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的概念解释篇1
关键词：微观经济思想；马歇尔；无差异曲线；不完全竞争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2
一、从基本假设到无差异曲线理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把新古典学派的市场价格决定理论作为流行的或者说是主流的微观经济学说。市场价格决定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把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假设前提，经济人被假设为具有完全的知识，也就意味着能够完全按照理性人的原则做出经济决策，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因而市场上的供求的基本状况可以通过经济人的解读释放出关于各种资源稀缺性和可替代性之间的所有信息，以便于保证实现当前条件下的资源的最优配置，最终实现经济的一般均衡状态。毫无疑问，这种经济理论融合了完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追求，然而现对于经济现实来讲，却使得这些假设前提过分的脱离了实际，尤其是理性人的假设，基本上把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概括为机器人，而非有血有肉的现实人。这种状况直接带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不可抗击打力和实际应用的局限性。
因此，随着人类认知世界能力的不断进步，以及各个学科门类的不断发展，从二十年代中期左右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逐渐突破传统经济理论假设前提束缚，采取更加贴合经济现实状况的假定和命题，并且在分析方法和模型工具上更加大胆，采取了很多跨学科的理论，推动了微观经济思想的不断创新。
在这一时期，微观经济理论的重要进步就是引入了无差异曲线这一分析工具，相对于无差异曲线应用到对于市场经济中需求行为的分析而言，以往微观经济理论中对于效用无法确切计量和产品效用比较的难题从而迎刃而解，这对于突破经济人的理性假设的刻板解释，增加理性人假设的人性活力，使之更加符合经济现实，具有重要意义。在马歇尔的价格理论中，需求分析中的一个假设就是效用可以确切计量。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忽略了效用概念本身的主观性，效用这一概念本来使用来解释人的偏好程度的，确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同经济个体之间的效用的比较问题。虽然如此，马歇尔还是尽量对于效用概念给出了尽可能符合现实经济状况的解释，其效用递减的理论就是无差异曲线分析工具的一个理论基础。显然，人性的不确定性是价格理论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也是经济理论发展中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重要过程。
可以说，这一效用比较的难题由于无差异曲线的发明和运用而获得了暂时性的解决，。无差异曲线最初的概念是用来解释市场竞争中两个相互独立的主体之间交易的不确定性的问题，埃奇沃斯首先在其1881年出版的《数学心理学》中提出来。后来，帕累托进一步把无差异曲线与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用无差异曲线来代表不同的效用水平的产品的组合，以每一条无差异曲线表示能够给经济人带来同样满足程度或者说同等效用水平的两种物品的不同数量组合，同时提出了无差异曲线理论的两个支撑概念序数效用和偏好。帕累托以后的经济学家中，巴罗内、斯拉茨基等人虽然把无差异曲线这一工具结合图形和代数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但是他们还是对于这一工具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过于迷信，故而在价值理论的发展上没有取得太多进展。直到1934年，《价值理论的重新思考》一文的发表，希克斯和艾伦继续在帕累托的研究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阐释无差异曲线这一分析工具的内涵，丰富它的经济思想，才使得价值理论更加完善。
希克斯等人强调，效用不是准确给出绝对的基数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基于序数意义上，能够进行比较确定偏好次序即可的概念。因此，希克斯等人用偏好的解释方式替代了马歇尔运用效用函数来解释不同效用之间关系的方法，并且在xoy平面上建立了一种具有一般解释力的无差异曲线模型，依然坚持了不同数量商品的组合可以给经济主体带来相同的效用水平这一观点，通过一条凸向原点的负斜率的曲线来代表某一条无差异曲线，同时体现出不同商品组合在提供相同效用水平过程中对于经济主体而言的替代效用和效用递减性。进而又引入了市场对于不同商品的评价，即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表示市场所反映的对于两种商品的一种偏好，消费者均衡就是建立在消费者个人的偏好与市场表现出来的集体偏好的最终博弈的结果，表现在图形上就是无差异曲线与消费可能线的切点表示消费者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希克斯等人的模型阐述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从而动态的解决了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中收入水平不变的假定对于货币边际效用的限制，解放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这样就为边际效用理论进军生产成本分析领域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模型基础，促进了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微观经济思想在生产消费等环节上的全面发展。
二、对基本假设的进一步修正：不完全竞争理论
如果说无差异曲线的运用和推广在完美的古典假设基础上推动了微观经济理论创新，那么这一时期中微观经济思想中的另一重要成就则可以说是引起了整个微观经济理论的革命，这就是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出现。
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众多经济学家中，古诺就曾在具体案例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和垄断问题，尤其是著名的古诺模型，指出了在简单的市场竞争中规模收益递增和成本递减可能会同时出现，这将会导致较大生产规模基础上垄断厂商的出现，垄断厂商之间均衡的条件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本质上来讲边际方法论也是遵循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然而，这些基于不同假设前提的论述在当时并没有吸引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马歇尔在建立其市场价格理论的时候还是跟古诺的经济理论做过一番争论的，但是最终由于他陷入到完全竞争原则的假设之中，又对收益递增的条件的说明不够充分，最终给自己的经济理论设置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发展与交流，人们的关注的内容逐渐从完全竞争的理想世界转向不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于是打破马歇尔经济理论的垄断，客服完全竞争市场的约束，拓展微观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就成为了微观经济思想发展的新任务。1926年斯拉法首先在《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一文中对传统价值理论提出了挑战。他通过对日常经验的研究指出：现实经济中往往存在着规模经济的这一效应，这会使得许多厂商可以具备成本递减和收益递增的经营条件，这就意味着厂商可以在生产领域进行无限制的规模扩张和生产成本的不断下降，单个厂商将会对市场的完全竞争性产生影响，因为它有可能面临的是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不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是市场价格的有力影响者。因此他认为传统的供求定价机制不再适用，垄断将会取代自由竞争。其实，反观斯拉法的经济思想也可以发现其中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即对于垄断形成过程的真空假设推断，过分引入了不完全竞争的思想，最终顾此失彼。不过，斯拉法的经济思想还是影响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将他们的研究概括为两大类：其一是以英特马为代表的一派，继续以古诺的经济思想为基础，目标直指垄断的市场，激进的放弃了供给曲线，单纯把市场描绘成单方的市场；其二是以哈罗德为代表的一派，采取了保守主义渐进式的研究方法，通过逐步放松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不断引入经济现实，构建日益贴近现实的经济模型来解释现实经济发展状况。具有戏剧性的是，两派的研究结论最后竟然趋于一致，当然这与经济发展现实的佐证是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理论方法的成功，只能说明现实与理论研究存在着契合。而到了三十年代，这一任务最终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完成的。一九三三年，罗宾逊发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第一次用一种严密系统的理论体系阐述了新的价值理论，与此同时，张伯伦独立地在其《垄断竞争理论》中进行了同样的工作。这样，便在英美两个国家同时实现了价值理论的变革。
新的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在生产同种产品的各个厂商的成本状况相同的条件下，单是由于消费者方面偏好的差别便将导致各个厂商面临不同的需求条件，从而厂商的需求曲线不再是弹性无限大的水平线，而是呈现为负斜率的曲线。因此，价值理论逐渐把厂商作为研究的核心，引入了“厂商”这一概念而抛弃了研究中模糊不清的“行业”这一概念。由于厂商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它的均衡原则必然与传统的供求均衡原则具有本质差别，这样以市场清洁为目标的供求曲线定价机制将宣告失效，要解决厂商均衡问题就必须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来建立新的解释模型：边际成本是总成本对产量的导数值，边际收益是总收益对产量的导数值，运用这两个变量便可以求得单个厂商的最大利润均衡条件，这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短期中，供给曲线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了，最大利润的实现基本来源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即从两个变量的均衡点可以直接得出均衡数量，借助于需求曲线则可以推知均衡价格。而在长期中，市场的博弈过程更加趋向于完全竞争，通过厂商数目的变化和每个厂商产量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净利润等于零，从而单个厂商乃至整个行业达于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长期均衡条件不仅有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而且有平均收益等于平均成本。至此，一种新的不完全竞争的价值理论便系统地建立起来了。
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于经济学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明确断定不完全竞争是事物的正常状态，这就使微观经济学向现实主义道路迈出了重要一步。不仅如此，它还为随后发生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变革奠定了某种理论基础，并为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提供了某种准备。
三、简短的结语
从文章所述可见，所考察的这一时期确实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非同寻常的一段时期，用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叫作“理论发达的年代”。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仅仅是理论创新的领域中有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前赴后继，并在其他众多的领域里这些经济学家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这种现象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突破和发展都是有着现实的诱因的，或者是原有理论的解释能力的危机，或者是现实生活的对于精神支柱的需求。正如文章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统治了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微观经济领域的思想发展，然而由于它的理论体系在现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出了基本假设的解释力危机，并且更新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对于假设前提的改进也日益凸显，这就自然不能不引起新的一代学者的怀疑和思索。另一方面，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整个西方经济发展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严酷的经济现实既冲击了旧的理论，又要求经济学家去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这样，最终便必然导致一场西方经济思想创新的浪潮。
西方经济学在上述时期所取得的重要发展和成就，有重要意义。首先，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于完全竞争理论的取代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出现，使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和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自由竞争的经济学转向垄断或国家垄断的经济学，这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进步。其次，这一时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变也是意义非浅的。经济学家在对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中，不再热衷于依据空洞的前提假定进行抽象推理，而是注重对实际经济现象的经验式考察和研究，于是对未来的预期和不确定性等因素被引进经济理论，货币的性质及其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得到重新估价，其结果使经济研究中的现实主义得到了拯救，经济理论的实用性重又恢复，而原先人们所一味追求的那种理论的统一性、完美性与和谐性却不复存在了。这种方法论的革新既导致了三十年代经济理论的创新浪潮，同时也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对于所有这些是应当给予适当的肯定性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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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的概念解释篇2
