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理论篇1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区域经济理论篇2
2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投资结构多样化、空间结构多样化、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局面。我国地域辽阔,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程度、经济的历史发展水平、经济基础等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何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加强宏观调控和指导,诱导、协调各区域经济健康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变得愈来愈迫切。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跨世纪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简介[1]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量的变化和质的飞跃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近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按不同的划分标准提出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2.1李斯特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841年,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以生产部门的发展状况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①未开化阶段;②畜牧阶段;③农业阶段;④农工业阶段;⑤农工商阶段。
2.2胡佛———费雪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49年,在论文《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与约瑟夫.费雪从产业结构和制度背景出发,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①自给自足经济阶段;②乡村工业崛起阶段;③农村生产结构转换阶段;④工业化阶段;⑤服务业输出阶段(成熟阶段)。
2.3罗斯托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0年,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以主导产业、制造结构和人类的追求目标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①传统社会阶段;②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③起飞阶段;④向成熟推进阶段;⑤高额消费时代阶段;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2.4弗里得曼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6年,在专著《区域发展政策》中,美国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得曼提出了中心—理论,以空间结构、产业特征和制度背景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前工业阶段;②过渡阶段;③工业阶段;④后工业阶段。
2.5阿明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中心—”理论的基础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①殖民主义阶段;②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③“”国经济真正走上自力更生道路阶段。
2.6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我国学者蒋清海博士结合以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各种划分标准及理论,以制度因素、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总量水平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传统经济阶段;②工业化初级阶段;③全面工业化阶段;④后工业化阶段。他认为,制度因素是划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背景性标准;产业结构是判别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标准,一般用工业化程度(制造业或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及主导产业类别来表示;空间结构是标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志,一般用城市化水平、城市首位度及城市规模分布类型来表示;总量水平是测量经济发展高度的标准,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及其人均量来标示。笔者认为,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综合考虑了多种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质的特征的主要因素,客观地、准确地把握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及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现状,但在指标体系中,还应考虑以下方面:。
2.6.1产业结构。一定的经济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产业结构,一定的产业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从业人员比例,因此,在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程度方面,应将工业产业比重与从业人员比例结合起来,采用工业化系数[2]来进一步量化工业化程度。
2.6.2空间结构。地区空间结构态势与地区城市化水平、城市体系、城市规模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这种快速增长的过程,实际上是区域空间变化的过程,更是大城市的平面不断扩张和功能不断完善、中小城市数目不断增加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是地区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从国际上看,区域经济越发达,城市也就越发达,城市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水平及其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量化指标。在城市化水平量化指标方面,我们认为应注重如下三点:
(1)不仅应考虑非农业人口、市镇人口比例,还应考虑城市工业规模系数[3];工业规模系数=(各区域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各区域城市数占全国城市数的比重；
(2)不仅应考虑城市首位度,还应考虑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
(3)不仅应考虑城市规模分布类型,还应考虑城市体系,城市密度,城市人口平均规模。
2.6.3总量水平。除了GDp、人均GDp,消费结构外,还应考虑人均收入水平、支出水平以及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可以反映一国、一地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越小,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大,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低。
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整体繁荣,采取了非均衡的倾斜性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深受“梯度理论”的影响———从区域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特点出发,主张按梯度依次开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从“六五”到“八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序列。下面我们以东部的首都北京、广东、中部地带的湖北及西部的为例,以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为出发点,来分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
3.1产业结构
3.1.1从产业构成看。从1990年到1996年,京、粤、鄂、藏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1996年,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5.2∶42.3∶52.5;14.4∶50.2∶35.2;4.1∶45.3∶30.8;41.9∶17.6∶40.5,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0.2∶49.0∶30.8。
3.1.2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看。1996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为50.5∶23.5∶26.0,而京、粤、鄂、藏分别为10.9∶38.3∶50.7;39.7∶28.0∶32.2;50.1∶21.9∶28.0;76.2∶4.8∶19.0,4省区中从业人员比重最大的除北京为第三产业外,其余均为第一产业。
3.1.3从工业化程度看。1990—1996年,全国的工业化系数为0.090.100.12.北京市的工业化系数为0.240.180.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逐年下降,其根本原因是第三产业产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已超过了第二产业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并占主导地位。从1990年到1996年,广东工业化系数为0.110.180.14,工业化程度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湖北与全国水平持平,而工业化水平很低。
3.1.4从主导产业看。1990—1996年,北京市已逐渐从建筑、化工、交通运输设备向电子信息、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转变;广东省为家用电器制造、化纤、塑料、保健饮品,日用五金等。湖北省主导产业为钢铁、冶金、轻纺、机械制造及化工、服装。主导产业为农牧业及民族手工业。
3.2空间结构
3.2.1城市化水平。全国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3.28%,北京、广东、湖北三省区分别高出平均水平40.85、6.08和2.13个百分点,而则低9.51个百分点。从城市工业规模系数来看,广东省为11.1,城市规模最大,反映该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同时也意味着该区城市的生存、发展和辐射能力很高,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湖北城市工业规模系数仅为3.9,是广东的35%,反映出湖北的城市化水平还未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2.2城市体系。①城市数目与等级结构。1996年,广东城市数为54个,湖北为35个,为2个,分别为全国城市总数的8.2%、5.3%和0.3%。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3个地区都是中小城市占绝大多数,呈现出规模等级不完整的城市体系(见表4)。②城市平均规模非常接近全国平均水平31.4万,规模偏小。城市人口为7.0万,城市规模小,经济实力低。③湖北省城市首位度为5.2,相应的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也高,武汉市城市人口占全省城市人口的32.3%,说明湖北是典型的首位城市体系。广东和的首位度分别为4.2和4.6,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分别为19.5%和25.4%,说明广东和的首位度也有所偏高,3个地区为了使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趋于完善,须选择区位条件好的中等城市,使其较快地发展成为大城市,更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3.2.2城市密度。1996年,全国平均城市服务半径为60.1km。广东平均每3,294km2便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32.4km。湖北平均每5,311km2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41.1km,属于城市分布密集的省份。无论从城市密度和服务半径来看,则明显属于城市稀疏的省份。
3.2.3城市空间组合。从地区内部来看,湖北和广东城市空间分布也极不平衡。湖北省城市多分布在江汉平原和武汉———黄石一带,广东省城市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带最为密集。近年来,随着香港的回归,以香港、深圳、珠海、广州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业已形成,成为广东省区域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3.3经济发展总量及人均水平
