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的知识篇1
许多研究者认为，知识产权不是统一的法律制度，而是不同制度的组合，不具有统一的合理性基础。专利权、商标权的合理性基础与著作权、商业秘密权是相互矛盾的，专利法鼓励智力劳动成果的公开，而商业秘密法则鼓励对其保密。专利权、商标权的立法宗旨是激励发明、鼓励创新，而对著作权、秘密权的保护则不能实现这个立法宗旨。笔者认为：上述问题是知识产权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对知识资产进行法律规制的问题；知识资产是公法和私法共同调整的对象，凡能够证明是劳动者智力劳动的成果的就是知识私产。法律对知识私产进行两种制度的规制并赋予智力劳动者两种权利：一种是民法基本权利的规制，法律赋予智力劳动者的是民事基本权利；另一种是民法特别权利的规制，法律赋予智力劳动者的是特许权。知识产权法统一的基础在于调整的客体是知识实体表达形式的信息化及其复制和传播。
一、知识产权的客体与法律属性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使用的“知识产权”一词，是intellectualproperty而不是intangibleproperty（无形产权），而“intellectualproperty”一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智慧成果，另一种是人们对于智慧成果的权利。”在西方，intellectualproperty也具有两种含义，即创造性的成果及权利。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intellectualproperty概念应该具有两种界定：一种是知识财产（intellectualproperty的直译）―――没有经过法律规制的客观资源存在，另一种是知识财产权―――经过法律规制后的对知识财产的权利。
但是，关键问题是对第一种含义的理解。知识财产从财产法客体角度来看是什么？智力成果或智慧结晶的含义又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它是生产的要素和或有价值的物品（goods），可以转让，强调的是经济价值（如同有形物一样）”，因而将知识财产权理解为“准物权”。但是，知识财产与物权法客体的有体物形式的财产具有本质的不同：一本书、一幅画、一个配方与一块土地、一间房屋、一部机械怎么相同？因此，理解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可能要从理解“知识财产”开始。“知识财产”的客体存在形式到底是指什么？如果它是物，它是哪一类的“物”？这种“物”与土地之类的有体物又有什么区别？
作为第二种理解的“知识产权”，是指对前一种客体进行规范的法律权利，是一种私权。对知识产权作为“创造性成果”的“权利”，也是指其对知识财产的法律规制的“权利”。这里包含了两种含义：任何客体没有经过法律进行规制，不能自动成为“权利”，这里包含了“权利法定”的原则：另一种含义是指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私人对“创造性成果”之上的权利，而不是对其他财产的权利。这种界定和区分包含了这样的原理：客体属性的不同，法律赋予的“权利”也应该不同。建立在有体物之上的权利与建立在创造性智慧成果上的权利，应该是不同的。“创造性成果”的客体属性应是建构知识产权的权利基础。
目前，对知识产权在中国私权中的法律地位的理解和对知识产权权利属性的理解出现的不同看法，源于对intellectualproperty翻译过程中的“中国化理解”不同。法学界基本上将其界定在“知识财产等于物”，并且等于“物品”的界定中，即“知识产权约等于物权”，或只是比物权“高一点”。这样，知识产权就成了“准物权”，因而将知识产权研究限制在物权研究的范围。但是，比照物权所有权的概念进行理解，将使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能理解出现了基本原则上的不相容。物权具有追朔力，而知识产权没有追朔力，知识产权的侵权赔偿不能要求“返还原物”；物权所有权不具有时间性、地域性、权利限制性，而知识产权的时间性、地域性是权利的基本范围界定；物权客体不需要强调其价值性，而知识产权中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的价值性是权利获得的前提。“物质财产”是可以被“触摸”的，而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是不可触摸但可以“感受”的。如果认为知识财产也是“物”，指的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物”，即客观实在。这样，“知识财产”扩大了“物”的范围，从可触摸的有体物扩大到可感受之客观实在。广义上物的划分，有体物是一个系列，知识财产是另一个与有体物并列的系列。知识产权是一个财产系列，严格讲也是一个类似“物权”一样的理论体系。知识产权是对“知识财产”进行法律规制后的私权。
因此，知识产权不是制度的汇编，而是具有内在的规范基础。其统一的基础在于其“同类客体”都是可以感受的知识实体或知识本体。知识实体是人类对社会、自然及人自身认识的真理性结晶或智慧的结晶。知识实体是人类以语言、文字、符号、图象、形体为表达工具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概念、命题、理论（命题系统）及意念图象等。这种“实体”是“意念实体”，具有被感受性而不具有可触摸性，它的传载工具主要是信息。知识本体的发展是在人类的创造性的生产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积累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发展本身就包含了人类的价值观念，表达了人类对社会进步的希望和对真理的追求。只有具备价值性、实用性、新颖性的知识才能对知识实体的发展有所贡献。因此，价值性、实用性、新颖性是知识实体发展的基本要求。而“知识实体”个体表达形式的信息化，就是“知识资产”。
二、知识资产与物质资产的区别
物质资产同样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产物，这种创造物同样包含了人类的智力劳动。物权法保护的物质资源的价值，直接融入了这样一种创造物中，它具有体积、面积、形状、质量等可以被人们的视觉和感觉认定为是一个“有体物”。有体物也是一个物质实体，但这种物质实体是可以触摸到的。物质实体的价值就是表现在可见状态的形状、结构、体积、质量等要素中，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和形体是不可分的。这里，引申出同样一个有趣的问题：物权法保护的有体物，到底是它的内容（包含在物质资产中的价值）还是它的形式？物权法规范的有体物，因为法律规范的特殊功能，只能规范人们的感觉和知觉能够“见到”，并通过感官可以触摸的“物体”。因此，有体物的客观属性决定了物权规范的基本原则、也是私权之所以确立的基本原则。它所规范的是人们能够“把持”并能够直接控制和直接“占有”的物体。
知识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具有价值，并都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物质实体具有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引起人们占有和竞争欲望的属性，而知识属性则必须通过理解后，才能够被人们喜爱。不能理解，就不会萌生意义和占有的需要。因此，它们在“价值”属性上是一致的。但知识实体的表现形式却不同，它的“价值”具有游离性，即同样的“价值”可以附着于不同载体上，而“价值本身”没有改变。比如，一部作品，可以表达为一本书，也可以表达为一个光盘，可它表达的信息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从价值本身具有游离性的客体属性可以认定，包含在知识资产中智力劳动的价值是一个“实体”，即“知识实体”。因此，它才能够在载体改变的情况下保持自身不变。这种“游离性”也可以表达为二分性，即知识实体和载体是各自独立的客观存在。法律保护的对象是“知识实体”而不是“载体”。比如一部书，它的知识实体是书的内容，而不是载体（纸张的层叠和装订）。“知识实体”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其本质就是智力构思，即创造性思维。著作权的客体被法律规范表达为“作品”，但这是通俗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著作权的客体本质上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正因为如此，著作权不保护思想本身，只能保护作品的形式。从严格法律意义上，知识产权的规范客体是知识实体表达形式。这种二分性在专利权的客体中也有区分。专利权的客体按照中国专利法对专利客体的权威解释，专利权客体的本质也是一种智力构思。被专利法所称的“发明创造”也是一种通俗语言而不是法律语言。用严格法律语言来表述，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因此，专利法建立了二分法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原则。
“知识实体”是一个抽象的实体，知识实体“信息化”是其获得法律保护的前提。知识产权规范的客体只能是“知识实体的表达形式”。比如在著作权中作者的知识实体表达为“作品”，但“作品”与物品不是一个逻辑层次的概念，物品是一个“东西”，而“表达形式”不是。法律对知识实体的表达形式即作品进行规范必须以表达形式附着于特定载体为前提。如果不附着载体上，“作品”仍是个恰当的构思，这个构思只是作者思考的成果，存在于个体的大脑中。法律只能对可以进行公示、公开的客体进行规范。因此，智力构思必须通过主体的表达形成独特的具有个体表达风格的形式，比如散文、小品、诗歌、小说、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等，才能被私法所规范。虽然表达形式必须附着载体才能被法律保护，但法律保护的却不是载体而是表达形式。
法律对“表达形式”的保护，不是通过对载体进行辨认而确权，而是通过个体表达形式对知识实体的“贡献”而确权和归属。这种贡献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性、新颖性、实用性是判断私权归属的标准。国内有的学者将新颖性、价值性、有用性等属性认为是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这实际上是没有将权利属性和客体属性进行逻辑区分。法律不能将个体智力活动的一切表达形式都作为私权保护的对象，都赋予私权。因为那样的话，就失去了知识私权保护的法律功能。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法律功能是鼓励发明、激励创新，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和文明发展。因此对“只有具有新颖性、价值性、有用性的表达形式进行私权保护”，这个原则类似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主义”。物权所有权的规范客体也是法定而不是自定的。
当然，版权、商业秘密权的规范客体不过分强求价值性、新颖性、实用性。版权法保护的是作者的基本表达权利，其规范的客体不要求具有过多的条件。法律侧重保护的是“表达权”本身。表达权是作者的基本权利，其归属的原则是“第一次披露”。“发表权”就是第一次公开“披露权”，而发表权不一定具有财产权的意义。因此，发表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思想的发表权和科学技术的发现权都是同类属性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版权、商业秘密权是基本的民事权利。
知识资产的私人性是通过保密性来实现的，知识资产一旦公开，就成为社会公共资源。智力劳动成果一旦表达，就存在着被复制和传播的可能。因此知识产权法确认给智力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就是控制信息权或保密权。法律规范只能通过对控制披露和维护保密状态来进行行为的调整和规制。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控制披露的基本权利，可以与他人签定保密协议，也可以进行竞业限制，还可以采取其他保密措施。也就是以法律允许的控制方式，代替家族控制、秘方控制、师徒关系的控制、行会控制、江湖控制等，并将其上升为法律调整。
三、知识资产私产公权介入的合理性
法律法规的知识篇2
[关键词]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规制
一、中国面临的知识产权滥用实证分析
1.德先公司诉索尼公司案
2004年11月2日，四川德先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讼，指控索尼株式会社(下文简称索尼)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通过在产品上设置智能识别技术（infolithium）来实现捆绑销售，直接限制了其他经营者参与公平竞争，并获取了超越完全竞争水平以上的巨额垄断利润。经查infolithium技术是索尼公司拥有的一项发明专利，用于所产的摄像机、照相机和配用电池。按照专利说明，infolithium技术的功能是计算电源消耗并显示电池的剩余可用时间。但是，该专利技术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功能，就是识别索尼电池和非索尼电池，甚至可以分辨不同型号的索尼电池。在该种智能识别功能的作用下，索尼摄像机、照相机只有用相匹配的索尼产电池才能正常工作，从而在同属于索尼生产的摄像机、照相机和锂电池之间形成了排它性依附关系，直接导致同行业其他品牌的电池在未解码的情况下，无法应用到索尼数码摄像机、照相机上。
索尼公司的行为涉嫌直接地限制和排除了其他电池生产商的合法竞争。同时索尼品牌的数码摄像机、照相机和电池构成排他性的捆绑销售关系，涉嫌构成反垄断意义上的搭售行为。
这是国内第一起以涉嫌垄断行为为诉由的案件，是一起以专利权滥用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典型垄断案件，也是国内企业以反垄断制度为武器对跨国巨头发起的一次法律挑战。
2.国际DVD专利联盟联合许可案
据有关统计，到2001年，我国的DVD产量为1994.5万台，是世界基于mpeG2标准的DVD设备最大生产国。但是。我国DVD企业几乎没有掌握任何专利技术。DVD的核心技术和标准全都被国外企业掌握。近年来，外国专利拥有者组成若干同盟，包括6C、3C、1C等几个专利收费组织。6C由东芝、三菱、日立、松下、JVC、时代华纳六公司组成；3C由飞利浦、索尼、先锋三公司组成；1C为汤姆逊公司。当DVD市场和我国DVD企业的实力都在迅速增长时，这些专利联盟开始主张“行使知识产权”，除了要求我国企业支付专利费外，还提出了追索的要求。
早在1999年6月，6C便面向全球发表了关于“DVD联合许可”的联合声明:6C拥有DVD核心技术的专利所有权，世界上所有从事生产DVD专利产品的厂商，必须向6C购买专利许可才能从事生产，而且允许生产厂家一次性取得6C专利许可证。2000年11月，6C在北京宣布了“DVD专利许可激励计划”，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发出了“最后通牒”。
2002年4月19日，中国电子音响工业协会受DVD企业委托与6C公司签订向其支付每台4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协议。随后，该协会协会又与3C公司签订向其支付每台5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协议。另外，法国汤姆逊,以及杜比等DVD专利拥有者也将向中国DVD企业收取大约每台4.15美元的专利使用费。至此，专利收费风波似乎告一段落。然而，这却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沉重压力，造成了严重后果。DVD事件中，专利权所有人的联合许可排除了单独许可的可能性，并以商定价格进行许可，从而以协议排除了竞争，显示了限制竞争的倾向。
3.思科公司诉华为公司专利侵权案
美国时间2003年1月22日，思科系统公司和思科技术公司（以下统称“思科”）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mashall联邦地方法院向我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在美国的两家子公司提讼，指控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在多款路由器和交换机中盗用了其ioS（互联网操作系统）源代码，使得源代码中的文字符、文件名，以及程序瑕疵都存在雷同现象。
事实上，思科公司的专利却设计产业标准中的事实标准问题。所谓事实标准是指在国际标准组织为实现通信网络的互联互通而建立相关标准和规范协议之前，某公司由于先期进入市场，而自己形成的一套标准。即企业在市场中通过大量使用而形成的公认的企业标准或行业标准。由于思科在互联网设备上的垄断地位，其私有协议事实上已逐渐演化为行业标准和国际标准。尽管国际标准组织国家电信联盟及各国政府在近几年间，就标准的制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体系。但由于此前思科的产品已无处不在，原有网络在扩容、升级的同时，新进的设备必须要与原有网络相兼容，因而造成思科的私有协议已凌驾于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之上，成为事实性的标准。对后来加入这一领域的厂商来说，使用思科公司的“私有协议”是一种不得已行为。
二、反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基础分析
1.法理分析
禁止权利滥用既是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基本的法律观念，也是现代各国法律乃至宪法所普遍规定的基本法律原则。而“权利滥用”的实质在于权利人以不公平、不适当的方式行使其权利，不适当地扩张了其所享有的权利。
