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经典理论篇1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开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与此相伴随的,是消费文化的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文化是消费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还没有一个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充满了各种符号和概念。”[1]消费文化的出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影响极大,以至于“这场转变的历史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二十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等等”[2]。以消费为标志的这种文化转变导致了文化的内部变革,并进而波及文学的当代形态的重构。客观地面对消费文化语境这一人类文化历史链条定的时空结合部,透过它观察当下的文化、文学、文学经典问题,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形形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探索埋藏在各种现象之下的矛盾运行轨迹和规律,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寻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而“文学经典”则有可能成为我们观察这一文化变革的晴雨表,同时,站在当下消费文化这一背景之下才能使我们更加辩证地审视“文学经典”的自救与重构的可能性。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一改韩剧“苦情戏”风格的《浪漫满屋》同名小说于8月19日登陆北京图书大厦,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昨日已销售326本,日均销售32本,比余华的《兄弟》日销售还高出7本。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文学经典进入消费文化语境时,必然要面对给自己重新价值定位的问题。大众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兴起,出现了解构经典的倾向,使得文学经典面临着价值失落的危机。“大话”之中庄严感的丧失、欲望之中精神资源的贫乏、娱乐之中审美意识的迷失,种种现象都呼唤着文学经典的价值重构。当然经典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促使其价值定位的原因之一。已有的文学经典究竟应该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代文学能否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这是当代文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而,采用什么样的价值坐标来建构经典和评价经典,成为当代文学非常迫切的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因此它便首先涉及文学史的写作问题。”[9]也有学者指出:“必须看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10]凡此种种观点都说明了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密切关注,以及人们主观上寻求文学经典价值回位的努力。事实上,这种努力已经在学界成为共识。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大话”这个词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自1998年《悟空传》网上流传到2003年《沙僧日记》出版,唐僧师徒全部经过了“大话”洗礼,在一个个网络的笔下,《西游记》由经典走向“非典”。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高潮。[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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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经典理论篇2
关键词企业管理古典理论理论回归
自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Kootz)1961年发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把管理理论称作丛林以来，管理理论的发展加速了自己的进程。此后，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1993年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完成了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在世界范围内吹响了所谓的“第二次管理革命”号角。同一时期,彼德·圣吉(p.m.Senge)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学习型组织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管理革命的重要标志。然而，在现代管理理论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我国管理学界，古典管理理论却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者甚至提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论断。呼唤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有的是来自对中小企业管理的考察，有的是来自对管理职业化的理性分析，也有的是来自对古典管理理论自身的评判。一种观点的形成绝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分析这些原因，回望并深思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繁荣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对推进管理理论中国化，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1古典管理理论具有自身的科学性及较强的应用价值
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探讨管理问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古典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集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于一体，对企业管理实践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它犹如一只有形的手，科学有效地调动和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认为，泰勒、法约尔和韦伯是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是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作为古典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泰勒和法约尔，有着丰富的企业工作经历。泰勒就是在生产一线发现并注意到“磨洋工”现象的，对这一现象的仔细观察，使他找到了工人“磨洋工”原因。他认为工人“磨洋工”有三个原因，即：工人们害怕不断增长的生产带来失业；失败的薪金制度不鼓励工人高效率的工作；工厂没有给工人提供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些观察和分析，成为科学管理理论构建的起点。虽然法约尔与泰勒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也一直处在企业管理的中、高层，漫长而成绩卓著的经营管理生涯使他对企业管理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认识。
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还在于管理理念的先进性。泰罗认为，科学的工作方法是管理中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需要雇佣双方把视线从分享利润这块蛋糕转移开，共同想办法把“蛋糕做大”。他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顾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并且认为，对雇主来说，“最大利益”不仅代表着短期内有较大的利润，也包括为达到公司的长期繁荣而全方位地发展。对雇员来说，最大利益则不仅代表着高工资，还有他们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使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高等级的工作。在他看来，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使劳资双方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富裕。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以至于王义昌先生在《一封辞职信——成就组织和个人发展的第六项修炼》后记中，还要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让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共同发展，却至今依然是我们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理论者的重大任务。作为一般管理理论的构建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是一种可应用于一切机构的独立的活动；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管理活动愈加重要；管理是可以教授的。正是这种对一般管理的认识，使管理理论作为一种普适工具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得到了运用。由于韦伯是一个置身企业管理之外的“旁观者”，站在更加超脱的立场冷静分析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他的管理理念更显深邃。他指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没有它们，将无从判断组织。这些规则对行政人员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其制约，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监督其它成员服从于这些规则。韦伯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导源于他对有关官僚制效率争论的忽略，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与可靠性。韦伯这种强调规则、强调能力、强调知识的行政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直到今天，在组织中普遍采用的高、中、低三层次管理就是源于他的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即对工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代替旧的、单凭经验的劳动操作；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训和教育，使之成长，以代替允许工人凭自己的爱好选择工作的作法；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按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去办；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和职责上要分工，各自承担最适合的工作，以代替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推卸给工人的办法。这些原理，对于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法约尔提出的14条管理原则，以及他对管理过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五个要素进行的详细分析，则是企业管理过程科学化必不可少的。韦伯要求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八个特征，即实现明确的分工、实行等级原则、实行考核和训练制度、所有公职的担任者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行政管理人员不是他所管理的那个单位的所有者、组织是根据明文规定的法规规章组成的、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正是企业形成完整、有序和高效组织体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古典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逻辑前提和应用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从创建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推动着管理理论向前不断发展，形成流派纷呈的格局。但是，站在21世纪回望古典管理理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它们的真理光辉，也清晰可见它们与现代管理理论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逻辑前提，古典管理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是现代管理理论创新的基础，而且本身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同时还是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先驱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管理学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效率和组织问题。它们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管理理论都是在古典管理理论的启发下或指导下，在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搭建的平台上的创新，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创新会一直持续下去。古典管理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现代管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对计划和策略的研究、对发展战略的研究、对组织形式的研究、对管理工作环境的研究，等等，都是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在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里，通过系统思考、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所要解决的也是泰勒在百年前所关注的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及共同发展问题。