3.3.1GDp。京、粤、鄂、藏4个地区GDp总量分别为全国GDp的2.35%、9.50%、4.33%和0.09%,人均GDp分别为全国的67.0%、168.9%、90.0%和48.5%。
3.3.2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北京和广东城镇居民分别为7,339和8,166元,分别为全国的0.9和2.4倍,京、粤、鄂、藏居民农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分别为3,562、3,183、1,863、1,353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85、1.65、0.97、0.70倍。
3.3.3人均生活费支出。京、粤、鄂、藏4区城镇居民分别为5,730、6,736、3,714、4,537元。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2,672、3,187、1,731、2,592元。农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1,193、1,333、974、50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4.75%、150%、109.8%、56.0%。
3.3.4居民恩格尔系数。京、粤、鄂城镇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7、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8.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北京和广东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9、4.8个百分点。湖北和则高出3.8、8.8个百分点。
3.3.5消费结构。北京市居民营养和穿着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明显增长。广东省居民逐渐转向耐用消费品和追求文化娱乐等方面,并追求生活质量。湖北省居民正逐步由基本消费品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文化教育、劳务服务上,并呈现消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自治区居民的消费结构正逐渐走向序列优化,基本生存费用份额有所下降,居住、日用品、服务性支出份额均有大幅度上升。
综观以上4个地区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及经济发展总量和人均水平,可以看出,北京市区域经济处于全面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演变阶段,广东省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湖北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自治区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
4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问题的思考
(1)总体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转型阶段,地区差异很大,基本呈“橄榄型”的态势,既有象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正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又有象、贵州等局部地区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大多数省份则处于第二、第三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地理分布看,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中部大多数省份处于工来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西部内陆省份则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转型阶段。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东部沿海,到中部、西部地带呈现高梯度向低梯度序列变化的特点。
区域经济理论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
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区域经济理论篇4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中国―东盟；发展模式
一、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在东盟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01～2007年间对外贸易以每年11.3%的速度增长，其中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每年以26.7%的平均速度增长。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全面恢复外交、经贸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截至2010年底，双方贸易额已达2927.8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29.5倍。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十国相互开放市场，形成一个拥有19亿消费者、6万亿美元GDp总值的经济区。
二、区域经济学增长极理论
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位经济发展和区域关系的经济学理论，侧重于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组织与协调，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创新与区域政策等。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纠正了西方学者偏重数学模型的缺陷，不断地丰富区域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对区域经济学非均衡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其中就包括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F．perroux）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依据该理论，“增长极”具有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极化效应是指，增长极以其较强的经济技术实力和优越条件将周围区域的自然及社会经济潜力吸引过来；所谓扩散效应，即增长极对周围地区投资及其他经济技术支援，形成附属企业或子公司，为周围地区初级产品提供市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中国曾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实践证明，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并未改变多年以来的非均衡布局及发展状况。针对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局限性，邓小平将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与发展战略从均衡发展战略转向与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并于1978年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
三、适合于中国―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模式――增长极模式
任何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总是最先从一些点开始，然后沿着一定的轴线在空间上延伸。这些点既可以是一个城镇，也可以是由多个城镇所组成的群体，每个点都通过投入和产出方面的联系，对周围广大地区产生较大的乘数作用，从而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点与点之间的经济联系及相互作用的结果往往在空间上沿着交通线连接成轴线，轴线的经纬交织形成经济网络。一般而言，增长极是特定区域区域内的大中城市、资源聚集点或政治文化中心，该区域区域通常存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两极分化。增长极的生产力较为发达，对周围地区具有较为明显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增长极产生极化效应的前提是具备较好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条件、集中的消费市场、较强的科技力量以及充裕的资金。在此基础之上，增长极的才能有效地发挥扩散效应，通过产品、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的流动，从而加快落后地区的开发，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
中国和东盟陆地直接接触地带分布在绵延5081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已有28个陆地边境口岸和一系列的边境贸易点和临时口岸，贸易主导型的经济贸易合作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其势头当然还会继续。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接壤地带全面合作，拓宽合作领域，促进邻国之间互补性要素流动与重组增值，增加合作方式与提高实际效果等角度出发．不能只是继续沿着贸易主导型的路子走，必须加强区域经济区的建设与合作。在中国与越南、缅甸等大陆东盟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多数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已经进入工业化阶段的中国与越南、缅甸之间的产业结构互补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存在下去，这为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增长极效应的影响之下，中缅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瑞丽、畹町等地不仅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边境城市，还从财政补贴市转变为财政上缴市。不仅如此，边境贸易海带动了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等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缅友好关系。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理论篇5
区位理论(Locationtheory)可以说是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理论的形成主要是在20世纪初至50年代。它最初是解释农产品的来源问题,与其有关的两个互补性理论分别由李嘉图(1821)与杜能(1826)提出。李嘉图建立了基于相对肥力的农业地理理论,但却忽略了运输成本;而杜能则正好相反,他考虑到了运输成本,但却假定土地是匀质的。而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及贸易增长所引发的工业区位的转移,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1909)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工业区位理论。而恩伦德尔(1924)与普雷德赫(1925)则把区位理论当作价格理论的一个分支加以研究;勒施(1946)扩展了区位理论的范围,将贸易流量与运输网络中的“中心地区”的服务区位问题也纳入其中进行研究;胡佛(Hoover,1937,1948)修改了韦伯的体系,考察了更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投入的替代物和规模经济;伊萨德(isard,1956,1975)增加了运输和生产的其它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关系;洛什(Losch,1940)把工业区位分析的对象推至多种产业,并分析地区中的城市规模和类型,从而得出生产的空间集中在没有资源、人口分布相同的情况下是由规模经济差异和最终产品运输费用差异所导致的结论:贝克曼(Beckman,1958)发展了洛什的研究,他认为对当地商品的需求会影响一个等级结构中的城市的规模;但米尔斯与拉夫(mills和Lav,1964)却证明洛什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是不恰当的。①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区位选择实际上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自发行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市场及技术条件,使企业面临成本与收益的取舍,从而也得出一个区位选择矩阵，在区域经济的分析方法上,传统的区域经济学或明确地或隐含地假定空间是匀质的,进而完全抽象掉了空间因素,并假定所有生产要素可以完全无成本地瞬时流动。但事实上,由于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等在空间并不均匀分布,而不同自然禀赋作为区际贸易的基础还涉及不同空间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也就应考虑其运输成本与流动性问题,所以,企业在进行区位决策时必须考虑与市场和资源的接近程度、生产成本、运输成本等诸多传统因素。现在还增添了诸如信息、创新、外部性、聚集效应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空间经济学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是运输成本与生产及消费的规模效应,而传统的经济学却是把这些给忽视掉了,而这又正是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以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为核心的区域发展理论
