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分析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7:07:14

区域经济分析篇1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原因;测度;对策

一、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

区域差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客观现象,必然有其产生的原因,本文主要从自然环境、政策体制、产业结构及人力资本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对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有一定的限制,从而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我国幅员辽阔,气候、水资源、地理结构等环境复杂多样,各区域差别很大。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江河下游平原及三角洲平原,良好的气候条件、丰富的水资源及肥沃的土壤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障,也对其他产业发展产生有力的支持,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交通的发达和沿海的区位优势使得交易效率较高,生产率也得到提高,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则大部分处于高原山地及荒漠严寒地带,自然环境非常脆弱,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状况。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大大增加外生交易费用,降低了交易效率,进一步降低生产效率,严重阻碍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政策体制

从1980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从以前的平衡发展转向非平稳发展战略,以提高效率为主。这样,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工商业基础好,地理位置有着优势,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较高,国家为了整体经济发展速度及总体经济效益,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大幅度向东部倾斜,给予多方面的优惠政策。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众多领域受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改革步伐缓慢,造成严重的逆德问题及有关的内生交易费用,使得生产效率降低。如改革初期国家实行的“价格双轨制”等,让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都受到不同程度限制,阻碍当地经济发展,影响其居民的收人水平。所以,国家政策体制对我国区域差异有着十分密切、直接的影响。

(三)产业结构

一般来讲,国家域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第一产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比重不断降低,且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作为最早获得开放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受益者,吸引大规模外商和港台华侨投资,产业结构呈现出发展速度快、市场占有率高、投资回报率高、经济效益高的特点,使得东部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居民就业情况及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然而,中西部地区仍以经济效益低、投资回报率低、风险大的农业及重机电及家电等为主的制造工业为主,且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受到国家价格体制的影响,加工工业产品价格远远优于资源型工业产品及农产品,造成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拉大与东部地区经济的差距。

(四)人力资本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已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靠其政策及高收益率的优势,吸引大量的人力资源,全国形成大规模的自发性劳动区际流动现象。中西部地区大量人力资源包括大部分文化科学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和熟练的技术工人流入东部地区,出现“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大量的人力资源流入,从数量、质量上都为东部地区经济短期内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是推动其经济增长及社会进步的一个不可忽视因素。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出无疑在不同程度上减缓其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该影响是长远的、深刻的。

二、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度

区域经济差异可分为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绝对差异是区域经济指标之间的偏离距离,反映的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量上的等级水平差异。相对差异是区域经济指标之间的比例,反映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在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标方面,学者们多采用人均国民收入、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GDp、人均Gnp、人均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城镇居民总收入、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农业人口消费水平以及人均非农业人口消费水平。在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采用测算绝对差异(标准差、极差)和相对差异(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最大最小比)。采用不同的指标,选取不同的地域单元、时间跨度和计算方法,可能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最先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研究的是北京大学的杨开忠教授。他首次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变差系数计算1952-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对差异,得出省级区域差异大体呈倒“U”型变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区域的差异大体表现为一种倒“S”型;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变化大体呈递增趋势,总的趋势是顺“U”型变化。后来又使用变差系数、加权变差系数和加权离均差系数计算1952-1989年间的人均国民收入,得出沿海与内地经济差异为“V”型或近似“U”型变化和变差系数等来衡量区域收入差距,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1949年以来我国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体呈倒“U”型;沿海与内地间、东中部之间以及东西部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致呈“S”型;六大区(华北、东北、华中、中南、西南和西北)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动大致呈“S”型。陈秀山等使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赛尔指标分析了1970-2002年中国区域差异的变化状况,表明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赛尔指数的变动过程总体上比较接近,大体呈“V”型。其他学者也对中国大区单元的经济差异进行了研究,如杨伟民使用1978-1989年人均Gnp为首要指数,运用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来衡量相对差距,得出全国及地带之间收入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多数大区间收入差距缩小,个别大区间收入差距扩大。刘树成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来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状况,用标准差来衡量区域经济绝对差异,用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加权离均差系数和基尼系数来衡量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得出新中国40多年来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是不断扩大的;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在不同的区域层次上的变化过程不尽相同。

三、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对策思路

(一)要素投入论

生产要素是进行物质生产所必需的一切来源,其流动可以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优化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内涵日益丰富,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信息等进入生产过程,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吸引外区域的资本、人才等要素对于中西部来说特别重要。石书德等在分析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认为知识流动和创业活动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如何获得充足的劳动要素和使人力资本得到足够的回报,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变得非常重要。在对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时,应重点投在教育等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领域。人口迁移的确能够减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由不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黄雪琴等在分析了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异常变动后,证实农村人口的异地城市化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现实选择。彭朝晖、杨开忠认为社会应致力于迁移成本的降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政府应重视公共教育投入,尤其是给落后地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可以有效地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建议作为劳动力输出地的落后地区要重视劳动力输出工作和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出劳动力将先进技术带回本地进行自主创业。

(二)政策调控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内地指向的传统均衡发展战略、沿海指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新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均带有浓厚的政策色彩,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策调控将会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魏后凯建议国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要调控好新兴工业区与老工业区之间的关系,同时建议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采取相关优惠政策来改善中西部投资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林毅夫等建议在制定缩小地区差距的社会经济政策时,要以提高落后地区市场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和第三产业发展。贾庆军借鉴美国调节区域经济差异的财政措施,鼓励充分发挥财政的投融资功能,兼收并蓄,突破发展的“资金瓶颈”;实行区域综合财政政策,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创造优良的开发环境;灵活运作财政的转移支付手段,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同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重要意义。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完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革户籍管理,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

(四)空间一体化

一体化学派认为,空间分割、封锁、差别待遇是制约发挥地区优势、优化空间分工的关键,消除分割、平等待遇、按照分工要求来调整地区结构,是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消除区域经济差异的关键政策。该学派的代表和倡导者杨开忠强调说,空间一体化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政策,因为它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区位优势和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提出应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交通基础设施、统一的制度,最终实现统一的专业化分工的城市体系。

四、结束语

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内容逐渐丰富,尤其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比如,对于比较难以量化的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相关研究和理论,正在尝试使用某种标量技术进行测量。这使得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关理论对于解决实际经济发展问题更加具有操作性和科学性。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构成和原由进行分解,也可以沿着新经济地理理论开辟的路线,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来研究和模拟区域经济差异,相信会有很多出其不意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建堂,贺晓东,杨开忠.经济结构的理论、应用与政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506-509.

[2]杨开忠.迈向空间一体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132-135.

[3]魏后凯.论我国区际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J].经济研究,1992(4):61-65.

[4]陈秀山,徐瑛.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5):117-129.

[5]曲鲁宁.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其发展态势分析[J].北方经济,2008(8):59-61.

[6]杨伟民.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2(1):70-74.

[7]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6):3-10.

[8]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J].经济研究,2000(10):30-37.

区域经济分析篇2

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经济;云南省

一、引言

云南省有着自己的历史、文明、传统和生产方式,这些因素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影响着当地人的思维和生活,进而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不仅能够为一个地区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氛围,同时也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素。因此,将传统文化因素纳入经济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

二、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1.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文化模式对区域特色经济形成的影响机制。一个地区能够形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是区域社会对生活与发展方式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能够与当地文化相契合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当地文化的价值认同与技术支持上,还是在组织系统、技术系统上,都有一定的关联。技术系统是所有产业都要具备的,如果所选择的技术系统与该区域的文化不能够协调统一,该区域的人就无法更好的摒弃原有的模式而去接受和适应它。文化模式下的技术系统不仅是特指的生产工具,更是生产工艺,即使人们使用的工具改变了,工艺还是会继续延续下来。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要与文化水平保持一致,本土文化正式这一环节的内在基础。区域文化对于本地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间接和广泛的影响。文化对产业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方向的影响都是直接性的,但是对劳动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是间接性的。本文借助经济分析工具,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将正式制度进行分类,进一步分析区域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2)区域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区域的社会群体意愿、利益等形成了一个文化氛围和环境,能够起到调节社会关系和支配行为的作用。当今占主体地位的发展模式是市场经济,有助于促进生产,但同时也遇到了自然与人类对立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的结果。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不道德、不健康的观念也影响着正常的消费途径。只有通过提高文化水平、加强文化建设才能够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才能够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正常健康的致富手段才能够营造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

(3)区域文化建设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进入小康社会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模式也由功能性消费向审美性消费转变。产品不再仅仅是一个实体,更多的代表了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从产品的设计、包装到产品营销,每一个环节都紧紧围绕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各种文化因素形成了无形资产,是企业经济竞争的核心力量,可以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文化价值,随着经济的文化取向日益增加,二者之间也呈现出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状态。因此,可以使区域文化和经济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这是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2.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的影响

(1)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选择的影响。制度的制定是建立在约束主体福利的基础上的,本文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前者是成员要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准则,例如法律规章等,后者是源自于价值的文化遗传,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二者都对人的行为有着规范作用。格雷夫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热那亚人和马格里布人的两种社会价值体系决定了不同的制度路径。热那亚人建立了能够支撑现代市场经济圆形的制度,主要是由无限连带责任、提货单制度、永久合伙性质、保险制度等形成的,同时建立了有效而完善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不同的文化价值能够形成不同的正式制度,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正式制度体系。

