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的统一篇1
正如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一样,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一大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经济全球化是其根本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跨国民商事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发生,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为了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人员,无不在改善其国内法律环境,这样就需要各国法律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这有利于各国法律消除差异,趋向统一;而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要谋求共同发展,保证国际社会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的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贸易交往的扩张和深化,则需要制定更多的国际条约来规范国际商事关系,努力建立起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环境。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世界范围内法律的统一化、协调化首先表现在民商法领域。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国家商人交易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商人之间的跨国交易设立规则,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商法规则的统一。因为“协调化的法律规则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促进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发展”。数十年来,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已取得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如国际商会等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规则;各国通过国内立法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商事法律规范趋向统一。
国际社会通过制定大量的调整有关国际商事关系的国际公约,推动了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意味着,处于边缘化状态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非洲国家积极推进市场的联合与扩大,而“市场的联合总是与努力对有关金融和贸易方面的法律进行协调的活动相伴而行”。非洲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潜在好处,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中,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二.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
消除法律的多样性,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法律的多样性在非洲尤显突出。非洲法律的多样性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2
一、经济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现代经济的发展会对以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民族产生深刻影响,其结果是促进民族经济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变,民族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会导致民族文化调适、转型,从而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的文化诞生。这是现代经济对民族文化主要的影响。“各个民族的文化意义就在于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动力。”[1]民族文化的变迁与转型是为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转变。“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由于它们面临的不仅有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2]在现代经济环境下,融入较先进文化,不仅是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促进本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避免淘汰最有效的手段方法。以农牧为主的达斡尔族人过渡到农耕与畜牧混合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达斡尔人的传统民族文化,如“罕拜舞”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形态。新“罕拜舞”保留了原始舞蹈中农耕狩猎的舞蹈动作,结合了现代人的特点,发展成为老少在广场能够健身的大众化舞蹈,成为传承达斡尔文化的重要载体。鄂伦春人从单一狩猎向农耕文化转变,他们走出山林,放下心爱的猎枪,开始农耕生活。而农耕之余,发展起来的桦皮画艺术则将对山林的留恋留在了方寸之间,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存活在当下生活中。这些文化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之更快适应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文化来讲,伴随着新经济而产生的新文化,是一种文化的进步。
其次,混居经济对文化影响是促使文化模式的趋同,其结果是淡化本民族文化,共同形成新的大文化。从现在我国民族分布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在空间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显着特点。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是和汉族杂居相处,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言,主要是少数民族之间或同时与汉族混杂居住。”[3]在黑龙江地区,混居是本地区特别鲜明的居住特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黑龙江有54个少数民族,朝鲜族以黑龙江中、东部牡丹江及周边地区为主散居地;满族主要散居在哈尔滨双城周边地区;蒙古族主要散居在黑龙江靠近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地区;人数较少的赫哲族居住在同江、抚远紧邻俄罗斯的边界地区。散居的民族在居住的具体村落中又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态势。各地朝鲜屯、回民村、蒙古民族乡镇多是民族人口相对多的地区。由于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提倡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那些人口少的民族在其他民族影响下很难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散杂居地的不仅经济发展模式要相互影响,文化也处于相互融合的态势。要想保留住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必须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产业。因为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并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是能够随着经济发展得以延续的。但是,那些人口规模小、本民族的消费群体在逐渐减少的民族在文化与经济转型中面临着更多文化基因的丢失。如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都是由于人口过少,在周围强大的汉、蒙、满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济、文化都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文化传承举步维艰。缺乏经济发展目标的民族文化保留是艰难的,民族文化丧失了本身具有的文化特点,致使本民族文化淡化,随之而来的是与主流文化的趋同。
再次,地缘经济是衡量外部经济对民族文化影响的重要标志。空间距离是民族传统文化保留的重要尺度。经济越不发达,距离中心城市越远,民族文化的遗存保留就越加完好,受到城市化经济冲击的影响越小。地缘经济的辐射强弱,地缘优势对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以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聚居区为例,在接近市区的区政府附近的达斡尔族村齐齐哈村,达斡尔人居住的建筑与其他汉族人的建筑模式已经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唯独在建筑上保留了开西窗户的习惯。而当地的汉人在建筑时也采纳了西窗建筑风格,除此之外,看不到一点有达斡尔族的建筑风格的民居。而远离城市的偏远卧牛吐、莽格吐民族乡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民居。此外,汉民族经济发展,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步融合,其原有的文化特点逐渐淡去。少数民族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必须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里汉文化与其他民族问题的交流是相互的,彼此相互影响着的。总的来说,汉文化由于处于文化的主流与支配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他民族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与汉文化接轨。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也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制约着文化,经济的变化造成了文化潜移,在与外来文化接触中导致民族传统的改变。
二、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首先,传统文化模式的滞后性,制约着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相应的文化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而经济模式的转变,要求文化相应转型。当出现经济文化不同步问题时,原有文化将失去存在基础。以黑龙江鄂伦春涉猎经济发展困境与鄂伦春原生态山林文化为例。当20世纪初期,大小兴安岭均有鄂伦春猎人的身影,他们或以“乌力楞”(同一父系的人们或几代子孙组成的集体涉猎组织)、“阿额”(由3~5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生产组织)、个人为主,进行涉猎活动。但到了195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人告别了驰骋山林的生活,分别在黑河瑷珲区新生乡、逊克县新鄂乡、新兴乡、塔河县的十八站乡、呼玛县的白银纳乡和嘉荫县乌拉嘎镇胜利鄂伦春民族村建立了5乡1镇的鄂伦春新乡村,开始了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也由涉猎为主转向农耕为主。这种变化导致了以山林文化为主的文化形式,如桦皮文化、涉猎文化由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变得淡化乃至逐渐消失。“由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伴随生活方式而生的传统文化也随之断裂,处于濒临衰亡的边缘,现代的鄂伦春文化几乎被汉化。”[4]对于文化来说,原来伴随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逐步变迁、消失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对于经济来说,这种过时的文化因为很难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因此,要改变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文化调试,这样才能使文化与经济和谐共进。
其次,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消极落后的习俗与心理等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导致行为方式消极,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以黑河市瑷珲乡新生乡为例。在1984年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鄂伦春族有42户承包了土地。到1985年,42户鄂伦春人共承包土地1665亩,人均22.5亩。实际情况是,在1984~1995年,全乡鄂伦春族只有10户种了部分土地,有20户将土地转包给他人,5户分到土地后既没有转包也没有耕种,而是出现了“弃农归猎”的现象。[5]这种怀旧的习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对民族文化的保持固然有一定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不与经济发展合拍的文化传统毕竟是文化进程中的阻碍,这种消极的因素极大地制约着民族经济发展,使民族经济在原有的圈子里循环,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再次,在现代化人际关系交往模式转变过程中,文化意识中的原始习惯定式对新变化的不适应,造成了民族心理的调适困难,影响着经济发展。如:鄂伦春人中的“乌力楞”氏族组织中实行绝对平均分配,即使是氏族内部劳动技能差的人也能够得到基本乃至最好的物质保障,面对现代化竞争意识加强,一部分鄂伦春人显得无所适从。固守传统、缺乏积极发展新经济等思想观念,加之骨子里民族性格中的耿直因素,使他们很容易与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模式合不上节奏。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对新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处于一种茫然状态。内心深处对驰骋大自然的留恋,使他们对农耕文化或更进步一些的现代文明产生纠结。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创新；企业家精神；观念人力资本。
一、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在企业家的主导下不断创新的过程。
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传统主流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各种外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一是资本积累；二是自然资源的禀赋；三是技术进步水平；四是劳动力的投入。因此，西方经济学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表达式为：G=aF（K，L，R）式中：G表示经济增长率，a表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水平，K代表资本对经济的贡献，L代表劳动力的投入量，R代表投入的自然资源，F表示函数关系。