古典管理理论不仅为现代管理理论搭建了创新的平台，经过发展和完善的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之一。在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九大管理学派中，管理过程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就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现代版本。管理过程学派也叫管理职能学派、经营管理学派，其开山鼻祖正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法约尔。这一学派因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主要学派，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验主义学派也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他们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他们认为，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以大企业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抽象和概括，然后传授给管理人员，向经理提出建议。经验主义学派中的许多代表人物深受古典管理理论影响，而且其中的多数人长期担任大公司的顾问或直接在大公司高层供职。经验主义学派走的是与泰勒、法约尔一样的研究道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以适用为主要目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对象的不同，经验主义学派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并不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翻版，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思想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现代管理理论抓住了管理中效率与人性这一被古典管理理论忽略的矛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对于处理好管理中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而保持组织的平衡和谐状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现代企业管理，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当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离不开古典管理理论所构建的组织体系的基础性支持。现代管理理论为企业管理提供了许多工具，比如管理方格、决策模型、激励手段，等等，都要放在按照古典管理理论构建起来的、能完整地履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监督职能的组织体系中，才能发挥其作用。
3古典管理理论的应用是我国当前企业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管理理论不是“屠龙术”，它必须见诸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一切不能为实践所用的理论都是灰色的。管理理论的实践价值并不在于管理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指导对象，在于它与指导对象的吻合性。因此，管理理论应用是有边界约束条件的，在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未必有用；在大企业奏效的理论，在小企业未必奏效。我们不能说哪一种理论更好，更不能说时髦的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
3.1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古典管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是与美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阶段、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古典管理理论形成的时代正是美国处于起飞阶段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出现持续的增长，在主要成长部门有可能通过革新创造或者通过利用新的资源，从而形成很高的成长率，并带动社会经济中的其他方面扩充能量。由于经济起飞时期，几乎整个经济都在快速地增长，从而使具有经济现代化观念的人战胜坚持传统社会观念的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取得胜利。起飞阶段所迸发出来的强大刺激力量，既可以表现为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术革新的形式，还可能是管理方式改变的形式。当年，正是因应起飞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古典管理理论破土而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般来讲,人均GDp400美元以下为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人均GDp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1.4万多亿美元，人均1090美元。这是我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处于起飞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状况，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古典管理理论回归在我国有比较适宜的土壤。所以，有人认为，“考虑我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反省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提出‘回归古典管理’，补上科学管理这一课，并试图以此作为我国企业迈向职业化的理论指导。”
3.2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重要人文环境
我国直到1994年才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仅仅10年时间，从政府到民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十分有限。我国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到成熟阶段，还有比较长的路需要走。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传统体制的惯性，制约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提高，因而，对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孕育出来的现代管理理论，多少有些消化不良。
企业管理说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制约管理理论应用的重要约束条件。从企业管理者来看，由于我国缺乏优秀企业家诞生和正常发育的社会土壤和社会氛围，社会体制方面也存在压抑优秀企业家成长的弊病，现阶段堪称真正企业家的厂长、经理为数其实并不多，甚至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管理者，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娴熟的市场经济驾御技巧，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抓住了某一个机遇。在成功的或失败的企业管理者口中，我们都不难听到成串的、最时尚的管理学词汇，但是在他所管理的企业里却很难看到这些词汇所代表的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至于，在改革大潮中大量涌现出来的家族企业，管理者的状况更不容乐观。
3.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拥有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196222个，其中大型企业仅为1984个，占1%；中型企业为21647个，占11%；小型企业为172591个，占88%。在工业总产值上，三类企业各占1/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管理水平普遍比较低下。
有人对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做过调查分析，在那里企业管理存在四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即制度不科学，缺乏连续性；忽视基础，管理方法运用不当；未发挥组织职能，团队效率低；脱离实际，曲解“企业文化”。调查者认为，民营中小企业的管理整体上还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甚至还远未达到以“科学管理”和“一般管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的水平。浙江省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省份，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管理问题，更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普及古典管理理论知识，帮助企业加强管理的基础，比如应用“科学管理”理论，提高计划水平，增强管理控制能力。通过贯彻和运用“工作定额”、“能力与工作相适应”、“标准化”、“差别计件付酬制”及“计划和执行相分离”等原则和方法，来提高企业的生产计划、组织与控制能力，从而实现管理效率的提高；应用“行政组织”理论，促进组织优化。在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建立起以制度为中心运转的、等级化、专业化的金字塔型的组织，为企业准确、迅速、有效地工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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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经典理论篇3
从历时的角度来追溯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作为管理思想源头的古典管理理论和紧随其后的行为科学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基本触及现代管理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清理两大理论流派的内在精神，并探求其内部相关性，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两大理论流派的追忆，而在于为现代管理提供新的视角。鉴于此，从比较的视角探寻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所内蕴的管理精神，并探究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超越，对于现代管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古典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时期。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http://的发展，技术的先进与管理的落后成为突出矛盾而存在，一些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一系列管理观点。从理论体系建构上而言，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和厄威克与古利克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旨在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物质刺激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古典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管理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存在，也标志着管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化。
行为科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古典管理理论时期所确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日益显示出局限性，行为科学理论应运而生。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行为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确立和大规模发展两个时期。在确立时期主要包括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在大规模发展时期主要包括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为代表的个体行为理论；库尔特·卢因的团体动力理论和以布莱克与穆顿为代表的组织行为理论。此外，行为科学理论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激励理论，主要有“赫兹伯格的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阿特金森的成就需要激励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机率模式理论、波特－劳勒的期望机率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凯利的归因理论、斯金纳等人的强化理论等等。”[1]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社会人”为前提假设，“以组织中人的问题为中心，从动态的角度和社会心理方面研究人的因素对行为组织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2]其中，特别注重从心理学角度对人际关系、工作满意、工作生活质量、组织的激励措施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行为科学理论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一些不足，凸显了管理的人本色彩。