(2)区域文化对地方正式制度变迁的影响。一种制度形成后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迁,变迁是制度创立之后被打破,被新的制度替代的方式。正式制度的变迁也会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同初始制度安排一样,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会产生很大影响,是一种诱致性、强制性变迁,不同于正式制度的变迁,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变迁速度都赶不上正式制度,所以前者延长了地区制度变迁、阻碍了制度创新。

(3)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实施的影响。意识形态能够提高人们遵循制度的自觉性,减少了制度安排服务费用成本,大大减少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而来的正式制度易于执行,而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来的正式制度则难以执行,前者具有一致性,而后者则相冲突。正式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安排、正式制度执行和正式制度变迁,正式制度会受区域文化的影响,所以本文用正式制度代表区域文化程度。

综上所述,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制度的选择、执行和变迁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当正式制度和文化一致时,就能够推动制度向良性方向发展,但相冲突时,就会阻碍制度的发展变迁。所以当文化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绩效,不一致时阻碍制度的执行而影响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双重的。

三、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1.模型与假设

为了研究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和制度等区域文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假设二:区域文化主要通过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生影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正式制度安排可能是从外引进的新制度,也可能是从初始制度演化而来的。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要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因此我们把制度定义为区域文化的函数:

LnY=Lna+aLnK+bLnL+cLni

其中Y表示经济发展程度,a表示技术进步,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i表示正式制度安排。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云南省2010年的数据,区域文化程度采用经济性观念、经营性观念和制度性观念三个一级指标来衡量,这三个一级指标下含有17个二级指标,以此来判断云南省的文化程度,如果得分高,则说明该地区的文化程度高,反之较低。正式制度主要通过非国有化率(FGYH)、市场化程度(SCH)、分配格局变化程度(FpGJ)和对外开放程度(DwKF)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本文选择的计量软件是eView5.0。

3.回归分析

可以看到,调整后的R方为0.883047,F值为227.5141,因此模型拟合较好,假设成立,即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有所影响。主要是因为正式制度的执行有赖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后者能够有效的提高前者的执行效率,但是当二者有冲突的时候,后者就会阻碍前者的执行效果。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是优先于正式制度而存在的,地区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制度安排的差异。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非正式制度会影响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有引导作用。所以,区域文化是通过对正式制度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

利用收集到的数据我们对云南省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见表2)。

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方为0.781643,因此模型拟合较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地区经济的发展受资本、技术、劳动力和制度等文化的影响,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有三方面的作用:首先,正式制度能够减低经济的不确定性,通过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构成一种固定模式,激发人们的积极性,降低行为的不稳定性;其次,正式制度能够节约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减少人们行为选择的信息成本,降低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最后,正式制度能够促进形成一种激励结构,使个人与社会收益达成一致,有效的统一人们的权利和责任。

四、结论

关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至今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但是随着经济学和文化变量越来越受到重视,二者的关系也不断的被验证。本文利用云南省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和制度等区域文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区域文化主要通过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生影响。这样的结论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第一,除了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外,改变传统落后的文化观念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创建一种先进的文化氛围,提升区域竞争力。文化是多种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制度的创新和减低制度的实施成本有赖于该地区文化发展水平,从而有力促进经济发展。

第二,云南是传统文化水平很高的地区,虽然传统文化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传统陈旧的观念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保护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注意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使其更好的融入市场经济,这也是保证区域经济能够得到更好发展的基础。

第三,文化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内在驱动力之一,我国还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中西部地区封建社会思想较为严重,文化观念落后,而东部地区则较容易接受新鲜文化,形成了良好的市场经济理念。要加强落后地区的文化,创建先进的文化,减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参考文献:

[1]李艳艳.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机制初探[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87-89.

[2]游细斌,魏清泉,汤放华.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耦合路径探析[J].热带地理,2008,28(2):139-143.

区域经济分析篇3

一、我国各区域之间产业优势比较:

东部地区的优势产业:电子工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工业、精密仪器以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轻纺工业等。这些产业明显体现了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及技术、劳动力与资本优势,并且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与较长的产业链,各行业的技术现代化水平较高。

中部地区的优势产业:机械制造业、建材工业、冶金工业以及煤化、盐化、磷化为主的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等,虽然具有一定的基础优势,也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是成长性不高,面临比如发展空间有限、设备老化、附加值不高等发展困难。

西部地区则主要集中于资源相关的产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天然气开采、旅游业、畜牧产品,这些产业均为资源型,耗能高、产量大、附加值低,没有形成产业链,多为原材料与初级产品。

东北地区:所谓老工业基地,主要是指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及20世纪50、60年代(部分为70年代)形成的,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生产规模大、历史上曾对我国经济起到很大作用、做出很大贡献,但现在却表现出产业结构老化、产品不适应市场、技术落后、体制陈旧、产业竞争力下降、陷入整体困境的工业基地。东北三省的原油产量和木材提供量占全国的1/2,商品粮占全国的1/3,汽车产量占全国的1/4,其中重型卡车产量占全国的1/2,造船产量占全国的1/3,钢产量占全国的1/8,重型装备制造业,军用飞机、核潜艇等重要的军品生产任务均在东北。

我国各区域之间的综合比较单位:(万人)

地区

人口

矿产资源人均GDp

就业

人数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

(%)

丰富相对

丰富贫乏相对贫乏排名小学初中高中大

东部

沿海

地区北京1375-是--2629.08.240.931.118.0

上海1640--是-1692.413.342.928.111.6

江苏7304--是-63565.429.441.113.22.6

浙江4593--是-42772.037.736.811.23.2

海南756---是16339.727.643.015.93.2

福建3410--是-91677.842.230.311.73.8

山东8997-是--74671.631.439.710.32.1

广东8523--是-53962.935.739.814.95.1

西部

地区重庆3051是--211624.046.131.18.02.3

四川8235是---264414.642.631.69.12.5

贵州3525-是-312068.242.923.76.62.8

云南4236是---292322.546.524.46.51.6

262---是24124.642.12.60.50.5

陕西3536-是--201784.631.437.814.43.8

甘肃2512是---301187.232.130.611.32.1

青海482是---18240.325.920.37.72.7

宁夏548是---25278.026.132.512.24.4

新疆1846是---13685.436.131.614.77.8

内蒙2332是---101013.231.636.214.24.8

广西4385---是272543.443.336.78.21.2

中部

地区湖南6327-是--233438.839.539.012.02.4

湖北5951-是--192452.533.836.813.74.6

安徽5900-是--283389.736.337.48.12.3

河南9124-是--175516.629.347.511.11.9

江西4040--是-221933.143.235.710.92.4

山西3247是---151412.929.546.014.34.6

东北

地区黑龙江3642---是121631.029.143.715.76.6

辽宁4182是---81833.431.636.214.24.8

吉林2680-是--141057.232.038.819.76.1

其它

地区天津984---是3410.521.840.723.710.3

河北6668-是--113379.630.943.813.72.8

资料来源:根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有关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证明,在现代经济中,影响经济增长差异的要素中,物资因素对经济差异的影响力度为30%,其余的70%影响主要是来源于结构因素和知识因素。如上图表中存在的差异,说明了东、中西部地区要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把矿产资源和人力、技术和资本资源有效结合,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一是地区发展途径不同。或许与传统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与后来采取的政策有关,整个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径从一开始就不相同,不相同的路径就产生不同的结果,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并没有在全国均等贯彻。比如东北地区、上海地区,计划经济在那里真正落实了,但是,像浙江地区,由于各种原因,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全面地落实。[2]

二是,立足于中央的发展战略的推进策略。大的战略最早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然后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复兴,现在是中部地区的崛起。从中央角度只要说要优先发展什么,就一定会对一些地区有优惠,对另外一些地区没有优惠,这样,没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就会采取要素流动,到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去。因此,每个地区事实上执行的政策是不一样的,而且,由于中国行政势力的特殊性,就造成了地区之间差异的存在。因此,各个地区就出现了为争取中央倾斜,不去致力于建设稳定的统一的法制环境信用环境,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央“跑”项目。

三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差异。例如上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人均GDp,还是从受教育程度来说,东部沿海地区都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三、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实现既快又好发展,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走在全国前面。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二)对于西部地区:继续实施努力加大对西部地区重大项目支持;大力推进西部地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着力支持重点地带、重点城市和重点产业加快发展。确保青藏铁路、三峡三期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建成投产,新开工一批重大建设项目。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抓紧研究制定后续相关政策。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风沙源和石漠化治理等生态工程。支持发展优势产业和建设特色资源加工基地。加快科技、教育发展。加大政策扶持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西部地区对外经济发展。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根据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各地不同的产业基础、企业状况与地域情况,选定各自的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通过政府引导带动自发形成的方式,结合国有企业改制与重组、工业园区的调整、老工业区的搬迁、招商引资等方式,围绕主导产业,将一些相同、相关与相近的企业逐步集中到某一特定区域内,加以一定的政策扶持,快速培育与发展出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如沈阳原有金杯客车厂与中华轿车厂,加之新进入的宝马轿车厂,具备了发展汽车制造业集群的良好基础;大连拥有大连新船重工、造船重工和渤海造船三家造船企业,具备发展成为船舶制造业集群的基础;鞍钢、本钢、抚钢以及为民营企业西洋集团公司所收购的沈钢、海城钢铁厂,具备发展钢铁制造业集群的良好条件。[3]