效益审计，又称绩效审计，从20世纪70年代起已成为发达国家国家审计的主要任务。在我国，1983年新中国国家审计制度恢复建立后，曾经在该领域开展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主要局限于企业的效益审计。《审计署2009年至2009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首次要求全面开展效益审计，并提出到2009年，国家审计资源中用于效益审计的部分要超过50％。效益审计的全面展开，各级审计机关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审计目标，如何确定审计项目和项目的具体审计目标。本文拟从审计基本理论出发，通过对效益审计概念、需求和假设的分析，提出审计目标确定时应遵循的理念和原则。一、效益审计的概念界定效益审计概念是中国特有制度背景下的产物，最初提出的概念是“经济效益审计”，指的是经济效益实现途经开发利用和实现程度的审计。针对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只重速度的问题，中共中央在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上提出“把全党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济效益审计概念反映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确定审计目标与任务这一基本指导思想。什么是经济效益？简单地讲，就是指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投入越少产出越多效益越高。考虑到国有企业的效益好坏不能简单地以是否盈利为评价依据，由此产生了经济效益概念外延的扩大，提出了审计评价中应该坚持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相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相结合、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相结合的原则。与此相适应，经济效益审计逐渐被效益审计概念所取代。这些原则的提出似乎可以使得审计评价非常全面科学，但实践中，却将效益审计复杂化，而效益审计目标更加模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效益”的概念作进一步的讨论。首先，从微观上讲，效益应该解释为资源的节约，这种节约可以表现在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同样的投入（经济），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多的产出（效率），或以同样的产出满足更多的需求（效果），在国外称之为3e审计。从宏观上讲，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中，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以及政府行为（包括公共资源的取得、分配和使用）都发挥着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依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本身也有效率和效益问题。政府的效益审计，需要更多地运用经济学概念的效益，即在社会资源一定（稀缺）的情况下，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如果一项制度安排，在使一些人福利增加的同时使另外一些人的福利减少，但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这项制度安排就是有效益的。因此，政府效益审计的基本目标/功能在于通过提供客观、专业的审计信息，一方面对政府在使用公共资源的经济性和效率性方面发挥监督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审计信息促进制度、政策的改善，促进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促进各方利益的积极协调与平衡，在增加社会财富和国家实力方面真正发挥作用，这正是审计的价值所在。严格地讲，效益与效率在中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效益审计概念更多地体现着结果导向的审计思路，即审计更多地关注产出。而效率更多地关注过程和程序，体现的是过程导向。前面对效益的解释虽然在理论上有一定依据，但是一般审计结果使用者和被审计单位甚至审计人员很容易从狭义上理解效益审计。这对效益审计开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在国际上更通行的概念是绩效审计。在英文的解释中，绩效的概念可以指结果，也可以指行为、事项、过程、程序、能力等方面。这样就使得审计的着眼点多样化，既可以是结果导向，也可以是过程导向，还可以是混合导向。绩效审计概念中，没有限定审计的目标，可以是效率、效益（效果），也可以是经济、公平，还可以是控制或制度的有效性等。每个绩效审计的目标，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和具体审计环境确定。另外，绩效的概念在国内外均已为社会大众和从事管理的理论及实务工作者所理解和接受。在管理科学中，绩效评价、绩效管理已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使用绩效审计概念可以更方便地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有效与社会沟通。因此，将效益审计与绩效审计概念作为通用概念使用，有利于效益审计的深入发展。二、效益审计的需求分析在审计理论研究中，对审计主要是财务报表审计存在与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受托责任论”、“论”、“信息论”、“保险论”等关于审计需求的理论解释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实证检验，而对于效益审计需求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而效益审
微观经济学的概念解释篇3
一、高职经济学教学的现状
由于高职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不符合高职学生的需求和能力，教师缺乏因材施教的能力，教学以讲授法为主，忽视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教学学时安排不足，导致我国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低落。此外，由于高职学生在高中阶段缺乏经济学常识的积累，陌生的经济学概念使大部分高职学生对这门课程望而生畏。（一）教材缺乏本土元素。经济学教科书是普及和发展经济学教育的基石。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典著作《经济学》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流传甚广。与其他国家多样化的经济学教材相比，我国高职经济学教材大多是通过翻译、压缩国外原著来编写，陈述晦涩的经济学原理，缺少情景案例，不利于学生把现实经济生活与经济学原理进行直接的联系、建构整合信息，学生对经济学知识感到索然无味。（二）学时安排不合理。高职经济学课程一般要求在一个学期内完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教学学时为48~72不等。迫于在较短时间内向学生传授大量经济学知识的教学任务，教师大多采用讲授法，通过解释概念、推导公式、描绘曲线来阐明经济学概念和规律，让学生进行被动性的接受学习。（三）高中、高职经济学知识体系出现断层。我国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时代特征来培养高中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经济学部分共有《经济生活》和《经济学常识》两本教材。《经济生活》讲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消费、分配理论；《经济学常识》概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史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理论。与高中经济学知识不同的是，高职经济学中微观部分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的思维，分析市场各个部分是如何运行的，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产品和资源市场的相互作用，政府决策对各个经济部门的影响；宏观部分解析整个经济系统的运作，分析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各个经济表现指标、经济增长和对外经济贸易，探讨如何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国民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目标。不连贯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使高职学生缺少对基本经济学概念的认识。
二、Cap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发展历程及特色
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placementCourses）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Board）于1956年负责开发的，供学生在高中阶段选修大学初级课程的课程体系。经过五十多年的教育实践，美国宏观经济学先修课和微观经济学先修课被广泛认为是一套衔接美国中学到大学经济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借鉴美国经济学教育的成功经验，我国自1996年开始积极探索打造本土大学先修课程体系，以解决我国长期以来高中和大学教育严重脱节的问题。2014年8月，以分层教学教育理念为指导，中国教育学会正式启动面向普通高中生的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遴选100所优质高中开展试点项目，规定微观经济学先修课程安排36学时的课堂教学。（一）本土特色教材的研发。我国经济学者积极编写适合本土学生的教材，从持续、平稳、健康、快速发展的本土经济发展历程中选取丰富的素材。李宏彬、周黎安编写的《微观经济学———中国大学先修课》教材中附有大量生活化的拓展阅读材料，如高三学生的最优学习时间表、快餐饮食文化、春运期间火车站购票长队、潮汕商人的经营管理理念、我国户籍制度的特征；文建东编写的《西方经济学》“精要与案例解析”收集了趣味性强的经济现象，对经济学概念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理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运用经济学思维解释经济现象的能力。（二）开放性考评系统的开发。为了考查学生积累的经济学素养和对经济学知识的理解、分析和应用能力，避免学生使用题海战术，微观经济学大学先修课课程考试以开放性的题型为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推理和探索真知，激发学生的潜能。（三）自主性教学的实施。为了推广和普及本土微观经济学先修课程，2016年6月15日，中国微观经济学大学先修课程mooC课程正式上线。目前，已经有38683人报名参加微观经济学第二期mooC课程的学习，非试点学校的高中学生可以通过慕课等现代教育技术学习经济学知识，为高中和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搭建桥梁，为学生独立、自主学习提供平台。（四）线上和线下教师培训系统的互补。到目前为止，中国教育学会已经组织了四次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的教师培训，通过积极的讨论与深入的交流，加深了解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评方式的共识，推进本土经济学教育的发展。2017年初，试点项目在爱课程网站开展第一次线上教师培训，旨在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三、Cap微观经济学课程建设对高职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启示
要使经济学发挥作为高职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作用，探索提高高职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迫在眉睫。借鉴Cap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建设经验，高职经济学课程改革可以从课程体系设置、教材建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取、师资队伍建设五个方面探讨教学改革的路径。（一）将统计学原理纳入高职经济学的先修课程。基于高职学生数理基础薄弱的情况，在统计学课程授课过程中相应地融入微观经济学概念，让学生接触生产函数、需求函数和边际量；强调样本数据和总体数据的区别，展示宏观经济数据的收集。统计学原理和经济学应该分别作为先修和后续课程，避免把这两门课程安排在同一个学期。（二）经济学教材本土化建设。教材建设是高职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促进有效教学的前提。一套优秀的教材必须包含教学大纲规定的核心内容，符合高职学生的认知能力，联系学生已有的知识体系，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引导学生探索真知。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需要做到“以人为本”，经济学教材也应该结合国情，以我国经济实践为基础，解释经济现象，让学生深入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学案例能增强学生对经济学原理的认识，将课堂新知识与头脑中原有知识和生活经验紧密联系，贯通整个知识体系，让原本枯燥的原理知识变得有趣味。（三）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鉴于课程学时安排紧凑和知识点繁多的特点，教师必须科学、合理地选择教学内容，将最具有教育价值的经济学知识传授给学生。高职经济学教学内容可以设置为14个重点专题，包括供需法则和弹性应用、分工和贸易、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市场失灵、宏观经济指标、长期宏观经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货币市场和银行体系、财政与货币政策、开放经济。教师对每个专题安排2~4个学时进行授课。（四）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高职学生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好奇心强，不断地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能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以提高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通过各样的网络媒介，高职学生能迅速地更新信息、接受新思维，把握时代的特征。在经济学课程开始之前，安排学生每天阅读自己感兴趣的财经文章，积累财经资讯，跟上经济发展的最新方向，了解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商品市场、证券市场、信贷市场的变动情况。及早接触经济学术语能有效地促使学生的学习发生，产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而这种学习兴趣很难在课程开始后一两周内获得。学生带着求知欲和好奇心进入课程学习，更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另外，围绕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采用分组研讨教学方能提高学生对高职经济学课程的兴趣，培养学生收集、分析数据的能力。如，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研究不同的经济指标，利用互联网搜索数据资料、制定统计图表，将小组的调研结果制作成ppt并进行课堂陈述，在陈述过程中，学生必须独立地思考和回答问题。通过收集国民经济核算、人民生活、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对外经济贸易、就业人员和工资等状况，学生初步了解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最新概况。课堂陈述结束之后，每位小组成员撰写一份有关我国经济现状的调研报告，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五）建立教学共同体。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与教学经验的增长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建立教师群体互动性的教学发展模式，形成教学共同体，是促进高职经济学教育的有效途径。同校、同行经济学教师之间应加强互动，地方院校的教师定期组织教学研讨会，探讨课堂教学的难点，共同开发高职经济学教材及教师用书；定期邀请教学专家分享制作微课、慕课的经验，使不同年龄和水平的教师得以获得共同的教学发展。鉴于新教师缺少经济学教育教学经验，高职院校应该为新教师选择一个优秀教师作为导师，通过观摩教学和老教师对新教师的“一对一”“传、帮、带”的方式培养年轻教师的教学能力。