知识产权的滥用也是如此。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权利人的合法垄断权，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竞争，但这种对竞争的限制是法律经过充分的利益衡量而允许，即法律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知识产权的垄断效应采取了消极容忍的态度。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获得与知识产权的行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知识产权获得的合法性并不能延伸到知识产权的使用上。也就是说，法律所容忍的仅仅是这种垄断地位的获得而不包括如何利用这种垄断地位。所以，权利人如果滥用了这种垄断权，那么即使这种权利的获得具有合法性，也不能因此就证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合法性。知识产权的行使只要违反了竞争规则，形成了垄断，就应成为法律规制的对象。此点已为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所确认，如欧盟竞争法确立了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中“存在权”与“使用权”相区别的原则，即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只是知识产权所有权的“存在”，而对所有权的“使用”，则应受到条约有关禁止性规范的约束。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控制之间是存在内在一致性的。首先，它们统一于与竞争的联系和对竞争的促进，从而推动创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功能上。知识产权本身虽然具有垄断性，但是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智力成果，常常是初始权利人为竞争目的或在竞争过程中的创造。对这种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使经营者能够事先根据法律将会赋予的独占程度，比较确定地预期其技术开发和创新投资的经济回报，从而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更好地释放其竞争潜能。其次，其一致性还体现于对消费者的保护中。知识产权一方面通过授予知识产品生产者一定程度的垄断权来刺激创新活动持续进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从而在总体上增加了消费者福利；另一方面，通过对于具体市场上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制止、制裁使消费者免受损害，从而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而反滥用控制的目标也在于通过禁止有可能使消费者减少了选择机会，支付高额费用等垄断行为，推动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所以从本质上讲，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对其滥用的限制二者之间是殊途同归的。
2.国际法基础
《wto协定》前言部分明确各成员方期望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认识到在处理相互间的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关系时，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障充分就业，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稳定增长,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等为目的，并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限制知识产权滥用，对任一成员方，都有一个合理利用世界资源，寻求既保护和维护环境，又以与他们各自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需求和关注相一致的方式问题，其立法是达到以上目标的措施之一。tRipS协议引言部分明确成员期望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扭曲和阻力，既要考虑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又有考虑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和程序变成合法贸易的障碍。换句话说，就是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构成国际贸易的障碍。此外，明确各成员方承认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众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和技术目的。即各国知识产权立法中，强调的旨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国内发展目标和技术目标，允许对知识产权采取不违反tRipS协议的限制措施，包括知识产权的强制许可和对知识产权滥用采取强制措施等。tRipS协议协议第8条第2款规定：“可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防止经常实施的不合理限制贸易的行为、或对国际技术转让有消极影响的行为，只要该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一致。”第40条第2款规定：各成员可以在与该协议的其他规定相一致的前提下，根据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者控制那些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在市场上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订立许可合同的做法或者条件，例如，独占性回授条件、禁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强迫一揽子许可。这为目前国际上规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行为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
三、我国应对知识产权垄断的措施
1.路径选择
治理知识产权垄断有三条可以选择的路径：其一，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其二，在司法领域适用民法之权利滥用原则；其三，建立反垄断法体系。
在上述三种方式中，前两种方式虽然可以通过对权利人权利的合理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利益的均衡。但是其作用有限。从本质上讲，不论是知识产权法还是民法，它们的性质都是私法，以鼓励竞争为导向。私法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都是建立在主体平等与自由的假定之下的，但是这一假定忽略了社会生活中主体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与不自由。同时，私法又通过“所有权绝对”和“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进一步强化了私权主体对个体利益的追求，而这必然会导致优胜劣汰，社会资源必然要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必然导致垄断。所以，可以说基于利益驱动而保护私权的知识产权制度没有进行垄断控制的功能和空间。此外，通过在司法领域，通过认定行为人具有欺诈、虚假陈诉等行为特征，来确定行为人之权利滥用，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在知识产权滥用之具体个案中这些行为特征并不明显，所以存在认定障碍。
基于以上原因，世界各国立法基本上都选择了第三种路径，利用反垄断法这种具有典型的国家干预特征的法律，一方面对合理的知识产权垄断进行保护，一方面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制裁，在保护权利人利益与保护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我国也应采用该种模式。
2.制度安排
首先，需要在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中明确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在反垄断法应申明：知识产权权利人并不因知识产权垄断地位，而自动适用该法。即反垄断法并不排斥知识产权法，并不否认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独享与行使。因此，对于权利人正当行使知识产权法赋予的合法权利的行为，反垄断法不加干预。但是知识产权的垄断性并非不受限制，对于权利人溢出“正当”边界的滥用行为，反垄断法将予以规制。以平衡和处理好知识产权与维护竞争之间的冲突，以期做到既保护知识产权，发挥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和激励竞争的作用，又切实防范合法垄断权被不正当地行使，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保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促进我国科技文化创新和经济竞争协调发展。
其次，可以在反垄断法中设置专门的条款，既明确将行使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又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加以必要明确规制。最好是在反垄断法中设置若干条款，从正面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加以明确的规制，以便增加其确定性和可操作性。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欧盟、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通过制定示范性文件，规定适用反垄断法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条件和范围，并将相关滥用行为分为绝对禁止的行为（黑色清单）、可能禁止的行为(灰色清单)和享受豁免的行为(白色清单)。同时，应当对分析、评估滥用知识产权行为具有限制竞争性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及判断的标准和可以采取的方法加以规定。
再次，由于在反垄断法中无论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加以何种程度的规制，都不可能完全解决适用中的所有问题，尤其是不可能全面、具体地阐述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复杂关系、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的一般原则和一系列具体问题，因此需要借鉴美国、欧盟、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在这方面的经验，赋予反垄断执法机关一定的立法权或者解释权，由其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专门的指南或规章，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新型滥用行为，增强应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能力，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
参考文献：
法律法规的知识篇3
关键词：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法律规制
一、知识产权保护及滥用的现状
（一）知R产权保护的发展现状
知识产权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独占权，本质上就是法律创制的垄断权利，即该项权利的垄断是由法律特别许可的。目前该权利受到的唯一限制仅限于在期限上的限制。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得一定成果，尤其在专利权领域的保护。在上个世纪末，专利法进行了两次较大幅度修改，旨在进一步加大专利保护的力度，更是与我国业已参加的国际公约接轨，大大改观我国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形象。
（二）知识产权滥用的发展现状
知识产权作为智力成果的集中体现，俨然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典型着如美国微软，凭借其知识产权在短短时间内成为行业领头羊。知识产权与生俱来的垄断性质，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逐渐侵蚀了也消费者的利益。知识产权的滥用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受到社会各界诸多的诟病。加之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对于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加以限制，在社会各界得到普遍共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能够被绝对化，需要对其保护范围及力度加以合理的限制。
二、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反垄断法律规制的依据
（一）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规制的法理依据
权利禁止被滥用原则必然要求知识产权不是无限制的权利，不得滥用。在市场经济下，知识产权已不局限于私法领域，知识产权早已将触角伸至经济法领域之中。知识产权的创立初衷就是为了全面保护知识产权下的智力成果，提倡并激励发明创新，从而促进市场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知识产权的发展及运用必然需要在市场环境之中得以进行，那么市场环境规则必然将适用于知识产权的发展及运用。
（二）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规制的立法依据
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强在知识产权领域与国际的合作，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诸多努力，大大提升我国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的形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协定，就是国际内得到普遍认可的国际标准，借鉴学习该协议，有助于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知识产权领域。该协定第八条明文规定，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明文规定限制不正当竞争，《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则通过强制许可的方式对知识产权加以限制。
三、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缺陷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系于2007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次年8月1日正式施行，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限制规定仅以该法第五十五条体现，明文规定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将受到反垄断措施。然则这一条规定，过于原则性，可操作性缺乏，实务部门在实践中难以具体落实反垄断措施。
虽然在《反垄断法》中有一条法律条文，有法可依。囿于该条条文的可操作性缺乏，具体的反垄断措施的实施有赖于其他法律的规定，多为民事法律规范及经济法律规范。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法律规范毫无体系性可言。加之知识产权领域发展日新月异，法律的滞后性缺陷凸显，更是给有效遏制知识产权滥用带来更多的困难和障碍。
四、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立法完善
（一）细化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规定
囿于条文数量限制，规定必然仅为笼统的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没有适用的空间，完全不能涵盖当下需要加以规制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范围，对于应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更是捉襟见肘。对此，加强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规定是当务之急，首先就要细化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规定，这一举措是在实践中有效规制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的大前提，否则所有的法律规制及反垄断措施都只能是空谈，可行性无从谈起。在细化法律规定的过程中，明确知识产权滥用的内涵又是是首要任务。
（二）体系化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规