(四)积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充分发挥中部区位、资源、产业和人才优势,重点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因此,无论从中部地区所具备的优势、发展潜力看,还是从经济发展梯度转移趋势看,只要中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加强了,就能集东、西部长处和优势于一身,可以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既可以为东部地区提供广阔的需求市场,又可以辐射和带动西部地区发展。

一是,积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中部六省合作。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作为我国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必须要求中部六省加强合作联动。只有中部六省建立有效的合作联动机制,才能对促进崛起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协调解决,中部地区才能形成整体合力。要形成中部地区联动的理念,如,“协作、互利、共赢”。要对联动的内容和方式进行规划,就内容来说,可涉及体制改革与创新、结构调整和产业分工与协作、资源整合、市场开放、文化建设等;就方式来说,可采取大范围与小规模相结合、高规格与多层次相结合、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政府引导与民间促进相结合的办法等,以及其他方式来组织实现合作联动。通过合作联动,使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更好发挥,能量得到释放。

此外,加快融入东部地区发展进程,不断增强中部地区崛起的助动力。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并充满活力,赢得世界范围的广泛赞誉。因此,国际资本看好中国,推动了向中国特别是向东部转移优良资产的进程。中部地区要利用这一好的机遇和条件,全面实现两大地带的全面对接,包括区域联合对接、产业转移对接和发展环境对接。搞好这种对接不失为东部带动中部地区加速发展的一条捷径。当前,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对接方面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势头,有的向京津唐地区对接,有的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对接,这些举措,为中部地区近几年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今后,仍要接轨的广度和深度,为中部地区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和动力。

总之: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在发展目标上是不一样的,我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区域经济战略,主要是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在“梯度”开发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各个区域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方式不断创新,逐步由传统的政府主导下的“对口支援”转向市场体系下的多元化。进一步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尽快走出城镇化发展的滞后期,促进地区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了人与经济、社会、自然的和谐,以及“代际公平”原则。

作者单位: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财政部科研所

参考资料:

1、梁积江《民族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思考》p118,p106.

2、胡鞍钢《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

区域经济分析篇4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空间效应;区域合作;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104-05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优化资金配置和调节、反映、引导经济的作用,金融资源的数量及其配置效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但在一个国家经济体内,经济、金融要素发展水平也多呈现不同的分布态势,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区域金融通过优化地方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调整区域产业结构等内在的影响机制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达到区域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1][2]。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与金融发展差异大的特点由来已久,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是否统一?区域金融不平衡是如何分布?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彼此带动关系是什么?只有弄清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认知我国区域金融现状,了解我国区域金融和经济发展现状,有针对性的研定区域政策。本文在传统的区域金融和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中,纳入长期被忽视的空间因素,使研究结论更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并从空间因素的角度来研究区域金融以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给出相关建议。

一、区域金融的探索性空间分析

区域问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它涉及空间交互作用、空间结构,是许多分支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一个特定的空间区域,存在多种资源和信息错综复杂的联系。研究发现,特定区域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这个区域自身的基础和持续的投入,还依赖于相邻区域的发展状况[3][4],因此,利用传统分析工具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并不具备全面性和可靠性。理论上认为,一个区域单元上的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区域单元上同一属性值是高度相关的,即空间数据具有空间依赖或空间自相关特性[5]。为此本文将研究框架扩展到空间范畴,选择人均存贷量来代表我国各省份金融的发展状况,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工具对我国金融发展现状进行描述。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金融发展的区域性特点,本文采用moran′si指数作为度量各省份金融发展空间相关程度的指标,并计算出2001年、2008年和2013年人均存贷量的moran′si指数值,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各省份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系数值为正且大于0,即表明我国各省份的人均存贷量存在空间依赖性,同时说明我国各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其中,金融发展较好的省份倾向于集聚在一起,并会受到周边地区正向的影响。通过对比三年moran′si指数值可以发现:我国金融发展的区域相关性呈扩大趋势,即我国各省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在逐年加强。图1表现了我国区域金融的这种空间集聚性和区域金融空间相关性的变化趋势。

为了具体体现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关系,本文进一步对金融空间集聚现象进行分析,通过图2表示我国各省份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现象。

由图2可以直观发现我国各省份金融发展情况的空间集聚程度,以2013年为例,发现金融热点省份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比如山东、江苏、上海、北京、天津等,并在空间上形成连片分布的格局,而金融发展滞后区域主要出现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例如新疆、甘肃等省份。由图1和图2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我国各省份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积聚情况,具有高度的空间自相关性;(2)由图2可近一步得到各省份人均存贷象限分布情况,详见表2。

从表2可以发现:一、三象限的省份占比较大,二、四象限较少,在此印证我国各省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在第一象限的省份说明存在“高―高”集聚,这与第一象限内省市的情况相一致,我国东部沿海及周边金融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形成了一个高水平集聚区域,而处在第三象限的省份多为我国西部、西北部和东北地区,这些省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形成了“低―低”集聚的状态。处于二、四象限的省市存在“低―高”集聚或者“高―低”集聚的情况,并且从表2可以看出这些省份自身的金融水平发展并不低,但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导致其容易被周边金融发展水平高的省份所带动(例如河北),或者是被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所包围(例如四川)。随着我国金融的快速发展,江苏和福建从第二象限变为第一象限,这说明其自身金融水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实现了从被金融发达省份带动变成与金融发达省份共同并进的结果。

通过对于区域金融的探索性空间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区域自身和周边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均较高的省份(高―高)呈现出空间集聚分布特征。这些省份主要是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东部沿海和北部中心在内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对周边地区具有金融及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集聚的产生。江浙两省与沪邻接的区位以及三地形成的显著空间集聚,表明上海对江浙金融发展带动作用正在加强。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于周边省份具有极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诸如河北省的快速发展。而河北省的发展又会带动其周边的其他省份的发展,产生辐射带动功能。北京、上海作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佼佼者,促使周边地区产生集聚,带动着周边地区的发展。

2.区域自身和周边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均较低的省区(低―低)呈现出空间集聚分布特征。这些省份主要是新疆、甘肃、贵州等西部和西北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我国西部、西北部地区主要由于自身不具备区位优势,同时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并且与发达省市距离较远,无法形成持续良性互动。同时,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并未形成金融发展集聚中心,内部缺乏带动和示范作用。因此,在各种条件的限制下,“低―低”集聚地区的发展受到阻碍,无法能通过区域间的良性互动促使金融得到快速发展。

3.在图2和表2中均可以发现四川、广东和辽宁三地存在“高―低”聚集现象,成为周边地区金融发展的中心。这种聚集表明,四川、广东和辽宁分别作为西南、东南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好的省份与周围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省份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虽然上述三省有一定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使其金融发展处于本区域内高位,但由于无法得到周边省份的正向带动,导致其金融发展受到局限,与江苏省的发展情况形成了极大反差。

通过前文研究发现,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周围邻近省份的金融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在地域上反应为金融的聚集,诸如北京、上海等。但金融的发展最终要落脚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这种金融集聚是否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是否区域经济发展也存在空间集聚现象?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金融发展的空间关系进行研究,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给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为此本文在第二部分将对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之间的空间联动进行详细分析。

二、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关系的探索性空间分析

(一)现状分析

延续前文的分析范式,本文给出2013年和2001年我国各省份人均GDp象限分布情况,详见表3。

对比表3和表2的局部空间自相关象限分布的结果,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度高达70%以上,说明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的人均存贷和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由图3看省份的空间集聚情况也可形象的判断上述结论。由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聚集性图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金融发达地区,而西部和西北部则是我国经济、金融相对落后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具有趋同性,但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经济机理的内在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

(二)模型建立

本文使用2013年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人均GpD(RJ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且只考虑与金融直接相关的变量,即人均的金融机构存贷总量(RJCD)和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与各地人口数比值(RJCYRY)之间的关系,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模型如下:

RJGDp=?茁1+?茁2RJCD+?茁3RJCYRY+?着t

进行空间分析前,先对空间模型及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由检验结果可以发现Lm(log),RLm(log)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Lm(error),RLm(error)并不显著,为此本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对于模型中权重矩阵的选择,本文基于queen,k-nearest和其他的权重矩阵的构造形式,结果见表5。

从结果我们看到,k-nearest5个邻近的拟合优度较好,本文采用K-nearest5个邻近来构造空间模型的权重矩阵,并采用普通oLS回归及空间回归结果进行对比研究,以此验证空间模型的可靠性,结果见表6。