区域发展理论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展起来的。这是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由于世界各国区域经济问题的出现,区域经济理论开始注重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发展与区域政策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区域收敛(RegionalConvergence)问题。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研究成果,其中非常有影响的有增长极理论、发展极理论、累积的循环因果关系理论、中心边缘理论、依附理论、收入趋同假说等。也许在谈到区域发展理论时,不能不谈到一个概念———创业能力。它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而创业能力差异却往往是在国家经济背景下提出并也是解释国家差异或趋异的一种方式,但它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区域差异。而创业能力差异却往往被认为是文化差异的结果。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对经济发展非常感兴趣,并且毕生致力于完善其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相互交织,无法分离。其主要理论便是创业能力、创新与制度环境。在其思想体系中,创业能力供给是经济增长率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创业能力供给又取决于“社会气候”,也即环境因素。创新成功则会形成“仿效者群体”,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将资源禀赋差异引入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后,引致国际贸易的这种空间异质性也能引致区际贸易,尽管国际贸易与区域贸易具有不同的边界含义。当然,如果要素完全可以流动,那么,真正流动的可能是要素而不是商品与服务。
总之,资源禀赋差异与要素在地区之间某种程度上的不可流动性便会产生区际贸易。把区际贸易融入新古典经济理论,并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是瑞典经济学家俄林。他指出了个人在职业上的专业化与区域在地理上的专业化的相似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力禀赋;同样,对于一个区域来说,其也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源基础与经济史,使其具有生产某些产品的相对优势或绝对优势。当然在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前提下,只要生产要素可以完全流动,不同地区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便可消除,这便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提出的区域收入水平趋同假说的内涵。但在一国之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发展趋势及收入水平是否真正会趋向一致呢?现实中的收入差异或经济增长差异又使得人们提出了地区收入趋异的假说。②很明显,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及资源禀赋并不能对区域差异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严格假设下,却能得出下列结论:贸易使区域价格结构趋同,生产要素价格均等,从而会缩小不同地区劳动/人间收入水平与福利水平的差异。而提出这一观点并做出数学证明的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948)。当然,其证明包括大量的简单化假设,这些简单假设并不符合社会现实。由于规模经济性的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影响,以及生产要素不能完全流动与技术偏好等原因,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假设受到质疑,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新经济地理理论。区际或国际贸易使所有的贸易伙伴从中受益,同时也使得资源稀缺的生产要素及商品得以丰富并相应降低了其价格,从而使社会福利水平提高。
但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与人力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垄断程度、需求结构、内部市场规模、地理区位、运输成本及社会文化甚至政府部门的能力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各个区域受贸易影响的程度也不尽一致,区域贸易带来的利益也大不相同。这现象就很难从一般均衡理论中找到满意的答案,这实际上是各区域的贸易条件问题。与区域贸易理论密切相关的是经济基地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是其基础产业增长的一个函数;这些产业都是出口产业,它们被吸引到某一区域的主要原因不是利用该区域的市场,而是因为该区域能够为产品出口到其它地区提供一个有利的基地,从而为出口产业提供了一种比较优势。这与后面所要讲述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具有相似之处。而且,任何一个地区,出口的初始增加会导致总收入与就业水平十分显著的增加或提高,这里面同样也有乘数效应问题。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将出口称为增长的发动机。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认为,经济发展的时机和速度取决于出口部门的成功、出口产业的特征及出口产业实现收入的支出结构;只有一种出口商品的地区或国家最终总是无法实现持续扩张,区域经济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三个因素:区域的自然禀赋、出口产业的特征、技术和转移成本的变化(Higgins和Savoie,1997)。在区域发展分析中,一般还是采用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的两分法,从而探讨不同部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成功的区域经济增长是因为出口产业的初始扩张导致了出口基地的扩大及区域内部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收支结构的状况又决定了非出口部门需求的增长,进而导致非出口产业形态的不断变化。这实际上是过分强调了出口部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对现实经济的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行为在解释区域收入增长方面只有较低的预测价值。传统的新古典经济思想认为市场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如果一旦偏离原来的均衡状态,具有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即使是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体系并没有产生使其自身恢复均衡的力量,而更可能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累积的循环因果过程,这一过程使它越来越偏离均衡。这便是累积的与循环的因果关系所要讲述的主要内容,它既可以解释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同样可以用于解释区域的历史变迁。累积过程是双向的,市场力量的作用可能会加大而不是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一个地区的扩张对其它地区的影响通过扩散效应与回流效应来说明,也许劳动力、资本及服务流动的本身并不会阻挡区域不均衡发展的自然趋势,人口迁移本身就有利于迅速增长的地区,而不利于其它地区。也许没有哪一个概念象增长极那样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区域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作为提出这一概念的创始人佩鲁(perroux)认为,增长总是被极化,增长极作为能动的创新企业聚集的结果能产生前向与后向效应,并通过传播机制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
增长极常常发生在但并不总是发生在城市———中心。其理论所论及的经济空间是全球性的,所以,对于一个局限于国家内的区域计划来说,这个概念也许并没有用处,但它却成为地方政府制定发展战略的一个法宝,从而把佩鲁的增长极、发展极理论转变成为一种实用的工具。技术两元性或者说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两分法可以解释区域两元性或区域差距,因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一般集中在不同的地区。但技术二元性理论本身没有解释区域差距为什么存在?即为什么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往往会集中在不同的区域,使区域经济增长趋异,也没有解释什么是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或相互交叉。关于区域二元性的理论解释还有中心———边缘理论、雁行模式、梯度理论及带有激进思想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依附理论等。区域经济学家将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理论③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于是便产生了区域发展梯度推移理论。
区域经济理论篇6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就当前社会发展形势而言，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加强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更好发展。然而，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受利益的诱惑，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效率低，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区域政府就必须重视区域公共管理工作，在政策以及制度方面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加强区域公共管理，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保障。
一、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概述
区域经济合作指的就是多个区域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开展合作，使多个区域组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就目前来看，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越来越严重，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有着重大意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有趋势，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公共管理是指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然而不同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不相同，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区域公共管理有着重大作用。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保障，只有做好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才能更好地保障各区域的经济利益，进而实现各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制度的缺失
制度作为一切工作执行的标准和依据，就当前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来看，政府制度存在严重的不足。首先，不同区域的管理方式、理念不同，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很容易造成冲突，难以达成利益的平衡性；其次，从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看，行政区行政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民族国家或国内地方政府的、明确的单位行政区划边界作为管理出发点的。这种管理观念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的现象，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另外，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区域管理的主体一直是政府，进而容易造成政府专权的现象，影响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二）缺乏法律保障