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规范散见于不同部门法，且各部门法律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限制规定又在各自领域中各行其道，无法得到普遍适用。体系化进程将利于立法者及司法者对于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这一问题的解决，并能节约立法成本。我国已制定了较为完备和先进的《反垄断法》，只不过在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方面的规定较为薄弱。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规的完善，完全可以在现行《反垄断法》的基础上和框架下进行。
参考文献：
[1]孙玉芸，陈奇伟.从知识产权滥用的国际立法看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的适用[J].企业经济，2012（11）：167-171.
法律法规的知识篇4
〔关键词〕贸易法，竞争法，知识产权
一、贸易法、竞争法对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规制成因
(一)trips的规定提供了法律依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旨在通过促进充分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和确保包括程序在内的措施实施知识产权，从而降低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和妨碍。trips协议专门对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反竞争行为做了规定，认为一些限制性竞争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许可活动或条件可对贸易产生不利的，会妨碍技术的转让和传播，并允许各成员对此加以法律规制。trips协议没有详细罗列反竞争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但指出了技术许可中存在的主要反竞争行为，规定各成员可在与该协议的其他规定相一致的前提下，根据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者控制那些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在市场上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订立许可协议的做法或者条件，包括诸如独占性回授条件、阻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等。这些规定为国际上规制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壁垒。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智力资源的竞争上，知识产权及其相关规则成为发达国家用来夺取市场竞争优势的利器。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有关国际条约的在对世界经济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倾销法、产品责任法一起形成了国际贸易的法律壁垒。如美国“337条款”，较之反倾销更具杀伤力。
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垄断密切相联，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垄断，法律通过两种途径维护其垄断地位:一是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限制;二是直接赋予权利人反不正当竞争权。但知识产权法对垄断地位的维护是有限度的，一旦越过了这一限度，就会造成对竞争的限制，会侵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是与知识产权制度鼓励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基本原则相悖的。而当这种行为对市场竞争带来的限制超越了竞争法的“容忍”度时，就会受到竞争法的调整和约束。从某种角度上说，权利人的行为符合知识产权法但却有可能违反竞争法，这是由知识产权本身缺乏对垄断的“度”之规定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法律反对垄断行为但不反对垄断本身，垄断本身合法，但垄断行为不合法，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这方面最常见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如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市场上合法地形成垄断地位后，再借用这种地位限制他人与之竞争。
知识产权的合法垄断权，可以为权利人带来垄断利润，从而激发发明创造者的创造积极性，促进竞争。但知识产权毕竟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不能违背私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平等基本原则，不能滥用权利。这要求法律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应当限制权利人实施的反竞争行为，这是合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
二、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
(一)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知识产权权利人拥有法律赋予的垄断权，可以自己使用也可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权利人之间也可以联合授权或交互授权以取得更多的信息使用机会。正是出于巩固或扩张这种垄断地位、谋求更高经济利润的动机，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常有反竞争行为的发生。
1.不许可。独占权是知识产权人的一项专有权，通常情况下，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并不违反法律，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权利人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技术、技术秘密等，也会造成妨碍、限制甚至消除市场竞争的效果。例如，不许可的目的在于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其所在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与其竞争。这可能会导致与垄断共生的资源配置不经济、损害消费者利益、垄断利润以及惰性等一系列弊端，也会妨碍技术的推广和传播。再如，不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是为了恶意闲置专利、消除或减少自己在特定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在尚未建立知识产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国家，如英国在执法中将这类拒绝许可认定为拒绝交易行为，通过竞争法加以管制。
2.限制性许可。权利人在技术贸易活动中有可能利用其缔约优势，在许可协议中订入各种反竞争性质的条款，这类行为是法律最应予以规范的。限制性许可主要有以下形式:(1)强制性一揽子许可。当许可方要求被许可方同时认购几个相关的许可，而实际上被许可方并不需要这么多知识产权;(2)搭售。许可方在实施技术许可时，要求被许可方必须同时购买与被许可技术无关的或者被许可方不需要的技术、原材料、设备，否则就不转让技术。(3)不异议条款。即要求被许可人不得就所许可的知识产权之有效性或技术秘密的秘密性提出质疑，或不向有关机构举发和主张无效。(4)单方回授条款。要求被许可方在许可技术的基础上对该技术有所改良时、或取得专利权时，有义务向许可人报告、让与及授权使用。通常，回授条款被用来限制接受技术方的创新，从而影响竞争，阻碍技术进步。(5)知识产权失效后的支付和其他义务。根据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性，知识产权期满，该智力成果即进入公有领域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许可协议中要求被许可方继续支付费用是不合法的，但有例外，如一个产品或一项技术包含几项专利，而且每项专利的有效期限起止时间不同，技术价格若是一揽子，则部分已失效专利的使用费难以区别计算，可不以反竞争行为论。
3.限制横向竞争。为了阻止其它企业进入市场，有些企业在专利许可中附加限制横向竞争的规定。横向限制主要有两种形式:(1)交叉许可或者一揽子专利协议。即两个或多个专利所有人同时互相许可其所拥有的专利，以排除竞争对手，阻止其它企业进入市场。交叉许可或者一揽子专利协议实际上促进了竞争企业的共谋，许多国家对其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查。(2)限制开发、制造、使用或销售竞争的其它条件和行为。如，(a)对利用许可专利生产的产品施加质量控制，附加一些超出保证许可专利的效力或维护商标名誉必须的条件。(b)限制许可专利的使用。限制被许可方向某些用户销售含有许可专有技术产品的权利，被许可方只能向许可方指定的对象销售许可技术产品。(c)限制被许可方的经营管理。规定许可人有权介入被许可人内部管理和人事安排，如只能雇佣许可方提名的雇员。在许可合同到期后，不允许被许可方生产可以竞争的产品，或者使用竞争性技术。(d)限制销售和出口。要求被许可方必须通过许可方来销售相关产品，限制被许可方出口其产品，或限制出口地区和国家等。(e)限制许可产品的价格。其它限制如不适当地限制被许可者的经营范围等。
(二)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要素。任何经济活动的进行都离不开主体、行为和结果，反竞争行为作为正常的经济活动的一种异化形式，其构成同样也不可缺少这三要素。在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主体”是正在行使权利的权利人，包括权利所有人和权利的合法受让人;“行为”则是指权利人实施了上列反竞争行为的一种或几种行为，以及上列未穷尽的行为表现，反竞争行为的“结果”是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贸易的正常进行。
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决定了其专有性，权利人对其权利客体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许可权是知识产权人的一项重要权利，通过许可，权利人可以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有利于鼓励创新，刺激对研发的更多投入，同时也推进了技术的传播，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又可以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使消费者获益。但是，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有一条自身正当与合法行使的界限，知识产权除了其所固有的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以外，还要符合知识产权法自身的权利限制规定。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以及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知识产权法在赋权的同时，还直接对权利人施以限制，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商标权许可中的产品质量监督义务等。这实际上划定了正确行使知识产权的界限，在这一界限内行使权利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一致的，而超过了这一界限，就侵害了社会利益。因此，对于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反竞争行为的认定，须把握一个“度”。
三、贸易法与竞争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竞合适用
(一)贸易法、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主要运用私法的关注竞争价值，而贸易法、竞争法则主要以公法的方法来介入和调整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关系，以维护市场交易的整体秩序，保护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促进。
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以垄断权，使权利人比较确定地预期其技术开发和创新投资的经济回报，从而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并带动其他竞争者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而竞争又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这与竞争法的目标是一致的。尽管知识产权本身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如果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不适当地扩张了垄断权的范围，或想凭借合法垄断地位或者支配地位来实施非法限制竞争的行为，就会违反竞争法，亦即知识产权与经济竞争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特定情况下私人财产权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矛盾的反映。因此，为平衡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体现公共利益的公法规范的竞争法应对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知识产权行使理应服从竞争法的必要干预。当然，为维护公平交易秩序，竞争法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甚至扩大了知识产权法对智力成果的保护。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把仿冒商标及商品、服务和营业上的其他标记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禁止，与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之间存在着法条竞合、责任竞合的关系。
贸易法则通过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并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国家的对外贸易秩序，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在对外贸经营活动中的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时，贸易法与竞争法互相协调，一般而言，对于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依照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有前述违法行为，同时又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依照外贸法的规定处理。可见，几部规范目标最终整合到促进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及社会经济安全与发展的轨道上来。
(二)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外贸法规制。我国2004年对外贸易法列举了三种知识产权许可中反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阻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进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和在许可合同中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与trips的规定一致。此外，我国1985年制定的《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涉及技术引进合同中出现的反竞争行为也作了列举，但该条例覆盖有限，只适用于以中方为受让方的涉外技术交易而未延及知识产权的其他领域。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限制性条款，通常会限制被许可人的经营自由，造成其他竞争者的市场进入障碍，甚至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管制。但是，我国原有的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仅侧重于对权利人权利的保护，而不涉及对权利人滥用权利的规制，有保护“过度”之嫌。在当前一些西方国家把知识产权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用贸易制裁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并实现其贸易政策的情况下，我国2004年外贸法增加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专章，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对知识产权领域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秩序的反竞争行为采用对外贸易救济措施加以规制，有利于净化竞争环境和促进技术贸易。