通过上述对比结果可以发现,空间滞后模型在模型得到解释能力上有所提高,说明空间因素对于研究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之间关系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空间滞后变量(w_GDp)在回归中显著,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同时滞后变量的系数为0.3167676,其值为0.0010674,很好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以上实证结果均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对于本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正向的作用,且作用明显,这也表明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预示着与高经济增长区域相邻的地区将会使本地的经济增长受益,回答了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2.区域金融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就模型oLS的拟合结果来看,R2为0.83,拟合优度好,t值F和值也较为显著,加入空间效应的模型之后,虽然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有所下降,但就其模型的拟合优度来看,空间计量模型的解释能力更强,即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其中相关系数为1719.076,说明人均存贷量每提高一个单位,人均GDp会增加1719.076个单位;金融机构人员与人口的比率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其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GDp减少15354.13个单位。由此本文可以回答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之间的确实存在内在变化关系,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金融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经济发展好的地区,金融的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金融发展较快区域,经济也会高速发展,这与前人研究的结论相同[6]。

三、政策建议

(一)倡导区域合作,加速资源的流动与共享,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

本文研究表明,我国省域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在空间上都具有正向相关性,从空间的发展进程及空间集聚情况发现两者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达的地区会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金融发达省份会带动周边区域金融发展,并且区域金融的发展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特别是逐渐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东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区域带,明显地表现出区域集聚效应。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地区间经济合作,发展集聚经济,实现优势互补,这是我国区域协调、快速发展的重要思路。首先,我们应该加强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各种资源的配置上做到最优化,使经济增长不只在一个小的地方集聚发展,而是扩展到一个大的区域,逐渐使经济的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其次,需要加强产业整合,集合优势来实现规模效应,利用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多产出。这种集合优势和扩散辐射的趋势是经济增长的需要,也是政府在政策规划中应该考虑的重点。最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的不平衡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政策的差异性造成的。政府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有差别、有针对性的经济增长政策。应根据各地产业自身发展情况的客观要求,做好产业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的升级优化,特别的要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逐渐改变东部绝对优势的局面,实现全国统筹下的均衡发展。

(二)大力培育本地的区位优势,致力于缩小区域差异

深入分析经济与金融发展地区差异,承认其客观存在的同时,各地区要利用差异,体现优势区位的带动及示范作用,促进不发达地区得到较快发展。在认识区域存在巨大差异的同时,应认识并重视各省份区域内部存在的差异,尝试从区域内部的情况着手,明确自身发展比较优势,加强各地之间的合作,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区域经济合作政策和措施。传统区位理论倾向于经济因素的研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7],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文化、政策、政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落后地区其除了依靠国家在宏观政策方面的特殊政策外,还应该积极挖掘适合自身发展的支柱和特色产业,寻找区位优势点,积极对接经济金融热点地区,缩小区域差距。

(三)发挥政府在金融发展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

可以看到,中国西北的大片领域整体处于金融发展缓慢、经济增速过缓的状态。中西部地区是缩小差异的重点,因此逐步缩小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对于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是具有决定作用的。要通过国家政策等手段,强力推动落后地区的进步。

1.政府应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发挥其对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政府应进一步推进金融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发挥地方政府对中西部软环境特别是金融政策、金融法规等金融制度性因素建设的作用,发挥其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推动该地区的金融发展,并刺激、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2.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对于有效交易的形成至关重要,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资源的浪费。政府应加快完善欠发达地区信用信息数据库,建立激励与惩罚机制,通过地区诚信建设来形成金融洼地,推动中西部金融发展,进而给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资本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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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hawe.,FinandalDeepeningineconomicdevelopment[m].oxfordUniv.press,1973.

[3]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0[J].金融研究,2002,(10):1-12.

[4]沈坤荣,张成.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7):15-20.

[5]任英华,徐玲,游万海.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及其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10,(5):7-12.

区域经济分析篇5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与迅速普及应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网络经济学也确实带来了经济生活的新气象。一方面是传统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新的经济事实,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重定义。这里将着重分析网络经济环境下对区域经济系统的重新界定及其相关理论模型的试研究。

网络经济环境下的区域经济系统

区域经济作为一个系统,那么对系统的范围界定是系统研究中首先应解决的问题。在以前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多是将区域与一定的空间地理范围相联系的,对一定区域的范围总将之明确界定于一个二维的地理坐标中。“任何区域都是点、线、面不同区位形式结合而成的地理实体,它们均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和客观上存在的范围界限”,“既然每一项经济活动都必须落实在一定的区域上,那么从空间地域的角度来分析、考察经济活动,就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其实,传统的基于地理边界为依据的区域经济系统划分方法是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相联系的。资源流动成本成为影响区域边界划分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工业化之前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活动还是工业化后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中,都存在资源流动成本较大这一区域经济学必须面临的问题。

然而经济系统的边界是随着经济系统本身的不断发展而发展,随着经济活动联系方式的进步而不断延伸的。一方面,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系统理论为研究客观世界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框架。对任何事物进行研究,总可以把被研究的对象同与该对象有联系的其它对象区别开来。可以把被研究的对象叫做一个系统。人们关心的是被研究对象的状态,这与外界环境有关。所谓外界环境,是指与被研究对象有联系的其它因素或对象。外界环境作用于系统的影响叫输入,系统作用于外界的影响叫输出。对区域经济系统来说,随着地区间贸易和地区间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增长,区域经济系统所接受的输入日渐多元化、动态化,同时,对区域经济系统的输出来说,亦是如此。这时,虽然区域经济系统仍然可界定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但是随着其触角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对其范围的界定也将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动态化过程。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出现了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空间,网络经济或信息经济扑面而来。这种基于互联网的新经济形式在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无处不在、无法避免的。此时这种以所谓虚拟化的信息技术空间为基础的网络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将对传统区域经济学边界的划分产生巨大的冲击。因为知识或信息是网络经济的核心,在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空间里,知识或信息这种资源的流动成本可以足够的小(这正是互联网本身魅力之所在),这时对该系统范围的界定就不再以传统生产要素(如土地)的流动成本为主要依据而转向了信息技术空间之本身,新的边界划分依据就更多地转向了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网络技术规则与标准等。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区域边界的模糊化与动态化,因为这种所谓虚拟化的信息技术空间既可以与基于地理的实体空间相重叠,又可以完全游历于地理空间之外,而且,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边界又是随着系统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事实上,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区域经济学的三个理论基石也将蒙受明显的冲击。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网络经济环境下的区域经济系统的界定问题必须建立在以下原则基础上:(1)区域经济的界定应该与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相符合。(2)在网络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区域经济的边界将呈现动态化、模糊化的趋势。(3)在一定的阶段里,区域经济的边界将从原来一元的地理边界演变为地理、语言、文化、网络技术规则与标准等等多元要素所决定的边界。

对区域经济系统的数学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网络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区域经济的边界将呈现动态化、模糊化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考虑用模糊数学的方法来建立网络经济环境下区域经济的系统模型。

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对于被研究的系统来说,人们关心的是其状态,这与外界环境有关。所谓外界环境,是指与被研究对象有联系的其它因素或对象。外界环境作用于系统的影响叫输入,系统作用于外界的影响叫输出。一些小的系统可以耦合成一个大系统,一个复杂系统也可以分解为一些小的系统,或叫子系统。对一个大系统来说,构成它的各个小系统之间的输出、输入可以是其本身状态的内容。模糊系统是由模糊现象引起的不确定性系统。一般来说,模糊系统也是复杂过程的一种近似表示方法,该过程本身可能不一定是模糊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与演化正是符合这一特征。目前,对模糊系统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形式化的,既将模糊系统看作是非确定性系统的推广。另一种是模糊系统的语言方法,即认为模糊系统是模糊逻辑命题的一种语言描述。这里,我们用第一种方法,先从对确定性系统和非确定性体统的描述开始。

确定性系统

确定性系统可以表示为:

t={X,U,Y,α,β}

其中X――状态空间(状态集,x∈X是系统状态空间的一个点);

U――输入空间(输入集);

Y――输出空间(输出集);

α――状态转移函数(动态映射),在确定性系统中,一定的输入作用在一定的状态上便产生一个确定的新状态,它表现为如下的映射:

α:X×UX

Xt+1=α(Xt,Ut)

β――输出函数(输出映射),在确定性系统中,一定的状态决定一定的输出,它表现为如下的映射:

β:XY

Yt=β(Xt)

非确定性系统

相应地非确定性系统可以同样地表示为:t={X,U,Y,α,β}

不过,此时

α:X×Up(X);(p(X)表示X的一切子集的集合)

Xt+1∈α(Xt,Ut)

如前所述,所谓系统是非确定性的是指对于某一个状态Xt,下一个状态Xt+1不能由Xt和Ut唯一地决定。因此,该定义意味着下一个状态Xt+1含于X上的子集α(Xt,Ut)。

对输出来说,也是如此:

β:Xp(Y);(p(Y)表示Y的一切子集的集合)

Yt∈β(xt)

确定性系统和非确定性系统图示:

模糊系统

虽然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与变迁过程本身并不是模糊的,但是随着地区间贸易、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当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网络经济的环境下,区域经济系统呈现出了复杂的动态化、模糊化的趋势,而且此时该系统的不确定性不仅有因果率破损造成的客观不确定性,而且有网络经济环境下明显的主观不确定性特征。因此,模糊系统的数学模型可以作为网络经济环境下对区域经济系统描述的数学模型之一。其形式如下:

a={X,U,Y;F,G}

其中:F:X×UF(X);模糊动态映射

G:X×UF(Y);模糊输出函数

用通常系统理论的方法,状态方程可写为:

Xt+1=F(Xt,Ut)

Ut∈F(U),Xt,Xt+1∈F(X)

其中Xt,Xt+1为时刻t,t+1的模糊状态,Ut为时刻t的模糊输入。同样输出方程为:Yt=G(xt)

Xt∈F(X),Yt∈F(Y)

其中Yt为t时刻的模糊输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通常的系统中Xt,Ut,Yt是不同的向量,在模糊系统中则各为X,U,Y上的模糊集合。

有记忆的模糊系统

对于一个模糊系统,它在t时刻的输出Yt,及下一时刻的状态Xt+1,不仅倚赖于当时的输入Ut,也倚赖于当时的状态Xt,则称此系统为有记忆的模糊系统。

当时刻t的输入Ut及状态Xt均非模糊时,有记忆的模糊系统可以用如下的状态方程表示其特征:

其中Xt+1=F(Xt,Ut)

Yt=G(Xt,Ut)

F:F(X×U)F(X)

G:F(X×U)F(Y)

当t时刻的状态为模糊时,上面表示有记忆模糊系统特征的状态方程可简单表示为:

Xt+1=F0(Xt,Ut)

Yt=G0(Xt,Ut)

当t时刻的状态为模糊、输入也是模糊的时候,其状态方程可简单表示为:

Xt+1=F00(Xt,Ut)

Yt=G00(Xt,Ut)

上面对网络经济环境下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与演变分析,可以看出网络经济环境下的区域经济系统属于有记忆的模糊系统,因此,上面的几种模型分析对网络经济环境下的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分析都是有用的。

分解定理与网络经济环境下的区域经济系统

设模糊子集为a,论域U上的全体模糊子集所构成的类为F(U),则分解定理可描述为:设a∈F(U),则对u∈U,

有μa(u)=∨[λ∧Xaλ(u)]

其中:

μa(u)为隶属函数,Xaλ为aλ的特征函数。

分解定理可简单表达为:a=∪λaλ

λaλ是模糊子集,其隶属函数是:

λ当μ∈aλ

0当μ∈aλ

分解定理的直观图解

分解定理是联系普通集和模糊集的桥梁,通过它可以把模糊集论中的问题转化为普通集论中的问题。区域经济系统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其输出、输入以及系统状态本身都变得动态化、模糊化了。通过对分解定理的论述,可以看出,对网络经济环境下的区域经济系统的输出、输入以及系统状态的研究,可以用λ截集的方法将之明确化起来。这就为网络经济环境下对区域经济系统研究,系统分析(诸如将之分为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科技子系统、文化子系统、网络子系统等)提供了理论基础。

随着地区间贸易、直接投资、间接投资等地区间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的发展与运用,尤其是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不仅使传统经济学不断面临着新的经济现象,而且传统经济学的许多研究对象也在经历者演化与变迁。对网络经济环境下的区域经济系统本身来说,亦是如此。模糊系统理论的引入,将对日益动态化、模糊化的区域经济系统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同时,模糊数学中成熟的分解定理的引入又为我们深入、具体分析该系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参考资料:

1.孙健,网络经济学导论,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年10月,28-29

2.张慧霞,区域经济研究应重视的几个问题,经济问题,2000,(3):10-11

3.付晓东,对区域经济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经济地理,2000,20(1):31-32

4.(美)爱德加・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8

5.miller,RogerLeroy.economicstoday.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1998,345-346

6.StephenJ.Kobrin.territorialityandthegovernanceofcyberspace.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2001,(4):687-704

7.(日)浅居喜代治著、赵汝怀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9月,73-75

区域经济分析篇6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单因素协方差分析协变量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响应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方面先行一步,经济建设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江苏省的经济总量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茅,在国内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综合实力也不断增强。然而,在江苏省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江苏省的区域经济并没有得到共同与协调发展。长期以来,苏南、苏中、苏北的区域经济差异就一直存在,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倍受学术界、政府和广大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不同区域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历史发展基础等众多方面存在差异,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是必然的。区域经济差异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区域经济中的差异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大小国、发展中及发达国家都存在。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与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各个区域经济主体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差异,便没有绝对优势或者相对优势,从而也就无所谓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其次,区际差异对于落后区域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差异的存在迫使落后区域向发达区域看齐,千方百计地加快落后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整个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适当的区域经济差异有利于形成一种区域之间你争我赶的和谐局面,最终推动整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高效地发展。但区域经济差异过大又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例如,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会使资金、人口、技术等不断向发达区域集中,造成这些地方的城市不断膨胀、基础设施不堪重负、环境污染加剧、社会治安问题恶化、城市贫困人口增多,对欠发达区域而言,造成它们发展所需的资金流失,特别是有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的人口大量迁往发达区域,从而使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缓慢、衰退或停滞。因此,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列为“十一五规划”六大重点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既保证江苏宏观经济快速发展,又使得省内区域经济得到协调发展是江苏“十一五”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江苏省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因此,本文研究江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对于缩小江苏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全省经济整体水平及“两个率先”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有重大意义。

由于江苏省近期还处于主要由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故研究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时,就不应忽略其投资差距,这样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差距大小。为了方便说明问题,下文中仅考虑带有一个协变量的单因素协方差分析的应用。

二、理论方法

1.协方差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t个总体的试验指标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通常采用方差分析法。如果试验指标会受一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这时仍采用方差分析法,可能得到的结论会不准确。为了提高试验的准确度和精确度,必须是所有试验单元或区组内的试验单元的试验条件一致。如果试验指标为y,而影响不一致的因素x可以测量,则叫x协变量,显然x影响了试验单元的均匀性,从而影响了y的真实效应,使用方差分析得不到真实的结论。而协方差分析是将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结合起来,用于检验两个或多个修正均数间有无差别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它将排除协变量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从而更加准确地对试验指标进行评价。例如,研究某种药物对病症的治疗效果时,应该考虑到患者自身的身体状况(如体质、心态等)难以控制的因素,否则得到的结论就可能不真实。

2.一个协变量的单因素协方差分析

(1)模型设计

一个协变量的单因素的模型为:

(1)

其中是在单因素的第个处理或水平下取得的第个观测值,是协变量在第个处理上的第个观测值,μ是一般平均值,是第个处理的效应,β是线性回归系数,εi随机误差项,服从iiD(0,σ2)。

(2)应用协方差分析的主要前提条件

①理论上要求各组资料(样本)均来自方差相同的正态总体,各观察变量相互独立,通常对于正态分布的要求不太严格。

②各组试验指标(因变量)与协变量存在线性关系,且各条回归直线的系数(斜率)相等,都不为0。如果各条直线的斜率不同,则调整后的试验指标的均值将高度依赖于调整时所选用的协变量的水平。

(3)协方差分析的基本步骤

①检验应用条件是否满足;

②计算总平方和及协方和

③计算处理(组间)的平方和及协方和

④组内平方和及协方和

⑤构造F值:

⑥如果F显著,说明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接着可进行多重比较。

注意,协方差分析是利用回归关系把协变量x化为相等后再进行各组y的修正均数间比较的假设检验。

三、实证分析

本文用人均GDp(y)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作为协变量。将苏南、苏中、苏北看作是三个不同处理,分别收集2002年~2005年的三大区域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看作是重复试验,重复4次,得到数据如表1。

表1有关原始数据单位:元

数据来源:2003年~2006年《江苏统计年鉴》.

1.基本假设检验

由于方差分析对于正态性的要求不太严格,且表1中的数据基本满足独立性,故主要检验方差齐性是否满足。经Levene’s检验,得到Levene统计值为5.4,其伴随概率p=0.02。可见,在显著水平α=0.01上,试验指标数据满足方差齐性。从图1中看出,y与x明显呈线性关系,高度正相关,且三条直线的斜率基本相同。

图1

以上分析表明本资料满足协方差分析的基本条件,故可对本资料进行协方差分析。

2.协方差分析

首先,不考虑协变量的影响,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

表2方差分析总结表

表2中F值远远大于临界值,因此可认为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且进一步采用SnK法进行多重比较,发现在α=0.05的显著水平下,苏南与苏中、苏北均有显著差异,苏中与苏北地区差异不显著。

由于方差分析未考虑到协变量的影响,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更真实性,应进行协方差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表3中也得出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且F值比方差分析中的F值大得多。采用SnK法进行多重比较,发现即使在=0.001的显著水平下,苏南、苏北、苏中之间相互也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异显著性依次降低:苏南与苏北、苏中与苏北、苏南与苏中。

表3协方差分析表

我们可以对消除协变量影响前后的各组y的均值比较,调整公式为,结果如表4。

表4均指比较单位:元

综上所分析,近4年来江苏三大区域间经济发展(消除了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如未调整前的差距那么大,这是因为各区域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水平存在差异,可见协方差分析结果更符合实际。从表4中也可看出:如果苏中、苏北的固定资本投入与苏南相同,则经济发展会比现实水平要高;现阶段,江苏经济发展还主要依赖于资本拉动;由于苏南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优于苏中、更优于苏北,故消除了物质资本的影响外,苏中、苏北的发展仍不及苏南。

