性的快乐主义特征下，把人的发展趋向于完美状态，人性因素被简化，制度也被当作类似的恒量。
二、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继承者们：新制度主义学派
新制度主义学派在二战结束后逐步形成，对于凡勃伦老制度主义的后继者——新制度主义学派，克莱因在1978年，将制度主义学者划分为三代：除了早期第一代的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克拉克、米恩斯等外，第二代有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艾尔斯等，第三代人最多，包括图尔、布什、霍奇逊、克莱因、塞缪尔斯、米洛斯基、惕尔曼等。而后两代，一般都归为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一词是马克·R·图尔（marc.R.tool）1953年在他的博士论文《Discretionaryeconomy：politicaleconomicsgaugetheory》第一章中创造出来的。为了与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区别，在美国国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分支，用英文“new—institutioaleconomics”表示。张林教授（2001）认为，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中的“新”，其实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对以凡勃伦为首的美国老制度主义者思想的继承和改进。
在时代环境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后凯恩斯主义正统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经济中出现的“滞涨”现象，面对这些危机又提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而且该理论学说忽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的考虑，在此时，作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经过塞缪尔斯和图尔等人的努力，老制度主义明显地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苏剑、郑飞，2008），在旧制度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乘机”发展起来，继承了老制度学派的基本理念，而将心理、法律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因素。
在研究对象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不像老制度学派那样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演进的过程，而是更多地分析某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更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从制度、结构方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将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看成是“制度”的表现，研究对象进入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渗透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许多比较分散化但都是直面现实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时还被称为经济学的“异端学说”。
在哲学基础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也是坚持实用主义，但新制度主义学派采用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其实用主义色彩比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更为浓厚一些。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艾尔斯、杜格尔、图尔、缪尔达尔和加尔布雷斯等新制度主义者的作品中。
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比凡勃伦老制度经济学派更彻底地主张运用制度演进与整体-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反对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以静态的抽象演绎法和逻辑推理，认为“把个体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不科学的，认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没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学者主张从根本上更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动态的因果过程，因此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与过程。
三、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与当代的新制度经济学
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源于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过去的岁月里，在杂志和教科书上所见的和大学经济系的课堂所听到的全是关于主流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它变得越来越抽象，尽管他自己不那么说，但一个不争的事是它与现实世界越来越疏远了”，因此有人称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关键在于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或者说约束条件与现实情况的背离，是对现实中现存的客观约束条件的忽视，及其存在状态的静止化、固定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科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基本的现实出发，对现存的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对经济绩效有重大影响的“制度”这一因素加以讨论，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解释现实的经济效率。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概括说明了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的存在，而这种交易费用又是各种非效率的制度引起的，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经济效率受损，这就是科斯定理：只要产权被明晰界定、交易费用为零时，那么无论产权被界定给谁，最终都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从此，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诞生。张林教授（2001）认为，该学派之所以也称之为“制度经济学”，只是因为它也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但其分析方法和基本信念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没什么两样，这一学派的目的是要把正统经济学视为外生的制度因素内生化，把制度包含进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方法依然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不像老制度学派及继承者那样一味批判主流经济学，而是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修正和发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研究问题，使得该学派成为了西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除科斯外，还有德姆塞茨、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张五常、布坎南等。其中，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在科斯的基础上创立了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森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诺思等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总结出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理论；张五常的契约理论以及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逻辑体系。这些理论的建立，都是建立在正统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下的边际成本——收益分析，而对制度运行的成本分析正是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
然而，整个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构件是分散的，内部学派众多，又缺乏约束，因而形式上较为松散，也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排挤和压制（贾根良，1990），但不能说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凡勃伦——艾尔斯的制度演化理论和“技术决定论”；康芒斯的“法律调和论”；密契尔的“商业循环论”或“经济周期”理论；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技术发展必然性”和“国家干预”理论；缪尔达尔的发展经济学、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等。然而，上述这些理论之间缺乏一个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的根本性的内核，使这些理论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交易”和“交易成本”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又是新制度经济学庞大理论体系的基础；从整体上讲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逻辑主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或简称“制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交易成本”分析（黄少安，2003），研究的着眼点更加明确和具体，主要局限在对经济问题及其现象的分析上（贾根良，1990）。