二、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比较
1.经验性研究转向实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主要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其一，在古典管理理论之前，管理学正处于萌芽阶段，一些学者只留下了关于管理只言片语的观点，并没有留下经典的文献，因此，没有大量的文献供其翻阅。其二，无论是泰罗，还是法约尔，他们的管理观点主要是来源于自身的管理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实验”，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体验”。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讲，他们应用的是经验归纳法，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属于经验型研究范畴之内，难以对复杂的管理实践作出全面的解释和预见。行为科学理论融入了大量的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其理论建构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通过理论假设的相关条件，建立理论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然后再通过对结论的检验，由此展开理论分析，从而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行为科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而心理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属于实证研究范畴之内。所以从经验性研究向实证性研究的转换促进了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发展。
2.客体性研究转向主体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其旨趣一般都在管理的客体方面，如工作条件、工作行为等标准化方面，以及对组织结构的科学性探讨等。即使涉及人的问题，也是抽剥人的主体性，将人置于客体地位进行关照和对待，使人只是作为提高效率的工具手段而存在，忽视人的主体性价值。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影响组织效率的决定因素，探求人的社会属性和多方面的需求，侧重于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组织应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提高人的主体性价值。因此，从客体性研究向主体性研究的转换进一步提升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
3.局部性研究转向系统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作业效率和生产环节层面，如泰罗主要探讨作业层次的管理，主要局限于车间的范围之内；法约尔虽然视角高于泰罗，但其主要专注于企业内部的高层管理研究；韦伯侧重于组织结构的体系设计，都带有明显的局部性特点。行为科学管理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更加系统，开始关注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巴纳德开创了社会系统研究的先河。尽管行为科学理论在系统研究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局部性研究向系统性研究的转换大大地丰富了管理研究的视阈。
4.静态性研究转向动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管理原则、管理程序、组织结构、组织制度等问题的研究，是一种静态性研究。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从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层面介入组织管理研究，关注组织的动态因素，属于动态性研究。从静态性研究向动态性研究转换说明了管理研究方法的丰富，视野的开阔。
三、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超越
1.人性研究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的建构是以“经济人”为前提的，认为金钱的刺激是提高效率的唯一内在动力。诚如泰罗所言：“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3]也就是说，任务与奖金构成了古典管理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古典管理理论看来，工人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激发工人提高效率的手段则是金钱。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明确提出“社会人”的概念，认为人不仅要求物质利益，而且还要求作为组织中的一员而存在，需要得到友谊、安定和归属感。后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都从不同的层面对人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因此，相对古典管理理论的人性研究来说，行为科学管理的人性研究更为充分，大大丰富了人性研究的视野。
2.管理原则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主要致力于管理普遍原则的探讨，无论是法约尔的十四条管理原则，还是厄威克与古利克所总结的目标原则、权责相符原则、职责原则、等级系列原则、控制幅度原则、专业化原则、协调原则、明确性原则，都是从静态组织体系建构上来说的。西蒙曾指出“对几乎每个原则来讲，都能找到一个同样似是而非，并且可接受的矛盾原则。”[4]因此，可称之为“谚语”。行为科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组织理论的原则，如人格尊重的原则、相互利益原则、人性激发原则、人人参与原则、相互支持原则、协调统一原则等。这些原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把握管理中的基本问题。对于管理而言，这些管理原则的探索有利于管理有效性的实现。
转贴于
3.组织视阈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研究视野完全是封闭的正式组织内部，如泰罗专注于作业现场的管理，法约尔局限于企业内部管理，韦伯从组织的角度来追求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设计。在行为科学理论时期，梅奥在霍桑实验中发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而且意识到非正式组织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巴纳德进一步发挥了非正式组织的理论研究，对非正式组织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因此，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而言，行为科学理论时期的组织状态更加开放，而且组织视阈相对完整。
管理学经典理论篇4
[关键词]海口市；典当业；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2-0040-03
1典当行业的发展和创新
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中国典当行业重现生机。但与此同时，典当自20世纪80年代复出以来，就一直饱受争议，各方观点毁誉参半。赞成者把典当誉为快捷融资新干线、解困救急特种兵，主张继续促进其发展；排斥者则认为典当是“三高”行业，即门槛高、利息高、回报高，是旧社会的残渣，主张予以限制。矛盾的思想状态使得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出现了摇摆，一方面，典当牌照发放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对业务的禁锢太多，典当法规的法律地位也一直处于低级层面，对逐步放开的业务范围似乎还有收窄的念头，甚至在仓促试水对典当有明显替代作用的小额贷款公司，还欲放开民间借贷等。典当行规模扩大导致行业内部开始竞争，而投资、信托、担保、寄售、租赁、拍卖等其他行业的介入，则为加剧行业之间的竞争推波助澜。上述行业受监管的力度与典当行业相比，要小得多，可以更加灵活地打政策的球，令方兴未艾的典当行业有被严重边沿化的趋势。典当行业的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还未形成一定规模，使得典当行很少主动地进行营销，没有较为系统的发展战略思想，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难取得优势。就海口市而言，人口少、加工企业少、经济总量比重小这几大因素制约了典当行业的发展。所以针对现状进行系统研究，寻找行业发展出路，制定出长远发展战略是当务之急。
2发展战略的选择和规划对企业良性向上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在了解行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拟要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进行了必要阐述，之后，对海口市典当行业发展战略选择研究和实践研究进行了叙述，并以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最后，笔者通过访谈，全面分析研究海口市典当行业目前的发展环境、存在问题对今后发展的利弊、应确立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才利于发展，在Swot分析的框架下，提出海口市典当行业的发展战略，并对发展战略的实施进行深入研究。
3波特理论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竞争战略是“一个企业在同一使用价值的竞争上采取进攻或防守行为”。他于1979年创立出著名的波特五力分析模型，指出决定企业利润的五因素分别是——同行业竞争者的竞争、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它们共同作用产生结果。
企业的首要目的就是赢利，也就是具有超出成本的平均收益率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由上述五种竞争作用力综合决定的。不同行业，五力的综合作用力不同；行业在不停发展的同时，五力的综合作用力也随之变化。不同行业企业间，其内在赢利能力是不一样的。
五力对于成本、价格、收益等方面都产生影响。比如，如果卖方的议价能力高，则能将成本涨价的部分成功转嫁给顾客方；行业内对手竞争强，则能更好地进行价格竞争，而且需要设法提高顾客对本企业产品的品牌忠诚度；当面临替代品的威胁，就必须以低价进行抵御，并加大投资以防御入侵。
企业如果想要改变市场竞争规则，增强行业吸引力，就必须通过实施战略措施，对同行业竞争者的竞争、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以及购买者的议价能力这五种作用力施加影响，从而影响所在行业的竞争优势（michaeleporter，1979）。
波特提出的决定企业赢利能力的这五种力量，孕育出后来被世人熟知并在市场竞争中得以广泛运用的三种成功的竞争战略思想，即：总成本领先战略（overallcostleadership）、差异化战略（Differentiation）、专一化战略（Focus）。
这三种竞争战略都可以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用，用来抗衡竞争作用力的可行方案，在采用时，除了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还要准确地预计风险。因此，企业只有在投入不同资源、力量、组织安排及管理风格的条件下，才有成功贯彻上述每一种战略的可能性。
4海口市典当业的发展战略选择的研究
本文通过访谈有关主管部门领导和诸家典当行的负责人，结合企业发展战略管理的理论依据与笔者的从业经验，对海口市典当行业发展战略选择进行研究分析。
研究的第一个方面，是从历史表现、经济特征、对资本数量的要求、市场竞争结构与获胜因素、进入与撤出行业的难易程度、行业前景等若干方面对典当行业发展环境进行全面分析，包括两部分内容，即：
研究问题一：中国典当行业的现状与发展态势。
研究问题二：在当下发展环境中，海口市典当行业发展战略的选择。
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在行业环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最为适合海口市典当行业发展的战略选择，重点研究形象塑造、产品优化、扩大规模、沟通协作、人才建设、能力创新等方面。即：
研究问题三：海口市典当行业发展战略实施与发展前景。
5保障典当业选择的发展战略及建议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升温与金融体制改革在金融机构结构方面的不断探索，根据对海口市典当行业经营现状的分析提出的相应的营销战略，海口市典当行业在发展的道路上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做好职能性的工作，着力完善现代典当企业公司制度、进一步严格新设典当企业准入审批制度、审批后的准入教育和开业培训制度、市场退出制度。指导典当企业建立良好的公司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防范机制。
二是加快步伐，培育、净化典当市场，培养行业龙头，进一步提升行业健康发展的能力。
三是着力做好监督核查和年审工作。实行动态监管，将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将年审工作与日常监管、规范核查、调查研究和指导服务相结合，对典当企业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解决；要全程监督规范企业经营与管理的行为。
四是着力提高典当行从业人员素质。建立健全行业从业人员长效学习和继续教育机制，每年开展和举办考察、交流、研讨、培训等活动不少于2次。
五是加快市场开拓和专业市场建设。整合专业市场和典当企业资源，加快新兴专业典当市场建设。与主要银行和海南新鲜蔬菜和水果农产品流通企业合作，建设农产品果蔬典当市场、花卉典当市场；与国有银行和国内典当企业合作，建设二手机械设备典当市场；与主要汽车生产、流通企业合作，建设二手车典当市场。大力开发促进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典当业务。
思想政治观念的转变、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典当行业发展的良好条件。在海口市典当行业的发展道路上，可尽量绕开国有银行及其他经营大宗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其经营业务的夹缝和空白领域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空间。
6结论