四、总结

区域经济分析篇7

内容摘要: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两种经验分析表明,就全国而言,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人力资本的不同投资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而人力资本中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对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或分异)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相同的。

关键词: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增长趋同

在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或分异的原因时,人力资本的作用受到多数学者的重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人力资本对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人力资本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是产生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的问题,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成果对人力资本的衡量存在指标选择上的明显不足。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多数学者都只选择了某一个或者某个方面的指标来衡量区域的人力资本。如沈坤荣和马俊采用在校大学生的人数来反映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目前现有研究基本上是偏重于分析人力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作用,相对忽视了人力资本流量的作用。这样就很难回答究竟人力资本的哪些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有促进作用。本文将尝试从这一方面展开研究。

研究方法

(一)人力资本测算方法

作为一种资本形式,人力资本包括了个人的技能、学识和健康,具体体现在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上。因此,本文设计了人力资本的流量和存量两大类指标。前者用于考察某时点人力资本的流量,即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作用;后者用于考察人力资本的存量,即人力资本的现状对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影响。在现有文献中,多数测度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指标都是选用存量指标,本文引入流量指标联合测度人力资本,较全面的构建了人力资本的测度框架。本文无论是对人力资本的流量还是存量,都从教育与健康两个方面,选择可以获得的具体数据进行测度。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二)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实证分析模型

本文采用在条件趋同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变量的方法来分析人力资本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作用。参照已有研究工作的做法,本文分别考虑了时间和空间的异质性,拟用截面数据进行考虑时间异质性的条件趋同研究,采用面板数据进行考虑空间异质性的条件趋同研究。具体地,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模型如下:

使用截面数据进行条件趋同分析时,本文采用Barro和Sala-i-martin所提出的经典趋同模型(绝对趋同),并在其中加入人力资本变量,见回归方程(1)。

(1/t)log(yit/yi,t-t)

=α-λlog(yi,t-t)+ΦXit+eit(1)

其中,yit为i区域在t时的相对人均GDp,t为所考察时段的长度,α为常数项,λ为趋同系数,eit为误差项;Xit代表上文提到的人力资本测度指标,这里每一个指标均表示i省区在时段t间的均值,Φ为其系数矩阵。λ值为正,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发生了条件趋同,反之,则没有发生条件趋同。

使用面板数据进行条件趋同分析时,本文采用Dowrick和Rogers提出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相关指标,见回归方程(2)。

zit=αi-λlogy0it+ΦXit+eit(2)

其中,zit为i区域在时段t的相对人均GDp平均增长率的对数值,logy0it为i省区在时段t初期相对人均GDp的对数值,Xit为i省区在时段t相关人力资本指标的均值,αi为i省区的截距项。本文以五年作为一个时间间隔,共分6个时段来处理数据,可以避免序列相关问题。

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分析所使用的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1981-2008年间的人均GDp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9)。重庆市因成立时间短,将其合并在四川省里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

(一)截面数据分析结果

在运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时,本文考虑了时间异质性,具体是根据过去的研究成果选取1993年作为转折点。这样,本文的分析包括1981-1993年和1993-2008年2个时段。为了考察各人力资本指标对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作用,本文采用将表1中的各人力资本指标按照流量和存量的分类逐个或逐组引入回归方程(1)。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1981-1993年,人力资本流量指标对区域经济的增长过程没有显著作用,人力资本存量指标的作用则相对比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当引入存量指标中的健康指标pD和pS时,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分异的趋势;在1993-2008年,人力资本流量指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增强,同时,在健康指标(pDR、pSR、pD、pS)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增长均出现了显著的分异。对比两个时期的分析结果还可以发现,在校中学生数(pm)对经济增长起始终正向促进作用,而在校大学生数却反向影响经济增长。这说明,从调控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看,现阶段中国的教育更应该致力于普及基础教育和提高各地区基础教育的质量。

(二)面板数据分析结果

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和空间异质性的特征,本文沿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使用的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把大陆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组区域。按照截面数据分析中模型的建立原则,运用回归方程(2),建立模型1-3,分别对3组区域1981-2008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对于东部地区来说,模型1中λ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在教育指标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显著因素,而健康指标对于趋同的作用似乎并不显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pU和pm尤其是pU对经济增长始终产生显著的正向推进作用,而pp的增长方向却始终显著的与经济增长方向相反。这就说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初等教育的作用似乎并不明显。对于健康指标而言,每万人的医生状况(pDR、pD)与经济增长的方向始终显著负相关,而医疗设施状况(pSR、pS)与经济增长是呈同向变动关系。说明在东部地区,应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医务人员的配备处于相对充足的状况。对于中部地区来说,人力资本变量的引入并没有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出现显著的趋同或趋异的态势,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也较低,说明单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并不足以解释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要考虑更广泛的影响因素。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所构建的三个模型均显示出显著的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态势,说明人力资本禀赋是解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人力资本差异后西部地区出现多重均衡。此外,模型1显示,在校大学生数(pU)和在校小学生数(pp)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负,说明对这两类教育的投资与经济增长是呈反方向的变动关系,而对中学教育的投资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模型2、3显示,西部地区每万人的医生状况(pDR、pD)始终是同经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而医疗设施状况(pSR、pS)与经济增长率是显著负相关,表明在西部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重心应放在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和数量上。

就全国而言,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人力资本的不同投资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0多年里,医疗机构的建设和初等教育的普及对区域经济增长起显著促进作用;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增加医务人员的数量和提高其素质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显得更为重要。

教育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或分异)所产生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对于东部地区,教育指标的作用导致了显著的条件趋同,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所起的正向推进作用要明显优于中、低级教育,进而出现了东部地区内部各省份间的趋同。对于中部地区,教育投资的差别没有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出现显著的趋同或趋异的态势。对于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是解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趋同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在发展教育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发达地区应侧重于发展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应把重心放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普及上。同样,人力资本的健康投资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趋同(或分异)的作用也是有差异的。东部地区应该重视增加医疗机构的数量,而中西部地区则需要扩大医务人员的规模。

参考文献:

1.沈坤荣,马俊.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经济研究,2002.1

2.Yang,Dennistao.whathasCausedRegionalinequalityinChina?.ChinaeconomicReview,2002

区域经济分析篇8

关键词:河南;因子分析法;指标体系;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165-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引起了我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对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区域经济差异的界定,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区域经济差异是指一定时期内全国各区域之间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非均等化现象。”(覃成林)河南省作为中国中部的重要省份,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在中国处于中等水平。在河南省内部,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区位交通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国家政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异。本文根据河南省18个地级市2005年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河南省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关于地区差距的文献回顾

地区经济差距普遍存在,影响因素很多,有资源禀赋差异、历史的偶然因素、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交通区位因素以及基础设施、教育资源、人力资本、科技进步等等原因。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区域之间的发展和差异性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一)增长极理论(Growingpolar)。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perroux)首先提出了增长极概念。他认为,增长并不是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1966年,J.布代维尔(J.Boudeville)把增长极同极化空间、同城镇联系起来,就使增长极有了确定的地理位置,即增长极的“极”,位于城镇或其附近的中心区域。总之,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

(二)循环累积因果理论(cumulativecausationmodel)(冈纳・缪尔达尔,1957年)。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差异。”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的,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和既得优势,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hman)也提出了类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三)倒“U”型学说。倒“U”型学说是指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之间呈现的倒U型曲线。这一观点是威廉姆森于1965年发表论述经济增长与区域收益差异的著名论文《区域不平衡与国家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他指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成长的差异将会扩大,则倾向不平衡增长。之后随着经济增长,区域间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当达到发展成熟阶段,区域间成长差异将渐趋缩小,则倾向均衡增长。

(四)中心――论。20世纪60年代初,J.弗里德曼(JohnFriedman)借用熊彼特关于发展是有创新推动的观点,将创新变革的主要中心成为“中心区”,特定空间系统内其他地区成为“区”。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

(五)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区域经济学者把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二、河南省区域经济指标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省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62.92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2464.09亿元,增长了近80倍。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河南省内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明显。为了全面系统地分析考察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本文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该省18个省辖市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各个城市在全省的排名。

(一)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建立了由10个指标组成的区域经济评价的指标体系(见表1)。

(二)因子分析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1)建立关于指标体系的原始矩阵Z;(2)原始数据标准化,得到标准化矩阵X;(3)计算Z或者X得相关系数矩阵R;(4)求矩阵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则根据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一般取值在85%以上)确定因子个数;(5)计算特征向量和初始因子载荷矩阵a;(6)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a进行旋转,一般采用方差极大(VaRimaX)旋转,得到旋转后的主因子解B;(7)构造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因子得分;(8)根据主因子和综合因子得分情况,给出相应的评价。

(三)实证分析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以2005年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10项评价指标数据作为原始数据。依据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步骤,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分析。计算出的特征值和贡献率以及累积贡献率(见表2)。