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经济增长问题的。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径研究经济问题的，正如保罗·萨谬尔森所总结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以上经济模型时，一般把确定的制度、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作为暗含的假设条件，而将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停滞的原因时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因此，当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深入的解释时，将原来抽象掉的假设条件还原回去，不仅会增加经济学的解释力，而且也是经济研究向“现实世界”的回归。
正是在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础上，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源头上看，“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特别反驳说：“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是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那么，创新的主体是什么？对此，熊彼特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灵魂”，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
企业家之所以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企业家具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品质，即“创新精神”，亦叫做“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1）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2）企业家的“成功欲”；（3）企业家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4）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5）企业家的事业心。由此可见，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自始至终是实施创新的人，他们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恰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需要。正是在他们的支配作用下，不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其影响产生了一批追随者和模仿者，从而带动区域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摆脱出来，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走向现代的工业经济。
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创新的精髓，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一个地区经济能否起飞的关键。但是，企业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人数多于发展中国家，我国东部的企业家平均数量也大大超过西部。那么，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家数量具有不均衡性？企业家阶层及其创新精神是怎样形成的？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每个时代的“精神”都与其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答案。
二、传统文化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观念人力资本”的塑成。
现代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较，两者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产主体只要作到循规蹈矩，模仿前人就行，从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进取的传统农业文明。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社会，要求劳动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须是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人，因为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人，要想在市场竞争的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人，应该满足以下一些特征：具有主体意识；思维活跃，具有创新精神；不因循守旧，不满足现状；具有进取精神和纠正意识；眼界开阔，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断补充新知识；崇尚科学，实事求是，不迷信书本，不慑服权威；讲求效率，重视技能，具有敬业精神。由此可见，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劳动者和管理者。
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的知识与技术水平，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国家通过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甚至出现了“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的现象，但其工业化仍然没有实现。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孟加拉国，其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年内，有一半处于失业状态；我国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目前也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反观我国东南部沿海一带，人力资本的数量并不占据优势，其经济却高速发展。如浙江，2001年每十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在国内排序第17位，但其人均GDp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各省之首。这说明，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个数量的问题，而且还有个质量和结构的问题。
根据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和功能不同，笔者拟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知识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而形成的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发展教育事业是培养“知识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一个国家的各级教育对培养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重要意义的。“观念人力资本”是指由传统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人力资本，它是通过地域传统文化的长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人力资本”主要由一个人的观念、信仰、习惯和思维方式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二者的作用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知识人力资本”
主要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正确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从生产力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那么，“观念人力资本”则主要是从思想和行为上选择“做什么”、以及从经济组织上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从二者在人力资本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看，“观念人力资本”甚至超越“知识人力资本”而居于基础性地位，因为只有先解决“做什么”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很显然，本文的企业家是属于“观念人力资本”范畴的。“观念人力资本”源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hi138/Com]
文化的经济学界定是：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和习俗，来禀赋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进而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
传统文化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规约、激励来发挥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导向作用表现在：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因此，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文化的规约作用表现在：特定的文化精神构成经济行为主体的潜在的行为规范，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经济社会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文化精神的激励作用表现在：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
一般来说，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今天，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和观念对现代经济的主体即企业家的形成具有长久的基础性的影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他认为人们对财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即工作态度，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在这里，人们对财富的不同态度是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的。
典型的如犹太教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简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标的地步，因此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犹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而反观伊斯兰教，其教义则认为赚人家钱是可耻的，甚至到了今天，大多数巴基斯坦人还认为到银行存钱收取利息都是不对的。我国的温州人深受浙东“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而乐于经商，有“东方犹太人”之称，而西藏人赚了钱却乐于佛事活动，很难有资本积累。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因此，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区域，对其一生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表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或工业化，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工业化道路，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缓慢变迁，才有了“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突破性大发展。
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其生成“观念人力资本”即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进而最终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水平。[]
三、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模型构思。
本经济模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为立论的基础，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那么，它就会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G=C（i）f（t，i）其中：G=经济发展水平，C=文化类型，i=创新精神（系数），t=技术创新，i=制度创新这种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主导下，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途径而实现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这里包含着层层推进的几层意思。
首先，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到经济体内部去寻找，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创新精神。
传统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一个靠近海洋的地区，人们由于经常下海，要和海浪、台风做生死搏斗，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而深居内陆山区的人们，对外交往困难，再加上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走出家乡，因而缺乏对外交流，长此以往，必将形成保守观念和封闭性格。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区域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类型，有的是具有丰富的创新意识的，有的是比较保守的，缺乏创新精神的。由此可见，创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地区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因素决定的。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内在精神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人的创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从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渊源关系表现在：优秀传统文化是通过企业家这个创新主体来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其演进路径是，区域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创新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在合适的条件下，将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创新精神，从而在本文化区域自发地形成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群体：由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家数量多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快，而数量少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慢，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型中，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数量化的，具体来说，公式里“i”的数据，可以通过一个经济区域所拥有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创新频率计算出来。