区域公共管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会加大区域公共管理工作的难度。而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健全的法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区域公共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存在很大的不足，区域之间的不正当经济行为屡见不鲜，严重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
（三）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
在区域经济管理中，管理主体由一变多，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很容易造成利益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政府作为行政管理的主体，有着的区域政府贡献力度大，有的则稍微不足，当出现利益分配不均衡时，区域经济合作就难以持续，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的措施
（一）完善政府制度
制度是一切工作执行的标准，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提高工作管理效率和水平。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要想确保区域公共管理水平，就必须完善政府管理制度。为了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政府就必须响应时展的需求，用发展的眼观看待问题，及时的更新观点，加快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其次，政府要拓宽管理视野，适当下放权力，大力发展非官方组织，形成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进而更好地提高区域公共管理效率和质量，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提供保障。
（二）完善法律建设
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区域公共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依靠法律来为其提供保障，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法律法规具有法律效率，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可以更好地约束管理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为此，政府就必须加强和完善有关区域公共管理法制建设，利用法律效力来约束行为，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在经济领域中，要完善经济法，对区域产业发展方面的规则进行调整，确保区域产业的稳定发展；在社会领域中，要加强制度改善，加强医疗、社保、教育、就业等制度的改革，进而实现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三）加强区域经济联系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一种必然趋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也越来越重要。而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区域公共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涉及到区域双方或者多方的利益，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方面的，而要想提高区域公共管理效率和水平，就必须加强区域联系。首先，区域合作双方必须建立统一的平台，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统一的管理网络，实现区域公共管理信息的贡献。其次，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各区域要深入到对方区域中去，全面了解市场信息，进而为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提供保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更好发展。另外，在区域公共管理中，要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就区域合作内容进行明确，当利益分配出现矛盾时，要明确补偿方式，进而确保区域经济的更好发展。
（四）建立完善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建立完善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有助于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更好发展，会采取各种方式来对区域经济行为进行管理，而政府管理活动的效益的好坏需要一定的评价体系来进行评估。就目前来看，政府绩效评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难满足区域公共管理的需求。为了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就必须建立健全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要就区域经济发展各项内容进行明确，对各项内容进行综合评价，在政府绩效评价主题上实现多元化发展。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四、结语
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汇总，区域公共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关系到区域经济合作双发的利益，如果不能处理好，就会产生利益冲突，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就必须加强区域公共管理。在区域公共管理中，不断完善公共管理体制，加强公共管理法律建设，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进而推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李沛桐单位: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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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篇7
部门理论是对传统区位理论的一种扩展，所揭示的是在技术变化条件下区域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也即区域不同产业部门的转换规律。该理论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它认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存在着“标准阶段次序”，这种标准阶段次序可以表述为下列几个过程：
（1）在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往往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在这一阶段中，当地居民几乎完全与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没有贸易上的投资，人口是按照维持自给自足经济所必须的资源基础而分布的。
（2）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了。第二阶层的人口开始出现，他们进行着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为当地农民服务。由于乡村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是由农业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业分布与基本阶层农业人口分布直接相关。
（3）随着区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区域也开始趋向于从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
（4）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区域被迫开始实现工业化。区域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立足于建立在农林产品的基础之上，主要发展食品加工、木材产品加工和纤维纺织业等。工业化的后一个阶段则出现了诸如冶炼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
（5）在区域经济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区域实现了为出口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专业化生产。这时，区域开始输出资本、熟练技术人员和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专业化服务。
据此，在部门理论看来，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两个相辅相承的成长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必须经历由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商品经济转换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运输成本下降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只有运输费用降低才使区际贸易成为可能。此外，要想区际间资源转移获得最大比较利益，还必须建立区际贸易基础。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区域经济必然要相应地完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过渡。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区域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甚至在胡佛等看来，由农业、采掘业等初级产业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次级产业过渡被认为是维持区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部门理论由于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符合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但该理论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指出的，并非什么地区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这样的“标准阶段次序”。
二、输出基础理论
输出基础（exportBase）概念最先由城市规划者们所采用，他们用它来预测地方化城市经济的短期变化趋势。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曾建立了一种能定量地对城市经济进行预测的理论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经济被划分为两个部门，即一个输出基础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外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和一个自给性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内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在这种模型中，通常假定自给性部门不具备自发增长的能力。但是，随着外部需求的扩大，输出基础部门的扩张、并为地方经济带来额外收入时，这些部门也会随之相应扩张。
输出基础思想后来被著名经济史学家、1993届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用来预测区域经济的长期变化趋势，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输出基础理论。诺思在其1995年所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根据把太平洋西北岸作为其实证研究的基地而得出结论：区外对木材、毛皮、面粉、小麦等产品需求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那里的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诸如辅产业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以及收入与就业波动范围等。他进一步指出，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输出产业投资的增长，也会导致对其它经济活动的投资增长。因此，按照诺思的观点，一个区域要求得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该区域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而特定区域能否成功地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又将根据它在生产和销售成本等方面对其它区域所拥有的比较利益而定。