结合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海口市典当行业重现生机，然而由于还未形成一定规模以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典当行很少主动进行营销，没有较为系统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所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难取得优势。当前，海口市各典当行资产规模和业务范围不同，管理水平不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典当行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发展战略。由于国家调控的限制，海口市典当行业仍属于零散型产业。在海口市典当行业中还没有企业掌握足够的技能和能力以占据重要的市场份额，即使没有别的阻碍集中的壁垒，海口市典当行尚不能走成本领先战略。对于当前还没有取得主导地位的典当行业而言，在较长的时间内还是应以苦练内功为先导，不可以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要以抢占市场快速增长为既定目标。而当其竞争地位取得明显提高之后，定将改变这种目标，转而以追求最大利润和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目前，海口市有一批刚成立不久、规模较小的典当行（包括海口市周边市县新成立的典当行），这些典当行完全可以发挥自身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优势，积极与地方相关部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加强联系，在不断扩大市场影响的同时，尽可能地联络客户群体并加以有效开发，以此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和业务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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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经典理论篇5
关键词：西方管理；历史；体系
一、古典管理理论阶段
⑴背景：古典管理理论是以工业化大生产为主要的背景，以市场经济中组织协调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生产力迅速发展，市场经济主体地位逐渐的建立，不断出现丰富的思想火花，反过来又进一步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古典管理理论出现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实践基础是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业化进程对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科学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则成为古典理论阶段的产业基础。
⑵特征：古典管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使小企业获得生存和把企业获得获得最大的利益作为企业的奋斗目标。以组织为整体，以获得最大利益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①科学管理理论。泰勒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作业管理、组织管理、管理哲学。作业管理，由一系列的科学方法组成。制定科学的工作方法、制定培训工人的科学方法、实行刺激性的报酬制度。自己保留对例外的事项一般也是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如重大的企业战略问题和重要的人员更替等。
②古典组织理论。古典组织理论一般认为包括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提出了企业六大职能为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以及管理。并提出了管理的五大职能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同时提出了法约尔14项管理原则：劳动分工、权利和责任、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人员的报酬、集中、等级制度、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秩序、公平、人员的稳定、首创精神、人员的团结。
韦伯的提出了官僚制理论，现代官僚制也称为理性官僚制或韦伯官僚制，它的内涵可以总结为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官僚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有效的管理方式，作为组织结构，官僚制组织结构视为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最为理想的组织形态，是人类普遍采用的组织结构。
二、行为科学理论阶段
⑴背景：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古典管理理论并不能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对人的研究，古典管理理论涉及的非常的少，逐渐从科学管理理论转向了行为科学理论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行为科学理论出现的背景。20世纪20年代，尽管泰勒的科学理论管理为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这在客观上要求新的理论出现。
⑵特征：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对人的研究，包括人的心理、行为等。重视高效率实现组织的目标。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①霍桑试验：20世纪20年代，尽管泰勒的科学理论管理为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情况下促使资产阶级管理者们研究什么决定了工人的效率，在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赞助下，开展了著名的霍桑试验。霍桑试验前后共进行了2个回合。第二个回合是在哈佛大学教授梅奥主持下进行的。试验共分为：车间照明试验、继电器装配试验、访谈试验、继电器绕线组的工作室试验。通过霍桑试验，人们发现了影响员工效率的因素。霍桑试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金钱不是刺激人们积极性的唯一动力。
②个体、群体行为研究。在行为科学理论阶段出现了分别对个体和群体的研究。人作为社会中最小的单位，研究个体人的行为，是研究组织的基础。个体行为研究中包括：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奥尔德弗的生存发展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模型、沙因的复杂人理论。霍桑试验之后，对群体行为的研究同样成为行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群体行为研究研究主要是指群体动力学。
③领导方式理论。在西方领导方式理论分为2个部分，一是对领导者品质的研究，二是领导方式理论的研究。美国的行为科学家亨利和鲍莫尔都提出了成功的领导者所具有的的品质，例如：能与人合作、忠于组织、灵活机智、责任心强、掌握领导艺术、具备高效率的企业领导能力等。领导方式理论，包括连续统一一体理论、二维领导的模式、Z理论。
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
⑴背景：资本主义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管理理论也出现了巨大变化。现代管理理论的经济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发展。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管理理论形成的科学技术背景。垄断企业规模巨、大中小企业协作化要求新的管理理论的出现，而生产力导致生产方式的变化、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受教育的程度的提高、自然科学的渗透则是科学管理理论形成的深层原因。
⑵特征：现代管理理论体现出了管理理论的渗透性、相交性和多样性。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现代管理理论的特征体现了管理理论的复杂性。现代管理理论又被称为管理丛林时代。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时期的管理流派甚多。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数量管理科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计算机管理学派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流派之多，思想之丰富。现将最具有影响力流派介绍如下。
管理过程学派理论来源于法约尔思想。该理论后经孔茨得以发展。管理过程学派认为，管理就是组织中通过别人或同别人一起完成工作的过程。管理的过程和管理的职能是分不开的。管理是个普遍的过程，它与组织中的层次没有关系。
决策理论学派，决策贯穿于组织活动的全部过程，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西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基础，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论观点、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统筹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决策理论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四、当代管理思想阶段
⑴背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各国的竞争由军事实力为基础转向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原材料经济与工业经济、制造业的生产、流动资金的发展，是当代管理思想的的经济原因。世界的格局发生的变化，旧的格局解体，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也是管理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⑵特征：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战略”这个词语被引入到了管理界。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动荡的环境中，迫切的需要新的管理理论的出现，为了适应这一动荡的年代，出现了以彼得斯为代表的适应变化的管理管理思想，以及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同时为了适应企业兼并和企业的发展，波特创造出来战略管理理论。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彼得斯的管理思想、波特的战略管理理论、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威廉大内和沙因的企业文化理论等。
管理学经典理论篇6
现在的大学生中，民族文化的根底太浅太贫乏，而且整个社会普遍趋于浮躁。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国学教育在大学生尤其是医学生教育中仍相当薄弱。倡兴国学，资人励己以传民族大义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一、医学院校国学经典教育的现实意义
大学生虽已是成年人，但仍处于身心发展阶段，心理发育不成熟，思想缺乏稳定性、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性格品质不稳定。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即进入社会，大学阶段的德育属于终极教育。国学蕴涵着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长城、思想根基。医乃仁术，相对其它专业学生，德育对于医学生更为重要。国学教育不是一个单纯而静态的概念，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文化传承。以国学教育凝就大学精神气质，因地制宜地开展国学教育，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可辅助德育教育，提升学生的基本素养，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对于医学生德育及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国学经典教育的开展
1.开展诵读国学经典的教育活动。将“关于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作为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新生入校军训的同时，以国学教育作为文训，以集体诵读《学庸论语》（由《大学》《中庸》和《论语》合编而成）、举办国学教育宣传的系列讲座为主要教育方式。让学生在校期间集体诵读《学庸论语》至少100遍。直面经典，不求甚解，但求熟背，终身受益。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优秀古典人文精神的熏染，使其内化为学生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的精神品格、气质修养，提高医学生的情商和医德。
2.开设国学经典和校园志愿服务课。将国学经典教育纳入大学生德育体系，作为医德教育的有利手段，改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选取读经教材《学庸论语》，编制《校园志愿服务教程》，有针对性地改革思想道德教育的僵硬模式，在充实“两课”内容的同时，将国学的精华和志愿的精神融入其中，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方式，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3.构建相应的管理体系。目前已建立有关国学经典教育和志愿服务的管理体系125个，其中包括部门组织结构图2个、工作策划1个、岗位说明书47个、考核表47个、规章制度9个、记录表格19个。同时，充分利用广播、学报、校刊、网站等传媒，广泛宣传国学和志愿精神，将国学经典教育和校园志愿服务与校园管理体系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学生志愿服务活动长效机制，倡导奉献精神，使更多的学生成为志愿者。通过科学管理和有效监控，做到制度化、程序化、系统化，真正形成具有我院特色的学生德育教育新模式。
4.深入开展校园志愿服务工作。学校共设置志愿服务岗位47个，几乎涉及全校范围内的各项保洁、保卫、助理等工作，如校卫队岗、班导生岗、精神文明督察岗、志愿服务管理岗、质量监督管理岗、环保岗、图书馆岗、实验室岗、体育馆岗、学生助理岗、医疗扶贫岗、社团岗、班干部岗、学生会干部岗等等。学校把志愿精神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
三、国学经典教育在医学高等院校的实践效果