作者:陈晓红单位: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微观经济学的概念解释篇4
针对企业性质的经济学解释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边界的决定进行分析。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人的经济理性的假设，因此在对企业性质的解释上也多从经济效率的观点出发。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人的经济理性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企业只在特定时期的西欧出现，而在其它具有相似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却没有独立地出现？比如说中国。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追问：企业的产生，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因此，我认为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可能是不充分的。本文认为企业不仅仅具有经济学属性，它还具有更多的社会学属性，也就是说企业也许并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率目标的产物，它更可能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在对一种社会目标追求下而产生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它的产生必定具有一定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基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又使整个社会阶级力量的构成发生改变，并进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本文在对企业本质特征认识的基础上，对企业的起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进而解释手工工场制度取代晚期的行会制度的原因，这二者之间的跨越是本质上的，它体现了一个以特权等级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向一个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或市场制度的飞跃。
二﹑企业理论的评述
如果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比喻成一个“人”的系统，那么消费者理论与生产者理论就是这个“人”的两条腿，而企业理论作为生产者理论的核心，其在微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自古诺1838年的以来，有关企业理论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目前理论界对其脉络发展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新古典企业理论阶段和现代企业理论阶段。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只是人的经济理性自然选择的结果，其目标就是在成本约束的条件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至于有关企业的性质，企业边界的确定，以及企业内部可能出现的X低效率等等一系列问题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或者说这些应该是管理学所关注的。现代企业理论则将这些问题纳入到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他们认为这些新古典学派觉得无需解释的问题恰恰是经济学问题的所在。但是,我认为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性质以及企业边界的解释并不是充分的。科斯虽然运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但仍然未脱离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尤其对企业边界的解释，更是牵强地运用了边际分析的方法。这些在形式上虽然是完美的，但却失去了更多的实际价值，更弱化了该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8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不断地完善科斯的理论，他们沿用了有关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发展了企业理论的分析方法。一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假定人的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概念，从而运用长期合约的不完全性来解释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和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二是以张五常、杨小凯为代表发展起来的间接定价理论，张五常认为企业并不必然以非市场方式代替市场方式，而是用高效率市场代替低效的市场，即“以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而有关企业边界决定的问题，科斯认为企业的边界是由市场运行成本与企业组织成本之间的均衡决定的，并且十分牵强地运用边际分析来解决企业规模静态均衡的问题。而张五常认为现实世界是复杂的，由于中间商和转包商的出现，使契约形式多样化，所以该条件并不真正决定企业的规模，而只是决定要素市场契约替代产品市场契约的范围，我们很难根据这一条件清楚地断定企业的规模应该如何。
以上有关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的解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并没有对企业为什么只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地区出现给出充分的说明。我认为，企业的经济学意义固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在对企业进行社会学分析之前，认我们对企业的本质特征有所认识。
文章摘要：人们习惯上将企业视为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因此，对于企业性质的分析也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进行。而本文认为，企业性质的经济学解释是不充分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它的产生应该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因素。本文在回顾了已有的企业性质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企业所具有的三个本质特征，并以企业的社会学特征为起点，
微观经济学的概念解释篇5
一、理性选择理论的起源与争论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对人的行动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个人利益最大化是通过交易实现的。人们在追逐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3〕
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理性人的假定。他们对人的行为的假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个体的行动决定是合乎理性的（指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个体可以获得足够充分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完全信息假定）；以及个体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利润或效用（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假定）。〔4〕
格雷鲁维特认为主流社会学强调宏观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的决定性作用的分析典范占据支配地位。社会学侧重于解释人们为什么不作出选择。在社会学中，非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但是近二、三十年来，理性选择模式有逐步兴盛的迹象。六十年代兴起的社会交换理论相当大程度上认同理性选择理论的前题。一些学者开始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社会生活领域。例如奥尔森（01son.m）用于分析集体行动。〔5〕贝克尔（Becker，G.S.）用于分析政治和法律、犯罪与惩罚以及婚姻和家庭等社会现象。〔6〕科尔曼（Coleman，J.）以理性选择理论为立足点，发展出新的社会行动理论，成为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7〕
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下列前提上的：第一，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四，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理性选择可以概括为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
在社会科学领域，理性选择理论不但受到传统社会学，而且受到经济学中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第一是有关最大化假设的问题。最大化假设是以人的完全理性为条件的。人具备完全理性才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通过衡量作出最优的决择。
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概念是阿罗提出的。用他的话来说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诺思看来，人的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8〕
西蒙（Simon，H.a.）对完全理性作出了重要修正。他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人”。他们既具有“经济”特征，同时也具有“理性”特征。他们具备所处环境的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至少也相当丰富和透彻。他们还具备有一个很有条理的，稳定的偏好体系，并拥有很强的计算能力，靠此能计算出在他们的备选行动方案中，哪个可以达到偏好尺度上的最高点。〔9〕西蒙认为人们在决定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的标准。
以稻草堆中寻针为例，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两者的差别在于：经济人企求找到最锋利的针，即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经济人的堂弟——管理人找到足可以缝衣服的针就满足了，即寻求满意，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10〕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准则这两个命题，纠正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第二是关于是否所有人类行为都是理性行为的问题。理性主义的行为观认为人类有为由理性思考所支配。正统的经济学中，它被用于分析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
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诺思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于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11〕
帕累托（pareto，V.）曾提出人类社会存在着“非逻辑行为”。这些行为涉及价值观、信仰和感情领域，本能和机械地遵从于习惯。在现实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理性主义的行为观只可应用在重要但是有限的行为中。〔12〕
韦伯运用理念型的方法将社会行动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工具理性行动。行动者通过理性的计算选择手段与目标；第二种是价值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也理性地选择行动，但是目的则由既定的价值体系事先决定；第三种是情感行动，行动由行动者的感情或情绪状态决定；第四种是传统行动。行动由习俗或惯例决定。四种行动类型不是截然分开、互不相干的。相反，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交叉。〔13〕韦伯较为关注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对它们作出解释。但是他并没有将所有社会行动都视为理性行动。
可见，虽然在现代生活中理性行为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用理性主义的行为观研究所有人类行为是不合适的。
第三是关于个人的偏好和目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以个人的偏好和目的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且认为个人的偏好是一成不变的，断言“口味这东西是不能讨论的”。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立场，新制度经济学派给予猛烈的批评，指出他们拒绝考察与个人偏好、意图的形成过程有关的制度的或其它力量的作用，个人成了内在的，而且常常是偏好和信念的囚犯，批评他们极不愿意回答什么原因导致目的的产生，当被追问目的何来时，往往求助于心理学的解释，而那些心理学的解释又是非历史性的。〔14〕