(三)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竞争法规制。竞争法处于一般经济活动的基本规范地位，知识产权的行使也必须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接受竞争法制约，以竞争法允许的方式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我国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用列举式立法方法，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明显缺陷是没有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从内涵上进行界定，也没有规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兜底条款”。因此，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反竞争行为尤其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实难适用，因此，制订《反垄断法》和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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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的知识篇5
〔摘要〕知识产权是一种合法的但并非绝对的垄断权,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权利人不能利用其谋取市场垄断,阻碍贸易的正常进行。对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贸易法与竞争法都必须加以规制,因而存在着法律竞合适用问题。我国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反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必要通过制定《反垄断法》和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完善。〔关键词〕贸易法,竞争法,知识产权一、贸易法、竞争法对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规制成因(一)trips的规定提供了法律依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旨在通过促进充分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和确保包括程序在内的措施实施知识产权,从而降低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和妨碍。trips协议专门对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反竞争行为做了规定,认为一些限制性竞争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许可活动或条件可对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会妨碍技术的转让和传播,并允许各成员对此加以法律规制。trips协议没有详细罗列反竞争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但指出了技术许可中存在的主要反竞争行为,规定各成员可在与该协议的其他规定相一致的前提下,根据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者控制那些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在市场上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订立许可协议的做法或者条件,包括诸如独占性回授条件、阻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等。这些规定为国际上规制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壁垒。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智力资源的竞争上,知识产权及其相关规则成为发达国家用来夺取市场竞争优势的利器。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有关国际条约的内容在对世界经济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倾销法、产品责任法一起形成了国际贸易的法律壁垒。如美国“337条款”,较之反倾销更具杀伤力。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垄断密切相联,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垄断,法律通过两种途径维护其垄断地位:一是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限制;二是直接赋予权利人反不正当竞争权。但知识产权法对垄断地位的维护是有限度的,一旦越过了这一限度,就会造成对竞争的限制,会侵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是与知识产权制度鼓励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基本原则相悖的。而当这种行为对市场竞争带来的限制超越了竞争法的“容忍”度时,就会受到竞争法的调整和约束。从某种角度上说,权利人的行为符合知识产权法但却有可能违反竞争法,这是由知识产权本身缺乏对垄断的“度”之规定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法律反对垄断行为但不反对垄断本身,垄断本身合法,但垄断行为不合法,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这方面最常见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如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市场上合法地形成垄断地位后,再借用这种地位限制他人与之竞争。知识产权的合法垄断权,可以为权利人带来垄断利润,从而激发发明创造者的创造积极性,促进竞争。但知识产权毕竟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不能违背私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平等基本原则,不能滥用权利。这要求法律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应当限制权利人实施的反竞争行为,这是合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二、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一)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知识产权权利人拥有法律赋予的垄断权,可以自己使用也可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权利人之间也可以联合授权或交互授权以取得更多的信息使用机会。正是出于巩固或扩张这种垄断地位、谋求更高经济利润的动机,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常有反竞争行为的发生。1.不许可。独占权是知识产权人的一项专有权,通常情况下,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并不违反法律,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权利人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技术、技术秘密等,也会造成妨碍、限制甚至消除市场竞争的效果。例如,不许可的目的在于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其所在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与其竞争。这可能会导致与垄断共生的资源配置不经济、损害消费者利益、垄断利润以及企业惰性等一系列弊端,也会妨碍科学技术的推广和传播。再如,不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是为了恶意闲置专利、消除或减少自己在特定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在尚未建立知识产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国家,如英国在执法中将这类拒绝许可认定为拒绝交易行为,通过竞争法加以管制。2.限制性许可。权利人在技术贸易活动中有可能利用其缔约优势,在许可协议中订入各种反竞争性质的条款,这类行为是法律最应予以规范的。限制性许可主要有以下形式:(1)强制性一揽子许可。当许可方要求被许可方同时认购几个相关的许可,而实际上被许可方并不需要这么多知识产权;(2)搭售。许可方在实施技术许可时,要求被许可方必须同时购买与被许可技术无关的或者被许可方不需要的技术、原材料、设备,否则就不转让技术。(3)不异议条款。即要求被许可人不得就所许可的知识产权之有效性或技术秘密的秘密性提出质疑,或不向有关机构举发和主张无效。(4)单方回授条款。要求被许可方在许可技术的基础上对该技术有所改良时、或取得专利权时,有义务向许可人报告、让与及授权使用。通常,回授条款被用来限制接受技术方的创新,从而影响竞争,阻碍技术进步。(5)知识产权失效后的支付和其他义务。根据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性,知识产权期满,该智力成果即进入公有领域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许可协议中要求被许可方继续支付费用是不合法的,但有例外,如一个产品或一项技术包含几项专利,而且每项专利的有效期限起止时间不同,技术价格若是一揽子计算,则部分已失效专利的使用费难以区别计算,可不以反竞争行为论。3.限制横向竞争。为了阻止其它企业进入市场,有些企业在专利许可中附加限制横向竞争的规定。横向限制主要有两种形式:(1)交叉许可或者一揽子专利协议。即两个或多个专利所有人同时互相许可其所拥有的专利,以排除竞争对手,阻止其它企业进入市场。交叉许可或者一揽子专利协议实际上促进了竞争企业的共谋,许多国家对其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查。(2)限制研究开发、制造、使用或销售竞争的其它条件和行为。如,(a)对利用许可专利生产的产品施加质量控制,附加一些超出保证许可专利的效力或维护商标名誉必须的条件。(b)限制许可专利的使用。限制被许可方向某些用户销售含有许可专有技术产品的权利,被许可方只能向许可方指定的对象销售许可技术产品。(c)限制被许可方的经营管理。规定许可人有权介入被许可人内部管理和人事安排,如只能雇佣许可方提名的雇员。在许可合同到期后,不允许被许可方生产可以竞争的产品,或者使用竞争性技术。(d)限制销售和出口。要求被许可方必须通过许可方来销售相关产品,限制被许可方出口其产品,或限制出口地区和国家等。(e)限制许可产品的价格。其它限制如不适当地限制被许可者的经营范围等。(二)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要素分析。任何经济活动的进行都离不开主体、行为和结果,反竞争行为作为正常的经济活动的一种异化形式,其构成同样也不可缺少这三要素。在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主体”是正在行使权利的权利人,包括权利所有人和权利的合法受让人;“行为”则是指权利人实施了上列反竞争行为的一种或几种行为,以及上列未穷尽的行为表现,反竞争行为的“结果”是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贸易的正常进行。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决定了其专有性,权利人对其权利客体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许可权是知识产权人的一项重要权利,通过许可,权利人可以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有利于鼓励创新,刺激对研发的更多投入,同时也推进了技术的传播,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又可以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使消费者获益。但是,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有一条自身正当与合法行使的界限,知识产权除了其所固有的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以外,还要符合知识产权法自身的权利限制规定。为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以及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知识产权法在赋权的同时,还直接对权利人施以限制,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商标权许可中的产品质量监督义务等。这实际上划定了正确行使知识产权的界限,在这一界限内行使权利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一致的,而超过了这一界限,就侵害了社会利益。因此,对于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反竞争行为的认定,须把握一个“度”。三、贸易法与竞争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竞合适用(一)贸易法、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主要运用私法的方法关注竞争价值,而贸易法、竞争法则主要以公法的方法来介入和调整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关系,以维护市场交易的整体秩序,保护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以垄断权,使权利人比较确定地预期其技术开发和创新投资的经济回报,从而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并带动其他竞争者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而竞争又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这与竞争法的目标是一致的。尽管知识产权本身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如果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不适当地扩张了垄断权的范围,或想凭借合法垄断地位或者支配地位来实施非法限制竞争的行为,就会违反竞争法,亦即知识产权与经济竞争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特定情况下私人财产权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矛盾的反映。因此,为平衡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体现公共利益的公法规范的竞争法应对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知识产权行使理应服从竞争法的必要干预。当然,为维护公平交易秩序,竞争法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甚至扩大了知识产权法对智力成果的保护。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把仿冒商标及商品、服务和营业上的其他标记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禁止,与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之间存在着法条竞合、责任竞合的关系。贸易法则通过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并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国家的对外贸易秩序,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在对外贸经营活动中的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时,贸易法与竞争法互相协调,一般而言,对于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依照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有前述违法行为,同时又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依照外贸法的规定处理。