1.营造了国学氛围。通过形式多样的国学经典教育方式，如专题讲座、演讲、辩论会、诵读比赛、主题班会、艺术表演等，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开放、互动的学习空间，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通过师生、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提升，让他们在掌握学术知识之余提高精神修养，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2.将国学教育的理论付诸志愿服务工作的实践。更多的学生志愿者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实践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陶冶情操、学会沟通、培养职业化精神，为毕业后就业做好积极的准备。这些志愿服务岗位不但锤炼了学生，也促进了节约型校园的建立。
管理学经典理论篇7
先进典型形成于一定的典型环境即具体的现实关系中，并对它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和引导作用。特别是在现代企业竞争发展环境下，先进典型的这种作用被不断地延展和扩充。在更强调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的今天，先进典型更应该被视作一种企业资源。简单讲，先进典型就是企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文化、管理甚至是战略、品牌的层面给予先进典型新的定位，赋予其新的内涵。
从2007年起，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开展了以新盛海轮为重点的典型培育工作。项目启动之初，公司就明确目标，要着力突出新盛海轮的时代特点和管理属性，把新盛海轮打造成新时期中远散运船舶管理的一面旗帜，引领船岸整体工作水平提高，提升中远散运的品牌形象。在随后的7年里，中远散运不断深化新盛海轮典型培育工作，在新盛海轮由公司内部标杆船舶到广受外界认可的先进典型包括退役拆解等不同时期，采取了书籍、影像、网络宣传、荣誉展室、案例输出等多种多样的手段和方式，持续不断挖掘、提炼、总结、推广其先进经验，形成了“常规事迹宣传―经验模板构建―普适管理范式”的渐进式典型培育经验做法。
明确“选树什么样的典型”
这是提升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实践基础。从实践来看，典型应至少具备三种特性。
一是鲜明的时代性。不同时代的典型是引领那一代人的典范和旗帜，是引导舆论、推动工作的重要力量。
以新盛海轮为例，我们首先关注和挖掘的就是新盛海轮的时代性。特别是将新盛海轮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海上中华名牌”华铜海轮相对标，清晰勾勒出新盛海轮在创造性继承国外科学管理理念的同时，继续秉承了“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的“华铜海精神”，更注重通过科学管理、精益管理和人本管理来打造一流船舶、熔炼一流团队，进而实现船舶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基本脉络，为新盛海轮经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二是高度的可复制性。典型培育的核心就在于典型经验能否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很好的学习和复制。只有示范变规范，标杆变标准，经验变普遍，典型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才能最大化，才能达到促进整体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的目的。
对新盛海轮经验可复制性的把握和强化，主要分为四个步骤。一是经验介绍，以常规的宣传方式和手段为载体。二是标准固化，注重将新盛海轮经验尽量以工作标准的方式呈现出来，使“把小事做成精品、把文章做在人上”的理念进一步具体化、标准化，对其经验的复制上升到了可操作层面。三是习惯培养，紧紧抓住“人”这个最关键因素，突出强调方法的教练、效率的改进和习惯的培养，使学习活动融入日常工作，让经验落地落实。四是管理导入，不仅让新盛海轮更易学、更易懂、更可信，同时也打破了其作为船舶典型的界限，不再只是“船对船”、“点对点”的学习、复制，有力地扩充了典型经验的应用范围和实用价值，强调了船舶和陆地的同样适用。
三是长久的可持续性。站在企业文化的角度，每个典型都是企业中的“英雄”，其一定是来自于工作岗位、扎根于职工群众，一定是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干工作的“形象代言人”，这保证了先进典型的可持续性。典型经验需要不断地传承和延续下去，来进一步增大典型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不同时期的典型虽然各有特点，但选育典型基本是沿着一条主线展开的，能够继往开来，传承发扬，典型的可持续性才能得到强化，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才能得到更有效的提升。
解决典型“学什么”和“怎么学”
这是提升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的根本途径。
首先，构建内容体系，解决好“学什么”的问题。这绝不是特色亮点的简单罗列，也不是人物事迹的随意堆砌，更不是经验做法的浅层提炼，而是要深度挖掘科学道理和行为内涵，有意识地为典型提炼出“高附加值”，提高典型经验的教练价值和普适意义，达到带着大家学，引导大家干的目的。要有一个由浅入深、自下而上、逐步呈现、层层分解的过程，从而为学习典型建立起全面、立体、深入的内容体系，促进产生更大更好的示范和规模效应。
新盛海轮典型的做法：一是舆论宣传化零为整。采取了召开座谈会、现场实地采访、电话采访等多种形式，广泛收集新盛海轮的基础性数据和典型事迹素材，为总结提炼其典型经验奠定了基础。利用近一年的时间编撰形成了《破解新盛海轮管理密码》一书，将视角对准新盛海轮的不同侧面，实现了对新盛海轮事迹经验的集中解读和全面呈现，信息从分散到聚拢，认知从片面到系统，达到了“一本书让你认识新盛海、读懂新盛海、记住新盛海”的效果。二是媒介手段综合利用。既充分利用报纸、杂志、书籍等传统方式来确保信息投放量，又不断尝试网络、论坛等新的传播媒介来增加兴趣关注度。三是专业解读借力外脑，充分利用“他山之石”将新盛海轮的理论研究价值最大化。比如，邀请南开大学管理学教授长期跟踪研究，总结出新盛海轮管理的“六脉神剑”，起到了“旁观者清”的作用；又比如，邀请《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专家进行专业性分析，引发了新一轮围绕新盛海轮的思考，其管理典范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其次，教练方法路径，解决好“怎么学”的问题。对于先进典型，告诉大家“学什么”是基础，而指导大家“怎么学”才是提升典型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关键。在启发和引导方法路径方面，中远散运实现了“三个转化”。一是从精神层面到实践层面的转化。如何发挥好船舶在学习新盛海轮方面的先天优势，在学习复制典型经验上“先试先行”，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我们组织力量对新盛海轮典型做法进行了全方位的细化和固化，建立高标准、系统化、可操作的管理模板。同时，提炼出了“严格执行体系、充分发挥船长核心引领作用”两大执行关键，推动了学习新盛海轮向实践层面的顺利转化。二是从学习理念精髓到提升工作标准的转化。固化提升工作标准就是为“把小事做成精品、把文章做在人上”理念找到落地落实的载体和抓手。公司层面，在对新盛海轮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梳理的基础上，很快将先进做法吸收纳入到综合管理体系文件，对体系执行标准形成了有益补充，促进了船舶管理水平的完善提升；部门层面，公司多个部门主动对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进行细化，并同步实现了工作流程的优化和工作经验的固化，从效率、协同、传承、团队等多个角度推动了部门工作的持续改进和提升；员工层面，公司建立了绩效管理考核机制，完善全员绩效管理系统，通过工作分解、考核评分、绩效沟通等手段，增强员工绩效意识，自觉提升工作标准。三是从船舶到陆地的转化。中远散运的学习新盛海轮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新盛海轮退役前，以船舶为主体，注重对新盛海轮经验的学习、借鉴、融入和转化，其中也积累了不少的成功经验，营造了“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新盛海轮退役后，学习活动没有停滞，而是在公司领导的倡导下，开始由船舶向陆地延伸。2013年，公司制定了详细的《陆地学习新盛海轮活动实施方案》，形成了学习新盛海轮活动的中长期规划。新盛海轮确定退役后，组织人员登轮抢拍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并将大量有纪念意义的资料、物品尽量保留了下来。在此基础上，2014年，以“一室一片”为载体，持续深化学习新盛海活动。“一片”即《五星级船舶标准》视频片，“一室”即新盛海轮展室建设项目。2015年，展室已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公司正在不断扩充展室的功能作用，将主题宣讲、派前培训、入党宣誓、入司培训等活动与之相结合，其教育阵地和学习园地的作用日益凸显。
学习典型取得的成果
这是提升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具体体现。
新盛海轮是在2007年中远散运新的星级制管理模式运行后，公司的第一艘“五星级船舶”，其二十余年来在精益管理、人本管理方面积累的特色亮点和实践经验，不仅是其个体的成绩，也体现了中远散运在船舶管理上的能力和水平，代表着公司船舶管理的发展方向。她的出现，也使“要把管理力打造成为中远散运核心竞争力”的认识逐渐清晰，以学习新盛海轮为载体和抓手，带动船舶整体管理水平的新一轮提升，成为公司上下的共识。
管理学经典理论篇8
关键词：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8月12日
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定义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西方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但萨缪尔森又在其风靡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中，强调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更合乎传统的名称，并常常把二者并用。在我国又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体系称为西方经济学。那么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究竟是同一学科三种不同的名称，还是三个不同的学科呢？本文拟对它们名称的由来作一探析，以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经济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家庭管理。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最先使用这个词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一般翻译为《经济论》。在《经济论》中色诺芬主要阐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应当如何组织和管理的问题。由于色诺芬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奴隶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因此“家庭管理”即是以奴隶主家庭为单位的管理。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产生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名称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孟克列钦，他在1615年写成了一部经济著作，书名定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词由希腊文“政治”（原意是社会的或国家的）和“经济”两个字组成。孟克列钦把希腊文这两个字合并组成“政治经济学”作为书名，意思是说他的著作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越出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家庭经济的范围，是探讨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他在著作中论述了商业、航海业、工场手工业和国王的经济政策等问题。继孟克列钦之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于1767年也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作为书名，叫做《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在这部书的绪论中，他明确地说明了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含义：研究一个家庭的经济问题称为家庭管理；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称为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名称就被广泛地使用了。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则是以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研究》（简称《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的，《国富论》第4篇即是阐述政治经济学体系，他在第4篇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本人也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一阶段史称古典经济学阶段。
二、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回归