霍奇逊指出制度和文化极为重要，它们在影响和形成目的本身方面确实起作用。诸如制度结构和常规、社会规范和文化不仅影响行为，而且也影响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追求的目标。〔15〕霍奇逊认为，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分野，在于前者将个人的偏好和目的作为受制度和文化影响的内生变量，将之纳入研究的范畴，后者则将之作为既定的外生变量，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16〕
科尔曼和费雷洛（Fairer，t.J.）批"评有些人将价值（或偏好，或目标）作为个体选择过程的外在因素而不予考虑，认为社会学的有目的行为模式必须考虑人们的价值和信念来源，因为这些东西影响到个体的偏好和选择，成为内化共享的价值、规范对人们的选择行为有影响。〔17〕
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
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什么？科尔曼和费雷诺认为把握这个问题的一个相对直接的办法是首先列出三种许多人都认可的衡量什么是令人满意的社会学理论的尺度：
1.理论解释的是社会系统（大或小）的行为，而不是个体的行为。
2.要求依据系统中行动者的行为来解释社会系统行为。这意味着：a.要有社会系统行为层次和个体行动者行为层次之间转换的理论，即要解决通常称为微观——宏观的连接问题。b.要有关于个体行动的动机的心理学理论或模型。
他们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搭便车现象来说明心理学的观点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只扮演次要角色。搭便车现象与个体心理无关，它指涉的是一种会导致“理性的”的行动的激励结构。理性选择理论建构的是一种关于制度结构如何产生系统行为的理论的策略。这种策略力图处理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连接的问题。
科尔曼与费雷诺认为大部分从事行动层次研究的社会理论家都运用理性选择的方法。他们多数的理论都建立在行动者的行动是“合理”或“或理解”的基础上。理性选择理论与这些理论的差别在于将最大化原则运用于所有问题上。此外，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目标不是理解一种特别的行动在行动者看来为何是合理的，而是展示对行动者而言是合理或理性的行动如何能结合起来产生社会后果。这些后果有时是行动者预期的，有时则是预料之外的；有时对社会而言是最优的，有时则否。正是最后一个方面彰显了理性选择理论与功能论的差别。功能论者预设社会系统层次的最优化、有效率或均衡，然后展示各种制度如何为社会的最优化作出贡献。〔18〕
科尔曼强调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人行为，但是如果要充分了解系统行动，则应以系统层次之下的个人层次的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他称自己的理论是个人层次的行动理论。个人行动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有目的行动。有目的行动则可以用合理性来说明。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基础，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达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19〕
科尔曼在对社会规范的分析中，清楚地体现了他上述的理论立场，他指出许多社会学把社会规范作为既定条件，以之研究规范指导下的个人行为或社会系统行为。帕森斯学派便是著名的代表。这个学派认为规范是行动原则的基础，其作用与理性选择理论中最大限度获取效益这一概念相当。上述行动原则，即“个人根据社会规范行动”，把规范的研究作为宏观水平上的理论任务。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利益是既定的，因而以解释社会系统的活动为理论的目标。可是正统理论都认为社会规范是既定的，把解释个人行为作为理论目标。
科尔曼不同意认为规范的概念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的立场。他拒绝将规范作为既定的条件，但是研究规范如何产生并且在行动者之间怎样维持。社会规范按下列途径进入他的理论：规范指明人们什么样的行动是合乎体统或正确的。社会规范是人们有意创造的。创造并维持规范的人认为，如果规范为成员所遵守，他们将获益，如果人们违背规范，他们将受伤害。规范蕴含利益。因此，社会需要规范的条件是行动对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人具有同类性质的外部影响，但以控制此种行动的权利为交易对象的市场难以建立，接受外在影响的任何个人无法在争取控制权的交换中获益。规范蕴含的利益不能形成规范，也不能确保规范必然形成；但是，利益为规范提供了基础，即接受外在影响的人们产生了对规范的需求。〔20〕
在对社会规范的分析中，科尔曼还将对规范的讨论与社会理论的微观——宏观的连接问题结合起来。他认为社会理论涉及三个组成部分：宏观至微观的转变，微观层次上个人有目的行动和微观至宏观的转变。规范是宏观层次的产物。它的基础是微观层次上个人有目的行动。在特定条件下，规范通过微观至宏观的转变得以实现。规范一旦出现，便可引导个人的行动，从而决定个人所得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规范的出现是典型的微观至宏观的转变。尽管规范属于系统水平，但是它来自个人行动。规范形成后，进一步影响个人行动，其途径是掌握规范的人实施赏罚以及人们的行动与规范保持一致。规范这种自微观水平开始，又以微观水平终结的过程可以表示为：〔21〕
通过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到与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相比，科尔曼的理论不但较为精致和系统，而且兼容了社会学重视规范的传统。可以将科尔曼为首的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归纳为，以宏观的社会系统行为作为研究的目标，以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合理性说明有目的行动。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行动基础，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通过研究个人的行动的结合如何产生制度结构以及制度结构如何孕育社会系统行为，实现微观——宏观的连接。
三、理性选择理论的应用策略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描述和分析，可见阿罗和西蒙等人以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使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帕累托、韦伯和诺思等人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表明虽然在现代生活中理性行为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用理性主义的行为观去研究所有的人类行为是不合适的。科尔曼和霍奇逊等人提醒我们必须关注制度化对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作用，不要把个人偏好和目的作为一成不变的外生变量。科尔曼将社会学强调制度结构的传统植入理性选择理论，将此理论精致化和系统化，并试图借此理论解决社会理论中微观——宏观的连接问题。理性选择理论并非完美无缺，也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理性假设的有效范围是有限的。
有鉴于此，泰勒（taylor，m.）提出了狭义理性选择的概念，试图为理性选择理论寻找一块合适的园地。他的理论前提是：
泰勒认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应用范围不是无限的。只有在下列条件下运用理性选择理论才是有效的：
依笔者之见，社会科学理论是在不同的理论立场的争论之中发展的。几乎每一种理论立场都有它的长处和弱点。我们不能因为某种理论立场存在解释死角就置之不理。明智的做法可能是在充分认识它的偏闭，尤其是认真对待它的宿敌的批评的前提下，为它寻找一块合适的园地。本文认为也许可以在下列条件之下运用理性选择理论：
首先，接受上述对传统的理性假设的三个方面的批评：
1.改变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以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以管理人代替经济人，以"寻求满意代替寻求最优，使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较为接近。
2.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注意区分人的行为中的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只把理性行为纳入理性分析的范围。
3.关注制度文化对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作用。将个人的偏好和目的作为受制度和文化影响的内生变量，将之纳入研究的范畴。
其次，参考泰勒的狭义理性选择的概念，将理性选择理论“狭义化”或者说“条件化”，清楚和具体地列举理性选择理论可发挥解释效力的条件和时空，例如泰勒所说的，行动者可作的选择是有限的；诱因是清楚和实质性的；选择对个人非常重要；有前车之鉴。在满足条件时才运用理性选择理论。
再次，正确处理制度与个人行动选择之间的关系：
1.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对个人理性行动选择的研究的目标不是为了刻划个人自私的心理，而是为了考察何种制度会使追求利益的个人有搭便车的机会，或者说何种制度可以减少个人搭便车的机会，使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不损害他人或社会整体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2.通过研究个人行动选择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怎样通过行动权力的交换产生制度结构，以及制度结构如何孕育社会系统行为。
3.将既定制度结构视为个人行动选择的边界。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行动空间和备选条件，个人选择的分析必须以对制度的把握和理解为前提。
上述立场可以使理性选择理论更接近现实社会，更具有解释效力。同时也有助于将源于经济学，强调个人选择的理性选择理论引入强调制度约制的社会学，使之“社会学化”。此外，还可以为处理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微观与宏观或者行动与结构的连接闯出一条新路。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文化大革命的泛政治主义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转变，正在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很可能使人的行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行动日趋理性化。理性选择理论，对中国人的行动的解释与从前相比更为有效。但是必须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中心主义可能使中国人理性行动的单位与西方相比更多的是家庭而非个人。在本人对国有企业劳动雇用制度改革以及工人的行为选择的研究中，就曾出提出过“理性的家庭行为单位”的概念。这可以说是本人将理性选择理论“理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研究，或者说将之“中国化”的一种初步尝试。〔23〕
注释：
〔1〕alexander,J.C.,Sociologicaltheorysince1945,p.10BerkeleyUniversityofpress,1987
〔3〕转引张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
〔5〕olson,m.,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publicGoodsandthetheoryofGroup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
〔6〕Becker,GaryS.,theeconomicapproachtoHumanBehavior.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6
〔7〕贝尔认为科尔曼的代表作《社会理论的基础》彻底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为社会理论奠定了全新的基础。科尔曼的导师默顿将此书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相提并论，认为科尔曼创建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转引自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基础》，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首页。
〔8〕〔11〕转引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0页。
微观经济学的概念解释篇6
「关键词竞争，法律价值，经济组织，效率
法律价值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法理学界有学者将法律价值概括为“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只有当法律符合或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在人与法之间形成价值关系，法律才有价值（有用性）可言。”并认为“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益应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1〕。这里所说的法律的诸项基本价值是就法律体系整体而言的，是作为各部门法由于其自身的规定性和可用于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又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法律价值。我国学者对反垄断法的价值也作了较多的研究。其流行观点认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是竞争；竞争是传递、实现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如提高经济效益、增进社会财富以实现消费者福利。这一认识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立法基础。从经济学角度看，该认识是以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为依据。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自由竞争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虽然不断被修正和拓展，但价格理论、竞争的观念一直居于核心的位置。从各国反垄断立法看，竞争更是占据了基础性的地位。如美国《克莱顿法》第2、3、7条都明文规定，商业行为不得“实质上减少竞争或旨在形成垄断”。针对《谢尔曼法》在明确性等方面的不足，判例法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即“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条规定：“处于竞争关系之中的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作出的决议以及联合一致的行为，如以阻碍、限制或扭曲竞争为目的或使竞争受到阻碍、限制或扭曲，则是禁止的。”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促进公平的、自由的竞争。