也基于此，使得两大学派的研究在内容和形式上大相径庭，处于长期争论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主义的了解和对自己理论缺陷的认识，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关系也从最初的“敌对逐步走向缓和”。在1989年以前，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认定凡勃伦式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尤其是科斯（1990）认为制度主义是一个沉闷的、反理论的话题，它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把它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流传下来。凡勃伦制度学派经常用有别于主流正统经济学整体主义术语，采用行为主义分析框架，倾向于政府干预主义等来批评新制度经济学过于抽象化和形式化，批判将个人想象得过于理性化而对市场和自发制度的效率普遍有一种洋洋得意的心态（卢瑟福，1999）。针对科斯（1984）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杜格儿（1990）反唇相讥地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虽新但并非制度主义”。此后，尽管科斯（1998）仍然认定旧制度经济学为反理论，但威廉姆森和诺思对旧制度主义学派的态度逐渐变得温和得多，威廉姆森不仅把交易费用经济学建立在康芒斯的“交易”范畴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认为康芒斯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其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关键在于他主要采取了敌视而非修正主流经济学的态度而使得最终失去了学术影响力。威廉姆森还认为，科斯对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批评“未免过于残酷”（秦海，2004）。同时，威廉姆森在谈到目前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课题时指出，“它需要在社会镶嵌结构和人性这两大背景条件方面加强研究，前者与习俗、道德和宗教等文化要素有关，而后者应吸收认知人类学、组织理论和进化心理学的成果”（贾根良，1990）。与威廉姆森相比，诺斯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态度显得更为温和，他在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奖感言中有关于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几乎是关于旧制度学派的价值结构、累积因果和文化演进的等价物，这似乎有正在日益皈依旧制度学派范式的趋势（贾根良，1990）。诺思于1992年获得了以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康芒斯的名字命名的“约翰·康芒斯奖”，在获奖演讲中谈到“在1924年康芒斯发表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程”（秦海，2004）。在当代，作为新制度经济史学家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倍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推崇，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他的理论涵盖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容纳的历史、文化、道德等社会因素（张林，2003）。而在诺思与我国学者姚洋的一次谈话中，也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提出了质疑，认为康芒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在方法论方面存在“问题”（姚洋，2002）。科斯在《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中也注意到生物学和文化因素对制度研究的重要影响（1990，贾根良）。总体上来说，两大制度学派的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他们之间逐步向理性沟通转变。
四、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价值
反正统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竞争关系而存在，侧面反映了作为正统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所在，也打破了正统经济学独霸天下的垄断地位，激励着两大学术阵营朝着更加具有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方向发展。同时，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只有实现了对不同学派的理论一定程度的综合，把原有理论的精华和新理论结合起来，发展成一种新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新学说，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凡勃伦、康芒斯的制度主义分析，为新古典范式下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提供了思想的火花。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弥补了作为正统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因素忽视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中三大理论：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都可以在制度学派找到理论源头。从今天的角度看，凡勃伦制度主义就是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来源，凡勃伦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先驱。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是等同于演化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凡勃伦创造性的把达尔文进化原理“移置”到社会经济现象中，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是等价的，并于1965年成立了自己的宣传阵地——演化经济学会。该学派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该制度并非是一种天然合理、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有缺陷的，同时提出了一些经济改革和政府干预思想，还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在《有闲阶级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和庞杂，很多理论观点在今天都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比方说缪尔达尔的积累因果循环、结构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理论等发展经济学思想，在今天，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当中的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黄少安、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J].江海学刊，2006，（06）：53-60.
[3]徐桂华、魏倩.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J].经济经纬，2004，（06）：13-17.
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篇8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第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曲折的深刻总结。20世纪前半期，科学社会主义在占世界人口1／3的国度里取得胜利，震惊世界；20世纪后半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再次震惊世界。一个由列宁缔造的、有90多年光荣历史、1000多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说解散就解散了呢？实践证明，苏联这个堡垒主要是从内部攻破的，是苏共“自毁长城”，自己搞垮了自己。在剧变时期，苏共党内危机已经发展到连自身的矛盾都无法解决的程度，更不必说领导国家和群众前进了。当时苏共已病人膏肓，陷入深刻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路线非常混乱，党已丧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丧失了政治敏锐性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已没有能力把握政治局势，无法带领群众前进。二是党内腐败愈演愈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领导人威信扫地，逐渐成为民众攻击、嘲弄、唾弃的对象。对这样的党，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是不会为它分忧的。三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破坏，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泛滥，纪律松弛，派系林立；另一方面是个人专断独行，缺乏党的集体领导和监督。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以后，他们就把和平演变战略的主攻方向对准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想借助的冲击波很快地把中国搞垮。这个梦想失败后，就改变为打持久战的战略，想用10年、20年把我们搞垮。西方敌对势力在90年代以后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策略手法又有新的变化和特点：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三，对我们党新老交替、兴旺发达的战略谋划。我们党正进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面临着能否提高整体素质、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特别是腐败问题。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往往由于内部腐败引起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是由于它内部腐败，在大陆丧失了民心；这次在台湾选举中败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也是内部腐败，失掉了民心。我们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问题，存在着有失民心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退色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她一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民心不可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力，说到底就是因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基础的。搞改革和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党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不懈的奋斗。建党8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篇9
关键词现实主义制度主义经济学本土化
作者张建伟,1971年生,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