19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表了三部具有相同理论倾向的著作，这三部著作以经济人最终如何获得最大满足为研究对象，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的领域内，他们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把经济学改造成为以消费、交换、生产及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他们以边际均衡原理阐明经济人所遵循的法则，并以数学方法或数学模型加以解说（门格尔未用数学方法）。因此，三部著作的诞生，揭开了“边际革命”的序幕。在这三位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奠基者之后，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还有奥地利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美国的克拉克、瑞典的维克塞尔、英国的维克斯帝德、埃奇沃思和马歇尔，其中马歇尔是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从微观变量出发，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建立了一套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从此18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19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被看作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更新和发展，因此又称他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空前大危机，传统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中失业大量出现。这时，在理论上，以传统的个量分析以及以均衡价格分析为主体的经济学已不能自圆其说。在政策上，亟须有人出面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协调，并需要有一套理论进行解释和提供对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他强调有效需求机制决定就业水平，认为资本主义大量失业的出现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造成的，即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偏低，造成投资不足；灵活偏好偏高，造成利息率上升，阻碍投资。所以，提高就业、减少失业的对策就是提高消费倾向和扩大投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扩大投资，因为它通过“乘数”作用可以引起多倍于投资量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长。因此，凯恩斯主张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通过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来增加公共支出，以刺激消费需求；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需求。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三、西方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西方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冠以“西方”二字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有关经济学的论述是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体系的建立，是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重要标志。《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它包括四大卷，前三卷是它的理论部分，第四卷则是它的理论历史部分。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以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他同意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劳动作为价值的主要源泉这一看法，但他又将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纳入考虑范围，系统性地修改了古典学说，在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中，发展出了一套剥削理论。他指出，劳动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工作日的延长（绝对剩余价值）和工作日内劳动强度的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而被资本获得。马克思还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既有科学诚实的态度又存在一定的庸俗成分，而1830年以后则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在马克思逝世后，列宁分析总结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材料，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
20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集中了马列经典作家经济论著的基本成果，合成了一部“社会主义阵营”所公认和效仿的权威教材，其资本主义部分完全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缩写。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亦按该模式编写，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称之为“西方经济学”，其贬义不难看出。
从西方国家来看，二战后以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罗伯特·索罗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从研究个量问题出发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把以凯恩斯为代表从考察总量出发的经济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认为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因此，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中，而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不过代表同一体系所设计的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新古典综合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大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一词是由萨缪尔森于1961年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五版中正式提出，与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存的有以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该学派的特点是与新古典综合学派相对立，竭力使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传统理论分开。20世纪六十年代后经济学出现了众多学派林立的局面，如弗赖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瑞典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进入八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前沿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有重大的突破和完善。如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寻租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期权理论等。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起着有益的作用，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一股潮流。现在仍沿用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毫无贬义，甚至是一种时尚。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中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并列作为二级学科的局面。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二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管理学经典理论篇9
【英文摘要】Byreviewingtheevolutionofthefirmtheory,thisarticlefocusesontheknowledge-basedtheoryofthefirmthathasemergedinrecentyears.thetheoryviewsthefirmasanagencythatintegratesitsemployee’sspecialknowledge.Fromabrand-newperspective,itexplainstheissuesincludingtheexistenceandtheboundaryofthefirm,thecoordinationinthefirm,andtherelationbetweenthestructure,decision-makingpowerandtheknowledge.
【关键词】企业/企业理论/知识整合/知识经济
enterprise/firm/theoryofthefirm/knowledgeintegration/evolution
【正文】
澳洲莫纳什大学的杨小凯教授1994年发表了“企业理论的新发展”的论文［1］，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自科斯1937年的经典到9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企业理论的发展，并着重探讨了“剩余权”的理论含义及其对中国改革的意义。毫无疑问，杨小凯的这篇论文对企业理论是一个很全面的概括，并指出了其前沿所在，这对于了解企业理论的新进展的确很有帮助。但是，近些年来，企业理论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基于知识的企业观点，逐步形成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这是一种建立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走出理论体系相似的企业理论。因此，现在看来，虽然不能说杨小凯所归纳的企业理论新发展已经过时，但是对其进行补充是必要和有益的。
一、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
企业理论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古诺1838年的论文。一百多年来，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即新古典企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下面就是对这两大阶段的简要回顾。
1.新古典企业理论
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利用最优决策理论进行了经济分析，它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在这种假设下，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2］。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单一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决策。
新古典企业理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企业理论。因为它没有回答有关企业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内部是如何运行的，企业是选择生产还是从外部市场购买，它仅仅是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预测企业在输入市场的购买决策和输出市场的供应决策。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静态优化理论，它隐含地假定人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产权界定清晰、零交易成本、人具有完全理性等。这些隐含假定决定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存在一些缺陷［3］，它无法解释企业内部组织及企业范围的整体布局；无法解释企业中的一般契约关系；也无法解释企业绩效与国家经济效益之间的联系。总之，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假设前提阻碍了企业理论的发展。
2.现代企业理论
一般认为，科斯（RonaldCoase）在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标志着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在该文中，科斯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出现”这一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简单问题。科斯认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办法，二者具有互替性，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它能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所以交易成本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真正原因。但是，企业不能完全代替市场，也不能无限扩大，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部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来决定的。遗憾的是，从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几十年内人们对科斯的这种新观点“引而不用”，企业理论未能得到实质性的进展。
80年代以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分支，一是威廉姆森（olivere，willianlson）借鉴有限理性的假定，假定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提出了资产专用性概念，证明事前的合约是不完全的。二是张五常、杨小凯加以发展的间接定价理论，张五常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代替市场方式，而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因为中间产品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会产生极高的交易成本，而劳动市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企业的出现就在于用交易成本低的要素市场代替交易成本较高的中间产品市场，中间产品通过企业获取的收益相当于对其进行间接定价［2］。