从法律价值存在形式上看，分别有观念、理论、制度形式存在的法律价值[2].本文立足于法制度层面，通过对经济学和反垄断法上竞争概念的梳理，并根据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状况和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的具体要求，认为我国法学界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和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有失偏颇。竞争价值对反垄断法所要调整的经济现象并不具有完全的解释力。即使仅从经济学进路上看，过于突出竞争价值也不具有逻辑自洽性。本文拟从经济学角度，对反垄断法价值理论进行适当重构。
一、经济学上的竞争和竞争理论
经济学界对于竞争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对竞争所下的定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竞争系指个人或集团或国家）间的角逐；凡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些东西时，就会有竞争。竞争至少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所以达尔文力图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那里借用这个概念，并像经济学家用于人的行为那样，将它用于自然物种。在经济学中，竞争首先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市场是交易活动和竞争行为发生的场所。竞争总是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进行的，并表现出结构和行为两方面的特点[4].市场的状况决定着竞争行为得以开展的强度。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竞争理论[1]研究的主要内容。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则被认为是市场机制的具体表现。其次，竞争是与效率相联系的。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如果规模报酬不变并且没有外部性存在时，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通过重新组合使一个人或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又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意味着最有经济效率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由于可以从市场和效率两方面对竞争概念加以诠释，竞争就表现出事实性和价值性的双重特征。竞争的事实性表现为竞争是一种经济活动，它与特定的市场状况相联系并有客观外在形式L竞争的价值性表现为由于在一定情况下个人的逐利行为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竞争活动本身也成为人们价值诉求的目标。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是否能得以实现又与经济现实及其变动相联系，并为相关竞争理论所阐释。
竞争理论包括如下类型：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新古典竞争理论，如完全竞争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现代竞争理论，如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可竞争理论等.竞争理论的提出和演进必须基于一定的经济现实。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是针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亦可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竞争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在这种理论模式下，竞争是自我维持的，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都得到充分展现。
新古典竞争理论和现代竞争理论则是构建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之上。新古典学派学者马歇尔最先观察到自由经济不仅包括自由竞争，还包括自由合作和联合。因而提出了马歇尔冲突：规模经济带来垄断，垄断必然排斥自由竞争。自由竞争、自由合作和联合、垄断并存的经济现实向理论界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新古典学派有关产业组织的竞争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冲突，经济学家对竞争和垄断等经济现象作了新的阐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与哈佛学派竞争理论的不同点在于：哈佛学派通过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者关系的分析，认为高度集中和高进入壁垒对经济福利有不良的影响，而且竞争本身是不能自我维持的。哈佛学派的此项论证就为强化反垄断管制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管制垄断以恢复竞争的地位（事实性）和作用（价值性）.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20世纪70年代前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标被认为是保护竞争[6].同期判例法更是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是“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的法律规则。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上述分析提出了批评，认为判断集中及定价的结果要看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哈佛学派那样只看是否损害了竞争。芝加哥学派还运用经济效率标准对进入壁垒、掠夺定价、搭售、价格歧视等经济现象作了重新阐释。由于芝加哥学派采纳的是不完全竞争模型，并强调长期均衡分析方法，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或干预，个体垄断势力在竞争过程中一定是短暂的。相比较而言，芝加哥学派更强调市场本身的作用。由于芝加哥学派极为注重效率标准，故也被称为“效率学派”。
从上述理论的阐述可以看出，经济学对于竞争概念的理解，是将其置于特定的市场状况下加以把握的。竞争概念有事实性和价值性两方面的特征。由于完全竞争并不符合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与竞争一样，垄断以及处于竞争与垄断中间状态的自由合作和联合都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生活的常态。出于对竞争价值性的笃信，经济学家构建新的竞争理论时仍然将竞争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但建立在传统微观分析基础上的竞争理论对竞争的价值性的描述是有根本缺陷的，即竞争理论主要限于对市场结构、行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而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组织）则是作为黑箱“或既定的逻辑前提存在的。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自己的竞争理论，还表现在打开黑箱”，深入研究其内部结构，并对市场和组织两种形式的可替代性关系作了论证。
二、市场和经济组织
传统微观分析中把微观经济主体当作“黑箱”的观点受到了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的批评。罗纳德·科斯最早论述了经济组织的问题。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对经济体制“自行运行”、资源的流动方向仅仅依赖于价格机制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描述只是有关经济体制的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画面，在企业中，这种描述完全不适用。科斯进而提出，企业执行着与市场相似的功能，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实现人们合作的手段。[4]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对市场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可替代性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证。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来交易产权是要花费成本的，如搜集市场信息的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履约的成本（交易成本）。与市场配置资源相比，内部组织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内部组织有激励、控制和内在结构优势的属性。就激励的意义而言，内部组织减弱了作为双方均不受对方控制的正常谈判关系缩影的侵犯性的态度倾向。就控制的意义而言，在于企业内部可用以强制实施的控制手段，比企业之间的活动种类更多且更灵敏，在出现冲突时，企业拥有一种比较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企业还因为通行制度安排中的缺陷而求助于内部变化。如企业通过共同所有权可以克服不完善的财产权利界定造成的机能不良的后果并提供一种更为有效的沟通网络。但是，将产权结合进一个组织的方式以运用其资产也会发生成本。如筹建组织的成本、交流成本、制定计划的成本、谈判成本和在组织内监督尽职表现的成本（组织成本）。[5]既然通过市场或通过内部组织配置资源都要支付成本，所以，要明确特定经济行为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还是通过内部组织的方式予以实现，就有必要对这两种方式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
交易费用经济学还从资产属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客观性：即在特定的资产条件下，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只能由经济组织而不是市场来配置资源。如威廉姆森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的范畴。资产专用性是指为了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持久性投资。资产专用性包括专用地点、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资产。威廉姆森利用资产专用性范畴在有限理性和投机倾向的行为假设下分析了合同的各种缔约可能，认为以通用资产为实际内容的交易，无须建立保护性的治理结构，它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只要在市场上分别签订合同即可。如果是涉及重大专用资产投资的交易，交易双方必须进行互惠贸易，交易才有效率。由于价格与治理结构二者的相互作用，合同各方就不要企盼价格低廉与无须安全措施二者兼得的事了。这样，在缔约人处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并且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的场合，通过经济组织来组织、运用资源就成为必须。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对传统微观分析的重大修正。这一学说对经济组织和市场可替代性关系进行了论证、说明，认为在分析、衡量企业的行为的正当性与否时，不仅应考虑到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竞争理论，利用竞争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效率；还应当以交易费用理论为依据，考虑市场与组织之间的可替代性，通过内部组织本身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经济效率。
三、反垄断法上竞争的概念及其地位
事实上，不仅企业可以成为市场的替代手段，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活动（管制）同样也是市场的替代手段之一。施蒂格勒、史普博等所开创、发展起来的管制经济学充分论证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如史普博认为，在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有必要直接干预。微观分析的需求与供给理论被运用到对管制行为的分析中来。如王俊豪认为，政府管制的供给主要取决于政府对提供新的管制政策的认识和条件。政府对管制供给的认识主要出于对管制供给的理性认识和分析[10].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理性认识无疑会约束或促进管制的供给。反垄断管制是管制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对于竞争理论等认识也就构成了对垄断等行为管制的重要理论基础。
竞争是反垄断法与经济学对经济现象关注的交点。同经济学一样，各国反垄断法中“竞争”一词使用频率非常高，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欧盟竞争法、德国竞争法等中都没有对竞争的概念加以界定。法学上人们对于竞争的理解受到经济学上的较多的影响。
反垄断法学者或反垄断法立法、执法机构体现了将经济学上的竞争理论特别是有效竞争理论引入到法学中的倾向。竞争的价值性特征对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的设定起了重要作用。如德国政府在《〈反限制竞争法〉立法理由书》中指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组织必须需要完全竞争成为一个经济现实……立法就是有责任使完全竞争免受种种限制手段戕害。”但“由于完全竞争的模式并不现实，有效竞争的概念在60年展起来了……有效竞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首肯。自60年代以来，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竞争政策之中。在《反限制竞争法》修正之时，政府明确主张以有效竞争原则作为思考的主要依据。”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欧共体条约》第81、82条虽然没有提及共同体市场竞争的模式，但欧共体理事会1989年的《关于控制企业合并的条例》明确指出，共同体规则必须包括企业合并的规则，目的是使共同体市场或者该市场重大部分的有效竞争不致受到严重损害，一个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合并是否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其出发点是这个合并能否维护和发展共同体市场的有效竞争。这说明，欧共体市场竞争的模式是有效竞争[12].