与诺思的输出基础理论相对应，蒂博特在其于1956年所发表的《输出与区域经济增长》论文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thestapleexporttheory）。该理论认为，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开始于该区域发现了一种诸如矿产品等特殊的自然资源，或者因为其自然条件特别适合于生产某种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场商品价格为既定的条件下，资本甚至劳动力将输入该区域，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产将发展起来，而地方工业和地区市场是随着出口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按照该理论，特定区域要取得发展，必须以建立外向型的“大宗商品”出口产品基地的方式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可以被看作为输出基础理论的一种变种，也可以将其归之为广义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之列。
三、资源禀赋决定论
无论是部门理论还是输出基础理论，均是从部门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过程的，而较早从空间或区位的角度来对区域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可追溯到珀洛夫（H.S.perloff）与温戈（L.wingo）所提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
珀洛夫与温戈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1961年）等论文中，将诺思等人的区域输出基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广，并把制造业的建立看成是区域经济出现增长的首要条件。在他们看来：企业家总是选择使其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区位进行投资。为此，他们需要对不同区位的生产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并相应地作出区位投资决策。就特定产业来说，由于不同区位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取得其基本生产投入要素和接近产品市场的机会也将有所不同，相应地其成本与收益变量也就有所不同，从而企业家必然作出有利于某一特定区位而不利于其它区位的区位投资决策。并且一旦投资向某一区位倾注就会产生相应的区域乘数效应，从而加速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上的集聚过程。
珀洛夫和温戈通过对美国经济从早期农业社会阶段向先进的工业和服务业社会阶段过渡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上的日趋成熟，不同的自然资源都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并且随着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之不同，这些区域也将出现或大或小的繁荣。一般来说，区域增长主要取决于区域生产国民经济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按竞争利益向区外输出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输出能力增长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将通过乘数效应方式而得到强化。乘数效应大小将依赖于某些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特征的“内在”特征而定。在这些内在特征中，尤为重要的有：输出产业的性质、地方产业关联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以及工资水平、地方收入分配状况等。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扩张并出现自我强化和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时，新的内在因素，如与社会分摊资本及与产业集聚相关的外部经济、内部规模经济等将成为决定乘数效应和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将导致工业“核心地带”的形成。而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为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造就了基本条件，正是由于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而使得新的区得到连续的发展。即随着所需投入量的扩张以及地区新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发现，经济增长将逐步“渗透”到地区。
珀洛夫等认为，美国东北部“核心地带”的形成，最早即在于该地区拥有钢铁工业发展的“自然资源禀赋”，这一自然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在本世纪初发展成为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并进一步在后来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制造业中心。而美国自1920年以来所出现的不同州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整个趋势中，核心地带对地区的“渗透过程”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世纪以来，随着工业资本投资在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铺开，或者是从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向美国东北部高收入地区的移民，州际间的区域差异已逐步缩小。
珀洛夫等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将区域发展与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区域乘数效应等因素联系了起来，其理论思想与蒂博特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和诺思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具有某种类似特征。所不同的是，该理论已经将“核心地带”与“地区”等空间变量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之中，并且所分析的对象已由孤立的区域经济分析转向综合的区域发展分析，因而更接近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四、经济进步延滞假说
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已经将“核心”与“”等空间因素引入到对区域发展的分析之中，而美国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1979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w.Schultz）对“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即农村地区与工业城市中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区域经济进步的“延滞假说”（theretardationhypothesis）。舒尔茨最早在其于1950年所发表的《农业部门贫困的反思》一文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正当美国经济处于空前高速增长时，一些“农业社区”的生活标准还总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最初在该文中所给出的答案是，这种相对贫困并不是由土地的自然特征来决定的，而是由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的亲疏性（proximity）所决定的。他在1951年所发表的《土地经济学构架：长期观点》一文中，又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为所谓的“延滞假说”，该假说的基本内容包括：（1）经济发展出现于特定的区位基（locationalmatrix）上，经济中一般存在着一个或数个区位基。（2）区位基一般以典型的工业化城市经济结构为其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往往出现在这些区位基的中心；基的中心一般都不会属于农垦区而往往为工业化城市中心，但由于这种城市中心的崛起而使得一些农垦区比另一些农垦区处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区位上。（3）位于或靠近特定经济发展区位基中心的区域经济组织将运行良好，受惠于中心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也将运行良好，只有远离区位基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运行状况比较差。
舒尔茨所提出的“延滞假说”后来由尼科尔斯（w.H.nicholls）和唐（tang）在南加利福尼亚、佐治亚和田纳西等州进行了检验。其研究结果证实了“延滞假说”所作出的结论。他们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发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达的县，其劳务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效率也高，越靠近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越高，农村收入也更高，这些都是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对农业要素市场所造成的影响的结果。
五、区域创新扩散理论
无论是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还是舒尔茨的经济进步延滞假说，均已经强调了“核心区”或“经济进步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贝里（B.J.L.Berry）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城市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扩散理论。
在贝里看来，城市中心在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创新的渗透作用，使经济增长通过城市等级而逐渐向下传播；二是增长利益的扩展作用，包括从核心区往腹地区及从大都市中心向城市间区的扩展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增长起源于企业和家庭对创新的采用。区域不平等则是由于创新的收益效应为时间的递减函数，并受扩散的门槛范围所制约。因此，城市中心本身即能起着一种“发展作用”，因为它们能强烈地影响着不同地方创新采用时间的先后顺序，而经济变化的影响将按城市等级顺序由高级城市中心逐渐传播到低级城市中心。
贝里认为，创新在大范围内的等级扩散及其横向扩展将带来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或者说增长起源于创新通过城市等级顺序的向下渗透以及创新向城市周围腹地的横向扩展。
从贝里的这一理论结论中可以推导出各种政策主张。一般说来，要促进区域成长就应该去加速创新的扩散，从而使创新逐渐渗透到贫困地区及小城镇之中。而且如果城市中心“创新潜力”大小真与其本身规模及接触创新采纳中心之机会相关，那么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去促进地区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并改进它们同最大或最早的创新中心接触可能性。
六、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那么，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如何，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研究应该首先应归功于杰弗里·威廉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他根据其在50年代对24个国家有关区域差异的国际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将会不断扩大，但是在达到发展过程的某一点后区域差异开始缩小。
由于威廉逊把区域人均收入作为指示器，将权变系数作为度量区域收入差异之工具，通过对24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区域不平等格局的经验考察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即当这些国家按其发展水平进行“排列”时，我们可以发现，区域不平等格局呈现为倒“U”字型状，其中，如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与波多黎各等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到达了倒“U”字型的顶端。威廉逊又将横断面分析法扩充到对单个国家区域收入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上来，并从24个国家中的16个国家中取得其所需的一年以下的短期数据。其结果是，这种趋势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所假想的格局：人们预料富国各区域之间会逐步趋同。事实上，它们也正在走向这个阶段，而不是趋向于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而穷国正相反，它们以区域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特征。