以阿尔钦（amnenalchian）和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为代表的产权理论主要是分析企业内部的激励结构问题［4］，它是科斯在产权、交易费用和外部性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发展。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在团队生产中，一个人工作的努力程度会影响他人的效率，因而一个监管生产的人成为必要。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提出了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剩余索取权”的概念。
现代企业理论除了上述核心内容，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企业契约理论和委托——理论等。
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主要观点
近年来，现代企业理论随着知识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作用的日益提高，逐步出现了新的发展。这一新发展得益于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知识库的重要命题［4］，也就是说，出现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它来自技术管理、创新与信息经济、基于资源的理论和组织学习等最新研究成果。在理论层面上，潘罗斯（e·penrose）、阿罗（K·arrow）、哈耶克（F·a·Hayek）及其他学者的知识中心论，由于演进经济学家尼尔森（R·nelson）与温特（S·winter），以及认识论学家波兰伊（m·polanyi）等人的贡献而得到极大的丰富［5］。
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与新古典企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根本不同的解释［6］。
·企业为什么存在；
·企业的边界是如何决定的；
·企业中协调的本质是什么；
·企业的组织结构意义，即层级和决策权分配的意义是什么。
1.企业为什么存在
德姆塞茨（1991）认为，企业的存在代表一种对知识经济学基本非对称的反应，知识获取比使用需要更强的专业化，因此，生产需对处理许多具有不同类型知识的个体专家进行协调。但市场不可能确保这种协调作用，因为市场无法面对：（1）稳含知识的不可流动性；（2）潜在购买者占用显性知识的风险。这样，企业作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机构而存在，因为这种机构能够创造使多个个体整合其特有知识的条件。
这种把企业的作用看作是整合知识的机构的观点与科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是很不相同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存在是因为它们能够避免同市场交易相关的成本；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则关心与特殊交易类型（包括知识）相关的成本。然而，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强调企业是管理团队生产的组织，而非交易的机构。Ghoshal与moran（1996）认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优势不是简单地避免交易成本，而是以与市场很不相同的逻辑控制某种特定经济活动的独特优势［7］。
2.企业的边界
如果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整合大量个体所拥有的特殊知识（因为这样的整合不能通过市场来有效地进行）。那么，由什么决定企业的边界呢。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根据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来分析企业的垂直和水平边界。
德姆塞茨在1991年解释了企业在垂直边界［7］，如果市场能有效地转换产品而转移知识缺乏效率，如果在生产阶段B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则生产阶段a和B的垂直连接将被整合在同一个企业中。另一方面，如果阶段a和输出不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就可在阶段B来进行处理，则阶段a和阶段B能有效地通过由市场界而相联系的独立企业来进行。
企业之间的水平边界出现在产品与知识群体的空隙中。许多知识并非要求产品的特殊性，而是要求范围经济。因此，有效的知识利用要求多产品企业和企业的知识领域与其产品领域相一致。一般来说，完美的一致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企业的知识领域并没有完全被其提供的产品所利用，反过来，产品生产所需要的知识也不可能全部从企业中获得。这样，为了实现知识的充分利用，经济中便出现了反映产业特征的产品——知识包（bundle）［6］，其中小包表示个体企业，不同的产品——知识包决定了企业的水平边界。
3.企业中的协调
企业中的协调是企业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对企业中的协调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传统组织理论认为组织的基本任务就是协调多个专家的努力。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强调，实现有效的协调是企业的一个主要任务。在协调理论的研究上，劳伦斯和罗斯齐（LawrenceandLorsch，1967）把协调看成是组织内部目标冲突的解决［8］。
传统组织理论对于协调的研究着重于作为基础结构的层级，因为复杂社会活动的组织集中于权力关系，合作的实现是通过幕僚程序的垂直影响。基于知识企业理论已有的研究结果认为，如果大部分与生产有关的知识是隐含的，那么知识在组织成员间的转移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生产要求整合许多个别的专家知识，那么效率的关键是在组织成员通过交叉学习使知识转移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有效的整合。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有希望作出较大贡献的就是对企业中协调的分析。
4.组织结构
上述把企业作为知识整合的机构的观点，对企业内部结构有重要意义，一是层级的作用；二是决策权的分配。
（1）层级的作用
组织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组织所包含的许多个体中实现有意义的、协调的行动。这个问题有二重性，一是纯协调问题；二是合作问题。即使协调的技术问题可以解决，分歧的个体目标应如何解决呢。层级就是作为有效地解决个体分歧目标的机制而出现的。层级对于协调一个包含多个特殊单元的复杂系统是一种有效的机制。
基于知识的企业观点认为，如果高层次决策依赖于低层不流动的知识，那么层级就会降低高层决策的质量。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生产（包括生产决策）需要许多类型知识，如果这些知识存在于许多个人之中，并且整合机制仅包含相当少量的个体，那么，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是可行的。最近几年流行的基于团队的结构，实际上是对缺乏效率层级的一种改善，基于团队的组织的实质是通过直接接触个体专家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协调。如果专家协调者（管理者）不能利用必需的专家知识，他们就无法有效地协调。
（2）企业中决策权分配的意义
企业中决策权分配的意义与层级在知识整合中的作用有关。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所有者拥有决策权，作为所有者的代表，董事会把决策权授予高层管理人员，然后管理者依次向下授权给各层级。基于知识的企业观点对决策权分配作出了新的解释。
第一，关于决策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如果企业的主要生产资源是知识，而且知识存在于个体雇员之中，那么雇员拥有大量的企业资源，企业同雇员签订合约是为了使用那些知识资源。然而，雇佣契约不像实物资产，它无法明确规定企业对雇员知识资产的所有权关系，如果决策权由所有关系授予，且如果企业资源由股东和雇员共同拥有，那么管理的决策权由股东或董事会向下授予，由雇员向上授予。
第二，关于决策与知识的关系。决策的质量决定于其所依据的相关知识。如果与某一特殊决策相关的知识能集中于组织的某一点上，那么集中决策是可行的，但转移与积累知识的能力由于知识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显性知识是可转移的，但不一定要集中于某一点上。特殊知识（包括无法以统计形式积累和分析的隐含知识与显性知识）是转移成本很高的知识。因此，即使决策所要求的知识是集中的，根据隐含性经验知识所作的决策可能是分散的。
三、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企业竞争的必由之路
通过对企业理论演进过程的回顾，我们分析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在一些关键方面与新古典企业理论及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区别。概括起来，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主要是作为整合知识的机构而存在，它能把存在于个体中的特有知识整合成产品与服务，并降低知识交易的成本；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决定了企业的垂直与水平边界；协调是企业内部目标冲突的解决，企业的首要任务是为知识整合建立起必要的协调；层级对于协调一个具有多个特殊单元的复杂系统是一种有效的机制；有知识的雇员拥有大量的企业资源，决策权由雇员自下而上授予，决策的质量取决于作出决策所需的相关知识，知识的属性决定了决策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
显然，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对新古典和现代企业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它必将引起企业管理的一场革命，企业管理将进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以拥有知识资本的人才作为管理核心的“知识管理”新时代。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是企业对知识进行有效的管理、增强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组织创新就是要建立能有效整合知识的企业组织，这是一种把与企业有关的人和企业内部的人用网络联结起来的学习型组织，该结构能最充分地利用知识并再生知识，使企业具有活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建立一种智力基础设施，使知识能够彼此联系并发生作用。所以，管理创新的目标就要建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发展要求的管理体系，以知识为纽带，将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生产过程、市场开发乃至企业的经营战略等协调起来，形成一种能够创造、使用、保持、更新以及转让知识（智力）的全新的管理模式，使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高效地运作。未来的企业将主要通过知识而不是有形的物质资源进行创新的管理来获取竞争优势，求得持续发展。
管理学经典理论篇10
内容摘要：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基于企业理论的选择，现代企业理论中有两个主要的学术派别，即新古典产权学派和利益相关者学派，新古典产权学派影响下的财务管理目标过分强调出资者的利益，无法解释企业分享制日趋发展的现实，也无法适应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需要；利益相关者学派影响下的财务管理目标在可操作性方面存在难以逾越的缺陷。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应是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
关键词：产权理论财务管理目标现实选择
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基于企业理论的选择，企业理论的核心是产权问题。只有在产权基础上明晰所有权结构及其影响，才能对财务管理目标作出理性的选择。现代企业理论中，在所有权结构影响企业效率的关系中有两个主要的学术派别：一是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的新古典产权学派，他们主张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由出资者单方面享有；二是近年来发展比较迅速的利益相关者学派，他们站在新古典产权学派的对立面，反对"出资者至上主义"的观点，主张企业所有权应由出资者、债权人、员工、消费者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分享。与前者相对应的财务管理目标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与后者相对应的财务管理目标有利益相关者最大化、相关利益最大化等。本文试从产权角度进行分析，对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提出一个切合现实的选择。
一、新古典产权学派及财务管理目标
新古典产权学派关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认识，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n&H.Demsets，1972）、曼内（manne，1965）、詹森和麦克林（Jensen&meckling，1976）、哈特（Hart，1995）和张维迎（1999）等人的论著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虽然这些学者研究企业所有权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在三个带有根本性问题的认识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一，他们都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因而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应该由最具有追逐利润动机的人拥有；第二，在具体的企业所有权安排中，出资者不仅是唯一的剩余索取者，而且应该掌握企业重大决策的审批权和关键性的人事安排；第三，在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关系中，他们认为二者对应是有效率的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基本要求。