在历史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立法、执法也有重大影响，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竞争被视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这种观点至今还有影响。有学者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看法就影响到反垄断法的执行。新古典经济学各派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将凡是偏离市场秩序的现象统统归结为市场失灵，对于他们所不懂的事统统归结为垄断。该学者认为，1945—1970年，反垄断措施得以强制执行，正是这种学术意向的反映。“[14]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国学者认为中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目标模式也应当是“有效竞争”。我国甚至还出现了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分析问题的唯一着眼点的看法。笔者在以往的许多场合也曾经将有效竞争作为反垄断的目标模式做过过分夸大的渲染。
四、竞争作为反垄断法价值目标存在的问题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竞争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进而指导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是否可行，涉及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问题即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是否与竞争理论所论述的范围完全契合。
反垄断法主要规制的对象即经济性垄断，主要包括：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三类。限制竞争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通过协议、决定或者其它协调一致的方式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根据限制竞争协议实施主体所处的经济环节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是反垄断法中特有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合同法或公司法上所称的合并，企业通过收购其它企业的股份或取得其它企业的财产而取得控制权的行为，或通过委托经营、联营等方式而形成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还可能包括人事兼任等情形。企业集中概念的具体外延视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而有一定差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则涉及到两个基本概念，即市场支配地位概念和滥用行为的概念。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企业在市场中处于无竞争状态或居于压倒性的地位，包括经济学上所说的独占和寡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是指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发生在市场环节的限制竞争行为（包括垄断行为），纯粹组织内部的行为并不由反垄断法调整。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凡是与产业组织有关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产业行为，这样，从不同角度，可以对产业行为的具体类型进行细分。从行为影响竞争的后果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促进竞争的行为、限制竞争的行为和与竞争无关的行为。从行为发挥功能的机理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和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市场行为）发生在市场环节；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组织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内部组织环节，又可能发生在市场环节。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反垄断法所调整的企业集中与纵向限制行为是设立组织的行为，既属于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又可能同时属于限制竞争行为。该两类行为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它们节约了交易成本，但由于发生在市场环节，可能给市场带来反竞争效果，从而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市场机能的发挥。由于竞争理论主要表现为是对通过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的理论阐述，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显然要大于竞争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既包括对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也包括对内部组织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以竞争理论中所阐述的竞争概念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追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了。因为竞争之所以成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其本身所体现的价值性：竞争传递了效率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数率是反托拉斯的终极目标，竞争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常常离终极目标足够的近，使得法院不必看得更远。但由于组织行为并不反映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组织实现的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程度的提高也就反映不到市场机制的评价中来是否促进竞争），如果仅以促进竞争与否作为评价合并和纵向限制协议是否会促进效率的提高的标准势必会割裂效率价值，造成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错位。如果以竞争作为评价标准会背离效率价值时，就必须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反垄断法作为政府管制的特定类型应该仅在出现市场失灵时才主动干预经济生活。组织和市场的相互替代是市场主体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出现的自我调节方式，在不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情况时，反垄断法就不应该加以干预。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的问题在于：把完全竞争看成是观察产业行为的最合适的透镜，过于强调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价值，甚至将维护竞争作为反托拉斯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这种理论模式下，集中和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变化都成为反托拉斯法所要规制的对象；相反，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的优点在于：由于将效率目标作为评价标准，这使得他们无论在分析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还是在分析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时都能作出统一的解释。同样由芝加哥学派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在解释产业行为时就构成了对其竞争理论的有效补充。这样，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而不是以竞争理论或竞争存在与否作为管制的唯一标准。从法律实务上看，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学说已陆续进入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视野。[6]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的竞争的概念并进而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论点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反垄断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及一些限制竞争行为的评价缺乏解释力。在一定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的价值反而会背离反垄断法所要实现的效率目标。首先，以竞争作为价值目标不能解释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的存在。如在自然垄断领域，出于特定产业成本的考虑，就排除竞争的存在。在知识产权领域，出于鼓励技术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就允许专利垄断。其次，在出现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或过度竞争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产业政策等就要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只会对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再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不能解释垄断状态和其它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为什么也能够为当今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所容忍和行为主义立法的盛行的原因。因为竞争性行业如果处于垄断状态下，垄断企业一方面不存在现实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然垄断领域所受到的严格管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的效率使得人们对竞争和垄断的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竞争并不是实现效率的唯一手段。其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反垄断法放松规制合并和运用合理原则调整纵向限制行为的法理基础。如果合并行为本身具有反竞争的可责难性（消灭竞争对手），反垄断领域何以会出现大规模的放松规制的现象呢？很多有效率的有关纵向限制的组织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得到竞争法的认可也不是简单仅以竞争价值所能解释的。最后，以竞争作为唯一的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新经济背景下的一些经济合作现象的出现，如策略联盟等。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流行的以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并用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竞争的概念等做法有失偏颇。对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应该重新认识。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应当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对于反垄断现象的解释和评价应该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注释
[1]有关竞争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市场理论或市场结构学说。市场理论是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有关市场运作机制的学说，可以涵盖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分析市场运作机制部分的相关内容。市场结构学说则是产业组织经济学的核心部分。鉴于我国竞争法领域学者更多地使用境争理论‘，一词。本文也使用这一范畴。
[2]有关竞争理论的学说参考了王松青的评述。（王松青。市场结构学说及其评价[J].学术月刊，1996，（9）：44一50.）
[3]经济组织概念的含义是多元的。从广义上看，市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组织和制度。从狭义上看，经济组织仅指企业。本文中的经济组织概念是在交易费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的，既包括层级组织企业），也包括界于层级组织和市场的一此中间状态混合体）。
[4]在该文中，科斯主要批评了阿瑟·索尔特爵士的观点：犯常的经济体制自行运行。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的控制之卜，它不需要中央的监察。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RonaldH.coase，thenatureoftheFirm，economica，n.5.，4（novenber1937）。转引自：现代制度经济学生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4.）
微观经济学的概念解释篇7
[关键词]现实主义理论与现实
中图分类号：tU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3-0255-01
曾经主导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理论，似乎在这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愈发站不住脚；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组织、制度建立过程中的话语权的看重，使得学者们越来越重视“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现实主义因素真的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了吗，地缘政治因素真的已经淡出国家的战略思考了吗？