在国外最近几年的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中,"经济学与现实"、"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理论自身解释力的反躬自省,也透露出世纪之交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个"范式转换"的前夜。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在世界性的经济学现实主义潮流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学在关注现实问题方面的本土化努力也就提上了日程。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自"李嘉图恶习"在经济学界存在和产生影响以来一直沉沉浮浮、曲曲折折地发展着(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旧制度学派的出现曾使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出现过短暂的高涨)。在当代,现实主义运动随着二战后经济学形式主义化的日益加重,也在60年代初出现回潮。以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为标志,制度主义作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正引导着现代经济学去探索更加纷繁复杂的"真实经济世界"。当今现实主义运动潮流中的制度主义、演进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起作为与主流学术秩序相对抗的异端派别,倍受国际学术界瞩目。
这支在主流学术体系的周遭生长出来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的纵深发展,正在规范的意义上对各种理想主义、空想主义、抽象模式所蕴含的"市场神话"、"国家神话(政府神话)"、"私有产权神话"等理念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放宽假设,修改前提条件,引进新的分析工具、拓宽研究领域。从这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思潮的勃兴也许暗示了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向,值得关注。在现实主义运动中,这些相互交叉的学派的学说包括:不确定性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混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组织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演进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等。它们的名称各异,但在对现实的关注方面却表现出相似的理论倾向,即,将经济学重新拉回到"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状态。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
(一)"为经济学而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窘境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中译本,1991)倡导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对尚未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预测;与理论假设有关的问题并非是它们在描述方面是否现实(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现实),而是分析逻辑本身;某一理论越是杰出,它的假设就越超脱现实。他的这一看法对当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当代经济学已经害了"形式主义病"。美国学者艾克纳(中译本,1990)指出,当代主流经济学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从而非科学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而外,几乎一无所有。它只是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构思出来的"逻辑精品"。
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的泛滥深表忧虑。1991年由12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学的研究院正在费劲地培养一代技术高超、但对现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低能特才"者(卡西迪,1996)。但是由于主流学术秩序为形式主义提供了牢固的堡垒和文化土壤,并已形成强化形式主义的机制,他们的劝说和忧虑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在西方国家,"个人要从事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必须要足够聪慧地理解新古典理论的抽象结果,并出色地装聋作哑,对它们忠心不二。"(尼尔·凯,1984;霍奇逊,中译本,1993,第9-10页)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象牙塔"中同行之间的孤芳自赏的尤物。经济学家既然遗弃了公众,公众也就对经济学产生了失望情绪。
(二)经济学现实主义的历史渊源---两个"斯密定理"和两条思想发展线索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两个定理或两种分析思路:其一,"看不见的手"的定理,即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能够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市场的配置功能)。这条理念后来被新古典主义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形式化处理,以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和市场均衡等数学工具进行了描述,到德布鲁那里用拓扑学中的分离超平面定理描述价格和供求量之间的关系,用不动点定理描述一般均衡理论等,我们已经从这些方程式中看不出什么现实经济过程了。其二,斯密第二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并且劳动分工的精细化造成的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进国民财富。这种思想还可理解为:分工与经济进步和演化是互为因果的,其中必然包含着收益(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经济组织进化的有关原理。这就与斯密第一定理的无规模报酬或报酬递减假定、生产函数、消费函数给定等假设相冲突。斯密思想的二重性在马歇尔那里再次显现。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的第8-12章就是专门论述专业和分工问题的,而另外的部分则以边际分析或数学模型分析资源配置问题。斯密和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分别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形成崇尚数学演绎的"杰文斯-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卢卡斯"的主流分析传统;另一条则以杨(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为代表,形成"凡勃伦-杨-熊彼特-舒尔茨-阿瑟"的演进分析思路,侧重历史过程分析。前一种分析范式着重在时间无涉、制度无涉、技术无涉的前提下,分析市场机制运行和资源配置问题,而后一种分析范式则试图捡拾起主流经济学形式化过程中所遗漏的几个因素,分析历史过程的细节(如收益递增)和动态演进趋势。后者不断地对前者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作风展开批判,从而使主流学派在与他们的竞争中改进和放宽前提假设。我们把经济学发展史上经济学家在面临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对形式主义的经院作风的不断克服甚至批判,以及经济学家和现实之间的扣问和解答称为经济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运动。
(三)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1.对人类行为假设的拓展与修正。以西蒙和贝克尔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致力于探索新古典假设关于人类行为在经验中的有效性的研究,并对新古典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根据实际经验修正新古典的有关行为假设。西蒙认为,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理性),这就决定了行为者无法在诸种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佳选择。贝克尔则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行为来说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这就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同时为家庭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式提供了经济分析视角。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逊则提出"契约人"假设来增进人们对契约过程的理解。由于在契约过程中,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小数目谈判、资产专用性、可交易数量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等现象的存在致使交易费用为正,机会主义行为就有了更多的实施空间(williamson,1975)。威廉姆逊通过在经济学假设中引入社会学假设,来弱化新古典传统假设的严格性,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交易过程的考察。
在厂商行为假设的现实化方面也很值得关注。新古典理论坚持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一些现实主义者对这种厂商效用函数提出质疑。鲍莫尔认为可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为此鲍莫尔(1959)提出了几个经验性证据:(1)销售收益增加使职工收入增加,便于处理企业内的人事;(2)销售收益增加使企业能更多地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3)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塞尔特和马奇则认为厂商并非严格遵守利润最大化原则,他们有时由于有限理性更倾向于"令人满意"的原则(Syertandmarch,1963)。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也认为"舒适"也是经理人员效用函数中的一个备选变量,并且它和利润之间有某种替代关系(Leibenstein,1976)。演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一个动态的厂商行为模型(nelsonandwinter,1982),他们认为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不确定性、技术进步、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等因素,应该用演进的观点观察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行为。