从新古典产权学派衍生出的财务管理目标的观点有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大化等。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论侧重于新古典产权派别中追逐利润动机的论述，并以之作为财务活动的终极目标。它要求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的财务活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企业通过自身的财务活动能够影响和控制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以此为目标还易于衡量、易于控制。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较全面地体现了新古典产权学派的理论特征，对二者内涵的界定，国内财务学界有诸多表述，有的认为二者名异实同，内涵一致，有的认为二者各具特征，层次各异。美国学者HaimLevy和marsharlSarnat（1990）曾对此不同表述方法作了专门研究，通过严密的数学证明论述了这二种"最大化"的表述实质就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国内学者余绪缨（1996）也认为两者实质是一致的。本文也持此观点。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突出了出资人的地位，强调了出资人对企业剩余产品的索取权，并且认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统一是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必要保证。
对财务管理目标的评析应从其依赖的产权理论基础入手。在对新古典产权学派关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认识中可以看出，该学派观点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只要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赋予古典企业的出资人或股份公司的股东，那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目标及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应，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而且对一家企业而言，出资者或股东的身份是最容易确定的，并不需要付出太高的成本。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出资者单方面享有企业所有权的观点，并不符合所有权结构发展变化的现实。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企业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已经被很多企业认可并付诸实施。如员工结构报酬制度，按照新古典产权学派的观点，雇员应该获取"固定工资"，雇主获取全部剩余收益，但现实中许多企业对雇员实行的都是"基本工资+奖金"的结构报酬制度；再如高层管理人员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在新古典产权学派看来，最有效率的企业所有权结构莫过于出资者与经营者的合一，而在股份公司中，不仅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职能已经分开，而且不少公司为了激励经理人员兼顾企业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实行了股权或期权经济效率"，以企业资源配置是否有利于股东财富增长来作为评判优劣的标准，难免不会导致外部不经济，导致资源环境的破坏；再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本管理已成为客观要求，而股东财富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也必然与"人本财务观念"相冲突。
二、利益相关者学派的理论与财务管理目标
利益相关者学派反对出资者是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强调企业的所有权应由出资者、债权人、职工、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m.布莱尔（Blair，1999）、我国的杨瑞龙和周业安（2000）等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利益者产权理论，其主要观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反对从剩余权利分配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认为将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赋予股东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他们认为股东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控制经理人员和防止公司资源的滥用，来自接管市场的压力也会导致经理人员的短视行为；第二，与新古典产权学派强调以股东收益最大化为企业目标不同，主张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学者强调公司的目标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布莱尔说，"这种认为公司在最大化股东回报之外还应该拥有部分社会目标的观点毕竟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了，而且还使那些率先思考公司治理问题的人对于公司的目标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这一新的观点即是：公司的存在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第三，利益相关者学派认为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公司的职工可能是比股东更有效的公司监管者。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因为股东分散可能导致"搭便车"行为盛行，从而使单个股东失去了监管企业经营者。在财务领域，由利益相关者学派衍生的财务管理目标称为利益相关者权益最大化或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等。二者仅为提法不同，内涵并无差别。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的观点认为：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并不仅仅是股东，而应拓展为出资者、债权人、员工、供应商与用户等利益相关者共同享有。企业的财务行为与财务关系应围绕着相关利益集团的不同要求而均衡展开，并最终达到利益相关者权益增加的目的。它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率，还有社会效益目标的实现。这样，企业的理财活动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要求，既考虑了出资人的利益，又兼顾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既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又体现可持续发展财务的特征。利益相关者理论关于有效率的所有权结构的解释很符合企业所有权结构的演变。但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可操作性却又无法得到保证。第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观点虽然从表面上看有利于协调出资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调动企业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企业的根本价值在于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盈利是企业得以创造财富和不断扩张的前提。赚取利润是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只有在企业盈利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保证。第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反对出资者单方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制度安排，强调企业所有权应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但在利益相关者身份确定与利益相关度的测量方面，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究竟谁是利益相关者？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关度有多大？这些问题通常是难以回答的。
因而，可操作性的缺乏将使利益相关者权益最大化目标成为现实的跛行者。追求多元目标的隐患是企业可能丧失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障；企业的财务活动围绕利益相关者而展开，但利益相关主体的模糊定义必然导致财务关系的含混，利益相关度的测量也难以寻求一个成熟而准确的标准。
三、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
由上可见，股东财富最大化由于过分强调出资者的利益，无法解释企业分享制日趋发展的现实，也无法适应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需要；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从企业财务活动应围绕利益相关者服务的多元化目标出发，在理论上有较好的解释，但在可操作性方面存在难以逾越的缺陷，结合二者，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应是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它的内涵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出资者权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共同发展，从而达到企业或企业财务管理在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上保持平衡。
从产权理论角度可以推出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权益最大化目标的逻辑过程。首先，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看，非人力资本如机器、厂房、资金等。不仅易于观察和度量，而且具有可抵押性，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通过非人力资本的抵押来显示自己的信誉；而人力资本如人的知识、技术、能力等不经过使用过程，通常难以被准确观察和认可，而且人力资本与其主体天然不可分割的特性又决定了人力资本是不能抵押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产权特征的这些差异，决定了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初建时能够获取全部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此时，选择股东财富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必然目标。其次，人力资本难于观察的产权特征虽然在企业初创时使其所有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但是，在企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者又会因此而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具体地说，虽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产权差异决定了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初始缔约时成为雇主，而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雇员，但是，一旦雇佣关系确立以后，雇员又可能反过来运用人力资本难以被监察的信息优势，损害雇主的利益。所以，为了激发雇员的工作热情，最大限度地挖掘雇员人力资本的潜力，雇主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也不可能独享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反，他们可能通过分享的方式使雇员的个人收益与企业的利润挂钩，并鼓励雇员参与多种形式的管理与决策。此时，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必然要兼顾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要求必然对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作出影响和修正。那么，这种修正的幅度如何呢？主要由两点决定：一方面，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作为最初的既得利益者，在所有权动态调整的过程中，仍然会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出让所有权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这种分权能否为他带来效用与财富的增加，如果雇员对分权的要求达到雇主对企业失去控制的情况下，雇主可能采取关闭企业的策略。可见企业的财务活动必须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但出资者的权益要求仍占主导与决定的地位。因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必然选择是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
这种目标的关键还在于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均衡点的度量，从以上的逻辑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出资者对其权益的让渡是以其总体效用的增加为目的的，如果分权导致了其总体效用下降，出资者必然采取策略应对直至关闭企业，使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都将受损；因而，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均衡点由股东的边际效用来决定，其边际效用为正值，呈下降趋势，并以零为极限，从这个侧面，也同样说明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应是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权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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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玛格丽特.m.布莱尔：《所有权与控制》（m）（中译本1999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周首华、陆正飞、汤谷良：《现代财务理论前沿专题》（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