可见,几部法律规范目标最终整合到促进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及社会经济安全与发展的轨道上来。(二)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外贸法规制。我国2009年对外贸易法列举了三种知识产权许可中反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阻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进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和在许可合同中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与trips的规定一致。此外,我国1985年制定的《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涉及技术引进合同中出现的反竞争行为也作了列举,但该条例覆盖内容有限,只适用于以中方为受让方的涉外技术交易而未延及知识产权的其他领域。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限制性条款,通常会限制被许可人的经营自由,造成其他竞争者的市场进入障碍,甚至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管制。但是,我国原有的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仅侧重于对权利人权利的保护,而不涉及对权利人滥用权利的规制,有保护“过度”之嫌。在当前一些西方国家把知识产权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用贸易制裁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并实现其贸易政策的情况下,我国2009年外贸法增加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专章,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对知识产权领域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秩序的反竞争行为采用对外贸易救济措施加以规制,有利于净化竞争环境和促进技术贸易。(三)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竞争法规制。竞争法处于一般经济活动的基本规范地位,知识产权的行使也必须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接受竞争法制约,以竞争法允许的方式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我国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用列举式立法方法,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明显缺陷是没有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从内涵上进行界定,也没有规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兜底条款”。因此,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反竞争行为尤其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实难适用,因此,制订《反垄断法》和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已迫在眉睫。
法律法规的知识篇6
[论文摘要]法律职业化有其深刻的知识论根据,它建立在多种知识论基础之上,并与司法制度合理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为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根据所内在要求的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方面包括司法独立、判决理由合理、司法权力中性化和司法程序正义等。
一、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基础
法律职业化作为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定现象,有其深刻的知识论基础,释明这种知识论基础的基本方面,对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认为,法律职业建构其上的知识论基础一定程度上也是推进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动力。
对于法律职业化运动的知识论基础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简要界说。首先,法律职业化对应于法律知识的类别属性要求,是法律这一本性上属于实践理性知识所要求的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三种基本类别,法律属于实践理性知识的范畴,界说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知识,是将其与纯粹理性知识进行的一种必要区分。实践理性这一概念意味着:“理性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或认识能力,而且也是一种行动者的实践能力和意志能力,是实践着的理性。”[1]波斯纳则将实践理性概念很实用主义地理解为“不轻信者对无法为逻辑或精密观察证实之事物形成种种确信时使用的各种方法”,[2]它用于解决人们面对现实问题时如何作出行动。在波斯纳看来,法律作为一种知识类别系统,它更多地不是一个数学式、逻辑般和科学论证型的知识形态,而经常是一个依赖直觉、常识、记忆、习惯、内省、想象等力量资源的过程。因此,作为实践理性知识的法律,如何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势必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方得以可能,而法律职业化正是这种实践理性范畴的法律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恰当社会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表现为一个共同经受法学理论教育和技能训练、并共奉法律信仰且专长于法律实务技能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的形成,他们坚持法律至上立场并恪守法律思维作出法律行动。
其次,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认同法律知识之实践理性本质的同时,并不放弃对纯粹理性知识本性的应然法律的追寻。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作为一种经历是法律职业家区别于行业匠人的根本标志,“学识法律家集团的内部尽管存在着职能分工,甚至存在着(例如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对抗活动,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必须以共同的法理语言来交谈。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关法律的解释共同体。”[3]这个具有共同知识背景的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没有经过正统的大学法学理论思维训练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作为成员之一的法学家更是注重对应然之法的追问,没有发达的法学理论根据,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共享法律价值的法律家共同体。因此,法律职业化正是因为这种对纯粹理性属性的法学理论的开放,才得以区别于以单一的技能传授为特征的行业匠人。尤其重要的是,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或正义法律的追问,并非一种思想实践或形而上学游戏,因为法律职业家追问应然之法和正义法律的过程重合于法律实践行动,即便是法学家的学理思辩,也是很实用主义的。
第三,法律职业化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法律知识增长要求,担负起市场条件下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中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决定于社会关系的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主体对这种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内在的规律及其本质的追问和探寻。导致社会关系分化和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多样化和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这种复杂和多元关系状况必然地要求产生大量以调整人们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对于那些必须将其作为行为约束和结果预见根据的社会经济生活主体而言,显然就是一类重要知识。但是,就社会个体而言,任何人都只拥有该类法律知识的十分有限的部分,哈耶克指出:“我们对于那些决定社会进程的大多数特定事实的无从救济的无知,正是大部分社会制度之所以采取了它们实际具有的那种形式的原因之所在。”[4]因此,因经济市场化发展所引发的人类行动规范之重要一种——法律规范知识的不断增长,客观上要求社会形成一定机制以保证这种知识的创造、传输和服务,这样,法律职业才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法律职业的兴起,根本上是以对社会经济交易活动所引发的利益当事人对日益增长和复杂的法律知识的需求为依据的,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必然地要求法律职业化进程的开始。法律职业家共同体按照角色分工,按照创造法学理论、解释法律规则、提供法律服务、主导司法程序、进行事实陈述和举证等多种游戏规则,使得法律职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一个重要中介和桥梁,“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之间保持着适度的联系和交流;市民的个人选择可以反映到行政的制度选择上去,而实证的法律规范也可以渗透到自生的民间秩序之中。”[3](222)
第四,法律职业化按照其内在规则处理法律知识,使得法律知识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作为知识系统和行动规则的法律,存在一个如何保持其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实在之法是一个事实性问题,法律如何合法是一个有效性问题。保持法律之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根本上是一个法律的合理化问题。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应得到普遍的服从,而为人们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就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语),这样,就存在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怎样保证法律合法的合法性问题。对实在法律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将既有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事实之上;对法律合法性的保证,则成为一个为实在法律的前提根据提供理由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事业。应当认为,法律职业化所内在的职业规则暗合于保持法律事实性和有效性张力之要求,对于法律职业处理法律知识的规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归结:(1)法律职业区别于缺失理论根据和价值引导的技艺,法律职业家按照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上升为科学学科的法学,其理论原理和概念体系始终是职业法律家赖以为生的专业养分。(2)职业法律家因循法律解释学进路,在处理事实的同时也解释规范。守旧的法律与新生的事实之间始终对立存在,弥补这道鸿沟的正是职业法律家以三段论思维为基础的法律解释学方法,通过这种法律解释学方法,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获得了新的表述(法官造法),作为小前提的争议事实被赋予规范内涵(法律判决)。(3)法律职业家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对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通过法律维系职业家共同体的自治和团结。道德、伦理、政策、习俗等外在于法律的权力话语并非绝对地无涉于法律,它们对法律这一社会行为规则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仅只是法律规范系统的外部环境,它们影响着实在法律的实际内容,但没有为实在法律所吸纳的内容并不能成为法律事实结论作出的根据。(4)法律职业形成准入制度,这种准入制度强化了法律职业家对法律知识内容的熟悉范围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资格考试成为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基本形式,通过资格考试而促成的法律知识掌握和法律技能熟练,使得法律职业家能够胜任法律知识供给和法律服务之社会责任。
二、现代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要求
法律职业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仅仅为法律职业本身的目的追求和实现而出现的法律实践现象,法律职业化本质上没有自己的目的,其意义根本上在于推进法治进程。司法现代化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法律职业化更多地是通过对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作用而推进法治进程,其中,法律职业化之知识论内涵在为法律职业化进程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合理化要求。
首先,作为实践理性属性的法律知识所要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独立。法律职业作为法律知识创造、传播和运用的社会组织形式,意味着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共同成为法律知识的主体,他们推进司法活动过程或解释和评价司法活动现象只按照实践理性的法律知识所内在的规则行事,为法律职业家所共享的法律价值成为司法原则,为法律职业家所拥有的实在法律知识成为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的直接根据,政治权力知识、道德知识、伦理知识、经济知识等,既不是法律职业家所求取的对象,也不是司法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和司法结论作出的根据。司法权力话语的力量之源来自法律知识本身,任何非法律知识话语的权力形态均不得成为左右司法活动的主导。
其次,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的追问及对正义法律的答案提供,要求司法判决理由的合理化。“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的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的表现。在学识性、合理性较强的法律体系下,判决书不阐述和论证把法律适用于案件事实的理由的事情是绝对不可想象的。”[3](229)法律知识之前提根据尽管有其客观性一面,也有其主观性一面,其客观性在于社会关系的法权要求,其主观性在于法律职业家(尤其是法学家)对这种法权要求按照怎样的方法和标准作出了识别和回答。因此,在抽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法律职业家所共识的法学理论知识;在具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实际参与诉讼个案的法律职业家意见。
第三,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成为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的中性力量。以经济市场化发展为主要动力所引发的法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意味着国家控制社会权力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市民为实现其利益而对抗强制和摆脱束缚之权利依据的渴求。权力——权利作为一种二元对立构造,催生了以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为使命的法律职业,而这种法律职业所表现出的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行为的权力内涵是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即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介,架构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通道。从而,以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实际上为司法权力的目的作出了定位——社会整合,也对司法权力的性质作出了限定——中性力量。诚如马克思所言:“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5]