其次，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重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创新表现为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从内容上看，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其中，技术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其作用在于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以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它既可能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也可以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从历史上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也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新制度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区，正是通过专业市场、民营经济、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间金融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和制度创新，浙江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由此可见，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
那么，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泉是什么？亦是植根于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往往是影响经济体制变迁和制度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制度的文化蕴含规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传统文化从风俗习惯到观念系统，从心理到意识，形成了对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独特看法：传统文化所确认的行为规则、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在人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已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的习俗和惯例，在制度创新中有两种可能的作用方向，一是成为制度创新借用的资源，即将民间运行的习俗惯例升华为普遍有效的制度；二是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即它们属于惟有改变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种类型。由此可见，制度无非是文化进化的结果，是各个小群体、个人的规则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为社会规则。
传统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观念会阻碍技术创新与进步，这可以从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训中得到答案：而先进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则能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这也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对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
再次，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站在落后的“农业国”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在这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可以划等号的。什么是工业化？按照发展经济学大师张培刚的定义，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
就是熊彼德所说的“创新”。由此可见，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实际上是承袭了其老师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精神实质，认为工业化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把工业化定义为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4
[关键词]社会经济发展彝族传统文化转型
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型，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整个社会的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彝族传统文化进入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必然冲击了彝族传统文化，影响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一、社会经济发展昰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主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而使社会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竞争性和规范性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竞争机制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有效发挥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不仅要有健全的市场结构，而且要制订一系列严格的经济法规，确保经济政策的实施，达到预定的经济目标。
2.成熟的市场经济观念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成为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支点。资源配置的主体由过去的政府转变为现在的市场。其优点就是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亚当·斯密把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以价格为杠杆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二、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彝族传统文化的转型
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潮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必然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特别是冲击着数千年来产生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彝族传统文化。
1.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
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分配方式，人与人之间不再靠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是靠创造财富来增加自己的利益，于是整个社会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市场经济是在社会进步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这是一种具有巨大财富创造力的社会制度。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从1978年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克服各种阻力，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富有生机的新型农村体制使中国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此后的近30年，我国的GDp总量不断增加，并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的上升了。市场上的商品数不胜数，商品的质量和品种比30年以前提高了几个档次，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中国富强了，百姓富裕了，银行里的存款翻番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条件改善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基础的改变，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在悄然发生改变，这种变化也渗透到彝族民众之中。
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和之后的社会，是两个极其不同的社会。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都希望自身的生活得到改善，财富得以增加。这种选择，这种希望，也同样是彝族民众的追求。当彝族同胞走出他们原有的天地，他们会发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发明、应用新技术并从发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消费者的欲望、需求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满足，人们的消费方式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是丰富的，人们身上所释放出的现代化因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氛围，都在吸引着彝族民众，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吸引他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中，学习新的事物，并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硕果，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最初可能是从某个彝族人、某个彝族地区的某种变化开始的，然后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彝族人以及彝族地区，慢慢地影响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这必然动摇了彝族传统文化的根基。
2.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碰撞着彝族传统文化
随着国际间的商贸往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企业跨国购并之风的兴起，使不同国家企业之间能够通过强强联合，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规模效益，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争夺全球市场。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生活各方面形成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都作为世界经济这一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存在。经济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于是，技术、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彝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必然会打破楚雄彝族传统文化机制原有的封闭性。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5
我国的文化体系是具有双元性特征，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和“五四”新文化传统。本文通过梳理新旧两种文化传统的发展脉络，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核心特点归纳为“宗族等级与专制主义”，将“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核心特点概括为“民主与法治”。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新旧两种文化传统对中国公司治理“从行政型到经济型”演进特点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文化；公司治理；行政型；经济型
一、引言
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对人们的法律意识及常规行为产生规范(哈维兰，1987;埃尔，1988)。文化传统的规范性与民族性决定了文化传统可以作为一种环境要素而对本民族的政治、经济等活动产生影响作用。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文化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古代文化传统;另一个则是“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王铁仙，2010)。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探索与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起，中国公司治理理论已走过30多年的历程。由于受到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因素的驱动作用，中国公司治理的主体从初期政府直接管理的“政府”治理主体，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股东作为治理主体，逐渐转化到现在“以股东作为治理主体，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经济型治理主体(李维安、郝臣，2009)。随着治理主体的不断演化，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也正逐步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进(李维安，1996)。鉴于此，本文将从文化传统的视角，在系统梳理中国两个文化传统特点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文化传统作为环境要素对中国公司治理转型演进特点的影响作用。
二、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特点