一、现实主义理论发展脉络简述
现实主义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世界上不同文明最早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记述中。权力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核心的理论起点之一，无论是根源于人性的自私与贪婪，还是视体系层面的无政府状态为根源，对权力的追求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是国家这一国际关系最主要行为体最基本的行为。
自1948年汉斯・摩根索所著《国家间政治》出版问世，它所提出的传统现实主义或称人性现实主义理论便成为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必修课之一。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行为根植于人类的天性，国家行为的唯一考量标准就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随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者进一步丰富了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系列现实主义理论又被成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根源不在人性，也不在国家层面的其他领域，而在于整个世界体系层面上的无政府状态。结构的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最高的合法权威）才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为求自身安全不得不追求权力。而在追求权力的多少这一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者因持不同观点而分为两个阵营。其中一方认为：安全是稀缺的，因而国家必须尽可能多地追求权力，权力越多就越安全，最安全的状态是获得霸权。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因其强调国际政治是国家针对有限权力所进行得竞争，而被称作进攻性现实主义。另外一派即以华尔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不是稀缺的，国家只要也只有在取得“合适”的权力时，才能保证自身安全，过大或过小的权力都不是最安全的状态，这一理论偏好又被称作防御性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因其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前的国际关系领域显示出的强大解释力，成为被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主流理论。
二、现实主义理论在本世纪初衰落的原因
自冷战结束至今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心从传统的关注地缘政治、军事实力，向更加关注贸易自由化、防止和武器扩散、人权、气候变化等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问题转移。1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自由世界”胜利以后，传统的重视硬实力的现实政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至少，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变得越来越“冷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西方处于主导学科话语权地位，西方在现实对外政策上对观念、文化、制度的重视也同样成为学术研究中心转变的重要原因。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地缘政治学”这一概念在冷战结束后至今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遭冷遇，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地缘政治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似乎未能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终结，以致学者们怀疑其理论的解释力，而自由制度主义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似乎能对冷战的突然结束做出合理解释；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现实的国际交往过程中，国际关系种种行为体表现出的对权力、军事、均势等概念的冷淡以及对制度、观念、文化等概念的关注，这也促使学术界对这些概念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冲突现象并没有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解释，因为冷战后的冲突主要反映了国家目标的不同，在种族冲突中，则反映了次国家行为体目标的不同。”2这一论断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而且为当今学者们所公认的是：相互依存影响着权力和财富；国际制度是使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利益的有效机制；理解国内政治已经不仅仅要考虑国内利益，而且要考虑国内和国际制度，要考虑世界政治经济结构。3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从一个国家的官方话语中，可以发现它的关注重点。回顾对美国官方话语变化的研究，通过观察不难发现，在最近的三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中，“观念”、“精神”、“时代”等类似高频词语的出现频率不断上升。而通过观察2000年到2008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便可发现在晚近的报告中新加入了“经济”、“发展”、“伙伴”等词语，并且其出现频率不断上升。4官方话语的微妙变化，表现出整个社会共有观念的转变和自我意识的转变。这一现象与国际关系学界研究中心的转变是息息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官方话语甚至左右着学术研究的关注焦点。从官方话语这一角度，也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理论近来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式微之势。
三、现实主义因素的回归
微观经济学的概念解释篇8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2.3探索出“宏”、“微”观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
，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帕累托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2.4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
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2.5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对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其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双重决策”，比边际分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组织”问题，不能把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仅仅限于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事实上，正是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缺陷为我国的改革带来了重重阻碍。另外，不能把市场机制的问题放入“黑箱”之内，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挥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只有市场机制得以完善有效地建立，改革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微观经济学的概念解释篇9
（一）企业财务风险概念目前，理论界对财务风险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基于筹资视角的财务风险。该观点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在筹集资金过程中，由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该观点还认为财务风险大小与企业筹资数额的多少和投资收益率高低有关。二是基于资本结构视角的财务风险。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比例及其比例关系。三是基于不确定性视角的财务风险。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各种结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而导致行为主体遭受损失的大小以及这种损失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因此，财务风险就是指企业在进行财务活动的过程中获得预期财务成果的不确定性。这些界定都是基于财务本质与风险本质的理解。对于财务本质不管持货币关系论者，还是资金运动论者，或者价值分配论者，财务最根本的问题是资金活动。
（二）金融风险概念比较流行的金融风险理论有:一是金融不稳定假说。金融风险“周期性”解释派的代表人物海曼・明斯基依据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私人信用创造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其他贷款人的内在特性将使得他们经历周期性的危机和破产浪潮，金融中介的困境被传递到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宏观经济的动荡和危机。但其理论缺乏稳固的经济学基础。二是货币主义解释。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金融动荡的基础在于货币政策，正是货币政策的失误引发了金融风险的产生和积累，即货币主义解释。三是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论。克罗凯特将金融体系的风险定义为“由于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或大量的金融机构背负巨额债务及其资产负债结构恶化，使得它们在经济冲击下极为脆弱并可能严重地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不少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内在波动是造成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即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论。四是信息经济学的微观解释。信息经济学认为，不对称信息是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即信息经济学的微观解释。
综上，金融风险在学术文献中主要基于不确定性视角侧重微观与宏观角度进行的界定，如罗凯特（a.Crodkett）将金融风险定义为:由于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或大量的金融机构背负巨额债务及其资产负债结构恶化，使得它们在经济冲击下极为脆弱并可能严重地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该定义包涵了由于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风险的传导导致了宏观层次上的金融风险，也就是说，金融风险是一种综合风险。再如金融风险是指在金融活动中，由于各种经济变量，主要是金融变量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相关国家或地区、机构及个人损益的不确定性，自人类经济社会产生金融活动以来，金融风险管理就成为经济和金融体系必然的组成部分。该定义是侧重宏观层次进行的界定。
二、相关研究总结与评析
（一）基于金融与财务辨析的财务风险与金融风险定位观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财务管理专业的产生是与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及金融机构的发展相联系的。与此相适应，财务管理有关的内容加入到金融的微观分析中，货币金融理论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成本与效益、资金流量、信息及其影响等问题，并逐步形成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体系，即以金融市场为基础，注重财务分析、定量分析的新型金融学。
由此可见，金融与财务是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首先，从其内涵上来看，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广义的金融泛指一切与信用货币的发行、保管、兑换、结算，融通有关的经济活动，甚至包括金银的买卖，狭义的金融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金融的内容可概括为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付出，贷款的发放与回收，金银、外汇的买卖，有价证券的发行与转让，保险、信托、国内、国际的货币结算等。金融是信用货币出现以后形成的一个经济范畴，它和财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最能表明金融特征的是可以创造和消减货币的银行信用，银行信用被认为是金融的核心。财务的概念简言之是根据当期报表，分析当期，预测未来企业经营状况，现金流量，属于企业管理方面。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融资和分配的决策体系。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更多地是金融微观内容，可称之为公司金融，而且与会计联系也比较大，有些金融问题是财务管理所无法解决的，而财务管理的一些内容则是管理学的内容。与此相联系，财务风险侧重微观主体，金融风险是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兼而有之，但财务风险与金融风险不是简单的包涵关系，因为不同的风险主体有不同的风险链条。