第四,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要求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如上文所述,法律职业遵循“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法律解释学进路处理事实和解释规范”、“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职业准入制度”等职业规则处理法律知识,这就要求司法制度必须确保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为现代司法制度所一致确认的司法程序正义性价值标准,诸如参与、自治、对抗、依法、合理、效率等司法价值标准的具体要素,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之要求的规范化确认。
[参考文献]
法律法规的知识篇7
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方式
一、网上侵犯著作权方式
传统知识产权可分为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具有地域性、专有性、时间性等特点，而网络具有自由性、开放性特点，著作一旦上网很难控制，网络著作权的保护与网络文化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矛盾。根据我国颁布的《著作权法》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即为侵犯著作权行为。网络侵犯著作权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转载侵权。作者在网上发表的，但声明不能转载的作品予以转载的属侵犯著作权行为；虽然著作权人没有声明不能用于转载，但转载时未标明作者姓名的属侵权行为。
第二，网络抄袭与剽窃。一些单位或者个人通过剽窃方式使用其他网络上已经发表的文字、影音等资源用于非公益目的，如直接复制他人的作品或者对他人发表的内容稍作修改等，在网络上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这种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同时也侵犯了其他网站或者网页的权益。
第三，网络下载侵权。一些商业性经营组织没有经过网站和著作权人的同意，私自下载网络上著作权人的文字、图片等，以获取高额的利润，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
二、网上侵犯商标权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销售日益盛行，网络交易中通过浏览网页、图片等了解商品信息，而网络信息又难辨真伪，有些商家故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利用注册商标进行广告宣传等增加自己的收入，这是侵犯商标权的表现。
第一，冒用他人商标。网络侵犯商标权方式之一就是把大众熟悉的商标图案或者文字置于自己网站或者网页的明显位置，这样会侵害商标持有人的商标专用权，也会侵害其名称权。
第二，网上隐形商标侵权。一些网站为了提高自己的点击率，利用互联网把其他企业的驰名商标等用到自己网站的原代码中，如果读者点击搜索，就会出现这些商标或企业的标识，侵犯了企业拥有的商标专用权和名称权。
第三，网上网络域名侵权。网络侵犯商标权的方式除了上述两种，还有通过网络不正当竞争，侵犯网络域名。
三、网上侵犯专利权方式
网络侵犯专利权方式很多如未经他人许可，在自己制造或者销售的商品中标注他人专利号的；未经他人许可，在广告宣传中使用他人专利号的；未经他人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专利号，误导他人的；伪造他人专利证书的等。
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存在的不足
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与传统知识产权法相比，有其自身特色，这给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带来了诸多难题。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主要是针对纸质媒体、影像等实体的，具有可控性和物质性。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针对的是互联网，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其承载的知识产权介质不具备物质性，必会给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带来挑战。目前，网络知识产权法律规定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
为了迎接网络环境对知识产权的挑战，我国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如2000年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2年通过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6年通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促进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网络发展速度快，我国现有的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远不能满足需求，如网上出现侵权行为，证据搜集与保存就是一个棘手问题。因此，急需制定出与网络知识产权相适应的法律保护环境。
对网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一、重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当前，我国已建立相应的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但基本上是以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的，很少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现的，法律效力不高。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原有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已远不能满足需求，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很多内容、权利等无法规范，因此，完善相应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我国制定网络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应包括著作权、专利权、网络域名注册管理、国际互联网管理、计算机信息安全等方面，规范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的网路知识产权立法经验，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行为较为常见，与商标权和专利权法律保护相比，针对著作权的法律法规较多，需要加强对专利权、商标权的法律规定。因此，要重视网络知识产权立法，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二、提高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要发挥作用，必须为大众所了解并自觉执行。因此，除了形式上明确立法外，还要加大打击侵权行为的力度，设法提高人们的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意识。一是改变思想观念，了解知识的商品属性，认识到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二是大力宣传网络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营造社会氛围，引导人们认识到任何在网络上想无偿使用他人成果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三、强化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交易越来越普及，网络交易平台需要法律的监督，在其设计的网络交易中加大知识产权审查程序，提出缴纳保证金、追究售假责任、提高准入门槛等方法，建立投诉受理机制，使网上交易做到可查、可控、可问责，从源头上制止相关侵权行为的发生。
四、规范网络知识产权法律管理
网络环境下，我国应借鉴国际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先进经验，缩小专利法差距，加大执法力度。采取适当措施做好网络信息安全保护工作，这是吸引更多的商业秘密所有人通过网络传输的基础前提。网络环境中保护商业秘密首先要运用网络安全技术和密码技术、防火墙技术、数字签名、认证技术等，阻止黑客及网络间谍窃取网络信息。同时还要通过网络信息立法保护，如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诸多法律法规都体现了对商业秘密信息保护的重视。
法律法规的知识篇8
关键词：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立法依据立法模式法律特征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知识产权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和现象，即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日益严重和增多。结合知识产权犯罪发展的现状，怎样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并通过刑事立法的完善严厉惩治知识产权犯罪，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今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依据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及范围
知识产权一词，源于18世纪的德国。至今为止，理论和实践中以及国际公约和世界各国和地区相关立法中，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与外延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和具体的规定。总体而言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之分。狭义的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依据劳动创造出来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工业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等等；版权(著作权)则包括作者权和传播者权。广义的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其智力创造的一切成果和工商业信誉所享有的权利。根据《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的规定，广义的知识产权包括下列权利：(1)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作者权)；(2)与表演艺术家的演出、录音及广播有关的权利(邻接权)；(3)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内的发明有关的权利(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及非专利发明享有的权利)；(4)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5)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6)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厂商名称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7)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8)一切其他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有关知识产权法律规定，我国的知识产权又主要包括著作权、邻接权、专利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商标权以及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等内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知识产权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在世界贸易组织管辖范围中，知识产权已成为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重的三大支柱之一，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制高点，并成为各国激烈竞争的焦点之一。而国家通过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振兴国民经济，并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理由
国家的法律保护体系一般有民事、行政、刑事的保护体系，而在这些保护方式中，刑法保护的力度最大，也最具威慑力。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中是否应包括有刑法的保护，对此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理论上颇有争议。本人认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完全必要的，理由是：
首先，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由刑法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决定的。
分析世界各国和地区知识产权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一个事实毋庸置疑，那就是知识产权与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用法律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应该是全方位的，有关的著作权法、专利法等专门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民事、行政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固然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完善刑事法律规定也不容忽视。应该看到，刑法从它产生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保护功能。任何行为只要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国家、社会或者个人利益，国家就当予以追究，借以惩罚和预防犯罪。刑法对已然侵害国家、社会或者个人利益的犯罪行为予以刑罚处罚，以保障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体现了刑法保护机能存在的最初理由。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角度上看，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现象的刑法调控和司法干预就显得十分必要。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形成较为完整的调控体系，也不足以遏制已经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并预防其进一步蔓延。由此可见，对于那些严重侵犯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破坏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正常管理的行为用刑法手段保护，完全是由刑法本身具有的功能决定的。
其次，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由刑事制裁的严厉性特点所决定的。