由表2可知,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大于1的2个主成分,其特征值分别为7.389、1.385,累积贡献率达到87.386%,用它们可共同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87.386%。在因子分析的过程中,一般只提取累积贡献率大于等于85%的少数几个主成分,就可代表原来多个指标的绝大多数信息进行综合评价。因而这两个主成分所代表的信息量已能充分地解释并提供原始数据所能表达的信息。由于在未经旋转的载荷矩阵中所选取的2个主成分在每个指标上都有大体相同的载荷,无法区分主成分的代表性。所以,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得到旋转后的载荷矩阵如下(见表3)。

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见,第一主因子在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大中型工业企业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指出总额、每万人拥有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人)上具有很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从各指标的经济含义可知它们反映了经济发展状况及条件,可将其定义为基础条件因子。第二主因子则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每万人拥有病床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具有很高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定义为社会发展因子。

以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各城市的综合测评得分,其中X1的权重为0.51047,X2的权重为0.36689,最后得到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因子评分及排序,即综合得分∑m=0.51047X1+0.36689X2。

(四)数据结果分析

河南省城市的整体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根据因子分析法得出的结论看到省会郑州市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全省人、财、物优势,在基础条件因子和社会发展因子中得分均处于全省的最高水平,因此,郑州市的因子总得分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市,将近是位于第二的洛阳市的三倍。作为地处内陆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我国的老工业基地的洛阳,因子总得分居于郑州之次,发展比较均衡。处于中等发达城市的焦作、南阳、安阳、平顶山、许昌、三门峡、济源、濮阳、漯河,这九个城市总体得分居中,但两主成分因子得分差距明显,影响了城市发展的总体水平。商丘、开封、鹤壁、信阳、周口和驻马店属于欠发达地区,其各因子的得分都较低,城市各方面的发展水平都偏低。

从河南省城市发展的整体态势来看,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落后,很不平衡。郑州、洛阳两城市距离较近,发展水平相当,处于河南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而发展的态势会继续保持良好,领先的优势进一步扩大,成为河南省城市发展的第一集团。

三、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因素分析及政策措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河南省各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纵观历史的发展,本文认为,河南省经济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及历史积淀。

由于经济增长的惯性原理和生产力布局的地理惰性,在没有巨大外力摧毁作用下,一般会沿着既定方向发展而不偏离轨道。郑州和洛阳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是其在整个省内经济居首的重要原因。自身条件良好的地区具有吸引新的经济活动积聚的功能,能够自发的增强自身实力,促进自我发展,进一步引起新的积聚。相反,基础较差的地区,由于缺乏资金、技术积累,不具备经济起飞的能力,对区内企业产生离心力,更不具备吸引区外企业的可能性。因此,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发展必然比基础较差的地区要快,区域差异必将逐渐拉大。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固然要靠自身的努力,但与偶然的历史因素也有重要关联。一项重大项目或经济活动的展开,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会改变区域的实力对比,影响区域差异。比如济源市由于小浪底工程的实施,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依托小浪底工程及有利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大力发展旅游业,抓住机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由原来的县级行政单位提升为现在的省辖市。

区域差异的扩大会严重制约全省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为加快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可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加速城市化进程,增强中等发达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只有城市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区域经济发展才会有不竭的动力源泉。经济的增长会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会加速经济的增长。

第二,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特别是持续连片的贫困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是制约河南省落后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在落后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兴建铁路、高速公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第三,适度的政策倾斜,尤其是教育、科技政策向全省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倾斜。加大教育投资,提高人口素质,理顺用人机制,引导人力资源流向,防范人才流失,为落后地区发展存储人力资源。同时,采取措施为当地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给投资者予以税收优惠等。

第四,利用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机会,实现资本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鼓励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加强地区经济关系的整合,推动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的一体化。

参考文献:

[1]G.myrdal.economictheoryandUnderdevelopedRegions,London:Duckworth,1957.

[2]河南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3]廖为鲲,蔡国梁,涂文桃.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城市经济发展评价[J].统计与决策,2005,(12):52.

区域经济分析篇9

关键词:指标体系因子分析法区域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省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66.37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6560.07亿元,增长了近100倍。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福建省内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明显。为了全面系统地分析考察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本文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该省8个省辖市和一个计划单列市(厦门)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各个城市在全省的排名。

一、区域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设计区域经济指标体系的原则

1.目的性原则

根据研究的目的选择指标,在区域经济指标体系中,在确定单项指标时,都应考虑此项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据它所反映的某一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征,确定该指标的名称、涵义和口径范围。如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时,不能仅停留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或缩小的研究上,更不能采用反映区域经济某一侧面的指标来反映地区经济总体水平不同侧面的指标体系。

2.科学性原则

依据一定目的设计经济指标并确定其名称、涵义和口径范围等,即对指标名称的质的规定,在理论上必须有科学根据,在实践上必须可行而有实效,这样才能用来搜索资料并予以数量表现,而后据以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应用。

3.联系性原则

要研究和认识经济现象并进而对经济进行有效管理,就要应用经济指标体系。而在经济指标体系中的各个具体指标之间,在其涵义、口径范围、计算方法、计算时间和空间范围等方面都必须是相互衔接而有关联的,这样才能综合而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

4.统一性原则

是指同一经济指标的涵义、口径范围、计算方法、计算时间和空间范围等都必须是统一的。

5.可行性和可比性原则

在目的性一定的前提下,要求经济指标具有科学性、联系性和统一性,都是为了具有可比性和可行性,因为只有可比的经济指标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资料。在比较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时,涉及面极其广泛,需要有庞大的不同侧面的统计数据支持。但是,有些指标在现实统计资料中难以收集到或根本没有。这样就只能通过公开出版的各种年鉴,利用能够收集到的有关数据资料建立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指标体系。由于涉及到的区域范围大小不一,在区域之间进行比较时,除指标的口径必须一致外,常采用相对数、比例数、指数和平均数等进行比较,这样才具有可比性。

采用指标体系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仍有局限性,但毕竟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测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区域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据上述原则,本文选取下列4大方面15项经济指标,构建了区域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1.综合经济:包括地区生产总值(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第三产业产值(X1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总额(X1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X15)。

2.财政金融:包括地方财政收入(X3)、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X12)、金融系统年末贷款余额(X11)。

3.对外开放:包括外贸进出口总额(X5)、实际利用外资额(X6)、国际旅游外汇收入(X14)。

4.生活水平: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8)、农民人均纯收入(X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7)。

二、因子分析过程

(一)因子分析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1.建立关于指标体系的原始矩阵Z;2.原始数据标准化,得到标准化矩阵X;3.计算Z或者X得相关系数矩阵R;4.解特征方程―R-λe―=0,计算相关矩阵的特征值λi,若λ1≥λ2≥…≥λm≥0,则根据方差累计贡献率(一般取值在85%以上)确定因子个数p;5.计算特征向量和初始因子载荷矩阵a;6.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a进行旋转,一般采用方差极大(VaRimaX)旋转,得到旋转后的主因子解B;7.构造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因子得分;8.根据主因子和综合因子得分情况,给出相应的评价。

(二)对照上面列出的指标体系,选取2004年福建省各城市对应指标的数据,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2005)》

借助SpSS10.0,根据上述因子分析法的步骤进行因子分析,过程如下:

1.将指标数据标准化,并求出各指标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可知相关系数矩阵中大部分相关系数都很大,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

2.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选取公共因子(也称为主因子)。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本文选取二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5.469%,代表了大部分信息,可以充分反映9个地区区域经济的评价信息(各主因子的对应特征根及方差贡献率见表1)。

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因子载荷矩阵。为了便于对主因子解释,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对主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经过旋转后,得到主因子正交旋转载荷矩阵。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见,第一主因子在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三产业产值、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金融系统年末贷款余额上具有很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从各指标的经济含义可知它们反映了经济发展状况及条件,可将其定义为基础条件因子。第二主因子则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总额、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方面具有很高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以上几个指标可以大致反映一个地区地方外汇收入、居民收入及企业收入状况,可将其定义为收入因子。

4.以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各城市的综合测评得分,其中F1的权重为0.51299,F2的权重为0.44170,最后得到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因子评分及排序。

三、数据结果的定性分析

从主因子得分的排名看,由于福州在地方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金融系统年末贷款余额上名列第一,而泉州在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上名列第一,因此它们在第一主因子上的排名靠前。厦门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总额、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方面名列第一,泉州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名列第一,因此他们在第二主因子上排名靠前。

从综合分值排名看,福建省9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呈不均衡发展态势,排名首位的福州分值0.999836,末位的宁德分值-0.58771,极差达1.587546。福州、厦门、泉州分列前三位,他们均位于本省平均水平之上,处于第一层级。这些地方自然环境好,基础设施较完善,交通发达,在各项指标中均居前三位。其发展条件又各具特色,福州市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全省人、财、物优势;厦门则依赖其优美的环境和优良的港口吸引海内外投资和贸易,发展本地经济;泉州则利用其侨乡众多,民营经济发达,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漳州、三明、莆田、龙岩、南平分列4至8位,处于第二层级。这些地方除漳州外,彼此差距不大,均由于自然环境较差,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虽在某些方面有较好的条件,但总体得分与福州、厦门、泉州差距明显。宁德列第9位,处于第三层级,其分值仅及福州、厦门、泉州的三分之一左右。还可以看出,综合分值与主因子1的排名大体一致,其原因在于主因子1方差贡献率达到84.121%,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总体情况,但厦门与宁德差异较大,事实上,由于这里反映的是9地市所辖区内总体情况,福州辖区内有福清、长乐,泉州辖区内有晋江、石狮等经济发达城镇,而厦门则没有,因此其基础条件分值较低也在情理之中。