1.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其核心特点是宗族等级与专制主义。中国两千年的农业经济，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大家族制(王铁仙，2010)。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土地是宗族的主要族产，具体包括祭田、学田、义田等。农业生产所得便成为宗族的收入来源，相应地，完税纳粮也就构成了宗族的部分支出。因此，形成了宗族自己完整的收支体系。在当时，以“训诫、奖励、惩罚”为主要内容的宗法族规是调节宗族有效运行的制度安排。①在大家族制的基础上，中国产生了孔子儒家“忠”“孝”“节”的纲常名教与君主专制主义制度。在产生之初，宗法等级还没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孔子在最初强调宗法等级(宗长或族长、族正、族副、支长、房长等位次有序)时，也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名分”、“礼节”，借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为了宣扬皇帝权威，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宗法等级观念制度化并归纳为“三纲”，宗法等级思想才被抹上浓重的政治色彩。自此，具有民俗色彩的宗法等级观念发展为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期间虽经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批判，但直到近代至“五四”前期，宗族等级与专制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2.中国“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特点
“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在吸收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呈现出“民主与法治”的核心特点。为了配合封建帝制的政治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基本思想观念是:个人自主自由的观念、民主的观念，人权的观念、法治的观念和科学的观念，其终极理想是人类的解放(王铁仙，2010)。自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第一个提出并阐释个人自主自由之后，紧接着，开始指出要取消等级特权，鲁迅也坚持个人独立、自由思想，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宗族等级与专制主义进行了批判。以“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特点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在本质上是要强调改革与革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革新措施，例如，自主择业创业、拓展私人空间、一定程度言论自由以及知识产权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都反映了“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作用。
三、新旧文化传统对治理转型演进的影响
1.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行政型治理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具有宗族等级的核心特点，受这种文化传统特点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管理实践中广泛推行的是家族主义的伦理原则，作为大家长的企业负责人推行的是个人统治、一把手至上，而不是整体规则。所以，整体规则往往因企业负责人而改变。企业一把手的整体素质就决定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宗族等级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里，等级即关系圈子，关系存在于不同的领域，如家庭关系、政治关系、业务关系，等等(宝贡献、赵卓嘉，2008)。为了获取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利益，通过“红帽子”方式获取政治关系，这是中国公司治理初期民营企业行政型治理特点的突出表现。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还具有专制主义的核心特点。从专制主义延伸出来的“官本位”文化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等级森严，秩序分明。政治上的权力集中，渗透到经济层面，最终形成了国有企业在中国公司治理初期高度集权的公司治理特征。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人事权、考核企业的经营状况并评价企业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同时还拥有企业的剩余所有权。政府通过对企业进行严格地监督来约束企业行为(张世云、温平川，2010)。由此可见，中国公司治理初期国有企业的行政型治理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戴上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专制主义特点的烙印。
2.“五四”新文化传统与经济型治理
中国“五四”新文化传统主要针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宗族等级与专制主义而产生。而这两个文化传统的产生与对抗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推崇人治与等级，则中国新文化传统则强调法治与民主，强调制度与规则。如果说中国公司治理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型治理被牢牢钉上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镣铐，那么经济型治理则受到了中国“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五四”新文化传统强调改革、革新的本质特点驱动了中国公司治理的转型与不断完善。受新文化传统中“民主与法治”核心特点的影响，中国公司的经营目标逐步经济化、在主要领导的任免上更加科学化、在资源配置上更加市场化。这主要表现在2001年《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地为中国公司治理的经济型治理奠定了基础。而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的成立，2005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相继出台(李维安、邱艾超，2010)，标志着国有企业“股东作为利益主体，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经济型治理开始有章可循。同时，民营企业的发展也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市场化，不断体现出经济型治理的显著特征。
3.新旧文化传统对公司治理演进的影响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转型的线索更加明朗，路径也更加完整。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转型路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的行政型治理(1978－1992年的厂长负责制)、内部人控制(1993－2002年的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以及经济型治理建设(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至今)(李维安、邱艾超，2010)。在第一个阶段政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治理主体，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厂长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指令行事。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高度集中于国家。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等、靠、要的关系(张世云、温平川，2010)，该阶段国有企业的治理制度安排呈现出完全的行政化特点。而行政型治理所表现出的行政化目标与人员行政任命都具有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色彩。在第二阶段股东是主要治理主体，但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初建时期，国有企业的股权十分集中，出现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流通股在上市公司总股本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仍然频繁。与第一阶段的完全行政型治理特征相比，国有企业在第二阶段开始追求更加经济化的企业目标。由于开始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府也开始逐步发挥作为企业股东的作用，更加重视对企业负责人任命方式的科学化。进入第三个阶段，国有企业开始探索经济型治理建设。公司治理的主体演变为股东作为主体，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在经济型治理建设阶段，国有企业开始依据现代企业制度，以委托理论为基础，对企业的内部决策权力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将以往重视非营利导向的制度安排向重视以营利为导向的制度安排体系转化(李维安、邱艾超，2010)。即由行政化的企业目标向经济化的企业目标转化。第三个阶段中国国有企业经济型治理建设的探索与“五四”新文化传统中的改革、革新精神相契合，由于新文化传统吸收了西方的自由、市场化精神，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精神，受“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第三阶段的中国国有企业更加重视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企业人员的民主任命以及企业组织的科学决策，正在向经济型治理阶段演进。上文已经分析了新旧文化传统对国有企业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进的影响。相比国有企业的完整路径，民营企业的治理转型也经历了非正规公司“红帽子”阶段、“亲密资本”的行政联系依赖阶段以及市场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等三个阶段(李维安、郝臣，2009)。关系在这三个阶段的演化中起着关键作用。“红帽子”、“亲密资本”的前两个阶段都反映了民营资本家寻求政治关系以减少融资、税收成本的诉求。经济上的行为表现，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官本位”“关系本位”思想的充分体现。而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民营企业开始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五四”新文化传统中的“民主”“科学”观念又在发挥作用。概括起来，文化传统作为一种环境要素对经济活动具有影响作用。中国两千年来形成的两种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由于分别具有“宗族等级与专制主义”和“民主与法治”的核心特点，而共同驱动着中国公司治理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
四、研究结论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规范，调节着人们的意识与行为。因此，民族文化传统能够反映各个民族的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公司治理实践作为经济主体与经济参与人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与驱动。正是基于此，本文梳理了中国两年多年来形成并影响深远的两个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索上述两个文化传统对中国公司治理转型的影响与驱动作用。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他们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的演进都会受到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与驱动。本文的研究对于从中国特有的制度视角探索中国独有的公司治理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宝贡献、赵卓嘉，《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关系”与组织管理》《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葛秋萍、成良斌，《风险投资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冲突》，《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1.10。
李维安、郝臣，《中国公司治理转型:从行政型到经济型》，《资本市场》，2009.9。
李维安、邱艾超，《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转型路径及量化体系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9。
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王铁仙，《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中国社会科学》，2010.5。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6
【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藏族；传统文化
近年来，关于人类的另一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伦理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一种被时代赋予新内涵的伦理观。这种伦理有其产生的行为根源，是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渴望。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经济伦理，对保护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导向意义，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野剖析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更深刻理解生态经济伦理及其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早在1923年a.施韦兹曾提出尊重生物的伦理学（《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学中，道德的基本原则：“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人对其周围的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后来，a.莱奥波尔德从生物伦理学发展并提出《大地伦理学》（1993），提出了两个决定性概念：第一，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应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第二，道德权利概念，应扩大到生命和整个自然界，赋予它永续存在的权利。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这种新经济伦理熔铸了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环境文学、环境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科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当代人类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环境关系所达到的一种新的道德视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把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终极道德关怀，体现了人类在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不断追求道德文明的执著和智慧。生态经济伦理基本特征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特殊性，生态经济伦理关系的独特性，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特别性。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导向、调节、效率、教育、激励的功能。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第一，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第二，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具体来说，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次，生态经济伦理呼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自觉维护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平衡各种经济协调手段。第三，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对传统农业经济伦理思想和工业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它崇尚一种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理想。其实，生态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既具有一切社会道德现象共有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道德现象的特殊本质、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