2.正交易费用的引入改变了新古典环境的无摩擦力世界。新古典环境主要是指完全竞争的"无摩擦力"(无交易费用)环境。凯恩斯革命将预期、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使政府、厂商和个人决策时面临的环境参数发生了改变,这也是凯恩斯革命的现实主义精髓,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寻找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时将这些精髓丢掉了,走向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倒是新剑桥学派秉承了凯恩斯的遗风,其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坚持认为凯恩斯体系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她在微观上也已经注意到企业面临的是不完全竞争环境,但她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概念来分析企业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企业的内部权力结构问题,以及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交易及其契约过程的外部环境问题,也就是说她还缺少一个关于微观组织分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不完全竞争产生的内在深层原因。科斯和威廉姆逊的交易成本理论正好弥补了她的理论缺陷。威廉姆逊从契约过程的角度对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新古典环境所遗漏的问题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了市场和科层两种组织类型的内在行为机理和替代边界,为比较制度分析(制度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一个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所谓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
3.新方法的引入与"经济学帝国主义"。正统的主流经济学受经典物理学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影响,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崇尚科学精神的传统,这也使经济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更具"科学"的外观。同时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也使它有能力侵犯到别的学科去拓展自己的理论疆域,形成一种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经济学方法在向其它学科渗透时,也受其它学科方法和范畴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和渗透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如法律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新经济史学、经济心理学、管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哲学、信息经济学等等。在这种融合中,经济学得到的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同时也引进了一些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使学科交叉本身也成为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部分。(1)案例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倡导,科斯教授的贡献不容忽视。案例研究可以有两种思路:其一,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那些法庭诉讼案例,得出一些在相对意义上具有普适性的原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就运用了大量的此类案例,来说明交易费用与制度运作之间的关系。其二,观察、搜集现实生活中厂商行为、个人行为有关决策过程的案例,用以检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假设的有效性。(2)实验方法。受心理学上心理试验研究方法的影响,西蒙、洪等人试图通过实验来研究经济行为,从而对现实问题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Simon,1976;Hongandplott,1982)。实验经济学者希望通过实验来检验理论上和现实中有意义的假设,与其它方法相比,其好处在于实验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缺点在于实验者必须对实验对象的决策环境做极大的简化才能在实验室里发现一个决策环境(汪丁丁,1995)。(3)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一些现实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抽样调查、普查等统计技术分析。因为对于一些宏观模型来说,统计数据往往来源于一些总量数据,其中干扰因素很多,很难准确说明经济行为者的决策过程。从微观角度来说,一些公司的会计人员会利用"创造性会计程序"(creativeaccountingsystem)制造虚假数据信息;而一些计量分析人员也往往为发表文章而存在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或"道德风险",去操纵"时滞"(timelag)或自己编造数据以迎合自己的某种理论直觉,这些都会影响计量分析的声誉。一些研究地下经济的学者甚至认为,动态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效果之所以不好,可能与一些地下经济活动的数据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资料有关。看来,新的调查方法必须为经济学者所利用和掌握,有时亲自去实地采访、调查、搜集有关数据仍是必需的。(4)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受科学哲学方法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生物学中常用到的整体演进方法,以及与之对应的历史归纳法,其二为牛顿经典力学的拉普拉斯决定论范式,即静态抽象演绎实证方法。近二十年来,科学哲学中的演进主义、历史主义重新受到重视,尤其是普里戈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了自然界进化中的"时间之箭",科学哲学中的一些方法重新点燃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实主义、历史主义的火焰。制度主义和演进主义这两个相互补充、观点相近的学派,成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两面旗帜,引导着经济学从一个相异于主流经济学的方向发展。
(四)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方法论意义从内容来看,现实主义运动的实质是在倡导一种研究历史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历史的动态、非均衡理论体系,因此是一种对新古典主义的制度无涉、时间无涉理论体系的反叛。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历史归纳法和案例分析是现实主义者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它表明现实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界长期积累的"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语)(抽象演绎实证方法)的不满和抛弃。现实主义运动的潮流表明,经济史理论是重要的,而且现实总是可以从历史中去寻找。熊彼特早就指出过其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有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中译本,第三卷,第92页)。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还体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它恢复了经济学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传统。例如:新制度环境不再像新古典环境那样,将经济主体理解为原子式的互动,而是看到了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以及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不协调之处,而这正是现实中所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制度主义的潜台词是:人类应该在制度方面有所建树,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更为文明的佳境。而这种理念正体现了与马克思相同的信条: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对经济史理论的重新发现表明,未来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是不同于新古典的静态封闭的自足的系统,而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其中必然包含着经济学理论中的各个学派之间的竞争和融合。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吴承明,1995),其最终的目的是解释现实问题和发现经济过程中潜藏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二、当代制度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
制度主义是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潮流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在制度主义的旗帜下,集结了一批有制度分析倾向的许多分支,这些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对新古典的抽象演绎模式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示了相似的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