四、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政策措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各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各地区由于发展条件不一,地区差距、城乡差别依然明显。而区域差异的扩大会严重制约全省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为加快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可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一)积极利用财政杠杆,完善均衡政策体系。福建省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单纯依靠9地市市辖区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兼顾城乡,注重省内各区域协调发展,才能顺利达到这一宏伟目标。因此,政府应对省内落后地区实行较低的税制,培养财政积累能力,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缓解这些地区的资本短缺。

(二)利用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机会,实现资本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鼓励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加强地区经济关系的整合,推动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的一体化。

(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是制约福建省落后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在落后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兴建铁路、高速公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四)在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应注意物质投入,更要加大教育投资,提高人口素质,理顺用人机制,引导人力资源流向,防范人才流失,为落后地区发展存储人力资源。同时采取措施为当地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给投资者予以税收优惠等。

[参考文献]

[1]福建统计年鉴(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区域经济分析篇10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021-03

引言

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范围内,以县城和乡镇为依托,以县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经济的整体发展基本依靠于本地农业,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作为基础,同时包含其他各种经济成分的一种区域性经济[1]。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国民生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并大力发展。分析县域经济差异对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区域经济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也是区域发展理论构成的核心之一。分析和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对于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保持社会的稳定、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具有重大的意义[2]。

一、区域概况、研究方法

(一)区域概况

宁德位于福建省东北翼沿海、福建闽东地区,东临东海,与台湾隔海相望,西邻南平,南接省会福州市,北接浙江,是福建离“长三角”和日本、韩国最近的中心城市。土地面积1.34万平方公里。宁德市下辖蕉城区、福安市、福鼎市、古田县、霞浦县、周宁县、寿宁县、屏南县、柘荣县九个县及县级市组成,截至2013年10月,全市户籍人口340.03万人。宁德市经济总量从2005年到2014年经济发展迅速,2005年的GDp总量从309.04亿元到2014年GDp总量1238.72亿元,年增长率为16.77%;从人均来看2005年人均GDp10166元到2014年人均GDp43617元,增长了33451元。

依照行政区划宁德市分为蕉城区、福安市、福鼎市、古田县、霞浦县、周宁县、寿宁县、屏南县、柘荣县九县市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极差分析法

极差是指一组测量值内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又称范围误差或全距,以R表示。它是标志值变动的最大范围,它是测定标志变动的最简单的指标。公式为R=Ymax-Ymin,其中Ymax为9个县市中GDp最高者,Ymin为9个县市最低者。

2.泰尔指数

为了体现宁德市各县市具体差异指数,采用泰尔指数进行分析。泰尔指数是一种已被广泛应用的不平衡系数,该系数满足达尔顿庇古转移原理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3]。公式为t=∑(gi/G)xlog[(gi/G)/(pi/p)];其中gi为第i个子区域的GDp值,pi为第i个子区域的人口值,G为区域总GDp,p为区域总人口数。

3.变异系数

变异(差)系数的计算式为:

二、宁德市区域经济差异分析

(一)极差分析

从图中可以看出,宁德地区各产业都在不断发展,各级产业和总量的绝对指标十年来都保持着增长态势。其中第一产业差异的增长相对较缓,评价每年绝对指标增长为13.02%;也可看出2005—2010年前极差变化相对平缓,极差增长率为4.89%,但从2011—2014年极差增长率23.88%;2011年起落实贯彻《宁德市“十二五”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规划》,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带,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化体系等一系列政策实现了第一产业在宁德各县市的快速发展。第二产业极差变化最大,从2005年的28.74亿元到2014年的169.74亿元,两者相差5.91倍;从2011年起变化明显增强,且第二产业对于地区GDp的发展贡献率最突出,第二产业在地区GDp的占有率从2005年35.33%上升到2014年50.66%,第二产业差异的迅速拉大是导致宁德地区差异扩大化的主要因素。第三产业的极差变化呈平稳的增长态势,每年绝对指标增长率为13.65%。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05.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41.6%,其中工业投资增长42.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51.9%[4]。对第一产业投资增长虽大于其他产业,但农业本身GDp基数小难以充分体现其在地区GDp中的作用。

(二)变异系数分析

以人均GDp为计算重点的变异系数测算结果显示,在2005—2007年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但2009—2014年变异系数呈显著的增长趋势,从2009的0.211428到2014年的0.293126每年的增长率在6.82%左右。这表明,近年来随着GDp的快速增长,人均GDp也不断增长,差距也不断拉大;进一步分析得出以工业为主导的县市快速发展导致与一般性县域差距急速拉大,人均GDp差距从2005年的2.09倍到2014的6.14倍。

(三)泰尔指数分析

以宁德市9个县市人口和GDp分别占宁德市总人口和当年全市GDp的份额为对象求出了宁德市从2005到2014年的泰尔指数(见上表);可以看出2005—2014年,宁德市9县市的区域经济差异呈不断增长趋势。2005年宁德市的泰尔指数为0.008816,2014年的泰尔指数为0.016587是2005年的1.88倍,其中2011年到2012年增长迅速从0.012427增长到0.014439,增长率达到16.2%。进一步分析发现有两个阶段的泰尔指数呈现下降趋势,2005-2006年从0.008816降到0.0080082,增长率为-9.17%;2008—2009年从0.010282降到0.009869,增长率为-4.02%,可见2005年宁德市经济战略的调整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宁德来说使各县市的经济差异减小。但总体来说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是明显的,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7.67%。

三、政策建议

一个地区在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先逐步扩大再逐步缩小的过程,即由非均衡发展逐步变为相对均衡发展[5]。须清晰的认识到当前存在的客观事实,区域经济差异对地区发展有一定的好处,但应当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提出政策建议,促进宁德地区县域经济健康合理增长。

(一)突出重点,培育县域增长极

县城是县域工业化、城镇化的主要载体,是农村城镇化最有发展潜力的区位,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6]。宁德市地理位置优越,各县市发展不一,形成了以福安为代表的工业增长区,以霞浦为代表的农业增长区;宁德市应根据福建省总体的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科学、合理的产业定位。建议形成以福安为依托的第二产业增长极,促进自身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其他各县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加强对福安、福鼎等地的政策扶持,积极引进外资,承接第二产业转移,积极发展工业;巩固和突出福安机电产业优势,延长上、下游产业链,辐散到周边区域。

宁德市环境保护良好,污染较低,积极推动以霞浦渔业为代表的农业发展。继续保持和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同时,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推进农产品质量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积极开拓市场,延长产业链,发展现代农业,形成以高特优农产品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增长极,吸收返乡农民工,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促进农业产业平稳增长。

(二)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积极性

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部署,资源是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县域经济发展的资源除了自然资源外还包括资金、技术、信息、人力等社会资源。优化财政投入,增强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大对山区县市的支持力度,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福安、福鼎高速发展的第二产业需要继续保持和鼓励,加大政策扶持,进一步简政放权,激活企业活力,打造第二产业结构升级版。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宁德市独特的自然资源,引导鼓励农业技术、民间资本、信息等向农业领域转移,从而增强农业强县发展的积极性,早日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实现农业产业高速健康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充分调动各县市的内在发展潜力,制定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当地、返乡人员把握时代契机,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予以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支持。适当提高地方最低工资标准,促进消费,以消费带发展。完善信息基础建设,融入“互联网+”的新浪潮,建立现代化信息传输网络,实现“数字宁德”网络管理目标[7]。让公众充分感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发挥主观能动性建设区域经济。

(三)发展县域特色产业

依靠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采取适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推进国家的一村一品策略的建设,深入挖掘本地区特色文化、农业、工业的发展。从目前来看,除福安、福鼎、蕉城区形成了一定地强有力的特色产业,其余县市缺乏必要而有力的主导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部分县市仍然依靠传统农业在带动,效益低,产业链短、结构单一等情况,极不利于现代化的进程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县市应当在市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区域特有的资源,充分发挥其潜力,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古田、屏南、周宁、寿宁的成规模生产的食用菌和畜牧等产业,带动山区生态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和山区都要大力发展名优特农产品和绿色食品[8]。柘荣县应当继续提升海西药城的战略地位,保护环境是基础,加大引资力度,积极宣传,做大做强柘荣县的药城的影响力,带动以药业为依托的种植、观赏、体验、加工等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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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同德,吴燕.福建省宁德市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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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奶金(1992-),男,福建宁德人,本科,从事农村区域发展研究;钟沛(1993-),男,福建龙岩人,本科,从事农村区域发展研究;陈颖(1994-),女,福建漳州研究,本科,从事农村区域发展研究;林丹丹(1993-),女,福建龙岩人,本科,从事金融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