威廉逊的发现是引起区域发展理论家发生争执的重要源泉。然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即“在发展的初期，区域间以收入差距扩大和‘南北’二元性增强为特征；在国家成长和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则以区域间趋同和‘南北’问题消失为特征”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被区域发展理论家所接受，并把它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的或应该通过政策干预使之出现的模式。
七、经济增长空间影响论
以上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部门理论、输出基础理论、资源禀赋决定论、经济进步延迟假说等区域发展经验理论，首先对此一系列理论进行总结的是美国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他在其1966年所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通过汇集这样一组研究成果而把它们综合成“经济增长空间影响”的八条命题，这些命题可以依次简单地表达为：（1）区域经济是向外界开放并受制于外部影响的；（2）区域增长是由外生力量所诱导的；（3）输出部门向自给部门的增长传播取决于该区域的社会政治结构、地方收入分配结构及其区域收入开支状况；（4）地方领导是成功地适应外部环境变迁的关键，而领导素质取决于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5）区域经济增长可以部分地看成是企业布局问题；（6）经济增长趋向于在城市区发祥地产生，并通过该发祥地来组织相关的区域经济；（7）劳动力流动将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施加一种均衡力量，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形；（8）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着空间经济向逐渐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些命题大部分均可以分别在诺思、珀洛夫、舒尔茨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理论依据。据认为，这八条命题由于综合了各家之言，因此它为区域规划者提供一种区域发展过程的标准考察方法。
区域经济理论篇8
[关键词]地缘优势边缘化低成本机制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等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运作，加快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共同发展已经成为趋势，此举已经对世界经济发展及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将在2010年建成，广西因其地缘优势，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机遇，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应成为广西当务之急。
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
区域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第一个提出经济一体化的定义，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动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作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1961年巴拉萨在其名著《经济一体化理论》一书中做了明确的阐述。国内关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也早已开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借鉴与演绎，主要是总结归纳国外关于一体化的理论概念来推理一体化定义；另一个层次是运用相关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发展过程、制度演变以及社会经济效应等。
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核心理论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引起了专家学者对其研究的浓厚兴趣，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曾出不穷，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雅各布.维纳为代表的关税同盟理论
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在其代表作《关税同盟理论》中系统地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维纳先是指出了早期关税同盟理论的不确定性，并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区分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认为关税同盟得益与否取决于二者的最终结果，从而将定量分析应用于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研究，奠定了关税同盟理论的坚实基础。关税同盟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关税同盟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所带来的不同的经济效应，即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前者是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后者主要指规模经济效应、投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等。
2.以罗布森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区理论
英国学者罗布森在关税同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自由贸易区理论。认为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相比是次优的。自由贸易区有以下显著特征:(1)成员方所生产的商品在贸易区内征关税；（2）对来自自由贸易区外（非成员）的各种进口商品，各成员方有权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即对外不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3)实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只有原产于区域内或主要在区域内生产的产品才能进行自由贸易。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罗布森等人还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专门适用于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型，罗布森认为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益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目标。
3.以西托夫斯基和德纽为代表的共同市场理论
共同市场的目标是消除保护主义的障碍，把被保护主义分割的每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统一成为一个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实现专业化、批量化生产等方面的利益。西托夫斯基和德纽在假设关税同盟的基础上，研究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以后成员国所获得的经济效应。其核心是：(1)通过国内市场向统一的大市场延伸，扩大市场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技术利益；(2)通过市场扩大，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进而达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利益的目的。
4.以小岛清为代表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
小岛清对依据古典学派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来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工提出了疑问，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提出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认为：在实行分工之前两国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但由于市场狭小，导致产量很小，成本很高，两国经过协议性分工以后，都各自生产一种不同的产品，导致市场规模扩大，产量增加，成本下降。协议各国都享受到了规模经济的好处。但是要使协议性分工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此外，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还有以普雷维什等为代表的中心—理论和国际依附理论、以里斯.塞泽尔基为代表的综合发展战略理论、国家需要理论、货币一体化的收益与成本理论、政策一体化的经济效益分析理论、双边或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安排否定的理论即双边贸易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矛盾理论等等，在这里就不叙述。
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核心理论对广西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指导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建成，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有着独特的地缘优势，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广西在如何制定正确发展战略规划？如何发挥地缘优势？提升和再造其经济优势？如何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有着积极的借鉴指导意义。
1.转变发展理念，达成发展共识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多年实践说明一个简单事实：依靠贸易保护不可能使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同样，游离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外也难使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取得高速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广西在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广西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放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放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背景下来把握和定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已经从国家战略高度把广西推向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使广西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此，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就是把国家发展战略转化为广西对外开放战略，提升和再造广西经济发展优势，使其成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即要挖掘广西地缘优势，实施以开放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把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面向东盟市场、拥有国际大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加强与东盟各国及广西周边各省（区）的全面经济合作，巩固经济腹地建设，借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夯实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桥头堡地位。当前，全区上下应加强宣传，转变发展理念，摒弃广西“老、少、边、山、穷”地区的传统消极等待意识，抓住发展机遇，谋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达成发展战略共识。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广西发展的机遇更是挑战，不能成为贸易区中心就将被边缘化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为边境地区（省份）的发展创造了独特机遇即可接近性。