(一)制度主义的几条理论线索1.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凡勃伦和康芒斯以及米契尔等人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在美国形成制度学派。该传统的当代传人主要继承了凡勃伦的演进经济思想和他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精神,强调经济的整体、演进观点,倡导结构分析。其代表人物塞缪尔斯高度赞扬了欧洲演进经济学(eaepe)的一些学者坚持凡勃伦传统用进化论思想分析制度与经济的互动和整体演进的思想,并指出未来的制度经济学很可能将是在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基础之上的综合。这一派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当代最前沿的发展或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强调技术变迁的演进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的融合,这种融合被称为演进制度分析。而在分析方法上,它吸收了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尼尔森和温特(nelsonandwinter)在其《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1982)一书中,分析了常规在制度演进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企业制度是以常规作为基础的,企业制度的演进是常规演进的结果,它起到了一种类似于基因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他们的理解,常规具有知识属性,它存在于组织的记忆之中,是组织内部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也是合作的源泉(nelsonandwinter,1982)。正式将博弈论引入制度分析的是斯考特(Schotter)、克莱普斯(Creps)和宾姆尔(Binmore)等人。斯考特根据经济人假定,构造了一个制度博弈分析模型。"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个重复的博弈状态,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它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知识的时候,就是制度。"(Schotter,1981,p.11)他认为,"......在经济中,制度倾向于为当事人整理记忆,并因此而将他们正在进行的博弈从不完美记忆博弈转化为制度支持的完美记忆博弈。"(Schotter,1981,p.109)。斯考特的演进制度分析目前有与新制度经济学融合的倾向,并且在其分析框架中承接新奥地学派哈耶克的有关知识认识论思想。
2.科斯传统或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旧制度学派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知识传统的渐进发展,这又表现在它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假定展开的边际修正方面。他们采用的是"新古典分析+交易费用"的范式,但其研究对象不再是脱离现实的"零交易成本"世界,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因素的现实的正交易成本世界。该学派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包括以下几个理论分支:(1)产权经济学。(2)交易成本经济学。(3)合同理论。(4)新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经济史的新制度分析)。由于该学说在当代中国学术界讨论颇多,故在此不予详述。
3.威克塞尔传统或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先驱是威克塞尔(wicksell)。他曾在其《财政理论研究》(1896)一书中指出,要影响政治行为者的决策就必须注意改变规章制度(约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一致性原则。这就将规则的选择和选择的原则纳入到经济分析框架中来,有力地启发了布坎南等人对公共选择问题的研究。布坎南(1987)认为,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选择科学,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制约因素下"的选择,因此可以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式;而经济学研究的是"立宪层次"的选择,是"制约因素"的选择,则必须注意程序、过程的公正性,这就要求对政治过程中的"经济人"进行立宪制约。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研究还包括塔洛克的"寻租的政治经济学"、奥尔森的关于集体行动的经济学分析。他们都和布坎南一样将政治过程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并注意到利益集团斗争在经济决策、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还对现实经济运行提供了超越纯交易经济分析的更为深刻的洞察。
4.奥地利传统或市场的自然扩展秩序论。最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传人是哈耶克。他遵循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维塞尔和米塞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传统,主张将注意力从古典经济学集中于被定价的客体转移到从事于定价的主体研究上来。他不满于主流经济学所沿用的科学主义的物理学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认为科学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忽视社会现实的一些关键方面,如:感觉、目的和预期等。在社会制度方面,他强调制度作为一种自然秩序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活动演进的结果,例如:语言的使用和货币制度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子。市场制度对人类合作前景的贡献在于,市场作为一个过程,不断地提供有关物品和劳务的价格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作为人们选择的基础。而在这种选择中,传统和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是传统的演变,是信息和主体预期互动的结果。任何理性的设计都不可能创设出理想的制度。哈耶克的思想尽管保守,但他对市场过程的观察以及对知识、信息、学习等的重视,启发了后世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对市场演进过程中共享性知识(传统)的研究。其思想已经为从事演进制度分析的克莱普斯和斯考特进行博弈分析提供了知识认识论基础。
5.左翼制度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布逻姆利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很多有关"效率"的论述是一种同义反复,往往在私有产权-市场-效率的表层现象之间兜圈子。他更关注利益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强调制度结构包括产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它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等对个人选择的影响。因此他主张应该同时注意激励因素和剩余控制权不同所导致的财富分配的差距(马克思强调)两种因素的作用(布逻姆利,中译本,1996)。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研究涉及经济、社会权力、商业周期、环境污染、异化、工业组织、民主等问题,常常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研究工作的继续(塞缪尔斯,1995)。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很丰富的制度经济思想(诺斯就是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直接受益者),如: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法律与经济理论、技术和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之间张力的理论,恩格斯关于家庭制度、私有财产制度以及国家起源的理论等。和西方主流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们将眼光投向更幽远的历史与未来,并且强调社会制度变迁中既有量变也有质变。支撑他们这些理论的哲学基础或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此他们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表层看到制度结构深层的矛盾运动。在他们的眼里,技术不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构成矛盾累积的内生变量,人们为了生存而累积的技术进步因素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根本性动力。
(二)当代制度主义的综合倾向和发展趋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总有一天交易成本和对合同的选择作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富有成效的分析的源泉而取得的位置,将可以与边际效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占的位置相比美"(张五常,中译本,1992)。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却对此持一种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对主流经济学的正面袭击的结果所造成的变革将不会发生,只有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才能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Coase,1998)。制度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其潜力已有所显现,在实力方面则略显不足。制度主义目前仍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理论大杂烩,在它的内部需要各分支流派的综合,在外部则需要吸收更多的理论营养,以壮大实力。而这种综合的趋势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
1.制度主义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综合。制度主义的综合表现为其内部分支之间的综合趋势,也表现为它和新古典主义以及其它流派之间的综合趋势。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外部综合表现为它们之间的双向交流。(1)首先是制度主义中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融入主流的努力。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在基本精神和方法上都借鉴了新古典主义的内容,如实证主义效率观等。最近几年又倾向于将其理论体系严密化(如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主流学派的一些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内容也开始进入。(2)制度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合流,形成后凯恩斯制度学派。他们注意到对宏观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变量的短期政策调整,还要将不确定性、预期、制度等因素内生化进行制度结构改革,以求从长期的角度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问题。(3)制度主义和演进经济学的合流,形成演进制度分析学派。演进经济学是一个宽泛的、边界很模糊的学派,有时它被作为制度主义的一个分支来处理(它与制度主义有诸多方法论和研究程序方面的交叉之处),有时它又作为专门致力于技术变迁研究(继承熊彼特传统)的"新熊彼特主义"的面目出现。它强调对历史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被新古典传统所遗漏的命题,如:正反馈、报酬递增、多重均衡、混沌、非线性等。新熊彼特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融合,使制度变迁的研究者将技术进步纳入到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而这种结合又与马克思关于技术和制度的矛盾的分析相接通。