在用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活动中，国家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方式一般包括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等。在这些法律制裁方式中，刑法制裁方式是最严厉的也是对犯罪分子最具威慑力的一种制裁手段。因为，刑法是其他法律部门的救济和保证，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最后救济和保障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刑法是调控知识产权领域法律体系中的一环，刑事制裁是法律制裁中最严厉的一种，刑法以其特有的严厉制裁手段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调整体系，发挥着其他法律制裁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当代社会科技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必然要求。
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与科技发展以及经济进步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对知识产权进行侵犯，就必然会影响和阻碍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的进步。表面上看，尽管知识产权属于一种私权，但是对于这种所谓私权的侵害同样也可能带来社会危害性，而且同样也可能因这种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而构成犯罪，因为无论是直接侵犯个人利益的行为还是直接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都可能达到严重的程度。由此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点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与刑法规定的其他侵犯财产行为不仅可能完全一样，而且还具有侵权主体广泛、侵权地域广泛以及侵权形式隐蔽等特点。也即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同样可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加强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迫切性。只有加强对知识产权有力的保护，才能调动人们的创造积极性，促进对其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丰富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因此，用刑法手段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
由此分析，在当代社会中强调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这些法律保护中我们不应忽视相关的刑法保护，而应把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作为法律保护中的重要一环加以对待。
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
（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分类
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其一，刑法典规定型。这是指国家用刑法典对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以规定，也即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是由刑法条文加以明文规定的。其二，特别刑法规定型。这是指以特别刑法的形式专门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其三，附属刑法规定型。这是指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即在有关涉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附带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其四，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除由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刑法典条文作出相应的规定。其五，特别刑法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除由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对其中某些专门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出规定。
对以上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各种立法模式均具有一定的特点，很难说谁优谁劣。许多国家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随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种类的增加以及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认识的提高，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也在变化。
（二）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现状及模式
我国1979年《刑法》在知识产权犯罪方面仅规定了假冒商标罪(第127条)一条，而且对商标权的保护范围也很狭窄，仅限于“工商企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这显然是在对知识产权保护整体上还很落后的状况下的产物。随着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逐步重视以及实践中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多样化，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范围。我国1997《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设专节集中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罪，这无疑改变了以往知识产权刑事立法较为分散、零乱、不系统、不全面的状态，从而对知识产权各领域的犯罪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就此而言，本人认为，我国新《刑法》的这些规定已基本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法律体系。
尽管我国刑法已经就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作了系统、全面的规定，但是，理论上就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所采用的模式仍有一定争议。本人认为，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实际上采用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立法模式。理论上有人认为，我国的立法模式是刑法典型，这是因为我国刑法中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有罪状有法定刑，而其他有关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中虽然有规定，但均是笼统地规定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没有法定刑甚至没有罪状。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规定了罪状及法定刑的法律规范才称得上是刑法规范。我国《刑法》中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有罪状也有法定刑，这无疑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刑法规范。但是，在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等有关知识产权附属刑法条款中，往往只是在规定侵犯知识产权一般违法行为的处罚时，附带笼统地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法定犯不可能仅有刑法规定，而没有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对应，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法定犯了。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立法的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考虑到了刑法典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并且这种立法方式显得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立法模式。
三、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概念及其构成特征
一般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罪是指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侵犯知识产权罪具有以下构成特征：
（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管理
首先，本类犯罪侵犯了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无形财产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但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点。知识产权的这种“无形”特性，决定了权利人对其占有不能通过实在具体的控制来实现。侵权人的侵权方式也不是通过侵夺或毁损，而是通过剽窃、假冒、篡改、擅自使用等没有法律根据地占有和使用他人的精神成果的方式。与之相应，权利人只有在发生侵权，从而通过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时，才能体现出权利人对知识产权行使占有、控制和进行管理的权利。正因为如此，西方法学界有人把知识产权称为“诉讼中的物权”。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国家均采取单独制定民事特别法的方式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在刑法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有别于传统的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和侵犯财产犯罪，而独立成为一种新类型犯罪。
其次，侵犯知识产权罪侵犯了我国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侵犯知识产权罪绝不仅仅是侵犯知识产权人的权益，它还侵害了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有序管理，甚至会造成市场的不稳定和动荡。正基于此，国家对知识产权建立了系统的保护和管理制度，因而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客体也就自然包含着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制度。
（二）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权利人许可，侵犯其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行为
首先，这种行为必须是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许可或法律另有规定外，其他任何人均不得享有或使用该权利。权利人垄断这种专有权并受法律的严格保护，权利人可以自己行使其所享有的专有权，也可以转让、许可他人使用等方式处分其智力成果并从中获取利益。任何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或未在法律规定情况下使用该项权利都构成侵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为人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了侵犯商标权，侵犯专利权，侵犯著作权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犯罪。
其次，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必须是情节严重的行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是行为犯，而是结果犯或情节犯，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结果或情节中体现出来，侵权行为不具备情节严重的情况，就不构成犯罪。从刑法条文规定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节中每一具体的犯罪都规定必须具备一定的情节才能构成犯罪。当然这里的情节是指广义上的情节，不同的犯罪在刑法上的表述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刑法规定必须“造成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对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刑法规定必须“销售金额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刑法规定必须“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才能构成犯罪；对于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定必须“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能构成犯罪；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等，刑法则规定必须“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可见，是否具备一定的情节是区分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罪与非罪的一个标准。如果行为人不具备情节严重等情况，则只构成一般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三）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本罪犯罪主体
按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犯罪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但如果法律有规定的，则单位也可以成为某些罪的犯罪主体。由于知识产权领域中存在着多种法律关系，其中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相互交叉、错综复杂。任何法律关系主体侵犯知识产权法律关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行政或民事的制裁措施不足以补救其对知识产权领域中正常秩序的危害时，就需要用刑罚手段来加以制裁。因而，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主体的多样性，包括个人与单位。根据我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规定，对于所有的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体，刑法均没有作特别的规定，也即包括假冒注册商标等罪的犯罪主体理应为一般主体。另外，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单位犯罪较为严重的特点，刑法专门集中规定了单位犯知识产权罪的处罚。根据《刑法》第220条规定，单位犯第213至第219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各该条的规定处罚。可见，刑法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所有七种犯罪均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四）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类犯罪