（二）金融风险普遍性与财务风险特殊性从层次论来分析，金融风险可分为宏观金融风险和微观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并非金融业特有风险，只要企业从事金融活动就会存在金融风险。也就是将金融风险的主体限定在一般企业，可以将企业金融风险界定为：企业在从事金融活动时，由于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在一定时间内发生非预期的变化，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从风险的构成要素来看，企业金融风险的风险因素是企业从事金融活动，风险事件是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发生非预期的变化，风险结果是企业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即实际收益少于预期收益或实际成本超过预期成本的可能性。
财务风险是由企业筹资决策决定的，企业的筹资结构决定了它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的大小，具有特殊性。当企业利用债务、优先股等固定财务成本的资金后，就出现了财务杠杆。在息税前收益变动幅度即经营风险既定的条件下，财务杠杆水平越高，股东收益变动及破产的风险就越大。
可以认为，财务风险是发生于个别企业的特有事件所形成的个体风险，因而具有特殊性；金融风险也有个体风险的自然介入和相互作用，但更多的则是影响所有企业的因素所引起的市场风险等，因而具有普遍性。
（三）时空观下的金融风险与财务风险定位观毋庸置疑，在金融开放的新形势下，金融风险与日俱增，这就在客观上对金融企业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2007年1月1日起，我国境内设立的银行、信用社、担保公司等金融企业实行了新的《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规则》以“防范和化解金融企业财务风险，维护金融企业相关各方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为立法目的，并单设了“财务风险”一章。这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金融风险。其基本缘由是金融企业比非金融企业多了“财务风险――金融风险――财政风险――金融危机”这一风险链。
对于非金融企业从事以金融资产买卖的形式进行的金融活动首先面对的是金融风险。因为企业在从事金融活动时，由于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在一定时间内发生非预期的变化，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从风险的构成要素来看，企业金融风险的风险因素是企业从事金融活动，风险事件是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发牛非预期的变化，风险结果是企业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即实际收益少于预期收益或实际成本超过预期成本的可能性。
非金融企业从事以金融资产买卖的形式进行的金融活动，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不当，对资产质量、现金流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加剧企业的财务状况的恶化，使财务风险飙升，甚至引发财务危机。所以，我们认为非金融企业的风险链条是“金融风险――财务风险――财务危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一是财务风险具有特殊性，金融风险具有普遍性。二是金融企业风险链条是“财务风险――金融风险――财政风险――金融危机”。非金融企业的风险链条是“金融风险――财务风险――财务危机”。“FinancialRisk”应译为“金融风险”还是“财务风险”，要视文章研究的具体内容而定。三是不能将金融简单地看作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将财务简单的视为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业务的概括，因为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有不同的风险链条。
微观经济学的概念解释篇10
关键词：成本控制交易成本社会成本社会利益分配
近现代经济中成本概念的早期使用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会计核算方面，重点在于考察和控制（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与产品相关的价值耗费。进入20世纪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及经营环境的变化，成本概念更多地进入管理领域，在内涵及外延各方面有了极大扩展。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成本观念的出现以及会计社会化趋势的加强，则使成本概念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使用，也使其含义变得更为含混和难以理解。近来我国关于一些特殊行业收费及产品价格调整的讨论中，都特别地牵涉到对成本的理解，但其中的混乱及一般理解与专业意义间的差异已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社会化环境中成本控制视角的选择及会计成本观念的适应性变革问题，其意义既在专业方面，也在一般的社会问题理解及处理方面。
有关成本概念的学说
成本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成本的社会意义。导源于近代公司制企业的成本会计，很自然地将对成本的关注引向了微观层面。尽管如利特尔顿等学者对成本会计的意义给予了极大肯定，但这种肯定却多是从企业内部需求的层次进行观察和分析，导致了现代成本会计理论及会计成本视域的相对偏狭。直至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关于交易费用及社会成本的考察出现，才使这种状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中成本观念的变化。20世纪中期以来，作业成本、价值链成本、质量成本、产品寿命周期成本、环境成本、战略成本等新概念不断涌现，其社会根源，除了环境变化的影响之外，成本观察中视野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某种程度上来讲，近现代经济是一种企业经济。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细胞，其兴衰与变迁，乃是整个社会经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现代会计理论的体系架构以企业为核心，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但是，这一属于阶段性的必然，不能证明成本的真实本性。
从本质上来讲，成本所涉及的是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是各个社会阶段中必须普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成本的考量是资源配置中所关涉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观念在德国早期重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已有精辟的说明。杜能在分析中将成本和价格作为确定生产力布局的决定因素。在他的成本项目中，运输成本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他常常把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并列，以强调运输成本的重要性。在他关于孤立国六个圈境的分析中，运输费用和距离始终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自然也成为决定生产力布局的核心问题。杜能著作中所揭示的一项重要事实，是成本因素在一个社会的总体组织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早在《尚书禹贡》中就已经有这种关于经济圈境的划分，其共性在于考察和规划社会组织架构中对距离及成本因素的考虑。对成本的考量是决定社会组织形式及社会结构变迁的一项重要因素，因此，从成本角度分析和研究社会（包括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是了解社会、了解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入口。这种关系在马克思、亚当斯密关于社会分工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讨论中有深刻揭示，科斯的交易成本观念实质上也是这种观念的体现，用成本因素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同时反证出社会关系与成本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
成本控制的社会视角分析
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一个实体的经济行为由于存在未付成本，从而可能导致外部不经济，即产生一定的社会成本。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等人最基本的观点。这一视角将社会经济诸多领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其最关键之处在于关注成本的社会影响。任何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因为其相互之间联系的广泛性，其行为选择（包括资源耗费）都将产生某种社会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一个表面看来似乎属于独立的组织必然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产生相应社会影响，更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中，作为其社会经济基本成分的（经济）实体，其存在和发展必然属于社会制度选择的结果。而这种制度选择中，亦必然地包含成本因素的考量。不论是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讨论中，还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关于分工的经典论述中，都可看到成本费用因素的痕迹。这些研究的重要启示是：关于成本及成本控制的选择，需要采用广泛的社会视角。
总的来看，不仅整个社会组织范围内的成本及成本控制考量需要纳入更广泛的社会视域，即使一个微观经济单位的成本选择，因其影响的广泛性，亦不能作为纯粹的微观意义上的个性选择来考虑，而必须深刻认识到其社会意义。一方面，一个组织个体的成本决定，尽管有许多内在的属于个体特别所有的决定因素，但却在实质上因为个体本身所处的环境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约束（比如市场要素的约束、技术发展水平的约束、经济规模的约束等）；另一方面，为了社会利益分配与调节的目的，必须通过制度约束来施行对个体成本耗费的限制，这不仅仅是因为组织个体的成本高低反映着对各种社会资源的耗费水平，更因为个体成本数据的高低，会通过价格、利润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利益分配。比如某些垄断行业高工资、高成本导致总体上的微利或亏损，实质上是对社会公众或其他组织个体的利益剥夺。这种情况下的个体成本决定，显然绝非简单的个体自身的内部管理行为。概言之，个体的成本决定，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利益分配的决定过程，因为其可能具有的巨大社会利益分配功能，从而可能被利用为一种有效的利益调节甚至剥夺手段。
在人类社会制度设计中，成本抉择始终是一项重要因素。现代经济理论中关于企业性质的交易成本解释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将这种观念作一延伸，应用到其它更为广泛的领域，必然具有同样的可行基础。对企业产品成本的考察，也只有纳入这样的视域，才能得出更为恰贴的理解。在以往的理论研究及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往往习惯地认为有效地控制成本是社会个体自身的利益选择问题，简单地将其视为个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降低耗费水平，忽视其社会意义，这无疑是片面的。关于成本控制的考察与设计，必须进入超出微观个体的视域，并深入到社会利益决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所谓成本控制的社会视角。
会计成本观念的适应性变革分析
会计中的成本观念，尽管有自己独立而特殊的体系构成，但却依然只是社会成本考察的一个组成部分。会计成本观念客观地经历了一个随着环境变化及管理理念的演进而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其逻辑特点及规律性在于：对成本的考察，最初是以产品生产成本为核心，重点在于理解成本的经济意义及其具体确定，是一种基于基本经济理论的生产成本概念。随着生产的发展及认识的逐渐深化，对成本概念内涵及外延的理解，也从“工厂在制造和推销产品时所发生的一切耗费总数”，到“为了取得或创造有形或无形资源而有意放弃或将予放弃一定量的价值”，再到“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价值牺牲”，日益广大而深刻。这种改变同时反映出一种在考察成本视域上的放大：即由“产品”到各种“经济活动”，其基本的考察范围则经历了由社会到企业，再由企业到社会的演变。
自产业革命以来，产品生产成本核算与控制曾是会计界关注的重点，并促成了成本会计学的产生与发展。然而，需要看到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会计界对成本的关注，也在不断的扩展之中。科林德鲁夫（ColinDruvy）曾经指出：成本对象是指需要单独计量其成本的任何活动。换言之，如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想要知道某项事物的成本，该事物则称为成本对象。成本对象之实例包括一项产品的成本、为一位银行客户或医院病人提供服务的成本，经营一个特定部门或某一地区销售的成本，或计量其所耗用资源的成本。尽管有许多理论家对成本概念做过精辟的论述及阐明，也有不少会计专家对成本及费用等概念做过理论上的区分，但正如许多人在讨论成本问题时发现的那样，由于使用的广泛性及概念本身含义的变化，关于成本概念以及与费用等相关或相邻概念的辨识与区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不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还是在现实问题的考虑中，关于成本概念的选择、使用与理解，都应该持一种动态发展的、开放的观念，尤其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观念上的调适，进行积极的适应性变革。
在历史及理论研究中，基于研究的系统性及一贯性考虑，应采用广义的、源于总体历史观察的概念表达。也就是说，在成本概念的使用中，既要对各个相关概念作出细致的区分以适应各种情况下的具体需要，也要学会适当地模糊相关概念的细微区别，以免在进行一些基本的观察以及将成本概念的使用扩展到一般社会生活中时陷入概念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