在制度主义的内部,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知识认识论、信息、竞争与合作等有关命题,被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斯考特(Schotter,1981)用到其制度演进的博弈模型中。新经济史学的当代杰出代表葛瑞夫则受公共选择学派的国家理论的影响,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一方面具有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会由于税收利益因素的影响扼制市场的发展。由于这种"国家困境"的存在使中世纪的行会并不依托于国家,而是凭借商人之间共同的文化信仰和长期交易中建立起来的信誉机制而产生,并起到一种替代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以及解决一些产权纠纷的作用(Greif,milgromandweingast,1994)。诺斯则受哈耶克、布坎南、奥尔森等人的影响,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重大,并使他逐渐改变了他在早期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中,用相对价格的变动和均衡概念等解释制度变迁的方法。左翼制度主义者布逻姆利(Bromely)和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尔森,则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利益冲突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认识的制度的非中性特征。
2.制度主义综合过程之中也凸现出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一,将经济嵌入社会之中,试图从人类历史长河的长期变迁中理解经济过程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又试图使其理论体系体现出一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确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本。马克思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是历史的研究,而且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马克思将人既视为"社会的人",也视为"历史中的人"。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使人变得愚蠢和片面,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感觉和肉体都绝对地受私有财产这种"异化"的形式的支配而贫困化,因此私有制度阻碍了人向自己的生命本质的全面复归(即阻碍了人的全面解放),是应被取代的制度形态。可见,马克思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建立在他对历史的深厚理解基础之上的。而他在考察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时又是用辩证逻辑和抽象法来分析的。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在联系的逻辑研究。"(转引自陈彩虹,1998,第25页)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体现出的思想和方法必将对当代制度经济理论产生持续而强有力的影响,并将促使制度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一个系统的经济哲学观。第二,在中观形态上,制度主义追求理论建构的现实性,重在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尤其强调前提假设应是真实而易于处理的,而在研究的重点方面强调对现实约束条件进行实际调查。第三,追求一种应用目的,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其理论基础。在政策的制定中,将现实和抽象的模型等同起来,往往会产生误导。熊彼特就曾批评过演绎实证主义的始作俑者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倾向,他认为李氏试图将其理论直接运用到政策制定中,是从高度抽象的、非常繁琐的理论一下子跳到政策结论(斯坦费尔德,中文版,1990)。与李嘉图所不同的是,制度主义者重在观察制度运行所需的现实条件,以及条件变化后的制度应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因此,制度主义能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并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应用性转化架起一座桥梁。第四,接受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将混沌理论、正反馈、自组织理论引入制度分析,并通过计算机模拟建模注入数学的严密性,将能使制度分析更为有效地探究经济系统中的"复杂现象"。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一)现实主义与中国经济学197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现实发生了重大变革,改革和发展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旋律。一些经济学者隐约地感到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倾向,在经济学的发展上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他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解决现实经济发展的理论,以解释发展变化了的现实。
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主要引进的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的理论,包括新古典学派和古典学派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80年代中期,宏观经济学在中国尤其兴盛,原因在于8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1984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导致的经济波动的出现,迫使人们对宏观问题作出思考。这一时期的一些经济学者虽然有一些现实主义的想法,但由于理论储备不够,食洋不化,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和应用存在生搬硬套之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或许仅仅停留在对各学派理论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的选取上)。80年代中期到1989年期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1)在理论引进上,侧重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这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2)出现了改革对策论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改革突破口、改革路径等问题发表见解,形成几个不同但有些交叉的改革流派的理论交锋,如: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体制改革派等(叶选胜,1993)。(3)在这一时期,西方自由化思潮对中国冲击非常明显,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有关部门曾采纳一些浪漫主义的、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几次进行价格闯关都因招致通货膨胀而流产。1988年的那次闯关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很多人认识到改革没有浪漫曲。产权改革派中的一些学者也曾受主流产权理论的影响,设想从产权明晰的角度去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产权神话"在中国的翻版。(4)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和中国改革现实相契合,开始引起中国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这方面的理论,并用其中一些理论分析中国现实。当然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仍基本上处于引介评述阶段。
总之,整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呈上升趋势,并接受中国经济现实的检验。实践证明,主流西方经济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和一些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较完备的市场条件作基础,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不具备的。1989年之后,中央决策层开始反思改革思路,经济学理论界也开始反思中国到底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生长点。
从90年代初到现在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理论评介,还是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检验和重构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命题,都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发现用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和方法来描述、解释中国改革历史和过程,很具有说服力。科斯教授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回应。
(二)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理论贡献中国经济改革现实是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生长的试验田,它催生出许多有关中国经济转轨的经济理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制度经济学已经从改革对策(寻找改革突破口)、目标模式研究转向对改革过程本身的研究。20年改革和发展史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机会,到80年代末中国制度经济学者愈加注意对改革成本、利益冲突的研究,改变了以往对改革所持有的浪漫主义简单看法。改革要付出代价,此代价应该由谁承担,政府该怎样补偿利益受损者,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樊纲、盛洪和张军等人的系列论文(见《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盛洪主编,1994)提供了这方面的深刻洞察。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这表现在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和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1996)、第2集(1999)的出版上。它们标志着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从简单模仿、运用国外现成理论解释中国问题走向自主创新阶段。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一批挑战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论文的出现,将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至此,一些建立在中国经济现实基础上的独特的理论话语,如:增量改革、试点改革、计划利权交易、渐进改革、补贴改革、"模糊产权"、"超产权"、"内生产权所有制"、承包权、法人财产权等出现在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专业文献之中。同时一些现实主义的计量实证分析也试图为这些理论提供经验数据的支持。本文将主要对制度经济学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主要理论贡献作一简要综述。