通常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人一般是出于营利目的，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出于其他目的，如破坏他人注册商标信誉，为了捞取某种荣誉或者损害他人专利或专利产品的信誉等等。在认识因素方面，行为人对于犯罪对象有明知，即明知是他人享有专有权的知识产权，过失不能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罪。在意志因素方面，多数行为人表现为积极的追求，希望犯罪结果的发生，如行为人为追求违法利益，追求他人商标、专利信誉丧失的危害结果的发生等等。在少数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也可以是放任。因此，侵犯知识产权罪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所以只能由故意构成而不能由过失构成，这是由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行为人只有在出于故意的情况下，才宜作为犯罪对待。过失行为则通常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这是刑法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
由于我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所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只有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明确规定要“以营利为目的”，其他诸如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等均没有如此规定。于是，刑法理论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否属于目的犯，也即行为人是否要“以营利为目的”为构成本类犯罪的必要要件这一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知识产权犯罪在主观上须是出于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以营利为目的是这类犯罪的共同主观特征，同时也是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有人则认为，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只是基于故意；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除了是基于故意之外，还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侵犯商业秘密权的犯罪则不需以营利为目的。还有人认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是“以营利为目的”，这个范围限制过窄、过死，建议除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外，考虑到行为人在抄袭、剽窃、假冒他人作品时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是否可增加“以盗窃他人名誉为目的”或“以诋毁他人名誉为目的”等表述，适度扩大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规定。另外有人认为，应该取消《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和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关于“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这样司法机关就能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确定相应的犯罪目的，科学而合理地把握知识产权犯罪的故意内容，全面地惩治犯罪。
本人比较赞同上述最后一种观点。侵犯知识产权罪行为人主观上较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也确实有其他犯罪目的存在的可能性。《刑法》中只规定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须“以营利为目的”似有不妥，因为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等行为人主观方面通常也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侵犯著作权罪等的行为人也完全可能是出于其他犯罪目的。由此可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行为人主观上实际上具有一致性，即行为人既可以具有营利目的，也可以具有其他犯罪目的。无论行为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其行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达到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程度，均可以构成犯罪。理由是：首先，尽管知识产权具有一般财产权的特征，但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并非是单纯的侵犯财产犯罪，其更多地具有经济犯罪的特征。我国《刑法》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归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过分地强调“以营利为目的”，则可能混淆与传统财产罪的界限。其次，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事实上并不会直接影响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如行为人完全可能出于其他目的而严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再次，世界各国和地区刑法中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中，一般也没有专门规定要“以营利为目的”。例如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刑法中均未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观要件。由此分析，我国《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而对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罪则未作规定显然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必要时应该予以修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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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的知识篇9
1.合同风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大学生的创业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合同签订和执行，例如买卖合同、借款合同以及租赁合同等。但是，因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不够健全等，造成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法律纠纷，给新创业的大学生造成利益上的损失。
2.行政处罚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活动都需要法律的制约和规范，市场经济各个领域都离不开法律法规的引导，而目前我国的各行各业的监管都是由工商、税务、质检、卫生环保和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不同的行业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制约和规范。在大学生创业的过程中，由于这些法律法规内容较多，一旦大学生对这些法律法规不够熟悉，那就会使自己的某些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引起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甚至一些情况严重的会被责令停产和关闭。
3.劳动关系风险
市场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将会产生多种劳动关系，必然也会导致劳动纠纷的增多，在签订劳动合同、发放社保基金和公积金等过程中，以及劳动法的落实和解除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一些细节问题造成法律纠纷，这些都是因为大学生在创业之前对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不够了解造成的。
4.知识产权风险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重要，由于大学生创业一般都是一些涉及知识、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因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关系着公司的发展命运。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因为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和法律等方面还有所欠缺，加上大学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强，导致大学生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或者出现他人知识产权，引起相关的法律纠纷。
5.刑事处罚风险
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由于大学生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导致资金、市场开发等方面存在很大困难，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如果大学生冒险做出违法行为，例如违法公司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公司的设立过程中虚报注册资本、抽逃资金和虚假出资等，在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中生产和出售假冒伪劣产品以及注册假冒商标和偷税漏税等，都会引起刑事处罚的风险。
二、加强大学生创业法律风险防范措施
1.建立健全大学生创业法律保障体系
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政府应该充分的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对大学生的创业行为进行合理的干预，通过立法等形式对大学生创业进行保护和支持，加强立法研究，努力构建出适合大学生创业的科学法律保障体系，积极的制定和出台一系列与创业有关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我国大学生创业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的优化社会环境，建立健全大学生创业法律保障体系，同时各个地方政府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出台更加细化的政策法规来支持当地大学生创业，为大学生创业活动提供优惠服务。
2.加强构建大学生创业法律风险规避外部支持系统
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创业法律风险的防范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因此必须通过政府主导，与高校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制定一套科学的外部风险规避支持体制。在这一支持系统中，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防范进行政策引导，加强相关平台建设，加强对大学生法律风险的宣传力度，积极创造条件为大学生进行法律咨询，推荐法律顾问，帮助大学生进行法律咨询和法律救助，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对大学生创业者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同时，高校应该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加强创业法律知识的教育，优化法律课程设计，将法律风险防范纳入到课程中，定期的聘请外部专家对大学生开展讲座。此外，社会各类创业投资公司应该全面支持大学生创业，为他们提供创业资金和相关咨询服务，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一个良性互动的外部环境。
3.提高大学生法律风险规避意识
为了有效规避大学生创业法律风险，大学生创业者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业法律规避意识，积极地了解和学习各类风险，利用在校期间和业余时间进行法律知识学习，积极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提高自己法律风险识别能力，切实保障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减少法律纠纷，有效抵御各类风险。
三、结语
法律法规的知识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大力开展“法律进企业”工作，促进企业经营管理者自觉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进一步增强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办事能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法律进企业”工作，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工群众学习法律制度，使本市企业经营管理者能够熟练掌握现代经营管理所必备的法律知识，努力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和规范意识。使职工群众懂得既要增强维权意识，又要增强履行义务的意识。做到有序维权，依法合理表达利益诉求。促进企业诚信守法、依法经营、依法管理，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强化市场规则和行业自律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治企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三、工作任务
各类企业职工都应当参加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学法用法。学习内容分通用法律知识和专门法律知识两个部分。通用法律知识主要包括：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宪法和基本法律，有关市场主体与规则、市场宏观调控与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环境与生态保护、资源与循环经济、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专门法律知识主要是指规范本行业企业经营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企业经营管理者尤其要加强法制的学习和培训，带头参加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并联系企业实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培训工作。企业经营管理者学习法律知识采取自学与集中培训相结合的办法，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每年每人参加培训时间不宜少于16小时，其他职工每年不少于8小时。
四、工作措施
（一）建立健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学习和培训制度。各类企业均要制定年度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计划。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每年应定期或不定期参加法律知识学习，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能力，正确处理企业发展与维护职工权益关系。
（二）进一步强化企业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通过各种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以及公示牌、宣传栏、触摸屏等形式，积极宣传与本企业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法规知识，大力宣传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不断提高企业职工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维权能力。
（三）切实加强企业职工学法阵地建设。“五五”普法期间，大中型企业必须建立企业职工法制学校；开通“职工维权热线”，积极为企业职工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救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在企业网站中创办职工法制教育网校或设置职工学法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