可接近性是具体包括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三个方面的可接近，可接近性令边境地区（省份）与区域国家在空间上的实现零距离接近，零距离带给边境地区（省份）新的发展机遇和潜力。具体而言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降低关税、市场开放等低成本机制促进区域内国家间贸易与要素的流动，带来生产区位的新变化和新经济中心的出现，具有良好的区位和发展条件的边境地区（省份），因低成本机制将可能在一体化进程中可能得到促进，并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而社会经济条件不好的边境地区（省份）或非边境地区（省份）可能会因为不能吸引生产要素而被边缘化，即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生产区间和工业基地可能会因为一体化引发企业迁移，而使其市场潜力和投资吸引力受到削弱。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广西和云南两省区都具有零距离优势，双方都与东盟国家有边界接壤，都拥有若干个部级、省级口岸和和若干条出境公路，为各自拓展与东盟国家贸易创造极其便利的条件，此外，还有东盟国家越南，一方面，在地理上，其处于中国——东盟地理中心位置，具有绝对区域地缘优势，另一方面，经过近年来改革开放，越南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对未来的自由贸易区更是雄心勃勃，这样，广西沿海沿边的通道地缘优势正受到来自滇、越的分割而削弱。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经验，能否成为区域中心或是被边缘化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能否正确认识经济一体化效应、是否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消除地方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障碍有着密切关系。尽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于2002年就启动，中国—东盟博览会也于2004年起就落户广西南宁，但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相对而言，在目前的进程中，国家层面推动的多，广西层面积极谋划推动的少。相比之下，云南的区位优势不如广西，但由于其积极争取，泛亚通道、昆曼通道都已启动建设。所以，广西应以积极的态度主动融入区域一体进程中，集全区之谋，迅速打造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举全区之力，办好“南博会”，积极落实区党委提出的“一轴两翼”战略，打造广西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机遇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流动性资源，抓住了可以为广西所用，抓不住稍纵即逝，如果广西不能抓住机遇，将会错过发展机会被再次边缘化。
区域经济理论篇9
1.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的发展历史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的基于产业、企业的区位选择、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规律性研究阶段,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区域总体空间结构与形态演化规律研究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空间经济学研究阶段。研究重点从抽象的纯理论研究演变为从总体出发寻求各种经济主体在空间中的最优组合与分异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研究。对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研究,经典区位论所揭示的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形态,基本上概括了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特征性规律,是当今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基础性理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是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可以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提供理论范式,也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新空间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
2.农业区位论
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发现地价不同会对农业生产的整体规划带来不同的影响，根据这一现象创建了农业分区论这一方法。其创始人是杜能，通过这一项创始，发现了很多农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的一些有趣的现象，这项重要的发现不仅为土地问题的规划创造了一个新型的规划体系还为后来的空间理论起到很多的启蒙作用。
3.工业区位理论的创建
在前两个世纪，制造业在欧洲国家的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不断考虑更适用于投入生产活动当中的工业区位生产结构体系，而工业区位理论就此应运而生。是由韦伯提出的这一经典的区位理论概念，韦伯的重要理论中为人们考虑的非常之全面，通过对于替代物的投入对工业区进行了相关的完善，也通过在不断的分析与研究中对于生产成本的控制得到了一个相对非常有说服力的想法，通过对产品进行初步计算，将生产成本的最低点作为发展生产的基础。对所需要的花销进行充分的分析之后，进而推动区域工业活动的空间分布，从而为经济空间结构的分析奠定了又一项重要的理论依据。
4.通过地理空间的推导
一位德国的地理学家曾经对德国地区的地理进行分析，发现地理当中的空间结构以及等级之间的结构分布与空间结构之间是有所关联的。最终发现空间的分布是类似蜂巢形状的，而且可以通过中心分布现象加以应用到空间结构当中，运用最低成本和最大利润的这一方式进行生产调整。而且不断扩展区位理论，将中心地理论应用到相应的工业区位当中去，研发出最佳的空间结构模式，发展最佳的工业区位。
5.极化理念
这个理论的来源是通过增长极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后来通过诸多的研究人员又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改进，分析出增长极的产生原因，其活动单元是什么，通过力学理论发现了更多的不同之处，发觉了经济空间不单纯只是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还包含了很多其他方面，比如经济现象与区位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包含了对于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推动经济发展的部门，还有在地理环境之下较为优越的地点会影响经济生活。而且极化过程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还是会有相对的变化的，而且极化过程也是一个可控制的经济情况。比如政府可以介入经济当中，通过相应的经济手法来改善一些消极的极化发展，进而平衡当地的经济发展，目前很多国家也是将增长极的理念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展模式进行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
6.空间分异论
区域经济空间分异论当中，区域空间各点的差距是一个一直备受争论的问题，大家对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进行细致的分析之后发现，空间区域的差异性会对当地的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成熟的时候，区域差距定会缩减到最小，空间结构的不断调整会将当地的经济属于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当中，会为区域发展战略提供很大的帮助，按照工业发展的情况进行分析来看，凡事都会有初期中期还有后期，区域发展当前属于不断发展的中期阶段。而且对区域中的主要经济中心与非中心地域进行分析发现了双核结构模式的发展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很多情况进行影响的，不一定只是单纯的一种情况会造成关键的影响。
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研究方法回顾
伴随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的发展,其相应的方法也从静态分析模拟逐步向动态过程的空间演化模拟发展。新方法与技术手段在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复杂性科学方法和GiS与RS技术的结合展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1.区域结构网络分析
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网络状的结构逐渐被大家所认识，网络是用若干条线段将若干个点进行等级连接，将各种空间地点通过网络模式进行连接，通过这一网络化的覆盖，让整个经济体系更加完善，更好的为人类服务。这种新型的连接模式能够为区域经济提供有效的发展舞台。在当前很多大型垄断公司横行的时代，如何采用一些巧妙的经营模式以至于让自己的公司顺利的成长和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理性的区域结构会为整体的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采用高端的科技手法，运用较为智能的手段进行经济空间的调整，对于相关的运输费用加以调整改善相关的成本，最终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科学的思维模式
对于区域经济空间的研究而言，唯有科学技术是推动其顺畅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考虑经济学、力学、地理学以及哲学等，此类研究还不是恒定不变的研究模式，可以在不断的研发中探索出更多的研究方式，将区域看成是一种较为开放和非平衡的系统。并可以不断研究其时空演变的过程并且加以分析，通过对种种过去的研究模式加以开发，不断进行创新，研究出符合时代意义的新型科学思维模式。
3.数理方法及其应用
线性回归、多元回归、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分析中应用频率很高的数理方法。我国的陈彦光、刘继生从城市地理系统的广义假设出发，推导出引力模型的幂函数形式，使其从一个经验模型上升为理论模型，以北京、天津的空间相互作用为实例，对基于城市引力关系的空间作用进行了相关分析和波谱分析，提出了城市网络空间相互作用广义引力分析的典型范例。许光洪从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了城市与区域的经济联系特征，并采用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变换公式，计算了三种等级规模类型的城镇体系的经济联系强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形理论在我国区域差异、城镇体系等级结构、城镇体系空间相互作用、交通网络空间结构等方面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刘继生、陈彦光等在分形方法的理论探讨和区域应用等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城市体系具有分形特征，并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分形维数的测算方法进行了研究。刘继生、陈彦光还研究了点-轴系统空间结构的分形演化及其复杂性规律，揭示点-轴系统从低度有序的空间结构向高度有序的分形结构演化的规律，并论证点-轴系统的数理本质是空间复杂性中惟一巨型组件(UGC)。
4.计算机模拟方法及其应用
用GiS和RS技术可使我们对研究区域的空间结构特点予以更为精确的分析和可视化表达，为把握其空间结构演化规律、提炼相应的空间结构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平台。陈述彭主编的《城市化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王劲峰的《区域经济分析的模型方法》等对3S技术在区域经济空间研究中的应用起到了示范作用。王劲峰借助GiS技术，对区域核的生成与区域模型、增长极的空间效应及其腹地进行了模拟研究。刘纪远、王新生等也借助GiS技术，利用Voronoi图、凸壳原理、分形、Boyce-Clark形状指数等方法对我国城市空间形态的分布特征、城市空间扩展模式识别及城市空间形状测度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李双成、许月卿等以GiS为平台，利用ann模型对中国区域贫困化问题进行了空间模拟分析。朱文明以景观空间分析和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利用RS和GiS技术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空间结构和区域经济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三、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与方法研究展望