1.林毅夫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十几年改革和发展史,提出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命题。他与那些具有明显新古典倾向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更加注重对经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的考察,力图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两大现实问题融合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相关的难题(林毅夫等,1994,1997)。他们还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核心论"提出质疑,指出了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性,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学者的研究。
2.以光为代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目前天则所已经完成了两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1993-1994年完成10个案例,1995-1997年又完成了12个案例,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这20多个案例分析中所体现的是主流制度经济学(即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倾向,它们以"效率"为核心和导向,以个人和契约过程分析来观察评价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的转轨过程。在这些分析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市场经济制度比计划经济制度要更有效率。同时,他们注意到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本土化特征,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的二重性、易变性进行着力关注和重点刻画,从而力求使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在"融入主流"的同时,作"发展主流"的努力(光,1996,1999)。
3.樊纲(1995)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华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局限。他认为华人文化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安排,更注重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因此华人企业多为家族式企业。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特质("重内容不重形式"、重非正式关系而不重正式制度)使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相对成功。但是他认为华人经济如果还要取得进一步的长期发展,还必须注意依靠"法治精神"来实现自我完善。樊纲的分析也表明文化传统等意识形态范畴对制度变迁的路径有重大影响,但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很薄弱的。王询(1999)也注意到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变迁的影响。他认为,东亚国家由于在文化传统方面的特殊性使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空间往往较大,更容易发展出各种中间形式,而这种中间形式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往往成为节省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另外,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中国的家族式组织和交易的人际关系模式有可能又是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
4.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的研究方面,杨瑞龙(1998)根据中国的转轨现实的特殊性提出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三阶段论"和"中间扩散型假说";黄少安(1999)则提出了"制度变迁主体的角色转换假说"。不过杨瑞龙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尤其考察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中间扩散效应"。而黄少安则更强调制度变迁中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特征,认为制度变迁往往是由不同主体联合行动才能完成,并且不同主体在创新中的角色随着创新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
5.挑战西方主流新制度经济学。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家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以中国经济现实来证实或证伪西方经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能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模型。中国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分析逻辑表示怀疑。(1)盛洪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历史观提出挑战。盛洪(1995)认为,由于公共选择的外部效应,一些人在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时,有可能采取非市场手段,通过对公共选择过程的不当运用,使制度变迁走向以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的路径上去。这种观点与主流经济学认为的制度是人们互相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个人都是有利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2)汪丁丁对"交易费用"概念提出质疑。汪丁丁(1995)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自身的逻辑缺陷。他认为,交易费用实际上也可用"机会成本"来定义,它作为制度的运转成本,在一般均衡中不过是某种实现了的博弈均衡,是对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的主观价值而言的机会成本。但是由于主体知识结构的影响,参与博弈的主体实际上没有选择博弈均衡的自由,制度选择也就无所谓替代性,或者说对制度选择而言,再谈论"机会成本"(交易费用)问题似乎没有意义了(因为交易费用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演进过程)。(3)程恩富(1997)对"私有产权神话"的批评。程教授认为产权仅仅是经济发展函数的一个变量,完整的经济发展函数为:F发展=f(c产权、t土地、l劳动、z资本、j技术、g管理......n),私有产权也并非先验的永恒的安排。(4)柯荣住对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挑战。柯荣住(1997)认为,诺斯的"如果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将会被创新"的论点在现实中无法得到证实。他认为该论断考虑的仅仅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忽视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a.创新的不连续性;B.创新的不确定性;C.制度创新中的供求一致性;D.制度创新主体的行为理性;e.一定利益格局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在考虑以上五个因素后,他给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制度变迁中长期谈判的均衡博弈问题。柯荣住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古典分析倾向的不满,他认为应该修正新古典主义的绝对时空观和连续性假设,关注不确定性、混沌、耗散结构等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从而加深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现实的理解。(5)崔之元博士对"主流"范式的挑战。崔之元认为,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制度改革应寻求次优结果,而不是"最优"结果(崔之元,1999)。他还对"软预算约束"命题作了富有新意的阐发,他认为"软预算约束"不仅仅存在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私有制经济中也广泛存在这种现象。他进一步强调"软预算约束"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也能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他还指出了产权理论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产权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过什么过程来界定产权"的命题(崔之元,1999)。
其次,建立在中国转轨经济现实经验基础之上的本土化的理论模型,是中国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特殊贡献。(1)李稻葵的"模糊产权"理论。李稻葵(1995)对教条化的"科斯定理"提出挑战,他认为产权安排与制度环境互为因果,在不同的环境下,都会有一种最佳的产权制度选择,但此选择未必是清晰界定私有产权。现实中具体采取何种产权安排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中国乡镇企业采取"模糊产权安排",在中国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选择。(2)田国强的"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田国强(1996)构造了一个非完全市场环境下内生产权所有制模型,来说明所有制安排的内生性,即所有制类型(国有、民有、集体所有)分别与经济自由程度和市场完善程度相关,也就是说,产权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经济环境的有效对应。(3)刘芍佳和李骥(1998)的"超产权论"。他们挑战西方的私有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论仅仅阐明了收益激励机制对企业效率提高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市场竞争因素的作用。他们认为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努力的效果,应该在企业治理结构模型中同时引入市场竞争和产权两个变量。这就丰富了主流产权理论的内容。