藏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主要是表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知识传承的功能，对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构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的功能，以上这些功能都集中体现于藏传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规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话、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基本囊括了人类的美德。松赞干布根据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个法典，即二十法规，二十法规对规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藏传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视角是在普度众生的前提下，世间万物在无贵贱、高低、优劣中平等生存、发展，根据你在前世的修行进入轮回。藏传佛教的核心在于“善”，这种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贪欲与非理性行为，缓解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追求一种社会和协、稳定的发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与传统文化的相溶性，构成独特的以精神世界为依托的藏族传统文化。这种藏族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下转第189页）（上接第190页）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转贴于
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三因说”作为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奠定了藏族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三因说”体现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与人的三因相统一。藏传佛教认识论强调的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万物诸法无我，自他不二；自然万物依据各自业力，互为轮回转生，同为一体生命链上的环节；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互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人与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与环境是共同发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对对自然的损害，反对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动物。在藏族人眼里，没有任何动物是绝对坏的，由此出现“羊要放生、狼也可怜”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的景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生共存的现象不胜枚举，但本质是人类要尊重自然。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层面上看，藏族传统文化已经原生性的含有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并且这种伦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从未曾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是藏族传统文化代代传递和积淀的结果，这种传统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引导，使以藏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法国社会学家佛·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文化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其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类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对自然的禁忌，构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理念，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树；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将神山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神湖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边堆放脏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动物（鱼、青蛙等）。还有对土地、对家畜、对鸟类、兽类的禁忌，及打猎的禁忌。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类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权利的维护；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界，保护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平稳发展。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为牟利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之上的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节制、适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质复杂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禁忌和生产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保护自然，爱惜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经济伦理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生存，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来依据其生存环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农耕文化，但这两种文化的表现方式却统一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中，即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爱护它们。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万物皆有平等生存权利的境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珍视自然生命的内涵，是人类尊重自然的结果，在此人类只充当适应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当然，这种境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生态经济伦理，但其中包含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且影响着每一个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从这点上来看，这种思想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产生作用的面上来看，却是关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刘成武，黄利民，等．资源科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7
[关键词]西南民族地区；民族现代化；社会文化变迁；规律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属于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种形式。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实质上是一种民族现代化，与西部大开发相联结，就是既要追求经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经济总量的增长，又要注意生态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性与多样性，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确定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又一次显示了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综观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变迁，呈现出社会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运行从相对迟缓走向快速、高效，文化格局呈现多元化，文化氛围趋向伦理型与文化经济型并存，社会治理从自发走向民主开明的总体方向发展，表现出区域的、民族的特点和规律。
一、社会文化从落后向先进变迁，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促使文化变迁，而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文化革新，又是社会转型的先导和催化剂。在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通过国家政策法律对社会文化活动进行调控，促进民族成员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社会理想等方面的现代化共享，增强科技、市场和民主等方面的知识观念和社会行为，培育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进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一)从传统落后观念转变到先进的技术和市场意识。促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革新与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在政府引导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科技观念逐渐得到接受，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型，提高了生产效率；市场意识带动下现代生产方式的应用，使农业产业化经营有了突破性进展，搞多种经营，提高产业化水平，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机制，推动了特色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深加工业的发展，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同时，生态意识的提高，也使农村生态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实行封山育林，水土得到保护，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随着市场观念、产业意识的增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得到发展，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把自身的居住、饮食、服饰、歌舞等文化传统，转化为民族文化产品，实现产业化发展。
(二)在传统文化中注入现代意识。建立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平等团结、充满活力的现代文化，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趋势下，民族文化要保持自身发展而不被淘汰，必须不断地吸纳先进文化的因子，才能充实发展。西南民族地区传统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意识重家族家庭和睦，讲长幼辈分。守传统习俗，重亲友感情，习惯于邻里诚实互助等民族传统文化的成分，仍然鲜明地存活于民族成员的观念、情感、习惯和行为中。在继承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学习并接受公平、法制、商品经济等现代观念，为现代化发展创造文化条件，加快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现代化进程中，安定团结局面极为重要。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各少数民族文化互有差异，但都具有平等的展示平台，得到弘扬和协调发展，促进了国家文化心理的巩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也有利于增进各少数民族文化心理对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维系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动力和智力支持，创造了经济发展的环境。