上面对于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探索方式进行了很多的分析，但是无论是何种方法，都是要在其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加以摸索探讨出更新颖的新课题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未来新突破的重要的研究启蒙，在不断的发展中还会发现在过去的经典理论当中会有很多不足之处。经典理论当中包含了很多科学理论在里边，将整体的经济活动分为人为的和客观的进行了整体的分析与探索，其中各种思路都为今后的探索有非常基础性的奠定意义。回顾过去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今后更好的为发现更加符合时展的重要理论的诞生。回顾经典也是为了更好的明天而奋斗，在以往的科学水平之下都会有那么多经典的诞生，作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创造出更加符合时代意义的理论就更加的容易，这也是激励当前研究人员的一种方式。区域经济空间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其未来的发展前景也是非常有时代意义的。
区域经济理论篇10
关键词:经济增长极;不平衡发展;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3-0101-02
一、西方经济增长极理论的产生:由均衡到非均衡
以美国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是一种源于发展经济学的均衡增长理论,这种平衡增长理论是一种认为在各个部门和产业应当同时投资推进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主张。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诺斯的出口基地理论以及纳克斯的贫困恶性理论均是这一点的代表。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很长一段时间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均衡性,认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市场机制良好的运行。然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因为与人类现实的发展情况与经验出现越来越多的冲突与不符而遭到了不断的质疑和批评。该理论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均衡性,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不同区域、不同国家或不同经济部门的繁荣与衰退常常并存,这些区域、国家或部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收入差别和价格差别。另外,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发达国家存在的传统产业衰落问题,都使人们对新古典所阐述的市场具有自动实现均衡功能的学说产生怀疑。于是作为新古典理论的对立面,一系列主张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理论应运而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德国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从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利用的认识出发,于1958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和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原则,进而提出了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战略。
美国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的罗斯托还提出了主导产业和主导产业群的更替学说,认为主导产业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较强的技术进步能力,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对其他产业增长具有较强的前向拉动和后向推动作用,对经济发展起导向性和带动性作用,代表了产业结构的演变方向或趋势的产业。按照罗斯托的主导产业学说,前一个成长阶段的主导产业会对下一阶段的主导产业产生引导作用,原来的主导产业部门在完成了带动其他部门和经济增长使命后,就会让位给新的主导产业部门。
针对纳克斯等人提出的均衡增长理论,赫希曼、辛格与罗斯托等人认为,这种理论对于缺乏经济资源(包括资本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稳定均衡增长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若国家经济的各部门总是处于一种稳定均衡的增长状态,那么便会使企业失去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动力,从而便不会使经济增长处于一种可持续的状态;再者,发展中国家的各项资源各项产业的分布本身就处于不均衡的状态;第三,平衡增长战略过于依赖政府的调节与干预,忽视所谓的“政府失灵”现象,一旦出现“政府失灵”,则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也不利于市场的培植与发育。
增长极的概念始于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这一概念时,主要不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问题,而是试图设计一种不同于凯恩斯和熊彼特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新构想,主张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空间”中的一个或一组优势经济部门的率先发展对整个经济系统推动的结果,这与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以及罗斯托的主导产业更替学说是相互一致的。
二、增长极理论在西方的演化与发展
1.佩鲁的主要理论与观点。佩鲁提出的经济部门的增长极,是指“经济空间”中起着支配和推动作用的经济部门,他把“经济空间”中在一定时期起支配和推动作用的经济部门称为经济增长极,增长极是一组起主导推动作用的产业,这种产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增长能力,可以通过极化效应、扩展效应等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而“经济空间”是指各经济部门之间的集合,即一群或者一组经济部门构成一个经济空间。在他看来,一国经济由“经济空间”构成,或者是计划经济或政策运用的空间形式,即为统计学意义上的均质的经济空间形式,或者是一种势力范围、力场,增长中心的经济空间形式,他着重分析了后者,认为经济增长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是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虽然涉及产业和企业的不平衡发展,但最终归结为城市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并且强调聚集和吸引效应,扩散效应以及地理、区位和中心优势,认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既增长了增长极自身的发展能力,又能够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增强区域的综合竞争实力,并且一旦区域内形成了增长极,便可通过资金、产品、人力资源、技术以及信息的传递,将其经济发展动力和创新成果带到广大的腹地去,形成强大的扩散效应,最终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
2.佩鲁理论的补充。与佩鲁有所不同,作为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批评者的赫希曼(a.Hirschman)则强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首次意识到累积的因果关系法则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了阐述。累积的因果关系阐述了一个包括两个或更多变量的正负反馈机制。在他看来,社会经济发展是由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非均衡发展过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导致其他因素的相应变化,进而又会形成反馈导致初始因素的变化,如此循环累积进而使经济过程沿着初始的变化而变化。
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提出以“增长中心”、“区域发展极”为标志的“地理性增长极”,用以区别原生的增长极即着眼于经济空间、创新性产品、部门和拥有推进型产业综合体城市的“佩鲁增长极”。赫希曼对增长极的运行机制作了补充,即增长极与区域(或腹地)的基本作用机制包括“极化效应”或“回波效应”(各种生产要素向发展极的回流和聚集。产生一种扩大地区内经济发展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从而产生一种缩小差距的趋势),用以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极)对其他落后地区或腹地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经济和增长极理论。艾萨尔德在这方面也功不可没,促成了增长极理论政策化和实用化,使该理论向区位理论、区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理论、区域差异与协调发展理论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渗透,为国家干预区域经济提供了可具操作性的政策理论和方法,奠定了西方区域经济学说的基础。吉尔伯特提出增长极、增长中心和区域经济发展中性论:“增长极与地理学中相对应的增长中心两个概念,逐步为政府部门采纳,并引入到区域开发规划之中,这些概念突破了意识形态方向的障碍,原因是它已经既为社会主义国家接受,也为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并加以应用。”增长极理论已在实践中得到成功的应用。
西方的经济增长极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臻完善、日趋成熟,并且已经付诸实践。尽管有着一些缺陷,但是它仍然是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并且在当今世界已被许多国家的政府列入经济规划以及发展布局的战略当中。
三、经济增长极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启示
20世纪7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趋势的大背景下,邓小平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俯瞰世界的发展趋势,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后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第一个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92年改革开放第二个宣言书《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以及1984年视察几个经济特区、1986年会见新西兰总理的谈话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可集中概括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这其中便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经济增长不平衡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发展所设计的宏伟蓝图,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腾飞了珠三角;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拉动了长三角;21世纪后,天津滨海新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则为环渤海地区和北部湾两地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经过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国家的建设尤其是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在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有效指引下,我们先后建立和开放了多个经济特区,形成了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多个经济增长极,有效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高瞻远瞩,进一步建立健全经济发展体制,积极调整产业经济结构。在遵循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理论的同时,兼顾全国的协调统一发展,完善国家的发展战略。在全国建立多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9年,国家发改委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随后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和《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等七个规划。这样由南到北便形成了珠三角、北部湾经济区、长三角、海西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到包括滨海新区在内的环渤海区域和辽宁沿海区域,加上今后可能获得批准的黄三角和山东“蓝色经济区”,全国沿海将连成一串漂亮的“金项链”,到2020年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时,沿海的整体经济框架将形成。中国将进入经济的全面复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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