(三)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反思1.关于案例研究方法。在中国目前统计数据失真而且现有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开展案例研究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法,但是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案例分析结果的一般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案例分析上升到总量分析的高度,归纳出一般的理论形式的问题。这与案例选取的典型性有关,也与分析者的理论素养有关。如果案例分析结果不能一般化,则各个相关案例的结果就不能联结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对历史和现实过程的观察就难免有支离破碎之感。
2.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是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却出现了各种制度主义流派相互融合的趋势,尤其是旧制度经济学派由于和演进经济学、博弈论等的融合显示了更强的生命力,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在分析长期变迁方面显示出了局限性,因此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历史过程和利益冲突的分析。而中国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失业人员增多造成的社会混乱逐渐显露出来,使改革成本明显加大,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利益冲突与摩擦将是中国后期改革所必须着重关注的问题。这些现实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转换理论视角,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应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和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康芒斯的社会控制理论、左翼制度经济学家布逻姆利的利益分析和公共政策分析以及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博弈分析甚至马克思的利益矛盾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利益集团分析等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框架。目前,可能最为急需做的工作是,挖掘经济思想史上的制度经济理
论思想,进行理论梳理,并进行各流派之间的比较与综合,同时摆正制度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之间的位置。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都已经构成了中国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3.如何将中国的产权结构、制度结构、政治结构和市场结构结合起来,并融合中国经济史进行研究,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四)中国经济学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题1.关于"范式危机"。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苏联范式"的危机给予了诸多关注。笔者认为,所谓"范式危机",与其说是某一理论范式的危机,不如说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的总危机。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者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但是,要形成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2.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目前的最大现实,中国经济学要想在现实的理论解释力方面有所突破,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必然选择。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仍不容忽视。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具有历史属性,在对历史过程和对现实矛盾的关注方面,它和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有沟通和融合的潜力。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马克思经济学都应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指南,并在经济哲学层面上提供思想认识源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蕴涵的科学精神和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洞察也应为中国经济学者所吸收,并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中国经济学者工具箱里的一个重要分析手段。在全球化语境中,本文强调经济学的人文属性、历史属性,并且笔者坚信,越是历史的才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进一步说,经济学的历史价值也就是经济学的永恒价值(惟有历史的才是永恒的)(陈彩虹,1998)。
3.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在世界经济理论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既有意识形态必然影响到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这种独特性应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所认识。而要认识这种独特性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变迁史,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成为纯粹的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经济学者却鲜有涉足。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也缺少经济史的视角和经验支持。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尤其需要经济史理论的奠基。当然,这种经济史理论研究必须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派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对于一些人主张的中国未来的经济学必须"融入主流"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要求的恰恰是"主流融入中国经济史"!
4.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理念作为指导。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人文科学,它应以"人"的发展作为最后的归宿,不仅仅关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还应该关注"人"在效率提高中的"主体性"的发展。同时经济学还应该不断地关注历史和现实,以增进其理论解释力。当然,这些仍然不够,经济学者的眼光还不应仅仅停留在现实的细枝末节上,也就是说,还要关注未来。这在中国表现为关注改革后期的"后市场化"问题,如异化、犯罪、环境污染、经济周期、道德沦丧等。这就是说,要以一种马克思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以免重蹈覆辙。
5.中国经济思想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或是否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有过影响世界学术思想发展的辉煌成就:我们能从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说中找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谈敏,1992);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也被认为是受到司马迁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扬格,1996);在当代,又有人考证出美国"新政"时期的有关"农业调整法"的条款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李超民,1999)。看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学术领域,而且影响到别国的施政纲领和立法实践。因此,面对西方强劲的"文化殖民"倾向,我们大可不必数典忘祖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专利制度的缺乏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曾经辉煌过的经济思想衰落了。可喜的是,近二十年的体制改革又一次给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经验又势必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的学术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匿名审稿制度,参考文献制度,竞争、开放的学术秩序)。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崛起的历史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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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篇10
摘要：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跨越了主流经济学理性人、最优、均衡的藩篱，提出历史演化、满意、多样性假说，并借用生物学基因的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的运作，为解释经济系统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变化的研究框架，使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革命。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