(三)扩大民族交往。增进民族文化的宽容意识和全球意识，推动文化心态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文化变迁的原因“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改变”。文化变迁的内部发展普遍表现为发现和发明，外部发展或接触变迁则源自借用、传播，但变迁往往是内外部因素的互助而成。由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偏僻、封闭的环境，群众缺少与外界的交流，观念较为狭隘。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为民族文化的交流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有助于他们接受先进的观念和知识，利用现代化的市场和技术，汲取先进文化，融进时代因素。多元文化观念、全球意识的不断增长，使少数民族文化原有的宽容意识得以质变、飞跃，逐步产生融入世界文化的心理基础，为西南民族地区跟上时代步伐，实现现代化发展提供文化动力。只有不断给民族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民族的特色，增强抵抗力，经受得起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才有可能免于消亡。
二、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下发展的多元化与自觉性，成为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现代变迁的主要模式
当代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经历了从“强制变迁”、“计划变迁”到“引导变迁”、“自愿变迁”及“自然变迁”的过程，民族文化变迁日益朝着多元化与自觉性的方向发展。
(一)从改革开放之前的“强制变迁”、“计划变迁”向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状态下的“引导变迁”和“自愿变迁”发展。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自然条件差，国家一直实施民族扶贫政策，具有“计划变迁”和“引导变迁”的性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由以前的直接“输血”改为“造血”式的扶贫，在开发土地、税收政策、工商注册政策、贷款发放政策、国债使用政策、边境贸易政策等方面，进行扶持和倾斜，做出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规定，引导少数民族群众通过技术和市场手段脱贫致富。在政府扶持和市场利益驱动下，西南民族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转型，改变了世代沿袭的某些不良生活习惯，从被动到自愿地接受科学、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
(二)全球化趋势下的市场化、技术化和信息化。使“自愿变迁”、“自然变迁”成为变迁的主流。在向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在少数民族乡村建立了图书室、电教设施，开展了多层
本文原文次的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广播、电视、电话甚至互联网的进村入户，加上外出务工的见识，不仅农民“吃、穿、住、行、用”物质生活条件质量有了根本改观，而且农民的文化生活丰富了，农民的科技素质提高了。文化视野的扩大，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也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发展民族文化、实现民族文化变迁的重要性，并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觉适应现代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改变一些传统的、落后的文化，选择有利于时展需要的文化方式，显示了现代文化变迁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走向“自愿变迁”和“自然变迁”，显示了从物质生产方式到生活形式，再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以及心理结构等变迁逐渐深入的多层次性、多样性。
三、社会存在的非均衡性。造成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非均衡性
经济全球化为民族文化吸收外来养分提供了新契机。然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由于处于发展的不同境遇，利益落差不同，文化变迁的快慢程度也明显不一样，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性。
(一)经济生产发展程度不同。文化变迁的进程也不同步。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中，城乡、区域等的差别是造成文化变迁非均衡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中国科学院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及“生存支持”、“发展支持”、“环境支持”、“社会支持”、“智力支持”等系统的各种排序中，民族地区都处于倒数地位，都属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也多落在后位。这是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变迁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造成西南民族地区各民族文化变迁快慢的差异。一般来说，经济生产发展程度高的民族在文化交往中吸收周围先进文化的能力强，文化变迁的速度快。所以，要区别对待不同民族的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因素，重视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分析民族文化诸要素的不同特征，寻找民族经济发展非均衡的差异因素，引导他们根据自身的特殊状态，制定适宜的发展规划，选择适应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模式。 (二)自然环境条件不同，文化变迁的状态也不一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形成民族交错居住的基本格局，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较少，但分布地区却广，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山区及沿边地区。自然条件的阻隔、交通条件的差异，使经济文化交流难以进行，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经济文化孤岛，影响经济的发展，也影响文化的变迁。一般而言，自然环境条件便利的民族，与外界交往多，文化变迁快。但从文化资源角度看，自然地理对经济文化的影响，却往往出现两种相反的状况：自然地理条件差的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开发程度低，文化生态保存完整，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相反的则是经济生产开发程度高，文化变迁快，文化原生态毁坏严重，民族文化资源缺乏，出现一种文化二元结构的状态。
(三)处于不同层面的文化，内部的变化快慢也不一样。文化人类学把社会文化划分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变迁总是先于非物质文化，表层结构快于深层结构。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民族的社会交往，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人们的经济方式和思维方式必然发生深刻的变革，打破了生存方式单一封闭的状态，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由于生产力发展，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又是千差万别的，文化内部在变迁的过程中也出现非均衡性特点，物质层面的变迁最快，也往往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变迁较缓慢，人们的接受过程漫长，但制度和精神变迁能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营造政治文化环境，最终推进经济发展。此外，郸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地位和影响也大小不一，外来的强势文化占优势，经济发展落后的本土文化处于劣势，民族性容易被弱化，甚至会失去“话语权”，面临多方面冲击而丧失自身。
四、文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是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主导方向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初始阶段的特征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实践表明，如果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与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或对立的前提上，最终后果将破坏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利于持续、健康的发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必须实现经济、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的协调发展，既保护好生态环境，又要挖掘文化资源，以促进当地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以文化力作为民族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支撑。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忽视文化功能，抛弃、背叛传统文化，势必会引起社会的失控和剧烈震动，经济发展就会失去精神力量的支撑。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一方面，传统的优秀民族文化以其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渗透力，有助于现代经济向以人为本、诚信立人的良性方向推进。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事业，锻造民族文化精品，打造民族文化特色品牌，提高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素质，从单纯的经济竞争发展到文化、经济等多领域的综合竞争，增强民族经济的精神竞争力，增强竞争的综合实力，促进民族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传统封闭落后的文化也会阻碍社会的变迁发展。西南民族地区传统上以粗放型传统农业为主，整个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必须带领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走出去，抓好教育，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扩大文化视野，借助新的科技文化力量，形成民族区域经济的突变。
(二)利用传统文化提高生态环保意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西南民族地区曾经出现乱砍滥伐、过度开垦、超载放牧的现象。保护生态环境，需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在如何形成族群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性机制方面，民族文化能有所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观念根深蒂固，可加以改造和利用，使之化为现代生态保护的内在精神力量。同时，要从现代科学文化的角度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环保意识，响应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利用文化与环境的互动来调适民族的生存系统，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建立适应和谐社会发展的民族文化体系，推动文明社会建设。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区域自治、尊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发展语言文字的政策，并采取一系列积极的经济优惠政策。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进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建立现代民族文化体系，建设文明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挥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开发新兴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建立生态文明，使经济结构更合理，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用信息化带动现代化，纳入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廉洁、公正、高效、透明的行政运行机制，以及规范的法律、经济和文化体制，推进区域文化、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五、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成为西南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特色和亮点
文化多样性，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在商业大潮冲击下，许多民族文化生态正处于流失、毁坏和消失的濒危性处境，必须解决好保护、创新和开发的关系。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8
内容摘要:创新政治文化能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加广泛的资源,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一是能够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证;二是能够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三是可以培育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克服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非理和伦理失范行为。
关键词:政治文化创新可持续发展政治经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必须为其寻求更加广阔的资源与支撑要素。政治文化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长期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既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又渗透于政治系统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发展与创新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会起到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加广泛的资源,提供一种持久的动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政治文化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具有深层次的实践价值。
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政治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一个国家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长期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政治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渗透于政治系统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政治文化作为在一种文化资源,其发展与创新对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会起到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加广泛的资源,提供一种持久的动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创新政治文化有利于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基础,社会稳定则首先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政治稳定对于我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谈到“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政治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突出作用表现在能够支撑社会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行,保障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证。
政治秩序的稳定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度、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序性、社会生活风气的正常化、公民对社会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满足感等等,其中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度,也即公民对政治文化方面的支持与适应度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因素。
政治文化制约着人们参与政治的行为方式与动机,影响着人们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念;符合最广大民众利益的先进的政治文化,有利于实现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增强政治系统存在的合法性,维护政治系统与社会的稳定性;先进的政治文化通过对社会政治统治系统提供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释和说明,使全体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及执政党、政府及公务人员产生普遍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对自己与政治系统间的归属关系以及政治系统所确立的行为规则的承认,使得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自愿地为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提供支持和资源,从而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
如果政治文化陈旧,不符合民众及社会整体利益,甚至损害民众和社会整体利益,就会使公民政治信念缺失,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活动持消极、冷漠的态度,就难以形成或降低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最终会导致政治系统存在的合法性危机,整个社会就会出现混乱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也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严重的危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我国“期间”,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度个人崇拜的狂热的非理性政治文化理念占主导地位,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结果我国丧失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的理性政治文化新理念的确立,公民个人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被确认并得到保护,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逐渐增强,社会政治秩序日益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所以,必须创新政治文化,使其始终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并始终具有先进性,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
(二)创新政治文化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也是经济秩序稳定的前提。一定社会中的人们,受一定政治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不仅直接决定他们的政治行为,也会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经济行为。
人们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接纳程度、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认可度、对现任政府的信任度等政治心理和政治信念,都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的接纳和信任度,他们的经济活动是否遵纪守法,又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接受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体必然会接受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并将自己的各种经济活动纳入国家的政策、法规的约束之下,自觉维护经济秩序。
如果民众对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可度较低或不认可,那么他们对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也不容易接受,国家的经济体系就会受到冲击,经济秩序就会遭到破坏,经济混乱将不可避免,可持续发展也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创新政治文化,使广大民众始终对主流政治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可和接纳度,增强他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的信任感和接纳度,自觉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一)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政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集团利益的集中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最充分地反映着社会经济运动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且也最深刻地反映着社会经济基础变革的内在要求,成为社会进步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先导力量。先进的政治文化往往代表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潮流,是一种先进的政治价值观念,符合民众的根本利益,能够鼓励和引导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从而成为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先导,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之后,经过深刻的反思,我国的政治文化开始遵循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原则,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价值观念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所代替,“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深入人心,由此开始了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程。这个过渡历程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等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政治文化不断创新的过程。
伴随着创新政治文化的过程,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比如由单纯局限于对所有制的判断标准的认识,发展到对所有制的实现手段与资源配置的研究与实践,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对公有制经济单一所有制结构的认识转向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理念,推进了社会主义产权制度的创新;对国有企业改革由政企不分、权责不明开始向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念转变,从微观基础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等等。伴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政治文化得到不断创新,党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执政理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
创新政治文化,努力为民众提供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政治参与途径,能够促进公民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的觉醒,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和有效性,这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巨大作用。
一方面,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及参与的扩大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地位,维护了公民的政治权益,增强了公民的主体责任意识,这必然能够激发广大公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如果有公民的广泛而有效地参与,就可以提升政策的科学性,从而可以有效地克服政策制定中的信息资源不足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政策支持。
培育法律、道德观念,减少非理和伦理失范行为
(一)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法治观念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健全的法制体系和良好的法治观念的支撑。经济活动主体的民主意识、法治观念直接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法治化程度。政治文化可以通过长期的灌输和积淀,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把法治意识反复作用于经济主体并逐渐转化为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准则,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出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法律意识观念。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传统,再加上法制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还存在着执法不力等问题。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法治环境还不完善,经济发展中社会信用危机问题还比较突出,如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经济诈骗不断出现、资本市场信用不佳等,严重影响了经济秩序的稳定,成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障碍。因此,创新政治文化,建立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运用政治文化的作用塑造法律契约观念,有效地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目标,这对于在我国重建规范有序的信用体系,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培育经济主体的道德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和取向也出现了多元化,拜金主义、见利忘义、权钱交易等非理开始凸显,有些经济主体为了个人利益无视社会整体利益,随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这些非理破坏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政治文化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因为政治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道德调控作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要求、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文化,能够引导经济主体确立科学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情操,克服经济活动中的非理,从而克服可持续发展在道德领域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所以,创新政治文化可以提升经济主体的道德情操,为经济发展中利益的协调与非理的克服提供一个强大的道德支持系统。
总之,创新政治文化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只有创新政治文化,才能充分发挥政治文化资源的作用,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政治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单纯是基于文化层面的变革,更是一场制度或体制的演变。要实现创新政治文化的目标,必须积极推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创新政治文化提供制度基础与保障;同时要积极推动政治文化内容的创新,既要实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又要吸纳借鉴世界政治发展中的先进政治文化资源,这样才能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政治文化。
参考文献: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9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时代的文化精华通过不断的沉淀、积累，因而对经济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我国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的文化精华通过不断的沉淀、积累，形成了我国的文化传统。我国传统文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哲学文化传统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儒、佛、道三位一体建构的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历经先秦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及宋明理学几种典型的哲学形态，但其中的精华却体现出了继承性，这些便构成了中国的哲学传统，具体而言，主要有：
1.以求善为主导，强调人与天的合一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中国文化在于求善，西方注重求真。在求善哲学的指引下，孔孟提出了“仁政”说，性善说，这些学说对后世哲学及统治阶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求善基础上，中国古代乃至当今中国人都强调天与人的合一。这里的“天”与自然意义的“天”有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更在于突出完善的道德属性及它与人的根本性存在的本体性关系。它有点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上帝”，能化育万物，公正赏罚人间，天命是世间一切道德礼法的最高根据。“获罪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及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居敬”“立诚”“格物致知”的修养法则都体现了人性与天理的沟通、融合、统一。总之，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都潜存着这样一个逻辑进程：做人之始，当以德为本，修养身心，以成就圣贤，一旦得道，即与宇宙万物合为一体，上通天道，下化万民。这一信念，是为中华民族理想信念的核心部分。
2.以道德为根本，强调寡欲中庸。中国哲学传统的另一大特点，是它始终以伦理观念、道德修养为主线。在古代，周天子提出了“敬德”，“保民”，孟子以“仁、义、礼、智”四端界定人性之本，这些均强调了德的根本性地位。在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选择中，中国人大都趋向于寡欲、去欲。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董仲舒提出了“正视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宋代，那些理学家们更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律条。我国哲学克己寡欲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内向、含蓄、中庸调和、注重平衡。
3.在人生态度上，强调出世与入世的互补。中国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出世与入世。出世主要为佛家与道家所推崇，强调修心养性；入世则主要为儒家所宣扬，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世与入世的价值取向互相补充、融合，成为中国大多数人的人生选择。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源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同时又通过对经济、政治等经文化形态的影响来制约经济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哲学文化传统决定下的民族的潜意识心理，它在哲学文化传统间接作用经济发展中充当着链条的角色。
二、传统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文化主要是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念体系和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一般而言，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制度经济文化，公司或企业文化，居民经济文化。
1.制度经济文化：制度经济文化就其内涵而言，主要是指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发展总方略等方面的观念体系及实践方式。一般而言，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这个文化层面上，我国的传统应该还是以马恩构造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文化为主导，但还掺杂着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相区别，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且认为公有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大根本差别，能实现社会公平，但在实践方式上，却采用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的形式。在社会发展阶段及总方略方面，认为社会主义源于资本主义，高于、优于资本主义，最终会过渡到共产主义。但在实现发展战略时表现为浮躁，急功近利。“五年赶英，八年超美”，以及为了达到预定的表面的数字目标而不惜弄虚作假。这些给我国经济乃至社会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严格而言，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但那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及简单的思维方式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只能是破坏，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明。
2.公司或企业文化：公司文化主要是关于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的观念体系及其实践方式。集体主义和以德为本是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基石而形成的企业文化，体现出以下特点:(1)职工的终身制。我国企业大都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了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及社会主义的仁爱思想，企业里的职工一般是终身制雇员，国家对雇员的生老病死实行全包。在这种管理体制下，职工工作经常总是出工不出力，积极性不高，企业则是负担沉重、成本加大，这些均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发展不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也难以有好的表现。(2)缓慢的评价和升级方式。在我国大部分企业里，一个刚工作的大学生一般需5-7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晋级，干部行政级别越高年龄越大。在这种晋级方式下，社会中青年人群体的积极性是广泛地受到了影响。(3)含蓄的、情感的控制和协调方式。中国人含蓄、内向、注重情感。这种性格特征，在企业管理中就表现为领导者采取情感的控制和协调方式进行管理。在学术界，有人称这种方式是一种非理性化、非制度化的管理方式，用以和西方的理性化、制度化的管理方式相区别。这里的理性化制度化，主要是指围绕企业发展目标，为了实现持续稳定公平而严格制定的各种管理制度体系，如人事制度、财务制度……，以这些制度体系为标准来协调、运作企业。在理性化方式下，制度严格，可信度高、有着法治的意义；在非理性化方式下，企业制度依据领导人及领导人意志变动而变动，企业管理运作的随意性、间断性强，具有强烈的人治色彩。在当今中国，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家族式的民营企业在企业规模扩大时，就面临着管理方式的革新。
3.居民经济文化：居民经济文化主要是指作为生活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公民的价值观念体系及基本的行为方式。我国居民经济文化观念主要体现在：(1)消费观念：中国人历来崇尚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在消费时，一般实行“量入为出”。这种经济观念和行为在我国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于筹集建设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当今的买方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观念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消费市场的兴旺。(2)就业观念：中国人好安守命运，追求平衡，表现在就业上，则为害怕竞争，缺少忧患意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种就业观念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来的只能是落后、淘汰。
参考文献:
经济文化的统一篇10
[关键词]橡胶产业社会变迁
一、曼嘎村寨的基本情况概述
曼嘎寨座落于勐罕镇，毗邻澜沧江，属热带气候。全村国土面积0.94亩，适宜种植橡胶、香蕉、水稻等农作物；拥有耕地面积675亩，其中水田面积402亩，旱地面积273亩，主要种植水稻等作物；拥有林地1183亩，其中经济林果地1183亩，人均经济林果地4.5亩，主要种植橡胶等经济林果。全村辖1个村民小组，93户农户，总人口262人，其中男性153人，女性109人。2000年少量种植橡胶之前，全村经济总收入53.0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32元，农民收入以种植业等为主。大量种植橡胶地之后，村民收入迅速提高。2006年全村经济总收入93.01万元，其中：种植业收入85.3万元，畜牧业收入7.7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550元[2]。
二、当地居民收入提高后传统文化的流失
橡胶树的生长对气候和其他环境要求比较严格，橡胶树喜温怕寒，喜微风怕强风，喜充足阳光和湿润，能忍耐季节性干旱。目前我国主要橡胶产地在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纳。橡胶树的生长需要吸收很多光和水分，曼嘎村寨周围水环境被成片的橡胶地破坏了。澜沧江近几年水量变化说明了这一切。据村里人介绍，在没有大量种植橡胶以前，澜沧江发大水能把村里的中心广场淹没。从中心广场到村寨公路边有几公里，而且公路的地势比中心广场的地势低的多，澜沧江水量在成片的橡胶树的影响下很快减少。曼嘎村民只看到种植橡胶的经济利益，拼命发展橡胶产业，他们没看到橡胶树对水环境的破坏，再过几年等到他们发觉自己饮水困难的时候也许就晚了。橡胶产业的发展带来当地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也破坏了当地的建筑文化。服饰文化也受到了这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傣族传统服装，短上衣和长筒裙非常适合傣族当地的气候特点，便于他们日常生活和劳动。但是现在村里除了一些年长的老人之外，其他的像年轻人、小孩很少或者几乎不穿傣族的民族服装，他们的穿着与汉族没什么差别的衣服。当地的小姑娘涂上口红，描上眉毛，穿着现代时髦的衣服，如果不仔细甑辨，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傣族的村民。以前，傣族家庭成员之间和邻里之间相处总是和睦，很少有吵架现象发生。橡胶地面积多的人和橡胶地面积少的人处于一种不和谐的状态，渐渐地，经济差距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们的心理在暗暗的较劲。现在曼嘎村的邻里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和睦了。
以上是我归纳的曼嘎村民在经济收入提高后，村里环境、建筑服饰以及邻里、亲情友情等方面的变化。其实曼嘎村寨只是近几年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冲突的一个例子。云南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即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了，但是原有民族文化却被破坏了。那么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中，怎么才能尽可能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下面本文就这一方问题谈几点看法。
三、提出建议和治理对策
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政府、村寨和村民之间应相互协调、同心协力共同处理经济发展与传统民族文化保护这个问题。
（一）注重对当地居民的教育宣传，让其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政府在宏观上组织村民进行经济建设，同时也必须让村民了解和明白建设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不能因为发展经济而破坏传统文化。目前，许多村民办事只顾个人、眼前的利益，并没意识到传统文化破坏对本民族以后文化的传承及其自身长远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政府必须重视从思想上引导、教育村民，让其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关系整个少数民族的整体发展及其切身利益的大事，从而正确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积极主动的保护好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传统文化。
（二）当地政府合理的做好村寨规划
在具体的规划中，当地政府应根据村寨所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从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护傣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根据傣族传统村寨物质形态和文化形态进行合理的规划。具体的措施主要有：（1）保持村寨风貌，维护民族传统建筑特色。傣族的干栏式竹楼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傣族村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划设计中，我们在局部范围内保护传统傣楼民居的同时，建造采用现代结构技术及建筑材料并保持傣族民居传统风格的新民居，以满足傣族百姓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2）强化傣族村寨中的环境空间、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功能建设，引入新的文化活动内容。佛教和佛塔是佛教社会宗教活动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在规划设计中，加强寨心和佛寺的职能，同时赋予其新的文化内容，即把一些现代文化娱乐活动放到寨心和佛寺中进行。这样的设计将公共活动中心与原来的宗教活动中心合为一体，形成新的村寨精神空间，有利于增强传统村寨的凝聚力和加强民族团结。
（三）加大对村寨、村民的管理
曼嘎村委会是村寨的日常管理的重要机构，其应该在村寨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村委会在处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时，要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方面对村民在思想上进行保护传统文化的教育，另一方面对已经破坏传统文化的村民进行教育。对于少数已盖异化建筑的村民，可由政府、村委会出面与之协商，出少量资金买下这些“洋房”进行拆迁，以保持传统文化氛围的完整性，然后由村寨负责帮助村民建盖传统傣楼。
总之，民族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能因为发展经济而丢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像曼嘎这样的村寨，在经济迅速发展，村民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时候，政府、村委会、傣族的老人一定要相互帮助，教育村民，保护傣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只要政府、村寨和村民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努力，曼嘎村寨就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传统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曼嘎村委会2007各项工作开展情况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